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全球化

作者：涂龙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译审
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四期

文章编号：1673－5161（2007）04－0043－10中图分类号：D371文献标识码：A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02JAZJDGJW011）的前期成果。


摘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的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也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创始人哈桑·班纳一生致力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的国际化，在他及其继任者的不懈努力下，穆兄会已经发展成为遍及数十个国家的庞大的国际组织。再如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政权致力于输出伊斯兰革命。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于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并不仅仅出于安全、财政等方面因素考虑的一般意义上的移民，而是被看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穆斯林为“主道而战”所进行的一次新的“迁徙”，这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关系，也与伊斯兰教的“迁徙”和“圣战”传统有关。从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中就可以理解“迁徙”和“圣战”在普通穆斯林心目中巨大的感召力。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早年在麦加传教，告诫人们放弃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谴责多神信仰给阿拉伯人带来的愚昧和社会道德的堕落，宣讲末日审判和复活的观念，警告多神教徒若不归顺安拉，将在末日审判时遭到惩罚，并堕入地狱；而归顺者将在后世得到奖赏，永驻天园。另外，穆圣还提出了凡穆斯林不分氏族部落，皆为兄弟，应联合起来，消除部落仇杀等一系列社会改革主张，受到了下层民众的拥护。由于穆圣所传的教义触犯了麦加贵族的利益，他们便采取各种手段迫害穆斯林，直至搜捕杀害穆圣。因此，穆圣被迫于公元622年出走麦加，前往麦地那，并在麦地那建立了统一的穆斯林社团“乌玛”，为日后在圣战的旗帜下征服麦加贵族和统一阿拉伯半岛奠定了基础。由于迁徙事件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就把公元622年定为伊斯兰教纪元元年。因此，迁徙是穆斯林民族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是有组织、怀有宗教目的的特殊移民，是伊斯兰教哲学和智慧的象征。迁徙引领伊斯兰教成长，促使穆斯林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性的、不带地方主义色彩的国家。因此，对于穆斯林来说，迁徙是其引以为荣的事件，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是不会满足于一处永久居所的，哪里能履行信仰，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哪里就是他的家园。［1］

　　圣战则是指“为主道而战”，目标是在全世界建立伊斯兰政权，以《古兰经》和圣训规范世人的行为和生活。这一漫长的奋斗过程，《古兰经》称之为“杰哈德”，媒体把之翻译为“圣战”。圣战是穆斯林的宗教义务之一，它有大小之分、和平和暴力之别。“大杰哈德”是指信徒 “用心、用舌、用手”同自己内心的邪恶意念作斗争，净化心灵，虔信真主和使者，并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规劝世人，传播伊斯兰教；“小杰哈德”是指穆斯林用“剑”进行圣战，鼓励穆斯林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为捍卫和弘扬伊斯兰教而战。伊斯兰教第三任正统哈里发艾卜·伯克尔在发表其就职演说时，曾强调了圣战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放弃圣战，因为一个民族丢弃圣战时，它的尊严就会受到伤害，会被别人轻视，在安拉面前也将失去眷顾。［2］56-59

