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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5月 23, 2014

由一份“通知”了解“驻寺工作组”

作者:唯色
來源: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5/blog-post_23.html

从网上发现一篇2012年1月31日《关于调整驻重点寺院工作组成员的通知》,是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政府网站于同一天登出。



这是一份重要的文本,不但提供了“驻寺工作组”的规模,而且披露了这样的信息:

1、从2011年10月起,西藏自治区向全区1700多座寺院、5400多个行政村,下派驻寺工作组和驻村工作队,共计近3万干部,迄今已是第三批。而化隆县政府的通知表明,并不只是西藏自治区才派“驻寺工作组”。化隆县本属安多藏区,称作“巴燕”,但历史上被回族不断占领,以及中共化整为零、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1949年9月建立“化隆回族自治县”,其中有5个藏族乡。

2、通知中提到的“驻寺工作组”有8个,分别入驻化隆县重要的八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夏琼寺、支扎上寺、扎西泽寺、赛智寺、旦斗寺、若素寺、卡力岗寺、乙什扎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有着七百多年历史的夏琼寺,以及作为藏传佛教后弘期发祥地的旦斗寺。

3、所谓驻寺工作显然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驻寺工作组”成员由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森林公安局,以及统战部、民宗局、610办公室等重要部门的干部,以及乡干部组成,每个工作组有12人至16人不等,共计106人。当然这只是全县其中8座重点寺院的规模。

那么,近年内,化隆县有无发生过被当局视为“分裂活动”、必须维稳的事件呢?

据我有关2008年3月遍及全藏的抗暴事件的记录,即《鼠年雪狮吼》一书记载:

2008年3月10日: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德扎寺(即支扎上寺)60多名僧人和平抗议游行,高举达赖喇嘛法像,呼喊要求自由的口号,被当局军警驱散。后有400多名僧俗民众在寺院后山举行了煨桑祈祷仪式。

又据我有关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的记录,即《自焚藏人档案》一书记载:

2013年2月24日晚,查甫藏族乡21岁农民彭毛顿珠在夏琼寺的辨经场点火自焚,表示抗议。在被家人送往西宁市医院途中遭军警抢走,之后牺牲。彭毛顿珠的家人和亲友被传讯,家被搜查,所在乡村被取消、停止发放贷款、补助等“惠民政策”。
因彭毛顿珠的自焚,传出“驻寺工作组”在夏琼寺的一些情况:之前,“驻寺工作组”在夏琼寺召集僧人开会,强调“爱国维稳”、“反对自焚”,并在寺院张贴“反自焚通告”,要求僧人和民众欢庆藏历新年。同时,僧舍被搜查,供奉在大殿中央的尊者达赖喇嘛法像被没收。
自焚事件发生之后,县民宗局局长马青德率工作组多次召开大会,强调自焚是“违法犯罪”。部分僧人被警方传唤。40多名武警驻扎寺院旁,经常搜查僧舍和僧人,禁止僧人去自焚者家中哀悼、修法,威胁违者将判刑15至20年。

2014年5月6日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广播节目,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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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关于调整驻重点寺院工作组成员的通知   

化隆县人民政府:http://www.hdhl.gov.cn(2012年1月31日)  
 
各有关乡镇党委、政府,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县直有关单位:

因工作需要,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对驻重点寺院工作组成员进行调整,现将调整后的人员名单及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查甫乡夏琼寺:

包寺县领导:李照本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常湟院 县检察院检察长
工作组组长:刘永俊 查甫乡党委书记
工作组副组长:马青德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
              多杰龙周  县公安局副局长
县工作组成员:县检察院尕仁尖措、穆生峰,县民宗局恒见,县司法局果然旦,县公安局马永年、王延平
乡镇工作组成员:曹晓平、吾尖才让、钟志庭、靳立平

二、雄先乡支扎上寺:

包寺县领导:徐喜明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马少武 县人民法院院长
工作组组长:周福明 雄先乡党委书记
工作组副组长:宁克加  县司法局局长
             冯世武  县林业局副局长、森林公安局局长
             王延华   县公安局副局长
县工作组成员:县森林公安局廖永生、李增发,县民宗局金先德,县公安局才智、多杰太,县司法局完么太
乡镇工作组成员:王有兰、周子豪、苗宝成、土登多杰

三、雄先乡扎西泽寺:

包寺县领导:赵国栋 县人大副主任
            赵晓安 县公安局副政委
工作组组长:加 华  雄先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工作组副组长:赵维荣  县610办公室主任
县工作组成员:县法院秦世忠、德拉,公安局吴海、多杰
乡镇工作组成员:赵永伟、肖峰海、朵生龙、刘伟

四、金源乡赛智寺:

包寺县领导:张发祥 县政府副县长
            李恒英  县公安局副局长
工作组组长:祁善钰  金源乡党委书记
工作组副组长:贺顺帮  县司法局副局长
县工作组成员:县司法局潘山庆,县法院石晓平,县公安局才仁扎西、才仁东智
乡镇工作组成员:白才让、拉洛、扎西、汪源福

五、金源乡旦斗寺:

包寺县领导:高雪明  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
            韩建忠  县政协副主席
工作组组长:才 仁   金源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工作组副组长:桑当周  县民宗局副局长
县工作组成员:县法院韩淼,县公安局李英善、曹进忠、斗盖,县司法局李看卓、拉毛杰
乡镇工作组成员:牛晓平、张海峰、赵玉生、扎西东智

六、德恒隆乡若素寺:

包寺县领导:李积英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冶生龙 县政府副县长
工作组组长:马锦梁  德恒隆乡党委书记
工作组副组长:杜德良 县司法局副局长
县工作组成员:县民宗局马青龙,县公安局杨德秀、田种新、石建卿,县法院雷福生
乡镇工作组成员:多杰项骞、赵志旭、包元太、韩渊文

七、沙连堡乡卡力岗寺:

包寺县领导:张胜源  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贺生忠  县政协副主席、财政局局长
工作组组长:马福英  沙连堡乡党委书记
工作组副组长:俞永红  县公安局副局长、群科分局局长
县工作组成员:县民宗局王俊,县司法局公保扎西,县公安局公保、马忠德
乡镇工作组成员:文成当智、马英成、毛吉元、白胜荣

八、石大仓乡乙什扎寺:

包寺县领导:马维忠  县委副书记
            康建文  县人大副主任
工作组组长:马如麒  石大仓乡党委书记
工作组副组长:白如林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县工作组成员:县法院马育民、尕藏,县公安局高占元、冶金明
乡镇工作组成员:马全成、徐成杉、常炳胜、胡索南

相关要求:

1、各驻寺工作组要在包寺县领导的统一安排下驻寺开展工作,严明工作纪律,在驻寺期间不得无故脱岗,凡在驻寺工作期间因脱岗造成后果者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2、各驻寺工作组要在驻寺工作期间排查化解影响寺院稳定的隐患和问题,关注寺院僧人的民生,了解僧人的实际困难,并及时解决实际困难。

3、由县民宗局牵头负责邀请省、地相关部门人员对重点寺院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二○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5月 02, 2014

补记《自焚藏人档案》出版后的11位自焚藏人

作者:唯色
来源: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5/11.html

《自焚藏人档案》于2013年9月由台湾雪域出版社出版,记录了2009年2月27日-2013年7月20日,境内120位自焚藏人、境外4位自焚藏人的档案,以及境内外7位试图自焚或自焚未成的藏人档案,以及2009年之前自焚的两位流亡藏人的档案。这之后,至2014年4月15日,境内外又有11位藏人自焚抗议,在此补充记录:

2013年8-12月,5起自焚(境内藏地4起,境外1起)

第125位藏人自焚:2013年8月6日,僧人嘎玛俄顿嘉措在加德满都自焚牺牲

嘎玛俄顿嘉措(ཀརྨ་ངེས་དོན་རྒྱ་མཚོ། Karma Nyedon Gyatso):

境内当雄(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羊八井镇)人,僧人,39岁。

2013年8月6日,拉萨传统节日“雪顿节”之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当地时间上午7时半,传出一位藏人僧侣在博拿佛塔转经道上点火自焚,当场牺牲的消息。

一位澳洲游客陈述目击盘腿而坐的嘎玛俄顿嘉措自焚情形:“我以为他点酥油灯时大腿不小心着火。然后我看见他往头上倒了瓶似乎是汽油的液体,火势蔓延开来。我没听到他发出声音。我开始呼喊求救。他蹲着,一脸扭曲可是却没喊叫。约2分钟后一路人拿着一桶水往他身上泼浇灭火势。另一位男子拿着灭火器出现。他的僧袍已烧成灰烬。”

约15分钟后尼泊尔警察抵达现场,用红布将自焚藏人遗体包裹带走。与对待2013年2月13日在加德满都自焚牺牲的来自康地的朱古竹钦泽仁一样,由于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尼泊尔政府不但不把他的遗体交与藏人流亡社区依佛教传统安排葬礼,甚至将遗体轻率火化,骨灰被扔弃。

嘎玛俄顿嘉措于1974年出生在拉萨当雄县羊八井镇,俗名为丹巴竹杰,流亡前为羊八井寺僧人。他的父亲名叫嘉央扎西,母亲名叫吾坚。他于2012年1月30日流亡抵达位于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站,曾去过印度,后返尼泊尔。

第126位藏人自焚:2013年9月28日,牧民西琼在阿坝县各莫乡自焚牺牲

西琼(ཞི་ཆུང་། Shichung):

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阿坝县各莫乡)人,牧民,41岁。

2013年9月28日下午约4点半,牧民西琼从当地正在举行的名为“缅顿”的法会上返回家中,而后在自家门前将自身点燃,喊着口号向公路跑去,随即倒地牺牲。

僧俗民众将西琼遗体送回他家,当局派出上百军警进行威胁,要求交出西琼遗体。在村里老人恳劝下,民众们只能眼看着西琼遗体被军警抢走,法会也只好提前结束。之后,西琼的遗体被当局擅自火化,骨灰被强迫撒入河中。

自焚牺牲的西琼遗下妻子和一对儿女,妻子名叫瓦罗,39岁;女儿名叫才波,18岁;儿子名叫平措,14岁。西琼除放牧务农外,平时还兼做裁缝,为乡亲缝制藏装。

而在当地举行“缅顿”法会时,当局诸多官员与军警到现场进行警告与监视。当时西琼曾对朋友說:“这些汉人不会让我们安心,我真的需要在他们面前实施自焚。”这应该视为西琼留下的遗言。第二天中午,西琼在尊者达赖喇嘛法相前供奉了一盏酥油灯,继而点火自焚。

西琼自焚牺牲后,当地的各莫寺和赛格寺及民众受到当局严格管制。

第127位藏人自焚:2013年11月11日,僧人才让杰在班玛县自焚牺牲

才让杰(ཚེ་རིང་་རྒྱལ། Tsering Gyal):

安多果洛(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人,觉囊派阿什琼寺僧人,20岁。

2013年11月11日下午5点左右,僧人才让杰在班玛县城丁字路口的“八瓣莲花”像前呼喊“嘉瓦仁波切千诺”(意为尊者达赖喇嘛,请护念我),点火自焚,重伤,被军警灭火后带往班玛县人民医院,随后在转往省会西宁医院的途中,才让杰牺牲。

才让杰在牺牲前,给两名陪同他的亲属留下遗言:“我今天是为了境内外藏人团聚而自焚,一定要搞好藏人内部的团结,保护好西藏的语言、文字和传统习俗,这是我唯一的愿望。若能这样,境内外藏人定能团聚”。

才让杰出生于班玛县江日堂乡的牧民家庭,父亲名叫西彭,母亲名叫仁卓,家有八个兄妹,他的舅舅朱古强曲白是阿什琼寺的住持。

才让杰自焚的时间,正值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之际。

才让杰是班玛县自焚的第二位藏人。2012年12月3日,班玛县班纳合寺僧人、29岁的洛桑格登在班玛县莲花街三岔路口点火自焚,双手合十,呼喊“藏人们请团结!”、“不要内斗!”,当场牺牲。之后,当地多名藏人因为从军警手中抢回洛桑格登遗体而遭当局严惩,被判刑1年半至10年不等。

而才让杰自焚牺牲后,当地僧俗藏人多达17人陆续被当局拘捕,包括阿什琼寺高僧图旺仁波切、纠察师布达嘉、纠察师格勒及其弟次拉杰等人。

才让杰家乡的江日堂寺堪布益西宁布遭当局通缉,在逃难中。当地女教师央措因手机微信上存有堪布益西宁布发来的才让杰照片被开除公职,还遭毒打住院。

第128位藏人自焚:2013年12月3日,牧民贡却才旦在阿坝县麦尔玛乡自焚牺牲

贡却才旦(དཀོན་མཆོག་ཚེ་བརྟན། Konchok Tseten):

安多玛曲(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人,后入赘到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麦尔玛乡),牧民,30岁。

2013年12月3日下午5点左右,牧民贡却才旦在阿坝县麦尔玛乡政府前点火自焚,呼喊“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让尊者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双手合十,倒下后被当地干部扑灭火焰,随后被军警和警察强行带走,多名藏人因阻拦被拘捕,包括贡却才旦的妻子及其几名亲属。

贡却才旦在被军警带往阿坝州首府马尔康县的途中不幸身亡。他的遗体被当局擅自火化,虽然将其骨灰交给了贡却才旦的一名亲属,却没有说明关于火化的情况。

贡却才旦出生于甘南州玛曲县齐哈玛乡吉勒合村的牧民家庭,父亲名叫桑阔,母亲名叫奥嘎。他入赘到阿坝县麦尔玛乡成家,妻子名叫南囊,现28岁,两人有两个儿子:4岁的恰多杰,3岁的华泽杰。

贡却才旦因带头参与2012年1月23日在阿坝县麦尔玛乡发生的上百名藏人示威游行活动,被中共当局通缉,但一直未能被抓捕。

第129位藏人自焚:2013年12月19日,僧人次成嘉措在夏河县阿木去乎镇自焚牺牲

次成嘉措(ཚུལ་ཁྲིམས་རྒྱ་མཚོ།Tsultrim Gyatso):

安多拉卜让(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阿木去乎镇)人,阿木去乎寺僧人,42岁。

2013年12月19日下午2点45分,僧人次成嘉措在阿木去乎镇的街上点火自焚,当场牺牲。当地僧俗藏人用黄绸将他的遗体包裹,送回阿木去乎寺,约400多名僧侣为次成嘉措举行了超度祈福法会。但军警闯入阿木去乎寺抢走次成嘉措的遗体,并在夏河县拉卜楞镇火葬场强行火化。当局还张贴“四个坚决不准”的藏汉文通告:“一、不准聚集、围观自焚事件。二、不准僧人为自焚者超度、诵经。三、不准吊唁慰问自焚者家属。四、不准私自处理自焚者尸体。”

次成嘉措在自焚前亲笔写下遗书,题为:

雪域斗士次成嘉措为了藏人的团结与福祉而自焚——金子般的眼泪
唉!眼泪,心口疼痛。
亲爱的哥哥,你能听到吗?你能看到吗?六百万藏人的苦难向谁诉说?黑汉人暴虐的监狱,夺走了我们黄金白银般的宝库,使百姓们处于苦难中,想起这,不禁流泪。
将我宝贵的身体燃烧,为了尊者达赖喇嘛返回故土,为了班禅喇嘛获得释放,为了六百万藏人的福祉,我将身体献供于烈火。以此祈愿消除三界众生的苦难,证得菩提之道。
佛、法、僧三宝,请保佑无助的人们。雪域同胞们要团结,不要被奸诈小人受骗。
——雪域斗士次成嘉措。

次成嘉措出生于安多桑曲阿木去乎尼玛龙部落(今夏河县阿木去乎镇尼玛龙村)的牧民家庭,父亲名叫旦正扎西(已故),母亲名叫拉姆吉,家中还有才贝、觉巴、桑杰卓玛三个兄妹。次成嘉措17岁时进入阿木去乎寺,是一位深怀慈悲、修学有成的合格僧人。

次成嘉措是第5位自焚的阿木去乎镇人,是第16位自焚的夏河县藏人。

2014年2-4月,6起自焚(境内藏地6起)

