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hk01.com/01%E8%A7%80%E9%BB%9E/392326/%E5%8D%80%E9%81%B8%E5%89%8D%E7%9E%BB-%E8%A5%BF%E8%B2%A2%E5%8D%80%E5%B1%B1%E9%A0%AD%E6%9E%97%E7%AB%8B-%E6%92%9E%E5%8D%80-%E5%85%A8%E5%9B%A0%E7%84%A1%E5%A4%A7%E5%8F%B0
西貢區選各黨派山頭林立，某程度反映民主派過去十年的派系鬥爭。本來將軍澳一直為傳統兩大政黨民建聯及民主黨，以及當地地區組織公民力量三分天下之局面。自以新界東支部為骨幹、西貢區議員范國威為首的民主黨少壯派2010年因不滿黨內主流派與中聯辦談判政改方案憤而退黨，民主黨於當區影響力已大不如前。民主黨雖有2008年劉慧卿帶領前綫系人馬來投，但自2016年劉慧卿交棒予林卓廷，林卓廷與黨內舊前綫系人馬之磨擦愈演愈烈。去年末新界東支部59人退黨，便直斥林卓廷「人格卑劣」、「毫無政治道德」，當中便以劉慧卿昔日愛將，將軍澳民生關注組主席柯耀林為首。
本屆派出十人參戰的將軍澳民生關注組亦於多區與民主派「撞區」，其中以都善選區關注組派出李栢棠對撼民主黨的莊榮輝，共同挑戰現任議員、專業動力的張展鵬，亦為觸發民主黨分裂之導火線。原因為多次出選中西區而高票落敗的莊榮輝，因轉投林卓廷空降將軍澳，而跟新界東支部的既有勢力發生齟齬，更在「撞區」問題上各不相讓，而令柯耀林最終率其團隊出走。另外本屆新增選區海晉，亦有將軍澳民生關注組之趙志民跟新民主同盟黎煒棠「撞區」，加上專業動力的林樂儀，以及取態不明的無黨派劉偉卓及何金榮，成為當區競爭最激烈之一的五人混戰。
拆大台下的協調之難
選前民主動力曾努力試圖協調各個黨派之「撞區」問題不果，最終拒絕為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給予認證支持，反遭關注組批評勿以「大台」自居。事實上民主動力身為一個第三方協調機制，不論基於何等標準認證某一位民主派參選人而非另一位同區民主派參選人，皆必然會惹來參選人及其支持者不滿，批評其厚此薄彼，對於民主動力公正中立的協調者形象，一定會受到削弱。然而一旦沒有民主動力這類角色存在，民主派「撞區」情況亦很可能會更加嚴重。沒有民主動力所謂的認證，選民亦未必有「棄保」的憑據，集中票源予某一民主派候選人，以防因分票而讓建制派漁人得利。此可謂民主動力存在及其角色所面對之矛盾及其值得深思之地方。
今屆選舉西貢區另一特色，在於當區有一個相當有實力的「第三勢力」方國珊。本為自由黨成員、田北俊弟子的方國珊於2010年脫黨後參選日出康城所在的環保選區報捷後，以有別於傳統建制派的激烈行動反對擴建將軍澳堆填區而贏取聲望，被視為既非民主、亦非建制的中間派代表，更在多次立法會選舉及補選中取得不俗成績，以其智庫專業動力之名義，繼續擴大其在區內影響力。方國珊之例子證明不採取強烈政治主張，走中間路線的民生實力派，確有其生存空間。不過在反修例風波的非藍即黃的氛圍下，區議會選舉勢必政治化，方國珊避談政治、只講民生的策略是否仍能奏效？
有趣的是，當民主動力為協調民主派各派系「撞區」而頭痛不已，標榜既非民主、亦非建制的方國珊，其專業動力竟未如上屆一般受到建制派挑戰，反而紛紛「讓路」予專業動力參選人。此種「巧合」是否一種「默契」，抑或是建制派向方國珊之「統戰」手段則不得而知。然而當方國珊本人於環保北面對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的陳展浚及獨立民主派何梓聰，其前助理張美雄於環保南面對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的姜新華及自稱「獨立素人」的吳可淇，張展鵬於都善面對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的李栢棠及民主黨莊榮輝，陳繼偉於維景面對將向天晴葉子祈及報稱獨立民主派的黃成光，幾乎都是以一敵兩名民主派。可以肯定的是，在民主派內訌，建制派讓路下，方國珊及其專業動力的勝算應可再添一籌。
西貢區有民主派、「素人」、建制派、「第三勢力」眾多黨派山頭林立，出現「撞區」局面實屬正常。然而在區議會選舉單議席單票制度下，候選人要以簡單多數決勝出選舉，便必須要尋求跟立場相近之人士合作，以免贏選票輸議席的情況出現，此值得從政者深思，畢竟投身政治，合作本來便是重要一課。建制派與方國珊既能達成得微妙的「協調」，民主動力身為協調民主派候選人之機制，實在有需要再下苦功。
【註】范國威同區候選人為無黨派楊聰、戴卓然、劉志成；柯耀林同區候選人為民建聯莊元苳。
星期一, 11月 25, 2019
星期日, 11月 24, 2019
“新疆文件”说明了什么？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91121/china-xinjiang-documents/
近日泄露给《纽约时报》的文件不仅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新疆政策的依据和执行情况，新疆是中国西北部一个名义上的自治区。它们还打开了一扇窗，表明中国如今如何运转，无论是在党国体制的顶层还是更接近底层。这揭示了中共的两个特点：它的可怕权力和它的根本弱点。