　　因此，迁徙和圣战的关系十分密切，迁徙是圣战的一部分，两者相互依存，都体现了伊斯兰的大一统精神和穆斯林的奉献精神。迁徙并不是由于遇到困难而逃避，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圣战使命而寻找更好的环境，它鼓励穆斯林为完成圣战使命而放弃物质世界的引诱。穆圣率领穆斯林光复麦加后，一些穆斯林认为迁徙不再需要，但穆圣强调：只要圣战存在，迁徙就不会终止。他号召信徒们：为了消灭不信道者，你们不要中止迁徙。
　　
　　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三次迁徙浪潮
　　
　　伊斯兰极端势力之所以离开埃及这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源地，是多方面原因所致：首先，极端分子在埃及境内面临世俗政权的严厉镇压，迫于严峻的安全形势，只能逃离埃及，寻找更安全的地方继续从事“圣战”事业；其次，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海湾石油富国或欧美国家，有的是为自己及家庭挣钱打工，有的则是受其组织派遣去筹集活动经费；再次，一些穆斯林极端分子信奉极端组织鼓吹的“迁徙”和“圣战”理论，出国寻找更适宜履行“圣战”义务的地点，以便积聚力量，为最终重返埃及、解放被世俗政权统治的“查希里亚社会”做准备；最后，埃及伊斯兰阵营、特别是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也促使一部分极端分子远走他乡。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被暗杀后，上下埃及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发生大分裂——上埃及极端组织发展成为伊斯兰组织，下埃及则发展成为圣战组织。这种分裂对于那些希望短期就能在埃及恢复伊斯兰统治的极端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分裂意味着力量被削弱，也意味着伊斯兰政权的建立变得遥遥无期，在失望与愤懑之余，一大批极端分子决定离开埃及，另辟蹊径，继续“圣战”［3］。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穆兄会成员为逃避纳赛尔政权的镇压而纷纷离开埃及之际，埃及的极端组织当时并不赞同这种逃避现实的“迁徙”作法。以策划实施萨达特暗杀事件的圣战组织为例，该组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所有埃及极端组织中向国外迁徙极端分子最多的组织，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反对通过“迁徙”进行圣战。该组织埃米尔阿卜杜勒·萨拉姆·法尔吉在其《缺席的义务》一书中写道：有人称建立伊斯兰国家的途径是迁徙到另一个国家，并在那里首先建立伊斯兰国家，然后再打回国。但是，为了积蓄实力，他们其实应该首先致力于把自己的国家改造成伊斯兰国家，然后再征服其他国家。［4］萨达特暗杀事件以及上埃及暴动的失败，使得圣战组织成员随后多以合法和非法的身份逃往国外。

　　埃及极端分子的第一次迁徙浪潮，首先是在埃及境内实现的。当时，在穆斯林组织（定叛与迁徙组织）的号召下，该组织的数千名追随者放弃了尼罗河三角洲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生活环境，集体迁往某一艰苦地区，尝试建立伊斯兰政权，按照《古兰经》和圣训行事。但是，这种迁徙受到了组织形式、地理环境和安全局势等方面因素的明显制约，很快被证实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迁徙，埃及安全机构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并对其进行围剿和铲除，这使得埃及极端分子产生了向国外迁徙的念头。瓦希德·奥斯曼本是伊斯兰组织的继任埃米尔，也被认为是“国内迁徙”的创始人。他的迁徙观念的转变有一定的代表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奥斯曼谈到国外迁徙的问题时承认：对于穆斯林组织而言，迁徙是必经阶段，该组织成员只有经过迁徙，才能加入圣战行列。他说，穆斯林应该迁徙到由“明君”统治的地域，即使这一“明君”同样是不信伊斯兰教的“卡非尔”也没有关系。奥斯曼说，穆斯林组织认为，所有阿拉伯国家都不能满足“明君”统治的条件，而对于穆斯林圣战者来说，全球每一个角落都是安拉治下的土地，都可供他们迁徙。因此，该组织成员原本有意向欧洲迁徙，如挪威、瑞士等是他们眼中的“公正国家”。但是，穆斯林组织的创始人、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却坚持认为，也门是迁徙者的明智之选。因此，在舒克里·穆斯塔法等人因绑架杀害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事件被处决后，穆斯林组织的一大批成员根据前埃米尔的遗愿，逃往也门。他的继任者、号称“阿布·古什”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在舒克里·穆斯塔法被处决后，收集残部，向也门迁徙，并从也门继续向其他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迁徙。［5］

