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2024-02-07T05:30:28.342-08:00中国边缘资料备份,供研究用。本博客文章都属转载,所转文章不代表博主观点。Unknownnoreply@blogger.comBlogger369125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32646217445697632672021-04-07T18:11:00.006-07:002021-04-07T18:11:33.336-07:00 在新疆的镇压中幸存 Surviving the Crackdown in Xinjiang<p><br /><br /><br />As mass detentions and surveillance dominate the lives of China’s Uyghurs and Kazakhs, a woman struggles to free herself.<br /><br />By Raffi Khatchadourian<br /><br />April 5, 2021<br /><br /><br />在加拿大开始新生活的 Sabit, 又回到新疆了,现在流行「控制」和「预防」(恐怖主义)的地区<br />回家<br /><br />当 Anar Sabit 二十多岁住在 Vancouver 时,她喜欢告诉她的朋友们,人们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她确信,她的经历足以证明这一点。<br /><br />她是2014年来到加拿大的,她是一个聪明、自信的移民,来自戈壁沙漠以西的一个小城市 -- Kuytun (库伊屯) ,它位于中国的一个地区,夹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和蒙古之间。 "Kuytun" 在蒙古语中是 "寒冷" 的意思; 传说 Genghis Khan (成吉思汗) 的部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驻扎在那里,他们一边发抖一边喊着这个词。 在 Sabit 的童年时代,这座城市是一个不发达的殖民前哨,位于一个被当地人称为东突厥斯坦的争议地区。 这块领土在十八世纪被帝制中国吞并,但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毛泽东重新接管之前,它曾两次脱离控制。 在北京,它被称为 "New Frontier" 或 "Xinjiang",意思是:一个未被驯化的边境地区。<br /><br />在亚洲这个偏远的地方长大,像 Sabit 这样的哈萨克族孩子,可以在她周围找到中国征服的遗产。 新疆的面积相当于阿拉斯加的面积,其边界横跨八个国家。 它的人口原本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本地突厥族为主。 但是,在 Sabit 出生的时候,Kuytun 和新疆北方其他地区一样,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几十年来,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 一个被称为 "兵团" 的国营准军事化发展组织--帮助迎来了数百万汉族移民,其中许多是前革命军人,在无数的农场工作。 在新疆南部,新疆本地人仍然很多,但在 Kuytun ,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残存的存在。<br /><br />小时候,Sabit 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诲,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定的中国公民,即使「兵团」对她这样的人保持着殖民主义的态度。 Kuytun 的汉族居民经常称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为 "民族",好像他们之间的特殊文化没有区别。 Sabit 接受了这一点,认为这是正常的。 她的父母是一位医生和化学教授,他们从不谈论他们的歧视经历; 他们让她在学校里上普通话课,并教她接受在那里学到的东西。 Sabit上小学的时候,她和同学们采摘西红柿做冰糖。 中学时,她采摘棉花,她讨厌这种工作:你必须花几个小时弯着腰,否则膝盖就会被磨进土里。 母亲告诉她,劳动能培养品德。<br /><br />Sabit 在学生时代表现出色,2004年高中毕业后,她来到上海学习俄语,希望这能为她在世界其他地方打开事业机会。 她很喜欢上海,那里充满了迷人的快节奏生活的承诺。 但她仍然是一个 "民族"。 如果她告诉一个新认识的人她来自哪里,通常会使谈话脱轨。 有些人认为新疆住的是 "野蛮人",对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表示惊讶。 就在她完成学业之前,科技公司华为举办了一场招聘会,Sabit 和她的朋友们都去应聘。 她是唯一一个没有得到面试机会的人--因为她的出身,她很确定。<br /><br />Sabit 摆脱了这种偏见,并善于隐瞒自己的背景; 当情况允许时,她就撒谎说自己来自其他地区。 她在一家投资公司找到了一份高薪的工作。 工作很刺激--需要去俄罗斯、老挝和香港等地旅行,她喜欢她的老板和同事。<br /><br />当 Sabit 在上海的时候,她的父母移民到了哈萨克斯坦。 他们劝她也搬到那里去,但她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认为中国是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更具有未来。 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做一个模范公民,她坚信自己的未来在中国--即使她的祖国的政治越来越充满变数。<br /><br />2009 年,在南方省份广东的一家玩具厂发生了一场斗殴。 在混战中,两名维吾尔族员工被汉族暴徒杀害。 第二月,数百名维吾尔人走上新疆首府于鲁木齐的街头,挥舞着中国国旗,高呼 "维吾尔"--这是要让国家领导人看到的呼声。 警方进行了镇压,并爆发了骚乱。 数百人受伤或死亡,数百人被捕。 四十多名维吾尔族人被认为失踪了。 几十人后来被判处死刑。<br /><br />骚乱一年后,Sabit 与一群同事前往吉尔吉斯斯坦。 当她试图在乌鲁木齐转机时,她被当局拉到一边,并被告知,因为她来自新疆,所以需要特别许可才能前往。 由于她的同事先走了,她只好在民族宗教事务局呆了一天,办理了所需的证件。<br /><br />在吸收了党的宣传后,她认为这种措施是必要的。 但是,她还是开始感到深深的疏离感。 无论她在中国走到哪里,她仍然是一个局外人。 有一天,回到上海,她抬头望着这座城市高耸入云的公寓楼,问自己:"它们和我有什么关系?"<br /><br />不久后,她和一位移居 Vancouver 的朋友聊天。 Sabit 飞过来参观,她被这里的开放和机会所吸引,每当她告诉加拿大人她来自新疆,得到的回应都是热情的好奇。 她报名参加了一个商业文凭课程,那年夏天,她回来了,找到了一套公寓和一个室友。 她在 Vancouver 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份初级会计的工作。 她融入了一个朋友圈子。 她遇到了一个她爱的男人。 她的人生走上了自己设定的轨道,而且很美好。<br /><br />2017年春天,Sabit 的父亲突然去世,是心脏病发作。 她的母亲打来电话,但为了不让 Sabit 受到惊吓,只说他在医院,让她来看看他。 当时正在度假的 Sabit,甩掉了自己的计划,飞往哈萨克斯坦。 就在飞机起飞前,她用手机登录了一个家庭群聊。 有人用哈萨克语写道:"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安息"。 但信息是阿拉伯文,Sabit 只能看清 "天堂"。 她在痛苦的不确定中度过了飞行。 她到达后,另一位亲戚不知道母亲的谎言,对她的损失表示慰问。 当她意识到父亲已经去世时,她哭了起来。<br /><br />Sabit 发现母亲悲痛欲绝,于是她决定留下来支持她。 她向老板请了几个月的假,但老板不能让她的职位空缺那么久,所以她辞职了。 她打电话给 Vancouver 的朋友,让他们把她的东西放在仓库里。<br /><br />那年夏天,Sabit 和母亲回到 Kuytun ,解决父亲的后事。 朋友们曾警告她不要去:传言新疆本地人受到的镇压不断升级--哈萨克商人在边境失踪。 但 Sabit 在不到一个月前曾到那里进行过一次不平静的旅行,她想留在母亲身边。 两周的时间里,他们与家人见面,并参观了祖先的坟墓。 她后来回忆说,这次旅行 "充满了泪水和悲伤"。<br /><br />7月15日,Sabit 和母亲驱车前往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乘坐飞机返回哈萨克斯坦。 他们到达时已是半夜,大楼里几乎空无一人。 在海关,一名官员检查了她母亲的护照,批准她离开。 但当 Sabit 递上她的文件时,他停了下来,看了她一眼,然后把她的护照拿进了后面的办公室。<br /><br />"别担心," Sabit 向母亲保证,解释说拖延很可能是另一个官僚主义的烦恼。 几分钟后,那名官员带着一名维吾尔族官员回来了,他让 Sabit 坐在长椅上。 "你不能离开,"他说。"你们可以自己商量,你母亲是走还是留。"<br /><br />在情绪激昂的情况下,Sabit 的母亲请求解释。 警官回答说:"我们需要问她几个问题。"<br /><br />"你赶紧走吧。" Sabit 对母亲说。"如果我赶不上飞机,我明天再来。"<br /><br />两个女人把衣服装在同一个袋子里。 当她们分开自己的东西时,她的母亲开始哭泣,Sabit 安慰她。 然后,她看着母亲泪流满面,向大门走去。 等她走后,官员转身对 Sabit 冷冷地解释说,她被分配到了一个 "边控"--一个红色的标记,将她标记为可疑。 "你母亲在这里,所以我没提。" 他说。"你应该知道新疆现在是什么样子。你最好合群。"<br />“过街老鼠”<br /><br />在 Sabit 决定移居加拿大的时候,2014 年,北京的秘密会议正在为新疆规划一个黑暗的未来。 习近平在前一年成为国家主席,他正在巩固权力。 在扫除终身统治的障碍时,他最终使 100 多万政府官员受到从责难到处决的惩罚。 对于中国的少数民族,他也同样固守控制。<br /><br />新疆的动荡历史使其成为特别关注的对象。 这个地区似乎从来没有完全在党的掌控之中:它是外部干涉的目标--俄国沙皇曾经夺取了它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发源地,它在短暂的独立中被保留下来。 共产主义理论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各民族在向乌托邦迈进的过程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尚未完全工业化的边缘社会。 早期的苏联人采取了一种包容的方式,努力为各民族建立自治共和国。 中国人则奉行更多的同化政策。<br /><br />五十年代,毛泽东认识到党对新疆的控制力很弱,动员「兵团」在该地区北部建立农场--以缓冲苏联的潜在入侵。 革命者涌入,数十年内汉族人口占了40%。党的官员希望同化当地居民,试图剥夺他们的传统--他们的穆斯林信仰,他们的学校,甚至他们的母语。 当局认为维吾尔人身份是一个 "mistaken"。 Uyghurs were Chinese.<br /><br />七十年代末,邓小平上台,推翻了文革的过激行为。 在新疆,清真寺重新开放,允许使用当地语言,给文化的繁荣让路。 但是,在新的开放中,人们开始对仍然存在的殖民关系表示不满。 坚持地区传统,甚至保持 "新疆时间"--比北京晚两个小时--成为一种微妙的异议行为。 一些当地人举行了抗议活动,举着写着 "中国人滚出新疆" 的标语牌。 一些激进分子讨论暴动。<br /><br />1990 年 4 月,在喀什市附近,当地人与当局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 -- -- 据称是由一群业余的激进分子挑起的,随后有不明真相的示威者加入。 警察和「兵团」成员迅速平息了暴力事件。 当时距离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才过去一年,而国家的统治阶层对不团结的行为没有任何容忍。 一年后,当苏联垮台时,中国共产党--确信民族主义将这个前超级大国撕成碎片--变得更加警惕。<br /><br />政府以近乎偏执的强度,追捕任何被认为是 "分裂主义 "的迹象。 喀什的党委书记朱海仑是最积极的人之一。Abduweli Ayup 是朱海仑的翻译和助手,他回忆说,1998年3月,棉农抗议一项禁止他们种植菜地的规定。 朱抨击他们是分裂分子,并补充说:"You’re using your mosques as forts!" 在另一个场合,他嘲笑《古兰经》,对一位维吾尔族听众说:"Your God is shit." 朱命令 Ayup 带人挨家挨户地搜查藏有民族主义或宗教书籍的家庭--告诉他,不成功就别想回家。 Ayup 一直工作到天亮,挨家挨户把人吵醒。 但是,他说:"我根本找不到任何书籍。<br /><br />新疆的叛乱分子已被证明无法聚集许多信徒;当地人喜欢伊斯兰教的 Sufi 传统,它强调 mysticism ,而不是政治。 在 "9-11 "袭击发生时,该地区还没有恐怖暴力事件可言。 但 Osama bin Laden 在阿富汗越境策划的行动,使旧有的忧虑有了新的、紧迫的框架。 中国当局列出了一长串他们声称是圣战的事件清单,并向美国国务院陈述了他们的理由。 许多事件无法核实,也无法与非政治性暴力事件区分开来。 在中国,大规模袭击--用刀、斧头甚至简易爆炸物--令人吃惊地普遍,而且往往与民族动乱无关。 不久前,一名男子走进云南省的一所学校,用氢氧化钠喷洒了五十四人,他的目的是 "报复社会",官员说。 同样,一名来自中国东部的截瘫袭击者在北京的一个国际机场引爆了一枚炸弹--显然是对警察殴打事件的报复行为。 这起爆炸事件被视为 one-off incident. 一名维吾尔族人感到沮丧,认为新疆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在 Twitter 上问道:"Why is everything we do terrorism?"<br /><br />随着 2008 年奥运会的临近,中国当局开始痴迷于 "weiwen(维稳)" 或 stability maintenance 的概念--以中国社会学家孙立平所比拟的凶猛程度加强镇压。 孙曾是审查习近平博士论文的委员会成员,他指出,党是自己妄想的俘虏:由于高估了即将发生社会破裂的可能性,它对不满的根源视而不见。 孙警告说,为了消除 "不稳定的幻影 "而进行的反思性镇压,将导致镇压和动荡的螺旋式下降,这可能会带来一直以来所担心的崩溃。<br /><br />这一点在新疆似乎再合适不过了,在那里,中国领导人似乎不断地将民众的不满误认为是日益增长的叛乱。 2009 年于鲁木齐的抗议活动--继西藏类似的抗议活动之后--使党的理论家们呼吁设计一个单一文化的社会,一个单一的 "国家民族",以帮助为 "新型的超级大国" 铺平道路。 一位有影响力的国内安全官员 (胡联合) 指出:"稳定是为了解放人、规范人、发展人。"<br /><br />于右任党委书记开始推行这样的政策:告诉妇女不要戴面纱,禁止维吾尔书籍和网站,拆除历史建筑。 几年内,孙所警告的下行趋势开始出现。 2013 年秋天,一名维吾尔族男子在两名家庭成员的陪同下,将一辆 S.U.V. 撞向天安门广场上的游客人群--可能是因为他当地的清真寺在一次突袭中遭到破坏。 这辆装满自制燃烧装置的 S.U.V. 起火了。 这名男子和他的家人都死了,但在此之前,有两名行人死亡,38人受伤。<br /><br />几个月后,在云南省,一小群黑衣袭击者冲进一个火车站,持刀残忍地杀害了29名旁观者,打伤了一百四十多人。 虽然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这一事件负责,但一个以海外为基地的叛乱组织却对这次袭击进行了庆祝。 当局宣布袭击者是维吾尔族分裂分子,在北京,这起事件被称为 "中国的 911"。 习近平被激怒了。 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 "要坚持专群结合、依靠群众,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动,筑起铜墙铁壁"。 "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br /><br />2014 年 4 月,习近平前往新疆。 在喀什的一个派出所,他检查了墙上的武器。 "我们的同志拥有的手段也太简单了。" 他在旅行中说。"所有的武器还对付不了那些大刀片子、斧头等冷兵器"。 他还说:"我们要针锋相对、毫不留情"。<br /><br />在他访问的最后一天,两名自杀式炸弹袭击了乌鲁木齐的一个火车站,造成数十人受伤,一人死亡。 在北京的一次高级别会议上,习近平抨击了宗教极端主义。 "一旦信了它就像吸食了毒品一样",他说。 "丧失理智、精神疯狂,什么事都干得出来"<br /><br />不久之后,新疆的党政领导层宣布了一场 "人民战争"。 重点是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 该地区的最高官员承担了这场运动,但习近平对他越来越不满意,两年后任命了一个替代者。 陈全国,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一个头脑强硬、忠心耿耿的武装分子。<br /><br />雄心勃勃、循规蹈矩的陈曾在军队服役,然后迅速从政。 2011 年,当他抵达西藏时,僧侣们正在自焚--这是对长期镇压的紧急回应,达赖喇嘛称之为 "文化灭绝"。 这场危机正在成为国际头条新闻。<br /><br />在一个压迫已经成为常态的地方,陈并没有因为使用身体暴力而脱颖而出。 相反,他以专制策略的系统化者自居,随时准备用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方法针对整个群体。<br /><br />绝大多数自焚事件都发生在自治区的东部,因此,陈收紧了辖区的边界,限制自治区以外的藏人入境。 在拉萨,他规定没有身份证就不能买煤气。 他在城市里建了几百个被称为 "便民警务站" 的警察站,这些警察站排列成紧密的队形--这是一种压倒性的武力表现。 他派遣了两万多名共产党干部进入村庄和农村寺院,进行宣传和监视。 一些当地人报告说,被称为 "红袖章巡逻队" 的志愿团体成员打砸民宅,没收达赖喇嘛的照片,中国当局将动乱归咎于达赖喇嘛。 拘留人数似乎在增加。 2012年,当大批藏人前往印度接受达赖喇嘛的祝福时,陈将他们关进临时的再教育设施。<br /><br />邻近地域的自焚事件仍在持续,但陈的辖区在接下来的4年里仅录得一起。 他宣称:"(我们)依法打击,毫不放松地打击非法组织和重点人"。 他有讨好上级的天赋。 2016年3月,就在他到新疆任职之前,他所在地区的代表来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们佩戴着印有习近平形象的胸针--"a spontaneous act to show gratitude",国家媒体指出。 党认为陈的策略是成功的。<br /><br />在新疆,陈把他那一头细长的黑发梳成了一个精确的发型,并带着从西藏带来的保安人员出行。 他没有搬进党委书记的住处,而是把自己安排在一家由政府控制、由人民解放军保护的宾馆里。 这座建筑紧邻警察组织的设施,陈建华有一条高速数据线从他的住所接入该地区的数字安全基础设施。<br /><br />习近平曾把改革比作一顿饭,指出肉吃完后剩下的东西很难咀嚼。 陈明确表示,他是来 "啃硬骨头" 的。 他将自己的一篇讲话题目定为 "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治疆方略"。<br /><br />他的前任借鉴了他的西藏战略,在新疆部署了二十万党员干部。 陈将他们的人数增加到100万,并敦促他们挨家挨户地走访,"在感情上贴近群众" 地成长。 根据一项名为 "结对认亲" 的计划,当地党政官员将他们介绍给当地家庭,宣称 "这些是你们的新亲戚"。 干部们强加于人,顺便来吃饭;有时还要求他们在这里过夜。 惊恐的居民强颜欢笑,礼貌地为他们服务,参与他们的提问,甚至给他们提供床铺。<br /><br />在当时已经成为新疆党的副领导人的朱海仑的协助下,陈招募了数万名 "协警",以建立一支既能实施大规模抓捕,又能平息他们所引发的动乱的部队。 他开始建设数千家 "便民警务站",试图对城市生活实施 "铜墙铁壁"。 他着手将民众分为三类--信任的、一般的、不信任的,并拘留任何无法证明足够忠诚的人。<br /><br />2017 年初,在陈到任半年后,他为领导层准备了一场长期、复杂、"轰轰烈烈" 的运动。 他指示他们说:"把这次打击作为重点任务。"他指出,有必要 "主动出击、先发制人"。 他说,任务就是要从根本上撕开分裂主义问题的口子。 他表示对任何不愿意积极执行他的计划的 "两面人" 官员 "坚决依纪依法严肃查处"。<br /><br />2017年,新疆党委书记上演了一场万人阅兵式,宣布要 “斩草除根、除恶务尽” Illustration by Na Kim<br /><br />陈到北京与习近平会面。 几天后,他在乌鲁木齐举行了盛大的集会,一万名戴着头盔的军队排成一排,自动武器随时待命。 当直升机在头顶上盘旋,装甲车的方阵列队而过时,陈宣布要 "斩草除根、除恶务尽",并发誓要 "让暴恐团伙和暴恐分子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br /><br />作为一种指挥战术,他喜欢突击检查,有时随机打电话给警察,以检查他们的反应时间。 他指示说:"应收尽收"。 到2017年4月,他的部队集体抓人。 一份泄露给荷兰一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的官方备忘录显示,仅一周时间,也就是6月19日,新疆南疆四地州当局就抓捕了一万六千多人; 还有五千五百人被记录为 "暂时无法拘留",因为调查人员无法追踪他们。<br /><br />即使拘留人数激增,当局也在催促增加拘留人数。 一位警察局长回忆说,一位党员解释说:"You can’t uproot all the weeds hidden among the crops one by one—you need to spray chemicals to kill them all." 6月,朱起草了一份文件。 "坚持应收尽收,"文件说。"有了就收。"<br /><br />在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一名官员交给 Anar Sabit 一份拘留证,这是一份行政文件,说明对她的逮捕令。 证明的日期是6月20日。 Sabit 被带到一个小审讯室。 她的手机和文件被没收,机场官员告诉她准备接受 "视频调查"。<br /><br />她被安置在一台电脑前;通过视频链接,另一名官员开始用维吾尔语询问她,她听不懂这种语言。(陈招募来实施镇压的许多人都来自他所针对的民族)。<br /><br />"请问,"Sabit 说,"你能用普通话吗?" 官员改用笨拙的普通话,询问她的出入境记录和护照。 为什么她曾经在中国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领事馆续办过护照?Sabit 回答说,她是去探亲的,旅行的时候 pages 用完了。 一个小时后,一个士兵把她带到外面等候。 她本以为会被放行;她的回答很诚实,而且很容易核实。 但她却被叫回房间,并传唤了两名士兵看守她。<br /><br />当最初告诉她边防检查的维吾尔族机场官员对她进行检查时,Sabit 问她做错了什么。 他恼怒地说:"你知道你做了什么。现在我们要等奎屯公安局的人把你带走。" Sabit 问什么时候会这样。 他试探性地回答:"这要看他们什么时候走。"<br /><br />扩音器里传来了她的航班延误的通知,她想象着母亲在飞机上的样子,担心得不知所措。 她坐着的时候,她的警卫和她聊了起来。 她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女人--从 "内地"(中国其他地区对新疆的称呼)入伍。 她们说,她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需要离开中国,尤其是去哈萨克斯坦。 "真是个落后的国家,"一个人说。Sabit 决定,不同意这种说法是不明智的。<br /><br />大约6个小时后,Kuytun 市公安局的几名年轻男子来到了这里,他们身着黑衣。 当 Sabit 被移交给他们看管时,机场的官员告诉她,如果没有问题,局里可以解除边控,然后她就可以离开了。 Sabit 点了点头,心想也许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能看出她是无辜的。<br /><br />外面,天亮了。公安局的人把 Sabit 引到一辆车的后座上,她的两边各坐着一个警卫,手铐已经准备好了。 这些人看起来很疲惫,开了一夜的车,但他们警惕地注视着她。 一名情报人员坐在副驾驶座上,对她进行了盘问,司机以狂躁的劲头向 Kuytun 飞驰而去,将车速推到每小时一百一十多英里。<br /><br />在他们的总部,这些人把 Sabit 带进了一个地下室,里面有几间拘留室。 在一间狭窄的牢房前停下,他们让她进去。 突然,她的困境的艰巨性击中了她,她开始哭泣。 "求求你,能不能不要把我关进去?"她哀求道。 "我不是一个坏人。求求你,让我在办公室里等吧。"<br /><br />"我们为你走了五百公里的路。 "情报人员说。"不要再给我们带来不便了!" 她进了牢房,注意到墙壁上有泡沫填充物--她怀疑是为了防止自杀。 有两张软垫凳子,每张凳子下面都有一根装在墙上的管子,标签上显示是用来装手铐的。 Sabit 吓得不敢坐。<br /><br />一个贴在牢房外的助理警察告诉她:"你可以休息一下。" 她慢慢地降到了一张长椅上。 这名警官姓韩,来自与新疆相邻的一个贫困省份,那里是新兵的来源地。 他告诉 Sabit ,调查人员会在当天上午九点到达。 他拿着她的档案,观察到她的档案很薄,说这是个好兆头。<br /><br />脑子里转来转去,Sabit 试图不责怪自己无视关于返回中国的警告。 她后来在一份未发表的证词中写道:"我的焦虑就像蚂蚁吞噬猎物一样,一点一点地吞噬着我"。(这篇报道参考了她的书面证词、包括她保存的文本在内的原始文件,以及广泛的采访)。 她希望,每过一分钟,都能让她更接近于向更高级别的官员解释自己的处境,让他明白,她的拘留是个错误。<br /><br />几个小时后,两名官员,一男一女,把 Sabit 引到一间审讯室,里面有一张 "老虎凳"--一种用来铐住坐着的人的金属装置。 Sabit 反感了。 男警官见状,命令为她拿来一把普通的椅子。 "在这里,我们尊重人权,"他说。 "你要做的就是配合,如实回答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会放你走。"<br /><br />Sabit不知所措,她感到胃部一阵刺痛。 警官叫吃早餐。她吃不下饭,就问能不能用一下卫生间。<br /><br />"来吧。"女警官说。 此前,Sabit 曾被允许进入她牢房附近的一个厕所--一个肮脏的洞,有监控摄像头对着它。 "我们能不能不去那个有监控摄像头的厕所?"她问。 警官把她领到另一层楼的一个厕所。 当他们回来时,Sabit 得以瞥见自己对面的一间审讯室。 在那里,她看到一个身穿橙色背心和黑色长裤的年轻维吾尔族男子,他的手腕和脚踝被锁在一张老虎椅上。 他的脸很脏,没有刮胡子。他的眼睛没有焦点。 他的头耷拉着。穿着黑衣的官员对他大喊大叫。 Sabit 被带了过去,回到她的房间接受询问。<br /><br />在许多拘留设施中,用于限制囚犯脚踝和手腕的 "老虎凳" 是恐吓的工具。 Illustration by Na Kim<br /><br />任何经历过审讯的人都知道,审讯是重复的。 审讯者一遍又一遍地问同样的问题,寻找暗示着不言而喻的真相的微小差异。<br /><br />Sabit 的审讯持续了几个小时,官员们重复着在机场问她的同样问题。 当她说话的时候,她能听到对面维吾尔族男子牢房里传来的抽打和电击声。 随着他的尖叫声充斥着整个房间,她发现很难集中注意力。 首席审讯员转向他的搭档。"告诉他们别再这样了,"他说。"这影响了我们的工作。" 对面的拷问安静了下来,但仅仅是一段时间。<br /><br />审讯人员走后,给她送来了午餐,但她又吃不下。 一位被她礼貌地称为老哥的维吾尔族军官端着热水和胃药进来。<br /><br />三个小时后,带队的审讯人员回来了。"你去过很多敏感国家,"他说。"我们需要启动新的审讯。" 当 Sabit 问到哪些国家有问题时,他说出了美国、泰国、马来西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br /><br />"除了美国,我去这些国家都是因为工作!"她说。 "我的同事可以证实这一点。"<br /><br />第二次审讯结束时,已经是晚上了。 老哥回来了。Sabit 绝望地问:"我可以走了吗?" 他摇了摇头,告诉她:"这杯水留着喝热水,一定要吃饭。"<br /><br />从机场带她过来的情报人员带着她的行李来了。<br /><br />"我是不是要回家了?" Sabit 问道。<br /><br />"你会知道的。"他说。他开始送她离开设施。 另一个人走过来,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但情报人员摇了摇头。"她的名字在名单上。"他说。"谁也救不了她。"<br /><br />中国政府放置了数以亿计的监控摄像头,其中一些摄像头配备了识别维吾尔人面孔的功能。 Illustration by Na Kim<br />雪亮工程<br /><br />2005 年,中国政府开始在全国各地布设监控摄像头,这个计划被称为 "天网工程"。 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推出了加强版的 "雪亮工程",设想是一个由5亿个摄像头组成的系统,"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 在北京,几乎没有一个角落不被观察到。 这些摄像头最终与人脸识别软件配对,使当局的侵入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在北京天坛公园的厕所里,面部扫描保证了使用者每次取用卫生纸不能超过七十厘米。<br /><br />在习近平在新疆周边筑起一道 "铜墙铁壁" 的努力中,先进技术将成为核心。 一个名为 "IPVM" 的研究视频监控的组织的研究人员发现了证据,2017年中国公安部提出了一个要求:监控摄像头使用的面部识别软件必须经过训练,以区分维吾尔人的面孔。 几家中国领先的制造商迅速开始研发这项技术--"维吾尔族报警器",正如华为的一份测试报告中所称的一个系统。 虽然基于种族的监控系统准确度不确定,但它们已经在新疆以外的至少十几个辖区进行了部署。<br /><br />新疆本身已经成为数字监控的实验室。 到 2013 年,乌鲁木齐的官员已经开始在房屋外部贴上二维码,安保人员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来获取居民的详细信息。 陈全国到任后,所有的汽车都安装了国家发放的 G.P.S. 追踪器。 每一个新的手机号码都必须登记,手机被例行检查;当局可以采集从照片到位置数据的一切信息。 Wi-Fi "嗅探器" 被安装在电脑和其他设备上,以提取识别数据。 陈还启动了一项名为 "全民体检" 的计划,以医疗为幌子,收集生物识别数据--血型、指纹、声纹、虹膜模式。 每个 12 岁到 65 岁的新疆居民都需要向国家提供 DNA 样本。<br /><br />为了利用这些不同形式的监控,有必要将它们集中起来--这个问题在新疆人民战争之初就已经预见到了。 2015 年,中国国家安全机构开始建设「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ntegrated Joint Operations Platform),或称 IJOP ,信息流可以在这里汇聚。 "在恐怖行为发生后,研究原因非常关键,但更重要的是预测即将发生的活动。"该项目的一位高级工程师指出。 该系统启动后,朱海仑肯定了该系统将用于根除看不见的威胁。 他传阅的一份备忘录说:"“一体化”平台推送的问题人员或线索,是影响稳定的重大风险隐患。"。"难以落查的人员或线索更是风险中的风险、隐患中的隐患。"<br /><br />数万名安全人员得到了 IJOP 应用,并被督促向其上传信息。 人权观察组织委托进行的一项对该软件的取证分析显示,有三十六种 "人员类型" 可能会引发问题评估。 其中包括不使用手机的人,使用后门而不是前门的人,或者耗电 "异常 "的人。 即使是 "不正常" 的胡须也可能引起关注。 社交活动太少是可疑的,维持被认为 "复杂" 的关系也是可疑的。 该平台把不信任当作一种传染病:如果一个人看起来不够忠诚,她的家人也很可能被感染。<br /><br />该系统的设计是将自身对某人的不了解视为潜在罪责的标志。 这一点从来没有比居民出国旅行,尤其是去一个被认为是 "敏感" 的国家时更明显。 2017 年 6 月,朱海仑签署了一份公告,强调凡是新疆人出国旅行的,都要被推定为有罪。 "对仍在境外但不能排除涉恐嫌疑的,则进行边控处置,确保入境即捕;对已入境但不能排除涉恐嫌疑的,则先进行集中教育培训并审查。"<br /><br />在公安局,Sabit 被迫和从机场接她的情报人员一起上了车。 当她向窗外望去,儿时的 Kuytun 似乎已经认不出来了,天际线模糊不清,显得粗犷而冷酷。 他们正在向西行驶,向着她长大的街区驶去。 "我有这样的希望,或者说是幻想,他开车送我去我的老地址," 她回忆说。但是,他们却来到了北京西路上一个新建的派出所。 在正厅里,Sabit 注意到坐在椅子上的一位老人,他是和父亲在同一所学院教书的邻居,他的女儿她从小就认识。 "你好,叔叔。"她用哈萨克语低声说。"你认识我吗?" 他默默地示意她不要说话。<br /><br />Sabit 的眼眶里涌出了泪水。"就像看到了自己的父亲,他才刚刚去世。"她后来回忆说。 "我感到无比的恐怖和悲痛。"<br /><br />Sabit 奉命跟在一名怀孕的军官身后,他们边走边用哈萨克语低声说:"他们要求什么就做什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反抗,否则你会受苦的。" 在一间私人房间里,军官命令 Sabit 脱掉衣服;她搜查了她的身体,没收了她的首饰和鞋带。<br /><br />回到正厅,另一名军官记下了她的个人信息。 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可能是维吾尔族或哈萨克族,所以Sabit觉得有恃无恐地问:"为什么我必须留在这里?"<br /><br />"你是联合作战平台的人带过来的。"他解释道。"你去过那么多国家。问题可大了。" 他向仍坐在椅子上的老教授示意。"他去过哈萨克斯坦四十多次了。"他说。"我们让他在这里呆了十天了。看来你也要留下来了。"<br /><br />Sabit 感到一阵寒意。她在老人身边坐了下来。 "孩子,我怎么会认不出你呢?"他用哈萨克语低声说。"你和我的女儿一起长大,仿佛你也是我的孩子。" 他又为她的父亲加了一句祝福。"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安息。" 然后他警告她要小心--不要批评共产党,也不要赞扬她在旅行中遇到的任何事情。 "你必须坚强,"他说。"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你在这里不必害怕。老伯伯在陪着你。"<br /><br />被拘留者通常睡在一间审讯室里 -- -- 男的睡一边,女的睡另一边 -- -- 但那间审讯室已经满了。 那天晚上,军官在大厅里放了一张军用床垫,并命令 Sabit 和另一名年轻女子共用。 那个女人穿着一件红色的衣服。"她非常瘦,正用一双无辜的眼睛平静地看着我,"Sabit 回忆说。"我从她的外表可以看出,她是维吾尔族人。"<br /><br />当他们挤在一起的时候,这名女子解释说,她是一名学生,因为使用名为 Zapya (快牙) 的文件共享程序下载音乐而被捕。 使用 IJOP 的官员被期望记录任何 "可疑" 的应用程序--有几十个,但许多居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 这名妇女告诉 Sabit,被关在警局的两名维吾尔族男子,她的一名同学和一名屠夫,也是因为 Zapya 而被拘留。<br /><br />时值七月,天气炎热,蚊虫密集。 为了抵御叮咬,Sabit 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大厅里的灯整晚都亮着,警察对讲机的哔哔声和静电阵阵发出持续的喧闹声,警察们在处理吸毒者、醉鬼、乱穿马路者和其他轻罪犯。 警察对待带来的人很严厉。 有一次,一个被铐在老虎凳上的老人开始高喊:"毛泽东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br /><br />第二天,Sabit 被接送到医院进行体检。 她被抽了血,取了尿样,还做了心电图、超声波和胸透。 回到警局后,警官给她拍了照片和指纹,并提取了她的DNA样本。 她接受了虹膜扫描,并被迫对着麦克风说话,这样她的声纹就可以被采集:更多的数据将被上传到 IJOP。<br /><br />当晚,Sabit 和那名维吾尔族妇女睡在审讯室里,结果发现审讯室比正厅还糟糕。 那里的蚊子一样无情,对讲机也还能听得见,只是现在 Sabit 和另外两个女人挤在一个小小的铁笼子里。 房间里又热又不透气,尽管她浑身是汗,但她还是用毛巾裹住自己,以抵御蚊子。她的胃在痛苦地颤抖着。<br /><br />在另一个笼子里,老教授和那两个维吾尔族人被关在一起。 晚上,教授睡在地板上的床垫上,年轻人被铐在墙上,不能躺下;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Sabit 注意到,年轻人只有在吃饭和上厕所时才会被解开手铐,而且他们从不洗澡。<br /><br />仿佛被卷进了飓风中,Sabit 被卷入了陈全国发起的巨大的拘留计划中。 大约有两千五百万人生活在新疆--不到中国人口的2%--但根据一项基于政府数据的评估,到2017年底,该地区的逮捕人数占全国逮捕人数的五分之一。<br /><br />在警察局,Sabit 注意到,大量维吾尔人被带到这里来上传信息。 许多人在进入 Kuytun 时被检查站拦下; 还有一些人被 IJOP 标记为不可信。 大多数是老人,或妇女,或儿童。 年轻人,似乎已经被关了起来。<br /><br />白天,Sabit 被允许回到车站的主厅,但是,每当她的亲戚来拜访时,她很快就被带出视线,进入她的笼子。 有时,她认识的其他人走了进来,想到他们看到她被拘留,她就充满了羞愧。 后来她意识到,他们以为她只是来解决一个官僚问题,就像他们一样。 有一次,一个老熟人进来,要求办理去哈萨克斯坦探望父母的手续。 这名妇女听说 Sabit 被拘留了,于是开始接近她,但教授示意她不要靠近。 在离开之前,这名妇女低声说,她会把消息传给 Sabit 的母亲。 默默地注视着她,Sabit 努力忍住了眼泪。<br /><br />在她被捕19天后,老哥走进了警局。 忆起他的恩情,Sabit 感到一阵希望。 她叫住他,问他是否知道她什么时候可以离开。 他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其他人,说:"你们都得送去学校。" Sabit 从车站的小道消息中知道,"学校" 的意思是政治-教育营。 她震惊地问:"要多久?" 他说半年。<br /><br />第二天傍晚,三个身穿灰色夹克衫、相貌严厉的男人来了。 从他们恭敬的态度来看,Sabit 以为他们是高官。 原来,其中一个是公安局内保组的主任,一个叫 Wang Ting的人。 Sabit 被叫去和他们见面,教授和其中一个维吾尔族年轻人也被叫去。 Wang Ting 对 Sabit 进行了询问,重点是她的哈萨克族签证。 在面谈中,一位官员感慨道:"你一走就管不了了"。 尽管如此,该站副站长事后告诉 Sabit,她将在第二天被释放。<br /><br />陈全国把他的镇压描绘成给新疆带来秩序的一种手段,但对体制内的人来说,不断变化的规则和任意的执法造成了一种接近无政府状态的状况。 一名警察告诉 Sabit ,在她离开之前,她必须在一份文件上签字,表示后悔,并保证不再重犯。 Sabit 说,她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br /><br />"你怎么会在这里?"他问。<br /><br />"我在国外。"她说。<br /><br />"那就写上你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他说。 当她犹豫不决时,他告诉她,有什么错误就写下来。 Sabit 在车站的候车区找到了一本共产党的杂志,抄下了其中的一些宣传内容。<br /><br />第二天早上,Sabit 走出车站,给母亲打电话,母亲顿时泪流满面。 Sabit 想马上飞去找她,但警察扣留了她的护照;他们说,在他们释放护照之前,她必须获得局里国内安全小组的批准。 在该局办公室,Sabit 找到 Wang Ting ,解释说她想回到母亲身边。 他告诉她,他需要请示上级。当她回来后,下周, Wang Ting 解释说,她的边控将在三个月后自动失效,然后她的护照可以返回。 Sabit 很困惑:在机场拦截她的官员告诉她,她必须主动采取措施才能解除边控。 但是,当她想解释时,王先生却挥手让她离开。<br /><br />Sabit 等到三个月过去了,再加上多一天的时间,才算安全。 然后,她回到王先生那里,Wang 先生指示警察放行她的护照。 她松了一口气,订了一张飞往哈萨克斯坦的机票。但在机场,同一个官员又拦住了她。 她的边检还没有过期。"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他说。<br /><br />几个小时内,Sabit 又出现在 Wang 先生面前,王先生恼怒地瞪着她。 他坚持说,她的边境管制已经过期,也许系统只是需要时间来反映这种变化。 他让她再等一周。Sabit 求他提供一份表明她清白的文件,他让人写了一份。 它指出,她曾因在领事馆更新护照而被调查,但被洗脱了嫌疑。它说:"我们没有发现她或她的家人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它补充说,她 "有资格离开这个国家"。 第二天,她拿着文件,又冒着风险坐了一次飞机。再一次,她被拦住了。不管是没有办法遵守规则,还是没有一致的规则可循,她都成了俘虏。<br /><br />中国人有一种说法,叫 "鬼打墙"--看不见的迷宫,由幽灵竖立,迷惑和困住旅行者。 在 Sabit 的案例中,幽灵就是国家,她决心要找到穿越它的障碍的方法。<br /><br />从 Wang Ting 的同事口中,她得知,她的边控撤除请求已经送上官僚系统审批。 要到两百五十里外的县城所在地 Ghulja , 再走一百五十里路到乌鲁木齐。 她急于保证自己的手续正在办理,决定跟着去推敲相关官员。 当她到达火车站时,发现火车站里到处都是即将召开的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传品。 那是一个政治敏感时期。<br /><br />在古尔佳,Sabit 得知自己来晚了:她的申请书已经去了乌鲁木齐。 下一班火车还有几个小时才发车,于是她去看望住在那里的一位生病的阿姨。当他们正在喝茶的时候,她的电话响了。 是 Kuytun 派出所的副所长打来的。"你在哪儿?"他叫道。<br /><br />Sabit 告诉了他。<br /><br />"你几天前还在 Kuytun 。"他说。"你怎么突然就走了?" 他让她把火车票的照片发短信给他,作为她在 Ghulja 的证明。 然后,他命令她立即回去,签署文件。 "你今晚就坐火车回去。"他说。<br /><br />副局长似乎对她的案子有奇怪的意向。 在火车上,她收到了他的短信,让她确认自己已经在路上了。 当她到达 Kuytun 时,已过午夜,停车场空无一人。 在车站外的灯光下,她看到一辆警车在等她,里面有两个警察。 一个是汉族人,另一个是哈萨克族人。 他们默默地开着车,直到Sabit问她为什么要这么急着回去。 哈萨克族警官悄悄地解释说,要送她去上学。<br /><br />那位官员用哈萨克语跟她说过话,所以Sabit觉得自己可以询问他。 她难以置信地问:"副局长不是说我是要签文件的吗?" 她让他不要逗她,他却摇摇头说:"我没有开玩笑。" 在派出所, Sabit 的东西被没收了,她被送回了笼子里。 第二天,又给她做了体检。 很明显,她正在接受再教育的处理,但她无法接受这是现实-- 这是一种常见的反应,奥地利精神病学家 Viktor Frankl 称之为 "delusion of reprieve"。 Frankl 很清楚这种错觉的羁绊。 在 Holocaust (二战中对犹太人的屠杀) 期间,他被带往 Auschwitz (奥斯威辛); 他后来写道,即使在他在的火车驶入时,他也相信 "到最后一刻,情况不会那么糟糕"。<br /><br />被拘留者上了 "政治再教育" 课,被迫复读 propaganda 和唱党歌。 Illustration by Na Kim; Source photographs by Greg Baker / AFP / Getty (building); The Asahi Shimbun / Getty (Xi)<br />上学<br /><br />陈全国的镇压目标只有一个:将新疆大部分人口转移到一个由集中营组成的群岛中进行政治再教育。 在他到任后不久,他就开始建造数百个类似监狱的设施--一位官员后来将其描述为不被信任者的信任目的地。<br /><br />通过将整个本地居民作为目标,陈正在实现一个多年来的目标。 在2015年,大约在开发 "IJOP" 系统的时候,一位高级官员曾认为,该地区三分之一的维吾尔人 "受到宗教极端势力的污染",需要 "通过集中力量进行教育和改造"。<br /><br />习近平曾将分裂主义和伊斯兰激进主义比作一种疾病, 官员们在试图消除对集中营的担忧时,常常引用药方。 "虽然有一部分被灌输极端主义思想的人没有犯罪,但他们已经被感染了,"他们有人认为。 "必须接受隔离治疗,清除他们大脑中的病毒。"<br /><br />在大规模逮捕开始的时候,中共机关报《新疆日报》首次公开承认了陈的计划。 它描述了两个被分配到和田县再教育营的人:一个是农民,一个是村里药店的老板。 两人都称自己在思想上已经痊愈。 "I was increasingly drifting away from ‘home,’"药店老板解释说。 "With the government’s help and education, I’ve returned"<br /><br />这位农民指出,他惊讶地得知,他的思想正在表现宗教极端主义。 "I didn’t even know."他说。他补充说,现在,"our lives are improving every day. No matter who you are, first and foremost you are a Chinese citizen."<br /><br />一位官员告诉《新疆日报》记者,集中营已经接受了两千人。 "We have strict requirements for our students, but we have a gentle attitude, and put our hearts into treating them," 他说。"To come here is actually like staying at a boarding school." 他指出,药店老板一开始对接受再教育很抵触。 "Gradually, he became shocked by how ignorant he used to be."<br /><br />(译者: 这段对话原始来源未知,因此保留了原文。)<br /><br />(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京第四场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实录 的剧本很像)<br /><br />从派出所出来,Sabit 和另一名被关押的维吾尔族青年妇女被驱赶到一个被围墙围住的大院,围墙的顶部是蛇腹形铁丝网。 一块牌子上写着 "奎屯市职业技能再教育培训中心行政局"。 里面是一栋三层楼房,是以前的派出所,被匆匆忙忙地重新利用。 她们被带了进去,被告知要面对一堵墙。 Sabit 试图打量这里,但光线很暗。 站在她身边的维吾尔族妇女开始哭泣。<br /><br />"别乱动!"一名军官喊道。 Sabit 注意到这个人的普通话不完善,转身看到他是哈萨克族人,她立刻感到厌恶。 女人被引导到三楼,在路上,Sabit 瞥见几个穿着灰色制服的男性被拘留者。 他们沉闷的身影让她感到恐惧,她看了一眼。<br /><br />Sabit 被带到一个大房间,在那里她被脱衣搜身。 在穿衣服的时候,她问还要呆多久,一个警卫说,在十九大召开前不会放人,而十九大还有几天就要召开了。<br /><br />拘留室是改造后的办公室,墙壁、门窗都用铁格子加固,使其看起来像笼子。 门被铁链锁在门框上,不能打开超过一尺,被拘留者不得不摇摇晃晃地穿过。 在 Sabit 的牢房里,五张双层床挤在一个12乘15英尺的空间里,天花板上挂着三个摄像头和一个麦克风。<br /><br />几个哭得眼睛通红的女人已经在那里了,后来又有更多的人赶到。 她们都确信自己是在全国代表大会之前的一次拉网式围捕中被抓来的。 有的因为使用 WhatsApp 被抓来了。 有一个从美国的大学放假,她因为使用 VPN 交作业和访问她的 Gmail 账户而被拘留。 一名17岁的少女因其家人曾去土耳其度假而被捕。<br /><br />和 Sabit 一起被处理的那个维吾尔族妇女也被分配到了这个牢房。 她是一名共产党宣传员。 她告诉 Sabit ,几年前,她订了一张飞往喀什的机票,但由于沙尘暴,飞机无法起飞,所以航空公司把飞机上的所有人都安排在宾馆里。 后来,Kuytun 的警察将她扣留,并告诉她,酒店里的另外两个人被认为是嫌疑人。 尽管她是为党工作,但仅凭她是维吾尔族人,住在别人被怀疑的旅馆里,就足以引起警觉。<br /><br />再教育营与医院完全不同,与寄宿学校完全不同。 陈全国曾指示,这种设施 "教育要向学校一样,管理要向军队一样,保安要向监狱一样。" Sabit 和其他妇女不得不把衣服换成了带有荧光条纹和身份证照片标签的暗淡制服。 男警卫在大厅和大院外巡逻--每个警卫都是二十四小时轮班,而女工作人员则充当惩戒员,无论她们去哪里,包括上厕所,都要跟着。 当管教人员不在时,监控摄像头就在那里;即使是在洗澡时,被拘留者也无法躲过它们。<br /><br />大楼里唯一允许的语言是普通话。一些年长的妇女一个字都不懂,除了必须记住几个短语外,她们只能保持沉默。 每个人在进入房间时都要喊 "报告!",但许多妇女都忘记了,这让她们的管教人员很生气。 有一个管教员是「兵团」成员,经常侮辱和羞辱这些妇女。 惹怒她的被拘留者会受到惩罚,包括被锁在一个小房间里,并被铐在老虎椅上过夜。 她经常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你不听话,你就一辈子呆在这里。"<br /><br />Sabit 很快就知道,每时每刻都受到控制。 女人们必须在每天早上八点准时起床,但是,除了去洗手间和厕所,她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被锁在牢房里。 她们有三分钟的时间洗脸刷牙,一分钟的时间排尿,淋浴不能超过五分钟。 有些妇女因为误判了时间而留下了肥皂水。<br /><br />吃饭时,妇女们必须在牢房里排队等候餐车,背对着门。 发给她们的杯子和碗都是用廉价的塑料做的,Sabit 看着热腾腾的食物和水把它们泡软,担心毒素渗入她的饮食中。(后来,引入了替代品。) Sabit 的牢房没有桌子,但妇女们被分配了凳子--使用起来很痛苦,因为它们只有一英尺高。妇女们蹲在凳子上,把碗放在地上。 如果她们吃得太慢,或者吃得不够,就会受到训斥。 老年妇女和有牙病的人都在挣扎,但无论是年龄还是病痛都不能使她们免受侮辱。<br /><br />白天,被拘留者被禁止坐在床上,但午餐后,他们被要求躺下,闭上眼睛,强制性地打盹。 晚上 10 点,他们被命令睡觉,但牢房里的灯从未关闭,而且不允许用毯子或毛巾遮住眼睛(年轻的妇女自愿睡上铺,为年长的妇女遮光)。 如果有人说话,房间里的每个人都会被吹响的扩音器发出刺耳的训斥声。 任何夜间上厕所的要求都会受到蔑视,最终妇女们不再提出要求。 她们沮丧、不舒服,经常被辱骂,她们掩饰自己的痛苦,因为表现出悲伤也会受到惩罚。 "你们不能在这里哭,"看守告诉她们。「学校」教会了他们如何远离摄像机,掩饰自己的脸,安静地哭着入睡。<br /><br />妇女们被告知,她们将被再教育,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沉闷的禁闭。 为了打发时间,她们坐在凳子上,交换故事。 那个在美国留学的大学生把 "肖申克的救赎" 的全部情节都讲了一遍,以此来娱乐其他人。<br /><br />Sabit 来了12天后,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她们被传唤去见公安局的官员。 Sabit 被带到一间审讯室,一名官员告诉她:"你的案子现在基本清楚了。" 她问,既然国内安全小组已经向她提供了一份书面的清白声明,她怎么会被关进集中营。 该官员说,他不知道。 后来,一名被拘留者告诉 Sabit,她听说是因为官员们认为她在机场失败离境,很不方便。<br /><br />面谈结束后,她们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但没有人被释放。 然后,在 Sabit 被拘留一个月后,宣布大家每周要学习六天普通话--掌握 "国语"。 在得知有一个被拘留者在三个月后被释放后,Sabit 想,也许她也能顺利通过课程,"毕业"。<br /><br />用铁网加固的教室,就在她的牢房旁边。 有一排课桌,前面的栅栏后面有一个讲台。 每个角落都安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 上课时,有两名警察站岗。<br /><br />女教官 Y 女士被从小学教师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被迫每周大部分时间住在这里。 虽然她很严厉,但妇女们都喜欢她。 Y.女士经常说她很想念她的年轻学生,她把小学老师的感觉带到了夏令营:她试图教妇女们学习中国戏曲和书法,并推动管理人员允许用塑料剪刀制作传统的汉族工艺品。 她还试图为被拘留者争取户外运动的时间,但没有成功)。 有一天,她明显不高兴地来到这里;所长因她迟到而羞辱她,强迫她在开会时站着。<br /><br />一开始,Y 女士没有普通话课本,甚至没有工作表,所以她使用的是一年级的教材; 后来,她得到了教案,但教案上错误百出。 被拘留者被告知,他们需要掌握3 000个汉字,尽管有几名妇女,其中包括 Sabit,已经认识了两倍多的汉字。 无论这些妇女多么流利,她们都被迫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练习,直到其他人赶上为止。 一些从来没有接受过普通话教育的老妇人,上课时也很吃力。 为了不惩罚她们,Sabit 和其他几个人暗中帮助她们。<br /><br />当然,这些课程其实与语言无关。 正如一份政府文件 (陈的某次视频讲话) 所表明的那样,再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切断人们与他们的本土文化的联系。 "坚决让宗教极端思想断根,断源,断联,断代"<br /><br />Sabit 和其他妇女必须学习共产主义歌曲,并在每顿饭前大声唱出来。(如果她们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卫兵就会威胁不给她们食物。) 每天早上,她们必须站起来,宣布对国家的忠诚。<br /><br />热爱中国共产党!<br /><br />热爱伟大祖国!<br /><br />热爱人民!<br /><br />热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br /><br />他们被迫观看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主题电影 —《建党伟业》 等庆祝中国经济增长和强大的视频。 放映之后是讨论小组,在讨论小组中,被拘留者必须复读 propaganda ,并对党拯救他们免于犯罪表示感谢。 在星期六,特邀演讲者介绍了恐怖主义法。 被拘留者必须背诵七十五种宗教极端主义的 "表现"。<br /><br />Sabit 认为,不需要很高的洞察力就能认识到该课程作为反恐工具的荒谬性。 被围捕的年轻女性大多有着世俗的生活方式,她们周末常去酒吧,与宗教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更不用说宗教极端主义了。 老年妇女虽然比较传统,但显然不构成威胁,但对她们的关押将阻碍向年轻一代传播文化知识。<br /><br />她们所有的工作似乎都是为了给来访的党政要员组织的选美活动,这些党政要员会来视察妇女们的进步和集中营的成效。 在这些活动中--起初是在警卫员睡觉的房间里举行,床铺被推到一边--妇女们必须背诵习近平的格言,唱爱国歌,跳舞,并展示汉族文化的自豪感。 "你需要面带微笑,"卫兵会说。"你要表现出你是快乐的。"<br /><br />Sabit 经常是一个特色的表演者; 因为她的流利和她的教育,集中营可以依靠她来证明这个项目是成功的。她会在令人筋疲力尽的哑剧中,投射出兴奋和积极的情绪。许多妇女对这种空洞的表演感到羞愧,但仍然积极地进行表演。筹备工作为她们提供了一个从语文课中喘息的机会,而选美比赛则给了她们一个证明自己 "蜕变 "的机会,或许可以获得自由。<br /><br />在每次检查的某个时刻,来访的要员都会问:"你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在准备过程中,被拘留者写出了悔过书; 看守解释说,任何不这样做的人将永远不会离开。 一名被拘留者是一个叫 "东方闪电" 的基督教教派成员,她援引中国保障宗教自由的法律,宣称:"我没有做错!" 她被带走了,她们以为是一个更严酷的设施--审前拘留中心或监狱。<br /><br />这些强迫入狱的逻辑很清楚:为了获得自由,被拘留者必须把自己弄垮。 Sabit 努力用 "有可能" 这样的词来限定她的回答,并将她的海外生活描述为 "缺乏爱国主义",而不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表现。 但是,在上海生活过的她很难不沸腾,她认识的汉族都市人出国到马来西亚度假,他们使用 WhatsApp 和 VPN,他们也被感染了吗?<br /><br />一遍又一遍,Sabit 和那些女人都承认了。 然而没有人被释放,Sabit的乐观妄想逐步崩塌。 2018 年 2 月,中国一年一度的春节到了,她们正准备参加一场盛会,一位集中营管理员半夜把她们叫醒,强迫她们进教室写出自己的错误。 等她们写完后,他就把她们的试卷收集起来,撕碎,责备她们不诚实,然后让她们一直写到天亮。 Sabit 不知道她是不是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 她想,她会不会错了?她背叛了中国吗?<br /><br />后来,随着盛会的临近,Sabit 得知,在表演结束后,任何被拘留的人,之前是学生的都会被放走。 因为 Sabit 一直在加拿大上学,所以她提出这个政策适用于她。 集中营管理人员同意了,她小心翼翼地填写了放行表格,以免那些没有被安排离开的女性变得激动。 主任告诉她,要等一个正式的离开日期。 她试着不要抱有希望,因为她经常被辜负。 但她回忆说,她把这个消息视为 "一线曙光"。<br />供认<br /><br />Yarkand 县距离新疆西南部的 Kuytun 市约八百里,位于 Taklamakan 沙漠边缘。 十三世纪末,Marco Polo 到访时,注意到那里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并肩而居,该地区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已 "amply stocked with the means of life"。<br /><br />Yarkand 有大量的维吾尔族人口,那里的镇压一直很严厉。 2014 年,当局限制 Ramadan (斋月) 庆祝活动,根据该地区的一份报告,警察在挨家挨户搜查戴头巾的妇女时,枪杀了一个家庭。 当地人持刀上街,在与警察的升级对抗中,数十人被杀。 后来,当局请来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党员官员王勇智来管理这个县。<br /><br />王积极行动,颁布了陈全国的政策,但他显然心存疑虑。 正如他后来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的那样:"上级的决策部署与基层实际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 他采取了软化打击的措施,这让陈的特工们很不满意,他们监督官员如何执行这些措施。 "拒不执行自治区党委‘应收尽收’的要求。"后来泄露给 The Times 的一份官方对王的评价指出。 事实上,他走得比这更远。他曾授权释放七千名被关押的人。<br /><br />王被免职,并适时提交了一份供词,他在供词中写道:"在执行自治区党委‘应收尽收’要求中,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认为收多了会人为制造矛盾,增加抵触情绪.。" 党对他进行了野蛮攻击,指责他贪污腐败、滥用职权。 "Wang Yongzhi lost his ideals and convictions,"一份政府办的报纸指出。 "He is a typical ‘two-faced man,’ "它补充道。"His problem is very serious." 王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br /><br />王的供词作为一种警告在新疆官僚系统中流传,显然也传到了 Kuytun 。 就在 Sabit 和其他学生要被释放的时候,她的集中营管理部门撤销了决定--因为,一名警卫告诉她,一名官员因为擅自释放人而被开除。 "现在没有人愿意签字同意释放你们,"他解释说。 "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br /><br />大楼里陷入了沉重的沉默,因为看守--被拘留者的消息渠道--对他们所说的话变得小心翼翼。 起初,Sabit 感到沮丧,但是,就像她在离开的前景中调制了她的喜悦一样,她现在抑制了她的失望。 她可以依靠的一个确定因素是她的耐心。 她已经变得善于等待。<br /><br />然而,她被禁锢的时间越长,通往自由的道路就越曲折。 那时,她的看管人已经建立了一个积分制度:被拘留者被告知,他们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一个分数,如果分数足够高,他们就可以赢得特权--比如家人探视,甚至是释放。 分数可以通过在考试中表现良好或写出 "思想报告"(这表明她们有能力重播 propaganda) 来获得。 这些妇女还可以通过向他人告密来赢得分数。 Sabit 回忆说,一名被拘留者 "就像另一台摄像机"。<br /><br />"失分的威胁一直笼罩着这些妇女。对于轻微的违规行为,看守可能会宣布扣一分;对于严重的违规行为,他们可能会说,惩罚是10分。 然而,妇女们从来没有被告知她们的分数,所以她们永远无法确定这些分数是否真实。 有一天,一个女人打架了,被带到一个集中营官员面前,官员气急败坏地训斥了她,然后撕毁了一张纸,他声称,那张纸记录了她的分数。 "你现在的分数为零!"他宣布。 回到牢房里,Sabit 和其他人安慰她,但也轻轻地逼问官员所说的细节,希望能从中了解到系统的运作方式。 "我们想,嗯,也许他们真的在记录我们的积分。" Sabit 回忆道。"也或许是有什么别的。"<br /><br />2018 年冬天,新来的人开始涌入集中营。 传言说,逮捕是由配额驱动的--一种新的任意性。 正如一位参与 IJOP 的官员后来告诉人权观察组织的那样,"我们开始随机逮捕一些人:在街区争吵的人、街头斗殴的人、酒鬼、懒惰的人; 我们会逮捕他们,并指控他们是极端分子。" 集中营的一名官员告诉 Sabit ,逮捕的目的是为了在 "两会" 之前维稳。 "两会" 是北京的一次重大政治会议。<br /><br />集中营紧张地管理着涌入的人群。 大部分新来的人是从一个拘留中心转移过来的,而这个拘留中心也是人满为患。 有老年妇女,有的不识字,有的步履蹒跚。 一位妇女是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因为她的马奶供应商被认为不可信而被拘留。 另一位是法轮功的信徒,她非常害怕,曾试图从三楼的窗户跳楼自杀。<br /><br />对许多新来的人来说,「再教育营」是一种进步。 在「拘留中心」里,连 "通过教育改造" 的幌子都没有。 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被蒙着头、戴着脚镣带进来。 妇女们谈到了殴打、无法食用的食物、沾满尿液、粪便和血迹的床。 Sabit 遇到了两名妇女,她们的手腕和脚踝上都有淤青--她们告诉她,这些淤青是由从未拆除的镣铐造成的。<br /><br />由于集中营里的妇女比床位还多,当局把床垫扔在地上,然后再把被拘留者洗劫一空。 新的协议被引入。 妇女必须在牢房内进行军事演习,并接受理发。 在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文化中,长发象征着好运; 有些妇女从小就留着头发,直到 Sabit 记得,"头发又黑又密,到了脚后跟"。 后来,有证据表明,收容制度正在把头发变成一种商品。 去年,美国拦截了一批 13 吨重的头发,白宫官员担心这些头发有一部分是在集中营里收获的)。 在 Kuytun ,这些头发被残忍地砍了几刀,因为一些妇女乞求看守多留一点。 Sabit 拒绝乞求,试图保持一些自尊心,但当她的头发掉下来时,她感到非常羞耻,仿佛她已经变成了一个罪犯。<br /><br />据宣布,在晚上,被拘留者将帮助警察的工作,妇女轮流值班两小时。 对 Sabit 来说,轮流值班提供了难得的隐私时刻。 有时,在孤独中,她想到了独自生活的母亲。 几个月来,她一直相信自己能够按照哈萨克族的传统,与家人一起纪念父亲的忌日。 但一年过去了,她还是被困在了这里。<br /><br />执勤时,Sabit 经常透过小笼窗,凝视着夜景:一座花园、一棵胡杨树,然后是奎屯的城市全景--城市的灯火辉煌,汽车在公路上划出的线条,让她想起了以前的生活。 后来,她把这些遐想捕捉到一首用普通话写成的诗中,结尾是这样的。<br /><br />Night watch<br /><br />I turn toward the darkness and<br /><br />Its wanton torment<br /><br />Of the feeble poplar.<br /><br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制度对每个人都造成了伤害。 曾经宽大的警卫变得反复无常和严厉。 有一天晚上,一名温和的工作人员在面对多次要求上厕所的请求时失去了理智; 她疯狂地大喊大叫,然后在整个晚上拒绝让任何妇女出来。<br /><br />被拘留者,也开始 buckle。 他们开玩笑说,国家只是让他们活着。 有些人过早地白头。 许多人停止了月经--无论是因为集中营实施的强制注射还是因为压力,Sabit 都不确定。 由于她们只能偶尔洗澡,而且从来没有提供干净的内衣裤,这些妇女经常出现妇科问题。 由于食物差,许多人消化不良。 一位老妇人如果不把大肠的一部分排出来,就无法上厕所,她不得不把大肠塞回自己体内。 这名妇女被送往医院,但无法进行手术,据解释,因为她有高血压。 她被送回来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呻吟。<br /><br />有一天在课堂上,一个失去了大部分家人的被拘留者在集中营里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她的姐姐也在班上,跑到她身边,然后抬头惊恐地看着其他人。 她们泪流满面地冲过去扶她,但被卫兵拦住,命令她们不要哭。 "他们开始用警棍打铁栅栏,吓唬我们," Sabit 回忆说。 "我们不得不忍住哭声。"<br /><br />心理创伤的迹象很容易找到。 一位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维吾尔族妇女,一直在努力背诵普通话课文和汉字。 一天晚上,她开始尖叫,拽掉衣服,躲在床下,坚持不让人碰她。 卫兵带着医生冲进来,把她带走了。 但集中营管理人员却将她送回牢房,认为她是装病。 之后,这名女子偶尔会抽搐,被送往医院。 但她没有被释放。<br /><br />Sabit 也感到越来越虚弱。 她的体重在下降。 她什么东西都咽不下去,甚至连一口水都喝不下去,不得不吃药来控制不停的呕吐。 和其他女人一样,她的情绪也很生硬。 有一次,她和一个汉族卫兵聊天,汉族卫兵提到集中营的副主任对他说:"Anar being here is purely a waste of time." Sabit 笑了笑,担心如果她表现出苦恼,他就不会再和她分享消息。 但是,他一走,她就跑到床上,背对着摄像机,抽泣。<br /><br />到 2018 年夏天,陈全国的再教育运动已经运作了一年多。 北京竭力掩盖它的存在,但账目泄露出来,慢慢地,人们发现正在发生着一些规模巨大的事情。<br /><br />Radio Free Asia 的记者打电话给当地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习惯于与党的宣传者交谈,他们的坦率令人震惊。 当一位营长被问及他的设施名称时,他承认他不知道,因为这个名称经常被更改,但他很赌气地跑到外面从一块牌子上读出最新版本。 一名警察承认,他的部门奉命拘留了辖区内百分之四十的人。 2018 年 1 月,喀什的一位官员告诉 RFA,仅在他所在的县就有十二万维吾尔人被拘留。<br /><br />越来越多的集中营基础设施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加拿大的学生 Shawn Zhang 开始使用卫星数据绘制设施图。 到了夏天,新疆约有10%的维吾尔族人口被关押。 Adrian Zenz 是一位独立学者,他发掘了大量关于陈全国镇压的政府文件,他估计集中营里有多达一百万人--联合国和其他机构也赞同这个统计数字。 自 Holocaust 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人口被如此系统地拘留。<br /><br />随着镇压行动的发展,匆忙组建的设施,如 Sabit 在的 Kuytun 的设施,让位于偏远地区的巨型新建筑。 当被迫公开承认这些设施时,政府将其描述为良性的或不可或缺的--指出,"新疆已经从大规模动荡的边缘被拯救出来"。<br /><br />那年夏天,在这些变化中,Sabit 在的集中营的主任允许被拘留者在一个围墙内的院子里活动; 有 sniper 监视,妇女们被限制参加有组织的活动,如应急演习,但他还是坚持认为她们应该心存感激。 最后,她们还被允许在工作人员维护的葡萄园里晾晒毯子。"我们会把葡萄藏在被褥里面," Sabit 回忆说。"然后我们会把它们带回牢房,偷偷地吃掉它们。"<br /><br />当集中营官员在 7 月宣布 Sabit 和其他女性将被转移到一个新的设施时,这个消息似乎是不祥之兆。 由于不知道她们要去哪里,她们担心自己的处境会变得更糟。 一天晚上,警卫叫醒她们,让她们收拾东西:一辆大巴车正等着带她们离开。 路上,一车警车护送她们,警察在路口守候。"很多人都在哭," Sabit 回忆说。"我问旁边的女孩,'你为什么哭?她说,'我看到了一条我曾经走过的街道,我开始想起我以前。”<br /><br />在黑暗中,他们走近一个巨大的、与世隔绝的建筑群。 其中一栋建筑的形状像一个巨大的 "L",周围有一堵墙。 当大巴车驶过其中一翼时,妇女们数了数窗户,以估计里面有多少间牢房。 Sabit 被这个结构的无生命力所震撼。 它没有灯光的房间看起来很空洞。 在里面,她和其他人了解到,这栋建筑确实是空的:他们是它的第一批住户。 当时是夏天,但在厚厚的混凝土墙内,感觉很冷,像一座坟墓。<br /><br />在新的大楼里,被拘留者按种族划分。 除了少数例外,维吾尔族人受到了更严厉的措施; 有些人被判刑,意味着他们将被转移到监狱。 与此相反,Sabit 那批妇女则逐渐被释放。 那年9月,当她们为来访的政要排练表演时,一位集中营官员问 Sabit 是否有街头服装。 第二天--演出当天,他的一位同事告诉她:"明天,你就可以离开了。" 后来,她才想到,因为她流利的普通话,她被关押的时间更长,只是为了参加表演。<br /><br />第二天,上课时,她即将出狱的消息在教室里悄悄传开。 有的女同学向她讨要普通话笔记本。 "我当时就想,为什么?"她回忆说。"她们说,我们知道你要走了!"她回忆说。 而我当时,就像,还不一定呢!" 一个警卫对她眨了眨眼,说很快就会用扩音器叫她的名字,她就自由了。 当扩音器响起时,Sabit 站在那里,等待着门被打开,其他女人也祝愿她。 然后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拿衣服。 "我终于脱掉了那件恶心的制服,"她回忆说。<br /><br />Sabit 被带到营区的党委书记面前,他在一个房间里等着她,房间里有一把椅子、一张小桌子和一张床。 她坐在床上,他教训她,告诉她需要更加爱国:"你的生活方式太个人主义了--完全是为自己!" Sabit 默默地被激怒了。随着释放的前景摆在她面前,集中营宣传灌输的疑虑也随之消散。 她想,只有为中国而死才能使我对你足够好吗?但她点了点头,说:"是的,是的。你说的对。"<br /><br />秘书告诉她,一个地方党的官员和他的助手正等着带她去她叔叔家。 当她从集中营走向他们的车时,她想起了其他女人告诉她的一些事情。 "不要回头看,这是不好的表现。" 她决定听从她们的建议。 但是,她向旁边看了一眼,看到马路对面有一个迫在眉睫的门面:一个拘留所。 她跑向等候的汽车,破门而入。<br />大清洗<br /><br />在 Sabit 被关押的那一年,陈全国正在改造新疆。 穆斯林珍贵的象征--清真寺、清真寺、墓地--被有计划地摧毁。 专家估计,自2017年以来,约有1.6万座清真寺被夷为平地或遭到破坏,尖塔被拔掉,装饰性的东西被擦掉或涂掉。 喀什的一名官员告诉 RFA:"我们拆除了该市近百分之七十的清真寺,因为数量太多。" 在某些情况下,官员们采取了一种奇怪的策略:小型化。 2018年,Kargilik 镇一座清真寺的大门楼上挂满了宣称 "爱党爱国" 的横幅。 随后,该建筑被拆除,以四分之一的规模重建成了一个仿制品。<br /><br />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在公开场合越来越少,说话的人也越来越少。 在陈的镇压的头两年,近四十万儿童被转移到国营的寄宿学校,目的是阻断他们在家里可能遇到的 "思想和观念"。 必须迅速建立新的基础设施来安置这些孩子,其中许多孩子的父母都是 "double-detained"。 一位孤儿院的工作人员对 RFA 说:"因为孩子太多,他们就像牲口一样被关起来。" Sabit 回忆说,被关在她的院子里的母亲们都非常顺从:"为了见到自己的孩子,她们愿意做任何事情。"<br /><br />这些孩子可能标志着一个人口学上的里程碑。 即使中国各地对计划生育的规定已经放宽,但在新疆却执行得很凶猛,违反规定者往往会受到拘留的惩罚。 学者 Adrian Zenz 发现了2018年的政府记录,这些记录显示,中国宫内节育器使用量增加的 80% 发生在新疆。 在镇压带来的无数压力中,该地区当年的出生率下降了三分之一。 在维吾尔族占人口比例较大的地区,下降幅度更大。 "你看到了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下滑,"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历史学家 Rian Thum 说。 政府对这些数字没有异议,但它认为这是性别解放的结果。 今年1月,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在 Twitter 上庆祝维吾尔族妇女 "不再是生育机器"。<br /><br /> Study show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eradicating extremism, the minds of Uygur women in Xinjiang were emancipated and gender equality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were promoted, making them no longer baby-making machines. They are more confident and independent.<br /><br />source<br /><br />Kuytun 和所有的中国城市一样,被划分为若干个社区单元,每个单元由一个叫做居委会的党组织监督。 虽然 Sabit 已经十多年没有在那里住过了,但她仍然在监督她老家的居委会登记。 来营区接她的党员干部是居委会的书记 Zhang Hongchao。 他人到中年,却很稚气,有一种野心勃勃的小官僚的感觉,善于讨好上面的人,欺负下面的人。 他经常穿着军队颁发的迷彩服,对附近的居民进行严密监视。<br /><br />为了向 Zhang 先生保证她已被重新教育,Sabit 说起了她对党的感激之情--这些话在无数次重复之后,自动倾吐出来。 他似乎很高兴。"我们看你没有那么多问题。 "他说。"你一直在国外,那是你的问题。" 然后他劝她:"你就留下来,为国家做点事吧。未来十年不要想着出国。"<br /><br />Sabit 明白,这不是建议。张先生只要点点头,就可以把她送回集中营。 她重新评估了自己的未来。 好吧,她想,如果我永远不能离开,我也不会死。 "我可以去上海吗?"她问。<br /><br />"可以。"他说。"过一段时间再说吧。"<br /><br />在她舅舅家,张和他的助手和 "亲戚"--一个干部的成员一起留下来喝茶。 Sabit 的叔叔后来告诉她,在她被关押期间,他和家人被指定为 "重点人员"。 每周,他们都要在居委会中心参加再教育班和升旗仪式。 干部成员也会来探望,留下来吃饭,并催促家人端酒--这表明他们不服从穆斯林对酒精的束缚。 最初,他们在这里过夜,直到他们意识到他们可以穿着不同的衣服拍照,并假装过夜。<br /><br />当官员们坐在地垫上喝茶时,张和干部头目解释说,Sabit 被限制在 Kuytun 。 "我们会监视你一段时间,看看你的转变情况。"一位官员说。 Sabit问她是否可以购物或见朋友,被告知:"你需要谨慎对待你所接触的人,但你被允许有朋友。"<br /><br />夕阳西下,官员们留下来吃晚饭。 他们离开后,Sabit 的姑姑为她的母亲录制了一条语音信息,并发短信给在哈萨克斯坦的她,直接打电话似乎太冒险了。 然后,Sabit 在一间以中亚传统方式装饰的客房里安顿下来,墙上铺着地毯,还有供坐或睡的平垫。关上灯,她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安全感的恢复。 一年多来,她从未独自一人,从未关灯睡觉。 黑暗和孤独让她觉得既温馨又陌生。 她想冲向熟睡中的亲人们解释,但又认定自己是在胡思乱想。 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她使用了在集中营中练就的一招。 她想象自己怜悯地听着她内心的独白,就像父母听孩子说话一样。 很快,她很快就睡着了。<br /><br />Kuytun 已成为一个露天监狱。 城市里布满了检查站,维吾尔族人和哈萨克族人被强行通过扫描仪,即使汉族居民也能自由通行。 "We will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round-the-clock, three-dimension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abit 被关押时,陈全国曾宣称。 "We will resolutely achieve no blind spots, no gaps, no blank spots." 这种技术部署了数字时代的 apartheid (种族隔离)。<br /><br />在新疆,"锐眼" 监控程序已经接入一个大型计算中心,但筛选大量图像数据非常耗时,据国家媒体报道,"需要大量的人工工作"。 随着能力的提高,对处理的需求也在增加:据一位前中国官员说,起初,监控系统只能追踪人群的运动; 后来,这项技术可以评估一个人的步态,甚至她的面部表情。 在 2017 年夏天,当局推出了 "Ürümqi云计算中心",这是一台名列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他们宣布,有了这台新机器,曾经需要一个月才能处理的图像数据可以在一秒钟内完成评估。 其数千台服务器将整合多种形式的个人数据。 国家媒体称新机器为 "最强大脑"。<br /><br />党的下层官员努力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 Sabit 问 Zhang ,她是否可以畅通无阻地走动。 他不确定,建议她和一名党员官员到医院测试她的身份证。 第二天早上,当他们刷卡时,触发了刺耳的警报。 警察在几分钟内一拥而上。<br /><br />实验结束后,她去商场买衣服。 几乎是立刻,警察又把她围住了。 一名警官解释说,面部识别软件已经将她识别为 "重点人员"。 得知她已经被再教育,警员们放她走了。 但很快就发现,Sabit 无处可走,否则就会被拘留。 最后,警察开始认识她了,并因屡屡遭遇而恼怒,劝她根本不要再出门。 相反,Sabit 费尽心思地找出她可能经过的「便民警务站」,并向警察发出通知,这样他们就可以无视 IJOP 的警报。<br /><br />每周有几次,Sabit 必须到居委会中心报到,参加升旗仪式和额外的再教育课程。 她讨厌这些访问,但这是她唯一的逃避孤独的方式。 除了她叔叔的家人,几乎所有她认识的人--邻居、朋友、亲戚--都对她敬而远之,担心任何的联系都会让他们也被关进集中营。<br /><br />她唯一能安全地与其他曾经被拘留的人混在一起,他们也同样被孤立。 Sabit 的牢房里的党的宣传员已经被党解雇了。 那个开杂货店的女人不能再经营她的生意了,所以她转而做起了体力劳动; 她还发现她想结婚的男人找到了另一个女人。 在被排斥和脆弱的情况下,她们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安全感。<br /><br />Sabit 获释两周后,几名来自她的拘留营的官员出现在她叔叔的家门口,并解释说他们用她的档案找到了她。 这不是一次正式访问。他们强调,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他们也是囚犯:从集中营辞职是不可能的。 两名军官是哈萨克族人,他们说,他们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任何失误都会把他们作为被拘留者送进集中营。 其中一个人坦言,他喝酒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恶感和噩梦。 由于这些人的好意,Sabit 和其他妇女决定带他们出去吃饭,以示感谢。 这群人开始定期聚会,军官们很快就开始坚持要女人们和他们一起喝酒,并请他们。 Sabit 通常把钱交出去,不指望能还回来。 但这些官员的要求越来越高。 有一个人要求她给他买一辆车,当她轻轻地拒绝后,他的善意就变成了威胁。 他给 Sabit 打了电话,利用 IJOP 的数据,逐项列举了她前一天去过的地方。 她决定,与世隔绝比这样的陪伴要好。<br /><br />Sabit 的居委会成员不断干涉她的生活--试图把她塑造成国家的好公民的观念。 他们劝她嫁个汉族丈夫。 他们说,这里面有她的钱; 为了改变新疆的民族平衡,国家发起了一场积极的运动,鼓励当地妇女嫁给汉族男子。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研究新疆压迫问题的人类学家 Darren Byler 最近发现证据表明,维吾尔族家庭中的一些汉族 "亲戚" 曾胁迫妇女进行这种婚姻)。 当 Sabit 提出异议时,官员们告诉她,穆斯林男人都是大男子主义者--笑着补充说:"汉族丈夫很爱他们的妻子!"<br /><br />居委会催促她去工作,然后让她无法工作。 Sabit找到了一份教英语的工作,但第一天,居委会就把她叫去和营里的官员进行了一次不定期的会面。 她不能告诉学校她为什么要离开,担心雇主知道她是 "重点人员" 会被解雇。 在会议上,她问是否可以先发言,这样她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其中一位官员的回答是威胁:"我可以用一句话把你送回集中营。留下来!" 她失去了这份工作,决定不值得再找一份新的工作。<br /><br />到了 2019 年 1 月,Sabit 明白,这种关注引起了她叔叔的社区焦虑。 她担心自己危害到亲戚,于是搬进了一家旅馆。 一天晚上,她回到家人的家中吃饭,并与他们合影。 她把它分享到社交媒体上。(译者: 应该是微信) Zhang 马上发短信给她,说墙上有一幅绣像。 他写道:"你看谁在照片上?"。<br /><br />画像上有一个穿着传统服饰的大胡子:哈萨克族诗人 Abai Qunanbaiuly 。" 我害怕这会给我和叔叔的家庭带来厄运。" Sabit 回忆说。她删掉了照片,并给 Zhang 发去了中国的百科全书中关于 Qunanbaiuly 的条目。<br /><br />"你删得真快。"他写道。<br /><br />"你吓到我了。"她说。<br /><br />"只是问问。"他说。"别紧张。"<br /><br />她告诉他,她不再住在舅舅家了,打算再次搬家。 她在相邻的一个社区里找到了一套便宜的出租房,房主是一位哈萨克族老太太。<br /><br />春节又快到了,Sabit 和其他曾经的在押人员被迫到居委会中心排练演出。 节日临近,Zhang 让 Sabit 和其他妇女在家门口用红纸挂春联--节日的问候,这是 Sabit 从未实行过的汉族传统。 回到公寓后,她把春联挂在大门旁。 她怕自己不听话,就把它们拍下来,把证据发短信给 Zhang。 "我已经把春联挂起来了,"她写道。"我祝你好运,幸福。"<br /><br />"也祝你。"他写道。<br /><br />当天晚上,有两个人敲开了她的门--一个是警察,一个是当地的居委会书记。 "你什么时候搬来的?"一个人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Sabit 惊呆了,她告诉他们,她已经通知了 Zhang。 但那些人说,这不重要,她必须离开他们的社区--"今晚"。<br /><br />男人们把她带到附近的一个派出所,进行进一步的询问。 在那里,Sabit 碰到了她的哈萨克族房东和她的丈夫。 当警察把他们押上一辆装甲车时,房东太太惊恐而轻蔑地瞪着她,并尖叫着说:"看吧!因为你,我们要去「学校」了!"<br /><br />Sabit 满怀愧疚地问一名军官,他们是否真的被送到了「学校」。 他告诉她,他们只是被带到另一个警察局去问话。 不过,Sabit 还是很震惊,因为她只要存在,就能引起这样的恐惧。 "那天我哭了很久,"她回忆说。"我就像一种病毒"。<br /><br />她不知道该去哪里,就给 Zhang 打电话,Zhang 告诉她,他的居委会中心有一间宿舍。 她当晚就带着几件东西搬进去了,并给他发了短信:"今天幸好有你。"<br /><br />"你可以住在这里。"他告诉她。<br /><br />她和另外两个哈萨克族妇女同住一个房间。 后来,其中一个人告诉 Sabit , Zhang 曾指示他们监视她:他想知道你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见了谁: 「基本上所有的细节」。<br /><br />以前的被拘留者面临不断的监视。警察跟踪他们;共产党党监督他们的工作和个人生活。 Illustration by Na Kim; Source photograph by Bernice Chan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Getty<br />离开<br /><br />在 Sabit 获释时,离开中国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后来,她了解到一名哈萨克族被拘留者感染了肺结核,在医院里曾哀叹自己无法见到在哈萨克斯坦的家人。 最后,他被允许离开。这样的故事让她觉得离开是可能的。<br /><br />获释一个月后,Sabit 回到警察局领取护照,被告知有一个新的程序:她必须接受面谈,然后将一份笔录送交 Kuytun 的一个法律委员会批准。<br /><br />Sabit 等待着面谈,但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 当她搬进 Zhang 的宿舍时,还在焦急地等待。 有一天,一位路过中心的党政高官告诉她,听说她被批准出国了。 Sabit 碰到 Zhang 时,他说:"听说你可以去了。 如果你拿到护照,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br /><br />"现在就走!" Sabit 兴奋地说道。<br /><br />他皱了皱眉头。"看来你的教育是不完整的。"他说。"你想再被送去学习吗?" 她惊恐地告诉他:"不!"<br /><br />不久之后,一位法律委员会的成员给 Sabit 打电话说,他看过她的档案,认为她可以帮助当地的一家进出口公司。 他说,那家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有业务往来,需要一个有语言能力的人。"你能在那里工作吗?"他问。<br /><br />Sabit 努力理解这个电话的含义。 这是否意味着她没有被批准离开?而且,如果她必须去难民营的全部原因是工作把她带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那么国家为什么要给她介绍这份工作呢?她怀疑自己无法拒绝。 后来,她找到公安局,被告知:"去做吧"。<br /><br />Sabit 接受了这份工作。每次她要给海外客户打电话,或者给客户写邮件,她都会联系局里。 "我可以吗?"她问。每次,这个问题都要去问上级。 官员们告诉她,不要再打电话问了。<br /><br />几周后,Sabit 得知她的护照已经准备好了。 她赶到警察局,在那里签了一摞文件,包括一份永远不会公开讨论她在集中营的时间的协议,然后她取回了护照。 由于害怕去机场,Sabit 买了一张去哈萨克斯坦边境的通宵火车票。 她和舅舅告别后就离开了。<br /><br />天刚蒙蒙亮,她就到了最西边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她要搭班车过边境。 进了汽车站,她刷了一下身份证,默默地催促扫描仪:"别出事。求你了。"<br /><br />没有警报声,她就进去了。 到边境的公交车花了十分钟。 当 Sabit 凝视窗外时,她的手机响了。 是公安局官员 Wang Ting 打来的。 "如果你看到有宗教或分裂主义思想的人,你需要报告。"他说。 她对间谍活动没有兴趣,但是,她知道他可以阻止她离开,她喃喃地说:"是"。<br /><br />在边境,Sabit 可以看到哈萨克草原:在成片的雪地中,风吹草动。 背后是一片山脉,野性而原始。大家下了车进入中国边防站,每个旅客都被叫去面谈,直到 Sabit 独自等待。 最后,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三个官员,其中一个肩膀上安装着摄像机,对她进行了四十分钟的审讯。 然后他们告诉她,她也可以走了。 跨入哈萨克境内,她感到一阵轻松。她把边防卫兵当成了家人。人们自由地讲着哈萨克语。她带着几乎没有任何财产的行李,顺利通过了海关。 有表哥来接她,把她送回母亲身边。当她走到他的车前时,一阵强风吹来,她呼吸到了清新的空气。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的囚禁,她自由了。<br /><br />今年是人权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周年。一百年前,一位名叫 Raphael Lemkin 的波兰律师开始跟踪审判一名枪杀奥斯曼帝国前内政部长的人---他是监督帝国几乎完全消灭亚美尼亚人的官员。 刺客是一名亚美尼亚人,他的母亲在大屠杀中丧生,他在前部长位于柏林的家门外拦住了他,并将他射杀。 在审讯中,他宣称自己问心无愧,说:"我杀了人,但我不是杀人犯。"<br /><br />当 Lemkin 读到这个案件时,他被一个难题所打动:枪手受到了审判,但他的受害者却没有面临法律的审判,他策划了对100多万人的屠杀。 这怎么可能呢?他后来写道:"我觉得,针对这种谋杀的法律必须被世界接受"。 1944 年,作为犹太人的 Lemkin 目睹了 Nazism 的恐怖,他想到现代法律的词汇中缺少一个词,于是他创造了一个词:"genocide"。<br /><br />多年来,这个词已经有了具体的法律定义,但 Lemkin 对它的理解却很宽泛。 "genocide 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直接毁灭,除非是通过大规模杀戮来完成,"他指出。 "它的用意是指旨在摧毁民族群体生活的基本基础的不同行动的协调计划"。这样一个计划现在正在新疆展开。 与启发 Lemkin 的案件一样,它是在国家主权的挡箭牌下发生的。<br /><br />12 月,国际刑事法院拒绝对新疆「人民战争」作出裁决,因为在那里采取的行动似乎是 "完全由中国国民在中国境内实施的",而中国不是法院的当事方。 多年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官方对发生的事情置之不理。 直到最近,美国才宣布中国正在实施 genocide 。 去年,华盛顿对陈全国、朱海仑和「兵团」实施制裁,并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和西红柿。 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几周前也采取了类似措施。<br /><br />考虑到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实力,似乎只有严厉的、协调一致的国际反应才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迅速性也很重要。 一项种族灭绝政策实施的时间越长,它就越能提供自己的理由; 正如奥斯曼大臣对一位恳求他停止的美国外交官所解释的那样,"我们必须干掉他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们就会计划报复。" 不难想象,中国在多年系统地惩罚新疆突厥少数民族后,也会采取类似的态度。 当地的变化,包括新建的基础设施,表明了对长期进程的承诺。<br /><br />2019 年 12 月,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宣布:"教育学员已经全部毕业"。 即使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对被拘留者人数的估计也达到了顶峰。 虽然有些人确实被释放了,但还有很多人一直被隔离关押。 有证据表明,难民营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经被正式监禁,或者被强制劳动。 去年,一位在欧洲的维吾尔族妇女告诉我,她的哥哥从集中营获释后就消失了--她怀疑是被强迫劳动。 他在 TikTok 上最后的一些帖子显示了他搬动一堆箱子的照片。"说实话,"她告诉我,"我为我的家人害怕。"<br /><br />恐惧弥漫在移民社区中。 正如自由之家最近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复杂、最全球性、最全面的跨国镇压运动"。 其手段从数字恐吓和诉讼威胁到非法驱逐。 最近,习近平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制裁其认为在新疆问题上有异议的西方学者。 外交部宣称:"他们将不得不为他们的无知和傲慢付出代价"。 一些对镇压发表看法的移民描述说,他们在新疆的亲属成为报复的目标,被迫告发他们。<br /><br />2006年移民到美国的维吾尔族活动家 Ilshat Kokbore 告诉我,最近有一些人开车来到他位于弗吉尼亚州郊区的家,公然开始拍照; 他们试图翻看他的邮件,直到发现有邻居在监视他们。 还有一次,他正在参加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抗议活动,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走过来,开始用普通话说话。"她说,'如果你中毒了,你知道怎么治疗吗?"他告诉我。 "我说,'我为什么要知道?她说,'你知道,中国政府的权力很大。你可能会死于车祸,或者被毒死。”<br /><br />多年来,Kokbore 一直与家人分离:两个姐姐、一个姐夫和一个侄女都在难民营里,其余人都被隔离。 他最后一次能够联系到的家人是他的母亲,时间是2016年。 "不要再打电话了,"她告诉他。"愿上帝保佑你。" 她的命运仍然未知。<br /><br />恰好,Sabit 与 Kokbore 的姐妹们关在一起。 她认为,这些女人似乎彻底崩溃了。 有一天,集中营的副主任当着她的面对她们说:"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哥哥。除非你们的哥哥死了,否则你们的问题无法解决。"<br /><br />Sabit 告诉我,许多个月来,她害怕站出来,但中国对集中营的宣传使她放下了恐惧。 "我当时想,你们已经这样做了。我应该谈谈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br /><br />2019年10月,在获得自由半年后,她开始把自己的回忆写成文字。 她发现,这有助于她克服创伤。 看治疗师也有帮助。但她仍然觉得自己与曾经那个自信而有目标的女人断绝了联系。 噩梦困扰着她的睡眠。"我有一个我在集中营里,以不同的形式,"她告诉我。有时,她在牢房里。有一次,她被关在鸡舍里。还有一次,她在按摩院里,接受按摩;她看了看,看到被囚禁的人,然后和他们在一起。"近一年来,我每天晚上都做这个梦,"她告诉我。"很多时候,我会哭着醒来,感觉非常害怕。 我想说,那是一种折磨,因为即使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也在重温这种经历。"<br /><br />经过治疗,噩梦一度消退,但最近它们又回来了,以不同的形式。 Sabit 现在梦见自己在新疆。 "当我试图离开时,警察告诉我不能离开,"她告诉我。 "我在边境,我在机场,他们拦住我,我开始问自己,'我为什么来?我怎么会在中国?'”</p>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60007168070262464132020-08-01T06:11:00.004-07:002020-08-01T06:32:45.240-07:00在新疆的这三个月 在新疆的这三个月<br />August 01, 2020<br /><br />作者:xxxx<br /><br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11037445/answer/1374412085<br /><br />来源:知乎<br /><br /><br />武汉兄弟 答案被删 专栏复制了一下<br /><br />先说身份后回答。毕竟涉及到新疆的问题,总是会有一群莫名其妙的人质疑你的身份和立场。<br /><br /><br />从刚刚开始7.15的时候的问题,我就准备回答的。陆陆续续总有人劝我,让我不要回答。究其原因给我说的最多的就是“这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br /><br /><br />我总觉得,我们作为一个马列主义的国家,应该不会有真的完全不讲道理的地方吧。<br /><br /><br />我是武汉人。做基建设计的。所在集团公司响应国家号召(万亿新疆)17年就一直在新疆了。17-20年,每年在新疆的时间比在武汉还多。17年最严峻的时候,我就在喀什。之后18年以后一直在昌吉州昌吉市,离乌鲁木齐大概也就半个小时车程。<br /><br /><br />所以,我作为一个武汉人,长期在新疆,我觉得,至少这几年,我对新疆的很多事情还是比较了解的,至少我还是有发言权的。<br /><br /><br />下面,我尽可能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客观描述,讲一讲四月份以来,这几个月在新疆的所见所闻。<br /><br /><br />1.4月8号,武汉解禁,我接触了接近三个月的居家隔离。鉴于新疆三月份就逐渐放开,那边工作需要,领导要求尽快返疆。<br /><br /><br />2.南航的直达一直在推迟改签,最后逼不得已,从西安中转。去之前,所有信息上报了在昌吉市驻地的社区,社区给予的说法是,如果全部是绿码,并且有7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就只需要居家观察,不需要隔离。<br /><br /><br />3.连乘到西安中转,被当地地勤告知,必须从明珠经济舱降舱,到最后几排去坐,因为这是新疆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通知的。并且由于是临时降舱,我甚至要补贴差价,哪怕是降舱。<br /><br /><br />4.飞机的前若干排坐着西安去乌鲁木齐的,飞机的大概后五排,统一安排从湖北各地去乌鲁木齐的。当然,包括武汉,也包括不是武汉的。<br /><br /><br />5.飞机抵达地窝堡后,有留观组的人员上机登记,后五排的人,挨个登记了所有信息,收取了个人登机牌和身份证,通知需要集中隔离。然后我们就先行下了飞机,被几个救护车拉到了机场边缘。(第一个让我觉得很离谱的事情是,我们和前面从西安出发的人,并没有任何隔离和界限。期间正常派餐,前排的人也正常经过我们后排去上厕所。为什么我们后五排直接拖走了,而前面所有人直接就能放行。这个真的没有任何风险么?)<br /><br /><br />6.然后,我们就被放在机场的一个角落,等待,等待行李,等待另外一拨留观组接手我们,等待某个大巴把我们拖走。等了多久呢?大概四个小时。一群人。几个飞机下来的人。混在一起。没有任何说法。就是等待。<br /><br /><br />7.终于,凌晨四点多的时候,我们上了一个大巴。然后在大巴上,我们又被要求填了三个表格,扫了两个二维码。不停的开始重复的填各种信息。得到的说法是。在飞机上登记我们的人,和他们不是一波,也和留观的不是一波。他们彼此信息并不互通。更离谱的是。大巴司机直到开出机场,都不知道我们这批人送到哪里,路上开到一半,才接到通知。我们被隔离到昌吉。<br /><br /><br />8.等我们到了酒店,又每个人填了两次全部的信息。这已经是飞机落地以后的第七次了。然后等我们这批人全部办好入住进了房间后。已经天亮了。<br /><br /><br />9.集中隔离花了14天,这14天乏善可陈,就是每天三餐+量体温。值得一说的是四个事情。<br /><br /><br />1)隔离餐是真的很糟糕。全疆统一安排,但是并不会根据隔离酒店的人员不同,有什么不同的配餐。好多人都是第一次从湖北去新疆,几乎可以说14天都是饿着过来的。懂的人都懂。不过我无所谓,我来了很久了。不管是丸子汤,拉条,还是什么其他的。我都可以。虽然几乎一天都吃不到一顿饭。不过我还OK。<br /><br /><br />2)本来留观组是可以允许你定指定商店的东西的。