第130位藏人自焚:2014年2月5日,牧民彭毛三智在泽库多禾茂乡自焚牺牲

彭毛三智(འཕགས་མོ་བསམ་འགྲུབ། Phagmo Samdub,又写帕莫桑珠):

安多泽库(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多禾茂乡牧民、在家密宗修行者,27岁。

2014年2月5日晚约21时半,牧民彭毛三智在多禾茂乡第二完小(又称万青宁寄宿制完小)附近点火自焚,迅即赶至的警察将重伤的彭毛三智强行带往泽库县,当局立即严密控制通讯,严防自焚信息外传,并部署大批公安和武警,对泽库县城、自焚之地多禾茂乡及邻近县区采取了严密的戒备措施。有消息指他在自焚现场已经牺牲。

彭毛三智是多禾茂乡塔士乎村牧民,及在家密宗修行者,有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与女儿。其母名叫珠姆。

彭毛三智自焚后,当局拘捕了他的弟弟、僧人嘉措,以及华多夫妇、白玛、才旦加等藏人。

之前,仅在泽库县多禾茂乡已发生4起自焚抗议事件,即:2012年11月17日自焚牺牲的牧民桑德才让;2012年11月23日自焚牺牲的牧民达政;2012年11月25日自焚牺牲的尼师桑杰卓玛;2012年12月9日自焚牺牲的女中学生班钦吉。而最新发生的彭毛三智的自焚,即多禾茂乡第5起自焚抗议事件。

彭毛三智是2014年第一位自焚藏人。

第131位藏人自焚:2014年2月13日,洗车店主洛桑多杰在阿坝县自焚牺牲

洛桑多杰(བློ་བཟང་རྡོ་རྗེ། Lobsang Dorjee):

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贾洛乡人,曾为格尔登寺僧人,自焚前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经营洗车店,25岁。

2014年2月13日下午约18时半,洛桑多杰在阿坝县洽唐街(被当地民众称为“英雄街”)呼喊抗议口号,双手合十,点火自焚,部署在阿坝县城的大量军警迅即赶至现场,扑灭洛桑多杰身上的火焰之后将他强行带走,随即阿坝县戒备森严。三天后,即16日,洛桑多杰在阿坝州州府马尔康县的州医院牺牲,他的家人要求当局交还遗体被拒绝,只收到骨灰。当地很多民众为他去寺院点灯祈福。

洛桑多杰出生于阿坝县贾洛乡的牧民家庭,父亲名为才巴,母亲名为娜梅吉,有四个子女:姐姐达措,妹妹梅梅,弟弟扎西,洛桑多杰为老二,尚未结婚。

洛桑多杰曾为格尔登寺僧人,还俗后与母亲和弟弟在相邻不远的达日县经营洗车店。数日前,洛桑多杰回到阿坝县家里,朝拜寺院,参加法会。昨日自焚前,他还去格尔登寺观看金刚法舞。

迄今,仅属阿坝县贾洛乡籍的自焚藏人就有11位,即:2012年1月6日自焚牺牲的牧民次成,2012年2月11日自焚牺牲的尼姑丹真曲宗,2012年2月13日自焚后生死不明的僧人洛桑嘉措,2012年3月4日自焚牺牲的牧女仁钦,2012年3月5日自焚牺牲的牧民多杰,2012年3月28日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西绕,2012年8月6日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次成,2012年8月27日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格桑,2012年8月27日自焚牺牲的牧民旦木曲,2013年2月3日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朗杰,以及,2014年2月13日自焚后生死不明的洗车店店主洛桑多杰。

第132位藏人自焚:2014年3月16日,僧人久美旦真在泽库县自焚牺牲

久美旦真(འཇིགས་མེད་བསྟན་འཛིན། Jigme Tenzin):

安多泽库(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僧人,29岁。

3月16日早上7点,久美旦真在泽库县夏德寺外自焚,重伤。夏德寺僧人将他抬到寺院,为随即牺牲的他举行了超度祈福法会。当局立即封锁了该地区的通讯,并从夏德寺抓捕了14名僧人,其中11人至今被拘留。在拘押期间僧人皆遭毒打。久美旦真的两个兄弟于18日遭拘押,23日获释。久美旦真的父亲呼吁当局不要惩罚夏德寺,却于3月22日被拘捕,至今下落不明。

目前夏德寺有大量军警进驻,所有僧人被“软禁”,参加为期100天的“法制教育”。

久美旦真出生于泽库县夏德日乡牧民家庭,父亲名叫拉杰嘉,母亲名叫央廓。久美旦真为夏德寺僧人,并在安多地区著名大寺隆务寺(位于热贡即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学佛多年。

第133位藏人自焚:2014年3月16日,僧人洛桑华旦在阿坝县自焚牺牲

洛桑华旦(བློ་བཟང་དཔལ་ལྡན། Lobsang Palden):

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3岁。

3月16日,是2008年安多阿坝抗议民众被当局军警枪杀六周年纪念日。自此,3月16日被藏人称为“阿坝屠杀日”。始于2009年2月27日的第一起自焚,即格尔登寺僧人扎白正是因为纪念遇难者一周年的祈祷法会被取消而自焚。之后,2011年、2012年、2013年的3月16日,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彭措、洛桑次成、洛桑妥美相继自焚牺牲,以表达对中共镇压阿坝及全藏的抗议。

2014年3月16日上午11点半,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华旦正是在西藏自焚抗议运动的第一人——扎白自焚之处点火的,也即阿坝县洽唐街。因为有十多位藏人在这条街上自焚,这里已被当地藏人称为“英雄街”,而传遍全藏地。伤势严重的洛桑华旦当即被军警带走,五天后牺牲在医院。

洛桑华旦出生在阿坝县麦尔玛乡三大队(阿谢仓)的牧民家庭,父亲已故,母亲名为南科,继父名为西热,有兄弟姊妹多人,并有弟弟也是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华旦自小出家,一直在格尔登寺学习佛法。他在自焚前留下给母亲、兄弟姊妹及老师、同修的遗书,主要内容是感恩母亲抚育,永远要做利他的善事,民族之间团结,特别要与汉人邻居团结,只有双方互利才能共存。

遗书内容如下:

“想要对父母、兄弟姐妹们说的是:民族间相互团结,诚心相待是正确的。心怀妒恨招致失败,诚心相待会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同样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行,不要愚昧行事是极为重要的。

“如果是学生,要做到学业有成;如果是父母,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如果是商人,要做到双方有利。不论是农民还是牧民,要孝敬父母。

“对全世界,特别是对汉人邻居要团结,只有相互团结有爱心,才可以将我们的想法向对方说明,也可以有所作为,不是吗?哦!我要向你们说的是,要时常把有利他人和有利自己区分来开,要常求有利别人,不求有利自己,因为幸福的根源是有利他人及团结一致。

“愿阿妈、祖母、姨姨、舅舅、姐夫以及我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及所有与我有关的亲人,以及,付出心血教育我的老师,我的同学们事事顺利,心想事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利他。

“我的阿妈啦!您用慈爱养育了我们,我们是在您的血汗中逐渐成长,我们在您的怀抱里得到无尽的快乐,您给予我们太多太多,让我们顺顺利利,没有任何困难,一切只因您的慈悲。感恩我的母亲!一切是您给的,如果要一一详述,永远也没法说完,所以就说这么多吧!

“以上一定有很多错别字,我向你们表示抱歉。(华旦,或雄鹰智华,或素食者,或哈哈哈短腿敬上)”

第134位藏人自焚:2014年3月29日,尼师卓玛在巴塘县自焚

卓玛(སྒྲོལ་མ།Dolma):

康巴塘(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人,尼师,31岁。

3月29日下午3时多,尼师卓玛在巴塘县被改名为“康宁寺”的曲德贡巴的转经路上点火自焚,在场的藏人信众立即扑灭火焰,并将烧伤的尼师卓玛送往当地县医院。医院立即被军警严密封锁,当地通讯曾被阻断,但据消息,尼师卓玛“目前暂无生命危险”。而当时与她一起转经的三位尼师,巳被警方带走,尚无消息。

尼师卓玛出生于巴塘西松贡乡(在金沙江对岸,现已划入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芒康县)的农民家庭,父亲名叫尼玛,母亲名叫旺姆。其家族名为东拉卡,是巴塘境内的大户人家,巴塘大寺曲德贡巴(被改名为“康宁寺”)的三位转世仁波切以叔侄辈份出生在其家族中,有多位前辈在1950年代反抗中共的战斗中牺牲或入狱。

尼师卓玛焚之前住日登寺,自焚之前在日登寺磕等身长头已有数月。

而尼师卓玛自焚的地点,正是3月30日早晨去世的藏人共产党人、革命家平措汪杰先生的家乡——藏东康区的巴塘县。这是在巴塘县发生的第一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

第135位藏人自焚:2014年4月15日,农民赤勒朗加在道孚县自焚牺牲

赤勒朗加(འཕྲིན་ལས་རྣམ་རྒྱལ། Tinley Namgyal):

康道坞(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人,农民,32岁。

4月15日中午12时多,赤勒朗加在道孚县孔色乡自焚抗议,当场牺牲。

当地僧俗藏人闻讯赶到自焚现场,将赤勒朗加的遗体抬往孔色乡的宁玛寺院各它寺,举行了祈福超度法会。之后,赤勒朗加的家人将他的遗体送回家中,17日深夜火葬。

赤勒朗加是孔色乡格勒村农民,父亲名叫堆罗,已经去世,母亲名叫白拉,他在家中三个子女中排行最小,尚无结婚。

赤勒朗加在自焚前给友人和家人留下遗言:“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困难,根本没有自由。”“藏人没有自由可言,连骑摩托车到县城购物都受到阻拦”。“如果自焚的话,对西藏整体利益有多大作用?对获得自由有多大帮助?”

赤勒朗加自焚牺牲后,他的生前照片及自焚现场照片迅速被传出,藏人们还在照片下用藏文写道:“在道孚有一位名叫赤勒朗加的同胞,为了藏民族的政教燃烧了自己的身体,是民族的英雄,我们表示沉痛哀悼。”

道孚县是康区敏感地区,2008年以来发生过群体抗议、祝福尊者达赖喇嘛诞辰集会、五次自焚抗议以及不过“洛萨”(藏历新年)、“罢耕”、“吉度呢颇”等不合作事件,一直被当局严防与管控。赤勒朗加自焚牺牲后,他的家人陆续遭到当局的传唤和恐吓,日琼等多位藏人被拘捕。

迄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已有5位藏人自焚抗议,包括僧人、尼姑、流亡者和农民,即:2011年8月15日自焚牺牲的道孚县灵雀寺僧人次旺诺布;2011年11月3日自焚牺牲的道孚县铜佛山觉姆庙尼师班丹曲措;2012年3月26日自焚牺牲的原籍道孚县、流亡印度的学生江白益西;2013年6月11日自焚牺牲的道孚县巴秀扎嘎寺尼师旺钦卓玛;2014年4月15日自焚牺牲的道孚县孔色乡格勒村农民赤勒朗加。

星期六, 12月 14, 2013

一个藏族党员的公开信:他一到阿坝就带来了天灾与人祸

作者:罗枫
来源: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2/blog-post_18.html
转贴注:此文最早发表于网易论坛,时间是2012-02-14,现已被删,此为网络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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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领导:

您好!您若能在百忙中看完这封信的话,是阿坝各族人民的幸事。因为我要向您反映的是一个事关阿坝大局的人物侍俊同志的问题。

他一到阿坝就带来了天灾与人祸,天灾与他无关,但人祸对他来讲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这与他极左的思想和所言所行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民间对他有种种说法,有些并非没有道理。有人说他是“魔主”,为使自己升官,把小事搞大,好捞功劳,把寺庙护法神殿中的烂枪锈刀(千百年来藏区有放下屠刀把刀枪交给寺院表示不再作恶的习俗)论为反共藏独用具,事实上,藏区百姓是最感恩共产党的,而后他就收不了口子,民间比喻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做法好像是伊拉克,工作组人员比和尚还多的做法好像是文革,老百姓在枪口下生活的做法好像利比亚。一年又一年失去自由而没有发展的生活让那些单纯的牧民失去希望,所以,尽管我们在牧区做了很多富民安康的工作,牧区依然还有一小戳人要迎合境外唆使,我们州称之为“烧烤”的事件依然不绝,而且越来越多,由和尚发展为尼姑,由僧侣发展为一般俗人。除境外势力外,内部原因没有人好好研究分析,大量的工作组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究竟原因何在?他为了自己今年五月份的升迁,再次大打人海战术,搞了阿坝州建州以来第一次全州干部大年初一上班的先例。只要他的思想不变,方法不变,感情不变,态度不变,继续粗造行事,阿坝难以安宁,寺庙难以祥和。

他的用人方式让阿坝州的各族各界人士感到匪夷所思、不可理喻。民间有种说法,说阿坝县的维稳工作交给两个“疯子”管,越管越疯。一个是严春风副州长是5.12后我州招考的城市规划人才,他对民族地区一无所知,对宗教政策和问题一片空白,对藏区百姓毫无感情,对藏族语言更是纯属无知,因此,他管维稳纯属瞎指挥,洋相百出,越说越瓜,越干越乱。另一个“疯子”是刘峰,格尔登寺管理处处长,也和春风一样一片空白,只会算计不会安抚。

对他的用人方法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叫提枪打仗(提羌打藏)。他把对3.14打砸份子的恨转移到藏族干部和百姓身上,整下课了一批干部,凉拌了一批干部,同时扶持和培养了一批羌干充实到各县和各单位,全然忘记了59%藏族、18%羌族的州情,就像是忘记了94%的汉族是我们的国情一样。所以民间说,藏族干部倒在了侍俊手上,羌族干部倒在了重建上。其实,他对羌族干部的偏爱,不仅来自于羌区灾后重建给他添了脸面、树了政绩,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一个被称为羌王的人——谷运龙,谷掌管的阿坝州的企业被称为谷氏企业,谷也插手灾后重建项目,他们俩利益均分,成为一条船上的人,所以他处处维护谷,听从谷,很多方面连吴州长都板不过谷,在关键人事上侍俊要用谷的人而不用吴州长的人,吴只能满腹牢骚别无他法,因为吴州长清楚他作为藏族惹不起侍俊,一句“有藏族情结、有民族情绪”就会把它和其他人一样打入地狱。他对上,装得很民主很亲民,其实是会上不许有不同声音,会上一套,会下一套,对下是明显歧视,公开场合就说过藏族人张牙舞爪,愚昧无知。

可以说他在政治上搞两面派,官场上搞权术,经济上掺假水,文化上搞摧毁,信仰上搞强制,这一切都是为他自己上省级领导而服务的:

——用人上用了谷,就把多年来的两面性暴露无遗,他推荐谷做副书记,就得罪了陈钢,最为最老的州委常委,论资排辈都该他了,但安排去政协,非常不满。杨克林作为多年政法委书记,出生入死,维稳功不可没,但否定了他,他现在也公开唱反调了。金吉昌作为统战部部长、州委秘书长,3.14以来深入虎穴广做安抚,鞍前马后搞服务工作,但也不推荐他,他也大发牢骚,张万平……常委中没人真正服他,满意的人只有谷运龙一人。这样的班长带出的班子还有什么凝聚力和战斗力可言?民间对他的评论是:能力不如黄新初,精力不如李崇喜,魅力不如欧泽高,魄力不如泽巴足。而如今换届下来的州级领导班子是历届最弱的班子,论经验、资历、水平、能力、综合素质除一两个人还受公认外,干部百姓普遍不看好,有多年地方工作经验的本土老将要么到政协要么放在部门不提拔,这些年富力强的本地干部,除了困惑外,意见很大,无心做事。事实上,侍俊根本不信任本地干部,连他的秘书和驾驶员都是从外地带来,州委部门能招考的全是外地干部,空降干部、外地干部、假藏、假羌充实各个部门和地方,我州的州情还没有发展到汉语干部就可以独当一面服务好一方百姓的程度,而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对干部任用有要求,我们州现在是需要双语干部,维稳中这个问题就明显暴露出来,双语干部在维稳中工作优势和工作效果都明显,但是它不提拔双语干部,不重用双语干部,年前先后提拔的600多名干部中,双语干部不到20人。本地干部除了干活没有什么希望可期,这种情况下,本地干部除了情绪和牢骚外还能往肚子里装什么?

