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2月03日
来源：新华网
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5/02-03/7030560.shtml
外媒称，在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交界处出现了“伊斯兰国”组织恐怖分子的身影。在阿富汗西北部地区，一些土库曼人早就开始在塔利班的旗帜下行动。受土耳其影响，泛突厥主义在当地人中盛行，极端伊斯兰主义潮流涌动。
据俄罗斯《独立报》报道，土阿边境地区的形势对整个中亚和里海区域来说都是危险的。阿富汗政府控制不了当地，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又缺乏与土库曼斯坦就集体安全保障进行沟通协调的机制。土库曼斯坦已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等邻国不稳定因素的来源，而通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更是面临直接危险。土方的安全保卫能力非常值得怀疑。土边防军应付不了塔利班破坏小分队。
报道说，包括边防局在内的土库曼斯坦强力机构有其特殊性，这与它的中立国地位和特殊的政治体制有关。根据2009年1月通过的军事学说，土库曼斯坦显著削减了武装力量人员数量。该学说认为，土库曼斯坦国家面临的基本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国内。因此，土库曼斯坦对于外部威胁的防备，尤其是在陆地边界上，是极为薄弱的。
星期一, 2月 16, 2015
“伊斯兰国”：中亚地区的新威胁？
作者：归宿 / 政见观察员
來源：http://cnpolitics.org/2015/01/central-asia/
新兴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 持续活跃，其影响已经波及中亚。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近期发表报告，指出 “伊斯兰国” 在中亚地区逐渐活跃，对于地区安全稳定的影响和冲击不断上升。
当前，中亚地区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内部仍存在不少隐患积弊。其中，各股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组织的渗透破坏尤为值得关注。这一地区在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和安全中地位重要。习近平和李克强上任以来都连续两年访问中亚，习近平的访问足迹更是遍布中亚五国。中亚地区也是中国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必经之地，发挥着纽带和枢纽的作用。因此，“伊斯兰国” 在中亚的活动尤其值得关注。
“伊斯兰国” 招募的中亚人不乏精英
报告援引西方机构数据称，在过去三年中，有 2000-4000 名中亚人加入 “伊斯兰国”。其中来自乌兹别克的超过千余人，其他中亚国家分别在数百人至数十人之间。由于当前叙利亚、伊拉克战事持续胶着，“伊斯兰国” 势力仍在扩张，中亚籍人员数量仍有可能继续上升。
“伊斯兰国” 在中亚的招募小组规模很小，行动隐秘，通过 “口耳相传” 的方式招募人员。他们的招募场所则是遍布中亚的清真寺和祈祷室（namazkhana）。“伊斯兰国” 的招募对中亚人颇具吸引力，往往一个家族或村庄中有人加入 “伊斯兰国”，剩下的人在不久后也纷纷加入。在整个招募过程中，各类网络社交媒体也发挥了沟通和联络作用。
报告通过调查走访发现，“伊斯兰国” 招募的中亚人来自各个阶层，并不全是宗教狂热分子和恐怖分子，其中也不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他们加入 “伊斯兰国” 的动机也并不统一，有一部分是为了 “圣战”，更多的只是认同 “伊斯兰国” 的意识形态，寻求更为纯粹的宗教精神生活。此外，还有一些中亚人加入 “伊斯兰国” 只是为了谋生计甚至寻求冒险和刺激。
政治腐败和宗教氛围的双重刺激
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中亚人加入 “伊斯兰国”？报告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中亚各国内部。
一方面，中亚各国政府在治理上表现不佳。1991 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尽管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各国经济增长有好有坏，但治理却是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五国中，政治专权、压迫和腐败是普遍现象，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更是著名的警察国家。哈萨克斯坦虽然依靠石油资源，近年来发展尚佳，但在政治稳定、政权延续等方面也存在着突出隐患。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个山地穷国则面临更为现实和直接的政治经济危机。报告指出，中亚民众对于本国政府普遍失望，这也导致加入 “伊斯兰国” 的中亚民众遍布社会各个阶层。
另一方面，中亚各国宗教氛围日益浓厚也是重要原因。苏联解体后，伊斯兰教迅速填补了中亚地区的意识形态真空。而随着全球伊斯兰保守主义的兴起，中亚部分穆斯林信仰上愈发走向原教旨主义，行为上则更为激进化。中亚各国糟糕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这一趋势。但同时，由于中亚国家清真寺中的阿訇宗教水平有限，对于年轻穆斯林吸引力不足，更满足不了宗教需求，导致其在意识形态上更多转向新兴的 “伊斯兰国”。而对于“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认同，也是中亚籍人员加入 “伊斯兰国” 的最直接原因。
另外，报告中也提到，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一些地区，“伊斯兰国” 的招募小组可以在当地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招募成员。这表明中亚各国政府管制能力低下，安全机关水平有限，难以有效阻止民众投奔 “伊斯兰国”。
直接威胁尚不明显，但潜在威胁值得关注
报告认为，尽管 “伊斯兰国” 中的中亚籍人员数量上升，但目前看对于中亚地区的直接安全冲击还比较有限。“伊斯兰国” 的活动重点仍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大部分加入 “伊斯兰国” 的中亚人，也主要跟随组织活动，短期内回流中亚的意愿并不强烈。
但从长期看，这些中亚人已经成为全球恐怖网络的一部分，未来可能加大对中亚地区恐怖组织的联系和互动，这对地区安全形势构成一定潜在威胁。
报告也指出，当前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目前看，“伊斯兰国” 的猖獗势头，特别是叙利亚的局势发展已引起中亚各国高度重视，但各国为预防 “伊斯兰国” 渗透而在国内采取的一些强硬措施，却又进一步激化了早已存在的矛盾，刺激更多中亚人出境投奔 “伊斯兰国”。
报告建议，中亚各国应改进反恐政策措施，从“去极端化”角度入手，高度重视国内存在的“极端化”因素，通过政治、经济、民生等多领域改革推进“去极端化”进程。包括俄、中、美、欧盟等在内国际相关方，也应认识到中亚人员加入“伊斯兰国”的潜在威胁，各自采取措施或加强合作帮助中亚各国应对这一问题。
中国经过二十余年的经营，已将中亚地区从冷战时的前线转变成了目前的战略后方，这也是冷战后中国外交的一大成果。总的来看，在当前中国周边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保持中亚地区的稳定尤为关键。而当前和未来几年，中亚各国正处于政治新老交替的转换期，风险和变数增多，包括“伊斯兰国”渗透的新威胁也不断涌现。对于中国而言，有必要做好相关形势研究和预判，提前采取预防性政策措施，以减轻乃至避免地区出现系统性风险时的损失。
参考文献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15).Syria calling: Radicalisation in central Asia,Europe and Central Asia., Briefing N°72.
來源：http://cnpolitics.org/2015/01/central-asia/
新兴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 持续活跃，其影响已经波及中亚。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近期发表报告，指出 “伊斯兰国” 在中亚地区逐渐活跃，对于地区安全稳定的影响和冲击不断上升。
当前，中亚地区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内部仍存在不少隐患积弊。其中，各股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组织的渗透破坏尤为值得关注。这一地区在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和安全中地位重要。习近平和李克强上任以来都连续两年访问中亚，习近平的访问足迹更是遍布中亚五国。中亚地区也是中国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必经之地，发挥着纽带和枢纽的作用。因此，“伊斯兰国” 在中亚的活动尤其值得关注。
“伊斯兰国” 招募的中亚人不乏精英
报告援引西方机构数据称，在过去三年中，有 2000-4000 名中亚人加入 “伊斯兰国”。其中来自乌兹别克的超过千余人，其他中亚国家分别在数百人至数十人之间。由于当前叙利亚、伊拉克战事持续胶着，“伊斯兰国” 势力仍在扩张，中亚籍人员数量仍有可能继续上升。
“伊斯兰国” 在中亚的招募小组规模很小，行动隐秘，通过 “口耳相传” 的方式招募人员。他们的招募场所则是遍布中亚的清真寺和祈祷室（namazkhana）。“伊斯兰国” 的招募对中亚人颇具吸引力，往往一个家族或村庄中有人加入 “伊斯兰国”，剩下的人在不久后也纷纷加入。在整个招募过程中，各类网络社交媒体也发挥了沟通和联络作用。
报告通过调查走访发现，“伊斯兰国” 招募的中亚人来自各个阶层，并不全是宗教狂热分子和恐怖分子，其中也不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他们加入 “伊斯兰国” 的动机也并不统一，有一部分是为了 “圣战”，更多的只是认同 “伊斯兰国” 的意识形态，寻求更为纯粹的宗教精神生活。此外，还有一些中亚人加入 “伊斯兰国” 只是为了谋生计甚至寻求冒险和刺激。
政治腐败和宗教氛围的双重刺激
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中亚人加入 “伊斯兰国”？报告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中亚各国内部。
一方面，中亚各国政府在治理上表现不佳。1991 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尽管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各国经济增长有好有坏，但治理却是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五国中，政治专权、压迫和腐败是普遍现象，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更是著名的警察国家。哈萨克斯坦虽然依靠石油资源，近年来发展尚佳，但在政治稳定、政权延续等方面也存在着突出隐患。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个山地穷国则面临更为现实和直接的政治经济危机。报告指出，中亚民众对于本国政府普遍失望，这也导致加入 “伊斯兰国” 的中亚民众遍布社会各个阶层。
另一方面，中亚各国宗教氛围日益浓厚也是重要原因。苏联解体后，伊斯兰教迅速填补了中亚地区的意识形态真空。而随着全球伊斯兰保守主义的兴起，中亚部分穆斯林信仰上愈发走向原教旨主义，行为上则更为激进化。中亚各国糟糕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这一趋势。但同时，由于中亚国家清真寺中的阿訇宗教水平有限，对于年轻穆斯林吸引力不足，更满足不了宗教需求，导致其在意识形态上更多转向新兴的 “伊斯兰国”。而对于“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认同，也是中亚籍人员加入 “伊斯兰国” 的最直接原因。
另外，报告中也提到，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一些地区，“伊斯兰国” 的招募小组可以在当地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招募成员。这表明中亚各国政府管制能力低下，安全机关水平有限，难以有效阻止民众投奔 “伊斯兰国”。
直接威胁尚不明显，但潜在威胁值得关注
报告认为，尽管 “伊斯兰国” 中的中亚籍人员数量上升，但目前看对于中亚地区的直接安全冲击还比较有限。“伊斯兰国” 的活动重点仍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大部分加入 “伊斯兰国” 的中亚人，也主要跟随组织活动，短期内回流中亚的意愿并不强烈。
但从长期看，这些中亚人已经成为全球恐怖网络的一部分，未来可能加大对中亚地区恐怖组织的联系和互动，这对地区安全形势构成一定潜在威胁。
报告也指出，当前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目前看，“伊斯兰国” 的猖獗势头，特别是叙利亚的局势发展已引起中亚各国高度重视，但各国为预防 “伊斯兰国” 渗透而在国内采取的一些强硬措施，却又进一步激化了早已存在的矛盾，刺激更多中亚人出境投奔 “伊斯兰国”。
报告建议，中亚各国应改进反恐政策措施，从“去极端化”角度入手，高度重视国内存在的“极端化”因素，通过政治、经济、民生等多领域改革推进“去极端化”进程。包括俄、中、美、欧盟等在内国际相关方，也应认识到中亚人员加入“伊斯兰国”的潜在威胁，各自采取措施或加强合作帮助中亚各国应对这一问题。
中国经过二十余年的经营，已将中亚地区从冷战时的前线转变成了目前的战略后方，这也是冷战后中国外交的一大成果。总的来看，在当前中国周边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保持中亚地区的稳定尤为关键。而当前和未来几年，中亚各国正处于政治新老交替的转换期，风险和变数增多，包括“伊斯兰国”渗透的新威胁也不断涌现。对于中国而言，有必要做好相关形势研究和预判，提前采取预防性政策措施，以减轻乃至避免地区出现系统性风险时的损失。
参考文献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15).Syria calling: Radicalisation in central Asia,Europe and Central Asia., Briefing N°72.
星期五, 9月 12, 2014
新时期“东突”恐怖活动新动向及对策研究
作者：古丽燕
来源：《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1期
发布时间：2014-03-24
摘要：面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意识形态化，网络恐怖渗透的加剧和“伊吉拉特”的现实威胁日益加大的“东突”恐怖活动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树立全新的安全观，科学认识新疆反恐怖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艰巨性，建立健全反恐怖工作协调机制，加强情报信息工作，提高预知预防能力，加大出入境人员的管理力度，强化对可疑人员的甄别、核查力度，健全、完善网络、通讯监管法律体系，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充分认识“伊吉拉特”活动的严重危害，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清醒认识中国面临的反恐困境。
自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在中央、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及对口援疆省市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新疆经济社会稳步发展，各族群众的民生状况得到较大改善，群众社会安全感增强，各族人民的幸福感指数不断提高，各族群众之间因“7·5”事件造成的隔阂得到有效修复，社会稳定形势进一步好转。特别是2011年，新疆社会经济各项事业正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并首次实现了“稳定、民生、发展”共同进步的重大突破。
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不会放弃对我的“西化”“分化”战略，加之2010年以来世界各国不断爆发的骚乱、暴乱、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国际恐怖主义趁机发展并扩大其势力范围，恐怖活动频繁发生，特别是与“东伊运”有着密切关系的“乌伊运”的重返中亚、“基地”组织的卷土重来以及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利班”的元气恢复，无不影响并刺激着境内外的“东突”势力。虽然新疆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和防范措施，但近年来，暴力恐怖案件在新疆仍时有发生，并呈现出与国际恐怖主义接轨的活动特点与发展趋势。
一、近年来“东突”恐怖势力活动特点
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继续加紧内外联动，企图策划、实施新的暴力恐怖活动。新疆的恐怖活动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突出表现在：
(一)恐怖犯罪案件呈急剧上升态势
从近年新疆恐怖犯罪的发案数看，“东突”恐怖势力在境内的活动十分活跃。如伊犁、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区，特别是在首届亚欧博览会前夕，一些从南疆迁徙到北疆、内地的恐怖团伙成员加紧回到原籍策划实施恐怖活动，恐怖犯罪案件呈明显上升态势。全疆各地公安机关先后查获了一批恐怖组织或团伙，抓获涉案人员数百名，有力地打击了敌对势力的有生力量。但由于滋生恐怖分子的土壤与温床——非法宗教活动的屡禁不止，加之境外敌对势力和“东突”恐怖势力对“7·5”事件的歪曲宣传，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极力煽动民族仇恨和宗教仇恨，致使新疆境内部分宗教情结深厚的穆斯林群众陷入宗教狂热，并开始积极加入恐怖组织或团伙，期待为了“真主”消灭“异教徒”而进入“天堂”。他们跨地区、跨县市密切联系，相互之间传授、学习制枪制爆技术，积极实施恐怖活动。因“7·5”事件而引发的报复性恐怖案件明显上升，2010年至今，新疆已经发生多起社会影响较大的恐怖事件。如2011年影响较大的和田“7·18”事件和喀什的“7·30”“7·31”事件以及2012年“2·28”叶城暴力恐怖袭击事件。
(二)恐怖犯罪手段多样、残忍，并极力效仿国际恐怖主义
从“7·5”事件以来新疆发生的恐怖犯罪案件看，恐怖分子的作案手法日益与国际恐怖组织的作案手段接轨。恐怖分子作案手法多样，犯罪手段残忍，有的恐怖分子随身携带利斧、刀具随时准备实施犯罪，有的则动员亲属实施人体炸弹袭击，有的效仿“基地”组织的“斩首”“割喉”等极端残忍的暴力手段，且呈现多人联手作案、连环作案的趋势，扩大作案范围的意图明显。如在2010年阿克苏“8·19”爆炸案件中，暴力犯罪分子驾驶三轮摩托车冲向阿克苏市依干其乡联防队员巡逻队所处位置抛出爆炸装置引发爆炸，致7人死亡，14人受伤，造成现场数辆警用摩托车及民用两轮电动摩托车被炸毁。在2011年和田“7·18”事件中，恐怖分子为了扩大影响，争取更多穆斯林的支持，在袭击处于闹市区的派出所后，在派出所的屋顶迅速悬挂反动宗教旗帜，并高呼反动口号，企图煽动闹事区内的群众加入到他们的行动中。
(三)恐怖活动趋向采用“基地”组织的游击化运作方式
近三年来为应对我强力部门的严厉打击，“东突”势力开始改变行动策略，转而效仿“基地”的游击式运作方式进行小股分散的恐怖活动。虽然从已经发生的恐怖犯罪案件看，“东突”实施恐怖犯罪的自发性、随机性增强，且规模较小，作案方式明显呈现分散化，但除个别案件属于无组织的个体行动外，大部分恐怖犯罪案件事前仍经过精心的预谋、组织和策划。2011年7月下旬，和田、喀什连续发生的三起恐怖犯罪案件，事前恐怖分子均经过了长时间的精心策划与准备。恐怖活动趋向“游击化”的运作方式，增加了我们的预警和防备难度。
(四)恐怖分子选择的作案时间与地点更具有策略性
如和田“7·18”事件，恐怖分子不仅避开了警方戒备的高度敏感期，选择在和田地委新旧领导班子换届的敏感节点，反恐工作相对处于薄弱之际，将作案地点定位于闹事区的基层派出所。选择敏感节点、重大事件或节日进行恐怖活动是恐怖势力的一贯做法。但这次选择在当地最高领导新旧交替之际尚属首次，值得我们深思。
(五)恐怖分子本土化
从近三年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人员来看，多为不在强力部门视线范围内的80后、90后等新生代本地人员，文化程度低，且犯罪主体之间多有亲戚关系，呈现家族式作案倾向，除个别案件有“东伊运”背景外大多无境外操纵背景。
(六)组织化程度明显降低
从近两年发生的恐怖案件来看，实施恐怖活动的犯罪主体已经从以往组织化程度高转向组织松散的恐怖团伙。这些恐怖团伙虽无具体的活动计划，但行动快、发展快，即时性、突发性和随意性增强，增加了强力部门的防范难度，现实危害突出。
二、“东突”恐怖势力发展趋势分析
(一)深受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中亚恐怖主义的影响
2011年以来，国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革，北非、中东、西亚乃至欧美发达国家，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骚乱及重大恐怖事件连续不断。特别是“基地”组织精神领袖本·拉登被美军击毙后，塔利班频繁发起对巴基斯坦、阿富汗及驻阿美军的报复性恐怖袭击，也门动荡的局势促使其国内的恐怖势力迅速壮大。同时，随着美军对塔利班的军事打击及其撤军行动，促使南亚、阿富汗的恐怖分子及流窜在此的中亚恐怖分子、“东突”恐怖分子不断渗入、回流至中亚和新疆。特别是对新疆影响较大的“基地”的同盟组织——老巢位于阿巴部落区的“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以下简称“乌伊运”)、“伊斯兰圣战联盟”等恐怖组织近来不断向北回流，重返中亚，致使中亚地区的恐怖势力与宗教极端势力活动异常活跃，使本就动荡的中亚局势趋于复杂化。2011年底，哈萨克斯坦连续发生的爆炸及其西南部的石油重镇扎纳奥津地区发生的大规模骚乱，吉尔吉斯境内恐怖事件亦频发，这表明中东、北非动荡的局势已经对中亚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毒品是该地区恐怖组织的主要经济来源，在进行恐怖活动的同时，恐怖组织还与有组织犯罪集团加紧勾结进行毒品犯罪活动，以建立自己的犯罪企业，加剧了中亚地区本就动荡的局势。
作为与中亚地区毗邻的中国新疆，跨界民族及宗教因素使新疆与中亚有着天然的联系，而中亚又是“东突”恐怖势力盘踞的主要地区。近年来，境外“东突”势力继续积极谋求在境内发展组织人员。如盘踞中亚的境外反动分裂组织“维吾尔人民党”的头目卡哈尔曼宣称要在吉尔吉斯前外逃边民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发展上万名党徒。境外恐怖组织“东伊运”的头目艾山·买合苏木在国外被击毙后，该组织虽然沉寂了一段时间，但近期又活跃起来，并成为“乌伊运”的主要成员。它不仅企图策划在新疆境内实施恐怖活动，而且参与“乌伊运”恐怖组织在中亚实施的恐怖活动。目前“东伊运”不仅继续有计划地、有组织地从新疆向境外输送人员，且其招募人员的主要方式转变为家庭式发展，女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原来隐藏在中亚国家的一些地下“疆独”组织开始浮出水面并进行活动，如在吉、乌两国曾分别发生“疆独”组织非法集会举行声援“七五”的示威活动。“乌伊运”“伊斯兰圣战联盟”等中亚地区恐怖组织与宗教极端势力活动的日渐频繁，对境内外的“东突”势力产生了刺激与仿效效应：2011年7月中下旬，恐怖团伙在和田、喀什先后实施的三起暴力恐怖活动，特别是喀什在24小时内接连发生两起，已充分表明新疆“东突”恐怖势力正极力效仿国际恐怖主义。
尤其需要我们重视的是，在南亚的巴基斯坦，除“基地”组织及“塔利班”频繁活动外，近日该国境内又出现了“恐怖训练速成班”，此速成班可以在短期内让学员掌握发动袭击的技术和知识。①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目前新疆发生的暴力恐怖案件有90％以上均由“伊吉拉特”团伙实施，新疆发生的很多恐怖案件，实施犯罪的成员均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恐怖训练营受过训练。如中国政府宣布的第三批恐怖分子。从近两年的情况看，由于受宗教极端思想的毒害，近期新疆不断发生有组织地策划企图经由内地边境省市或者新疆边境地区偷渡至巴基斯坦、阿富汗参加“圣战”的案件，且已有部分人员成功出逃。因此，出逃人员参加“恐怖训练速成班”之后回国实施活动的可能性极大。
(二)宗教极端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将为“东突”恐怖势力培养与发展恐怖分子提供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目前，“东突”恐怖势力在进行恐怖活动的同时，不断加强“东突厥斯坦独立论”思想体系的建设与舆论宣传，最为明显的就是宗教极端思想的宣传已经日益本土化，隐蔽性增强。自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全区非法宗教活动呈明显上升趋势，参与非法宗教活动的女性、儿童日益增多，出现跨地区教学经同“迁徙”活动相结合，通过“台比力克”及家族式渠道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已普遍化。境内“东突”恐怖势力千方百计地将各种问题、矛盾与现象转化为所谓的“民族、宗教问题”，无限放大、歪曲。新疆的名称、新疆的历史以及新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任何诸如经济发展、社会矛盾以及文化教育等问题均可被他们转化为政治问题和所谓的“民族、宗教问题”，并借此煽动暴乱、制造民族矛盾和民族隔阂。由于他们打着宗教的外衣，对伊斯兰经典进行断章取义后向群众宣传，普通信教群众基于对宗教的崇拜和忌惮以及有限的宗教知识，根本不敢有歧义。而网络的便捷、快速及高科技电子产品的增多，使得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方式更为灵活、隐蔽。他们还积极借助手机视讯、家族聚会、公共聚会、集市等加强口头宣传，大大增加了社会管理难度，并成为防范恐怖犯罪难点。
由于非法宗教活动、地下讲经点宣讲内容极端化趋势日益明显，宗教极端思想传播的“家族式”态势，致使我区目前已经出现宗教极端思想的意识形态化趋向：宗教极端思想已经渗入相当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群众的头脑，导致其社会生活的日益极端化，如穿戴宗教服饰、留大胡子、斋月期间餐馆停业等现象急增。目前，这种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已经开始由南疆向北疆、由重点地区向非重点地区转移。需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由于民族认同感、宗教认同感使得披着宗教外衣的极端思想的传播在新疆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以跨国宗教极端组织“伊扎布特”为代表的宗教极端势力对我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已使宗教极端思想趋向意识形态化，如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将对新疆的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严重威胁。
(三)被打击处理过的“三种分子”②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
2010年以来，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南疆地区的重点监控人员为了逃避当地的监控、打击，出现举家搬迁到北疆(如伊犁地区)或内地，喀什亦发现多批人员向阿克苏、和田等地结网纠集。一些被我打击处理过的“三种分子”相互之间联姻攀亲，企图通过姻亲关系织成一张外界难以进入的网，一些刑释解教的危安人员被当地或外地一些人视为“英雄”入户去家中看望并给予物质上的支援。虽然目前这部分人无所行动，但他们对周围人员的影响将对我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四)网络恐怖渗透加剧
目前，网上反动言论、反动文章、反动视频不断增多，屏蔽一个很快又出现一个，严重侵蚀着许多青少年的心灵。如2010年8月9日，东伊运在境外20多家网站发布恐怖视频，煽动境内维吾尔人对“异教徒”进行“圣战”，而“美维会”网站则号召维吾尔人要培养子女的“民族精神”。境外敌对势力还企图利用斋月敏感时段，煽动境内“东突”恐怖势力制造事端。境外媒体及非政府组织亦借中国的一些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煽风点火，对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人权状况等横加指责。如5月底新疆库尔勒发生的一起非法教经点致非法学经儿童死亡事件，境外网站不顾事实真相歪曲报道，而“世维会”等境外敌对组织则借此将该事大肆渲染，和新疆“流浪儿童”问题挂钩，并攻击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③对于“东突”恐怖势力实施的恐怖犯罪案件，境外敌对势力一向着重强调“维吾尔人反抗政治压迫所爆发的行动”，并肆意歪曲扩大事实、着重笔墨加以渲染，而对于恐怖犯罪给中国及无辜群众造成的严重危害，或者宗教极端势力侵害儿童身心健康的事实却轻描淡写，甚至不提。
(五)“伊吉拉特”④的现实威胁日益加大
目前“伊吉拉特”在新疆的团伙规模迅速扩大，并呈现出较快的扩展性、较深的隐蔽性、较大的流动性、较多的自发性、强烈的趋外性、鲜明的暴力恐怖性以及团伙成员思想的顽固性和团伙组织的松散性等特点。自2009年以来，自治区破获的涉暴涉恐案件90％以上都是“伊吉拉特”组织实施，该团伙成员表现出极端思想的顽固性、鲜明的暴力恐怖性及自杀式恐怖袭击方式，使得“伊吉拉特”的现实威胁加大。如2008年库车“8·10”连环爆炸案、2011年和田、喀什的“7·18”“7·30”“7·31”暴力恐怖案件、“12·28”皮山劫持人质案、2012年“2·28”叶城恐怖袭击案等，均显示出恐怖分子行为的残暴性、思想的极端性及亡命性。同时，“伊吉拉特”已经成为境外暴力恐怖组织“东伊运”发展组织、聚合人员、扩大力量的主要方式。目前，“东伊运”与“伊吉拉特”之间已经形成“人员流”和“物质流”，“伊吉拉特”成员和具有“伊吉拉特”思想的人已经成为境外“东伊运”补充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对策思考
鉴于新形势下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特点，我们必须树立新的安全观，正视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建立健全打击、防范恐怖犯，罪的法律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
(一)科学认识新疆反恐怖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艰巨性
冷战后，恐怖主义、民族、宗教等非传统领域安全威胁因素日益加大，并与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因素交织。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中共十六大明确将打击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议题提上日程，提倡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国际安全观，其宗旨是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
目前，境外“东突”势力正在积极谋求进一步推进“新疆问题”的国际化，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与资助下，以“世维会”为代表的新型恐怖组织的活动日益频繁、公开。2011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实施对我“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开始重返东南亚的策略，力图对中国形成军事合围。其中美国以及西方一些反华势力正明里或暗里支持“东突”势力，就是将其作为手中的一张王牌，对我进行牵制。对于新疆境内发生的恐怖案件，对于中国政府每次对于恐怖犯罪的打击，西方媒体总是带着有色眼镜进行歪曲或别有用意的报道，境外“三股势力”更是借此策应西方媒体，这使得我们在打击恐怖犯罪活动中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并成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依法严厉打击“东突”恐怖主义活动的同时，要高度警惕“东突”分裂势力以政治斗争为手段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处理好反恐与反分裂的关系，将反分裂放在第一位，不能用反恐斗争代替反分裂斗争，要致力于铲除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在反对“东突”势力犯罪活动中，应把反恐怖、反极端纳入反分裂斗争的整体规划中，既要揭露其恐怖主义属性，更要强调其分裂主义本质。同时，要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及与境外跨国民族的关系。由于新疆境内有众多的跨国民族(如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孜、俄罗斯等)，跨国民族与同族保持着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和文化认同，这很容易被“东突”恐怖势力利用，使同宗、同族的民族感情、同族观念、宗教信仰超越其爱国感情、国家观念。因此，要警惕境外“东突”势力利用跨国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的一致性进行的民族分裂活动。我国政府除了要协调国内族际关系外，还要妥善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以及不同属性文明间的关系，建立一种国际综合安全体系。
(二)建立健全反恐怖工作协调机制
目前我国在预防和控制恐怖犯罪方面，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极为不畅，这是我国反恐怖策略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恐怖活动的根本措施之一，就是必须在组织管理上探讨建立有效的反恐怖协调机制和应急机制。反恐怖作战具有非正规作战的特点，单靠普通警察的力量是难以承担特殊的反恐怖任务的，乌鲁木齐“7·5”事件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随着信息技术全球化的发展及2011年以来席卷北非、中东和南亚等地的骚乱、内战，特别是利比亚内战，致使大量的杀伤性武器脱离政府掌控，恐怖分子有可能借此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计算机病毒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恐怖活动成为转眼即发的意外事件。针对恐怖活动影响面大，危害严重及其暴力性的特点，必须采用有组织的综合手段，动员和协调包括军队、警察、情报、海关、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的力量，建立一个权威的日常领导机构，在机制上加强协调，明确各职能部门在反恐怖工作中应担负的职责、任务以及相互配合协作等具体运作机制，以便对发生的恐怖活动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能够及时有效妥善处理。
(三)加强情报信息工作，提高预知预防的能力
2010年以来新疆发生的恐怖案件，对目前中国政府采取的以防备为主的反恐策略带来新的考验，警示政府必须更加重视情报搜集、可疑分子监控等主动预防措施。要尽可能地采取各项措施，发展秘密力量，尽可能地多搜集和掌握“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动向及相关情报信息，做到敌动我知，先发制敌，尽最大可能将恐怖活动制止在预谋阶段，将暴力恐怖活动消灭在萌芽时期。
(四)加大对出入境人员的管理力度，强化对可疑人员的甄别、核查力度
新疆边境线长，山口多，虽然有边民及边防武警日夜巡逻，但边境管理工作难度、强度依然较大。所毗邻的几个周边国家又都是“东突”恐怖势力、国际恐怖组织活动猖獗的地区，且在中亚国家的许多“东突”组织与境内的“东突”恐怖势力联系紧密。近几年，已发现多起偷越边境或通过求学、访问等进入他国参加境外反动组织的事件。如2011年12月28日皮山县破获的一起恐怖团伙劫持人质、偷越国边境未遂案。鉴于此，自治区应一方面继续加大对护边、守边工作的投入力度，并逐步将其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另一方面，公安边防、武警要加强对边境地区出入境的管理力度，强化、完善对可疑人员的甄别、核查力度。
(五)健全、完善网络和通讯监管法律体系，加强对营运商及互联网的管理力度
目前全球共有13台域名根服务器，其中1个为主根服务器放置在美国，美国领导和掌控着世界互联网。⑤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互联网网民最多的国家，而互联网也已成为境外敌对势力和“东突”恐怖势力对我进行反动宣传的重要方式和手段。2011年美国虽宣布10月停播美国之音华语广播，但即将推出中文及俄文的“Twitter”账户，近期美国国务院又计划斥资7000万美元，设立“影子”互联网和手机通讯网络，帮助他国反政府组织或人员与外界通讯，避开本国政府监控或封锁网络，⑥这意味中国目前面临的网络风险在日益增大。鉴于此，政府应加强网络防御技术的研究，在国内建新Internet根服务器，加强网络监管法律体系的健全完善，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上建设下一代互联网，目前至少要保证国内的站点由国内的域名服务器来解析。
(六)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完善法律法规
从法律角度科学界定非法宗教活动，帮助各族群众厘清非法宗教活动与正常宗教活动。相关部门应高度警惕巴基斯坦伊斯兰复兴运动“塔布利团”(即“泰比力克”)在我国的宣教活动，采取有效措施遏止宗教极端思想日趋意识形态化的势头，如以群众关心的话题和问题为切入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宣传内容融入各项群众活动中，在潜移默化中持续不断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形成宣传教育工作机制的常态化，摆脱目前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假、大、空现象。
(七)充分认识“伊吉拉特”活动的严重危害
新疆各级政法部门要继续保持对“伊吉拉特”的严打高压态势，尽可能地压缩其生存空间。统战部、民宗委、宣传部等相关部门应积极组织少数民族专家学者举行宣讲活动，加强对信教群众的教育引导，帮助群众认清“伊吉拉特”的反动本质与危害。同时，还应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文体活动，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为群众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
(八)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
组织专门力量梳理研究流传于社会的各种反动书刊(如《路标》、《伊吉拉特的感想》等，找出应用性强、操作性强的批驳性观点用于日常宣传工作中。同时，加大对非法宗教宣传品的查堵、查扣力度，合力封堵源头，全面封堵“东突”恐怖势力对我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九)清醒认识中国面临的反恐困境
出于扼制中国的政治、军事策略的需要，西方对于事关他们利益的事情，就认定为恐怖袭击，对于可“别有利用”的事情，就转移事件本质。西方国家反恐“双重标准”及借所谓“新疆问题”大肆传播“世维会”等境外“疆独”组织的谬论，将骚乱根源归结为“中国打着反恐旗号镇压维吾尔族人”，而罔顾事件死伤者及他们家人的痛苦是他们的一贯作法，是对中国人权最直接的践踏。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反恐所面临的困境是西方国家牵制中国的策略，对于国外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对所谓“新疆人权、民主、宗教”等问题的歪曲报道，我们根本不应过度在意、解读，而应坚持中国的法律，正确理解认识“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反恐斗争中坚决摒弃将民族宗教与刑事打击联系在一起的错误思想，坚持“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把一切问题与民族宗教挂钩。”⑦
注释：
①巴国出现恐怖训练速成班西方深感担忧[EB/OL].(2012－05－14)[2012－05－20]. 联合早报．
②“三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
③王树勤．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网上恶意传播虚假信息行为[EB/OL].(2012－06－04)[2012－06－04]. 天山网讯．
④“伊吉拉特”，即迁徙的意思。
⑤互联网遭2002年以来最严重黑客袭击[EB/OL].(2012－07－15)[2012－06－01]. http：//tech.qq.com/zt/2007/gaoguan60/.
⑥美伊“斗法”网络空间美咄咄逼人伊朗见招拆招[N].中国青年报．2012－03－16.
⑦2010年8月26日下午，自治区党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上张春贤书记的讲话[EB/OL].(2012－07－15)[2012－08－27]. http：//www.tianshannet.com.cn/news/content/2010－08/27/content_5189126.htm.
星期四, 9月 11, 2014
撤军后的阿富汗探析
作者：许涛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10307
发布时间：2014-07-27
摘要：到2014年年底，驻扎在阿富汗的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将按计划撤出。这一年将成为地区力量平衡再次发生变化的重要节点，相关大国的全球及地区战略力量配置调整、中亚地区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进入关键阶段、中亚各国间矛盾冲突加剧、宗教极端主义思潮泛起等，诸多地缘政治因素同时活跃释放出的能量汇集中亚，将对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构成挑战。经历了23年独立建国历程的中亚五国正沿着各自选择的不同道路发展，中亚地缘政治版图的重新构建更趋多元化。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挑战和考验的时段，中亚地区能否经受住北约联军撤出阿富汗所带来的一系列失衡和震荡，文本试图从可能影响中亚地区安全的几种主要因素入手，尝试分析这一地区未来形势。
2001年10月，美国主导北约组成联合部队，在阿富汗发动了一场被命名为“持久自由行动”的报复性军事打击。由于本土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极端方式的恐怖主义袭击，美国从此以反恐为旗帜强势主导了国际政治主流趋势，从而也使这场战争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在道义上的支持。其中也包括刚刚获得独立不到10年的中亚各国，他们纷纷顶住了来自俄罗斯的压力，或提供毗邻口岸和通道，或提供机场和领空，成为国际反恐阵营的一员。以此为契机，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因素的存在成为观察和判断中亚地区形势发展时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亚各国政府的立场不同程度地与北约实现了协调，中亚各国的安全与命运也更加密切地与阿富汗的前途联系在一起。2012年5月，北约发表《芝加哥峰会阿富汗宣言》，宣布2014年年底从阿富汗撤出全部作战部队。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从阿富汗撤出开始启动，美国已经作出“负责任地结束这场战争”的姿态。北约撤军后的阿富汗将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而这种可能发生的状况对中亚地区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各国相关学者均予以高度关注。
一、围绕阿富汗撤军的地区力量调整
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并不是单纯代表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联合军事行动，借助于道义高度和军事强势进入中亚也是客观的地缘政治效果①。经历了十多年的博弈，中亚地区大国角逐态势达成的脆弱平衡将被打破，围绕地区的战略力量对比势必重新构建，中亚各国相对成熟的大国平衡政策面临考验。
（一）美国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后的中亚力量调整
在21世纪的前20年，将海外战略重心由中东转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已是美国近期既定的方针。这既取决于美国未来全球战略中对威胁方向的确定，也反映了科技革命使美国对今后战略资源需求的改观。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美国已强烈地意识到领导地位受到潜在的挑战，将亚太地区作为政治、经济活动的重心，是美国高层颇具前瞻意识的决策。而新能源技术的采用已经给美国能源供需格局带来了实效，2011年，美国原油自给率已达81.4%，专家预计，到2015年可达90%。国际能源署（IEA）发布报告称，2015年，美国将超过俄罗斯和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的产油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则称，阿拉伯能源出口国可能在2016年开始遭遇财政赤字②。美国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对中东关注和投入政策，很明显将失去国家利益支持。而在冷战后美国战略家的全球视野里，中亚地区的权重与中东地区相比，充其量也就属于次一级的“战略关注区”。当时美国在中亚地区所关注的核心是，防止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取代世俗政权、防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流入极端主义分子手中、介入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领域，以及推动以国家经济市场化和意识形态“民主化”为目标的“改造后苏联空间”。而有效推动这些地区性策略，确立军事存在并不是必须的条件。“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为了确保阿富汗军事行动的安全，美军以绝对的强势进入中亚。这对苏联解体后一直处于观望中的美国国务院而言，应该带有几分意外和偶然。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后即着手调整失衡的美国国防和外交，首当其冲的就是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当选两个月后，奥巴马即宣布了18个月的伊拉克撤军计划。接着，2011年6月又启动了阿富汗撤军进程。目前，美国与阿富汗虽仍为留驻人数和享有豁免权问题在《双边安全协议》签订中讨价还价，但美方将留下少量军人执行保障任务和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已成定局③。
美国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开始实施，将逐渐把主要的军力配置向亚太转移。这就是美高层多次表示的所谓“两个60%计划”，即在2020年以前将60%的海军布置到太平洋，把本土以外60%的空军力量布置到亚太地区。美军主力从阿富汗撤离服从于这一全局性调整，也意味着以“物资转运中心”等名目建于中亚的各类基地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2011年10月21日，美国防部就设于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玛纳斯国际机场的转运中心去留问题发表声明，称美方已开始搬迁这个过境转运中心，并计划于2014年7月前完成移交④。近期传出关于美军正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寻求建立新空军基地的消息，但都因缺乏依据而很快被淡忘。
（二）俄罗斯借机巩固独联体南部战略缓冲区
以阿富汗反恐行动名义进入中亚地区的北约军事基地早已使俄罗斯如芒在背，美国主动从阿富汗和中亚撤走军事存在是俄罗斯期待的结局。2013年以来，俄罗斯在大国外交上频频胜利。先是利用斯诺登事件“调理”了欧美关系，并抓住了随时“爆料”的主动权；随后又成功化解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向世界证明了俄罗斯的分量。由于俄罗斯占据的地缘优势，美撤军时在地面通道问题上必会有求于俄罗斯，这使俄罗斯又一次有了争取主动的机会。俄美双方完全有可能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实现策略协调，借此缓和两国2013年以来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对立形成的僵局。但对北约撤军后的中亚形势变化，俄罗斯一向保持高度警惕。
2013年12月，普京总统在俄国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北约撤军不仅会给阿富汗造成不稳定局势，而且也将使中亚地区安全失去制衡⑤。针对北约撤军后可能在阿富汗形成的权力真空和中亚地区的力量失衡，俄罗斯首先选择加强与阿富汗相邻中亚各国的军事合作。普京在2012年10月访问杜尚别时，与拉赫蒙总统共同签署了将俄军201基地驻守期限延长30年（至2042年）的协定，为使这个在苏联解体后防范南亚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进入独联体的重要关口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法律基础⑥。
同时，俄罗斯对终于下决心不再为美国人提供基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慷慨出手，承诺出资11亿美元为吉尔吉斯斯坦军队更新装备。随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在2013年9月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就供气问题签署了协议。俄罗斯还向吉尔吉斯斯坦表示，将参与卡姆巴拉金1号水电站和纳伦河上游电站的建设⑦。而且，俄罗斯抓住大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发生变化的时机，继续倡导欧亚联盟、关税同盟等经济一体化建设，吸引中亚各国参与到以俄罗斯为主体的地区整合进程中。乌克兰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结果，更加增强了俄罗斯继续推动欧亚联盟的自信。但是，由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进取态势得益于美国海外力量的调整，而俄自身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未必能为这种局部的成果保持长久后劲。然而，2001年以来美俄在中亚地区上演的零和游戏毕竟将告一段落，各国自主选择国家发展方向的机遇总体大于大国力量失衡的风险。
（三）中国通过睦邻合作促建欧亚稳定繁荣带
中国的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关注和影响越来越成为新时期重要的外交领域。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⑧
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和互利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中亚地区是中国西部重要周边区域已成为学界、外交界的共识。作为2014年后受阿富汗形势影响的中亚地区，对未来的中国坚持长期稳定发展战略将更具特殊意义。2013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时，与阿坦巴耶夫总统共同宣布中吉两国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⑨。至此，中国已与中亚五国全部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针对2014年北约联军撤出阿富汗可能给地区带来的影响，中国与中亚各国领导人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讨论并达成基本共识后提出倡议：“落实《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及合作纲要，完善执法安全合作体系，建立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合力打击‘三股势力’。支持阿富汗民族和解进程，帮助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稳定，共同维护地区安全”⑩。随后又表述了中国对阿富汗问题的关切和立场：“2014年是阿富汗实现过渡的关键年份。中方支持阿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尊重阿富汗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阿富汗实现平稳过渡，改善和发展同本地区国家关系。希望阿富汗总统选举顺利举行，‘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解进程早日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关方面应该切实履行对阿富汗和平重建的承诺，在有关问题上尊重和照顾本地区国家合理关切”。目前中国与中亚各国在交通、能源、通讯等领域建立了广泛的合作。201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已达到459.4亿美元，比刚建交时高近百倍。2013年第一季度，中哈贸易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3％，中土增加4.9％，中吉增加3.9％，中乌增加53.5％。互利的经济合作不仅帮助中亚各国渡过了独立建国的艰难时期，也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了重要活力。2009年年底，全长1833公里，贯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中亚天然气管道A线开通，2010年B线开始运营，管道C线计划于2013年年底投产，D线建设也已启动。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宗旨的区域经济合作，将为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更广大地区提供发展机遇和空间。中国与中亚各国深入合作的前景，也对共同的安全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特殊国际环境，为“三股势力”滋生提供了温床。不论对中亚稳定带来威胁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还是一再制造恐怖事件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阿富汗的战乱和无序都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空间。2014年北约联军撤出后，这些国际恐怖组织将无疑与“塔利班”及部族势力争夺阿富汗国内政权，向中亚各国和中国新疆渗透的力度会大大增加，中亚地区和中国西部安全面临新一轮威胁。2013年10月，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向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通报了发生在北京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指出这是一起藏匿于中亚、西亚地区的“东伊运”有组织、有预谋发起的恐怖袭击事件。通过密切的安全合作挫败恐怖主义袭扰，这是在中亚与中国之间业已形成的共识。中国将与中亚各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平台上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提升反恐行动能力，共同应对域内外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四）印度跻身中亚地区事务拓展欧亚空间
作为一个亚洲的新兴大国，印度一向将中亚地区当作重要的战略平衡区，并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与中亚国家有着重大共同关切的“利益攸关方”，借此跻身中亚地区。印度在中亚地区的基本安全利益有两方面：一是通过与中亚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拓展必要的外交空间，从北方挤压宿敌巴基斯坦；二是通过安全合作打压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力，为本国的稳定与发展营造理想外部环境。阿富汗战争以来，印度曾是国际社会中积极支持阿富汗重建的第五大援助国，投入资金达12亿美元。印度高层一向认为，南亚和中亚的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联系密切，解决克什米尔冲突，离不开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印度军方曾试图在塔吉克斯坦建立空军基地。2013年，印度国防部又向塔吉克斯坦军方提供了价值55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同年10月，印度军方代表团访问比什凯克，双方讨论了在印军事院校为吉军培训英语人员和山地特种作战骨干等合作项目。此外，中亚地区还是印度实现能源安全战略的理想区域，阿富汗战后和平与中亚地区长期稳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2013年1月，第四届印度、土库曼斯坦经贸、科技合作政府间会议在新德里召开，双方对修建贯穿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四国的交通走廊“北南铁路”项目（Проектсоздания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коридора《Север-Юг》）共同表示出极大兴趣，并讨论了尽快开始土—阿—巴—印天然气管道项目（Проект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магистрально-гогазопровода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фганистанПакистан-Индия）的相关事宜。随着美国战略力量在中东—中亚一线的收缩，印度在中亚地区扩大利益存在也将提上日程。除此之外，处于周边的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国正逐渐加强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已先后确立了各自的相关利益存在，并借助不同的地缘优势与中亚各国发展合作关系。2014年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形势的发展将受到更加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多元力量的制约。
二、撤军后阿富汗局势对中亚的安全影响