吃喝,生活日用品。然后在每天派餐的时候,由留观组给你带上来。放在门口。整体上,我个人觉得,其实是符合规定的。但是,在某一天,突然就宣布不行了。哪怕是亲属送来的水果,也不行。原因嘛,因为有督导组检查。<br /><br /><br />为什么检查来了,就不能了呢?到底是这个事情违规了,还是没违规但是怕麻烦了呢?还是什么其他的,我也不知道。<br /><br /><br />3)机场坐我后面的一个哥们,他的故事真的可歌可泣,也真的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时代的一粒砂。这个哥们暂且就叫A吧。我也不知道他名字。他的父亲春节前滞留在乌鲁木齐了。结果突发脑溢血,说是脑袋里面有颗瘤,然后就一直在乌鲁木齐救治。这会武汉一解封,A就过来办理相关手续,续费,以及可能的转院之类的事宜。并且已经跟医院报备了。来到留观酒店,也跟酒店反应了。但是请求在医院隔离的请求被驳回了。又过了几天,父亲病危,进了ICU,需要他签字。A请求留观酒店给他先做核酸检测,如果是阴性,能放他去医院隔离,并且能办理手续照顾父亲。被拒绝了。又过了两天,父亲死了,医院又要签字,又被拒绝了。又过了几天,要火化了,还是被拒绝。全程都是授权给父亲的朋友签字。这位兄弟,过来是为了照顾父亲的。然后隔离了14天,做完核酸,放出去后,抱着父亲的骨灰盒直接回武汉了。别说最后一面了。遗体告别都没有。<br /><br /><br />我们整个一起被隔离进来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是什么铁一样的规定,就一定要隔离14天以后才做核酸,就一定非要在酒店隔离。以至于这种天伦都无法作为特例操作下?何况人家还有从武汉带来的7天内的核酸和双抗阴性的报告。<br /><br /><br />4)另外一个哥们,在我们楼上,比我们先进来,隔离完14天后,出了报告,可能通知上午就可以出去了,比较兴奋,然后可能出了走廊,多次观望什么时候才能走。然后被留观组直接通知,由于违反规定,报告取消,延长隔离14天。恩。同时用大喇叭,整个酒店广播了两个小时。我们所有人被迫不停的听留观组告知必须严格遵守一切规定,否则就会被强制继续隔离。<br /><br /><br />违反规定,无话可说,但是我想说的是,他无非是比较心急,多次开门探头出来观望,走廊里面没有任何人,他也做了报告全是阴性,他到底造成了多大危害呢?强行又隔离14天,又要多花费多少国家资源呢?<br /><br /><br />10.14天,我的隔离结束了,第15天做的检测,15天的晚上才出结果,16天的上午我们才被放出去。在要放出去前,我给社区汇报了情况。我也特地问了留观组。需要等待社区来接我么。给予的答复是不需要。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刻离开酒店。可以自行行动。这又苦了A,毕竟新疆回武汉的机票不是说定就定的。不过留观组不管你这些。要你走你就必须走。<br /><br /><br />11.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做的核酸报告,没有出结果,也不给予个人。我拿到手的是一个解除隔离的通知。<br /><br /><br />12.回到我租的房子后,又主动给社区打了个电话,汇报了自己的情况。社区通知我。需要额外居家隔离14天。我一脸黑人问号。因为来的时候反复确认了。就是集中隔离解除后就没问题了。也问了酒店留观组。然而没用。社区包楼干部,直接带着两个社区民警敲门进了我租的房子。要我签居家隔离的通知书。我向社区要相关通知文件。社区表示没有。这是口头通知。并且告诉我。疫情期间所有相关政策随时可能变动,哪怕之前告诉我不需要,现在告诉我需要,也就是需要。<br /><br /><br />13.我是和另外一个同事合租的,如果我居家隔离,另外一个本来不需要隔离的同事也要一起隔离。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我询问社区,我能否在社区指定的一般酒店,自行居家隔离。得到的答复是可以。并且社区让我自行在几个酒店中选择一个,自己去办入住就行了。<br /><br /><br />14.我选了一个离单位和驻地都最近的酒店。一番波折办理了入住。并且老老实实的在酒店隔离。所有吃喝都是点外卖。放在门口。我等人走了后开门去拿。结果,五天后,督导组到我们社区来检查。还特地翻看了我居家隔离的录像。发现我确实没有出过门。但是说我丢的垃圾,不是专门清理的。所以,酒店不符合要求。于是强制在第五天的晚上11点,要求我退房,并且直接救护车又拉着我去了集中隔离的留观酒店,让我在留观酒店里面继续隔离9天。。。<br /><br /><br />15.于是,没有任何解释,也不听任何需求的,我被昌吉市隔离了16+14=30天。足足一个月时间。4.21-5.21我才成为一个在新疆政府心目中正常的人。社区给了签了解除隔离观察通知书。给我发了健康证。我的大数据行程码也只留下了昌吉这一个地方,绿油油的。很健康。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核酸检测,依旧没有报告。<br /><br /><br />16.我以为我很健康了,很符合要求了。然而我太天真了。社区、街道、派出所、防疫中心、留观组、机场的信息居然是完全不共享的。在5.21-6.1这剩下的10天时间里面。我每天要接5个以上的电话,宣称自己是XX部门的,然后统计一次我的个人信息。包括什么时候来新疆,航班信息,隔离酒店信息,隔离时间,现在住哪里,为什么要来新疆。10天时间内,我至少给20个不同的人汇报了上面的这些信息。<br /><br /><br />17.进入了六月,我以为,应该没问题了。我还是太天真。为什么呢。因为我身份证是武汉的。虽然已经六月了。虽然所有工作人员告诉我,并没有地域歧视。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在任何需要查身份证的地方,哪怕我是绿码。不管是国务院还是行程大数据,还是新疆自己的入乌红山登记码。都没用。哪怕我拿出来我解除隔离的通知,也没用。不管我来新疆多久了。因为我身份证是武汉的。所以在六月份。我去任何一个地方。我需要额外的到旁边去接受登记。然后还要给社区打电话核实,给街道派出所打电话核实。大概至少半个小时。我去任何一个需要查身份证的地方,都要比别人多花半个小时,填一个填了无数遍的表格。接受询问盘查和核实。<br /><br /><br />就!因为!我是武汉身份证!哪怕我已经来新疆接近两个月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你身份证不是湖北的,哪怕是你是从武汉来的,只要有核酸报告,六月份来新疆也不需要隔离和审查了。然而我这个来了新疆已经两个月的人,还需要不停的被核查。<br /><br /><br />18.事情的爆炸点,来自6月中旬,工作原因要去一趟哈密。我特地先跟社区汇报,并咨询了防疫中心,能不能去,需要办理什么。得到的答复是,可以正常通勤,只要是绿码就没关系。<br /><br /><br />OK,去哈密没什么问题,虽然进站出站少不了又是半个小时的盘问。但是从哈密回乌鲁木齐就不一样了。用车站留观组的说法是,因为到乌鲁木齐就叫进疆,哪怕你是从新疆其他地州到的乌鲁木齐。和外地到乌鲁木齐是一样的。<br /><br /><br />然后我被扣留下来了。甚至还影响了我所在车厢的前后左右一票人。<br /><br /><br />然后我被带到一边开始询问。我问他们,我都是绿码,而且当天上午才从乌鲁木齐去的哈密,我下午就返程了,是什么原因需要盘查我。得到的答案是。我身份证是武汉的。我是从武汉来的新疆。<br /><br /><br />我说,我4.21就来了。隔离了一个月,顺带给他们看了我解除隔离的证明。顺带我所有的码都是绿码。并且行程信息只有昌吉。我甚至都没在乌鲁木齐和哈密停留超过4个小时。<br /><br /><br />但是没有用。我被从头到尾,从4.21开始,盘查了一遍。打电话给我武汉的社区确认,打电话给我昌吉的社区确认,打电话给街道确认,给机场确认。我一个人,在火车站,被滞留了一个小时。就为了给他们各种确认。<br /><br /><br />哪怕我有证明!哪怕我来了两个月!哪怕我有隔离接触报告!就因为我身份证是武汉的!<br /><br /><br />19.这之后,我回去给我们领导抱怨。我说,别派我出差了。我乌鲁木齐都不去了。我就在昌吉呆着哪也不去了。虽然大家都说没有歧视武汉人。但是反正我身份证是武汉的。整个新疆的防疫人员对我都是特别敏感的。浪费国家资源,耽误基层人员时间,也耽误我自己,还影响心情。<br /><br /><br />20.然后,我老老实实的在昌吉就一直呆着。突然,7.10左右开始,不停的又有不同的机构给我打电话确定我的信息了。我预感不对。7.11号,接到派出所又在半夜给我打电话,详细的从4.21开始询问了我在新疆三个月的情况。7.12号早上,我被社区通知,我需要隔离。<br /><br /><br />21.黑人问号一脸,我TMD已经来新疆三个月了!隔离了一个月了!你现在又通知我要隔离。而且不知道原因,不知道持续时间。就告诉我,赶紧收拾几件衣服,救护车马上来找我,去留观酒店隔离。<br /><br /><br />22.到了留观酒店,留观组手上有一份54个人的大名单,留观组告诉我,这是大数据推送的。具体我们这54个人,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要隔离,不知道,隔离多久,不知道,哪里推送的数据不知道。一问三不知,唯一知道的是,我在名单上,所以我需要隔离。不管我怎么讲道理,也没用。<br /><br /><br />23.我们一票人,站在门口想讨要说法。社区和街道人员没有办法,开始挨个挨个打电话询问这个大名单到底是为什么。一直问到自治区的防疫中心,也没有准确答复。最后协调结果是,我们隔离一天,然后立刻做核酸和双抗,如果没问题就可以走。我们最终妥协,办理了隔离手续。<br /><br /><br />这,是我在新疆办理的第三次隔离手续。<br /><br /><br />跟我一起进来的人,我们互相交流了下,发现并没有任何交集,也找不到任何共同点。我当时只能认为我可能是因为一个月前去了一趟哈密?<br /><br /><br />然后住了一天,半夜留观组带着护士进房挨个采集。第二天大早,我们还被带到医院做CT。做完CT,我们直接被原地解放。没有核酸+双抗的报告和结果,也没有CT的结果。我们只是被隔离起来一天,然后做了三项检查,然后就放了。<br /><br /><br />这是我来新疆后,做的第三次核酸+双抗了。依然没有报告。<br /><br /><br />24.我一直很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我看到了7.15的新闻。以及7.16乌鲁木齐通知封城。我豁然开朗。原来是这样。<br /><br /><br />25.乌鲁木齐7.16封城封小区后,昌吉和乌鲁木齐的道路就封锁了。但是昌吉内部并没有封闭。还是在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我们询问社区,这个时候能离疆嘛?社区说,只要有7天内的核酸报告并且能去机场能买到票就能离疆。询问,昌吉和乌鲁木齐隔断了,怎么去机场呢?社区表示不知道。<br /><br /><br />26.如果你的行程码没有乌鲁木齐,你在昌吉就是正常的。如果你的行程码有乌鲁木齐,那么你就需要居家隔离,等待上门核酸检测。时间一天天过去。10天了。乌鲁木齐每天的人数在缓慢增加,流调信息完全没有,昌吉并没有任何迹象的。突然在7.26通知。昌吉要封城了。于是大家一窝蜂的去屯物资。然后7.26晚上,小区被封锁了。<br /><br /><br />27.我们同事一共五个人。在小区里面租了三套房子。其中有一套是餐厅,是厨师和司机住的地方,刚刚开始隔离的时候,我们还是被允许去餐厅吃饭的。因为另外两套住房是没有开火条件的。大概在7.29,社区集中做了核酸检测。五人一组。但是7.30就通知了,说这次核酸检测,不出意料的也不会有报告。<br /><br /><br />28.7.30询问社区后,得到通知,昌吉州人民医院,昌吉州中医院,昌吉市人民医院,都能做核酸检测并且出报告。有核酸检测后,就可以申请离疆,统一安排车去机场。<br /><br /><br />然后我就联系爱心出租车,奔波这三个地方。得到的答案都是,做的人太多了。所以不做了。一下午,我给防疫中心,救治中心,等等不同的机构打电话,询问,哪里还能做。得到的答案是不知道。不是他们安排的。信息不确定。需要我反复询问医院。<br /><br /><br />29.7.30晚上,突然通知要封锁单元门,所有住户不允许出门了。核酸检测申请上报社区,然后填一个表,然后排队等通知看什么时候集中安排做。在询问我们能否去餐厅吃饭后,得到的答案是不能。要求志愿者送饭,我们给钱。得到的答案是否定。某位楼管干部在态度恶劣的挂了若干次电话后,给与了两个他认为“合理”的办法。<br /><br /><br />1.自己重新买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然后不会做饭就打开百度学着做。<br /><br /><br />2.我们所有人都搬到餐厅去,五个30多岁的男人,挤两张床睡觉。<br /><br /><br />他认为,这两个办法,都比我们餐厅做好了。麻烦志愿者给我们送到我们楼栋,我们为此支付一笔费用来的合理。<br /><br /><br />30.终于,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在7.31下午来到了。<br /><br /><br />1)可以送饭了。不用挨饿了。<br /><br /><br />2)所有申请离疆的人员,需要居家隔离满14天后,才能申请做核酸和双抗,然后排队,等做了是合格的后,统一安排离疆。<br /><br /><br />恩。先隔离满了再做。然后回武汉继续再隔离14天。NICE。又一个月没有了。<br /><br /><br />好了。经历说完了。我说点我自己对新疆防疫工作的看法。仅代表个人观点和推测。不一定是实际情况。<br /><br /><br />1.基层人员,特别辛苦,特别特别辛苦,特别特别特别辛苦。每天有大量的工作乃至重复工作要做,承担了太多责任,并且没有统一的标准和通知。<br /><br /><br />2.新疆防疫工作,特别糟糕。哪怕不考虑瞒报的情况,所谓的维持多久多久的零增长,不是来源于控制的好,而是来源于很少人去,并且完全不考虑GDP和经济发展的一刀切政策。<br /><br /><br />3.新疆的防疫工作特别乱,各个部门之间没有信息平台,数据完全不共享。于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站点,每一个街道社区派出所,每一个单位,都需要独立的统计,然后上报。导致了大量的毫无必要的重复工作。<br /><br /><br />4.明面上的通行绿码或者其他什么数字信息证明,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和重视。基层已经被繁重又反复的各类事务忙的冲昏了头脑。所以遇到任何事情,只能用最简单的一刀切政策。尽可能的减轻自己身上出错的压力和责任。<br /><br /><br />5.实际的检测我认为大多数是不合规范的。至少我认为咽拭子的采集就不太规范。更重要的是。不论是留观,还是集体做的,我做了五次检测了。没有任何一次给了我报告。没有任何一次告知了我结果。我们只能通过社区没有找我,说明我没问题,应该是阴性,这样来进行推断。<br /><br /><br />6.流调工作没开展或者无法开展?因为新疆的防疫是真的外紧内松。对外地来的人,特别严格。表面上都特别严格紧张。但是对自己内部居民,或者说身份证是新疆的人,防疫工作近乎摆设。他们这批人几乎是默认不需要检查的。绿码一晃而过,都不一定看了是APP还是图片,是多久前的绿码。各个地方,大爷大妈们小朋友们,都不戴口罩,聚集一起唠嗑下棋。归根结底就是,他的防疫工作就是一个表面的完成任务,完成上级交代的突入起来的,两个小时以后可能就改变的任务。基层的工作太繁重,以至于,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精细化管理。<br /><br /><br />7.目前是乌鲁木齐封城第16天,昌吉第6天。感染人员逆势越来越多。在乌鲁木齐完全封城16天后,感染人员一天比一天多。重症已经50+了。那么请问,乌鲁木齐到底感染了多少人?是每天增加100多例,还是每天放出100多例?<br /><br /><br />8.昌吉在乌鲁木齐封城的前10天,并没有跟随乌鲁木齐一起封城。而这16天一来,昌吉大概总体上报感染就不到5例?然后今天又多了一例,然后还是乌鲁木齐输入的?我就想知道,人家已经封城16天了。是怎么输入的?能公布一下么?如果到现在16天了。才一两例,还都是输入的。为啥昌吉突然要封城了?<br /><br /><br />9.整个新疆,防疫工作,完全不透明,居民没有任何知情权,甚至社区基层工作人员都不知情。各种防疫措施和上报人数在逻辑上就无法闭合。至今也没有公布任何一个人的流调。我就想问问。这个疫情要持续多久?多久才能公布这些早就该公布的数据和信息?<br /><br />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60248408088969449092019-11-25T23:48:00.000-08:002019-11-25T23:48:25.103-08:00【區選前瞻】西貢區山頭林立 「撞區」全因無大台?<a href="https://www.hk01.com/01%E8%A7%80%E9%BB%9E/392326/%E5%8D%80%E9%81%B8%E5%89%8D%E7%9E%BB-%E8%A5%BF%E8%B2%A2%E5%8D%80%E5%B1%B1%E9%A0%AD%E6%9E%97%E7%AB%8B-%E6%92%9E%E5%8D%80-%E5%85%A8%E5%9B%A0%E7%84%A1%E5%A4%A7%E5%8F%B0">https://www.hk01.com/01%E8%A7%80%E9%BB%9E/392326/%E5%8D%80%E9%81%B8%E5%89%8D%E7%9E%BB-%E8%A5%BF%E8%B2%A2%E5%8D%80%E5%B1%B1%E9%A0%AD%E6%9E%97%E7%AB%8B-%E6%92%9E%E5%8D%80-%E5%85%A8%E5%9B%A0%E7%84%A1%E5%A4%A7%E5%8F%B0</a><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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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選各黨派山頭林立,某程度反映民主派過去十年的派系鬥爭。本來將軍澳一直為傳統兩大政黨民建聯及民主黨,以及當地地區組織公民力量三分天下之局面。自以新界東支部為骨幹、西貢區議員范國威為首的民主黨少壯派2010年因不滿黨內主流派與中聯辦談判政改方案憤而退黨,民主黨於當區影響力已大不如前。民主黨雖有2008年劉慧卿帶領前綫系人馬來投,但自2016年劉慧卿交棒予林卓廷,林卓廷與黨內舊前綫系人馬之磨擦愈演愈烈。去年末新界東支部59人退黨,便直斥林卓廷「人格卑劣」、「毫無政治道德」,當中便以劉慧卿昔日愛將,將軍澳民生關注組主席柯耀林為首。<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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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派出十人參戰的將軍澳民生關注組亦於多區與民主派「撞區」,其中以都善選區關注組派出李栢棠對撼民主黨的莊榮輝,共同挑戰現任議員、專業動力的張展鵬,亦為觸發民主黨分裂之導火線。原因為多次出選中西區而高票落敗的莊榮輝,因轉投林卓廷空降將軍澳,而跟新界東支部的既有勢力發生齟齬,更在「撞區」問題上各不相讓,而令柯耀林最終率其團隊出走。另外本屆新增選區海晉,亦有將軍澳民生關注組之趙志民跟新民主同盟黎煒棠「撞區」,加上專業動力的林樂儀,以及取態不明的無黨派劉偉卓及何金榮,成為當區競爭最激烈之一的五人混戰。<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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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大台下的協調之難<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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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前民主動力曾努力試圖協調各個黨派之「撞區」問題不果,最終拒絕為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給予認證支持,反遭關注組批評勿以「大台」自居。事實上民主動力身為一個第三方協調機制,不論基於何等標準認證某一位民主派參選人而非另一位同區民主派參選人,皆必然會惹來參選人及其支持者不滿,批評其厚此薄彼,對於民主動力公正中立的協調者形象,一定會受到削弱。然而一旦沒有民主動力這類角色存在,民主派「撞區」情況亦很可能會更加嚴重。沒有民主動力所謂的認證,選民亦未必有「棄保」的憑據,集中票源予某一民主派候選人,以防因分票而讓建制派漁人得利。此可謂民主動力存在及其角色所面對之矛盾及其值得深思之地方。<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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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選舉西貢區另一特色,在於當區有一個相當有實力的「第三勢力」方國珊。本為自由黨成員、田北俊弟子的方國珊於2010年脫黨後參選日出康城所在的環保選區報捷後,以有別於傳統建制派的激烈行動反對擴建將軍澳堆填區而贏取聲望,被視為既非民主、亦非建制的中間派代表,更在多次立法會選舉及補選中取得不俗成績,以其智庫專業動力之名義,繼續擴大其在區內影響力。方國珊之例子證明不採取強烈政治主張,走中間路線的民生實力派,確有其生存空間。不過在反修例風波的非藍即黃的氛圍下,區議會選舉勢必政治化,方國珊避談政治、只講民生的策略是否仍能奏效?<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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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當民主動力為協調民主派各派系「撞區」而頭痛不已,標榜既非民主、亦非建制的方國珊,其專業動力竟未如上屆一般受到建制派挑戰,反而紛紛「讓路」予專業動力參選人。此種「巧合」是否一種「默契」,抑或是建制派向方國珊之「統戰」手段則不得而知。然而當方國珊本人於環保北面對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的陳展浚及獨立民主派何梓聰,其前助理張美雄於環保南面對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的姜新華及自稱「獨立素人」的吳可淇,張展鵬於都善面對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的李栢棠及民主黨莊榮輝,陳繼偉於維景面對將向天晴葉子祈及報稱獨立民主派的黃成光,幾乎都是以一敵兩名民主派。可以肯定的是,在民主派內訌,建制派讓路下,方國珊及其專業動力的勝算應可再添一籌。<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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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有民主派、「素人」、建制派、「第三勢力」眾多黨派山頭林立,出現「撞區」局面實屬正常。然而在區議會選舉單議席單票制度下,候選人要以簡單多數決勝出選舉,便必須要尋求跟立場相近之人士合作,以免贏選票輸議席的情況出現,此值得從政者深思,畢竟投身政治,合作本來便是重要一課。建制派與方國珊既能達成得微妙的「協調」,民主動力身為協調民主派候選人之機制,實在有需要再下苦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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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范國威同區候選人為無黨派楊聰、戴卓然、劉志成;柯耀林同區候選人為民建聯莊元苳。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37440170610573230112019-11-24T22:06:00.003-08:002019-11-24T22:06:42.262-08:00“新疆文件”说明了什么?<a href="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91121/china-xinjiang-documents/">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91121/china-xinjiang-documents/</a><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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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泄露给《纽约时报》的文件不仅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新疆政策的依据和执行情况,新疆是中国西北部一个名义上的自治区。它们还打开了一扇窗,表明中国如今如何运转,无论是在党国体制的顶层还是更接近底层。这揭示了中共的两个特点:它的可怕权力和它的根本弱点。<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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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摘录的文件和报道中,我们得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2014年春季的三起恐怖袭击作出了强烈反应。此前,对于新疆的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及其他主要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党的政策大体上基于这样的理论,即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将消除任何异议。这种想法源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家认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是由阶级关系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在2014年的袭击事件之后,习近平抛弃了这一想法,在一系列讲话中得出结论,事实证明,仅靠物质手段不足以平息新疆的分裂主义情绪。<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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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宣布,今后将有必要通过精神手段转变新疆穆斯林的思想。这引发了后来的一场大规模教化运动,清除习近平和中共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的“病毒”。在实际中,这一努力意味着针对伊斯兰信仰的日常表达(拥有《古兰经》、祈祷、戒烟戒酒、斋月期间禁食),甚至非汉族文化的世俗层面(比如维吾尔语和音乐)习近平还呼吁通过高科技系统和低技术的地面部队扩大监控范围。<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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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8月,此前任西藏党委第一书记的陈全国接任新疆同一最高职位后的两年里,约35万人被捕和起诉,超过100万维吾尔和哈萨克人被法外拘禁以接受教化。一些被拘禁者后被转移到与拘禁营相关联的工厂,在那里他们被强迫低薪工作,有时甚至没有工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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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露文件中出现的一些最发人深省的启示,与接到强制执行习近平行动任务的当地汉族官员的反应有关。不出意外,当近2000英里外的北京党中央要求因涉嫌思想罪把数千名民众关起来时,在新疆生活和工作多年的官员犹豫了。例如,我们详细了解了新疆西南部约80万人口的莎车县党委书记王勇智是如何与这一命令作斗争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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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智可能不应被视为英雄。他确实在莎车县的拘禁营和其他安全基础设施上花了1.8亿美元,最初拘禁了2万人。但他最终释放了约7000名被拘禁者。中共在公开谴责王勇智的声明中指责他腐败。然而,根据一份泄露的党的报告和王勇智的认罪书,他说外界对当地情况知之甚少。他写道:“上级的决策部署与基层实际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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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莎车县如此之多的劳动力被关起来,王勇智担心它的经济会下滑,他将无法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从而影响他的职业发展机会。王勇智似乎还怀疑,长期大规模拘留不会让维吾尔人热爱中国共产党(我们从其他渠道得知,许多家庭被拆散,成千上万的孩子被送到公立寄宿学校和孤儿院)。<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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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怀疑态度的不只王勇智一人。新疆的报纸提到,邻近的阿克陶县委书记谷文胜也被清洗。报纸没有透露,当地汉人官员反对中共的大规模拘禁政策是否出于良心的苛责。但它们表明,官员们出于实际理由进行了抵制——并因此受到处罚。事实上,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文件提到,对被怀疑未充分履行北京命令的新疆官员的行为进行了逾1.2万项调查。<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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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泄露的文件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庞大权力:党可以逮捕成千上万的人,无限期地拘禁他们,同时让其他公民保持沉默,迫使官员服从。但它们也暗示了它的弱点。<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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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们不仅在暗中抵制高层施加的政策——现在,他们还泄露了这些能证明有罪的文件。但在边缘化和处罚这些人的过程中,中共不仅在吞噬自己:它还在向专家的意见宣战,剥夺自己对新疆当地情况的第一手知识。就像毛泽东时代一样,中共再一次切断了与现实的联系,切断了执政所需的信息。<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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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是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历史学教授,著有《欧亚十字路口:新疆历史》(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和《丝绸之路:一部简史》(The Silk Road: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66880934763803771352019-07-17T00:24:00.001-07:002019-07-17T00:24:20.813-07:00侍建宇:北京的反恐论述不符合新疆真实情况http://rfi.my/4FlW.T<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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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10周年。2009年6月底,广东韶关某工厂发生的一起汉人与维吾尔人斗殴事件引发连锁反应,几天后演变成一场严重的族群暴力冲突。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字,这起事件共造成197人死亡,另有1721人受伤。此后十年,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监控日渐加强,封锁信息流通的同时,近年来更有国际媒体和人权团体披露,大批维吾尔人被非法关入一些再教育营。中国政府一度否认这些再教育营存在之后,承认在当地建立的是所谓职业培训中心。无论名称如何,这些封闭的中心关押的人数可能至少有上百万人。如此规模的非法拘押吸引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十年前的七五事件对中央政府的新疆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何理解中国新疆政策十年来的演变?新疆境内的反恐形势是否如当局所说那样严峻?我们电话采访了一直关注新疆问题的台湾中亚学会秘书长、目前在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任教的侍建宇先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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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事件是一个分水岭<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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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2019年是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十周年。十年后再回首,这次事件究竟是一次什么性质的事件呢?这次事件对中央政府的新疆政策有什么影响?<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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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建宇:(政策)当然已经有了一些变动、一些调整。我想分几点来说。<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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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当地的情形来看,2009年的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过去,尽管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国的管治、统治可能有一些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但是当地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并不是那么恶劣。但在七五事件之后,新疆社会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变得非常清楚了。这是2009年七•五事件最重要的一点。当时,中国政府对应的策略,一方面是派遣张春贤担任党委书记,开始用怀柔策略,另一方面主要是想用经济发展的方法,来调试民族问题。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它认为七•五事件基本上是由于经济发展造成当地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后果。这是北京的角度看。北京认为,从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确在当地造成贫富不均,所以想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矛盾。可是,事实上问题并不是那么单纯。经济矛盾当然有,但是也不能忘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民族问题存在。当地少数民族感觉,从1978年到2009年七•五事件发生的时候,当地的汉族移民和当地政府并没有好好地照顾他们,社会问题就转变成了民族问题。而这种民族问题基本上到七•五事件发生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重新调整过来。<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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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当然希望用经济的方法去调整,但似乎成效一直不好。<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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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都知道,在2012、2013、2014年,新疆各种暴力事件频繁不断。再加上2013、2014开始,新疆当地少数民族大规模向外迁徙,经过中南半岛,也就是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往土耳其方面移动。人数规模非常大,至少有两万人。<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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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情形之后,北京发现情况不如当初预期,也就是在西部的跳跃式发展的经济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可能自2016年开始,就有了新疆再教育中心的设计。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解决。<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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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2009年的乌鲁木齐事件,到现在(的发展)来看的话,这些再教育中心的设立,对于北京政府来讲,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的措施,它必须要通过这样方式来维持当地社会的稳定。但从当地人民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一种不公平、也不人道的做法。<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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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为什么中央政府以发展当地经济为主的措施没有奏效?<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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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建宇:这又牵扯到几个问题。在2010年张春贤接任新疆党委书记之后,他使用的一些政策可能使得当地原来的统治阶级,也就是政府的干部不适应,完全没有办法知道怎么样去用怀柔政策统治当地。同时,中国从东部调用很大经济资源往西部流动的时候,这些资源是不是能够公平地、适当地分配到应该照顾的人身上,好像也不是那么成功。所以,这个策略到2014年的时候就完全失败了。这是第一点。<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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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在2012年、2013年的时候,当地几乎每个月都有暴力事件发生。这就牵扯到当地干部可能完全放松了管治,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怀柔”,就干脆不管了,产生了某种怠工的情形。甚至当时还产生了各种阴谋论。再加上当时有很多伊斯兰教(思潮)从外部传入,(当地)基本上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又有那么多人向外迁徙,这都已经被证实了。所以,2014年,中央的一次工作会议决定,这个政策推不下去了。事后我们也发现,张春贤被换掉了。现在的党委书记陈全国上台,开始了现在这种全面的再教育中心政策的实施。<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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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的反恐论述不符合当地真实情况<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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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2013年、2014年开始有大批维吾尔族人向外迁徙,这些迁移的流向是哪些地方?他们只是想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生活的环境呢?还是也有人流向了一些,比如冲突严重的地区?<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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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建宇:向外迁移的原因很多。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对当地的社会生活环境不满,希望找到另外的好的生存地方。在一般维吾尔族人的心目中,可能土耳其是最好的去处。当然,他们到那里之后,可能不再这么认为,但在向外移出的时候,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很多人迁往土耳其。还有很少一部分人可能因为过去二、三十年受到了某些不公平对待,心怀对政府的不满,就加入了叙利亚反抗军的一些运作,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战场出现。<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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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再教育营措施和中央政府的反恐措施、和打击极端势力的政策有怎样的关联?<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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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建宇:中国可能从(2001年)9•11之后,都是用反恐的话语论述,来讨论新疆的社会不安定情况。这不完全正确。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或许有很少部分人,大约几十个人,加入巴基斯坦或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但人数非常、非常少。那时候根本没有太多维吾尔武装分子存在。但中国通过联合国、通过美国,加入全球反恐战争的话语论述之后,把(新疆)问题往这边推,实际上这并不符合当地的真实情况。2009年的七•五事件,因为是一次暴力冲突,政府又往这个话语论述上推,说有很多的恐怖分子……当时所指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这个组织。但这个组织事实上并不是我们所了解的定义上的恐怖组织。<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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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论述一直延续到现在。对于那些再教育中心,中国政府依然说这是反恐措施,要想办法把这些所谓被恐怖主义影响的老百姓去极端化。当然,这种“去极端化”非常狭义,主要是针对他们的伊斯兰宗教信仰。但是,信伊斯兰教的人是不是都是恐怖分子?当然不是。只是中国政府在2014年以后,一直用这样的话语论述,来讨论再教育营的内容。<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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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否认,2013年、2014年开始有人向土耳其、叙利亚等地流动迁徙的时候,有些人加入了叙利亚反抗军的战场,也有非常少的人进入了所谓的伊斯兰国武装的阵地。的确有这些人存在。可是,这些人到底有多少能力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这是值得质疑的。毕竟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有非常致命的威胁或攻击产生,反而是叫嚣的成分、国际宣传的成分、威吓的成分,大于实质的危害。这才是现实状况的描述。<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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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伊斯兰国武装节节败退的形势,造成不少圣战分子回流。这种形势与中国政府近年来大批关押维吾尔人的行动是否有什么关联?<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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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建宇:这也不是很正确的说法。因为(圣战分子)回流很可能,需要经过层层关卡,各个国家的层层管制,并不是那么容易往中国回流、流窜。有些人可能流窜到东南亚,比如菲律宾南部或印尼等地。但人数也是非常少,能流窜会中国的更是极少数,真正的问题可能还是停留在叙利亚和土耳其。但是,中国以此作为总政策论述,来把再教育中心、再教育营政策合理化。<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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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反恐的论述当然有点太过夸张,不过,新疆伊斯兰教的发展可能的确对中国政府造成了一些“冲击”。我这里说的“冲击”是抽象的冲击,不是实质的损害。中国政府感觉没有办法管治这样的宗教形式发展,所以开始使用一种更极端的方法,想让他们把所有的伊斯兰宗教的运作和信仰方式全面去除掉。比如不许他们蓄留胡子,不准他们做礼拜,甚至还有消息传出来说强迫他们喝酒、吃猪肉、不准封斋等等。想用再教育营,告诉他们不能这样信仰宗教……这与其说是去极端化,不如说是去伊斯兰化,或去宗教化。当然,最后的目的,可能是希望他们变成所谓的“中国好公民”,让西部的人,尽管他们在民族识别身份上不同,但与汉人不要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有让他们学普通话或国语、让他们过北京认为的所谓“现代化的生活”,等等的措施。<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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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同化政策能否得到预期效果值得怀疑<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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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就是一种强制性的汉化政策……<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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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建宇:是强制性的同化政策,不一定是汉化政策。<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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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从这两年传出的消息,以及从各方媒体和人权组织的调查来看,新疆这些再教育营里可能有上百万人。还有说法人数更多。这些再教育营,真正走出来的人好像不多。这种政策的前途是什么呢?中国政府的目的是什么?要永久关押这些人么?<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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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建宇:应该说再教育中心扩展到最大规模,大概是在2018年下半年。后来因为联合国的介入、一些人权组织的介入(新闻媒体对此可能并没有报道),情形开始有些放松。开始有一些比较“人道”的处理 当然不能说是“人道”,只不过是放缓了过去那种高压强制的情形。比如,开始有些人被释放回家,也有些人获得护照,如果当事人有些外国联系的话,他们可以离开中国,甚至回到中亚、去欧美等西方国家。是有一些放缓的措施,但让他们在这些再教育中心集体学习,不管是去宗教化,还是想办法把他们同化成北京理想中的中国公民的样子,这个步调并没有减缓。<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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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社会角度来看,在当前国际政治运作中,(国际社会)也很难去干预“中国内政“,毕竟新疆在法律上、在法理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一般西方国家,或者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只能想尽办法,让中国做出一些比较合理的调试,并没有办法让中国解散再教育营。<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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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在再教育营中的人都没有犯法。中国会不会关闭这些再教育营?目前看不太可能。这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同化或者说转化政策,中国政府似乎自2014起,直到现在,已经下定决心,想要实现这样的全面转化。这样的政策最后会不会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这是很令人质疑的。因为在过去,无论是在前苏联,或在其他地方,这样的转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带来一些改变,但是把一个民族完全同化、透过人类的这种大规模的高压政策的努力把他们完全转化,好像不太可能。<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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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新疆地位非常关键<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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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与政府的新疆政策,两者之间有怎样的互动关系?<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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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建宇:当然有非常大的影响。不能从短期来看,要从长期看。因为新疆在中国的“一带”,也就是丝路这个经济带上,地位非常关键。陆路向西,基本上都要经过新疆,然后进入中亚,或者向南,经过南亚,经过巴基斯坦、伊朗,再到土耳其。新疆的突厥族少数民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长远来看,如果能把这些人的政治身份、政治认同做一个完全的修改的话,中国将来可以透过他们在西部地区,也就是在欧亚大陆,做很多事情。当然这是中国希望得到的理想效果。实际上可不可以达到不知道。<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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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区域或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新疆问题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一些关注。但有些国家也做出了妥协。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所谓的穆斯林国家都没有对中国新疆再教育营政策在国际上发声。他们可能一定程度也愿意配合中国政策这样的发展,他们可能有实质的经济上的利益考量。所以他们往往不会发出什么反抗的声音。这一点在过去两、三年体现得非常明显。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40686572383837193412017-08-06T19:21:00.000-07:002017-08-06T19:21:37.322-07:00招募线人,强迫归国,扣押遣返:北京长臂伸向海外维族人<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white; color: #999999; font-family: NSimSun, SimSun, PMingLiU, Arial, Helvetica, "Arial Unicode MS", sans-serif; font-size: 14px;"><b>时间:2017年8月3日</b></span><br />
https://www.voachinese.com/a/beijing-long-arm-control-overseas-uyghurs-20170802/3969939.html<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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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 — 流亡美国的维吾尔人伊利夏提不久前接到一通电话,一位在美国学习的维吾尔人说,有个自称新疆乌鲁木齐安全局的人给他打电话,以他在中国的母亲和姐姐做威胁。<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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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电话中要求他要么回来,要么为他们工作。他说,你把知道的那边维吾尔人的情况告诉我。”<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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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过去几个月来,伊利夏提听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加州的一位维吾尔族学生也受到威胁,基本模式如出一辙。<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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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很着急,问我怎么办。我说拉黑,把微信从你的手机上去掉,切断和家里人的联系,”伊利夏提说,“我告诉他们全部通报给FBI,实际上也有两个人给FBI讲了,FBI也到他们家里。我要他们把对话录下来,全部转给了FBI。”<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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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夏提记得,以往中国安全部门也采取过类似手段,试图招募海外维吾尔人做线人,但是从来没有过像今年这样严重的情况,“特别是过去两个月,年轻人几乎每家都收到电话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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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手越来越长,”流亡德国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多力坤·艾沙对美国之音说。<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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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力坤最近在罗马被警方短暂扣押。当时,他受邀在意大利参议院就有关中国政府镇压维吾尔人的问题作证。<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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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上午11点半左右,听证会前半个小时,多力坤来到参议院大楼门口,看到那里围了很多人,“我以为是记者,结果是意大利警察,”他说。<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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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的手上都握着他的照片,核对过证件后,警察要多力坤跟他们走一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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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带到三个多小时车程外的一个警察局,三四个警察在一间小屋子里向他问话。<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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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们怎么回事,为什么带我来这里,我是德国公民。他说之前中国政府有accusation (指控),有个中国政府的通缉令,中国政府要求这样。”<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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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国公安部把多力坤列入“东突”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名单,并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了红色通缉令。但是目前国际刑警组织的网站上看不到通缉多力坤的信息。<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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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小时的问讯、按指纹、拍照、联络德国政府后,意大利警方对他说,还要再联系国际刑警组织,才能决定要不要放人。<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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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他们说,联系也没用,国际刑警组织的负责人是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多力坤说,“他们说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必须这么做。”<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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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半小时后,多力坤获释了。他在意大利参议院第二天的活动也因据称的中国压力被迫取消。<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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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多力坤·艾沙是国际刑警组织和中国警方红色通缉的恐怖分子,将其绳之以法是有关国家应尽的义务。”<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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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多力坤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麻烦。2009年他在韩国机场被移民官员扣留四天;2016年他入境印度的电子签证被拒。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曾称多力坤为“某些国家滥用红色通缉令的受害人。”<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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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多力坤说,他从来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欧洲国家。<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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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是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法治国家,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发生这样的情况对我来说是很遗憾的,”他说。<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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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认为,生活在西方的维吾尔人还是相对安全的,因为西方国家大都遵循法律,承认基本的人权价值观,不会听任中国政府摆布。<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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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亚洲的一些独裁国家,还有像埃及这种军政权国家,很容易被中国收买,中国政府给点钱,就要求他们逮捕、驱逐维吾尔人,”他说。<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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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以来,马来西亚当局以“涉嫌恐怖主义”为名遣返了至少28名维吾尔人。2015年,泰国将100多名蒙着头套,带着手铐的维吾尔人押送回中国。<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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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的最新的进展是,埃及安全部队正在大规模拘捕、遣返维吾尔留学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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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学生和活动人士对英国《金融时报》说,中国官员自5月起,向海外维吾尔族学生发出通知,要求他们立即回国。他们的父母往往已被当局扣押。<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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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设在海牙的权益组织“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UNPO)的报告说,7月6日,埃及当局遣返了至少12名中国籍维吾尔族学生。目前仍有约150人被扣押,面临立即遣返。<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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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埃及各地的维吾尔族学生晚上不敢睡在自己的床上,害怕被从家中带走。这种恐惧也波及到那些已经在埃及生活了一段时间的维吾尔人家庭。他们担心无法继续获得合法居住的文件。”<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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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证实说,很多按规定主动回国的学生一到中国就立即被捕,家人无从知晓他们的下落。<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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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说: “ 有一个学生回去了,这是我知道的,回去以后就被放到学习班,然后就失踪。有一个是阿克苏(位于新疆西部)的维吾尔学生,他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学习。他的母亲不停要求他回去。回去他被抓了,被判了五年还是六年徒刑。”<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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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获得的最新消息说,两名维吾尔族青年男子的尸体近日被交还给家人。他们是18岁的阿布都热西提和21岁的阿拉法特。二人回到中国后就进了学习班,目前尚不清楚他们为何死亡,死因为何。<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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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项目官员尼可莱塔·恩瑞莎从布鲁塞尔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强烈敦促结束这场运动,让这些学生能够在海外留学、生活。我们强烈谴责这些做法,”<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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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埃及官方对中国籍公民在埃及被拘押一事表示知情,但称这些人被拘押的原因是他们违反了移民法律。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77800565913131129562017-08-06T19:13:00.002-07:002017-08-06T19:13:25.672-07:00聯手打擊東伊運 土耳其對華示好http://hk.on.cc/hk/bkn/cnt/commentary/20170807/bkn-20170807003618621-0807_00832_001.html<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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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外交部長恰武什奧盧日前訪華,<b>正式決定將疆獨組織「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東伊運)列入恐怖組織名單。</b>這是土耳其對華政策的一個重大改變,也是中土雙邊關係發展的重大進展。處於內憂外患的土耳其,終於向中國作出妥協。<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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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伊運是疆獨恐怖勢力中最具危害性的恐怖組織之一,其宗旨是通過恐怖手段在新疆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國」。過去二十多年,該組織在中國境內製造了上百宗襲擊,造成巨大的傷亡,包括在北京奧運期間該組織成員駕車輾斃邊防武警,以及製造駕車衝擊天安門事件。<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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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伊運被美歐等西方國家定性為恐怖組織,但土耳其卻長期拒絕。土國總統埃爾多安具有濃厚的奧斯曼土耳其情結,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夠恢復大土耳其榮光,因此將新疆的維吾爾族人視作「同宗兄弟」,對疆獨組織更是公開保護。二○○九年烏魯木齊駭人聽聞的七五事件爆發之後,全球只有土耳其政府站出來力挺製造屠殺的疆獨恐怖分子,指摘中國恢復秩序的措施為「鎮壓」。<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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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中國政府憤怒的是,土耳其政府駐東南亞各國的使館協助維吾爾族人偷渡到土國。過去五、六年間,不少維吾爾族人南下雲南、廣西一帶偷渡出境,進入緬甸、泰國、馬來西亞,從土國駐當地外交官手中獲得土耳其護照飛往伊斯坦布爾。二○一四年在雲南昆明火車站製造大屠殺的疆獨分子,就是因為出境被阻,就地搞「聖戰」。<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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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之所以庇護疆獨勢力,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進一步壯大土族人口,與爭取獨立的庫爾德人進行「硬撼」;二是利用這些人為炮灰,為拓展奧斯曼土耳其的勢力範圍打前鋒。但埃爾多安沒有想到的是,過去幾年圍繞敍利亞戰局,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東伊運成為阿蓋德以及伊斯蘭國極端武裝的分支機構,變成窮兇極惡的國際恐怖主義勢力。<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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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東伊運對曾經豢養它的土耳其政府反戈一擊,認為埃爾多安與俄羅斯、伊朗站在一起,背叛了穆斯林遜尼派。在今年初伊斯坦布爾發生的多宗爆炸襲擊案,便是由東伊運組織一手操辦,埃爾多安養虎不成反遭虎噬。<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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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土耳其處於風雨飄搖之際,內有居倫組織的叛亂、庫爾德工人黨的獨立運動、東伊運組織的暴亂;外有敍利亞戰爭的影響,捲入卡塔爾與沙特、阿聯酋等的內訌,以及歐盟難民危機。從某種意義上說,土耳其是國際環境最惡劣的國家之一,在這個敏感時刻,埃爾多安急需中國的幫助,因此用打擊東伊運作為見面禮,也是合情合理,但中國必須提防土耳其反覆無常。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49224596900326735352017-07-10T23:19:00.002-07:002017-07-10T23:19:36.117-07:00傅礼初在西方内亚史研究中的位置及影响作者:钟焓<br />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 2013年00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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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内容提要:</b>本文概括归纳了20世纪下半期美国内亚史学者傅礼初(1934-1984)的研究贡献和治学学风,指出其在战后西方内亚史研究中所占据的独特位置和产生的后续影响,以凸现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欧美相关学术领域中所发生的巨大学风变异,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加贴切地观察国外内亚史研究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所经历的学术转型的轨迹。<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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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6月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史与内亚史讲座教授傅礼初(Joseph F.Fletcher)因病不治,与世长辞,享年49岁。他的早逝随即被专业人士认为是对美国内陆亚洲研究领域的无可补救的重创,因为依照当下的西方学术培养体制,不大可能指望有人在短期内能够填补相关领域的巨大空白。这种悲观的学术估计一直延续到多年以后出版的《剑桥辽夏金元史》中,此书的编者在终章结语处不无遗憾地写到:“傅礼初教授一直强调应该写作一部有关包容亚洲各国历史的‘全史’,如果不是由于他的突然早逝,他会把这一理论用于本书和《剑桥中国史》的其他部分”。①西方汉学家的表述语调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惋惜之情,这也反映出傅氏生前被人们寄予的期望之高。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傅礼初的学术影响与个人声名均在与日俱增,继承并发扬其学术遗产的不仅有他当年在哈佛校园内培养出的专注于内亚研究的学生群体,而且更有像弗兰克这样名显当世的全球史专家,后者在他的极富颠覆性和争议性的《白银资本》一书中对傅氏的学术观点多有称引,这清楚地表明了其学术影响早已超出了狭义上的内亚史和汉学领域。可以说在傅氏逝后的近30年中,他的学术成就没有一天被学界忘却,以至今人仍然时时可以从大量内亚研究的外文学术出版物中体验到其留给后学的丰厚遗产。让人稍感意外的是,对如此重要的一位学术大家,长期以来在东西方却都缺少专文对其贡献和地位进行较为全面的总结。目前较有学术价值的有关论述仍推王国斌在其逝后次年发表的纪念专文《中国与世界史》,以后当傅氏的已刊论文和部分遗作结集出版时,他又贡献了一篇精彩的书评,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其研究思路和治学理念。②另外法国学者鄂法兰曾在2006年哈佛大学傅礼初讲座的讲演中以“反思傅礼初留下的学术遗产”为题较为精准地勾勒了傅氏在入华伊斯兰教、蒙古史、新疆史、满族史-清史四大领域中取得的辉煌成果,并补充了此后欧美学术界在这些领域中新涌现出的代表性著述,惜这篇富有指示价值的文稿并未正式整理发表,仅能从哈佛大学的有关网站中下载阅读。③而国内学者对傅氏业绩的介绍侧重于在华苏菲教团的主题,尚未全面充分地揭示其学术成就。④本文拟从比较其治学路数的前后差异入手,意在彰显傅氏一生中所经历的学术转型,并重点剖析其学术风格对西方内亚史研究的巨大影响,从而有助于我们贴近观察西方尤其是美国学界在这一学术领域所经历的学风交替。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傅氏对入华伊斯兰教问题的研究,作为这方面权威的鄂法兰女士已经作了详尽精到的总结,故本文中将不再涉及这一主题。<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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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 作为考据大师伯希和再传弟子的傅礼初</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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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傅氏1995年遗作序言的介绍,他早年在哈佛大学斯拉夫语言系获得学士学位后,即于1958年成为同校远东语言系的研究生,论文指导人是美国杰出的蒙古学家柯立夫(F.W.Cleaves)教授,专业方向确定为以蒙古史为中心的内陆亚洲史研究。傅氏最终在1965年完成了关于19世纪的蒙古文史书《宝贝念珠》(Erdeni-yin erike)研究的学位论文而获取博士学位,并于次年得到了本校远东语言系助教授的正式任职,从此直到去世,他都没有离开在母校的教席。①显然,这一直接留校供职的学术经历对于有着杜绝“近亲繁殖”以加强人材校际流动传统的美国名校来说是异乎寻常的。②而要全面地了解傅氏在哈佛所受到的学术训练,则有必要首先回顾内亚研究在美国兴起的历史。<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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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以语言与历史为中心的内亚研究在美国出现的时间并不久长,起初同该国的不少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其发轫也源自欧陆国家技术力量的推动。美国内亚研究的首位具有世界级学术影响的人物即是被公认为造诣与天赋均不亚于伯希和(P.Pelliot)的德裔学者劳费尔(B.Laufer)(1874-1934)。他虽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但却因为长期供职于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缘故而一直未有机会栽培接班人。③真正在内亚研究的教学与科研两方面同时取得了突出成绩的学者则始于在加州大学伯克力分校执教多年的俄裔学者卜弼德(Peter A.Boodberg)(1903-1972)。④以后随着二战前后欧洲政治局势的骤变,更多的来自欧陆国家的内亚研究专家选择了前往北美工作定居,这一楚材晋用的风潮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末一直持续到五、六十年代。其中代表性的学人有来自德语国家的雷兴(Ferdinand D.Lessing)(1882-1961)和闵海芬(Otto J.Maenchen-Helfen)(1894-1969)以及更为年轻的孟格斯(Karl H.Menges)(1908-1999)和艾伯华(W.Eberhard)(1909-1989),⑤来自俄语国家的有鲍培(N.Poppe)(1892-1991)和普里察克(O.Pritsak)(1919-2006),⑥此外还有原籍匈牙利的T.Halas-Kun和塞诺(D.Sinor)(1916-2011),以及出身比利时天主教圣母圣心会的蒙古学家田清波(A.Mostaert)(1881-1971)和司律思(H.Serruys)(1911-1983)。①上述学者在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长期服务使得该国的内亚研究迅速缩短了原本与欧洲存在的学术差距,并渐渐达到可与后者相伯仲的水准。其中在哈佛大学任教的精通突厥学与穆斯林史料的黑汗王朝专家普里察克教授即是傅礼初的老师之一,他对突厥系草原民族迁徙规律的考察以及对游牧人皈依高级宗教这一社会现象的关注直接启迪了后者的类似研究旨趣。<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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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傅氏的导师柯立夫(1911-1995)虽然生于美国本土并在本国获得高等学位,但却曾在1936-1938年间专程留学法国巴黎以跟随伯希和学习,以后又来华搜集资料并与中国同行建立了学术联系。他于1953年凭借在《哈佛亚洲研究》上刊发的一系列关于蒙汉双语碑铭的注释长文而荣膺法国金石与铭文学院颁发的儒莲奖,一举奠定了个人在蒙古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②从他发表的这些长达数十页甚至上百页的考释性长文来看,可谓完全继承了伯希和的治学特征,文中绵密赅详的注释和极其深入的语言学-文献学考察不禁让人回忆起当年伯氏对《圣武亲征录》和《元史•宗室世系表》等史料的类似笺证。文风的相近自然只是外观表相,更重要的则反映出柯氏像他的老师那样,同样具备了处理多语种史料的罕见功力。在他们的著述中,经常为了彻底解决一个譬如对音还原这样的微观疑难就动用作者平生储备积累的多学科浩博知识,反映在行文风格中即是注释明显长于正文。表面上看其展现的这种雄狮搏兔般的考证工夫似嫌繁琐艰深容易让人敬而远之,但实际上对历史透视能力极强的伯氏师徒堪称那种擅长以通驭专,于广博中求精深的大师,因此所取得的微观考证进展常常能够直接促成历史研究的关键性突破,这也是为何此类学术著述始终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原因所在。而在伯希和重点栽培过的那批杰出弟子当中,无疑柯立夫在治学风格上是和老师最为趋近的一人,终其一生,他都只发表考证注释性论文,处理的对象从蒙汉双语碑铭直到《元史》中的人物列传,其中也包括了大量名物制度和疑难词汇的考释性札记,但却从不耗费笔墨撰写任何通论性文字与综合类作品。除了致力于准备《蒙古秘史》和《孝经》中古蒙古语译本的译释文本以外,他也从未计划出版任何专著。③然而,要成就像伯希和-柯立夫这类淹博无涯般的学问深广度,最大的难关就在于必须能够阅读处理十多种语言文字,以从中汲取巨量的有用学术信息。显然这对一般的内亚学者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④值得庆幸的是,柯立夫在60年代的哈佛东亚系先后培育出两位具有这种素养的可遇不可求的高才:出自西雅图华大系统的法夸尔(David M.Farquhar)(1927-1985)和直接升自本校的傅礼初。这也显示出通过立足本国的教育资源,美国已经能够造就出堪与欧洲学术水准相当的本土化一流研究人才,因而逐渐摆脱了对欧洲的智库依赖。可惜这对令人称羡的双子星座在80年代中期即早早陨落,这对日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内亚研究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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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傅氏在研究生阶段所受的学术训练来看,主要的精力也确实花在了多语种的学习和掌握上。作为柯立夫、普里察克、洪业等名家共同训练出的弟子,他熟练地掌握了汉语、蒙古语、满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数种突厥语等文献语言。以后傅氏终身保持了对于掌握语言的浓烈兴趣,以至到最后他总共学习了二十种以上的语言。①高超的语言素养再加上对文献的强劲批判实力保证了他在留校执教之后正式发表的首篇学术论文《1368-1884年间的中国与中亚》立即获得了圆满的成功。②撰写此文的缘起要追述到1965年9月费正清教授(J.K.Fairbank)(1907-1991)主持的以中国的世界秩序为研讨主题的学术会议。尽管学术风格及研究旨趣均与伯希和的弟子们大相径庭,费正清却始终非常赏识这位曾经选修过自己清史课程的才华出众的晚辈。这也是傅礼初继1963年在《哈佛亚洲研究》上发表处女作之后的又一次学术突破。考虑到与会专家大多为早已成就卓著的学界名流,因此其时才完成博士论文不久的傅氏即受邀参加如此隆重的高规格学术会议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显然费正清确信他能够用一种惟其独有的方式来组织归纳多语种史料以揭示出中国与中亚的政治互动联系,从而将令人兴奋的新知刺激传递给学界。这篇成名作娴熟地将简明准确的史实叙述与高度技巧化的细部考证融于一体,正文的行文尤为明快耐读但又在关键之处将重要的史料和盘托出,而大量技术性考证工作则由篇幅更大的上百条注释予以承载。单从形式上观察,上述注释长过正文的行文风貌确乎继承了伯希和式的法国东方学旧有传统,但在另一方面,傅氏仅用不到20页的篇幅就成功地将中国与中亚500年的基本交往经过展示在读者眼前,这种卓越的史实提炼与叙事概括能力在许多崇尚繁琐考据的东方学家身上是难得一见的,就此而言,他又与向不注重综论写作的伯希和、柯立夫等先辈学人不尽相同。论文如此安排的直接好处在于能够同时赢得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群体的欣赏:对大多数不专治内亚史但又需要了解该主题的学者来说,尽可以从阅读流畅简练的正文叙述中获益;而对另一部分专业人士来说,则足以从细致品味文后的绵密注释中体会到作者拥有的过人实证功力。因此该文在问世之后的40多年间,一直以较高的引用率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以下我们将通过对此文的相关分析管窥出作者的治学特征。<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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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引用史料的规范性来说,该文的学术标准无可挑剔。中文古籍的征引多注出了原书的版本、作者、卷次、叶数及成书时间,并与二手性著作相区分;以波斯文为主的穆斯林史料的引用则严格按照东方学的传统要求,细致标示出原文所在的刊本页码中的行数,对于前人极少利用的尚无任何刊本和译本的手稿类珍稀史料还标明了原件的收藏地点以及对应的馆藏编号。其次,作者在注释中随时注意将此前学者对于史料的误释之处一一纠正,并对诸家译文存在分歧的地方断以己意,以尽可能择善从之。作者更正的这些前人误释之处,还包括了一处拉丁文文献的误译,而在讨论阿古柏伪政权与清朝的政治接触问题时他又引用了当时一位希腊旅行者留下的希腊语行记材料,凡此种种透露出作者的西方古典学修养也是相当深厚的。③第三,对于有关细节的技术性探讨非常完备,例如作者曾花费近一页的篇幅详尽讨论帖木儿汗国使团出使明朝时间在有关文献中的记载问题,其中不仅需要将波斯文文献与《明实录》的各种记载彼此勘合,而且还必须将穆斯林史书中的回历日期准确无误地换算成公历时间。④正是缘于作者对这类细节问题探讨得缜密周全,故他对相关史实的梳理叙述明显较前人更为精准,在此基础上复原的历史过程自然也就更显可信。最后,作者列出的二手性参考文献也极其详备,涉及到大量通常容易被欧美学者忽略的中文、俄文和日文的学术出版物,从中可见他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作过一番彻底的调查清理工作。⑤要之,傅氏大作的发表昭示着一位内亚研究的新星在学问上的全面成熟,而综合性的博学多才和高度敏锐的语言天赋在其身上的完美体现也映照出伯希和这名再传弟子的灿烂职业前景。<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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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该文发表四十多年之后,再来重温这篇里程碑之作,今天的读者未必在所有考证细节上都同意作者的见解。同时此后学术的长足进步也适宜对作者的某些论点续加补充和扩展。考据上的可商之处或待专文详加申述,此处笔者仅针对文中的几则注释引用有关资料稍作附加性的说明。<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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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巴托尔德(W.Barthold)(1869-1930)以来的东方学家曾注意到帖木儿汗国的史书中多将当时统治中国的一位君主称作“猪皇帝”(Tonghuz Khan),傅礼初进而指出这是明太祖姓氏的谐音双关。①其文发表数年后,藏学家杜奇(G.Tucci)(1894-1984)首次刊布并翻译了藏族史学家索南查巴(bSod nams grags pa)(1478-1554)所著的《新红史》,其中在述及元朝统治结束后,“汉地的猪脸皇帝于土猴年从蒙古人手中夺取权力并执政三十三年”。②看来在15-16世纪的西域与吐蕃都曾流传此类用“猪皇帝”一名来影射朱元璋的传说。很有可能更晚时期的蒙古文史料如《蒙古源流》等出现的元顺帝夜梦为一铁牙野猪追逐的情节也是对早些时候曾流行过的此类影射性传说的回响。③这种“猪皇帝”传闻在内陆亚洲传播的广泛性也足以纠正一度有人提出的将波斯文史料中的Tonghuz Khan视作北元可汗的观点。④<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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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正文叙述中亚人对明朝的观念时,认为他们将中国视为一个部分依赖中亚商品的市场地,并为此专门出注说明。他在注中引用了一份有法文译本的写成于1580年的突厥语手稿,该文献称喀什一带出产的玉石大多销往中国内地,因为如果没有它们以阻止闪电的话,那么中国内地将会被闪电摧毁。⑤实际上这里的玉石可以规避闪电的观念早在11世纪的可失噶里《突厥语大辞典》中就有明确记述。《辞典》在解释突厥语yašin(“闪电”)时,引用了一条采自当时突厥人中的格言:“谁身上拥有玉石(qāš ,只需把这种白色纯净的石头做成戒指戴着,那么就可以躲避闪电,因为这是它的属性。如果把它包裹在布里投入火中,玉石和布都不会燃烧,这是验证过的。干渴的人把玉放入口中即可解渴。”⑥同书随后又在解释突厥语qāš(“玉石”)时,称它是一种纯净的石头,白色或者黑色;而白玉被镶在戒指上可以使佩带者避开雷击、闪电和不再口渴。⑦据此可知这种观念在突厥人那里流传的由来已久。<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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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随后评价中亚人的中国皇帝观时认为他们并不认为中国皇帝必然地位崇高于沙皇俄国、奥斯曼土耳其、鞑靼汗国和莫卧儿帝国的君主,为此在注释中特地引述了瓦里汗诺夫文集中的一则描述18世纪中亚历史的材料。据称当初准噶尔汗国的君主噶尔丹策零(1727-1745年在位)曾询问一度被其俘获的哈萨克中帐首领阿布赉汗,在当时的世界上有哪些伟大的统治者。后者回答的先后次序是控噶尔(Kondaker)、俄国的白沙皇、Izhen-khan、噶尔丹策零和他自己,而策零对此表示完全认同。①傅礼初将控噶尔注释为克里米亚鞑靼汗,Izhen-khan则注为中国皇帝,不过都未作进一步的解说。按控噶尔本系中亚突厥人对奥斯曼土耳其素丹的称谓,②早在1712-1715年图理琛使团访俄之前,清朝方面就已经知晓了这一衔称的含义。③不过对于外蒙古的和屯人和中亚的部分哈萨克人来说,被视作其祖先的控噶尔汗其实却是克里米亚鞑靼汗。④惟据新近披露的满文档案来看,18世纪中叶的哈萨克人和浩罕人确实是将当时的清朝皇帝与控噶尔汗看作一东一西的并列两强,而那里的控噶尔汗似乎又是指的土耳其素丹。⑤故策零与阿布赉对话中出现的控噶尔存在两指的可能性。至于Izhen-khan应复原成ejen-khan,ejen一词在蒙古语-满语中的字面含义均为“主人”,但可以引伸出君王之义。早在15世纪中期成书的藏文史书《汉藏史集》中即称萨迦班智达在六十六岁时到达凉州幻化寺与蒙古之王echen阔端会见,并结成施主与福田的关系。