——经济上的各项指标都有水分,GDP、农牧民收入、旅游手收入、灾后重建等,都围绕自己的政绩注了水,就连财政收入、税收收入都加了水。他到阿坝,干部群众最大的提高就是学会了作假。

——要说最大的破坏,就是对藏族文化的破坏。提羌打藏的最大表现也在这上面。首先是把州委、政府分管文化教育的安排为两个羌族,州委陈钢,州政府刘文芝,在他们的精心安排下,撤并转了一批藏区中小学,安排许多学生到茂县羌区学习。侍俊和谷运龙把草地人和马尔康中等民族师范学校列为最不稳定的人群和学校,维稳大会小会指出来说,虽说有事实依据,但他们的负面情绪极大地影响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藏羌矛盾。藏族人变成州里千夫所指的人群,就像一度在内地大城市里出现过的畏藏、歧藏事件一样,阿坝州的干部群众对藏区和藏人的这种畏藏、歧藏事件一样,阿坝州的干部群众对藏区和藏人的这种畏、歧指向也非常明显,没有原则和没有感情的非藏干部对州里的敏感事件的反应是“烧光才好”“全部枪毙”之类。藏羌民族干部利益分割势力突出,民族矛盾深化。第二全州除茂县是纯羌区外,汶川有藏羌各三分之一,他却要把汶川打造成羌城,同时,把映秀、水磨等历史上的藏区改为羌区,用所谓的“唯一性”来篡改历史,老百姓说,瓦斯土司在汶川有史可查的600年统治全部烟消云散焚尸灭迹了。第三,沿路所有的标示标牌都写成是“某某羌寨”,而所有的藏寨都基本不用“藏寨”两个字。给人的感觉是走进了阿坝就走进了羌区,殊不知阿坝州13个县中有10个是纯藏区,汶川、理县两个藏羌县,只有茂县才是羌族县。第四,其他县想改头换面成羌族县,比如九寨沟,应说是99%的藏族,但他却在九寨天堂建所谓的羌城,编一套节目把九寨说成是羌女的后人,这与谷运龙一批所谓羌人弘扬羌文化理念不无关系,滑稽至此,令人啼笑。根据旅行社反映,对“藏谜”这样被文化部评为全国十大精品文化节目的剧团,却想方设法进行打压,主要是为了保护他们认可的羌族文化人才旺斌所经营剧团的利益,就好比是五星级酒店要与鸡毛店强制搞成一个价一样。这样的文化产业怎么搞得好呢?他对文化上假大空的东西却是盛赞有佳,一张白纸好画图,把民族文化建立在空中楼阁,阿坝州被吹捧出来的文化仿佛在演绎穿越剧。第五,经常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说成“羌族藏族”自治州,把“藏乡羌寨”说成“羌乡藏寨”,把哈达放在羌红里面,这种说法和行为绝不是口误和无意而是故意为之。第六,凡穿藏装的人都进不了州委、州政府大门,凡说藏话的人都成怀疑对象,他认为藏装只能出现在舞台和戏剧里,否则就有二心。

这一系列行为,使省委、省政府在藏区搞的牧民定居新生活、综合防治大骨节病等牧区的惠民工程大打折扣,也使欧泽高、李崇喜、黄新初等历届领导打下的良好基础受到影响,更影响到中央、省对藏区工作一件的具体实施,其后果是民族地区稳定、团结、和谐、发展没有得到有效实现。

写信人:罗枫

星期一, 12月 09, 2013

西藏阿坝格德主寺创立600周年纪念活动在达萨举行

时间:2012-05-05
来源:西藏之声
http://www.vot.org/cn/%E8%A5%BF%E8%97%8F%E9%98%BF%E5%9D%9D%E6%A0%BC%E5%BE%B7%E4%B8%BB%E5%AF%BA%E5%88%9B%E7%AB%8B600%E5%91%A8%E5%B9%B4%E7%BA%AA%E5%BF%B5%E6%B4%BB%E5%8A%A8%E5%9C%A8%E8%BE%BE%E8%90%A8%E4%B8%BE%E8%A1%8C/#more-10649

【西藏之声5月5日报导】位于西藏安多阿坝州境内的格鲁派最大寺院格德寺(又称格尔登寺)创立600周年纪念活动于今天(5日)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格德寺中隆重举行。

藏传佛教格鲁派座主甘丹赤巴日宗·赛仁波切,格德寺寺主格德仁波切,色拉寺祥萨仁波切,
西藏上密院住持为首的附近各寺院住持和堪布,西藏人民议会议员,非官方性组织代表,以及僧俗民众等上千人参与了今天的纪念活动。

主要嘉宾甘丹法座日宗·赛仁波切在纪念活动上表示,(录音)当前在西藏境内,佛法正处于衰退的状态下,而有幸的是在境外,由于达赖喇嘛尊者的正确教导下得以延续和弘扬。此外,在中国、西藏、蒙古和喜马拉雅区域的僧侣人数也在急剧下降,其主要原因是人们对佛法的不了解和盲目信仰导致,因此,佛教僧尼加强学习佛法理论知识,并教导大众正确认识佛法是极为重要的。

西藏格德寺寺主第十一世杰尊洛桑丹增·晋美益西嘉措仁波切在纪念活动上详细介绍了西藏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心传弟子第一世绒青·根登坚参于公元1412年创建第一座格德寺尕拉日·扎西楞珠林寺,开始弘扬佛法及普度众生的伟大业绩。格德仁波切表示,在宗教方面,格德寺虽是格鲁派寺院,但其分寺弘扬宁玛、觉囊、萨迦、噶举和奔波等各教派传承,一直以来,各教派都很和睦相处;在环境保护方面,格德寺一直倡导藏人禁止砍伐森林和乱挖虫草,保护野生动植物;此外格德寺还时常教导藏人加强学习文化知识、停止打架斗殴,并为化解草场纠纷和个人恩怨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格德寺仁波切强调,(录音)今天在西藏境内肯定会有很多人正在关注这边的纪念活动,因此,想借用这一机会,再次呼吁各寺院住持、堪布和僧尼,做一名道德品行优良、贫困好学的合格佛教僧尼,同时,也想呼吁民众把所学到的佛法知识运用到实际行动中,尤其在我们的家乡,藏汉两族共同居住在一起,因此,相互间要彼此尊重和和睦相处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汉人和藏人都想得到幸福和快乐,所以和谐与团结是创造幸福的前提。

格德仁波切于今天早上8点钟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保护和发扬西藏文化与宗教传承,每个藏人都有责任,尤其是佛教僧尼,因此,在将来加强对佛法理论和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努力为藏人和毗邻中国大陆的上亿人民进行服务是非常重要的。

据了解,西藏安多阿坝格德寺(又称格德勒谢林),公元1412年在阿坝县茸安乡境内创建,格德寺兼修藏传佛教显宗、密宗教法,由闻思辩经学院、续部学院、时轮学院和医学院四个扎仓修习专业组成,格德寺共有20多座直属分寺,在西藏境内大约有5000多名僧人,而位于印度达兰达拉的格德寺共有150多名僧人。

Crisis at Kirti Monastery intensifies

来源:https://www.savetibet.org/crisis-at-kirti-monastery-intensifies-rare-public-statements-by-lama-in-exile/

Crisis at Kirti Monastery intensifies: rare public statements by lama in exil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on April 13, 2011


As the crisis at Kirti monastery in Ngaba intensifies, exile lama Kirti Rinpoche has made rare public statements addressed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the people of Ngaba, both published in full below.

Local people in Ngaba who had gathered at Kirti monastery in an attempt to prevent monks being taken away to a prison for ‘re-education’ remain in serious danger today as troops closed in and the lockdown at the monastery continues. Ngaba people had gathered at the monastery yesterday (April 12) after the authorities announced that monks between the ages of 18-40 would be taken away to be “re-educated”. Troops have been posted at hospitals in the county, creating further anxiety of a deepening crackdown.

According to Tibetans in exile in contact with people in the area, Ngaba people successfully blocked a number of military vehicles from entering the monastery yesterday (April 12), but police responded by severely beating many, and setting dogs on the crowd. In an atmosphere of escalating tension, police blocked traffic in Ngaba town, and some children attending schools in the town were prevented from returning home to outlying villages. (ICT report, Protests, tensions escalate in Ngaba following self-immolation of monk: Kirti monastery under lockdown).

Some local people slept on the road near the main gate of the monastery last night, according to the same sources in exile. A monk in exile who is in contact with people in Ngaba, a Tibetan area of Sichuan, said: “The authorities sent many police officers and a large number of soldiers into the area, and they conducted house to house investigation in Ngaba county and surrounding settlements such as Gabma Dewa (a pastoral community). They questioned each household about the number of household members, their present whereabouts, whether all the people present were members of that household, and so on.” 



The same source said that as a result a number of Tibetans were detained, following other arrests and disappearances over the past two weeks, although full details are not known. A Tibetan in contact with others in the area said: “Everyone is terrified of being taken away by polic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Reports that two women died of their injuries after being beaten by police could not immediately be confirmed.

In a statement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Kirti Rinpoche, who is based in exile in Dharamsala, India, said today: “Armed troops in conjunction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currently enforcing a brutal clampdown on Kirti monastery in Ngaba, depriving it of all freedom and reducing it to desperation, and it is out of the suffering and frustration so caused that we seek to address you now.”



Kirti Rinpoche, Rongpo Choje Kirti Tulku, the lama of Kirti monastery in exile, also stated: “The present policy being implemented in minority regions belongs to the discredited old approach from the era of ‘class struggle’. It must be realised that the people cannot be controlled merely through economic growth and state propaganda. If it is not grasped that the era of ‘power comes from the barrel of a gun’ has passed, if those in power continue to misapprehend the changed situation and persist with that philosophy, far from achieving success, it will naturally lead only to a growing confrontation between rulers and ruled and continuing crisis, and it is with the broader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state and people in mind that we appeal for preventive measures to be taken against this eventuality.”

In his statement to the people of Ngaba, Kirti Rinpoche appeals to Tibetans to continue to practice non-violence, even though “The ongoing repression of ordinary people, both monks and laity, driven by desperation into confrontation with the Chinese army is indeed hard to bear”. Following the initial crackdown in March/April 2008, Kirti monks in Tibet dictated a letter to fellow monks in exile, saying: “Too much for our hearts to hear about, and too much for our eyes to witness”. (ICT report, Tibet at a Turning Point)



There has been a deepening climate of fear in Ngaba Tibetan and Qia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Sichuan (the Tibetan area of Amdo), as a result of a worsening crackdown by the authorities following the self-immolation and death of a young monk called Phuntsog from Kirti monastery on March 16. Phuntsog chose this date to make his protest as it was the third anniversary of a major protest in Ngaba in 2008, when monks were joined by laypeople and schoolchildren in calling for a free Tibet, with pictures of the Dalai Lama and Tibetan flags on display. The protests were met by a violent crackdown by the authorities, in which at least ten Tibetans were shot dead. In subsequent raids on the monastery, photos of the Dalai Lama and other senior religious figures were stamped upon, torn or shot at by armed police, and monks were compelled to under ‘patriotic education.’

Over the past few days, Kirti has been under lockdown, with a new barbed wire fence and wall being built around the back of the monastic complex, and armed troops within the compound preventing monks from leaving and food from being delivered.



According to Kirti monks in exile, local people were concerned to hear reports that space had been made for hundreds of monks at a prison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Ngaba prefecture. The term used by the authorities when taking monks away from their monastery for re-education in a detention facility is to ‘go for study.’

There are precedents to mass numbers of monks being taken into detention “for study” in Tibet – in April 2008, armed police raided Lhasa’s three main monasteries, Sera, Drepung and Ganden, already under lockdown following the beginning of major protests on March 10 that year, and took away hundreds of monks. At least 600 monks were taken from Drepung at dawn on April 25, 2008, some with black hoods over their heads. Many of them were taken to Golmud (Chinese: Ge’ermu) in Qinghai by train and held in a military prison where Tibetan teachers were required to carry out ‘rule of law education classes’. Often monks with medical conditions were not treated and others suffered severe anxiety and trauma due to the conditions of virtual imprisonment;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had no idea of their whereabouts, or even whether they had were still alive, for several months. A Drepung monk held in custody at Golmud at this time composed a song based on a popular folk song,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lyrics: “The weary gloom of anguish has set in./O Sun! Come forth with speed!/O Sun! We cannot wait much longer!/My karmic destiny shaped in past lives/Has rendered this youth a victim of circumstance./In the Three Seats of learning of the U-Tsang region [Drepung, Sera and Ganden/There’s no freedom of movement.” (ICT report, A Great Mountain Burned by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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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s by Kirti Rinpoche

The full text of both statements issued today by Kirti Rinpoch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from Tibetan by ICT, follow below.



Statement by the lama of Kirti monastery in exile to the people of Ngaba

Rongpo Choje Kirti Tulku
Losang Tendzin Jigme Yeshe Gyatso

Dear and beloved co-religionists in Ngaba prefecture and especially Ngaba county, with constant anxiety over the serious incidents taking place in the region, I offer condolences to the relatives and children of those killed or injured, and make prayers and invocations that the deceased may once again be reborn as humans with sound faculties and personal freedom able to find the Buddhist teachings, that the afflictions of the wounded will swiftly heal, that the imprisoned may soon get out of jail, and that the people as a whole, lay and monastic, may soon be released from the dreadful suffering of living in a state of terror. 



At the same time, I have called upon the lead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oncerned officials in the Sichuan province, Ngaba prefecture and Ngaba county governments to put a stop to their unchecked intimidation, repression, duplicity and harassment in the region. The ongoing repression of ordinary people, both monks and laity, driven by desperation into confrontation with the Chinese army is indeed hard to bear, but I appeal to you consider that confrontation simply heaps even more suffering on ourselves, and to frame whatever action you take within the parameters of nonviolence.

For another confrontation in which more people are killed and wounded not to take place, I call on everyone to stick as much as they can to a peaceful approach by keeping their temper. That is my request, please consider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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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er of the title ‘Incarnate Lama of Kirti monastery’Noble land of India,

April 13, 2011

Statement to the lead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oncerned officials of the Sichuan province, Ngaba Tibetan and Qia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and Ngaba county

Whether on the order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r not, armed troops in conjunction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currently enforcing a brutal clampdown on Kirti monastery in Ngaba, depriving it of all freedom and reducing it to desperation, and it is out of the suffering and frustration so caused that we seek to address you now.



The harassment of Kirti monastery and the community, both monastic and lay, with constant intimidation and a variety of false pretexts will not yield any positive results and we hope that it will be swiftly curtailed. The cause of the incidents arising there is the dissatisfaction of the people with the behaviour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t the fals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ituation made to the higher levels of government are only increasing the alienation between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Is this not a serious violation of the ‘Harmonious Society’ initiative of which President Hu Jintao has spoken?

The realisation of this initiative depends upon clos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Levelling serious political allegations at any opportunity, and meting out punishments like death sentences and life imprisonment, pretending to do so as loyal servants of the state while only heightening the public’s sense of grievance and driving them to desperation is a way to precipitat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and it must be realised that those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 responsible are not doing so out of duty to the Party or nation, but out of their own selfish and corrupt interests.



The senior leadership must find the courage to accept that constant repression born of suspicion and the attempt to enforce ‘Harmony’ with the power of the gun cannot address the real situation. Even animals respond positively to gentle treatment rather than brute force.

Just as no-one can change the course of the planets and stars, so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attitudes across the world cannot be stopped, and if instead of thinking only of their own power, and by respecting the groundswell of public opinion, those in authority could find the courage to consider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need for reform, and defuse the potential for conflict by peaceful means, it is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that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government will grow closer and a ‘Harmonious Society’ can become a reality.



If the leaders are unable to trust the people and respond only with repression, the peoples’ sense of grievance will worsen, and lead only to confrontation, negating any prospect of ‘Harmony’, so we call for the cessation of such brutal methods nationwide, and especially in the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There are not enough prisons or soldiers in the land to maintain such a course indefinitely.