俄罗斯学者对2014年后阿富汗国内局势的评估最不乐观，并纷纷作出一些颇具条理的预测。其中分析将有可能出现的状况分为四类：第一，“巴尔干化”的趋势。即北约联军撤离前仍未能形成对“塔利班”在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喀布尔政权也未能和“塔利班”在原则上达成划分控制地域的协议，于是阿富汗境内将存在大量不受控制的领土，失去了能够整合这种分裂状态的力量中心。第二，“中东化”的趋势。即“阿拉伯之春”在阿富汗重演，阿富汗境内宗教极端势力借来自于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和宣传，组织并挑起旨在夺取国家政权的全面内战。第三，形成“分裂国家”。即在美国主持下，喀布尔政权与“塔利班”及部族势力就控制区域达成协议，喀布尔当局控制北部和西部，“塔利班”控制东部和南部。第四，维持“脆弱平衡”。即美国继续在阿富汗保留一定形式的军事存在前提下，主导喀布尔政权与“塔利班”温和派及国内大部分政治领袖达成协议，保持阿富汗的基本政治平衡。作者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局面在阿富汗出现，对中亚地区构成的影响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曾于2012年10月指出，阿富汗的持续内战、国际恐怖主义的存在与扩散、不断扩大的毒品生产，是中亚各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重大障碍。中亚地区与阿富汗本同属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由于历史的原因被不同的殖民强国在19世纪划分势力范围时人为割裂为不同属性的地区。尽管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不同政治文化的影响，中亚地区与阿富汗之间地缘和人文的联系终究难以改变，由此形成彼此影响的诸多方面，至今仍联系着中亚和阿富汗。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国不仅与阿富汗有着200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共同边界长137公里，与塔吉克斯坦为1206公里，与土库曼斯坦为744公里），而且生活在边境两侧的大量跨界民族人口更使彼此间的人文联系难以阻隔（阿富汗全国3040多万人口中，塔吉克人占27%，乌兹别克人占9%，土库曼人占3%）。这种联系曾在冷战时期发生过特殊作用，也在苏联解体后的阿富汗内战时期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沟通渠道。
能够通过上述地缘联系对中亚地区产生影响的阿富汗国内因素，有中亚学者概括为三方面：一是阿富汗国内自主维护安全与稳定能力的构建；二是喀布尔当局与“塔利班”组织的政治谈判取得怎样的成果；三是正常经济的重建能否成功取代长期存在的“毒品经济”。首先，人们看到阿富汗独立后的国家机器建设并不尽如人意。按照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计划，到2014年年初将组建训练成26万人的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虽然在2013年这支军队已经拥有了15万人的兵员，但据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提供的资料显示，依照阿富汗宪法招募来的合同军人每年以34.8%的比例减员，除了战争因素外，大部分是因为开小差。而近年不断出现的关于阿富汗军警袭击北约联军和政府部门的报道，更令人质疑这支用十多年建立起来的部队能否胜任2014年后的国家使命。其次，已经开始的喀布尔当局与“塔利班”组织的政治和解进程并不顺利。当2009年12月奥巴马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时，实际上“塔利班”是受到了莫大鼓舞的。他们在阿富汗一边避免与美军正面冲突以保存实力，一边有选择地继续开展有限的军事行动以显示其存在，同时在部族控制区有意充当调解争议的仲裁人，借以树立威信，造成“塔利班影子政府”与喀布尔当局分庭抗礼的既成事实。2013年6月，原准备在卡塔尔举行的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的会谈，由于“塔利班”在卡塔尔代表处擅自悬挂旗帜引起喀布尔方面不满而告吹。2013年9月初，阿富汗政府军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楠格哈尔省军营遭到“塔利班”武装的又一次袭击。而当2013年10月12日美国国务卿克里与汗卡尔扎伊总统就签署《双边安全协议》会谈时，决定将在2014年后的阿富汗仍保留5000－10000名美国军人公布后，奥马尔立即作出了“塔利班”将继续战斗的激烈反应。同时，喀布尔当局试图拉“塔利班”重返阿富汗社会的做法并未受到多数民众拥护，在民族认同和部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社会氛围里，多数非普什图族群是不愿看到“塔利班”进入国家政权的。由此不难判断，2014年阿富汗国内的政治和解前景并不乐观。最后，阿富汗的毒品问题正日趋严重。连年战乱已使阿富汗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迫于生计而进行鸦片种植和毒品贸易成为部分阿富汗人的重要收入来源。2001年，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面积仅为7606公顷，到2012年时多达154000公顷（增加了20多倍），而在鸦片种植最多的2007年曾达193000公顷（高达25倍多）；在经历了12年的阿富汗战争后，干鸦片的产量也由2001年的185吨达到2012年的3700吨（产量最高的2007年达到7400吨，增加近40倍）。2012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占世界非法鸦片产量的74%，鸦片贸易收入占本国GDP总量的8.2%。阿富汗的海洛因产量已达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据估计经中亚走私出去的毒品至少占阿富汗毒品流出量的30%，而被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海关和边防机构成功查获的仅占流出毒品的2%左右。中亚地区是阿富汗毒品流向欧洲的通道，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是最大的受害国。与“毒品经济”相伴随的跨国犯罪、社会腐败是中亚国家多年挥之不去的阴影，2014年后阿富汗毒品形势继续“外溢”的影响令人担忧。
三、当前中亚地区面临的极端主义威胁
中亚各国独立建国进程已经历23年，目前多数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从2014年分别开始最高权力交接，由政治权力集中派生的经济利益不均衡已引起大量群体性事件和高层动荡。虽然在现有领导人尚强的控制力下，事态均已平息，但这毕竟标志着中亚各国社会渐渐进入多事之秋。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结点上，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可能引起的地缘政治格局剧变，以及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因素极可能被激活，进而酿成影响一国或地区稳定的突发事件。2013年9月13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在比什凯克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理事会上郑重指出，“中亚的局势目前仍然很困难”。他认为，“我们应当承认这一地区的局势仍然很艰难，尤其是在叙利亚和阿富汗事态的影响下。”事实上阿坦巴耶夫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2013年以来的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确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
（一）来自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已经进入中亚地区
2010年开始并持续至今的“阿拉伯之春”在中亚地区继续发酵，2013年7月，一名哈萨克斯坦籍“圣战分子”在脸谱网站公布了一段参加叙利亚内战的视频，引起哈萨克斯坦各界震惊。随后的2013年10月，哈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调查后发布了一则令人担忧的信息：在哈驻叙利亚的有关部门努力协调各方撤出本国公民时，发现上百哈公民在叙利亚参与恐怖活动。另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2013年9月披露，吉尔吉斯斯坦在2013年8月底挫败了一个自称为“伊斯兰圣战联盟”（СИД）分支的恐怖主义活动小组。这个小组由3名在叙利亚参加过“圣战”的吉尔吉斯斯坦人和哈萨克斯坦人组成，他们受这个组织在叙利亚分支机构的派遣，经土耳其潜回吉尔吉斯斯坦，计划2013年9月对吉国家独立日庆祝活动和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采取行动。2011年以来，哈、吉、塔等国内务和安全部门就多次警告称，来自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已进入中亚地区。
（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ИДУ）等恐怖组织潜入中亚
塔吉克斯坦官方媒体2013年9月报道，塔吉克斯坦内务部于当月抓获10名密谋在首都杜尚别进行破坏活动的恐怖分子。这个小组的领导人曾在巴基斯坦属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的训练营地内接受过恐怖行动训练。这个小组由巴基斯坦经阿富汗潜入塔吉克斯坦后，其目的极其明确：用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破坏2013年11月6日举行的塔吉克斯坦总统选举。这个恐怖主义小组潜入塔吉克斯坦时不仅携带了枪支和爆炸物，而且还将包含大量宗教极端主义内容的宣传品夹带入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阿富汗战争中遭到北约联军重创，其残余势力蜇伏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部族地区。由于政治上极端主义意识的认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一直保持联系与协作。但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势必与“塔利班”、“基地组织”间出现行动方向及方式上的分歧，向中亚地区回流将是首选目标。
（三）“伊斯兰解放党”等非法组织继续在中亚社会蔓延
由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纳巴哈尼于1952年创建于约旦的“伊斯兰解放党”（Хизб-ут-хрир-Ислами），以联合全世界穆斯林推翻现有世俗政权建立统一“大哈里发”国家为基本政治主张，其极端主义的危险性早已为中东及欧洲各国充分认识并在多数国家被禁止。然而这一组织却选择了在苏联解体后开始重新寻找国家发展路径的欧亚各国，利用这些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和经济困难在各国民众中产生的不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传入中亚各国及俄罗斯、乌克兰，并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和组织形式蔓延开来。尽管中亚各国早已将“伊斯兰解放党”列为非法组织，并制定了专门的法规以遏制这一宗教极端主义组织的发展，但近几年“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地区的活动不仅依然活跃，而且恐怖主义的倾向愈加凸显。尤其是2013年以来，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关于发现和捕获“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并收缴大量宣传品及枪支、爆炸物的报道一直不绝于欧亚各国媒体。由于这一宗教极端主义组织针对中亚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经济萧条、收入不均、官员腐败等现象的原教旨主义宣传极具蛊惑性，一些中亚国家的中上层社会精英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伊斯兰解放党”的主张乃至成为其秘密成员。
2014年阿富汗局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和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进入微妙时期，地区内外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均看好这一时机，并以此作为其在中亚地区确立影响的重要机遇期。而且，一旦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各派势力围绕政治权力开始内斗，中亚籍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自知已成局外人，返回中亚继续传播极端主义思想必然是其最终选择。有中亚学者指出，2014年北约联军从阿富汗撤出后，对中亚地区安全构成威胁的不一定是“塔利班”，而更可能是“萨拉菲主义”和“伊斯兰解放党”。
四、结语
早在苏联解体后，单一力量中心制度性影响中亚地区的历史即开始向多元力量构建地缘政治新格局演变。这一趋势使冷战结束初期作为国际政治范畴的“中亚”定义被重新解读，这一地缘政治概念所涵盖的地域范围被一些西方学者主观扩大，而客观上这种认识却与中亚学史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意义上的“中亚”趋于接近。当这一进程持续了近15年时，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斯塔尔于2005年提出了“大中亚”概念。如果从学术意义上看这一当时让中国中亚学界不解的提法，其实斯塔尔的根据就是对这一历史趋势的认识。然而结果是令人遗憾的，斯塔尔的学术创意被美国国务院充满冷战思维的“大中亚计划”所替代，从此它在中亚的境遇也就不难理解了。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客观上也加速了这一进程，而且成为中亚地缘政治格局沿上述趋势变化的阶段性标志。这样的地区发展观如果成立，不论是美军撤出阿富汗，还是阿富汗局势发生动荡，都不会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总趋势产生决定性影响。况且反恐战争后，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形势均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塔利班”控制阿富汗95%以上领土和“乌伊运”制造震动整个地区恐怖袭击的力量和条件不再，因政治和解破裂而引发全面内战已无可能，由有限的局部冲突造成的难民规模更不会大于内战时期。尤其是在中亚各国及国际社会针对阿富汗撤军后的变局制定了充分的政策准备的前提下，全面考量影响地区安全各要素及权重变化，在对阿富汗因素予以客观重视的同时，也有充分理由认为2014年后的中亚将面临更多的机遇。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10307
发布时间：2014-07-27
摘要：到2014年年底，驻扎在阿富汗的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将按计划撤出。这一年将成为地区力量平衡再次发生变化的重要节点，相关大国的全球及地区战略力量配置调整、中亚地区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进入关键阶段、中亚各国间矛盾冲突加剧、宗教极端主义思潮泛起等，诸多地缘政治因素同时活跃释放出的能量汇集中亚，将对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构成挑战。经历了23年独立建国历程的中亚五国正沿着各自选择的不同道路发展，中亚地缘政治版图的重新构建更趋多元化。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挑战和考验的时段，中亚地区能否经受住北约联军撤出阿富汗所带来的一系列失衡和震荡，文本试图从可能影响中亚地区安全的几种主要因素入手，尝试分析这一地区未来形势。
2001年10月，美国主导北约组成联合部队，在阿富汗发动了一场被命名为“持久自由行动”的报复性军事打击。由于本土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极端方式的恐怖主义袭击，美国从此以反恐为旗帜强势主导了国际政治主流趋势，从而也使这场战争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在道义上的支持。其中也包括刚刚获得独立不到10年的中亚各国，他们纷纷顶住了来自俄罗斯的压力，或提供毗邻口岸和通道，或提供机场和领空，成为国际反恐阵营的一员。以此为契机，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因素的存在成为观察和判断中亚地区形势发展时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亚各国政府的立场不同程度地与北约实现了协调，中亚各国的安全与命运也更加密切地与阿富汗的前途联系在一起。2012年5月，北约发表《芝加哥峰会阿富汗宣言》，宣布2014年年底从阿富汗撤出全部作战部队。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从阿富汗撤出开始启动，美国已经作出“负责任地结束这场战争”的姿态。北约撤军后的阿富汗将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而这种可能发生的状况对中亚地区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各国相关学者均予以高度关注。
一、围绕阿富汗撤军的地区力量调整
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并不是单纯代表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联合军事行动，借助于道义高度和军事强势进入中亚也是客观的地缘政治效果①。经历了十多年的博弈，中亚地区大国角逐态势达成的脆弱平衡将被打破，围绕地区的战略力量对比势必重新构建，中亚各国相对成熟的大国平衡政策面临考验。
（一）美国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后的中亚力量调整
在21世纪的前20年，将海外战略重心由中东转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已是美国近期既定的方针。这既取决于美国未来全球战略中对威胁方向的确定，也反映了科技革命使美国对今后战略资源需求的改观。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美国已强烈地意识到领导地位受到潜在的挑战，将亚太地区作为政治、经济活动的重心，是美国高层颇具前瞻意识的决策。而新能源技术的采用已经给美国能源供需格局带来了实效，2011年，美国原油自给率已达81.4%，专家预计，到2015年可达90%。国际能源署（IEA）发布报告称，2015年，美国将超过俄罗斯和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的产油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则称，阿拉伯能源出口国可能在2016年开始遭遇财政赤字②。美国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对中东关注和投入政策，很明显将失去国家利益支持。而在冷战后美国战略家的全球视野里，中亚地区的权重与中东地区相比，充其量也就属于次一级的“战略关注区”。当时美国在中亚地区所关注的核心是，防止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取代世俗政权、防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流入极端主义分子手中、介入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领域，以及推动以国家经济市场化和意识形态“民主化”为目标的“改造后苏联空间”。而有效推动这些地区性策略，确立军事存在并不是必须的条件。“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为了确保阿富汗军事行动的安全，美军以绝对的强势进入中亚。这对苏联解体后一直处于观望中的美国国务院而言，应该带有几分意外和偶然。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后即着手调整失衡的美国国防和外交，首当其冲的就是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当选两个月后，奥巴马即宣布了18个月的伊拉克撤军计划。接着，2011年6月又启动了阿富汗撤军进程。目前，美国与阿富汗虽仍为留驻人数和享有豁免权问题在《双边安全协议》签订中讨价还价，但美方将留下少量军人执行保障任务和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已成定局③。
美国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开始实施，将逐渐把主要的军力配置向亚太转移。这就是美高层多次表示的所谓“两个60%计划”，即在2020年以前将60%的海军布置到太平洋，把本土以外60%的空军力量布置到亚太地区。美军主力从阿富汗撤离服从于这一全局性调整，也意味着以“物资转运中心”等名目建于中亚的各类基地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2011年10月21日，美国防部就设于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玛纳斯国际机场的转运中心去留问题发表声明，称美方已开始搬迁这个过境转运中心，并计划于2014年7月前完成移交④。近期传出关于美军正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寻求建立新空军基地的消息，但都因缺乏依据而很快被淡忘。
（二）俄罗斯借机巩固独联体南部战略缓冲区
以阿富汗反恐行动名义进入中亚地区的北约军事基地早已使俄罗斯如芒在背，美国主动从阿富汗和中亚撤走军事存在是俄罗斯期待的结局。2013年以来，俄罗斯在大国外交上频频胜利。先是利用斯诺登事件“调理”了欧美关系，并抓住了随时“爆料”的主动权；随后又成功化解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向世界证明了俄罗斯的分量。由于俄罗斯占据的地缘优势，美撤军时在地面通道问题上必会有求于俄罗斯，这使俄罗斯又一次有了争取主动的机会。俄美双方完全有可能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实现策略协调，借此缓和两国2013年以来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对立形成的僵局。但对北约撤军后的中亚形势变化，俄罗斯一向保持高度警惕。
2013年12月，普京总统在俄国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北约撤军不仅会给阿富汗造成不稳定局势，而且也将使中亚地区安全失去制衡⑤。针对北约撤军后可能在阿富汗形成的权力真空和中亚地区的力量失衡，俄罗斯首先选择加强与阿富汗相邻中亚各国的军事合作。普京在2012年10月访问杜尚别时，与拉赫蒙总统共同签署了将俄军201基地驻守期限延长30年（至2042年）的协定，为使这个在苏联解体后防范南亚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进入独联体的重要关口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法律基础⑥。
同时，俄罗斯对终于下决心不再为美国人提供基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慷慨出手，承诺出资11亿美元为吉尔吉斯斯坦军队更新装备。随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在2013年9月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就供气问题签署了协议。俄罗斯还向吉尔吉斯斯坦表示，将参与卡姆巴拉金1号水电站和纳伦河上游电站的建设⑦。而且，俄罗斯抓住大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发生变化的时机，继续倡导欧亚联盟、关税同盟等经济一体化建设，吸引中亚各国参与到以俄罗斯为主体的地区整合进程中。乌克兰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结果，更加增强了俄罗斯继续推动欧亚联盟的自信。但是，由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进取态势得益于美国海外力量的调整，而俄自身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未必能为这种局部的成果保持长久后劲。然而，2001年以来美俄在中亚地区上演的零和游戏毕竟将告一段落，各国自主选择国家发展方向的机遇总体大于大国力量失衡的风险。
（三）中国通过睦邻合作促建欧亚稳定繁荣带
中国的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关注和影响越来越成为新时期重要的外交领域。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⑧
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和互利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中亚地区是中国西部重要周边区域已成为学界、外交界的共识。作为2014年后受阿富汗形势影响的中亚地区，对未来的中国坚持长期稳定发展战略将更具特殊意义。2013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时，与阿坦巴耶夫总统共同宣布中吉两国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⑨。至此，中国已与中亚五国全部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针对2014年北约联军撤出阿富汗可能给地区带来的影响，中国与中亚各国领导人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讨论并达成基本共识后提出倡议：“落实《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及合作纲要，完善执法安全合作体系，建立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合力打击‘三股势力’。支持阿富汗民族和解进程，帮助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稳定，共同维护地区安全”⑩。随后又表述了中国对阿富汗问题的关切和立场：“2014年是阿富汗实现过渡的关键年份。中方支持阿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尊重阿富汗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阿富汗实现平稳过渡，改善和发展同本地区国家关系。希望阿富汗总统选举顺利举行，‘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解进程早日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关方面应该切实履行对阿富汗和平重建的承诺，在有关问题上尊重和照顾本地区国家合理关切”。目前中国与中亚各国在交通、能源、通讯等领域建立了广泛的合作。201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已达到459.4亿美元，比刚建交时高近百倍。2013年第一季度，中哈贸易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3％，中土增加4.9％，中吉增加3.9％，中乌增加53.5％。互利的经济合作不仅帮助中亚各国渡过了独立建国的艰难时期，也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了重要活力。2009年年底，全长1833公里，贯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中亚天然气管道A线开通，2010年B线开始运营，管道C线计划于2013年年底投产，D线建设也已启动。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宗旨的区域经济合作，将为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更广大地区提供发展机遇和空间。中国与中亚各国深入合作的前景，也对共同的安全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特殊国际环境，为“三股势力”滋生提供了温床。不论对中亚稳定带来威胁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还是一再制造恐怖事件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阿富汗的战乱和无序都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空间。2014年北约联军撤出后，这些国际恐怖组织将无疑与“塔利班”及部族势力争夺阿富汗国内政权，向中亚各国和中国新疆渗透的力度会大大增加，中亚地区和中国西部安全面临新一轮威胁。2013年10月，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向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通报了发生在北京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指出这是一起藏匿于中亚、西亚地区的“东伊运”有组织、有预谋发起的恐怖袭击事件。通过密切的安全合作挫败恐怖主义袭扰，这是在中亚与中国之间业已形成的共识。中国将与中亚各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平台上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提升反恐行动能力，共同应对域内外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四）印度跻身中亚地区事务拓展欧亚空间
作为一个亚洲的新兴大国，印度一向将中亚地区当作重要的战略平衡区，并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与中亚国家有着重大共同关切的“利益攸关方”，借此跻身中亚地区。印度在中亚地区的基本安全利益有两方面：一是通过与中亚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拓展必要的外交空间，从北方挤压宿敌巴基斯坦；二是通过安全合作打压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力，为本国的稳定与发展营造理想外部环境。阿富汗战争以来，印度曾是国际社会中积极支持阿富汗重建的第五大援助国，投入资金达12亿美元。印度高层一向认为，南亚和中亚的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联系密切，解决克什米尔冲突，离不开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印度军方曾试图在塔吉克斯坦建立空军基地。2013年，印度国防部又向塔吉克斯坦军方提供了价值55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同年10月，印度军方代表团访问比什凯克，双方讨论了在印军事院校为吉军培训英语人员和山地特种作战骨干等合作项目。此外，中亚地区还是印度实现能源安全战略的理想区域，阿富汗战后和平与中亚地区长期稳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2013年1月，第四届印度、土库曼斯坦经贸、科技合作政府间会议在新德里召开，双方对修建贯穿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四国的交通走廊“北南铁路”项目（Проектсоздания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коридора《Север-Юг》）共同表示出极大兴趣，并讨论了尽快开始土—阿—巴—印天然气管道项目（Проект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магистрально-гогазопровода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фганистанПакистан-Индия）的相关事宜。随着美国战略力量在中东—中亚一线的收缩，印度在中亚地区扩大利益存在也将提上日程。除此之外，处于周边的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国正逐渐加强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已先后确立了各自的相关利益存在，并借助不同的地缘优势与中亚各国发展合作关系。2014年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形势的发展将受到更加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多元力量的制约。
二、撤军后阿富汗局势对中亚的安全影响
俄罗斯学者对2014年后阿富汗国内局势的评估最不乐观，并纷纷作出一些颇具条理的预测。其中分析将有可能出现的状况分为四类：第一，“巴尔干化”的趋势。即北约联军撤离前仍未能形成对“塔利班”在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喀布尔政权也未能和“塔利班”在原则上达成划分控制地域的协议，于是阿富汗境内将存在大量不受控制的领土，失去了能够整合这种分裂状态的力量中心。第二，“中东化”的趋势。即“阿拉伯之春”在阿富汗重演，阿富汗境内宗教极端势力借来自于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和宣传，组织并挑起旨在夺取国家政权的全面内战。第三，形成“分裂国家”。即在美国主持下，喀布尔政权与“塔利班”及部族势力就控制区域达成协议，喀布尔当局控制北部和西部，“塔利班”控制东部和南部。第四，维持“脆弱平衡”。即美国继续在阿富汗保留一定形式的军事存在前提下，主导喀布尔政权与“塔利班”温和派及国内大部分政治领袖达成协议，保持阿富汗的基本政治平衡。作者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局面在阿富汗出现，对中亚地区构成的影响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曾于2012年10月指出，阿富汗的持续内战、国际恐怖主义的存在与扩散、不断扩大的毒品生产，是中亚各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重大障碍。中亚地区与阿富汗本同属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由于历史的原因被不同的殖民强国在19世纪划分势力范围时人为割裂为不同属性的地区。尽管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不同政治文化的影响，中亚地区与阿富汗之间地缘和人文的联系终究难以改变，由此形成彼此影响的诸多方面，至今仍联系着中亚和阿富汗。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国不仅与阿富汗有着200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共同边界长137公里，与塔吉克斯坦为1206公里，与土库曼斯坦为744公里），而且生活在边境两侧的大量跨界民族人口更使彼此间的人文联系难以阻隔（阿富汗全国3040多万人口中，塔吉克人占27%，乌兹别克人占9%，土库曼人占3%）。这种联系曾在冷战时期发生过特殊作用，也在苏联解体后的阿富汗内战时期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沟通渠道。
能够通过上述地缘联系对中亚地区产生影响的阿富汗国内因素，有中亚学者概括为三方面：一是阿富汗国内自主维护安全与稳定能力的构建；二是喀布尔当局与“塔利班”组织的政治谈判取得怎样的成果；三是正常经济的重建能否成功取代长期存在的“毒品经济”。首先，人们看到阿富汗独立后的国家机器建设并不尽如人意。按照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计划，到2014年年初将组建训练成26万人的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虽然在2013年这支军队已经拥有了15万人的兵员，但据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提供的资料显示，依照阿富汗宪法招募来的合同军人每年以34.8%的比例减员，除了战争因素外，大部分是因为开小差。而近年不断出现的关于阿富汗军警袭击北约联军和政府部门的报道，更令人质疑这支用十多年建立起来的部队能否胜任2014年后的国家使命。其次，已经开始的喀布尔当局与“塔利班”组织的政治和解进程并不顺利。当2009年12月奥巴马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时，实际上“塔利班”是受到了莫大鼓舞的。他们在阿富汗一边避免与美军正面冲突以保存实力，一边有选择地继续开展有限的军事行动以显示其存在，同时在部族控制区有意充当调解争议的仲裁人，借以树立威信，造成“塔利班影子政府”与喀布尔当局分庭抗礼的既成事实。2013年6月，原准备在卡塔尔举行的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的会谈，由于“塔利班”在卡塔尔代表处擅自悬挂旗帜引起喀布尔方面不满而告吹。2013年9月初，阿富汗政府军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楠格哈尔省军营遭到“塔利班”武装的又一次袭击。而当2013年10月12日美国国务卿克里与汗卡尔扎伊总统就签署《双边安全协议》会谈时，决定将在2014年后的阿富汗仍保留5000－10000名美国军人公布后，奥马尔立即作出了“塔利班”将继续战斗的激烈反应。同时，喀布尔当局试图拉“塔利班”重返阿富汗社会的做法并未受到多数民众拥护，在民族认同和部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社会氛围里，多数非普什图族群是不愿看到“塔利班”进入国家政权的。由此不难判断，2014年阿富汗国内的政治和解前景并不乐观。最后，阿富汗的毒品问题正日趋严重。连年战乱已使阿富汗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迫于生计而进行鸦片种植和毒品贸易成为部分阿富汗人的重要收入来源。2001年，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面积仅为7606公顷，到2012年时多达154000公顷（增加了20多倍），而在鸦片种植最多的2007年曾达193000公顷（高达25倍多）；在经历了12年的阿富汗战争后，干鸦片的产量也由2001年的185吨达到2012年的3700吨（产量最高的2007年达到7400吨，增加近40倍）。2012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占世界非法鸦片产量的74%，鸦片贸易收入占本国GDP总量的8.2%。阿富汗的海洛因产量已达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据估计经中亚走私出去的毒品至少占阿富汗毒品流出量的30%，而被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海关和边防机构成功查获的仅占流出毒品的2%左右。中亚地区是阿富汗毒品流向欧洲的通道，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是最大的受害国。与“毒品经济”相伴随的跨国犯罪、社会腐败是中亚国家多年挥之不去的阴影，2014年后阿富汗毒品形势继续“外溢”的影响令人担忧。
三、当前中亚地区面临的极端主义威胁
中亚各国独立建国进程已经历23年，目前多数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从2014年分别开始最高权力交接，由政治权力集中派生的经济利益不均衡已引起大量群体性事件和高层动荡。虽然在现有领导人尚强的控制力下，事态均已平息，但这毕竟标志着中亚各国社会渐渐进入多事之秋。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结点上，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可能引起的地缘政治格局剧变，以及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因素极可能被激活，进而酿成影响一国或地区稳定的突发事件。2013年9月13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在比什凯克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理事会上郑重指出，“中亚的局势目前仍然很困难”。他认为，“我们应当承认这一地区的局势仍然很艰难，尤其是在叙利亚和阿富汗事态的影响下。”事实上阿坦巴耶夫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2013年以来的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确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
（一）来自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已经进入中亚地区
2010年开始并持续至今的“阿拉伯之春”在中亚地区继续发酵，2013年7月，一名哈萨克斯坦籍“圣战分子”在脸谱网站公布了一段参加叙利亚内战的视频，引起哈萨克斯坦各界震惊。随后的2013年10月，哈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调查后发布了一则令人担忧的信息：在哈驻叙利亚的有关部门努力协调各方撤出本国公民时，发现上百哈公民在叙利亚参与恐怖活动。另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2013年9月披露，吉尔吉斯斯坦在2013年8月底挫败了一个自称为“伊斯兰圣战联盟”（СИД）分支的恐怖主义活动小组。这个小组由3名在叙利亚参加过“圣战”的吉尔吉斯斯坦人和哈萨克斯坦人组成，他们受这个组织在叙利亚分支机构的派遣，经土耳其潜回吉尔吉斯斯坦，计划2013年9月对吉国家独立日庆祝活动和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采取行动。2011年以来，哈、吉、塔等国内务和安全部门就多次警告称，来自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已进入中亚地区。
（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ИДУ）等恐怖组织潜入中亚
塔吉克斯坦官方媒体2013年9月报道，塔吉克斯坦内务部于当月抓获10名密谋在首都杜尚别进行破坏活动的恐怖分子。这个小组的领导人曾在巴基斯坦属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的训练营地内接受过恐怖行动训练。这个小组由巴基斯坦经阿富汗潜入塔吉克斯坦后，其目的极其明确：用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破坏2013年11月6日举行的塔吉克斯坦总统选举。这个恐怖主义小组潜入塔吉克斯坦时不仅携带了枪支和爆炸物，而且还将包含大量宗教极端主义内容的宣传品夹带入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阿富汗战争中遭到北约联军重创，其残余势力蜇伏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部族地区。由于政治上极端主义意识的认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一直保持联系与协作。但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势必与“塔利班”、“基地组织”间出现行动方向及方式上的分歧，向中亚地区回流将是首选目标。
（三）“伊斯兰解放党”等非法组织继续在中亚社会蔓延
由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纳巴哈尼于1952年创建于约旦的“伊斯兰解放党”（Хизб-ут-хрир-Ислами），以联合全世界穆斯林推翻现有世俗政权建立统一“大哈里发”国家为基本政治主张，其极端主义的危险性早已为中东及欧洲各国充分认识并在多数国家被禁止。然而这一组织却选择了在苏联解体后开始重新寻找国家发展路径的欧亚各国，利用这些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和经济困难在各国民众中产生的不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传入中亚各国及俄罗斯、乌克兰，并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和组织形式蔓延开来。尽管中亚各国早已将“伊斯兰解放党”列为非法组织，并制定了专门的法规以遏制这一宗教极端主义组织的发展，但近几年“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地区的活动不仅依然活跃，而且恐怖主义的倾向愈加凸显。尤其是2013年以来，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关于发现和捕获“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并收缴大量宣传品及枪支、爆炸物的报道一直不绝于欧亚各国媒体。由于这一宗教极端主义组织针对中亚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经济萧条、收入不均、官员腐败等现象的原教旨主义宣传极具蛊惑性，一些中亚国家的中上层社会精英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伊斯兰解放党”的主张乃至成为其秘密成员。
2014年阿富汗局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和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进入微妙时期，地区内外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均看好这一时机，并以此作为其在中亚地区确立影响的重要机遇期。而且，一旦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各派势力围绕政治权力开始内斗，中亚籍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自知已成局外人，返回中亚继续传播极端主义思想必然是其最终选择。有中亚学者指出，2014年北约联军从阿富汗撤出后，对中亚地区安全构成威胁的不一定是“塔利班”，而更可能是“萨拉菲主义”和“伊斯兰解放党”。
四、结语
早在苏联解体后，单一力量中心制度性影响中亚地区的历史即开始向多元力量构建地缘政治新格局演变。这一趋势使冷战结束初期作为国际政治范畴的“中亚”定义被重新解读，这一地缘政治概念所涵盖的地域范围被一些西方学者主观扩大，而客观上这种认识却与中亚学史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意义上的“中亚”趋于接近。当这一进程持续了近15年时，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斯塔尔于2005年提出了“大中亚”概念。如果从学术意义上看这一当时让中国中亚学界不解的提法，其实斯塔尔的根据就是对这一历史趋势的认识。然而结果是令人遗憾的，斯塔尔的学术创意被美国国务院充满冷战思维的“大中亚计划”所替代，从此它在中亚的境遇也就不难理解了。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客观上也加速了这一进程，而且成为中亚地缘政治格局沿上述趋势变化的阶段性标志。这样的地区发展观如果成立，不论是美军撤出阿富汗，还是阿富汗局势发生动荡，都不会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总趋势产生决定性影响。况且反恐战争后，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形势均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塔利班”控制阿富汗95%以上领土和“乌伊运”制造震动整个地区恐怖袭击的力量和条件不再，因政治和解破裂而引发全面内战已无可能，由有限的局部冲突造成的难民规模更不会大于内战时期。尤其是在中亚各国及国际社会针对阿富汗撤军后的变局制定了充分的政策准备的前提下，全面考量影响地区安全各要素及权重变化，在对阿富汗因素予以客观重视的同时，也有充分理由认为2014年后的中亚将面临更多的机遇。
星期三, 9月 03, 2014
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 之新疆
作者：傅礼初
来源：剑桥中国晚清史 http://www.xiexingcun.com/5/0011_ts010042.htm
天山山脉的山脊把天山两边隔成两个不同的地区。天山南部的东突厥斯坦是农业区，天山北部的准噶尔是草原世界。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乾隆帝的军队征服了天山南北，占据了这块当时在亚洲腹地要算人种最复杂的领土。他们称准噶尔为天山北路，称东突厥斯坦为天山南路。清军把这两个地区当作清帝国的属地予以管辖，统称之为新疆，意为甘肃的“新疆域”。这里盛产玉、金、铜和棉花，富于耕地和牧草。政治动乱也发生频繁。
同以前的准噶尔人一样，满人也把他们的行政中心设在伊犁。他们将以前的准噶尔部首府——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称为固勒扎——改称为宁远，并且在其以西另建一座新城，即惠远。哈萨克人称此新城为新固勒扎或小固勒扎，1762年清朝即置将军于此。宁远被称为老固勒扎，继续作为源源前来伊犁的穆斯林移民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十八世纪，清政府还在伊犁地区建立了另外七座城市。但不出所料，发展最快的是将军衙门所在的新固勒扎。
新疆的全部行政机构实质上是一支由将军统率的巨大戍军部队。从理论上讲，他还对洛罕、塔什干、布哈拉、博洛尔、巴达赫尚、阿富汗和乾竺特等外部地区实行“羁縻”政策。他对准噶尔的厄鲁特（加尔梅克人）各旗，对柯勒克孜和哈萨克各部、对平民移民地、对哈密和吐鲁番王公领地、以及对所有六城等，都有行政管辖权。但是，清政府的政策是尽量不插手当地民族的内部事务。在新疆的官员“既不尊重也不熟悉治下诸民族的语言和习惯”。①
清政府还在乌鲁木齐（迪化）设置都统协助伊犁将军，前者负责管理天山北部和维吾尔斯坦（哈密和吐鲁番）的官员。新疆驻军还分别在伊犁的新固勒扎和新疆西北部的塔尔巴哈台（楚呼楚）设参赞大臣；在喀什噶尔也设参赞大臣，东突厥斯坦人称之为“汗昂邦”，他负责管理六城的官员（从字面上讲，“六城”即除哈密和吐鲁番在外的东突厥斯坦）。将军一职和各地高级官员均由旗人担任。驻军总数在一万到两万三千人之间，主要是来自热河和中国本土的旗人，但也有游牧民（内蒙察哈尔人和降清的厄鲁特残部，有些是热河牧民，以及从伏尔加河归来的沙比）、满洲诸部（来自奉天省的锡伯人、来自黑龙江省的索伦和达斡尔人），以及甘肃和陕西的绿营汉军。他们作为无限期的占领军携家带口而来，实际上乃是永远留驻新疆的移民。
这些军队分驻南、北、东三区戍守。北区由伊犁将军直接管辖，兵员一万三千多人，是最大的一个区。到十九世纪之初，北区达九万八千余人，包括附属人员在内。北区驻军主干（实际上也是全疆驻军主干）是驻在新固勒扎的主力旗兵；还有一支庞大的旗兵归惠宁领队大臣统辖，附近则是锡伯、索伦、察哈尔和厄鲁特四营，各有其领队大臣；此外还有沙比营、达斡尔营和从绿营来的汉族军事移民。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主要从事放牧，向驻军供应马匹以及其他作战、运输和食用牲畜。
东区由驻乌鲁木齐的都统管辖，有兵员五千到六千，绝大部分是旗人。其中驻奇台（古城）一千、驻巴里坤（镇西）一千，此外还有数量不断增加的绿营兵。
南区不同于东区和北区，没有常驻军，大部分驻军是来自其他两区的换防兵。他们五年（最初为三年）一换，不得携眷前往。旗人和绿营兵驻守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乌什吐鲁番。来自天山北部的绿营兵则驻守焉耆、库车、赛里木、阿克苏、和阗等地。陕甘总督派来新疆的其他绿营兵则驻守哈密和巴 里坤。总计在南部的清驻防军约在六千人左右。此外，喀什噶尔还有一支由五百名东突厥斯坦士兵组成的小部队，他们由本族一名总管和六名属官率领。当地居民也执行站岗放哨等半军事性勤务。
在刚进入十九世纪时，即当浩罕崛起为地区性强国和英俄势力渗入清代中亚的前夕，清政府似乎把外有天山和帕米尔作为屏障的东突厥斯坦视为政治和军事上的死胡同。因此，清政府集中注意于防卫和开发天山北路，把六城视为维持军队的大税源。
在新疆驻军乃是耗资巨大之举，仅士兵每年薪饷一项就要耗费白银约三百万两，而当地每年税收远不及此数。向六城居民每年征收的税银和生铜仅达一千三百五十万蒲尔（指六城铜币），但此数不包括外贸关税和其他杂税在内。根据1801年的铜银兑换比价（220个蒲尔等于一两白银），这笔收入还不到六万二千两。①政府每年征收的谷物总计达六十四万九千担，主要来自准噶尔地区。即使算上一切货币和实物的附加税收，包括政府经营的铜矿和牧场的收入，新疆也是自力难支的。到1800年，驻军的官仓是满的（伊犁粮仓储备有五十多万担小麦，这是政府的唯一储备粮②），但是每年为维持新疆的耗费得从中国本土提解白银一百二十万两。
新疆货币有两个分割的流通区。第一个流通区是在准噶尔和维吾尔斯坦，远至西部的喀喇沙尔（焉耆），货币用白银，按重 量计值，一如这些银两的来源地中国本土那样。但是，早在1814年，北京政府就已开始努力减少向新疆输出白银。伊犁也铸造中国的标准合金铜币（制钱）。第二个流通区是在六城，它的货币制度为铜本位，但不是使用伊犁铜币，因为整个新疆铸造铜币没有标准化。六城货币的基本单位是蒲尔，这是一种纯红铜钱币，汉语称之为“红钱”。币面象中国本土的钱币，铸币地则铸以阿拉伯文和满文，五十蒲尔合一个坦伽。在1800年，六城仅有一家造币厂在阿克苏，六城以外地区则不流通蒲尔。六城以内没有金币或银币。不过，半锭和四分之一锭的银元宝以及少量甚至很普通的碎银也在市面流通，按重计值。
阿克苏造币厂年产两万六千吊（每吊一千蒲尔）。伊犁造币厂平均年产量为一千七百二十二吊（每吊一千文）。两家造币厂每年各铸币两次，一在春季，一在秋季。阿克苏蒲尔钱和伊犁制钱重量一样，均为一钱二分，但是蒲尔钱为纯铜，一蒲尔钱值伊犁钱五文。大部分生铜，尤其是阿克苏造币厂用铜，都是来自浑巴什的官办铜矿，那里由清军工兵开采，年产铜两万一千英磅（16，200斤）以上。由于当地产铜，而白银必须从外地输入，铜的价值与白银相比就日益低落。
准喀尔
从文化和历史方面来说，天山北路的牧区乃是蒙古地方的展延。统治游牧民的世袭扎萨克处于伊犁、库尔喀喇乌苏（乌苏）、塔尔巴哈台和焉耆的清军官员的严密监视之下。来自伏尔加河的加尔梅克人的两个盟也在准噶尔放牧。乌纳恩素珠克图盟由旧土尔扈特十旗组成，分四路安置：北三旗在塔尔巴哈台，西路一旗在精河附近（艾比湖南部），东二旗在库尔喀喇乌苏，南四旗在喀喇沙尔西北、裕勒都斯河地区的天山南麓。青色特启勒图盟由和硕特四旗组成，放牧在裕勒都斯地区的南路旧土尔扈特 附近。土尔扈特和和硕特部除免交牲畜税以外，其他如行政管理、进贡纳税和社会组织等都与内、外蒙古各盟相同。伏尔加河来的加尔梅克人也同其他蒙古人一样，信仰西藏黄教，因此黄教在北疆的文化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清廷作为黄教的保护者，也同支持蒙古各地的黄教寺院一样，向准噶尔的黄教寺庙作布施。
在边卡以西的各部地区和清帝国边境以外的草原地区，操突厥语的穆斯林游牧民（哈萨克人）可以随意放牧，事实上不受当局干涉。他们被视为外国纳贡者，每三年可到北京进贡一次，拥有同清政府进行双向贸易的垄断权：按官方规定，当局垄断着对哈萨克人的贸易，在理论上讲，准噶尔官员不许其他外国人在北疆经商。清廷与哈萨克之间这种以物易物的官方贸易，仅限于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哈萨克按规定价格用牲畜（主要是马）交换衣物（主要是丝绸），因为察哈尔部和厄鲁特部的养马不能满足军队的需要。然而哈萨克人还利用其进贡权另外私自进行交易。当局虽然向东突厥斯坦驻军供应哈萨克马，却不允许哈萨克人到东突厥斯坦出卖牲畜，东突厥斯坦人也被禁止前往哈萨克牧地购买牲畜。1808年曾有一些哈萨克人前往喀什噶尔出卖牲畜，当地官员便狠狠杀价，使哈萨克人只好带着牲口失望而返。在准噶尔和蒙古，政府当局限制稍宽。有时哈萨克商队以各种借口绕过政府限制，不时前往乌鲁木齐、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乌梁海地区和喀什噶尔。但是，清政府严禁向哈萨克、柯勒克孜和其他中亚商人出卖金属制品。
哈萨克人作为进贡者，是允许在清帝国边境之内放牧的。如遇暴风雪，清政府甚至让他们进入边卡区度冬，只征收百分之一的马匹作为报偿。新疆当局每年都派员前往草原向他们征税。由于哈萨克是外国人，清政府就没有在他们中间任命扎萨克，也不打算把他们划分为旗。在清帝国境内放牧的哈萨克人可以随意来，虽然哈萨克的首领们享有作为清朝进贡者的好处，但他们大 多数人同时也承认自己是俄国的依附者。
对哈萨克的内部组织，清政府的了解是模糊的，这是因为在十八世纪，中帐首领阿布赉既是中帐的汗，也统治大帐。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当局大概是按照准噶尔或哈萨克当时的分法把哈萨克人划分为两部：由阿布赉领导的极东部中帐和大帐称为左部；其余部分由阿布赉·穆罕默德领导的西部中帐哈萨克人称为右部。①后来发现极西部还有小帐，他们又划出第三类而称之为西部。这种划分反映了十八世纪后期哈萨克草原的实际政治现实，不过，清政府虽然知道哈萨克有三帐，却有张冠李戴之失。1782年出版的第一部官方新疆地方志正确地把左部同阿布赉和中帐联系在一起，右部却被编者误认为小帐和大帐，还说中帐首领阿布赉·法伊德（阿布赉·穆罕默德之子、阿布赉的对手）是大帐的汗。②1821年官方出版的《新疆识略》，部分地更正了这些错误。③但是，史学家和政论家魏源迟至1842年仍把小帐和大帐视为右部。④显然，十九世纪之初清政府对哈萨克人的“羁縻”政策是极为松散的。
另一支在新疆西部边境说突厥语的穆斯林游牧民是柯勒克孜人。清代史料称他们为布鲁特（柯勒克孜人并不使用这个名称），俄国人则称他们为石山野人、石山里人或石山人（由于他们是住在难以攀登的山区里），或称喀喇（黑）柯勒克孜人（因为与哈萨克人不同，他们的统治者不是王族，即非成吉思汗的子孙）。十九世纪的俄国需要使用这些称呼来区别柯勒克孜人和哈萨克人：俄国人称两者为柯勒克孜-哈萨克人、柯勒克孜-凯萨 克人、凯萨克人或迳称柯勒克孜人，以区别于俄国本土的哥萨克人。
清朝政府把柯勒克孜人分为两部：东部在天山之西，西部在帕米尔。但这种划分对柯勒克孜人的自我看法没有什么关系。①事实上，他们分成许多单个的小部从事游牧，没有什么政治总体，在情况需要时，他们随遇而安，可以自称是浩罕，或巴达赫尚，或喀尔提锦（希萨尔的东布哈拉省），或清帝国的臣民。在清廷看来，他们是贡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帝国的臣民。他们被要求每年进贡马匹，获准在新疆（远至东部阿克苏之地）放牧；还可以在喀什噶尔进行贸易，即在这里购买棉布和其他产品，而以出卖牲畜为主。他们支付的牲畜税是每三十纳一。至于其他货物，标准的税率是货价的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但是在实际上，这些人几乎完全不受法律的约束，清政府也不曾打算限制他们的进出国境。
准噶尔除了牧场以外，还有适于农耕的大片土地；所以，清政府曾将大量东突厥斯坦人的家庭迁至旧固勒扎地区（被称为回屯）生产粮食以充军政之需。这些人被称为塔兰奇人，到1800年之际已达三万四千人之多。清朝还派遣汉族绿营兵、锡伯、索伦和察哈尔兵携眷屯居于天山北部而组成非旗人的永久性兵屯，他们每年向新疆驻军交纳一定数额的收成。不过在十八世纪之末，这些兵屯的生产力显然不高；因此当局在1802年又在伊犁河北岸新固勒扎以东开凿了一条大型灌溉渠，创建了旗屯。尽管清政府对需要使用这些旗人农民干什么还拿不定主意，最终还是宁愿把他们训练为士兵，而允许他们将土地租给佃农，通常是租给塔兰奇人。政府当局曾不断完善灌溉系统，因此伊犁的农业地区得到不断发展。
从长远意义说，更重要的是政府决定从中国本土将普通汉人和中国穆斯林举家移居到北疆，这一政策是清廷在满洲北部未曾采取，而在蒙古地区当局也只是后来才被迫予以默认的。征服新疆以后不久，清政府就鼓励从中国本土移民定居于天山北部，把大片大片不用的牧场变为户屯。到十九世纪之初，定居北疆的中国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汉民即达数十万人，他们主要是在巴里坤、吐鲁番和乌鲁木齐等地。象在满洲一样，清政府也把罪犯流放到准噶尔来耕种流犯垦地（即犯屯，或遣屯）。到1777年，天山北部约有一万另七百五十户绿营兵和将近五百户流犯和配军，他们耕种着总面积约二十二万七千三百亩的土地。在天山南部，主要是在哈密和吐鲁番，也有一些屯垦地，但其总面积不到上述数目的三分之一。
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屯田的绿营兵并没有大增，流犯的人数也从未超过二千，这是因为政府在1804年开始取消了犯屯。但是，由于被政府给每户提供三十亩土地的措施所吸引，户屯的人数则大大增加。在1775年，户屯数目不足一万七千二百户，约七万二千人，主要是在乌鲁木齐一带，开垦的土地总面积将近280，253亩。到1800年，操汉语的人口肯定已翻了几番，因为在1808年，乌鲁木齐各县的民户农田数量已是1775年的十倍。①伊犁的垦地和客户也增多了，到十九世纪新来的移民已有在库尔喀喇乌苏和精河定居者。他们取得了土地，象在中国本土一样纳税服役。清政府也允许工匠和商人携家从中国本土移居北疆，准许他们在北疆和哈密地区做买卖。
准噶尔地区最宝贵的资源就是这里的地下矿藏。在1801年，清帝由于担心淘金热会从中国本土引来大批人口而造成政治麻烦，降旨禁止在准噶尔开采贵金属，但是，黄金和炼矿却由政府管制，交私商开采。计有金矿十四座，雇工1，223人，每人每月向政府交黄金三分。这样，政府每月的黄金收入就有36.69两。铁矿和锡矿（主要用于造子弹）也曾开采；在十九世纪头十年，准噶尔的铜矿也开始被采掘，主要是供伊犁铸币厂使用。
伊犁的农业人口在行政上由驻新疆的将军管辖，但是驻乌鲁木齐都统管辖的东部地区的汉族农民、工匠、商人和矿工，归甘肃省政府节制。治理他们的是驻在乌鲁木齐的镇西（巴里坤）和迪化（乌鲁木齐）道台，他负责三个行政分辖区的军政事务：镇西府、迪化独立州和吐鲁番厅。