⑥阔端前面的头衔echen实际上就是蒙古语ejen一词的藏文转写形式,因吐蕃一方归附蒙古是先和驻跸凉州的阔端发生政治上的隶属关系,所以自然会按照蒙古人的习惯,以蒙古语“主人”一词尊称这名作为实际统治者的王子,以后阔端甚至在晚期的蒙古史料中被夸大为继统的大汗或即与此有关。⑦而且至今在蒙古的有关萨满诗歌中,成吉思汗也被称作成吉思之主(ejen čingis)。⑧这反映出上述两词确有涵义上的相通性。而在清初入关以前的满族社会中,ejen(“额真”)一词本来只是人们尊称家长的惯常习语,但从太祖朝开始,它也渐渐具有了君主的含义,并出现了ejen-khan这样的联合性称谓,到随后的太宗时期,用ejen一词表示皇帝的用法已趋于固定,继之而来的即是使用ejen-fujin来称代皇后。自此开始其他人对该词的使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原来流行的固山额真之类的常见名称也被改易成固山章京等。⑨额真一词的涵义转变或与满洲统治上层受到蒙古政治文化的深远影响有关。⑩随着清朝入关以后对西北地区的经略,ejen-khan遂成为新疆-中亚各族对清朝皇帝的固定化尊称。11这也影响到18世纪的哈萨克首领在致乾隆皇帝的归顺表文中用“主奴关系”(ejen-albatu)来界定其与清朝君主结成的国际政治服从秩序。12<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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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礼初认为即使在18世纪清朝国势正隆时,其与浩罕汗国的关系也带有半平等性质,表现在清帝通过译员称唤后者的君主为“吾儿”,他把这种虚拟血缘的父子称谓解读成一种相对平等的迥异于君臣之间的政治关系,意味着清朝并未把浩罕当作藩属来对待。作者在注释中进而阐述了在内亚政治传统中,虚拟的父子关系与兄弟关系均传递出政治交往中的平等化理念,只不过被称呼为‘子’或‘弟’的一方要相对势弱一些。①实际上在内亚的外交传统中,虚拟的父子关系恰恰被赋予了政治名分上的尊卑落差,而被称作‘子’的一方在有的场合下也确实拥有一种近于臣仆的身份。这一情况绝非仅属个别现象。例如在907年唐朝灭亡前后,沙州的归义军政权先后经历了张氏和曹氏掌控的阶段,而长期以来它的外来威胁则是盘踞在甘州的回鹘势力。起初当张氏政权在军事上不敌回鹘人时,就不得不与回鹘可汗订立父子之盟,此后在曹议金统治时期,归义军出征甘州之役取得了辉煌成果,随即导致原先的父子关系逆转调整为曹氏是父,回鹘可汗是子的全新格局,并见于时人赞颂曹氏功绩的歌谣中(“甘州可汗亲降使,情愿与作阿耶儿”)。最后当928年双方关系完全和好时,曹议金与回鹘顺化可汗彼此即以兄弟互称。②更为著名的则属原为后唐节度使的沙陀后裔石敬瑭在契丹人的支持下于936年建立后晋政权后,为表示对耶律德光全面输诚,遂在表文中自称“儿皇帝”而恭称辽帝为“父皇帝”。这被认为是历史上中原政权首次公开承认外族王朝的宗主权。③而铁木真在兴起之初也曾和其父的安答克烈部首领王罕结成过名义上的父子关系,并作为其部下四处出征效力。④以后当畏吾儿亦都护决定臣服成吉思汗时,向蒙古方面提出的条件就是“使臣得与陛下四子之末”,这被认为是谋取相当高的政治地位,这一近于“第五子”的拟父子关系为以后高昌王世代迎娶蒙古公主奠定了基础。⑤清初多尔衮生前曾经被加封过“皇父摄政王”的称号,由此引发了学界对于此举是否意味他具有高于顺治的法统地位的讨论。郑天挺继孟森的“尚父说”之后同样否认此称号含有政治上高于皇帝的寓意,认为它只是当时最高爵秩而已。⑥而王钟翰却发现今存顺治八年《恩诏》原文中恰好出现了“皇帝”二字在书写时尚低于“皇父摄政王”称衔的现象,由此判断“皇父摄政王”高于“皇帝”略同于“太上皇”。⑦以后的研究者则从考察满族开国的政治传统着眼,认为多尔衮与顺治的拟父子关系可以使前者一改外藩宗王摄政的身份,转而在皇统中寻求到合法的地位,且就清初实情而论,皇父摄政王的权威已经凌驾于天子之上。⑧其实郑天挺在研究中已经注意到《蒙古秘史》中王罕与铁木真结成父子关系的记载,并联系了努尔哈赤与乌拉贝勒布占泰的类似关系,但最后却认为它们仅仅反映了蒙古与满洲都有尊敬如父者为父的金元旧俗而已。然而浏览《秘史》所记王罕与铁木真活动的史实,即知这种拟父子关系正是北方民族中首领与下属形成尊卑关系的写照。以后一直到民国时期的察哈尔蒙古人那里,和硕(旗)的官员昂邦仍然被他所管辖的属民们看作 “父亲”。⑨而且清朝早在入关以前,努尔哈赤就在体现其政治伦理的《圣训》中强调“君仕天以父,贝勒诸臣仕君以父”的拟父子等级化观念,以后的康熙帝进一步将其阐发为实施统治的“全才”观念,其中帝权的确立即依赖于君主与诸王臣民结成一种一元化拟父子关系。①因此从这一政治逻辑出发,清朝皇帝用“吾儿”式的拟父子口吻称呼浩罕的君主并非双边平等地位的宣告,仍旧属于君臣关系的一种变体。②而浩罕方面对此也心照不宣,故在其本国史书中,将清帝称作比一般君主(汗)地位更为尊贵的“可汗/大汗”(Khaqan-i Chin)。③同样地当帖木儿在相似的外交场合下用“吾儿”的口气招呼远道而来的西班牙使臣时,流露出的也是一种君主对外臣的高高在上的安抚态度。④<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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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二 1970年代以来的傅礼初:从博学的考证天才向全史在胸的新型史家的转变</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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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70年代以后,傅礼初的学术取向和关注对象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研究对象上观察,他的兴趣点不再仅仅囿于内陆亚洲的地理范围,而是扩及早期近代化阶段的整个欧亚大陆,并执著于对当时欧亚大陆愈渐清晰的各地区平行发展和横向交流历史现象的追寻与解释;从研究纵深上着眼,他的思考聚焦点逐渐从13世纪以来草原民族的军事征服行为下延到了草原传统对于晚期欧亚帝国政治遗产的长期形塑及其最终转轨;而从学科方法上分析,除了他在上一阶段已经熟练掌握的传统东方学考证技巧以外,现代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和人类学)的各种理论渐渐对他的研究产生全新的组织结构作用。研究趋向的如上变化昭示了傅氏已经从一位博学多才的考据学家转变为致力于学科沟通而视野广阔的全新历史学家。这一转型本来可以促使他在若干不同的研究领域内同时贡献出丰硕的原创性成果,然而由于他的急逝,最终仅有关于中亚和中国西北的苏菲教派的研究成果基本杀青,其他方面的完善和总结工作则未及完成,可谓“千古文章未尽才”。不过,在此期间他撰写的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对于西方的内亚史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风气转移的作用,以下拟结合它们的内容来具体分析傅氏研究轨迹的转变。<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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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著作目录系年来看,自1970年以降,傅氏虽未疏离个案性的实证研究,但像当年成名作那样凭借繁密注释让人叹服的长篇大作却再未一见。期间他只发表了三篇以文献释读与注解为中心的论文,分别涉及到一通斯坦因(A.Stein)(1862-1943)在内蒙古黑城遗址获得的托忒蒙古文书札、《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的一篇回部王公传记、17世纪成稿的一件波斯文文献中的若干段落。⑤这些文章均系他参加国际性蒙古学会议或受邀为学界同行贺寿而作,故篇幅相对都较短,其学术份量和影响力也要明显弱于此前的成名作。这一点与伯希和去世前完成200页以上的长篇论文《火者与写亦虎仙考》,柯立夫在其晚年还发表了朝鲜三田渡碑文蒙古文部分考释的长文形成鲜明对照。⑥显然在学术生命的后半期,傅氏的研究重心不再是像前期那样,着力于对繁难文献进行周密详尽的考证性注释,以此这方面的成绩显得较为有限。若评论者单凭考据细密程度作为裁量尺度,恐怕还会得出其后期成果尚逊色于前的认识。这种没有在考据上更上层楼的原因,实际上应归结为外界学术环境变化引发的作者本人治学倾向的根本性转折。<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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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傅氏尚作为博士候选人在哈佛求学时,美国的中国学界曾就中国学今后的前途是应继续沿着传统汉学的旧路前行,还是主动与社会科学交流融会以最终质变为全新意义上的“中国研究”,展开过热烈而重要的争论。其结果促使以注重社科理论,强调问题意识而具有全新范式的“中国研究”渐次取代传统汉学成为中国学界的主流。当时正在美国传统汉学重镇哈佛东亚系接受包括汉学在内的传统东方学训练的傅礼初不大可能对这种明显的学风变迁漠然置之。同时哈佛大学校内的学术环境一直较为多元,仅以与傅氏有过亲密师生情谊的前辈来说,柯立夫堪称严谨笃实,不尚空论而全身心投入文献考据的传统型经院派学者,费正清则是一位重视社科理论与综合分析却又强调现实关怀的智囊型学人,其余像洪业、普里察克、费耐生几位则属于在多个领域内都造诣不凡的博雅通才。长期置身于这样的学术环境下,自然有助于天资极高的傅氏对于种种不同的方法论均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并以兼取众长的开放心态为自己的学术成长独辟蹊径①。试以中国史为例,他所熟悉的成果既有传统汉学型考据著述,又有当时异军突起的施坚雅(W.Skinner)(1925-2008)、何炳棣(1917-2012)等强调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学的学者们的拓荒之作。当他正式留校供职之后,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中坚布罗代尔(F.Braudal)的系列著作开始进入到其视野中。对比之下,即使到80年代以后,许多强调论从史出的内亚史研究者对于上述这类带有明显“结构-功能”范式的史著依然是缺乏了解兴趣的。②而傅氏对于该学术流派的关注则促使他超越旧有的学科樊篱,以全史在胸的眼光去透视内亚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并进而从宏观上思考欧亚大陆各地区历史的趋同与合流的课题。他的思索答案最终表现在1973年撰写的《全史:论早期近代(1500-1800)的平行化与关联性》。③<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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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文章序言中即将结论全盘道出,相对于此前各地区的独立性历史进程而言,欧亚大陆在时值16-18世纪的早期近代阶段终于具有了共同的一体化历史,而中国也是其中之一;随后又就历史现象中的关联性(interconnections)与延续性(continuties)两大概念作了界定:前者指代各地域社会间发生的交流现象,例如思想观念与制度层面的传播与贸易的联系作用等;后者则指地域社会内部制度模式的贯时性延续。他随后指出为了捕捉这两类现象,研究者必须深入发掘隐藏在政治史和制度史之下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变迁发展,而“全史”(Integrative history)理念的提出正是用以解释这类相互关联的历史现象。为了贯彻这一理念,研究者应该首先观察到地区之间的平行性现象,再确定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联。傅氏就此对西方的几种流行的史学观作了深刻反思,在他看来,汤恩比(A.Toynbee)的《历史研究》缺乏对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交流-联系的讨论,而雅斯贝斯(K.Jaspers)的《历史的起源与目的》又恰与之相反:虽然注意到了各文明之间的相似性,却又无法建立起贯穿这些现象的因果联系。至于后出的麦克奈尔(W.H.McNeil)的《西方的兴起》同样缺少对于从中世纪晚期到早期近代的世界共通性历史趋势的考察。他同时也评论了当时在北美史学界流行的重视与社会科学界进行交流的区域研究模式,认为其实践者虽然敏于揭示传统的延续性,但却将寻找跨地域联系的机会转让给社会科学家们,而后者未必就适合承担这类工作。相对来说,只有“年鉴学派”在破除人类历史的隔绝性上作出了积极的努力。<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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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随后用主要的篇幅勾勒出前近代时期的七种平行性现象:一,人口增长;二,时代节奏的加快;三,区域性城市的增多;四,城市新兴阶层的崛起;五,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六,乡村农民运动的高涨;七,游牧化的退潮。以上现象中,作者对于现象五和现象七均有长期潜研的心得,因此总结得尤为精辟,以后在研究中又不断深化。他对其他现象的概括则大体源自对他人成果的借鉴与吸收,反映出作者独有的敏锐批评眼光和高人一筹的史实综合能力。至于这七大现象彼此间的可能联系,论文的最后部分也尝试性地作了初步解答。傅氏认为人口的增长促使历史进程的节奏加快;而经济活动的增多导致城市化运动的提速,并进而影响到宗教价值观念的变革;同时城市中壮大的新兴富裕市民又日益加强对农村的经济控制,故形成了农民运动四处蜂起的重要原因。最后以新兴城市为基础的定居国家实力的愈发强大则促使以往由定居世界和游牧力量维持的势力均衡遭到破坏,传统的游牧人也越来越多地向定居化过渡。<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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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氏在70年代以来的执教活动中与不少研究社会科学的一线学者们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络,通过这种富有成效的学科对话来分享后者的理论反思,从而使自己这一时期的论文带有明显的概念提炼和理论思辩色彩。和他合作过的社会科学专家们包括了像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这样的研究帝国问题的政治学权威,两人还曾合作开设过关于帝国问题的课程。①对帝国政治问题的深入思考促使他在1970年代后期连写了两篇带有较强理论性的论文,首先是提交1978年9月意大利贝拉焦(Bellagio)举行的政治学理论会议的长篇论文《血腥的竞争继承制:奥斯曼帝国、印度穆斯林政权和晚期中华帝国的权力与承袭》。②或是由于篇幅的缘故,这篇应当是其生前撰写的最长论文一直未能公开出版,以后也没有被刊载到他的论文集中,但仍然不时在学界受到有心人的征引评介。根据有关介绍,这篇论文重点讨论的是从金到清的中国、印度莫卧尔帝国、奥斯曼土耳其的皇位继承问题。此前虽然有西方学者对于上述亚洲国家的权力继承模式发表过论述,但多因语言能力的限制,仅满足于使用转手的有限史料,而且其视角也不同程度地带有欧洲中心论,因此得出的研究结论颇显肤浅。作者将晚期的中华帝国、莫卧儿印度和奥斯曼土耳其定位成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内陆亚洲突厥-蒙古型政治遗产的最为典型的三个晚期帝国,虽然从表面上看三者均已定居化和官僚化,并与当地固有的儒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实现了涵化。这项研究可看作傅氏致力构建的内陆亚洲政治史体系中的不可或缺的一大基石。他将这种内亚式的继承原则界定为一种需要借助武力甚至内战才能确定合法性继承人的“血腥的竞争继承制度”(bloody tanistry)。③简要地说,君主位置的继承人需要通过推选的方式即位,但有条件成为候选者的人选不限于以前君主的直系男性亲属成员,而且还可能包含他的旁系男性亲属,因此参与争夺君位的各个侯选人往往要通过流血争斗甚至是武装对抗的内战方式才能决定孰为合法,而最后的胜出者则被认为能力最为出众,因此能够获得大众的臣服和效忠。故这种建立在军事才干基础上的能者为王的继承法则从根本上迥异于定居国家多采取的由先王在生前直接指定未来继承人的模式。甚至当那些源自内亚的征服型政权离开草原直接统治农耕世界以后,仍然长久地延续着这种继承传统,从而为社会撒下了持续动荡的种子。仅以中国历史为例,他就揭示了上述模式不仅普遍实行于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各族陆续建立的北族王朝序列中,甚至在随后继承了其政治遗产的汉族王朝中也可发现其踪迹。在他看来,表面上是汉人王朝的明朝即是如此,故其直到15世纪中叶都未能稳固地建立起嫡长子继承制。期间即位的嫡系继承人的地位不时显得很脆弱,容易受到先皇其他男性亲属的挑战。同样地,就继承制度而言,莫卧尔印度和土耳其帝国历史上连绵不绝的继承危机也具有类似的可比性。①故傅礼初对内亚继承模式的概括和分析最终揭示出深受内亚政治影响的中、印等传统农业大国在晚期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一种共性,并从世界史的角度梳理出草原传统移植到以定居和农耕为基础的官僚制国度之后所经历的长期延续的规律,从而启发人们用全新的视角来反思过去常用的“涵化”(acculturation)之类的解释模式。②<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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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议之后,傅氏又将他对奥斯曼土耳其继承制度研究的成果扩展为专文,同时将他对草原传统的理论性思考一并整合进论文中,即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重要论文《奥斯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君权传统》,刊载入《哈佛乌克兰研究》中的普里查克祝寿专辑。③这篇后来被证明为引用率极高以至其主要论点还被维基百科网站收录的论文仅长16页附加6条简短的书目性注解,与作者1968年的成名作在学术风格和内容形式上形成了绝大反差,对比之下很难让人认为二者竟然出自同一人之手。如果说旧作属于作者传统东方学考证实力的全面展现的话,那么新作则堪称一位深谙社会科学知识的新型史家所作理论思考的精美结晶。长期以来,相对于俄国来说,西欧的内亚史研究从布勒士奈德(E.V.Bretschneider)到马夸特(J.Marquart)再到伯希和等人,都在延续一种考证先行、见微知著的学术传统,可以说是考史者多,作史者少,至于能从理论上宏观把握历史主题的学人更几近凤毛麟角,个别如赖德懋这样的敢于大胆尝试此类工作的学者又多未受过严格的东方学训练,故看重考据的内亚史学界对其著述的评价褒贬不一。而傅氏文中所作的理论性阐述,却罕见地受到学术背景不同的各方学人的一致推重,因此在以后出版的大多数讨论内亚政治权力结构的西文学术出版物中,均将该文列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尽管文中关于土耳其的具体论断尚有商榷余地。④<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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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从谋篇布局来看,属于典型的“大题小作”,采取的是从一般法则到特殊个案的演绎法研究思路,而非首先大量归纳梳理材料再提炼概括出结论的求证性论文。理论性的综合分析占到篇幅的近一半,虽然仅有两条注释,却是论文最精彩成功的部分,也是最值得我们关注介绍之处。文章开篇即以横向比较的眼光鸟瞰了突厥-蒙古政治传统对中、俄、印度等国历史进程的长期影响,随即切入正题,论述了草原传统中因君主权力呈现高度个人化,故天然地缺乏稳定性和向心力,但随着游牧政权兼并甚至入主农耕世界,原来的统治传统需要调整转化为帝制政体以克服旧传统中的离心化因素,而农业资源的汲取也有助于防止草原政体在新形势下的分裂崩溃。作者接着回顾了草原政体的诞生背景,认为牧场的划分在部落一级的社会组织下即可奏效,而通常的对外抢劫也可在部落首领的指挥下顺利完成,故均不需要超部落的领袖介入,因此后者的出现不能被解释为草原放牧生活的内在需求。超部落的领袖要把各个部落罗致于麾下服从其调遣就必须保证他们获得丰厚的战利品,因为单个部落无力发动相当规模的战争更无由获取可观的大宗战利品,综上超部落的草原政治组织的崛起必然与征战有关。超部落的政治体中作为领袖的汗王实际上等同于专司对外征战的最高指挥官。在他的权威之下,部落权力趋于消退,牧民大众均为战士,整个社会全盘军营化。各部落则通过牺牲原有的自主性借以换取虏掠物的回报。而汗王的推选本身也要通过候选者相互竞争直至内战来决出胜负,而且在全民皆兵的社会环境下,草原政治中的领袖人选之争足以把每个社会成员都牵涉进来,因此这种冲突和内战波及的层面远比农业社会要深广。习惯上说,从内战的结束即开始了对胜利成果的分配。随着新领袖的正式当选,下一举措就是聚集全力对外征战,否则和平时间一长,即会导致外来战利品的分配停止,从而促使社会自动出现离心倾向。故对于草原政治体来说,战争才意味着统一,和平则必然导致分裂。一般而言,能者为王而非指定继承的血腥竞争法则也保证了汗位的归属者往往也就是最英勇善战的首领,堪称最适合作为统帅以发动战争的人选。这样汗王不断通过卓有成效的征战活动带来的战利品保证了其下属(尤其是各部首领)对其服从效忠,然而这种威信不会原封不动地传递到他的直系血亲继承者身上,因此草原君主的职位远未制度化,本质上只是军事统帅而已。<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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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氏随后指出当草原政体统治农耕地域并在表面上实现了向定居型国家的转型以后,官僚机器往往还要花费若干代人的时间才能逐步褪去带有草原传统的君主权力高度个人化痕迹,最终表现在农业社会完成同化了旧有的汗权传统,使其转轨为官僚制帝国的皇权。不过草原政治传统的转变通常需要经历三个漫长周期才能完成。在第一个阶段,君主权力的维系还需依靠部落显贵阶层的支持,但在第二个阶段,君主开始着手有意识地培养出身农业社会的新贵来代替旧有贵族,仅仅在最后一个阶段,与官僚政治紧密联系的趋于制度化的君主制才彻底覆盖了草原政治传统,重要的军政职务均由那些与草原社会毫无联系的新贵担任,而程序化的君主世袭制也由此牢固地得以确立,从而使统治者的个人因素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傅礼初概括的上述步骤实际上是官僚体制一步步吞并和改造草原传统的历程,在这一虽然步履迟缓但总体趋势则确定不移的历史进程中,最高统治者通过官僚机器从农业地区征收到的可观财富和资源为他逐渐克服旧有传统并实现统治精英内部的人才换血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作为皇权代理人的亲信近侍、实行薪金制的常备军等新兴事物陆续取代了旧有的部落显贵和在最初的征服扩张战争中被倚为主力的部落兵。<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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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傅氏内亚史政治体系的另一基石则是他对草原帝国兴起背景的探讨,在这方面,他选取的个案是其最为熟悉同时历来又被视为草原政治发展颠峰的蒙古帝国。其研究成果最后体现在遗作《生态与社会视角之下的蒙古人》中。①这篇论文和前一篇论奥斯曼帝国的君权传统的论文相似,同样是采用演绎法的思路撰成,并以对史实的提炼综合与理论透视取胜,但篇幅长达40页并附有38则注释。与前文不同的是,该文运用的社科理论更多来自人类学而非政治学。傅氏对人类学理论的汲取多源于他和当时尚很年轻的研究游牧问题的人类学家巴菲尔德(T.J.Barfield)的富有成果的学术交流。后者在80年代初发表的用人类学视角考察匈奴政治组织的论文受到傅礼初的很高评价,②并进而启发他用一种新型的坐标尺度来定位游牧帝国的崛起、发展与最后的归宿:以生态视角作为俯瞰整个草原社会历史的制高点,进而综合史实与理论深入探讨草原汗国勃兴的动力机制,最后再配合文化进化的理念解说其最终在历史上的演变走向。可以说,生态、动力与文化进化构成了全文观察以蒙古汗国为代表的内亚政权历史变迁全过程的三大维度。这恰好与七八十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的最新学术动向是一致的,因为当时的人类学界对上述时髦课题的兴趣和强调已经使得此前曾长期受到关注的王权、王朝传说、象征与政治等传统题目尽数落入冷宫。③<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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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基本架构仍清晰地分为前后两部,第一部分重在阐述草原汗国遵循的共同规律,后面的内容则具体分析蒙古帝国的个案情形。文中一开始在缕述蒙古草原的基本生态特征之前,着重反驳了学界有人提出的将特定的游牧形式与人群民族相对应的解说模式,④也对12世纪的草原游牧部落的多语言性持一种开放灵活的态度。在随后对草原游牧社会的描述中,他将草原生态下常态化的迁徙行为界定为区分农牧社会的最根本差别,并以由此导致的主动性和迅速适应性作为欧亚草原游牧民的主要特性,此外外部环境时和时战的变更不定也促使游牧民需具有很强的适应-选择性。在他看来,迁徙活动因为需要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不测之虞,故会催生出部落的领导权,同时锻炼出牧民们的军事技能,因此全民皆兵在游牧社会中不足为奇。草原的生态条件其实并不适宜承载超部落一级的社会组织,粗放分散式的放牧经济也无法像农业社会那样积累起可观的资源财富,从而难于为超部落组织的领袖提供一支供其调遣的常备军。然而游牧社会要从农业社会稳定地获取财富,却超过了单个部落的能力,尤其是要同中国这样的大国打交道时就更是如此,因此草原社会势必也要发展出超部落的政治组织来与之互动。作者的观点基本与巴菲尔德一致,均可视为否认游牧社会自发地存在孕育超部落组织机制的“外部回应说”。①换言之,培育草原超部落政治体的动力机制实际上取决于游牧人对外部物资财富的需求程度和内部生态环境制约性之间的博弈。<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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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篇论文相比,接受了人类学相关理论的本文不再仅仅将对外征战以获得战利品看作游牧社会的超部落组织与农耕世界进行互动的唯一途径,双边贸易也是维持农牧关系的重要渠道,而超部落组织的军事介入才能有效地遏制农业国家试图削减边贸规模的尝试,只是他并未像其同门萧启庆那样把贸易受阻看作北方民族屡屡南侵的最主要原因。②此外,巴菲尔德的提示也促使作者在新作中对“超部落政治体”这一略显笼统的术语进行了细划分类,主要是将其区分为部落联盟和帝国,前者的组织形式较为松散,凝聚的途径并非倚重战争,统治者可以只是名义上的领袖;但后者的组织形式则趋于严密,必须倚赖军事行为作为巩固和团结的手段,统治者还必须有亲信的伙伴(那可儿)和部落大人们的强力支持,此外统治者为了营造出一个草原帝国,尚需在改造社会组织和诉求统治天命上付诸行动:即推行十进制社会组织和宣传君权神授的宗教理念。③<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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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理论概括也为论文后半部分的论述搭建起宽广的论述平台,按照作者提炼出的观点,13世纪蒙古政治体走向全面帝国化的动力即主要来自于建构超部落政体的内在需要,期间成吉思汗极其出众的个人能力及其集君主与祭司身份于一身的权威形象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他个人长久树立起的崇高威望可以确保其生前指定的继承人窝阔台不必通过传统的血腥竞争法则就顺利即位,帝国也因此避免了动荡和纷争而继续存在。不过窝阔台即位后仍然必须通过对外扩张以猎取新的胜利成果来保持帝国的稳定与巩固。故帝国要持续存在就必须使征战常态化。作者其次还从生态环境的比较出发论述了蒙古的征服活动为何比此前突厥人的西迁更具破坏性。他认为后者首先入居的是中亚沙漠化草原,在这种生态条件下,牧民需要与定居民建立起一种和平的经贸交流关系,因而形成了密切的沟通互惠机制,游牧人也明白了与定居民和平相处的重要性,再加上他们后来也皈依了伊斯兰教,使得彼此的文化宗教隔阂也得到缩小,以后即使当他们进一步西迁到中东地区,情况仍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相反蒙古草原与南方农业区域之间却由于明显的生态差异未能建立起这套机制,故导致草原社会长期以来是借助于一套勒索(extortion)机制(无论是抢劫或者贸易)来与农业区域实现互动,而蒙古入侵初期对农耕区的毁灭性破坏正是这种机制的一种体现,不过随着蒙古人在农耕区的长久定居使得他们的统治政策也逐渐改为直接统治和经济剥削(exploitation)。至于蒙古人的文化变迁问题,傅氏只接受在中亚和西亚的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的观点,除了指出伊斯兰教是一种适合游牧人信仰的宗教以外,他还强调了苏菲长老在其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相反,他对有的学者所持的蒙古人汉化或者儒化的论点评价不高,认为儒家伦理和汉化佛教均与草原观念格格不入,故难以对游牧人产生吸引力。④<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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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最后章节分析了相对统一的蒙古帝国在经历了三代人的时间以后逐渐走向分头发展乃至分裂的原因。他在指出了一系列草原社会不利于持久统一的固有性因素以外(流动性强、继承模式极不稳定,草原生态条件难以承载较高的政治组织等),特地强调了成吉思汗生前采取的分割国土以分赠诸子做法的负面性,指出其对建立集权制国家而言不啻是一大倒退。诸子后人之间为汗位继承权的归属和争夺地盘而愈演愈烈的冲突则使帝国分裂的趋势不可逆转。由此可见,作者尽管重视演绎法则的运用,但在涉及到具体历史问题时,还是没有忽略对相关史实作一种历史主义的澄清,这又是他和一般人类学家所不同的地方。此外作者还在解释蒙古帝国为何在1242年突然停止对已入侵地区继续进军的原因时,明确反对塞诺提出的生态学理由,辩称如果是因为当地草场的面积有限迫使蒙古骑兵不得已撤军的话,那么为何蒙古军队后来却一再侵入草场面积更加有限的华南甚至东南亚呢?故他仍然将之归结为突发性政治事件(指大汗去世)产生的直接后果。①因此傅氏对生态因素的重视并未使他陷入到一种决定论的地步。当然因为生态视角在全文撰写中所起的制高点作用,所以有的论者把他和专攻中东突厥人历史的J.M.Smith看作是两位从生态高度阐发内亚游牧人历史的代表人物,并将这一思路的形成归结为作者从经济的立场上考虑问题。②傅氏的这一遗作发表以后,遂和前文前后贯通,粗略地描绘出一幅内亚游牧政权从崛起于草原的超部落组织到最后完全转型为定居国家的历史长卷,也初步建立起作者内亚政治史研究体系的基本框架。该文的学术影响并不仅限于欧美,研究相关问题的日本专家也认为它是从事游牧国家性质研究时所必须参考的一篇文献。③<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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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生前的最后十年间还以其出类拔萃的史才和史识,受邀为《剑桥中国史》和《剑桥内亚史》(第二卷)撰写相关的章节,可惜由于后一著作的中途取消,原已完稿的内容一直未能公开刊布,仅在有机会寓目的个别学者文中得到引用。④唯一正式出版的是他为费正清主编的《晚清史》(上卷)撰著的关于清属内陆亚洲与清俄关系的三章,他也是该书中撰写篇幅最多的一位供稿人。⑤它的出版使其学术能力再度得到学界的肯定。何炳棣在书评中明言傅氏供稿的内容才是全书最为新颖而有用的部分,并盛赞他不仅精通多种语文,而且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上也造诣精深。⑥类似的褒扬之语也出自英国学者伊懋可的评论中,后者特别肯定了他对内陆亚洲在清代历史重要性的叙述有助于纠正西方学者习惯从海洋视角审视清朝对外交往的偏颇之处。⑦以上两位学者都是提倡强调用新的社会科学理念来推动历史考察的新型史家,他们的有关评语表明傅氏凭借其个人的才华和辛劳,成功地把原先在西方只有少数专业人士问津的内亚史整合到更为广阔的学术领域中,并引起了从事其他方向研究的学者们的热切瞩目。可以说近30年以来,内亚史的地位在剑桥世界史体系中的逐步确立与日益重要即与当初傅氏的出色工作直接相关。<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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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综览傅氏70年代以后的工作成绩,鲜明地表现出由博雅的考据专家向一位既有强劲实证功力,同时又精熟社会科学理论的全史在胸的新型史家的转变。令人惋惜的是,作者的英年早逝彻底中断了让人称羡不已的学术前景,也使学界同行对他寄予的厚望遽然落空。不过,本文下节的论述旨在表明傅氏留下的学术遗产则被随后的许多学者广为继承并发扬,他们的共同努力促使逝者生前开辟课题的学术水准终于达到了目前的崭新高度。<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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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三 傅礼初对西方内亚史及相关领域研究的影响</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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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具备多方面素养并擅长科际沟通的现代史学家,他的学术研究吸引了不同治学取向的学者们的重视,虽然他们的研究领域和学科背景各不相同,但均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傅氏的学术体系有所发展。本文在以下的论述中,将这些学者根据其职业身份和专业方向划分为几个学术群体,首先关注的是汉学研究群体对其成果的回应表现。这批受过文献学训练因而擅长使用汉文史料的学者多致力于对中国史上的北族王朝的相关研究,故傅氏的观点很自然地被他们移用到蒙古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中。<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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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百翰大学韩大伟教授专攻从五胡十六国直到辽代的北方民族政治史,他在阅读了80年代以来出版的剑桥史系列中的匈奴章节之后,有感其中对相关问题的写作篇幅安排得颇为有限,而且近年来又涌现了众多与之关联的新著,故以“论匈奴的兴起”为题,试图把这一课题放置在游牧人的大背景下从文献学和人类学等多侧面予以考察。作者大体承认了由巴菲尔德和傅礼初提出的草原社会无法自发地产生超部落组织的理论模式的有效性,强调了中原王朝的统一和输入草原的贡品成为匈奴兴起的先决条件,他同时也对傅氏提出的战争有助于保有草原帝国统一的观点也深表赞同。①作者此前还发表了从更加宏观的层次上考察草原政治的论文《论传统游牧社会中的英雄合法性》,集中探讨草原社会中领袖需要具备的个人化因素如何转化为统治合法性。②论文对这类个人化因素如血统与出身、掌控宗教的能力与领袖的英武善战气质等的论述均以傅氏的《蒙古人》一文的基本观点作为先导,随后在着力论述草原政治体的继承模式上,作者再次借重于前者生前提炼出的“血腥的竞争推举制”概念。该文的新贡献实际上即是将傅氏的基本论点推广到其论文未曾涉及到的隋唐时期的突厥汗国等草原政治体上,结果证实了其分析模式对于这类新个案的适效性。<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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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时段上介于匈奴和突厥之间的鲜卑人,他们所建立的北魏等王朝也被学者们按照傅氏的理论加以重新认知。其中韩国学者朴汉济对于其理论中关于游牧君主即军事首长的定性非常重视,在这一观点的启示下,他钩沉史料,认为北魏的君主(也包括最早的十六国时期的首领什翼犍等)即具有类似的性质,故要通过反复征战以树立权威,并以战争所得来犒赏其族人,从而取得上下的效忠与拥护。可以说在北魏前期,体现草原君主特征的这种皇帝亲征—掠夺—班赐的模式已经趋于常态化,只是到后期由于赈恤的推行才逐渐淡出视野。③此后艾安迪在没有提到傅礼初研究的情况下,同样把北魏太武帝和东突厥颉利可汗遇到的内部政治危机与此前的军事远征未能实现广泛分配战利品的后果相联系,认为两者确有内在的关联。④加拿大华裔学者陈三平则注意到傅礼初1978年的会议论文中提到了隋末唐初宫廷内部出现的与继承权紧密相关的父子冲突与草原政治遗产的联系,他于是将研究的焦点投向安史之乱之前的整个唐朝前期,进而将这二百年间发生的若干次围绕继承问题产生的皇室内部的纠纷冲突均用“血腥的竞争推选制”这一突厥-蒙古型政治遗产来疏通解说,以此作为论据基石并结合其他考察以论定唐王朝的“鲜卑-汉人”联合统治的性质,否认学界公认的唐朝是较为典型的本土型王朝或者是已经基本汉化的王朝。①此外他还在另一篇论文中发挥傅氏曾提出的中国古代的“天子”一名最终来自印度-伊朗宗教世界中的普世性神祗的观点,试图论证周代的天子与中古时期北方民族常见的首领头衔“莫贺弗”均本自伊朗语中的“神子”(Bagapuhr)一名,但后者传入到草原以后则经历了贬值的过程。②上述两文的基本结论皆极富争议性,目前还未被多数学者所接受。③总的来说陈三平的这类研究结果称得上是在汉学研究的视域下将傅氏的相关理论和学说发挥到极致的表现。<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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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礼初在对游牧人对农业区域的军事行为加以分类时,认为抢劫(raiding)农业地区的行为尽管由单个部落即可实施,但却并非获得可观财富的常态化途径,因为城镇皆由驻军戍守护卫,故即使奏效也只配看作一时有利之举。④研究契丹与中原关系的N.Standen则根据军事学家的概念诠释将抢劫重新定义为一种取得主动和优势的策略,意在实现低代价高收益的有利回报。这种策略要求限制军事行为的实施规模,而在选择出击目标时具有灵活性,尽量避免直接交战,达到目的后即迅速撤退。在他看来,北方的契丹与南邻的五代王朝均经常采用这一策略说明其是边界环境、政治局势和经济需求的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这一结论对于傅氏和其他学者的学说理论中均通常仅考虑抢劫行为与游牧人的经济关系来说是新的发展。⑤他还在另一文章中吸收了傅氏关于君主领导权的巩固与征战的联系的观点,但更加突出军事征战所带来的政治成果,并具体结合耶律德光两次介入中原朝代更替的史实指出契丹君主的发动南征主要是出于政治取向,即建立起驱使中原王朝服从其权威而非统治的政治格局,并宣传自己得到天命佑护以有力地巩固其现有统治地位。⑥ N.Standen的以上研究实质上是尝试重新以政治导向来平衡傅氏理论中较多强调经济的一面。<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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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礼初1978年会议论文中还对女真的继承模式发表过评论。他认为,女真超部落政治体的继承模式虽然也是竞争推选制,但更接近于阿拉伯牧民,而非像草原上的突厥-蒙古型游牧汗国那样充满暴力争斗色彩,故不属于“血腥的竞争推选制”。对于这一基本论断,熟谙金元史料的华裔学者陈学霖(1938-2011)特在1998年的国际阿尔泰学年会上提交论文进行修正。他将女真政治实体的发展划分为两大阶段,分别是女真建国以前的部落联合阶段和1115-1234年的建立国家阶段,并分别研究每一阶段中所发生的继承权之争。最终他指出女真人的继承模式与草原游牧社会仍有较多的可比性:在前国家阶段也是兼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承继模式,看似颇有秩序却并不能杜绝内部围绕继承问题发生的冲突;而当金朝建立以后,能够相对平稳地实现权力过渡的机会更趋有限,尤其是在太宗朝结束以后,好几位皇帝的上台与流血的政治斗争直接相关,在此期间以温和方式顺利即位的情况反而较为少见。故女真的继承情况总体上应更近于草原模式,而这种内部冲突不仅阻碍了其征服扩张,而且明显地削弱了金朝后期抵抗蒙古入侵的力量。⑦<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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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傅氏学术影响的另外一个与汉学研究有关的学术团体是近20年来渐成气候的北美“新清史”研究的代表人物,其中的几位学人均在研究生阶段修习过傅氏开设的清史及满语文献阅读课程。虽然傅氏早期对满语文献的独立价值未能认识到位,但到80年代初期即明确修改了自己的观点,对其重要性作出了客观的评价并鼓励清朝史研究者在满汉文献对勘上作出成绩。① 从现阶段发表的成果来看,新清史的代表人物并未将满汉文献的精细对照研究作为学术突破的主要方向,②不过他们一致对傅氏有关清史的基本定性非常重视,并以之引导个人的具体研究。傅氏的清史观可以尝试性地归纳如下:一,清史的主要时限位于1500-1800年间的世界早期近代化阶段中,此时中国的历史已经走出了独立发展的轨道,转而融入到世界历史中,因此与此时期世界其他各主要地域的历史具有趋同性和相似性。二,清朝和同时的土耳其、莫卧尔印度、沙俄及萨法维波斯等帝国一样,均长期保留了相当的突厥-蒙古型政治传统,因此也就具有横向的历史发展可比性,而这些政权的君权传统最终均可上溯到13世纪的蒙古帝国那里。三,在1800年以前,清代的历史焦点集中在内陆亚洲,其重心也相应落在清朝对这一广袤地域的征服和治理上。此后,绵长海疆的突出地位才日渐压倒了亚洲腹地。<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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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娇燕(P.K.Crossley)在1992年的评论文章中,接受了傅氏关于汗权产生于军事征战需要以及由此所遵循的“血腥的竞争推举制”等观点,以此论定汗权并非是官僚机器中代表个人权力无限制的最高职位,而是需要和部落一级的首领取得协调与合作的一种权力。而正如傅礼初分析的奥斯曼君主从汗到皇帝的转变一样,清朝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类似的轨迹:即由早先努尔哈赤创造的汗权逐渐向以后的皇权演变。这种趋势表现在合议的政治运作形式让位于个人独断,官僚制的作用影响逐渐成熟,满洲贵族的权力下降,最后到乾隆朝末期时,普世性皇权的诸种象征表现形式也陆续出笼。惟与土耳其不同的是,清朝的汗权基础是建立在对八旗的控制之上,汗与旗人自然形成了主子-奴才的关系格局,它以后虽然因为汗权向皇权的演进而松弛弱化但并未彻底消解,故皇帝对于旗人来说始终是他们的汗王。③<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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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论点后来在她的专著中得到详尽深化与展开,以至于对“汗权是如何转化为皇权的”这一傅礼初式命题的探求成为横贯全书的中心叙述线索。首先书中的序言部分回顾了傅氏学说对其研究的启发性,并且用早期近代皇权(early modern emperorship)和普世性(universalism)之类的概念来定位清朝皇权的终极发展方向。正文的论述则从后金国写起,作者将努尔哈赤大半生的政治作为概括为仅仅追求一种军事化的个人对权力的独占而已,他只是最后迫于新征服的辽东汉人的数量众多及对其暴政的激烈反抗,方着手创造新型的政体形式,并使其开始带有一丝皇权统治的色彩。作为继任者的皇太极大幅度改变了对汉人的敌视政策,还将部分归降的汉人编入到旗下组成汉军,同时大力推进可以吸纳汉人书吏阶层的职业化官僚机构的建设,并通过重新确定族名和整合祖先传说以操控原东北各部落民的政治认同。1633年察哈尔林丹汗的败亡使皇太极获得了深富政治象征意义的传国玉玺,后金国由此开始加速朝帝国体制转变,最终清朝的建立标志着后金汗国和北元末裔汗国的共同终结,汗王本人也成为皇帝,同时又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名正言顺的继承者。在此期间,藏传佛教的大黑天崇拜也开始受到统治者的信仰。简言之,皇太极凭借政治上重新组织旗制,使得原有的地域文化关系能够承载起政治认同,进而为其在政治权力上的诉求建立基础。清朝入关以后,从顺治到雍正的三位皇帝的主要业绩均围绕军事征服这一事业,同时像康熙这样的君主也力图表现自己的多民族“共主”的形象:既是汉人心目中的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圣明之君,又是蒙古人值得效忠的成吉思汗的后继者,还是藏人眼中的遵从佛法的统治者及上师大德的弟子。而到了乾隆统治的中后期,随着征服的停止和帝国疆界的固态化,普适性成为皇权诠释和建构工作的中心。皇帝个人被认为超越一切文明,出于本能地全知全能,足以澄清各种文化的界限,其自身即代表着最高原则。普世性皇权自此凌驾于一切文化之上,众生也只能依赖它赐予的力量,才能像佛教徒那样获得超度。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建构皇权的主力从先前与军事征伐和实际疆界打交道的那些探险者、测图专家、军器制造者等转移到了现在的这些艺术家、史学家和歌功颂德的诗人文士等身上。最为典型的就是善于描绘皇帝君主象征性面貌的外籍宫廷画家郎士宁和投身于四库全书编修工作的学者群体。①柯氏在著作中还屡屡引征世界史的资料,以论证清朝后来对“早期近代的普世性皇权”的建构在当时是一世界性现象,试图在傅礼初的“全史”学说的基础上更加细致地确定清朝在早期近代中所站的位置。不过,相对于傅氏所具有的实证型史家的那种近乎单刀直入似的明快文风而言,柯著文中的遣词用语充斥着语汇的转喻引申含义,还过多地引用东亚和内亚以外的世界史案例,因此对于不熟悉后现代文本解读背景的非西方读者来说远比领会其他新清史著作更加困难。而从该书的架构安排和诠释先行的研究路数来看,它也很难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实证力作。故柯氏著述体现出一种有别于传统汉学研究的时新学术路线对于已有理论的改造和拓展。<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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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立德(Mark C.Elliott)是在民族性(ethnicity)出现时间问题上与柯娇燕观点截然相左的另一位更为年轻的新清史代表学者。他将满洲民族性中诸要素开始构建的时间上推到入关以前,并一直影响到晚期。它们包括了神话化的族源历史、旗人内部绵延相续的宗族谱系、其生活的地理空间和像长白山这样构拟出的共同起源地以及与汉人、蒙古人、朝鲜人不同的语言、服饰和生活方式等。②欧氏将上述论述的理论来源上溯到傅礼初《蒙古人》一文中对于部落内部认同性的陈述:“草原部落都有其自己的传统、惯例、风习和关于其共同祖先的神话。如果部落内部实际上是由不同语言或种族起源的人群混合组成,那么上述这些层面就会促使其统一起来并共享认同观念”。③在他看来,这一概括列示出的系列指标适宜作为决定人群间认同差异的民族性的组成元素来加以考量,而17世纪的历史记载也证实了这样做的适效性。看来傅氏最初关于草原社会部落认同的基本叙述经过调整后也可以被移用到所处自然环境迥异的东北民族中。此外,虽然清朝自顺治以后仅仅在康熙时期才发生过诸皇子间的明显继承纠纷,而它能否运用“竞争推举继承制”模式来加以诠释尚有疑义,④但欧立德在其著述结论部分关于满洲政治特性的讨论中还是全面吸收了这一概念,用来概括清朝统治者放弃汉化的嫡系长子继位制而将皇子本人的能力素质作为选拔继承人最重要标准的政治原则,并视其为清朝有为君主的比例高过其他王朝的原因之一。⑤<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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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两位学者重视意识形态和满洲民族性的研究视角不同,原先专业为清代华南经济史的濮德培(Peter C.Perdue)在90年代后期逐渐把研究重心调整到了清朝入关以后对西北内陆的持续性经略。按照傅礼初对清史的定位,清朝对内陆亚洲的征服和统治使得中华帝国的领土到18世纪时已经扩大了一倍,成为决定以后中国历史命运的头等大事。其历史意义足以和当初满洲入关经略汉地的“洪业”相媲美。不过美国清史学界长期以来关于这两大“洪业”的研究程度极不平衡。魏斐德(Frederic E.Wakeman)早在1985年就出版了叙述清军入关及统一中国内地的上千页巨著,它大概称得上是20世纪美国清史学界推出的篇幅最大的专书。①然而足足20年过后,才由濮氏完成了关于另一件“洪业”的大作。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清史学界悄然完成了从传统清史向新清史研究的转换。濮氏著作的基调在1998年即趋于定型。《国际历史评论》杂志于该年出版了一期以清朝边疆史研究为主题的专号,其中名为《关于诸帝国的比较:满洲政权的殖民性》的开篇导论即由他提供。②该文显然深受傅氏清史观的影响,即强调处于早期近代阶段的清帝国同当时世界上的多个其他帝国一样,具有多方面的相似性,然而濮氏在此基础上更明确地将带有强迫色调的“殖民性”赋予清朝在内陆亚洲的统治,而不像傅礼初在剑桥史的写作中更多地将清属内陆亚洲的政治变迁看作其被一个单一而不断汉化的中华帝国吞并、消化和吸收的过程。另外傅氏坚持认为,清朝征服内陆亚洲仅是出于防止敌对强国的兴起,而与经济利益无关,其结果也确实有效地保卫了中国本土。③这种以攻为守的观点虽然同样重视军事征服,却与濮德培之说有显著的轻重之别,原因在于傅氏一定程度上承认“汉化”效果,而后者论文则从根本上要推翻它。<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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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氏新著中将清朝的参照对象主要锁定为欧洲体系中的各国,而非局限在傅氏考察过的几个具有内亚政治传统的大陆型帝国。他指出直到18世纪中期为止,清朝和欧洲各国的历史都具有很强的可比性:两者共同经历着塑造国家(state building)的过程。这一过程均由对外战争直接启动,为了赢得战争所必须进行的军事动员会涉及到国家的方方面面,最终驱使政府主动在财务、征税、通讯、商贸等层面上采取重大改革措施,由此促成国家的塑造。清朝同准噶尔汗国的长期对抗即为其改革国家提供了全面的刺激机制,然而当清朝的征服活动于18世纪后期随着准噶尔汗国的垮台而终结以后,这种由势均力敌的劲敌赐予的激励性动力机制随之失效,清朝的塑造国家过程也告一段落,最终使王朝由盛转衰,与继续还在这一道路上前行的欧洲国家的差距也从此扩大。④此前魏斐德的著作中已用过这一“竞争才能促使进步”的理论来理解清朝的衰落,然而他与濮氏全然相反,认定清朝在内陆亚洲的对手始终缺乏对等的实力来促使其主动变革体制,因此清的衰落自初期成功地恢复政治稳定(至康熙平定三藩为止)以后就变得不可避免。⑤此外,新著中还有其他与傅礼初的研究存在学术渊源的地方。后者在论述道光年间清朝批准与浩罕的议和协定时,不忘指出其中的几款基本内容以后又被移用到和英国签定生效的条约中,以此证明清朝的陆疆政策和海疆政策存在相互关联。⑥濮氏也认为清朝过于依赖其处理内陆亚洲的策略经验,以致试图把它们挪用到沿海地区,然而由于这些经验策略的奏效性受到明显的地域限制,所以一旦转用于沿海和内地则很难取得预期的功效,最终造成的后果即清朝对于海上列强的威胁反映迟缓无力。⑦<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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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关注清朝在西北扩张问题的另一位代表性学者是米华健(JamesA.Millward),他在一篇论清朝兴起的宏观时代背景的文章中,以傅礼初《全史》中的历史定位为基准,重申了1500年以后包括清朝在内的欧亚大陆的新兴帝国群的共同特征:一,延续蒙古帝国的制度风习传统,尤其是在军事体制和尊崇成吉思汗系后裔的高贵血统这两方面;二,均与有影响力的宗教派别结盟;三,试图将草原与农耕地带联为一体,即一方面保留发源于内亚的礼仪、军事和行政组织等要素,另一方面又吸纳来自农耕区域的税收机制、农业耕作、筑城定居等要素。而在随后全文的具体论述中,他也常常受到傅氏实证考察的影响。例如他同样选取了土默特俺答汗和北疆准噶尔汗国作为由游牧转向定居的例证。①他还在另一文中,先是指出清朝继承蒙古帝国政治传统的具体表现:一,实行满蒙联姻以显示其承袭了成吉思汗的高贵血统;二,像蒙古统治者那样亲近藏传佛教;以后又将清朝在西北的扩张“洪业”解读为其参与到一场争夺蒙古帝国瓦解后留下的巨大政治遗产的国际化较量中。②上述极富争议性的观点在学术内在理路上均系傅礼初清史观的极度化推衍。③<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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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对新清史研究中的几位代表学者的评述来看,可知其研究多强调以“上溯”和“比较”作为基本的观察视角,所谓“上溯”的观察法显然是在与当初傅礼初提出的清朝君权的源头应追溯到蒙古帝国政治传统的观点进行对话,而“比较”的视角其实又是在回应傅氏“全史”体系中对早期近代相似性的论述。所不同的是,傅氏如同他所处时代的多数清史学家一样,始终坚持的清朝最终在相当程度上趋于“汉化”的论调则被新清史彻底摈弃了。④<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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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学家和新清史研究群体不同,西方世界中真正利用非汉文文献进行研究的内亚史学者群实际上是由多个内部划分的很狭细的专业构成的庞杂大群体。他们之中有的专攻满、蒙、藏、突厥等源自内陆亚洲的诸语言文字,还有的则在伊斯兰研究上受过特别训练,长于阅读利用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等史料。一般来说,除了满学家群体和像哈密屯(J.Hamilton)等个别学人以外,汉学至多只是这批学者的大学辅修科目,因此他们难以游刃有余地援引浩如烟海的汉文文献,自然也就对元朝、清朝以外的中国其他北族王朝缺乏专业认知。⑤然而自90年代以来,个别内亚史学者对于探讨北族王朝的整体演进规律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其中的代表人物满学家狄宇宙(Nicola Di Cosmo)还发表了长文《内亚历史上的国家形成与分期试论》,试图全面阐释从匈奴到满洲的北族王朝的历史演化轨迹,以修补从前傅氏内亚史体系中对于从匈奴到突厥的“前蒙古”时段着墨不多的缺陷。⑥<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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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解释游牧国家产生的现象时,一方面认可了傅礼初所持的草原游牧经济不足以从内部孕育出超部落政治体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又不完全赞同草原国家的诞生看作是对农业社会出现国家的一种回应,故采取带有一定折中色彩的“危机应对论”予以解说。它强调草原经济的脆弱性导致游牧社会的高度不稳定并始终存在低烈度的暴力行为,而在国家出现前夜的阶段,暴力行为呈现出蔓延和扩大的趋势,进一步造成游牧社会的失序、家族的分裂和部落的瓦解。与此同时,危机的肇现又释放出全新的能量最终促使部落组织被完全改造成新的超部落政体。作者将此处的‘危机’定义为一种全面恶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局势,可以是自然灾害或环境变迁,但更关键的则是由多种力量和要素触发的以部落为核心的既有社会关系的断裂和坍塌,在此基础上才会促使个人能力极其出众的领袖重新把大众团结凝聚在一起,锻造出新型的超部落政治体,并为更好地服务于对外征战而实现了在领袖高度集权体制下的社会整体武装化。以匈奴的兴起为例,狄宇宙认为秦将蒙恬的北击匈奴并夺回河南地即构成了一次针对草原游牧民的‘危机’,而冒顿凭借培植个人亲信以弑父自立的举动即具有重组社会精英阶层以应对危机挑战的意义。惟其如此,草原社会才能有效地克服危机。他同时声明,固然并非所有危机都能促使国家出现,但在后者产生之前,则一般都会有危机降临。此外,他对游牧社会整体武装化目的和意义的详尽论述则继续阐发了傅礼初此前对游牧社会中领袖权力和征战需要之间关系的既有思考。<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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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文随后对内亚政权的分期中,他详细提出了“四期说”的模式:第一时期是“贡物帝国”阶段,从冒顿崛起到突厥建国之前;第二时期是“贸易-贡物双元化经济基础的帝国”阶段,从6世纪中期的突厥建国直到契丹兴起之前;第三时期为“二元制帝国”阶段,从10世纪初期的契丹建国直到大蒙古国时期,期间的辽、夏、金、大蒙古国均直接统治汉地的一部分,并实行分别针对汉地和内亚的不同监管机制和榨取经济资源的形式;最后则是“直接征税制帝国”,从1260年的元朝建立直到清乾隆统治结束,这一时期的元、清已经完全统一了中国,故可以将征税制施行到整个汉地,而到最后满洲人及其宫廷中的内亚特征业已趋于淡化或仅具象征意义。和傅氏的概括相似,作者也把帖木儿王朝和奥斯曼土耳其王朝列入其中。就整体而言,这一模式可以看作对傅氏内亚历史体系中草原国家因逐步入主农耕地区而渐渐定居化和官僚化论述的发展,同时作者依然也将内亚政治体从农业区获取经济资源的途径变更作为政体演进的动力杠杆。①上述分期可看作内亚研究模式的较新进展。<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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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氏在哈佛之一的学生涂逸珊(I.Togan)长期研究蒙古帝国兴起前后直到后蒙古时代的内亚历史,后来出版了以研究克烈部为中心的全面论述12-13世纪草原秩序及其政治逻辑的专著。她在书中将前蒙古帝国时期的克烈汗国定义为仍然延续部落秩序的酋邦(chiefdom),并以大众对王罕为争夺领导权而戕害兄弟之举的普遍反感为例,认为部落秩序下的草原社会更强调亲人之间的共存,故即使对于争权斗争的失败者也不能随意杀戮而是多代以驱逐或流放,否则即会受到谴责并背上‘不合法’的罪名。因此,残害手足的“血腥的竞争推举制”虽然适合帝国秩序但却不符合前帝国时期部落秩序下的权力继承法则。②这一观点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傅氏概念的适用范围。另外傅氏的研究体系中将游牧君主通过分配战利品维系统治地位置于草原政治的中心环节上,而途氏则对“分配”(distribution)这一概念作出整饬,代之以诠释层次更加丰富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它不仅是指代分配战利品之类的实际行为,而且还具有观念上的意义,符合草原社会高度流动化、分散化的原则,因此渗透到各种领域中,是理解草原政治逻辑的关键所在。在她所提供的12-14世纪前后草原政治的演进图示中,内陆亚洲经历了从部落进化到帝国然后又再度部落化的螺旋过程。在第一个阶段也即部落秩序下,再分配的权利仅限于部落首领,并伴随着政治上的分权结构。而到蒙古帝国时期,部落秩序被新的政治秩序取代,政治上的集权原则代替了分权机制,而再分配原则也经历了明显变化,这种权利逐渐可以延伸到帝国的征讨大军中的所有成员以及大众身上,同时重要的职位对于全体社会成员保持了开放性:有能力者不论出身即有机会担任。整套机制背后反映出财产和权力彼此分离的精神。最后到14世纪以下的后蒙古时代,社会重归部落化,有能力者即可取得首领的位置,集权又改为对权力的共享形式,但再分配的原则却没有改变。①同书还接受了《全史》中寻找“水平联系”的理论主张,试图勾画出蒙古帝国兴起之前,中国内地、中亚、近东等几大农耕区域的社会发展近似性。②<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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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逸珊对草原“再分配”作用的评估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J.Paul对草原社会中职业军人阶层出现过程的研究。他赞同将再分配视作维系君主与侍从之间的纽带的认识,并具体将其形式分为几类:直接瓜分战利品、赐予采邑、领取固定的薪金等,同时强调首领阶层可以通过启动再分配外来物品的进程促使国家政体的形塑或者使其继续维持运转。在游牧社会国家化的进程中,君主需要锻造出一支有别于部落大众的高度效忠听命于己的脱离了部落组织的常备军,以形成能够有效地应付战争频仍现象的职业军士阶层,为此就必须采取再分配形式中的固定薪金制供养这一新生力量。而要顺利实现这一要求,游牧政权就必须直接对所占领的大片农耕区域实行有效而稳定的统治,以确保从中征收到足够的税收,遂通过再分配的途径以薪金的方式转化为职业化军人们的生活开支,进而使他们从需要考虑日常生计的游牧大众中分离出来。若以上步骤环节均能顺利实现的话,那么不仅可以使原先人数有限只起拱卫作用的亲兵集团逐步成长扩充为规模可观的常态化军队,而且君主的个人高度集权也会随之有了保障并最终促成游牧政权完全转化为定居型的国家。③故通过几位学者长达二十多年的不懈研究,分配这一重要资源调控手段在游牧社会国家化过程中的作用才得以凸显。<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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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礼初70年代末在论及超部落政治体的兴起时,曾将民众与大汗的关系生动地比拟成齿轮与机器,以表明在大汗权威的凝聚下,部落民众均被铰合进一台战争机器中,草原社会由此全面军营化,平民自然都成为了出征的战士。④最近川本正知重点以蒙古帝国的征服战争为个案,重新考察了在战争机制的驱动下游牧社会军事化的一般进程并兼及对定居人口如何施以控制的问题。作者指出,出现在征服战争之前的 “部族战争”阶段已经造成旧有社会组织高度流动化,大批家族经历解体和重组的过程,从而促成游牧人财富资产的再分配。而当时的各大部族联合体也都形成了全民皆兵的体制,其首领即是部族军的指挥官。随着成吉思汗的统一草原和旧有部族的消失,早在部落战争阶段末期就已出现的十进制军事单位法则得到了全面的推广,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形式上以千户军为核心的新部落体制和大汗个人的亲卫军。上述军队又在大汗家族及亲族功臣中进行再分配并辅助以游牧民的人口调查与户籍登记工作。因此每当蒙古大汗需要发动对外征战时,可以根据户籍资料确定出征兵力并分摊到大汗家族中的各位领有下属人口的亲属头上。而从窝阔台时期,征战兵力中又增加了相当于镇守新征服边境地区的探马赤军。征战军事行动结束以后,还要再次按照草原上的办法对新征服地区的人口情况登记调查并予以分配,以确保征战的胜利成果能够全归大汗家族和军事支配阶层享有。⑤据此人力资源自身也需要被及时有效的纳入到再分配的体系中以便为战争机器的全面发动作好准备。<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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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礼初在《蒙古人》中对于在位时间甚短的蒙古帝国第三位大汗贵由的表现评价偏低,他认为因为贵由生前未能通过“血腥的竞争推举制”战胜一直对其报有敌意的拔都,因此他的承袭汗位在一定程度上不能算是名正言顺。①他的另一位学生金浩东后来在一篇重新肯定贵由才能和政绩的翻案论文中对此观点作了辩驳。他首先指出其父窝阔台生前选择失烈门作为继承人一事并不意味着后来贵由的即位属于僭越,因为草原政治中继承人凭借先王生前的指定而顺利继统的情况远少于候选人依靠实力在竞争中胜出的情形。而贵由本人也确有超出其他人选的优势之处:年长、在经验和勇武方面颇有能力,再加上其生母的鼎力支持。贵由继位的合法性也确实得到了绝大多数蒙古显贵的承认,对此当时还留有对其集体效忠的书面誓词为证。另外当他亲政以后,也确实筹划过继续西征以符合大汗英武形象的举措。②<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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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氏同一文中对随后执政的蒙哥大汗的评价是:一,如同成吉思汗和窝阔台那样是名副其实的独裁君主;二,在拔都的支持下通过权力斗争的方式登上了汗位的宝座,在此斗争中除掉了敌对阵营中的多位王公;三,作为回报和妥协,协助其登位的拔都统领下的封国得到了独立发展的机会,渐渐脱离大汗的统治轨道。③次年爱尔森(Thomas T.Allsen)出版了有关蒙哥生平的新著,书中同样以傅礼初关于战争对应统一的论说来解释为何蒙哥即位后不久就急于准备大规模的对外征战,同时也不忘指出蒙古君主作为世界征服者的天命职责也对他个人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推动作用。作者在随后的叙述中详尽地阐述了对外战争对于蒙古政体改造所起的契机作用。由于军事战争的顺利进行有赖于高效而灵敏的行政管理体制,而对外扩张又为内部的改革创造了合适的理由和机会,故颇有政治眼光的蒙哥竭力使二者互相配合,彼此促进,以全面符合帝国的征战需求和大汗的集权目标,为此他还大量从定居地区吸收专业人材加强国家的理财管理工作。随着帝国征战活动的积极开展,原本对集权持消极态度的王公集团也因为从征服中广泛获益而对蒙哥的专权举措愈渐容忍。最终他做到了以统一的方式管理整个国土广袤、民族众多的庞大帝国。④这一研究以个案的方式深化了我们对草原政治中让渡政治权力与攥取战争收益之间博弈过程的了解。不过该书对于拔都的独立性评价不如傅氏评价的那样高,指出金帐汗国实际上并无完全自主的外事处决权,同时必须参加大汗发动的统一性对外征战活动。蒙哥有权在其领土上进行户籍登记造册工作以便为征发人力作好准备,大汗颁布的一系列经济措施也必须通行于其控制区域中。正因为金帐汗国的人力资源要受到大汗的调配使用,所以后来见于《元史》列传中的不少源自东欧的阿兰人家族都明确知道乃祖是在宪宗时代前来中土为皇室效力的。⑤这对学界通常以为的阿兰人多是作为战败归附者直接流入蒙古军中的片面看法是重要的纠正。⑥当然向大汗一方提供重要人力资源的拔都也继续从其承袭的平阳分地上坐收五户丝食邑的税赋。⑦<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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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氏在《蒙古人》的最后将阿里不哥和海都先后与忽必烈的冲突解释为带有争夺继承权色彩的守旧游牧人与倾向于入主农耕区域的混居人群之间的矛盾,并将大批蒙古人从草原转移到定居地带作为混居人群生活看作草原边缘化的开端,而忽必烈一方的最终胜出则见证了这一历史前景的不可逆性。⑧与之相似,罗萨比也在书中把阿里不哥和海都看作保守的蒙古人的代表,尤其将海都形容为蒙古游牧传统的捍卫者,并称他们和元朝的长期对抗使得忽必烈深陷入统治合法性的危机之中,以致后来必须要通过征服南宋来树立其统治的威望。①1997年以色列学者彭小燕(M.Biran)关于海都的新著出版,她将这位王子定位成具有军事才能和政治谋略的务实主义者,而非某种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维护者,因此海都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拒绝定居文明的保守蒙古人中的典型代表。相应地,作为窝阔台孙辈的海都所诉求的政治目标也已不再是和忽必烈争夺蒙古大汗的统治权,而是尽可能多地复兴窝阔台汗国在中亚的地域和势力,因此其首要目标与对手还是同样位于中亚的察合台汗国,而如何控制这一兄弟汗国则成为了他一生中最关切的事业。至于海都对于元朝和伊利汗国控制下的农耕地带的抢劫和骚扰只是为了替其军队和封国获取生存所需要的经济资源,没有了后者,那么他的政体就会丧失政治和经济上的稳定性;故没有必要把双方的对抗夸大为定居而进步的蒙古人与游牧而保守的蒙古人之间的文明冲突。②这一关于海都的新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更改了学界对于元朝与窝阔台-察合台后裔之间持续纷争性质的认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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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氏《蒙古人》中认为蒙古人虽然初期给予过农耕国家以重创,但他们对于定居农耕区的适应性其实并不逊色于突厥人,原因在于:一,他们早在草原上生活时就深受辽、金这类同时统治汉地和草原的“征服王朝”的影响;二,后者长期同中亚回回商人之间的密切经贸联系也为蒙古人后来对绿洲地带的文化适应铺平了道路。③这一观点后来也在彭小燕发表的一篇全面评价蒙古帝国历史意义的综合性论文中得到拓展和升华。此文开宗明义地指出蒙古帝国的成就是革命性(revolution)的而不是带有量变性质的演进(evolution),并归结为其成功地将此前草原国家的传统(从匈奴到回鹘)和征服型国家的传统联合在一起。后一类国家系指10-13世纪出现的那些同时统治草原地带和农耕区域的新政权,它们兴起的背景是在唐朝、大食、回鹘这类传统大帝国统治崩溃以后,开国于中国东北和中亚这类混合型经济生态地域,相继包括了像东方的辽、夏、金政权和西方的萨曼王朝、黑汗王朝、西辽和花剌子模等。作者因此将这段时间定性为内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国家塑造阶段,认为它们共同为后来兴起的蒙古帝国准备了必不可缺的制度和人材上的双重条件,表现在蒙古人不仅从其身上引进和汲取了治理定居地区的制度和经验,而且其实施统治的相关人材也多来自像契丹人和中亚人这类祖先曾为游牧人的民族。作者还针对傅氏对于蒙古初期对农业区造成浩劫的论述作出补充,认为正是这类彻底破坏才驱使原来欧亚大陆各政权下的旧有精英阶层的解体和转化,从而促成蒙古帝国的革命性推进。④她在文中还同样重视蒙古帝国政治遗产对后世欧亚大陆的影响作用,但指出各地彼此轻重有别,其中以对本土传统并不深厚的中亚与俄国影响为重,而对自身传统深厚的中国和伊朗则影响相对较轻。在具体论及该问题时,与傅氏注重草原式的君权继承传统在这些地区的长久遗留有别,彭氏沿用的是R.D.McChesney的考察角度,重点关注成吉思汗后裔血统的广受尊敬性和成吉思汗扎撒的崇高地位。⑤<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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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礼初在哈佛的弟子中以B.F.Manz专长于探究后蒙古帝国时期君主集权与部落权力间的消长关系,她选取的对象是帖木儿的个案,并于1989年出版了以博士论文为基干的专著。她的研究显示在察合台兀鲁思的政治环境下,部落政治起着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而当初帖木儿也正是利用了部落政治的手段才得以问鼎权力。部落间的风俗规则可以制约彼此之间的暴力冲突,同时正如傅氏所分析过的,游牧人和定居人形成的密切联系有助于削减两者间的敌对摩擦。在帖木儿统治之前,部落首领的权力较大而上面兀鲁思的统治阶层则缺乏有效集权的能力。因此帖木儿上台以后,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分权重于集权的局面,不仅要在观念上把自己塑造为成吉思汗家族地位和荣誉的捍卫者,以树立起统治的合法性,更重要的还要对原先体制下的部落秩序进行全面变革。故他一方面大力提拔个人亲信阶层的地位,使之形成支持其统治的新生精英集团,同时又使他们互相制约,严防其发展强有力的私人关系,以求保证他们只忠诚于他本人;另一方面还要竭力矮化部落首领的地位,将其下降到一个因缺乏资源、无利可图而不再值得追求的位置上,以此来有效削弱部落权力。帖木儿凭借上述手段措施最终建立起高度个人化的集权统治机制,可是这种个人色彩过于鲜明的权力体制却很难稳定地传递给其继承者,故其身亡以后,帝国内部又爆发了以争夺继承权为焦点的无序竞争式的长久纷争,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落。①由此可见她的研究十分重视帖木儿个人的政治抉择和历史作用。有评论者据此指出,作者对于历史人物的个人性格和意志的高度评价虽然显得尚有讨论余地,实际上仍是其导师傅氏在《蒙古人》一文中所表达的游牧帝国的形成与当初创立人关系极大的观点的继承与发展,尚不失为一种可以接受的学说。②<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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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傅氏学术遗产影响的最后一个群体也许是那些并不亲自从事第一手文献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包括了对欧亚草原感兴趣的一部分人类学家和“全球史”学者。在这些人类学家中,与之交往最密切的莫过于巴菲尔德,他在80年代末所出新著的序言中,特别强调回顾了傅氏对于自己的巨大学术援助,声称在他的研究过程中,正是傅礼初使自己成功绕过了内亚研究中的那些极易使非专业人员坠入其中的学术陷阱,它们被看作“比成吉思汗屡屡采用的诈退歼敌战术更多也更致命”。也正是这种满怀的感激之情,促使他把此书题作对傅氏的纪念。③他以后又发表了比较中东与内亚不同继承模式的人类学论文以深化傅氏生前开辟的这一课题。他首先引证评价了14世纪历史学家伊本•喀勒敦(Ibn Khaldun)论中东社会中游牧人王朝渐渐丧失其部落认同感的论点,接着采用更大的篇幅讨论了内亚的权力继承模式。他指出有别于中东游牧社会的动力机制,广泛存在的“阶序化”是内亚游牧社会的重要特征,上下尊卑秩序不仅表现在贵族和平民以及高贵氏族和普通氏族之间,而且还显现在同一家族内部的成员当中:即按照年齿辈分的长幼决定家属成员的地位高低。在这种动力机制的支配下,叔侄辈分的明显位差容易导致父子直系继承法则不时地让位于兄终弟及的旁系继承法则。两种继承法则的交错并行使得草原社会极不安定,最终常需动用武力来解决继承人问题。此外这种继承权的纠纷还可能延续到父辈和叔辈的下一代,从而以堂兄弟之争的崭新面目再现。故内战被看作这套机制的自然产物,而旁系继承法则的大行其道则为内亚草原社会常态化的继承争端(有时甚至会引发原有的中央化秩序瓦解坍塌)埋下了祸根。他随后以匈奴和突厥为例作出了具体的论述说明。而在全文的结论部分,他特地对奥斯曼土耳其曾经实行过的允许新素丹杀戮其兄弟的制度加以评价。在他看来,由于近东和欧洲的历史学家全然不解旁系继承法则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故仅仅热中于从道德层面上来评判该做法的残忍无道;实际上这种血腥制度的施行正是为了彻底杜绝旁系继承法则的消极影响,而这又缘于源自内陆亚洲的土耳其人西迁以后仍然长期受制于该继承法则催生的不良后果,因此土耳其统治者方采取了如此可怖的办法来清理消除这一传统政治遗产。④巴氏的该项考察,不仅深入地解释了“血腥竞争推举制”的出现背景,同时也有助于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相关历史现象。例如,已经入主中国多时的元朝即使到了中期仍然没有放弃推崇旁系继承法则的所谓“兄弟叔侄,世世相承”,由此形成的绵延相续的内耗恶果不仅使君主统治极欠稳定,也严重地缩短了王朝自身的寿命,这和创造血腥杀戮兄弟办法以稳定君主继承制度而国祚也终得延长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适形成一反一正的绝好对比。①<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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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氏还就他和傅礼初先后论述过的内亚游牧国家产生于外部刺激-回应说作了更进一步的理论提升,最终将中国定义为原生型帝国,而把草原帝国定位成为了与原生型帝国进行互动而随后出现的次生型帝国,鉴于维持其存在所必需的经济资源要依赖原生型帝国提供,故采用“影子帝国”的名称来加以命名。一旦原生型帝国瓦解,如影随形的影子帝国遂因丧失经济支柱而与它同归于尽。②这一归纳模式的出笼,代表着从外部探求草原国家发生动力机制学说已经发展到了更新的高度,自然引起了内亚学者们的广泛瞩目。不过学术界在实证和理论方面对此都存有诸多保留意见,历史学者曾专以6-9世纪的突厥汗国与隋唐王朝的政治关系为例,从个案的角度质疑了该模式的普适性。③前述狄宇宙的分期构想也曾针对该模式过多地强调外部刺激的倾向予以纠偏。新一代的社会科学家更是批评该学说不过沿用了陈旧的“中心vs边缘”的认知图示来定位草原与定居地带的关系,故将草原政治体完全被动地置于中华帝国附属物这一边缘地位下,制造出很大的理论盲区。作为对此模式的扬弃,他们转而提出强调内在主动性和通过集体性反应行为创建秩序的“合规化理论”(the canonical theory)以解释草原国家的产生。④此外或是出于专业隔阂之故,巴菲尔德-傅礼初的论述体系中始终没有从考古资料的范畴来把握内亚超部落政治体的出现。这一缺憾启发一些更为年轻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积极利用在蒙古草原北部(Egiin Gol)获取的考古调查资料参与到这场学术辩论中。在初步分析了相关资料以后,他们一方面对于上述体系中的某些观点如傅氏对于内亚政治体制集权化途径的理解以及巴氏有关再分配舶来品和远程贸易作用的论说持正面评价,但另一方面也直言该体系对草原社会内部动力机制的观察失于简单,未能参照时代的先后变化来观剖析政治-经济现象的不断变迁。试以北蒙古Egiin Gol地区从青铜时代晚期到匈奴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而论,相关遗址分布的位置就历经了耐人寻味的变化,并反映出当地政治传统和利用资源方式的悄然改变。这些数据同时也揭示出草原生计资源利用的多元化渠道和草原社会针对环境变迁所具有的主动调适能力,因此内亚草原并非脆弱到只配看作经济上严重依赖南方农业区域的边缘之地,其和农耕区域的关系既相当复杂且又充满变数。而草原社会动力机制的关键点在于必须具有足以创造、维持和使用政治-经济关系格局的种种能力以克服空间里程的广袤性,这些能力指涉的内容主要是:一,加强彼此相距遥远而且在语言、文化和社会组织上均不相同的群体之间的关联;二,有效地实现人员、资源和信息在空间上的长程流动;三,为了达到政治目标而发展出军事行动的网络联系;四,政治体的本身组织特征应有助于广袤空间下的交流联系。⑤<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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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史”角度定位内亚历史的代表性学者是Macquarie大学的D.Christian。与傅礼初主要将驱动草原社会全面军营化的战争动员机制归结为领袖通过对外征战以获取待分配的战利品不同,他更倾向于在草原社会内部发现这套动员机制。而这一“内向”型的分析思路仍然立足于作者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基本思考:既然这种生态环境相对脆弱,使得以牲畜头数为指标的牧民财富始终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状况中,那么牧民团体自然会经常采取重新确定迁徙转场路线的办法以规避风险,有时甚至还需要入侵其他牧民的草场和偷盗他们的牲畜来弥补其财富上的损失。因此迁徙常态化的草原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会伴生出无休止的人群之间的摩擦纠纷,并进而助长争斗和抢劫风气的流行。而游牧生活的易动员性和骑马技术的军事化功能往往又会促使普通的抢劫升级为波及草原广大区域甚至影响到邻近农耕地带的大规模战事。所以在Christian看来,游牧生活中标志性的迁徙行为有别于傅氏认识的那样,其滋生的各种问题足以在部落的框架下顺利解决,而是为以后冲突和战事的发生留下了伏笔。这种风险环生的社会机制再加上因为人口和牲畜自然增长导致的对牧场空间的进一步需求,共同造成了游牧社会的极不稳定,而部落联盟和超部落组织的相继出现即是对它的直接反应。战争的结果既会造成失败一方被逐出草原,也会促进草原内部人群在语言、民族和社会层面上的融合,还会迫使更多的社会组织单位为了自身的安全,主动委身于那些有实力的部落联盟和超部落组织。Christian在其关于草原社会组织的分类体系中将此类政治体确定为第五级,在它之上就是处于体系顶端位置的草原国家。他随后也承认,要想完成这最后一步的跃升,草原社会就必须与定居社会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只有当前者从后者那里获取了足够的资源以后草原国家才有真正出现的可能。①<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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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过世的经济学出身的全球史学家弗兰克(Andre G.Frank)在1998年因出版高度颠覆性的《白银资本》一书而名声大躁,他不仅在书中对傅礼初的《全史》一文推崇有加,此后又发表专文对内陆亚洲在早期近代期间的历史地位进行全新重估,一如他在前著中对中国等东方各国所作的翻案性评价那样。该文明确将傅礼初阐释的“全史”构想中有关各大地区平行发展和横向联系的论点作为文章开首的中心引语,旨在表明继承并发展傅氏所创的这一学术体系。论文的中心任务即是反驳此前学界所持的航海贸易的兴起促使内陆亚洲的跨大陆长途贸易趋于衰退和渐为取代,这最终导致后者在17-18世纪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沦为了边缘者的角色。他首先在导论中以中亚莫卧尔人的入主印度和满洲政权的取代明朝为例以证明内陆亚洲在那时仍旧保持着政治上的勃勃生气和强劲活力,而后在论述中简明地阐述了“内亚衰落论”的出台及流行与欧洲中心论和苏俄时期的政治现实密切相关。在对这一命题进行学术回应时,他重点引用了罗萨比等学者的考察结论,指出横贯内陆亚洲的陆上长途贸易正如傅礼初此前所质疑的,并未被新兴的海洋贸易所取代。然后他又对傅氏《全史》中所观察到的当时游牧经济确有衰退的结论进行了视野更为广阔的补正。弗氏认为以前的学者仅仅把关注点放在了内陆亚洲经济贸易的东-西交往上,而这完全不能反映该区域在17-18世纪的经济全貌。为了弥补以上单一视角的缺失,他引用了大量二手性研究著作指出随着沙俄全面控制西伯利亚,极大地促进了内陆亚洲在南-北方向上的各地区间的贸易,同样其他以南-北为基轴的贸易关系如中国与蒙古、印度与中亚的经济往来也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所以内陆亚洲在东-西方向上出现的贸易衰退完全可以从南-北方向上的经济繁荣中得到补偿。此外即使就东-西方向的贸易而言,这一时期由于西伯利亚的开发和中俄之间蓬勃发展的边境贸易而使该方向上的北线贸易得以开通,并跃居于南线贸易之上。故综合上述情况来看,可以认定内陆亚洲的经济地位在这两个世纪内,仍然居于世界重心地位,远未下滑到边缘化的境地。他进而认为,正是以内陆亚洲为中心促成的亚洲各大区域间的密切联系才构成了一幅如傅礼初所构想的“大历史”全貌,这使得包括内亚在内的全亚洲只经历了短期性的经济下降,而并未像欧洲一样遭遇实质性的“十七世纪的经济危机”,所以有关当时经济衰落的命题其实并不适合于亚洲。①以上论述可以说是全球史学家对傅氏“全史”学说的共鸣和推进。<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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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傅氏擅长综合概括的研究特点不仅反映在他的“全史”体系中,而且还表现在他对中国历史后半期的整体观察上。可惜他的结论仅见于《血腥的竞争继承制:奥斯曼帝国、印度穆斯林政权和晚期中华帝国的权力与承袭》这篇未正式发表的会议论文中,故对于学界的影响力殊为有限。文中认为:“中华帝国的后半期不应从宋朝建立算起,而是应该从金朝的建立算起(如果不是辽朝的话),由此导入了内亚统治中国的时期,或者也可说是按照内亚的模式进行统治,这种统治不仅促使中国再度统一,而且极大地开拓了中国的边疆,并最终将其文化以此前几乎无法想象的规模辐射出去”。作者随后勾勒出金朝的重要历史地位:“女真人在统治华北过程中已经建立了高度集中化的政府体系,君主驾御官员的关系得到强化(甚至高官也像在辽朝那样,免不了受到杖责体罚),服务于皇室的内廷的重要性日益凌驾于外朝的官僚机构之上,官僚机器对皇权的约束则遭到清除,政府对于士大夫和商人的活动也实施了强化监控,更强势的军事镇戍制度的基础也得以奠定,中等规模的省级管理体系渐趋完善,全国人口则按照民族和职业划分等级和区别分类。以上所述都是中华帝国后半期的基本特征,这套制度架构由征服了金朝的蒙古人继承下来并使之适应他们的要求,并将其扩展到整个中国内地。”②<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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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位资深汉学家在1978年就有机会读到这番出自汉学专业之外人士的评语时,相信一定会为它的言简意赅和见解深刻惊讶不已,因为当时的欧美汉学界尚无人能够如此清晰地描绘出中国历史后半期的发展脉络,他们对于类似课题的整体认知大体可以从艾伯华和谢和耐分别撰著的颇为流行的《中国通史》中窥见端倪。个别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了问题所在的学者则冠以“残暴化”(brutalization)之类的表象性概念来涵概金元时期的政治特征。③其对金-元政治的评论类同于俄国学者对于蒙古统治罗斯历史意义问题所持的道德化谴责。使之黯然失色的是,傅氏的卓识不仅准确地揭示了金-元之间在制度上的承袭和发展,而且还敏锐地将从明朝开始的中华帝国晚期的若干重要制度和政治特征的源头追溯到金-元时期,如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的管辖空间范围渐趋扩大,最后形成所辖面积、人口与职能皆与此前有显著不同的所谓“大区制”;专制皇权在不断强化的过程中逐步克服了官僚制度制衡君权的制度性措施;带有强烈人身依附色彩的世袭性诸色户计制度的全面推行等。至于国内学界,一直要到90年代初期,周良霄才在《元代史》的前言中明确提出:“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他为此所举出的元朝对后代的影响之处也包括了诸色户计制度、行省制度、专制皇权的加强等内容。④而到目前,国内外金元史领域中所积累的政治史和制度史成果益发彰显傅氏30余年前所规划出的“金-元-明”转型确实是有前瞻之明的。⑤<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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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用“金-元-明”转型这样明显带有内亚研究视角的图示来揭示中华帝国后期的历史走向对于难以真正理解北族王朝历史重要性的多数汉学家来说,诚然是不易接受的。相对于后者而言,采取宋-元-明转变这种强调中国内部变革性的模式才能更好地联结起横亘在唐宋和明清之间的时代鸿沟。作为对这种理论的支撑,研究者强调了如下的基本观点:一,蒙古的入侵和统治并未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演进造成巨变式的阻滞;二,江南作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地区的重要地位得以凸显;三,道学社会政治观趋于制度化。①其中江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周期尤其被视作论证该模式的关键所在。②与此对应,理学的兴起和士绅阶层的转为“地方化”发展也被论者看作是未被草原统治打断而体现宋-元-明转变大趋向的证明。③而蒙古人对中国以后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始终被圈限在确定中国疆域范围和承认理学的统治地位并以之指导科举应试两大方面。④或许将始自不同学术背景的以上两种“转型观”彼此互补,方能更全面地体认出中国历史后期的发展变化总趋势。<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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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论,傅礼初的学说对于若干不同学术群体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汉学家群体所做的多属一种“填空式”学术工作,即将其理论应用于北族王朝史中的个案研究中,结果在相当程度上补充和完善了其学说体系。“新清史”的学者则从傅氏的清史观中收益良多,普遍开始强调内陆亚洲对于理解清朝历史性的重要意义。不过这一派学者目前尚不能像傅氏那样怡然自如地掌握多种语言文字,这与他们发出的要大力开发汉文以外的语种史料重构清史的学术号召并不契合。同时这批学者过度强调文本诠释的“去考证化”研究路线和通过批驳“汉化”以收到“去中国化”功效的意识形态倾向更促使其成果距离历史学的实证要求,始终存在着显著的差距。以上几点可说是他们和傅氏在治史为学上的区别所在。更为专业化的内亚史研究群体虽然对傅氏学说的吸收和评价因人而异,但其相关研究成果在这一领域长期受到推重却是不争的事实。此外他善于安排处理多语种史料的实证风格也被该专业内的多数学人树为职业典范。相形之下,对于兴趣点不在文献考察方面的人类学家和全球史学家来说,他们显然更加关注傅氏带有原创性的理论反思以及“全史”式的宏观历史体系。要言之,傅氏在学风上的广采众长,再加上学术贡献的多侧面性使他赢得了专业和旨趣互不相同的各方学者们的一致器重和赞誉。<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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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四 “开来多于继往”:对于傅礼初学术成就的观察结论兼与伯希和作比较</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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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惯以“承前启后”或“继往开来”之类的评语来定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重要突破和辉煌成就的学人。如果具体衡诸西方内亚史研究领域在二战以后陆续涌现出的数代领军人物中,似乎称得上是继往者多而开来者少。所谓“继往”主要是指承袭由劳费尔和伯希和等人拓宽的以历史语言学为基础的传统东方学研究路数,而劳、伯等大师表现活跃的20世纪上半叶可以说是这种学风的全盛时期。他们在治学理念上标榜考证至上,无征不信的实证精神;在具体工作中则采取“证据抵半,始立假说;证据周全,方可操觚”的严谨不苟态度,可谓宁失于保守,不失于臆断;在选取材料上则将对象素材扩及汉学、印度学、伊朗学、阿尔泰学、藏学甚至印支学等多学科下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在培养人材上则强调研究者必须先经过多年漫长而艰辛的多语种学习准备阶段之后方可着手处理历史考据类题目。然而自伯希和于1945年去世以后,这一领域由于学术的自身演变和汉学、阿尔泰学等相关学科的内在调整,以往既求博大又不失精深的研究风格已无法尽数保持原貌。事实上,当初亲炙伯希和教益的弟子群体中也无人能够再像老师那样,在如此广博的学术领域中都作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成绩。① 除了个别例外,他们大多选择在较为狭细的范围内从事仄而深的研究工作,以求在进一步细化专业的基础上继承发扬老师留下的学术遗产,同时竭力延续这种考证至上的实证学风,故这些学者的学术实践成效更多地体现在“承前”或“继往”上,以确保在教育体制日益美国化的大趋势下,不绝如线地维护上述带有更多象牙塔色彩的欧陆遗风。柯立夫毕生坚持不懈地发表长篇文献译注考释类论文就是最为突出的例证。<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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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柯氏辛勤培养出的高足,傅氏在起步阶段忠实地继承了这种笃实求真的淳朴学风,并清晰地反映在他的成名作中。不过相对于其师辈中的多数人来说,傅氏并未以守成或继往自限,以至终身沉浸于考据学之中,而是准确预见到内亚史研究领域终将出现的学风变迁,并主动寻求与时代学术的交融互动。其治学路线前后历经数变:从最初带有欧陆传统东方学特色的考证史学逐步转向深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宏观历史考察,直至构建出重塑早期近代阶段欧亚大陆整体历史面貌的“全史”体系;继而又系统汲取政治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新知,以深厚的理论素养高屋建瓴地驾驭专业,选取课题,初步绘制出一幅全面揭示内亚游牧帝国演变转型的历史画卷,集中反映在其学术生涯最后阶段内才得以完稿的少数几篇“大题小作”型论文中。它们将全新的治学轨辙连同原创性的学术观点一并传导给后学,最终成功地转移改变了相关领域的研究风气。从近20多年间学界对其后期著述的热烈回应程度来看,傅氏更适于被定位成一位长于推陈出新的“开来多于继往”的学者。而放眼20世纪下半叶的欧美内亚史学界,应当说像他这样既能胜任考据难度较大的传统型实证题目,同时又能在立足当代社科理论的基础上宏观推动本学科前进发展的专业人士确实是寥寥无几。<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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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氏能够在相对短暂的一生中作出他人难以企及的成就,除了与哈佛大学优良的师资条件与优越的学术环境有关以外,主要还应归功于他本人的天资和勤奋。从其先后辛勤学习掌握了二十种语言的超人成绩来看,他大概在同辈从业者中是最善于自用其才的一位,因此人们方才不时地把他和这一领域内的传奇人物伯希和相提并论。英国蒙古学家摩根(D.Morgan)在他那部极受欢迎的蒙古史导论中即作如是观,且视他的早逝为内亚历史研究在当下所蒙受的最大损失。他在书中还委婉地表示即使像近20多年来西方蒙古学界成果最为丰硕的爱尔森(T.T.Allsen)这样的一流专家恐怕也未能在掌握的外语语种上达到傅氏生前的水准。②单就所学语文种类的数量而言,学术辈分存在代差的两人确实难分轩轾。不过他们在研究领域和治学方法上的某些差异却直接促使各自留下的成就难以等量齐观。<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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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著述数量上看,生于1878年的伯氏在50岁之前已公开发表了内容长短不一的论文、书评及札记共计370多篇,数目篇幅极其可观。而且他去世以后才出版的不少遗著如《蒙古秘史》的复原本等在此以前也已着手进行。①而傅氏一生撰写的论文、书评、著作专章加上遗稿总数大概仅在50篇以内。②故两者的著述多寡简直不成比例。按照摩根的解释,傅氏一直忙于学习各种语言文字,因此大大滞后了其论著的撰发速度。此外有别于伯希和,傅氏显然在学习消化新史学著作及相关的社科理论上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也应是影响其成果发表进度的重要因素。更直接的原因则是傅氏在其学术的后半生没有将主要精力分配到撰写个案考据性论文中,而是偏好于经过多年理论与史实的磨合以后最终贡献出那类“大题小作”型论文。故学风的差异才是促使两者发表论文在数量上呈现差异的主要因素。<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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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两者的研究重心也有显著差别。就整体而言,伯氏涉及的领域远较傅氏宽广,他以汉学为中心,渐渐旁通到了与之毗邻的东方学各大学科,并借助不同语种史料的互证发明,推出远迈前贤的学术成果。从时段上看,伯氏的研究兼及了中亚伊斯兰化以前和以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尤其以对前段的研究更为受人瞩目(部分得益于他在敦煌藏经洞的圆满收获)。因此国际学界在伯氏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特地举行了以讨论中亚前伊斯兰化时期写本和碑铭文献为主题的纪念其研究业绩的学术盛会。至于傅氏的研究时段则主要限定在中亚伊斯兰化以后,研究对象相应集中在蒙古帝国和“后蒙古”时期的欧亚大陆诸王朝,仅仅在讨论草原国家历史演变时才涉及到早期的一些内容。两者的研究差异可以清晰地从宗教史领域中观察到,伯氏关注的宗教范围主要为伊斯兰化以前流行于内亚的佛教、景教、摩尼教、祆教,其次才是晚期传入这一地区的伊斯兰教。他的宗教史成果也以三夷教和佛教方面(侧重于对僧人行记的研究)最有价值,伊斯兰教的研究相对来说就要显得逊色一筹。而傅氏对于宗教史的关注热情几乎全部倾注在伊斯兰教上,故在这方面致臻的造诣也就明显超过伯氏。<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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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两人掌握的语言工具数量固然在伯仲之间,但研究领域的差异却直接导致彼此的强项专长互不重合。作为沙畹培养出的职业汉学家,古汉语自然是伯氏掌握得最为深入的一种工具语言,复加上他对文献目录学的精通,共同助其成为上世纪文献功力最精深的西方汉学家。故伯氏可以在短时间内高效完成像为梵蒂冈图书馆的汉文古籍编目这样复杂的技术性工作。③而他对其他语言的掌握程度就略显参差不齐。以俄语为例,他虽然也具有阅读能力,但毕竟没有达到运用自如的地步。因此对于巴托尔德的巨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他仅仅是当该书的英文译本推出以后,方才将全文通读一过并提笔撰写相关评论。与之相反,傅氏的大学专业即是修习俄语,研究生阶段才开始学习汉语,故语言优势使他成为了为兹拉特金的《准噶尔汗国史》这类俄文著作写作书评的妥当人选,但他对汉语文献的掌握因此也就比伯氏和柯立夫逊色甚多。此外两人对研究类语言的掌握情况也大不相同。即以突厥语为例,伯氏用功最勤的是回鹘人在伊斯兰化以前创制的用粟特字母拼写的一种中古突厥语,并发表过释读回鹘语《双恩记》的长文,④傅氏掌握较好的却是伊斯兰化以后中亚突厥人改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时代较晚的所谓察合台语。同样类似的是蒙古语,伯氏曾替藏学家杜齐(G.Tucci)专门翻译过用八思巴文拼写的元代蒙古语令旨,⑤并且为了还原译注《蒙古秘史》进一步精研中古蒙古语的语法和词汇特征,而傅氏成功解读的则是采用托忒文拼写的清代西蒙古语书札。值得一提的是伯希和为了深入研讨中亚前期历史,还深浅不一地涉猎了这一时期流行的属于伊朗语系统的于阗语、粟特语以及古藏文、古叙利亚文等,这些语文大多在伊斯兰化以后湮灭无闻,成为了只有在个别专家手中才起死回生的所谓死语言。①而傅氏作为伊斯兰教和晚期欧亚帝国的研究专家,更为擅长的是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满语等一直沿用到近现代的活语言。就一般语言学习的规律而论,涉足已经丧失了口语基础而只能依靠比较语言学方可入门的死语言在难度上远非按部就班地学习近现代语言可比。故伯氏在比较语言学上的功力和素养自然较傅氏要深厚的多。<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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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上一世纪的西方内亚史研究,伯希和与傅礼初恰好可以看作前后两个时代的各自代表。作为前一时期领军人物的伯氏堪称以考据法治学的大师,他所取得的近乎完美的实证成绩昭示着兴起于欧陆的传统东方学经过数世纪的强劲发展,最终一举成功登顶。可惜物极必反,他于1945年的去世即宣告了传统学术黄金期的一去不回。多年以后,继起的傅礼初“开来多于继往”,虽然没有在考据上实现青出于蓝,但却创造性将现代史学的最新发展理念注入到内亚史研究的领域内,并紧密结合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创制出推陈出新的学术范式,全面改造了内亚史研究的学术风气,终于促使具有悠久传统的学术研究渐渐从孤芳自赏的封闭小径中步入到融合社科新知的开放性大道上。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55743350626216455272017-07-10T20:58:00.003-07:002017-07-10T20:59:03.787-07:00拉铁摩尔与“新清史”在中国为何会引发不同的反响?克拉克<br />