The present policy being implemented in minority regions belongs to the discredited old approach from the era of ‘class struggle’. It must be realised that the people cannot be controlled merely through economic growth and state propaganda.



If it is not grasped that the era of “Power comes from the barrel of a gun” has passed, if those in power continue to misapprehend the changed situation and persist with that philosophy, far from achieving success, it will naturally lead only to a growing confrontation between rulers and ruled and continuing crisis, and it is with the broader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state and people in mind that we appeal for preventive measures to be taken against this eventuality.

In keeping with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s vision that the ‘Middle Way’ approach is the only way to ensure the nation’s long term stability, we appeal for the resumption of negotiations between Tibetan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thout further delay.
 


The Lama of Kirti monastery in exile
April 13, 2011

守法持戒才是正道——刘奇葆在阿坝县格尔登寺调研记

来源:四川日报 2012年02月24日 星期五
http://sichuandaily.scol.com.cn/2012/02/24/20120224411374089566.htm

“我们一切依法,法是国家的意志。寺庙只有守法持戒,走的才是正道,才有前程。”这是2月20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葆在阿坝州阿坝县格尔登寺调研时掷地有声的话语。

听说省委书记要来寺庙调研,格尔登寺的洞沟活佛以及索朗降木措等寺管会成员手捧洁白的哈达,早早地站在寺庙大门外迎候。刘奇葆刚一下车,寺庙的僧人就快步迎上前来,为刘奇葆献上哈达,双手合十,躬身行礼。刘奇葆说:藏历新年就要到了,祝大家新年快乐,扎西德勒!

在洞沟活佛等寺庙僧人的陪同下,刘奇葆缓步走进寺庙,一边走一边打量这座已有140多年历史的寺庙。

当听到洞沟活佛介绍说,当地政府对寺庙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了不少支持,寺庙的硬件环境有很大的改善和提高,还解决了僧人的低保、社保等问题时,刘奇葆说,我们国家宗教政策的核心,一是依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二是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在今天的藏区,除了对共产党员有无神论的要求外,不反对任何人信教。对寺庙正常的宗教活动,对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需求,政府都是支持和保障的。

在格尔登寺寺庙社区服务中心,刘奇葆听取了服务中心为寺庙僧人提供法律援助、社会保障、民政救助等服务的情况,还走进警务室察看警务、消防、治安等工作情况,看到服务中心墙上公示了寺庙所有僧人的个人信息,刘奇葆嘱咐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要进一步加强寺庙的社会化管理和服务,融管理于服务,依法维护寺庙的正常秩序。

刘奇葆还来到格尔登寺的大经堂参观。格尔登寺大经堂装饰精美,中部正佛殿供奉着释迦牟尼、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第八世格尔登活佛等法座。刘奇葆认真听取格尔登寺的历史传承介绍,他说,藏传佛教历史上许多高僧大德追求真理,严明戒律,驱邪扶正,为藏区发展、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格尔登寺的僧人继承和弘扬这些高僧大德的优秀品质,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国家统一的维护者和推动者。

为了深入了解格尔登寺管理情况,刘奇葆还与寺管会的主要负责人进行座谈。寺管会负责人洞沟活佛、索朗降木措等介绍了寺庙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推进依法治寺的情况,他们表示十分珍惜现在的稳定局面,一定会认真管好寺庙,教育全寺僧人爱国爱教、遵纪守法。

刘奇葆对近年来格尔登寺的法制宣传教育成效给予肯定,希望寺庙继续努力,把加强寺庙管理的规章制度执行好。刘奇葆说,格尔登寺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寺庙,寺庙大多数僧人是爱国爱教、持戒守法的,是反对分裂破坏,反对违法犯罪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是这座寺庙的前程所在。寺内的一些高僧大德在法制宣传教育中亮明了反对分裂的态度,与国家和人民站在了一边,这将提高他们的威望,也将提高寺庙的威望。

在谈到依法管理寺庙时,刘奇葆说,我们一切依法,法是国家的意志。坚决反对分裂破坏活动和其他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这是法律的底线,是高压线,谁都不要去碰。寺庙只有守法持戒,走的才是正道,宗教自由才能得到保障,寺庙才有前程。寺庙僧人首先是国家公民,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但人的行动必须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没有法外之寺,也没有法外之人。不管地位有多高,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要接受法律的管理,受到法律的制约。格尔登寺的法制宣传教育还任重道远,寺管会要切实负起责任来,继续深化、充实内容,不断完善寺规和依法治寺的办法,服从政府的管理,切实走上依法从事宗教活动的轨道,引导和教育本寺僧人不参与分裂破坏活动,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格尔登寺的百年历史和形象,维护信教群众心目中的圣洁殿堂。特别是要抵制外部的干扰,真正把寺庙的主持权、领导权掌握在寺管会的手上。

刘奇葆说,寺庙是佛门清净地,要执着地培育祥和之气,让任何人走进这座寺庙,都感觉到一种安静感、祥和感。生命是崇高的,按佛教教义来说就是人生难得,没有任何理由去毁灭一个无辜的生命。寺庙的活佛、经师和年长僧人,要肩负起传道授业的责任和义务,带头坚守教规教义,做到增长智慧,消除无明,启迪和引导后辈僧人学真经、走正道,多做有益于他人的事情,多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多做有益于藏传佛教进步传承的事情,教育他们珍惜万物,珍惜健康,珍惜生命。这是对后辈僧人负责,也是对寺庙负责。 本报记者方小虎

為什麼自焚最先在阿壩?

作者:《中國密報》特約記者方鸣
来源:明镜网 http://city.mirrorbooks.com/news/html/40/n-75140.html

  在100起藏人自焚事件中,3起發生在境外,其餘的97起發生在中國境內,其中西藏8起、甘肅19起、青海25起、四川45起。而在四川發生的45起中,就有39起發生在阿壩。

  為什麼自焚最先發生在阿壩,阿壩成為藏人自焚的中心?李江琳認為“因為那裡的藏人在近代史上遭受外族的壓迫最重,在中共建政過程中遭受的迫害最深,他們的反抗最激烈,受到的鎮壓和殺戮也最為血腥和殘酷。”

  李江琳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該州寺院必須遵守的條例有《國務院宗教事務條例》(47條)、《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14條)、《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13條)、《藏傳佛教寺廟管理辦法》(43條)、《宗教教職人員備案辦法》(16條)、《宗教活動場所財務監督管理辦法(試行)》(40條)、《四川省宗教事務條例》(59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宗教事務條例》(65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藏傳佛教事務管理暫行辦法》(59條)等。這些條例不算細則就有356條之多,其中為藏傳佛教“定身製作”的條例有116條,這還不算相關法規和各縣的“土政策”。

  此外,還有許多不公開的“紅頭文件”。比方說“國辦發[1991]39號文件“規定活佛”可以轉世,不可全轉,從嚴掌握”。根據這份內部文件的指示,青海省規定“活佛轉世工作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進行”,除上述3條原則,還增加了“控制總量”,明確提出“轉世活佛總量不超過1958年後去世活佛數的三分之一”。至於轉世靈童的審批權,則由“內部掌握”。

  除了幾百條公開“條例”和無法統計的內部規定,寺院還被各種公開和秘密、永久性和臨時性的“有關部門”控制。阿壩州的“藏傳佛教事務管理暫行辦法”規定,該條例由州、縣兩級公安、國土、建設、教育、外事等24個部門共同實施。此外還有諸如“活佛轉世工作領導小組”、“對達賴集團鬥爭領導小組”一類部門。除了通過公開條例和內部指令,以及形形色色的“部門”之外,寺院事無鉅細都在管制範圍內。青海果洛州的條例不僅規定各級政府“定期對藏傳佛教寺院廣播電視、互聯網、印刷品和音像製品等進行監督檢查”,連懸掛經幡也要經過批准。此外,除了州、縣之外,寺院所在的鄉鎮必須成立“群眾監督評議委員會”,再加上寺管會,寺院被重重條例和“有關部門”五花大綁,僧人的一舉一動都在層層監督下。

  李江琳的研究發現,阿壩州對僧人的限制極其嚴苛。有心深造的僧人必須“持屬地鄉(鎮)人民政府批准函件和寺管會介紹信逐級申報。跨鄉(鎮)學經的,經縣佛教協會同意,報縣宗教事務部門備案;跨縣學經的,經州佛教協會同意,報州宗教事務部門備案;跨州學經的,按規定審批。”但同時又規定寺廟“接收外來學經人員不得超過寺廟定員人數的7%。其中,州外學經人員不得超過寺廟定員人數的3%。”如果到境外學習,則“寺管會必須禁止非法出境迴流人員入寺”。這3條規定基本上杜絕了僧人深造的可能性。自1990年代以來,每年逃到印度去的人中,將近一半是僧尼,且以安多、康區為主,足以說明這些地區宗教狀況的惡劣。

  此外,阿壩州《藏傳佛教事務管理暫行辦法》第35條規定,寺院“出現利用宗教進行滲透破壞、分裂國家和影響社會穩定活動”,則由縣宗教部門撤銷登記並終止寺管會,並派工作組整頓寺廟,在此期間“寺廟停止一切佛事活動。縣佛教協會取消組織、參與活動僧人的宗教教職人員資格”。李江琳認為,這是一條“連坐法”:寺院只要有一名僧人抗議,整個寺院都會遭到懲罰。很明顯,2008年之後,阿壩格爾登寺就處於這樣的狀況。自焚僧人中有兩名是該寺“前僧人”,應該就是這項條例的結果。

  除了上述控制之外,退休藏人幹部一位藏人幹部羅楓的一封公開信也有助於瞭解阿壩藏人自焚的特殊背景。羅楓在2012年2月發出了《他一到阿壩就帶來了天災與人禍》的公開信,舉報原阿壩州州委書記、剛升任四川省省長助理、四川省公安廳廳長兼武警四川省總隊第一政委侍俊,點名直指他在“官場上搞權術,經濟上摻假水,文化上搞摧毀,信仰上搞強制,這一切都是為他自己上省級領導而服務……”

  公開信引用民間話說批判侍俊以極左思想和所言所行製造人禍。有人說他是“魔主”,為使自己陞官,把小事搞大,好撈功勞,把寺廟護法神殿中的爛槍鏽刀(千百年來藏區有放下屠刀把刀槍交給寺院表示不再作惡的習俗)論為反共藏獨用具。民間比喻說: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做法好像是伊拉克,工作組人員比和尚還多的做法好像是文革,老百姓在槍口下生活的做法好像利比亞。並且表示,只要侍俊的思想不變,方法不變,感情不變,態度不變,繼續粗造行事,阿壩難以安寧,寺廟難以祥和。

  這封公開信說,“民間有種說法,說阿壩縣的維穩工作交給兩個‘瘋子’管,越管越瘋。一個是嚴春風副州長,是5.12後我州招考的城市規劃人才,他對民族地區一無所知,對宗教政策和問題一片空白,對藏區百姓毫無感情,對藏族語言更是純屬無知,因此,他管維穩純屬瞎指揮,洋相百出,越說越瓜,越幹越亂。另一個‘瘋子’是劉峰,格爾登寺管理處處長,也和春風一樣一片空白,只會算計不會安撫。”

  此外,公開信還提到侍俊“提羌打藏”的用人方法,把對3.14打砸份子的恨轉移到藏族幹部和百姓身上,整下課了一批幹部,涼拌了一批幹部,同時扶持和培養了一批羌幹充實到各縣和各單位,全然忘記了59%藏族、18%羌族的州情,就像是忘記了94%的漢族是中國的國情一樣。

  公開信特別提到侍俊對藏人文化的破壞,並說“提羌打藏”的最大表現也在這上面。首先是把州委、政府分管文化教育的安排為兩個羌族,州委陳鋼,州政府劉文芝,在他們的精心安排下,撤併轉了一批藏區中小學,安排許多學生到茂縣羌區學習。侍俊和谷運龍還把草地人和馬爾康中等民族師範學校列為最不穩定的人群和學校,維穩大會小會指出來說,雖說有事實依據,但他們的負面情緒極大地影響了民族關係,在一定程度上製造了藏羌矛盾。藏族人變成州裡千夫所指的人群,就像一度在內地大城市里出現過的畏藏、歧藏事件一樣,阿壩州的幹部群眾對藏區和藏人的這種畏、歧指向也非常明顯,沒有原則和沒有感情的非藏幹部對州裡的敏感事件的反應是“燒光才好’”、“全部槍斃”之類。藏羌民族幹部利益分割勢力突出,民族矛盾深化。

    這封公開信也提到了藏人自焚,“我們州稱之為‘燒烤’的事件依然不絕,而且越來越多,由和尚發展為尼姑,由僧侶發展為一般俗人。”並且提到“沒有原則和沒有感情的非藏幹部對州裡的敏感事件的反應是‘燒光才好’‘全部槍斃’之類。”(《中國密報》第五期)

格尔登仁波切在美国国会就西藏处境发表演说

作者:格尔登仁波切
来源: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11/blog-post_06.html

今天,在这里本人要作的报告是,就西藏(包括康区和安多)历史而言,西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整个西藏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已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西藏民族与中共当权派之间的矛盾日趋严重。不难看出其主要原因是,从前,共产党所谓“和平解放西藏和援助西藏”的根本宗旨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反而,一个强大民族对一个弱小民族采取高压政策日益显得公开化。对于这种严重问题中央政府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截至目前没有做过任何积极的改变。从而使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肆无忌惮地使用强权来压迫西藏民族,限制其宗教信仰自由,抢占民众财产,随心所欲依靠武力镇压,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当权者每说一句话都成为中国法律,而所谓法律惩罚成为他们的摇钱树。因是之故,对公道已彻底绝望的状况下,导致新一代西藏人斩木为旗,揭竿而起。

虽然,藏区设有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甚至民族乡等特殊行政区域。从理论上给予了自治,但实际不用说自治,甚至一个普通汉人具有的基本权利的一半,藏民族却无法享受。怀有大汉族主义情绪者把藏民族逼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无论有没有知识才能,只要是个汉族就被认同为高一等级,也似乎与当权者同位。如果身份是藏人,那末,身为中国政府公务员,甚至是共产党员,是干部,共产党就不信任他们。这就表现了民族间的不平等。尊者达赖喇嘛所提出的“中间道路”是中藏双方互惠互利的无上策略,假如中国政府早已采纳,现在藏汉之间就像七世纪松赞岗布在位时的甥舅关系一样,藏汉民族处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境地。

平心而论,真正搞分裂活动的是那些持有大汉族主义情绪的中共地方当权者,他们美化总结报告,一次又一次地欺骗中央政府。这一问题连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也曾经提到过。对整个藏区,尤其是最近与我有着特殊关系的安多阿坝地区,中共实施了错误的高压政策,这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下面我向诸位对这方面作个简要报告。首先,在阿坝州所有藏人原有的心理伤口处,再次造成了难以抚平的伤痕。这长达三代人的创伤是无法愈合的。

一、第一代藏人的心理伤痕

对整个藏区来说,早在中国共产党的红军在长征时期,第一次向外侵略的地方便是安多的阿坝地区。新中国政府还没有成立之前的1935年,红军长征的部队第一次到达安多阿坝地区时,在黑水有两千多僧人的大寺院拉当寺被毁坏了。到毛尔盖地区时,杀害了许多平民和僧侣。在毛尔盖大寺,中国红军召开了毛尔盖会议。红军到嘉绒觉孜、姜觉、佳普大仓寺等地时,抢夺了民众和寺院的财物和粮食,导致西藏(包括康区和安多)历史上的第一次饥荒。这期间西藏许多民众只能靠树叶来维持生命。嘉绒觉孜王和麦吾王,以及许多地方武装虽然进行了一系列自卫战,但最后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以失败告终。当时中国红军杀了不少藏人,如:阿坝格尔登寺的第34任堪布塔克的胞弟和恰才秃头为主的许多藏人死于非命。位于嘉绒的格尔登母寺和查理寺,还有东日寺都遭到了严重的抢劫和毁坏。当时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军队都住在阿坝格尔登寺的大殿内,该寺的许多佛像被遭到了毁损,当地老百姓的财产和土地也遭到抢劫和占用。通过这些野蛮行为,藏人认识到红军是个不信仰宗教,而且任意抢夺糟蹋老百姓生命财产的盗匪。毛泽东在红军长征途中看到藏区辽阔富饶的江河草原时,早就产生了侵占的欲望。所以中共政府成立后的第二年,毛泽东就派遣十八军进攻西藏,给当时的藏人心中造成了无法愈合的伤痕。这是给第一代藏人留下无法愈合的心理伤痕。