从摘录的文件和报道中，我们得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2014年春季的三起恐怖袭击作出了强烈反应。此前，对于新疆的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及其他主要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党的政策大体上基于这样的理论，即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将消除任何异议。这种想法源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家认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是由阶级关系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在2014年的袭击事件之后，习近平抛弃了这一想法，在一系列讲话中得出结论，事实证明，仅靠物质手段不足以平息新疆的分裂主义情绪。
习近平宣布，今后将有必要通过精神手段转变新疆穆斯林的思想。这引发了后来的一场大规模教化运动，清除习近平和中共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的“病毒”。在实际中，这一努力意味着针对伊斯兰信仰的日常表达（拥有《古兰经》、祈祷、戒烟戒酒、斋月期间禁食），甚至非汉族文化的世俗层面（比如维吾尔语和音乐）习近平还呼吁通过高科技系统和低技术的地面部队扩大监控范围。
在2016年8月，此前任西藏党委第一书记的陈全国接任新疆同一最高职位后的两年里，约35万人被捕和起诉，超过100万维吾尔和哈萨克人被法外拘禁以接受教化。一些被拘禁者后被转移到与拘禁营相关联的工厂，在那里他们被强迫低薪工作，有时甚至没有工资。
泄露文件中出现的一些最发人深省的启示，与接到强制执行习近平行动任务的当地汉族官员的反应有关。不出意外，当近2000英里外的北京党中央要求因涉嫌思想罪把数千名民众关起来时，在新疆生活和工作多年的官员犹豫了。例如，我们详细了解了新疆西南部约80万人口的莎车县党委书记王勇智是如何与这一命令作斗争的。
王勇智可能不应被视为英雄。他确实在莎车县的拘禁营和其他安全基础设施上花了1.8亿美元，最初拘禁了2万人。但他最终释放了约7000名被拘禁者。中共在公开谴责王勇智的声明中指责他腐败。然而，根据一份泄露的党的报告和王勇智的认罪书，他说外界对当地情况知之甚少。他写道：“上级的决策部署与基层实际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
由于莎车县如此之多的劳动力被关起来，王勇智担心它的经济会下滑，他将无法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从而影响他的职业发展机会。王勇智似乎还怀疑，长期大规模拘留不会让维吾尔人热爱中国共产党（我们从其他渠道得知，许多家庭被拆散，成千上万的孩子被送到公立寄宿学校和孤儿院）。
持怀疑态度的不只王勇智一人。新疆的报纸提到，邻近的阿克陶县委书记谷文胜也被清洗。报纸没有透露，当地汉人官员反对中共的大规模拘禁政策是否出于良心的苛责。但它们表明，官员们出于实际理由进行了抵制——并因此受到处罚。事实上，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文件提到，对被怀疑未充分履行北京命令的新疆官员的行为进行了逾1.2万项调查。
就此而言，泄露的文件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庞大权力：党可以逮捕成千上万的人，无限期地拘禁他们，同时让其他公民保持沉默，迫使官员服从。但它们也暗示了它的弱点。
官员们不仅在暗中抵制高层施加的政策——现在，他们还泄露了这些能证明有罪的文件。但在边缘化和处罚这些人的过程中，中共不仅在吞噬自己：它还在向专家的意见宣战，剥夺自己对新疆当地情况的第一手知识。就像毛泽东时代一样，中共再一次切断了与现实的联系，切断了执政所需的信息。
本文作者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是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历史学教授，著有《欧亚十字路口：新疆历史》(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和《丝绸之路：一部简史》(The Silk Road: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近日泄露给《纽约时报》的文件不仅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新疆政策的依据和执行情况，新疆是中国西北部一个名义上的自治区。它们还打开了一扇窗，表明中国如今如何运转，无论是在党国体制的顶层还是更接近底层。这揭示了中共的两个特点：它的可怕权力和它的根本弱点。
从摘录的文件和报道中，我们得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2014年春季的三起恐怖袭击作出了强烈反应。此前，对于新疆的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及其他主要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党的政策大体上基于这样的理论，即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将消除任何异议。这种想法源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家认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是由阶级关系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在2014年的袭击事件之后，习近平抛弃了这一想法，在一系列讲话中得出结论，事实证明，仅靠物质手段不足以平息新疆的分裂主义情绪。