　　其实，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并不是穆斯林组织第一个主张向国外迁徙的领导人。在他之前，该组织领导人之一的萨拉赫·沙维已经主张迁徙了。沙维因反对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杀害被绑架的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认为这样做会使该组织暴露在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遭致灭顶之灾），便在这起事件上与埃米尔发生了尖锐冲突，并最终导致与该组织发生分裂。1981年，萨达特暗杀事件后，沙维也是被埃及安全机构通缉的逃犯之一，但他成功逃往也门，并在当地结识了一名加入了穆兄会的部落酋长。后者对沙维的“定叛与迁徙”理论大为赏识，于是决定弃穆兄会，投入穆斯林组织的怀抱。在这名酋长的鼎力支持下，沙维随后往返于埃及、沙特和巴基斯坦之间，并最终在巴基斯坦一所伊斯兰宗教大学里任教，得以继续从事他的“圣战”事业。［5］

　　穆斯林组织的竞争对手——埃及圣战组织的头目之一、曾加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的圣战头目哈桑·希拉维也走过了一条类似于沙维的“圣战”道路。希拉维原与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在迁徙问题上尖锐对立，主张通过圣战手段实现建立伊斯兰政权的理想，竭力反对舒克里·穆斯塔法的“定叛与迁徙”理论，与穆斯林组织争夺会员和支持者。为此，一个自称为“绿营”的伊斯兰组织极端小组，曾试图暗杀希拉维。1977年，希拉维因卷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发动的军事技术学院的未遂政变事件而被判7年监禁，迫使他放弃反对迁徙的一贯思想，逃往沙特躲避牢狱之灾。直到1993年，才被穆巴拉克政府引渡回国服刑。［5］

　　综上所述，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埃及极端分子全球化迁徙的第一波浪潮是由埃及伊斯兰党和穆斯林组织的残余势力掀起的，迁徙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逃避萨达特政权对这两个极端组织的打击迫害。但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迁徙出国的极端分子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当时认同“定叛与迁徙”理论和对现政府失望的其他埃及人，也加入了迁徙国外的行列，不少人到了也门、沙特、伊拉克等国，寻找生计和避难。

　　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行动则源于阿富汗圣战。1979年12月，前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试图用武力控制这个连接欧亚大陆的小国。在前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阿富汗阿明政权不堪一击，一周内便告亡国。阿富汗是个伊斯兰国家，境内98％以上的居民是穆斯林，其中90％是逊尼派穆斯林。前苏联的悍然入侵，激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一片声讨。出于当时美苏争霸战略的考虑，美国认为前苏联对阿富汗的控制将对西方的石油生命线——海湾形成威胁。为此，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准备为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提供武器装备，利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前苏联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仇视与普通穆斯林朴素的宗教认同感，在世界范围内纠集反苏同盟，号召穆斯林为抵抗苏军占领阿富汗而进行圣战，并为其出谋划策，出钱、出枪、出力，以期把阿富汗变成拖住前苏联的“泥潭”，使之深陷其中，尽可能消耗前苏联的实力。［6］

　　当时，埃及萨达特政府正由于与以色列媾和而深陷孤立，遭到国内伊斯兰阵营的强烈反对和国外阿拉伯世界“背信弃义”的同声指责，阿拉伯国家集体与萨达特政权断交。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唆使萨达特政权放手让埃及境内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抵抗前苏联占领的圣战，双方一拍即合。当时，在萨达特政府看来，放手让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将有助于埃及摆脱因埃以媾和而陷入的外交孤立困境，通过宗教纽带和圣战观念重新联络海湾阿拉伯石油大国，恢复埃及地区大国地位；第二，大批极端分子出国，有利于国内治安以稳定国内局势；第三，阿富汗圣战者得到了海湾石油富国、美国等方面的经援，还可以消耗一部分埃及军队库存的武器弹药，将之变成现金。正是出于这样的短视考虑，萨达特政权为极端分子迁徙出国大开方便之门，导致这批阿富汗圣战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又把圣战输回埃及，酿成了埃及历史上恐怖暴力事件最猖獗、最血腥的一段时期。当然，作为阿富汗圣战始作蛹者的美国，最终也遭到了这些圣战者的报复，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

