作者：伊利夏提
来源：http://boxun.com/news/gb/china/2013/08/201308031217.shtml#.UgCLOcWBv7E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8月03日)
1989学潮时，我在石河子教师进修学校当老师。
1989年的学潮前后，对东突厥斯坦人民、特别是维吾尔人来说实际上也是个动荡的、到处是血和泪的多事之际。
是年5月19日，乌鲁木齐的维吾尔、回等穆斯林群众走上街头，抗议《性风俗》一书作者亵渎伊斯兰、污蔑穆罕默德圣人、行宗教歧视。中共殖民当局以一贯的残暴，阴险地使用欲擒故纵之诡计残酷镇压了乌鲁木齐穆斯林游行！ 有大批维吾尔人被抓捕、判刑、失踪。
学潮进入高潮前，东突厥斯坦早已是腥风血雨、人心惶惶、风声鹤唳；报纸媒体正连篇累牍的报道中共军警在乌鲁木齐广场镇压穆斯林游行示威的血腥战绩。各地‘严打，维稳’之声不绝于耳；自治区各地、各单位组织学习严厉打击‘5.19暴力犯罪打、砸、抢分子的’文件，主要是要求维吾尔人人人表态。
尽管游行最初发起者主要是以乌鲁木齐各回族清真寺长老为主，参加游行的群众也有近一半是回族信众；但最后，共产党镇压的屠刀还是重重地落到了维吾尔人头上！被抓捕判刑的绝大多数是维吾尔人！各地墙上到处是要抓捕维吾尔人的通缉令！
正当维吾尔人被压得喘不过气、几近窒息时，89学运进入了高潮！
本来，大多数维吾尔人只是在冷眼旁观；但很快，维吾尔人发现学运中有一瘦小维吾尔孩子的身影，而且还是学生领袖；这激发了维吾尔人对学运的兴趣；等到令维吾尔人骄傲的——维吾尔人吾尔凯希被学生们扛在肩上的电视图像出现时；维吾尔人不再压抑、沉默了，开始激动了；也开始每天坐在电视机前关心学运的发展，关心运动的动向了。
特别是，当维吾尔人看到吾尔凯希作为学生领袖、学生代表和共产党李鹏总理对话新闻片段时；吾尔凯希那无畏无惧、不卑不亢、义正词严地驳斥李鹏总理的理智、勇敢，再次点燃了维吾尔人那骚动的心，维吾尔人沸腾了！吾尔凯希算是为维吾尔人出了一口气！
一个维吾尔人的孩子不仅做了学运的领袖，还领着几十万汉人的孩子和长期残酷镇压中国人、维吾尔人、藏人的独裁中共针锋相对，进行较量，这能不让维吾尔人激动吗！
如果说，胡耀邦在东突厥斯坦、西藏短暂的开明政策曾经让一部分对中共政权抱幻想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因自由曙光的出现而激动过的话；那么，学运中吾尔凯希作为以汉人为绝对多数学生领袖的出现，着实让一大批维吾尔人、包括本人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抱着一线希望开始关心起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了，也开始积极参与到支持当地学运的各种活动中。
那时，我是学校即将毕业民族电器大专班的班主任；我利用晚上晚自习的时间，给学生讲解了电视剧《河殇》的内容。而且，我要求民族学生每天到学校图书馆去读《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每天晚上，我都会以激动的心情利用晚自习时间给民族学生讲解学运进展，回答他们的疑问。
大概也是因为我们学校集中了石河子最多的‘右派’的缘故吧；那一段时间，我们学校几乎整个出动声援学潮；而且，学生科的科长（上海人）、教务科科长（天津人）带头组织学生在石河子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游行，然后是捐款、发联名声援信等！
当时，有维吾尔学生问我：老师，学潮学生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学生呼吁的愿望实现了，我们能得到什么？‘我们’当然是指我们东突厥斯坦土著人民啦！
我当时回答说（大意）：学生现在的要求是反贪污腐败、要求实行政治改革，但最终目的应该是在中国实行民主；至于民主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具体变化，我说不上；但是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求得民主、平等的机会，至于这机会有多大，我们是否能抓住，我说不上；但是，我肯定，机会会给我们带来改变！
尽管我也不太自信，但还是继续鼓励学生道（大意）：只要共产党的专制被推翻的话，一定会有改变。如果今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汉人学生能够信任维吾尔人吾尔凯希的话，将他推举为领袖；那么至少应该可以想象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的话，这些参加过学运、经历过民主洗礼的汉人应该是会和我们进行平等的对话，和我们共同寻找解决民族问题的出路！？
学生似信非信！当然，我自己也不是很确定！
后来，学运被中共残酷镇压，希望破灭！再后来我也被迫离家出走。
到美国没有几个月，我就和纽约的中国民运人士建立了联系，也一起开展了几次抗议中共暴政的游行示威活动；自那时起，我坚持参加不同党派、不同观点民主人士举办的各类有关中国形势、中国未来趋势、中国民主化的研讨会。
有时，这些会议看起来似乎都是空谈；但借此会议机会，我们还是获得了直接和汉人学者、民运人士交流的机会；这些汉人学者、民运人士，毕竟在耐心地听我们说话；即便我们的话很刺耳，他们还在听。也开始有汉人学者站在我们的立场替我们说话；尽管声音微弱、单薄，但毕竟是汉人学者、民运人士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和我们一起指责共产党的强权霸道民族政策，而且这些正义人士的数字也在逐年增加；这在让我们感到希望的同时，也让专制政权极不舒服。