习近平宣布，今后将有必要通过精神手段转变新疆穆斯林的思想。这引发了后来的一场大规模教化运动，清除习近平和中共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的“病毒”。在实际中，这一努力意味着针对伊斯兰信仰的日常表达（拥有《古兰经》、祈祷、戒烟戒酒、斋月期间禁食），甚至非汉族文化的世俗层面（比如维吾尔语和音乐）习近平还呼吁通过高科技系统和低技术的地面部队扩大监控范围。
在2016年8月，此前任西藏党委第一书记的陈全国接任新疆同一最高职位后的两年里，约35万人被捕和起诉，超过100万维吾尔和哈萨克人被法外拘禁以接受教化。一些被拘禁者后被转移到与拘禁营相关联的工厂，在那里他们被强迫低薪工作，有时甚至没有工资。
泄露文件中出现的一些最发人深省的启示，与接到强制执行习近平行动任务的当地汉族官员的反应有关。不出意外，当近2000英里外的北京党中央要求因涉嫌思想罪把数千名民众关起来时，在新疆生活和工作多年的官员犹豫了。例如，我们详细了解了新疆西南部约80万人口的莎车县党委书记王勇智是如何与这一命令作斗争的。
王勇智可能不应被视为英雄。他确实在莎车县的拘禁营和其他安全基础设施上花了1.8亿美元，最初拘禁了2万人。但他最终释放了约7000名被拘禁者。中共在公开谴责王勇智的声明中指责他腐败。然而，根据一份泄露的党的报告和王勇智的认罪书，他说外界对当地情况知之甚少。他写道：“上级的决策部署与基层实际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
由于莎车县如此之多的劳动力被关起来，王勇智担心它的经济会下滑，他将无法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从而影响他的职业发展机会。王勇智似乎还怀疑，长期大规模拘留不会让维吾尔人热爱中国共产党（我们从其他渠道得知，许多家庭被拆散，成千上万的孩子被送到公立寄宿学校和孤儿院）。
持怀疑态度的不只王勇智一人。新疆的报纸提到，邻近的阿克陶县委书记谷文胜也被清洗。报纸没有透露，当地汉人官员反对中共的大规模拘禁政策是否出于良心的苛责。但它们表明，官员们出于实际理由进行了抵制——并因此受到处罚。事实上，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文件提到，对被怀疑未充分履行北京命令的新疆官员的行为进行了逾1.2万项调查。
就此而言，泄露的文件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庞大权力：党可以逮捕成千上万的人，无限期地拘禁他们，同时让其他公民保持沉默，迫使官员服从。但它们也暗示了它的弱点。
官员们不仅在暗中抵制高层施加的政策——现在，他们还泄露了这些能证明有罪的文件。但在边缘化和处罚这些人的过程中，中共不仅在吞噬自己：它还在向专家的意见宣战，剥夺自己对新疆当地情况的第一手知识。就像毛泽东时代一样，中共再一次切断了与现实的联系，切断了执政所需的信息。
本文作者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是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历史学教授，著有《欧亚十字路口：新疆历史》(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和《丝绸之路：一部简史》(The Silk Road: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星期三, 7月 17, 2019
侍建宇：北京的反恐论述不符合新疆真实情况
http://rfi.my/4FlW.T
2019年是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10周年。2009年6月底，广东韶关某工厂发生的一起汉人与维吾尔人斗殴事件引发连锁反应，几天后演变成一场严重的族群暴力冲突。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字，这起事件共造成197人死亡，另有1721人受伤。此后十年，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监控日渐加强，封锁信息流通的同时，近年来更有国际媒体和人权团体披露，大批维吾尔人被非法关入一些再教育营。中国政府一度否认这些再教育营存在之后，承认在当地建立的是所谓职业培训中心。无论名称如何，这些封闭的中心关押的人数可能至少有上百万人。如此规模的非法拘押吸引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十年前的七五事件对中央政府的新疆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何理解中国新疆政策十年来的演变？新疆境内的反恐形势是否如当局所说那样严峻？我们电话采访了一直关注新疆问题的台湾中亚学会秘书长、目前在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任教的侍建宇先生。
七•五事件是一个分水岭
法广：2019年是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十周年。十年后再回首，这次事件究竟是一次什么性质的事件呢？这次事件对中央政府的新疆政策有什么影响？