来自陕西、甘肃和四川的中国穆斯林被东突厥斯坦人称为东干人，他们占操汉语的移民之绝大部分，仅在新固勒扎一地就有一千五百户。东干人是逊尼派（正统的穆斯林），他们有些法官是属于哈乃菲法学派，有些是属于沙菲伊法学派。苏菲教团（神秘兄弟会）也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中起重大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有纳赫什班迪派的“老教”或“旧教”（库菲亚，即“静默”兄弟会），他们同十八世纪早期的传道者马来迟有关系；还有马明心（1781年去世）的新教，这是纳赫什班迪派的另一支，人称札里亚派，即“口传”兄弟会。东干人读阿拉伯文祷告书，用汉语传教和解说。他们过着严格的生活：剃须、戒烟酒、不食猪肉。他们逐渐离开镇西、迪化和吐鲁番屯区，不久就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成为主要的居民。尽管清政府禁止向东突厥斯坦移民，他们还是有许多人来到天山南部的绿洲，在那里开饭馆和贩茶叶为生。
不过，东干人的穿着同汉人一样，很不容易同东突厥斯坦人和其他中亚穆斯林相混淆，因为后者都把东干人看成异己和入侵者，容易把东干人看成一般汉人。然而，不论东干人走到哪里，他们的经商才能及其处于汉文化和穆斯林文化之间的中介地位，使得他们在商业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所有非穆斯林的汉人实际 上都是陕西人或甘肃人，大多数属于绿营兵。其他汉人则是书吏、商人、工匠，当然还有农民。因为东干人操汉语，所以他们能与那些人打交道，这就使他们得以接近政府的低级官员，并能加强他们自己同熟练的汉族工匠和中国本土商号的联系。东干族男子通常也娶汉族妇女。因此，通过婚姻纽带进一步扩大了商业联系，并且通过用伊斯兰宗教灌输子女而扩大了穆斯林团体。又因为许多东干人会讲一点鞑靼语，所以他们也能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同哈萨克人作买卖中沾光。当地戍军看中东干人不贪污受贿，便宁愿使用东干人而不用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充任警察。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干人的人口、经济势力以及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也不断地增长。①
东突厥斯坦
东突厥斯坦，即小布哈拉，位于天山之南，由东北区和西南区两部分组成。东北区旧称维吾尔斯坦，西南区即塔里木盆地，比东北区大得多，称为六城或喀什噶里亚；有时六城或喀什噶里亚之称也表示整个东突厥斯坦。在维吾尔斯坦和六城两地区，居民几乎全部操突厥语。只有少数人还懂得塔吉克语这种中亚形式的新波斯语，而到十九世纪，懂塔吉克语的人就更少了。②在宗教方面，东突厥斯坦人是逊尼派穆斯林，奉哈乃菲派法律。他们虽然不无自己的文化特点，但仍是中亚突厥-伊朗文化的一部 分。如果不算外国人和外国人娶当地妇女所生的子女，这里土生土长的人口大概不到三十万，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住在塔里木盆地的西端，即喀什噶尔地区，东部的维吾尔斯坦人口仅约占此数的十分之一。①从1759年到1820年代清朝进行征服期间，东突厥斯坦的人口和耕地似已增加一倍。
作为一个整体，东突厥斯坦人除了耶里克（意即“本地的”）以外没有一个共同的族称。他们分别用所在绿洲的名称来称呼。在喀什噶尔的本地人自称喀什噶尔人，在吐鲁番者自称吐鲁番人，余类推。甚至外国穆斯林也不把东突厥斯坦人视为单独的人种集团，例如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内曾在新疆经商的西伯利亚鞑靼商人穆尔塔德·法伊德·阿丁·玛尔真就曾混淆东突厥斯坦人和西突厥斯坦人，而统称之为“乌兹别克人”。②
但是，也有几个人种集团不同于绿洲操突厥语的一般居民，例如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吐鲁番和叶尔羌等地区的刀朗（多兰）人。他们讲突厥语带有自己的口音，他们的妇女则象柯勒克孜人用白巾裹头。在阿克苏和乌什吐鲁番地区，他们饲养那种厄鲁特人普遍饲养的羊，还为新疆驻军管理驿站。乌什吐鲁番地区还有一种牛盖特人，显然是柯勒克孜人血统。他们夏居毡帐，冬返定居点，依靠饲养牲畜为生，专司为清政府扫除木扎提山口的冰雪。英吉沙尔和叶尔羌两地之间的居民中，也有这种夏 居帐篷冬返村居的人群。①罗布泊地区的定居者多少不同于其他东突厥斯坦人，他们可能并不都是穆斯林。②在1800年，除了少数例外，乌什吐鲁番的居民似乎不是当地土著，他们的父祖是大约三十年前被清政府从塔里木盆地各地迁来这里的。远至东部的甘肃肃州还通行突厥语；过了肃州，中亚商人就需要会讲汉语的译人了。③
在塔里木盆地的西端，主要是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一带，有一大批外国商人，其中包括一些与外商有联系的工匠和越来越多的混血儿。清政府曾于1795年禁止外国人娶当地妇女为妻，但这禁令难以贯彻，天长日久，外国穆斯林（主要是浩罕属民）与喀什噶尔妇女成婚者越来越多。他们的子女被称为察尔虎特，尽管其语言、住地和文化不同，但仍随他们父亲的国籍。这种混血儿所生子女同样被认为是察尔虎特，不算清朝属民。旗人也有娶当地妇女为妻者，不过法律是禁止清朝官吏娶东突厥斯坦妇女的。这类婚生子女则被认为是当地人。
在喀什噶尔地区的塔什密里克居住着柯勒克孜的土拉吉尔钦察部，该部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约有五百户。这是清政府唯一允许住在东突厥斯坦而与绿洲定居居民同等看待的柯勒克孜人。在叶尔羌地区的有些村落中，还有一些从奇特拉尔和瓦罕释放出来的奴隶前来定居，他们就是所谓的什叶派（拉菲迪）。在许多山区则有塔吉克人、哈尔查斯人（山地塔吉克人）和瓦罕人，他们都讲伊朗语，在清国领土上过着半游牧生活。虽然他们现在是穆 斯林，却还保留着伊斯兰时期以前的伊朗拜火教残余。①甚至在塔里木盆地绿洲的东突厥斯坦人当中，也还有着前伊斯兰文化层的遗迹，尤其在社会底层人民当中是这样。例如祈雨巫师还有其市场，他们将巫石涂上动物之血，或将它放置在“甜水”中，就可以作法降雨降雪。还有萨满教徒也仍然行他们的旧法。②
六城和维吾尔斯坦两地的经济都依靠绿洲农业以及手工业和贸易；除少数人外，东突厥斯坦人几乎或者从事耕种，或者在城市经商为生。绿洲的两大生活区一方面是天山、帕米尔和昆仑山，另一方面是塔克拉玛干和罗布泊沙漠。山脉是河流的发源地，最终提供了地下水，沙漠则吸收水，并形成了一个逾此界限即不能定居的区域。在靠山一侧，这个区域与牧场混然一体。在沙漠一侧，它的宽度仅达人力灌溉所及之处。这里的雨量少得“几乎满足不了放牧所需之水”，即使下雨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春天下雨能把阳光挡住，而雨量却不足以“弥补太阳不能融雪为水的损失”。③据一个旅行家说，叶尔羌这地方是烟尘迷漫，难见新月，降雨如降泥水。④
除缺水和偶尔发生地震外，东突厥斯坦的环境是合乎卫生的。与相邻的甘肃相反，这里夏季气候干热少雨，冬季严寒，流行病不 易发生。性病在城市和牧民中倒是常见，但流行性伤寒却很少，流行性霍乱则更为罕见。①偶尔也有结核病，但是没有疟疾。②
灌溉方法最初是从西部传入东突厥斯坦的，它广泛利用水沟、水管和地下水渠——坎儿井，以适应透水性强的黄土和沙砾地区，因为这里地面水会很快被吸干。某些作物收获量是很高的。特别出名的是维吾尔斯坦的葡萄和瓜，最好的是吐鲁番葡萄和哈密瓜。吐鲁番出产的无核葡萄干誉满中亚，远销印度和中国本土。农业技术和销售方法虽然实用，但比较原始，总的说来，粮食产量可能远较中国本土为低。农民种植苜蓿以肥田，不采用轮耕法。储粮的普通方式是建仓库，但因气候干燥、冬天寒冷，粮食也可以储藏在地下，所以贫苦农民一般都采用地窖，特别在不太平年月居民普遍采用此法。
叶尔羌与和阗地区盛产长毛羊的披巾羊毛，“这种羊几乎每个地主都有一大群”。③六城西部多种桑树，这里产丝，主要靠妇女劳动。不过大宗经济作物仍是短纤维棉花，农民用棉花交税，或把原棉卖给政府和新兴的纺织工厂。大麻也是有价值的农作物，和阗就有规模相当的制绳厂，并且也有地毯织造业。大麻还用以提取麻醉品和其树脂汁（charas）。④罂粟壳之汁液（kōknār）也颇受人欢迎。大概在十九世纪之初也已开始种植烟草，而且汉人随着清军的征服而流入北疆，也带来了酒类，可能还扩大了鸦片的使用。但是对天山以南这些工业在1800年之际 的发展情况，则不甚了解。在十八世纪早期东突厥斯坦就已开始酿酒，但对十九世纪早期的制酒情况还一无所知。
政府在阿克苏地区的浑巴什开办了一个重要的炼铜厂，在乌什吐鲁番设立了一家硝石公司。塔里木盆地的西南端出产玉石，是由政府垄断的。和阗地区的河流出产白玉，美玉的价值同银相等。叶尔羌地区出产绿玉，这里也开采金矿，同样由政府垄断。克里雅有一个产量很高的金矿。和阗诸矿经常雇用的工人约二、三百人。在冬季，和阗“全体居民”都得前往路程有四十天之远的地方为政府采金。在克里雅金矿附近的河砂中，也发现有黄金。①还在焉耆、库车和乌什吐鲁番等地开采硝石。在阿克苏和库车开采琉璜。阿克苏、库车和赛里木的居民则开采附近的铜矿。
绿洲之间也有一些贸易往来。例如和阗就有贩卖玛什鲁（mashrū‘，一种丝、棉混纺布）、绸缎、纸张、金砂（尽管有政府垄断）、丝、葡萄、葡萄干和其他商品的商队前往叶尔羌，叶尔羌也向和阗输出铜壶、皮革和靴子。和阗的收入超过叶尔羌。
在清朝统治之下，东突厥斯坦社会仅有三个官方承认的阶级：土官（伯克）、宗教上层人士（阿訇）和普通属民（阿勒班克什，意即纳税人）。对伯克和阿訇是免税的，法律对一般宗教人士来说，解释是很宽大的；赛伊德、毛拉、派尔札德和法基尔等人都免交人头税（阿勒班）。普通属民则要向政府交纳人头税和服役。城市的普通属民用货币纳税，农民则交纳谷物。②居住在六城地区的外国人，即使同妻子老小一起定居在这里，也依然 被视为过客，免交人头税。①
普通属民当中人数最多的是：（1）自由农民（rā‘āyā’，拉阿雅），他们自有土地；（2）官地或官田（khāniyya，卡尼雅）上的佃农；（3）私有土地者的佃农。少数有地的农民——主要在哈密和吐鲁番——拥有免税的财产。其他从清代以前继承所有的土地拥有者，则应缴纳什一税，即向清政府交纳其收成的十分之一。此外，自由农民还要为政府举办的公共事业服役。政府的佃农可以得到种籽、耕畜和农具，但要向政府交纳一半的收成。私有土地者的佃农则要定期重新商订租约，条件当然前后不会一样；但是也要向政府交纳其收成的十分之一。交给地主者大概至少要占十分之二。清政府尽管确实采取了某些专门措施，但在1800年之际，东突厥斯坦的土地租佃、纳税和服役方式基本上是一仍旧贯，同中亚其他穆斯林地区的方式非常相似。②还有一种农民叫“烟齐”（ynchi，即家奴），他们不以自己的名义纳税，所以不在普通属民之列。家奴最初是犯人，为伯克干活。后来因为伯克强迫农民当“烟齐”，而有些农民为了逃税和避债也自愿当“烟齐”，所以家奴的数目增长了。
宗教组织由三种人组成。在清政府看来，第一种是阿訇。他们凭借其能力和教养行使宗教职能，是唯一拥有官方地位的宗教阶层。他们当中有法官、法学顾问（穆夫提，旧译木甫提）、清真寺神职人员和经文学校（madrasa）教师。政府从所收人头税中拨出一小部分给经文学校学员、毛拉、法基尔和游方教士。第二种是圣族（赛伊德与和卓），他们在东突厥斯坦的居民中最受尊敬，其中最重要的是玛赫杜姆家族，他们是十六世纪著名的纳 赫什班迪教团的教长（谢赫），即玛赫杜姆·依·阿扎姆的后代。另一个是库车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和卓们的圣族，他们是十五世纪阿勒沙德·阿丁教长的后裔，使莫卧儿人皈依伊斯兰教的就是这位教长。第三种是出身比较卑微的谢赫和苏菲兄弟会的成员，尤其是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几个分支，也包括乌瓦依什亚、库布拉维亚、哈迪里亚教团等等。苏菲兄弟会在东突厥斯坦也同在准噶尔的东干人当中一样，具有很深的影响。
在清朝征服以后，也许除了哈密和吐鲁番当地的统治者有权视需要任命毛拉担任政府职务外，东突厥斯坦的阿訇已经没有其他中亚地区的毛拉所享有的那种政治权力了。这样便没有人沟通土官与被统治的民众之间的鸿沟了。只有阿訇在经文学校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可兰经及其各种注释；因此，宗教教育在东突厥斯坦的影响便不如在土耳其-伊朗世界那样大，虽然单是在叶尔羌一地就有十所用捐款建立起来的宗教学校。
清政府似乎承认大部分瓦库夫（waqf，宗教捐赠）的土地、墓地建筑和其他圣地有免税特权，免税甚至包括距离喀什噶尔旧城东北十里左右的牙忽都地方的阿法其墓在内。清政府在牙忽都还派兵保护和卓的陵墓，这可能是别有动机的，因为牙忽都乃是新疆的阿法其·玛赫杜姆家族最神圣的中心，也是此派同情者的集会场所。既然有私人提供新的宗教捐赠，政府显然就毋需资助了。①如果阿奇木伯克，即当地统治者，把政府官地作宗教捐献，那些土地也免税。②瓦库夫财产为照看墓地和寺院的谢赫提供了经济基础，甚至 使他们生财有道。其中许多谢赫是苏菲，都出身于圣族。
在东突厥斯坦的两大地区中，维吾尔斯坦（主要是哈密和吐鲁番）与中国交往的历史较长，清朝对那里的控制也有很深的根基。象蒙古的旗王公一样，哈密王和吐鲁番王也属于清皇家贵族之列，是世袭统治者（扎萨克），而不单纯是清廷官员或代表。因此，哈密和吐鲁番的地位与蒙古诸旗相等，驻乌鲁木齐的都统仅对他们的事务实行单纯的监督作用。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只有将近两千四百名绿营兵和约二百名汉民流犯（流犯都在哈密境内），他们耕种着总数约四万五千二百亩土地。①受清政府直接控制的还有汉族移民和来自中国本土的汉商。不过对于维吾尔斯坦当地定居民的治理，哈密和吐鲁番的扎萨克享有完全的自治权。他们自己向清廷进贡，但只有他们才有权向所辖属民征税。不全适合这条规矩的唯一例外就是：耕种清政府官地的当地人（主要是在辟展），每年得向清政府交纳土地使用税（其总数约为粮食三千五百担）。
东突厥斯坦的另一主要地区——六城，在政治设置方面大大有别于维吾尔斯坦，因为塔里木盆地的整个官僚机构是直接受清廷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统辖，参赞大臣则归伊犁将军节制。来自伊犁的旗兵和来自甘肃、陕西、乌鲁木齐的绿营兵组成的主要戍军，指挥部设在乌什吐鲁番，该地是通向连接六城与伊犁的木扎提山口的要冲。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叶尔羌，有一支较小的戍军是八旗兵和绿营兵；焉耆、库车、赛里木和阿克苏等地也有绿营兵驻守。主要的军事垦区在焉耆和乌什吐鲁番。和阗也有绿营兵。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乌什吐鲁番以西之地不驻汉军，以免引起六城居民——最集中的地方是在塔里木盆地的两端——的反感。
清政府担心汉族商人会控制六城的经济（就象汉人商号和钱庄在满洲和蒙古所作所为那样），从而激起东突厥斯坦人的愤怒和反叛，因此采取一种严禁六城与汉人接触的政策。派到六城的清军也采取换防制，以防他们久留当地；清政府还尽量少用绿营兵，而把六城官地租给当地农民生产粮食以供军政之需。清政府不在六城设立流放地，也不许平民移民和商人进至哈密以西各地。没有恰当的理由和合法的护照，清朝当局不许可汉族平民前往东突厥斯坦的任何地区。
清朝政府还竭力把其官吏同六城土著隔开。在塔里木盆地的每一主要城市，清朝都建造了有围墙的要塞，作为衙门所在而与当地土著居民分开，这是满人或汉人的县治，称为焉吉沙尔（新城），或哈拉伊沙尔（城堡），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则称为古勒巴格（意为“玫瑰园”）：清守军、官署和非本地官员即居住于此。这些满人城堡位于旧城之外。在某些小居民点，它们仅是一些位于旧城镇旁其围墙仅及肩高的土围子。到十九世纪中期，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在库车就已经混杂而居。新城与旧城之间的交通限制是严格的。只有在白天清朝人员才可与当地人接触。入夜则将城堡大门上锁。未经邀请和批准，东突厥斯坦的男女人等不许进入满人城堡。同样，清朝官员也不能随意前往土著村镇。唯一的例外是得到当局许可（但却未必合法）的少数清朝官员在那里开设酒店、客栈和酒厂。政府是限制放债、雇佣当地劳力和订立其他商业合同的。
清政府对于伊斯兰和当地习惯持不干涉政策：允许东突厥斯坦人使用回历，穿着传统服装，除伯克外可不留辫子。不过，比这些象征性姿态更重要的是，清朝尽量保持了许多是在莫卧儿人、准噶尔人和玛赫杜姆家系和卓们统治之下就已存在的当地的统治形式。尽管清王朝象先前加封哈密和吐鲁番的统治者为贵族那样，也把库车、拜城、阿克苏、乌什吐鲁番与和阗的几位东突厥斯坦支持者封为贵族，但在六城却没有设立有统治权的扎萨 克，而是建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人的官僚阶层。由伯克和阿訇组成的这个官僚阶层住在土著城镇和乡村，直接治理当地居民，并按照流行的哈乃菲学派的法律成例审理案件。使外国人印象很深的事实是：穆斯林与“中国人”（指满人、绿营兵和六城地区其他非土著属民）之间的纠纷也用穆斯林法律解决。一位旅行家就曾经指出：“法律执行得很严，即使对贵族也一样；如果某王公杀死一个穷人，凶手也没有指望可免死刑”。不过，在司法方面，清政府至少从中国本土带来了一个新花样：外国的穆斯林曾因看到罪犯戴枷而表示吃惊。①
在清朝统治下，土著官吏一经任命便都拥有伯克头衔，即使那些官职是非世袭的也如此；即使任职的官员也不必选自清代以前就有世袭伯克头衔的贵族之家。换句话说，“伯克”过去是贵族的称号，这时已经变成“官员”的同义词。虽然有些伯克因世代为伯克而出于礼貌之故被继续称为伯克，但是清朝采用这一头衔的实际作用在于侵夺塔里木盆地土著传统贵族的领导，并使满人的王朝成为一切世俗权威的来源。
最高级的伯克（清制三、四品）要著汉装和蓄辫。政府对于他们的任命遵循“回避法”，就东突厥斯坦的情况来说，这意味着土著不得担任当地的主要伯克。在理论上，回避法旨在防止贪赃枉法，但是清政府在六城推行回避法的主要理由，还在于它在政治上驾驭哈密和吐鲁番的统治者家族以及库车和拜城的新贵族（因为他们的地位完全是受清朝之赐）比驾驭东突厥斯坦其他地方的上层贵族更有把握。这类伯克的官职不是世袭的，但是除非渎职，都能继续留任，不象清朝驻军员司那样定期更换。换句话说，六城的最高级伯克们都是行政首脑和官员，而且一般都是贵族，但他们与哈密和吐鲁番的统治者不同之处是不能世袭。他们 最后要受理藩院管辖。最高层伯克享有每年进京朝贡皇帝的特权，从而使他们得到相当可观的回赏和许多好处；直到1859年，这种作法才被废除。
统率土著官员的是几位阿奇木伯克，即几位地方的总管，其中最重要的是主管八大城行政的阿奇木伯克：这八大城即焉耆、库车、阿克苏和乌什吐鲁番组成的所谓“东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额里齐（即古和阗，和阗之名此时已用于总称全区）组成的所谓“西四城”。这些城市各有属区，由许多小城镇和乡村组成。喀什噶尔和英吉沙尔的阿奇木伯克有权直接向北京的皇帝上奏，其他地方总管同中央政府打交道则要通过新疆驻军当局，如果必须同北京联系，可以通过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在阿奇木伯克之下，则是一大批专司其事的小伯克。
伯克没有直接薪俸，他们的收入来自赏赐的官地（多寡视品级而定），享有官地的全部收成；还有赏赐的奴隶为他们耕种和承担其他劳役。按照清朝惯例，国家还给予他们少量养廉银，在调动工作时由政府出盘费。作为一种权力象征，伯克坚持要下属叩头，且蓄发留辫。浩罕和布哈拉的官员往往不通文墨，六城的伯克则不同，他们既通汉文和满文，也懂得一点宗教和历史。伯克们可能遇到的一项令人头痛的礼仪就是每月月初清晨都要到孔庙祭孔，不过他们似乎已将这种国家大典同自己的宗教调和起来了，伯克们在这里要向皇帝画像跪拜。他们也模仿清朝旗人，又喝酒，又吸鸦片。①
官方所承认的一部分宗教集团不受当地官吏的管辖，但是按照惯例，必须在公共道德和宗教教育方面受他们的司法官员的监 督。同土著民政官员拥有伯克头衔一样，那些教团的成员也都有阿訇的头衔。阿訇，实即东突厥斯坦的官员乌列玛，他们执行地方司法职能，组织和领导居民的宗教和文化生活。各地教团的主要人物是大法官（阿拉姆阿訇），其下属有法官（哈孜阿訇）和顾问（穆夫提阿訇）。大清真寺的掌教、捐施收集人、教区清真寺主事以及在经文学校传经授课的阿訇，都对当地的大法官负责。阿訇们的生活来源还不清楚，不过他们似乎是依靠捐赠和不动产收入。许多阿訇，特别是最富有的阿訇，都从宗教布施中获得收入。
六城地区土著的内部事务虽然掌握在当地的伯克和阿訇手中，但是东突厥斯坦人还是要直接向清政府纳税服役。上面提到的六城年产铜价值一千三百五十万蒲尔，其中价值一百六十万蒲尔的生铜系产自浑巴什，其余全是当地的税收，绝大部分是向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居民征收的。六城居民每年要纳粮六万六千余担，缴棉布十四万三千余匹，其中大部分也同原棉一样是来自塔里木盆地西端。
这些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用铜或粮食的形式收缴的人头税（相当于“每人每月一卢比加上土地收成的十分之一”）。①政府也允许用铅、棉花、布匹或琉璜、硝石（火药原料）代缴。此外，个人的商业交易、店铺、市场、菜园、果园、煤矿及其他建筑物等等，也都要交税。在另一方面，政府把黄金和玉石视为贡品，要求直接送往北京，新疆驻军不得征税。参加守望哨所的东突厥斯坦户和五百名喀什噶尔兵则免人头税。还有一种特别税用于维持木扎提山口通道（这门差事主要是由牛盖特人担当）的开支。关于地方官员的开销，由阿奇木伯克在六城对每户征收一种半官 方的四十取一税（qrqlq），如有不足，阿奇木伯克还可征收附加税。每遇清军驻军官员巡视六城哨所，阿奇木伯克还要加征税项以充迎送费用。伯克有时还向普通属民无偿征收衣食和其他用品；若有清朝旗人征用财产，伯克便加征特别税以补偿财产主的损失。除了这些捐税以外，还有一种中亚传统的驿马税（ulagh），那是向有马之家征收的。城市官员要定期向户部报告税务；尽管税额固定，贪污现象显然是很普遍的。
当地的伯克及其上司清朝官吏还以其他方式滥用职权。各级政府之间都是贿赂公行。阿奇木伯克并利用职权在市场按固定价格收购货物，到收获季节以高价卖出。伯克们还非法买卖官地以谋利。他们操纵着农民灌溉用水，而不公平合理地分配。他们开垦荒地而不上报。他们向小农放款，使他们债台高筑而沦为“烟齐”（家奴），伯克则占有其财产和劳力。货币作为纳税和市场支付的规定手段用得越来越多，这便加强了伯克上下其手的能力。农民实际上只得出卖自己的作物去“买”钱，然后用钱去买生活必需品和交纳政府的需索，特别是那些非正式的需索。
六城的对外贸易
货币的使用便利了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也促进了货币的使用。十九世纪前二十五年的材料表明，这里贸易是自由的：就卖给东突厥斯坦人的货物而言，并无走私货。①进口货主要是牲畜、水果、披巾羊毛、毛皮、鸦片、吸烟用印度大麻、欧洲制品（多数是俄国货）以及奴隶——男女孩童（他们的价格从二百到五百卢比不等）和成年奴隶。这些奴隶是由巴达赫尚、瓦罕和什克南的商人从乾竺特、吉尔吉特和奇特拉尔贩到叶尔羌来出卖 的。①合法的出口货主要是珍珠、宝石、生丝（此项货物也进口）、绸缎、羽纱、棉布、棉纱、瓷器、基连（kiriana，即香料和药材，尤其是大黄，后者是向中亚西部出口用作药材和染料的大宗货物）、大麻汁和茶叶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茶叶，那是从华南用马队驮运到和阗转口的。茶叶分箱装散茶和茶砖（每驮载三十到四十块）两种；茶砖质量低下，只有穷苦人家使用。非法的输出品以金银锭（金锭、银币和银元宝）为主，其中许多是来自中国本土，特别是茶叶、金银、宝石、丝绸和香料药材（基连）等，主要是山西、陕西、江苏、浙江一带的商人运来的；商人们又从这里购买当地出产的丝绸、牲畜和其他货物运回中国。
关于中国本土与新疆之间的商业往来还有待研究，不过很清楚的是，清朝的歧视性税制偏向汉族商人。输入中国本土的货物只有玉石在嘉峪关纳税。中国本土与六城之间的贸易在乌什吐鲁番是合法的，东突厥斯坦人把丝绸、粗白布、毛革和其他商品卖给来自中国本土的商人，要照价纳税十分之一，而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出卖，只要纳此数之半。在乌什吐鲁番，安集延人和其他外商出卖货品仅纳税百分之五，汉商把除茶以外的货物卖给六城商人，所纳之税甚至更低，只交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
从甘肃运到新疆供本地消费的茶砖是由特许商和政府经营的。根据1760年的法令，政府也允许非特许的山西私商经由蒙古向准噶尔贩运少量布匹和未分类的茶叶，主要供输出到中亚去。四川商人则在古城出卖大米和白面。江浙商人经常设法到叶尔羌经商，但是在政策上汉商是不准进入六城的。部分例外就是允许甘肃茶砖特 许商前往六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未经特许的山西商出卖的茶叶和其他商品在六城市场上日见增多。就往来新疆的汉族茶商而言，非特许的山西未分类的茶叶贸易（当局是不大容易控制的）比特许的甘肃茶砖贸易获利更多。但是从政府的观点来看，得自甘肃特许商的收入要比山西商人交纳的税为多。①
除了乌什吐鲁番之外，六城、准噶尔与中国本土贸易的主要集散地是焉耆，这是六城地区唯一允许蒲尔和伊犁铜币同时自由流通的城市。焉耆的人口大部分为厄鲁特人（加尔梅克人），它的周围地带又是六城唯一允许汉移民定居和拥有私人土地的地区。因此，根据清朝的隔离政策，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的居民和外国商人都不许进入焉耆城内。其他地方的居民虽可进入该城，但是不准定居于此。②
尽管六城的贸易兴旺，东突厥斯坦的商人却没有发财，这是因为有权势的官僚对私商横加干涉，敲榨勒索。这里官吏的贪婪和儒家的一向轻商这两者互为影响。这样的商人不论如何富有，都没有社会地位；一度起过相当作用的贸易公会，在清朝征服之后也失去影响，不再成为沟通官商的桥梁。甚至就教育程度而言，当地商人也比中亚西部的商人为差，因为在中亚西部，商人一般都在宗教学校受过教育，学识仅次于毛拉。
喀什噶尔商人到国外经商，是在1794年开始受到限制的。他们只能获得通行证，成群结队越过边境哨卡到最靠近的柯勒克孜人 当中进行交易，仅此而已。他们受到官方税收的歧视，进口税负担沉重，官吏又勒索敲榨。他们甚至必须用钱购买经商权利。
一般说来，清朝推行的政策在效果上是有利于外国商人、而不利于六城商人的，因此当地商人在某种程度上只得依附于外商。发了财的六城商人要留居塔里木盆地就得隐瞒资财，假装贫穷。否则，如果买卖做得相当大，他们就得前往伊犁或乌鲁木齐去住，那里的官府压力要轻一些。对于作为清朝贡民的哈萨克人和柯勒克孜人所进口的牲畜，政府照价征收关税5％，而对于外国人所输入的牲畜，政府只征税3 ％。喀什噶尔商人输入的丝绸制品和毛皮要纳税10％，外国人输入的同样货物仅纳此税之半数。就大多数商品说来，当地的进口商要交税5％，外国商人只交纳3 ％，但若系“克什米尔人”（包括巴尔提人和帕米尔诸国的商人）则只交2.5％。从巴达赫尚进口宝石，税率是每斤五百蒲尔。①这项政策的后果之一是白银外流，清政府曾经试图制止而未能奏效。
大多数外商都是来自浩罕、布哈拉、巴尔提斯坦、巴达赫尚、乾竺特、克什米尔或哈萨克草原，但也有伊朗人、希尔凡人、俄国鞑靼人（或诺盖人）、印度人、中亚犹太人（他们聚居于浩罕者人数很多）和亚美尼亚人。帕米尔的柯勒克孜人大概总是冒充当地属民前来的。清朝当局弄不清这形形色色的外国人，便统统把他们看作“安集延人”（安集延是浩罕控制下的费尔干纳 一个城市和地区）或“克什米尔人”，①所以政府甚至许可非进贡国的商人前来新疆做私人买卖。其实所谓“安集延人”就是在喀什噶尔经商者，所谓“克什米尔人”就是在叶尔羌经商者。但是，作为贡使似乎更有利可图，外国使节往往向驻新疆的将军和其他高级官员赠送马匹，得到的回赠总是比原来礼物的价值更高。②
浩罕的属民和来自布哈拉及中亚西部其他地方的商人，都在喀什噶尔（它在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比布哈拉更大）进行大宗的对外交易。③因为清帝国的官方态度是把贸易看作一种给予外国人的特许（认为是他们需要富饶的中国的物产），以换取安定和对清廷的忠顺姿态，所以外国商人就取得可以讨价还价的地位和一定程度的自治，这两者都是本地商人所没有的。浩罕的属民，即真正的安集延人，地位尤其出众（因为“他们的举止和习惯很象”喀什噶尔人），④是喀什噶尔的外商当中人数最多的集团，因此，在当地的外商界占支配地位。为了替这些商人说话和监督日常的市场活动，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与外国商界共同指定一位高级外商作监理（满语hda-i da，即商目）⑤：他也象中国沿海商埠的大班那样并不是清朝的官员。但监理又不同于大班，他（至少在起初）对一切外商进行监督，而不是一个监理单独监督与新疆通商的某一国属民；外国商界有此监理，便享有高度自治 权，摆脱了清朝统治的干涉。
这种外商监理通常是用浩罕人，后来这一职位逐渐变成浩罕政府试图控制喀什噶尔对外贸易的工具。喀什噶尔的对外贸易大部分取道浩罕，这一事实就进一步促使浩罕政府插手于喀什噶尔，而喀什噶尔的贸易又反过来促进了浩罕经济，对十八世纪之末浩罕国的迅速发展大有裨益。起初，清政府对此采取妥协态度。1809年清朝通知浩罕统治者阿里汗说，鉴于他们的行为恭顺，着令该国当年输入新疆的商品免缴关税。清朝又说，以后浩罕输入商品的关税将减半征收。
同印度、西藏、拉达克、巴尔提斯坦、阿富汗和帕米尔诸国的贸易则集中在叶尔羌（此地人口甚至比喀什噶尔更多）和色勒库尔地区，这些地方也是印度与俄国通商的会合点。在这里和在和阗，安集延人在外商中所占的比重都小得多，更多的是巴达赫尚人、克什米尔人、阿富汗人、巴尔提人、西藏人和印度人，但是没有犹太人或俄国鞑靼人。①这使外国人的成份比在喀什噶尔更复杂。是否也有象喀什噶尔“商目”那样的单一的外商监理，目前还不得而知。
准噶尔与六城之间的贸易集中在阿克苏，这是因为此城靠近经由木扎提山口越过天山的通道。在阿克苏的市场上，东突厥斯坦人同哈萨克人和天山柯勒克孜人的贸易占重要地位，至少早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每逢集市就已经是“街市纷纭，摩肩雨汗，货如雾拥。”②到八十年代末，大量俄国商品开始涌入阿克苏，清朝不能制止，其部分原因是恰克图的中俄贸易已经终止，清朝商人便从阿克苏把这些商品转运到清帝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外国 商人在阿克苏定居下来，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阿克苏的人口包括本地人和外国人，合计似已超过一万户。其中约有八千四百户登记为清朝属民。①
入境外商到达清帝国境内的第一道关卡是要出示护照，获得许可以后方能通行，这需要得到一名新疆保商——类似中国沿海商埠的“行”商（见第四章）——提供的书面保证，其中言明：“被保人向无债务，其出境后如有涉讼事项，均由保人负责承担”。外商将此文书提交当地伯克，伯克转呈清朝驻军当局。后者留下原件，将汉文译件交给外商。②来自中亚的外商用这种方式取得合法护照后即可前往六城西部和准噶尔经商，但是不准去库车、焉耆、吐鲁番、哈密和中国本土。有些外国人，其中多是浩罕人，但也有布哈拉人、巴达赫尚人和克什米尔人，甚至设法（常是借助于伯克）把商业利润投资于六城土地。外商在清帝国境内购买土地是非法的，然而安集延人显然用银子购买了土地。甚至也有官地流入外商之手。外人拥有的土地主要集中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阿克苏地区，它们被租给当地农民。
六城大概没有类似广州公行那样的官商帮，主要的往来似在外商与六城伯克之间。这种往来基本上是融洽的，偶尔也有过冲突。例如在1808年，清朝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斌静污辱了一位“商目”的女儿。其父为浩罕商人，怒而杀女，持头挥舞闯进斌静衙门：他这种公开抗议行动，毫无疑问表明他根本无惧于清朝官府。③塔里木盆地的官员得到外商贿赂，给予外商以特别照顾而减收关税。边境官员有时只检查外商的部分行李。象硝石这样 的军用物资是不许卖给外国人的，但也有竟然得以出口的事情（即使这项禁令有重要意义，其有效程度也大有可疑，因为十九世纪中叶的旅行家曾亲见硫磺在浩罕公开出卖，并且看到过“当地制硝”的情况）。①浩罕人前往麦加朝圣时佩带的那种“中国短剑”②是否也在禁止出口之列，现在还不清楚，不过，走私是十分普遍的，当局一般也不予闻问。
玛赫杜姆家族
安集延人在六城西部占有的特权地位对清朝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因为外商使六城居民与其先前的统治者（即纳赫什班迪兄弟会的阿法其和卓，当时住在中亚西部）保持着联系。纳赫什班迪家族在布哈拉的发迹已有几个世纪之久，它在中亚的苏菲派各团体当中是最有影响的，因此六城的很多外商都是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徒众。
玛赫杜姆家族是玛赫杜姆·依·阿扎姆的子孙，他们在清代以前就在东突厥斯坦的纳赫什班迪教团中占有统治地位。玛赫杜姆和卓家的两大派即黑山派和白山派，在那时就已在争夺教团的领导权。白山派联合准噶尔人而在1755年基本上消灭了他的对手黑山派以后，又促成了满人对六城的征服。纳赫什班迪教团的某些支派没有抵抗清军，清朝便加封几位不属阿法其派（白山派）的玛赫杜姆和卓为贵族，要他们迁居北京。库车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和卓——即阿勒沙德·阿丁（全盛时期约在1450年）之后代，他们和印度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穆扎德之后裔）同清朝显然没有冲突。但是在1759年，两位主要的白山派和卓曾被迫逃往巴达赫尚，并且死在那里。六城人跟随他们外逃者有几千 户，其中大多数后来都定居于浩罕。
这些外逃的喀什噶尔人，以及被逐的黑山派和白山派宗教领袖，通过在新疆经商的商人与其六城同胞保持着接触。黑山派在叶尔羌的势力尤其强大，早年黑山派的和卓们便葬在叶尔羌的莫卧儿汗的古黄金墓地。在喀什噶尔西南部、英吉沙尔与和阗的居民中，黑山派也占优势。他们指望浩罕境内马儿亦囊地方的和卓能成为宗教领袖，每年都向他们奉献。白山派的主力是在喀什噶尔及其东北城镇，还在阿克苏和库车。1800年时他们期待被清朝赶到巴达赫尚的不儿罕·阿丁和卓的子嗣能进行宗教领导。不儿罕·阿丁之子穆罕默德·阿明便是众所周知的萨木萨克：此人曾遍游中亚西部，晚年定居于浩罕境内，死于1798年或稍晚的时候。①清政府为争取浩罕协助保持边境安宁，每年都向浩罕统治者馈银一万到五万两，②还赠送大量茶叶，以酬答浩罕对萨木萨克的控制。但是许多来往的商人和柯勒克孜人都是白山派的追随者，他们使萨木萨克同他的六城人民保持着联系。
萨木萨克遗有三子：穆罕默德（马哈木）·玉素普、张格尔和巴布顶。玉素普居长，1797年似曾率领一支柯勒克孜军袭击新疆边境而被清军击走。在萨木萨克死后，约在十九世纪之初， 有个玉素普和卓（可能就是这个穆罕默德·玉素普）曾访问埃及、沙里佐尔和巴格达；他在巴格达，曾被当局逮捕，后未经解释原因便交给了英国领事，由英领事把玉素普和卓作为犯人押送印度。这位和卓在孟买脱身后逃往巴士拉，后往色拉子，以后又到德里兰。他在德里兰设法得到哈札儿政府的恩遇。但是，“他一直念念不忘，只要有可能就要当国王。”
玉素普和卓同约穆特和戈克兰的土库曼人结盟，在1813年进攻哈札儿。第一次失败之后，他又重新组织了二万约穆特和戈克兰兵把哈札儿人击溃，但是按照穆罕默德·塔齐·西皮尔的说法，“一个熟悉喀什噶尔和卓的土库曼人认出了他，便立刻行动，向他开枪。玉素普和卓被击中，落马而死。先是巴达赫尚国王欲为其父苏勒丹沙报仇（据说苏勒丹沙是因为报复白山派和卓们的谋害而被杀的），发誓以金银重赏购买玉素普和卓的首级。当时土库曼人之间为争夺玉素普和卓的尸首曾有一场恶战，死亡甚多。最后是土库曼人夺到了他的首级，伊朗人用战马踩烂了他的尸体，并摘下他的图章、戒指和腰佩匕首，一并献给了哈札儿王。”①然而，玉素普和卓在1813年可能根本没有被杀，因为有一位“来自印度或中国边境”并曾经率领土库曼人袭击伊朗边境的神秘的“苏勒丹汗”，据说于1819—1820年曾住在基发，②而穆罕默德·玉素普确无疑问地又在1830年露面，领导了一次对六城的入侵。
萨木萨克的次子张格尔似是继承了宗教事业，在十九世纪之初可能住在布哈拉；幼子巴布顶则显然住在浩罕。这两位白山派 和卓与其六城追随者的联系基本上保持未断，六城有些伯克还同浩罕政府保持接触，以图进行政治投机。特别是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玉努斯还与浩罕的穆罕默德（马哈木）·乌玛尔汗有通信关系。1813年俄国的译人纳札洛夫就曾在浩罕遇见一位中国“使者”，似为玉努斯商队的头目。①
六城伯克和浩罕政府在阻止白山派和卓入侵六城方面，利害关系彼此一致，因为入侵对浩罕与喀什噶尔的贸易不利。玉努斯显然曾鼓动穆罕默德·乌玛尔汗请求清朝当局允许浩罕政府在喀什噶尔派驻一位官方政治代表，以取代半官方的胡岱达。浩罕政府约在1813年年底提出过这一请求，请准许授予浩罕王委任的官员以哈孜《法官》伯克的头衔，并接替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的监督商务和对浩罕商人征税的职责；换句话说，浩罕要求得到治外法权，要求得到在清帝国境内征税的权力。伊犁将军松筠拒绝了这一要求，并且惩罚了玉努斯，禁绝六城伯克与浩罕进行一切联系。
1814年乌玛尔汗以威胁相报。他说他一直约束萨木萨克之子不入侵六城，因此要求减少浩罕商人的关税作为报答。松筠再次拒绝，并且根据前一年所作的调查，表示怀疑萨木萨克是否真有儿子。满人照旧向浩罕汗赏赐银两和茶叶，但是清帝授权松筠警告乌玛尔，他若重提要求就要中断贸易。
到了1814年，清朝当局已经牢牢控制了东突厥斯坦。然而，遭受苛捐杂税折磨的农民和工匠、境况不佳的商人、后悔其收入落入满人手中的伯克等等，都相信这种愚昧的统治是根本不合法的，也不会长久。尽管领导反满圣战最可能的领袖是萨木萨克的儿子，可是浩罕人贪图与中国贸易之利，不让他们越山进入 新疆。在黑山派看来，利用这一时机的时候似乎已经到来。
早在1814年，塔什密里克有一位黑山派苏菲名叫仔牙墩，开始与其宗教信徒和一些柯勒克孜人密谋推翻清朝统治。塔什密里克的阿奇木伯克是柯勒克孜人，这里住有数百户士拉吉尔钦察人。1814年秋，柯勒克孜的首领图尔弟迈莫特比根据可兰经发誓要支持仔牙墩起事。①许多柯勒克孜人加入阴谋者队伍。叛乱者于次年夏季动手，向清军马厩纵火，攻击驻军并号召居民起事。但居民没有响应。清军展开反击并调集柯勒克孜人驰援，柯勒克孜人见事不成，便协助捉获仔牙墩而恢复了秩序。只有少数人越过边界逃到浩罕境内。
清政府处决了起事者，并追查所有叛乱的参加者。最困难的是分清柯勒克孜人的好坏，因为许多人同双方都合作，例如被判死刑的图尔弟迈莫特比便是这样。这次起事是局部的、短暂的，但它预示着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十九世纪的新疆就要成为清帝国最动乱的地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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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萨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71页。
① 中文版编者按：原文此注在第60页上者漏印，我们仅就其第61页上者翻译如下。“……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7，669，000蒲尔——见曾问吾前引书第286—287页），外加浑巴什的生铜（值1，600，000蒲尔以上——见曾书第290页），再加向居民征收的生铜（11，053斤，等于1，092，000蒲尔以上——见曾书第290页）。关于银两兑换率，见曾书第289页。这个问题需要仔细研究。也见纳罗契尼茨基前引书，第110—111页。”
② 参见阿赫麦德·沙·纳赫什班迪：《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道森英译），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50年第12期，第383页。
① 佐口透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中的说法与此相反，见第272—279页。
② 见傅恒等编：《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2第17页；卷44第23等页。
③ 绵忻等编：《钦定新疆识略》，卷12第3—4页。
④ 魏源：《圣武记》，卷4第32—33页。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1第301—302页。
①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275—278、282页；但第280页又说近十四倍，此数同第278—280页附表的数字不符。
① 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0—341页，尤其是注3；又见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载于1855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论丛》，卷10（1855年），第341—342、347页；又见贝柳：《喀什噶尔史》，载于福赛思：《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第201页（其中的“沙菲派”，即指沙菲伊法学派）。
②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卷4第48号（1835年12月），第662页。
① 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197—198页；又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2页。
② 见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第345、347页；赫尔麦森编：《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的报告》，载《俄国与亚洲邻国知识》，第1及第2辑（1839年），第95—97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2页。赫尔麦森和洪堡德把法伊德·阿丁记作萨伊夫·阿丁和“塞伊夫林”，见上引《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报告》，第89页。
① 米尔·伊扎特·阿拉：《1812—1813年中亚游记》，亨德森英译，第30页。
② 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39页。二十世纪以后中国西北的突厥族中还有人信佛教。
③ 见米尔·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38页。
① 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295、297、338—339、341—342、389、419、643及657诸页。又见哥隆布：《东突厥斯坦的土地耕种：绿洲经济和游牧》，第25—26页。
② 贾林：《记东突厥斯坦的萨满教》，载于《人种学》，1961年第1—2期第1—4页；米尔·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28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7页。
③ 张志义：《新疆的土地利用和定居的可能性》，载《地理评论》，第39期（1949年），第58、66页。
④ 阿赫麦德·沙·纳赫什班迪：《旅行记》，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卷25第4期（1856年），第348页。
① 戴布斯：《中国突厥斯坦的发现和探察史》（本书有中译本，题为《新疆探察史》、1978年，新疆博物馆。——译者）第75页提到1886年喀什噶尔曾发生流行性霍乱，但哥隆布在其《东突厥斯坦的耕种》第9页上则称并无此事。关于霍乱和地震的情况还可参阅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9页。
② 哥隆布：《东突厥斯坦的耕种》，第9—10页（根据二十世纪的情况）。
③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5页。
④ 关于它的叙述，见德雷克：《大麻种植者手册》，第6页。
① 阿赫麦德·沙：《旅行记》；又见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7页。
②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3页；但应参照阿赫麦德·沙的《旅行记》（第384页）他指出只有农民才要交纳人头税。
① 见米尔·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27页。
② 参见杜曼：《清帝国对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的征服》，载于齐赫文斯基所编《满人在中国的统治》，第285—287页。作者给人以错误的印象，使人们觉得这种土地制度是清朝的新创。
① 波罗夫科夫在他的《喀什噶尔所出1812年的瓦库夫文书》（载于季赫米洛夫所编《考古地理学1959年年鉴》，第344—349页）一文所引1812年的瓦库夫条目中，并未提到清政府。关于十九世纪新疆的宗教捐赠的文书，现保存在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尚未编目），其中两件的日期是1804年，一件是1867年，一件是1879年。1867年的文书写在羊皮纸上。其他三件是抄本。
② 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4页。
①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276页（据载，1777年有耕地45，186亩，绿营兵为2，380人，流犯为180人）。
① 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3页。
① 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4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9页。
①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
① 赫尔麦森：《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的报告》，第81页。
① 穆尔克罗夫特和特雷贝克：《1819—1824年（本书参考书目为1825年。——译者）在印度斯坦喜马拉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旅行记》，卷2第479页；又见戴维斯编：《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357页。
① 见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6—19、92—96、115页；又见作者的同名文章载《哈萨克科学院院报：历史、考古、人种学专集》，3（17）（1961年），第84页。
② 见戴维斯：《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25—26页，又见312、335页。参见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6页，作者说库车人口主要是加尔梅克人。他说：“富有的要人住在城内，穷人则住在郊野的帐篷里。”沃森的材料是1830年代的，他显然把库车与焉耆混为一谈了。
① 见瓦里哈诺夫：《全集》，2，第680页（书中将shelkovymi误作melkovymi）；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24页；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2页（书中“百分之四十”应系“四十分之一”之误）；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第347—348页；库兹涅佐夫：《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9页。
① 见穆尔克罗夫特和特雷贝克：《在印度斯坦喜马拉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旅行记》，卷1第452页。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262第24页（1835年2月16日），26页（1835年2月19日）。
③ 见赫尔麦森：《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的报告》，第96页。
④ 见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51页。
⑤ 感谢冈田英弘在1971年把这一满语词汇的含义告诉我，据告那是由汉字“胡岱达”音译而成。参见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380—383页；佐口透：《浩罕王国的东方贸易》，载《东洋文库研究纪要》，第24期（1965年），第86—89页。
①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4页。
② 椿园七十一：《西域闻见录·新疆纪略下》，卷2“阿克苏”条。参见佐口透：《浩罕王国的东方贸易》，第68页。
① 曹振镛等编：《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9第5页（1826年2月14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1818年），卷742第11页。
② 见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45—46页。
③ 参看戴维斯：《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340页上记述了浩罕人绑架一名清朝边境官员的材料，可作旁证。
① 见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52页。
② 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卷3第32期（1834年8月），第378页。
① 季姆科夫斯基：《经蒙古至中国的旅行记》，卷2第77页，注1（七和卓中四人被杀，两人被清俘获，仅萨木萨克一人得脱）；甘科夫斯基：《杜兰尼人的帝国》，第31—32页。哈特曼：《察哈台汗的终结与和卓在喀什噶尔的统治》，载作者所著《伊斯兰东方》，第314页。
② 其数目自二百到一千元宝不等。见库兹涅佐夫：《论张格尔运动的反动实质》，第77页。佐口透：《十八和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10页；佐口透：《1760—1820年白山派和卓的复兴》，载于《亚洲学报：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通报》，14（1968年），第15页；阿布杜·卡里姆·布哈里：《1740—1818年中亚史》，谢弗法译本，第217—218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172、317页；纳里夫金：《浩罕王国史》，A.多藏法译本，第132页。
① 穆罕默德·塔齐·西皮尔：《萨拉丁·哈札儿传记》，穆罕默德·巴齐儿·比布迪编，第一部分第229、231页。
② 参看格里戈里耶夫：《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此处材料不同，载作者自编：《利特尔地理志：与俄国接壤的亚洲国家地理》，见《俄国地理学会论丛》，第2分册第1章，第441—442页。
① 参见纳札洛夫：《中亚民族和地区概述》，第42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1317页。
① 参见《大清仁宗实录》，卷312第30页。（1815年12月27日）
来源：剑桥中国晚清史 http://www.xiexingcun.com/5/0011_ts010042.htm
天山山脉的山脊把天山两边隔成两个不同的地区。天山南部的东突厥斯坦是农业区，天山北部的准噶尔是草原世界。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乾隆帝的军队征服了天山南北，占据了这块当时在亚洲腹地要算人种最复杂的领土。他们称准噶尔为天山北路，称东突厥斯坦为天山南路。清军把这两个地区当作清帝国的属地予以管辖，统称之为新疆，意为甘肃的“新疆域”。这里盛产玉、金、铜和棉花，富于耕地和牧草。政治动乱也发生频繁。
同以前的准噶尔人一样，满人也把他们的行政中心设在伊犁。他们将以前的准噶尔部首府——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称为固勒扎——改称为宁远，并且在其以西另建一座新城，即惠远。哈萨克人称此新城为新固勒扎或小固勒扎，1762年清朝即置将军于此。宁远被称为老固勒扎，继续作为源源前来伊犁的穆斯林移民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十八世纪，清政府还在伊犁地区建立了另外七座城市。但不出所料，发展最快的是将军衙门所在的新固勒扎。
新疆的全部行政机构实质上是一支由将军统率的巨大戍军部队。从理论上讲，他还对洛罕、塔什干、布哈拉、博洛尔、巴达赫尚、阿富汗和乾竺特等外部地区实行“羁縻”政策。他对准噶尔的厄鲁特（加尔梅克人）各旗，对柯勒克孜和哈萨克各部、对平民移民地、对哈密和吐鲁番王公领地、以及对所有六城等，都有行政管辖权。但是，清政府的政策是尽量不插手当地民族的内部事务。在新疆的官员“既不尊重也不熟悉治下诸民族的语言和习惯”。①
清政府还在乌鲁木齐（迪化）设置都统协助伊犁将军，前者负责管理天山北部和维吾尔斯坦（哈密和吐鲁番）的官员。新疆驻军还分别在伊犁的新固勒扎和新疆西北部的塔尔巴哈台（楚呼楚）设参赞大臣；在喀什噶尔也设参赞大臣，东突厥斯坦人称之为“汗昂邦”，他负责管理六城的官员（从字面上讲，“六城”即除哈密和吐鲁番在外的东突厥斯坦）。将军一职和各地高级官员均由旗人担任。驻军总数在一万到两万三千人之间，主要是来自热河和中国本土的旗人，但也有游牧民（内蒙察哈尔人和降清的厄鲁特残部，有些是热河牧民，以及从伏尔加河归来的沙比）、满洲诸部（来自奉天省的锡伯人、来自黑龙江省的索伦和达斡尔人），以及甘肃和陕西的绿营汉军。他们作为无限期的占领军携家带口而来，实际上乃是永远留驻新疆的移民。
这些军队分驻南、北、东三区戍守。北区由伊犁将军直接管辖，兵员一万三千多人，是最大的一个区。到十九世纪之初，北区达九万八千余人，包括附属人员在内。北区驻军主干（实际上也是全疆驻军主干）是驻在新固勒扎的主力旗兵；还有一支庞大的旗兵归惠宁领队大臣统辖，附近则是锡伯、索伦、察哈尔和厄鲁特四营，各有其领队大臣；此外还有沙比营、达斡尔营和从绿营来的汉族军事移民。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主要从事放牧，向驻军供应马匹以及其他作战、运输和食用牲畜。
东区由驻乌鲁木齐的都统管辖，有兵员五千到六千，绝大部分是旗人。其中驻奇台（古城）一千、驻巴里坤（镇西）一千，此外还有数量不断增加的绿营兵。
南区不同于东区和北区，没有常驻军，大部分驻军是来自其他两区的换防兵。他们五年（最初为三年）一换，不得携眷前往。旗人和绿营兵驻守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乌什吐鲁番。来自天山北部的绿营兵则驻守焉耆、库车、赛里木、阿克苏、和阗等地。陕甘总督派来新疆的其他绿营兵则驻守哈密和巴 里坤。总计在南部的清驻防军约在六千人左右。此外，喀什噶尔还有一支由五百名东突厥斯坦士兵组成的小部队，他们由本族一名总管和六名属官率领。当地居民也执行站岗放哨等半军事性勤务。
在刚进入十九世纪时，即当浩罕崛起为地区性强国和英俄势力渗入清代中亚的前夕，清政府似乎把外有天山和帕米尔作为屏障的东突厥斯坦视为政治和军事上的死胡同。因此，清政府集中注意于防卫和开发天山北路，把六城视为维持军队的大税源。
在新疆驻军乃是耗资巨大之举，仅士兵每年薪饷一项就要耗费白银约三百万两，而当地每年税收远不及此数。向六城居民每年征收的税银和生铜仅达一千三百五十万蒲尔（指六城铜币），但此数不包括外贸关税和其他杂税在内。根据1801年的铜银兑换比价（220个蒲尔等于一两白银），这笔收入还不到六万二千两。①政府每年征收的谷物总计达六十四万九千担，主要来自准噶尔地区。即使算上一切货币和实物的附加税收，包括政府经营的铜矿和牧场的收入，新疆也是自力难支的。到1800年，驻军的官仓是满的（伊犁粮仓储备有五十多万担小麦，这是政府的唯一储备粮②），但是每年为维持新疆的耗费得从中国本土提解白银一百二十万两。
新疆货币有两个分割的流通区。第一个流通区是在准噶尔和维吾尔斯坦，远至西部的喀喇沙尔（焉耆），货币用白银，按重 量计值，一如这些银两的来源地中国本土那样。但是，早在1814年，北京政府就已开始努力减少向新疆输出白银。伊犁也铸造中国的标准合金铜币（制钱）。第二个流通区是在六城，它的货币制度为铜本位，但不是使用伊犁铜币，因为整个新疆铸造铜币没有标准化。六城货币的基本单位是蒲尔，这是一种纯红铜钱币，汉语称之为“红钱”。币面象中国本土的钱币，铸币地则铸以阿拉伯文和满文，五十蒲尔合一个坦伽。在1800年，六城仅有一家造币厂在阿克苏，六城以外地区则不流通蒲尔。六城以内没有金币或银币。不过，半锭和四分之一锭的银元宝以及少量甚至很普通的碎银也在市面流通，按重计值。
阿克苏造币厂年产两万六千吊（每吊一千蒲尔）。伊犁造币厂平均年产量为一千七百二十二吊（每吊一千文）。两家造币厂每年各铸币两次，一在春季，一在秋季。阿克苏蒲尔钱和伊犁制钱重量一样，均为一钱二分，但是蒲尔钱为纯铜，一蒲尔钱值伊犁钱五文。大部分生铜，尤其是阿克苏造币厂用铜，都是来自浑巴什的官办铜矿，那里由清军工兵开采，年产铜两万一千英磅（16，200斤）以上。由于当地产铜，而白银必须从外地输入，铜的价值与白银相比就日益低落。
准喀尔
从文化和历史方面来说，天山北路的牧区乃是蒙古地方的展延。统治游牧民的世袭扎萨克处于伊犁、库尔喀喇乌苏（乌苏）、塔尔巴哈台和焉耆的清军官员的严密监视之下。来自伏尔加河的加尔梅克人的两个盟也在准噶尔放牧。乌纳恩素珠克图盟由旧土尔扈特十旗组成，分四路安置：北三旗在塔尔巴哈台，西路一旗在精河附近（艾比湖南部），东二旗在库尔喀喇乌苏，南四旗在喀喇沙尔西北、裕勒都斯河地区的天山南麓。青色特启勒图盟由和硕特四旗组成，放牧在裕勒都斯地区的南路旧土尔扈特 附近。土尔扈特和和硕特部除免交牲畜税以外，其他如行政管理、进贡纳税和社会组织等都与内、外蒙古各盟相同。伏尔加河来的加尔梅克人也同其他蒙古人一样，信仰西藏黄教，因此黄教在北疆的文化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清廷作为黄教的保护者，也同支持蒙古各地的黄教寺院一样，向准噶尔的黄教寺庙作布施。
在边卡以西的各部地区和清帝国边境以外的草原地区，操突厥语的穆斯林游牧民（哈萨克人）可以随意放牧，事实上不受当局干涉。他们被视为外国纳贡者，每三年可到北京进贡一次，拥有同清政府进行双向贸易的垄断权：按官方规定，当局垄断着对哈萨克人的贸易，在理论上讲，准噶尔官员不许其他外国人在北疆经商。清廷与哈萨克之间这种以物易物的官方贸易，仅限于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哈萨克按规定价格用牲畜（主要是马）交换衣物（主要是丝绸），因为察哈尔部和厄鲁特部的养马不能满足军队的需要。然而哈萨克人还利用其进贡权另外私自进行交易。当局虽然向东突厥斯坦驻军供应哈萨克马，却不允许哈萨克人到东突厥斯坦出卖牲畜，东突厥斯坦人也被禁止前往哈萨克牧地购买牲畜。1808年曾有一些哈萨克人前往喀什噶尔出卖牲畜，当地官员便狠狠杀价，使哈萨克人只好带着牲口失望而返。在准噶尔和蒙古，政府当局限制稍宽。有时哈萨克商队以各种借口绕过政府限制，不时前往乌鲁木齐、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乌梁海地区和喀什噶尔。但是，清政府严禁向哈萨克、柯勒克孜和其他中亚商人出卖金属制品。
哈萨克人作为进贡者，是允许在清帝国边境之内放牧的。如遇暴风雪，清政府甚至让他们进入边卡区度冬，只征收百分之一的马匹作为报偿。新疆当局每年都派员前往草原向他们征税。由于哈萨克是外国人，清政府就没有在他们中间任命扎萨克，也不打算把他们划分为旗。在清帝国境内放牧的哈萨克人可以随意来，虽然哈萨克的首领们享有作为清朝进贡者的好处，但他们大 多数人同时也承认自己是俄国的依附者。
对哈萨克的内部组织，清政府的了解是模糊的，这是因为在十八世纪，中帐首领阿布赉既是中帐的汗，也统治大帐。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当局大概是按照准噶尔或哈萨克当时的分法把哈萨克人划分为两部：由阿布赉领导的极东部中帐和大帐称为左部；其余部分由阿布赉·穆罕默德领导的西部中帐哈萨克人称为右部。①后来发现极西部还有小帐，他们又划出第三类而称之为西部。这种划分反映了十八世纪后期哈萨克草原的实际政治现实，不过，清政府虽然知道哈萨克有三帐，却有张冠李戴之失。1782年出版的第一部官方新疆地方志正确地把左部同阿布赉和中帐联系在一起，右部却被编者误认为小帐和大帐，还说中帐首领阿布赉·法伊德（阿布赉·穆罕默德之子、阿布赉的对手）是大帐的汗。②1821年官方出版的《新疆识略》，部分地更正了这些错误。③但是，史学家和政论家魏源迟至1842年仍把小帐和大帐视为右部。④显然，十九世纪之初清政府对哈萨克人的“羁縻”政策是极为松散的。
另一支在新疆西部边境说突厥语的穆斯林游牧民是柯勒克孜人。清代史料称他们为布鲁特（柯勒克孜人并不使用这个名称），俄国人则称他们为石山野人、石山里人或石山人（由于他们是住在难以攀登的山区里），或称喀喇（黑）柯勒克孜人（因为与哈萨克人不同，他们的统治者不是王族，即非成吉思汗的子孙）。十九世纪的俄国需要使用这些称呼来区别柯勒克孜人和哈萨克人：俄国人称两者为柯勒克孜-哈萨克人、柯勒克孜-凯萨 克人、凯萨克人或迳称柯勒克孜人，以区别于俄国本土的哥萨克人。
清朝政府把柯勒克孜人分为两部：东部在天山之西，西部在帕米尔。但这种划分对柯勒克孜人的自我看法没有什么关系。①事实上，他们分成许多单个的小部从事游牧，没有什么政治总体，在情况需要时，他们随遇而安，可以自称是浩罕，或巴达赫尚，或喀尔提锦（希萨尔的东布哈拉省），或清帝国的臣民。在清廷看来，他们是贡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帝国的臣民。他们被要求每年进贡马匹，获准在新疆（远至东部阿克苏之地）放牧；还可以在喀什噶尔进行贸易，即在这里购买棉布和其他产品，而以出卖牲畜为主。他们支付的牲畜税是每三十纳一。至于其他货物，标准的税率是货价的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但是在实际上，这些人几乎完全不受法律的约束，清政府也不曾打算限制他们的进出国境。
准噶尔除了牧场以外，还有适于农耕的大片土地；所以，清政府曾将大量东突厥斯坦人的家庭迁至旧固勒扎地区（被称为回屯）生产粮食以充军政之需。这些人被称为塔兰奇人，到1800年之际已达三万四千人之多。清朝还派遣汉族绿营兵、锡伯、索伦和察哈尔兵携眷屯居于天山北部而组成非旗人的永久性兵屯，他们每年向新疆驻军交纳一定数额的收成。不过在十八世纪之末，这些兵屯的生产力显然不高；因此当局在1802年又在伊犁河北岸新固勒扎以东开凿了一条大型灌溉渠，创建了旗屯。尽管清政府对需要使用这些旗人农民干什么还拿不定主意，最终还是宁愿把他们训练为士兵，而允许他们将土地租给佃农，通常是租给塔兰奇人。政府当局曾不断完善灌溉系统，因此伊犁的农业地区得到不断发展。
从长远意义说，更重要的是政府决定从中国本土将普通汉人和中国穆斯林举家移居到北疆，这一政策是清廷在满洲北部未曾采取，而在蒙古地区当局也只是后来才被迫予以默认的。征服新疆以后不久，清政府就鼓励从中国本土移民定居于天山北部，把大片大片不用的牧场变为户屯。到十九世纪之初，定居北疆的中国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汉民即达数十万人，他们主要是在巴里坤、吐鲁番和乌鲁木齐等地。象在满洲一样，清政府也把罪犯流放到准噶尔来耕种流犯垦地（即犯屯，或遣屯）。到1777年，天山北部约有一万另七百五十户绿营兵和将近五百户流犯和配军，他们耕种着总面积约二十二万七千三百亩的土地。在天山南部，主要是在哈密和吐鲁番，也有一些屯垦地，但其总面积不到上述数目的三分之一。
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屯田的绿营兵并没有大增，流犯的人数也从未超过二千，这是因为政府在1804年开始取消了犯屯。但是，由于被政府给每户提供三十亩土地的措施所吸引，户屯的人数则大大增加。在1775年，户屯数目不足一万七千二百户，约七万二千人，主要是在乌鲁木齐一带，开垦的土地总面积将近280，253亩。到1800年，操汉语的人口肯定已翻了几番，因为在1808年，乌鲁木齐各县的民户农田数量已是1775年的十倍。①伊犁的垦地和客户也增多了，到十九世纪新来的移民已有在库尔喀喇乌苏和精河定居者。他们取得了土地，象在中国本土一样纳税服役。清政府也允许工匠和商人携家从中国本土移居北疆，准许他们在北疆和哈密地区做买卖。
准噶尔地区最宝贵的资源就是这里的地下矿藏。在1801年，清帝由于担心淘金热会从中国本土引来大批人口而造成政治麻烦，降旨禁止在准噶尔开采贵金属，但是，黄金和炼矿却由政府管制，交私商开采。计有金矿十四座，雇工1，223人，每人每月向政府交黄金三分。这样，政府每月的黄金收入就有36.69两。铁矿和锡矿（主要用于造子弹）也曾开采；在十九世纪头十年，准噶尔的铜矿也开始被采掘，主要是供伊犁铸币厂使用。