2017-05-24 18:01 来源:澎湃新闻<br />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92309<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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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一带一路的边疆实践:拉铁摩尔、中国与世界”暨《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出版座谈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举行。本次座谈会由中央民族大学袁剑和陕西师范大学黄达远召集,北京大学唐晓峰、昝涛,清华大学沈卫荣,中国社会科学院许建英、宋培军,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张海洋、关凯,上海外国语大学杨成,外交学院施展,新疆大学程秀金,陕西师范大学李如东等学者参与现场讨论。<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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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袁剑:拉铁摩尔在当代中国的学术价值</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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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伊始,袁剑首先对新书《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的编辑缘起进行了简要介绍。2005年,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翻译了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该书翻译出版后,立即成为研究边疆问题学者的必读书。作为中国边疆研究中一个不可绕过的人物,拉铁摩尔的影响力开始在中国复苏,他的学术研究价值也重新为中国学界所承认。<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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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早在20世纪上半叶,拉铁摩尔就在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年幼时随父母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全面抗战前夕,他曾到访过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有过交往,1940年代又受美国罗斯福总统推荐,担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对华友好,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与当时国共双方的最高领导人都有过来往,并对亚太地区的状况有深入的认识。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政界,拉铁摩尔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拉铁摩尔在中国大陆学界逐渐被遗忘。随着中国学界对边疆事务的关注以及对于中国自身定位的新思考,拉铁摩尔又重新回到了中国学界的视野之中。<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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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中国学界重新认识拉铁摩尔的背景下,3年前,袁剑和黄达远共同筹划编辑一部国内学者关于拉铁摩尔研究的著作,以期能够帮助中国学界更好地阅读和了解拉铁摩尔。此举得到了三联书店张龙编辑的支持,并得到唐晓峰、姚大力、许建英等学者的大力响应,最终选编出版了《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一书。袁剑希望,该书的出版能够为知识界提供一个集中反映国内学界关于拉铁摩尔研究现状、范围和取向的读本,并以此进一步推进国内对边疆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在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尤其是在元、明、清三个大一统王朝时期,边疆与中原都有着非常密切的互动。边疆与中原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形塑了当代的中国意识。在当代中国重新崛起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更好地认识周边的世界。而从现实的知识生成角度来看,广阔的中国边疆区域,正是我们在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沟通北上广等国内中心城市与周边及域外各国的桥梁与纽带。因此,无论是从历史还是当下来看,重新认识、理解和阅读拉铁摩尔,观察、研究和思考边疆中国,对当代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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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唐晓峰:做学问不能脱离地理学的语境</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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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谈到,他与拉铁摩尔的因缘始自40年前他在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的时期。他在那里的资料室中最早读到拉铁摩尔的著述,萌生了研究蒙古史的想法。1978年,国内恢复研究生考试,他原本想考蒙古史研究权威翁独健先生的研究生。但在了解了蒙古史研究的难度之后,他知难而退,转投历史地理学大家侯仁之门下。然而,在内蒙古工作的人生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亲切感情,都使他对边疆问题难以割舍。<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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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指出,任何社会文化形态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地理学的语境。每一种典型的社会文化形态都依托于一种典型的地理环境而存在。当我们意欲把某种典型的理论推广到其他社会文化形态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它所处的地理环境,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世界上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很多人在研究时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地理学的理论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均质的世界。如果我们把世界看成是均质的,无限制地把一些结论进行推广,就会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在唐晓峰看来,我们需要对各种理论进行地理学的“校正”。他以阴山研究为例,指出阴山实际上分为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区域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的地位和意义。从西向东,阴山可分为狼山、乌拉山、大青山、灰腾梁山、大马群山等地段。位于阴山南部的政权在向位于阴山北部的政权进行军事行动时,面对不同地段的特点会做出不同的决策,反之亦然。近几年,此种情况渐有改观,在阴山区域发现的一些考古遗址,促使学者们开始反思阴山不同地段的特殊性与差异性。而拉铁摩尔关于边疆地区与长城演变的研究,注意到了边疆内部自身的历史和具有特殊发展内涵的长城地带,为观察中国特别是北部地区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当前,学界有一大批青年学者在从事边疆研究,这与唐晓峰在40年前所面临的局面完全不同。他相信,中国的边疆研究将在未来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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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沈卫荣:“新清史”争论的关键在于“内亚”</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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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沈卫荣是蒙古和西藏研究领域的专家,但他却坦言自己对拉铁摩尔关注不多。在拉氏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20世纪上半叶,他还尚未出生,未能亲睹拉氏的风采;而90年代以后,当中国学界重新关注拉铁摩尔之际,他已经出国留学。尽管他的导师韩儒林曾任中央大学边政系主任,但在20世纪80年代,无论是蒙古史还是藏学,都未能从边疆的角度展开系统性的研究。当中国的边疆问题还未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人们更多的是关注和研究当地的历史、语言、文化和宗教,自然也没有对拉铁摩尔给予特别的关注。<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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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当沈卫荣留学德国、攻读中亚语文学博士学位的时候,国外学界也很少提到拉铁摩尔的名字。沈卫荣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我们究竟该怎样理解拉铁摩尔和他所研究的“边疆中国”?或者说,该怎样理解“内亚”或者“中亚”的概念?沈卫荣曾在国外多个以“内亚”或“中亚”命名的机构学习过,比如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系,用的是“中亚”的名称。而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有关的研究在1956—1965年间被称作“乌拉尔和阿尔泰”研究,并在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教授的领导下于1965年创立了“乌拉尔和阿尔泰研究系”。1993年,在时任系主任白桂思(Christopher Beckwith)教授的领导下,该系又改名为“中央欧亚研究系”(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简称CEUS)。实际上,印第安纳大学研究的主要是满洲、蒙古和西藏问题,后来又增加了有关苏联所辖的几个中亚国家的研究。在哈佛大学,最初的研究也是关于中亚语文学的研究,最早的代表人物是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今天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Inner Asia and Altaic Studies,简称IAAS)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欧立德(Mark C. Elliott)和珍妮嘉措(Janet Gyatso)。其中除狄宇宙与拉铁摩尔的研究相近之外,其他人的研究,仍然关注的是蒙古、西藏和满洲问题。就连鼎鼎大名的国际汉学家伯希和(P. Pelliot),主要的研究领域也是中亚语文学(偏重于汉学)。作为一名非学院派的学者,拉铁摩尔研究的范围和高校科研机构所划定的学科范围存在一定的差距。从内亚研究本身的意义来看,我们或许可以理解拉铁摩尔并不受到国外学界重视的因由。<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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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学界都开始关注“内亚”的问题,其中突出的例子就是关于“新清史”的争论。哈佛大学欧立德教授曾把“新清史”研究的内涵概括为三点:一是发现满洲统治下的内亚维度(Inner Asian dimension);二是主张使用非汉文史料(特别是满文文献);三是注意全球史的语境。在这三点之中,最重要的是所谓的“内亚维度”。由米华健(James Millward)等人主编的《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一书,重点就是要论述清帝国具有“内亚帝国”(Inner Asian empire)的特性。米华健等人认为,学界不能局限于用传统的汉化方式来研究清史,也不能用套用朝贡体系的概念。但是沈卫荣认为,这些问题原本并不是什么“问题”。清朝的历史不能用简单的汉化概念去理解,而作为非汉族统治的王朝,所谓的“华夷之辨”、“怀柔远人”也并不是清朝处理与周边族群关系的重要内容。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新清史”确实没有什么“新意”可言。<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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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运用非汉文材料,在沈卫荣看来这完全是一种“常识”。他还主张,研究清史的学者,除了满文之外,还需要掌握更多的语文材料,如藏文、蒙文、维吾尔文的材料,只利用满文文献还是远远不够的。当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乌云毕力格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已经在利用满文文献研究清史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如果有更多懂藏文、蒙文、维吾尔文等其他语文的学者加入进来,那么中国学者的“新清史”研究,相信可以比美国学者做得更好。<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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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荣认为,当前关于“新清史”的争论,关键问题在于争论双方对“内亚”(inner Asian)的理解不同。米华健认为,清帝国是一个“Chinese empire”和 “Inner Asian empire”的复合体。所谓的“Qing China”,一个是指汉地的中原(China),另一个则是指内亚的帝国(Inner Asian empire),两者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清帝国(Qing China)。在他们看来,“China”指的只是汉人和汉人组成的国家,“清帝国”不是所谓的“中国”(China)。那么,“China”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所谓的“Qing China”究竟是不是“China”?沈卫荣认为,尽管“新清史”学者力图申明自己的研究仅仅是学术性的研究,没有政治企图,但这种认识确实反映出它背后存在着现实因素的考量,也是引起部分中国学者强烈批判的原因。而部分中国学者用赤裸裸的政治话语去批判学术作品的做法,在他看来也显得不够明智。<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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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李鸿宾:拉铁摩尔与“新清史”为何会引起不同的反响?</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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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为什么拉铁摩尔会在当今的中国学界再度产生反响?为什么拉铁摩尔和“新清史”所造成的反响完全不一样?李鸿宾认为,拉铁摩尔的贡献不在于他研究了什么,而在于他通过研究形成了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路径。拉铁摩尔的重要意义在于,他突破了传统中国社会以自我为中心的认识范式。这种认识范式从春秋时期开始萌生,经司马迁的《史记》而得到奠定,并成为“二十四史”的标准写作方式。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建构的范式,基本上是以一个地区性的集团为核心,然后通过武装暴力革命或者强权政治向全国广大地区推进。这种建国方式和政治实践在秦始皇的手中得到新的深化,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形成了一种“大一统”的观念。在王朝国家向周边推进的过程中,如果周边地区能够与农耕经济相适应,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如果王朝国家要突破农耕经济的范围进入草原地区,相对而言就比较困难。<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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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导致中国人形成以自我为核心的框架系统,再经过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反过来又强化了王朝国家“大一统”的观念。王朝国家有着中心与边缘之分。“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边缘地区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在中原王朝的话语体系中,往往掩盖或抹杀了边缘地区的自主性,并支配着古代汉人的书写模式。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以后,边缘地区所形成的狭小空间又被进一步压缩。拉铁摩尔站在中国的外部进行观察,从边疆民族自身的主体性角度来看待中国社会,自然就与传统中国社会的思维模式发生碰撞和冲突,但这种思维范式的冲击却没有引起国人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焦虑。而“新清史”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触动了国人意识形态化的神经。<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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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宾看来,“大一统”问题进入到学术层面和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所产生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原本的学术问题一旦意识形态化之后,就上升为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又与国家、民族纠结在一起。中国人特别讲究民族与国家的“大一统”,而“新清史”恰恰对“大一统”进行了拆解,因此被部分国内学者视为“政治不正确”。相反,拉铁摩尔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拉氏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是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为什么部分学者对“新清史”尤为反感?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观念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从《春秋》的一字褒贬,到司马迁《史记》的道义批判,再到司马光《资治通鉴》完全以国家政治行为书写历史的建构,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与其说强调客观本身,不如说是通过客体来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任何人敢于触碰这根神经,都会引起国人强烈的反感。李鸿宾强调说,拉铁摩尔的研究促使我们更加关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元”的一面,但我们对统一国家中多元文化的强调,也与拉铁摩尔以及西方学术界的思路存在明显的差异。<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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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受到主办方允准,发言内容尚未经发言者审定,具体内容以主办方后续整理稿为准。其余学者发言内容要点与梳理,可参看后续即将刊发的侧记之二:《边疆议题、知识焦虑与中国方案》。)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8747650561620265452017-07-10T20:28:00.000-07:002017-07-10T20:28:47.546-07:00美国藏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作者:励轩,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特聘副研究员。<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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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二期(总第89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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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摘要:</b>在这篇论文中,作者绘制了一幅美国藏学历史和现状的全景图,并厘清美国藏学家的师承关系,揭示这一学科的发展脉络,同时分析美国藏学存在的问题,认为路径依赖的存在导致藏传佛教研究在藏学界独大的局面。进一步的,作者评估了美国藏学发展的未来趋势,指出藏传佛教研究的优势地位不会在短期改变。<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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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藏学即在美国使用藏语或通过与藏区当地人互动来从事与藏区有关问题的研究,包括藏区的历史、宗教、政治、语言、文学、艺术、民俗。谢继胜先生曾在2001年发表的《国际藏学研究新动向——第九届国际藏学讨论会论文综述》一文中提及数位参加该次会议的美国学者以及他们在会上发表的论文。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杜永彬博士2002年在《美国藏学研究现状评述》一文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美国藏学界2000年左右的状况。此后,杜博士在《美国藏学研究的发展和演变——以华盛顿大学的藏学研究为例》和《美国犹太人的西藏观和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两文中再次介绍了诸如梅尔文·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莱纳德·范德康(Leonard W. van der Kuijp)、艾略特·史伯嶺(Elliot Sperling)、罗伯特·巴奈特(Robert Barnett)等藏学学者。杜永彬博士的同事、来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所的索珍女士2006年发表了与杜博士第一篇论文主题相同的文章《美国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藏学研究人员现状及其分析》。尽管以上提到的论文都有助于读者了解美国藏学的状况,然而这些论文中的有些信息已经过时或有缺漏。因此笔者将在这篇论文中作一更为详细的介绍。由于部分藏学家集中在一个机构中,笔者将首先介绍这些机构和其所属学者。<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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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美国藏学的历史</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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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一些外交官早在20世纪初就已开始关注藏区,但藏学在美国成为一门学问则主要归功于最早一批来美国的藏传佛教僧人。1949年,特洛巴仁波切(Telopa Rinpoche)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邀请来美国教藏语,开启了美国藏学的序幕。<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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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巴仁波切并没有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留下声名卓著的学生,不过继他而来的几位藏传佛教僧人为美国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一位不得不提的藏传佛教僧人是格西阿旺旺杰(Geshe Ngawang Wangyal),来自卡尔梅克蒙古。格西阿旺旺杰的生平比较奇特。他原名李津·喜饶(Lidjiin Keerab),1901年出生在沙皇俄国西南的阿斯特拉罕省,6岁时即进入当地寺院出家,21岁时决心前往西藏学习,以便更好地将佛法传播给卡尔梅克蒙古人。喜饶在拉萨的寺院学习了近十年,取得了格西学位,然后以格西旺杰闻名。1933年、1934年之际,他尝试回卡尔梅克,但由于各种变故而中止了回国计划。随后他在北京、内蒙古等地谋生并学习英语。在短暂地访问英格兰之后,他回到西藏,决心在此度过余生。此后十来年,他在拉萨和印度的噶伦堡居住。1955年来到美国新泽西,在此度过接下来的28年。1960年开始致力于培养美国的藏学人才。1962年,有四位僧人到格西旺杰的佛学中心——美国藏传佛教寺院(Lamaist Buddhist Monastery of America, LBMA)学习英语,其中的格西伦珠索巴(Geshe Lhundup Sopa)日后成为了佛教学教授,开启了威斯康星大学的藏传佛教研究。这批僧人到来后,格西旺杰开始招收美国学生,教授藏文和藏传佛教,第一批学生为克里斯托弗·乔治(Christopher George)、杰弗里·霍普金斯(Jeffrey Hopkins)、罗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这些学生中,霍普金斯日后开启弗吉尼亚大学的藏学传统,而瑟曼开启哥伦比亚大学的藏学传统,这两所大学迄今还是美国藏传佛教研究最重要的阵地。格西旺杰1983年去世,他在美国藏学界的影响力因他培养的众多学生而经年不衰。<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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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西旺杰来美前三年,另一位格鲁派活佛、第二十四世当彩仁波切土登晋美诺布已抵美国。土登晋美诺布是十四世达赖的大哥,1922年出生于青海,27岁时即任塔尔寺寺主。青海解放后,他去拉萨,1950年流亡印度。在拉萨叛乱失败后,土登晋美诺布于1965年移居美国印第安纳布伦明顿,担任印第安纳大学的藏学教授,开始培养藏学人才。2008年,土登晋美诺布病逝于印第安纳。在担任藏学教授期间,他指导了白桂思(Christopher Beckwith)、史伯嶺(Elliot Sperling)等知名藏学家,使布伦明顿成为美国中部的藏学重镇。与格西旺杰这一系不同,土登晋美诺布在印第安纳大学所开创的藏学并不以佛教学为主,而是侧重古代西藏历史,这在白桂思和史伯嶺的著作中均有体现。<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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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西海岸,藏学倒是先于僧人们的到来而出现,这其中的关键人物是图兰·威利(Turrell V. Wylie)。威利1927年出生于科罗拉多州,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完成本科和取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专业是汉学,但读博期间对西藏发生兴趣,跑到罗马跟著名藏学家图齐(Giuseppe Tucci)学习。由于当时较少美国人对藏学感兴趣,威利迅速跃升为美国本土兼通藏文和语文学方法的知名藏学家。威利的学术成长经历反映了欧洲藏学的语文学传统对北美藏学的影响,这一影响因日后一些在欧洲获得博士学位的藏学家来美国高校教书而延续至今。1958年,威利凭论文《据〈世界广说〉所说的西藏地理》(The Geography of Tibet According to ’Dzam gling rgyas bshad)取得华盛顿大学汉学博士学位,然后留校任教。第二年,威利教授发表《藏文抄写标准系统》(A Standard System of Tibetan Transcription)一文,提出了日后藏学界广为使用的威利转写系统。同一年,拉萨发生叛乱,大批西藏高僧逃往印度,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出资帮助其中的一些来美国。作为美国仅有的本土藏学家,威利教授被洛克菲勒基金会锁定为带那些喇嘛来西雅图的人。借此机会,威利教授遍游北印度,找到了萨迦达钦喇嘛(Jigdal Dagchen Sakya)和德雄仁波切(Dezhung Rinpoche)等萨迦高僧,将他们邀请至美国从事藏学项目。这些萨迦喇嘛的加入大大加强了华盛顿大学的藏学力量,他们具备深厚的藏传佛教知识和藏文会话技巧,这正好是威利教授欠缺的。在萨迦喇嘛们的努力下,华盛顿大学涌现了如金·史密斯(E.Gene Smith)这样的藏学家,他后来创立世界闻名的藏学数据库———藏传佛教资源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 TBRC)。有意思的是,萨迦喇嘛们并不只培养了精通藏传佛教知识的藏学家,还帮助梅尔文·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这样的人类学家成为了藏学家,而他日后以数卷本《西藏现代史》闻名世界。威利教授在1984年患病去世,尽管他对华盛顿大学成为美国藏学重镇功不可没,但华盛顿大学并非只靠这一位藏学教授支撑。早在威利入职前,华裔汉族学者李方桂已在华盛顿大学任教,他也从事藏语言的研究工作。在威利之后,又有从欧洲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汝艾格(David Seyfort Ruegg)等人的加盟。美、藏、汉三方面学者的共同努力,成就了华盛顿大学藏学重镇的盛名。不过随着威利等前辈学者或去世或转任,以及他们学生的相继离开,华盛顿大学的藏学逐渐衰落,而校方无意继续拨款更是给藏学存续带来致命打击。<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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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西旺杰、土登晋美诺布、图兰·威利与同事及萨迦喇嘛们分别在美国东部、中部、西部开创了藏学传统,他们的不少学生及再传弟子毕业后,在美国各高校找到教职,形成今日美国藏学界学术力量的分布格局。<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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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美国藏学的现状</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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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厘清了美国藏学的历史起源,就很容易理解今日美国藏学力量的分布。格西旺杰的两位学生杰弗里·霍普金斯和罗伯特·瑟曼分别到弗吉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执教,使这两所大学成为美国东海岸藏传佛教研究的重镇。土登晋美诺布在印第安纳大学开创的藏学传统,被白桂思和史伯嶺延续着。华盛顿大学最早的一批藏学家和萨迦喇嘛们的学生梅尔文·戈尔斯坦博士毕业后则到了俄亥俄州的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执教,这里后来成为比肩印第安纳大学的美国中部藏学重镇。欧洲藏学传统对美国藏学的影响也很强大。范德康(Leonard W. van der Kuijp)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在华盛顿大学短暂工作,后于1995年加盟哈佛大学,他后来和毕业自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珍妮特·嘉措(Janet Gyatso)共同构成哈佛大学藏学力量的中坚。范德康的学生格雷·托特(Gray Tuttle)在博士毕业后加入哥伦比亚大学,帮助哥大形成了除佛教学研究之外的现代西藏研究传统。目前在美国的绝大多数藏学家论及他们的学术传承,几乎都不出以上几所名校。下面我将着重介绍这几所名校的藏学机构和藏学家,然后再介绍分散在美国其他高校的藏学家。<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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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藏学机构中最有声誉的当属弗吉尼亚大学西藏中心(The UVA Tibet Center)。这个中心是美国藏学家最密集的研究机构。20世纪60年代,由于国会图书馆新德里分部主管金·史密斯的先见之明和南亚目录学家理查德·马丁(Richard Martin)的帮助,弗吉尼亚大学成为公共法案480项目(Public Law 480 program)的受惠者,这个法案允许美国研究机构从印度获得藏文图书资料以换取美国政府减免印度的欠债。此后,该校阿尔德曼图书馆(Alderman Library)藏文文本收藏稳步增长,成为1973年吸引格西旺杰的学生杰弗里·霍普金斯来到弗吉尼亚大学的原因之一。此后,弗吉尼亚大学的佛教学和藏学项目建立。在接下来的30年,霍普金斯教授和他的学生们以这些藏文文献为基础写出他们的论文,从而让非专业学者能够依靠他们的翻译来了解这些文献。在霍普金斯教授的努力下,弗吉尼亚大学的藏学研究稳步前进,并且又吸引了数位藏学家加入。特别是1992年藏学家大卫·杰玛诺(David Germano)受聘于弗吉尼亚大学,将原先的语文学传统扩展到了文学、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杰玛诺教授加盟后,越来越多的藏学研究生开始学习汉语,并去中国藏区做田野调查而非局限于印度和尼泊尔。在霍普金斯教授和杰玛诺教授的努力下,弗吉尼亚大学藏学委员会(Committee for Tibetan Studies)在1998 年成立。杰玛诺教授还和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弗吉尼亚大学人文高等技术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Technology in the Humanities) 一起建立了西藏和喜马拉雅图书馆(Tibetanand Himalayan Library),这个图书馆现已成为世界著名的藏学领域数码化图书馆。2008年,弗吉尼亚大学的藏学家们组建西藏中心。<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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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弗吉尼亚大学藏学项目的开创者,杰弗里·霍普金斯教授已处于荣休状态。他同时也是弗吉尼亚大学佛教学项目的创始人,还曾做过12年的南亚研究中心主管。霍普金斯教授1963年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专业为英国语言文学,1973年博士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他的兴趣在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和觉囊派方面,主要从事蒙藏学者所写藏文文本的分析性阐述、注释、翻译以及藏族学者口头演讲和藏语材料的编辑翻译。霍普金斯的近著有《密教技术》、《真实的心:连接他者的佛教修行》。<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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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罗伯特·瑟曼一样,霍普金斯也拥有不少学生,除了名气最大的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教授唐纳德·洛佩兹(后面会专门讲他),尚有数位杰出的藏传佛教学者。1991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乔治·德雷伊弗斯(George Dreyfus)现在是威廉姆斯学院宗教系教授(Jackson Professor of Religion)。他曾在1985年获得西藏寺庙教育体系中的拉然巴格西学位(Geshe Lharampa),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思维哲学、认知过程研究,意识理论、印度佛教哲学、宗教和现代性研究,作品有《自我和主观性:中间道路》。200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布莱恩·古艾瓦斯(Bryan J. Cuevas) 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宗教系约翰·F·普利斯特宗教学教授(John F. Priest Professor of Religion)。古艾瓦斯的专长在藏传佛教,喜马拉雅宗教,西藏历史、语言和文化方面,目前专注于西藏历史和历史编撰学、死亡社会史和与死亡相关的修行、大众佛教、中世纪西藏社会的宗教权力政治这些方面的研究,著有《阴间的旅行:西藏佛教对死亡和来世的大众叙述》。<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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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中心的现任主管是大卫·杰玛诺,他还任宗教系藏学和佛教学教授。他1984年本科毕业于圣母大学,1992年博士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杰玛诺教授的兴趣在藏传佛教宁玛派和苯教传承,密教传统,公元8世纪至15世纪的佛教哲学和修行,西藏历史和文学,当代西藏的宗教、教育和技术、数码人文领域等。他的作品有《大圆满法在密教秘史中的缺席和建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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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霍普金斯和杰玛诺外,西藏中心尚有四位教授,其中凯伦·莱恩(Karen Lang)和柯蒂斯·薛富尔(Kurtis Schaeffer)均是宗教系教授。莱恩教授在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还兼任弗吉尼亚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管。她主要的研究和翻译兴趣是公元7 世纪佛教哲学家月称的作品,译作有《四幻想:月称对菩萨道行者的建议》,近作有《奎师那沿岸大乘佛教的两个发展》。薛富尔1995 年在华盛顿大学获得佛教学硕士学位,200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西藏和南亚宗教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是印度、尼泊尔、中国特别是西藏地区的宗教史。薛富尔教授目前从事达赖喇嘛史和西藏传记史的研究,近著有《西藏的书文化》。尼古拉斯·特纳多(Nicolas Tournadre)是法国巴黎第八大学语言系副教授。作为一位知名的语言学家,他与桑杰多吉(Sangda Dorje)合作编写了《标准藏语教材》(Manual of Standard Tibetan)———英语世界最为流行的藏语教材。特纳多目前在弗吉尼亚大学教藏语,同时也是西藏和喜马拉雅图书馆的重要建设者之一。布莱德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作为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他关心的议题也会涉及西藏。<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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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中心另有其他三位教员和管理人员:莱斯利·布莱克哈尔(Leslie J. Blackhall)、才旦琼珠(Tsetan Chonjore)、史蒂芬·温伯格(Steven Weinberger)。布莱克哈尔是一位医生,她研究垂死病人的护理,也写过一些关于藏医药的文章。才旦琼珠是弗吉尼亚大学的藏语讲师,1978 年在印度圣约瑟夫学院(St. Joseph’s College)获得学士学位,目前担任东亚语言、文学、文化系藏语主管。温伯格是宗教学系的研究助理,同时也是西藏和喜马拉雅图书馆的管理员。<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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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霍普金斯和杰玛诺两代人的努力,弗吉尼亚大学事实上已取代华盛顿大学,成为美国最大的藏学重镇。杰玛诺联合各路人才推进藏学的数码化,大大便利了其他藏学家的学习和研究。西藏中心在建的访问学者项目也让弗吉尼亚大学成为藏学信息汇聚的主要场所。有意思的是,杰玛诺虽然试图拓展弗吉尼亚大学涉藏研究的议题,不过从西藏中心的教员分布情况来看,藏传佛教的研究还是主流,而这种局面恐怕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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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西旺杰的另一位学生罗伯特·瑟曼早年出家成为一名藏传佛教僧人,后还俗。197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梵文和印度学博士学位,先是在阿默斯特学院担任宗教学教授,后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目前是该系宗喀巴印藏佛教学教授(Jey Tsong khapa Professor of Ind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代表学术作品有《五次第明灯》。<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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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曼在醉心自己的学术外,还培养了很多藏传佛教研究者,其中博士毕业者至少有19人。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赛琳尼特·杨(Serinity Young)现在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分部的研究员,兼任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古典、中东和亚洲语言文化系助理教授。杨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从事西藏手工艺品和肖像艺术研究,作品有《妓女和密教明妃:佛教叙述、仪轨和肖像艺术中的性行为》。1993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保尔·奈特普斯基(Paul Nietupski)是约翰·卡罗尔大学(John Carroll University)神学和宗教学系教授,他的兴趣在内亚历史、宗教、文化以及中世纪印度佛教及其向西藏与东南亚的传播方面,作品有《拉卜楞寺:内亚边疆的藏传佛教社会,1709-1958》。1999年获得宗教学博士学位的克里斯·怀德迈尔(Christian K. Wedemeyer)是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宗教史副教授,兼任南亚语言文明系副教授。怀德迈尔的兴趣在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宗教和文化的现代学术史、佛教历史、文本和仪轨问题方面,作品有《说通密教:历史、记号学和对印度传统的违背》。2001 年获得宗教史和佛教学博士学位的大卫·格雷(David Gray)现在是加州圣塔克拉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宗教研究系副教授。他研究南亚密教及其在西藏和东亚的传播,作品有《胜乐金刚:研究和注释翻译》。<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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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曼的存在让哥大成为美国藏传佛教研究的一个中心,不过这并等于哥大的藏学只有藏传佛教学。关注西藏议题的英国公共知识分子罗伯特·巴奈特(Robert Barnett)1998年加盟哥大,促成了现代藏学项目(Modern Tibetan Studies Program)的诞生,这是西方第一个致力于教授现代西藏社会、历史、文化和经济的项目,得到了亨利·鲁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的资助。巴奈特在加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是一位活跃的记者,其兴趣在中国民族问题方面。现代西藏研究项目的另一位教员是范德康的学生格雷·托特,他2002年从哈佛大学取得内亚史博士学位后加入哥大,目前是东亚语言文化系蕾拉·哈德勒·鲁斯现代藏学教授(Leila Hadley Luce Professor of Modern Tibetan Studies)。托特研究20世纪的汉藏关系史以及西藏和清帝国的关系,其代表作是《现代中国诞生中的藏传佛教徒》。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波教授已将之译成中文。现代西藏研究项目的其他两位成员还包括劳拉·哈特利(Lauran Hartley)和索南次仁(Sonam Tsering)。哈特利从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取得藏学方向的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哥大藏学图书管理员,索南次仁则是现代藏语讲师。在人才养成方面,2012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系博士毕业的班诺·维纳(Benno Weiner)便受惠于此项目,他现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历史学系担任助理教授,研究现代西藏历史。<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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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海岸第三所重要的藏学机构是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Inner Asia and Altaic Studies, 简称IAAS)。该委员会成立于1972年,旨在推动与整合内亚和阿尔泰地区文化和历史的教学和研究。范德康和珍妮特·嘉措的陆续加盟,促成内亚和阿尔泰委员会将研究触角伸向藏区。范德康1983年凭博士论文《公元11世纪到15世纪藏传佛教认识论的发展》拿到德国汉堡大学博士学位,在华盛顿大学短暂任教后,于1995年加盟哈佛,现在是南亚研究系藏学和喜马拉雅研究教授,同时也担任东亚语言和文明系教授,还兼任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主席,他的主要兴趣在藏传佛教以及13世纪至15世纪西藏的历史、文化和文明方面。珍妮特·嘉措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高等教育,1972 年获得宗教学学士学位,1974年获得梵文硕士学位,1981 年获得佛教学博士学位。在加入哈佛大学之前,在阿默斯特学院宗教系任教,目前是哈佛大学神学院赫尔歇佛教学教授(Hershey Professor of Buddhist Studies)。她的专长在佛教学方面,特别专注于西藏和南亚文化与思想史,作品有《西藏的鬼怪:一个西藏幻想家的秘密自传》,《辨识西藏现代性:契机、方法和设想》。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只是学术项目,并无专职语言讲师,进入这个项目的学生可以通过选修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的藏语课程来完成自己语言技能的积累。<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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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德康和珍妮特·嘉措均培养了不少学生,范德康作为主要导师指导了18 位博士研究生,珍妮特·嘉措则有8位。他们之中有些已在高校谋得不错的教职,比如范德康的学生、哥伦比亚大学的格雷·托特和弗吉尼亚大学的柯蒂斯·薛富尔。而目前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宗教学系担任助理教授的郝莉·伽蕾(Holly Gayley)是珍妮特·嘉措指导的学生。伽蕾2009年在哈佛大学获得藏学和喜马拉雅研究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是西藏的宗教、宗教现代性、佛教圣徒传,近作有《吃猴脑:藏传佛教徒素食主义观点中对中国宴会的异化》。<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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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中部,印第安纳大学和凯斯西储大学引领着涉藏议题的研究。印第安纳大学的藏学教席设于中央欧亚研究系(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简称DCES)。该系前身是1943年成立的旨在为美国军方培训中央欧亚语言人才的项目。从1956年到1965年,这个项目被正式整合为乌拉尔和阿尔泰研究项目。<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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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中亚研究专家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1962年来到印第安纳大学,并在1965年创立了乌拉尔和阿尔泰研究系。在塞诺教授的带领下,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和阿尔泰研究系成为世界最杰出的中央欧亚研究机构之一。1993年,在克里斯托夫·白桂思(Christopher Beckwith)教授担任系主任时,该系改名为中央欧亚研究系。2008年土登晋美诺布去世后,该系还剩两位藏学家:史伯嶺和白桂思。史伯嶺1973年本科毕业于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1983 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取得中央欧亚研究博士学位,后长期在中央欧亚研究系任教,目前处于荣休状态。史伯嶺的专长在明代西藏历史和汉藏关系方面,著有《瞿昙寺的历史和它跟明朝朝廷的关系》。他也对现代西藏事务有很大兴趣,经常在媒体或网络上就西藏事务发表看法,著有政策研究报告《西藏—中国冲突:历史和问题》。兴趣广泛且高产的藏学家白桂思1968年本科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1977年在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和阿尔泰研究系取得内亚研究博士学位,是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兴趣在学术和科学方法史、早期中亚史、中央欧亚和东亚人类文化语言学史、历史语言学(主要是印欧语、藏缅语、汉语、日本—高句丽语、突厥语)、理论音韵学、类型语言学、计算语言学方面,著作有《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其近著有《修道院中的勇士:中世纪科学的中亚起源》,《丝绸之路帝国:自青铜时代迄今的中央欧亚史》。中央欧亚研究系提供从初级到高级的藏语课程,讲师由根敦饶萨(Gedun Rabsal)担任,白桂思负责教授古藏文。白桂思的学生杰弗·切尔兹(Geoff Childs)1998年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得人类学和中央欧亚研究藏学方向双博士学位,现在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他的兴趣在人口统计学、老龄化和现代化、应用人类学和发展、历史人口统计学方面,作品有《藏人转型:从历史和当代视角看生殖、计划生育和人口统计变化》。史伯嶺的硕士研究生杜凯鹤(Karl Debreczeny)毕业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艺术史博士学位,现在是纽约鲁宾艺术馆(Rubin Museum of Art)馆长(Curator),作品有《古怪的黑帽:第十世噶玛巴的艺术视野》。<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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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部的第二个藏学基地由从华盛顿大学毕业的博士梅尔文·戈尔斯坦在1987年建立,这个名为西藏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Research on Tibet)的虚体机构只有三位成员,戈尔斯坦和人类学家辛西娅·柏尔(Cynthia M. Beall)是中心的联合主管,旨在研究西藏的历史、社会、语言、生态以理解传统西藏及其变化的方式。戈尔斯坦本人1959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1968年在华盛顿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长期在凯斯西储大学人类学系工作,任约翰·莱诺德·哈克尼斯人类学教授(John Reynolds Harkness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主要兴趣在家庭和婚姻、跨文化和全球老龄化、人口研究、文化生态和经济发展方面。戈尔斯坦出身于人类学,但他的巨大声望主要来自历史研究,他的四卷本《西藏现代史》奠定了他在现代西藏研究方面的地位。戈尔斯坦之特殊,在于他是极少数能够自由游走于中国藏区、境外藏区的藏学家,这给了他在学术研究上对各方态度和观点进行充分调查和了解的机会。除了学术著作,戈尔斯坦还编撰了《现代藏语藏英词典》,并且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做了大量口述史工作,为现代西藏研究保存了珍贵史料。戈尔斯坦因其贡献,在2009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戈尔斯坦的同事辛西娅·柏尔是人类学系的杰出教授,1970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学学士学位,1976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研究人类特别是安第斯、西藏和东非高原的居民如何适应高海拔缺氧环境。柏尔也是一位声望卓著的学者,1996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西藏研究中心的第三位职员是藏族人次旺南杰雪林(Tsewang Namgyai Shelling)。他在1954年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后来在印度大吉岭的圣约瑟夫学院学习了两年英文。次旺南杰雪林先生是藏语和西藏历史专家,通藏、汉、英三语,曾在1994年至1997年担任西藏研究中心藏英词典项目的编辑,他还曾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翻译成藏文。<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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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美国中部的藏学重镇并不是只有印第安纳大学和凯斯西储大学两家。喇嘛格西伦珠索巴在格西旺杰的佛学中心学习数年英语后,于1967年接受威斯康星大学佛教学教授理查德·罗宾森(Richard Robinson)的邀请,加入后者创建的佛教研究项目(Buddhist Studies Program),从而开启了威斯康星大学的藏学传统。格西伦珠索巴在威斯康星大学长期担任教授,帮助培养了一批知名的藏传佛教研究者。弗吉尼亚大学藏学项目的建立者杰弗里·霍普金斯1973年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宗教学博士学位,也曾受教于格西伦珠索巴。弗吉尼亚大学西藏中心现任主管大卫·杰玛诺也是格西伦珠索巴指导过的学生。格西伦珠索巴还有数位亲自指导的学生目前在其他高校任教,1987年获得佛教学博士学位的乔什·伊戈纳西欧·卡白宗(José Ignacio Cabezón) 现在是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宗教学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藏传佛教和文化研究教授。卡白宗的兴趣是用理论范式和解释学而非传统语文学来理解藏传佛教,著作有《佛教和语言:印藏经院哲学研究》。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约翰·马克兰斯基(John J. Makransky)现在是波士顿学院神学系佛教和比较神学副教授,兴趣在印藏佛教方面,著有《爱中觉醒:开启深层良善的佛教指南》。格西伦珠索巴2007年从威斯康星大学退休,2014年去世。目前尚有一位主要从事印度佛教研究的教授古竹·布赫楠迈(Gudrun Bühnemann)在从事藏传佛教研究,她1980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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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第安纳以北的密歇根州,霍普金斯的学生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Lopez)开创了那里的藏学传统。1982年在弗吉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洛佩兹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亚洲语言和文化系获得终生教职,目前是A.E.林克杰出佛教学教授(A.E. Link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Buddhist Studies)。他主要研究印度大乘佛教和藏传佛教、欧洲人与佛教的遭遇,亦从事佛经翻译工作,作品有《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西藏死亡书:一个传记》。在洛佩兹的影响下,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藏学也风生水起,人才辈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及南亚和东南亚研究系双聘副教授雅各布·达尔顿(Jacob P. Dalton)便是洛佩兹指导过的学生。达尔顿2002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佛教学博士学位。在加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曾在耶鲁大学任教,他也在大不列颠图书馆作为研究员参与过国际敦煌项目。达尔顿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藏传佛教,作品有《驯服魔鬼:藏传佛教中的暴力和解放》,《超越匿名:对敦煌手稿的古文书学分析》。另外,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人类学系副教授卡萝尔·麦格拉罕(Carole Mc Granahan)也是从密歇根大学毕业的,2001年获得人类学及历史学博士学位。麦格拉罕的兴趣在当代西藏方面,特别关注如下议题:殖民主义和帝国、历史和记忆、难民和公民身份、民族主义、归属感、性别、战争等,著有《遭俘获的历史:西藏、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被遗忘战争的回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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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高校藏学家的学术源流来看,藏传佛教神职人员及欧陆语文学家对他们的影响巨大,以至现在拥有正式教职的藏学家绝大多数都是他们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藏学界被他们所垄断。除了上文所提到的罗伯特·巴奈特,美国还有一些藏学家并没有明确的学术传承谱系,他们或者是在博士毕业后才对西藏发生兴趣,或者是本身对西藏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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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系副教授派翠希娅·博格(Patricia Berger)为例。她1969年在康乃尔大学获得绘画学士学位,1980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最早的研究兴趣在汉地艺术史方面,博士论文也与此有关,但后来的研究兴趣逐渐扩展到西藏艺术,其代表作品有《空性帝国:清代中国的佛教艺术和政治权威》輥輯訛。博格在对西藏发生兴趣后,还培养了两位在美国高校取得教职的藏学家,她们都是2011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博士。其中,周文欣(Wen-Shing Chou)现在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艺术系的艺术史教授,她的兴趣在早期现代世界的视觉交流、视觉与表述的关系等方面。周文欣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五台山在藏传佛教传统中的视觉地貌。南希·林(Nancy G. Lin) 现在是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宗教学系的助理教授。林在2000 年获得哈佛大学政府学学士学位,200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地区研究藏学方向硕士学位,学术专长为藏传佛教,专注于早期现代的藏传佛教文化史研究,博士论文为《改编佛陀故事:17 世纪至18 世纪西藏如意树文化史》。<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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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谭·戈伦夫(A. Tomasz Grunfeld)为例。他现在是纽约州立大学帝国学院(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Empire State College)的杰出教学教授。他早年在纽约州立大学欧德韦斯特伯里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Old Westbury)获得学士学位,后分别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及纽约大学获得远东研究硕士学位和现代中国史博士学位。谭·戈伦夫早年的兴趣是比较正统的东亚历史,不过后来他写了《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没有用藏文史料,却用了大量汉文史料,可见其传统中国史学者的底色。作为区域研究的藏学,师承关系其实对人才之养成并非必需。如果一位学者在高校中获得社会科学方法的训练,又学会了藏语,可以去藏地做田野,同样有机会成为藏学家。以下几位就是这一路数:<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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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饶杰(Tashi Rabgey)在多伦多大学获得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士学位,后又分别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和国际法法律硕士学位,最后于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专业是政治和法律人类学。博士毕业后,扎西饶杰在弗吉尼亚大学东亚中心任职,是弗吉尼亚大学西藏中心的联合主管。现在,她是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国际事务研究教授。扎西饶杰的专长在国际法理论和领土政治、中国的立宪制度和民族法律、西藏的公共政策和治理、汉藏关系方面。她现在专注于最近中国民族法律和政策的发展之研究。她的博士论文为《中国的幽灵:后民主化台湾的西藏法律承认和主权政治》。<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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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婷(Emily T. Yeh)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地理系副教授。她1993年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1995年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硕士学位及技术和政策项目硕士学位,200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方向为能源和资源团体。叶婷教授的兴趣在自然—社会关系中的权力、政治经济、文化政治问题方面,她的主要田野调查地点是西藏。她也对流亡藏人的种族和认同政治感兴趣,其代表作有《驯服西藏:地面变迁和中国发展的馈赠》。<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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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希·列维尼(Nancy E. Levine)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教授。她1978年在罗切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列维尼教授的兴趣在亲缘关系和家庭经济、人口统计学、社会变化、性别、西藏和中亚方面。其作品有《一妻多夫的机制》。<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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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斯·鲍尔(Kenneth Bauer)是弗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社区发展和应用经济系助理教授。他1992年在布朗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1999 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牧场生态学硕士学位,2007年在牛津大学获得发展研究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为《中央西藏牧民们的土地使用、共同财产和发展(1884-2004)》。<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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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量上看,藏学并不能吸引足够多的美国社会科学家投入进来,以上四位只是整个美国藏学家群体的点缀。<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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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藏学传统中的路径依赖</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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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出于深入了解全球各地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的需要,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大力支持区域研究的发展。中国藏区作为亚洲地缘政治的重要组成区域,理所当然地应该是美国区域研究不可忽视的地方。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的藏学到目前为止也并不是以研究藏区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为主,而是藏传佛教研究独大。目前本文中仍活跃在美国藏学界的藏学家共有39 位,其中从事包括藏传佛教思想、文本和艺术研究的学者有23位,已占一半以上。这与美国的新疆研究区别极大。在目前美国高校就职的11位新疆研究者中,绝大多数人的专业是历史学和人类学,无一人从事伊斯兰教文本和艺术研究。<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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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藏学界这种局面之形成当然与社会对藏传佛教的兴趣日增有关系。沈卫荣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密教成为“美国文化反动、性解放和性革命的一种精神上、政治上的表明合法性的工具”。由于密教传统在印度本土已经丧失,而在藏传佛教中还有所存留,于是很多人就将目光投向后者。当然,性并不是藏传佛教越来越受美国社会欢迎的唯一理由,作为一种宗教,我认识的一些美国人也因其思想深邃而沉浸其中。无论是出于何种理由,藏传佛教几十年来确确实实在美国社会有不可被忽视的存在。在2009年放映的好莱坞灾难大片《2012》中,老喇嘛在喜马拉雅山以镇定平和的心态面对大洪水的到来,仿佛暗示着藏传佛教是末日世界的最佳宗教。在大热美剧《纸牌屋》2015年播出的第三季中,又出现藏传佛教僧人制作坛城沙画的场景,预示主人公费尽心机构筑的权力城堡会像这坛城一样顷刻消逝。娱乐圈对藏传佛教的偏爱,显示出它对美国社会无形而强大的影响力。<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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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影响力巨大,并不意味着对中国藏区现实问题的研究就没有市场需求。恰恰相反,历史上,美国政府极为关切中国藏区现实问题的发展。美国藏学的主要开创者格西旺杰和土登晋美诺布20世纪50年代都曾受雇于中央情报局,从事分裂西藏的政治活动。甚至直到现在,涉藏的现实问题依然是美国各大媒体十分关注的话题。可这些市场需求并没有让针对中国藏区现实的研究成为可与藏传佛教研究相抗衡的领域,所以,藏传佛教研究在美国藏学中的独大应是另有缘由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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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门学科(Discipline)或领域(Field)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最重要的规律是,后辈学者会受到学科或领域开创者当初所设框架的影响。美国藏学目前之所以藏传佛教研究独大,也与这样的路径依赖有关。当年美国藏学的主要开拓者格西旺杰、威利、德雄仁波切、土登晋美诺布要么自己就是喇嘛、活佛,要么自己就是佛教研究者。这其中,格西旺杰培养的学生及再传弟子最多,他本人虽未曾在大学中获得教授职位,但他的两位得意门生瑟曼和霍普金斯分别在哈佛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名校的宗教学系执教。而一旦一位学生进入宗教系读博士,那么他(她)势必要研究宗教,又因为所选的主要导师是藏传佛教专家,也表明学生本身对藏传佛教研究有强烈兴趣。因此,我们可以发现,瑟曼和霍普金斯所有的博士生都是研究藏传佛教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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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路径依赖在华盛顿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比较弱。威利和土登晋美诺布分别在东亚系和中央欧亚研究系(前身为乌拉尔和阿尔泰研究系),这两个系是区域研究项目,录取的博士生只要从事与主要导师领域相关的研究就可以,一般在学科方法上并不作限制。以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为例,博士研究生进入该项目后,选择藏区为自己的区域方向,再从包括历史学系、人类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宗教学系、语言学系等系中任选一个系修至少12学分的课程。因此之故,中央欧亚研究系培养出来的藏学家既有从事历史研究的,也有从事人类学研究的,还有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不过这些区域研究中的师承因素还是影响了学生的学术发展选择。在哈佛大学的区域研究项目——内亚和阿尔泰研究委员会,以范德康为主要导师的学生,无一例外会以藏学为自己的专业。<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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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涉藏研究中的路径依赖,关键还在于更多其他学科(Disciplines)的人加入到研究队伍中。以人类学为例,一位受过学科训练的博士生,只要同时掌握了藏语或汉语,那么他(她)就较少需要甚至不需要学术师承,可以自行完成文献积累以及去藏区作调研,从而把自己培养成一位合格的藏学家,正如扎西饶杰和南希·列维尼都属于师承关系并不明显的藏学家。<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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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美国藏学发展的未来</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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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研究尽管在美国藏学中的独尊地位正在被逐步削弱,但要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打破它的独大地位还是非常困难的。目前美国藏学教席的总量是有限的,绝大部分藏学教席事实上又是宗教学教席,这些教席的教授退休之后,即使要聘用藏学家接任,也只可能从从事藏传佛教研究者中选出。另外,在区域研究领域,美国藏学教席总量的扩大面临着比较严重的障碍。由于藏学属于边缘学科,数量庞大的教学型大学事实上对藏学家需求极小。如果教学型大学的东亚系招聘时有两个候选人,一个作传统中国学研究,另一个研究藏学,在同等条件下,作传统中国学研究的候选人会更符合它的教学需求。而在大多数研究型大学,区域研究的经费事实上越来越紧张,新增一个藏学教席得到校方支持的可能性往往比较小。少数经费充足的研究型大学,如哈佛大学、哥大,能维持已有的藏学教席已属不错,更别说扩张。毕竟,藏学家很难向校方证明研究西藏要比研究整个大中华区或日、韩在学术上更有价值。<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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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藏学界来说,他们需要面临的更大挑战来自本身学科的敏感性。由于涉藏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自美国的学者往往不那么容易进入西藏自治区。即便可以进入四省藏区,搜集关于现当代涉藏问题的资料也并不容易,这导致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不愿意碰触现当代涉藏议题。如此一来,就大大降低了从社会科学中产生藏学家的几率。这种学科本身的敏感性,也帮助藏传佛教研究维持在藏学中的独大地位,毕竟很少有人会把佛教文本研究跟政治挂钩。<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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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或现当代涉藏历史研究就没有任何发展的前途,部分学者还是可以通过有限的方式规避风险的。笔者认识的一位人类学家就通过从事流亡藏人研究避开了政治敏感性问题。她曾经告诉我,她不会去从事中国藏区的研究,这样就可以避免自己的学术生涯因为不可预测的事情而受到打击。还有一些学者如戈尔斯坦,具有非凡的社交技能,他可以自由行走在美国、中国藏区和流亡藏人社区,搜集他所需要的材料。但戈尔斯坦毕竟属于个例,对于大多数想要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来说,把自己的关注点往前推移是明智的选择。<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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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受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藏传佛教研究的独大地位在未来十几年并不会改变。紧随藏传佛教研究之后的则是较少受政治敏感性波及的历史学和人类学。不过由于进入西藏自治区难度相对较大,人类学家以及部分历史学家应会较多地关注流亡藏人社会及四省藏区。<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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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结论</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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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的许多区域研究一样,美国藏学之兴起很大程度上获益于外部智力资源,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美国的喇嘛和活佛。这些开拓者把自己的语言和宗教知识传授给美国学者,使得美国的藏学迅速完成本土化。不过这种知识的传授也带来的一种路径依赖,这些僧侣的美国学生和再传学生绝大部分继续从事宗教学,使得藏传佛教研究在美国藏学中处于独大的地位。区域研究系所培养出来的藏学家因其关注点的多元,固然有助于打破藏传佛教研究的独大地位,可惜区域研究因在学术市场的弱势,并不足以完全消解这一独大地位。现当代涉藏议题的敏感性又让众多社会科学家望而却步。故而未来十几年,藏传佛教研究想必依旧会在美国藏学中处于独大地位。<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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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来说,正在推进中的“一带一路”倡议使得区域研究成为必需和急需,而美国的藏学发展史恰恰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如何更好地开展中国的区域研究。由于区域研究传统上并不是一个受到重视的研究领域,国内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真正从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研究的区域专家并不多。美国的经验则告诉我们,即使本国人才匮乏,也是可以发展区域研究的,只要引入外来的智力资源建设本国的人才库就行。以中亚研究为例,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完全可以从中亚五国、阿富汗聘用优秀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来任职,借助这些本地专家的专长,培养中国自己的中亚区域研究人才。如此一来,中国可以迅速完成对中亚地区的常识性积累,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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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51992258565734445082017-07-10T20:14:00.000-07:002017-07-10T20:14:23.501-07:00民國的漢藏佛教與現代國家作者:勵軒<br />