侍建宇：（政策）当然已经有了一些变动、一些调整。我想分几点来说。
如果从当地的情形来看，2009年的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过去，尽管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国的管治、统治可能有一些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但是当地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并不是那么恶劣。但在七五事件之后，新疆社会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变得非常清楚了。这是2009年七•五事件最重要的一点。当时，中国政府对应的策略，一方面是派遣张春贤担任党委书记，开始用怀柔策略，另一方面主要是想用经济发展的方法，来调试民族问题。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它认为七•五事件基本上是由于经济发展造成当地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后果。这是北京的角度看。北京认为，从１９７８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确在当地造成贫富不均，所以想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矛盾。可是，事实上问题并不是那么单纯。经济矛盾当然有，但是也不能忘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民族问题存在。当地少数民族感觉，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９年七•五事件发生的时候，当地的汉族移民和当地政府并没有好好地照顾他们，社会问题就转变成了民族问题。而这种民族问题基本上到七•五事件发生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重新调整过来。
北京当然希望用经济的方法去调整，但似乎成效一直不好。
后来，我们都知道，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新疆各种暴力事件频繁不断。再加上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开始，新疆当地少数民族大规模向外迁徙，经过中南半岛，也就是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往土耳其方面移动。人数规模非常大，至少有两万人。
这个情形之后，北京发现情况不如当初预期，也就是在西部的跳跃式发展的经济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可能自２０１６年开始，就有了新疆再教育中心的设计。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解决。
当然，从２００９年的乌鲁木齐事件，到现在（的发展）来看的话，这些再教育中心的设立，对于北京政府来讲，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的措施，它必须要通过这样方式来维持当地社会的稳定。但从当地人民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一种不公平、也不人道的做法。
法广：为什么中央政府以发展当地经济为主的措施没有奏效？
侍建宇：这又牵扯到几个问题。在２０１０年张春贤接任新疆党委书记之后，他使用的一些政策可能使得当地原来的统治阶级，也就是政府的干部不适应，完全没有办法知道怎么样去用怀柔政策统治当地。同时，中国从东部调用很大经济资源往西部流动的时候，这些资源是不是能够公平地、适当地分配到应该照顾的人身上，好像也不是那么成功。所以，这个策略到２０１４年的时候就完全失败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的时候，当地几乎每个月都有暴力事件发生。这就牵扯到当地干部可能完全放松了管治，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怀柔”，就干脆不管了，产生了某种怠工的情形。甚至当时还产生了各种阴谋论。再加上当时有很多伊斯兰教（思潮）从外部传入，（当地）基本上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又有那么多人向外迁徙，这都已经被证实了。所以，２０１４年，中央的一次工作会议决定，这个政策推不下去了。事后我们也发现，张春贤被换掉了。现在的党委书记陈全国上台，开始了现在这种全面的再教育中心政策的实施。
中国政府的反恐论述不符合当地真实情况
法广：2013年、2014年开始有大批维吾尔族人向外迁徙，这些迁移的流向是哪些地方？他们只是想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生活的环境呢？还是也有人流向了一些，比如冲突严重的地区？