伊犁的农业人口在行政上由驻新疆的将军管辖，但是驻乌鲁木齐都统管辖的东部地区的汉族农民、工匠、商人和矿工，归甘肃省政府节制。治理他们的是驻在乌鲁木齐的镇西（巴里坤）和迪化（乌鲁木齐）道台，他负责三个行政分辖区的军政事务：镇西府、迪化独立州和吐鲁番厅。
来自陕西、甘肃和四川的中国穆斯林被东突厥斯坦人称为东干人，他们占操汉语的移民之绝大部分，仅在新固勒扎一地就有一千五百户。东干人是逊尼派（正统的穆斯林），他们有些法官是属于哈乃菲法学派，有些是属于沙菲伊法学派。苏菲教团（神秘兄弟会）也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中起重大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有纳赫什班迪派的“老教”或“旧教”（库菲亚，即“静默”兄弟会），他们同十八世纪早期的传道者马来迟有关系；还有马明心（1781年去世）的新教，这是纳赫什班迪派的另一支，人称札里亚派，即“口传”兄弟会。东干人读阿拉伯文祷告书，用汉语传教和解说。他们过着严格的生活：剃须、戒烟酒、不食猪肉。他们逐渐离开镇西、迪化和吐鲁番屯区，不久就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成为主要的居民。尽管清政府禁止向东突厥斯坦移民，他们还是有许多人来到天山南部的绿洲，在那里开饭馆和贩茶叶为生。
不过，东干人的穿着同汉人一样，很不容易同东突厥斯坦人和其他中亚穆斯林相混淆，因为后者都把东干人看成异己和入侵者，容易把东干人看成一般汉人。然而，不论东干人走到哪里，他们的经商才能及其处于汉文化和穆斯林文化之间的中介地位，使得他们在商业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所有非穆斯林的汉人实际 上都是陕西人或甘肃人，大多数属于绿营兵。其他汉人则是书吏、商人、工匠，当然还有农民。因为东干人操汉语，所以他们能与那些人打交道，这就使他们得以接近政府的低级官员，并能加强他们自己同熟练的汉族工匠和中国本土商号的联系。东干族男子通常也娶汉族妇女。因此，通过婚姻纽带进一步扩大了商业联系，并且通过用伊斯兰宗教灌输子女而扩大了穆斯林团体。又因为许多东干人会讲一点鞑靼语，所以他们也能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同哈萨克人作买卖中沾光。当地戍军看中东干人不贪污受贿，便宁愿使用东干人而不用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充任警察。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干人的人口、经济势力以及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也不断地增长。①
东突厥斯坦
东突厥斯坦，即小布哈拉，位于天山之南，由东北区和西南区两部分组成。东北区旧称维吾尔斯坦，西南区即塔里木盆地，比东北区大得多，称为六城或喀什噶里亚；有时六城或喀什噶里亚之称也表示整个东突厥斯坦。在维吾尔斯坦和六城两地区，居民几乎全部操突厥语。只有少数人还懂得塔吉克语这种中亚形式的新波斯语，而到十九世纪，懂塔吉克语的人就更少了。②在宗教方面，东突厥斯坦人是逊尼派穆斯林，奉哈乃菲派法律。他们虽然不无自己的文化特点，但仍是中亚突厥-伊朗文化的一部 分。如果不算外国人和外国人娶当地妇女所生的子女，这里土生土长的人口大概不到三十万，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住在塔里木盆地的西端，即喀什噶尔地区，东部的维吾尔斯坦人口仅约占此数的十分之一。①从1759年到1820年代清朝进行征服期间，东突厥斯坦的人口和耕地似已增加一倍。
作为一个整体，东突厥斯坦人除了耶里克（意即“本地的”）以外没有一个共同的族称。他们分别用所在绿洲的名称来称呼。在喀什噶尔的本地人自称喀什噶尔人，在吐鲁番者自称吐鲁番人，余类推。甚至外国穆斯林也不把东突厥斯坦人视为单独的人种集团，例如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内曾在新疆经商的西伯利亚鞑靼商人穆尔塔德·法伊德·阿丁·玛尔真就曾混淆东突厥斯坦人和西突厥斯坦人，而统称之为“乌兹别克人”。②
但是，也有几个人种集团不同于绿洲操突厥语的一般居民，例如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吐鲁番和叶尔羌等地区的刀朗（多兰）人。他们讲突厥语带有自己的口音，他们的妇女则象柯勒克孜人用白巾裹头。在阿克苏和乌什吐鲁番地区，他们饲养那种厄鲁特人普遍饲养的羊，还为新疆驻军管理驿站。乌什吐鲁番地区还有一种牛盖特人，显然是柯勒克孜人血统。他们夏居毡帐，冬返定居点，依靠饲养牲畜为生，专司为清政府扫除木扎提山口的冰雪。英吉沙尔和叶尔羌两地之间的居民中，也有这种夏 居帐篷冬返村居的人群。①罗布泊地区的定居者多少不同于其他东突厥斯坦人，他们可能并不都是穆斯林。②在1800年，除了少数例外，乌什吐鲁番的居民似乎不是当地土著，他们的父祖是大约三十年前被清政府从塔里木盆地各地迁来这里的。远至东部的甘肃肃州还通行突厥语；过了肃州，中亚商人就需要会讲汉语的译人了。③
在塔里木盆地的西端，主要是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一带，有一大批外国商人，其中包括一些与外商有联系的工匠和越来越多的混血儿。清政府曾于1795年禁止外国人娶当地妇女为妻，但这禁令难以贯彻，天长日久，外国穆斯林（主要是浩罕属民）与喀什噶尔妇女成婚者越来越多。他们的子女被称为察尔虎特，尽管其语言、住地和文化不同，但仍随他们父亲的国籍。这种混血儿所生子女同样被认为是察尔虎特，不算清朝属民。旗人也有娶当地妇女为妻者，不过法律是禁止清朝官吏娶东突厥斯坦妇女的。这类婚生子女则被认为是当地人。
在喀什噶尔地区的塔什密里克居住着柯勒克孜的土拉吉尔钦察部，该部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约有五百户。这是清政府唯一允许住在东突厥斯坦而与绿洲定居居民同等看待的柯勒克孜人。在叶尔羌地区的有些村落中，还有一些从奇特拉尔和瓦罕释放出来的奴隶前来定居，他们就是所谓的什叶派（拉菲迪）。在许多山区则有塔吉克人、哈尔查斯人（山地塔吉克人）和瓦罕人，他们都讲伊朗语，在清国领土上过着半游牧生活。虽然他们现在是穆 斯林，却还保留着伊斯兰时期以前的伊朗拜火教残余。①甚至在塔里木盆地绿洲的东突厥斯坦人当中，也还有着前伊斯兰文化层的遗迹，尤其在社会底层人民当中是这样。例如祈雨巫师还有其市场，他们将巫石涂上动物之血，或将它放置在“甜水”中，就可以作法降雨降雪。还有萨满教徒也仍然行他们的旧法。②
六城和维吾尔斯坦两地的经济都依靠绿洲农业以及手工业和贸易；除少数人外，东突厥斯坦人几乎或者从事耕种，或者在城市经商为生。绿洲的两大生活区一方面是天山、帕米尔和昆仑山，另一方面是塔克拉玛干和罗布泊沙漠。山脉是河流的发源地，最终提供了地下水，沙漠则吸收水，并形成了一个逾此界限即不能定居的区域。在靠山一侧，这个区域与牧场混然一体。在沙漠一侧，它的宽度仅达人力灌溉所及之处。这里的雨量少得“几乎满足不了放牧所需之水”，即使下雨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春天下雨能把阳光挡住，而雨量却不足以“弥补太阳不能融雪为水的损失”。③据一个旅行家说，叶尔羌这地方是烟尘迷漫，难见新月，降雨如降泥水。④
除缺水和偶尔发生地震外，东突厥斯坦的环境是合乎卫生的。与相邻的甘肃相反，这里夏季气候干热少雨，冬季严寒，流行病不 易发生。性病在城市和牧民中倒是常见，但流行性伤寒却很少，流行性霍乱则更为罕见。①偶尔也有结核病，但是没有疟疾。②
灌溉方法最初是从西部传入东突厥斯坦的，它广泛利用水沟、水管和地下水渠——坎儿井，以适应透水性强的黄土和沙砾地区，因为这里地面水会很快被吸干。某些作物收获量是很高的。特别出名的是维吾尔斯坦的葡萄和瓜，最好的是吐鲁番葡萄和哈密瓜。吐鲁番出产的无核葡萄干誉满中亚，远销印度和中国本土。农业技术和销售方法虽然实用，但比较原始，总的说来，粮食产量可能远较中国本土为低。农民种植苜蓿以肥田，不采用轮耕法。储粮的普通方式是建仓库，但因气候干燥、冬天寒冷，粮食也可以储藏在地下，所以贫苦农民一般都采用地窖，特别在不太平年月居民普遍采用此法。
叶尔羌与和阗地区盛产长毛羊的披巾羊毛，“这种羊几乎每个地主都有一大群”。③六城西部多种桑树，这里产丝，主要靠妇女劳动。不过大宗经济作物仍是短纤维棉花，农民用棉花交税，或把原棉卖给政府和新兴的纺织工厂。大麻也是有价值的农作物，和阗就有规模相当的制绳厂，并且也有地毯织造业。大麻还用以提取麻醉品和其树脂汁（charas）。④罂粟壳之汁液（kōknār）也颇受人欢迎。大概在十九世纪之初也已开始种植烟草，而且汉人随着清军的征服而流入北疆，也带来了酒类，可能还扩大了鸦片的使用。但是对天山以南这些工业在1800年之际 的发展情况，则不甚了解。在十八世纪早期东突厥斯坦就已开始酿酒，但对十九世纪早期的制酒情况还一无所知。
政府在阿克苏地区的浑巴什开办了一个重要的炼铜厂，在乌什吐鲁番设立了一家硝石公司。塔里木盆地的西南端出产玉石，是由政府垄断的。和阗地区的河流出产白玉，美玉的价值同银相等。叶尔羌地区出产绿玉，这里也开采金矿，同样由政府垄断。克里雅有一个产量很高的金矿。和阗诸矿经常雇用的工人约二、三百人。在冬季，和阗“全体居民”都得前往路程有四十天之远的地方为政府采金。在克里雅金矿附近的河砂中，也发现有黄金。①还在焉耆、库车和乌什吐鲁番等地开采硝石。在阿克苏和库车开采琉璜。阿克苏、库车和赛里木的居民则开采附近的铜矿。
绿洲之间也有一些贸易往来。例如和阗就有贩卖玛什鲁（mashrū‘，一种丝、棉混纺布）、绸缎、纸张、金砂（尽管有政府垄断）、丝、葡萄、葡萄干和其他商品的商队前往叶尔羌，叶尔羌也向和阗输出铜壶、皮革和靴子。和阗的收入超过叶尔羌。
在清朝统治之下，东突厥斯坦社会仅有三个官方承认的阶级：土官（伯克）、宗教上层人士（阿訇）和普通属民（阿勒班克什，意即纳税人）。对伯克和阿訇是免税的，法律对一般宗教人士来说，解释是很宽大的；赛伊德、毛拉、派尔札德和法基尔等人都免交人头税（阿勒班）。普通属民则要向政府交纳人头税和服役。城市的普通属民用货币纳税，农民则交纳谷物。②居住在六城地区的外国人，即使同妻子老小一起定居在这里，也依然 被视为过客，免交人头税。①
普通属民当中人数最多的是：（1）自由农民（rā‘āyā’，拉阿雅），他们自有土地；（2）官地或官田（khāniyya，卡尼雅）上的佃农；（3）私有土地者的佃农。少数有地的农民——主要在哈密和吐鲁番——拥有免税的财产。其他从清代以前继承所有的土地拥有者，则应缴纳什一税，即向清政府交纳其收成的十分之一。此外，自由农民还要为政府举办的公共事业服役。政府的佃农可以得到种籽、耕畜和农具，但要向政府交纳一半的收成。私有土地者的佃农则要定期重新商订租约，条件当然前后不会一样；但是也要向政府交纳其收成的十分之一。交给地主者大概至少要占十分之二。清政府尽管确实采取了某些专门措施，但在1800年之际，东突厥斯坦的土地租佃、纳税和服役方式基本上是一仍旧贯，同中亚其他穆斯林地区的方式非常相似。②还有一种农民叫“烟齐”（ynchi，即家奴），他们不以自己的名义纳税，所以不在普通属民之列。家奴最初是犯人，为伯克干活。后来因为伯克强迫农民当“烟齐”，而有些农民为了逃税和避债也自愿当“烟齐”，所以家奴的数目增长了。
宗教组织由三种人组成。在清政府看来，第一种是阿訇。他们凭借其能力和教养行使宗教职能，是唯一拥有官方地位的宗教阶层。他们当中有法官、法学顾问（穆夫提，旧译木甫提）、清真寺神职人员和经文学校（madrasa）教师。政府从所收人头税中拨出一小部分给经文学校学员、毛拉、法基尔和游方教士。第二种是圣族（赛伊德与和卓），他们在东突厥斯坦的居民中最受尊敬，其中最重要的是玛赫杜姆家族，他们是十六世纪著名的纳 赫什班迪教团的教长（谢赫），即玛赫杜姆·依·阿扎姆的后代。另一个是库车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和卓们的圣族，他们是十五世纪阿勒沙德·阿丁教长的后裔，使莫卧儿人皈依伊斯兰教的就是这位教长。第三种是出身比较卑微的谢赫和苏菲兄弟会的成员，尤其是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几个分支，也包括乌瓦依什亚、库布拉维亚、哈迪里亚教团等等。苏菲兄弟会在东突厥斯坦也同在准噶尔的东干人当中一样，具有很深的影响。
在清朝征服以后，也许除了哈密和吐鲁番当地的统治者有权视需要任命毛拉担任政府职务外，东突厥斯坦的阿訇已经没有其他中亚地区的毛拉所享有的那种政治权力了。这样便没有人沟通土官与被统治的民众之间的鸿沟了。只有阿訇在经文学校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可兰经及其各种注释；因此，宗教教育在东突厥斯坦的影响便不如在土耳其-伊朗世界那样大，虽然单是在叶尔羌一地就有十所用捐款建立起来的宗教学校。
清政府似乎承认大部分瓦库夫（waqf，宗教捐赠）的土地、墓地建筑和其他圣地有免税特权，免税甚至包括距离喀什噶尔旧城东北十里左右的牙忽都地方的阿法其墓在内。清政府在牙忽都还派兵保护和卓的陵墓，这可能是别有动机的，因为牙忽都乃是新疆的阿法其·玛赫杜姆家族最神圣的中心，也是此派同情者的集会场所。既然有私人提供新的宗教捐赠，政府显然就毋需资助了。①如果阿奇木伯克，即当地统治者，把政府官地作宗教捐献，那些土地也免税。②瓦库夫财产为照看墓地和寺院的谢赫提供了经济基础，甚至 使他们生财有道。其中许多谢赫是苏菲，都出身于圣族。
在东突厥斯坦的两大地区中，维吾尔斯坦（主要是哈密和吐鲁番）与中国交往的历史较长，清朝对那里的控制也有很深的根基。象蒙古的旗王公一样，哈密王和吐鲁番王也属于清皇家贵族之列，是世袭统治者（扎萨克），而不单纯是清廷官员或代表。因此，哈密和吐鲁番的地位与蒙古诸旗相等，驻乌鲁木齐的都统仅对他们的事务实行单纯的监督作用。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只有将近两千四百名绿营兵和约二百名汉民流犯（流犯都在哈密境内），他们耕种着总数约四万五千二百亩土地。①受清政府直接控制的还有汉族移民和来自中国本土的汉商。不过对于维吾尔斯坦当地定居民的治理，哈密和吐鲁番的扎萨克享有完全的自治权。他们自己向清廷进贡，但只有他们才有权向所辖属民征税。不全适合这条规矩的唯一例外就是：耕种清政府官地的当地人（主要是在辟展），每年得向清政府交纳土地使用税（其总数约为粮食三千五百担）。
东突厥斯坦的另一主要地区——六城，在政治设置方面大大有别于维吾尔斯坦，因为塔里木盆地的整个官僚机构是直接受清廷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统辖，参赞大臣则归伊犁将军节制。来自伊犁的旗兵和来自甘肃、陕西、乌鲁木齐的绿营兵组成的主要戍军，指挥部设在乌什吐鲁番，该地是通向连接六城与伊犁的木扎提山口的要冲。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叶尔羌，有一支较小的戍军是八旗兵和绿营兵；焉耆、库车、赛里木和阿克苏等地也有绿营兵驻守。主要的军事垦区在焉耆和乌什吐鲁番。和阗也有绿营兵。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乌什吐鲁番以西之地不驻汉军，以免引起六城居民——最集中的地方是在塔里木盆地的两端——的反感。
清政府担心汉族商人会控制六城的经济（就象汉人商号和钱庄在满洲和蒙古所作所为那样），从而激起东突厥斯坦人的愤怒和反叛，因此采取一种严禁六城与汉人接触的政策。派到六城的清军也采取换防制，以防他们久留当地；清政府还尽量少用绿营兵，而把六城官地租给当地农民生产粮食以供军政之需。清政府不在六城设立流放地，也不许平民移民和商人进至哈密以西各地。没有恰当的理由和合法的护照，清朝当局不许可汉族平民前往东突厥斯坦的任何地区。
清朝政府还竭力把其官吏同六城土著隔开。在塔里木盆地的每一主要城市，清朝都建造了有围墙的要塞，作为衙门所在而与当地土著居民分开，这是满人或汉人的县治，称为焉吉沙尔（新城），或哈拉伊沙尔（城堡），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则称为古勒巴格（意为“玫瑰园”）：清守军、官署和非本地官员即居住于此。这些满人城堡位于旧城之外。在某些小居民点，它们仅是一些位于旧城镇旁其围墙仅及肩高的土围子。到十九世纪中期，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在库车就已经混杂而居。新城与旧城之间的交通限制是严格的。只有在白天清朝人员才可与当地人接触。入夜则将城堡大门上锁。未经邀请和批准，东突厥斯坦的男女人等不许进入满人城堡。同样，清朝官员也不能随意前往土著村镇。唯一的例外是得到当局许可（但却未必合法）的少数清朝官员在那里开设酒店、客栈和酒厂。政府是限制放债、雇佣当地劳力和订立其他商业合同的。
清政府对于伊斯兰和当地习惯持不干涉政策：允许东突厥斯坦人使用回历，穿着传统服装，除伯克外可不留辫子。不过，比这些象征性姿态更重要的是，清朝尽量保持了许多是在莫卧儿人、准噶尔人和玛赫杜姆家系和卓们统治之下就已存在的当地的统治形式。尽管清王朝象先前加封哈密和吐鲁番的统治者为贵族那样，也把库车、拜城、阿克苏、乌什吐鲁番与和阗的几位东突厥斯坦支持者封为贵族，但在六城却没有设立有统治权的扎萨 克，而是建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人的官僚阶层。由伯克和阿訇组成的这个官僚阶层住在土著城镇和乡村，直接治理当地居民，并按照流行的哈乃菲学派的法律成例审理案件。使外国人印象很深的事实是：穆斯林与“中国人”（指满人、绿营兵和六城地区其他非土著属民）之间的纠纷也用穆斯林法律解决。一位旅行家就曾经指出：“法律执行得很严，即使对贵族也一样；如果某王公杀死一个穷人，凶手也没有指望可免死刑”。不过，在司法方面，清政府至少从中国本土带来了一个新花样：外国的穆斯林曾因看到罪犯戴枷而表示吃惊。①
在清朝统治下，土著官吏一经任命便都拥有伯克头衔，即使那些官职是非世袭的也如此；即使任职的官员也不必选自清代以前就有世袭伯克头衔的贵族之家。换句话说，“伯克”过去是贵族的称号，这时已经变成“官员”的同义词。虽然有些伯克因世代为伯克而出于礼貌之故被继续称为伯克，但是清朝采用这一头衔的实际作用在于侵夺塔里木盆地土著传统贵族的领导，并使满人的王朝成为一切世俗权威的来源。
最高级的伯克（清制三、四品）要著汉装和蓄辫。政府对于他们的任命遵循“回避法”，就东突厥斯坦的情况来说，这意味着土著不得担任当地的主要伯克。在理论上，回避法旨在防止贪赃枉法，但是清政府在六城推行回避法的主要理由，还在于它在政治上驾驭哈密和吐鲁番的统治者家族以及库车和拜城的新贵族（因为他们的地位完全是受清朝之赐）比驾驭东突厥斯坦其他地方的上层贵族更有把握。这类伯克的官职不是世袭的，但是除非渎职，都能继续留任，不象清朝驻军员司那样定期更换。换句话说，六城的最高级伯克们都是行政首脑和官员，而且一般都是贵族，但他们与哈密和吐鲁番的统治者不同之处是不能世袭。他们 最后要受理藩院管辖。最高层伯克享有每年进京朝贡皇帝的特权，从而使他们得到相当可观的回赏和许多好处；直到1859年，这种作法才被废除。
统率土著官员的是几位阿奇木伯克，即几位地方的总管，其中最重要的是主管八大城行政的阿奇木伯克：这八大城即焉耆、库车、阿克苏和乌什吐鲁番组成的所谓“东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额里齐（即古和阗，和阗之名此时已用于总称全区）组成的所谓“西四城”。这些城市各有属区，由许多小城镇和乡村组成。喀什噶尔和英吉沙尔的阿奇木伯克有权直接向北京的皇帝上奏，其他地方总管同中央政府打交道则要通过新疆驻军当局，如果必须同北京联系，可以通过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在阿奇木伯克之下，则是一大批专司其事的小伯克。
伯克没有直接薪俸，他们的收入来自赏赐的官地（多寡视品级而定），享有官地的全部收成；还有赏赐的奴隶为他们耕种和承担其他劳役。按照清朝惯例，国家还给予他们少量养廉银，在调动工作时由政府出盘费。作为一种权力象征，伯克坚持要下属叩头，且蓄发留辫。浩罕和布哈拉的官员往往不通文墨，六城的伯克则不同，他们既通汉文和满文，也懂得一点宗教和历史。伯克们可能遇到的一项令人头痛的礼仪就是每月月初清晨都要到孔庙祭孔，不过他们似乎已将这种国家大典同自己的宗教调和起来了，伯克们在这里要向皇帝画像跪拜。他们也模仿清朝旗人，又喝酒，又吸鸦片。①
官方所承认的一部分宗教集团不受当地官吏的管辖，但是按照惯例，必须在公共道德和宗教教育方面受他们的司法官员的监 督。同土著民政官员拥有伯克头衔一样，那些教团的成员也都有阿訇的头衔。阿訇，实即东突厥斯坦的官员乌列玛，他们执行地方司法职能，组织和领导居民的宗教和文化生活。各地教团的主要人物是大法官（阿拉姆阿訇），其下属有法官（哈孜阿訇）和顾问（穆夫提阿訇）。大清真寺的掌教、捐施收集人、教区清真寺主事以及在经文学校传经授课的阿訇，都对当地的大法官负责。阿訇们的生活来源还不清楚，不过他们似乎是依靠捐赠和不动产收入。许多阿訇，特别是最富有的阿訇，都从宗教布施中获得收入。
六城地区土著的内部事务虽然掌握在当地的伯克和阿訇手中，但是东突厥斯坦人还是要直接向清政府纳税服役。上面提到的六城年产铜价值一千三百五十万蒲尔，其中价值一百六十万蒲尔的生铜系产自浑巴什，其余全是当地的税收，绝大部分是向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居民征收的。六城居民每年要纳粮六万六千余担，缴棉布十四万三千余匹，其中大部分也同原棉一样是来自塔里木盆地西端。
这些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用铜或粮食的形式收缴的人头税（相当于“每人每月一卢比加上土地收成的十分之一”）。①政府也允许用铅、棉花、布匹或琉璜、硝石（火药原料）代缴。此外，个人的商业交易、店铺、市场、菜园、果园、煤矿及其他建筑物等等，也都要交税。在另一方面，政府把黄金和玉石视为贡品，要求直接送往北京，新疆驻军不得征税。参加守望哨所的东突厥斯坦户和五百名喀什噶尔兵则免人头税。还有一种特别税用于维持木扎提山口通道（这门差事主要是由牛盖特人担当）的开支。关于地方官员的开销，由阿奇木伯克在六城对每户征收一种半官 方的四十取一税（qrqlq），如有不足，阿奇木伯克还可征收附加税。每遇清军驻军官员巡视六城哨所，阿奇木伯克还要加征税项以充迎送费用。伯克有时还向普通属民无偿征收衣食和其他用品；若有清朝旗人征用财产，伯克便加征特别税以补偿财产主的损失。除了这些捐税以外，还有一种中亚传统的驿马税（ulagh），那是向有马之家征收的。城市官员要定期向户部报告税务；尽管税额固定，贪污现象显然是很普遍的。
当地的伯克及其上司清朝官吏还以其他方式滥用职权。各级政府之间都是贿赂公行。阿奇木伯克并利用职权在市场按固定价格收购货物，到收获季节以高价卖出。伯克们还非法买卖官地以谋利。他们操纵着农民灌溉用水，而不公平合理地分配。他们开垦荒地而不上报。他们向小农放款，使他们债台高筑而沦为“烟齐”（家奴），伯克则占有其财产和劳力。货币作为纳税和市场支付的规定手段用得越来越多，这便加强了伯克上下其手的能力。农民实际上只得出卖自己的作物去“买”钱，然后用钱去买生活必需品和交纳政府的需索，特别是那些非正式的需索。
六城的对外贸易
货币的使用便利了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也促进了货币的使用。十九世纪前二十五年的材料表明，这里贸易是自由的：就卖给东突厥斯坦人的货物而言，并无走私货。①进口货主要是牲畜、水果、披巾羊毛、毛皮、鸦片、吸烟用印度大麻、欧洲制品（多数是俄国货）以及奴隶——男女孩童（他们的价格从二百到五百卢比不等）和成年奴隶。这些奴隶是由巴达赫尚、瓦罕和什克南的商人从乾竺特、吉尔吉特和奇特拉尔贩到叶尔羌来出卖 的。①合法的出口货主要是珍珠、宝石、生丝（此项货物也进口）、绸缎、羽纱、棉布、棉纱、瓷器、基连（kiriana，即香料和药材，尤其是大黄，后者是向中亚西部出口用作药材和染料的大宗货物）、大麻汁和茶叶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茶叶，那是从华南用马队驮运到和阗转口的。茶叶分箱装散茶和茶砖（每驮载三十到四十块）两种；茶砖质量低下，只有穷苦人家使用。非法的输出品以金银锭（金锭、银币和银元宝）为主，其中许多是来自中国本土，特别是茶叶、金银、宝石、丝绸和香料药材（基连）等，主要是山西、陕西、江苏、浙江一带的商人运来的；商人们又从这里购买当地出产的丝绸、牲畜和其他货物运回中国。
关于中国本土与新疆之间的商业往来还有待研究，不过很清楚的是，清朝的歧视性税制偏向汉族商人。输入中国本土的货物只有玉石在嘉峪关纳税。中国本土与六城之间的贸易在乌什吐鲁番是合法的，东突厥斯坦人把丝绸、粗白布、毛革和其他商品卖给来自中国本土的商人，要照价纳税十分之一，而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出卖，只要纳此数之半。在乌什吐鲁番，安集延人和其他外商出卖货品仅纳税百分之五，汉商把除茶以外的货物卖给六城商人，所纳之税甚至更低，只交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
从甘肃运到新疆供本地消费的茶砖是由特许商和政府经营的。根据1760年的法令，政府也允许非特许的山西私商经由蒙古向准噶尔贩运少量布匹和未分类的茶叶，主要供输出到中亚去。四川商人则在古城出卖大米和白面。江浙商人经常设法到叶尔羌经商，但是在政策上汉商是不准进入六城的。部分例外就是允许甘肃茶砖特 许商前往六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未经特许的山西商出卖的茶叶和其他商品在六城市场上日见增多。就往来新疆的汉族茶商而言，非特许的山西未分类的茶叶贸易（当局是不大容易控制的）比特许的甘肃茶砖贸易获利更多。但是从政府的观点来看，得自甘肃特许商的收入要比山西商人交纳的税为多。①
除了乌什吐鲁番之外，六城、准噶尔与中国本土贸易的主要集散地是焉耆，这是六城地区唯一允许蒲尔和伊犁铜币同时自由流通的城市。焉耆的人口大部分为厄鲁特人（加尔梅克人），它的周围地带又是六城唯一允许汉移民定居和拥有私人土地的地区。因此，根据清朝的隔离政策，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的居民和外国商人都不许进入焉耆城内。其他地方的居民虽可进入该城，但是不准定居于此。②
尽管六城的贸易兴旺，东突厥斯坦的商人却没有发财，这是因为有权势的官僚对私商横加干涉，敲榨勒索。这里官吏的贪婪和儒家的一向轻商这两者互为影响。这样的商人不论如何富有，都没有社会地位；一度起过相当作用的贸易公会，在清朝征服之后也失去影响，不再成为沟通官商的桥梁。甚至就教育程度而言，当地商人也比中亚西部的商人为差，因为在中亚西部，商人一般都在宗教学校受过教育，学识仅次于毛拉。
喀什噶尔商人到国外经商，是在1794年开始受到限制的。他们只能获得通行证，成群结队越过边境哨卡到最靠近的柯勒克孜人 当中进行交易，仅此而已。他们受到官方税收的歧视，进口税负担沉重，官吏又勒索敲榨。他们甚至必须用钱购买经商权利。
一般说来，清朝推行的政策在效果上是有利于外国商人、而不利于六城商人的，因此当地商人在某种程度上只得依附于外商。发了财的六城商人要留居塔里木盆地就得隐瞒资财，假装贫穷。否则，如果买卖做得相当大，他们就得前往伊犁或乌鲁木齐去住，那里的官府压力要轻一些。对于作为清朝贡民的哈萨克人和柯勒克孜人所进口的牲畜，政府照价征收关税5％，而对于外国人所输入的牲畜，政府只征税3 ％。喀什噶尔商人输入的丝绸制品和毛皮要纳税10％，外国人输入的同样货物仅纳此税之半数。就大多数商品说来，当地的进口商要交税5％，外国商人只交纳3 ％，但若系“克什米尔人”（包括巴尔提人和帕米尔诸国的商人）则只交2.5％。从巴达赫尚进口宝石，税率是每斤五百蒲尔。①这项政策的后果之一是白银外流，清政府曾经试图制止而未能奏效。
大多数外商都是来自浩罕、布哈拉、巴尔提斯坦、巴达赫尚、乾竺特、克什米尔或哈萨克草原，但也有伊朗人、希尔凡人、俄国鞑靼人（或诺盖人）、印度人、中亚犹太人（他们聚居于浩罕者人数很多）和亚美尼亚人。帕米尔的柯勒克孜人大概总是冒充当地属民前来的。清朝当局弄不清这形形色色的外国人，便统统把他们看作“安集延人”（安集延是浩罕控制下的费尔干纳 一个城市和地区）或“克什米尔人”，①所以政府甚至许可非进贡国的商人前来新疆做私人买卖。其实所谓“安集延人”就是在喀什噶尔经商者，所谓“克什米尔人”就是在叶尔羌经商者。但是，作为贡使似乎更有利可图，外国使节往往向驻新疆的将军和其他高级官员赠送马匹，得到的回赠总是比原来礼物的价值更高。②
浩罕的属民和来自布哈拉及中亚西部其他地方的商人，都在喀什噶尔（它在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比布哈拉更大）进行大宗的对外交易。③因为清帝国的官方态度是把贸易看作一种给予外国人的特许（认为是他们需要富饶的中国的物产），以换取安定和对清廷的忠顺姿态，所以外国商人就取得可以讨价还价的地位和一定程度的自治，这两者都是本地商人所没有的。浩罕的属民，即真正的安集延人，地位尤其出众（因为“他们的举止和习惯很象”喀什噶尔人），④是喀什噶尔的外商当中人数最多的集团，因此，在当地的外商界占支配地位。为了替这些商人说话和监督日常的市场活动，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与外国商界共同指定一位高级外商作监理（满语hda-i da，即商目）⑤：他也象中国沿海商埠的大班那样并不是清朝的官员。但监理又不同于大班，他（至少在起初）对一切外商进行监督，而不是一个监理单独监督与新疆通商的某一国属民；外国商界有此监理，便享有高度自治 权，摆脱了清朝统治的干涉。
这种外商监理通常是用浩罕人，后来这一职位逐渐变成浩罕政府试图控制喀什噶尔对外贸易的工具。喀什噶尔的对外贸易大部分取道浩罕，这一事实就进一步促使浩罕政府插手于喀什噶尔，而喀什噶尔的贸易又反过来促进了浩罕经济，对十八世纪之末浩罕国的迅速发展大有裨益。起初，清政府对此采取妥协态度。1809年清朝通知浩罕统治者阿里汗说，鉴于他们的行为恭顺，着令该国当年输入新疆的商品免缴关税。清朝又说，以后浩罕输入商品的关税将减半征收。
同印度、西藏、拉达克、巴尔提斯坦、阿富汗和帕米尔诸国的贸易则集中在叶尔羌（此地人口甚至比喀什噶尔更多）和色勒库尔地区，这些地方也是印度与俄国通商的会合点。在这里和在和阗，安集延人在外商中所占的比重都小得多，更多的是巴达赫尚人、克什米尔人、阿富汗人、巴尔提人、西藏人和印度人，但是没有犹太人或俄国鞑靼人。①这使外国人的成份比在喀什噶尔更复杂。是否也有象喀什噶尔“商目”那样的单一的外商监理，目前还不得而知。
准噶尔与六城之间的贸易集中在阿克苏，这是因为此城靠近经由木扎提山口越过天山的通道。在阿克苏的市场上，东突厥斯坦人同哈萨克人和天山柯勒克孜人的贸易占重要地位，至少早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每逢集市就已经是“街市纷纭，摩肩雨汗，货如雾拥。”②到八十年代末，大量俄国商品开始涌入阿克苏，清朝不能制止，其部分原因是恰克图的中俄贸易已经终止，清朝商人便从阿克苏把这些商品转运到清帝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外国 商人在阿克苏定居下来，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阿克苏的人口包括本地人和外国人，合计似已超过一万户。其中约有八千四百户登记为清朝属民。①
入境外商到达清帝国境内的第一道关卡是要出示护照，获得许可以后方能通行，这需要得到一名新疆保商——类似中国沿海商埠的“行”商（见第四章）——提供的书面保证，其中言明：“被保人向无债务，其出境后如有涉讼事项，均由保人负责承担”。外商将此文书提交当地伯克，伯克转呈清朝驻军当局。后者留下原件，将汉文译件交给外商。②来自中亚的外商用这种方式取得合法护照后即可前往六城西部和准噶尔经商，但是不准去库车、焉耆、吐鲁番、哈密和中国本土。有些外国人，其中多是浩罕人，但也有布哈拉人、巴达赫尚人和克什米尔人，甚至设法（常是借助于伯克）把商业利润投资于六城土地。外商在清帝国境内购买土地是非法的，然而安集延人显然用银子购买了土地。甚至也有官地流入外商之手。外人拥有的土地主要集中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阿克苏地区，它们被租给当地农民。
六城大概没有类似广州公行那样的官商帮，主要的往来似在外商与六城伯克之间。这种往来基本上是融洽的，偶尔也有过冲突。例如在1808年，清朝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斌静污辱了一位“商目”的女儿。其父为浩罕商人，怒而杀女，持头挥舞闯进斌静衙门：他这种公开抗议行动，毫无疑问表明他根本无惧于清朝官府。③塔里木盆地的官员得到外商贿赂，给予外商以特别照顾而减收关税。边境官员有时只检查外商的部分行李。象硝石这样 的军用物资是不许卖给外国人的，但也有竟然得以出口的事情（即使这项禁令有重要意义，其有效程度也大有可疑，因为十九世纪中叶的旅行家曾亲见硫磺在浩罕公开出卖，并且看到过“当地制硝”的情况）。①浩罕人前往麦加朝圣时佩带的那种“中国短剑”②是否也在禁止出口之列，现在还不清楚，不过，走私是十分普遍的，当局一般也不予闻问。
玛赫杜姆家族
安集延人在六城西部占有的特权地位对清朝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因为外商使六城居民与其先前的统治者（即纳赫什班迪兄弟会的阿法其和卓，当时住在中亚西部）保持着联系。纳赫什班迪家族在布哈拉的发迹已有几个世纪之久，它在中亚的苏菲派各团体当中是最有影响的，因此六城的很多外商都是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徒众。
玛赫杜姆家族是玛赫杜姆·依·阿扎姆的子孙，他们在清代以前就在东突厥斯坦的纳赫什班迪教团中占有统治地位。玛赫杜姆和卓家的两大派即黑山派和白山派，在那时就已在争夺教团的领导权。白山派联合准噶尔人而在1755年基本上消灭了他的对手黑山派以后，又促成了满人对六城的征服。纳赫什班迪教团的某些支派没有抵抗清军，清朝便加封几位不属阿法其派（白山派）的玛赫杜姆和卓为贵族，要他们迁居北京。库车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和卓——即阿勒沙德·阿丁（全盛时期约在1450年）之后代，他们和印度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穆扎德之后裔）同清朝显然没有冲突。但是在1759年，两位主要的白山派和卓曾被迫逃往巴达赫尚，并且死在那里。六城人跟随他们外逃者有几千 户，其中大多数后来都定居于浩罕。
这些外逃的喀什噶尔人，以及被逐的黑山派和白山派宗教领袖，通过在新疆经商的商人与其六城同胞保持着接触。黑山派在叶尔羌的势力尤其强大，早年黑山派的和卓们便葬在叶尔羌的莫卧儿汗的古黄金墓地。在喀什噶尔西南部、英吉沙尔与和阗的居民中，黑山派也占优势。他们指望浩罕境内马儿亦囊地方的和卓能成为宗教领袖，每年都向他们奉献。白山派的主力是在喀什噶尔及其东北城镇，还在阿克苏和库车。1800年时他们期待被清朝赶到巴达赫尚的不儿罕·阿丁和卓的子嗣能进行宗教领导。不儿罕·阿丁之子穆罕默德·阿明便是众所周知的萨木萨克：此人曾遍游中亚西部，晚年定居于浩罕境内，死于1798年或稍晚的时候。①清政府为争取浩罕协助保持边境安宁，每年都向浩罕统治者馈银一万到五万两，②还赠送大量茶叶，以酬答浩罕对萨木萨克的控制。但是许多来往的商人和柯勒克孜人都是白山派的追随者，他们使萨木萨克同他的六城人民保持着联系。
萨木萨克遗有三子：穆罕默德（马哈木）·玉素普、张格尔和巴布顶。玉素普居长，1797年似曾率领一支柯勒克孜军袭击新疆边境而被清军击走。在萨木萨克死后，约在十九世纪之初， 有个玉素普和卓（可能就是这个穆罕默德·玉素普）曾访问埃及、沙里佐尔和巴格达；他在巴格达，曾被当局逮捕，后未经解释原因便交给了英国领事，由英领事把玉素普和卓作为犯人押送印度。这位和卓在孟买脱身后逃往巴士拉，后往色拉子，以后又到德里兰。他在德里兰设法得到哈札儿政府的恩遇。但是，“他一直念念不忘，只要有可能就要当国王。”
玉素普和卓同约穆特和戈克兰的土库曼人结盟，在1813年进攻哈札儿。第一次失败之后，他又重新组织了二万约穆特和戈克兰兵把哈札儿人击溃，但是按照穆罕默德·塔齐·西皮尔的说法，“一个熟悉喀什噶尔和卓的土库曼人认出了他，便立刻行动，向他开枪。玉素普和卓被击中，落马而死。先是巴达赫尚国王欲为其父苏勒丹沙报仇（据说苏勒丹沙是因为报复白山派和卓们的谋害而被杀的），发誓以金银重赏购买玉素普和卓的首级。当时土库曼人之间为争夺玉素普和卓的尸首曾有一场恶战，死亡甚多。最后是土库曼人夺到了他的首级，伊朗人用战马踩烂了他的尸体，并摘下他的图章、戒指和腰佩匕首，一并献给了哈札儿王。”①然而，玉素普和卓在1813年可能根本没有被杀，因为有一位“来自印度或中国边境”并曾经率领土库曼人袭击伊朗边境的神秘的“苏勒丹汗”，据说于1819—1820年曾住在基发，②而穆罕默德·玉素普确无疑问地又在1830年露面，领导了一次对六城的入侵。
萨木萨克的次子张格尔似是继承了宗教事业，在十九世纪之初可能住在布哈拉；幼子巴布顶则显然住在浩罕。这两位白山派 和卓与其六城追随者的联系基本上保持未断，六城有些伯克还同浩罕政府保持接触，以图进行政治投机。特别是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玉努斯还与浩罕的穆罕默德（马哈木）·乌玛尔汗有通信关系。1813年俄国的译人纳札洛夫就曾在浩罕遇见一位中国“使者”，似为玉努斯商队的头目。①
六城伯克和浩罕政府在阻止白山派和卓入侵六城方面，利害关系彼此一致，因为入侵对浩罕与喀什噶尔的贸易不利。玉努斯显然曾鼓动穆罕默德·乌玛尔汗请求清朝当局允许浩罕政府在喀什噶尔派驻一位官方政治代表，以取代半官方的胡岱达。浩罕政府约在1813年年底提出过这一请求，请准许授予浩罕王委任的官员以哈孜《法官》伯克的头衔，并接替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的监督商务和对浩罕商人征税的职责；换句话说，浩罕要求得到治外法权，要求得到在清帝国境内征税的权力。伊犁将军松筠拒绝了这一要求，并且惩罚了玉努斯，禁绝六城伯克与浩罕进行一切联系。
1814年乌玛尔汗以威胁相报。他说他一直约束萨木萨克之子不入侵六城，因此要求减少浩罕商人的关税作为报答。松筠再次拒绝，并且根据前一年所作的调查，表示怀疑萨木萨克是否真有儿子。满人照旧向浩罕汗赏赐银两和茶叶，但是清帝授权松筠警告乌玛尔，他若重提要求就要中断贸易。
到了1814年，清朝当局已经牢牢控制了东突厥斯坦。然而，遭受苛捐杂税折磨的农民和工匠、境况不佳的商人、后悔其收入落入满人手中的伯克等等，都相信这种愚昧的统治是根本不合法的，也不会长久。尽管领导反满圣战最可能的领袖是萨木萨克的儿子，可是浩罕人贪图与中国贸易之利，不让他们越山进入 新疆。在黑山派看来，利用这一时机的时候似乎已经到来。
早在1814年，塔什密里克有一位黑山派苏菲名叫仔牙墩，开始与其宗教信徒和一些柯勒克孜人密谋推翻清朝统治。塔什密里克的阿奇木伯克是柯勒克孜人，这里住有数百户士拉吉尔钦察人。1814年秋，柯勒克孜的首领图尔弟迈莫特比根据可兰经发誓要支持仔牙墩起事。①许多柯勒克孜人加入阴谋者队伍。叛乱者于次年夏季动手，向清军马厩纵火，攻击驻军并号召居民起事。但居民没有响应。清军展开反击并调集柯勒克孜人驰援，柯勒克孜人见事不成，便协助捉获仔牙墩而恢复了秩序。只有少数人越过边界逃到浩罕境内。
清政府处决了起事者，并追查所有叛乱的参加者。最困难的是分清柯勒克孜人的好坏，因为许多人同双方都合作，例如被判死刑的图尔弟迈莫特比便是这样。这次起事是局部的、短暂的，但它预示着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十九世纪的新疆就要成为清帝国最动乱的地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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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萨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71页。
① 中文版编者按：原文此注在第60页上者漏印，我们仅就其第61页上者翻译如下。“……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7，669，000蒲尔——见曾问吾前引书第286—287页），外加浑巴什的生铜（值1，600，000蒲尔以上——见曾书第290页），再加向居民征收的生铜（11，053斤，等于1，092，000蒲尔以上——见曾书第290页）。关于银两兑换率，见曾书第289页。这个问题需要仔细研究。也见纳罗契尼茨基前引书，第110—111页。”
② 参见阿赫麦德·沙·纳赫什班迪：《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道森英译），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50年第12期，第383页。
① 佐口透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中的说法与此相反，见第272—279页。
② 见傅恒等编：《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2第17页；卷44第23等页。
③ 绵忻等编：《钦定新疆识略》，卷12第3—4页。
④ 魏源：《圣武记》，卷4第32—33页。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1第301—302页。
①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275—278、282页；但第280页又说近十四倍，此数同第278—280页附表的数字不符。
① 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0—341页，尤其是注3；又见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载于1855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论丛》，卷10（1855年），第341—342、347页；又见贝柳：《喀什噶尔史》，载于福赛思：《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第201页（其中的“沙菲派”，即指沙菲伊法学派）。
②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卷4第48号（1835年12月），第662页。
① 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197—198页；又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2页。
② 见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第345、347页；赫尔麦森编：《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的报告》，载《俄国与亚洲邻国知识》，第1及第2辑（1839年），第95—97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2页。赫尔麦森和洪堡德把法伊德·阿丁记作萨伊夫·阿丁和“塞伊夫林”，见上引《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报告》，第89页。
① 米尔·伊扎特·阿拉：《1812—1813年中亚游记》，亨德森英译，第30页。
② 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39页。二十世纪以后中国西北的突厥族中还有人信佛教。
③ 见米尔·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38页。
① 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295、297、338—339、341—342、389、419、643及657诸页。又见哥隆布：《东突厥斯坦的土地耕种：绿洲经济和游牧》，第25—26页。
② 贾林：《记东突厥斯坦的萨满教》，载于《人种学》，1961年第1—2期第1—4页；米尔·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28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7页。
③ 张志义：《新疆的土地利用和定居的可能性》，载《地理评论》，第39期（1949年），第58、66页。
④ 阿赫麦德·沙·纳赫什班迪：《旅行记》，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卷25第4期（1856年），第348页。
① 戴布斯：《中国突厥斯坦的发现和探察史》（本书有中译本，题为《新疆探察史》、1978年，新疆博物馆。——译者）第75页提到1886年喀什噶尔曾发生流行性霍乱，但哥隆布在其《东突厥斯坦的耕种》第9页上则称并无此事。关于霍乱和地震的情况还可参阅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9页。
② 哥隆布：《东突厥斯坦的耕种》，第9—10页（根据二十世纪的情况）。
③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5页。
④ 关于它的叙述，见德雷克：《大麻种植者手册》，第6页。
① 阿赫麦德·沙：《旅行记》；又见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7页。
② 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3页；但应参照阿赫麦德·沙的《旅行记》（第384页）他指出只有农民才要交纳人头税。
① 见米尔·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27页。
② 参见杜曼：《清帝国对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的征服》，载于齐赫文斯基所编《满人在中国的统治》，第285—287页。作者给人以错误的印象，使人们觉得这种土地制度是清朝的新创。
① 波罗夫科夫在他的《喀什噶尔所出1812年的瓦库夫文书》（载于季赫米洛夫所编《考古地理学1959年年鉴》，第344—349页）一文所引1812年的瓦库夫条目中，并未提到清政府。关于十九世纪新疆的宗教捐赠的文书，现保存在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尚未编目），其中两件的日期是1804年，一件是1867年，一件是1879年。1867年的文书写在羊皮纸上。其他三件是抄本。
② 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4页。
①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276页（据载，1777年有耕地45，186亩，绿营兵为2，380人，流犯为180人）。
① 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3页。
① 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4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9页。
①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
① 赫尔麦森：《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的报告》，第81页。
① 穆尔克罗夫特和特雷贝克：《1819—1824年（本书参考书目为1825年。——译者）在印度斯坦喜马拉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旅行记》，卷2第479页；又见戴维斯编：《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357页。
① 见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6—19、92—96、115页；又见作者的同名文章载《哈萨克科学院院报：历史、考古、人种学专集》，3（17）（1961年），第84页。
② 见戴维斯：《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25—26页，又见312、335页。参见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6页，作者说库车人口主要是加尔梅克人。他说：“富有的要人住在城内，穷人则住在郊野的帐篷里。”沃森的材料是1830年代的，他显然把库车与焉耆混为一谈了。
① 见瓦里哈诺夫：《全集》，2，第680页（书中将shelkovymi误作melkovymi）；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24页；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2页（书中“百分之四十”应系“四十分之一”之误）；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第347—348页；库兹涅佐夫：《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9页。
① 见穆尔克罗夫特和特雷贝克：《在印度斯坦喜马拉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旅行记》，卷1第452页。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262第24页（1835年2月16日），26页（1835年2月19日）。
③ 见赫尔麦森：《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的报告》，第96页。
④ 见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51页。
⑤ 感谢冈田英弘在1971年把这一满语词汇的含义告诉我，据告那是由汉字“胡岱达”音译而成。参见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380—383页；佐口透：《浩罕王国的东方贸易》，载《东洋文库研究纪要》，第24期（1965年），第86—89页。
① 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4页。
② 椿园七十一：《西域闻见录·新疆纪略下》，卷2“阿克苏”条。参见佐口透：《浩罕王国的东方贸易》，第68页。
① 曹振镛等编：《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9第5页（1826年2月14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1818年），卷742第11页。
② 见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45—46页。
③ 参看戴维斯：《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340页上记述了浩罕人绑架一名清朝边境官员的材料，可作旁证。
① 见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52页。
② 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卷3第32期（1834年8月），第378页。
① 季姆科夫斯基：《经蒙古至中国的旅行记》，卷2第77页，注1（七和卓中四人被杀，两人被清俘获，仅萨木萨克一人得脱）；甘科夫斯基：《杜兰尼人的帝国》，第31—32页。哈特曼：《察哈台汗的终结与和卓在喀什噶尔的统治》，载作者所著《伊斯兰东方》，第314页。
② 其数目自二百到一千元宝不等。见库兹涅佐夫：《论张格尔运动的反动实质》，第77页。佐口透：《十八和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10页；佐口透：《1760—1820年白山派和卓的复兴》，载于《亚洲学报：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通报》，14（1968年），第15页；阿布杜·卡里姆·布哈里：《1740—1818年中亚史》，谢弗法译本，第217—218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172、317页；纳里夫金：《浩罕王国史》，A.多藏法译本，第132页。
① 穆罕默德·塔齐·西皮尔：《萨拉丁·哈札儿传记》，穆罕默德·巴齐儿·比布迪编，第一部分第229、231页。
② 参看格里戈里耶夫：《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此处材料不同，载作者自编：《利特尔地理志：与俄国接壤的亚洲国家地理》，见《俄国地理学会论丛》，第2分册第1章，第441—442页。
① 参见纳札洛夫：《中亚民族和地区概述》，第42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1317页。
① 参见《大清仁宗实录》，卷312第30页。（1815年12月27日）
星期一, 11月 25, 2013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正在回归故土？
作者：Gordon M. Hahn
译者：维吾尔在线（http://www.uighurbiz.net）
英文來源：http://geostrategicforecasting.net/gordonhahn/2013/11/15/is-the-turkestan-islamic-party-returning-home/
中文來源：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21960
在我的电子杂志——由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出版的《欧亚大陆的伊斯兰、伊斯兰主义与政治报告》（简称‘IIPER’） 第67期中， 我曾警告以中国维吾尔族为主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简称‘TIP’,有时也被称作‘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ETIP））的重新振起和对中国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或或对中国其他地方日益严重的威胁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31014_Hahn_IIPER67.pdf)。‘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开始以民族分裂运动著称，争取省级自治区新疆的独立。位于中国西部的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直流亡在巴基斯坦的瓦济里斯坦地区，并在此受“基地”组织和全球圣战革命联盟支配，接受“基地”组织和设在瓦济里斯坦的其他组织的训练，从而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获得实地经验。他们与全球范围内的圣战恐怖组织组织和基于阿巴两国的其他组织发展起了关系。
《欧亚大陆的伊斯兰、伊斯兰主义与政治报告》第67期发布几天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发生一辆吉普车的撞击和爆炸事件，导致两名游客死亡、40人受伤。那辆吉普车内的一家三口人也在该袭击中丧生。中国当局称“10·28事件”系“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行为。5名维吾尔穆斯林很快就被抓捕，并在一个嫌犯住处搜查到圣战旗帜和圣战文字(www.nytimes.com/2013/10/31/world/asia/china-says-5-jihadis-are-arrested-in-beijing-attack.html?_r=0)。
一个星期之后的11月6日，8个简易爆炸装置在山西省委面前爆炸，并造成1死8伤。这次在中国东部省份省会太原爆炸的简易爆炸装置包括子弹大小的球形轴承，一个鲜明的圣战爆炸装置元素(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391204579180583567153914) 。中国当局仍未指出这起9天后发生在中国的第二起恐怖袭击事件的肇事者。11月8日，警方逮捕了一名刑满获释的当地居民，叫丰志均。他承认故意作案，以“报复社会”。新闻报道中并没有提及宗教或民族背景。
由中国维吾尔穆斯林主导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直与流亡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其他圣战组织——包括来自中亚的组织，塔利班和“基地”——并肩作战。在一定程度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持续遭受明显的民族-政治动荡。阿富汗撤军后，该地区甚至有可能整个中国将易受来自“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袭击。2009年7月和2011年7月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骚乱暗示着持续的民族-政治和宗教争执。
自从2007年开始出现后，几年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中国成功实施了一些袭击。它曾声称对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前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负责。2009年8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当时的埃米尔（酋长）阿卜杜海克·安·突厥斯坦（Abdul Haq al-Turkistani）扬言要袭击中国驻外大使馆以及中国境内的目标。“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声称对2011年7月18日和7月30~31日分别发生在新疆西部城市和田和喀什的一系列爆炸和刀斧袭击（而喀什离中亚传统的温床——费尔干纳盆地只有200英里的距离）。发生在两地的袭击分别造成4名（政府部门：译者阐释）的人、10多名平民和8名袭击者的死亡，40多人受伤。“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2011年9月份发布的视频似乎暗示着该组织与2011年7月30~31日发生的袭击有关，视频中“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埃米尔的声明显示10名袭击者当中一名像该组织的埃米尔。“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还声称对2013年4月发生在喀什的袭击负责。袭击造成15名社区工作人员和警察丧生。这些可能是冰山的一角。需要记住的是安全官员倾向于夸大自己的效益。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5月中国安全官员声称他们已有能力阻止96%的恐怖袭击计划。然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并未对今年6月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鲁克沁镇的持刀攻击事件。该事件中， 35人死在16名持刀者之手。
目前，“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可能由100人组成，顶多也可能有几百名战士，由谢赫阿卜杜勒·艾孜则（Abdul Aziz）率领。经过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多年的流亡，“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基地”、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IMF分支组织伊斯兰圣战联盟（IJU）、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JaK）和塔吉克斯坦的“Jamaat Ansarullah”(JA)已经发展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因此，凭借长期流亡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和瓦济里斯坦，“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已经成为“基地”组织的盟友，而“基地”在米尔阿里（Mir Ali）地区与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组织训练营。“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名或两名领袖曾经或正在服役于“基地”统治下的修罗议会（Shura Majlis）。其中一名是“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埃米尔阿卜杜勒·沙库尔（Abdul Shakur (Shakoor)），而报道称他于2012年在美国无人机袭击中死亡。据报道，2011年4月赛义夫·阿德尔（Saif Adel）离开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地区（FATA）之后，他接手指挥“基地”在该地区的所有外国势力。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接受“基地”的军事和宗教培训，培训也有可能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和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处活动的巴基斯坦塔利班，也有可能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故 “基地”宗教学者哈立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侯赛因（Khalid bin Abdul Rahman al-Husainan）曾访问新疆，在维吾尔穆斯林当中促进圣战思想。今年，“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发布了侯赛因死后的视频，讲到他向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宣传圣战。
在瓦济里斯坦期间，“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除了与“基地”的密切关系，还跟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圣战联盟”发展起了紧密的关系。已故沙库尔（Shakur）曾是“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创始人塔伊尔·尤里大仕（Tahir Yuldash(ov)）紧密帮手。他也像沙库尔一样，于2010年在美国无人机袭击中被打死。“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通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圣战联盟”与欧亚大陆的大量圣战徒接触。2013年7月15日，“伊斯兰圣战联盟”媒体部发布了名为“Badr at-Tawheed”的视频，讲的是一名圣战徒的生活；视频中的他，一天跟一名Pasrun、一名乌兹别克人和一名俄罗斯人在一起，而在另一天跟一名塔塔尔（鞑靼）人在一起。2013年3月，一名乌兹别克斯坦执法部门前官员兼专家告诉乌兹别克媒体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势力正在从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回到中亚地区。他引用费尔干纳盆地和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边境地区的不稳定，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战士在塔吉克斯坦被捕作为例证。当时，这位前官员强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正与达吉斯坦、车臣和维吾尔人加强关系。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似乎与“基地”更远的全球圣战盟友发展起了关系，比如基于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高加索酋长国”的圣战徒（Caucasus Emirate ，CE）。“高加索酋长国”曾参与几起在欧洲和阿塞拜疆实施失败的外国阴谋，并激发了更多的事件，包括2013年4月15日发生在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场的爆炸案。2012年10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现任埃米尔谢赫阿卜杜勒·艾则孜（Sheikh Abdul Aziz）向“高加索酋长国”埃米尔Doku ‘Abu Usman’ Umarov发一段时长20分钟的视频问候。（2011年3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之盟友‘伊斯兰圣战联盟’也做过同样的事。）“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全球范围内联系的广度可以从其用5门语言发布的声明和视频中反映出来，5门语言分别是维吾尔语、突厥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俄罗斯语和英语。