二、第二代藏人的心理伤痕

1958年中国共产党在阿坝地区开始搞所谓“民主改革”。1966年掀起“文化大革命”。在这些先后掀起的不同运动中,成千上万的藏人有的被抓,有的被遭到蹂躏,还有的被杀害。如;由于无法忍受中共的折磨,麦吾王华功成列饶杰跳江自尽。共产党实行灭绝藏人政策后,阿坝地区以晋美桑旦活佛为主的数以百计的僧俗藏人遭到了杀害。这期间,阿坝地区一个寺院都没有留下,全遭毁灭,甚至藏语地名和人名都改成了汉语名,实行了一系列可怕的宗教文化毁灭政策。另外,中共还滥开发矿产和森林资源。阿坝地区是个森林资源极其丰富的地方,中共在这里砍伐原始森林长达数十年。如今泥石流,山体滑坡,洪灾等自然灾害接连不断。这种野蛮行为,对所谓五星红旗飘扬下成长的第二代藏人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

三、第三代藏人的心理伤痕

1998年,中共在阿坝地区各寺院强制性地展开了所谓“爱国爱教运动”。同年4月27日,印度首都新德里民族英雄图登欧珠为西藏人民的自由而自焚身亡。虽然汉地的寺院和学校可以继续发展,可是,于2003年至2008年间属于格尔登寺的僧侣小学相继关门。这些学校共有僧侣学生1200名。还有汶才小学和卡西希望小学等私办小学直接由政府接管。

特别是2008年3月16日,以阿坝格尔登寺僧侣为主的藏人民众走上街头进行和平示威时,共产党的武装部队立即把枪口对准了民众,当时有23名藏人被军警射杀。格尔登寺被军警的严密包围下,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寺院变成了监狱。从那时起,中共在阿坝县增建了5所兵营。近期,根据美国纽约人权研究组织的报导,中共对阿坝地区的维稳费用已达整个四川省的两倍多。目前,有5万多名中共军警驻扎阿坝州。

自从2008年3月20日起,对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人分成8个组,不分昼夜地强制进行“爱国爱教”教育。军警随时搜查寺院所有僧舍;抢夺僧人的计算机;还把藏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圣经典用刀割成两半;强迫让僧侣糟蹋达赖喇嘛的照片。对寺院僧侣不分昼夜地进行监督;一次性抓捕100名僧侣后进行殴打审讯。在寺院的护法神佛堂内,从前打猎者经过盟誓后交给寺院的猎枪(一般都是破旧的原始土枪和刀具),中共便说成是反抗共产党用的武器,从而向媒体大力作宣传。阿坝格尔登寺的2名僧侣,东日寺和各莫寺各1名僧侣,因无法承受心理上的恐惧和肉体上的折磨,最后悬梁自尽在各自家中。阿坝格尔登寺一位70高龄的僧侣,也因无法承受种种折磨而发心脏病死亡。军警随意下令禁止寺院的各项佛事活动,格尔登主寺及所有下属寺院一年一度的辩经活动亦被禁止了。各县之间的佛事活动也加以严防。还下令在阿坝地区不允许藏人过藏历新年。

2009年2月27日,阿坝格尔登寺27岁僧侣扎白,毅然用自焚方式表达对现行政策不满。当时武警不但没有灭火救人,反而开枪打伤僧侣扎白后抓捕。目前,僧侣扎白仍然不知下落。

2011年3月16日,阿坝格尔登寺20岁僧侣洛桑彭措自焚身亡后,格尔登寺再次被中共军警武装镇压。整个格尔登寺周围围住了扎丝,封锁寺院长达7个月。这期间格尔登寺似乎成了监狱,军警不分昼夜地实行监控。寺院僧侣分成55个组,中共当局的800多名工作人员驻扎在寺内,给僧人不择手段的进行所谓的法律宣传和爱国爱教教育。这期间因寺院内外严厉封锁,有些僧侣断炊长达三天。目前,寺院周围新建了许多公安办公用房。还安置了许多监视器和录音机来监控每个僧侣的一举一动。武警官兵随时突袭僧舍,无故进行搜查和审讯。军警在搜查时,损坏僧舍门窗、地板等,并无故殴打僧侣。甚至放警犬咬人,强夺民众财产等无恶不作,任意妄为蹂躏民众。当所谓的法律宣传和爱国爱教教育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时,便开始威胁寺院僧侣。民众处处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

2011年4月21日夜晚,许多特种部队突然袭击格尔登寺,一夜之间逮捕了300名僧侣,这些僧侣不知去向。藏人儿童不允许出家,僧侣还俗加以奖赏,并威胁到“出家人名额和寺院是否要毁灭,全在你们手里。”逼迫僧侣选择死神。

2011年8月15日,西藏道孚县僧侣次旺诺布抗议中共的高压政策而自焚身亡,2011年9月26日阿坝格尔登寺18岁僧人洛桑噶桑(上述自焚身亡的僧侣洛桑彭措的弟弟)和18岁左右的僧侣洛桑贡求一同自焚;2011年10月3日,阿坝格尔登寺17岁僧侣格桑旺秋亦自焚;2011年10月7日,19岁的阿坝上塔哇金日家儿子—曲培(曾是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侣)自焚;年18岁的阿坝上塔瓦松波家的儿子—卡央(曾是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侣)自焚;2011年10月15日,年19岁的阿坝索日玛村班马家儿子-诺布占堆(曾是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侣)自焚;2011年10月17日,阿坝县尼姑寺(玛姆寺)阿尼拉丹增旺姆自焚;2011年10月25日,康区甘孜寺僧侣达哇才让等在走投无路之下,抗议中共政府而自焚身亡。上述这些民族英雄,他们用年轻的生命来唤醒中共政府,并让全世界了解藏民族的苦难出境。

2011年8月29日,先烈洛桑彭措的叔叔,阿坝格尔登寺46岁的僧侣罗桑尊追,以洛桑彭措死亡事件负法律责任为借口,判了有期徒刑11年。8月30日,对22岁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侣罗桑丹增(亦称丹增甲莫卡),以杀人同伙罪为借口,被判了有期徒刑13年。21岁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侣罗桑丹增(娜丹)以杀人同犯为借口,被判了有期徒刑10年。2011年9月5日,30岁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侣才科,及22岁的僧侣罗桑达吉两人分别判了有期徒刑两年零6个月。16岁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侣,多吉被判了有期徒刑3年。以上这些被判刑的僧侣,在没有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被判刑的。不用说象其它国家那样,有辩护律师为他们提供辩护,甚至对他们的判刑之事也是后来才让外人知道的。像这种不公道,且无任何司法程序的判刑方式,实在让人感到可悲又可恨。

自从2008年3月至2011年10月17日,在阿坝藏区肆意杀害和殴打致死的,因无法承受身心压力及折磨而导致死亡的,以及为藏民族的自由而自焚身亡者共达34人。被捕人数达619人(这里面不包括一次性被逮捕的阿坝格尔登寺300名僧侣),其中已被判刑的人数108人。上述被捕、判刑、自焚的大多数属于僧侣,其中也有在家众20名,包括藏人作家、学校教师以及编辑人员。

总而言之,西藏僧俗民众中,尤其是在五星红旗下成长的年轻人,因中共的高压政策,把他们逼上梁山。他们认为自焚是表达对共产党不满情绪的最佳方式。在他们即将结束宝贵生命的最后时刻,宁愿自焚身亡,也不愿意伤害到任何一个汉人及其他们的财产。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们的最后呼声是,“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人民需要自由!西藏需要宗教信仰自由!”等等。高呼这些口号的勇士行列中多数已壮烈牺牲,一些活着的人仍然不知下落。这些和平示威后不知下落的藏人,如果他们还在世,还有一口气。那么,在此强烈呼吁社会各界,希望尽快拯救他们。

年初,开始镇压阿坝格尔登寺时,尊者达赖喇嘛为主的许多爱好和平者,包括政府、团体、以及个人向中共当局作出立刻停止镇压,尽快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藏汉问题的呼吁。然而,共产党不但没有采纳,反而继续以武力镇压,导致自焚事件不断增加。如果未来继续以武力镇压西藏人民,这对于藏汉民族来说,只能加深彼此间的矛盾,甚至可以说后患无穷。反过来讲,停止武力镇压;停止一切不人道的粗暴行为,是通往和平的唯一途径。为了藏汉民族和平共处,最近,我以个人的名义不仅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也提出过一些议案。在此根据与我有着特殊关系的西藏同胞们的愿望,我愿意做一些对双方都有益的事。因此,他们希望中国政府允许让我回国探望,我个人也曾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但至今尚未得到任何正面响应。

眼下,新一代西藏人通过自焚来表达西藏人民的苦难处境,他们选择这种方式向全球热爱和平的国家及其人民,以及各人权组织为中心,对爱好和平的所有人士表达我们的心声。并呼吁中国政府,依靠武力治国是无法持久的,为了真正实现胡锦涛主席所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愿望,这就需要立即启动中藏和谈,消除藏汉民族间不必要的疑虑,建立相互信赖和平共处的环境。并让国际自由组织和无国界记者进入安多阿坝地区展开调查。

诸位所给予的无上支持必定将成为激发境内外藏人的主要动力。在此,我代表整个藏人尤其与本人有着特殊关系的僧俗同胞,把他们的呼声转达给你们,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谢谢大家!

格尔登仁波切:洛桑丹增晋美•益西嘉措

于2011年11月02日

星期四, 10月 24, 2013

戈尔登寺事件余波未平

作者﹕季达
來源:《新紀元》周刊 (第223期2011/05/12)
http://epochweekly.com/b5/225/9371p2.htm

自焚抗議中共血腥鎮壓西藏的21歲藏族僧人平措遭當局毆打致死,並且對戈爾登寺戒嚴,封鎖對外交通,逮捕平措親屬等一連串打壓,激起近萬名藏族民眾聚集抗議,隨後一波波藏民被公安施暴的死亡事件,更激化對立的暗潮……

文 ◎ 季達

今年3月16日,四川阿壩縣戈爾登寺21歲的年輕藏族僧人平措,自焚抗議中共血腥鎮壓西藏和平示威。阿壩縣警方人員在熄滅平措身上的火焰後,便開始狠狠地毆打他。隨後平措即被送往當地醫院治療,因傷重不治於次日凌晨3時死亡。當局對戈爾登寺戒嚴,封鎖對外交通,並逮捕了平措的親屬。

近萬名藏族民眾聚集在阿壩縣市場附近,抗議當局對戈爾登寺的封鎖,聲援寺內僧侶,抗議當局的打壓。

藏僧自焚軍警介入

3月19日,被封鎖的戈爾登寺的2,500名僧人,為平措舉行喪禮。

3月22日,平措的弟弟,19歲的洛桑格桑,也是格德寺的僧人,他的舅父洛桑措珠及另一名格德寺的僧人,也是同鄉的桑珠被捕。洛桑格桑和洛桑措珠隨後獲釋。3月25日,洛桑次帕,27歲,夜間在北京遭當地公安關押,他是北京民族大學學生,也曾和平措一樣是格德寺的藏僧。

鄰近阿壩縣的壤塘縣南達鄉藏民,3月23日以抗議活動聲援阿壩藏民。中共當局派遣大量部隊阻止壤塘縣和阿壩的抗議活動;至少4名藏人,沃科、多吉、阿多和唯色多吉被逮捕,迄今仍未獲釋。

4月8日,約30名藏人在壤塘縣窩瑪鄉公安局辦公室抗議,一位從嘉絨縣因結婚來到壤塘縣的青年藏人在現場遭公安重創受傷嚴重,之後在醫院中死亡;近千藏人包圍公安局抗議他的死亡。

同一天,3名格德寺藏僧,東宥多吉、丹增江科和一個身份不明的僧人被捕。
4月12日,警方和當地民眾以及寺院僧侶發生衝突,員警包圍了戈爾登寺,並將多名喇嘛毆打致傷。

對抗升級

據在達蘭薩拉的一位僧侶向媒體介紹說,因為有傳聞說中國軍隊計畫把所有的僧侶從寺廟裡趕出去,週三晚間很多藏人在戈爾登寺門前過夜,以圖阻止軍隊驅趕僧侶。

戈爾登寺僧人和當地民眾試圖阻止安全部隊進入寺廟時,中國警方放出受過訓練的警犬攻擊居民,咬傷民眾。

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團體「國際支援西藏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透露說,戈爾登寺僧人和當地民眾試圖阻止安全部隊進入寺廟時,中國警方放出受過訓練的警犬攻擊居民,咬傷民眾。之後,公安部門企圖趕走寺廟裡的兩千多名僧侶,並且封鎖了戈爾登寺。

4月13日,流亡在印度達蘭薩拉的戈爾登仁波切發表公開聲明,要求當局停止暴力行動。他在聲明中表示:「不信任自己的民眾,僅僅靠懷疑、騷擾、監控等不擇手段的鎮壓,是無法實現和諧的。我呼籲,立即停止暴行,尤其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否則,再多的軍隊和監獄,也可能是不夠用的。」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唐納表示,中國安全部隊在戈爾登寺的干預行為「不符合國際認可的宗教自由和人權的原則」。他說,美國政府已經向中國官方提出了這個問題,且將持續密切監控情勢。

4月19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稱:「近日戈爾登寺僧人的生活、佛事活動,一切正常,當地的社會秩序也一切正常,警寺雙方一直十分融洽。」他表示,過去多年以來,警方和寺方組成治安聯防隊,以防止壞人進入寺廟。

4月22日,中國軍警進入戈爾登寺,逐房搜索,抓捕了三百多名僧人。

當局計畫徹底改造戈爾登寺

26日,中國外交部洪磊調門大變,「針對戈爾登寺少數僧人長期以來嚴重干擾破壞當地正常社會秩序,玷污藏傳佛教形象,極大傷害信教群眾的感情,這樣一個事實。阿壩縣人民政府對戈爾登寺集中進行法制宣傳教育。」

中國官方《新華社》25日一篇題為《阿壩縣民眾:早就希望對戈爾登寺開展法制教育》的報導稱,「當地民眾對這個寺廟怨氣越來越大,緣於近三年來,戈爾登寺僧人不斷製造違法事端,擾亂社會秩序,破壞民眾正常生產生活秩序。例如,2008年3月16日,戈爾登寺1,500名僧人中有超過300人參與了打砸焚燒當地政府和派出所;2009年和今年,戈爾登寺僧人紮白、平措先後自焚。這些違法犯罪行為給阿壩縣經濟發展帶來了不良後果,直接損害了民眾的經濟利益。」

該官方媒體報導還稱,戈爾登寺的一些僧人被查出患有淋病等性病,報導引述多名據稱是「當地藏族居民」指責,稱那些「不務正業的僧人」正在污染佛教形象,「戈爾登寺的僧人連年鬧事,牽扯了政府和幹部很多精力,肯定影響我們經濟社會發展速度。」

在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中國事務辦公室工作人員次仁娜姆接受法國廣播公司採訪的時候澄清那都是中共的宣傳:「自從3月16號發生自焚以後,中共就對戈爾登寺強行封鎖與外界隔離,當地民眾沒有說希望給僧侶進行法制教育什麼,都是中共自己講的,事情根本不是這樣的。當地民眾都很擔心僧侶安全,所以12號開始,過百名老人日夜輪流住在寺院附近,就是怕當局把僧侶帶走,警方放狗咬這些老人,雙方發生衝突,過程中兩名老人去世,這是確切的消息。」

她還透露,「中共當局準備從今年年底開始對戈爾登寺進行接管,目前的寺觀會將失去作用。戈爾登將由國家直接管理。首先,寺院僧人的人數將從目前的2,500人減少至400至500人,他們將把外地來的僧人全部遣送回家,其次,藏人要進入寺院當僧人必須擁有中學畢業文憑,並且獲得當地宗教部門的批准。」◇

星期三, 10月 23, 2013

格尔登仁波切记者会

格尔登仁波切记者会
记录整理稿
2011-11-16

來源:中国人权
http://www.hrichina.org/hk/content/5786

谭竞嫦(中国人权执行主任):我代表中国人权欢迎西藏和印度的格尔登寺住持、精神领袖格尔登仁波切,也欢迎今天与会的中国、香港和纽约新闻媒体的朋友们。2011年3月以来发生的一系列藏人自焚事件是西藏人权状况骇人听闻的写照,它是与中国整体人权状况相联系的一部分。包括维权人士、律师、记者和上访人士在内的大陆汉族人,同样受到当局的暴力对待、骚扰、拘留和强迫失踪。两个著名的案例,一个是陈光诚和他全家被殴打、软禁,另一个是高智晟继续被失踪。由于中国当局对信息的控制,外界难以获取实际情况的准确信息。我们希望这次与仁波切的见面将有助于国际媒体理解和报道西藏问题。

格尔登仁波切(藏语发言,英文翻译):我先来介绍一下自己。我的名字是格尔登图库(活佛),我是11世格尔登仁波切,多年来一直与西藏人民心心相印、骨肉相连。

我想主要讲一下西藏目前正在出现的紧急形势,尤其是在西藏阿坝这个地区。

“三代藏人的创伤”

这一备受关注的紧急形势之所以在阿坝出现,是因为这一地区的藏人遭受了持续三代人的创伤。

第一代藏人的创伤可追溯到1935年,第二代是在1958至1966年,即文化大革命和所谓的“民主改革期间”。第三代创伤是中国当局从1998年开始进行的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这个创伤此刻正在撕开西藏的心脏。

为什么在西藏,尤其是阿坝地区,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中国政府一直在整个西藏,尤其是在阿坝地区进行严厉的镇压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从今年3月以来当局把寺院分成很多小组,对僧人进行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几乎不分昼夜地对僧人住处进行任意搜查。当局的强力镇压,已经使藏人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现在请提问题。

发生自焚的导火索


问【所有问题均由谭竞嫦代为读出,除非另有说明】: 第一个问题来自《华尔街日报》:“是什么原因触发或催生了自焚事件?”