　　为吸引全世界圣战者到阿富汗，美国首先在纽约开设了第一个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由穆斯塔法·沙勒比负责接待来自埃及等国的圣战者，并把他们输送到阿富汗战场。随着阿战事的不断持续，此类接待站在美国最多时曾发展到17家。与此同时，埃及国内萨达特政权也为各类宗教组织公开招募圣战志愿者大开绿灯。1979年，上埃及明亚大学召开师生大会，要求支持阿富汗圣战。1980年，爱资哈尔大学召开大会，要求为志愿者赴阿富汗圣战敞开大门，为青年学生志愿者提供军训条件，并呼吁伊斯兰世界支持阿富汗圣战，断绝与前苏联的外交关系。随后，爱资哈尔宗教机构又多次举行群众集会，要求政府支持阿富汗圣战。这些来自民间的要求与萨达特政府在阿富汗圣战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为此，萨达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卡迈勒·哈桑·阿里同意为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极端分子提供军训基地，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也多次呼吁国民为阿富汗圣战行动捐款，人民议会也公开发表声明，呼吁向阿战场派遣圣战志愿者。有消息说，埃及军方当时曾使用卡纳军用机场，向阿富汗运送埃及圣战志愿者。

　　在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呼吁中，埃及的一些行业工会在招募志愿者方面异常活跃，特别是在埃及穆兄会的喉舌——《呼声》杂志上刊登了设在阿富汗的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的电话和具体地址后，志愿者人数成倍增加。另外，在向阿富汗输送志愿者的行动中，沙特也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沙特担心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其势力范围会扩张到海湾，对沙特政权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与两大圣城的守护者，在涉及泛伊斯兰问题上，沙特凭借其雄厚的石油美元实力，一直以护教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借以利用宗教纽带以扩大其在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为此，沙特当时为阿圣战者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医疗援助。

　　对于埃及境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来说，在萨达特暗杀事件和上埃及暴动失败后，时刻面临着被安全机构追捕的危险。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无疑于天赐良机。另外，一些圣战狂热分子也试图通过阿富汗圣战的历练，为重新“杀回”埃及夺取政权积累战斗经验。因此，地形崎岖、条件恶劣的阿富汗，一时成了圣战者向往的理想天堂。1984年初，圣战组织决定把一些曾因卷入萨达特暗杀事件的极端分子送往阿富汗参加圣战。1985年，伊斯兰组织的第二代领导人在上埃及实施重组后，也开始向阿富汗战场输送圣战志愿者。据悉，第一个抵达阿富汗的埃及圣战志愿者是圣战组织的头目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他与上埃及阿斯尤特大学的一批朝觐者一起，取道沙特前往阿富汗。接着，该组织另外两名头目阿里·阿卜杜勒·法塔赫（化名“阿布·尤斯里”）和暗杀萨达特总统的凶手哈利德·伊斯兰布里的大哥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也从埃及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成功逃脱，前往阿富汗。在伊斯兰组织中，最著名的圣战志愿者为阿卜杜·拉布·拉苏勒·萨耶夫，曾担任过阿富汗圣战流亡政府的总理，是埃及伊斯兰组织在阿富汗圣战初期的重要头目。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加入了由阿富汗前总理、现被美国人称为“本·拉登第二”的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当时，无论是萨耶夫还是希克马蒂亚尔，都对圣战志愿者加入自己的队伍持欢迎态度，以便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势力，为苏军撤出阿富汗之后捞取更多的政治和军事资本做准备。［5］