应该指出的是，维吾尔族战士有可能与乌兹别克、高加索、塔塔尔或其他圣战者前往叙利亚和他们全球圣战和训练网络。今年7月，中国安全官员声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名叫做买买提·艾力的维吾尔人被逮捕与他曾赴叙利亚参战有关。在叙利亚作战还使得让“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维吾尔人有更多机会与“高加索酋长国”或JMA接触。其中，“高加索酋长国”是叙利亚移民援军中占绝大多数；而JMA由埃米尔Umar al-Shishani——来自车臣亚的车臣少数民族人——率领，并与“高加索酋长国”有联系。从叙利亚回来的维吾尔人要么去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要么回到中国，他们将有更大的战斗力，甚至物资资源。
而且，随着西方势力从阿富汗撤出——尤其是塔利班重新掌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 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或瓦济里斯坦其他的圣战组织会寻求回到中亚。如果成功的话，他们能并且将会给“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提供网络和物流基础设施，以便让他们渗透到新疆在中国领土实施袭击。这对“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很重要，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伊斯兰化的东突厥斯坦，这将会成为中亚酋长国或哈里发的一部分。圣战者希望建造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哈利法制政权。
最近，“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表现出更多操作和宣传上的活动，可能在加紧准备受“基地”和其他盟友援助的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行动，等着撤军完成。今年5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发布两盘录像带，看起来像声称对阿富汗境内的两起不同的自杀式袭击负责。据报道，其中一起发生在2011年，另一起可能最近才发生，在视频发布之前。
今年春季和夏季，“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发布视频，显示妇女和儿童的武装训练过程。视频中并不能清楚地知道，妇女和儿童是不是将参与到自杀行动中；“基地”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处使用妇女自杀式爆炸行动开始于2010年，随之“高加索酋长国”和其继承组织——Ichkeriya车臣共和国。 再者，“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过去三年发布的宣传视频在成倍的增加，2013年是2012年的两倍，2012年是2011年的两倍。
显示“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IMT）更广泛圣战宣传例子的是该组织埃米尔阿卜杜勒·艾则孜于2012年给 “高加索酋长国”埃米尔Dokku ‘Abu Usman’ Umarov的视频讲话。如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与“高加索酋长国”在促进关系，那么他们肯定跟中亚的圣战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和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或该地区其他偶尔出现的组织，有合作关系。艾孜则的视频暗示，“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正在从过去的损伤中恢复。最近的一个埃米尔艾买提·优素福（Emeti Yakuf，又名 ‘Aibu Adubu Rehman’ 和 ‘Saifulah’）在去年八月美国的无人机袭击中死亡，当时一起死亡的还有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埃米尔马哈苏德·哈卡尼（Mehsud Haqqani）之儿子巴德鲁丁·哈卡尼（Badruddin Haqqani）。
鉴于全球圣战革命盟友的增长和“基地”中心力量的削弱，“基地”和类“基地”组织的专营权的增长会对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为了扩大作战能力和影响范围，与其他组织合作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包括基于中亚的组织。他们最终加紧渗透到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中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一个拯救的恩典，那就是“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还不是在“基地”和其他全球范围内的圣战组织的头号日程表里，有三项原因。首先，与全球范围的其他圣战革命盟友相比，“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伊斯兰主义 takfirist更受嫌疑。第二，中国并未成为西方 “异教徒”和其他像什叶派和俄罗斯一样的头号反对对象。第三，由于在叙利亚的逊尼-什叶派内战，“基地”和其他圣战者可能会更多地向西移动而不是东北移动，这是对后穆尔西时代的埃及和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恶化局势下的圣战者提供了可能性。
目前尚不清楚，“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 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和“高加索酋长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为集中资源和人员交换而做的努力，还是软弱的表现，另外人选的变更会不会增加“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战斗力。尽管如此，中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能会一直是分别对维吾尔族和中亚伊斯兰主义者、圣战者而言更有吸引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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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Gordon M. Hahn is an Analyst and Advisory Board Member of the Geostrategic Forecasting Corporation as well as a Senior Associate,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Analyst/Consultant, Russia Other Points of View – Russia Media Watch; Senior Researcher and Adjunct Professor, MonTREP, Monterey, California; and Senior Researcher, Center for Terrorism and Intelligence Studies (CETIS), Akribis Group, San Jose, California. Dr Hahn is author of two well-received books, Russia’s Revolution From Above (Transaction, 2002) and Russia’s Islamic Threa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which was named an outstanding title of 2007 by Choice magazine, and the forthcoming The ‘Caucasus Emirate’ Mujahedin: Global Jihadism in Russia’s North Caucasus and Beyond (McFarland Publishers, 2014). He has authored hundreds of articles in scholarly journals and other publications on Russian, Eurasia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publishes the Islam, Islamism, and Politics in Eurasia Report (IIPER) at CSIS at http://csis.org/program/russia-and-eurasia-program.
译者：维吾尔在线（http://www.uighurbiz.net）
英文來源：http://geostrategicforecasting.net/gordonhahn/2013/11/15/is-the-turkestan-islamic-party-returning-home/
中文來源：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21960
在我的电子杂志——由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出版的《欧亚大陆的伊斯兰、伊斯兰主义与政治报告》（简称‘IIPER’） 第67期中， 我曾警告以中国维吾尔族为主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简称‘TIP’,有时也被称作‘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ETIP））的重新振起和对中国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或或对中国其他地方日益严重的威胁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31014_Hahn_IIPER67.pdf)。‘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开始以民族分裂运动著称，争取省级自治区新疆的独立。位于中国西部的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直流亡在巴基斯坦的瓦济里斯坦地区，并在此受“基地”组织和全球圣战革命联盟支配，接受“基地”组织和设在瓦济里斯坦的其他组织的训练，从而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获得实地经验。他们与全球范围内的圣战恐怖组织组织和基于阿巴两国的其他组织发展起了关系。
瓦济里斯坦（Waziristan）
《欧亚大陆的伊斯兰、伊斯兰主义与政治报告》第67期发布几天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发生一辆吉普车的撞击和爆炸事件，导致两名游客死亡、40人受伤。那辆吉普车内的一家三口人也在该袭击中丧生。中国当局称“10·28事件”系“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行为。5名维吾尔穆斯林很快就被抓捕，并在一个嫌犯住处搜查到圣战旗帜和圣战文字(www.nytimes.com/2013/10/31/world/asia/china-says-5-jihadis-are-arrested-in-beijing-attack.html?_r=0)。
一个星期之后的11月6日，8个简易爆炸装置在山西省委面前爆炸，并造成1死8伤。这次在中国东部省份省会太原爆炸的简易爆炸装置包括子弹大小的球形轴承，一个鲜明的圣战爆炸装置元素(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391204579180583567153914) 。中国当局仍未指出这起9天后发生在中国的第二起恐怖袭击事件的肇事者。11月8日，警方逮捕了一名刑满获释的当地居民，叫丰志均。他承认故意作案，以“报复社会”。新闻报道中并没有提及宗教或民族背景。
由中国维吾尔穆斯林主导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直与流亡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其他圣战组织——包括来自中亚的组织，塔利班和“基地”——并肩作战。在一定程度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持续遭受明显的民族-政治动荡。阿富汗撤军后，该地区甚至有可能整个中国将易受来自“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袭击。2009年7月和2011年7月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骚乱暗示着持续的民族-政治和宗教争执。
自从2007年开始出现后，几年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中国成功实施了一些袭击。它曾声称对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前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负责。2009年8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当时的埃米尔（酋长）阿卜杜海克·安·突厥斯坦（Abdul Haq al-Turkistani）扬言要袭击中国驻外大使馆以及中国境内的目标。“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声称对2011年7月18日和7月30~31日分别发生在新疆西部城市和田和喀什的一系列爆炸和刀斧袭击（而喀什离中亚传统的温床——费尔干纳盆地只有200英里的距离）。发生在两地的袭击分别造成4名（政府部门：译者阐释）的人、10多名平民和8名袭击者的死亡，40多人受伤。“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2011年9月份发布的视频似乎暗示着该组织与2011年7月30~31日发生的袭击有关，视频中“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埃米尔的声明显示10名袭击者当中一名像该组织的埃米尔。“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还声称对2013年4月发生在喀什的袭击负责。袭击造成15名社区工作人员和警察丧生。这些可能是冰山的一角。需要记住的是安全官员倾向于夸大自己的效益。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5月中国安全官员声称他们已有能力阻止96%的恐怖袭击计划。然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并未对今年6月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鲁克沁镇的持刀攻击事件。该事件中， 35人死在16名持刀者之手。
目前，“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可能由100人组成，顶多也可能有几百名战士，由谢赫阿卜杜勒·艾孜则（Abdul Aziz）率领。经过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多年的流亡，“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基地”、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IMF分支组织伊斯兰圣战联盟（IJU）、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JaK）和塔吉克斯坦的“Jamaat Ansarullah”(JA)已经发展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因此，凭借长期流亡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和瓦济里斯坦，“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已经成为“基地”组织的盟友，而“基地”在米尔阿里（Mir Ali）地区与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组织训练营。“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名或两名领袖曾经或正在服役于“基地”统治下的修罗议会（Shura Majlis）。其中一名是“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埃米尔阿卜杜勒·沙库尔（Abdul Shakur (Shakoor)），而报道称他于2012年在美国无人机袭击中死亡。据报道，2011年4月赛义夫·阿德尔（Saif Adel）离开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地区（FATA）之后，他接手指挥“基地”在该地区的所有外国势力。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接受“基地”的军事和宗教培训，培训也有可能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和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处活动的巴基斯坦塔利班，也有可能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故 “基地”宗教学者哈立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侯赛因（Khalid bin Abdul Rahman al-Husainan）曾访问新疆，在维吾尔穆斯林当中促进圣战思想。今年，“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发布了侯赛因死后的视频，讲到他向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宣传圣战。
在瓦济里斯坦期间，“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除了与“基地”的密切关系，还跟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圣战联盟”发展起了紧密的关系。已故沙库尔（Shakur）曾是“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创始人塔伊尔·尤里大仕（Tahir Yuldash(ov)）紧密帮手。他也像沙库尔一样，于2010年在美国无人机袭击中被打死。“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通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圣战联盟”与欧亚大陆的大量圣战徒接触。2013年7月15日，“伊斯兰圣战联盟”媒体部发布了名为“Badr at-Tawheed”的视频，讲的是一名圣战徒的生活；视频中的他，一天跟一名Pasrun、一名乌兹别克人和一名俄罗斯人在一起，而在另一天跟一名塔塔尔（鞑靼）人在一起。2013年3月，一名乌兹别克斯坦执法部门前官员兼专家告诉乌兹别克媒体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势力正在从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回到中亚地区。他引用费尔干纳盆地和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边境地区的不稳定，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战士在塔吉克斯坦被捕作为例证。当时，这位前官员强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正与达吉斯坦、车臣和维吾尔人加强关系。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似乎与“基地”更远的全球圣战盟友发展起了关系，比如基于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高加索酋长国”的圣战徒（Caucasus Emirate ，CE）。“高加索酋长国”曾参与几起在欧洲和阿塞拜疆实施失败的外国阴谋，并激发了更多的事件，包括2013年4月15日发生在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场的爆炸案。2012年10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现任埃米尔谢赫阿卜杜勒·艾则孜（Sheikh Abdul Aziz）向“高加索酋长国”埃米尔Doku ‘Abu Usman’ Umarov发一段时长20分钟的视频问候。（2011年3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之盟友‘伊斯兰圣战联盟’也做过同样的事。）“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全球范围内联系的广度可以从其用5门语言发布的声明和视频中反映出来，5门语言分别是维吾尔语、突厥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俄罗斯语和英语。
应该指出的是，维吾尔族战士有可能与乌兹别克、高加索、塔塔尔或其他圣战者前往叙利亚和他们全球圣战和训练网络。今年7月，中国安全官员声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名叫做买买提·艾力的维吾尔人被逮捕与他曾赴叙利亚参战有关。在叙利亚作战还使得让“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维吾尔人有更多机会与“高加索酋长国”或JMA接触。其中，“高加索酋长国”是叙利亚移民援军中占绝大多数；而JMA由埃米尔Umar al-Shishani——来自车臣亚的车臣少数民族人——率领，并与“高加索酋长国”有联系。从叙利亚回来的维吾尔人要么去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要么回到中国，他们将有更大的战斗力，甚至物资资源。
而且，随着西方势力从阿富汗撤出——尤其是塔利班重新掌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 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或瓦济里斯坦其他的圣战组织会寻求回到中亚。如果成功的话，他们能并且将会给“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提供网络和物流基础设施，以便让他们渗透到新疆在中国领土实施袭击。这对“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很重要，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伊斯兰化的东突厥斯坦，这将会成为中亚酋长国或哈里发的一部分。圣战者希望建造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哈利法制政权。
最近，“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表现出更多操作和宣传上的活动，可能在加紧准备受“基地”和其他盟友援助的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行动，等着撤军完成。今年5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发布两盘录像带，看起来像声称对阿富汗境内的两起不同的自杀式袭击负责。据报道，其中一起发生在2011年，另一起可能最近才发生，在视频发布之前。
今年春季和夏季，“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发布视频，显示妇女和儿童的武装训练过程。视频中并不能清楚地知道，妇女和儿童是不是将参与到自杀行动中；“基地”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处使用妇女自杀式爆炸行动开始于2010年，随之“高加索酋长国”和其继承组织——Ichkeriya车臣共和国。 再者，“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过去三年发布的宣传视频在成倍的增加，2013年是2012年的两倍，2012年是2011年的两倍。
显示“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IMT）更广泛圣战宣传例子的是该组织埃米尔阿卜杜勒·艾则孜于2012年给 “高加索酋长国”埃米尔Dokku ‘Abu Usman’ Umarov的视频讲话。如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与“高加索酋长国”在促进关系，那么他们肯定跟中亚的圣战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和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或该地区其他偶尔出现的组织，有合作关系。艾孜则的视频暗示，“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正在从过去的损伤中恢复。最近的一个埃米尔艾买提·优素福（Emeti Yakuf，又名 ‘Aibu Adubu Rehman’ 和 ‘Saifulah’）在去年八月美国的无人机袭击中死亡，当时一起死亡的还有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埃米尔马哈苏德·哈卡尼（Mehsud Haqqani）之儿子巴德鲁丁·哈卡尼（Badruddin Haqqani）。
鉴于全球圣战革命盟友的增长和“基地”中心力量的削弱，“基地”和类“基地”组织的专营权的增长会对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为了扩大作战能力和影响范围，与其他组织合作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包括基于中亚的组织。他们最终加紧渗透到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中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一个拯救的恩典，那就是“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还不是在“基地”和其他全球范围内的圣战组织的头号日程表里，有三项原因。首先，与全球范围的其他圣战革命盟友相比，“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伊斯兰主义 takfirist更受嫌疑。第二，中国并未成为西方 “异教徒”和其他像什叶派和俄罗斯一样的头号反对对象。第三，由于在叙利亚的逊尼-什叶派内战，“基地”和其他圣战者可能会更多地向西移动而不是东北移动，这是对后穆尔西时代的埃及和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恶化局势下的圣战者提供了可能性。
目前尚不清楚，“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 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和“高加索酋长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为集中资源和人员交换而做的努力，还是软弱的表现，另外人选的变更会不会增加“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战斗力。尽管如此，中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能会一直是分别对维吾尔族和中亚伊斯兰主义者、圣战者而言更有吸引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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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Gordon M. Hahn is an Analyst and Advisory Board Member of the Geostrategic Forecasting Corporation as well as a Senior Associate,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Analyst/Consultant, Russia Other Points of View – Russia Media Watch; Senior Researcher and Adjunct Professor, MonTREP, Monterey, California; and Senior Researcher, Center for Terrorism and Intelligence Studies (CETIS), Akribis Group, San Jose, California. Dr Hahn is author of two well-received books, Russia’s Revolution From Above (Transaction, 2002) and Russia’s Islamic Threa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which was named an outstanding title of 2007 by Choice magazine, and the forthcoming The ‘Caucasus Emirate’ Mujahedin: Global Jihadism in Russia’s North Caucasus and Beyond (McFarland Publishers, 2014). He has authored hundreds of articles in scholarly journals and other publications on Russian, Eurasia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publishes the Islam, Islamism, and Politics in Eurasia Report (IIPER) at CSIS at http://csis.org/program/russia-and-eurasia-program.
在古道上发现历史：拉铁摩尔的新疆史观述评
作者：黄达远（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
來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摘要：拉铁摩尔通过对中国内陆边疆腹地的商路考察，以“长城—天山”过渡地带为背景，以商路变迁的动力为切入点，在农业区、草原、绿洲多元化的互动关系中观察新疆历史在中国历史及内陆边疆中的重要性。并以新的地缘政治视角，将“边缘史”的新疆史转为“中心史”。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重大社会变革，从帝制转向共和乃是人心所向。但是，中国内有军阀割据，外有俄日等强邻虎视的格局，却引发了中国内陆边疆的一系列危机。外蒙古迅速宣布独立后显现连锁反应，唐努乌梁海、科布多、阿尔泰、图瓦先后从中华民国版图剥离。实际上正是下一场革命——俄国推翻沙皇（二月革命），终止了已经启动的灾难性雪崩。[ 杨镰：《内陆亚洲的变局与均衡》，《读书》，2007年第3期。] 但时隔不久，亚欧大陆腹地的重要性使降温未久的局势复燃，日本、苏联、英国等在此激烈角力，大角逐使得中国内陆边疆常常处于失控的边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富有传奇色彩的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化妆成蒙古驼队的商人，栉风沐雨，沿着从长城到天山的商路进行探险考察，1939年，他完成了《中国亚洲内陆边疆》这部名著，提出“长城边疆”这一“贮存地”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这种“大边疆观”直接出自其地缘政治的现实关怀，新疆是亚洲内陆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拉铁摩尔对新疆研究颇为重视并赋予独特视角[ 拉铁摩尔对“新疆”称呼不同，有称为“中国突厥斯坦”， Owen Lattimore, “Chinese Turkistan”,The Open Court, Chicago，Vol．XLVII，March，1933．有时直接称“新疆”， Owen Lattimore，Pivot of Asia，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50．本文一概称新疆。]，本文拟对此进行研讨。
一、打开新疆研究的钥匙：“长城——天山”商路
边疆在大多数学者眼里，是一个异质性、动荡性更强的社会。如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在中国的地区边境，地方社会显得最异常，样式也最多，”这里充斥着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异端团体、土匪、走私贩、流浪者、被充军的政治犯、巫师和其他不正常的人等，……因而边境的行政长官必须依赖镇压、遏制和分而治之的策略。”[（美）施坚雅着、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第178页。]在清代文献中，同样不乏对西域表达出“殊方绝域”的感慨，这其实反映了“中原本位观”的局限，内地对西域还缺乏基本了解。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不仅要克服地理空间上的险远，而且还要克服语言、文化习俗的差异，从事者寥寥。如西域史地就被称为“绝域与绝学”[ 参见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三联书店，2007年。]。
辛亥以后，西学日盛，中学日蹙。边疆史地研究传统逐步让位于 “边政学”。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云贵川藏的彝、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在新疆、蒙古方面则罕有问津。[ 新疆、蒙古主要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基本封闭了学术研究的通道。]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将穿越传统内陆亚洲腹地商路的经验与中国史研究巧妙的结合起来，不仅开创了另一条具有强烈人类学取向的研究路径[ 参见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文汇报》2007 年 5 月 7日。]，在蒙古、新疆的研究中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他的阅历、眼界与方法。
他考察新疆的动机区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新疆的西方探险家们，后者的目的一是“盗宝”，二是兼有窥探新疆内部虚实的目的。英籍斯坦因、瑞典斯文赫定、俄国普热瓦尔斯基、德国勒柯克、法国伯希和、日本橘瑞超等众多探险家中也不乏优秀的学者。不过，他们通过大量极不光彩的掠夺式“考古”，将大批反映古代西域辉煌文明成就的珍稀文物运到欧洲，对中国造成的损失则无可估量。当这些历经浩劫的文化珍宝——用古代各种民族语言文字记载的文书、档案、经卷，还有各种精美的壁画重新面世，促使一批高水平的西域历史著作问世。从被湮没的历史中重新评估西域与中原、西域与周边的关系。[ 这一时期知名的西域研究的成果有：（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中亚文明史》，中华书局，2005；（俄）维·维巴尔托里德著，耿世民译：《中亚简史（外一种）》，中华书局，2005年；（英）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36年；（法）沙畹，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 探险家们大多有政府资助的背景，因此，他们还经常私自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山川河流、地形地貌进行测绘。而拉铁摩尔前往新疆最初的考察目的与他们明显不同，他既没有专业的汉学出身背景，也没有政府给予的资助。1924年，年轻的拉铁摩尔在中国天津工作，意外得到一次去归化出差的机会，在那里，他发现了散发着古代气息的大漠驼队，并由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决定跟随驼队进行一次远距离的考察。可见，当时拉铁摩尔对中国内陆边疆考察的动机非常简单，考察经费也由自己支付，完全像一位“西部牛仔”。拉铁摩尔并无“盗宝”和地形测绘的任务，这使他集中精力于自己关注的事务，从而有机会得到了更多的发现和认识。
拉铁摩尔在商路中的“参与式观察”，表现出人类学家的天然素质。1926-1927年，在内蒙古归化到新疆古城的长达数千公里艰难旅途中，他与驼队旅伴风餐露宿，患难与共，“所经历者与千百年前初无二致也：烦渴、寒冽、风沙、雪暴，以及盗贼横行的种种文献，与昔日无异也。”他对陪伴其穿行戈壁沙漠的商队旅伴充满了感情，“我以为与此等人穿行沙漠，历千辛万苦，做长途旅行，颇足以引为自豪。……我极希望能将他们的精神，习俗以及所遵行古道的性质略为说明。”[（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3页。]他讲娴熟的蒙古语，穿蒙古服饰，行蒙古礼，受到了蒙古人的尊重，将“他者”转化为“我者”，这种良好的关系使他能深入到商队中去。“商队中约十分之一为蒙古人；余为华北及山西人，多系于来自山西、甘肃而去中国新疆的。此多数华人，几皆具有中亚民族的血统，惟年代远近不可定。”除了血缘之外，文化上也颇具特色，“……这数种人，在往昔千百年间，常寇略中国[ 本文使用的“中国”概念是指“中原王朝”或“中国内地”，与“草原”对译的角度是指农业区，不是指现代民族国家意义的“中国”——作者注。]，有时深入，有时被中国逐出边界之处。商队中的华人，不论其原始如何，他们皆始终如一的工作。他们生长在戈壁道上，当出发时，即将城市及耕植的纠缠，置诸一旁；即华人所视为神圣的组织，如家长及家主的职务，他们也不重视。”[（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3页。]在穿越蒙古新疆的商道之旅中，“商队中的人，实为依傍长城大道通行地带的代表，颇具游牧民族与定居华人的混合风味。”[（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3页。]在商队的经历对拉铁摩尔“华夷平等”的视角可以说起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这些“非华非夷”具有边疆形态的人群对拉铁摩尔关于中国长城“边疆形态理论”不无启发性，也正是这些世代沿着古老的“长城—天山”传统商路行进的驼商和驼夫开启了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研究的新思考，这条商路也成为他打开新疆研究的一把“钥匙”。
拉铁摩尔对新疆的考察，既不是用地理学方法，也不是用传统文献研究的方法，而是有意识地将历史、社会、政治事件放入地理生态变迁的要素中去思考，他选择了集这些要素于一身的考察路径——传统商路。跨越数省的商路超越了政区边界，而是沿着自然与人文的边界。他提出“政治边界并不是限定历史事件的区域。”[（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从而超越了中国历史注重政区的传统，这与施坚雅的观念一致。施坚雅关注农业中国的“区域”——围绕着长江、黄河、珠江等经济核心区形成各级市场体系。拉铁摩尔的贡献则在于提出一种边疆形态的“区域”-“长城边疆”。而将长城与被人们长期忽略的商路联系起来，是他发现长城边疆的关键，也是发现新疆历史的关键，反映了他过人的眼光。“第一点，游牧民族的社会团体，因无一定居处，考古学上的证据自属稀少。第二点，近日中亚的考察，多偏于山脉沙漠的测绘，很少注意于商路的性质，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三点，中亚考查对所经的道路，多遵昔日俄国旅行家的指示。而俄人每由北而南，纵穿蒙古，以释明中俄政治地理的形势。因为这个原故，很少循其通行大道而行走。……”[（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25页。]拉铁摩尔坦承，“我本非渊博之地理专家，故所讲者，不能完全属于纯粹地理，但由于地理也不无相当关系，即其地土人生活状况、部族迁徙途径与商业中心及贸易方向等等”。[（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0页]用综合研究方法开启了新疆研究的先河。
通过商路的考察，从草原、沙漠、绿洲平原到高山地带，拉铁摩尔观察到了不同地理环境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经济形式等在商路上的互动，继而也提供了新的眼光来分析新疆历史。他认为天山是新疆的地理重心。它不仅造就新疆的地理态势，而且其融化的雪水成为绿洲的生命线。塔里木盆地三面环山，只有东面是敞开的。天山北面是准噶尔盆地，有草场分布，它的东面敞开，西部却并非绝然与外界隔绝，那边有一片山口与俄属土耳其斯坦相连。这些草场可以使游牧人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连续的迁徙。天山北面的河流也能灌溉一些绿洲，但是这些绿洲在历史上都被广泛移动的游牧民族所控制。[（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他发现了绿洲在历史中的重要价值，天山北路是草原绿洲，天山南路是沙漠绿洲，区分了不同绿洲的性质，“沙漠绿洲适宜农耕，当技术上的条件具备时，就发展成为灌溉农业；而草原绿洲的历史则徘徊在各种可能发展形态之间。”[（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新疆的地理形势和绿洲是天山最重要的产物。
最为关键的是，他指出了沿“长城-天山”构成了一个完整过渡地带，其标志是连接“长城-天山”商路的形成。约在公元7世纪，长城-天山沿线的游牧道路被唐的力量控制，“游牧文化为定居文明所制，实可称为一大转机”，从那时起，“中国长城以内的道路，始与沿天山两侧绿洲间的道路，即从游牧者开辟的商路有相当的联络。”[（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30页]他还提出了天山沿线“过渡地带”的证据，如天山中段的巴里坤与奇台之间的山居新人群，他们是汉人与蒙古人通婚所生的混血儿。这些人既熟谙汉语，又精通蒙古语。风俗既随蒙古，也随汉族，既能像蒙古人一样管理他们的牲畜，也能像汉人一般丧葬、婚嫁。在毡包内他们像蒙古人一样穿着，当来到城镇又打扮得像汉人。他们在冬季的低地草场拥有大量房屋，夏季又随蒙古人一起进山搭建夏季毡包。他们有最普遍的宗教宽容，夏季在山中热情地款待游历的蒙古喇嘛，到冬季又去参拜中国的寺庙。[ 杨晔：《试论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2008年，复旦大学硕士论文，第31页。]
天山既作为“长城-天山”整体形态的一个部分，又具有新疆内部游牧民与绿洲居民的“过渡地带”的双重性质，“天山北麓地区及南准噶尔区，位阿尔泰山、天山之间，形成游牧民族与天山南麓民族的过渡地带”。[（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30页。] 这对他认识新疆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中国、草原与绿洲力量的交汇线：“长城-天山”商路形成的动力考察
清代汉文文献中常将“新疆”“西域”与“天山”作为替代用词。乾隆时官修的《皇舆西域图志》将西域分为“四路”[ 清代乾隆时期修撰的《西域图志》将西域分为“安西南路”、“安西北路”、“天山南路”、“天山北路”。]而核心则是记述“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嘉庆间伊犁将军松筠撰修的《西陲总统事略》，按照“新疆南路”、“新疆北路”来划分区域，道光间徐松撰写《新疆南路赋》与《新疆北路赋》，合称《新疆赋》，新疆南路即天山南路，新疆北路即天山北路。清代是新疆政区地理发生重大变化时期，在清朝打击下，天山北路准噶尔蒙古力量消失，清代在原准噶尔牧地进行移民屯垦，将大片草原改为农垦区，并修建了不少城市，从而重建了天山北路的人文地理。[ 黄达远：“清代北疆城市兴起的动力机制探析”，《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清代乾隆中期，乌鲁木齐、巴里坤一带设置镇迪道。光绪初年，按照郡县制度新疆建省并进行区划改革，“新疆”正式成为省名。[ 按照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来划分新疆已经成为历史，今天的人们习惯把新疆分为“南疆”、“北疆”和“东疆”。]民国期间，中国学者撰写新疆史，基本沿用新疆政区史的概念，叙述的重点主要是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治理和新疆的政区变革，天山南路、天山北路逐步变成了历史概念。
拉铁摩尔将政治、历史、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综合因素聚焦在古代的商路上，并兼以一种跨区域的宏大眼光，“新疆以西，俄属土耳其斯坦的部分地区、波斯、近东，有着与新疆类似的地理形态；新疆以东，甘肃、宁夏的情况也类似，这两个地区对于新疆的影响犹如内蒙古与外蒙古的关系。[（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在“长城-天山”沿线的商路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的财货之路、文化交流之路，而且更是不同力量的交汇线，从中可以看到区域内外各种复杂力量的交织和博弈。
拉铁摩尔指出商路路线变迁的动因有三种：地理原动力、社会原动力和历史原动力，其中社会原动力与历史原动力是他重点分析的原因。蒙古地区早期商路的形成并非因为贸易的缘故，而是游牧民迁徙的道路；沿着天山、阿尔泰山商业道路是游牧民牧道而发展形成的，属于“社会动力”；绿洲之间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加上绿洲之间被沙漠隔绝，绿洲之间的交换比较困难，绿洲之间道路的形成主要是游牧民和中国力量介入的结果，属于“历史动力”。如沿长城道路的形成就是历史动力的结果，长城主要的功能是隔绝农区与牧区的防御屏障，另一方面却变成了“道路的准绳”。[（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23页]为了给长城沿线提供人力和物资，“长城以内，由中原出发的道路，分途抵塞，其中最著名者，即为‘御路’”。[（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25页]如陕甘大路，形成了新的东西向商路，有政府建设的驿站，有沿线农业社会提供各种保障，这种由古代政权建设的道路被拉铁摩尔称为“真路”。
仅靠“社会动力”还不足以形成“真路”，还需要借助“历史动力”。如天山北路取代以前沿阿勒泰山的道路，是因为后者是游牧牧道，而绿洲与游牧者之间有交换的需要，连接的道路是财货通行的道路，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汉人都主要走这条道路，这条道路也处于游牧民与绿洲居民之间“过渡地带”。没有位于“过渡地带”的道路，会缺乏动力而被废弃。如历史上的阿尔泰路和经由罗布泊的丝路都被废弃，这也是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能够成为主要道路的原因。因此，“过渡地带”对于道路变迁具有直接的影响。沿天山商路的形成，除了从游牧民的牧道开辟出的商道外，还有来自区域内部的历史动力。商路的形成具有贡献。天山南路绿洲被戈壁沙漠分割，游牧力量难以进入，绿洲民缺乏和游牧民进行交换的动力。不过，由于天山山麓的“山居民”与山脚下绿洲民的交换需要，会形成集市，其贸易比绿洲间的贸易还要兴盛，并带来通行税的发达。在拉铁摩尔看来中国开辟丝道，实际上是为了获得当地通行税的权舆。
天山北路与天山南路是新疆的两条主要交通线，但是二者的性质也有相当的差异。天山北路是草原绿洲，既可以农耕也可以游牧，而且地理形势上看，东、西方向无险可阻，草原的力量可以长驱直入，在草原绿洲上农耕与游牧力量交互兴替，原有的力量都会被摧毁，然后重建，变动性极大；而天山南路绿洲带因被沙漠戈壁分割，牛羊等畜群不能通过。所以绿洲尽管会被游牧力量征服，但不会持久，其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天山北路被称为是“草原之路”，天山南路被称为是“绿洲之路”。
拉铁摩尔高度评价汉人对于开辟这些交通路线的贡献，“假若将其地绿洲间的交通路径，化为不同民族与不同文明之间的通行大道，不是绿洲的土人，乃是华人，往史斑斑，灼然可见。”[（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3页]“长城——天山”古代商路的形成，既有地理原动力、也有社会原动力，也有历史原动力，是三种力量的结合，其中又以历史原动力为最重要的因素。
拉铁摩尔通过“长城——天山”商路的考察，发现“历史原动力”在商路形成中的核心作用，而这种“历史原动力”必须要还原到长城和天山。长城内外是农区、草原和次绿洲，天山内外则是草原绿洲和沙漠绿洲，而古道恰是农区、草原、绿洲三种力量的交汇线，它们组合与变迁构成了古代商路发展的历史原动力。
三、中国、草原与绿洲互动关系中的新疆
拉铁摩尔注意到新疆与其他内陆边疆地区最为不同的地理与社会空间就是“绿洲”，并以此为中心来分析新疆历史，“了解了绿洲孤立的特殊性以及与中国和草原的交通可能性，就不难描绘这个中亚世界的一般历史状态。它是独立的，而不是孤立的。”[（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0页]新疆不再是一个静止的地域历史，而是在几种力量的冲突、交流、融合、调适等变迁中的历史。
在中国、草原和绿洲关系中，绿洲属于“侧翼势力”。“在他们（草原与中国）的侧翼是中亚绿洲地带，其间的沙漠绿洲由于精耕农业的背景，与中国的关系较深。”[（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在天山北路的草原绿洲上，确实可以发展出可耕可牧的经济类型。清代乾隆年间政府组织大规模的对天山北路的屯田，将游牧草原上开发了数百万亩计的良田，就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参见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侧翼战争属于正面战争和长城战争的一部分。“汉代，汉族与匈奴的战争可以称为是正面战争和长城战争，有时与它们同时，有时与之交替发生的，是新疆绿洲地区的侧翼战争。这里优势徘徊于游牧民族容易接近的草原绿洲和汉族易于接近的沙漠绿洲之间。”[（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2页。]在草原、中国、绿洲关系史的之间，绿洲虽然也很重要，但并不在中心位置。新疆历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草原与中国，其次才是印度、伊朗和西藏等其它地区势力的影响，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关系的组合。一是游牧民族控制绿洲以对抗中国；二是中国控制绿洲以对抗游牧民族；三是在草原与中国力量都不能到达绿洲时，绿洲的自我崛兴。四是“过渡地带”与草原、中国、绿洲之间关系的平衡。这几种力量的相互关系构成了新疆历史剧情发展的主线。
绿洲犹如“细胞组织”，因为干旱地区的阻隔，无法成片发展，这使汉人无法复制内地大规模的生产与社会组织（拉铁摩尔称为“汉族环境”）；另一方面，这也使绿洲无法联合起来，“在他们的同一性上很难建立起一个金字塔式的政治统一体。”因此，“新疆绿洲总的历史，要受到外来势力的侵入整个绿洲地区深浅程度的左右，受到统治势力联合各个绿洲程度以及将各个绿洲之间进行联合的程度的支配。”[（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1页。] 中国力量在沙漠绿洲居于优势。自汉代起，“中国政治家们真正需要的，即其真正的目的，是造成一种情势，使绿洲小国们认为依附中国要比做游牧民族的附庸更有利。”[（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中国通过丝绸、茶、瓷器与绿洲的玉石、干果、马匹之间进行交换，使得绿洲的统治者与中国之间建立一种互惠的体制，但是与普通绿洲民众的关系却不大。[（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2页。] 汉人对绿洲农业生活比较熟悉，“这种生产与习俗的相同，比语言及服装的不相同更为重要。”并采取一种类似自治的管理模式，“当地的经济性质还是照旧。当地社会的价值与法令，虽然有政治统属上的变化，但并无实质内容的改变。”[（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2页。]游牧民族在草原绿洲上则占有优势，而他们进入草原绿洲和沙漠绿洲时，自身的机动性就会受到限制。当进入沙漠绿洲时，其社会更面临着游牧与农耕生活的取舍，不得不脱离游牧制度的规范，彻底脱离草原生活，意味着游牧民族进入绿洲，无论是对绿洲社会还是对其自身，都会面临更为激烈的矛盾，要经历一个逐渐“非游牧化”的转变。在草原边境北部绿洲中，游牧民族的移殖与征服当然会常常压倒绿洲的农业及社会，也许或早或迟将它们推翻。[（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0页。]
拉铁摩尔由此集中分析了新疆历史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一是新疆绿洲社会在“集权化”与“去集权化”（Cycles of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之间循环，地理环境决定了绿洲无法集中发展，他强大帝国统治下要维持新疆的“集权化”，新疆内部固有的“去集权化”之间不断摆动。在“集权化”和“去集权化”的反复变化中，新疆社会呈现出一种缓慢进化的封建主义。[ Owen Lattimore, 1950, Pivot of Asia，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pp.182-183．]其二是新疆历史是一部草原、中国及绿洲交替崛兴的循环历史。其原因是，“这种模式是与草原和绿洲生活之不能协调有关系的。在草原经济与汉族及绿洲农业经济之间是混合和粗耕经济。草原居民、汉族、绿洲居民都不能向这种混合经济‘进化’，因为这种混合经济乃是立于单纯经济制度上的‘退化’。”[（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其三是南疆与北疆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草原绿洲易于被游牧势力控制，生活倾向于草原，而沙漠绿洲的生活则易于被中国控制，则生活接近于农区。草原绿洲具有开放性、变动性，沙漠绿洲具有稳定性。这是拉铁摩尔对新疆历史特点的深刻洞见。
此外，他对新疆的某些认识虽然还有争议，但不乏启发意义，概括如下：
（一）过渡地带对新疆历史的影响
过渡地区的居民是受他们自己利益支配的。在两者都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他们同时利用汉族的农耕技术与草原的畜牧技术。在贸易和文化方面，他们在草原和中国之间获得利益，但是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具有独立生活秩序的独立民族。部分原因是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不够大，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内地与草原的秩序都已经高度发展，过渡社会被夹在中间。[（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9页。] 作为过渡地区力量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中国力量转向亚洲内陆时，“其通道，却是由已经在边疆本身活动着的力量所打开的。”[（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0页。]二是中国与中亚关系中的经济力量，是在过渡地带——边疆商队商人及中间商人的掌握中。“由于丝绸这种奢侈品的利润很高，中国赏赐给中亚小国的君主接受这种赏赐、补贴太多，便把它们卖到更远的地方去，获取更多的利益”。[（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4页。]边疆的商队和中间商人由此获得了远途贸易的机会，成为新疆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还秉承了汉人的生意头脑，购买商队垮掉的骆驼，使其在自己的草场休养生息后，又转手卖给新的商队，从中赚取差价。正是凭借对汉、蒙两种文化的熟悉，这个人群一跃成为边境城市中新兴的富裕阶级。过渡地带是草原、中国、绿洲几种力量共同塑造的，它又是各方的一种联系纽带。正是过渡地带的商人使新疆绿洲与中国、草原保持着一种常态化的民间交往和联系，也因为交通使新疆绿洲保持着一种开放的状态。不过，过渡地带也成为草原和绿洲不能整合为一体的关键性因素。前文已有叙述，不再赘述。
（二）山居者与绿洲民：天山的山地历史
天山还有一种内部的相互关系，就是山居居民与绿洲居民的交往，拉铁摩尔称之为文明“竖的发展” (Vertical Construction)。它区别于“横的发展”—— 绿洲和草原、绿洲和绿洲之间的关系。这种“竖的发展”在昆仑山和天山都有表现，特别是集中在天山的侧面，山的高处可以产木材、黄金及其它种矿物，更有零星草场，以畜牛羊。山居人主要从事畜牧或半游牧者，绿洲人则为农夫工匠或城居者，因双方的生产不同，使得绿洲和山区之间产生交换动力，需要交换的物资很多。山居人用毛皮金属与绿洲人交互谷帛布匹及不能在山中制造的工艺品，其贸易比绿洲之间的还兴盛。从绿洲平原到高山地带存在着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存在着内部互补和交换经济形式，他又称之为“垂直社会结构”( vertical structure of society) 。深入到天山内部去观察历史，形成了一种地方性的历史感。
（三）宗教与新疆绿洲的关系
在新疆宗教不仅是信仰，更是政治势力。其中影响新疆历史的主要宗教是佛教与伊斯兰教。“佛教在新疆的建立迅速而稳固，因为他给绿洲社会以其自己不能产生的东西，一种他们在政治统一上所不能表现的经济与社会的统一，……寺院的高级僧侣形成了一个联系各绿洲王室的索带”。[（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宗教的稳固性与绿洲关系密切，因为绿洲小规模的社会不能出现一个真正意义的官僚阶层，而内地佛教则依附于官僚阶层，绿洲的佛教相对具有独立性。此外，商业的交往还促使包括佛教在内的其他宗教的传播，如景教、摩尼教、回教、拜火教等，不同地域商人们对宗教的需要刺激了宗教的传播。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南下的突厥人的关系密切，但是，伊斯兰教的势力一直至14世纪也不能进入天山北路。由于蒙古草原政治势力的衰微，伊斯兰教最终进入草原。
（四）近代地缘政治格局对新疆的冲击
19世纪已降，在西方近代化冲击之下，游牧社会势力和农业社会势力范围逐渐被压缩，特别是草原势力受到的削弱最大。至20世纪初，新的亚欧大陆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出现，中国、草原、绿洲之间多重关系已经逐渐变化。代替草原力量崛起的是苏联，中苏之间形成了新的地缘政治的格局。长城沿线的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和新疆天山、阿尔泰山联系起来，就是中国内陆边疆的天然屏障，“以上所说诸区，地理上并无截然的界线，乃系犬牙交错之地，……上述诸地带，有一种地理上的协调：即一区有变动，其它地区都受其影响。”[（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0页。]中国内陆边疆在地理空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1944年，拉铁摩尔考察过苏联后，对新疆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作用有了新认识，将英、俄、中在亚欧腹地的“大博弈”纳入了视野。19 世纪英、俄竞争到 20 世纪中叶的冷战初期，新疆成为亚洲新的重心，在亚洲起着枢纽作用。其原因在于苏联对亚洲输出革命，美国则期望将自由资本主义理念传入亚洲，新疆正好处于冷战的锋线上。[ Owen Lattimore, 1950, Pivot of Asia，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pp.183, pp. 3-4.] 此外，印巴北部边疆、伊朗、中国西部边疆、外蒙古和苏联中亚边疆地区之内，还存在着人种及民族边疆的交错，宗教及文化边疆的纷争，这些连同上述的国际政治边疆交互影响，其形势处于极为复杂的演变中，而新疆在此变化中亦居于关键地位。[ 许建英：“拉铁摩尔在新疆的考察与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这是从亚欧腹地的地缘政治的转换来看待新疆，从传统的“侧翼势力”一跃而成“亚洲的枢纽”。