答【格尔登仁波切用藏语回答问题,然后翻译成英文,除非另有说明】:主要原因其实就是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西藏进行的镇压,于是自焚这种反抗形式便在西藏产生了。

自2008年以来,当局在阿坝的格尔登寺院不断加大的镇压力度,确实已经达到了藏人的爆发点。

“极度恐惧和绝望的状态”

问:这一组问题是《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提出的。首先是《金融时报》的问题:“在一系列自焚事件发生的背景下,中国当局在西藏地区采取的安全措施——部队的部署、宵禁——有什么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当局采取了哪些新的镇压措施?具体是什么?为什么自焚事件仍在扩大?”第二个问题,来自《华尔街日报》:“明显的骚乱仅仅在以格尔登为中心的地区出现,还是已经蔓延到其它寺庙?如果蔓延开来的话,是哪些寺庙?”

答:总体上讲,当局的镇压是在西藏各地进行的。镇压的强度实际上相当于对整个西藏实行了戒严。

事实上,藏人在西藏自治区和自治州这些地方非但没有享受到更大的自治,反而比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遭受更大的压迫。

藏人没有环境保护的权利,没有宗教自由的权利,没有行动自由。这些就是藏人一直受压迫的例子。

虽然当局这些对藏人的压迫政策是在整个西藏实行,但是从2008年以来,阿坝地区遭到了更严厉的镇压。

自2011年3月以来,当局对僧人进行夜以继日的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包括对寺院任意搜查;在整个寺院里安装闭路摄像头、窃听设施和观察塔楼;围捕数百僧人,拘留在秘密地点,其中许多人遭到酷刑。这些就是中国当局在阿坝进行严厉镇压的例子。

   2008年,我们曾目击中国当局对阿坝格尔登寺院进行的非常严厉的镇压。从今年3月开始,我们看到这样的镇压再次在寺院发生。为了对僧人加速进行爱国主义再教育,他们把僧人分成55个小组。800名中国政府的官员进驻寺院,迫使僧人处于极度恐惧和绝望的状态。

虽然名义上叫“再教育”,实际上僧人却处于被监禁的状态。

当局定期对僧人们进行盘问,问他们的看法改变了没有,立场转变了没有?只要他们的观点还没有改变,当局就威胁要毁了他们的寺院。

自焚——“非暴力反抗的最有力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格尔登寺院的僧人陷入极大的绝望之中。他们发觉,除了诉诸非暴力反抗中最有力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反对中国的统治,别无选择。藏人采取自焚行动,避免伤害任何一个汉人,以非暴力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一直对格尔登寺进行镇压,好像只有那里会发生绝望行动,其实不然,这种反抗方式已经扩大到西藏其它地方,包括道孚和甘孜。

采取自焚反抗方式的藏人没有性别或社会群体之分。他们代表了西藏社会的各个部分,包括僧人和世俗阶层,男人和妇女。

通过这样的行动,他们试图表达藏人的终极愿望和藏人迄今所遭受的终极苦难。

如果当局撤出军队、停止再教育、改变核心政策,中国政府可以在一夜之间使自焚行动停止。

中国政府在西藏的镇压是一系列自焚事件发生的根源。只要这些根本原因没有改变,只要这些根本原因还存在,后果就会继续出现。

现在,中国政府通过实行镇压政策,正在把西藏问题变为西藏地区的民族冲突。

“中国的司法制度完全不公平”

 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司法体制完全不公平,完全不公正。

比如,平措1的叔叔们在平措采取自焚行动时试图救他——但他们却被控杀害平措。受害者被指控为罪犯。这是不公正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司法制度很大一部分已经被腐败和金钱收买了。

问:《多伦多星报》的问题是:“11名僧侣和尼姑自焚,据报道其中6人已经死亡;其他5人的情况怎么样?”还有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今年上半年300名从格尔登寺院被带走的僧人现在情况怎样了?”

答:我们知道在自焚的藏人中已有6人死亡。关于其他人,我们了解到的是,中国政府把他们带走了,之后有关这些人的下落音讯全无。因此,到目前为止,这些人是活是死,中国政府对我们和全世界封锁了有关消息,没有任何一点有关他们下落的消息。

我们所知道的消息是,被当局从寺院被强行带走的300名僧人,其中一些人可能已经获释或是允许回去,其中有些可能已经逃回来了。但到目前为止,有关他们大部分人的下落,还是没有可确认证实的消息。

问:《华尔街日报》的问题:“人们对达赖喇嘛和噶玛巴喇嘛对自焚发表的声明有什么反应,如果他们知道这些声明的话。”

答:达赖喇嘛和噶玛巴喇嘛都说这些自焚在西藏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不断强化的镇压。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结束其镇压之日,就是这些绝望行动停止之时。

达赖喇嘛的主要观点是要通过对话解决西藏问题,解决冲突。

“没有任何军事暴力统治能解决任何冲突”

没有任何军事暴力统治能够解决任何冲突。因此,我们认为绝对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和官员们要认识到,只有通过和平、非暴力和对话的方式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他们应该拿出勇气和远见这样做。

中国官员和西藏当局,他们现在在西藏使用的方式还是上个世纪的。我有时怀疑北京中央政府是否了解某些地方当局在做什么,他们在使用什么方式解决问题。要么中国政府不知道地方当局的所作所为、不知道他们正在西藏实行最严厉的镇压措施,如果他们了解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敦促北京领导人允许国际社会到西藏去访问,允许世界媒体到西藏去采访,让我们去看看那里发生的真实情况。

所以,中国政府不允许任何外面的人和媒体到西藏去这一事实,就暴露了中国政府知道他们正在隐瞒某些在西藏发生的事情这个事实。

  如果你有真相,就让世界看看。

寺院权力被官方“篡夺”

问:下面是德国《莱比锡人民报》的问题:“派驻在格尔登寺院的800名官员现在是否还在那里?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是政府的哪些部门?是格尔登地区的还是其它地方的?他们究竟在那里干什么?”

答: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是曾经派驻格尔登寺院的800名官员人数已经减少到300至400人了。他们大部分来自四川省4个不同的县。

问:他们在那里做什么?

答:目前,人们在说格尔登寺院所有的管理权已经被强行剥夺,或者说被阿坝州政府官员篡夺。这些官员在寺院里所做的就是监视僧人在寺院里的活动,他们还负责在寺院开展日常的再教育活动。

问:这里有两个来自《卫报》和《南华早报》的问题:“尊者能不能谈一下自己的情况?是什么时候离开西藏的?是否打算回去?以前有没有这样对外发言?想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尊者担任住持有多久了?现在住在哪里?印度?”

答: 1959年,我逃离西藏,到印度流亡。1984 或1985年,我曾可以短暂返回西藏。现在,我住在达兰萨拉。我一直深切渴望回到西藏,事实上,我常常要求中国政府准许我返回西藏。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如果我们获得被允许返回的自由,那么任何一个藏人都愿意回到西藏。此外,我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了解西藏的现实状况。

中国政府“散布假消息”

 问:《卫报》提的另一个问题是:“尊者以前有没有这样对外发言过?这样做有什么后果?”

答:我现在之所以非常强烈地对外发言,完全是因为西藏的形势极端严峻,主要发生在与我个人关系密切的阿坝格尔登寺院周围。

我现在之所以非常强烈地对外发言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公布正在发生的事件真相,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对它自己的人民——中国人——隐瞒真相,他们开动宣传机器传播假消息,告诉老百姓,西藏发生的事件并不是因为西藏人要自由。他们一直编造有关西藏局势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说出真相,这样人民就会发现中国政府在隐瞒什么。

比如,在格尔登寺院有一个房间是专门存放旧的使用过的武器的,这些用过的武器是过去藏人发誓不再杀害动物后交出来的。中国政府一直告诉媒体和老百姓,寺院藏着这些武器是因为僧侣正在打算对中国政府发动战争。

由于中国政府一直向其老百姓散布这种谎言,因此我要利用这一机会说出真相。

我所尽力关注的是,采取这一立场和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会使公众了解事实的真相。

分化与审问

问:这里有来自《金融时报》、《卫报》、公共电台、《南华早报》、《华尔街日报》、《莱比锡人民报》的问题。有一组问题是关于如何理解寺院内人员结构的。“什么时候僧侣被分成55个不同小组的?2008年,还是今年自焚发生之后?在这些小组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格尔登有多少僧侣?目前格尔登寺里最资深的喇嘛是谁?他现在的情况如何?中国当局有没有安插一些亲信进来?”

问:把僧侣分成55个小组,是从今年3月开始的。在 2008年,僧侣被分成8个组。中国政府通过这些小组来开展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这些小组是落实再教育运动的方式。

当局把僧侣分成55个小组所要达到的唯一真正目的,是通过这些小组,可以对僧侣定期审问和批斗,问他们是不是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是不是已经对西藏政治和中国政府形成了新的看法。

当局有一本进行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的教科书。这本分发的教科书是以最美好的漂亮言辞开头的,但是一旦你读完全书,简单来说,这本书就是要求僧侣应该服从中国当局,并按照他们命令的每一件事去做。

传递消息的地下渠道

问:公共电台提出的问题是:“仁波切是怎么知道所有这些事情的?”《卫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没有改变政策和行为的情况下,尊者是否会告诫僧侣不要自焚?”

答:关于前面提到的还有多少僧侣留在格尔登寺的问题,目前很难确定僧侣的人数,因为信息渠道已经被切断。

不过:一直有一些不同的地下渠道,人们通过这些渠道把消息传给我们。最重要的是,因为当地的人民把我当作值得信任的人,因为他们有信仰,信任我,他们努力为我搜集所有这些不同的消息。

那些努力将消息传递给外界的人的处境令人关切。不管是文件、数字、图像或任何数据,哪怕只是一个小消息,他们都有可能为此而遭到中国当局非常严厉的惩罚。即使中国当局并不确定某个藏人是否与外界进行联络,或把这类消息传递出来,只要当局怀疑,就会立刻把他们关进监狱。

这里有很多藏人仅仅因为被怀疑把有关抗议的消息传给外界,就被关进监狱的案例。

“我们没有道德权威”制止自焚

只要中国政府不放松在西藏的镇压,那么生活在那里的西藏人民就有权利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是否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们被迫采取这类行动是因为他们没有其它选择。由于这种情况,由于不是我们从一开始告诉他们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我们没有道德权威或权利去告诉他们要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作为一个佛教高僧和修炼者,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任何人遭受折磨,更不要说去死了。

每次有人以这样的行动来放弃自己的生命,我们都会产生巨大的痛苦,因为西藏人口很少,是一个很小的族群,特别是这些藏人展现了巨大的勇气和对他们家乡的爱。这样的损失使我们感到更大的悲伤。

我们的文化使我们哪怕看到一个虫子死亡,都会产生巨大的失落感和痛苦。

“恐惧气氛弥漫整个地区”

问:《华尔街日报》的问题是:“请说明一下在格尔登寺院是否真的有一个你的‘竞争对手’?”《莱比锡人民报》的问题是一个前面提出而还没有回答的问题:“格尔登寺院现在有多少僧侣?” 然后是《南华早报》的问题,也是前面提出的:“尊者能否描述一下寺院的情况,以及现在僧侣们的状态?”

答:在格尔登寺院的四个方向上现在正在建四座楼,以便加强监控僧侣的所有活动。阿坝州当局夺走了寺院的全部权力,直到明年3月。僧侣被告知,如果他们表现好,这些权力会还给寺院。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中国政府任命格尔登寺院类似“官方喇嘛”的消息。但是,显然中国当局一直在格尔登寺院对一些喇嘛施加压力,希望这些喇嘛可以变成与我们对抗的对手。

他们还炮制了很多假新闻、假消息,在寺院里传播假信息,以便使这些人转而和我们对抗。大部分假消息似乎是针对着中国老百姓编造的。

到目前为止,格尔登寺院的每一个僧侣都生活在恐怖的气氛中,整个地区都弥漫着恐惧气氛。每一个人都担心不知什么时候中国的司法制度会把一个可怕的假罪名安到他们头上。

所以,这是一种恐怖气氛,目前他们就是在这种气氛里生活。

谭竞嫦(中国人权):我这里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介绍下你自己和所代表的媒体?

蓝青(自由亚洲电台):是的,我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蓝青。

我的问题是,我们知道胡锦涛曾经担任过西藏的领导人。那时,他动用军队镇压西藏民众;他手上是有血的。现在他是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你知道共产党的统治者谁强硬谁就能往上升,现在他已经到了这个位子。那么,你怎么会觉得他们仍有兴趣进行对话呢?我们知道达赖喇嘛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对话,但是他们(中共领导人)完全没有兴趣。

有消息说,胡锦涛是经过考验的——通过他在西藏的表现——然后成为可以被放在这个领导位置上的人。

在使用暴力达到目的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团结一致”;我们则“坚持非暴力对话”

答: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共党文化造成的,他们总是说什么是不能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允许人民做的。

中国当局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使用暴力和残忍手段,在这一点上,所有领导人是团结一致的。如果有人对这个政策提出异议,领导层马上会认为这个人非常可疑。从最高层领导到基层官员,这是他们都认同的文化。任何人要对这种政策提出不同看法,都需要非凡的勇气。目前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没有这种勇气和眼光。

当我们说要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光是指胡锦涛,也不光是指现在的中国政府,我们在谈到对话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一个解决这一危机的长远政策。即便为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数代人的努力,我们坚持非暴力对话。

问: 《卫报》希望澄清一个问题:“自焚的总数是不是11人?”另外,《华尔街日报》想知道仁波切的年龄。

答:如果我们只计算在西藏已经采取自焚行动的人,自3月到目前为止,可以确认的数字是11人。有些发生在偏远农村地区的自焚事件不很确定,缺乏确切的消息和文件。不过,西藏的11人自焚是可以确认的数字。

在西藏之外的流亡藏人中,一位年轻藏人男子,过去是西藏青年大会的成员,最近试图在德里中国大使馆前自焚。我们也知道在尼泊尔有一名西藏僧人上周试图自焚。

根据藏历,我是1942年出生的,现年70岁。

问:最后一个问题,是《南华早报》提出的:“能不能请仁波切确认一下他在藏传佛教等级制度中的级别和地位?”