　　埃及伊斯兰组织的圣战志愿者抵达后，首先在阿北部边境一个叫加吉的地方建立了军事训练基地，起名为“伊斯兰哈里法军营”。但不久以后，由于该营地气候十分寒冷，来自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埃及志愿者很难适应，该营地后南迁至赫尔敦地区，新营地起名为“苏希卜烈士军营”，以纪念1990年5月16日战斗中被打死的埃及圣战先行者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军营里分工明确，里法伊·塔哈、穆斯塔法·哈姆扎和阿德里·尤素福负责军训工作，哈利德·哈纳菲负责医疗工作，塔拉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和乌沙姆·鲁什迪负责军营的宣传工作，并主编《民兵》杂志。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逐渐统一到扎瓦赫里的领导之下，并与本·拉登建立了密切联系，从他那里获取军训经费。扎瓦赫里圣战派别也有他们自己的《法塔赫》杂志，后又更名为《圣战者报》。［7］212-213

　　埃及圣战组织和伊斯兰组织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主要通过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恐怖大亨”本·拉登的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设在开罗的分公司网罗圣战者。当时，沙特政府把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城的扩建工程承包给了拉登家族旗下的公司，由于沙特缺乏劳动力，而埃及劳动力过剩，且成本较低，因此，沙特内政部和沙特驻开罗使馆为该公司从埃及引进各类技术人才和一般劳务人员提供了方便。随着一大批埃及熟练工人、工程师和技师等进驻工地，本·拉登也开始在他们中间秘密招募阿富汗圣战志愿者，并在沙特境内为这批新招募的志愿者开设了接待站，为阿富汗战场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类圣战人才；第二，通过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大批志愿者通过这条途径前往设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各个救援机构工作。拉登家族的公司也从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在阿富汗的工程中获益，该机构在阿富汗15家救援机构的土建工程就是由拉登家族承包建设的。在这些救援机构中曾有900名阿拉伯人从事各类救援工作，其中来自埃及的志愿者就多达300人。2006年，被扎瓦赫里宣布为圣战组织新埃米尔的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就曾是一名参与圣战救援工作的志愿者；第三，通过伊斯兰世界联盟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该组织成立于1962年，总部设在麦加，在100多个国家开设了办事处或派驻代表，负责协调全世界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事宜。该协会在埃及的办事处利用组织朝觐者的机会秘密招募圣战者，朝觐者抵达沙特后，如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只需到本·拉登在沙特开设的名为“安萨尔之家”的接待站报名即可。接待站有专人为这些圣战者制作新护照，为每人取一个化名，在阿富汗方面的配合下，这些人只需办理沙特的出境手续，便可顺利抵达伊斯兰堡，进入设在白沙瓦的沙特圣战者军营。当然，并非每位朝觐者都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一些人在朝觐后返回了埃及，而另外一些人希望借着朝觐的机会到沙特淘金。这些人中，很多人因在沙特找不到工作而选择铤而走险，经不起圣战招募者的蛊惑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投奔阿富汗战场。
　　
　　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全球蔓延
　　
　　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不仅没能因此实现南下海湾的战略目标，反而陷入了与阿富汗圣战游击队的持久战、消耗战之中，并开始渐渐步入灾难的深渊。在此形势下，前苏联被迫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从1982年美苏商谈撤军问题开始，到1989年前苏联政府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完成，差不多用了7年的时间。

　　随着前苏联兵败阿富汗和圣战者进驻喀布尔，伊斯兰狂热分子的圣战使命便宣告结束。与此同时，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阿富汗新政权面前，那就是这些圣战志愿者的归宿问题。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训练有素，有极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由于圣战者人数众多，他们如果与当地某一军阀结盟，甚至能改变阿富汗的政治格局和各派间的力量对比。据来自美国国会的资料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中，有3500名阿拉伯圣战者，到八十年代中期，其麾下的阿拉伯圣战者多达1.6万人。如果加上阿富汗游击队其他派别的阿拉伯圣战者，这支圣战队伍是一支绝对不容小觑的力量。不少人认为，由于人员分布广，来历杂，因此阿拉伯圣战者的实际人数可能永远是个谜。但无论如何，埃及圣战者在他们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埃及境内兴风作浪的极端组织头目，大多是从阿富汗圣战战场回国的，或是曾在各个中转站负责接待这批圣战者的极端分子。埃及新闻媒体曾报道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埃及人有600人，其中150人在前苏联撤军后回到埃及境内，这其中又有70人被埃及安全机构抓捕。但更多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字只是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极端分子实际人数的冰山一角。另据埃及内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参加阿富汗圣战的埃及人有1000人左右，在圣战结束后分散到12个国家，其中包括8个欧洲国家。这一数据并未计算那些已经在1992年后通过各种途径返回埃及境内的圣战者。事实上，留在阿富汗的埃及圣战者是少数，多为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这些人早已是有家不能回，等待他们的只有死刑或牢狱之灾。［5］