我个人对参加这类会议的原则是：只要民主民运人士邀请，只要时间、条件允许，就一定去参加他们的会议！在座者中肯定会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这也非常正常。关键是，大家是否有诚意做到一起平等地讨论存在的问题。争论也很正常；因为能坐下来谈、听我们讲、和我们争论，就说明这些汉人还有诚意，有平等交流的愿望。有交流，就会有理解的开始！
在参加这类会议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很多中国民主运动的先行者，参加过六四民运的民主人士、学生领袖；如：杨建立、胡平、谢选军、薛伟、项小吉、陈破空、王军涛、方政、吾尔凯希、魏京生、刘国凯等等。尽管并不是每位学者、民运人士都赞同我们维吾尔人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自由的追求；但都承认自中共占领东突厥斯坦以来、维吾尔人没有过过和平安宁的日子，承认维吾尔人正在遭到中共政权最残酷的民族压迫，承认过去的中国国民党政权、现在的中共政权在东突厥斯坦犯下了民族屠杀罪，承认中共政权还在继续对维吾尔人进行以民族灭绝为目的——法西斯种族灭绝政策！
而且其中不少人，如：公民力量杨建立博士、著名学者胡平、民运老战士薛伟、6.4学运学生领袖项小吉律师、著名时事评论员作家陈破空先生等，几次在不同公开场合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们支持维吾尔、藏民族追求民族自决的坚定立场！他们让我们看到了在民主制度下可能实现民汉和解，实现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的一丝曙光。
同样，在美国也有不少维吾尔人问我：伊利夏提，你一直在和汉人学者、民运人士来往交流；中国真的实行了民主，我们能得到什么吗？这些民运人士会不会一旦掌权就变脸、变卦呢？我们能信任这些汉人学者、民运人士吗？
当初，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也曾经承诺过许多；共产党头子、屠夫毛泽东在掌权前、掌权初期，也承诺过很多，也搞了个‘自治区’；但我们的境况却越来越糟，现在几乎到了垂死挣扎以求生存的地步，我们还能相信这些汉人吗？
我的回答仍然是：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百分之百的信任这些学者、民运汉人！但我相信，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总会有改变；至少民主的运行规则不会让执政者为所欲为；这或许会给我们带来千载难逢的机会；关键是看我们如何利用机会！
随着中国民主化的实现，民主、自由、平定、自决的机会肯定会降临维吾尔人、藏人、南蒙古人；关键是看我们如何掌握机会，利用机会。
国民党占领东突厥斯坦时期，尽管国民党政府也是一个专制政权；但在言论控制方面至少比共产党宽松一些，至少允许维吾尔学者说话、发表自己的观点。
如在四十年代的重庆，维吾尔人三领袖玉素甫∙艾沙∙阿里普特肯（Yusup Eysa Aliptekin）、麦斯乌德∙萨比尔∙拜阔孜（Mes’ud Sebry Bayqozi）、穆罕默德∙伊明∙博格拉（Muhammed Imin Boghra）；不仅能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和当时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争论东突厥斯坦历史地位问题；而且自己办各类宣传东突厥斯坦人文、历史、宗教信仰的杂志！公开发表不同于中国学者的、表明维吾尔人立场的历史观点：即东突厥斯坦各族人民有不同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宗教信仰，也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突厥各民族在包括东突厥斯坦在内的广大土地上建立过多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维吾尔人有权要求民族独立、民族自决等很尖锐的问题。
现在历史发展人类进入了文明的二十一世纪，民主制度更趋完善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普遍被各国接受，也被中国很多独立学者、民运人士所接受。在这种国际、国内大环境下；中国如果实现了民主的话，包括我们维吾尔人、藏人、南蒙古人一定会获得更多的机会；至少我们会获得在北京、在乌鲁木齐办报、办杂志的机会；获得向世界、向中国民众，特别是汉民族宣讲我们寻求民族自决观点、依据的机会！
中国民运民主人士也不至于敢在世界公众众目睽睽之下违背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承诺而自食其言吧！？毕竟这不是通讯不发达、封闭的二十世纪。
如果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维吾尔三领袖能够利用国民党专制政权表面宽松的新闻检查制度，办报纸、办杂志宣讲维吾尔人追求自由、平等、尊严的诉求；我相信，实现真正现代民主的现代中国一定会给我们维吾尔人带来一个，以和平、民主方式寻求维吾尔民族自由、平等、民族自决的良机。
关键，还是要看我们维吾尔人如何运用中国实现民主的良好机会，为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争取到平等、自由、民族自决的权力，实现民族利益最大化！
但是记住：别人是不会给我们恩赐自由的！自由也不是免费的午餐；自由是要用血与火，用生命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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