侍建宇：向外迁移的原因很多。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对当地的社会生活环境不满，希望找到另外的好的生存地方。在一般维吾尔族人的心目中，可能土耳其是最好的去处。当然，他们到那里之后，可能不再这么认为，但在向外移出的时候，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很多人迁往土耳其。还有很少一部分人可能因为过去二、三十年受到了某些不公平对待，心怀对政府的不满，就加入了叙利亚反抗军的一些运作，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战场出现。
法广：再教育营措施和中央政府的反恐措施、和打击极端势力的政策有怎样的关联？
侍建宇：中国可能从（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之后，都是用反恐的话语论述，来讨论新疆的社会不安定情况。这不完全正确。因为在２０００年的时候，或许有很少部分人，大约几十个人，加入巴基斯坦或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但人数非常、非常少。那时候根本没有太多维吾尔武装分子存在。但中国通过联合国、通过美国，加入全球反恐战争的话语论述之后，把（新疆）问题往这边推，实际上这并不符合当地的真实情况。２００９年的七•五事件，因为是一次暴力冲突，政府又往这个话语论述上推，说有很多的恐怖分子……当时所指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这个组织。但这个组织事实上并不是我们所了解的定义上的恐怖组织。
这种论述一直延续到现在。对于那些再教育中心，中国政府依然说这是反恐措施，要想办法把这些所谓被恐怖主义影响的老百姓去极端化。当然，这种“去极端化”非常狭义，主要是针对他们的伊斯兰宗教信仰。但是，信伊斯兰教的人是不是都是恐怖分子？当然不是。只是中国政府在２０１４年以后，一直用这样的话语论述，来讨论再教育营的内容。
我们不能否认，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开始有人向土耳其、叙利亚等地流动迁徙的时候，有些人加入了叙利亚反抗军的战场，也有非常少的人进入了所谓的伊斯兰国武装的阵地。的确有这些人存在。可是，这些人到底有多少能力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这是值得质疑的。毕竟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有非常致命的威胁或攻击产生，反而是叫嚣的成分、国际宣传的成分、威吓的成分，大于实质的危害。这才是现实状况的描述。
法广：伊斯兰国武装节节败退的形势，造成不少圣战分子回流。这种形势与中国政府近年来大批关押维吾尔人的行动是否有什么关联？
侍建宇：这也不是很正确的说法。因为（圣战分子）回流很可能，需要经过层层关卡，各个国家的层层管制，并不是那么容易往中国回流、流窜。有些人可能流窜到东南亚，比如菲律宾南部或印尼等地。但人数也是非常少，能流窜会中国的更是极少数，真正的问题可能还是停留在叙利亚和土耳其。但是，中国以此作为总政策论述，来把再教育中心、再教育营政策合理化。
用反恐的论述当然有点太过夸张，不过，新疆伊斯兰教的发展可能的确对中国政府造成了一些“冲击”。我这里说的“冲击”是抽象的冲击，不是实质的损害。中国政府感觉没有办法管治这样的宗教形式发展，所以开始使用一种更极端的方法，想让他们把所有的伊斯兰宗教的运作和信仰方式全面去除掉。比如不许他们蓄留胡子，不准他们做礼拜，甚至还有消息传出来说强迫他们喝酒、吃猪肉、不准封斋等等。想用再教育营，告诉他们不能这样信仰宗教……这与其说是去极端化，不如说是去伊斯兰化，或去宗教化。当然，最后的目的，可能是希望他们变成所谓的“中国好公民”，让西部的人，尽管他们在民族识别身份上不同，但与汉人不要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有让他们学普通话或国语、让他们过北京认为的所谓“现代化的生活”，等等的措施。
强制同化政策能否得到预期效果值得怀疑
法广：就是一种强制性的汉化政策……
侍建宇：是强制性的同化政策，不一定是汉化政策。
法广：从这两年传出的消息，以及从各方媒体和人权组织的调查来看，新疆这些再教育营里可能有上百万人。还有说法人数更多。这些再教育营，真正走出来的人好像不多。这种政策的前途是什么呢？中国政府的目的是什么？要永久关押这些人么？
侍建宇：应该说再教育中心扩展到最大规模，大概是在２０１８年下半年。后来因为联合国的介入、一些人权组织的介入（新闻媒体对此可能并没有报道），情形开始有些放松。开始有一些比较“人道”的处理 当然不能说是“人道”，只不过是放缓了过去那种高压强制的情形。比如，开始有些人被释放回家，也有些人获得护照，如果当事人有些外国联系的话，他们可以离开中国，甚至回到中亚、去欧美等西方国家。是有一些放缓的措施，但让他们在这些再教育中心集体学习，不管是去宗教化，还是想办法把他们同化成北京理想中的中国公民的样子，这个步调并没有减缓。
从国际社会角度来看，在当前国际政治运作中，（国际社会）也很难去干预“中国内政“，毕竟新疆在法律上、在法理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一般西方国家，或者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只能想尽办法，让中国做出一些比较合理的调试，并没有办法让中国解散再教育营。