翻译Tendor(自由西藏国际学联): 现在,我来以第三者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以我个人的身份发言。格尔登寺院有许多分院,这有点像连锁店。不仅在阿坝,还有在安多,所有与各格尔登寺院有关的人员加起来总数有数万之多。许多世代以来,仁波切是他们这个等级制度中的最高首脑。

满洲皇帝曾有一个制度,两次授予仁波切呼图克图(蒙古语圣者之意)称号。

西藏五世达赖喇嘛在位时期,曾授予仁波切的前世“戎布法主”称号。现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位期间,授予仁波切以“朱古纳松”(清代中央政府授予西藏和蒙古地区具德高僧的封号)称号,这通常可以翻译为“三大化身”,但请不要引用我的翻译, 我担当不起。

现在,仁波切拥有普通退休喇嘛的高贵地位。

谭竞嫦(中国人权):我们感谢每一位与会者,特别要感谢远方与会者的耐心。这是中国人权第一次主办远程视频记者会。我们希望下一次能更加顺利。我们将把一些词的拼法和后续消息传给所有与会者人。再一次感谢所有与会者,感谢在纽约现场的与会者。感谢各位,感谢仁波切,感谢Tendor精彩的翻译。谢谢!

编者注释

1. 平措,20岁,西藏阿坝僧人,于2011年3月16日自焚,是第一位自焚的藏人,第二天死亡。 ^

阿壩自焚事件的背景

作者:李江琳
來源:《開放》雜誌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541

專訪格爾登仁波切
時間:二○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地點:紐約曼哈頓王朝酒店六三○室

 李江琳:仁波切,請您簡單自我介紹一下好嗎?大多數中文讀者可能不瞭解您。

 格爾登仁波切:按照我們藏人的算法,我是第十一世格爾登仁波切。一九四二年出生在阿壩若爾蓋縣一個小村裡,父母是普通農民。我家兄妹四人,我是老三。我四歲時被認證為十一世格爾登仁波切,五歲坐床。一九五九年五月離開西藏。一九八七年在達蘭薩拉重建格爾登寺,一九九二年寺院建成,正式成立。所有格爾登寺把我當作他們的最高導師。

 李:世上有多少格爾登寺?

 格爾登:比較有共識的看法是,在境內外有三十到四十座格爾登寺。作為精神導師,五世達賴喇嘛曾賜予稱號叫「戎布卻吉或戎布法主」。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賜給我「朱古納松」稱號。由於這些緣故,境外和境內四川、青海、甘肅的格爾登寺僧團對我非常尊敬和信任。

拉薩事件後中共嚴控格爾登寺

 李:我對最近發生的阿壩自焚事件非常關注,寫了好幾篇文章。大家一向認為,「西藏問題」的中心主要在衛藏地區,特別是拉薩一帶。為什麼最近的事件發生在阿壩格爾登寺?

 格爾登:主要原因,套一句毛澤東講過的話:「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事件是中共在格爾登寺採取高壓政策導致的。以前他們的「嚴控」政策多半都在所謂西藏自治區內,對西藏東部安多地區管得不是那麼嚴。由於形勢的惡化,中共開始在自治區之外也採取嚴控政策。尤其是二○○八年拉薩三月事件之後。

 李:近幾年來,我從安多地區的歷史注意到,從一九三○年代紅軍路過開始,阿壩地區就發生過很多衝突。那時格爾登寺有沒有損失?

 格爾登:沒錯。共產黨一九三五、三六年路過阿壩、嘉絨、還有康的一些地區,後來又回來,有兩次經過。阿壩地區,歷史上第一次餓死人就在那個時期。(紅軍)路過嘉絨的時候,就住在阿壩格爾登寺的大殿裡,大殿裡供奉的佛像、佛經、佛塔,都受到嚴重的破壞。該寺的僧人也有被紅軍打死的。因此,格爾登寺的僧人不得不逃到山上,躲避那些紅軍。紅軍在大殿的壁畫上寫字留名。那些壁畫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都遭到破壞。

 李:請教仁波切有關一九五九年的情況。一九五八年的「四反運動」是針對寺院的,當時格爾登寺的僧人有沒有參加暴動?

 格爾登:據我瞭解,根據西藏的習俗和我們僧團的規矩,出家僧人穿著袈裟打仗的情況幾乎不存在,出家人一直避免這樣傷害他人的事情。但是當地民眾在紅軍時期和一九五八年與外來勢力發生衝突的情況是有的。

 李:據我所知,在一九五六年和五八年,阿壩地區遭到過鎮壓,當時格爾登寺是否受到某種程度的牽連?

 格爾登:當時格爾登寺的僧人受到了很大衝擊,遇到很大困難。格爾登寺是很有名的寺院,有很好的佛像、佛經、佛塔,軍人進來後,都受到嚴重破壞。僧人被強迫參加所謂的「改革運動」。最後,格爾登寺被摧毀,只剩下幾間僧人住的房間。所在地,幾乎成了荒地。

 李:就是說一九五八年格爾登寺被拆掉了?

 格爾登:從五八年開始,五九年,六○年......

 李:寺院裡的僧人呢?

 格爾登:沒有寺院,出家人去哪裡?他們都要去公社。不能不去。沒有寺院,不能學佛法,只好去公社。不能穿袈裟,不能剃光頭。凡是跟宗教有關的事都不允許,連念珠都不准帶。
關閉僧人學校,嚴禁宗教集會

 李:現在的格爾登寺是什麼時候重建的?

 格爾登:是他們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後恢復的。一九八○年。歷史上阿壩格爾登寺有一千五百僧人,重建後,僧人人數是三百左右。

 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第二波反抗的時候,格爾登寺有沒有參與?

 格爾登:八七到八九年,抗議事件基本上集中在西藏自治區。據我瞭解,格爾登寺沒有發生嚴重問題。但是中國政府對格爾登寺非常懷疑,擔心會出事。在西藏自治區和其他藏區的寺院裡還沒有工作組或派出所小組的時候,第一個成立工作組或派出所小組的寺院就是阿壩若爾蓋縣的達倉拉姆格爾登寺和阿壩縣的阿壩格爾登寺。這二座寺加起來大概有一千五百僧人,施主和信徒捐辦的僧人學校也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關閉了。身為出家人如何做人,如何學佛法?我當時寫了一本包含十三條內容的小冊子,從達蘭薩拉寄到那兩家寺院。被當地政府發現後,他們說這十三條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逮捕了幾名年輕僧人。

 李:那是哪一年?

 格爾登:八七年後。大概是九○年代初。

 李:十三條戒律還是十三條指導?

 格爾登:十三條指導,如何學習佛法的指導,但政府不准學習。這些年中,類似這樣的情況不斷發生。阿壩格爾登寺裡有些外來學習佛法的僧人,政府說不是阿壩轄區的人,不能進寺院。你大概知道,寺院裡的祈禱大法會和其他佛事活動特別多,有時候他們說人數太多,不允許舉辦,或找種種藉口禁止與佛教有關的宗教活動,直到現在。格爾登寺設法建立一個條件較好的圖書館,但是當局也不同意。你是研究者,你大概知道,在漢地的寺院要建立一個圖書館可以批准;有些寺院,比方說少林寺,不學佛法,要學功夫,也可以得到允許。但是在西藏的寺院,特別是格爾登寺,不僅成立圖書館不行,舉辦祈禱法會也得不到批准。你想想,這對寺院和僧團的打擊有多大。

 李:他們是不是對格爾登寺特別嚴格,還是當地所有的寺院都這樣?

 格爾登:我也一向重視這個問題。在阿壩地區所有寺院都採取同樣的嚴控政策,但是對阿壩縣的格爾登寺和若爾蓋縣的達倉拉姆格爾登寺特別嚴格。這兩座寺院可能是重點監控對象,害怕問題可能發生在這兩座寺院。

 李:若爾蓋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八年也是一個打得很厲害的地方。

 格爾登:是的。非常嚴重。

首位自焚者親屬竟被判重刑

 李:我們對安多發生的事情瞭解得非常少。

 格爾登:沒錯。我剛才說的那些地方,阿壩縣也好,若爾蓋縣也好,可以說是西藏跟中國的邊界,來來去去的非常頻繁。這是發生很多衝突的原因。現在居住在若爾蓋的這些人,歷史上曾經是西藏跟中國打仗的人。現在阿壩地區的一些地名,比方說「加本灘」,「加堵灘」「加」是「漢人」,「本」是「十萬」,意思是這裡曾經有過十萬漢人。「堵」是「屈服」的意思漢藏發生過衝突,從國民黨時代到共產黨時代。

 李:最近自焚事件的直接起因是什麼?

 格爾登:這個問題我們分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來談。從廣義來講,藏民族遭到的破壞和嚴酷的政策,這是整體的。事件直接的導火線是,第一位自焚的彭措法師自焚後,他叔叔和姑姑以「殺人罪」被判刑,判十多年有期徒刑。

 李:這是什麼時候?

 格爾登:第一個自焚事件是今年三月。三月之後,彭措的叔叔和姑姑被判刑。這是導致後來的自焚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在格爾登寺裡正在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如果不接受教育,他們威脅要拆毀格爾登寺、要逮捕僧人。這兩件事對僧人打擊極大。這兩件事是直接原因。第三個原因是有很多僧人半夜裡失蹤了,不曉得到哪裡去了,下落不明。(僧人)不能出寺外,外面的人也不能進來,在沒有任何自由和選擇的情況下,他們不得不選擇自焚這條路,來表達他們對當局嚴控高壓政策的不滿。
 李:「下落不明」指的是什麼?他們被抓走了,還是他們自己離開了?

 格爾登:都在半夜凌晨被秘密逮捕。昨晚睡覺的時候還在,天亮就不見了。問法院,法院不答覆,其他機關也不答覆。

 李:現在格爾登寺還有多少僧人?

 格爾登:現在我無法告訴你確切的數字。主要原因是目前任何通訊方式都已經斷了。沒有辦法掌握最新的實際數字。

 李:您認為我們作為漢人能夠做些什麼?

 格爾登:我最大的希望,作為一個漢人作家,知識分子,現在我們需要的,最期盼的是把阿壩等西藏境內真實的情況透過各種管道介紹給大陸境內的中國人,這是最重要的。現在在中國當局的不實宣傳下,一般老百姓沒有辦法知道西藏的真實情況。漢族人民是我們的朋友,但是現在中國政府給廣大漢族人民造成一種印象,就是中國政府優待藏人,但是藏人不感激。所以作為獨立的漢人作家,把真實的情況告訴漢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李:您覺得有那些真相是並蒙蔽的?

 格爾登:我給你舉一個例子。你大概也知道,西藏的寺廟裡都有一個殿,我們叫護法殿。當地民眾會在護法殿裡面放一些傳統的武器,都是非常落後的武器,用意是發誓以後不再打獵等。可是中國政府把這些傳統的武器拍下來,大作宣傳:說西藏寺院裡藏著武器,要推翻現在的政府。這就讓不明真相的漢族人以為,出家人藏著武器,這是不得了的事情。中國政府有意欺騙自己的人民。據消息說,最近幾年,在成都,穿袈裟的西藏人,計程車的司機不讓坐。歪曲真相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還有一件事。○八年拉薩事件後,他們在阿壩格爾登寺裡派了很多公安和軍人,執行監控任務。剛來時很嚴格。後來,跟寺的僧人熟了,就不再那樣嚴格。當局發現了,立刻就把那些公安換掉。怕他們知道真相之後會對藏人產生同情。

自焚之外還有四位僧人自殺死

 李:二○○八年格爾登寺發生了什麼?

 格爾登:拉薩事件時,阿壩縣也發生了抗議。當時軍警對人群開槍,當場打死了二十三人,我們都有圖片,不少人受重傷。我們確切掌握的,有名字的,就是二十三人。僧俗都有,年輕人,老人,男女都有。

 李:自焚事件後,有關格爾登寺周圍的村莊民眾的情況,有沒有消息?

 格爾登:現在嚴控依然存在。但是格爾登寺是他們的眼中釘,管得最嚴。幾個月前他們認為只有格爾登寺是問題來源。但是現在,尼姑自焚了,一般的俗人也自焚了,所以他們現在認為不僅格爾登寺是問題中心。現在周圍的地區都在嚴控之中。

 李:若爾蓋的格爾登寺有沒有消息?

 格爾登:現在沒辦法瞭解。其他格爾登寺也沒有最新動態。嚴控是有,但不像阿壩縣格爾登寺那樣嚴重。我要補充一點是,在阿壩地區發生自焚悲劇的時候,同時也發生了自殺的情況。由於內心無法遭受忍受這樣的悲劇和打擊,還有人心臟病發死去。據我們掌握的消息,已經有四名僧人自殺身亡。兩個是阿壩縣格爾登寺的僧人,一個是阿壩縣懂日格爾登寺,一個是上阿壩的果芒噶爾寺,一共有四名僧人自殺。

 李:仁波切,謝謝您接受我的採訪。

 格爾登:謝謝您關注西藏、關心西藏。

2002年舊聞:達倉拉莫格帝寺遭到中共當局嚴加監控

來源: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
時間:2002-7-29
http://www.tibet.org.tw/news_detail.php?news_id=52

本網綜合報導,位於西藏東部若爾蓋地區(現劃為中國四川省阿壩州若爾蓋縣)的達倉拉莫格帝寺將面臨關閉的命運,該寺的僧眾及當地的居民正密切的關注寺院未來的發展。

原因是若爾蓋地區的居民連署簽名向中國政府提出請求,邀請居住在印度達蘭薩拉的格帝仁波切能回到家鄉訪問,希望能得到中國政府的許可。然而中共當局以流亡藏人如要進入藏區是不受任何限制為由駁回請願書。

中國當局認為,煽動居民發起請願邀請格帝仁波切回家鄉訪問的始作俑者是達倉拉莫格帝寺,同時格帝仁波切也被冠上反動份子的標籤。所以達倉拉莫格帝寺不但遭受到監控,中共當局還開示禁止格帝仁波切的著作。之前格帝仁波切的許多珍貴的著作被分散各地傳閱。在西藏至少有三十座寺院隸屬於達倉拉莫格帝寺。

不久之後,中共當局隨即在寺院佈署人員,對寺院中僧眾舉行愛國教育,並同時強迫僧眾答應協助當局將收回分散各地的仁波切著作。

中共當局並指出,如果再有發行這些作品,寺廟將面臨關閉的命運。其實這些作品不過是仁波切私人的著作,內容都是敘述如何修行及告誡僧眾如何持戒清淨,主要作為寺院及僧眾生活的指導方針。

格帝仁波切曾於1985年首次回到西藏探望親友,但遺憾的是未能獲准返回家鄉訪問,因為中共當局擔心如果讓仁波切在家鄉停留,引起廣大追隨者做出反中國政權的行動,而仁波切只在達倉拉莫格帝寺停留五天後隨即逼迫離開西藏。

仁波切家鄉的居民指出:我們和寺中的僧眾感到十分的難過,因為仁波切不能回家鄉訪問。我們熱切的盼望他能回家鄉看看。自中共入侵西藏,仁波切由拉薩前往印度己經四十年,老一輩藏人更憂心有生之年無法見到仁波切。

第十一世格帝仁波切羅桑丹曾吉美耶喜嘉措,1942年生於西藏東部迭布地區(現中國甘肅省迭布縣),1959年跟隨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仁波切畢業於印度瓦拉納西西藏綜合大學,並獲得拉然巴格西學位。目前居住在印度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的格帝佛學院。曾擔任西藏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長。

与格尔登寺僧人的访谈

“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武力镇压,他们想错了”
――与格尔登寺僧人的访谈,纪念平措自焚一周年

來源:新世紀博客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hk/2012/03/blog-post_7850.html


2011年12月1日至15日,在阿坝格底寺(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的格尔登寺,以下写格尔登寺)的母寺达仓拉莫寺(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举行了因明冬季辩经法会,来自格尔登寺的众多僧人参加了法会。