原文发表于《读书》2016年第5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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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在與內地疏離了近四十年之後,西藏重新成為現代中國的一部分。為什麼西藏僧俗精英會願意接受這種命運?這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滕華睿(Gray Tuttle)博士在《建構現代中國的藏傳佛教徒》(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一書要探討的主題。該書二〇〇五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香港大學出版社則在二〇一二年出版了陳波博士漢文譯本。滕華睿認為,民國時期部分漢藏僧俗精英對佛教文化的共同認同和積極倡導,是讓之後西藏願意重新擁抱中華國家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佛教造就了現代中國。<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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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章,滕華睿回顧了藏傳佛教徒作為連結清帝國和西藏中介的傳統。清朝征服西藏後,由當地僧俗精英實施統治權,而帝國的滿洲和蒙古精英則只負責與這些僧俗精英進行合作,進而維持對西藏的控制。在這一合作體系中,藏傳佛教徒充當了中介的角色。清代早期,達賴喇嘛通過派駐北京和五台山的僧人代表和朝廷進行聯繫。而隨著帝國對青海的征服,來自那裡的喇嘛就成了皇帝與西藏方面溝通的使者。有清一代,朝廷讓管理宮禁事務的內務府負責藏傳佛教徒事務,凸顯了藏傳佛教徒事務在帝國行政系統中的特殊地位。同時,朝廷嚴格限制漢人介入涉藏事務,不僅在涉藏事務的主要官員任命上幾乎排除了漢人,也不鼓勵涉藏漢文文獻創作,這導致清帝國解體前內地漢人對西藏了解極少。滕華睿認為清帝國區隔漢人和滿、蒙、藏、回等內陸亞洲諸族乃是為了避免帝國因整體漢化而衰落。<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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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俄國和英國商業利益在西藏的擴張引起了帝國精英的極度擔憂,進而改變了清帝國和西藏之間的關係。在第二章,滕華睿敘述了帝國精英如何試圖將西藏拉入民族—國家的結構中。由於清帝國晚期各地叛亂頻發,平叛主力——漢人精英的力量隨之在整個帝國範圍內得到提升,他們現在可以染指之前遭到禁入的內陸亞洲事務。就西藏而言,帝國第一次允許一位漢人——張蔭棠擔任了駐藏幫辦大臣。面對俄、英的威脅,張的應對策略是民族主義,即削弱西藏的自治地位,將之整合進中華民族—國家的結構中。張的策略被漢軍旗人趙爾巽、趙爾豐兄弟繼承,他們在康藏一帶強力推行整合計劃。帝國的民族主義策略引起藏人的極大抵抗,他們趁辛亥革命爆發趕走駐藏官兵從而獲得了事實上的獨立(de facto Independence)。一旦達賴喇嘛的政府獲得事實上的獨立,西藏統治精英就跟之前的漢人一樣對內實施集權化的民族主義策略。這讓原來享受自治地位的部分寺院精英難以忍受,其中包括了九世班禪喇嘛和諾那呼圖克圖,他們最終選擇流亡內地。當然,滿洲精英在辛亥革命前就已經意識到帝國的統治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他們設計出一套「五族大同」話語以圖挽救危亡,中心思想是:合滿、蒙、漢、藏、回為一個公民體。這套話語雖然沒有挽救清帝國,但漢人繼承者卻接受下來,希冀保有帝國疆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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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因為民國政府缺乏必要的軍事力量,所以僅憑「五族共和」之類的話語斷難恢復西藏等清帝國疆土。滕華睿指出,幸運的是,當軍事和意識形態力量都顯乏力的同時,漢人開始改變對藏傳佛教的敵視態度,而這反過來將在日後增進西藏對漢地的好感。在第三章,滕華睿描述了現代漢傳佛教徒是如何變得願意接受藏傳佛教徒的。這一轉變的關鍵人物是晚清俗家居士楊文會,作為外交官,他在與海外佛學研究者的接觸和交流中意識到,其他佛教系統與漢傳佛教一樣,也具有很大的正面價值,而且這些佛教系統典藏中有許多漢傳佛教中沒有的文本。楊文會的思想通過他的學生太虛法師深刻影響了當時的漢傳佛教徒。太虛法師通過創辦佛學院鼓勵學生去了解藏傳佛教。就在部分漢傳佛教徒試圖了解藏傳佛教時,在內地的藏傳佛教徒也在展現自己的魅力。七世章嘉呼圖克圖說服了袁世凱放棄沒收內地佛教寺院財產,蒙古族喇嘛白普仁和藏族喇嘛多傑覺拔通過一系列消災和護國密宗法會引起了漢人的興趣。當這兩撥人相遇時,火花擦出了:以大勇、法尊和能海為代表的漢僧們決定去西藏求法。而以班禪喇嘛、諾那呼圖克圖和多傑覺拔為代表的旅居內地藏僧則積極開展在內地傳法。第四章繼續講述漢僧在藏地的遭遇以及藏僧在漢地的遭遇。漢僧的入藏求法之旅遭遇了財力、語言、文化、自然和政治障礙,幾位堅持下來的人不得不依靠當地藏族喇嘛的幫助,也因此,法尊和能海兩位漢僧與幫助他們的個別藏族喇嘛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個人關係。而內地的漢人居士則繼續邀請旅居內地的藏族喇嘛做法事,這些俗家居士甚至引導政府捲入此類法事,一個顯著的事件是多傑覺拔受俗家居士之邀入川辦密宗法會,四川軍政要人爭相歡迎並布施。太虛看到四川軍政要人對佛教的興趣,便爭取到他們支持創辦漢藏教理院,以便學生們即便在內地也可學習藏語和藏傳佛教知識。<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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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軍閥通過宗教與西藏發生聯繫時,一九二七年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則試圖尋求在政治上加強與西藏的聯繫。為了結束西藏事實上的疏離狀態,國民政府訴諸五族共和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但是,國民政府這些意識形態修辭看起來並沒有對旅居內地的藏族喇嘛產生多大影響。滕華睿在第五章通過分析與九世班禪喇嘛有關的藏文和漢文文獻來證明國民政府種族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失敗。滕華睿發現,在他讀到的九世班禪喇嘛藏文文獻中從來沒有使用過「五族」概念,並且完全沒有採用漢語中的「民族」概念。這些概念僅是偶爾出現在九世班禪喇嘛代表所發布的漢文材料中。滕華睿分析發布時機和修辭使用後認為,九世班禪喇嘛選擇使用國民政府的意識形態話語僅僅是為了討好特定的聽眾,自己並沒有真心接受。<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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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失敗之際,國民政府在戴季陶的努力下,用藏傳佛教自己的術語,成功地將旅居內地的藏傳佛教徒們包容進來,把宗教和政治的角色合併在給與這些大活佛的職位上。在第六章,滕華睿分析戴季陶的努力和大活佛的積極回應。戴季陶主動邀請九世班禪喇嘛來南京傳法,並在法會上和夫人接受密宗灌頂儀式和佛名,之後又請國民政府授予班禪喇嘛「護國宣化廣慧大師」封號,班禪喇嘛欣然接受了這一封號。在利用宗教吸納九世班禪喇嘛之後,國民政府又授予他政治性職位——西陲宣化使,以助國家安撫邊疆。除了在宗教和政治上籠絡藏傳佛教領袖人物,戴季陶還積極倡導佛教本身和藏傳佛教領袖對國家的重要性。戴季陶的努力顯然得到了積極的成果,藏傳佛教迎來了在內地活動的高潮,而班禪喇嘛開始使用「五族」和「民族」話語,並積極幫助國民政府安撫邊疆,直到一九三七年在青海去世。<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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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禪喇嘛的去世,標誌著漢僧將代替藏族高僧主導在內地的藏傳佛教活動。這些漢僧通過興辦教育、宗教交流來促進漢藏文化的結合。第七章便是圍繞著內地藏傳佛教教育的本土化來闡述漢藏文化的連結。太虛法師的漢藏教理院在開辦數年之後,主要師資逐漸替換曾經在藏區求過學的漢僧。漢僧能海也在內地開辦佛教道場並創辦藏文佛經翻譯中心。國民政府和內地軍閥也並未因部分旅居內地藏族高僧的圓寂而放棄對藏傳佛教和文化的支持,他們繼續資助漢藏交流、藏傳佛教活動、藏文字典出版、藏族人才培養等。政府對藏傳佛教的慣性支持甚至延續到了中共建政之後,以致無論是漢族還是藏族的藏傳佛教僧人,一九四九年後還繼續在體制化的佛教中發揮著顯著作用。所有這些,都促使一九五一年前後的西藏眾多僧俗精英們相信回歸中華國家,並不會影響政教大業的發展。<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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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華睿這本著作的一大亮點是利用文化範式解釋了在西藏回歸中華國家過程中制度論未觸及的現象。戈爾斯坦在他的巨著《西藏現代史(1913—1951)》中將西藏回歸主要歸因於制度主義:一方面,處於傳統政教制度下的西藏社會,保守力量異常強大,以致現代化改革努力屢遭失敗,導致其軍事力量難以抵抗身經百戰且裝備優良的中共軍隊;另一方面,傳統政教制度塑造出來的西藏精英,又長期安於自我封閉,失去向國際社會尋求承認其獨立地位的機會。制度主義展示出西藏回歸中華國家的被動性,卻未能很好解釋回歸中的主動一面:當時西藏的許多貴族和寺院精英並不認為接受《十七條協議》就是壞的選擇,他們建議達賴喇嘛要和漢人合作。這些僧俗精英相信中國是佛國,回歸中華國家,可以保持西藏政教大業不墮。正如我們所知,民國時期的西藏和漢地,交往並不頻繁,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在西藏都缺乏有效的教育和宣傳工具向僧俗精英灌輸此類觀念。滕華睿這本書則給我們解釋了其中的奧秘,西藏僧俗精英在宗教上對漢人的正面觀感來自民國時期漢藏宗教上的交流。無論是內地漢僧、俗家居士還是軍政要員都給旅居內地的藏傳佛教徒造成一種印象:漢人和他們的精英尊重佛教,值得信賴。滕華睿覺得這種印象也影響了在西藏的僧俗精英,從而促成一九五一年中共解放西藏相對順利。但是,當檢視一九五一年前後的歷史,我們應該注意到,由好感產生實際政治效果的過程並不簡單。一九四九年,西藏當局以涉嫌「中共特務」為由將國民政府所有在藏官員盡行驅逐。「驅漢事件」表明,執政的藏人僧俗精英中存在著很大一股對漢人的敵視力量,只是他們在昌都戰役失利後遭到了挫敗,給了親漢者上位的機會。<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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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著作除了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也具有現實意義。滕華睿對佛教之於民國時期漢藏關係重要性的再發掘,給中共處理當代漢藏關係提供了啟示。正如他在書中所暗示的,提升對藏傳佛教及其僧人的尊重,將有利於獲得藏人的好感,增加漢藏關係的親近,也勢必有助於西藏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但是,我們也應該意識到,中共對藉助藏傳佛教來維護西藏穩定並不陌生。改革開放後,中共就借鑑清朝對西藏的統治經驗:資助藏傳佛教寺院;授予藏傳佛教高僧一定的政治地位;對活佛轉世制度進行管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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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獻使用上,這本書也有可圈可點之處。眾所周知,從事西藏現代史研究的一大難處是,檔案資料匱乏。相比於戈爾斯坦,滕華睿因為所涉時代的緣故,更無大量口述歷史資料可供使用。即便如此,他還是找到了不少重要的漢文和藏文檔案資料以及二手文獻,並且憑藉其出色的漢藏文能力,使這本書成為西藏現代史研究領域第一本運用漢藏文獻的英文專著。<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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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現代中國的藏傳佛教徒》,滕華睿著,陳波譯,香港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67411840136889946652017-07-10T20:11:00.002-07:002017-07-10T20:11:42.204-07:00美国新疆研究群英谱作者:励轩<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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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新疆研究现状是国内众多关注新疆问题的读者感兴趣的。为此,我根据自己以往的研究成果制作了这份群英谱,汇集了目前在美国从事新疆研究的十一位学者。进入这份榜单的标准有三个:第一,取得博士学位;第二,在大学获得学术职位;第三,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新疆。每位学者的教育背景、学术兴趣和代表作都将在这份榜单中得到介绍。<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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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鲍文德</b>(Gardner Bovingdon)是中央欧亚学副教授,同时在国际关系学系任副教授。他2002年从康奈尔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是美国目前唯一一位专注于新疆研究的政治学家,研究兴趣在当代新疆政治、现代新疆历史、中国的历史编撰学、民族主义和族群冲突。鲍文德教授通晓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俄语。其近作有《维吾尔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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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安瑞恩·德怀尔</b>(Arienne M. Dwyer)是堪萨斯大学人类学系语言人类学教授。她1984年获得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学士学位,1990年获得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专业汉语和文学,1996年获得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专业汉语和阿尔泰语言学。她目前亦担任堪萨斯大学人文领域数码研究所联合主管。德怀尔教授的兴趣在语言接触和变化、数码人文、媒体档案、中国的内亚特别是新疆和青海、吉尔吉斯斯坦、语言危机和复兴、汉语、突厥语和蒙古语。她的作品有《撒拉:内亚广泛接触过程中的研究,第一部:音韵学》,《新疆冲突:维吾尔认同、语言政策和政治话语》。<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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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蒂姆斯·格罗斯</b>(Timothy A. Grose)是罗斯·霍曼理工学院(Rose-Hulman Institute ofTechnology)中国学助理教授。他于2009年和2013年分别从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通晓汉语和维吾尔语。格罗斯博士的研究兴趣是新疆的教育,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是内地新疆班。<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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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杜磊</b>(Dru Gladney)是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人类学系教授。他在1978年获得威斯芒特学院(Westmont College)宗教学学士学位,1983年和1987年分获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杜磊教授的兴趣在古代和现代丝绸之路上的人民、文化和政治。他的著作有《中国穆斯林: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族裔民族主义》,《中国的族群认同: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诞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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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贾斯丁·雅各布</b>(Justin M. Jacobs)是美利坚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他在2002年从华盛顿大学获得英语和文学学士学位,2005年从华盛顿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中国方向硕士学位,2011年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雅各布教授是一位中国现代史专家,他的兴趣是多民族的中国如何在二十世纪成为汉人主导的国家。他目前正在写一本书:《帝国中的帝国:新疆和现代中国》。<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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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嘉德·金斯利</b>(Judd Kinzley)是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他1999年在麦卡莱斯特学院(Macalester College)获得学士学位,2005年和2012年分别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他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史,感兴趣于中国边疆地带国家权力和自然世界的关系,目前正在写一本书,关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采矿和国家权力在新疆的扩张。其作品有《矿工变为居民:晚晴新疆的黄金、矿业移民和屯边》。<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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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米华健</b>(James Millward)是乔治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他在1983年获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专业东亚语言和文明,1985年获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硕士学位,专业远东研究,1993年获得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米华健教授的兴趣在中国和包括蒙古、西藏、新疆的中央欧亚。他被认为是美国新清史研究中的重要学者之一,其著作有《嘉峪关外:1759—1864 年清朝中亚地区的经济、民族和国家》,《丝绸之路简史》。<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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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肖恩·罗伯兹</b>(Sean R. Roberts)是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Elliott School ofInternational Affairs)副教授,同时担任国际发展研究项目主管。他从南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罗伯兹教授的专长在发展理论、民主发展、媒体和发展、文化和政治、土著人权利、中亚等。他曾在1990年代对中亚和中国维族进行了长期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其作品有《东方的黎明:处于中亚和中国之间的维吾尔社会》。<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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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贾斯丁·鲁德尔森</b>(Justin Rudelson)是达特茅斯学院亚洲和中东语言文学系高级汉语讲师。他1983年在达特茅斯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获得亚洲研究硕士和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他的兴趣在族裔民族主义、中国的维吾尔族、新疆研究、跟狂躁抑郁症和精神疾病有关的医药人类学、屈原和楚辞研究、汉语教学。其著作有《绿洲认同:中国丝绸之路上的维吾尔民族主义》。<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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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莱恩·瑟姆</b>(Rian Thum)是新奥尔良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NewOrleans)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他2000年从密苏里大学获得学士学位,2010年从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获得博士学位。瑟姆博士的学术兴趣在维吾尔人的历史,并通晓汉语、维吾尔语,也可运用波斯文和察合台文。2014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专著《维吾尔历史的宗教路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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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斯坦利·图普斯</b>(Stanley Toops)是迈阿密大学地理系副教授。他1979年从德雷克大学(Drake University)获得学士学位,1983年和1990年分别从华盛顿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图普斯教授是一位文化地理学家,感兴趣于发展、文化、族裔性和旅游业。他的田野调查以新疆为主,专注于文化和发展的相互影响。他曾参与编写《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疆》,撰写《新疆的生态:聚焦于水》和《新疆的人口统计》两章。亦著有《1949年后新疆的人口统计资料和发展》。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55808500374519970782017-07-10T19:53:00.000-07:002017-07-10T19:53:52.489-07:00臺灣需要蒙藏委員會嗎?七月 11, 2016<br />
作者:孔令偉<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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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立法院審查蒙藏委員會預算時,「存廢」問題又再次浮上檯面,此議題早在2000年臺灣首次政黨輪替後即已存在,並不是一個新鮮的問題,更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過去已有學者投書報紙,發表建言(藍美華,2002),但至今無法妥善解決。在今天的台灣,或許有不少人知道蒙藏委員會這個行政組織的存在,但卻只有少數人瞭解此組織,更不用提它的來歷。<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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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初,滿洲人從蒙古文化汲取經驗,創制了屬於自己的文字、法律以及社會制度,一躍而成東北亞的地域強權。1636年,清太宗皇太極將「金國」改元「大清國」,一個由滿洲、蒙古和漢人所組成的新興勢力,在東北亞正式崛起。<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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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立國之初,有鑒於清朝本身做為滿蒙聯合政權的特殊性,以及蒙古事務對於朝政的重要性,因此設立了「蒙古衙門」;幾年之後,蒙古衙門改制為「理藩院」;到了晚清末年,又改理藩院為「理藩部」。清朝滅亡後,北洋政府設立「內務部蒙藏事務院」,以此取代晚清的理藩部,這也正是今日蒙藏委員會的歷史淵源。當年清朝人或許無法逆料到,兩百多年後,在距離滿洲千里之外的臺灣,會有一群人會為了蒙藏委員會的存廢問題而爭吵不休。<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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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歷史與國際政治等眾多因素,臺灣對蒙藏文化多有隔閡。正由於一般社會大眾對於蒙藏歷史,乃至其社會文化,缺乏相對多元而可靠的消息來源,再加上政府時常糾結於中華民國既有的憲法框架,因此在蒙藏委員會的存廢問題上,無法達成有效的社會共識,這不能不說是當代臺灣民主憲政發展上的一項遺憾。<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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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早在2010年行政院進行組織調整時,就已經將蒙藏政策併入大陸委員會的職權。但因為種種現實原因,蒙藏委員會雖然失去了組織法依據,蒙藏政策卻沒有真正歸由大陸委員會辦理,仍由蒙藏委員會負責。然而,將蒙藏事務併入至大陸委員會的職權是否合適,其實仍有討論的空間。<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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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鑒於蒙古國做為獨立國家的既定事實,蒙古事務不宜併入大陸政策。過去國人在教科書上讀到的「外蒙古」,實際上早在1921年便脫離中華民國,並先後於1946年、1949年分別獲得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政府的承認。即便國民黨政府於1953年否決了外蒙古的獨立主權,世界各國,包含今日的中共政府,都承認蒙古國做為獨立國家所享有的主權,因此,若將蒙古事務併入至大陸事務,不啻是將今日的蒙古國視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並不妥當。<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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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若將西藏事務片面列入大陸政策,則亦為不妥。自1959年達賴喇嘛離開西藏,隨後前往北印度達蘭薩拉(Dharamshala)成立流亡政府,迄今已逾五十年。西藏與臺灣的主權爭議,其實有些相似,可以互相比較,而流亡藏人對於臺灣在國際社會上所面臨的困境,也多半抱持著同情的態度。如果臺灣政府片面將西藏事務歸入大陸事務之下,不僅極有可能傷害海外藏人對臺灣的情感,甚至也有可能對國際輿論造成負面影響,喪失國際社會對臺灣現況的理解與同情,相信這都是國民所不樂見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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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陸委會外,將蒙藏委員會併入外交部之下,似乎是另一個可行的選項。然而,礙於中華民國既定的憲法框架,蒙古和西藏在法理上都是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這一點對於多數臺灣人民來說,或許早已不合時宜,但在正式修憲以前,為了維持憲政典範,避免違憲,法理上可能也無法將蒙藏事務完全等同於外交事務。<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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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這樣的困境,但筆者認為,多數納稅人所關心的,並不是蒙藏委員會的組織架構與法理定位,而是其預算經費與實際功能究竟是否相稱。換句話說,重點並非蒙藏委員會究竟是行政院的二級或者三級機關,而是委員會中究竟有多少拿國家俸祿卻沒績效的「肥貓」。<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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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廣蒙藏文化上,蒙藏委員會近年來確實做了不少努力,如出版民國時期的蒙藏事務檔案;商請內蒙古知名的歌舞團體烏蘭牧騎來臺公演;到近期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合作舉辦藏傳佛教文物特展與西藏文化藝術節等,這些都值得給予肯定。然而蒙藏委員會之人事預算過高,加上業務方向不明確,確實都令人詬病。例如其105年度總預算為一億兩千六百餘萬,當中人事預算就高達七千五百萬,約佔其總預算的59%;而業務預算卻僅約三千三百萬,佔其總預算的26%(蒙藏委員會,2016)。人事與業務經費比例之合理性,與社會大眾認知有所落差,難免招致公論。除此之外,該會目前僅存的一位蒙藏委員,先前曾爆出曠職等爭議,無疑使得蒙藏委員會的形象愈加雪上加霜,搖搖欲墜。<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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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蒙藏委員會的危機,或許也正是臺灣發展蒙藏學術文化的轉機。筆者認為,在正式修憲以前,與其繼續糾結於蒙藏委員會長期以來的組織裁併問題,衍生出不必要的國際爭議與憲政危機,不如將重點放在實際的人事改革。第一,將其冗雜的公務編制改為政府智庫,任命熟悉蒙藏局勢的專家主其事。<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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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一職並非由蒙藏學專家出任。除第二十二任委員長張駿逸博士具有蒙藏學術的專業背景以外,其餘主事者對於蒙古和西藏文化,究竟了解多少,都令人懷疑。尤其近二十年內,蒙藏委員會的主事者與蒙藏文化幾無淵源,對蒙藏地區的歷史、宗教、文化及語文不甚嫻熟。反過來說,引進蒙藏事務人才,可能正是恢復該會施政績效的良方。<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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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將過高的人事費用轉移到業務辦理與學術獎助,重點培育熟悉蒙藏歷史文化、通曉蒙藏語文的青年學者與研究生,並建立良好的國際交流平台,邀請海外學者與蒙藏人士來臺交流訪問。為臺灣在國際學術界提升能見度,同時儲備蒙藏事務人才。<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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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亞洲研究中,蒙古與西藏的歷史文化一直保有特殊的地位,在美、俄、德、法、日等國,都長期有學者在從事相關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而臺灣在過去也擁有自成一格的蒙藏學傳統,在國際學林中享有一定的聲譽。然而,對比近年來對岸蒙藏學的迅速成長,臺灣當下在國際蒙藏學界中的表現,不免有些黯淡。政府既然能夠贊助國手參加國際體育賽事,何不能培養有志於蒙藏學術的青年學子,為臺灣爭取榮譽,提升國際能見度?<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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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蒙古與西藏在近代以來所經歷的主權爭議與殖民經驗,與臺灣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例如蒙古國因前蘇聯的影響以及近年蒙古民族主義的興起,在編纂中學歷史教科書時也產生了「去中化」的問題,蒙古國的案例或可做為臺灣近來課綱微調爭議的他山之石。另外,中共政府在蒙藏地區推行「雙語教育」及民族考生優惠政策,卻適得其反,使得地方學校在實際執行中,削弱了蒙藏語文的授課時數,造成傳統蒙藏文化迅速流失,這或許也能為臺灣的原住民教育政策,敲響警鐘。<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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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西藏流亡政府與臺灣,同樣因為主權爭議而無法為聯合國所承認,面臨著相似的外交困境。而西藏流亡政府內部,也分為「自治派」與「獨立派」,二者之間的衝突與協商,對於臺灣的統獨爭議,有可資借鑑之處。總之,以上幾點對於當代臺灣社會,皆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是蒙藏委員會未來可以思考研究的議題。<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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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糾結於蒙藏委員會的整併與組織歸屬,繼續浪費下一個十年,不如化危機為轉機,把以「五族共和」為指導原則的蒙藏委員會,轉型為具有當代意義的政府智庫,以此做為契機,將臺灣的蒙藏學術提升至世界舞台,同時就人權、國家主權與社會經濟等議題,與蒙古國政府及海外蒙藏人士展開實質對話與合作,相信必能對臺灣贏得國際能見度與國際社會支持,有所裨益。<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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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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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美華。蒙藏委員會的存廢問題(2002年5月2日)。國政評論。<br />
蒙藏委員會。105年度法定預算書。<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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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孔令偉</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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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曾在北京交流兩年,現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班,主要研究十七世紀以來中國與內陸亞洲的歷史,以及滿、蒙、藏文文獻。目前正在探索中國與其周邊國家間的互動網絡,如何從「天下體系」演變為「國際秩序」。同時也試圖通過對蒙古、西藏與新疆的殖民與全球化經驗進行比較,來為臺灣的國際發展提供歷史借鑑。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70768530235106676142017-07-10T19:42:00.000-07:002017-07-10T19:42:23.959-07:00蒙古新总统向北京“亮剑”<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white; color: #888888; font-family: "MS Song", "MS Hei", sans-serif; font-size: 15px;">http://p.dw.com/p/2gIRi</span><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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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文网)"世界冠军"、"武打明星"、"地产大亨"……,这位蒙古新总统的头衔真不少。本月7日在选举中获胜的巴特图勒嘎(Khaltmaa Battulga)周一(7月10日)宣誓就职。<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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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54岁的巴特图勒嘎曾是蒙古桑搏(徒手格斗)国家队队员,在世锦赛中获得过金、银、铜牌。退役后,他转向商界,成为蒙古畜牧业和地产业大亨。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他担任蒙古交通、运输、建筑和城市建设部部长。在2008年他带队前往北京奥运,助蒙古国奥队夺得了柔道金牌。<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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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充斥民族主义色彩和反华情绪</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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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统选举期间,巴特图勒嘎提出了充满民主主义色彩和反华情绪的竞选口号,表示蒙古应该摆脱强大邻居的制约,变得更加强大独立。<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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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报道称,在今年3月以前,民调数据并不利于巴特图勒嘎,此后他"大打民族主义牌力助翻盘",获得了出乎意料的胜利。<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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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新社报道,在上个月的一次集会上,巴特图勒嘎的支持者们指责其反对者亲中。另外一段在社交媒体上热传的视频表示,蒙古人民党的候选人恩赫包勒(Mieygombo Enkhbold)祖上有中国血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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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看待蒙古新总统多次公开发表涉华言论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方重视发展同蒙方的友好合作关系,也期待蒙方同样作出建设性努力。他说,此次总统选举期间,"蒙古个别政治人士就中蒙关系和双边合作发表了一些不符合事实、不负责任的言论,中方对此表示关切"。<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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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经济上极为依赖中国</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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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职演说中,巴特图勒嘎发誓要致力于"互惠的外交关系",给予"第三邻居政策特别关注"--也就是加强蒙古与美国、日本、德国等中、俄以外国家的合作。<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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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时间里,资源富饶、拥有300万人口的蒙古被看作是中亚在经济发展和民主方面的希望之星。2011年前后,由于矿产开发业的迅猛崛起,蒙古国经济增长率曾一度达到17%,名列世界前茅。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主要出口物资铜矿石,原油和铁矿石的国际市场价格滑坡,蒙古国陷入严重经济危机。该国面临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外国投资者持观望态度,不愿意在矿山领域投入资金。<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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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近几年开始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债务大山。鉴于蒙古国债不断增多,今年五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向该国提供一笔55亿美元的援助款项。<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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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蒙古极为依赖对华贸易。2015年,蒙古全国出口总额的近90%销往中国。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也利用对华贸易这一杠杆,在达赖喇嘛访问等政治问题上向蒙古施压。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53901624296796769732017-07-10T19:27:00.001-07:002017-07-10T19:27:47.931-07:00新疆登记哈萨克族人海外亲友信息 已移民哈国者担心被中国公安越境绑架2017-07-08<br />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ql2-07082017073413.html<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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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多地的哈萨克族人,近期被当地政府和公安上门登记在海外亲友的个人信息。据移民哈萨克斯坦国的哈萨克人称,最近两周,伊犁阿勒泰等地的哈萨克族人被公安登门搜集海外亲友的信息,包括职业、收入、联络方式,甚至子女就读的学校等。已移民国外的哈萨克人担心中国当局可能会以“反恐”名义把他们引渡回中国,甚至越境绑架。<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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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自治区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政府正在搜集哈萨克族家庭在海外的亲友的相关信息。移居哈萨克斯坦国的哈萨克人,已经成为该项搜集工作的重点。据一位移民哈萨克斯坦的人士7月8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家乡的亲友向他反应当地的情况时说,两周前,公安上门要求其家人登记海外亲友的住址、职业、银行存款等,询问非常详细。他说:“新疆阿勒泰地区公安局要求很多有兄弟姐妹移民到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提供他们在哈萨克斯坦的哪一个省份、哪一个县,具体工作单位在哪里;如果经商,在哪一个城市的哪一个市场,具体到哪一个商铺等,提供最详细的信息”。<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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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不愿具名的人士称,当局除了要求提供海外亲友的家庭成员、电话号码,甚至还要求提供亲友和子女的名字及就读学校:“婚姻状况、孩子在哪里上学;妻子是土生土长的哈萨克人还是从中国移民过去的哈萨克人;曾经住在中国哪里、现在他们的生活怎么样、每一个月的收入”等等。<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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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哈萨克人对记者说,数日前,他在新源县的亲友被社区工作人员及公安多次登门调查,来人有时带着一份表格,有时拿出一张白纸,反复询问居民在国外亲友的情况:“伊犁的新源县,也是社区、公安局要求在哈萨克斯坦亲戚的详细的信息。这好像是乌鲁木齐市(新疆首府)方面统一下发的要求。那些移民或者留学到哈萨克斯坦已经十多年的,要把这些表格填上最具体的信息,甚至要求提供照片。他们要掌握这些信息干什么用呢?”<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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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台记者就此致电新源县公安局,但电话无人接听。<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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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哈萨克人对记者说,数日前,埃及警方拘捕数十名新疆籍的维吾尔族人,而当地警方掌握的资料来自于新疆当局,中国警方所掌握被捕者的信息连埃及警察都感到吃惊。因此,他们非常担心新疆警方通过掌握的资料,把目前数以万计住在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以“反恐”名义遣返或绑架到新疆。他说:“埃及当局大规模抓捕新疆籍的学生行动,幕后是中国。我们很多的朋友在埃及。那些警察的情报是中方提供的,这个情报的准确性连埃及的警察都觉得很奇怪。中国警方提供的在埃及的新疆籍人的临时住宿,甚至有些人刚租下的房子,固定地址都没有,还没到一个星期,情报都准确无误”。<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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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居住在哈萨克斯坦的中国哈萨克人分三类,一是已经获得哈萨克斯坦国国籍、二是已获得哈萨克斯坦绿卡,三是有居留签证。<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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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吴晶)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90006018504997331982017-07-10T19:24:00.000-07:002017-07-10T19:24:19.166-07:00拉达克与清朝欧亚情报网的建立文 | 孔令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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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2017年7期新刊)<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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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今天多数人对于拉达克这个名字并不熟悉,然而这个位于今天印度、巴基斯坦、中国西藏与新疆交界一带的神秘国度,在两百多年前却和清朝有着密切的文书往来,甚至为清代中国提供了大量关于南亚、中亚、俄罗斯乃至中东的情报与地理信息。然而过去由于史料的缺乏,即便是专业的历史学者,过去对于清朝横跨欧亚的情报网络以及拉达克商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亦普遍缺乏深刻的认识。究竟清朝是如何首先认识到十八世纪的南亚与中东等地的?而拉达克这个看似遥远的异域又是如何牵动清朝的跨国情报网络的?而更进一步来说,十八世纪的清朝究竟是不是一个 “闭关锁国 ”而对世界地理缺乏认知的政权?随着近年来数以万计的清代档案的整理与开放,以及通过对汉、满、蒙、藏与波斯文等多语种文书进一步的解读,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逐渐明朗。而要讨论清朝在欧亚大陆深处所建立的情报网络,则得先从当时雄踞中亚的准噶尔汗国及其与清朝的竞逐开始谈起。<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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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早在一六四四年入关以前,就已经于一六三六年在盛京称帝并立国号为 “大清 ”。或许有人会问:此时明朝不是还没灭亡吗?那么皇太极称帝所依据的合法性为何?其实皇太极最早称帝的合法性依据,并不在于对中原王朝与儒教传统的继承,而是来自蒙古游牧帝国与藏传佛教的正统性。这也是为何皇太极在一六三四年击败成吉思汗的传人察哈尔林丹汗,并从其处获得传说为大元帝师八思巴所造的大黑天金佛像后,随即于两年内称帝的缘故。而顺治皇帝在一六四四年入主中原后,立即致书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前来北京,而几经鱼雁往返,双方终于一六五二年在北京郊外会晤,模仿元朝忽必烈与八思巴的模式,结成 “施主 ”与“福田 ”关系。由此而言,顺治皇帝可说是充分继承了皇太极时期的内亚政策。<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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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在立国之初的内亚性,尤其是藏传佛教的普世性,也深刻地影响了清朝在内亚世界的整体布局;而满洲人在十七世纪下半叶所遭遇到的两场最大的统治危机,也几乎都与内亚势力有关。首先是一六七三到一六八一年间以吴三桂等人为首的三藩之乱,这场危机看似是明朝残余势力的反扑,然而事实上背后蒙藏势力也参与其中。除了一六七五年林丹汗之孙察哈尔部首领布尔尼趁机反叛,根据蒙藏文史料,吴三桂本人甚至遣使携厚礼沟通五世达赖喇嘛,希望借助其在康区和青海的影响力与清朝相抗衡,然而这个计划最终为清朝所识破。虽然康熙帝本人为此事对五世达赖喇嘛颇有微词,但此事件也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而告一段落。然而与此同时,在西北崛起的准噶尔蒙古人,也迅速从部落国家扩张为汗国,而其首领噶尔丹更曾接受达赖喇嘛鼎力相助。噶尔丹出身准噶尔贵族,然而因出生不久便被认定为藏传佛教格鲁派温萨活佛转世,自幼在西藏接受严格的寺院教育,并与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与第悉桑杰嘉措等卫藏政教领袖过从甚密。而噶尔丹与康熙帝对蒙古汗统佛教共主的正统性争夺,直接激化了十七世纪末的清准冲突。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满文宫中档,康熙帝当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噶尔丹的活佛背景,并最终拦截到噶尔丹与卫藏政教领袖的往来书信。然而令人玩味的是,作为官书的《清实录》竟称噶尔丹 “迷惑回子之教,坏宗喀巴与达赖喇嘛之法 ”,这很明显是为了否定噶尔丹的佛教正统性而做出的政治宣传。<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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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康熙帝最终痛击了准噶尔人,而噶尔丹本人亦于一六九七年亡故,准噶尔的问题仍未彻底平息。十七世纪清朝所面临的统治危机,尤其是准噶尔与西藏问题,使得日后清朝皇帝对于内亚事务莫不留心,而尤以雍正与乾隆二帝为甚。十七世纪后期清准战争之后,清政府开始逐步有意识地发展对准噶尔乃至中亚的情报搜集工作,而位处新疆、西藏与印度之间的拉达克,便成为清朝建构欧亚大陆情报网的重要环节。拉达克与西藏之间的交通往来源远流长,目前最早的文献记录可以追溯至公元九世纪。由于与西藏紧密的地缘关系,十七世纪拉达克地区盛行藏传佛教,而统治阶层对西藏文化及语言也相当熟悉。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拉达克与西藏发生战争,由五世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政权在蒙古人的协助下取得胜利,此后拉达克与西藏方面签订和约并保持定期往来。也就是在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基础上,清朝得以进一步介入拉达克事务并最终将其纳入自身的信息来源。<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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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一七年,准噶尔人奇袭西藏,杀死了当时实际掌握卫藏地区的拉藏汗并占领了拉萨,而这也给了清朝派兵进入西藏的一个借口。一七二一年清军在驱逐准噶尔人并控制了西藏局势后,为七世达赖喇嘛举行了坐床仪式,此后西藏政局又重新稳定了下来。根据藏汉文史料,一七二三年底有两名拉达克的使者前来拜谒达赖喇嘛,并于一七二四年初随着七世达赖喇嘛与五世班禅喇嘛的使团前往北京,而这也正是现存记载中拉达克与清朝第一次正式的官方通使。在一七二四年中,雍正帝接见了远道而来的拉达克使团,虽然《清实录》等汉文史料对此仅用寥寥数语一笔带过,然而事实上清廷方面对于拉达克使团的到访相当重视,并有过严密的内部讨论。如根据一份年羹尧所上呈的满文奏折,雍正帝曾下令召开议政王大臣会议商讨拉达克事务,对于册封拉达克王一事及其对西藏政情的影响,有过审慎的分析。另一方面,清朝也密切关注着拉达克与准噶尔人之间的联系。虽然拉达克人曾在清军 “驱准保藏 ”的过程中暗中给予协助,然而根据藏文档案,拉达克人同时也和准噶尔人保持着通使往来的关系。换句话说,面对清朝和准噶尔人这两个强大势力在内亚的竞逐,拉达克人并没有完全倒向任何一方,而是采取了灵活的两面政策。当然,清朝也很机警地认识到这点。根据一七二九年岳钟琪上奏雍正帝的密折,拉达克人与准噶尔人持续有所往来。在岳钟琪的报告中,提到拉达克从属于某个叫作 “克齐 ”的政权,而所谓的 “克齐 ”其实就是藏语 “喀切 ”(穆斯林)的音译,在此实际上指的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而这很有可能也正是清朝对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最早的认识。这也就是说,当十八世纪初清朝官方将拉达克纳入情报网的过程中,连带认识到了当时南亚地区最为强大的帝国。<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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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到拉达克与莫卧儿帝国之间的从属关系后,清朝方面稍后也展开了对应的战略布局。即便汉文史书对于清朝的拉达克事务并没有多加着墨,然而根据满文档案的详细记载,清廷自十八世纪初便持续关注拉达克这个遥远的国度,甚至通过西藏的军事力量介入拉达克内政。当时清朝对拉达克的消息主要有两个来源。首先,拉达克国王定期寄送至拉萨的藏文书信,这些书信寄到拉萨后,随即由兼通蒙藏语言的西藏贵族译为蒙古文,转告清朝驻藏大臣,随即由驻藏大臣译为满文并以密奏的形式寄往北京供皇帝参考。这些由驻藏大臣寄往清廷的满文奏折连同藏文原件,被系统性地保存在军机处满文奏折录副档中。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因素,军机处所誊写的满文录副、西藏地方政府的蒙古译文以及拉达克方面的原始藏文信件被分散保存;此外,拉萨克王室在十八世纪后期由于伊斯兰化的影响,开始使用波斯文与清朝方面进行文书往来,多语种文书的散落,造成了研究上不小的困难。笔者近年通过比对整理散落的藏、蒙、满以及波斯文档案,重新拼凑出十八世纪清朝与拉达克的交往关系,发现其中记载着双方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重要情报交流。<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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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复原对应的藏文原文与满文录副,可以得知,阿里地区的藏军也经常主动派探子前往南疆与克什米尔一带,向活跃于中亚地区的拉达克商人探取情报,随后寄往拉萨并转呈北京。而清朝在西藏情报系统的负责人,主要是主掌拉萨政局的颇罗鼐及其长子、统管阿里藏军的珠尔默特策布登。事实上,阿里藏军当时替清廷在克什米尔地区所扮演的角色,远不止是打探情报而已。一七三一年前后,拉达克内部发生王位继承斗争,老国王尼玛南杰希望将王位传给心爱的幼子扎西南杰,造成了长子德忠南杰的不满。长子德忠南杰于是要挟将援引阿里藏军入拉达克,最终迫使老国王妥协让位。统领阿里藏军的珠尔默特策布登最终将拉达克王室的内部斗争向清廷报告,而长子德忠南杰在顺利继承王位后,随即于一七三二年遣使向清廷表示谢意并重申双方友好关系。而从现存史料来看,一七三二年后清朝档案中来自拉达克方面的情报数量开始逐步增加,似乎并非偶然。<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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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七三二年清朝通过西藏武装势力干预拉达克内政之后,拉达克王室便频繁通过西藏方面向清廷提供关于中亚与南亚等地的重要情报,尤其是对当时准噶尔汗国进行敌后情报搜集。当时准噶尔人控制下的叶尔羌地区(今新疆南部莎车一带)为中亚重要的国际市场,拉达克商人经常前去进行贸易并和来自中亚各地的商旅交换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在打探准噶尔情报的同时,拉达克人也向清朝提供了关于莫卧儿和俄罗斯帝国的关键情报。例如一七三一、一七三二年前后,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曾向莫卧儿皇帝穆罕默德 ·沙与俄罗斯皇后叶卡捷琳娜二世遣使送礼。一七三九年,伊朗阿夫沙尔王朝纳迪尔沙向莫卧儿帝国发动战争,莫卧儿帝国战败从此转向衰落。而拉达克向清朝所提交的情报搜集报告中,对此都有所提及。换句话说,通过拉达克在中央欧亚大陆广泛进行的情报搜集工作,十八世纪清朝官方获得了大量关于南亚、中亚与俄罗斯等地的情报。而通过梳理过去长期为人所忽视的满、蒙、藏与波斯文等多语种文献,可以发现十八世纪清朝对于世界地理情势,不仅不是一无所知,而是远远超出今人的想象。<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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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开拓了清朝对世界地理的认知之外,拉达克情报网更对清代中国的边疆政策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如拉达克人在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中的重要贡献。在清军于一七五五年击溃准噶尔汗国后,原本遭到准噶尔人软禁的伊斯兰教苏菲派首领大小和卓获得释放。然而一七五七年大小和卓在南疆地区起事,杀害清朝驻疆官员。虽然清军得以优势军力迅速压制大小和卓势力迫使其逃亡中亚,然而由于大小和卓出身苏菲派世家,被视为伊斯兰教圣裔,在当时中亚穆斯林网络享有极高的影响力,因此清朝对此二人仍不敢轻忽。再加上与此同时,与清政府友好的七世达赖喇嘛于一七五七年圆寂,与新疆邻近的西藏地方政府顿时陷入权力真空的窘境,因此清朝在谨慎评估后,委派精通蒙藏事务的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前往卫藏协助处理寻找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事宜,并稳固当时的西藏政局。值得注意的是,当清朝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在中亚深处追捕大小和卓的过程中,章嘉活佛与拉达克人曾经共同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由于拉达克王室崇奉藏传佛教,清朝皇帝自十八世纪初与其建立交往以来,向来以佛教保护者自居。而在大小和卓之乱爆发后,清朝方面也巧妙地利用了佛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文化差异,要求拉达克王室围堵并缉拿大小和卓。而在清朝联系拉达克王室的过程中,当时派驻西藏的章嘉活佛凭借其宗教地位及声望,成为良好的沟通渠道。因此直到章嘉活佛于一七六〇年离开西藏以前,清廷持续通过章嘉活佛联系拉达克王室传达关于追捕大小和卓的相关指示。根据拉达克方面的情报搜集,清朝成功推测大小和卓不会经由叶尔羌向南逃往信奉佛教的拉达克地区,而应是向西寻求中亚伊斯兰国家的庇护。清军最终得知大小和卓藏匿于巴达克山(今阿富汗一带),并通过外交手段与武力胁迫,促使巴达克山素勒坦沙处决大小和卓。考虑到穆斯林对圣徒遗骸的崇拜,乾隆帝对于大小和卓的遗体处理亦采取了严密的对策,甚至在获得小和卓霍集占首级后,令喇嘛僧依照藏传佛教仪轨制成法器嘎巴拉碗,收藏于大内之中。这些现象都反映出清朝的边疆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实际上有着紧密的关联性。<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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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通过拉达克所提供的多元情报,十八世纪清朝在欧亚大陆所经营的情报网实际上广泛地搜罗了中亚、南亚与俄罗斯各地的信息,并依序通过满、蒙、藏等多语种文书的形式,有效地建立了横跨北京、拉萨与拉达克之间的信息网络。清朝通过拉达克所获取的地理信息,其范围之广、内容之丰,远远超出今天学术界的普遍认知。而随着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者对于多语种史料的耕耘,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拉达克仅仅是清朝欧亚大陆情报网的信息来源之一,诸如哈萨克、巴达克山与浩罕等中亚政权与清朝之间的联系,亦从不同视野拓展了清朝的地理信息来源。而除了与内亚地区的交流外,清朝与缅甸、暹罗(泰国)乃至苏禄国(菲律宾)等东南亚诸国间的信息网络,同样也是未来学界急需开展的课题。回顾晚清以来的革命论述,清朝逐渐被塑造成一个 “闭关锁国 ”的落后政权,其中最具影响的,莫过于汪精卫在一九〇六年《驳革命可以招瓜分说》中对清廷的批判:“持锁国主义,孤立无邻,谓之自弃可耳。”随着孙文对汪精卫此文的公开赞许与引用,“闭关锁国 ”遂成为革命党人诠释清朝历史的标准范式。晚清的革命论述,固然有其时代背景而值得给予同情,然而在逾百年后的今天,如何走出 “革命 ”的历史叙事,却成为当代中国历史学者所普遍面临的难题。另一方面,过去长期为世人所忽视的清朝与拉达克关系,对于近年来 “一带一路 ”议题又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亦是学界乃至社会大众值得深思的问题。印度之所以拒绝参加今年五月十四日由中国主导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直接原因在于避免触及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潜在主权争议。如果从历史学的视野出发,其实这块印巴双方的争议区域原属拉达克王国,而拉达克从十八世纪便接受清朝册封,并为清朝提供大量中亚、南亚、中东、俄罗斯的情报。印巴双方今日在克什米尔地区的角力,似乎不仅仅是单纯的主权问题,背后更牵涉了欧亚大陆核心复杂的地缘政治与情报控制问题。由此可见,研究盛清在克什米尔地区所建立的欧亚情报网络,对于理解一带一路在克什米尔地区未来的开展,亦有相当重要的意义。<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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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满、蒙、藏文史料的研究,概括介绍了清朝与拉达克的历史交流,希望能为读者重新认识清朝开启一扇不同的窗户,并期许这段历史得以让我们进一步反思 “闭关锁国 ”的既定印象。清朝作为前近代多民族国家,为当代中国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格局,奠定了恢弘的基础。如何正视多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进而结合民族文字史料与汉文史料,重新探索清朝历史的全貌,观照 “一带一路 ”,将是当代中国史学界乃至社会大众值得深思的课题。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35696448868024892052017-07-10T00:46:00.000-07:002017-07-10T00:46:01.169-07:00海外维吾尔精英人士参加第二届智者研讨会<br />
2017-05-22<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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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yghurpress.com/%E6%B5%B7%E5%A4%96%E7%BB%B4%E5%90%BE%E5%B0%94%E7%B2%BE%E8%8B%B1%E4%BA%BA%E5%A3%AB%E5%8F%82%E5%8A%A0%E7%AC%AC%E4%BA%8C%E5%B1%8A%E6%99%BA%E8%80%85%E7%A0%94%E8%AE%A8%E4%BC%9A/<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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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二十六位高阶海外维吾尔精英人士的第二届智者研讨会在柏林举行。(天溢提供)<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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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流亡海外,在不同领域中享有影响的维吾尔海外精英参与举办的“东土耳其斯坦智者协商会议”在柏林举办第二次研讨会。<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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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底,在土耳其哈切特佩大学担任教授的<b>艾尔肯•艾克热木</b>(Erkin Ekrem)博士,在流亡海外维吾尔族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及组织的协助下在北塞浦路斯组织举办了第一届东土耳其斯坦智者协商会议。这个研讨会主要研究时下在维吾尔地区的形势及对策,第一届包括了十六位在海外不同领域中享有重要影响的维吾尔人士。记者获悉,由于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发展计划,最近几个月中国新疆地区的问题更加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五月十九号到二十一号,艾尔肯教授发起的这个研讨会,在柏林举行了第二届会议。为此,星期日,二十一号傍晚,记者采访了人在柏林的艾尔肯教授。<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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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研讨会,他首先对记者说,“现在中国在搞新丝绸之路计划,这个新丝绸之路计划要从新疆,即东土耳其斯坦才能够出来。所以现在新疆问题,或者说东突问题,成为对中国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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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他对记者解释说,“中国有十二个周边国家,单只是新疆,即东突呢就有八个国家。所以它在地缘政治方面很有它的特色。除了这之外,在种族方面、文化方面、历史方面,它不是和大陆,和中共的政权联系在一起,而是和中亚连成一片。”<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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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对于新疆地区的战略地位,他进一步对记者说,“它的战略地位就像左宗棠讲过的,所以要重视新疆呢是因为要保卫蒙古,所以要重视蒙古呢是因为要保卫京师。在能源方面它本身就出产天然气、石油等等,它一般占中国市场的三分之一。此外中亚部分的能源要输入中国内地都要经过新疆才能够输送到内地大陆。所以如果这条路被掐死,中国的丝绸之路就会被封闭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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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艾尔肯教授介绍说,参加这次在柏林会议的有自世界各地十一个国家的二十六位维吾尔人代表。关于这三天的会议情况,他介绍说,“研讨东突问题的时候,主要是从国际层面,地区层面和东突层面三个层面来进行战略分析。这就是说,东突问题它的走向和趋势会是怎样,国际和地区的走向如何,然后再讨论东突的问题。这就是国际环境如何,地区环境如何,进行一个评估。然后第三天进行分析并且提出一些战略步骤,还有它的一些战略方面的政策。”<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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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RFA 【维吾尔之声 uyghurpress.com】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85655209658473207372017-07-10T00:41:00.000-07:002017-07-10T00:41:38.318-07:00埃及警方遣返12名中國維吾爾人NOUR YOUSSEF 2017年7月7日<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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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n.nytimes.com/africa/20170707/egypt-muslims-uighurs-deportations-xinjiang-china/zh-hant/<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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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羅——三名埃及航空官員稱,至少有12名中國公民於週四晚上遭到驅逐,並被送上一趟飛往中國的航班;當日另有22人被拘留,等待被立即驅逐出境。<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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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這些被拘留者當中的一些人是朋友關係的一名中國學生稱,他們均為維吾爾人——該民族的成員大多是遜尼派穆斯林,主要居住在中國西部地區新疆。這個名叫穆罕默德·埃明·努爾穆哈買特(Muhammed Emin Nurmuhammed)的學生說,他的朋友們此前一直在開羅的一所清真寺兼大學艾資哈爾(Al Azhar)求學。<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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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航空官員中的兩人表示,<b>週四,埃及警方讓他們遣返至少22名中國公民,但沒有給出解釋。</b>那些人當時被關押在警方的一處設施裡,要被送上一趟計劃於午夜前起飛的航班。<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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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航空官員說,至少另有12人被迫乘坐埃及航空公司(EgyptAir)的一趟飛往廣州的航班離開。三人均要求匿名。<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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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警方發言人塔裡克·阿蒂亞(Tarek Attiya)說,他不能對遣返事宜予以證實或否認。<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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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資哈爾、埃及航空部及埃及航空公司均未回應記者的多次置評請求。<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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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爾穆哈買特是穆斯林,生活在伊斯坦堡,他說近幾週,他的朋友們一直生活在恐懼中,擔心遭到逮捕。「他們之所以害怕是因為中國政府讓每個正在學習伊斯蘭學的人都回去,」他說。「他們擔心會在開羅被捕,但卻心意已決,因為知道如果到了中國,自己肯定會被捕。」<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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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正在新疆深化旨在遏制維吾爾人當中的抵抗行為的努力,而遣返似乎是對其予以支持。新疆與中亞相鄰。<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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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新疆見證了由一些維吾爾人發起的抗議和襲擊——他們不滿於中國對那裡越來越強的控制。作為回應,中國政府竭力消除伊斯蘭傳統思想在講突厥語系的維吾爾人中間的影響。這種努力逐漸拓展至海外,尤其是很多維吾爾人前去學習和工作的土耳其及中東地區。<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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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爾穆哈買特說,他的朋友當中至少有兩人在埃及有妻子和孩子。<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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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一個朋友的妻子通了話,她說自己躲在家裡的屋頂上,因為不知道該去哪兒,」他說。「我聯繫上的另一個朋友的妻子一直在社區周圍走來走去。她們驚惶失措。」<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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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爾穆哈買特的朋友們用手機拍下了自己在押的影片,還通過WhatsApp告訴他,<b>另有至少75個中國人被拘留。</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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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爾穆哈買特分享的片段無法被獨立核實,但在社群媒體上廣為流傳。一段影片顯示,有人站在一棟看上去像是政府部門建築、牆上有埃及警方標牌的房子裡。另有影片顯示,這些男人戴著手銬待在一輛麵包車裡。<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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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總部位於德國的倡導團體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World Uyghur Congress)的盧西亞·帕魯斯奇(Lucia Parrucci)說,自7月1日以來,已有80餘名維吾爾人在開羅被捕。「這全是因為埃及和中國最近正在開展的合作,」她說。</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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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我們認為自那以來他們中90%的人都離開了」,並表示週四有60名維吾爾人成功從埃及逃往了土耳其。<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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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仍在埃及的至少20名維吾爾人正設法通過聯合國難民機構尋求政治避難。尚不清楚有多少人被關押在埃及。「人們很害怕」,因此很難核實信息,帕魯斯奇說。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60075747563333387932017-05-10T19:46:00.003-07:002017-05-10T19:46:36.091-07:00台湾学者吴启讷谈二十世纪中国的边疆与边政2017-05-09<br />
经济观察报书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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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天元<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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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民族独立的历史图景中,“中华民族”的诞生与奋斗的历程,莫过于是其中最为激动人心的一幕。“民族”一词,在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中,代表着不同的面相与范畴,可当它摇身一变成为政治概念之后,它自然而然地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并成为塑造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最为正当与丰富的资源。在近代史中,当以文化与教化为核心的“天下”秩序开始被“民族国家”概念所取代,中国开始走向了“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之路。在开拓边疆与“中华民族”概念的不断流变中,古典教化之外的异民族和漫长的边疆开始被现代国家的权力所渗透,在这一过程中,被整合的边疆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近代以来的国家与法理观念不断被传统所质疑,而边疆与民族的认同也开始摇摆。如何建立起超越民族与地域的认同,使得现代国家的价值得以在每一个国民的主体中得以体现,是每一个多元民族国家所不能回避的命题。<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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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启讷先生的研究方向是近代中国族群政治史与民族边疆问题,对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民族有着不同于体制内学者囿于意识形态与禁忌的观察与洞见。局外人的眼光似乎更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清古典中国到现代中国流变的过程,以及其中政治博弈与制度设计的历史因素。吴启讷先生的研究领域由清末溯及当今中国,在近代史紧张、激变的背景下,在比较、归纳各方政治势力和言说中的边疆与民族中,我们得以以长时段的眼光,检索中华民族概念的起源与历史沉重的积淀,反思现代中国的内在紧张。<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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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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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主要的研究是中国的边疆和边政,您最初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兴趣从哪里开始?<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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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这和我小时候的经验有一定的关系,我曾成长在中国境域的边缘和主流族群的边缘,对 ”边缘” 有一些切身的感受;后来带着这段经历,来到中国主流文化乃至西方主流文化的场域下求学、治学,更觉得自己像是一种 ”边缘人”。这有点类似”阿尔及利亚土生法裔”和”巴黎的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这样的经验;但我还混杂了这两种类型,再加上亚洲边缘更复杂的、无法归类和记述的因素,成了一种令人迷惑、混淆的经验类型。我想,我的个人经验大概是我对同为 ”边缘” 的 ”边疆” 和同为 ”边缘人” 的 ”少数民族” 产生研究兴趣的开端,我想把这种”边缘”的感受表达出来,同时希望能够对立足”中心”睥睨”边缘”的心态和视角做一点点改变。<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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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书的经历也是跨学科,从文学到艺术史,再到历史。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常常接触跨学科的路径,期中还包括了人群的多元到文化的多元。后来我主要做新疆近现代史的研究,一开始是技术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新疆的史料要比中国其他边疆地方多,而且有自己的政治传统与文化传统。但是研究到后来就觉得新疆近现代史的意义与其他地方相比十分特殊,它在中国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的轨迹:早在19世纪末就改建为行省,这远早于东北,它的边境的现代化可能比内地的现代化开始得还要早;但它接受近代中国的几大历史事件,包括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的影响相对小得多,它拥有一系列很独特的文化、历史线索。我觉得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新疆,会在中国的近代转型这个议题上带来进一步的、比较全面的观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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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无论是曾经的中华民国还是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继承了唐、元、明、清的多元性帝国的遗产。您觉得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经略边疆的策略有哪些来自古代世界性帝国的传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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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现代中国国家治理边疆的策略大部分有其古代渊源。近代中国承袭王朝中国的遗产,首先是承认多元,承认多元之后看待国家的组成形态就与近代西方的视角不一样。西方近代的国家建构,基本上是以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为目标,清朝自与俄国划定边界,就觉得边界以内的人都是我的臣民,所有臣民都是一体的,但同时接受臣民是多元的这个现实,不追求文化上甚至政治上的一元。清末的革命派在宣传革命的时候,强调要建立一个汉民族为主体国家,但是建立中华民国以后发现无可选择,只能延续清朝一体多元的架构。所以中华民国的概念也是一体多元的,这在1949年以后当然也被继承。<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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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毕竟中国还是有两元对立的现象,因为汉人的人口很多,同时住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地区,非汉人住在比较边缘的地区,很容易让人有一个印象,就是“夷夏两分”的现象。这个现象让主政者感觉到,要统治偏远地方,需要足够的政治辐射力和技术的支持;如果技术的支持不足以延伸政治的辐射力,就只能采取“以夷制夷”的间接统治;还有所谓”众建其势而少其力”,让少数民族互相牵制,这样就归结到从秦汉开始直到清朝的“一国多制”的现象,直到中华民国也还需要承认特殊的地方自治,盟旗制与行省制要并存。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在国家还没有真正达成大一统的状况下的一种过渡形态,是对承袭自中国传统的多元文化现象的一种妥协;而妥协的过程,又借鉴了许多古代行政区划经验的资源。<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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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就是1950年代人民共和国在边疆进行的”民主改革”。理论上”民主改革”是”土地改革”的边疆版,可是做起来很不一样。因为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承认了很多边疆原有的社会形态;还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一些土司统治的地区如何与传统衔接,怎样转化?我们会发现很多土司的子弟被请到中央民族学院念书,回去以后成为中共党员,担任当地少数民族地方领导。在边疆的很多方面,共产党对传统做了妥协,等于换了一个形式延续了古代传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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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新清史学者濮德培认为,在早期全球化的时代,清朝经略西北,向准噶尔用兵,是和英国、俄国在中亚的殖民是同步进行,因此具有相同的意义的。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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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濮德培先生是我的前辈,他的研究对于矫正中文史学界比较忽视”边缘”和少数族群特殊的历史传统这样的偏差很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对我尤有启发,他也非常照顾我这个后辈。不过我觉得他把清朝对准噶尔用兵和英国、俄国在中亚的殖民两者相提并论,这个看法有些片面,这个观点的主要问题是把西方的历史经验简单的移到东方来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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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片面至少显示在三个方面:首先,英国、俄国的扩张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本主义的动机,就是去夺取资源、占领市场,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清廷虽然也有扩张,可是扩张背后的动机是地缘政治安全,要在脆弱的农耕区域边缘建立安全屏障,经济动机非常少。<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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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清朝经常封锁边疆,禁止流民去边疆,比如新疆、云南,去开采银矿、铜矿。清政府认为,开矿就会引发争利,造成地方不稳定,因此宁肯不要蝇头小利。这跟现在的思路有一点像,稳定第一,经济利益第二;政府不是不要经济利益,但前提是绝不能造成政治动荡。<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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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些新清史学者似乎没有意识到清朝的二元统治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独有的,而是发生过很多次。只要王朝是统一的,它都要巩固中心的地缘政治安全,都要向外辐射它的统治力,把安全圈扩大,但是因为技术原因,扩大了之后又没办法直接统治,所以在安全圈的外围都是实行间接统治;这样就造就了二元统治、”一国两制”的现象,清朝其实是沿袭了内亚与东亚共享的一些传统,从中又做了一些重要创新,但并不是将传统中国由保守、防守型态的王朝转型成为进攻、扩张型态的帝国。<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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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新清史”家一直在强调满汉的二元对立,他们认为满人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传统,一直想要以自己传统的方式来统治汉地。这样说不是完全没道理,可是他们忘记了一个重点,就是清朝真正能够统治中国260多年的背后,根本的基础是因为满人的汉化,通过统治汉地,将政治力辐射到全国。没有汉人、汉地的资源,清朝的皇帝就没有办法去控制边疆。原来我们经常认为,清朝的皇帝是利用蒙、回、藏的资源来监视汉人,可是实际上在雍正时期,至迟到乾隆时期已经在现实面前形成了非常确定的策略,清朝必须依靠汉地、和汉人的资源去统治边疆,满人的利益跟汉人的利益高度重叠。这跟我们去想象简单的那种不需要物质基础的统治型态是很不相同的。元朝也是一样。蒙古帝国概念的实质内容到了忽必烈统治中国的时候已经瓦解了,忽必烈就是靠统治汉地,建立起另外一套与传统蒙古帝国不同的体制。<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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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晚清在边疆的统治有行省制的趋势,为什么之后的中华民国及以后都没有继承行省化的政治遗产,相反会采取自治与民族识别的策略?<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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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是晚清在边疆推行以边疆与内地的政治、行政一体化为内容的”新政”最终失败的结果。行省化正是当时边疆新政的一部分,当时的”新政”是在危机的情况下挽救国家的一种办法,但它的内容和推行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急就章。清朝有意在整个蒙古地区和藏语区推动行省化,它前面有一个可供参考的例子,就是新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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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在1885年改建成行省,当时看起来是把一个实行军府制下的伯克、札萨克、州县并行体制的边疆成功转变成为行省,但这背后是左宗棠的大军压境,建立了稳固统治下才形成的。清朝并没有对内外蒙古和藏语地区展开过如此规模、达成如此效果的军事行动,清朝中央政府的军队不能够长久驻在那里。这样在蒙藏地区推行行省制,将原本掌握在当地僧俗贵族中的权力转交到朝廷手中,必然得罪蒙藏上层政治势力,朝廷又没有足以压制反弹的能力。<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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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清朝的作法对蒙藏贵族的利益造成可见的损害,蒙藏贵族也没法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加以制衡。因此西藏想引进英国势力对抗朝廷,外蒙古的贵族想向沙俄求助来谋求独立,这是在辛亥之前就已经发生的现象。汉人革命派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又进一步刺激了外蒙古和西藏上层的情绪。所以我们看到外蒙古和西藏宣布自外于中国,与1912年中华民国建国几乎是同步发生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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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等到袁世凯主持那个新的、以整合中华民族为目标的民族国家─中华民国以后,他不得不妥协,全面终止了前清在边疆的新政,还安抚主张独立的藏、蒙贵族,加授爵位。