四、结 论
号称日本史学“泰斗”的白鸟库吉，在《东洋史上的南北对立》一文中，提出东洋史的大趋势是南北两大势力的对立，是中原汉族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立，核心观点是“东西交通、南北对抗”，将中国分为两个不同形态的政权，这一观点被郭沫若鄙视为“垃圾”，但没有消除这种观点带来的影响。[ 韩毓海：《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不无巧合的是，亚欧大陆的另一边有一位法国学者格鲁塞出版了《草原帝国》一书，他以乾隆时期将喀什噶尔与伊犁的统一视为草原帝国的终结，“标志着实现了中国自班超时代以来的18个世纪中实行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即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项英杰校：《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70页。]中国历史是一个“草原帝国”与“农业帝国”对立斗争的历史，这种“南北对立”逻辑背后是指向“南北分治”，边疆就是区分南北关系的“分界线”，天山作为边疆的政治意义陡然上升。而拉铁摩尔以“华夷共治”的视角，注重“长城—天山”“东西沟通”的关系叙述实际上是对“南北对立”观点的一种反思，超越了以中原为本位的“农业中国观”和草原为本位的“游牧中国观”，使我们对新疆历史的复杂性具有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他关于“过渡地带”人群的发现，那些介于“非汉非胡”的“中间形态人群”更是对民族史叙述的一大挑战。
中亚处于东西文明的连结地带，又是各文明的接触的边缘地带，从东看它是遥远的“西域”，从西看它是神秘的“东方”，而本土又未有系统的史学传统，它在东方和西方的叙事史书中，都是边缘地带的零零碎碎事和人。[ 潘志平：《区域史研究的考察——以中亚史为例》，《史学集刊》，2011年第2期。]20世纪初，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指出了新疆位于欧亚大陆腹地中心地位的重要性。拉铁摩尔则通过对影响新疆的各种力量进行了历史分析，再次确认了这一中心地位。新疆绿洲曾是中国、草原之间的“侧翼势力”到近代则变为欧亚大陆腹地的“枢纽”。新中国将草原、农业区还有绿洲成功整合为一个“亚洲的中国”，经历了百年的动荡中国地缘格局重新稳固下来，正如拉铁摩尔所言，新疆的地缘重要性再次得到确认。
拉铁摩尔的成功主要得益在商路上的穿行，但仍有某种局限性。虽然他对于“过渡地带”人群的生活经历非常熟悉，特别是蒙古人；不过，却缺乏对其他边疆人群生活的体验和表述。他专注于交通史，但对于社会生活史的论述就显得薄弱。比如在宗教与绿洲的关系的叙述上，就显得力度不够。另外，拉铁摩尔主要使用的材料是西方学者的考察记录和相关研究成果，很少关注到中国学者在新疆的研究和引用汉文文献，并没有提到《西域图志》、《西域水道记》等重要汉文文献；同时，对于察合台文、满文材料的使用也基本阙如，当前的美国“新清史”的研究学者似乎正在弥补这一不足。在地缘政治视角下，拉铁摩尔将新疆历史拉回到亚欧大陆“中心”，使新疆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这一观点更多体现出了新疆的紧张性，而社会生活史、社会关系史的一面被遮蔽和被忽略了。同时，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的大幕下，他在新疆问题的叙述上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这完全出自政治利益的考量的，偏离了学者的本色，我们不能忘记拉铁摩尔还有作为政客的一面。[ 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的意识形态下，拉铁摩尔提出新疆自然方向是朝向蒙古和苏联，而不是中国，见Owen Lattimore，1950,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pp.221．完全背离了早期的研究立场。]
美国学者柯文倡导中国历史的“精细化”，才能更为准确的表达出中国自身的特点，[ 参见（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2002年8月新版，第178-181页。] 同样，新疆历史长期绞缠在民族国家形成与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变迁当中，一直缺乏“精细化”的表达。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区域史研究的蓬勃兴起，史学的研究重点已经转向基层的社会群体，转向不同群体的社会生活，新疆史学正面临和内地接轨的问题，而拉铁摩尔关于“长城—天山”的区域历史叙事无疑会给我们提供新的启示。
（此處刪去註釋）
來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摘要：拉铁摩尔通过对中国内陆边疆腹地的商路考察，以“长城—天山”过渡地带为背景，以商路变迁的动力为切入点，在农业区、草原、绿洲多元化的互动关系中观察新疆历史在中国历史及内陆边疆中的重要性。并以新的地缘政治视角，将“边缘史”的新疆史转为“中心史”。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重大社会变革，从帝制转向共和乃是人心所向。但是，中国内有军阀割据，外有俄日等强邻虎视的格局，却引发了中国内陆边疆的一系列危机。外蒙古迅速宣布独立后显现连锁反应，唐努乌梁海、科布多、阿尔泰、图瓦先后从中华民国版图剥离。实际上正是下一场革命——俄国推翻沙皇（二月革命），终止了已经启动的灾难性雪崩。[ 杨镰：《内陆亚洲的变局与均衡》，《读书》，2007年第3期。] 但时隔不久，亚欧大陆腹地的重要性使降温未久的局势复燃，日本、苏联、英国等在此激烈角力，大角逐使得中国内陆边疆常常处于失控的边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富有传奇色彩的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化妆成蒙古驼队的商人，栉风沐雨，沿着从长城到天山的商路进行探险考察，1939年，他完成了《中国亚洲内陆边疆》这部名著，提出“长城边疆”这一“贮存地”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这种“大边疆观”直接出自其地缘政治的现实关怀，新疆是亚洲内陆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拉铁摩尔对新疆研究颇为重视并赋予独特视角[ 拉铁摩尔对“新疆”称呼不同，有称为“中国突厥斯坦”， Owen Lattimore, “Chinese Turkistan”,The Open Court, Chicago，Vol．XLVII，March，1933．有时直接称“新疆”， Owen Lattimore，Pivot of Asia，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50．本文一概称新疆。]，本文拟对此进行研讨。
一、打开新疆研究的钥匙：“长城——天山”商路
边疆在大多数学者眼里，是一个异质性、动荡性更强的社会。如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在中国的地区边境，地方社会显得最异常，样式也最多，”这里充斥着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异端团体、土匪、走私贩、流浪者、被充军的政治犯、巫师和其他不正常的人等，……因而边境的行政长官必须依赖镇压、遏制和分而治之的策略。”[（美）施坚雅着、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第178页。]在清代文献中，同样不乏对西域表达出“殊方绝域”的感慨，这其实反映了“中原本位观”的局限，内地对西域还缺乏基本了解。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不仅要克服地理空间上的险远，而且还要克服语言、文化习俗的差异，从事者寥寥。如西域史地就被称为“绝域与绝学”[ 参见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三联书店，2007年。]。
辛亥以后，西学日盛，中学日蹙。边疆史地研究传统逐步让位于 “边政学”。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云贵川藏的彝、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在新疆、蒙古方面则罕有问津。[ 新疆、蒙古主要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基本封闭了学术研究的通道。]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将穿越传统内陆亚洲腹地商路的经验与中国史研究巧妙的结合起来，不仅开创了另一条具有强烈人类学取向的研究路径[ 参见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文汇报》2007 年 5 月 7日。]，在蒙古、新疆的研究中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他的阅历、眼界与方法。
他考察新疆的动机区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新疆的西方探险家们，后者的目的一是“盗宝”，二是兼有窥探新疆内部虚实的目的。英籍斯坦因、瑞典斯文赫定、俄国普热瓦尔斯基、德国勒柯克、法国伯希和、日本橘瑞超等众多探险家中也不乏优秀的学者。不过，他们通过大量极不光彩的掠夺式“考古”，将大批反映古代西域辉煌文明成就的珍稀文物运到欧洲，对中国造成的损失则无可估量。当这些历经浩劫的文化珍宝——用古代各种民族语言文字记载的文书、档案、经卷，还有各种精美的壁画重新面世，促使一批高水平的西域历史著作问世。从被湮没的历史中重新评估西域与中原、西域与周边的关系。[ 这一时期知名的西域研究的成果有：（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中亚文明史》，中华书局，2005；（俄）维·维巴尔托里德著，耿世民译：《中亚简史（外一种）》，中华书局，2005年；（英）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36年；（法）沙畹，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 探险家们大多有政府资助的背景，因此，他们还经常私自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山川河流、地形地貌进行测绘。而拉铁摩尔前往新疆最初的考察目的与他们明显不同，他既没有专业的汉学出身背景，也没有政府给予的资助。1924年，年轻的拉铁摩尔在中国天津工作，意外得到一次去归化出差的机会，在那里，他发现了散发着古代气息的大漠驼队，并由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决定跟随驼队进行一次远距离的考察。可见，当时拉铁摩尔对中国内陆边疆考察的动机非常简单，考察经费也由自己支付，完全像一位“西部牛仔”。拉铁摩尔并无“盗宝”和地形测绘的任务，这使他集中精力于自己关注的事务，从而有机会得到了更多的发现和认识。
拉铁摩尔在商路中的“参与式观察”，表现出人类学家的天然素质。1926-1927年，在内蒙古归化到新疆古城的长达数千公里艰难旅途中，他与驼队旅伴风餐露宿，患难与共，“所经历者与千百年前初无二致也：烦渴、寒冽、风沙、雪暴，以及盗贼横行的种种文献，与昔日无异也。”他对陪伴其穿行戈壁沙漠的商队旅伴充满了感情，“我以为与此等人穿行沙漠，历千辛万苦，做长途旅行，颇足以引为自豪。……我极希望能将他们的精神，习俗以及所遵行古道的性质略为说明。”[（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3页。]他讲娴熟的蒙古语，穿蒙古服饰，行蒙古礼，受到了蒙古人的尊重，将“他者”转化为“我者”，这种良好的关系使他能深入到商队中去。“商队中约十分之一为蒙古人；余为华北及山西人，多系于来自山西、甘肃而去中国新疆的。此多数华人，几皆具有中亚民族的血统，惟年代远近不可定。”除了血缘之外，文化上也颇具特色，“……这数种人，在往昔千百年间，常寇略中国[ 本文使用的“中国”概念是指“中原王朝”或“中国内地”，与“草原”对译的角度是指农业区，不是指现代民族国家意义的“中国”——作者注。]，有时深入，有时被中国逐出边界之处。商队中的华人，不论其原始如何，他们皆始终如一的工作。他们生长在戈壁道上，当出发时，即将城市及耕植的纠缠，置诸一旁；即华人所视为神圣的组织，如家长及家主的职务，他们也不重视。”[（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3页。]在穿越蒙古新疆的商道之旅中，“商队中的人，实为依傍长城大道通行地带的代表，颇具游牧民族与定居华人的混合风味。”[（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3页。]在商队的经历对拉铁摩尔“华夷平等”的视角可以说起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这些“非华非夷”具有边疆形态的人群对拉铁摩尔关于中国长城“边疆形态理论”不无启发性，也正是这些世代沿着古老的“长城—天山”传统商路行进的驼商和驼夫开启了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研究的新思考，这条商路也成为他打开新疆研究的一把“钥匙”。
拉铁摩尔对新疆的考察，既不是用地理学方法，也不是用传统文献研究的方法，而是有意识地将历史、社会、政治事件放入地理生态变迁的要素中去思考，他选择了集这些要素于一身的考察路径——传统商路。跨越数省的商路超越了政区边界，而是沿着自然与人文的边界。他提出“政治边界并不是限定历史事件的区域。”[（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从而超越了中国历史注重政区的传统，这与施坚雅的观念一致。施坚雅关注农业中国的“区域”——围绕着长江、黄河、珠江等经济核心区形成各级市场体系。拉铁摩尔的贡献则在于提出一种边疆形态的“区域”-“长城边疆”。而将长城与被人们长期忽略的商路联系起来，是他发现长城边疆的关键，也是发现新疆历史的关键，反映了他过人的眼光。“第一点，游牧民族的社会团体，因无一定居处，考古学上的证据自属稀少。第二点，近日中亚的考察，多偏于山脉沙漠的测绘，很少注意于商路的性质，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三点，中亚考查对所经的道路，多遵昔日俄国旅行家的指示。而俄人每由北而南，纵穿蒙古，以释明中俄政治地理的形势。因为这个原故，很少循其通行大道而行走。……”[（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25页。]拉铁摩尔坦承，“我本非渊博之地理专家，故所讲者，不能完全属于纯粹地理，但由于地理也不无相当关系，即其地土人生活状况、部族迁徙途径与商业中心及贸易方向等等”。[（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0页]用综合研究方法开启了新疆研究的先河。
通过商路的考察，从草原、沙漠、绿洲平原到高山地带，拉铁摩尔观察到了不同地理环境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经济形式等在商路上的互动，继而也提供了新的眼光来分析新疆历史。他认为天山是新疆的地理重心。它不仅造就新疆的地理态势，而且其融化的雪水成为绿洲的生命线。塔里木盆地三面环山，只有东面是敞开的。天山北面是准噶尔盆地，有草场分布，它的东面敞开，西部却并非绝然与外界隔绝，那边有一片山口与俄属土耳其斯坦相连。这些草场可以使游牧人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连续的迁徙。天山北面的河流也能灌溉一些绿洲，但是这些绿洲在历史上都被广泛移动的游牧民族所控制。[（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他发现了绿洲在历史中的重要价值，天山北路是草原绿洲，天山南路是沙漠绿洲，区分了不同绿洲的性质，“沙漠绿洲适宜农耕，当技术上的条件具备时，就发展成为灌溉农业；而草原绿洲的历史则徘徊在各种可能发展形态之间。”[（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新疆的地理形势和绿洲是天山最重要的产物。
最为关键的是，他指出了沿“长城-天山”构成了一个完整过渡地带，其标志是连接“长城-天山”商路的形成。约在公元7世纪，长城-天山沿线的游牧道路被唐的力量控制，“游牧文化为定居文明所制，实可称为一大转机”，从那时起，“中国长城以内的道路，始与沿天山两侧绿洲间的道路，即从游牧者开辟的商路有相当的联络。”[（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30页]他还提出了天山沿线“过渡地带”的证据，如天山中段的巴里坤与奇台之间的山居新人群，他们是汉人与蒙古人通婚所生的混血儿。这些人既熟谙汉语，又精通蒙古语。风俗既随蒙古，也随汉族，既能像蒙古人一样管理他们的牲畜，也能像汉人一般丧葬、婚嫁。在毡包内他们像蒙古人一样穿着，当来到城镇又打扮得像汉人。他们在冬季的低地草场拥有大量房屋，夏季又随蒙古人一起进山搭建夏季毡包。他们有最普遍的宗教宽容，夏季在山中热情地款待游历的蒙古喇嘛，到冬季又去参拜中国的寺庙。[ 杨晔：《试论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2008年，复旦大学硕士论文，第31页。]
天山既作为“长城-天山”整体形态的一个部分，又具有新疆内部游牧民与绿洲居民的“过渡地带”的双重性质，“天山北麓地区及南准噶尔区，位阿尔泰山、天山之间，形成游牧民族与天山南麓民族的过渡地带”。[（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30页。] 这对他认识新疆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中国、草原与绿洲力量的交汇线：“长城-天山”商路形成的动力考察
清代汉文文献中常将“新疆”“西域”与“天山”作为替代用词。乾隆时官修的《皇舆西域图志》将西域分为“四路”[ 清代乾隆时期修撰的《西域图志》将西域分为“安西南路”、“安西北路”、“天山南路”、“天山北路”。]而核心则是记述“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嘉庆间伊犁将军松筠撰修的《西陲总统事略》，按照“新疆南路”、“新疆北路”来划分区域，道光间徐松撰写《新疆南路赋》与《新疆北路赋》，合称《新疆赋》，新疆南路即天山南路，新疆北路即天山北路。清代是新疆政区地理发生重大变化时期，在清朝打击下，天山北路准噶尔蒙古力量消失，清代在原准噶尔牧地进行移民屯垦，将大片草原改为农垦区，并修建了不少城市，从而重建了天山北路的人文地理。[ 黄达远：“清代北疆城市兴起的动力机制探析”，《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清代乾隆中期，乌鲁木齐、巴里坤一带设置镇迪道。光绪初年，按照郡县制度新疆建省并进行区划改革，“新疆”正式成为省名。[ 按照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来划分新疆已经成为历史，今天的人们习惯把新疆分为“南疆”、“北疆”和“东疆”。]民国期间，中国学者撰写新疆史，基本沿用新疆政区史的概念，叙述的重点主要是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治理和新疆的政区变革，天山南路、天山北路逐步变成了历史概念。
拉铁摩尔将政治、历史、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综合因素聚焦在古代的商路上，并兼以一种跨区域的宏大眼光，“新疆以西，俄属土耳其斯坦的部分地区、波斯、近东，有着与新疆类似的地理形态；新疆以东，甘肃、宁夏的情况也类似，这两个地区对于新疆的影响犹如内蒙古与外蒙古的关系。[（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在“长城-天山”沿线的商路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的财货之路、文化交流之路，而且更是不同力量的交汇线，从中可以看到区域内外各种复杂力量的交织和博弈。
拉铁摩尔指出商路路线变迁的动因有三种：地理原动力、社会原动力和历史原动力，其中社会原动力与历史原动力是他重点分析的原因。蒙古地区早期商路的形成并非因为贸易的缘故，而是游牧民迁徙的道路；沿着天山、阿尔泰山商业道路是游牧民牧道而发展形成的，属于“社会动力”；绿洲之间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加上绿洲之间被沙漠隔绝，绿洲之间的交换比较困难，绿洲之间道路的形成主要是游牧民和中国力量介入的结果，属于“历史动力”。如沿长城道路的形成就是历史动力的结果，长城主要的功能是隔绝农区与牧区的防御屏障，另一方面却变成了“道路的准绳”。[（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23页]为了给长城沿线提供人力和物资，“长城以内，由中原出发的道路，分途抵塞，其中最著名者，即为‘御路’”。[（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25页]如陕甘大路，形成了新的东西向商路，有政府建设的驿站，有沿线农业社会提供各种保障，这种由古代政权建设的道路被拉铁摩尔称为“真路”。
仅靠“社会动力”还不足以形成“真路”，还需要借助“历史动力”。如天山北路取代以前沿阿勒泰山的道路，是因为后者是游牧牧道，而绿洲与游牧者之间有交换的需要，连接的道路是财货通行的道路，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汉人都主要走这条道路，这条道路也处于游牧民与绿洲居民之间“过渡地带”。没有位于“过渡地带”的道路，会缺乏动力而被废弃。如历史上的阿尔泰路和经由罗布泊的丝路都被废弃，这也是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能够成为主要道路的原因。因此，“过渡地带”对于道路变迁具有直接的影响。沿天山商路的形成，除了从游牧民的牧道开辟出的商道外，还有来自区域内部的历史动力。商路的形成具有贡献。天山南路绿洲被戈壁沙漠分割，游牧力量难以进入，绿洲民缺乏和游牧民进行交换的动力。不过，由于天山山麓的“山居民”与山脚下绿洲民的交换需要，会形成集市，其贸易比绿洲间的贸易还要兴盛，并带来通行税的发达。在拉铁摩尔看来中国开辟丝道，实际上是为了获得当地通行税的权舆。
天山北路与天山南路是新疆的两条主要交通线，但是二者的性质也有相当的差异。天山北路是草原绿洲，既可以农耕也可以游牧，而且地理形势上看，东、西方向无险可阻，草原的力量可以长驱直入，在草原绿洲上农耕与游牧力量交互兴替，原有的力量都会被摧毁，然后重建，变动性极大；而天山南路绿洲带因被沙漠戈壁分割，牛羊等畜群不能通过。所以绿洲尽管会被游牧力量征服，但不会持久，其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天山北路被称为是“草原之路”，天山南路被称为是“绿洲之路”。
拉铁摩尔高度评价汉人对于开辟这些交通路线的贡献，“假若将其地绿洲间的交通路径，化为不同民族与不同文明之间的通行大道，不是绿洲的土人，乃是华人，往史斑斑，灼然可见。”[（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3页]“长城——天山”古代商路的形成，既有地理原动力、也有社会原动力，也有历史原动力，是三种力量的结合，其中又以历史原动力为最重要的因素。
拉铁摩尔通过“长城——天山”商路的考察，发现“历史原动力”在商路形成中的核心作用，而这种“历史原动力”必须要还原到长城和天山。长城内外是农区、草原和次绿洲，天山内外则是草原绿洲和沙漠绿洲，而古道恰是农区、草原、绿洲三种力量的交汇线，它们组合与变迁构成了古代商路发展的历史原动力。
三、中国、草原与绿洲互动关系中的新疆
拉铁摩尔注意到新疆与其他内陆边疆地区最为不同的地理与社会空间就是“绿洲”，并以此为中心来分析新疆历史，“了解了绿洲孤立的特殊性以及与中国和草原的交通可能性，就不难描绘这个中亚世界的一般历史状态。它是独立的，而不是孤立的。”[（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0页]新疆不再是一个静止的地域历史，而是在几种力量的冲突、交流、融合、调适等变迁中的历史。
在中国、草原和绿洲关系中，绿洲属于“侧翼势力”。“在他们（草原与中国）的侧翼是中亚绿洲地带，其间的沙漠绿洲由于精耕农业的背景，与中国的关系较深。”[（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在天山北路的草原绿洲上，确实可以发展出可耕可牧的经济类型。清代乾隆年间政府组织大规模的对天山北路的屯田，将游牧草原上开发了数百万亩计的良田，就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参见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侧翼战争属于正面战争和长城战争的一部分。“汉代，汉族与匈奴的战争可以称为是正面战争和长城战争，有时与它们同时，有时与之交替发生的，是新疆绿洲地区的侧翼战争。这里优势徘徊于游牧民族容易接近的草原绿洲和汉族易于接近的沙漠绿洲之间。”[（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2页。]在草原、中国、绿洲关系史的之间，绿洲虽然也很重要，但并不在中心位置。新疆历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草原与中国，其次才是印度、伊朗和西藏等其它地区势力的影响，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关系的组合。一是游牧民族控制绿洲以对抗中国；二是中国控制绿洲以对抗游牧民族；三是在草原与中国力量都不能到达绿洲时，绿洲的自我崛兴。四是“过渡地带”与草原、中国、绿洲之间关系的平衡。这几种力量的相互关系构成了新疆历史剧情发展的主线。
绿洲犹如“细胞组织”，因为干旱地区的阻隔，无法成片发展，这使汉人无法复制内地大规模的生产与社会组织（拉铁摩尔称为“汉族环境”）；另一方面，这也使绿洲无法联合起来，“在他们的同一性上很难建立起一个金字塔式的政治统一体。”因此，“新疆绿洲总的历史，要受到外来势力的侵入整个绿洲地区深浅程度的左右，受到统治势力联合各个绿洲程度以及将各个绿洲之间进行联合的程度的支配。”[（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1页。] 中国力量在沙漠绿洲居于优势。自汉代起，“中国政治家们真正需要的，即其真正的目的，是造成一种情势，使绿洲小国们认为依附中国要比做游牧民族的附庸更有利。”[（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中国通过丝绸、茶、瓷器与绿洲的玉石、干果、马匹之间进行交换，使得绿洲的统治者与中国之间建立一种互惠的体制，但是与普通绿洲民众的关系却不大。[（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2页。] 汉人对绿洲农业生活比较熟悉，“这种生产与习俗的相同，比语言及服装的不相同更为重要。”并采取一种类似自治的管理模式，“当地的经济性质还是照旧。当地社会的价值与法令，虽然有政治统属上的变化，但并无实质内容的改变。”[（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2页。]游牧民族在草原绿洲上则占有优势，而他们进入草原绿洲和沙漠绿洲时，自身的机动性就会受到限制。当进入沙漠绿洲时，其社会更面临着游牧与农耕生活的取舍，不得不脱离游牧制度的规范，彻底脱离草原生活，意味着游牧民族进入绿洲，无论是对绿洲社会还是对其自身，都会面临更为激烈的矛盾，要经历一个逐渐“非游牧化”的转变。在草原边境北部绿洲中，游牧民族的移殖与征服当然会常常压倒绿洲的农业及社会，也许或早或迟将它们推翻。[（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0页。]
拉铁摩尔由此集中分析了新疆历史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一是新疆绿洲社会在“集权化”与“去集权化”（Cycles of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之间循环，地理环境决定了绿洲无法集中发展，他强大帝国统治下要维持新疆的“集权化”，新疆内部固有的“去集权化”之间不断摆动。在“集权化”和“去集权化”的反复变化中，新疆社会呈现出一种缓慢进化的封建主义。[ Owen Lattimore, 1950, Pivot of Asia，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pp.182-183．]其二是新疆历史是一部草原、中国及绿洲交替崛兴的循环历史。其原因是，“这种模式是与草原和绿洲生活之不能协调有关系的。在草原经济与汉族及绿洲农业经济之间是混合和粗耕经济。草原居民、汉族、绿洲居民都不能向这种混合经济‘进化’，因为这种混合经济乃是立于单纯经济制度上的‘退化’。”[（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其三是南疆与北疆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草原绿洲易于被游牧势力控制，生活倾向于草原，而沙漠绿洲的生活则易于被中国控制，则生活接近于农区。草原绿洲具有开放性、变动性，沙漠绿洲具有稳定性。这是拉铁摩尔对新疆历史特点的深刻洞见。
此外，他对新疆的某些认识虽然还有争议，但不乏启发意义，概括如下：
（一）过渡地带对新疆历史的影响
过渡地区的居民是受他们自己利益支配的。在两者都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他们同时利用汉族的农耕技术与草原的畜牧技术。在贸易和文化方面，他们在草原和中国之间获得利益，但是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具有独立生活秩序的独立民族。部分原因是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不够大，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内地与草原的秩序都已经高度发展，过渡社会被夹在中间。[（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9页。] 作为过渡地区力量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中国力量转向亚洲内陆时，“其通道，却是由已经在边疆本身活动着的力量所打开的。”[（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0页。]二是中国与中亚关系中的经济力量，是在过渡地带——边疆商队商人及中间商人的掌握中。“由于丝绸这种奢侈品的利润很高，中国赏赐给中亚小国的君主接受这种赏赐、补贴太多，便把它们卖到更远的地方去，获取更多的利益”。[（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4页。]边疆的商队和中间商人由此获得了远途贸易的机会，成为新疆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还秉承了汉人的生意头脑，购买商队垮掉的骆驼，使其在自己的草场休养生息后，又转手卖给新的商队，从中赚取差价。正是凭借对汉、蒙两种文化的熟悉，这个人群一跃成为边境城市中新兴的富裕阶级。过渡地带是草原、中国、绿洲几种力量共同塑造的，它又是各方的一种联系纽带。正是过渡地带的商人使新疆绿洲与中国、草原保持着一种常态化的民间交往和联系，也因为交通使新疆绿洲保持着一种开放的状态。不过，过渡地带也成为草原和绿洲不能整合为一体的关键性因素。前文已有叙述，不再赘述。
（二）山居者与绿洲民：天山的山地历史
天山还有一种内部的相互关系，就是山居居民与绿洲居民的交往，拉铁摩尔称之为文明“竖的发展” (Vertical Construction)。它区别于“横的发展”—— 绿洲和草原、绿洲和绿洲之间的关系。这种“竖的发展”在昆仑山和天山都有表现，特别是集中在天山的侧面，山的高处可以产木材、黄金及其它种矿物，更有零星草场，以畜牛羊。山居人主要从事畜牧或半游牧者，绿洲人则为农夫工匠或城居者，因双方的生产不同，使得绿洲和山区之间产生交换动力，需要交换的物资很多。山居人用毛皮金属与绿洲人交互谷帛布匹及不能在山中制造的工艺品，其贸易比绿洲之间的还兴盛。从绿洲平原到高山地带存在着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存在着内部互补和交换经济形式，他又称之为“垂直社会结构”( vertical structure of society) 。深入到天山内部去观察历史，形成了一种地方性的历史感。
（三）宗教与新疆绿洲的关系
在新疆宗教不仅是信仰，更是政治势力。其中影响新疆历史的主要宗教是佛教与伊斯兰教。“佛教在新疆的建立迅速而稳固，因为他给绿洲社会以其自己不能产生的东西，一种他们在政治统一上所不能表现的经济与社会的统一，……寺院的高级僧侣形成了一个联系各绿洲王室的索带”。[（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宗教的稳固性与绿洲关系密切，因为绿洲小规模的社会不能出现一个真正意义的官僚阶层，而内地佛教则依附于官僚阶层，绿洲的佛教相对具有独立性。此外，商业的交往还促使包括佛教在内的其他宗教的传播，如景教、摩尼教、回教、拜火教等，不同地域商人们对宗教的需要刺激了宗教的传播。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南下的突厥人的关系密切，但是，伊斯兰教的势力一直至14世纪也不能进入天山北路。由于蒙古草原政治势力的衰微，伊斯兰教最终进入草原。
（四）近代地缘政治格局对新疆的冲击
19世纪已降，在西方近代化冲击之下，游牧社会势力和农业社会势力范围逐渐被压缩，特别是草原势力受到的削弱最大。至20世纪初，新的亚欧大陆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出现，中国、草原、绿洲之间多重关系已经逐渐变化。代替草原力量崛起的是苏联，中苏之间形成了新的地缘政治的格局。长城沿线的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和新疆天山、阿尔泰山联系起来，就是中国内陆边疆的天然屏障，“以上所说诸区，地理上并无截然的界线，乃系犬牙交错之地，……上述诸地带，有一种地理上的协调：即一区有变动，其它地区都受其影响。”[（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0页。]中国内陆边疆在地理空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1944年，拉铁摩尔考察过苏联后，对新疆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作用有了新认识，将英、俄、中在亚欧腹地的“大博弈”纳入了视野。19 世纪英、俄竞争到 20 世纪中叶的冷战初期，新疆成为亚洲新的重心，在亚洲起着枢纽作用。其原因在于苏联对亚洲输出革命，美国则期望将自由资本主义理念传入亚洲，新疆正好处于冷战的锋线上。[ Owen Lattimore, 1950, Pivot of Asia，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pp.183, pp. 3-4.] 此外，印巴北部边疆、伊朗、中国西部边疆、外蒙古和苏联中亚边疆地区之内，还存在着人种及民族边疆的交错，宗教及文化边疆的纷争，这些连同上述的国际政治边疆交互影响，其形势处于极为复杂的演变中，而新疆在此变化中亦居于关键地位。[ 许建英：“拉铁摩尔在新疆的考察与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这是从亚欧腹地的地缘政治的转换来看待新疆，从传统的“侧翼势力”一跃而成“亚洲的枢纽”。
四、结 论
号称日本史学“泰斗”的白鸟库吉，在《东洋史上的南北对立》一文中，提出东洋史的大趋势是南北两大势力的对立，是中原汉族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立，核心观点是“东西交通、南北对抗”，将中国分为两个不同形态的政权，这一观点被郭沫若鄙视为“垃圾”，但没有消除这种观点带来的影响。[ 韩毓海：《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不无巧合的是，亚欧大陆的另一边有一位法国学者格鲁塞出版了《草原帝国》一书，他以乾隆时期将喀什噶尔与伊犁的统一视为草原帝国的终结，“标志着实现了中国自班超时代以来的18个世纪中实行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即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项英杰校：《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70页。]中国历史是一个“草原帝国”与“农业帝国”对立斗争的历史，这种“南北对立”逻辑背后是指向“南北分治”，边疆就是区分南北关系的“分界线”，天山作为边疆的政治意义陡然上升。而拉铁摩尔以“华夷共治”的视角，注重“长城—天山”“东西沟通”的关系叙述实际上是对“南北对立”观点的一种反思，超越了以中原为本位的“农业中国观”和草原为本位的“游牧中国观”，使我们对新疆历史的复杂性具有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他关于“过渡地带”人群的发现，那些介于“非汉非胡”的“中间形态人群”更是对民族史叙述的一大挑战。
中亚处于东西文明的连结地带，又是各文明的接触的边缘地带，从东看它是遥远的“西域”，从西看它是神秘的“东方”，而本土又未有系统的史学传统，它在东方和西方的叙事史书中，都是边缘地带的零零碎碎事和人。[ 潘志平：《区域史研究的考察——以中亚史为例》，《史学集刊》，2011年第2期。]20世纪初，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指出了新疆位于欧亚大陆腹地中心地位的重要性。拉铁摩尔则通过对影响新疆的各种力量进行了历史分析，再次确认了这一中心地位。新疆绿洲曾是中国、草原之间的“侧翼势力”到近代则变为欧亚大陆腹地的“枢纽”。新中国将草原、农业区还有绿洲成功整合为一个“亚洲的中国”，经历了百年的动荡中国地缘格局重新稳固下来，正如拉铁摩尔所言，新疆的地缘重要性再次得到确认。
拉铁摩尔的成功主要得益在商路上的穿行，但仍有某种局限性。虽然他对于“过渡地带”人群的生活经历非常熟悉，特别是蒙古人；不过，却缺乏对其他边疆人群生活的体验和表述。他专注于交通史，但对于社会生活史的论述就显得薄弱。比如在宗教与绿洲的关系的叙述上，就显得力度不够。另外，拉铁摩尔主要使用的材料是西方学者的考察记录和相关研究成果，很少关注到中国学者在新疆的研究和引用汉文文献，并没有提到《西域图志》、《西域水道记》等重要汉文文献；同时，对于察合台文、满文材料的使用也基本阙如，当前的美国“新清史”的研究学者似乎正在弥补这一不足。在地缘政治视角下，拉铁摩尔将新疆历史拉回到亚欧大陆“中心”，使新疆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这一观点更多体现出了新疆的紧张性，而社会生活史、社会关系史的一面被遮蔽和被忽略了。同时，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的大幕下，他在新疆问题的叙述上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这完全出自政治利益的考量的，偏离了学者的本色，我们不能忘记拉铁摩尔还有作为政客的一面。[ 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的意识形态下，拉铁摩尔提出新疆自然方向是朝向蒙古和苏联，而不是中国，见Owen Lattimore，1950,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pp.221．完全背离了早期的研究立场。]
美国学者柯文倡导中国历史的“精细化”，才能更为准确的表达出中国自身的特点，[ 参见（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2002年8月新版，第178-181页。] 同样，新疆历史长期绞缠在民族国家形成与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变迁当中，一直缺乏“精细化”的表达。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区域史研究的蓬勃兴起，史学的研究重点已经转向基层的社会群体，转向不同群体的社会生活，新疆史学正面临和内地接轨的问题，而拉铁摩尔关于“长城—天山”的区域历史叙事无疑会给我们提供新的启示。
（此處刪去註釋）
星期五, 8月 23, 2013
十字路口上的塔吉克斯坦：世俗化还是伊斯兰化
作者：文丰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摘要：在塔吉克斯坦的权力结构中，“权力分享者”日益沦落为“少数派”，引起其支持者的强烈不满，而伊斯兰复兴党近期出台的社会帮扶计划似乎有与执政党争夺民心之嫌。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唯一的让伊斯兰政党拥有合法地位的国家，这也成为拉赫蒙总统试图走“世俗-伊斯兰”中间道路的支撑点，同时也可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重新崛起的支点。
中亚国家或多或少地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而塔吉克斯坦近期则遭遇了内战结束以来形势最为严峻的挑战。腐败导致的贫困驱使人们通过宗教寻求公正，日益腐化的政治体制使得政府对整个塔吉克斯坦社会的控制能力日益弱化。塔吉克斯坦现存的权力结构正面临解体，拉赫蒙总统与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拉里·巴达赫尚之间的矛盾时隐时现，导致了塔吉克斯坦国内伊斯兰化氛围日渐浓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能成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问题。贫穷、腐败、基础设施的匮乏、被边缘化的前军阀和精英分子将会为伊斯兰的激进化大开方便之门。
一、塔吉克斯坦日益浓厚的伊斯兰氛围
伊斯兰教在塔吉克斯坦通常也被分为多数的逊尼派（95%）和少数的什叶派（3%），而两派又可进而细分。逊尼派包括哈乃菲派和瓦哈比派，哈乃菲派又占多数。什叶派包括伊斯纳·阿沙里斯派和伊斯玛仪派，前者是原教旨主义派别。伊斯玛仪信徒集中分布在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区，瓦哈比派信徒集中在加尔姆州科希斯坦地区的卡拉特钦。哈乃菲信徒和伊斯纳·阿沙里斯派信徒散居全国。
塔吉克斯坦大多数人信仰逊尼派。二战以前，他们是苏维埃政府进行反宗教、建设“无神论社会”运动的目标。战争期间，苏联的反宗教运动略有松动，穆斯林们被允许处理自身事务。当时的宗教人士都是政府选派的，用于管理宗教事务，作为国家推行共产主义的补充。赫鲁晓夫时期是反穆斯林运动的顶峰。“苏维埃化的”穆斯林成了主流，而激进分子则采取一些手段掩饰他们真正的特性，以拒绝同化，等待着机会打击、报复那些“将伊斯兰出卖给共产主义”的人。一些塔吉克斯坦学者认为，1992-1997年塔吉克内战的思想根源事实上是共产主义、伊斯兰、民主主义三种竞争的意识形态之间无法调和的冲突。
独立以后的近20年里，塔吉克斯坦的宗教复兴势头日甚，兴建了大量的清真寺，每年都有数千穆斯林朝觐，许多宗教节日成为合法的 公共节日。这个国家至少有20个官方的宗教学校和一所伊斯兰大学。另外数以百计的学生远赴伊朗、巴基斯坦、埃及、沙特等国的宗教学校学习。
2010年8月底，塔吉克斯坦教育部撤销了派遣10名学生去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学习的任务[1]。9月8日，塔吉克斯坦政府禁止国民因宗教原因赴伊朗、巴基斯坦等国。9月4日塔吉克斯坦政府暂停了一架飞往德黑兰航班，这架飞机中有一些塔吉克斯坦学者以及学生准备去伊朗进行宗教教育交流活动。教育部官员声称，政府的决定源于对此次活动的目的性表示怀疑。这71名乘客是塔吉克驻德黑兰大使馆举报的，塔吉克教育部官员质疑道，“如果他们确实是参加教育计划，为什么不向教育部报告呢？”[1]。官方声称有2000名塔吉克人经政府批准在海外学习宗教。而据当地媒体估计，数以千计的学生私自出国学习宗教。据估计，仅在巴基斯坦宗教学校中就有近4000名塔吉克学生。官方一再声称，目前活跃在东部地区的外国武装人员多数是非法宗教学校培养的毕业生。塔吉克斯坦驻巴基斯坦大使多次敦促关注那些在地下宗教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已经受到了极端组织的控制。
盖洛普（Gallop）2010年8月份的一份调查显示，85%的塔吉克人认为宗教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只有12%的人表示宗教不重要。这一数据显示，塔吉克斯坦已经成为中亚对伊斯兰教最为虔诚的国家。在北方的苦盏等地，穆斯林对教法的依赖程度也迅速加大，而在政府控制力较弱的戈尔诺·巴达赫尚地区，沙里亚法的影响已远超世俗法律[1]。据塔吉克学者分析，伊斯兰教法在塔吉克斯坦的普及的原因有二。其一，政府机构的官僚作风和腐败行为猖獗，使得民众处理问题的成本大幅提高。其二，很多人认为教法比法律更接近于人的天性，处理方式更为温和、灵活。 2010年9月7日，“塔吉克人越来越倾向于用沙里亚法处理家庭事务和解决分歧”[1]，2010年10月6日自由欧洲网站报道，伊斯兰教名成为塔吉克斯坦的新时尚。民众对宗教的热情正在高涨，6-12岁的儿童也常常出入附近的清真寺。塔吉克斯坦政府感受到了来自宗教的强大压力。9月，塔吉克斯坦伊斯兰乌里玛委员会（亲官方的独立宗教组织）敦促伊玛目不要在清真寺里向学生和儿童传道。
拉赫蒙总统认为，从外国宗教学校毕业的学生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敦促家长们让在国外宗教学校学习的孩子们回国。“我们要开办自己的宗教大学，培养自己的毛拉。”“否则他们（在国外学习宗教的学生）中的大部分将在5-10年内变成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他们不仅在那里学习宗教，他们还会在国内给政府和国家制造麻烦。”[1]2010年12月，为了制订一部名为《父母抚养子女责任法》的法律，拉赫蒙总统号召国民参加全民大讨论[2]。
然而拉赫蒙总统的世俗政府却因近年来限制宗教活动而面临西方媒体的强烈指责。安全部门经常对清真寺和一些私人住宅进行突击搜查，意在阻止毛拉们的非法宗教活动。官方已经宣布在公共机构和学校戴面纱、裹头巾违法。
二、伊斯兰复兴党的“群众路线”
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是中亚唯一的获官方认可的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复兴党作为抗衡塔吉克共产党的力量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崛起。塔共在90年代控制着苦盏和库利亚布。而伊斯兰复兴党的基地则主要集中在东部的加尔姆州和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区，这两个地区在政府里的代表属于少数派，并不能从这些职位中获得利益。伊斯兰复兴党的目的是推翻塔共统治而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迫于政府的强大压力，伊斯兰复兴党与其他一些反对派组织在民族主义、民主、伊斯兰主义的口号下联合起来，组建塔吉克反对派联盟（UTO），争取政治经济 利益。1992年初的反政府游行进行不久，内战爆发。拉赫蒙总统在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的支持下对反对派联盟的武装组织施加强大压力。反对派武装被迫遁入阿富汗、巴基斯坦保存实力，一部分遁入地势险要的塔伊边界地区。1997年，执政党与反对派联盟签署和平协议实现和解。根据协议，反对派联盟将获得30%的政府职位。然而，自协议签署以来，拉赫蒙总统逐渐将被他视为潜在权力竞争者的前反对派领导人边缘化。目前塔吉克斯坦的政治权力日益集中于总统办公室，而办公室人员多为拉赫蒙总统所属的库尔雅比部落成员。
2010年2月28日，塔吉克斯坦举行的下议院选举结果揭晓，总数为63席的下议院中，执政的人民民主党（PDPT）获得了55个议会席位，其中人民
民主党获得43席，人民民主党支持的独立候选人获得12席，而亲政府的农业党（APT）、共产党（CPT）、经济改革党（PERT）各获得2席，伊斯兰复兴党（IRPT）是唯一的进入议会的前反对派政党，仅获2席。民主党（DPT）、社会民主党（SDPT）、社会主义党（SPT）没有获得席位[3]。
2006年，45岁的穆希丁·卡比里（MuhiddinKABIRI）成为伊斯兰复兴党领袖，他是一名很有宣传头脑的商人。与其他政党不同，伊斯兰复兴党通过“脸谱”和YouTube等社交网站，有效地利用社会媒体扩大影响，试图获得青年人的支持。
2010年议会选举前，复兴党建立了青年事务部。复兴党领导人经常在一些城市的大学里接见大学生。很多复兴党的志愿者是年轻人和大学生，帮助复兴党组织政治活动和实施一些社会计划。
在塔吉克斯坦，塔吉克人只有在重要选举的前后才知道有政党的活动，“我们直到选举时才知道还有其他政党，一些党的领导人通常在国外非政府组织运作的研讨会上才能见到，然后在会上抱怨他的党多难”[1]。但伊斯兰复兴党例外。尽管复兴党在96席的国会中只有2个席位，该党却坚持推动一项社会工作计划，这项计划在党的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认为“党除了在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上继续开展工作外，还应该在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上做出规划”。在普通民众中扩大其社会影响，宣传其宗旨，改善社会形象。
杜尚别独立学者帕尔维兹·穆罗尤诺夫认为，“他们并不是偶然去做一些慈善活动，而是有一套明显的精细的战略方案，这是一项提升复兴党社会影响的长期计划。”[1]而卡比里坚称，党的社会工作与政治毫无关联。“人们来到党的总部寻求帮助，包括经济资助，听取我们在不同问题上的建议”“，我们尽可能的提供帮助，我们将之视为我们的宗教责任，我们相信人们对一个伊斯兰政党的期待远超于对一般政党的期待。“”我们的目的是让人们了解真正的复兴党，我们希望消除对复兴党的偏见，在当前的环境下，任何与伊斯兰有关的政党很容易被误解。”[1]
2010年5月，塔吉克斯坦南部库洛布市[4]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复兴党党员迅速前往该地区为灾民捐钱、捐物。他们在库洛布待了多天，帮助市民清理街道和住宅。阿赫迈德·伊布罗西姆，一名库洛布的居民说“我以前认为伊斯兰复兴党是瓦哈比主义者
和恐怖主义者的政党，但当我们看到了复兴党领导人和党员来帮助我们抗灾，我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近距离的帮助人们比在讲台上演讲所产生的效果完全不同。”“当党员们满身泥泞帮助我们时，人们认识到那些诬蔑复兴党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谣言并不真实，曾经有人说复兴党还在挑起事端并给人们发武器，现在人们知道这些都是假的。”[1]
卡比里曾经说过，伊斯兰复兴党不寻求在塔吉克斯坦建立伊斯兰国家，他的党致力于在这个国家建立“伊斯兰社会”。虽然复兴党再三强调它的最终目标，但许多塔吉克人对此表示怀疑。一些专家称复兴党在掩饰其真实的妄图掌权的目标。复兴党从一些伊斯兰国家和组织获得资金支持，也备受诟病。卡比里坚称党的经费大多来自近40000名党员的党费和一些商人的慈善捐助。
三、戈尔诺·巴达赫尚问题与穆罗·阿卜杜罗
戈尔诺·巴达赫尚地区位于帕米尔高原，约占塔吉克斯坦领土的45%，人口却仅占总人口的3%左右。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区1925年由苏联建立，1929年并入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内战期间，该地区是反对派联盟伊斯兰主义者们的根据地。
（一）帕米尔人与拉里·巴达赫尚运动
尽管被官方定为塔吉克族，巴达赫尚地区21.3万居民中，绝大多数却是操帕米尔语的什叶派伊斯玛仪教派信徒，而非操塔吉克语的逊尼派信徒，因此一些学者将其称之为帕米尔人。
帕米尔人由于帕米尔高原这种极端的地理环境保留了自己更多的历史，他们在帕米尔生活了数百年。戈尔诺·巴达赫尚是帕米尔人的世居地区，帕米尔人信仰什叶派的伊斯玛依教派，目前阿迦汗四世是该教派的精神领袖。塔吉克斯坦独立初期，帕米尔人曾要求分离遭到政府镇压，故其是反对派联盟的忠实拥护者。
1992-1997年内战期间，约有10万人丧生，100万人无家可归，民主改革派和伊斯兰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来自北部苦盏和库利亚布地区的苏维埃精英们，这些苏维埃精英试图继续他们在塔吉克斯坦的统治。
1991年3月4日，帕米尔民族主义政党拉里·巴达赫尚（巴达赫尚的红宝石）成立，阿托别克·艾米尔别科夫被任命为该党主席。1991年下半年，该党控制了巴达赫尚，有效地保证了帕米尔人的权利，在政治参与和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1992年拉里·巴达赫尚公布了一份独立宣言。虽然在巴达赫尚连续发生反政府游行之后这份宣言随即被收回，但却奠定了其作为反对派政党的政治地位。塔吉克内战期间，在杜尚别和塔吉克斯坦西部地区许多帕米尔人丧生，因为他们被认为大多数加入了塔吉克斯坦反对派联盟。该党宗旨是保护帕米尔人权利，加强戈尔诺·巴达赫尚的自治地位。1991年11月塔吉克斯坦独立后的第一次大选期间，该党支持反对派候选人达瓦拉特·库多纳扎罗夫。塔吉克内战期间，拉里·巴达赫尚的党员支持反对派，1993年，拉里·巴达赫尚正式加入塔吉克反对派联盟（UTO）。1994-1997年，该党参与了塔吉克斯坦和平协议的谈判。1999年该党退出反对派联盟。
1993年，塔吉克斯坦政府提出一项和解政策，与巴达赫尚当局签订了协议。然而政府随后对巴达赫尚实施经济封锁，并出台一些惩罚性措施，拘禁了巴达赫尚的领导人。作为回应“，与地方当局和反对派有关联的带有自卫性质”的巴达赫尚议会成立[5]。戈尔诺·巴达赫尚是1994-1995年军事行动的主要战场，由于反对派武装频繁在该区域发动攻击，迫使政府军加大了在塔维尔达拉的打击力度，1993年以后，尽管名义上仍属于塔吉克斯坦，戈尔诺·巴达赫尚成了事实上完全独立的自治区域。外部的援助主要来自于阿迦汗基金会。
巴达赫尚之外的帕米尔人不断抱怨着遭受的歧视，被排挤出公共生活和重大政治生活之外。2006-2007年杜尚别曾一度出现多起塔吉克人针对 帕米尔人的暴力活动和恐吓[6]。
2007年2月5日，塔吉克斯坦下议院出台一项关于巴达赫尚地位问题的法律草案。草案建议给予这一地区设置贸易区的权力，保护帕米尔语的发展。
塔吉克斯坦经济学家乌马罗夫建议，应该给予巴达赫尚更多的权力以解决其贸易和经济问题。由于巴达赫尚地区与阿富汗、中国、巴基斯坦接壤“，该区域应该获得与这些国家独立进行贸易的权利，在这一地区建立自由经济区。”[5]
但“巴达赫尚自治的水平”却在塔吉克斯坦引发争论，总统战略所副所长萨弗洛·萨法罗夫表达了一些担忧，担心自治权利的扩大会加强分离势力。“共 和国宪法规定塔吉克斯坦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故而没必要加强这一地区的自治，这有可能导致未来的分裂主义”[5]。
但当地的局势依然紧张，仍然有一些为获取更多自治权的帕米尔游击队组织在活动。同时，由于宪法的模糊以及总统拥有任命戈尔诺·巴达赫尚议会议长、最高法官的权力，使得中央对巴达赫尚的控制有所增强，侵蚀着自治权利。
（二）穆罗·阿卜杜罗
2010年8月23日，杜尚别发生25名囚犯越狱事件。9月3日，在塔吉克斯坦北部的苦盏，一个警察局发生自杀式袭击事件，4名警察丧生。9月6日在杜尚别的一个迪斯科舞厅发生炸弹爆炸，7人受伤。9月19日，在拉什特山谷（Rashtvalley）的库玛罗伯谷地，又发生武装人员袭击搜寻越狱者的巡逻队事件，造成28名士兵死亡。10月4日，4名受伤士兵在被直升机运回杜尚别的途中，直升机坠毁，官方声称4名士兵死亡，但据非官方消息，实际死亡人数有28人之多。与此同时，超过6名士兵在拉什特地区遭遇地雷死亡。塔政府指责穆罗·阿卜杜罗策划了9月的袭击事件，政府军抓获的武装人员供出阿卜杜罗是策划者。据塔吉克内务部消息，参与此次袭击的另一股武装人员，从属于阿罗武丁·达吾拉托夫（阿里·别达基）。包括达吾拉托夫在内的8名武装人员在2011年1月4日的鲁诺博被政府军击毙。塔吉克政府军目前仍在拉什特山谷作战。
拉什特谷地的加尔姆地区作为伊斯兰武装据点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巴斯马奇运动就曾在此设立据点。内战期间，加尔姆人站在伊斯兰分子一边，提供了很大支持。拉什特山谷在内战期间也曾经是穆罗·阿卜杜罗武装组织的主要根据地[7]。
被称为“塔吉克斯坦本·拉登”的穆罗·阿卜杜罗·拉基莫夫领导的塔吉克激进组织已经重返中亚。
阿卜杜罗·拉基莫夫（穆罗·阿卜杜罗）现年61岁，前塔吉克反对派联盟的指挥官，其组织与IMU有着紧密联系，装备精良。1992-1997年塔吉克内战期间，穆罗是一名重要的军事指挥官，为塔吉克反对派联盟这个自由民主分子和伊斯兰主义分子联合起来的尴尬的联盟作战。塔吉克内战前，穆罗·阿卜杜罗生活在家乡——杜尚别附近的卡蒙加洛尼珀延，迄今为止，其妻子和孩子仍然居住在那里，但1999年以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
1993年，加尔姆人和帕米尔人组成的反对派武装在战场上遭到了政府军的重创，被迫逃离塔吉克斯坦，逃亡至阿富汗成为难民。在那里，他们获得了阿富汗北方联盟塔吉克族武装领导人马苏德的支持，得以重新武装，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受了宗教训练。
当1997年和平协议签署之后，穆罗·阿卜杜罗与伙伴决裂，因为他们要放下武器回归和平生活。阿卜杜罗重新组织了一支游击队与政府继续作战。
穆罗·阿卜杜罗作为众多拒绝接受协议的伊斯兰武装指挥官之一，以阿富汗作为基地，不断越境向驻扎在拉什特山谷的政府安全部队发动袭击。多份证据显示阿卜杜罗作为乌伊运的地区指挥官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突袭行动[8]。2000年9月，40名武装分子在塔吉克斯坦的巴班地区被抓，穆罗又回到了塔吉克斯坦，但他的组织被摧毁。穆罗据称也在这次战斗中被抓，据称被送往杜尚别，但随后被大赦释放。他利用这来之不易的自由离开塔吉克斯坦，前往阿富汗。阿赫迈德·马苏德任命其为北方联盟的指挥官。一些报告称，他加入了塔利班，而在2002年的坎大哈省被政府军俘获。此后就再也无法获得他的消息。塔吉克斯坦当局也无法确认阿卜杜罗是否被阿富汗政府拘禁。
2010年10月塔吉克斯坦内政部长诺玛托夫说，“穆罗·阿卜杜罗的武装组织已经被摧毁，他领导下的这些人试图搅乱塔吉克斯坦东部，但事实上已被打垮，一些人被击毙，另一些投降。”“据我们的情报，拉基莫夫武装组织现在正在拉什特地区，他们大约10-12人，内政部正在全力确定这些武装人员的位置，否则他们将会再次搅乱这一地区”[9]俄罗斯的报告称，阿卜杜罗2010年9月穿越边境回到了东塔吉克斯坦，并在拉什特山谷游说当地长老们获取支持。原来的100名战士已经迅速扩大为300人[7]。
四、十字路口：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由于毗邻政教合一的伊朗、动荡不安的阿富汗和吉尔吉斯斯坦、充满敌意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能否在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找到“交集”，抑或成为继阿富汗之后的该地区的第二个“失败国家”。
（一）脆弱的经济和高企的失业率是塔吉克斯坦“失败”的最大隐患
据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显示[10]，塔吉克斯坦的通胀率由2009年5%上升到2010年9.8%，主要是粮食价格的飙升引起的。据塔吉克官方公布的数据，2010年失业率为2.2%。美国联邦统计局称，11.5%的适龄劳动力没有工作。而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失业率接近40%，有5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1]。
亚行驻塔吉克斯坦代表2010年12月22日在杜尚别举行新闻发布会说，亚行不排除2011年因塔吉克斯坦负债率过高而拒绝向其提供贷款的可能[12]。 IMF的报告显示塔吉克斯坦2010年负债率高达34.4％[10]。这对于一直靠外部资金建设基础设施的塔吉克斯坦而言，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遇到了巨大挑战。塔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已经失败，机构职能的缺失侵蚀着政府的合法性。由于内战的血腥记忆犹新，民众短期内可能会采取街头抗议的形式表达不满。
（二）伊斯兰教：社会的稳定器还是激进主义的摇篮
在人们聚焦“基地”等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同时，还要看到伊斯兰教对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著名伊斯兰研究专家约翰·L·埃斯波西托在他的著作《谁为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 斯林的真实想法》一书中，说“伊斯兰教可以作为让恐怖主义者失信，限制恐怖主义蔓延的有效武器”。关键在于政府“如何采取正确的公共政策去赢得穆斯林的头脑和心灵”[13]。
作为一个允许伊斯兰政党活动的国家，塔吉克斯坦宣示了它是一个包容的国家。激进的伊斯兰势力实质上是由对现实生活极度不满的、愤怒的、绝望的穆斯林组成。如何平息他们的情绪、改善他们的生活、尊重他们的信仰才是拉赫蒙政府所应该做的，而不是相反。
（三）外部的地区环境变化对塔国内局势影响巨大
随着北约联军的攻势日益增强,阿富汗塔利班、基地组织及一些外围极端武装组织或被迫化整为零，从巴阿边境的一些地区撤出，实施战略性的转移。据国际媒体报道，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可能迫于塔利班的压力,实施“战略性转移”，重返中亚，开始向塔吉克斯坦东部地区、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以及费尔干纳谷地地区转移。
2011年4月16日，纽约时报报道穆罗·阿卜杜罗·拉基莫夫及其10名武装分子被塔吉克斯坦安全部队击毙[14]。无论此消息是否准确，阿卜杜罗的出现可谓是带有双重意义的象征，一是说明塔吉克斯坦的“内战后遗症”远未康复，贫穷、失业、毒品、部落与 地区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等等，每一个问题一旦突破了临界点都可能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二是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回归”浪潮已经开启，塔吉克斯坦政府可能有能力阻止小股武装的渗透，但是否有能力阻止有上千名战士的IMU？政府是否有实力和资源，有效地迫使伊斯兰主义者放弃暴力活动？有待观察。
总之，塔吉克斯坦的稳定及未来将取决于塔吉克斯坦政府消除贫困、发展经济、打击腐败和恐怖主义的决心，也取决于国际社会和组织向塔吉克斯坦提供物资援助的决心。
基金项目：本文系新疆社科基金项目“颜色革命后的中亚与新疆稳定发展”（08ZB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文丰，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 http://www.rferl.org/content/Tajiks_Stopped_From_Traveling_to_Iran_Pakistan_For_R eligious_Courses.