基本上在再教育营中的人都没有犯法。中国会不会关闭这些再教育营？目前看不太可能。这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同化或者说转化政策，中国政府似乎自2014起，直到现在，已经下定决心，想要实现这样的全面转化。这样的政策最后会不会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这是很令人质疑的。因为在过去，无论是在前苏联，或在其他地方，这样的转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带来一些改变，但是把一个民族完全同化、透过人类的这种大规模的高压政策的努力把他们完全转化，好像不太可能。
“一带一路”：新疆地位非常关键
法广：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与政府的新疆政策，两者之间有怎样的互动关系？
侍建宇：当然有非常大的影响。不能从短期来看，要从长期看。因为新疆在中国的“一带”，也就是丝路这个经济带上，地位非常关键。陆路向西，基本上都要经过新疆，然后进入中亚，或者向南，经过南亚，经过巴基斯坦、伊朗，再到土耳其。新疆的突厥族少数民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长远来看，如果能把这些人的政治身份、政治认同做一个完全的修改的话，中国将来可以透过他们在西部地区，也就是在欧亚大陆，做很多事情。当然这是中国希望得到的理想效果。实际上可不可以达到不知道。
另外，从区域或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新疆问题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一些关注。但有些国家也做出了妥协。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所谓的穆斯林国家都没有对中国新疆再教育营政策在国际上发声。他们可能一定程度也愿意配合中国政策这样的发展，他们可能有实质的经济上的利益考量。所以他们往往不会发出什么反抗的声音。这一点在过去两、三年体现得非常明显。
2019年是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10周年。2009年6月底，广东韶关某工厂发生的一起汉人与维吾尔人斗殴事件引发连锁反应，几天后演变成一场严重的族群暴力冲突。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字，这起事件共造成197人死亡，另有1721人受伤。此后十年，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监控日渐加强，封锁信息流通的同时，近年来更有国际媒体和人权团体披露，大批维吾尔人被非法关入一些再教育营。中国政府一度否认这些再教育营存在之后，承认在当地建立的是所谓职业培训中心。无论名称如何，这些封闭的中心关押的人数可能至少有上百万人。如此规模的非法拘押吸引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十年前的七五事件对中央政府的新疆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何理解中国新疆政策十年来的演变？新疆境内的反恐形势是否如当局所说那样严峻？我们电话采访了一直关注新疆问题的台湾中亚学会秘书长、目前在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任教的侍建宇先生。
七•五事件是一个分水岭
法广：2019年是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十周年。十年后再回首，这次事件究竟是一次什么性质的事件呢？这次事件对中央政府的新疆政策有什么影响？
侍建宇：（政策）当然已经有了一些变动、一些调整。我想分几点来说。
如果从当地的情形来看，2009年的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过去，尽管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国的管治、统治可能有一些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但是当地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并不是那么恶劣。但在七五事件之后，新疆社会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变得非常清楚了。这是2009年七•五事件最重要的一点。当时，中国政府对应的策略，一方面是派遣张春贤担任党委书记，开始用怀柔策略，另一方面主要是想用经济发展的方法，来调试民族问题。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它认为七•五事件基本上是由于经济发展造成当地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后果。这是北京的角度看。北京认为，从１９７８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确在当地造成贫富不均，所以想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矛盾。可是，事实上问题并不是那么单纯。经济矛盾当然有，但是也不能忘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民族问题存在。当地少数民族感觉，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９年七•五事件发生的时候，当地的汉族移民和当地政府并没有好好地照顾他们，社会问题就转变成了民族问题。而这种民族问题基本上到七•五事件发生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重新调整过来。