等到国民政府在1928年定都南京后,蒋介石又想延续清末的行省化进程,但是实力不够,只好妥协。行省制度在形式上的推行,主要是依靠在汉 ─蒙、汉 ─藏过渡地带的汉人、汉语穆斯林军政势力,将他们扩张实力的需求与国家整合的目标结合起来;但之所以说这是 ”形式上” 的推行, 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汉人、汉语穆斯林军政势力仍然不具备深入蒙藏地区基层的能力,内蒙古和藏语区上层的反弹十分强烈,这样又不能把盟旗和部落制度彻底废掉,只能让省县制和盟旗制在相同的空间并行。1939年新建的西康省,也没法完全改变康区地方势力控制当地的局面,引进新的省、县体制后,就造成一个地方并行两重行政体制,甚至有三重。在西康的同一个县分中,会看到既有当地宗教上层和土司,也有拉萨派来的官员,还有代表中央政府和西康省的县政府,这样三重的统治。<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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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新疆,名义上服从中央,是中华民国的一个行省,但中央政府的军队同样没办法驻扎在当地。新疆是汉人地方军政势力统治的形式实质自治,等于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1930年代前期和1940年代中后期,新疆还曾出现过两次突厥穆斯林的分离主义运动。所以,不管是汉人统治还是非汉人统治,都没办法直接由中央政府控制,换言之,国民政府要在新疆恢复清朝乾隆时代的那种全面军事控制的局面是不可能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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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面对的地缘政治条件比之前的中华民国要好,因为与苏联结盟,北方没有直接的威胁。但地缘政治状况改善了以后,中共还是没办法真正完全地去控制边疆,因为边疆本身有很多离心因素。来自传统的,有西藏的自治政府和西南、西北数省的土司对新政权和新制度的抗拒;来自转型条件下,实质威胁更直接的则有两个:一个是内蒙古的民族主义运动,另一个是新疆突厥穆斯林左翼民族主义运动。<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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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的民族主义运动背后有苏联和外蒙古背景,最后在内蒙古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是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清楚划分势力范围后达成妥协的产物。<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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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突厥穆斯林左翼民族主义运动背后更有苏联扶持的背景,但解放军进军新疆也是在斯大林的帮助下实现的,因为斯大林不希望美国势力渗透到中亚,中共控制新疆不是斯大林心目中最理想的结果,但却是现实中最能为他接受的结果。但当时苏联为中共附加了一项条件,帮助中共接收新疆,但中共必须接受苏联的盟友——伊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也就是中共后来描述的”三区革命” 者,并允许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1940年代后期的准自治状态。中国共产党没有太多选择,只能接受。建国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一种对现实的妥协。就是这样的现实,造成中共无法实现对边疆地区的完全控制,当然里面还有技术原因,就是没有足够的干部。<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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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1950年代初的维吾尔族干部,大部分都是三区的人。中共自己透过政治运动以及自己的民族学院、干部学校培养出来培养的民族干部,于大约十年之后才在数量和素质上足堪与三区干部抗衡。这其中少数来自“减租反霸”,多数来自“大跃进”时期。这一现象显示中共在1950年代对于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的控制是很难的。所以,为了平衡这种状态,人民共和国要把宁夏和广西这种没有民族主义诉求的地方变成省级民族自治区,来牵制真正有民族主义诉求的内蒙古、新疆和西藏。<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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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西藏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西藏是最后才变成省级民族自治区的。整个1950年代,为了要 ”垂范” 西藏,其实在云南、贵州、青海、四川、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减租反霸”、“民主改革”、“反右”和“大跃进”做得都比内地温和。1950年代汉人地区的土改有很多激烈的做法,可是在新疆、内蒙古,尤其是这里的牧区,这个过程是相对温和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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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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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华民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提出的民族政策是“五族共和”,后来又转变为中华民族源于一体,而之后的蒋介石也提出了与“五族共和”大相径庭的“中华民族宗族论”,您认为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为什么?<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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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五族共和”一开始并不是孙中山的见解,这个主张的真正来源是满人。因为满人害怕作为多数民族的汉人将来会排斥自己,而清末的改良派又想把整个的清朝遗产都继承下来,做为建构新的民族国家的基础。但是他们都没想清楚是哪几族。满人觉得自己只有几百万人——相对于四亿汉人,这是相当危险的数字——,他们有必要营造一个体系,基础就是他们的祖先在清初建立的那种满汉蒙回藏共组王朝的局面,那不是族群政治,根本就是清朝的政治平面结构和政治现实的一部分,清末把它转换成为一个现代语言叫“五族共和”。所以清末从革命派跟立宪派争论的过程当中,讲“五族共和”的基本上是留学日本的满、蒙旗人,这些人之前大部分时间是被忽视的。我们都以为“五族共和”、“中华民族”是梁启超讲的,其实大量的论述出自留日的旗人。<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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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汉民族主义为革命动员工具的孙中山自然不赞成“五族共和”,但是到了辛亥革命之际——因为辛亥革命不是孙中山推动的,背后出关键力气的是立宪派——他只能接受立宪派的主张,愿意用“五族共和”作为国土汉人民的黏和剂,但是孙又不甘心,提了一个附带条件:其他各族都要同化于汉族。<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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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跟孙中山的历史经验又很不一样。孙中山从来不觉得苏联对他是威胁,可是蒋介石在1923年去苏联以后,觉得苏联对中国有强烈的领土野心,国民政府必须从人的认同方面化解这种威胁。这之后,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日益增加,蒋介石为此更加焦虑,所以蒋修正了孙中山的同化学说,改称中国境内各族根本没有血缘上的差异,各族有着共同的祖先,这样看起来回归到了司马迁时代的历史论述之中。<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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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接下来讲了一个非常现代的概念:因为各个民族在近代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当中获得了生死与共的体会和相同的历史经验;所有的民族都有相同的历史经验,有共同的命运,所以又让我们在历史和血缘的基础上再度结成新的一体。这样,孙中山当时还没有弄清楚的概念,到蒋介石这里才厘清:要建立一个民族国家,这个民族国家的人民与国体一定要一致。由于过去没有一个完整的”国民”的群体,因此必须把境内所有的人民追溯到古代的共同祖先那里,同时要加上当下共同命运、共同利益的结合。由此可见,蒋介石的民族概念有一个建构过程。<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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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蒋介石是从中国的切身处境体会到,建立民族国家是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立足于现代世界的必由之路。当时在中国人当中真正理解这种主张的人不是很多。像人类学界、社会学界的一些人,比如费孝通和吴文藻,他们开始都是反对的。直到1980年以后,不少人类学者才发觉蒋介石的民族概念不是很落后的观念,他有一定道理。蒋介石留学日本的经验,对于他最终揭橥”中华民族同血缘共命运”论也有直接影响。蒋看到了近代日本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日本的人民构成比较简单,民族国家建构也因而比较简单,因而觉得中国有必要化繁就简。<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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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王柯先生批评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误用了民族国家的概念,认为中华民族应该被称为“中华国族”。如果从后人的角度往前回溯的话,您认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在那些程度上存在理解的偏差与误用?<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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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概念部分离我研究比较远一点。不过,我也觉得在现实中,概念本身虽然可能不是最关键的问题,但概念界定出了偏差,真的可能导致连锁的误差。我们就看”民族”这个概念,在当初日本人以汉字翻译西方概念的过程当中,用了一个与传统结合的表述。“民”很容易跟中国传统的“黎民”连结在一起,“族”则很容易跟“宗族”连结在一起。中国人看到”民族”二字时,很容易从传统角度理解它,觉得它必定与血缘有关。像孙中山就长期认为“nation”、“民族”这两个词中,首要的因素就是血缘。这个理解一开始就有了偏差,后来所谓的同化主义就是从这里来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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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偏差又引发后面的偏差。中共因而也曾把民族也理解成为与血缘有关的现象,所以1950年代”民族识别”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人民共和国的政、学界往往习惯将现代中国境内的各个族群追溯到他们”民族”各自的祖先那里,再将各”民族”的祖先的互动关系描述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我举个例子,《曹操传》开宗明义即称:曹操,汉族。在此之外,学界还营造了一个矛盾的架构,称”民族”有层次,上面是中华民族,下面是其他的民族。这中间的冲突在于说它不能界定民族到底有什么权利。一方面说中华民族有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权利,那么下面那些层次的民族有没有民族自决的权利,就说不清楚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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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翻译当然是在实践当中造成了误解。所以有人主张,让”民族”回去对应nation永远都会有问题,但中文的”民族”在中文文化环境中已经讲了那么多年,最好在中文环境下重新定义它。要翻译成西文时,就以拼音译为Minzu,既不是nation,也不是nationality,就是中国独有的概念。如果这样正本清源,完全换另外一套概念,国族、民族、族群的界定可能会更清楚一点。<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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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现代中国人一直想象从古代就有中华民族,这个会出问题。如果要把传统的民族论述的改变成近代转型的背景,中华民族是我们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历史经验,近代历史上共同的经验塑造出来的,问题就比较好办。放在领土上也一样,我们一直在讲某某地方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这样讲没说服力。中华民族不是自古就有的东西,只有人群自古交往的历史,各个族群之间共同的中华民族意识是在西方入侵之后,将传统与现实经验连结起来之后才造成的。这样比较容易说得通。如果政、学界不细腻考虑这个事情,总是把汉人的传统文化端出来当作”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全部代替非汉人的文化,很容易出问题。<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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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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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无论是盛世才、蒋介石,还是之后,对新疆他们都借鉴了苏联的统治模式,苏联对他们的新疆政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哪儿方面?<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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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盛世才表面上是模仿苏联的民族论述,但他其实真正想做的,是把斯大林的统治手段学过来。盛想建立一个类似于苏共的组织,用反帝会替代政府,渗透到基层去。然后透过这个体制清洗掉不喜欢的人。盛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个效果──只能说一定程度上,原因是他干部不足,他必须借用从共产国际以及从延安来的干部。这让他自己的统治不能够贯彻到真正下面去。苏联体制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是经由集体化过程中强有力的动员把统治渗透到基层。但是就盛时期的新疆而言,伊斯兰本身有一点社会主义色彩,土地的占有也不是太集中,以盛政权的军队、政治组织与干部状况,难以开展类似规模的集体化过程,这样就很难全面推动社会改造。整体来看,盛世才在新疆统治其实还是停留在表层,这跟此后中国共产党深入扎根到基层很不一样。<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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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当然坚持在他能够接触到的边疆区域推动党化政治,积极建立各级的国民党组织。其过程是先从比较大的区域,由行政专员公署深入到县,再到下面的乡去建立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但是,这种做法的效果非常有限,因为国民党跟共产党不一样,他的党员、党干部不是从基层透过社会运动动员起来的,除少数有理想的青年党员之外,很多都是永远以自身利益为优先,抵制中央政治影响力的地方实力派人士。所以蒋介石在边疆的这种党化的努力并不成功。<br />
放在新疆来说,本来有一些新疆出身的干部到南京念书,回去建立国民党党部,但国民党党部在没有盛世才允许的情况下,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即使到盛世才在1942年向重庆输诚,新疆各县的国民党组织进来了一些重庆派来的干部,但到来到当地的干部很久都无法进入状况,真正控制新疆的还是盛世才。等到胡宗南的部队进入新疆以后,国民党组织才能够运作。可是这个运作同样是表面上的掌控,军事力量的影响要比国民党的组织影响大很多,所以国民党并没有党国建设的目标。<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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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共曾经有讨论过模仿苏联建立加盟共和国的形式,但是之后放弃而采取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您认为这两者之间的政策有什么区别,这种选择的原因是什么?<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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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加盟共和国的这种方案,中共除了在瑞金时期曾被考虑过以外,到了长征的途中,取得接触少数族群的经验,政治经验也有更多累积之后,就已经放弃了。到延安后,中共有机会思考苏联与中国在族群议题上的差异,发现苏联实行加盟共和国制度是因为俄罗斯人跟其他非俄罗斯人的比例非常接近,而且各非俄罗斯群体占据的地方也很广阔,在经济上也不逊于俄罗斯,所以苏联政府必须要妥协。如果当年俄共不采用加盟共和国体制,沙皇俄国留下的遗产就瓦解了。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发现中国的民族问题不出在这里:汉人的人口居绝对优势,经济实力也居绝对优势;少数民族人口稀少,但他们分布的区域却是汉人区域的战略安全屏障,自然资源也远多过汉人集中分布的区域,而长征当下迫切的政治需求是必须利用这些少数民族的资源,来争取革命力量的生存的机会,扩大反国民党的力量。这样,少数民族政策的极限就是让少数民族自治,这样的自治还附有前提,即它该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控制的框架下面,不是政治的自治,而是行政自治。长征途中的培养的少数民族干部一起到了延安,又在延安散播这一模式。所以1947年中共在内蒙古东部确立民族区域自治的方案,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早已胸有成竹。<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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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内主管少数民族工作的利瓦伊汉和延安民族学院虽然从来没有真正讲过民族区域自治这几个字,但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内涵早已成形。因为在延安时期宣示,少数民族的民族解放是中华民族共同解放的一部分,这已经把它约束在中华民族的大框架下面了。最后的方案和表述确定下来应该是在1949年9月政协会议上,确定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政协《共同纲领》的表述后来在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被微调为”民族区域自治”。1949年9月政协开会和1952年筹备新疆省级民族区域自治的时候,听取了一些少数民族干部的意见。尤其是新疆,还有内蒙古,对加盟共和国方案非常感兴趣。李维汉这个时候讲的理由是,我们人口当中的民族结构跟苏联人口当中的民族结构有根本差异;另外我们的历史跟苏联的历史有很大的差异,沙皇俄国统治也不过几百年,统治那些区域甚至只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可是中国人跟自己其他的非汉人之间的关系是几千年的关系。这种关系让我们没办法采取联邦制──我想强调,大陆似乎习惯将苏联的邦联制与美、德的联邦制都称为”联邦制”,但苏联的制度与美、德明显不同,这里我还是沿用大陆的习惯用法──之下的加盟共和国制度,只能民族区域自治;而这个区域的自治不是政治自治,只是行政自治。<br />
所以,后来回顾历史的时候一直讲,采用民族区域自治的方案是一种妥协,但是我想,让步的主要是行政的权力,而不是政治最终决策权。<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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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相比于苏联,您认为中共的哪些民族政策是成功的,得以避免苏联所犯下的失误?<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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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学历史,从历史角度看得多一点,二者最大的区别就是两国历史上族群关系的结构就不一样。沙皇俄国的历史不是很长,俄罗斯人与各非俄罗斯人群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征服、占领的关系。中国的传统一直不太一样。汉人征服、占领的过程在上古、中古已经比较早地完成了。当时的非汉人——主要是东南、华南和西南的非汉人,他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大型社会组织,更没有出现国家体制,即使是汉人的人非武力移民和汉人的相对发达文化都让他们难以抵御,所以南方的非汉人群体没有形成反抗传统;至于汉人与蒙古、维吾尔跟西藏之间的关系,它是从元朝以后形成的,这个关系与俄国沙皇的征服相反,汉人在元、清两朝都是被征服者、被统治者。是西藏、维吾尔共同加入了蒙古人和满洲人统治汉人的行列,才将蒙古、满洲、西藏和新疆的多数地区带到他们统治下的中国,蒙古又为它统治下的中国带来了云南,13世纪后期以来的的”民族政策”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汉人与非汉人──尤其是蒙、藏、维吾尔、满──之间的关系显然更像是比较平等的合作者,而不是俄罗斯人凌驾在非俄罗斯人之上的金字塔式关系。<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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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清末满蒙旗人与立宪派”五族共和”的主张中,都是设法以几个近古王朝的传统来说服很容易生成族群自觉的蒙、回(维吾尔)、藏等族,一起构建新型的国民国家。所以共和中国建立后,来自传统的和结构性的痛楚远远不及苏联。<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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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里面,苏联的民族歧视是非常强烈的,在任何的机构,包括在苏军里面,民族歧视无所不在。可是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面,虽然民族之间有很多误解,可是结构性的民族歧视并不存在。尤其是在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并不存在结构性的误解和冲突。<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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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麻烦的是,苏联在民族政策上常常有两极化的思维和做法。苏联共产党当然有意消灭民族歧视,可是他们一方面在文化俄罗斯化方面走得太极端,以为以”社会主义”为名义的俄罗斯化是消灭族群差异的终极手段;另一方面,在加盟共和国的政治民族化方面也走得太远。除了经济上补贴各加盟共和国之外,各加盟共和国的苏共组织在技术上其实是联邦化的,各加盟共和国内的苏共组织形成了自己的半独立体制。政治民族化上升极限之后形成非常强烈的地方利益,等到莫斯科不能控制,想强力镇压,就无从下手了。当然,苏联没有用太血腥的办法,但手段是很粗糙的。中共的成功之处在于,第一从来没有放任少数民族地区的党组织民族化,或者民族区域化,或者自治化,这保障了中央政府的终极处置能力。第二,没有用政治和行政措施强行推动汉化。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就犬牙交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可以讲一个概念,在中国的传统里面,汉人与少数族群之间一直有一个地理上的过渡地带,不是截然划开的,这有牵制少数民族地区的作用;第二有过渡人群,就是半汉化或者半少数族群化的人,他们正好担任了汉人和少数民族,中央和少数民族地方之间的桥梁。而以前的沙皇俄国和苏联都来不及建立这两套东西,所以要切割下去很容易。因为原来的裂缝根本没补起来,只是维持着表面的和平。<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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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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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共在50年代进行了民族识别与民族划分的工作,这也是中共所有民族政策的起点。您认为民族识别的政策目的在哪里?民族识别政策的划分标准又是什么?<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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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五族”的概念在1920年代在知识界已经受到怀疑和挑战,民族识别政策开始于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把政治中心和很多资源移到西南,需要知道抗战基地的人民组成状况,所以投资于人类学调查,在当时人类学学者的调查中,人群分类的结论就已经很接近1950年代初的民族识别结果,只是还来不及上升成为政治论述。到了1950年代初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应该把民族区域自治局限在几个群体的范围内,还是要普遍化?这两个结果的政治效益不一样。中共很快感觉到普遍化比较有利。<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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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接、迫切的需求,是1954年就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全国”各族”人民的最高权力机构需要有”各民族”的代表,这就需要知道有多少个”民族”。这个时候需要技术上的配合,当然,做的过程中就发现识别的基础还是原来的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的基础,中共之所以把这个基础政治化,有其政治上的切实必要。在民族识别工作进行的过程中,主持者即已体悟到,如果经由”民族识别”把具有”民族”资格的人群普遍化,可以冲淡那几个人口较多的,受到民族主义思潮洗礼的群体的”自决”诉求所带来的政治冲击。换句话说,被”识别”出来的民族多,对于制约那些人口较多的民族的分离主义是有好处的,这和古代朝廷“众建其势以分其力”的逻辑是一样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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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民族识别如果”识别”出太多的”民族”也会带来技术上的麻烦,所以大致把具备”少数民族”资格的群体数量稳定在40~50个,一开始40个左右,后来扩大到55个。这种识别过程和结果对于把族群议题无痕迹地去融入到整体的社会主义政治里面去,无疑有一定效果。用广西做一个范例,在这个没有民族主义诉求的省分,识别出”壮族”,实行最高层级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目的是以人口高达一千万的”壮族”的中华民族化来冲淡维吾尔、藏和蒙古人的民族主义化倾向,用广西”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垂范西藏和新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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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认为“文革”前和“文革”后民族政策有哪些转变?<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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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从政治安定角度看,“文革”前,北京和少数族群之间至少存在一段时间的”蜜月期”。“文革”当然对民族关系造成了不少冲击。可是我们有必要注意到一件事:“文革”当中有很多暴力事件,但一方面,暴力并未发生在汉人与非汉人,或不同的非汉人群体之间;另一方面,在所有民族区域出现的所谓”派性”冲突中,每一个派别当中都有汉人和少数族群成员,这显示,当时所谓的”派”并没有以民族为界限来划分。或者,反过来说,少数族群中当然有人受到冲击和不公正待遇,但汉人受到冲击和不公正待遇的规模和比例绝不亚于少数族群。这个现象告诉我们,无论如何都难以将文革前和文革当中的”民族关系”简单描述为紧张、对立的关系。<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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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汉人和少数族群对文革暴力的诠释和记忆却出现了分化。汉人受害者通常不会将政治债务算成”民族帐”;内蒙古、西藏等地的少数族群精英则倾向于将”暴力”解释为”民族冲突”或”民族迫害”,这样的分化成为改革开放时期族群对立现象的基础。这样的对立在“文革”结束前还没有全面爆发,原因是普通的汉人和普通少数民族之间的生存并不存在感觉中或实际上的竞争关系,异族成员之间的交往并不会被本族群中的某些人视为”背叛”,民族主义的情绪并未爆发。文革“结束”之后,在我看来,首先是所谓”拨乱反正”中出现很多盲点。北京上层以为在少数民族区域当中,只要恢复民主改革等政治运动以前的状态,比如给”叛乱份子”平反、给”右派”平反、给少数民族区域”地方民族主义者”平反,即可平复少数族群菁英的怨怼;但又忽略了少数族群于1950年代已部分整合到人民共和国的整体政治体系中这个既成事实。比如西藏存在”武装叛乱”的问题,一律平反,又造成中共自己在西藏培养的翻身农奴干部无所适从的现象,因为过去翻身农奴当权是建立在与”叛乱分子”对立的基础上面的。这样的180度回转,使得北京的政治威信和在少数民族区域业已建立的政治根基受到一定的损害。<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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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共产党的干部和普通汉人到少数族群分布区域去,基本上不存在到边疆谋取个人利益的动机,这样他们跟当地少数族群民众的相处并不太坏,也取得了很多在当地工作的经验。但是在1980年代,这群人忽然被不分状况,全部都回到”内地”来。这样,北京在边疆当地建立的很多基础受到更进一步的损害。1980年代之后到西藏、新疆等地的干部就有很多的个人得利益考虑——希望升官可以升快一点,或者到后来,还可以寻找生意机会,这样就跟当地少数民族干部、民众的利益就发生冲突了。这样的现象在边疆当地人心目中造成很坏的印象,边疆当地人的解读就觉得共产党有问题,少数族群往往不是朝北京的政策需要调整的方向去想,而是朝觉”汉人不好”的方向去想。少数族群觉得,最后我还可以相信什么呢?正好这个时候比如像西藏出现传统文化的复兴、新疆、宁夏和甘肃临夏、云南沙甸出现”再伊斯兰化”现象。少数族群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再伊斯兰化”背后是有政治因素的,尤其是伊斯兰这样的世界型宗教,背后有政治;内蒙古民族情绪不是很强烈,但背后也有政治。这些是北京在1980年代去做”拨乱反正”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事情。<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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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改革开放之后,党政的力量逐渐从社会的很多领域中撤了出来,让民间的力量介入,您认为如果让民间力量介入,会不会对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帮助呢?<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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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想民间力量的介入是没办法避免的,因为现在政府的影响在衰退,这个趋势很难改变。这个衰退过程不是一下子就退到零,而是逐渐缩小,民间力量也是逐渐扩大介入。市场化为中国和中国的族群关系所带来的根本改变,以往在官方和民间以往都被低估了。市场化让中国由一个”固定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国家,族群之间的接触,在规模和型态上都是空前的。接触是机会,也必然带来冲突。这些多数都发生在社会和民间的层面,接下来我们希望民间力量的介入,会带来正面的影响。<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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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上来看,因为汉人的人数多,汉文化又是强势文化,强势文化得到全球化趋势加持的效应也比较大。看起来,不管是少数族群愿意还是不愿意,目前在汉文化面前弱势的处境很难被改变。但是我们有必要体认到,民间介入一定是是多元的,汉人的社会也在发生改变,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汉人的社会跟外界接触很多,它变成了全球化的一部分;同时,少数族群的文化也在变成全球化的一部分。这不必然意味着民族认同发生变化,而是价值观很可能趋向更多元。<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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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有国家主义的价值观,这跟传统关系比较密切;也有比较偏向自由的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和国家的整合目标比较容易发生冲突。不同的价值观也可以伴随民间的介入被带到汉人跟少数族群的关系之中。这些因素被带进去以后,我们就很难推测说大的趋势里会不会有一些小的改变,而且小的改变会不会累积。目前看起来,现在是一个转型的时期。转型时期混乱很多,能看清大势要等十年左右。我们在十年前也没办法预见到今天的转换。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11963233781910127132017-04-22T12:52:00.001-07:002017-04-22T12:52:21.815-07:00達賴喇嘛的達旺之旅深深刺激了北京ELLEN BARRY 2017年4月7日<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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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里——對81歲的達賴喇嘛(Dalai Lama)而言,這是一段艱難的旅程,或許是他最後一次越過這個位於中國邊界附近的山口,前往一個對他的生活和藏傳佛教的歷史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城鎮。<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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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暴雨猛烈襲擊了將他載入這座山谷的小飛機。一行人被迫改走陸路,每天在陡峭、蜿蜒的山路上行進七八個小時,兩旁列著期待能看他一眼的村民。<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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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他每天距離聖地達旺越來越近,中國開始施加更大的壓力阻止他前進,發出的警告越來越有威脅性。<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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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週四,也就是達賴喇嘛預計抵達達旺的前一天,官方報紙《中國日報》寫道,如果印度當局允許達賴喇嘛繼續這趟行程,北京「將毫不猶豫地以牙還牙」。<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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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表示,這趟旅程最緊要的是解決這樣一個重大問題:誰將是達賴喇嘛的繼任者,以及這位繼任者——通常是一個被確認為達賴喇嘛轉世的嬰兒——會生活在中國的影響範圍之內還是之外。<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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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旺是藏傳佛教的大本營,也是以前一位達賴喇嘛的出生地。達賴喇嘛是想通過拜訪這個地方刺激北京,後者堅稱這個地區應該是中國的一部分。他也是在鞏固自己的教派在該地區民眾中的深厚根基,為那裡出現一名轉世化身鋪路。<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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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個聰明的喇嘛,在做長遠的思考,就像他一貫那樣。」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的分析師布拉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說。「他不愛感情用事。他這次阿魯納恰爾邦之旅壓根沒有一點情緒化的成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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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旺是信奉藏傳佛教的門巴族人的故鄉,過去曾向位於它北部316英里(約合510公里)遠的拉薩的統治者進貢。儘管這個城鎮的人口只有大約1.1萬,但官員們表示,他們預計本週達賴喇嘛現身達旺的寺廟時,會吸引多達6萬人聚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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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兩個月裡,我們一直在做準備,」這座寺廟的主持洛桑庫姆(Lobsang Khum)說。「所有人都想見他,得到他的祝福,觸摸他的腳。對我們來說,達賴喇嘛比我們的生命還要重要。」<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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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巴族人最珍視的傳說與倉央嘉措(Tsangyang Gyatso)有關,後者在1682年成為第六世達賴喇嘛。這裡的人會去他童年的住所朝聖——那裡擺著一塊石頭,上面有一個模糊的腳印據說就是他的留下的——還熱切地表示希望奇蹟會再次發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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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任達賴喇嘛出生在達旺,是這裡許多人的夢想,」達旺的副長官桑平措(Sang Phuntsok)說。當地議員次仁扎西(Tsering Tashi)表示,作為一名在俗教徒,他無權置評,但最後他還是沒忍住。「我希望下一任達賴喇嘛的轉世化身出現在達旺,」他說。「我能說的就這些。」<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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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對於如何選出繼任者諱莫如深。<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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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和尚們會依靠幻象和神諭引領,找到一個在前任達賴喇嘛去世時懷上的孩子。確定後,他們會進行測試,以便確認他就是轉世的喇嘛,比如讓他挑選出屬於他的前任的物品。<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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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種辦法會令藏傳佛教在至少一年的時間無人領導,這會讓中國有機會確認和宣傳它自己的候選人。達賴喇嘛暗示,他可能會選擇一種非傳統的選拔程序,在自己仍然在世的時候挑選一名兒童或一個成人來接替他的位置。<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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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研究現代西藏的歷史學家羅伯特·J·巴尼特(Robert J. Barnett)表示,老去的藏傳佛教喇嘛有時會訪問他們之後轉世為嬰孩的地方,達賴喇嘛前往達旺和蒙古似乎就屬於這種情況。<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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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刺激、試探中國人,提醒他們不能控制下一次轉世在哪裡發生的方式,」他說。<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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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隨著達賴喇嘛於抵達達旺的時間臨近,中國發出的聲明火藥味也越來越濃,這種策略曾經成功地迫使許多國家的官員冷落這位西藏領導人。<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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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中國的一名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印度「執意安排」達賴喇嘛這次訪問活動,會「嚴重傷害」中印關係。週四,官方小報《環球時報》建議,中國可以通過支持克什米爾的反印度軍事行動來進行報復。<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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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哪裡有資本把中印關係搞砸本」?文中帶有諷刺意味地問道。「中國的GDP數倍於印度,我們的軍事力量已經可以向印度洋投送,印度周邊有中國友好國家,印度不穩定的東北部緊靠中國,如果中印相互『玩地緣政治』,北京會輸給新德里嗎?」<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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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印度通常會謹慎地避免激怒中國,但幾位官員這次的反應卻異乎尋常地帶有挑釁意味。阿魯納恰爾邦首席部長佩馬坎杜(Pema Khandu)本週做出不同尋常的舉動,稱獨立的西藏——而非中國——才是印度在北面真正的鄰居。<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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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把話說清楚,」佩馬坎杜對記者們講道。「中國無權告訴我們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因為它根本不是我們的鄰居。」<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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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對隨訪他的記者群體表現出一貫的友好,興高采烈地就量子物理學至全球暖化等各種話題發表觀點。巴尼特表示,他幾乎不需要再做什麼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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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活著和做他那耀眼的自己從而令中國人難堪之外,他不需要再做任何事,」他說。「他會來到邊境線上,成為一個完全自由的人,距離中國的領土只有幾米之遙,但他們對此無能為力。」<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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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也回顧了自己1959年逃離西藏的情景,當時他從中國軍方在拉薩進行的軍事鎮壓行動中逃走。他偽裝起來,和一小群隨從越過了這個山口,到達旺尋求庇護。<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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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本週與76歲印度士兵納倫·錢德拉·達斯(Naren Chandra Das)重逢,後者在逃難的最後三天裡一直陪同著他。兩人在鏡頭前擁抱:這名退役士兵極其瘦弱,眼睛因為患上白內障而看不大清;達賴喇嘛則臉色紅潤,十分愉快。<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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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變老了,他卻還是那個樣子,」達斯說道。「他是個大人物,是西藏的國王。」<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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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在Twitter上關注本文作者Ellen Barry@EllenBarryNYT。<br />
Hari Kumar對本文有報導貢獻。<br />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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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n.nytimes.com/china/20170407/dalai-lama-sucessor-tibet-china-buddhism/zh-hant/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69075866508308962702017-03-14T19:21:00.002-07:002017-03-14T19:22:28.956-07:00最漫长的博士文/沈诞琦<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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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友R第一次听说吉恩·史密斯(E. Gene Smith)的名字是在一位牛津大学教授办的家庭派对上。那是2010年末,R在牛津读大四,立志成为一位印度史学者。这是一个异常漫长需要知识积累的领域,语言上需要熟习梵文和印度的几种方言,学科上需要贯通经学史学神学。而今四年过去了,R正在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他在波士顿一个偏僻的角落租了个小房间,一学期上八门课。每次见面,我们挑最便宜的馆子,R总是在席间调侃自己的屌丝生活。这条坎坷的学术之路让听者我既敬佩又担心。<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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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第一次听说吉恩•史密斯的名字是四年前在牛津大学教授Charles Ramble的家庭派对上,当时这位教授正在为史密斯写讣告。在讣告中,Ramble教授追忆了第一次和吉恩的见面,本该半小时的见面被拖成了三小时,Ramble教授不断问关于藏传佛教的艰深问题,吉恩对答如流。<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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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恩因糖尿病猝死的同一天,荷兰莱顿大学意外给他寄出了一封信,决定授予他博士学位,肯定他在藏传佛教领域的突出学术成就。从1965年吉恩中断在莱顿大学的博士学习,踏上一条去印度的慢船,到2010年末他猝死的那一天突然收到这封信,五十五年过去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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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天后纽约时报登出的另一则讣告里,写讣告的朋友Margalit Fox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姗姗来迟的博士学位,于是这篇讣告中写道:“虽然史密斯先生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学术机构也从来没有博士学位,无论他走到哪里——在新德里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搜集藏文书籍,还是在麻省剑桥堆满藏文书的家中他建立起藏传佛教资料信息中心,还是在纽约城,他的家总是吸引着学生学者和宗教领袖,倚仗他在藏文经典上的渊博学问。”<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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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吉恩去领这个博士学位的是他三十年的好友:哈佛大学“西藏和喜马拉雅研究”教授范德康(Leonard van der Kuijp)。他们的友谊得追溯到八十年代初,身处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荷兰小伙范德康去印度新德里看望出生于美国犹他州摩门教家庭的佛教徒吉恩。范德康是慕名而去的:在藏学研究这个领域,史密斯早就是口口相传的“世外高人”,不是教授不是博士,却懂得比谁都多。<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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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同在麻省剑桥的吉恩和范德康凭二人之力建起了“藏传佛教资料信息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以下简称TBRC) 。2007年,吉恩立下遗嘱要把一生所藏的藏文文献——这是西藏之外世界上最大最完备的藏文文献收藏——全部捐赠回中国。因为政局上的动荡,这成了一场漫长拖延的交接。<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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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末,吉恩过世后三年,在TBRC的不懈努力下,12000余函藏文文献终于全部移交给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学,包括甘珠尔、丹珠儿、苯教、伏藏文献,等等,其中有不少是独一无二的孤本。西南民大的史密斯藏学文献馆开门迎接世界各地的西藏研究学者和藏族学生。于此同时,在麻省剑桥,这些书籍的每一页都已经被TBRC电子化,每年有12万人次从TBRC网站上下载文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藏文数码图书馆,如今正在被哈佛大学图书馆收入数据库成为哈佛馆藏的一部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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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我去找范德康教授聊天,在走廊里碰到我的朋友R,匆匆几句中,R对我说,“吉恩一生做了很多事。”<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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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之后,我把R的这句话讲给范德康教授听,他目光闪烁,然后说:吉恩一生只做了一件事。<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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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可能是很多事。<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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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博士候选人</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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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那年,第五代摩门教徒吉恩•史密斯宣布放弃信仰。本来不出意外的话,他会和所有同龄的摩门男孩一样,踏上教会规定的两年传教之旅。他试想自己将在马路上向陌生人说:只有摩门教一条路才能抵达救赎。然后他发现他永远无法说服别人相信只有一条窄路,然后他想,既然如此,他也永远说服不了自己去相信。<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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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定在家族中震动不小。吉恩是家中唯一的男孩,而这个家族在摩门教的地位非同一般:吉恩的曾曾祖父叫Hyrum Smith,也就是摩门教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的亲哥哥,Hyrum死时是摩门教中仅次于约瑟夫的二把手。如果吉恩规规矩矩地做个好摩门徒,他肯定能在教会里捞到个一官半职。<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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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恩底下有三个妹妹,其中两个因为哥哥的退教而再也没和他说过话。他妈妈却说:“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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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恩想做什么?他想做所有事情——他学语言,高中毕业他就会熟练地运用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拉丁文,终其一生他会掌握三十二种语言和方言。他读大学,人家读一所毕业,他转来转去转了四次学,不是因为成绩太差,而是想和不同的老师多学点东西。1959年,吉恩本科毕业,开始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读研究生,修“内亚研究”,一半是因为真的有兴趣,另一半是为了留在学校逃避越战的兵役。<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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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年,藏区骚乱,大量古迹和文献被毁,十万藏民背井离乡。这个契机促使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九个藏文化中心,其中一个恰恰选址在华盛顿大学。1960年,九位逃亡印度的藏民来到西雅图定居,其中包括萨迦派教主达钦仁波切一家和家族的私人教师、萨迦派的重要上师德松仁波切。在藏传佛教中,萨迦教主的政治和宗教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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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迦派教主一家是在美国国土上定居的第一个藏族家庭,年轻的达嫫拉夫人在西雅图产下第二个孩子,还天真地以为很快就可以回西藏去了,结果在西雅图一呆就是三十余年。在纪录片《电子达摩》里,达嫫拉夫人用英文回忆起这段往事:“我在西藏东部出生,嫁到皇室,过着第一夫人的日子,然后我突然成了难民,一个普通的女难民。有一天,华盛顿大学告诉我,吉恩•史密斯要搬到我们这屋子,和我们一起住。”可想而知这样的共处一开始有多尴尬:西藏最显赫的贵族,两个幼小的孩子,一个“太子太傅”式的萨迦派上师,还有25岁的美国穷学生吉恩,突然都挤在了西雅图一幢小小的二层别墅里。吉恩并不只是普通室友,他的任务是帮助这群西藏贵族适应美国生活。<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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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年的校报,吉恩每天走到客厅里刷牙好让他的室友们养成同样的卫生习惯,他教年轻的达嫫拉夫人学会使用美式厨房,常常帮着带孩子,走在路上他负责阻挡行人过于好奇的目光,星期天他还会带一家子去动物园玩……走廊里开始有了小孩子的美式牛仔帽,门口开始停放崭新的自行车……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常弥合中,北美学术界第一次有了系统了解研究西藏文化的资源和基础。“西藏研究”第一次在北美有了它的对象和受众。<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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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恩和这群特殊的室友共处了四年,四年的时间,他24小时都在学习。上师德松仁波切被称为藏传佛教的“活字典”,虽然是萨迦派的上师,可是德松对整个佛教传统都有兴趣,也感兴趣西藏境内的非佛教传统。德松还是藏传佛教利美运动(即“不分教派运动”)的专家和极力拥护者,主张各派传承应该互相尊重,以回到佛教最初的教导。相比较童年时严苛的摩门戒律,吉恩更喜欢像德松上师这样兼容并包的学者态度。每天早上,他会和德松仁波切静处一两个小时,问关于佛教的任何问题。四年时间,问答记满了十几本蓝色笔记本。<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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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吉恩完成了在华盛顿大学的博士资格考试,在德松仁波切的建议下去荷兰莱顿大学修梵文和古代巴利语的高级课程。同一年他开始写博士论文,可是他发现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有书!整个西方世界,藏文经典文本非常稀少。仅存的几册藏文经典,还常常被欧洲学者私占,在出论文成果之前不与他人分享文本。德松建议他去印度寻找论文需要的书,并写了推荐信引荐他认识在印度的西藏上师。<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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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恩到底需要找什么书呢?与轻便的圣经、古兰经不同,藏传佛教经典甘珠尔、丹珠尔版本甚多,篇幅浩大。现存甘珠尔7万余页,丹珠尔16万余页分散在各寺庙之中。文革的劫难使得许多藏书被毁,幸存下的经典散落在民间,随着藏民的迁徙,缺漏现象严重。藏文本一般不装订,散装在精美的盒匣中。所有这些特点都为藏传佛教的传承带来了巨大困难。<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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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保存和研究这些文献实则任重道远。与汉传和南传佛教不同,西藏在佛教入藏之前宗教比较薄弱,导致藏传佛教是现存佛教体系中中最接近佛教原始经典的一支,也是唯一可以还原梵文的语言文字。藏民还把自己的大部分文化传统记录在这些文典中,甘珠尔、丹珠尔中除宗教内容,还涉及政治、文学、医学、工程等等,无所不包。<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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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吉恩乘着慢船从荷兰来到印度,他的计划是在印度只呆一年,寻找写论文的书。福特基金会只为他提供了一年的奖学金。<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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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二、公共法480号</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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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曼格拉(Mangaram Kashyap)第一次见到吉恩•史密斯是十三岁的暑假,来自大山里的穷孩子到新德里看望打工的爸爸,阴差阳错认识了吉恩。那年吉恩三十出头。福特基金会一年的奖学金用完了,吉恩已经找到了适合写毕业论文的书——问题是,他找到了太多的书。接下来一两年他走遍印度和尼泊尔边境,在深山中了解藏族难民的生活、以及他们携带在身边的文本。1968年,已经在印度停顿三年的吉恩决定加入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新德里田野办公室。这个田野办公室存在的最大目的:执行公共法480号。<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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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法480号,即“农业贸易发展和援助法”,1954年由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允许将美国生产过剩的农产品低价出口至欠发达国家,由当地货币成交结算。经过历代总统的不断推进,由公共法480号而起的“粮食换和平”(Food for Peace)项目成为了美国最主要的粮食人道援助途径。在六七十年代,美国因此一度拥有印度货币流通总量的十分之一!<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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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用掉过剩的外汇,来自密歇根的众议员John Dingell在1958年为这条法律加上了一条奇异的修正案:授权美国国会图书馆用卖粮食所得的外汇在当地购买图书。<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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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执行这条修正案,国会图书馆在印度新德里、印尼雅加达等地成立了六个田野办公室。新德里办公室1962年开始运行,负责为国会图书馆以及美国境内的二十座研究型大学图书馆购买图书。<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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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修正案规定:田野办公室必须购买在最近两年在当地出版的图书。<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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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修正案没有规定:图书的语言、所代表的文化、文本写作时间。<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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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32岁的吉恩中断西藏研究博士学位,成为新德里田野办公室的图书管理员,因为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好点子:他可以拿着在印度的西藏难民保存的藏文经典孤本去当地的印刷厂重新出版,然后用公共法480号的钱为美国的图书馆买下这些“新书”!<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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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松仁波切的推荐信起了作用,吉恩得到了在印度的西藏喇嘛的信任,喇嘛们纷纷拿出自己的藏书,让他重新印刷出版。他走遍印度山林中的藏族难民,在洞穴中找到罕见的孤本,带回新德里印刷。他还在印度的各个藏文书店散播消息,鼓励所有人将有价值的书送到小型印刷车间重新印刷:“如果印刷得好,我会全部买下来。”纪录片《电子达摩》里说,在德里的每个西藏人都知道有个高大的美国人在收西藏书,“即使卖T恤的小贩也知道!”一旦发现一本书,马上会送到吉恩面前,“这一本值不值得出版?”<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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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书会重新印刷恰好21本,20本寄回美国的各个研究型图书馆,剩下一本吉恩私人收藏。为了符合国会图书馆的规定,每本书必须附有前言。博士生吉恩再也没有完成他的西藏研究博士学位,他平生所写最接近学术论文的东西就是给这些在新鲜纸张上的古老文本添加前言。时间通常很紧张,从印刷到装运回美国只有几天,白天的工作琐碎,不适合写作,吉恩就每天四点起床,在家里的打字机前敲敲打打一篇前言。<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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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普通学者所写的前言不同,这些前言中总有一小段是关于图书馆学的:印度的凌晨,来自田野办公室的图书管理员写给美国各地的图书管理员,我建议,这本书应该被收录进哪个词条,哪个分支。这一段的写作常常碰到大麻烦:西藏喇嘛的一生中常常会有很多名号,不同的名字用于不同的场合,西方的图书管理员到底该把这本书编在哪个名字之下?为了解释哪个名字最合适,吉恩发现必须为作者立传,罗列他的师承,解释他和其他派系的关系,综述每一任达赖的宗教和政治纲领,西藏的整个文化历史,西藏在世界历史上的位置……<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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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满腔热情地去介绍蒋贡康楚这样的大学者、“不分教派运动”、宁玛派、萨迦派、中世纪的西藏美术……他的前言囊括了西藏文化的整个时间轴和所有维度,他援引西方已经收藏到的文献,印度当地的藏学文献,还有,某年某月某日他和某位上师的交谈,某年某月某日某学者来拜访他提供的线索……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吉恩手头并没有多少参考书,他最信任的材料是和德松仁波切朝夕相处四年所记录的一打蓝色笔记本。谁能想到,这些在西雅图“晨昏定省”时的只言片语,将会在新德里成为西藏作为一门现代研究的学科基石?<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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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几年,吉恩的编制是田野办公室的临时工,写完前言尚能署上自己的名字。不久后,他“转正”成了正式员工,政府机构的官僚规定使得他很难再独立署名,他写的前言只能草草署名为“国会图书馆著”。可惜吗?如果吉恩留在等级森严的学术界,他会精心计算论文的数量:多少篇能够博士毕业,多少篇能够拿到终身教职,多少篇能够称得上学界大拿。卑微的图书管理员吉恩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写了多少篇前言,他在乎的仅仅是:快点写完这一篇,好把这一函孤本拿去印刷厂印刷。<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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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法480号所购买的藏文图书,大部分永远沉睡在各个大学图书馆偏僻的角落里,鲜有人问津。可是,吉恩的前言“火了”!2001年,这些前言的选集《在藏文本之间》(Among Tibetan Texts)姗姗来迟出版。在这本选集的前言中,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的藏学研究教授Kurtis Schaeffer写道:“大部分藏学学者并没有读到前言的原版,它们是依靠影印版迅速传播开来的。到八十年代初,影印版的前言从华盛顿州西雅图到了弗吉尼亚州夏律第镇,从印地安那州布卢明顿到了德国波恩,从新德里到了纽约,从汉堡到了加德满都……”这些提纲挈领的文字被世界各地的西藏研究学者们影印,从一位学者传播到了另一位学者。范德康教授对我说,这些纸片在圈内的影响力简直像个“地下邪教”。<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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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5年,吉恩从新德里办公室主任一职被平调到印尼雅加达的办公室,他已经为国会图书馆搜集到了上万函藏文书籍,这也意味着,吉恩的私人图书馆里拥有了这上万函书籍的每一本。<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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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三、在藏文本之间</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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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老爷单身,享受外交官待遇,住在政府派给他的一个七居室的大房子里,紧挨着印度教育部长的家。每一间居室四壁都堆满了藏文书籍,这就是史密斯老爷的私人图书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藏文图书馆。一年的每一天,这个大房子向世界敞开:喇嘛、学者、政府官员,有时候一两个,有时候七八十个,坐在大巴士上来,一住就是十几二十天。管家曼格拉回忆,“从没有哪一天这个家不住客人的。”来自远方不能回家的客人,安睡在他们虔信的藏文本之间。<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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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老爷每天四点起床,坐在二楼的书房里打字如飞:翻译、编撰、写作。七点半史密斯老爷下楼吃早饭,就和借宿在家中的客人们聊会天。八点钟史密斯老爷去上班,在国会图书馆新德里办公室坐到下午四点半。下午五点他已经又回到家里坐在二楼书房打字如飞:翻译、编撰、写作。再晚些时候仆人会开晚饭,摆餐具总要摆好一会。为了招待这来来往往的访客,家里存着足够三百人用餐的餐具,史密斯老爷自掏腰包雇九个仆人:厨子、清洁、司机、管家一应俱全。<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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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之后在花园里有派对,几拨客人交流宗教和学术。他们唱歌,舞蹈,一起祷告。有时候,英迪拉•甘地总理会跑来发言讲话。史密斯老爷只在派对上呆一小会,就回到了二楼的书房打字如飞。在纪录片《电子达摩》里,他自己说,“国会图书馆希望我们能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所以我在那里代表着美国人的智性生活。”他的管家曼格拉则对我说:“在印度的每一天他都是遵守着这个作息。他像一个机器,十足的工作狂。他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低调,非常友善的人。”<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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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曼格拉第二次见到吉恩•史密斯是十四岁的暑假,大山的穷孩子即将面临辍学。吉恩为他付了学费,送他去打字学校学打字,“有一天会有用的!”打字学校毕业吉恩又送他去读德里大学,“多学点知识总是好的。”大学毕业曼格拉成为了一位中学老师,吉恩让他搬进自己的别墅,请求他在全职工作之外做第二份工:吉恩家的大管家。这个大管家,除了打理这个客人来来往往的大别墅,另有一项重要的任务:管理上万册的藏文藏书。曼格拉这才明白,当初吉恩为什么要送自己去打字学校。<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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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吉恩离开印度,成了国会图书馆印尼雅加达办公室的主任。他雇了一个集装箱,上万册书慢船从新德里运到雅加达。曼格拉亲身飞到雅加达,一册一册为老爷理书。1994年,吉恩又远赴埃及成了开罗办公室的主任,曼格拉再次从新德里飞到开罗,为老爷理书。1997年,吉恩退休回美国,再一次,集装箱上了慢船,万册藏文图书漂到了美国麻省剑桥镇,老仆曼格拉从新德里飞到麻省为老爷理书。吉恩租住在剑桥一幢廉价的三层小别墅里,曼格拉回忆道,“唯一没有堆放藏文书的房间是厨房。”就和吉恩一生所到的每一处住所一样,117 Ringe Ave这幢朴素的小别墅,迅速成了哈佛大学神学院和南亚研究系学子们聚会交谈的沙龙。<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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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同在麻省剑桥的吉恩和哈佛大学“西藏和喜马拉雅研究”教授范德康创立了“藏传佛教资料信息中心”( TBRC) 。到那一年,吉恩私人所藏藏文书一万二千余函,比西藏之外世界上任何一个图书馆和藏传佛教寺庙都多。三十余年的奔波,慢船从新德里抵达波士顿,这些珍贵的纸张正在发黄变脆。TBRC中心的唯一任务:将吉恩的藏文藏书电子化,所有书页免费放在网络上(www.tbrc.org)供世界各地的学者查阅。<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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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TBRC得到了Rubin基金会的经济支持,从波士顿搬到了纽约。在领导TRBC的十余年中,吉恩非常小心地避免任何政治势力的影响(这对于一个有关西藏的中心是多么困难呀)。他的妹妹罗赛说,“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天真的人,他当然很懂得政治,他运用政治手腕,以便避开政治。”<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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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恩对所有的知识感兴趣,对所有的人友善。可是他不想要任何依附和限制,这就是为什么他选择避开政治和婚姻。很多政客想要拉拢他,正如很多女孩爱过他。”在印尼巴厘岛的乌布地区,我见到了Rana Helmi,她在咖啡馆里这么对我说,显得怅然若失。这个印尼外交官的女儿,八十年代吉恩在雅加达无偿教授她藏传佛教一年,后来两人又多次在印度相聚。“我并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因为他的离去而陷入深切悲痛的人。”<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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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吉恩71岁了,单身,无子,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多次往返印度,把保存着千万页电子书的移动硬盘捐赠给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藏传佛教寺庙,例如印度北部的“曼玉本教寺”。可他更关心的是,在TBRC把这些实体书全部电子化后,这一万多函书籍将何去何从?让北美诸多图书馆失望的是,吉恩决定把所有藏文藏书全部捐献给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学。在纪录片《电子达摩》里,吉恩解释说,“要把属于西藏的东西归还给有藏民居住的地方。”选址西南民族大学委实煞费苦心,一则西南民大有不少的藏族学生,藏文化比较深厚,二则成都和西藏相比,比较方便外籍学者的往来。<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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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奥运前夕,满满一集装箱的藏文文献即将从纽约运至成都之际,西藏局势突然一变。<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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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13年末,因为政治原因而耽搁下来的图书捐赠移交计划才全部完成。西南民大“史密斯藏学文献馆”低调地开馆迎客。那一年,吉恩去世已经三年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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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四、阿莱夫</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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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6日从印度返回纽约的当天,吉恩猝死于糖尿病。患病的几年中他仍然无所禁忌地大鱼大肉,从不测血糖,随着自己的性子偶尔打打胰岛素。那次印度之行的表面原因是去尼泊尔开一个藏文翻译的会,而实际原因是去看望老仆曼格拉一家。在旅居印度的几十年中,曼格拉始终是吉恩的管家,是吉恩看着曼格拉从十几岁的少年成了花甲老人,是吉恩为他的儿子付了在南加州大学的硕士学费,为他的女儿购置丰厚的嫁妆。而在吉恩离开印度后,曼格拉成了这个慢慢成形的TBRC计划的中坚力量,在印度为远在纽约的办公室扫描了许多文献,悉心安排TBRC的每一次印度之旅。<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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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恩的这次印度之行是为了探望曼格拉的外孙女。在告别印度的前一天,他对曼格拉说,“以后每年都在你家住几个月,颐养天年。”他打电话给妹妹罗赛,“我身体感觉糟透了,我不想飞。”<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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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曼格拉,为什么吉恩要提出每年在你家一住就是几个月。<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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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格拉很惊讶地看着我,“我不知道在中国是什么规矩。在印度,如果父母老了,子女应该照顾他。”五十余年,主仆已俨然情同父子。<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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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吉恩在新德里、雅加达、开罗、波士顿、纽约,无论何处,他的家都迅速成为一个无数人来来往往的藏文化中心,这个好客的传统如今被老仆曼格拉继承下来。这些年曼格拉数次搬家,新居最好的那一间永远是“吉恩的房间”,留给吉恩来住。吉恩过世了,这间房间仍然保留着,“这样的话,任何吉恩的朋友,任何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人,路过德里,都可以住这间房间。”<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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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听到这里,说这有点像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昨日的世界”最高贵的注脚,居然来自一个仆人。<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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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6日,曼格拉为吉恩打点行装,他勉强登上从新德里去纽约的飞机,下飞机后,在很接近自家公寓门的楼梯上猝死。当时他的腿非常肿胀,他的姿势似乎是想打开行李箱去取胰岛素,可是腿太胀够不着。多年过去,老仆仍然在反复责怪自己:“都怪我,为什么没有把胰岛素放在他大衣口袋里。”<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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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恩突然过世后,她的妹妹罗赛才知道有一个小摄制组正在拍摄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叫《电子达摩》(Digital Dharma)。整个一生他不过是国会图书馆的小公务员,把一生所有的收入都用来维护他的图书馆和接济朋友,遗产少到甚至不够这个制作组拍完这部纪录片的最后一段:他的葬礼。几天之后,保险公司告诉罗赛,吉恩曾经投过一个人身保险,受益人就是她。她把这笔钱交给了摄制组,才拍完了这部纪录片。<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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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最小的妹妹罗赛之外,吉恩还有两个妹妹,是最虔诚不过的摩门教徒。和许多摩门家族的故事相同,自从吉恩18岁放弃摩门信仰后,这两个虔诚的妹妹就和他鲜有联络。她们各自的丈夫是摩门教中显赫的领袖,一个是主教,另一个是葡萄牙和莫桑比克传教分会的会长。两个妹妹犹豫了很久,最终决定去参加大哥在纽约的葬礼。罗赛告诉我,整个葬礼上最让这两个妹妹震惊的一点就是不断听到“圣徒”这个词。流亡中的仁波切和西藏贵族,藏学研究学者,TBRC的工作人员,无数人的追思中,都自然而然地把吉恩称为一个“圣徒”。对于这两个虔信摩门教的妹妹,当大哥放弃摩门的那一天,他就不可能是个圣徒,甚至不可能是个无罪的人,更别提他似乎也没有恪守佛教的戒律,烟酒鱼肉不忌。可是对于罗赛,即使哥哥没有保存一页藏文文本,他都无愧是一个圣徒,因为“他为他人的苦难而痛哭,他会保证他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忍饥受冻。为了帮助别人,他花光了自己所有的钱。”<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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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虔诚?<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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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吉恩神交的几个月中,我数次自问。<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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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恪守清规戒律、成为一宗的主教,还是摒弃分歧、广纳各个宗派的学说?<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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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科、研究生、博士生,按部就班地发论文评教职,还是从未拿过博士学位,却在一生的每一天四点起床,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图书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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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图书管理员吉恩·史密斯的几个月里,我重读了另一个图书管理员博尔赫斯的小说。博尔赫斯有一篇代表作叫《阿莱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加拉伊街一间地下室楼梯的第十九级,“我”看到阶梯下面靠右一点的地方有一个耀眼的小圆球,它就是“阿莱夫”,也就是容纳于狭小空间的无限宇宙。博尔赫斯写道:“每一件事物(比如说镜子玻璃)都是无穷的事物,因为我从宇宙的任何角度都清楚地看到……我看到阿莱夫,从各个角度在阿莱夫之中看到世界,在世界中再一次看到阿莱夫,在阿莱夫中看到世界,我看到我的脸和脏腑,看到你的脸,我觉得眩晕,我哭了,因为我亲眼看到了那个名字屡屡被人们盗用、但无人正视的秘密的、假设的东西:难以理解的宇宙。我感到无限崇敬、无限悲哀。”<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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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吉恩•史密斯的一生让我多次感到博尔赫斯所谓的眩晕。在吉恩的世界中,我多次看到阿莱夫。<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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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文本之间》的前言中——也就是一本前言之书的前言,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的藏学研究教授Kurtis Schaeffer充满温情地回忆起了多年前求学的经历:“1991年冬天,我在华盛顿大学迈出了藏学研究的第一步,每天花几小时在图书馆地下室收藏‘公共法480号’藏学文献的那几排。我从书架下取下一函函书,惊奇地注视着它们。每函书装在奇形怪状的盒子里,用漂亮的布包裹着,像地图册一样。这些书卷无疑保存着藏学的秘密,可是因为这个领域缺乏辅助研究的工具,我对解开这些秘密毫无头绪,正如近三十年间所有的藏学学者一样沮丧无措。”<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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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图书馆地下室呆呆看着手中的一卷书,心想这书他妈的到底在讲什么,我的一个导师Cyrus Stearns漫不经心地问我,你肯定读过吉恩•史密斯的文章对吧。为了听起来不是太无知,我撒谎说,对啊我听说过,我只是还没时间去读这些文章。Cyrus熟练地从书架上抽出六七函书——显然他对每一函都了若指掌——在我面前的书桌上摊开。正是这些书里有吉恩所写的前言:一面面水晶镜子清晰映射着藏文文本的秘密。它们不但是对每本书的介绍,也是对整个藏文世界的介绍。这些文章还是对藏文研究作为现代学科的研究方法的介绍,因为每一篇吉恩的前言就是这种现代研究方法的典范。十年过去了,我反复阅读这些文章,每一次总发现一些新东西:要么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引用,要么一些伟大的猜想也许能成为长期的研究课题。有几篇文章我复印了好多遍,刚扔掉一篇写满批语标记的关于桑杰坚赞的介绍,结果马上又回到图书馆重新复印……”<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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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一定存在着,他施恩让我看见,一个图书管理员在虚构世界所能描摹的的对无限知识的崇敬和虔诚,竟然与另一个图书管理员尽毕生努力在真实世界所能行的奇迹暗暗契合。<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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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根据2014年春对TBRC执行董事Jeff Wallman,哈佛大学教授 Leonard van der Kuijp, 吉恩•史密斯妹妹RosanneSmith, 吉恩•史密斯家仆 Mangaram Kashyap, 以及Rana Helmi的采访。感谢Lunchbox摄制组《电子达摩》一片的导演和制片人Dafna Yachin女士和TBRC授权提供了珍贵的照片。<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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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选自2014年《新知》十一月号,总第六期。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3592837647896389392017-03-03T02:13:00.000-08:002017-03-03T02:13:22.120-08:00伊斯蘭國向中國發出恐襲威脅更新於2017年3月3日 07:32 英國《金融時報》 韓碧如 報道<br />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71615<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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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發布的一段可怕視頻中,伊拉克境內的維吾爾作戰人員呼籲對中國發起攻擊,這令人擔憂中國可能成為聖戰組織的目標,即便北京方面正在展示強大武力,旨在平息不安定的新疆地區的分離主義傾向。<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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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上追蹤聖戰組織和白人至上主義活動的美國公司Site表示,這段譴責“邪惡的中共異教徒走狗”的血淋淋的視頻來自ISIS的伊拉克分支。最先報道這段視頻的路透社(Reuters)證實翻譯正確。<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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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報復從被壓迫者眼裡流出的眼淚,我們將按照安拉的意志,讓你們血流成河,”視頻中的一個作戰人員用維吾爾語說道。<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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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中還有兒童作戰人員的畫面,還有兩次處決身份不明的人員。視頻出爐之際,適逢中國在新疆部署重兵,其導火線是一個政府大院發生致命持刀襲擊。<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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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周三在北京告訴記者,他不瞭解上述視頻,但維吾爾分離主義組織——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TIM,中文簡稱“東伊運”)“對中國和地區安全穩定構成嚴重威脅”。<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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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視頻發布之前,上月有消息稱,中國在阿富汗境內參與了“聯合反恐行動”。隨著美國縮減其對阿富汗的介入,北京方面正在阿富汗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但仍然警惕著其參與可能使中國成為伊斯蘭主義發泄仇恨的目標。<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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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藏調任新疆不久的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相信,強有力的高壓手段將嚇阻不安定。新疆的本地人是說突厥語的維吾爾族穆斯林,他們面臨著歧視性的教育、就業和宗教政策。新疆的緊張局面傾向於在展示強大武力之後爆發,而官方往往進而針對暴力襲擊出動重兵。<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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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視頻並不是ISIS招募維吾爾新兵的首次努力,該集團一直在向一些維吾爾人對於建立自己的國家“東突厥斯坦”的願望發出召喚。然而,說阿拉伯語的民族與說突厥語的民族之間的歷史仇恨傾向於限制ISIS對維吾爾人的魅力。中國的《環球時報》曾報道,2015年,ISIS處決了三名試圖逃離其在敘利亞的武裝組織的維吾爾作戰人員。<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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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專家估計,大約有100名中國公民加入了敘利亞境內的ISIS。他們並不全是維吾爾人。ISIS以往發布的視頻曾試圖吸引占中國14億人口95%的說普通話者。<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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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和伊拉克的亂局吸引了一些中國冒險家,包括來自北京的前記者樊京輝,ISIS將他扣為人質後,曾在網上索要贖金,但未能成功,最後他在2015年被處決。<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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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何黎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34348447629271717882016-12-15T00:55:00.002-08:002016-12-15T00:55:39.939-08:00全球化激活满族意识2016年12月4日 星期日<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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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游润恬<br />