以下访谈中的人物,由于可想而知的原因不便公开真名,皆以化名代之。安瑟是记录者,是一位境内的藏人作家。接受访谈的都是格尔登寺的僧人,他们是:阿瑟噶瓦、阿瑟卡瓦、阿瑟嘎瓦、阿瑟阿瓦,以藏文字母为化名。

阿瑟噶瓦:
能在这里见到你很高兴。早就读过你的书,我们经常谈到你,所以表示欢迎。

安瑟:
谢谢!今年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众遭受了无法忍受的磨难和暴虐,对此深表同情和慰问。我和许多藏人从心底里敬佩格尔登寺的僧众,我们不会忘记你们,我们休戚与共。

阿瑟卡瓦:
我们生活在暴虐之中,真的很难忍受,但是今天能在这里向你倾诉,我们从心底里感到安慰。

阿瑟嘎瓦:
是的,如今我们格尔登寺的很多英雄为了西藏政教事业抵押下自己的生命走了,我们承受着心灵的痛苦和磨难留在世上,很希望把这些痛苦讲述给世人听,为此我们等待了很久。虽然外边一些公允的新闻媒体有报道,但是自己很想亲口讲述这种痛苦,因为在心里埋藏了太久……把心中的痛苦讲述给别人,就如同在痛苦中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感觉。

我们现在虽然来到格尔登寺的母寺达仓拉莫寺参加因明冬季法会,但是我们每一个僧人后面就有一个汉人的干部或士兵监视着,我们的电话都遭到中国的监听。昨天,我刚到这里,就接到一个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回答,我在达仓拉莫寺的冬季法会上,我这样汇报了。事实上他们非常清楚我在哪里,但是他们在试探我们的动向或行为。

阿瑟阿瓦:
说实话,今天心里是高兴的,与一个担负西藏福祉责任的人进行讨论深感安慰。原本计划的是,我们格登寺的一千名僧人来参加冬季法会,但是很多僧人认为在中国政府对我们如此监控、骚扰和镇压的情况下,去参加法会还不如不去,所以没有来。

现在我们格尔登寺的僧人和寺院周围的处境很危急。自焚僧人的僧舍里常驻有干部,为了防止袭击,门和窗户上都安装了铁网。我们和中国干部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没有丝毫改善关系和产生信任的可能。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武力镇压,他们真的想错了。中国政府从2008年起至今使用武力镇压,使用更多武器,促使我们的勇气和信心以及对中国的仇恨更加激增,绝对没有任何人想停止或放弃抗争。这是中国政府的最大错误,既不理解,也不改变固有的政策。

对我们好的话,我们也是人。可是,对我们实行镇压,我们是人,是会反抗的。如果政府对我们没有开明的政策,如果军队不从格尔登寺撤离,反抗的运动绝对不会停止。我们格尔登寺的年轻僧人,对中国的敌对情绪从来没有消失过。连小僧人们在玩耍的时候都表现出反抗和自焚的行为。

之前,格尔登寺的宗教活动禁止了六个月。后来,中国干部说要开放宗教活动,并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当时,中国干部一而再地要求格尔登寺的格西(佛学博士)左仓宗智发言,他于是说:“我说了不讲,硬要我说,那我不多说。最近很多英雄儿女为了众生自焚了,对此一些什么都不懂的白痴和走狗们说什么自焚者是僧人和尼姑,他们自焚是破了戒。这种说法纯粹无知。自焚者没有破戒,因为没有违背任何一部律部经典——《广戒经》、《杂事品》、《百业经》等,这才是事实。在佛子菩萨传中有很多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生命的记载,所以绝不能说他们都破了戒。”但散会之后,他就被中国人带走了。之后,两百多名弟子前往阿坝县城,警告中国人如果到下午六点之前不释放格西左仓宗智,我们全体将自焚。那天下午格西左仓宗智获得了释放。如果那天不释放格西左仓宗智,我们绝对会一起自焚的。想起来真的非常敬佩!我们内部如此团结一致!

阿瑟噶瓦:
我和爱国英雄洛桑平措(于2011年3月16日自焚)是同班,如今我们班在格尔登寺是反抗最强烈的,也是中国政府特别监控的对象。洛桑平措在生前总是谈论西藏民族的状况,尤其经常提起2008年3月16日中国政府屠杀很多阿坝民众的血腥事件。他常常痛苦地说“从2008年开始,阿坝民众有了非同其他的新的痛苦,这个大屠杀是无法忍受的”等等。当然,格尔登寺的大部分僧人都这样说,所以也没有引起其他人的重视,认为只是一般的言论。平措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的身体很壮,而且力气很大。比赛力气时我们班上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他曾在私下里对几位朋友说:“我无法继续忍受心中的痛苦,2011年3月16日我将向世人表现一点迹象。”总之,他自焚的原因是无法忍受2008年开始的镇压。

洛桑平措自焚的那天,格尔登寺正在颂持《甘珠尔》,法会结束后我去了寺院的商店,听得有人说我们班的一个僧人进行了自焚抗议。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充满悲痛,赶快跑到僧舍告诉了师傅,再跑到大经堂跟前时,洛桑平措的亲戚格桑、格勒,以及现在被关在中国监狱中的达杰和甲普宗智等人,急匆匆地赶来了,当时我都不敢问发生了什么事。大经堂周围很多僧人抱头痛哭,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整个人恍恍惚惚……整个世界陷入了悲痛。没过多久,五百到一千名僧人聚集到大经堂前。僧人们准备冲出寺院以及进行其他的准备。但是,阿勒合(朱古,仁波切)东可仓做了劝说,并阻止僧人们出去抗议,要求他们解散。也有很多老人信众对着僧人们哭喊、请求:“我们的僧宝,请你们不要这样,我们不是这家汉人的对手,过去他们在1958年和文革时杀了我们很多人,现在这家汉人还会屠杀的,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不要这样!”

“我们不是压不住幸福而想冲,是背不起痛苦而想冲……这些人献出了身体和生命,我们无法留下。”僧人们回答。那天,只想到要去死,根本不想活下来。但这时,有很多年轻的信众挡住了僧众往外冲。当人痛苦到极点的时候,根本没有恐惧和犹豫,我是个胆小鬼,但是那天真的觉得死是非常简单的事。往外冲的主要是我们班的僧人,都是十九岁、二十岁的僧人。出于同班同学感情深厚的原因,有的僧人号哭着往外冲,有的捶打着自己胸口往外冲。这时,曾在哲蚌寺学习过的僧人格桑和达杰(2008年3月12日哲蚌寺举行抗议时割腕抗议的僧人)让僧众们坐在地上,大家终于坐下了。天快黑的时候,三四千名僧人聚集到了那里,附近的朝圣者和手持拐杖的老人们前来对僧众说:“卡卓(藏语,哀求之意)!卡卓!卡卓!不能让喇嘛和僧众受伤害,你们受到伤害等于是我们全体藏民族受到了伤害……”说着放声大哭,整个世界都是哭号声。当时无法忍受如此悲痛的状况,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坐在地上,内心很痛苦。

这时,一位叫却派的僧人站起来说:“我们这样做也是别无选择,这样往外冲也可以理解。我们藏民族最主要的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位尊者,达赖喇嘛尊者被驱走他乡,班禅喇嘛尊者被关在监狱中。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两位尊者的处境都是为了藏民族,我们必须要记住。除了这样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要牢记、讨论这个事情。2008年,他们踩踏了达赖喇嘛尊者法像,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我们甚至没有收藏一张法像的权力,我们只能这样做,别无选择。”

之后,格桑也讲话了。这时格桑的妹妹和弟弟哭着说“阿古罗罗(请求)不要讲话。” 格桑说“汉人有没有镇压我们,请看看我的妹妹和弟弟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哭泣?”等等。

这之前,有些僧人已经赶往洛桑平措自焚的地点。寺院吹法号的僧人(名字不详)说“我们要跟随自焚的英雄们反抗中国”,当他冲向外面时,他的父亲抓住了他:“阿爸,他们能把自己的生命点燃,我们必须站在他们的后面,”他边说边往外冲。那位吹法号的僧人冲出了寺院,后来遭逮捕,至今关押在监狱中,直到今天还没有判决。那天很多人被抓了,中国军人把僧人和民众分割成很多块镇压了。所以还留在寺院里的全体僧人都表示,洛桑平措已经牺牲了,但是必须要释放被抓走的僧人,如果不释放我们不会回去。天快黑的时候,僧人们在大经堂前点了很多酥油灯,这时手机的信号中断了。不过这次抗议有了效果,那些被抓的僧人当晚被放回来了。这是第一天。

第二天中午的十二点左右,平措的家人来了。昨天他自焚之后,被军人们打得很重,僧人们抢回了他,用小车把他送回了寺院。当时他说口渴想喝水,他喝了一碗水。这时他的父亲说:“你无法坚持下去,该怎么办?”。他说:“阿爸,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喝了很多汽油。”没过多久,他呕吐了一些乌黑色的液体后就去世了。

我们是同班。在格尔登寺的传统是,班里的学生发生福祸这样的事情,任何人没有权力干涉,所有的决定权都归这个班。当天晚上,我们准备了祈颂经文、祈福法会等。他的所有遗物归班级,我们用他的遗物为他做了法事。当时,也有人想收藏这位英雄的遗物,很多僧人和俗人争先恐后地顶礼他的遗体,所以我们找了一张平措很大的照片让民众和僧人朝拜顶礼。在处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在笔记本上的一段话:“运气和信心是胜利,失望和疑虑是失败。”我亲眼见过他写的字。很多人想把这些遗物保存下来作为历史的物证,都说“向格尔登寺和你的班级表示感谢!”洛桑平措的手机被一位俗人买走了,说是要珍藏英雄的遗物。

中国政府审讯了我们班的诵经师扎西。他们的理由是:这个事件发生在格尔登寺,但具体发生在你的班级。

我们本来计划将遗体存放数天,但是中国政府突然下令第二天必须举行葬礼。我们班按时进行了祈福颂经等佛事,第二天我们以崇高的礼仪排成色昌(僧众仪仗)迎请了平措的遗体和照片。所有信众没有不流泪的。妇女们痛哭着说:“为了嘉瓦丹增嘉措(尊者达赖喇嘛)的事业和西藏民众的福祉点燃了身体……”。从寺院开始,僧俗民众手持哈达和圣香列队迎请了他的遗体,并大声齐颂“岗日热瓦果为香堪斯……(尊者达赖喇嘛祈请文)”快到火葬台时,东可仓仁波切持香引前,全班僧众把遗体放入了火葬台。那是一个用铁皮制成的箱子,那就是火葬台。在把遗体放上火葬台之前,东可仓仁波切把洛桑平措的遗体三次举起让民众瞻仰,所有人都痛哭成一片。就这样,这一天就结束了(说到这里,阿瑟噶瓦泣不成声)。

第三天,没有任何的动静。

第四天,我们几个人在收拾拜访者献的哈达,一个小僧人跑来说:“他们要禁止格尔登寺的宗教活动”。这样叫喊了多次,后来我不知道具体情况。我当时想,如果禁止宗教活动是了不得的事情。

一个月之后,达杰和甲普宗智遭逮捕。从此我们班就被列入黑名单。之后,又逮捕了丹增和纳丹,逮捕他们的理由是,指责他们和洛桑平措在茶馆里商量自焚。总之,指责他们商量了自焚,每年自焚一个或者一起自焚。

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详细登记姓名、籍贯等,当时大家议论说外省的僧人会被赶回去。有一天,僧人们聚集在大经堂前发放圣物,并说今晚绝不让一个僧人被他们带走。有些僧人和闯入寺院的军人在对峙,僧人和军人几乎脸都贴上了。僧人们说:“格尔登寺的全体僧人休戚与共,如果带走一些僧人,其他僧人无法袖手旁观。” 后来叫所有的僧人聚集到大经堂前,我也去了,不久大家又都回了僧舍。当晚来了很多干部和军人把僧人们强制带走了,遭到严重殴打的僧人也不少。当天晚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车辆,有人说如果发生严重问题,有的车上装着可以彻底消灭所有僧人、毁尸灭迹的武器,当然具体是什么武器我不清楚。那天晚上,军人和干部把我们像抓贼一样抓走了,押送到汶川和茂县。每辆车上押的有二十多名僧人,两名士兵押一位僧人,共有二十多辆车押送僧人,车队中间还安插的有军车,行驶在一条很宽的公路上,但是看不到其他任何车辆在公路上行驶。然后,把我们分成了七个组,我们每十八人关押在一间房子里,一直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其中有很多受伤的僧人。我们听不到外面的消息,而他们对我们进行哄骗。二十多天后,干部们大骂道:“你们犯法了,到外地寺院学习要办理手续,你们没有办理手续,所以犯法了。”

有一天,有个僧人写了“你们蹂躏藏人的生命,不让我们呆在寺院是对我们的权利和民族的侮辱”。由于这件事,情势一度非常紧张。我们也进行了几天的绝食。一个多月后,我们被遣返回了各地。就是这样的情况,详细情况很多,这只是简单的一段经历。

安瑟:
唉!遭遇了巨大的磨难啊,感谢你!

阿瑟噶瓦:
我们的两位怙主(嘉瓦仁波切和格尔登仁波切)不会停止为西藏人民的斗争。我们的心中有无法忍受的痛苦。中国政府认为我们怕镇压、怕开枪而退缩,我想那是不可能的事。我们抗争的敌人不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和开明的知识分子等群体,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这个政权。每天对我们进行的镇压、骚扰与限制,让阿坝地区的民众也无法继续忍受,而且在藏人干部中也有很多人无法接受。

阿瑟卡瓦:
这次我们格尔登寺的三百多名僧人到这里参加了法会,每个僧人心中都有巨大的痛苦,心病。由于每个人的心理素质不一样,所以面对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不可能一一讲述,已经占用了很多时间,这次就到此为止,达德莫(多多保重)。

安瑟:
唉!达德莫,西藏三区的人民心中有你们格尔登寺的爱国英雄们,很多英雄儿女永远在精神上支持和尊敬你们。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团结一致,我这次到这里也是为了支持你们而来的,总之,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

原文藏文,记录于2011年12月,安多
中文译者:桑杰嘉

附:

2011年3月16日,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20岁僧人洛桑平措(又写洛桑彭措)在阿坝县城点火自焚,呼喊“让达赖喇嘛回来”、“西藏需要自由”、“祈愿达赖喇嘛长久住世”,遭中共军警毒打,次日凌晨牺牲。之后,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人民法院判格尔登寺僧人尊珠(又写仲周),洛桑丹增(又写泽让旦真)和洛桑丹增(又写旦纯)11年、10年和13年重刑,理由是他们“转移”、“藏匿”了重伤的平措,以此推卸当局责任。

自2009年2月27日,格尔登寺僧人扎白(法名洛桑扎西)在阿坝县城自焚之后,格尔登寺这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寺在巨大的压迫之下,迄今已有13位僧人及前僧人自焚,其中9人已牺牲,4人迄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扎白(法名洛桑扎西):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岁。2009年2月27日自焚。遭军警枪击,重伤,被军警抢走,只知已残,更多情况不明。

洛桑平措(又写洛桑彭措):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岁。2011年3月1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毒打,牺牲,后由藏人火葬。

洛桑格桑: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1年9月2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是3月16日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平措的弟弟。

洛桑贡确: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1年9月2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只知在某军队医院,四肢已被截肢, 却被禁止家人探访。

格桑旺久: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7岁。2011年10月3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曲培: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9岁。2011年10月7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卡央: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8岁。2011年10月7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诺布占堆: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9岁。2011年10月15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次成: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20岁。2012年1月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丹增尼玛(又称丹尼):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20岁。2012年1月6日自焚。当场牺牲,被军警抢走遗体。

仁增多杰(又名柔白):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9岁。2012年2月8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洛桑嘉措: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9岁。2012年2月13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格贝: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2年3月10日(1959年西藏抗暴53周年纪念日)自焚,当场牺牲,遗体被军人抢走,拒绝交还家人,由军营在12日晚上火化,并限制五名家人参加葬礼,现场被军警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