　　当初，当埃及圣战者满腔热血奔赴阿富汗战场时，大多数人心中只有圣战一个念头，还来不及考虑圣战之后自己的归宿问题。前苏联撤军后，随着圣战使命的终结，对于阿富汗人来说，该是“卸磨杀驴”的时候了，阿富汗新领导人对阿拉伯圣战者明显表露出了冷淡。有分析人士认为，促使阿拉伯圣战者最终放弃阿富汗而散布到世界各地，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阿拉伯圣战者都为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阿富汗人担心有朝一日养虎为患，殃及自身。前苏联撤军后的第一任阿富汗总统穆贾迪迪就曾对阿拉伯圣战者滞留阿富汗公开表示忧虑；第二，苏联撤军后，由于各武装派别政见不合，分肥不均，阿富汗随即爆发内战，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富汗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避免招致杀身之祸，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内战中尽可能恪守中立，苦苦支撑，伺机寻找合适渠道离开阿富汗；第三，为了讨好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阿富汗新政权开始引渡一些被各国安全机构追捕的极端分子，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与扎瓦赫里一起创建埃及圣战组织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希姆·沙尔加维，就是在那时由阿富汗新政权引渡给埃及穆巴拉克政府的。这使得那些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更是急于另投他处，以免被蒙在鼓里，有朝一日做了阿富汗新政权的“顺水人情”。

　　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的一些关键人物在前苏联撤军后的大体去向为：伊斯兰组织精神领袖奥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捷足先登，早在1990年5月便申请到了美国签证，定居纽约后因涉嫌卷入1993年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而被美国司法机构判处终身监禁；伊斯兰组织头目之一的穆斯塔法·哈姆扎移居苏丹，后从苏丹前往索马里；塔勒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及另外7名同伙在1993年申请到丹麦政治避难，塔勒阿特·亚辛潜回埃及境内，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起初在贾拉拉巴德居住了1年后前往伊朗定居，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此人不知去向，但据估计仍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国家一带活动；圣战组织头目之一的扎瓦赫里在1993年底申请到瑞士的政治避难，亚西尔·陶菲克·西里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他与该组织的另外一伙圣战者（最著名的有阿迪勒·阿卜杜勒·马吉德和撒尔瓦特·萨拉赫·谢哈特等人），在伦敦创建了一个名为“伊斯兰新闻观察所”的机构；当时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的著名埃及极端分子还有阿布·哈姆扎·马斯里，他的真实姓名是穆斯塔法·卡迈勒，曾参加阿富汗圣战，并于1994年返回伦敦，担任伦敦伊斯兰安萨尔协会会长和伦敦奉西里·巴尔克清真寺的伊玛目。另外，被指控策划制造1995年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未遂事件和1997年底卢克索袭击外国游客惨案的乌萨马·阿尤布，申请到了德国的政治避难签证，另一伊斯兰组织领导人乌萨马·鲁什迪则申请到了荷兰的政治避难签证，后移居土耳其。［5］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当时同意接纳一批阿富汗圣战者，为他们提供活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这批人往往是自己国家政权的反叛者，也是西方国家利用人权、民主等旗号向这些国家施压的工具。另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危害性的认识还不够，这也是造成这些圣战者能够从西方国家轻易获得政治避难资格的原因之一。除西方国家外，伊朗和苏丹也是接纳阿富汗圣战者的主要伊斯兰国家，基地组织的第一、二号人物本·拉登和扎瓦赫里，都曾在阿富汗战争后居留苏丹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个国家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掌权，都热衷于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愿意借助阿富汗圣战者来弘扬伊斯兰革命精神，争夺伊斯兰世界事务的主导权。而对于埃及圣战者来说，在阿富汗战争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苏丹和1994年爆发内战的也门这两个阿拉伯兄弟国家，那里没有语言障碍和宗教文化差异，从地缘上来说又距离自己的国家比较近，能找到相对安全的藏身之所。