北京当然希望用经济的方法去调整，但似乎成效一直不好。
后来，我们都知道，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新疆各种暴力事件频繁不断。再加上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开始，新疆当地少数民族大规模向外迁徙，经过中南半岛，也就是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往土耳其方面移动。人数规模非常大，至少有两万人。
这个情形之后，北京发现情况不如当初预期，也就是在西部的跳跃式发展的经济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可能自２０１６年开始，就有了新疆再教育中心的设计。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解决。
当然，从２００９年的乌鲁木齐事件，到现在（的发展）来看的话，这些再教育中心的设立，对于北京政府来讲，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的措施，它必须要通过这样方式来维持当地社会的稳定。但从当地人民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一种不公平、也不人道的做法。
法广：为什么中央政府以发展当地经济为主的措施没有奏效？
侍建宇：这又牵扯到几个问题。在２０１０年张春贤接任新疆党委书记之后，他使用的一些政策可能使得当地原来的统治阶级，也就是政府的干部不适应，完全没有办法知道怎么样去用怀柔政策统治当地。同时，中国从东部调用很大经济资源往西部流动的时候，这些资源是不是能够公平地、适当地分配到应该照顾的人身上，好像也不是那么成功。所以，这个策略到２０１４年的时候就完全失败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的时候，当地几乎每个月都有暴力事件发生。这就牵扯到当地干部可能完全放松了管治，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怀柔”，就干脆不管了，产生了某种怠工的情形。甚至当时还产生了各种阴谋论。再加上当时有很多伊斯兰教（思潮）从外部传入，（当地）基本上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又有那么多人向外迁徙，这都已经被证实了。所以，２０１４年，中央的一次工作会议决定，这个政策推不下去了。事后我们也发现，张春贤被换掉了。现在的党委书记陈全国上台，开始了现在这种全面的再教育中心政策的实施。
中国政府的反恐论述不符合当地真实情况
法广：2013年、2014年开始有大批维吾尔族人向外迁徙，这些迁移的流向是哪些地方？他们只是想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生活的环境呢？还是也有人流向了一些，比如冲突严重的地区？
侍建宇：向外迁移的原因很多。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对当地的社会生活环境不满，希望找到另外的好的生存地方。在一般维吾尔族人的心目中，可能土耳其是最好的去处。当然，他们到那里之后，可能不再这么认为，但在向外移出的时候，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很多人迁往土耳其。还有很少一部分人可能因为过去二、三十年受到了某些不公平对待，心怀对政府的不满，就加入了叙利亚反抗军的一些运作，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战场出现。
法广：再教育营措施和中央政府的反恐措施、和打击极端势力的政策有怎样的关联？
侍建宇：中国可能从（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之后，都是用反恐的话语论述，来讨论新疆的社会不安定情况。这不完全正确。因为在２０００年的时候，或许有很少部分人，大约几十个人，加入巴基斯坦或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但人数非常、非常少。那时候根本没有太多维吾尔武装分子存在。但中国通过联合国、通过美国，加入全球反恐战争的话语论述之后，把（新疆）问题往这边推，实际上这并不符合当地的真实情况。２００９年的七•五事件，因为是一次暴力冲突，政府又往这个话语论述上推，说有很多的恐怖分子……当时所指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这个组织。但这个组织事实上并不是我们所了解的定义上的恐怖组织。
这种论述一直延续到现在。对于那些再教育中心，中国政府依然说这是反恐措施，要想办法把这些所谓被恐怖主义影响的老百姓去极端化。当然，这种“去极端化”非常狭义，主要是针对他们的伊斯兰宗教信仰。但是，信伊斯兰教的人是不是都是恐怖分子？当然不是。只是中国政府在２０１４年以后，一直用这样的话语论述，来讨论再教育营的内容。