来自/联合早报<br />
http://www.zaobao.com/znews/greater-china/story20161204-697981<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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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对满语、满族文化重燃兴趣的潮流,悄悄在中国满族人群体中形成。接受《联合早报》专访的满族专家认为,满族年轻人自发学习满语、关心满族文化,反映出满族身份认同的觉醒,而全球化是满族意识强化的主因,互联网居中起了很大作用。<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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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满族群体重建的社会文化现象是网民、城市人、大学生等特定群体、规模有限的社会运动;社会上没有强烈的满洲民族主义,更多是文化上的怀旧,是个人在全球化的社会条件下寻找身份归属认同的努力。<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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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儿子三年前出生的那一天起,辽宁的满族青年王硕(33岁)就没有对他说过一句中文,坚持只说满语。甚至在孩子出世前,王硕就已用满语进行胎教。<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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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到儿子开口叫自己“阿玛”(满语,父亲的意思)时,王硕内心既有初为人父的欣喜,也有对保留本族文化的欣慰。<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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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是中国第三大少数民族,统计人口1000多万。尽管人数不少,但经过满族入关后在清朝学习并融入汉族文化的阶段,以及民国和文革时期满族成为被批斗的对象,满族语言文化在今天中国的日常生活里已几乎消失。<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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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躲避迫害,许多人在民国和文革时期选择隐藏满族身份,改为汉姓。男子剪了辫子、女子摘下头饰后,满族人从长相和外表来看与汉人没有明显区别。聚居在村子里的满族人,彼此主要用汉语沟通。散居在城市里的满族人,也已不再懂得骑马、射箭这两项此前满族男子都必须懂得的技艺。不过,一股对满语、满族文化重燃兴趣的潮流,开始在中国满族人群体中悄悄形成。<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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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接受满语培训人数逐年增加</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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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满族人一样,王硕小的时候并不会说满语,对于满族的身份认同也不强烈。他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他上了大学后才突然意识到不懂本族语言的遗憾,便开始勤学满文,后来更义务投入于推广满语学习的工作。<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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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估计,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过去10年为4万多人提供了满语培训,人数显示逐年增加趋势。部分学员出于基层工作或学术研究需要学习满语,但更多学员毫无功利意图、自发地想学满语,年纪最小的是十来岁的初二学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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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许多学员已到婚龄、育龄,有些人开始对孩子说满语,王硕就认识五个这样的家庭。近五年出现的代际传承新现象,让他看到了满语这个濒危语言重生的希望。<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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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身份认同觉醒 满族文化升温</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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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关凯接受本报访问时说,越来越多满族年轻人自发学习满语、关心满族文化,反映出满族身份认同的重新觉醒。<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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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人较多居住在东北三省。近20年,东北许多高校恢复了满语专业,满族研究所、满学会在各省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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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也开始举办满族文化节等活动,尝试用满族文化来彰显当地的特性,以此增加旅游收益。例如,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上个月就首次举办满族“颁金节”(纪念皇太极将满族族名定为“满洲”的日子)系列活动,内容除了属于文化领域的文艺晚宴、满文书法展和“最美格格”选美赛,也包括一场介绍承德投资机会的经济论坛。<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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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最大的旅游资源是避暑山庄,即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主办方接受本报访问时直言,承德举办颁金节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在11月的旅游淡季带动旅游发展。<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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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地方政府主办的文化活动虽然带有商业化色彩,但举办的过程多少能达到挖掘和宣传当地潜在文化资源的作用。<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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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颁金节在开幕式做了一个新的尝试。主办方安排满语专家为领导的致辞进行现场翻译。王硕回忆说:“领导说一句,翻译员便翻一句。在座的满族人很多可能听不懂满语,但都很感动,他们看到领导对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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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满族专家把发生在社会层面的个人民族意识觉醒和发生在地方政府层面的满族文化推广综合起来看,称这为满族文化复兴。<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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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满族课题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甄源森接受本报访问时则认为,满族文化升温的现状未必达到“文化复兴”的规模,更准确说是“方兴未艾”。<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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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全球化催生身份认同</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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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后,为什么满族身份意识在几乎到了死点之际能获得重新唤醒?<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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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满族专家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与“富起来”是比较明显的因素。人不再为三餐温饱发愁后,开始有经济资源与时间去实现物质以外的精神追求。改革开放也把人们从文革时期视满清文化为“四旧”的刻板印象中解放出来。像王硕这样长大后开始寻找满族身份认同的年轻人,正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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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源森指出,以清代人物为素材的流行文化,带动了社会对满族文化的关注。上个月在承德角逐“最美格格”的24岁满族姑娘关盛子告诉本报,看着《甄嬛传》等电视剧,忍不住幻想自己如果是清朝的格格,那滋味会是怎样?<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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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凯认为,全球化是满族意识强化的一个主要的因素。<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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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在全球化的时代和经济市场里,人的个性被淹没,职业身份变得更重要,但这不能满足人的情感生活。于是,全球化的同质化过程刺激人们有异质化的反应。人们希望回归到更为具象、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身份认同,通过宗教、族群、地方性以及家族,来彰显自己在全球化压力下独特的身份认同。这在世界各地都可看到。”<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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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互联网起很大作用</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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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凯认为,互联网对满族身份认同的重建起到很大作用。互联网过去10年来在中国快速发展,网上出现很多满族社区,如“满族的天空”“东北满族在线”等。这些网站让散居在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各地满族人,第一次可在线上聚群,凝聚满族身份意识。不过,基于经费运营等原因,这类网站目前大多已关闭。<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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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凯观察到,一度在天涯论坛、百度贴吧等网站出现的满族和汉族网民发帖对骂的现象,也可能是刺激满族意识强化的因素之一。<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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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析说:“满族身份认同的重建,恰恰与汉族身份认同的重建是同构的。汉族身份意识在强化时,往往以满族为参照对象;这里多少与满族曾经是统治族群,以及民国时期的排满情绪有关。满汉在网络上彼此视为‘他者’,刺激了满族网民身份认同的强化。”<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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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了解汉满历史敏感 满族小心弘扬本族</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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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凯指出,满族曾是皇朝统治者的这个历史事实,尽管凝聚复杂的社会情感,但一定程度上为满族身份意识的重新觉醒提供了社会基础。<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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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凭着尚武精神攻下人口更多的中原并扩充了疆域,再凭着虚心好学和勤政,对中国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有效治理,不少受访满族人对此颇为自豪。<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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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承德市满族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姚华,就耐心地用近一小时时间,向本报记者详细介绍满族三次崛起的历史和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贡献,对于每个年份、每个事件都如数家珍。他指出,在康雍乾盛世的134年里,清朝统一了中国的民族,确定了中国的国家版图,推动了国家经济快速发展。<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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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清朝曾经有过辉煌的一页,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向现代国家转型时承受的丧权辱国耻辱,清朝政府也须为此负起责任。而满族曾作为统治者的特殊身份,使满族人在弘扬本族历史文化的同时,不得不比其他少数民族格外小心,以免刺激到汉族的情绪。<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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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辽宁三个市级政府为纪念清军入关360周年举办“紫气东来”清文化节,就引来舆论的高声讨伐。<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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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著名满学专家阎崇年在江苏无锡的书店签售时,被网名“大汉之风”的汉网管理员黄海清掌掴,后者认为他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清史时粉饰了满族的恶行。<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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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因为明白其中的敏感性,参与满族语言文化推广的专家受访时都异口同声强调,满族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发扬满族文化等于是丰富中华文化,满族的文化复兴可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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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满族身份认同更多是文化怀旧</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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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文化未来有望发扬到什么程度?甄源森认为,如果能做到挖掘、识别、保存、宣传满族历史文化的精华就已足够,无须奢望恢复满语的日常使用,或为满族争取特殊的民族定位。<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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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满族文化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它就等于是大海的一滴水,或河流的一个支流,从属并服从于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流。”<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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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凯认为,满族群体重建的社会文化现象存在并会继续,但按目前走势来看,不可能成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依然只会是属于网民、城市人、大学生等特定群体,规模有限的社会运动。<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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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社会上没有强烈的满洲民族主义,更多是文化上的怀旧,是个人在全球化的社会条件下寻找身份归属认同的努力。”<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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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传承推广满族语言 满族歌手黑河采风</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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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起,内蒙满族歌手宋熙东(37岁)一有空就到黑龙江黑河一带,与还说满语的老人们一起捕鱼干活儿,陪他们聊天,收集满族劳动人民的民谣,如打鱼歌谣、求雨歌谣,丰收后有欢聚吃酒的歌谣,以及摇篮曲,作为他创作的灵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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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近又去黑河采风,日前在摄氏度零下20多度的江边接受《联合早报》记者电访时说:“一提起满族文化,很多人只想到《还珠格格》《乾隆王朝》,但满族也就只有他们一家人当上皇帝,其他人从事各行各业,包括渔猎。”<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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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熙东的父亲是满族人,但不会说满语。他17时在北京的录音室里遇到其他少数民族歌手,很羡慕他们能演唱本族语言的歌曲。不懂本族语言,让他产生强烈的文化缺失感和自卑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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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是立志学习满语,渐渐能用满语为创作歌曲填词。他也用满语演唱《小苹果》和Beyond的《喜欢你》等流行歌曲,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本来就喜欢这些歌曲的人接触到满语。<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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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定位为满语歌手,不担心变得太小众没市场吗?宋熙东说:“我都快是40岁了,不期望能成为火爆的歌手,如果能对满族语言文化的传承起到推动作用,就满足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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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满族父女心声</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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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源森(66岁):<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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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有个特别浪漫的习俗,是夫妻久别重逢时行的“抱腰礼”。两人面对面站立,妻子弯腰环抱丈夫的腰、头顶丈夫的胸口,丈夫则用手抚摸妻子的脖子和后脑勺。我没看过父母行这个礼,只是从书本读到满族有这么个习俗,觉得值得保留。<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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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妮(36岁):<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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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奶奶是典型的满族贵妇,她把我带大,我是穿奶奶手缝的旗袍长大的,因为她说成衣不够高级,而她除了旗袍别的都不会缝。<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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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在法国住了七年,法国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根与翅膀都重要”。我想知道我为什么是满族人。我想人都是会想追根溯源,问自己一辈子活着,都是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81346339459586222392016-12-06T18:34:00.000-08:002016-12-06T18:34:38.616-08:00伊斯兰主义教父的美国游学之旅:增进交流一定能消除隔阂吗作者:高骏<br />
来源:澎湃新闻 2016-12-06<br />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73786<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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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前,一个叫赛义德·库特布的埃及人被执行了死刑,他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和刊物编辑,因其鼓吹的伊斯兰主义被纳赛尔政府认为威胁到了其统治基础而被判刑。赛义德·库特布日后成为了伊斯兰主义者心中的殉道者,其作品成为了最重要的伊斯兰主义教科书,影响了后来的很多中东人物,例如本·拉登和扎卡维。<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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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政治伊斯兰主义,又被称为伊斯兰主义,是一种试图将伊斯兰教作为政治体制和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思想。它和近代以来的基督教政治思想类似,也存在不同分支,而库特布主义则被认为是其中最为保守的支派之一。今天要理解1960年代之后兴起的政治伊斯兰主义,就离不开库布特的著作《路标》。他在该书开篇声称:“人类今天正在毁灭的边缘,这不是由于人们一直担心的毁灭一切的核战,而是因为人性已经失去了那些能让它健康发展和真正进步的关键理念。即使是西方世界也已经发现它不能提供指引人性的健康理念......西方的民主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并且从东方阵营借用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此处指欧洲的福利国家)。”接着,在批驳了西方物质主义福利国家的“衰落”和苏联经济体系的失败后,库特布将他理解中的伊斯兰主义奉为了唯一的替代体系,认为只有贯彻伊斯兰教法才能给人性提供指引。虽然这些文字都是他被捕后在狱中完成的,但其思想在被捕之前就早已成型。<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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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特布自小熟读伊斯兰教典籍,后来成为了埃及教育部的一名官员,在工作中曾因为理念不同而和政府发生矛盾。库特布还是老牌反对党华夫脱党的成员,华夫脱党是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世俗派政党,主张君主立宪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这个时期的库特布很可能逐渐认识到这类政党的改良方案无力解决埃及各种问题,因而开始转向伊斯兰主义。据称正是由于发现了他的这一转变,教育部于1948年公派库布特到美国留学,希望美国社会的自由风气和教育理念能够让他改观。然而事实上,这次留学很可能反而帮助库特布确立了对于伊斯兰主义的信仰,在偶然中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从他寄回国的信件中,我们得以窥见这些转变是如何发生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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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特布于1948年的感恩节期间来到了美国纽约,他对于纽约的第一印象是一座“巨大的工厂”。他不仅觉得它“吵闹”,而且将这里的现代城市生活形容为紧张而无趣。1949年,库特布进入华盛顿特区大学学习,在这里他开始感到了乡愁,因为在这里并不能找到能够和他探讨熟悉的文学话题和思想的朋友。在给一位埃及作家的信中他写道:“我多么希望其他人能够谈谈除了钱、电影明星和车模以外的话题。”在他看来,美国人粗俗且缺乏精神生活和美学品味。在他看来,美国人的爵士乐是“嘈杂”的,美国青少年的着装“暴露”且身上往往印着“豹和大象的艳丽纹身”。他将美国人的光鲜时尚称作比尼罗河领域任何事物更为“粗暴”的存在。库特布声称:“高雅文化只能从欧洲进口,然而是美国的大量财富才让它们的发展得以成为可能”。他欣赏根据欧洲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而贬低好莱坞的娱乐类型电影。这种见闻让他得出了对于美国文化的直观印象,即“创造了高度发达物质文明的美国人”所缺乏的正是人的精神价值。<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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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他来到了美国中西部的格里利,入学北科罗拉多大学。在此期间,库特布的英语获得了较大提升,他得以融入校园生活并且参加了学校的社团活动。他也为学校的一份英语杂志撰写文章,当时发生的第一次中东战争成为了主题。在文章中他批判西方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还试图向美国同僚展示埃及深厚的精神文化和知识遗产。他写道:“我们曾来到这里向英国人申诉自己的权利,而国际社会帮助英国人反对公正。当我们来到这里申诉自己反对犹太人的权利,国际社会又帮助犹太人反对我们的权利。”在库特布看来,作为二战之后的新兴的霸权,美国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是对拥有悠久文明的阿拉伯国家的践踏,他因此将西方政治和其印象中的野蛮文明联系了起来。<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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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利远不如纽约或者华盛顿特区般开放,这座1870年代建立的小城曾是清教徒的乌托邦,它提倡禁酒,并且直到1940年代一直是座道德模范城市。但正是在这座小城里,库特布看到了西方社会的物质主义和道德退化。他认为这座城里的公民都是只关心自身所处的私有领地的人,而“教会则和超市商店招徕顾客一样为了吸引教众互相竞争”。教会的舞蹈也让他不满,他描述道:“人们随着留声机的声音起舞,舞池中到处是诱惑的大腿、紧搂着腰的手臂,紧挨的嘴唇和胸部,这种场景充满了欲望。”他对于西方女性和性的忧虑在这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美国女性在他看来“非常了解她们身体的诱惑能力”并且“并不想隐藏这些”。于是,在这个道德保守的小城里,库特布感受到了道德滑坡的风险,在他看来西方社会早已没有了真正的道德观念,他在日后的著作里称这样的社会为“蒙昧”的。而在其成型的思想中,他将所有缺乏伊斯兰指引的状况都称为“蒙昧”,而将伊斯兰主义作为现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唯一准则来看待。与现代思想家对于非理性状态的理解不同,他认为打破“蒙昧”的并不是现代启蒙理性范式,而是对于伊斯兰信仰的绝对贯彻。<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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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格里利离开后,库特布又先后来到了加州的旧金山、帕洛阿尔托和圣地亚哥,他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走遍了整个美国。虽然美国人的创造性和组织纪律性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他也更加相信美国现代化的代价是建立在人性价值的缺失和道德以及美学的浅薄之上的。正如有美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库特布对现代美国的看法可以说是一种“西方主义”的卡通式描述,这种印象可能夸大了其面对的文化冲突问题。<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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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库特布对于美国性和道德问题的不满还是出于自身文化传统,那么他对于美国政治的批判就有着时代因素。对于大多数从第三世界来的移民来说,二十世纪的中叶的美国并不是那么友好而理想的,因为当时的美国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种族隔离的社会。同时美国人对于刚刚发生的阿以冲突是站在以色列一边的,库特布作为一个阿拉伯人要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双重边缘化的状况。库特布在书中将美国描述为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并且批判美国白人对于黑人的种族主义态度。例如,他认为格里利这座城市正是建立在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之上的,而且他还相信这种冲突直到1949年仍在进行中。<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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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教育部指派来美国学习的库特布来说,其本身接受新事物的意愿就很弱,而他所接触的美国则恰恰强化了他对于西方乃至现代化的基本看法。有学者指出库特布所批判的西方文明很大程度上正是当时埃及所学习模仿的,因此库特布对于美国的批判更多还是针对的埃及本身。当时埃及的末代法鲁克王朝腐败无能,在对以色列的战争中失败。虽然名义上此前埃及已从英国独立,但是英国一直介入埃及的相关事务。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则由西化精英主导,这些精英尤其是华夫脱党并没有意愿和能力完全实现埃及的独立自主和振兴。库特布虽然也一直反对法鲁克王朝统治,但作为一名传统的保守知识分子,他对西化势力保持警醒并加以批判,并且企图通过塑造一种伊斯兰主义的共同体想象来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通过将美国塑造成为一个“失败”的西化代表,埃及乃至阿拉伯现存秩序的反对者们便拥有了一个形象化的反对目标,即库特布所谓的“蒙昧”的前伊斯兰社会。这对于拥有大量穆斯林和未受教育人口的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来说是一个强大的动员思想,它也促成了穆兄会从与纳赛尔等民族主义者联合转向了独立的伊斯兰主义政治道路。<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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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回国后,库特布就加入了穆斯林兄弟会,开始为穆兄会的理念奔走宣传,成为了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伊斯兰主义者。在纳赛尔带领的自由军官们推翻了法鲁克王朝之后,库特布本有机会加入新政府的内阁任职,但他不仅拒绝更是批判纳赛尔的统治。这不仅是因为穆兄会与自由军官组织的民族主义统一阵线已开始分裂,更是由于库特布认为纳赛尔的世俗统治与古代阿拉伯世界的部落统治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在缺乏伊斯兰指引情况下的“蒙昧”制度。鉴于库特布和穆兄会的影响力,这个保守的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成为了纳赛尔政府的大敌之一,他被两次抓捕并审判,期间还遭受了酷刑折磨,最终以颠覆和煽动叛乱的罪名被绞死。在宣判库特布的审判庭上,日后埃及的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也在场。萨达特时期开启了埃及的全盘西化开放政策,并与美国结盟,他最终被穆兄会的两位枪手所刺杀,而枪手被认为受到了库特布思想的影响。<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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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年埃及教育部没有送库特布游学美国,他是否就不会走向伊斯兰主义?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并没有化解他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疑虑。对于自身文化和制度向来充满自信的美国人往往相信,增进交流必然会促使外人认同其价值观,而库特布的例子却说明了交流隔阂的反作用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都要更大。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tag:blogger.com,1999:blog-6973839190816383652.post-75151092300511559322016-12-06T18:23:00.000-08:002016-12-06T18:28:08.202-08:00抗战洗礼下少数族群的中华民族化作者:吴启讷<br />
來源:《江海学刊》(南京)2015年第2期<br />
http://www.iqh.net.cn/info.asp?column_id=10521<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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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内容提要:</b>中日战争对于近代中国的少数族群、边疆事务和国族整合造成了意外而重大的影响。战前日本威胁的加剧迫使国民政府调整其国族论述,同时向蒙、藏等族群的自治要求做出妥协,并承认“五族”以外其他弱势少数族群的政治权力;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被迫在中国西部重建其政治军事体系,获得与少数族群接触的空前经验。地方政治势力和中国共产党等政治力量也以各自的方式展开对少数族群的动员。较之日本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动员,这些动员更贴近少数族群自身民族化过程的节奏,因而与少数族群的抗日行动衔接,结成对抗日本军事、政治攻势的共同阵线。从包含“国族”与“族群”两重含义的“民族”角度来看,抗战可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动员的战争。中国的少数族群也真正获得与汉人生死一体、命运与共的历史经验,在族群意识之外进一步建立了中华民族意识的雏形,对近代中国的国族建构、国家整合,以及境内非汉人人群身份的“中国国民”化与“少数民族”化有正面助益。<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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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亚洲国家纷纷脱离殖民宗主国的宰制,开启转型为近代民族国家的进程。70年过去了,其中多数国家仍然陷于国内严重的种族、宗教冲突之中,难谓转型成功。与多数亚洲国家相较,中国从未完整沦为单一列强的殖民地,但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提前遭受出身亚洲的新兴帝国——日本的侵略。这一不幸,使得中国人民比其他亚洲殖民地人民更早投入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将危机化为转机,恢复了被日本占领的国土,更从思想、文化、政治、军事和经济各个角度加强了由各民族组成的国族——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团结,构筑起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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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乃是以中国的少数民族为突破口,经由少数民族聚居的中国边疆深入中国的堂奥,抗战因而成为一场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抵抗外敌侵略的战争。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比汉人聚居区更早面对日本的渗透和侵略,边疆少数民族民众甚至比汉人更直接、更深入地参与对抗日本侵略的行动。<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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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列强利用传统农业国家纷杂的族群和文化现象,以及农业王朝并不直接控制其边缘地区的统治形态,介入、操纵中国边疆和非汉人族群的政治,意图从四缘拆解中华帝国。面对危机,清朝被迫朝着改变间接统治边疆的传统政治模式,封堵列强插手缝隙的方向,推动国家的近代转型。①中国境内的汉民族革命打断了尚处在起步阶段的新政,为列强提供了进一步介入中国边疆的新契机。②在列强的侵略和威胁面前,清朝臣民和中华民国国民的国族意识萌芽,但距离成熟的中国人国族意识,或曰中华民族意识,尚有相当距离。其中,汉人与南方丘陵地带少数族群的国族意识,比较明显地倾向于中华民族一体化的方向;但在清末为止仍处在半自治状态下的西藏、蒙古,甚至在清朝后期完成行省化的新疆,当地非汉人的民族意识萌芽与成长却未能同步,甚至步上相反的方向。<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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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涎中国广袤国土的日本,在清末即有意利用汉民族主义革命,促成清朝崩解,顺势夺取满蒙。<b>辛亥变局发生后,革命派与立宪派达成妥协,放弃了狭隘的汉民族主义,改宗包容性较高的中华民族主义,尝试以“五族共和”的模式,维护王朝留下来的广袤领土与多元族群人民的遗产</b>,将汉人以外其他族群的政治资源整合到以汉人为核心的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之内,一时阻断了日本的扩张路径,日本乃将目标转向中国的边疆与非汉人族群,试图复制西方列强利用非突厥人群体的民族主义肢解奥斯曼帝国的模式,拆卸中国。<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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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民国在形式上完成全国统一,国家所面对的国际政治、地缘政治局势较之清末更形严峻。日本染指北中国“满蒙”地区的步伐加快;苏联除扶植外蒙古共产主义政权,实质控制外蒙古外,也极力巩固它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势力范围;英国对西藏政治的涉入和对云南西部中国领土的兴趣始终不减。面对此一情势,国民政府延续清末应对边疆危机的政策方向,一面持续推动边疆与内地的行政一体化,加强中央对边疆非汉人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一面标举中华民族同血缘、共命运的主张,借普及近代教育的名义,持续推动针对汉人以外少数族群的同化政策,冀望从内部消除边疆非汉人区域无法抵御外来利诱、侵略的潜在危机。到30年代初,国民政府已基本完成对内蒙古地区和藏语区东部的行省化,并确定未来10年间将行省以下残留的传统地方行政制度,包括蒙古盟旗、以“行政区”为名的土司辖区制度等,彻底转换为州县制的方向。<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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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清朝与中华民国政权更迭之际,并未试图脱离新国家而自立,之后相对顺利地纳入中华民族国族建构进程的华南、西南山地众多的非汉人群体,国民政府也坚持推动废止土司制度,完成改土归流的目标。③政府不再承认土司制度的合法性,并动手废除土司制度的两项核心内容,即“封委承袭”制度和领主征税制度。具体而言,是将民国建立后改以“行政区”为名的原土司辖区改制为“准县”——“设治局”,由设治局统计人口、编订户籍、清丈土地,直接征收赋税。④<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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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的政治目标和政治作为,无疑触及了蒙、藏和其他非汉人群体传统政治势力的利益,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抵制国家的行政统一和政治统一举措。事实上,汉人地方军政势力为维护各自的势力范围,对中央政府同样采取既合作又对抗的姿态。这种对峙的态势,给外国政治势力介入中国地方、边疆和少数族群政治事务提供了另一种契机。近代以来,对于中国有最全面侵略企图和计划的日本,当然不会放弃这样的契机。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在以侵略行动指向满蒙边疆的同时,也在政治上强烈质疑以汉人为主体的“支那共和国”统治非汉人地区的正当性。可以说,中日战争的爆发,在一个意义上,是以中国的边疆危机为导火线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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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据中国东北,进窥内蒙古以至关内,即以“民族自决”相号召,建立“满洲国”,运用“五族协和”的口号,动员非汉人族群,抵消汉人反满抗日的能量;其后,进一步发起扶持、操控内蒙古自治、独立运动;介入新疆穆斯林反抗汉人行动;并藉宗教联系笼络西藏。“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大力鼓吹汉语穆斯林建国,在侵华战争中分化回汉关系;与其盟国暹逻合作,试图以“泛泰主义”渗透广西、云南;1941年,日军实施南进政策,占领中南半岛,于1942年5月进占中国云南西部边地。但是,由于日本始终立足于征服者的地位,对于中国长久而复杂的族群政治史也缺少深入的理解,其高调动员并未在大部分中国少数族群间造成深度的影响,不足以全面瓦解中国古代王朝长期延续和近代中国国族建构过程之下的国家政治结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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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军事与政治威胁面前,国民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地方政治势力和中国共产党等政治力量并未坐以待毙,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展开对少数族群的动员。这样的动员,在一定程度上,较为贴近少数族群自身(包括族群意识和国家意识同步建构在内)的民族化过程的节奏,较为贴近少数族群对于自身利益与中国、日本之间利益关系的切身感受,因而与少数族群自发的抗日行动有所衔接,结成对抗日本军事、政治攻势的共同阵线。从包含“国族”与“族群”两重含意的“民族”角度来看,抗战可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动员的战争。<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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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汉人聚居的内地省份,边疆和非汉人群体与抗战之间,有更多超越军事层面的连结。广袤的西南、西北地区,从荒远落后的边鄙一跃成为接近国家政治核心的战略、经济、文化要地,步入以“边疆开发”为名目的近代化进程。尽管在这样的进程背后隐藏着突发人为因素下的不稳定,还隐藏着“国难”与“国难财”的道德冲突;西南、西北边疆的非汉人群体更面临在汉人的国族认同与边界另一侧血缘、文化近亲的国族认同之间做出选择的严峻考验⑤,这些“边鄙”之地无疑步入了近代中国文化、经济、政治演进的共同轨道,当地人民与内地、沿海人民间的互动和相互了解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汉人与少数族群各方都创造性地延续、更新了历史上的互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由抽象转为具体。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互动、融合的过程中,少数族群主动、创造性地参与其中的机会和比例显著提升,中华民族的包容力和凝聚力也随之进一步提升。<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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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日本有意利用中国少数族群的政治资源,分裂中国</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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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本国内几乎不存在复杂的族群现象,但却对邻国中国的族群现象中所隐含的政治资源产生兴趣。20世纪初,日本基于拆解中国的政治动机,对于邻近内陆亚洲的中国西北、西南边疆展开考察,从中体悟到“五族共和”论述在近代中国族群政治中的意义,乃于此后炮制的“满洲国”中,模仿“五族共和”的外貌,设计出一个所谓“五族协和”的政治架构,藉以动员中国东北的族群政治资源。<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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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民族协和”口号下的主从结构</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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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族群生态复杂的中国东北,日本放弃简单的殖民同化政策,改采在帝国体制内,考虑殖民地的文化、政治传统,制订符合殖民地现实条件的特殊政策。20世纪30年代初,由满铁青年组成的右翼团体“满洲青年联盟”揭橥“以日本民族为中核”的“民族协和”的构想。⑥1932年3月,日本利用前清宣统逊帝,在清朝的“龙兴之地”制造了傀儡政权“满洲国”⑦,年号“大同”,揭橥“王道乐土”和“五族协和”的口号,将代表日、朝、满、蒙、汉五个民族的五色旗定为国旗,《满洲国建国宣言》声称将在“新国家”内推行种族平等。⑧<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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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协和”政策在形式上具备各族平等的设计,但其实质内容,是“以日本民族为中核”,确立日本人的统治地位⑨;在此之下,再建立围绕中核—顶端的金字塔形族群政治地位架构。“五族协和”的直接政治目标,是将原本并不是满洲民族的日本人与在日本殖民政治之下大量移入满洲的朝鲜人纳入满洲国的族群体系之中。日本人是“五族”中享有一切优先权的统治民族⑩;朝鲜人则被设定为日本人的“协力者”(伙伴);满人、蒙古人也可参与“协力”;而人口最多,但政治上最不可靠的汉人,则处在金字塔的最底部。在此,非汉人族群地位的提升和利益的保障,是与日本压制东北和全中国抗日的政治利益连结在一起的。针对朝鲜、满、蒙古和其他非汉人族群,日本分别采取优待与利用结合的策略,巩固“满洲国”的族群政治整体结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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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朝鲜裔的策略是,推动其“皇民化”,冀其成为日本政治力量的延伸。(11)针对满人的策略是,许以建国美景,但不放弃操控。(12)针对蒙古人的策略是,利用与控制并举,从支持内蒙古“独立”、“自治”的态度转为废除盟旗。(13)对满、蒙以外,锡伯、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和赫哲等其他少数族群上层以及流亡在东北的白俄,也实行怀柔与驱使并行的政策。(14)<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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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分化中国人的措施之外,日本人作为征服者和“五族”领导者的角色并未改变,在“满洲国”,朝鲜、满、蒙古等东北各少数族群与汉人的次等地位也未改变。(15)<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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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拒苏制华——“满蒙”、“内蒙古工作”和窥探新疆</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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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后,日本攫取了南满的权益,并三度与俄国划分各自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势力范围。“满蒙”这一政治地理名词,是日本于1912年7月与俄国签订第三次密约时形成的,当时仅指涉日本分到的东北南部与内蒙古东部,但在日本日益扩张的过程中,其内涵逐渐扩大为整个东北和曾被视作“北满”一部分的哲里木盟北半部与呼伦贝尔,最终还含括内蒙古中、西部盟旗。(16)1912年到1915年期间,日本曾两度策划“满蒙独立”,均告流产。(17)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日本扩张派对中国统一的前景感到忧惧,更急于加速推动其“满蒙计划”。(18)<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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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据了东三省和内蒙古东部,1932年扶植傀儡在这一范围内建立“满洲国”。事变之初,日方曾设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内蒙古,但评量短期内看不到控制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前景,乃决定先将内蒙古东部建置为隶属于满洲国之下的一个“自治区域”——兴安局;同时积极推动“内蒙古工作”。“内蒙古工作”由日本陆军与日本政府直接指导,关东军负责推动,其目标是向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推展日本的政治影响力,建立“蒙古国”。(19)德高望重的锡林郭勒盟盟长、西乌珠穆沁旗札萨克索王受到日本重视,但索王对日方的企图未做任何响应,日本才将“工作”目标转向年轻干练、充满政治企图心的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时人称为德王)。德王揭橥“复兴蒙古民族”的口号,并于1933年7月发动“百灵庙(贝勒庙)高度自治运动”,成为内蒙古自治运动领袖,受到日方的关注。德王向国民政府要求内蒙古自治的主张遭受挫折,为日方的介入提供了契机。<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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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德王在日本全力支持下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同年4月底,召开“蒙古大会”,决定成立“蒙古军政府”,“整军经武,收复蒙古国固有疆土”,建立以内外蒙古和青海为一体的蒙古国。“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占包头以东的内蒙古广大区域,扶植德王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于品卿的“察南自治政府”和夏恭的“晋北自治政府”,1939年9月1日合并三个政权,成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蒙疆政府)。(20)<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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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统治东北三省与内蒙古部分区域期间,为适应期统治的需要,复制、实施了清末以来中国政府几项重要的边疆和族群政策。包括:<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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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b>在“满洲国”实行满、蒙、日、鲜(朝鲜)、华(汉)“五族协和”;在“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辖境实行“蒙、回、日、华(汉)”“民族协和”。(21)<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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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二、</b>在“满洲国”范围内的内蒙古东部盟旗与呼伦贝尔(东蒙古)地区,实行“废盟部、设行省”政策,废除“旗县并存”制和王公制度;<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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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三、</b>在西部“蒙疆政府”控制区,实行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东部盟旗实施过的盟旗与省、厅、县并行政策;<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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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四、</b>对藏传佛教实行去政治化改革;<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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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五、</b>推行近代文化教育,而其中的殖民色彩远超清末以来中国政府的汉化政策。(22)这一切,更呼应了日本基于与汪伪政权合作和减轻站在外蒙古背后的苏联的疑虑,对内蒙古民族运动由支持改为抑制的整体政策方向。(23)<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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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满蒙工作”的转向,昭示出外来势力介入中国族群政治的根本限制,即当外来政治生态侵入现代中国境内原生性的族群政治生态系统时,势必面临原生生态系统的反抗;中国族群现象的多元性,并未改变中国族群政治强烈的本土特性和传统特性。<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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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日本即对作为其地缘政治竞争者的俄国势力深入新疆颇为警觉,曾尝试游说新疆当局排拒俄国的影响。(24)在杨增新、金树仁相继主政时期,日本进一步派出情报人员,如渗透到马仲英部队的大西忠,试图介入新疆的政治,包括接触由突厥伊斯兰右翼民族主义者于1933年在喀什建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短命的喀什政权结束后,奉命皈依伊斯兰教的日本情报人员铃木住子,嫁给右翼民族主义者奥斯曼,负责协助并监视其夫的政治活动。(25)日本明了自身实力的局限,其控制新疆的设想仅停留在蓝图阶段,但仍对新疆的穆斯林成为包围苏联的一环抱持期待。<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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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放大对中国的包围圈——“西藏工作”</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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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地缘上,日本与西藏相距遥远,但日本与满蒙的关系,以及日本的密宗佛教传统,拉近了日本与西藏间的心理距离。20世纪30年代日本与中国政府间敌对的政治关系,促使日本将同样排斥中国中央政府的西藏地方置于其分化中国的大战略之下。<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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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明治时期,日本外务省与军方即已派遣间谍潜入西藏,搜集西藏政治情报,并试图藉日藏间的佛教渊源,达成“日藏邦交”的目标。(26)中华民国建立初期,日方基于维系与英国关系的考虑,仅默默致力经营与西藏间的民间关系。(27)“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相继爆发后,西藏在日本对华战略中的地位日益升高,除了它在地理上扼制着中国的战略后方之外,西藏佛教上层在满蒙的影响力更是不可忽视的资源,日本军政系统乃重回明治时代政策轨道,扩大对西藏的渗透。日本情报机关多次派遣情报人员潜入青康藏语区和西藏,其中特别针对亲中央并流亡内地的九世班禅集团多方笼络。(28)日本外务省专立“西藏工作”,负责搜集西藏政治情报,并推动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内地藏传佛教政教高层于中日战争激烈进行中的1942年夏初以“观光”名义访日。西藏政教高层访日期间发表的言论显示,日方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它所期待的政治目标。(29)但对藏汉、藏英关系、中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结盟关系对西藏地缘政治利益的影响和西藏政治传统有复杂考虑的热振摄政当局,并不愿冒险站在日本一边。相反,拉萨选择重庆作为(至少是形式上的)效忠对象。<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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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渗透与分化——“回教工作”</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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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极少数皈依伊斯兰教的个人外,日本境内并不存在穆斯林社群。但基于解构中国的政治企图,日本于20世纪初即对中国内部的伊斯兰社群表达出高度兴趣。20世纪10~20年代,日本外交、军事与情报部门,以及大连“关东都督府”殖民当局,即广泛搜集中国各地汉语穆斯林社区和新疆突厥语穆斯林社区的情报,达成一致的结论:中国回教是中国的一个分裂因素,有必要加以积极利用。而日本还有更进一步的内陆亚细亚战略,即一方面隔断苏联援助中国的路径,另一方面对苏联形成战略包围,也需要联络整个中亚和西亚的穆斯林。基于此政治目的,军部、外务省等机构派遣若干名负有政治使命的日本人皈依伊斯兰教,成为“政策上的信徒”,他们几乎全部投入包括组织成立以“回教”为名目的各类团体在内的种种渗透、影响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会的工作之中。(30)卢沟桥事变后,整个“回教工作”是由东京最高层级军政机构直接督导的要务,日本在其控制区成立的“回教”团体所举办的活动,都密切配合日本的军事、政治行动,在中国穆斯林当中厚植亲日观念,实质上成为日本情报机关和军部的派出单位。(31)<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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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前后,日本的满蒙回藏政策、非汉人政策,是日本整体战略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分化中国、包围中国。日本针对国民政府的北方封锁计划,在东起察(哈尔)、绥(远),经宁夏、甘肃、青海,西至新疆的地带建立一个亲日、或至少中立的地带,隔绝中苏之间的陆上联系。在日本军部的成功运作下,西蒙古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地区进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但绥远傅作义部的敌对态度,让日本的封锁战略受阻,日方乃寻求与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和河西马步青势力政治合作,冀形成夹击傅部,贯通西部封锁链的局面。与掌控青海、甘肃、宁夏三省的穆斯林地方军政势力(“五马”)建立有效的联系,遂成为“回教工作”的另一个核心。日本军方规划在甘肃、宁夏、青海,甚至包括新疆在内的穆斯林聚居地区建立类似“满洲国”和“蒙古自治联合政府”那样的“回回国”;但军中较为务实的一派,主张在宁夏、绥西一带先行建立“回回国”,再伺机扩展,决定从紧邻“蒙疆”额济纳、阿拉善二旗的宁夏省军政首脑马鸿逵处入手。但从1935年到1939初,日本方面屡败屡试,多次试图笼络马鸿逵,皆功亏一篑,最后只能派飞机轰炸宁夏省城,马鸿宾与马鸿逵出兵绥西抗日,日本对马鸿逵的策反最终流产。<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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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后,日方派遣情报人员进入绥远、宁夏、河西与青海,在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的眼皮底下从事情报活动,包括设立情报据点、运输机构和车队等,同时也将触角伸到新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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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马鸿逵抱持在公开场合呼应全民抗日,但在具体事务并不高调反日的态度,一方面尽量避免与日本人公开接触,甚至祭出为难日人规定(32),但私下与日本情报据点保持沟通管道(33)。青海方面则在两方面都做得更极端。1935年至1936年间,到青海活动的日本人数量显著增加(34),对外部势力介入青海事务颇为忌惮的马步芳,乃授意青海商会、农会、工会、妇女协会、回教促进会、蒙藏文化促进会和蒙藏王公、千户、百户等联名上书国民政府外交部,诉请停止签发日人来青签证。1938年,青海保安部门捕获由驻归绥、包头日本情报机关首脑松井恒白派到青海的情报员马选三、白旦迫、杉荣等人,并解送兰州第八战区长官公署。(35)<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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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爆发前夕,马步芳、马步青势力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红军二、四方面军,尤其是有意占领河西走廊,打通接收苏联军事援助“国际通道”的红四方面军“西路军”;但南京国民政府对于西北鞭长莫及,并不乐见西北汉语穆斯林势力的壮大,对于这些地方军政势力的军事装备需求,通常抱持应付的态度。马家军有意透过对穆斯林聚居区抱持高度兴趣的日本方面,取得步、骑兵装备与弹药。(36)<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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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发生时,马步芳、马步青部仍在河西激战红军西路军,马步芳对张学良、杨虎城二人联袂号令西北素有戒心,对张、杨与红军结盟更为排斥,事变趋势明朗后,决定公开拥护中央。(37)中共在此际也与青海马家展开接触。“西安事变”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晤甫自麦加朝觐归来路经西安的马麟,此后,又利用与中共交好的回民上层、文化教育人士等接近马麟、马步芳、马步青等。(38)马步芳兄弟并未正面响应中共,而是以所部在河西剿匪大幅减员为由,向军事委员会要求扩编三个师,未获允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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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当然注意到1000万穆斯林分布在中国各地这一事实背后的意味,军方和外交、情报机构,也针对普通穆斯林民众下了一番工夫。军方透过公开管道和耳语传播,将日本描述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保护者、帮助回民自治的盟友;在回民中建立对抗日本人是“替汉人卖命”的印象。(39)<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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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日军在部分军事和非军事行动中,也会有意顾及穆斯林社区,甚至故意制造回、汉之间的猜疑与冲突。1938年秋,驻北平日军计划修建市区通向西郊山区的公路,规划路线经过阜成门外回民公墓,北平回民闻讯聚众阻扰测量人员的行动,并在牛街清真寺等处集会抗议,日本军方很快向回民妥协,放弃原定路线。(40)1938年7月,日军士兵在察哈尔多伦掘毁回民墓地,也在回民抗争下,以日方妥协、赔偿告终。(41)<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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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日本军政上层所从事的“回教工作”,无法迅速改善日军中下阶军官与士兵对伊斯兰的极度无知。1938年1月,攻占山东的日军进入济宁附近的一个回民村落,竟强迫村民杀猪劳军,被冒犯的村民奋起杀死缺乏防备的日军士兵200余人。(42)伴随战况的加剧,穆斯林的抵抗时有发生,日军或无暇或不屑分辨回汉差异,或针对抵抗采取报复行动,在华北、西北地区乡村地区甚至城镇的无差别杀戮日益增加。(43)回民亦起而反抗,1937年秋季,河北文安县夏村回民击沉在大清河上游弋的日军汽船,掳获日军官兵数人。面对回民的抵抗,日军则还以用猪油、猪血涂污清真寺墙壁,强迫阿訇在清真寺杀猪,不从则屠村(44),甚至屠杀礼拜中的300余名教徒等残暴行径(45);火烧回民房屋、抢掠回民财物、强奸回民妇女的事件也时有发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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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面对陌生世界的低效举动——日本对中国南方少数族群失败的分化与动员</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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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初,日本将战火延烧到拥有人类学博物馆之称的中南半岛,这里的族群政治现象更为多元复杂。为了从西南方向进一步包围、裂解中国,日本祭出其盟友泰国(46)的泛泰主义主张(47),质疑中国统治西南、华南非汉人聚居区域的合法性,为其入侵广西、云南等地的行动寻求政治支持。然而中国的傣、僮等“侗台语族”族群,对于虚构的“泛泰记忆”缺乏直接感受,也缺乏政治兴趣。日军在1942-1945年占领滇西期间也对士兵和民众双方宣示“不杀戴包头、戴大耳环、嚼烟染牙齿、穿笼箕”者,只杀支那汉人(48),也未能消弭滇西各族民众自发的抵抗。<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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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共和地方政治势力动员少数民族政治资源</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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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中共对东北、内蒙古、西北等地少数族群民众的动员</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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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初,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即将北京蒙藏学校作为其在边疆民族中建立党组织的前进基地(49)。北平蒙藏学校一群左倾蒙古裔学生,在北平成立“蒙古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暨其旗下的(外蒙古)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指令与协助,改组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开始在内蒙古推动左翼色彩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又被导向苏联的亚洲战略与国际战略路线的方向。<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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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即已明确了优先苏维埃国家利益的政策,鼓励各国共产党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置于革命的优先位置。1934年夏,斯大林明确感受到来自德、日的威胁,针对苏联与日本和中国间的错综的敌友关系,斯大林力促中国团结抗日,以尽力牵制、消耗日本的侵略能量,最大可能地避免日本直接进攻苏联。斯大林力主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吸引日本的关注。“九一八”事变后第四天,中共即发表文告,声言“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50)此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在与少数族群有密切关联的东北抗日联军武装抗日活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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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裔居民的反日武装活动,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51)“九一八”事变后,朝鲜裔人士成为吉林省图们江—海兰江流域武装抗日组织与活动的主角。(52)对于在满洲的朝鲜人而言,“九一八”前后所从事的抗日活动,实质上是自1895年日军进驻和1910年“日韩合邦条约”签订后,朝鲜半岛抗日活动的延续。东北朝鲜民族主义者以参与中国人抗日活动乃至抗日战争,作为追求朝鲜独立的途径。中共深知亡国的朝鲜人对日本势力抱持天然敌意,乃多方联络、动员。<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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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中国共产党奉苏联之命在东北组建抗日武装“东北人民革命军”,由于长征,该部与中共中央一度失去联络。1936年2月中共满洲省委依共产国际和王明从莫斯科发出的指令,将所属部队联合地方义勇军筹组东北抗日联军,1938年改由共产国际领导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并提供相关武器军饷,连级以上建制均比照苏联红军。抗日联军自成立之日起即与朝鲜裔居民的反日武装活动建立了联结,从1931年到1945年14年间,朝鲜裔人士参与武装抗日的人数逾10万。(53)<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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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4月,中共在绥远成立“反帝大同盟”、农民抗日“十人团”;在热河、察哈尔成立“蒙汉抗日同盟会”、“牧民抗日会”、“农民抗日会”等。1933年2月,中国共产党内蒙古特别委员会在张家口建立“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成立“蒙汉抗日同盟军”、“蒙古抗日联军”。由蒙古裔组成的“蒙古民众抗日自卫军”和绥远土默特旗的蒙民地方武装“骑兵老一团”,也被纳入中共的政治侧翼。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指出:“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54)<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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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中共宣示“现时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首先和基本的应该是团结抗日”(55),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内蒙古的蒙古民众抗战,也对宿敌马步芳、马步青和马鸿宾、马鸿逵伸出统一战线的橄榄枝,再介入川、滇、康、黔、桂等西南地区的族群政治中,强化针对少数族群上层的统战工作。