[2] http://enews.fernews.com/news.php?id=2082&mode=snews.
[3] http://www.cacianalyst.org/?q=node/5292.
[4] 库洛布市是拉赫蒙总统的故乡，是人民民主党稳定的选票库，一直以来复兴党在该市行事谨慎，但复兴党的社会活动已经开始缓慢推进。
[5] http://iwpr.net/fr/node/41345.
[6] http://www.minorityrights.org/?id=2384&tmpl=printpage.
[7] 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no_cache=1&tx_ttnews%5Btt_news%5D=35111.
[8] http://www.minorityrights.org.
[9] http://centralasiaonline.com/cocoon/caii/xhtml/en_GB/features/caii/features/main/2011/01/08/feature-02.
[10] http://www.adb.org/documents/books/ado/2011/ado2011-taj.pdf.
[11]http://www.state.gov/r/pa/ei/bgn/5775.htm.
[12]http://news.163.com/10/1223/06/6OIO057P00014JB5.html.
[13]约翰·L·埃斯波西托，达丽亚·莫格海德：《谁为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21 页。 [14]http://www.nytimes.com/2011/04/16/world/asia/16briefs-AR T- Tajikistan.html?_r=2.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摘要：在塔吉克斯坦的权力结构中，“权力分享者”日益沦落为“少数派”，引起其支持者的强烈不满，而伊斯兰复兴党近期出台的社会帮扶计划似乎有与执政党争夺民心之嫌。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唯一的让伊斯兰政党拥有合法地位的国家，这也成为拉赫蒙总统试图走“世俗-伊斯兰”中间道路的支撑点，同时也可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重新崛起的支点。
中亚国家或多或少地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而塔吉克斯坦近期则遭遇了内战结束以来形势最为严峻的挑战。腐败导致的贫困驱使人们通过宗教寻求公正，日益腐化的政治体制使得政府对整个塔吉克斯坦社会的控制能力日益弱化。塔吉克斯坦现存的权力结构正面临解体，拉赫蒙总统与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拉里·巴达赫尚之间的矛盾时隐时现，导致了塔吉克斯坦国内伊斯兰化氛围日渐浓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能成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问题。贫穷、腐败、基础设施的匮乏、被边缘化的前军阀和精英分子将会为伊斯兰的激进化大开方便之门。
一、塔吉克斯坦日益浓厚的伊斯兰氛围
伊斯兰教在塔吉克斯坦通常也被分为多数的逊尼派（95%）和少数的什叶派（3%），而两派又可进而细分。逊尼派包括哈乃菲派和瓦哈比派，哈乃菲派又占多数。什叶派包括伊斯纳·阿沙里斯派和伊斯玛仪派，前者是原教旨主义派别。伊斯玛仪信徒集中分布在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区，瓦哈比派信徒集中在加尔姆州科希斯坦地区的卡拉特钦。哈乃菲信徒和伊斯纳·阿沙里斯派信徒散居全国。
塔吉克斯坦大多数人信仰逊尼派。二战以前，他们是苏维埃政府进行反宗教、建设“无神论社会”运动的目标。战争期间，苏联的反宗教运动略有松动，穆斯林们被允许处理自身事务。当时的宗教人士都是政府选派的，用于管理宗教事务，作为国家推行共产主义的补充。赫鲁晓夫时期是反穆斯林运动的顶峰。“苏维埃化的”穆斯林成了主流，而激进分子则采取一些手段掩饰他们真正的特性，以拒绝同化，等待着机会打击、报复那些“将伊斯兰出卖给共产主义”的人。一些塔吉克斯坦学者认为，1992-1997年塔吉克内战的思想根源事实上是共产主义、伊斯兰、民主主义三种竞争的意识形态之间无法调和的冲突。
独立以后的近20年里，塔吉克斯坦的宗教复兴势头日甚，兴建了大量的清真寺，每年都有数千穆斯林朝觐，许多宗教节日成为合法的 公共节日。这个国家至少有20个官方的宗教学校和一所伊斯兰大学。另外数以百计的学生远赴伊朗、巴基斯坦、埃及、沙特等国的宗教学校学习。
2010年8月底，塔吉克斯坦教育部撤销了派遣10名学生去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学习的任务[1]。9月8日，塔吉克斯坦政府禁止国民因宗教原因赴伊朗、巴基斯坦等国。9月4日塔吉克斯坦政府暂停了一架飞往德黑兰航班，这架飞机中有一些塔吉克斯坦学者以及学生准备去伊朗进行宗教教育交流活动。教育部官员声称，政府的决定源于对此次活动的目的性表示怀疑。这71名乘客是塔吉克驻德黑兰大使馆举报的，塔吉克教育部官员质疑道，“如果他们确实是参加教育计划，为什么不向教育部报告呢？”[1]。官方声称有2000名塔吉克人经政府批准在海外学习宗教。而据当地媒体估计，数以千计的学生私自出国学习宗教。据估计，仅在巴基斯坦宗教学校中就有近4000名塔吉克学生。官方一再声称，目前活跃在东部地区的外国武装人员多数是非法宗教学校培养的毕业生。塔吉克斯坦驻巴基斯坦大使多次敦促关注那些在地下宗教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已经受到了极端组织的控制。
盖洛普（Gallop）2010年8月份的一份调查显示，85%的塔吉克人认为宗教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只有12%的人表示宗教不重要。这一数据显示，塔吉克斯坦已经成为中亚对伊斯兰教最为虔诚的国家。在北方的苦盏等地，穆斯林对教法的依赖程度也迅速加大，而在政府控制力较弱的戈尔诺·巴达赫尚地区，沙里亚法的影响已远超世俗法律[1]。据塔吉克学者分析，伊斯兰教法在塔吉克斯坦的普及的原因有二。其一，政府机构的官僚作风和腐败行为猖獗，使得民众处理问题的成本大幅提高。其二，很多人认为教法比法律更接近于人的天性，处理方式更为温和、灵活。 2010年9月7日，“塔吉克人越来越倾向于用沙里亚法处理家庭事务和解决分歧”[1]，2010年10月6日自由欧洲网站报道，伊斯兰教名成为塔吉克斯坦的新时尚。民众对宗教的热情正在高涨，6-12岁的儿童也常常出入附近的清真寺。塔吉克斯坦政府感受到了来自宗教的强大压力。9月，塔吉克斯坦伊斯兰乌里玛委员会（亲官方的独立宗教组织）敦促伊玛目不要在清真寺里向学生和儿童传道。
拉赫蒙总统认为，从外国宗教学校毕业的学生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敦促家长们让在国外宗教学校学习的孩子们回国。“我们要开办自己的宗教大学，培养自己的毛拉。”“否则他们（在国外学习宗教的学生）中的大部分将在5-10年内变成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他们不仅在那里学习宗教，他们还会在国内给政府和国家制造麻烦。”[1]2010年12月，为了制订一部名为《父母抚养子女责任法》的法律，拉赫蒙总统号召国民参加全民大讨论[2]。
然而拉赫蒙总统的世俗政府却因近年来限制宗教活动而面临西方媒体的强烈指责。安全部门经常对清真寺和一些私人住宅进行突击搜查，意在阻止毛拉们的非法宗教活动。官方已经宣布在公共机构和学校戴面纱、裹头巾违法。
二、伊斯兰复兴党的“群众路线”
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是中亚唯一的获官方认可的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复兴党作为抗衡塔吉克共产党的力量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崛起。塔共在90年代控制着苦盏和库利亚布。而伊斯兰复兴党的基地则主要集中在东部的加尔姆州和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区，这两个地区在政府里的代表属于少数派，并不能从这些职位中获得利益。伊斯兰复兴党的目的是推翻塔共统治而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迫于政府的强大压力，伊斯兰复兴党与其他一些反对派组织在民族主义、民主、伊斯兰主义的口号下联合起来，组建塔吉克反对派联盟（UTO），争取政治经济 利益。1992年初的反政府游行进行不久，内战爆发。拉赫蒙总统在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的支持下对反对派联盟的武装组织施加强大压力。反对派武装被迫遁入阿富汗、巴基斯坦保存实力，一部分遁入地势险要的塔伊边界地区。1997年，执政党与反对派联盟签署和平协议实现和解。根据协议，反对派联盟将获得30%的政府职位。然而，自协议签署以来，拉赫蒙总统逐渐将被他视为潜在权力竞争者的前反对派领导人边缘化。目前塔吉克斯坦的政治权力日益集中于总统办公室，而办公室人员多为拉赫蒙总统所属的库尔雅比部落成员。
2010年2月28日，塔吉克斯坦举行的下议院选举结果揭晓，总数为63席的下议院中，执政的人民民主党（PDPT）获得了55个议会席位，其中人民
民主党获得43席，人民民主党支持的独立候选人获得12席，而亲政府的农业党（APT）、共产党（CPT）、经济改革党（PERT）各获得2席，伊斯兰复兴党（IRPT）是唯一的进入议会的前反对派政党，仅获2席。民主党（DPT）、社会民主党（SDPT）、社会主义党（SPT）没有获得席位[3]。
2006年，45岁的穆希丁·卡比里（MuhiddinKABIRI）成为伊斯兰复兴党领袖，他是一名很有宣传头脑的商人。与其他政党不同，伊斯兰复兴党通过“脸谱”和YouTube等社交网站，有效地利用社会媒体扩大影响，试图获得青年人的支持。
2010年议会选举前，复兴党建立了青年事务部。复兴党领导人经常在一些城市的大学里接见大学生。很多复兴党的志愿者是年轻人和大学生，帮助复兴党组织政治活动和实施一些社会计划。
在塔吉克斯坦，塔吉克人只有在重要选举的前后才知道有政党的活动，“我们直到选举时才知道还有其他政党，一些党的领导人通常在国外非政府组织运作的研讨会上才能见到，然后在会上抱怨他的党多难”[1]。但伊斯兰复兴党例外。尽管复兴党在96席的国会中只有2个席位，该党却坚持推动一项社会工作计划，这项计划在党的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认为“党除了在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上继续开展工作外，还应该在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上做出规划”。在普通民众中扩大其社会影响，宣传其宗旨，改善社会形象。
杜尚别独立学者帕尔维兹·穆罗尤诺夫认为，“他们并不是偶然去做一些慈善活动，而是有一套明显的精细的战略方案，这是一项提升复兴党社会影响的长期计划。”[1]而卡比里坚称，党的社会工作与政治毫无关联。“人们来到党的总部寻求帮助，包括经济资助，听取我们在不同问题上的建议”“，我们尽可能的提供帮助，我们将之视为我们的宗教责任，我们相信人们对一个伊斯兰政党的期待远超于对一般政党的期待。“”我们的目的是让人们了解真正的复兴党，我们希望消除对复兴党的偏见，在当前的环境下，任何与伊斯兰有关的政党很容易被误解。”[1]
2010年5月，塔吉克斯坦南部库洛布市[4]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复兴党党员迅速前往该地区为灾民捐钱、捐物。他们在库洛布待了多天，帮助市民清理街道和住宅。阿赫迈德·伊布罗西姆，一名库洛布的居民说“我以前认为伊斯兰复兴党是瓦哈比主义者
和恐怖主义者的政党，但当我们看到了复兴党领导人和党员来帮助我们抗灾，我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近距离的帮助人们比在讲台上演讲所产生的效果完全不同。”“当党员们满身泥泞帮助我们时，人们认识到那些诬蔑复兴党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谣言并不真实，曾经有人说复兴党还在挑起事端并给人们发武器，现在人们知道这些都是假的。”[1]
卡比里曾经说过，伊斯兰复兴党不寻求在塔吉克斯坦建立伊斯兰国家，他的党致力于在这个国家建立“伊斯兰社会”。虽然复兴党再三强调它的最终目标，但许多塔吉克人对此表示怀疑。一些专家称复兴党在掩饰其真实的妄图掌权的目标。复兴党从一些伊斯兰国家和组织获得资金支持，也备受诟病。卡比里坚称党的经费大多来自近40000名党员的党费和一些商人的慈善捐助。
三、戈尔诺·巴达赫尚问题与穆罗·阿卜杜罗
戈尔诺·巴达赫尚地区位于帕米尔高原，约占塔吉克斯坦领土的45%，人口却仅占总人口的3%左右。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区1925年由苏联建立，1929年并入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内战期间，该地区是反对派联盟伊斯兰主义者们的根据地。
（一）帕米尔人与拉里·巴达赫尚运动
尽管被官方定为塔吉克族，巴达赫尚地区21.3万居民中，绝大多数却是操帕米尔语的什叶派伊斯玛仪教派信徒，而非操塔吉克语的逊尼派信徒，因此一些学者将其称之为帕米尔人。
帕米尔人由于帕米尔高原这种极端的地理环境保留了自己更多的历史，他们在帕米尔生活了数百年。戈尔诺·巴达赫尚是帕米尔人的世居地区，帕米尔人信仰什叶派的伊斯玛依教派，目前阿迦汗四世是该教派的精神领袖。塔吉克斯坦独立初期，帕米尔人曾要求分离遭到政府镇压，故其是反对派联盟的忠实拥护者。
1992-1997年内战期间，约有10万人丧生，100万人无家可归，民主改革派和伊斯兰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来自北部苦盏和库利亚布地区的苏维埃精英们，这些苏维埃精英试图继续他们在塔吉克斯坦的统治。
1991年3月4日，帕米尔民族主义政党拉里·巴达赫尚（巴达赫尚的红宝石）成立，阿托别克·艾米尔别科夫被任命为该党主席。1991年下半年，该党控制了巴达赫尚，有效地保证了帕米尔人的权利，在政治参与和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1992年拉里·巴达赫尚公布了一份独立宣言。虽然在巴达赫尚连续发生反政府游行之后这份宣言随即被收回，但却奠定了其作为反对派政党的政治地位。塔吉克内战期间，在杜尚别和塔吉克斯坦西部地区许多帕米尔人丧生，因为他们被认为大多数加入了塔吉克斯坦反对派联盟。该党宗旨是保护帕米尔人权利，加强戈尔诺·巴达赫尚的自治地位。1991年11月塔吉克斯坦独立后的第一次大选期间，该党支持反对派候选人达瓦拉特·库多纳扎罗夫。塔吉克内战期间，拉里·巴达赫尚的党员支持反对派，1993年，拉里·巴达赫尚正式加入塔吉克反对派联盟（UTO）。1994-1997年，该党参与了塔吉克斯坦和平协议的谈判。1999年该党退出反对派联盟。
1993年，塔吉克斯坦政府提出一项和解政策，与巴达赫尚当局签订了协议。然而政府随后对巴达赫尚实施经济封锁，并出台一些惩罚性措施，拘禁了巴达赫尚的领导人。作为回应“，与地方当局和反对派有关联的带有自卫性质”的巴达赫尚议会成立[5]。戈尔诺·巴达赫尚是1994-1995年军事行动的主要战场，由于反对派武装频繁在该区域发动攻击，迫使政府军加大了在塔维尔达拉的打击力度，1993年以后，尽管名义上仍属于塔吉克斯坦，戈尔诺·巴达赫尚成了事实上完全独立的自治区域。外部的援助主要来自于阿迦汗基金会。
巴达赫尚之外的帕米尔人不断抱怨着遭受的歧视，被排挤出公共生活和重大政治生活之外。2006-2007年杜尚别曾一度出现多起塔吉克人针对 帕米尔人的暴力活动和恐吓[6]。
2007年2月5日，塔吉克斯坦下议院出台一项关于巴达赫尚地位问题的法律草案。草案建议给予这一地区设置贸易区的权力，保护帕米尔语的发展。
塔吉克斯坦经济学家乌马罗夫建议，应该给予巴达赫尚更多的权力以解决其贸易和经济问题。由于巴达赫尚地区与阿富汗、中国、巴基斯坦接壤“，该区域应该获得与这些国家独立进行贸易的权利，在这一地区建立自由经济区。”[5]
但“巴达赫尚自治的水平”却在塔吉克斯坦引发争论，总统战略所副所长萨弗洛·萨法罗夫表达了一些担忧，担心自治权利的扩大会加强分离势力。“共 和国宪法规定塔吉克斯坦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故而没必要加强这一地区的自治，这有可能导致未来的分裂主义”[5]。
但当地的局势依然紧张，仍然有一些为获取更多自治权的帕米尔游击队组织在活动。同时，由于宪法的模糊以及总统拥有任命戈尔诺·巴达赫尚议会议长、最高法官的权力，使得中央对巴达赫尚的控制有所增强，侵蚀着自治权利。
（二）穆罗·阿卜杜罗
2010年8月23日，杜尚别发生25名囚犯越狱事件。9月3日，在塔吉克斯坦北部的苦盏，一个警察局发生自杀式袭击事件，4名警察丧生。9月6日在杜尚别的一个迪斯科舞厅发生炸弹爆炸，7人受伤。9月19日，在拉什特山谷（Rashtvalley）的库玛罗伯谷地，又发生武装人员袭击搜寻越狱者的巡逻队事件，造成28名士兵死亡。10月4日，4名受伤士兵在被直升机运回杜尚别的途中，直升机坠毁，官方声称4名士兵死亡，但据非官方消息，实际死亡人数有28人之多。与此同时，超过6名士兵在拉什特地区遭遇地雷死亡。塔政府指责穆罗·阿卜杜罗策划了9月的袭击事件，政府军抓获的武装人员供出阿卜杜罗是策划者。据塔吉克内务部消息，参与此次袭击的另一股武装人员，从属于阿罗武丁·达吾拉托夫（阿里·别达基）。包括达吾拉托夫在内的8名武装人员在2011年1月4日的鲁诺博被政府军击毙。塔吉克政府军目前仍在拉什特山谷作战。
拉什特谷地的加尔姆地区作为伊斯兰武装据点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巴斯马奇运动就曾在此设立据点。内战期间，加尔姆人站在伊斯兰分子一边，提供了很大支持。拉什特山谷在内战期间也曾经是穆罗·阿卜杜罗武装组织的主要根据地[7]。
被称为“塔吉克斯坦本·拉登”的穆罗·阿卜杜罗·拉基莫夫领导的塔吉克激进组织已经重返中亚。
阿卜杜罗·拉基莫夫（穆罗·阿卜杜罗）现年61岁，前塔吉克反对派联盟的指挥官，其组织与IMU有着紧密联系，装备精良。1992-1997年塔吉克内战期间，穆罗是一名重要的军事指挥官，为塔吉克反对派联盟这个自由民主分子和伊斯兰主义分子联合起来的尴尬的联盟作战。塔吉克内战前，穆罗·阿卜杜罗生活在家乡——杜尚别附近的卡蒙加洛尼珀延，迄今为止，其妻子和孩子仍然居住在那里，但1999年以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
1993年，加尔姆人和帕米尔人组成的反对派武装在战场上遭到了政府军的重创，被迫逃离塔吉克斯坦，逃亡至阿富汗成为难民。在那里，他们获得了阿富汗北方联盟塔吉克族武装领导人马苏德的支持，得以重新武装，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受了宗教训练。
当1997年和平协议签署之后，穆罗·阿卜杜罗与伙伴决裂，因为他们要放下武器回归和平生活。阿卜杜罗重新组织了一支游击队与政府继续作战。
穆罗·阿卜杜罗作为众多拒绝接受协议的伊斯兰武装指挥官之一，以阿富汗作为基地，不断越境向驻扎在拉什特山谷的政府安全部队发动袭击。多份证据显示阿卜杜罗作为乌伊运的地区指挥官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突袭行动[8]。2000年9月，40名武装分子在塔吉克斯坦的巴班地区被抓，穆罗又回到了塔吉克斯坦，但他的组织被摧毁。穆罗据称也在这次战斗中被抓，据称被送往杜尚别，但随后被大赦释放。他利用这来之不易的自由离开塔吉克斯坦，前往阿富汗。阿赫迈德·马苏德任命其为北方联盟的指挥官。一些报告称，他加入了塔利班，而在2002年的坎大哈省被政府军俘获。此后就再也无法获得他的消息。塔吉克斯坦当局也无法确认阿卜杜罗是否被阿富汗政府拘禁。
2010年10月塔吉克斯坦内政部长诺玛托夫说，“穆罗·阿卜杜罗的武装组织已经被摧毁，他领导下的这些人试图搅乱塔吉克斯坦东部，但事实上已被打垮，一些人被击毙，另一些投降。”“据我们的情报，拉基莫夫武装组织现在正在拉什特地区，他们大约10-12人，内政部正在全力确定这些武装人员的位置，否则他们将会再次搅乱这一地区”[9]俄罗斯的报告称，阿卜杜罗2010年9月穿越边境回到了东塔吉克斯坦，并在拉什特山谷游说当地长老们获取支持。原来的100名战士已经迅速扩大为300人[7]。
四、十字路口：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由于毗邻政教合一的伊朗、动荡不安的阿富汗和吉尔吉斯斯坦、充满敌意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能否在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找到“交集”，抑或成为继阿富汗之后的该地区的第二个“失败国家”。
（一）脆弱的经济和高企的失业率是塔吉克斯坦“失败”的最大隐患
据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显示[10]，塔吉克斯坦的通胀率由2009年5%上升到2010年9.8%，主要是粮食价格的飙升引起的。据塔吉克官方公布的数据，2010年失业率为2.2%。美国联邦统计局称，11.5%的适龄劳动力没有工作。而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失业率接近40%，有5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1]。
亚行驻塔吉克斯坦代表2010年12月22日在杜尚别举行新闻发布会说，亚行不排除2011年因塔吉克斯坦负债率过高而拒绝向其提供贷款的可能[12]。 IMF的报告显示塔吉克斯坦2010年负债率高达34.4％[10]。这对于一直靠外部资金建设基础设施的塔吉克斯坦而言，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遇到了巨大挑战。塔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已经失败，机构职能的缺失侵蚀着政府的合法性。由于内战的血腥记忆犹新，民众短期内可能会采取街头抗议的形式表达不满。
（二）伊斯兰教：社会的稳定器还是激进主义的摇篮
在人们聚焦“基地”等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同时，还要看到伊斯兰教对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著名伊斯兰研究专家约翰·L·埃斯波西托在他的著作《谁为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 斯林的真实想法》一书中，说“伊斯兰教可以作为让恐怖主义者失信，限制恐怖主义蔓延的有效武器”。关键在于政府“如何采取正确的公共政策去赢得穆斯林的头脑和心灵”[13]。
作为一个允许伊斯兰政党活动的国家，塔吉克斯坦宣示了它是一个包容的国家。激进的伊斯兰势力实质上是由对现实生活极度不满的、愤怒的、绝望的穆斯林组成。如何平息他们的情绪、改善他们的生活、尊重他们的信仰才是拉赫蒙政府所应该做的，而不是相反。
（三）外部的地区环境变化对塔国内局势影响巨大
随着北约联军的攻势日益增强,阿富汗塔利班、基地组织及一些外围极端武装组织或被迫化整为零，从巴阿边境的一些地区撤出，实施战略性的转移。据国际媒体报道，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可能迫于塔利班的压力,实施“战略性转移”，重返中亚，开始向塔吉克斯坦东部地区、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以及费尔干纳谷地地区转移。
2011年4月16日，纽约时报报道穆罗·阿卜杜罗·拉基莫夫及其10名武装分子被塔吉克斯坦安全部队击毙[14]。无论此消息是否准确，阿卜杜罗的出现可谓是带有双重意义的象征，一是说明塔吉克斯坦的“内战后遗症”远未康复，贫穷、失业、毒品、部落与 地区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等等，每一个问题一旦突破了临界点都可能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二是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回归”浪潮已经开启，塔吉克斯坦政府可能有能力阻止小股武装的渗透，但是否有能力阻止有上千名战士的IMU？政府是否有实力和资源，有效地迫使伊斯兰主义者放弃暴力活动？有待观察。
总之，塔吉克斯坦的稳定及未来将取决于塔吉克斯坦政府消除贫困、发展经济、打击腐败和恐怖主义的决心，也取决于国际社会和组织向塔吉克斯坦提供物资援助的决心。
基金项目：本文系新疆社科基金项目“颜色革命后的中亚与新疆稳定发展”（08ZB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文丰，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 http://www.rferl.org/content/Tajiks_Stopped_From_Traveling_to_Iran_Pakistan_For_R eligious_Courses.
[2] http://enews.fernews.com/news.php?id=2082&mode=snews.
[3] http://www.cacianalyst.org/?q=node/5292.
[4] 库洛布市是拉赫蒙总统的故乡，是人民民主党稳定的选票库，一直以来复兴党在该市行事谨慎，但复兴党的社会活动已经开始缓慢推进。
[5] http://iwpr.net/fr/node/41345.
[6] http://www.minorityrights.org/?id=2384&tmpl=printpage.
[7] 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no_cache=1&tx_ttnews%5Btt_news%5D=35111.
[8] http://www.minorityrights.org.
[9] http://centralasiaonline.com/cocoon/caii/xhtml/en_GB/features/caii/features/main/2011/01/08/feature-02.
[10] http://www.adb.org/documents/books/ado/2011/ado2011-taj.pdf.
[11]http://www.state.gov/r/pa/ei/bgn/5775.htm.
[12]http://news.163.com/10/1223/06/6OIO057P00014JB5.html.
[13]约翰·L·埃斯波西托，达丽亚·莫格海德：《谁为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21 页。 [14]http://www.nytimes.com/2011/04/16/world/asia/16briefs-AR T- Tajikistan.html?_r=2.