　　需要指出的是，在阿富汗圣战后，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地以继续圣战使命，只是一部分来自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圣战者的追求，而另一部分圣战者则选择了投奔新的圣战战场。兵败阿富汗后不久，积重难返的前苏联便开始解体，原有的冷战格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被打破，世界出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在新旧体制更替的过程中，新的民族、宗教狂热取代了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争夺，成为新的地区动荡和武装冲突的根源之一，中亚五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和内乱、波黑内战、车臣战争、索马里内战、海湾危机等等，都为圣战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在这期间，最为引人瞩目的圣战者迁徙地有三个，即塔吉克斯坦、波黑和车臣，并与当地的社会动荡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塔吉克斯坦内战。1991年9月9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后，国内各种政治、宗教、地方利益集团斗争日趋激烈，导致政局持续动荡。1992年，塔吉克斯坦爆发内战，以伊斯兰复兴党、民主党为代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不甘心原共产党人继续执政，建立了救国阵线，并得到了当时阿富汗拉巴尼政府和马苏德军队以及伊朗、沙特、巴基斯坦和美国等国的支持，与塔吉克斯坦亲俄的世俗政权——拉赫莫诺夫政权展开了较量，内战一直持续到1997年6月双方签署《民族和睦总协定》。这场持续8年的内战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提供了新的圣战舞台，一批阿富汗圣战者在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迁徙到了塔吉克斯坦，并加入了当地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投入反对拉赫莫诺夫世俗政权的圣战当中。更为严重的是，内战期间，一些塔吉克斯坦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成了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反政府极端分子的后方基地，极端分子假道塔吉克斯坦进入乌兹别克斯坦，有些叛乱分子则在圣战失败后逃往中亚其他国家，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和该地区国家间关系。［8］

　　第二、波黑内战。以民族主义分离运动为特征的国家裂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迅速蔓延到了巴尔干地区，继前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后，前南斯拉夫分裂成5个国家。巴尔干地区历来是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冲突的焦点地区，波黑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信仰不一，又有历史上的民族血债，因而使分家冲突演变成了一场国际上不同宗教势力分别支持各自一方的旷日持久的血战——塞族得到东正教兄弟俄罗斯、希腊的同情和支持，信天主教的克族有西方背景，而穆斯林自然得到了广大伊斯兰国家的支持，从而使这场长达8年之久的波黑内战也蒙上了一层伊斯兰圣战的色彩，吸引着伊斯兰世界，包括那些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圣战者。［9］