中共主张应“改变国民党政府大汉族主义的立场及其企图利用回族反共的错误,同时克服回族中狭隘的回族主义倾向”(56)。“西安事变”后,在抗战先于革命的情势下,中共又调整其抗日基本路线和少数民族动员方针,主张此际少数民族上层与下层民众之间的矛盾、少数民族与国民党统治当局的矛盾皆已处于次要地位,应“根据少数民族内部的具体状况和广大人民目前的迫切需要,实行各种必要与可能的民主改革与民生改善,以激发少数民族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57),“必须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把王公军人喇嘛知识分子也都团结在内”(58)。<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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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重庆的舆论阵地《新华日报》多次在少数族群与“中华民族”团结抗战之间建立联结。(59)1938年4月24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的社论,号召国内各抗日政治力量,共同正视少数民族的抗战热诚与潜力。并且,中共将华北平原上数十支回民抗日武装收之旗下,最著名的有马本斋的冀中回民支队和刘震寰等人指挥的渤海回民支队。(60)<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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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盛世才与中共对新疆少数族群政治资源的利用</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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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在空间上远离抗日战场,但深深涉入20世纪30~40年代苏联与中国、日本间复杂的竞和关系之中。<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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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40年代,新疆在地方军政实力派盛世才主政之下,受苏联支持,奉行依附苏联、配合斯大林政治需求的政策。盛世才标榜“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与中共结盟,接纳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干部到新疆工作。1934年8月1日,盛世才在中共的协助下,于迪化成立以“巩固地建设抗战后方、保护国际交通线、组织和训练广大民众,尽一切可能援助抗战胜利”为宗旨的“新疆民族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意在借重中共长于组织动员的能力,在新疆各族中展开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动员。抗战爆发后,新疆城乡各处都粉刷大型标语:“各民族一律平等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61)<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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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中苏关系有所改善,苏联基于其战略棋局的考虑,有意对中国抗日提供援助,新疆的战略地位陡然提升。(62)中国政府与苏联达成协议,合作修建萨雷奥泽克(Sary-Ozek;Capы-Oэек)—迪化—兰州公路,以便从苏联输入武器、弹药、飞机与零件等。(63)1937年7月后,苏联方面数量可观的军事物资、援华人员以及中国偿付苏联的物资,基本上都是从这条国际大动脉上通过的。(64)1938年8月,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访问苏联,斯大林当面向其阐述新疆的地位及使命:“对日作战时期中,新疆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在目前,新疆的使命,就是成为抗战的最内陆的基地。它将来的使命,就是保护这条国际交通线,使不受攻击。”(65)<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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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内地省份援助绥远抗战之际,反帝会即在新疆发动抗日募捐。(66)抗战爆发后,反帝会、抗日救国后援会更于1937年至1944年间,在绿洲各族民众中展开常态募捐活动,山区和蒙古部落民众同时组织抗敌后援会展开募捐。到1944年8月为止,新疆各族民众仅捐献飞机即达154架之多。(67)<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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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7月,英国屈从日本的压力,关闭滇缅间的陆路,新疆成为国际援华的唯一孔道,中苏遂达成假道苏联中亚输运援华物资的协议。第一次滇缅战役失利,日军完全封锁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运量受限,中、美、英协议开通印度至新疆的国际驿运。新疆方面的接运人员基本上都来自维吾尔等非汉族民众。(68)<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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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抗日活动的背后,隐藏着斯大林阻止德、日夹攻苏联的战略目标。若仅就短期结果论,新疆各族民众的牺牲奉献,巩固了中国抗战后方,保障了中美英苏同盟国之间战时国际通道的通畅;但就长期效应论,苏联的过度介入,仍决定了新疆成为战后中国动荡因素的命运。<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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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国家整合的角度看,新疆各族民众在强大政治力量的动员下,长期沉浸在抗日政治和抗日文化活动中,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该地因远离20世纪前期影响中华民族形塑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和思想潮流,而未能与内地同步进入中国人意识逐步强化过程的缺憾。然而,面对同样涵盖突厥穆斯林社区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突厥民族主义运动等影响,新疆各族民众抗战经验的真正价值,还需等待历史的进一步沉淀,才会出现更清晰的视野。<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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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国民政府对少数族群的抗战动员</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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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北伐前夕,国民党仍未萌生动员非汉族群参与国民革命或共同抵抗外国侵略的自觉意识。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初,面临国土完整与国家整合方面的挑战。在边疆非汉人聚居区域,外国势力仍然基于从中国攫取利益、资源的目的,以不同的方式介入中国边疆的政治,威胁中国的国家整合。然而,此时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实力,仍不足以驱逐外国势力、消除国内地方势力和非汉人族群离心倾向。国民政府的族群政治设计与执行,在不断适应内外局势变化中调整、妥协。<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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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对蒙、藏的妥协与互动</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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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本对中国边疆非汉人聚居区的军事和政治威胁,“九一八”事变前,国民政府边疆政策的主要方向,是致力于推动内蒙古地区和藏语区东部行省化进程。具体设计是,将蒙古各盟旗分别划入省、县辖下;将藏语区东部划入新建的青海与西康二省。内蒙古和藏语区东部的行省化,以及针对西部山区少数族群的改土归流,招致蒙、藏和西南少数族群的非议和反弹;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的设立,加剧了内蒙古利益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势单力孤”(69)的东蒙古和内蒙古东部盟旗很快被纳入“满洲国”的范围,日本大有将势力伸向内蒙古中西部之势。国民政府针对内蒙古的行省化政策,等于对蒙古人做了反动员(70),内蒙古王公和上层菁英在时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副盟长、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扎萨克郡王(后晋升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的率领下,对此展开抵制,于1933年起,发起“民族自治”运动,抵制国民政府针对内蒙古的行省化政策。一部分非传统贵族出身,业已跻身革命的新菁英步上南京、北平的政治舞台后,也与各盟旗的地方菁英结盟,反对国民政府的行省化政策(71),迫使南京做出修正与妥协,中断将盟、旗全部纳入省、县行政体制的进程,承认内蒙古和青海等地蒙古人的有限自治。<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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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对西藏的新政,在尚未达成提升清朝权威、强化直接统治的目标之际,即伴随中国的革命一起殉葬。十三世达赖喇嘛乘机靠拢英国,并宣布西藏断绝与中国的政治关系,等于在事实上宣布西藏独立。但英国人基于整体利益的考虑,对西藏的支持有其底线,西藏的国家地位无法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国民政府建立后,国家统一的程度有所提升,十三世达赖必须面对这一现实,与南京的新政府维持一定的互动。(72)<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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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发生之际,九世班禅、十三世达赖的驻京代表等都表达了支持中央政府抗日的立场。(73)此刻在东北,忧心日本控制内蒙古东部的九世班禅,于1931年10月11日从海拉尔赶赴锡林郭勒,向蒙古信众揭露日人图谋,警示蒙古人向日人妥协的危险(74),并峻拒日人笼络,再通电全国,呼吁中央安抚蒙民。(75)<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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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发生,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西藏各大寺庙数十万僧人诵经,“冀中央政府取得最后胜利”。九世班禅则在巡视上海、北平、察哈尔、绥远、甘肃、青海等地的过程中,一路号召僧俗民众抗日救国,并强烈要求亲赴热河蒙民中倡导抗日。自此到“七七”事变前后,九世班禅在内地举办多次抗战倡导活动,也直接捐赠金钱财物资助抗战。(76)1933年10月18日,国民政府颁布褒扬令,推崇九世班禅对号召蒙古民众抗战的贡献。(77)1933年12月2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地方摄政热振活佛依其遗愿举办三次祈祷法会,祈求中国军队获胜。(78)热振又于1939年7月7日致电蒋介石,表达支持抗战的意愿,通报在拉萨举办抗战祈祷法会的过程与内容。(79)<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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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指出,从国民政府建立到抗战爆发,正值中央政府积极寻求与此前具有分离倾向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重建关系之际,南京权衡达赖与班禅间实力的明显差距,对在日本威胁之下维持西藏这个后方中的后方的稳定抱持如履薄冰的心情,有意阻滞亲汉、亲中央,但与达赖不合的九世班禅返回西藏,致使九世班禅直到圆寂都未达成他后半生最大的心愿。(80)<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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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拉萨哲蚌寺僧众表示愿在国家需要兵员时,持枪从军。1939年5月,西藏僧民代表团到达重庆,向蒋介石献旗,立誓继承班禅遗愿,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尽藏族一分子之天职。四川松潘藏人土司联名具呈政府,表示“愿率夷兵驰赴前线杀敌”。川康青边土官、活佛等纷纷捐献财物表达抗日决心。甘肃拉卜楞地区土司兼保安司令黄正清于1938年8月召集各寺僧官及头人,要求与会者发动所属支持抗战。(81)1944年10月,西藏僧俗民众捐献国币500万圆,这笔款项可购买25架飞机。四川、西康、青海、甘肃、五台山的僧俗民众,在抗战期间更捐献了可观的财物。<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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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少数族群政策的调整与抗日动员</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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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利用少数族群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局势,令蒋介石一度萌生建立“五族联邦”的设想,准备于10年之内在满、蒙、藏地区展开自治实验。1932年4月,前清宗室,奕山玄孙恒钧(字诗峰)在洛阳国难会议上提交“为欲抵抗外侮必先团结内部应使满蒙回藏在政治经济教育上一切平等案”,直指“民族不能协调”是边疆危机的一大根源。恒钧以满族代表的身份建议,国民会议宜仿苏维埃之例,让各民族在国会中都有自己的代表。(82)恒钧的提案也得到与会代表和国民政府的正面响应。<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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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族群政治设计与执行的重点,转向与日本竞争边疆和少数族群民众的政治资源,动员少数族群民众投入中华民族共同抗战的行列。<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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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利用或挑动少数族群民族主义情绪的论述与政治行动,尤其是“满洲国”的建立,给中国学界和国民政府带来相当大的震撼。面对国家沦亡的危机,有识之士一方面强调“凡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83)的“国族”论,另一方面强烈主张不再区分“汉、满、蒙、回、藏、苗、夷、蛮、番、猺、猡、獞”等,至少必须改变对少数族群以“犬”做部首的侮辱性称谓。国民政府接纳了有关改、废对边疆同胞侮辱性族称的建议,以国家行政命令的形式,规定在学术研究中更改对边疆同胞侮辱性族称;在其他文献、媒体和出版品中,对边疆同胞仅区分地域,不区分族别,并将“回族”一词正名为“回教徒”。(84)<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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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出身滇东北彝人(罗罗)社区、主导云南政务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即在南京向蒋介石表示,云南愿出兵两个军参加全国抗战。(85)龙云新编成的第60军,员额4万多人,约1/10的官兵来自大理附近的少数族裔社区。60军曾参加台儿庄、滇南、接收越南等战役、任务。由云南子弟组成的第58军、新3军等则长期坚守湖北、湖南、江西前线;老3军守卫中条山数年之久。抗战8年间,云南曾将42万各族子弟送到抗日战场。(86)<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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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赖以进出口的东南沿海遭到日本全面控制,海上对外交通断绝,位居西南的云南省,因可连接英属殖民地缅甸的对外口岸,成为国民政府国际运输线的替代选择。为保障作战物资的运输,国民政府接受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建议,先后规划修建滇缅公路与滇缅铁路,云南西部各族民众在动员之下几乎都参与了修筑公路(87)和铁路的艰巨工程。(88)<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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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日军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后,地处广西、云南境内中越、中寮边境地带的哈尼、彝(罗罗)、僮、苗、傜、汉人,出动数千民工,在边境构筑了183公里的国防工事;红河哈尼人和彝人(罗罗)群体也组建边防游击队,担任救护与搜集情报的工作,配合中国军队正规部队修筑战壕、桥梁、隧道。(89)<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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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中国空军经过浴血奋战,仅存的少许实力撤往大后方,随后,美国志愿飞行队来华助战,基地也设在四川。因应这一局面,国民政府在四川建立33处机场。四川境内土家、苗、藏等少数族群民众是修建机场的主力。机场往往地处偏僻,少数族群民众民工以最简陋原始的工具,奉献血汗与生命,换来抵抗日军的机场。<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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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更迫切地寻求封锁滇缅通道,遂将战火扩大到缅甸。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日军进一步向云南方向推进,于1942年5月攻入滇西。(90)<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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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沦陷地带多数居民分属傣(摆夷)、阿昌、彝(罗罗)、白(民家)、苗、哈尼、景颇(山头)、佤、怒、独龙、拉祜等等30多个族群,人口100多万,分别由24家“世袭其职、世守其土、世长其民”的土司统辖。民初,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延续清朝“改土归流”的政策,有意进一步推动对西部山区部落、土司政治的改革;国民政府完成全国统一初期,更规划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彻底废除中国西部残留的土司制度。但西部土司等地方传统政治势力并不甘于自动让出权力和利益。(91)<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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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入侵,怒江两岸各族民众一跃成为滇西抗战的主要后援力量,面对大敌当前、日人对土司威逼利诱的危局,出身腾冲的云贵监察使李根源接受蒋介石之命,亲赴前线协助宋希濂部第11集团军组织民众抗战。在动员滇西民众加入牵制日军行动的迫切需要面前,李根源体悟到当地少数族群政治资源的价值,“若不及时体察土司意图,示以殊恩,发其忠义,诚恐被敌利诱威胁,则心志稍移,凝结无术”(92)。基于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悄然中止了以缓进方式推动的改土归流进程,甚至重新恢复了土司封委承袭制度。(93)李根源遂于6月1日发出《告滇西父老书》,号召滇西民众投身抗战(94),继而派出同样出身滇缅边境地带的外交部专员尹明德深入滇西各土司驻所,向各土司颁发国民政府委任状,得到土司输诚效力的承诺。(95)日军逼近云南之际,阿佤山区部落首领也标举“抗日保土”、“抗日守卫阿佤山”的口号,动员阿佤山区民众配合国军抵挡日军的进攻。(96)<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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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土司主动参与抗战,有出于爱国热忱的一面,也有维护自身世有之地传统利益的考虑。国民政府重新肯定土司制度的合法性,消除了土司对自身权利存续的忧虑,使政府得以顺利动员、组织边疆各族民众投入抗战;国民政府对土司参与抗日的表彰与嘉奖,也提升了土司的威望。抗战胜利后,很多边民“只知昔日之土司衙署,而不知有县局政府者”,土司制度意外得以延续。不过,在土司制度继续沿袭的同时,土司内部的政治制度正随着时势的演变趋向流官化。很多土司司官及司署官吏被军事委员会和第11集团军授予“自卫军”、“游击队”指挥职务及军阶,所统辖的游击部队也接受国军的指挥,并向国民政府提出装备补给的要求。(97)如此一来,土兵制度与国军军政制度相互交迭,使土司封委、承袭制度与土兵制度开始转型。<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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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抗战是全民抗战的经典范例。参加滇西抗战的武装力量同时有国家军队和地方部队;正规军、游击队及民众武装;汉人武装和少数族群武装、土司武装等,滇西各族群、部落几乎都参加抗战。远征军在南面败退后转到滇西战场的东西两面,滇西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抗日游击队即有12支(98),此外,还有20支土司抗日自卫队及数以百计的民众抗日自卫队。(99)从1943年初,日军表面上已控制怒江以西,北达怒江泸水、南到孟定等地,约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但同期抗日武装力量也活跃于怒江以西、腊戌以北的日本占领区。少数族群民众频繁多样的游击袭扰行动,将日军压缩在腊戌、芒市、龙陵、腾冲、密支那、八莫、南坎等战略据点附近,陷于全民抗战的汪洋之中。(100)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对日军发动全面反攻,滇西各族民众戮力支持、配合。(101)<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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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至1945年5月滇缅抗战期间,云南从抗战的大后方变为抗战的最前方,考验并加速了云南各非汉少数族群国族认同的建立。在各族军民的共同奋战下,于1945年1月将日军逐出3万多平方公里的滇西国土,云南成为中国最早将逐出侵略者国土之地。<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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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少数族群与中华民族、抗战建立联结</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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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也让中国少数族群中的部分菁英敏感地体认到其身份、权力、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关联,一些人把握这一政治机运,为族群生存和前途做出重大的选择。<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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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满、蒙民众的抗日行动</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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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满洲国”境内的满洲旗人投入抗日活动者很多。满人对国民党甚至中华民国不见得有好感,但却在有清一代形成了中国意识。“满洲国”的傀儡性质和日本人的差别待遇政策,使得设想中的“满洲人国家”未能如愿对满人发生足够的民族号召力,日本对北平等处关内旗人的动员也不成功,自发反抗日本人的满人比例甚高。(102)广布东北的满、朝鲜、鄂伦春、达斡尔、蒙古等族民众中,都有人组建或参与救国军、义勇军、抗日会、红枪会等抗日组织,在这些组织的抗日宣示中,都包含了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正面想象和接纳。<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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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4月,蒙、汉抗日人士在绥远成立“反帝大同盟”,在热河、察哈尔成立“蒙汉抗日同盟会”;1933年2月,在张家口又建立“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和蒙古抗日联军;1934年8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成立“新疆民族反帝联合会”。1936年1月,当日本方面笼络德王,推动内蒙古亲日自治之际,百灵庙蒙政会的蒙古军人脱离德王阵营,加入抗日行列。<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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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汉语穆斯林的族群动员与地方军政实力派的抗日行动</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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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咸同之际汉语穆斯林(回民)与清廷之间的冲突牵涉到宗教、族群方面复杂的因素,但回民在19世纪“争教不争国”,无意脱离清朝国家自立门户,在20世纪前半期同样正面响应了中华民族国族建构的目标和进程。一如回民知识分子丁竹园在民初所言“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103);白崇禧在抗战时也说“争教必争国,国存教乃存”(104)。同治回民事变后崛起于西北的回民军政势力,仍然要依靠清廷的政治支持,此一模式延续到回民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和互动中。<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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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回民纷纷成立包括“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在内的诸多全国性(105)和地方性(106)抗日救国团体,透过多样的宣传、服务行动支持抗战。伊斯兰宗教人士面对信徒,也强调“国家兴亡,穆民有责”的伊斯兰教义,在宗教仪式中为抗战祈祷。(107)<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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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回民菁英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利用宗教交流、民间外交的管道,对抗日本在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宣传,在中东、北非和东南亚伊斯兰世界展示日本侵华对于中国穆斯林与世界穆斯林的危害,推动伊斯兰世界抗日联盟的形成。面临对日本抱有好感的印度抗英运动,回民菁英促成其中的印度穆斯林对中日战争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由王曾善等人组成的“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和维吾尔人艾沙·阿尔普特勤、新疆汉语穆斯林马斌良的“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于1938年访问中东各国后,国民政府陆续与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民间外交乃上升为国家外交。(108)<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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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实质统治青海、甘肃部分地区和宁夏的汉语穆斯林地方军政势力,权衡日本方面的实力、自身权力的来源与其地缘限制以及未来的政治前景,决意投入抗战的军事行动之中。<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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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军兴,穆斯林军政领袖马步芳以青海省代主席的名义向中央请缨杀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即命马步芳、马步青部出省参战。正有意扩编部队的马步芳,乃组成暂编骑兵第1师,于1937年9月开赴陕西,突袭晋南豫西一带的日军与附日地方民团。(109)1938年7月,暂编骑1师奉调河南黄泛区尉氏、扶沟、鄢陵和西华一带(110),1939年8月,暂编骑1师移防河南周口到界首一带,进击淮阳方面的日军。(111)暂编骑1师战斗减员严重,1940年5月,经过补充兵员,扩编为骑兵第8师,于当年8月移防安徽北部涡阳、蒙城、怀远一带,负责牵制津浦铁路蚌埠段的日军。(112)1943年末至1944年初,日军在攻占洛阳后,转攻阜阳。骑8师加入阜阳保卫战,从颍上一带迂回攻击日军侧翼。(113)<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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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划定为第八战区,宁夏军政实力派马鸿逵的15路军和马鸿宾的35师组成第17集团军。1938年,马鸿宾率81军暨马鸿逵部三个旅开往绥西,守御由内蒙古通往西北的门户。1939年夏,81军在乌拉脑抵御日军板垣师团的进攻,初战告捷。1940年1月中,日军集中晋、察、绥附近兵力约4万人,对绥西展开陆空联合攻击,甚至施放毒气,于2月初突破马鸿宾部防线,攻占五原。是役,40集团军顽强抵抗日军,付出重大伤亡。(114)从1938年5月到1943年间,17集团军在沙漠地带长期坚持与日军周旋。在1942年5月的五原之战中,马鸿宾部81军与傅作义配合,最终收复伊克昭盟东北部地区。<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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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南方和西南少数族群:族群利益与抗战的连结</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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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中国西南的非汉人群体,为了在宣示“五族共和”的民族国家内获得承认,并取得与“五族”平等的政治地位,多数主动参与了现代中国的国族建构,具体而言,是将本族群的身份建构和本族群与国家的整合连结在一起。(115)<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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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1938年,湖南西部的“革屯”运动,即致力营造自身与抗战的连结。1936年,包含永绥、凤凰、乾城在内的湘西“屯田”7县苗人,展开以抗缴“屯租”、革除剥削苗民的“屯田”制度为诉求的“革屯”运动。1937年8月以后,湘、川、黔边“革屯”运动纷纷打出“抗日革屯”军的旗号(116),1938年2月,湖南省政府会议决议废止屯租。3月,以湘西苗人为主体的“革屯”军8000人全数改编为湖南省新编保安部队,1939年在桃源扩编为国军暂编第6师,开赴抗日前线,此后6年间,参与了十余次大小战役。(117)<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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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对于国民政府和“革屯”苗民双方而言,“抗日”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为工具和筹码。“革屯”苗民本来有意利用“抗日”的名义,强化政治运动和武装抗争的正当性。国民政府则借用苗民表达的意图,藉由“改编”和移出湘西直接参与抗日,一面根除苗人区域草根抗争的隐患,一面运用苗民武装增加了抗日力量,同时又假战争过程削弱苗民武装的实力。“革屯”运动的领袖对此也了然于心,如梁明元即直指官方玩弄“阴谋诡计”,并曾拒不接受移防离开湘西的命令。<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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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不同程度汉化的族群,如以龙云为首的彝人领袖阶层,充分展现出认同华夏文化和近代中华民族的姿态(118);较汉人更早接触到列强扩张,但基本未汉化的族群,如阿佤部落,也出现了国家意识。(119)1926年,英军侵入滇缅边界云南一侧时,即引诱当地土司前往伦敦,但众多土司头人出示元、明、清时代中国朝廷颁发的委牌,声言只知孔明而不知耶稣。1934年初,长期觊觎阿佤山矿产资源的缅甸英国殖民当局出动军队,占领云南省沧源县境内班洪、班老的银矿。班洪王胡玉山乃于1月间召集阿佤山十七个部落的首领齐聚班洪,建立由佤、汉、摆夷(傣)人组成的武装力量,并与当年6月间由滇西南地区佤、拉祜、傣、汉等族群民间人士组成的“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合力将英军逐出班洪、班老,是为“班洪抗英事件”,国民政府则迫于英国的压力,命义勇军撤出班洪。班洪事件令中英双方都感受到界务问题的压力,1935年,由瑞士军官伊斯兰上校担任中立委员,中英二度会勘滇缅边界,英军同时进占阿佤山芒国部落。班洪王乃再度联络阿佤山十七个部落的首领,领衔向英缅当局、国民政府与国内各界宣示:“卡佤山为中国土地、卡佤山民为中华民族之一部份”、“卡佤山地与中国为一体,不能分割。”(120)“我佧佤十七王地……自昔远祖,世受中国抚绥,固守边疆,迄今千数百年。世传弗替,不但载诸史册,并发现尚有历朝印信可资凭证。我佧佤人民,虽属云南极边夷族,未受中国文化教育之熏陶,致语言文字殊异各类,但男勤耕耘,女重纺织,日夜作息,则与汉人大同而小异。……英帝逞其野心,步步压迫,种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我佧佤山数十万户,虽血流成河,断不作英国之奴隶。今者,中英会勘缅甸界务,我佧佤山百姓,请愿我委员,保全我佧佤地。若以我佧佤让与英人,虽则我委员迫于威势,隐忍退让,然我全卡佤山民众,决不愿听英帝之驱使,愿断头颅,不愿为英帝之牛马。”(121)班老、班洪的阿佤部落首领,拿出历代王朝颁发的印信、命服等,举证阿佤山区向属中国;数百名阿佤民众聚集在勘界委员会驻地勐梭,高举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抗议英国的侵略,让参与勘界的中立国代表与中华民国代表为之动容,停止与英人合作,勘界之议,遂无疾而终。<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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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抗战开始后,云贵监察使李根源有感于滇西土司对抗战动员的正面响应,慨叹说,“目今敌军压境,人心易惑,而各土司同仇敌忾,得来请命,数百年怀柔抚绥之德,效忠明耻之教,事效已见”。南甸土司龚绶强调因家族“世效诚节”,才得到政府“如此恩赐铭鼎”,故不论日寇如何利诱,终能不失民族气节。当年31岁的潞江土司线光天,幼年受业于腾冲王举人,及长又毕业于实施近代教育的腾冲县立中学,在他的观念中,传统汉文化中的儒家忠孝意识和近代的国族意识合为一体。干崖土司刀京版之父刀安仁则曾参加辛亥起事,让他的家族与中华民国建立了直接的渊源。抗日国军将领在致书各土司时,也把握这一连结,以王朝时代土司保国保境的事迹激励当代土司参与对抗外敌入侵的行动,宋希濂在致线光天的信函中即谓,“执事世受国恩,谊同休戚,亟盼领导边民与国军切取联络,起而杀敌,共策殊勋。昔石柱司官女将秦良玉,为国杀敌立功,今平四川营,赫然有驻兵遗迹,史册流传,勋名不朽。执事宏识远略,万流仰镜,当能绍此前徽而发扬光大之也”。南甸土司龚绶在呈蒋介石的电文中说,“职司世受国恩,同仇敌忾,当仰体德意,誓死抗战,与疆土共存亡”。线光天还提出策略说:“抗战期间,军食为重,腾龙沿边各土司地产米最丰,如国军能迅速将腾龙克复,驱敌境外,将丰富米粮内移,以助军食,于抗战裨益甚大。”(122)<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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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实力不足,组织效能和动员能力亦不足,或者需要透过与清末民初以来形成的地方军政势力的利益交换,来编织党国的权力网络;或者需要借用传统资源,一定程度上感化、羁縻那些无法直接控制的政治势力;或者,无法将少数群体利益的论述与中华民族国族论述作出有说服力的连结,只能期待战争状态下少数族群的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权宜结合。这样,间接面对边疆非汉少数族群,国民党未能充分激发民众的国族意识,未能有效地将少数族群的政治资源转化为对自身的长期支持。但无论如何,国民政府在中国由古代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面对所遭遇的空前考验,以艰难重建政治军事机构,在能力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汲取边疆和少数族群的政治能量,未在困局面前向强敌妥协,其历史地位已然不可磨灭。<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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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之下,共产党于抗战期间在敌后根据地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与组织布建,动员民众,充实党的基层组织,将党的力量深入到社会的血脉中,弱化乃至消除了传统宗族组织和乡绅阶层对地方的控制,造成社会能量与政治力量间的有效互动。中共透过与少数族群民族自决、民族解放论述和族群现实具体利益的巧妙接轨,将上述模式灵活应用到少数族群动员工作中,将少数族群的政治资源转化为对自身的支持。<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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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结果还是从过程来看,日本针对中国少数族群所从事的“工作”都归于失败。究其原因,首要在于,日本人并未在日本的利益与汉人以外的中国少数族群人民的利益间做出有效联结;而尽管国民政府的动员力和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都小于日本甚至中共,但古代王朝中国的多元族群、多元文化遗产,近代初步国族建构过程中庞大的惯性,都是阻碍日本与中国少数族群之间建立共同立场的障碍,而列强等外来势力的威胁,又催生出少数族群与中国国家之间共同利益的纽带。<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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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军事入侵面前,少数族群在某种角度和一定程度上体认到其利益与中国国家或其他中国政治力量间利益的一致性,将为桑梓、群体的生存奋斗与奉献国家连结起来,为抗战中的国家开辟了战略纵深地带和后方;为被围困的国家维持了通向盟邦和国际社会的最后生命线;为全民的奋战提供了人力和物资保障;更重要的是瓦解了日本分裂、拆解中华民族的图谋。同时,少数族群也藉由空前动员、参与现代战争的经验,大幅提升了自身对现代社会的适应力。<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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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对于近代中国的边疆事务、国族整合,对于中国的边疆地区本身和少数族群,都造成了意外而巨大的影响。战争爆发前,日本威胁的步步加剧,已迫使国民政府调整其国族论述,同时向蒙、藏等族群的自治要求做出妥协,事实承认“五族”以外其他更弱势少数族群的存在与他们的政治权力。(123)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部的政治、经济核心地区,国民政府被迫迁移到偏远多山、少数族群密集的西部。国民政府在西部重建了政治军事体系,并意外获得与少数族群密切接触的空前经验(124),包括动员少数族群政治资源支持抗战的需求和与少数族群间互动模式的重新建构。中国的少数族群本身,也在严格意义上真正获得与汉人生死一体、命运与共的历史经验,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族群意识之外,建立了中华民族意识的雏形,正面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国族建构、国家整合,以及境内非汉人人群身份的“中国国民”化与“少数民族”化。内蒙古人、维吾尔人、傣人等由清朝的臣民转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又进一步转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是一类例子;中国东北的朝鲜人由境外移民转为“满洲国国民”,再转为中华民国境内的外国侨民,又进一步转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则是另外一类的例子。<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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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注释:</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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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军于19世纪末期规复新疆后,引进与内地一体化的政治和行政制度,将新疆改建为行省,使这个广袤的中亚省份未来与中央之间得以维持一种疏远但并不断绝的关系。清末新政针对边疆的政治目标,即是比照新疆模式,去除蒙古事务、藏语区事务和其他边疆事务中的特殊设计,达成国家的行政统一。参见吴启讷《面对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华民国——辛亥变局下少数族群的困惑与抉择》,载裴京汉编《东亚史上的辛亥革命》(Seoul:Hanul Books,2013),第262~299页。<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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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俄、英的身影映照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的外蒙古独立和西藏独立议题中。民国建立后仍然必须面对蒙古事务、西藏事务和延续近3个世纪仍未完成的西部山地“改土归流”进程这几个国家最为敏感的议题。<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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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内政部于1929年12月“制定土司调查表式,咨请广西、云南、湖南、湖北、贵州、四川各省政府,饬民政厅切实查明,依式填报,并且改革意见,以供参考”。“1930-1931年间又迭谘仍存土司制度各省,切实力行改土归流,嗣后各省政府如有呈报补官袭职之事,不再核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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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例如,1932年将云南西部的干崖、盏达、勐卯、芒遮板行政区改设为盈江、莲山、陇川、瑞丽、潞西设治局,褫夺土司的职权和统治。<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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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抗战期间,汉人中出现为数众多的“汉奸”,少数族群面对日本的威胁利诱,实行与之“合作”姿态者的比例也不下于汉人。<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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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⑨“九一八”前夕,“满洲青年联盟”草拟《实现满蒙现住诸民族协和之件》,见《满洲青年联盟史》,(东京)原书房1933年版。<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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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满洲国”以清末设置的东三省、民国前期业已步入行省化轨道的内蒙古东部盟旗和民初曾短暂独立的东蒙古为其“国境”范围,这一范围内原本即存在多样的原始族群生态,19世纪后半期以来,汉人与朝鲜人大量移入;20世纪以来,日本的移民也日渐增加,族群生态更为复杂。<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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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郑孝胥、盐谷温等撰:《满洲国建国宣言》,收入郑孝胥等撰《王道政治的原理:孔教新编释义》,(东京)深川母子园出版部1934年版,第91~95页。<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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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日本统治当局将日本民族置于其他民族之上,宣称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是“满洲国”各民族中的“中核分子”,是五族中的“先进者”和“领导者”。在关东军发给任职“满洲国”各级官府之日本官吏的《日本人服务须知》秘密手册中,直指“日本人在满洲的地位,不是侨民而是主人。虽具有日本与满洲的二重国籍,但不是要使‘日本人满洲化’,而是要使‘满洲人日本化’”。在这个政策核心下,日本人独揽“满洲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大权,还享有诸多特权、利益和优厚待遇。据《满洲经济年报》调查:“日满人劳动者的薪资比率虽因汇率的变动、供给关系的差异、劳动者的素质、调查时期的差异而发生变化,但大体上还是相当于4∶1以至3∶1之间。”<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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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本占领东北之初,作为“五族”领导者的日本人仅居东北人口的1%,迫切需要可靠的羽翼,较早成为“臣民”的朝鲜人,乃成为日本的首选。日本论证自古朝鲜人与日本人同根同祖,现在都是天皇的子民;在政策上更让朝鲜裔成为拥有日本和“满洲国”双重国籍的“民族”,是仅次于日本人的“准高等”族群。在朝鲜裔内部,以教育手段强化忠君(日本天皇)爱国(日本)观念,引导朝鲜人体会日韩合并的宗旨,与内地(日本)同胞互敬互爱。日本推动“内鲜融合”,实现“鲜人”日本化的具体措施,则包括以日语为国语,限制朝鲜语文的学习和使用;强力推动“创氏改名”,要求朝鲜裔放弃朝鲜式姓名,改用日式的复姓;鼓励“内鲜通婚”等。<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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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世纪初,中国革命派倡导汉民族主义,标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视满人为仇敌。民国建立后,以汉人为主体的社会依旧延续了排斥满人的态度,这种态度刺激满人上层产生“独立满洲”的想象。贵族出身的满人熙洽,即将提倡“满洲民族主义”视为恢复清朝的必要步骤。1932年3月,日本方面推出前清宣统逊帝在满人“祖先的发祥地”建立“满洲国”,鼓励以推动“满洲民族复兴”为目标的“满洲民族主义”,但并不愿意配合熙洽有关建立庞大的满洲国武力的设想,仅在规模有限的“满洲国军”中设置由满人士兵组成的警卫连,用以监视汉人士兵。而且,在“满洲国军”中,日系军官和满系军官的待遇殊异,前清逊帝和他领导的政府更已注定傀儡的角色。<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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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曾以“内蒙古独立”为诱饵,支持蒙古贵族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建立“蒙古自治军”,指挥其镇压东北的抗日武装。“满洲国”建立,将东蒙古与内蒙古东部盟旗纳入“国境”,日本不再乐见“内蒙古独立”或“内蒙古自治”,更担忧东蒙古、内蒙古与外蒙古的血缘、文化关系,乃转而加强对蒙古人的控制。日本人透过“满洲国国务院”宣布废除原有盟旗之部,代之以在“国务院”内设立的行政机构“兴安局”,下辖兴安东、兴安南、兴安北三个分省;将“蒙古自治军”余部改编为“满洲国兴安军”。同时,实施一系列措施确立对蒙古人部队的有效指挥,兴安军就此成为镇压东北抗日武装的前锋。1944年夏正式编入关东军序列,更名为“满洲第二游击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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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36年,日满当局笼络鄂伦春首领,组织熟悉山林、精于骑射的全部鄂伦春青壮年猎民,依照地区编成鄂伦春山林队,共在“黑河省”建立了十数个“山林队”,各山林队皆设一名鄂伦春人队长,但服从日本指导官的指挥。在指导官运筹下,鄂伦春山林队数度袭击、重创抗联三支队。除鄂伦春部落外,日满当局也在赫哲、鄂温克等部落中组建了一些“警察队”、“狩猎队”等民兵武装,防杜抗日反满活动。<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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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满洲国”推行的治安肃正、保甲连坐、集团部落、归屯并户、收缴武器、实施国兵法等严苛政治措施;以及粮谷出荷、勤劳奉仕、金属献纳、廉价劳工等经济掠夺政策,各少数族群无一幸免。在日本的同化教育政策下,各族群都要将日语课程纳入义务教育之中;还要在一切原有宗教之外,加奉日本“天照大神”,将本族意识与日本意识联结在一起。<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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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同期,日本派出情报人员到内蒙古从事情报与政治活动,与蒙古王公联络,声言愿协助“复兴蒙古民族”,向王公出售武器。庚子之变期间,日本军队以不触犯蒙古王公利益的行动,得到蒙古王公的好感,进而派遣情报人士前往蒙古王公家中担任家教,兴办学校,邀请王公访问日本,为王公提供借款,与王公合作兴办企业。<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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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12年,日本利用中国内部革命之机,试图在台面上推出由满洲贵族组成的“宗社党”,和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扎萨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在东北建立“满蒙独立王国”,川岛浪速等人策划的这一行动,由于种种原因流产。1915年,川岛浪速再度与肃亲王和卓索图盟叛军首领巴布扎布合作,策划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也以失败告终。巴布扎布死后,日本则继续扶持其子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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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27年4月,在“南京事件”中执行“不干涉外交”的宪政会内阁受到政友会、军部和舆论的抨击下台,田中义一领导的政友会登台执政,祭出“满蒙领有”的主张,否定中国对“满蒙”的主权,确立当北伐波及“满蒙”时,日本将以“自卫”的名义出兵阻止中国统一。植原悦二郎:《日本与支那》,(东京)国际知识1928年版,第591~593页。<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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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板垣征四郎邀请甘珠尔扎布前来沈阳,商议内蒙古独立事宜,甘珠尔扎布主张建立内蒙古独立军,由关东军提供枪枝弹药,板垣答应提供步枪3,000支、子弹60万发,由甘珠尔扎布担任内蒙古独立军总司令。1932年10月,关东军驻热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向东京提交《有关建设蒙古国的意义》一文,谋划建立“蒙古国”。松室孝良并开立一份“蒙古实权者名单”,以便从中挑选支持对象。<br />
<br />
(20)金海:《从地域概念看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及其实质》,《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br />
<br />
(21)卢明辉:《德王“蒙古自治”始末》(下),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1977年版,第276~277页。<br />
<br />
(22)相关研究,可参考金海《日本在内蒙古殖民统治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日本与内蒙古》(蒙古文版),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br />
<br />
(23)当日方于1939年主导三个内蒙古傀儡政府整合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时,德王即感受到日人工具性利用内蒙古民族运动的本质,明了日本并不乐见一个独立的“蒙古国”,只得于1941年8月在蒙疆政权内部改称“蒙古自治邦”。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4年编印,第79~82、112页。<br />
<br />
(24)房建昌:《近代日本渗透新疆述论》,《西域研究》2000年第4期。<br />
<br />
(25)朱永彪、杨恕:《二战结束前日本地缘政治视野中的新疆》,《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br />
<br />
(26)参见木村肥佐生《成田安辉西藏探险行经纬》,收入《亚细亚大学ァジァ研究所纪要》第8号(1981年12月),第33~38页;第9号(1982年12月),第139~192页;第10号(1983年12月),第183~238页;秦永章《近代日本渗透西藏述论》,《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Wilhelm Filcher,Sturmüber Asien:Erlebnisseeines Diplomatischen Geheimagenten(Berlin:Neufeld & Henius,1924),Kapitel 10.<br />
<br />
(27)(29)秦永章:《近代日本渗透西藏述论》,《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br />
<br />
(28)《蒙藏委员会为转难民陈宗敬函称京中班禅办事处有人为日本人工作事与军政委员会等来往函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告知班禅行辕卓尼堪布覆桑登与日本人夙有勾结事致蒙藏委员会代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藏事档案。<br />
<br />
(30)王柯:《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br />
<br />
(31)1937年11月22日在察哈尔省会张家口成立的“西北回教民族文化协会”;1938年2月7日,在北平(日军于卢沟桥事变占领北平后,更名“北京”)成立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1938年5月7日在热河省省会承德成立的“防共回教徒同盟”。中生胜美编:《植民地人类学の展望》,(东京)风声社2000年版,第230~240页。<br />
<br />
(32)马鸿逵下令宁夏省公路局不得向日本人出售车票,将售票给日人的职员和司机公开处决。刘景华:《抗战时期的西北诸马》,《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增刊。<br />
<br />
(33)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马鸿逵史料专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br />
<br />
(34)1935年至1936年间,以“学者”、“商人”等诸种名义申请到青海,经国民政府核发签证的日人达9名。<br />
<br />
(35)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br />
<br />
(36)1936-1937年,马步芳、马步青方面数度向日本军方订购武器、弹药,具体见秦永章《关于马步青、马步芳与日军进行秘密武器交易的几条史料》,《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br />
<br />
(37)谨慎的马步芳在事变事态明朗前,避免明确表态,直至事件趋势明朗,方决定公开拥护中央,采倒填日期的办法,假称在闻知事变消息后,立即宣示“誓以血忱,在中央统一指挥之下,誓死杀贼,以定人心而奠国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文史编辑委员会编:《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145页。<br />
<br />
(38)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br />
<br />
(39)据20世纪30年代研究甘青回藏历史与文化互动的美国学者记述:“日本在满洲发动政变后,西北的穆斯林中开始盛传一个流言,说奥图曼苏丹阿卜都·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的一个侄子已得到东京的支持,日本将藉复苏泛伊斯兰思想之名,培养亲日情感,让日本而不是德国,扮演穆斯林保护者的角色。是当穆斯林将军马占山拼死抵抗日本军队并成为民族英雄时,幸运再次落入中国政府手中。这不仅因为马占山身为穆斯林这一事实使得中央政府重新审视不可靠的穆斯林,而且也因为他的浴血奋战,使穆斯林再也无法赞同日本人。”Robert B.Ekvall,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ibetans and other Ethnic Groups,引见苏发祥、洛赛编译《藏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br />
<br />
(40)汪梅琪:《抗战时期少数民族的英勇斗争》,《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br />
<br />
(41)张瑞祥:《多伦多伦回族抗战史话》,《回族文学》2012年第4期。<br />
<br />
(42)(45)甘宁青抗日救国宣传团:《告全国回教同胞书》,《回教大众》1938年第2期。<br />
<br />
(43)周瑞海:《侵华日军队对回族人民犯下的罪行》,《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4期。<br />
<br />
(44)孟村回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孟村回族自治县概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页。<br />
<br />
(46)近代泰国长期抱持亲日的姿态。国际联盟就“九一八”事变提出谴责日本之议时,唯一弃权的国家就是泰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即与曼谷当局签订《日暹同盟条约》。<br />
<br />
(47)泛泰主义是20世纪前半期兴起于泰国的泛民族运动,它借用语言学对汉藏语系内部语族划分的研究,将其中使用“侗台语族”语言的群体,如泰国的泰人,寮的老人,英属缅甸的掸人,英属印度阿萨姆邦的阿洪人,法属印度支那的侬人、岱依人,越南泰人和中国云南的(傣人),广西、贵州、湖南的傣人、僮人、布依人等一律视作“泛泰民族”;有些泛泰主义者还将历史上的南诏、大理国视为泰人国家。陈吕范:《中泰关系若干问题研究课题小结》,《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代序,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泛泰主义的政治目标是将一切“泛泰民族”及其居住地“重新”纳入“泰人国家”的领土范围。<br />
<br />
(4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委员会编:《德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德宏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150页。<br />
<br />
(49)乌兰夫:《乌兰夫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三、四、五章。<br />
<br />
(50)具体参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br />
<br />
(51)赵履谦、刘晓等:《五四运动与少数民族》,载陈理、彭武麟主编《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文选》(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20~830页。<br />
<br />
(52)20世纪30年代,旅居满洲的朝鲜人,仍未取得中国公民的身份,但日本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建立后,朝鲜人被日本人赐予满洲国中社会地位仅次于日人的第二级地位,加以笼络和利用,但朝鲜菁英和知识分子对亡国和寄人篱下的景况耿耿于怀。<br />
<br />
(53)东北抗日联军编为11个军,其中由朝鲜裔组成、总数超过4000人的“南满游击队”改编为第1军第1师,该部朝鲜裔的领袖李红光膺任联军参谋总长。朝鲜裔官兵构成抗日联军第2军的大多数、第1军和第7军约半数,同时也遍布抗日联军其他8个军当中。从1931年到1945年14年间,朝鲜裔参与武装抗日的人数逾10万,抗日联军的武装活动从长白山、图们江流域,扩展到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抗联朝鲜裔将领金日成,更在武装活动之外,加入对日军中朝鲜籍士兵的策反。《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命东北抗联进入苏联远东地区,并将部队改编为国际红军特别独立第88旅。<br />
<br />
(54)《毛泽东选集》第1卷《论反对日本国主义的策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br />
<br />
(55)(56)(57)(58)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2、652、682、605页。<br />
<br />
(59)《新华日报》为1938年1月济南回民袭杀数百名日军事件发表社评称,“由回民抗战,令人想起遍布我国西北华北一带的体魄强健富有团结力的回族同胞,他们是中华优秀儿女,是抗战中一支潜伏着的伟大力量”。《新华日报》1938年2月2日。<br />
<br />
(60)马彦瑞:《回族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回族研究》1996年第2期。<br />
<br />
(61)《抗战中的新疆现状》,延安《新中华报》1938年1月15日。<br />
<br />
(62)新疆是中国的中亚省份,西邻苏联,其地理位置及当时的国际政治、地缘政治情势,使之在抗日战争中位居超乎寻常的战略地位。<br />
<br />
(63)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增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杜宾斯基:《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br />
<br />
(64)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两年内,苏联援华的985架战斗机(先折零运到哈密,再装配飞往前方基地)、82辆坦克、1300门大炮、14000多挺机枪以及大量弹药皆经由霍尔果斯—迪化—哈密—星星峡公路运往抗日前线。1940年,又有苏联大卡车300辆满载武器、弹药、汽油等开到哈密,返程时运回中国作为抵偿的锡、铅、钨、镍、铜等战略金属和生丝、棉花、茶叶、皮革、羊毛等货物。美英两国在1942年至1944年间也将部分物资由印度经新疆运往内地。邵力子:《出使苏联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79年版,第188~193页。<br />
<br />
(65)Allen S.Whiting & General Sheng Shih-Ts'ai,Sinkiang:Pawn or Pivot?(East Lansing,MI:Michigan State Univ.Press,1958),p.203.<br />
<br />
(66)《反帝总会关于踊跃捐款援助绥东抗日将士的通告》,《新疆日报》1936年12月11日。<br />
<br />
(67)(107)朱杨桂、高新生:《新疆各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br />
<br />
(68)杨甬明:《周折转运美援物资》,载《盟国军援与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br />
<br />
(69)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卷二《蒙务下·筹蒙篇》,(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依宣统三年刊本影印。<br />
<br />
(70)内蒙古自治运动活跃分子此际即指责政府不仅不扶持蒙古,“反从而穷困之,始而开荒屯垦,继而设县置省。每念执政者之所谓富强之术,直吾蒙古致命之伤”。德王等:《要求自治呈文通电》(于内蒙古自治第二次会议决议呈国民政府,1933年9月28日),引自范长江《塞上行》,(上海)《大公报》社1937年版,第118~199页。<br />
<br />
(71)黄奋生:《蒙藏新志》(下),中华书局1938年版,第525页。<br />
<br />
(72)1928年,西藏政教当局驻五台山的堪布罗桑巴桑前往南京拜见蒋介石,面呈十三世达赖的亲笔信函;稍后,又派特使向国民政府表达“达赖不亲英人,不背中央,愿迎班禅回藏”的新立场。1929年,十三世达赖再度致函国民政府,表达服从新的、稳固的中央政府,愿与中央间建立有效联系的意向。国民政府把握机会,于1930年派员赴拉萨宣慰,十三世达赖方面则在南京、北平与康定三地设立办事处,负责西藏与中央之间的联系事宜,并于1931年派6名代表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正式承认“中藏一家,恢复旧制”。<br />
<br />
(73)1931年10月7日,十三世达赖及九世班禅驻京代表及办事处长、藏族旅京人士等即组成“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作出一致抗日的决议,并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与我全国同胞同立一条战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蒙藏旬刊》(1932年9月20日改版)第3期。11月,业已加入国民党的西藏驻京办事处主要官员出席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表达抗日决心,同时提交“改善蒙藏军事政务、宗教、教育以御外侮案”。会后,贡觉仲尼、阿旺坚赞等集结在京藏族人士,集会表达对政府抵抗日本行动的支持。喜饶尼玛:《民国时期出席全国性政治会议的西藏地方代表》,《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br />
<br />
(74)《蒙藏旬刊》(1932年9月20日改版),第1期。<br />
<br />
(75)《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br />
<br />
(76)(79)喜饶尼玛:《论战时藏传佛教僧人的抗日活动》,《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br />
<br />
(77)《蒙藏旬刊》1932年第46期。<br />
<br />
(78)《蒙藏旬刊》1934年第5期。<br />
<br />
(80)林孝庭:《国民政府与九世班禅喇嘛——一个近代中国汉藏政教权力关系之剖面》,(台北)《传记文学》2010年第2期。<br />
<br />
(81)周正龙:《略论西南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武装抗日活动》,《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br />
<br />
(82)国难会议秘书处编:《国难会议纪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影印,第120页。<br />
<br />
(83)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昆明)《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br />
<br />
(84)娄贵品:《国民政府改废少数民族称谓的历史考察》,《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br />
<br />
(85)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萃》第二卷“出滇抗战”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br />
<br />
(86)中华民国国防部档案。该数字为大陆出版的《云南抗日战争史》所引用,见孙代兴、吴宝璋《云南抗日战争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br />
<br />
(87)滇缅公路由云南昆明通往缅甸腊戌,与缅甸中央铁路相接。沿途翻越云岭、怒山、高黎贡山、漾濞江、澜沧江与怒江,沿线彝(罗罗)、白(民家)、傣(摆夷)、苗等族民众自备粮食、被服和最原始的工具,参加人数近30万人,有时全路段每日即有20万人同时施工。日夜赶工下,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短短8个月间筑成包括惠通、功果、漾濞三座大桥和其他533座桥梁、3292孔涵隧在内,中国境内长960公里,全长1146公里的战时交通大动脉。日军为破坏滇缅公路,从1940年10月下旬开始对沿线桥梁、渡口实施大规模轰炸;1941年初,更建立“滇缅路封锁委员会”,以100余架飞机日以继夜轮番轰炸、破坏公路。滇缅公路养护工、桥工和各族民工在炸弹威胁下冒险抢修路面,艰难维持运输畅通。<br />
<br />
(88)1939年,国民政府进一步决定,修建滇缅铁路,计划由昆明向西南延伸,经祥云、孟定出境缅甸接到腊戌,再通往仰光。这条计划中的铁路在云南境内长886公里。末段100余公里经过阿佤山区,仅临沧阿佤山区一地投入修筑作业的阿佤等族民工即达数万人。周家瑜:《简论佤族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临沧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滇缅铁路缅甸境内段,经外交协议,由当时英属缅甸当局负责修筑。1940年,英国寻求与日本修好,下令关闭滇缅公路,滇缅铁路也延宕不愿动工,国民政府只好暂停修筑滇缅铁路,将人力转用于连接四川、西康与云南的西祥公路。1941年4月,英方态度转变,滇缅铁路复工,1942年春季完成部分铺轨与土石整建。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对日宣战,1942年1月24日,云南省主席龙云致电蒋介石建议,“国际情势剧变,滇缅铁路似可停修”。不到两个月后,日军攻陷缅甸首都仰光,存放于此的滇缅铁路器材随之失陷,日军并继续向北推进,国民政府除先行派遣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境内协助英军作战,也于同年3月中旬,宣布滇缅铁路全线停工。由于日军进展迅速,占领缅甸全境,并于1942年5月间,进逼中缅边境上的惠通桥,为了避免滇缅铁路遭敌人利用,蒋中正下令自行炸毁除昆明到平浪一段以外滇缅铁路其余完工的工程。<br />
<br />
(89)卓人政:《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众工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145页。<br />
<br />
(90)1942年5月3日,日军第56师团侵入云南,以装甲部队为前驱,沿滇缅公路直驱滇西,连陷德宏、畹町、遮放、芒市、龙陵、腾冲等地,炮击怒江东岸村落,从空中轰炸滇缅公路向东的路段和下关、保山、祥云、昆明等城市。<br />
<br />
(91)以云南潞江傣人线氏土司为例,1913年,云南省尊奉北京政府的政治设计,在潞江坝设立潞江县佐,隶属于龙陵县,这是国家在潞江设立流官之始。当时的潞江安抚司司官线庆祥表面上接受,但在台面下架空县佐的权力,再以县佐不谙摆夷习俗、不能适应边寨生活为由,将其礼送到龙陵居住,实质维持独自统治潞江坝的状态。省政府欲在南甸设立弹压委员之际,线庆祥强烈反弹,待任弹压委员也惮于潞江坝生活条件恶劣,不愿赴任,设弹压委员之议遂告流产。30年代初,国民政府在设立设治局时,潞江坝归入莲山设治局。设治局在滇西土司地区开始清丈土地,准备直接征收赋税,遭到线家以外其他土司的抗拒。<br />
<br />
(92)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重排点校本),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文录》第6册,第30卷。<br />
<br />
(93)(122)王文成:《滇西抗战与龙潞边区土司制度的延续》,《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br />
<br />
(94)具体见常绍群《滇西敌后军民抗战纪实》,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br />
<br />
(95)尹明德具体的工作经历见常绍群《滇西敌后军民抗战纪实》,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br />
<br />
(96)具体见《大中华民国云南省接缅边区卡佤山十七头目联防协会立盟书》,载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西盟佤族自治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9页。<br />
<br />
(97)尹明德:《抗日战争时期日记片段》,收入《德宏史志资料》第2辑,德宏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br />
<br />
(98)(99)12支游击队和其他武装及其抗日经过具体见常绍群《滇西敌后军民抗战纪实》,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br />
<br />
(100)在历时3年多的滇缅抗战中,阿佤山区的少数族群抗日武装多次有效延滞日军的进攻,迫使日军与泰国“征缅方面军”放弃取道阿佤山区勐董、孟定攻入中国境内的计划,日军对阿佤人的勇猛强悍留下强烈的印象。具体参见陈明富、马汝慧《云南各族军民在抗日战争中的突出贡献》,《保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br />
<br />
(101)5月11日,第20集团军强渡怒江,进入高黎贡山,腾冲抗战政府和保山、龙陵等地的抗日组织动员各族民众支持国军,仅腾冲县应征民众即有46000多人。其中38000余人为数万大军提供物资、给养,运送弹药;5000多人加入转运伤员服务队;3000多人投入修复腾龙公路的工作;大量熟悉地形和敌情的当地青壮年民众担任国军向导,主动侦察敌情。9月14日,第20集团军收复腾冲。<br />
<br />
(102)如黑龙江省宁安县世环镇70%的满人居民加入反日会,满族简史编写组:《满族简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10页。满人出身者,有邓铁梅、唐聚五、李春润等,分别于1931年到1932年间建立“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辽宁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宁民众自卫军”等,展开武装抗日活动,满人的抗日活动具体可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br />
<br />
(103)《正宗爱国报》,1912年正月初六日。<br />
<br />
(104)白崇禧:《要用殉教精神挽救中国民族的沦亡》,《回教大众》创刊号,1938年2月。<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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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针对日军在其占领区建立“中华回教联合总会”的举动,1938年1月,全国性的穆斯林抗日团体“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在汉口预备成立,发表动员全国回民救亡的宣言。同年5月,协会正式成立,理事长白崇禧发表《敬告全国回教同胞书》,激励回民救国的决心(白崇禧:《敬告全国回教同胞书》,《回民言论》创刊号,1939年1月)。协会随即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17个省成立分会,分会下以县、区为单位再成立支会(孙颖慧:《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宁夏分会述评》,《回族研究》2005年第4期)。并协助各地成立穆斯林青年抗日团体,透过包括动员穆斯林青年从军在内,大量、多样的宣传、服务行动支持抗战(白友涛、柴静:《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述论》,《回族研究》1995年第4期)。经白崇禧建议,该会于1938年10月改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1943年又改称“中国回教协会”。<br />
<br />
(106)“七七”事变后的7月29日,北平的汉语穆斯林组建“北平回民抗敌守土后援会”,通电全国。通电刊登于《北平晨报》,1937年7月29日。绥远包头的回民公会动员穆斯林市民组成“西北回民救国会”,发表《告西北回民书》。回民公会负责人、回民小学校长等捐款支持抗战。<br />
<br />
(108)《吉达设领与近东外交》,《中国回教协会会刊》第1卷第6期;《本会理事艾沙马斌良访问近东各国报告》,《中国回教协会会刊》第1卷第10期。<br />
<br />
(109)马步芳骑兵师具体参战经过见马有光《青海骑兵师参加抗日战争前后纪略》,《青海文史资料》第12辑,第68~74页。<br />
<br />
(110)暂骑1师2旅3团1营1连排长马元林与河东伪军约定,击杀本团一位营长,率数十名士兵投日,引日伪军千余人攻打暂编骑1师驻地。师长马彪决趁风雪追击,连续收复日伪军所占村庄,歼灭驻守敌军,擒杀马元林。马有光:《青海骑兵师参加抗日战争前后纪略》,《青海文史资料》第12辑,第68~74页。<br />
<br />
(111)马有光:《青海骑兵师参加抗日战争前后纪略》,《青海文史资料》第12辑,第68~74页。<br />
<br />
(112)马步芳部队豫皖参战经历见马有光《青海骑兵师参加抗日战争前后纪略》,《青海文史资料》第12辑,第68~74页。<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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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马有光:《青海骑兵师参加抗日战争前后纪略》,《青海文史资料》第12辑,第76~77页。<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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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被俘的该部伤兵面对日军嘲笑国军汉阳造步枪,声言,武器粗劣,甚至赤手空拳,“照样可以打倒你们”。西北回教救国会:《绥西前线的回回军》,《中国回教协会会刊》第1期;西北回教救国会:《绥西穆斯林的爱国动态》,《中国回教协会会刊》第2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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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与蒙古人、藏人和新疆突厥语穆斯林相较,20世纪初中国西南的非汉人群体的知识菁英,为了在新的、以汉人为主体,但宣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民族国家内获得承认,并取得与“五族”平等的政治地位,多数主动参与了现代中国的国族建构,具体而言,是将本族群的身份建构和本族群与国家的整合联结在一起。清朝在中国西部推行“改土归流”(化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与“化夷为汉”(族群同化)两项政策,除畲、土家、白、僮、纳西等在清初业已相当汉化的族群外,苗、彝、黎、傜、哈尼等族群的汉化程度也逐渐增加。更令人讶异的是,自19世纪后期起,天主教、新教等教会势力渐次进入中国西南省份,影响日增。传教士在针对“苗”等族群的启蒙教育中,一方面透过提升族群内部成员对本族语文的运用能力,间接促成“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个人意识和族群意识;另一方面,为了淡化各族群原始信仰体系中原初的祖先意识,竟也致力将“中华民族”意识注入其中。可参考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Siu-woo Cheung(张兆和),"Appropriating Otherness and the Contention of Miao Ethnic identity in Southwest China",in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Vol.13,No.2,pp.142~169.<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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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革屯”运动领袖龙云飞祭出“革屯抗日救国军”的旗号;同年9月,苗民武装抗争达到巅峰,另一领袖梁明元也将所部正名为“湘西苗民革屯抗日军”;稍后,四川东部的苗民武装也组建“革屯抗日军”,几支武装又合并整编为“湘川黔革屯抗日军”,并吸纳保靖土家人的“革屯”武装。是年底,国民政府任命张治中代替何键主持湖南省政,张确定了针对苗民武装“剿抚兼施”的策略,与“革屯”军方面谈判达成“废屯升科”和“收编抗日”两项共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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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937年初,和平诉愿转变为遍及湘西和湘、川、黔交界地带的武装抗争,由何键主持的湖南省政府派军镇压。但当年7月抗战爆发,省军迫于舆论对于何键对内用兵多所非议的压力,撤出湘西。相关研究可参考伍新福《湘西“革屯”运动述评》,载陈理、彭武麟主编《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文选》(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42~858页。<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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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927年至1949年间,出身滇川黔边区彝人社区的地方政治势力,掌控了云南省的军政大权。相关研究可参考潘先林《民国云南彝族官僚统治集团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受到这一局面鼓舞的四川、贵州的彝人社区,纷纷寻求龙云彝人军政大员的支持或庇护,在强调本族群尊严的同时,也与汉人通婚。与“苗”一样,执掌云南省政的彝人上层建立“竹王会”、“佉卢学会”,意在将彝人的祖先追溯到传说中来自楚国的“竹王”,更将彝人的文化追溯到传说中与仓颉同时代的佉卢(安恩溥:《我所了解的龙云统治集团中的部分彝族上层人士的活动情况》,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并鼓励彝民加速汉化(林耀华:《凉山彝家》,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20~121页;邵献书、刘苗生等:《镇雄县塘房区凉水井乡和平沟下寨彝族社会调查》,收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相关内容见第222~224页)。甚至刻意将家族的源头追溯到先秦的华夏(龙云辑:《贞孝褒扬录》第1册,1936年石印本)。<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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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云南西南阿佤山区的阿佤部落(20世纪50年代在“民族识别”后,称为“佤族”),是近代中国边疆少数族群中保持原生状态最完整的族群之一。然而,与内陆农村的多数汉人相较,沿边的少数族群民众,更早接触到列强的扩张。阿佤部落更是首当其冲。数百年来,人口爆炸的华中甚至华南的汉人移往西南非汉人族群聚居地带的趋势加快。在地势较为平缓、宜农的地带,汉人人口居相对优势,但在靠近边境地区的丘陵、山地,汉人移民在人数上仍居相对弱势,在与当地非汉人群通婚数代后,即融入当地人群中。这样反复频繁的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现象,强化了族群间的纽带,也有助于边境地带非汉人群体中原型国家意识的形塑。可参考李诚《国家建构与边疆稳定——基于中缅边境阿佤山区的实证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124页。<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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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21)《告祖国同胞书》,段世琳主编:《班洪抗英纪实》,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2~366、362~366页。<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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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吴启讷:《蒋介石的中华民族论与中华民国的边疆自治实践》,载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上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161~212页。<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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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See Hsiao-ting Lin,Moder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New York:Routledge,2011.Unknownnoreply@blogger.co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