我们不能否认，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开始有人向土耳其、叙利亚等地流动迁徙的时候，有些人加入了叙利亚反抗军的战场，也有非常少的人进入了所谓的伊斯兰国武装的阵地。的确有这些人存在。可是，这些人到底有多少能力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这是值得质疑的。毕竟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有非常致命的威胁或攻击产生，反而是叫嚣的成分、国际宣传的成分、威吓的成分，大于实质的危害。这才是现实状况的描述。
法广：伊斯兰国武装节节败退的形势，造成不少圣战分子回流。这种形势与中国政府近年来大批关押维吾尔人的行动是否有什么关联？
侍建宇：这也不是很正确的说法。因为（圣战分子）回流很可能，需要经过层层关卡，各个国家的层层管制，并不是那么容易往中国回流、流窜。有些人可能流窜到东南亚，比如菲律宾南部或印尼等地。但人数也是非常少，能流窜会中国的更是极少数，真正的问题可能还是停留在叙利亚和土耳其。但是，中国以此作为总政策论述，来把再教育中心、再教育营政策合理化。
用反恐的论述当然有点太过夸张，不过，新疆伊斯兰教的发展可能的确对中国政府造成了一些“冲击”。我这里说的“冲击”是抽象的冲击，不是实质的损害。中国政府感觉没有办法管治这样的宗教形式发展，所以开始使用一种更极端的方法，想让他们把所有的伊斯兰宗教的运作和信仰方式全面去除掉。比如不许他们蓄留胡子，不准他们做礼拜，甚至还有消息传出来说强迫他们喝酒、吃猪肉、不准封斋等等。想用再教育营，告诉他们不能这样信仰宗教……这与其说是去极端化，不如说是去伊斯兰化，或去宗教化。当然，最后的目的，可能是希望他们变成所谓的“中国好公民”，让西部的人，尽管他们在民族识别身份上不同，但与汉人不要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有让他们学普通话或国语、让他们过北京认为的所谓“现代化的生活”，等等的措施。
强制同化政策能否得到预期效果值得怀疑
法广：就是一种强制性的汉化政策……
侍建宇：是强制性的同化政策，不一定是汉化政策。
法广：从这两年传出的消息，以及从各方媒体和人权组织的调查来看，新疆这些再教育营里可能有上百万人。还有说法人数更多。这些再教育营，真正走出来的人好像不多。这种政策的前途是什么呢？中国政府的目的是什么？要永久关押这些人么？
侍建宇：应该说再教育中心扩展到最大规模，大概是在２０１８年下半年。后来因为联合国的介入、一些人权组织的介入（新闻媒体对此可能并没有报道），情形开始有些放松。开始有一些比较“人道”的处理 当然不能说是“人道”，只不过是放缓了过去那种高压强制的情形。比如，开始有些人被释放回家，也有些人获得护照，如果当事人有些外国联系的话，他们可以离开中国，甚至回到中亚、去欧美等西方国家。是有一些放缓的措施，但让他们在这些再教育中心集体学习，不管是去宗教化，还是想办法把他们同化成北京理想中的中国公民的样子，这个步调并没有减缓。
从国际社会角度来看，在当前国际政治运作中，（国际社会）也很难去干预“中国内政“，毕竟新疆在法律上、在法理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一般西方国家，或者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只能想尽办法，让中国做出一些比较合理的调试，并没有办法让中国解散再教育营。
基本上在再教育营中的人都没有犯法。中国会不会关闭这些再教育营？目前看不太可能。这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同化或者说转化政策，中国政府似乎自2014起，直到现在，已经下定决心，想要实现这样的全面转化。这样的政策最后会不会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这是很令人质疑的。因为在过去，无论是在前苏联，或在其他地方，这样的转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带来一些改变，但是把一个民族完全同化、透过人类的这种大规模的高压政策的努力把他们完全转化，好像不太可能。
“一带一路”：新疆地位非常关键
法广：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与政府的新疆政策，两者之间有怎样的互动关系？
侍建宇：当然有非常大的影响。不能从短期来看，要从长期看。因为新疆在中国的“一带”，也就是丝路这个经济带上，地位非常关键。陆路向西，基本上都要经过新疆，然后进入中亚，或者向南，经过南亚，经过巴基斯坦、伊朗，再到土耳其。新疆的突厥族少数民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长远来看，如果能把这些人的政治身份、政治认同做一个完全的修改的话，中国将来可以透过他们在西部地区，也就是在欧亚大陆，做很多事情。当然这是中国希望得到的理想效果。实际上可不可以达到不知道。
另外，从区域或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新疆问题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一些关注。但有些国家也做出了妥协。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所谓的穆斯林国家都没有对中国新疆再教育营政策在国际上发声。他们可能一定程度也愿意配合中国政策这样的发展，他们可能有实质的经济上的利益考量。所以他们往往不会发出什么反抗的声音。这一点在过去两、三年体现得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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