　　第三、车臣战争。车臣问题一直是困扰俄罗斯的一大难题。车臣共和国位于北高加索的捷列克河沿岸，北与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为邻，南与格鲁吉亚共和国接壤，东靠达吉斯坦共和国，西部是北奥塞梯共和国。车臣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人口120多万，其中车臣人占大多数，为主体民族。车臣人祖居高加索山区，信奉伊斯兰教，是一个强悍尚武的民族，1859年被沙俄军队征服，车臣便沦为沙俄帝国的殖民地。前苏联解体前后，车臣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恶性膨胀，在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94年，俄罗斯为了平息车臣日益猖獗的分裂主义势力，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出兵镇压车臣反叛武装，正式打响了旷日持久的车臣战争。这一场由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同样也被蒙上了伊斯兰圣战的色彩，使车臣成为继塔吉克斯坦和波黑之后，又一个吸引全世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圣战战场。［10］
　　
　　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的全球化
　　
　　随着伊斯兰极端分子在阿富汗战争以后向世界各地迁徙，以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为首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触角也开始伸向世界各地。在欧洲，除设在伦敦的“伊斯兰新闻观察所”外，还出现了众多从不知名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如“世界公正组织”和“《古兰经》和逊尼派工作者协会”等等。一般认为，这些新成立的组织只是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在也门，由于1994年爆发了南北内战，也门中央政权对局势的控制能力有所下降，因此，那里也成了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的重要据点之一，最著名的军训基地有两个，即“马拉加什军训营”以及在首都萨那附近沙漠地带建立的“贵宾之家”，后者由也门马拉加什部落酋长、曾参加过阿富汗圣战的纳赛尔·法德利之子塔里克·法德里经营，在当地社会很有势力。另外，在也门还有“亚丁军”，美国指责该极端组织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牵连，2000年曾制造了美国“科尔号”驱逐舰在亚丁港遭袭事件。在苏丹，埃及方面曾指责苏丹境内设有至少17个恐怖分子训练基地，并策划制造了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事件以及卢克索惨案。

　　有关学者指出，从1989年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至1995年，这段时间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全球化的高潮阶段，此后，这种全球化趋势得到了遏止。［11］258-263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自从1993年纽约世贸大楼发生爆炸事件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产生了警惕，不再把他们视为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犯，也不再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经过几年的酝酿，西方国家从1996年起，开始拒绝向伊斯兰极端分子、特别是来自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发放入境签证。另外，在反恐问题上，西方国家与埃及、沙特等国开始进行合作，向这些国家引渡少数极端分子。这样一来，西方世界也不再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向往的理想避难所了；2.1996年，塔利班逐渐控制了阿富汗局势，使阿富汗再次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天堂”，不少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此后回流到阿富汗，寻求塔利班的庇护。本·拉登和扎瓦赫里就是在这一期间重返阿富汗的；3.1997年埃及最大的极端组织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内部发生严重分裂，伊斯兰组织被监禁的领导人宣布该组织放弃暴力，并得到圣战组织部分领导人的支持和效仿。［12］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削弱了它们的整体实力，挫伤了一部分极端分子的士气，也使极端组织全球化进程大大放慢。

　　但是，正是在这一时期，以本·拉登和扎瓦赫里等人为代表的极端分子，开始拼凑一个全球性的极端组织，在散布世界各地的、以阿富汗阿拉伯人为核心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分支机构的基础上，于1998年2月中旬宣布建立“世界反对犹太人和十字军伊斯兰圣战阵线”［13］，把圣战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犹太人和西方世界，随着1998年美国驻非洲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接连被炸，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圣战战略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原来利用西方世界的支持与庇护到与之反目成仇，打响了后来被美国总统布什称为“美国与伊斯兰法西斯”之间的一场圣战，基地组织这个全球头号恐怖组织逐渐浮出水面。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全球化，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既有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的宗教意愿的驱使，也有国内、地区和国际局势对这一进程产生的巨大影响。极端势力在其国内遭到严厉打压、政治诉求屡屡得不到满足之际，选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其战略调整的需要。此时，外部世界对待这股势力的立场，将对其全球化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处理伊斯兰极端势力问题上奉行的双重标准，是造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在阿富汗、波黑、车臣等地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支持与利用，无疑又加速了这股势力的全球化进程。“9·11”事件发生后，尽管美国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危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在处理同一问题时，美国并没有汲取“9·11”事件的教训，而是仍在奉行双重标准，这对全球反恐大局来说，将是十分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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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0/24/content_606871.htm.
　　［11］世界伊斯兰组织指南［M］.埃及: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2006.
　　［12］杨灏城.穆巴拉克政权应对国内恐怖主义之策［J］.西亚非洲,2005（6）.
　　［13］阿卜杜勒·勒提夫·马纳维.基地战略:错误与危险［N］.中东报,2003-08-07.
　　
　　（责任编辑：马丽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