论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基本特征
作者：苏畅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作者简介：苏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是中亚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独特、重要的问题。独特性在于，宗教极端主义进入中亚后，与该地区的政治、宗教、民族、文化等因素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复杂性、顽固性和普遍性；重要性在于，宗教极端势力对中亚的影响广泛而纵深：给地区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威胁；是影响中亚政局和中亚国家调整内外政策的因素之一；在人文领域，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着新一代中亚人；与“东突”分子相勾结，给中国西北安全带来影响；是中亚地区大国博弈的一个变量因素。
近年中亚安全形势再趋紧张，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局势的影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大有复苏之势，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仍是当前影响中亚非传统安全的最重要因素。本文从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思想、组织结构、行动三个方面分析其基本特征，并试图探索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规律。
一、思想特征
（一）激进的宗教极端思想
对于中亚宗教极端分子来说，激进的宗教极端思想，既是从事极端活动的工具，也是赖以生存的信仰。宗教极端思想成为这些激进分子身上最明确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极端分子的动力源泉。
在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思想特征中，包括三个关键词：宗教，激进，极端。这也是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思想特征的三要素。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伊斯兰特性是不可否认的。伊斯兰极端思想中融合了原教旨主义和瓦哈比的思想，但后者并没有超出伊斯兰教的范畴，仍是伊斯兰教思想中的一个潮流。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领导人尤尔达舍夫通过追寻“伊斯兰之源”来确定自己的伊斯兰思想的“纯正性”；中亚国家独立初期，宗教极端势力要求穆斯林对伊斯兰的回归，也体现出极端分子狭隘的宗教观。
力量日益壮大的伊斯兰解放党，其新的宗教理论更是成为许多恐怖组织的思想阵地，为恐怖主义提供意识形态和神学的辩护。伊斯兰解放党强调伊斯兰文明在上升，美国的物质主义、竞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不再对穆斯林有吸引力，并提出自己的传统的价值观，如尊严、正义等，受到许多穆斯林的欢迎。该党还提倡穆斯林的“无国界化”，要求穆斯林摒弃 民族国家的观念，力求创造出一种可以与特定的民族身份，如与“乌兹别克斯坦人”、“英国人”或“美国人”不同的“穆斯林”身份。
激进主义是中亚宗教极端思想中的又一个重要符号。激进主义，在中世纪时是一种“纯净的伊斯兰教”，就是让伊斯兰教在理论和实际上都向最初的伊斯兰教义回归[1]。在伊斯兰教中，第一个激进主义的宗教派别是18世纪兴起的瓦哈比教派。此后，伊斯兰激进主义越来越世俗化和社会化，直到演变成政治运动或政党。伊斯兰激进主义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统一是现代政治发展的结果。在二战后的第一个十年，伊斯兰激进主义的组织只在伊斯兰国家活动，企图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许多国家开始以西方为样本进行改革，于是激进分子认为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
伊斯兰激进主义可以分成两派：一派坚定相信“伊斯兰”是正确的，相信伊斯兰国家。另一派则是狡猾的实用主义者，把“伊斯兰”当成达到目的的工具。在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中，既包含了对“伊斯兰”的坚定信仰者，也把那些政治投机者纳入其中，从而使宗教极端思想更加复杂。这种情况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中尤为明显。在这个组织中，许多普通的极端分子，如在宗教学校传播极端思想的教师、虔诚的穆斯林妇女，甚至拿起武器袭击警察的年轻人，显然都对伊斯兰激进主义奉若神明；而它的上层，如尤尔达舍夫、纳曼干尼，却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投机家，尤尔达舍夫为了吸引更多的民众追随，甚至宣称自己是中亚某个汗王的后裔，具有纯正的贵族血统，完全有资格像“祖先”那样建立汗国。
与激进主义相比，极端主义更能体现出宗教极端思想的真正含义。这种融合了境外宗教极端思想的中亚宗教极端主义，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它认为所有的“不信者”都是邪恶的，伊斯兰神权国家要优于一切世俗政权，唯有伊斯兰圣战才能拯救中亚的穆斯林，拒绝与政府进行对话（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是历经残酷的内战才走上与政府的和解之路）。宗教极端主义往往把宗教极端组织推向恐怖主义，例如对若干中亚极端组织进行整合而建立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极端思想的影响下，不断以各种各样的恐怖袭击和恐怖事件破坏中亚的社会秩序。
伊斯兰解放党的极端主义色彩也相当突出。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该党一直遵循创建人纳巴哈尼的非暴力理论从事各种活动。1989年12月22日，伊斯兰解放党在美国密苏里召开大会，会上发表了阐 述新宗旨的报告，之后这一报告以《改革伊斯兰解放党之路》为题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表和散发。文章中还讨论了“为推翻任何‘不虔信的’政府而举行武装起义的神学基础”。“9·11”事件之后，在中亚的伊斯兰解放党分子更加极端化，2001年10月9日，伊斯兰解放党公开声称支持塔利班对美国的抗击，认为“在美英领导下的反恐战争是对穆斯林和伊斯兰的宣战”[2]。伊斯兰解放党最终成为一个好战、激进和极端的宗教组织。该党的思想基础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大一统”思想就是主张团结全世界的穆斯林，在世界范围建立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斯兰解放党的另一个核心思想是反对世俗政权。在伊斯兰解放党散发的传单中有这样的字眼“：我们所有的穆斯林本应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但世俗政权却把我们分割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或者吉尔吉斯人。”[3]伊斯兰解放党的“团结”理念给宗教极端分子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流动或联合提供了思想依据。
（二）明确的政治目标
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政治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这个目标已经成为中亚、乃至全球伊斯兰激进分子的理想。几乎所有的中亚宗教极端组织都把建立哈里发国家作为终 极目标，诸如早期的正义党、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以及后来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解放党。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甚至已经通过战争的方式开始“实践”这一理想的实现过程，1992年秋季还建立了短命的“卡尔姆伊斯兰共和国”。不过，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大部分的宗教极端组织对这一目标是模糊的，例如虽然突厥斯坦伊斯兰民主党曾鼓吹要成立一个遵循伊斯兰教法的国家，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成立后，明确的纲领被提出来，武装分子们要通过圣战方式夺取中亚政权，在费尔干纳谷地建立神权 国家。尤尔达舍夫在他唯一的一次采访中宣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目标就是创建一个伊斯兰国家。我们宣布圣战是为了建立一种宗教制度和政府。我们需要的伊斯兰模式完全不像阿富汗、伊朗或者沙特阿拉伯”[4]。伊斯兰解放党则把实现这一目标细化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准备时期，第三阶段是建立伊斯兰国，要“建立政府，广泛、普遍地实施伊斯兰教法，把伊斯兰的信息传递到全球”[5]。许多宗教极端分子十分喜欢“土尔克斯坦”这一名称，暗含的意思是“要在中亚建立一个像19世纪中叶那样的统一的伊斯兰国家”[6]。
这些极端主义者认为，建立伊斯兰国家、依照沙里亚法整治社会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建国”思想的核心[7]。在伊斯兰解放党的宣传书籍《伊斯兰解放党之路》的第一页写道：“为了哈里发，要摧毁一切不信的政府，以伊斯兰的统治来代替它们，把穆斯林国家交还给伊斯兰，借助于信念和圣战把伊斯兰覆盖到全世界。”[8]许多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坚信，伊斯兰解放党过“五十年”或“一千年”后能够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但明确的建国时间还是个未知数[9]。伊斯兰解放党鼓吹，因苏联解体引发的无数复杂问题应该由伊斯兰政权来解决，它可以对中亚面临的社会 经济挑战提供全盘解决方案，包括解决极度贫困、高失业率、政府官员的腐败、吸毒、卖淫和教育缺乏等问题的途径。而这些危险的混合条件被伊斯兰解放党所利用，它鼓动该地区的人民“：谴责美国和它所倡导的制度，推翻你的政府，复兴哈里发政权，来结束你们所有的问题”[10]。
伊斯兰解放党“建国”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公正的秩序和平等的社会[11]。这一观点也尤其吸引那些生活潦倒、对政府不满或信仰空虚的人。一名伊斯兰解放党分子表示“，加入我们组织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需要‘公正’。并且由于人们 都很贫穷，因此没什么怕失去的。”[12]
然而，对于这种“建国”理念持积极态度的老百姓有多少呢？事实上，大多数的中亚人都反对建立伊斯兰国家，希望保持世俗的独立国家。这些人更多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接受现代理念的新一代城市青年、受过高等或普通教育的人。一旦他们了解伊斯兰解放党的真正目标，许多人就会与该运动保持距离[13]。正如一位乌兹别克斯坦学者所说“：我们刚从‘俄罗斯哈里发政权’中解放出来，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这样的政权”[14]。笔者于2006年在深入费尔干纳谷地访问时，一位在乌兹别克斯坦一流大 学——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就读、出生于费尔干纳农村的年轻人表示，“其实受过教育的人都明白，重新建立汗国是不可能的。……谁好谁坏，人们心里有数。”甚至一些宗教极端分子也对极端思想产生动摇。24岁的乌兹别克人阿济兹别克·卡里莫夫被逮捕前曾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制造了多起爆炸事件，对于宗教极端思想，他说，“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世界是多么不公平”，“开始我十分相信伊斯兰极端思想，我相信只要我们建立一个原教旨主义国家，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公平起来。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说的是一些空话和空的许诺。他们只对自 己的权力感兴趣。他们也只是普通人。”[15]某西方民意调查机构就“你希望你的国家应该是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还是世俗政权国家”这一问题进行调查，在哈萨克斯坦有19%的人赞成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68%的人愿意生活在世俗政权国家，而在乌兹别克斯坦分别是10%和80%，在塔吉克斯坦则是7%和76%。[`6]这说明，大多数中亚居民并不愿意生活在一个“纯粹政教合一的国家”。因此，“建国”思想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它是宗教极端思想的核心部分，是极端主义者许诺的一个“天堂”，是理想主义者的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景，但却已成为信徒们信以为真、苦苦追求的人生目标。它给那些在贫困生活中苦苦挣扎的人们一线希望。在进行了多年的思想灌输之后，伊斯兰解放党让那些缺乏教育、没有工作的人渐渐相信，唯有与伊斯兰解放党并肩作战，唯有使国家倒退回汗国时代，才能解决温饱和社会不公问题。
（三）仇视西方
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另一个逐渐明确的政治目标是反对西方。这一目标与建立伊斯兰汗国的理想并不相悖。宗教极端分子认为，西方文明的“邪恶性”是他们实现理想的最具杀伤力的障碍，包括它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文化和信仰。伊斯兰解放党反对民主制。认为“民主是邪恶的西方商品，是一种罪孽深重的制度”，“民主制度是异教徒的制度，是人类凭空想象出来的。”[17]
不过，在“9·11”事件以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对西方国家的仇视还仅仅体现在抵制它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仅仅对西方文明的一些表象进行批判，如西方的生活方式、信仰等方面。但是“9·11”事件之后，尤其是塔利班被美军击溃，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持者和活动基地，以及美国攻打伊拉克所激起的穆斯林世界的仇恨也感染到中亚的宗教极端组织，这些组织对西方国家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激进。
（四）恐怖主义倾向
中亚国家独立后出现的所有宗教极端组织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圣战”作为建立伊斯兰国的主要手段，并且制造了一些流血冲突事件。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是带有强烈恐怖主义色彩的宗教极端组织，或者称之为宗教极端型的恐怖组织更为准确。它号召中亚的穆斯林拿起武器反抗政府，并与阿富汗塔利班、基地组织建立起密切关系，吸收其他地区恐怖组织的思想。
从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发展的阶段可以看出该党倾向恐怖主义的轨迹。这一宗教极端组织在中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中亚国家独立后至1996年，完全的非暴力阶段。其活动并不带有恐怖主义色彩， 而仅仅是通过散发传单和清真寺里的阿訇传播宗教极端思想。1996- 2001年，非暴力与暴力并存阶段。2001年至今，逐渐向恐怖主义发展。伊斯兰解放党在1996年分化成三个部分：赫兹布特—塔赫利尔（伊斯兰解放党）、赫兹班—努斯拉和阿克拉米亚[18]。新分化出来的后两个分支组织思想都极为激进。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伊斯兰解放党分子表示在该组织内部确实有一部分人不满意“非暴力”的行为标准。1999年，以Б.巴巴詹诺夫为领导人的赫兹班- 努斯拉党加强了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的活动，并声称“由于伊斯兰解放党的大批基层人员被捕，所以赫兹班- 努斯拉决定用更激进的手段对付政府。”在塔吉克斯坦，与伊斯兰解放党有关的恐怖分子于2000年在杜尚别朝鲜族新教教堂制造了一起爆炸事件，造成9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关于伊斯兰解放党的性质，一些国家已有定论，俄罗斯认为伊斯兰解放党是被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具有恐怖主义倾向的宗教极端组织[19]，美国也认为“该党属于宗教极端组织”[20]。
二、组织结构特征
早期的宗教极端组织（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除外）并没有清晰的组织结构，往往是由几名政治宗教领袖作为组织的上层，其余部分由激进分子、外 国极端分子、贫民、年轻人混合而成。但是到1996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成立后，该组织效仿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和塔利班的模式，迅速建立起自己的组织结构。而目前在中亚广泛活动的伊斯兰解放党也有鲜明的结构特征。本段将主要以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解放党这三个具有明确组织结构的极端组织为例，分析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组织结构的主要特点。
（一）政党
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在建立时即宣称该组织是“政党”，并于1991年10月26日的全国党代会上通过了党章和党纲，选举出由17人组成的主席团。大会闭幕后不久，该党马上到塔吉克斯坦司法部注册登记。此后，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领导人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他们经常在报刊上宣传该党的主张与活动，广泛散发其主办的《拯救》周刊，还在全国各地建立起基层组织。1993年6月21日，该党被塔吉克斯坦官方宣布取缔后转战至阿富汗，在那里创办《伊斯兰论坛报》，并建有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继续对塔吉克斯坦国内形势施加影响。
（二）军事组织
1997年民族和解以前的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都是典型的军事组织。它们的军事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组建武装力量。1991年，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积极分子、卡兹亚特伊斯兰经学院教师、毛拉卡耶基洛模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做法，创建了“人民近卫军”。而在塔吉克斯坦内战中，以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为基础成立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拥有6000多人的武装，是当时与政府对抗的主要力量。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也建立了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武装，武装分子最多时曾达到5000人。
第二，在武装力量中有明确的职权划分。例如塔吉克斯坦联合武装反对派的主席萨·阿·努里、副主席阿·图拉宗佐达是军事领袖。在乌兹别克斯坦 伊斯兰运动中，尤尔达舍夫是“埃米尔”、“总指挥官”；З.阿波杜拉赫曼（Зубайр ибн Абдурахман）被称为该组织的“政治指导员”；纳曼干尼负责武装训练，是军事领导人，武装分子称他是“游击战的谋略家”；Ю. 阿赫马达里耶维奇 （Юлдашев АбдувалиАхмадалиевич）是该组织的“伊玛目”，负责传播激进的宗教极端思想。
第三，建立武装训练基地。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在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省和塔霍尔省建有军事训练基地。培训后的武装分子经常跨越边境。1993年7月13日，他们向俄罗斯军队驻扎的第12号边防哨所发起突袭，打死俄军25人，被称为“7·13事件”。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阿富汗也设有众多的训练营。
（三）金字塔式组织结构
主要以伊斯兰解放党为例。伊斯兰解放党组织严密，等级分明，其结构既是阶层制的，也是权力下放型的[21]。该党共分为五个等级，即最高领导人、州首领、区首领、“哈尔卡”组长和普通成员。伊斯兰解放党阶层体制的顶端是埃米尔（Amir），目前设在约旦。
埃米尔之下有三个机构：行政机构、执行机构和推选埃米尔的机构。上述部门都是伊斯兰解放党组织的核心部门。它们又组织领导委员会（Kiedat），实行“领导本党，并且管理、监督、指导本党所有行动的进展”[22]。领导委员会具有修订宪法、对不轨的普通成员进行惩戒的排他性权力[23]。领导委员会下设政治部，负责搜集全球信息和传播思想。领导委员会下一级是地区领导人（Mutamads）和地区委员会，负责自己的区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区域是指由一些国家组成的地缘性区域，如中东区域、中亚区域）的活动。
地区领导人下设三个单独的组织：
1. 司库，负责组织的财务和捐赠；
2.“宣传部”，负责情报收集和组织内文件的出版印刷； 3. 地区委员会大会。
再下一级是国家层次的领导，即曼苏尔(Masul)，这一级也有单独的财务和捐赠组织，以及负责情报收集和文件出版印刷的组织。
曼苏尔之下就是基层组织，由多个地方委员会和学习小组组成，每个地方委员会都有一个本区域委员会指派的领导人主持，他既要负责管理地方事务，也负责与区域一级的委员会沟通。地方委员会一般设在城市中心，能够更好地处理伊斯兰解放党的日常事务。
学习小组叫“哈尔卡”（Халка，意为链条）是伊斯兰解放党基层组织的名称，每个“哈尔卡”由3- 7人组成，人数视保密工作的需要而定。每个成员要尽 量发展亲朋好友加入该党，因此伊斯兰解放党的发展十分迅速。最低一层的“哈尔卡”成员只认识同一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和小组组长，而对其他小组丝毫不知。小组成员与其他小组的联系只通过小组组长，这些小组组长又组成“哈尔卡”，并有自己的组长。“哈尔卡”一般每周碰面一次，地点可以是某位成员的家中、清真寺或其他安全的地方。伊斯兰解放党的这种秘密组织方式使政府情报部门很难渗入其组织内部，给中亚各国政府的清查工作造成了极大障碍，迄今为止，中亚国家仍无法确定伊斯兰解放党的准确人数。
经过对伊斯兰解放党出版物和传单的研究可以发现，该党运行十分稳定，且有着良好的组织结构，有自己的纲领、行动计划、战术和战略[23]。伊斯兰解放党的组织结构见下图[24]。
三、行动特征
（一）制造恐怖活动是中亚宗教极端组织的主要行动方式
宗教极端势力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而非宗教特征。这些极端组织惯用的手段就是通过制造恐怖活动来达到政治目的。主要的恐怖手段包括爆炸、暗杀、绑架，甚至在一些中亚国家边境发动大规模武装袭击。前文所述的安集延人卡里莫夫，就是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指使下，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美军基地制造了两起爆炸事件，造成8名平民死亡，数人受伤。后来又参与制造了比什凯克集市和银行的爆炸事件[25]。
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主要针对政府官员和警察。例如忏悔组织领导人之一、后来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核心人物的阿赫马达里耶维奇，在1997年组织杀害了纳曼干州副州长，同年12月又杀死了一名警察，并把死者的头割下挂在该州的行政官员家门口[26]。2000年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恰尔苏大巴扎爆炸事件，也是针对警察的一次恐怖事件。2001年与伊斯兰解放党有关的恐怖分子制造了一系列暗杀事件，包括内务部副部长、文化部长等3名高官遇害；4月在东部杀死了几名警察[27]。中亚宗教极端组织学会了仿效其他地区恐怖组织的破坏方式，如利用人体炸弹、利用妇女从事恐怖活动等。
2004年3月和7月发生在塔什干的系列爆炸就是典型的自杀式恐怖袭击。
（二）非暴力形式
“非暴力”既是伊斯兰解放党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该党的主要行动特征。伊斯兰解放党宣称在中亚的活动是“非暴力”的，早在10多年前，在奥什冲突以及其他种族间的冲突发生后，该党就开始强调“非暴力”了[28]。尤其是在中亚国家加大力度打击宗教极端势力之后，伊斯兰解放党的“非暴力”活动更加成 为宗教极端组织的主要传播形式。但需要辨别清楚的是，虽然在宗教极端活动中确实有一部分属于“非暴力”的行为，但这种行为绝不是合法的、温和的，而是激进的、极端的，同样给中亚安全带来威胁。
在安集延事件中“声名大振”的伊斯兰解放党“分支”阿克拉米亚党，其领导人阿克拉姆·尤尔达舍夫在他的著作《通向虔诚信仰之路》中，把阿克拉米亚党的主要活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吸引新成员的加入，并向其教授宗教极端思想；第二阶段，进行物质积累。每名成员都要把收入的1/5献给组织作为公共资金；第三阶段，定期与其他成员进行思想交流。这种宗教聚会通常分为小型与大型两种，由地区组织机构的副首领主持；第四阶段，向政府官员灌输其教义，拉拢政府官员加入该组织，安插组织成员到国家机构中工作；第五阶段，在全社会完成伊斯兰本源化，国家权力自然而然转交给阿克拉米亚党的领袖[29]。
伊斯兰解放党的“非暴力”活动方式主要是散发传单、刊物、录像带等宣传品，通过这种模式来传播伊斯兰解放党的思想。该党成员向社会散发译成当地语言的各种宣传品，包括刊物《默示》。对于中亚的目标受众来说，因为传单可以在当地印刷并容易分发，是方便的宣传工具。尤其是在互联网使用受限或未普及的地区，情况就更加如此[30]。这些宣传材料往往是由境外的伊斯兰解放党组织通过互联网等方式传到中亚地区，包括费尔干纳谷地的各个城市，印刷出来后再被带到塔什干等地进一步散发。根据国际危机小组发布的信息，伊斯兰解放党制作了领导人讲话布道的录像带、录音带和光盘[31]。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还有许多秘密印刷所，它们常常设在某个成员的家中。2003年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关闭了两个这样的印刷所，发现了大量煽动推翻现政权的传单，以及上万册伊斯兰解放党的党纲，数千份《默示》杂志和境外伊斯兰解放党核心人物纳巴哈尼、赛伊兰等人写的宣传书籍。
关于“公正”、人权等问题的论述或信息常常出现在伊斯兰解放党的传单中，例如下面一段话是伊斯兰解放党传单的部分内容：
“人与人的区别不应因肤色而不同，也不应因人种、民族、语言，或居住的地区而划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区别按照他关于个人、人生、宇宙的观点及其与此观点相一致的意见和信仰而划分。”[32]
这些言论显然是利用了人们对中亚国家在转型时期存在的一些社会不公正现象的不满情绪，向人们灌输粗浅的人权概念，以激起更多的人对政府心生愤懑。
另一些传单常常会攻击政府或政府制订的政策。如一份指向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传单中这样写道：
“今天所有的军事、政治、经济权力仍然掌握在穆斯林敌人的手中。俄罗斯指派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首脑———阿卡耶夫。按照俄罗斯人的指令，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保护俄罗斯利益的前共产党人……通过宣传民主，他们引进了不信者的法律和宪法。他们反对伊斯兰教、伊斯兰法律和伊斯兰意见。他们在学校、研究所、技校和其他无神论精神的教育机构中，按照不信者草拟的计划，把穆斯林的孩子培养成人。这样，他们为自己的主人准备新的奴隶。”[33]
另一份传单体现出伊斯兰解放党对中亚国家政府制订的政策的攻击性：
“他们根据殖民者的指令开展经济改革。他们通过与殖民者一道创建股份公司和合资公司，引进市场经济。他们抢劫掠夺穆斯林的财富。他们以高利贷为基础将投资引进国民经济的非工业领域，他们以高利率接收信贷，他们用债务耗尽了穆斯林的财产……他们卑贱地欺骗拥有肥沃土地和大批矿藏的穆斯林。这些国家的政府将本地穆斯林变为向不信教者和殖民者的宪法餐桌上乞食废品碎片的穷人。”[34]
伊斯兰解放党主要传播思想的书籍有《伊斯兰制度》、《邪恶的民主制》、《伊斯兰政治》、《伊斯兰社会》、《伊斯兰结构》、《伊斯兰的观点》、《伊斯兰解放党之路》、《伊斯兰的组织权力》[35]，以及《伊斯兰阶层》、《行政管理》、《伊斯兰世界的权力结构》等等。它们的作者分别是纳巴哈尼、扎鲁姆和伊波拉赫姆等境外伊斯兰解放党的核心人物[36]。这些书被译成各种文字并广泛传播。
说教是伊斯兰解放党的另一个传播方式。伊斯兰解放党成员经常在一些宗教聚会上通过演讲的形式向人们传播思想。“伊斯兰解放党可以到厂长的办公室、咖啡馆、大街上、集市和清真寺宣传‘建立一 个具有新社会秩序的伊斯兰国’思想”[37]。伊斯兰解放党通过两个阶层对民众产生影响：一是伊斯兰宗教人士，人们尤其尊敬被认为是先知后代的宗教人士；二是宗教教师。据吉尔吉斯斯坦检察机关称，伊斯兰解放党善于通过教师来传播思想，教师加入该党后，对学生施加影响，使学生们也加入伊斯兰解放党。一些小商贩也是主要的传播对象。伊斯兰解放党的积极分子基本上是狂热、缺乏正确信仰引导的年轻人，没有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较低，处于失业状态，他们中有的人虔诚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的人则是为了得到“报酬”以养家糊口。
“一对一”招募新成员是伊斯兰解放党的独特方法。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往往最先把亲朋好友拉入组织，这是该组织对每一位成员的基本要求。对亲朋好友以外的人也要进行游说。例如一位美国情报官员谈到，在伊斯兰解放党成员把一份传单交给某人（极可能是在清真寺遇到的人）之前，这位活跃分子一般会先与他熟悉起来，并耐心解释伊斯兰解放党是一个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组织[38]。这种“一对一”的招募方式给中亚政府调查该组织增加了很多难度，使伊斯兰解放党的内部安全性大为提高，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它的思想的迅速传播。这种招募方法不仅被伊斯兰解放党应用于城市，事实上在农村更加适用。这是由于农村的人际关系较城市更为紧密的缘故。在乡村的伊斯兰解放党分子的亲属居住得更加集中，为传播思想创造了便利条件。在农村地区，由于家族或氏族的关系，伊斯兰解放党分子省去了散发传单的行动，这样还降低了被逮捕的风险。而伊斯兰解放党的一个分支组织“辅士党”对于新成员的要求则更高，它只吸收那些被事先调查过背景的人，并不在普通居民中扩大宣传。因此该组织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其他伊斯兰边缘团体的穆斯林、被中亚国家政府明确指认的激进分子，以及对伊斯兰解放党抱有同情态度的普通人。
政府官员也是伊斯兰解放党吸纳的对象。为了确保安全，那些对伊斯兰解放党感兴趣的官员往往被单独培训，“因为这些人地位特殊，容易引人怀疑。”[39]伊斯兰解放党认为要实现“建立哈里发国家”的目标，吸收政府官员，得到政府中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支持非常重要。而中亚国家政府机构的低薪状况也在某种程度上给了宗教极端势力可乘之机。一位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声称“，政府内部有很多（我们的）同情者，因此这是一个从内部破坏政府的好时机，有些人肯定会加入到我们中间来。”[40]目前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乌兹别克斯坦税务局和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都已经出现了伊斯兰解放党的支持者甚至成员[41]。在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荡中，伊斯兰解放党还参与其中，企图支持检察官Б.乌鲁（Бакир уулу）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另一名政府官员土·乌鲁和议会的副发言人卓·克尼什同伊斯兰解放党的关系也得到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曼库洛夫的证实。Б.乌乌鲁曾为伊斯兰解放党辩护“：在我的家乡奥什地区的卡拉苏杰康，有30多万人居住，其中有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人都是伊斯兰解放党的支持者。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生活在这样国 家的共产主义者或其他人都宁愿改变其在宪法中的地位”[42]。事实上共产党在司法行政部注册，以吉尔吉斯斯坦的法律为基础来开展活动，并以合法的方式来争取权力，将它与伊斯兰解放党相比显然是不正确的。因此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些观察家们认为Б.乌乌鲁是希望在2005年2月的议会选举中得到伊斯兰解放党支持的人物之一。
有越来越多的监狱服刑人员、极端分子的女性亲属，以及商人被伊斯兰解放党纳入其中。在被关押的服刑人员中，大多数人都会对政府心生不满，这种情绪就成为伊斯兰解放党“改造思想”的基础。这些人在狱中与被关押的伊斯兰解放党分子接触，很 容易被同化。此外，一些被伊斯兰解放党雇佣来散发传单的非党分子被逮捕后，由于可能量刑过重，也容易变为激进分子。妇女在近年成为伊斯兰解放党招募的重点之一，这种情况与中东、车臣极为相似：极端分子在被逮捕、判刑后，其亲属尤其是妇女特别容易被吸收到极端组织中。她们奉命进行各种各样的抗议行动和反政府示威游行，一些妇女甚至被训练成人体炸弹，在塔什干、布哈拉和中亚的其他地方制造爆炸事件。在安集延事件后，伊斯兰解放党成员中的企业主开始被人们所注意，一种盛传的说法是，正是由于政府关押了数十名身份不明的安集延 企业主，才发生了恐怖分子攻击监狱和越狱事件。乌兹别克斯坦学者拉·塞伊福林指出，伊斯兰解放党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商人阶层，尤其是在从事批发业务的商人中的支持一直在增长[43]。这也表明伊斯兰解放党为了增加资金支持而把商人作为新的重点培育对象。
（三）通过走私、贩毒、非法集资等方式获得资金
除了境外宗教极端组织向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等中亚极端势力提供资金支持外，这些极端组织的主要聚财方式是走私、贩毒和非法集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不仅是宗教极端组织，同时还是贩毒和走私集团。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领导人之一纳曼干尼带领部下沿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路线进行毒品贩运。他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交界处购买了一座农场，作为收容国际恐怖分子的基地，靠贩毒的收入来支持恐怖活动[44]。在他的势力范围内的一些居民也被迫加入贩毒行列。此外，他还走私武器与黄金、宝石，这些矿产是从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开采的。通过贩毒和走私，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积累了大笔财富，仅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一些城市，包括喀布尔、昆都士、塔鲁干和白沙瓦就有纳曼干尼名下的许多房产[45]。
伊斯兰解放党也同样从事走私交易，走私的物品包括肉类和其他食物。此外，该组织还创造了新的敛财方式：第一，通过组织内部进行自筹经费。伊斯兰解放党大量接受私人捐赠，另外每个成员都要按月将收入的5%～20%缴纳给组织。第二，伊斯兰解放党建立了一些私营企业。这或许也可以说明伊斯兰解放党对经商者尤其感兴趣的原因。
分析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主要特征，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在制度建设上的缺失，是宗教极端势力的突破 口；第二，当前的宗教极端势力形式多样，不再以单一的武力和恐怖活动作为对抗政府的方式，而是以更为诡密的传播形式来发展其成员链，大大增加了打击的难度；第三，打击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不仅是一场行动战，而且也是一场长期的思想战。
注释：
[1] Алексей Малашенко,Что делать с радикальным исламом?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Россия）,15.04.2003.
[2] Бахтиёр Бабаджанов,Рег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Узбек истане,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55～56.
[3]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6.
[4] In Pirkulina, Hizb ut -Tahrir Organization and Financing,(paper distributed at Nixon Center conference, Washington,DC, July 16, 2003).
[5] “The Method of Hizb ut-Tahrir”, http://www.hizb-ut-tahrir.org.english/.
[6] И.Щукин,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угрожает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и без того проблемного регион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Религии,http://news.ferghana.ru/detail.php?=364984086965.22,664,16546281,16.06.2004.
[7]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5.
[8]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Хизб -ут -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2002г.С.76.
[9]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Экстремизм 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5.
[10]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85页。
[11]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5. Мухиббин Кабири,ПИВТ и Хизб ут-Тахрир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ь и различия,О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слама и беза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ОБСЕ,Душанбе 2003.C211～223.
[12] Эсмер Исламов,Самариддин Шарипов,В условия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гнета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появляются признаки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и,http://www.eurasianet.org,2004.9.16.
[13] Based on various interviews. See also Zamira Eshanova, “Central Asia:Uzbekistan, Kyrgyzstan Differ in Approach to Hezb ut -Tahrir”,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http://www.rferl.org/nca/features/2002/07/120729921718 56.asp.
[14]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86页。
[15] Тропа террора раскаявшегося боевика. Приказ был прост - взорвать Посольство США, http://www.ferghana.ru,26.09.2003.
[16] Арне К. Зайферт,Фактор ислама и стратегия 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ОБСЕ в ее евроазиатском регионе,Центр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ОБСЕ,2002г.С19.
[17]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побезопасност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78.
[18] 关于阿克拉米亚党是否是伊斯兰解放党分支这一问题尚存在争论。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认为阿克拉米亚党隶属于伊斯兰解放党，但有资料显示尤尔达舍夫在1986年加入伊斯兰解放党，1988年就脱离了该组织。
[19] Виталий Пономарев,Дело активиста Хизб Ут -Тахрир ЮсупаКасимахунова,ПравозащитныйЦентр“Мемориал”,27.02.2004.
[20] Галима Бухарбаеа,Артур Самари,Можно ли одними репрессиями победить 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 IWPR, 30.04.2002.
[21] David Isby, “The Hisb ut-Tahrir: Stronger in Central Asia”,Terrorism Monitor,November 7,2003, http://www.jamestown.org/images/pdf/st_002_008.pdf.
[22] Taji-Farouki, Fundamentalist Quest, p.117.
[23] Taji-Farouki, Fundamentalist Quest, p.117.
[24]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по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77.
[25] 资料来源：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31页。
[26] Тропа террора раскаявшегося боевика. Приказ был прост - взорвать Посольство,СШАhttp://www.ferghana.ru,26.09.2003.
[27] Ислам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хроник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http://www.ferghana.ru
[28] 孙壮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71页。
[29]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 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6.
[30]Саиджахон Зайнабитдинов,Общин‘аАкромия’--тенденц иоз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узбекских спецслужб и политологов,Фергана.Ру,http://www.ferghana.ru/article.php?id=3629，05.04.2005.
[31]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92页。
[32]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Radical Islam in Central Asia, p.22.
[33] Whether Kyrgyzstan is Independent, HY leaflet.
[34] Whether Kyrgyzstan is Independent, HY leaflet.
[35]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89页。
[36] Рахматилло Зойиров,Стратегия поведения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ХИЗБ-УТ-ТАХРИР”,О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слама и беза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ОБСЕ,Душанбе 2003.С224～245.
[37]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по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в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75～76.
[38]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г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 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 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7.
[39] “Anonymous U.S.counter -terrorism analyst”, interview by Zeyno Baran, July 13,2004.
[40] Taji-Farouki, Fundamentalist Quest, p.129.
[41] http://www.src-h.slav.hokudai.ac.jp/publictn/86/abdullaev.pdf.
[42] Reuven Paz, “The University of Global Jihad”, in The Chal－lenge of Hizb ut-Tahrir: Deciphering and Combating Radical Islamist Ideology, ed.Zeyno Baran (Washington, DC: The Nixon Center,2004).
[43]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94页。
[44] Rafik Saifulin, interview by Evgueni Novikov, Fall 2004.
[45] 金宜久主编：《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369页。
[46] Ислам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хроник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http://www.stability.uz/sait_stab.html.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作者简介：苏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是中亚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独特、重要的问题。独特性在于，宗教极端主义进入中亚后，与该地区的政治、宗教、民族、文化等因素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复杂性、顽固性和普遍性；重要性在于，宗教极端势力对中亚的影响广泛而纵深：给地区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威胁；是影响中亚政局和中亚国家调整内外政策的因素之一；在人文领域，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着新一代中亚人；与“东突”分子相勾结，给中国西北安全带来影响；是中亚地区大国博弈的一个变量因素。
近年中亚安全形势再趋紧张，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局势的影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大有复苏之势，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仍是当前影响中亚非传统安全的最重要因素。本文从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思想、组织结构、行动三个方面分析其基本特征，并试图探索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规律。
一、思想特征
（一）激进的宗教极端思想
对于中亚宗教极端分子来说，激进的宗教极端思想，既是从事极端活动的工具，也是赖以生存的信仰。宗教极端思想成为这些激进分子身上最明确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极端分子的动力源泉。
在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思想特征中，包括三个关键词：宗教，激进，极端。这也是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思想特征的三要素。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伊斯兰特性是不可否认的。伊斯兰极端思想中融合了原教旨主义和瓦哈比的思想，但后者并没有超出伊斯兰教的范畴，仍是伊斯兰教思想中的一个潮流。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领导人尤尔达舍夫通过追寻“伊斯兰之源”来确定自己的伊斯兰思想的“纯正性”；中亚国家独立初期，宗教极端势力要求穆斯林对伊斯兰的回归，也体现出极端分子狭隘的宗教观。
力量日益壮大的伊斯兰解放党，其新的宗教理论更是成为许多恐怖组织的思想阵地，为恐怖主义提供意识形态和神学的辩护。伊斯兰解放党强调伊斯兰文明在上升，美国的物质主义、竞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不再对穆斯林有吸引力，并提出自己的传统的价值观，如尊严、正义等，受到许多穆斯林的欢迎。该党还提倡穆斯林的“无国界化”，要求穆斯林摒弃 民族国家的观念，力求创造出一种可以与特定的民族身份，如与“乌兹别克斯坦人”、“英国人”或“美国人”不同的“穆斯林”身份。
激进主义是中亚宗教极端思想中的又一个重要符号。激进主义，在中世纪时是一种“纯净的伊斯兰教”，就是让伊斯兰教在理论和实际上都向最初的伊斯兰教义回归[1]。在伊斯兰教中，第一个激进主义的宗教派别是18世纪兴起的瓦哈比教派。此后，伊斯兰激进主义越来越世俗化和社会化，直到演变成政治运动或政党。伊斯兰激进主义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统一是现代政治发展的结果。在二战后的第一个十年，伊斯兰激进主义的组织只在伊斯兰国家活动，企图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许多国家开始以西方为样本进行改革，于是激进分子认为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
伊斯兰激进主义可以分成两派：一派坚定相信“伊斯兰”是正确的，相信伊斯兰国家。另一派则是狡猾的实用主义者，把“伊斯兰”当成达到目的的工具。在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中，既包含了对“伊斯兰”的坚定信仰者，也把那些政治投机者纳入其中，从而使宗教极端思想更加复杂。这种情况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中尤为明显。在这个组织中，许多普通的极端分子，如在宗教学校传播极端思想的教师、虔诚的穆斯林妇女，甚至拿起武器袭击警察的年轻人，显然都对伊斯兰激进主义奉若神明；而它的上层，如尤尔达舍夫、纳曼干尼，却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投机家，尤尔达舍夫为了吸引更多的民众追随，甚至宣称自己是中亚某个汗王的后裔，具有纯正的贵族血统，完全有资格像“祖先”那样建立汗国。
与激进主义相比，极端主义更能体现出宗教极端思想的真正含义。这种融合了境外宗教极端思想的中亚宗教极端主义，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它认为所有的“不信者”都是邪恶的，伊斯兰神权国家要优于一切世俗政权，唯有伊斯兰圣战才能拯救中亚的穆斯林，拒绝与政府进行对话（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是历经残酷的内战才走上与政府的和解之路）。宗教极端主义往往把宗教极端组织推向恐怖主义，例如对若干中亚极端组织进行整合而建立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极端思想的影响下，不断以各种各样的恐怖袭击和恐怖事件破坏中亚的社会秩序。
伊斯兰解放党的极端主义色彩也相当突出。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该党一直遵循创建人纳巴哈尼的非暴力理论从事各种活动。1989年12月22日，伊斯兰解放党在美国密苏里召开大会，会上发表了阐 述新宗旨的报告，之后这一报告以《改革伊斯兰解放党之路》为题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表和散发。文章中还讨论了“为推翻任何‘不虔信的’政府而举行武装起义的神学基础”。“9·11”事件之后，在中亚的伊斯兰解放党分子更加极端化，2001年10月9日，伊斯兰解放党公开声称支持塔利班对美国的抗击，认为“在美英领导下的反恐战争是对穆斯林和伊斯兰的宣战”[2]。伊斯兰解放党最终成为一个好战、激进和极端的宗教组织。该党的思想基础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大一统”思想就是主张团结全世界的穆斯林，在世界范围建立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斯兰解放党的另一个核心思想是反对世俗政权。在伊斯兰解放党散发的传单中有这样的字眼“：我们所有的穆斯林本应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但世俗政权却把我们分割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或者吉尔吉斯人。”[3]伊斯兰解放党的“团结”理念给宗教极端分子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流动或联合提供了思想依据。
（二）明确的政治目标
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政治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这个目标已经成为中亚、乃至全球伊斯兰激进分子的理想。几乎所有的中亚宗教极端组织都把建立哈里发国家作为终 极目标，诸如早期的正义党、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以及后来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解放党。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甚至已经通过战争的方式开始“实践”这一理想的实现过程，1992年秋季还建立了短命的“卡尔姆伊斯兰共和国”。不过，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大部分的宗教极端组织对这一目标是模糊的，例如虽然突厥斯坦伊斯兰民主党曾鼓吹要成立一个遵循伊斯兰教法的国家，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成立后，明确的纲领被提出来，武装分子们要通过圣战方式夺取中亚政权，在费尔干纳谷地建立神权 国家。尤尔达舍夫在他唯一的一次采访中宣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目标就是创建一个伊斯兰国家。我们宣布圣战是为了建立一种宗教制度和政府。我们需要的伊斯兰模式完全不像阿富汗、伊朗或者沙特阿拉伯”[4]。伊斯兰解放党则把实现这一目标细化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准备时期，第三阶段是建立伊斯兰国，要“建立政府，广泛、普遍地实施伊斯兰教法，把伊斯兰的信息传递到全球”[5]。许多宗教极端分子十分喜欢“土尔克斯坦”这一名称，暗含的意思是“要在中亚建立一个像19世纪中叶那样的统一的伊斯兰国家”[6]。
这些极端主义者认为，建立伊斯兰国家、依照沙里亚法整治社会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建国”思想的核心[7]。在伊斯兰解放党的宣传书籍《伊斯兰解放党之路》的第一页写道：“为了哈里发，要摧毁一切不信的政府，以伊斯兰的统治来代替它们，把穆斯林国家交还给伊斯兰，借助于信念和圣战把伊斯兰覆盖到全世界。”[8]许多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坚信，伊斯兰解放党过“五十年”或“一千年”后能够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但明确的建国时间还是个未知数[9]。伊斯兰解放党鼓吹，因苏联解体引发的无数复杂问题应该由伊斯兰政权来解决，它可以对中亚面临的社会 经济挑战提供全盘解决方案，包括解决极度贫困、高失业率、政府官员的腐败、吸毒、卖淫和教育缺乏等问题的途径。而这些危险的混合条件被伊斯兰解放党所利用，它鼓动该地区的人民“：谴责美国和它所倡导的制度，推翻你的政府，复兴哈里发政权，来结束你们所有的问题”[10]。
伊斯兰解放党“建国”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公正的秩序和平等的社会[11]。这一观点也尤其吸引那些生活潦倒、对政府不满或信仰空虚的人。一名伊斯兰解放党分子表示“，加入我们组织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需要‘公正’。并且由于人们 都很贫穷，因此没什么怕失去的。”[12]
然而，对于这种“建国”理念持积极态度的老百姓有多少呢？事实上，大多数的中亚人都反对建立伊斯兰国家，希望保持世俗的独立国家。这些人更多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接受现代理念的新一代城市青年、受过高等或普通教育的人。一旦他们了解伊斯兰解放党的真正目标，许多人就会与该运动保持距离[13]。正如一位乌兹别克斯坦学者所说“：我们刚从‘俄罗斯哈里发政权’中解放出来，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这样的政权”[14]。笔者于2006年在深入费尔干纳谷地访问时，一位在乌兹别克斯坦一流大 学——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就读、出生于费尔干纳农村的年轻人表示，“其实受过教育的人都明白，重新建立汗国是不可能的。……谁好谁坏，人们心里有数。”甚至一些宗教极端分子也对极端思想产生动摇。24岁的乌兹别克人阿济兹别克·卡里莫夫被逮捕前曾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制造了多起爆炸事件，对于宗教极端思想，他说，“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世界是多么不公平”，“开始我十分相信伊斯兰极端思想，我相信只要我们建立一个原教旨主义国家，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公平起来。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说的是一些空话和空的许诺。他们只对自 己的权力感兴趣。他们也只是普通人。”[15]某西方民意调查机构就“你希望你的国家应该是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还是世俗政权国家”这一问题进行调查，在哈萨克斯坦有19%的人赞成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68%的人愿意生活在世俗政权国家，而在乌兹别克斯坦分别是10%和80%，在塔吉克斯坦则是7%和76%。[`6]这说明，大多数中亚居民并不愿意生活在一个“纯粹政教合一的国家”。因此，“建国”思想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它是宗教极端思想的核心部分，是极端主义者许诺的一个“天堂”，是理想主义者的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景，但却已成为信徒们信以为真、苦苦追求的人生目标。它给那些在贫困生活中苦苦挣扎的人们一线希望。在进行了多年的思想灌输之后，伊斯兰解放党让那些缺乏教育、没有工作的人渐渐相信，唯有与伊斯兰解放党并肩作战，唯有使国家倒退回汗国时代，才能解决温饱和社会不公问题。
（三）仇视西方
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另一个逐渐明确的政治目标是反对西方。这一目标与建立伊斯兰汗国的理想并不相悖。宗教极端分子认为，西方文明的“邪恶性”是他们实现理想的最具杀伤力的障碍，包括它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文化和信仰。伊斯兰解放党反对民主制。认为“民主是邪恶的西方商品，是一种罪孽深重的制度”，“民主制度是异教徒的制度，是人类凭空想象出来的。”[17]
不过，在“9·11”事件以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对西方国家的仇视还仅仅体现在抵制它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仅仅对西方文明的一些表象进行批判，如西方的生活方式、信仰等方面。但是“9·11”事件之后，尤其是塔利班被美军击溃，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持者和活动基地，以及美国攻打伊拉克所激起的穆斯林世界的仇恨也感染到中亚的宗教极端组织，这些组织对西方国家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激进。
（四）恐怖主义倾向
中亚国家独立后出现的所有宗教极端组织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圣战”作为建立伊斯兰国的主要手段，并且制造了一些流血冲突事件。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是带有强烈恐怖主义色彩的宗教极端组织，或者称之为宗教极端型的恐怖组织更为准确。它号召中亚的穆斯林拿起武器反抗政府，并与阿富汗塔利班、基地组织建立起密切关系，吸收其他地区恐怖组织的思想。
从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发展的阶段可以看出该党倾向恐怖主义的轨迹。这一宗教极端组织在中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中亚国家独立后至1996年，完全的非暴力阶段。其活动并不带有恐怖主义色彩， 而仅仅是通过散发传单和清真寺里的阿訇传播宗教极端思想。1996- 2001年，非暴力与暴力并存阶段。2001年至今，逐渐向恐怖主义发展。伊斯兰解放党在1996年分化成三个部分：赫兹布特—塔赫利尔（伊斯兰解放党）、赫兹班—努斯拉和阿克拉米亚[18]。新分化出来的后两个分支组织思想都极为激进。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伊斯兰解放党分子表示在该组织内部确实有一部分人不满意“非暴力”的行为标准。1999年，以Б.巴巴詹诺夫为领导人的赫兹班- 努斯拉党加强了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的活动，并声称“由于伊斯兰解放党的大批基层人员被捕，所以赫兹班- 努斯拉决定用更激进的手段对付政府。”在塔吉克斯坦，与伊斯兰解放党有关的恐怖分子于2000年在杜尚别朝鲜族新教教堂制造了一起爆炸事件，造成9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关于伊斯兰解放党的性质，一些国家已有定论，俄罗斯认为伊斯兰解放党是被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具有恐怖主义倾向的宗教极端组织[19]，美国也认为“该党属于宗教极端组织”[20]。
二、组织结构特征
早期的宗教极端组织（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除外）并没有清晰的组织结构，往往是由几名政治宗教领袖作为组织的上层，其余部分由激进分子、外 国极端分子、贫民、年轻人混合而成。但是到1996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成立后，该组织效仿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和塔利班的模式，迅速建立起自己的组织结构。而目前在中亚广泛活动的伊斯兰解放党也有鲜明的结构特征。本段将主要以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解放党这三个具有明确组织结构的极端组织为例，分析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组织结构的主要特点。
（一）政党
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在建立时即宣称该组织是“政党”，并于1991年10月26日的全国党代会上通过了党章和党纲，选举出由17人组成的主席团。大会闭幕后不久，该党马上到塔吉克斯坦司法部注册登记。此后，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领导人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他们经常在报刊上宣传该党的主张与活动，广泛散发其主办的《拯救》周刊，还在全国各地建立起基层组织。1993年6月21日，该党被塔吉克斯坦官方宣布取缔后转战至阿富汗，在那里创办《伊斯兰论坛报》，并建有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继续对塔吉克斯坦国内形势施加影响。
（二）军事组织
1997年民族和解以前的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都是典型的军事组织。它们的军事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组建武装力量。1991年，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积极分子、卡兹亚特伊斯兰经学院教师、毛拉卡耶基洛模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做法，创建了“人民近卫军”。而在塔吉克斯坦内战中，以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为基础成立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拥有6000多人的武装，是当时与政府对抗的主要力量。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也建立了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武装，武装分子最多时曾达到5000人。
第二，在武装力量中有明确的职权划分。例如塔吉克斯坦联合武装反对派的主席萨·阿·努里、副主席阿·图拉宗佐达是军事领袖。在乌兹别克斯坦 伊斯兰运动中，尤尔达舍夫是“埃米尔”、“总指挥官”；З.阿波杜拉赫曼（Зубайр ибн Абдурахман）被称为该组织的“政治指导员”；纳曼干尼负责武装训练，是军事领导人，武装分子称他是“游击战的谋略家”；Ю. 阿赫马达里耶维奇 （Юлдашев АбдувалиАхмадалиевич）是该组织的“伊玛目”，负责传播激进的宗教极端思想。
第三，建立武装训练基地。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在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省和塔霍尔省建有军事训练基地。培训后的武装分子经常跨越边境。1993年7月13日，他们向俄罗斯军队驻扎的第12号边防哨所发起突袭，打死俄军25人，被称为“7·13事件”。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阿富汗也设有众多的训练营。
（三）金字塔式组织结构
主要以伊斯兰解放党为例。伊斯兰解放党组织严密，等级分明，其结构既是阶层制的，也是权力下放型的[21]。该党共分为五个等级，即最高领导人、州首领、区首领、“哈尔卡”组长和普通成员。伊斯兰解放党阶层体制的顶端是埃米尔（Amir），目前设在约旦。
埃米尔之下有三个机构：行政机构、执行机构和推选埃米尔的机构。上述部门都是伊斯兰解放党组织的核心部门。它们又组织领导委员会（Kiedat），实行“领导本党，并且管理、监督、指导本党所有行动的进展”[22]。领导委员会具有修订宪法、对不轨的普通成员进行惩戒的排他性权力[23]。领导委员会下设政治部，负责搜集全球信息和传播思想。领导委员会下一级是地区领导人（Mutamads）和地区委员会，负责自己的区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区域是指由一些国家组成的地缘性区域，如中东区域、中亚区域）的活动。
地区领导人下设三个单独的组织：
1. 司库，负责组织的财务和捐赠；
2.“宣传部”，负责情报收集和组织内文件的出版印刷； 3. 地区委员会大会。
再下一级是国家层次的领导，即曼苏尔(Masul)，这一级也有单独的财务和捐赠组织，以及负责情报收集和文件出版印刷的组织。
曼苏尔之下就是基层组织，由多个地方委员会和学习小组组成，每个地方委员会都有一个本区域委员会指派的领导人主持，他既要负责管理地方事务，也负责与区域一级的委员会沟通。地方委员会一般设在城市中心，能够更好地处理伊斯兰解放党的日常事务。
学习小组叫“哈尔卡”（Халка，意为链条）是伊斯兰解放党基层组织的名称，每个“哈尔卡”由3- 7人组成，人数视保密工作的需要而定。每个成员要尽 量发展亲朋好友加入该党，因此伊斯兰解放党的发展十分迅速。最低一层的“哈尔卡”成员只认识同一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和小组组长，而对其他小组丝毫不知。小组成员与其他小组的联系只通过小组组长，这些小组组长又组成“哈尔卡”，并有自己的组长。“哈尔卡”一般每周碰面一次，地点可以是某位成员的家中、清真寺或其他安全的地方。伊斯兰解放党的这种秘密组织方式使政府情报部门很难渗入其组织内部，给中亚各国政府的清查工作造成了极大障碍，迄今为止，中亚国家仍无法确定伊斯兰解放党的准确人数。
经过对伊斯兰解放党出版物和传单的研究可以发现，该党运行十分稳定，且有着良好的组织结构，有自己的纲领、行动计划、战术和战略[23]。伊斯兰解放党的组织结构见下图[24]。
三、行动特征
（一）制造恐怖活动是中亚宗教极端组织的主要行动方式
宗教极端势力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而非宗教特征。这些极端组织惯用的手段就是通过制造恐怖活动来达到政治目的。主要的恐怖手段包括爆炸、暗杀、绑架，甚至在一些中亚国家边境发动大规模武装袭击。前文所述的安集延人卡里莫夫，就是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指使下，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美军基地制造了两起爆炸事件，造成8名平民死亡，数人受伤。后来又参与制造了比什凯克集市和银行的爆炸事件[25]。
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主要针对政府官员和警察。例如忏悔组织领导人之一、后来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核心人物的阿赫马达里耶维奇，在1997年组织杀害了纳曼干州副州长，同年12月又杀死了一名警察，并把死者的头割下挂在该州的行政官员家门口[26]。2000年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恰尔苏大巴扎爆炸事件，也是针对警察的一次恐怖事件。2001年与伊斯兰解放党有关的恐怖分子制造了一系列暗杀事件，包括内务部副部长、文化部长等3名高官遇害；4月在东部杀死了几名警察[27]。中亚宗教极端组织学会了仿效其他地区恐怖组织的破坏方式，如利用人体炸弹、利用妇女从事恐怖活动等。
2004年3月和7月发生在塔什干的系列爆炸就是典型的自杀式恐怖袭击。
（二）非暴力形式
“非暴力”既是伊斯兰解放党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该党的主要行动特征。伊斯兰解放党宣称在中亚的活动是“非暴力”的，早在10多年前，在奥什冲突以及其他种族间的冲突发生后，该党就开始强调“非暴力”了[28]。尤其是在中亚国家加大力度打击宗教极端势力之后，伊斯兰解放党的“非暴力”活动更加成 为宗教极端组织的主要传播形式。但需要辨别清楚的是，虽然在宗教极端活动中确实有一部分属于“非暴力”的行为，但这种行为绝不是合法的、温和的，而是激进的、极端的，同样给中亚安全带来威胁。
在安集延事件中“声名大振”的伊斯兰解放党“分支”阿克拉米亚党，其领导人阿克拉姆·尤尔达舍夫在他的著作《通向虔诚信仰之路》中，把阿克拉米亚党的主要活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吸引新成员的加入，并向其教授宗教极端思想；第二阶段，进行物质积累。每名成员都要把收入的1/5献给组织作为公共资金；第三阶段，定期与其他成员进行思想交流。这种宗教聚会通常分为小型与大型两种，由地区组织机构的副首领主持；第四阶段，向政府官员灌输其教义，拉拢政府官员加入该组织，安插组织成员到国家机构中工作；第五阶段，在全社会完成伊斯兰本源化，国家权力自然而然转交给阿克拉米亚党的领袖[29]。
伊斯兰解放党的“非暴力”活动方式主要是散发传单、刊物、录像带等宣传品，通过这种模式来传播伊斯兰解放党的思想。该党成员向社会散发译成当地语言的各种宣传品，包括刊物《默示》。对于中亚的目标受众来说，因为传单可以在当地印刷并容易分发，是方便的宣传工具。尤其是在互联网使用受限或未普及的地区，情况就更加如此[30]。这些宣传材料往往是由境外的伊斯兰解放党组织通过互联网等方式传到中亚地区，包括费尔干纳谷地的各个城市，印刷出来后再被带到塔什干等地进一步散发。根据国际危机小组发布的信息，伊斯兰解放党制作了领导人讲话布道的录像带、录音带和光盘[31]。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还有许多秘密印刷所，它们常常设在某个成员的家中。2003年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关闭了两个这样的印刷所，发现了大量煽动推翻现政权的传单，以及上万册伊斯兰解放党的党纲，数千份《默示》杂志和境外伊斯兰解放党核心人物纳巴哈尼、赛伊兰等人写的宣传书籍。
关于“公正”、人权等问题的论述或信息常常出现在伊斯兰解放党的传单中，例如下面一段话是伊斯兰解放党传单的部分内容：
“人与人的区别不应因肤色而不同，也不应因人种、民族、语言，或居住的地区而划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区别按照他关于个人、人生、宇宙的观点及其与此观点相一致的意见和信仰而划分。”[32]
这些言论显然是利用了人们对中亚国家在转型时期存在的一些社会不公正现象的不满情绪，向人们灌输粗浅的人权概念，以激起更多的人对政府心生愤懑。
另一些传单常常会攻击政府或政府制订的政策。如一份指向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传单中这样写道：
“今天所有的军事、政治、经济权力仍然掌握在穆斯林敌人的手中。俄罗斯指派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首脑———阿卡耶夫。按照俄罗斯人的指令，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保护俄罗斯利益的前共产党人……通过宣传民主，他们引进了不信者的法律和宪法。他们反对伊斯兰教、伊斯兰法律和伊斯兰意见。他们在学校、研究所、技校和其他无神论精神的教育机构中，按照不信者草拟的计划，把穆斯林的孩子培养成人。这样，他们为自己的主人准备新的奴隶。”[33]
另一份传单体现出伊斯兰解放党对中亚国家政府制订的政策的攻击性：
“他们根据殖民者的指令开展经济改革。他们通过与殖民者一道创建股份公司和合资公司，引进市场经济。他们抢劫掠夺穆斯林的财富。他们以高利贷为基础将投资引进国民经济的非工业领域，他们以高利率接收信贷，他们用债务耗尽了穆斯林的财产……他们卑贱地欺骗拥有肥沃土地和大批矿藏的穆斯林。这些国家的政府将本地穆斯林变为向不信教者和殖民者的宪法餐桌上乞食废品碎片的穷人。”[34]
伊斯兰解放党主要传播思想的书籍有《伊斯兰制度》、《邪恶的民主制》、《伊斯兰政治》、《伊斯兰社会》、《伊斯兰结构》、《伊斯兰的观点》、《伊斯兰解放党之路》、《伊斯兰的组织权力》[35]，以及《伊斯兰阶层》、《行政管理》、《伊斯兰世界的权力结构》等等。它们的作者分别是纳巴哈尼、扎鲁姆和伊波拉赫姆等境外伊斯兰解放党的核心人物[36]。这些书被译成各种文字并广泛传播。
说教是伊斯兰解放党的另一个传播方式。伊斯兰解放党成员经常在一些宗教聚会上通过演讲的形式向人们传播思想。“伊斯兰解放党可以到厂长的办公室、咖啡馆、大街上、集市和清真寺宣传‘建立一 个具有新社会秩序的伊斯兰国’思想”[37]。伊斯兰解放党通过两个阶层对民众产生影响：一是伊斯兰宗教人士，人们尤其尊敬被认为是先知后代的宗教人士；二是宗教教师。据吉尔吉斯斯坦检察机关称，伊斯兰解放党善于通过教师来传播思想，教师加入该党后，对学生施加影响，使学生们也加入伊斯兰解放党。一些小商贩也是主要的传播对象。伊斯兰解放党的积极分子基本上是狂热、缺乏正确信仰引导的年轻人，没有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较低，处于失业状态，他们中有的人虔诚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的人则是为了得到“报酬”以养家糊口。
“一对一”招募新成员是伊斯兰解放党的独特方法。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往往最先把亲朋好友拉入组织，这是该组织对每一位成员的基本要求。对亲朋好友以外的人也要进行游说。例如一位美国情报官员谈到，在伊斯兰解放党成员把一份传单交给某人（极可能是在清真寺遇到的人）之前，这位活跃分子一般会先与他熟悉起来，并耐心解释伊斯兰解放党是一个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组织[38]。这种“一对一”的招募方式给中亚政府调查该组织增加了很多难度，使伊斯兰解放党的内部安全性大为提高，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它的思想的迅速传播。这种招募方法不仅被伊斯兰解放党应用于城市，事实上在农村更加适用。这是由于农村的人际关系较城市更为紧密的缘故。在乡村的伊斯兰解放党分子的亲属居住得更加集中，为传播思想创造了便利条件。在农村地区，由于家族或氏族的关系，伊斯兰解放党分子省去了散发传单的行动，这样还降低了被逮捕的风险。而伊斯兰解放党的一个分支组织“辅士党”对于新成员的要求则更高，它只吸收那些被事先调查过背景的人，并不在普通居民中扩大宣传。因此该组织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其他伊斯兰边缘团体的穆斯林、被中亚国家政府明确指认的激进分子，以及对伊斯兰解放党抱有同情态度的普通人。
政府官员也是伊斯兰解放党吸纳的对象。为了确保安全，那些对伊斯兰解放党感兴趣的官员往往被单独培训，“因为这些人地位特殊，容易引人怀疑。”[39]伊斯兰解放党认为要实现“建立哈里发国家”的目标，吸收政府官员，得到政府中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支持非常重要。而中亚国家政府机构的低薪状况也在某种程度上给了宗教极端势力可乘之机。一位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声称“，政府内部有很多（我们的）同情者，因此这是一个从内部破坏政府的好时机，有些人肯定会加入到我们中间来。”[40]目前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乌兹别克斯坦税务局和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都已经出现了伊斯兰解放党的支持者甚至成员[41]。在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荡中，伊斯兰解放党还参与其中，企图支持检察官Б.乌鲁（Бакир уулу）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另一名政府官员土·乌鲁和议会的副发言人卓·克尼什同伊斯兰解放党的关系也得到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曼库洛夫的证实。Б.乌乌鲁曾为伊斯兰解放党辩护“：在我的家乡奥什地区的卡拉苏杰康，有30多万人居住，其中有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人都是伊斯兰解放党的支持者。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生活在这样国 家的共产主义者或其他人都宁愿改变其在宪法中的地位”[42]。事实上共产党在司法行政部注册，以吉尔吉斯斯坦的法律为基础来开展活动，并以合法的方式来争取权力，将它与伊斯兰解放党相比显然是不正确的。因此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些观察家们认为Б.乌乌鲁是希望在2005年2月的议会选举中得到伊斯兰解放党支持的人物之一。
有越来越多的监狱服刑人员、极端分子的女性亲属，以及商人被伊斯兰解放党纳入其中。在被关押的服刑人员中，大多数人都会对政府心生不满，这种情绪就成为伊斯兰解放党“改造思想”的基础。这些人在狱中与被关押的伊斯兰解放党分子接触，很 容易被同化。此外，一些被伊斯兰解放党雇佣来散发传单的非党分子被逮捕后，由于可能量刑过重，也容易变为激进分子。妇女在近年成为伊斯兰解放党招募的重点之一，这种情况与中东、车臣极为相似：极端分子在被逮捕、判刑后，其亲属尤其是妇女特别容易被吸收到极端组织中。她们奉命进行各种各样的抗议行动和反政府示威游行，一些妇女甚至被训练成人体炸弹，在塔什干、布哈拉和中亚的其他地方制造爆炸事件。在安集延事件后，伊斯兰解放党成员中的企业主开始被人们所注意，一种盛传的说法是，正是由于政府关押了数十名身份不明的安集延 企业主，才发生了恐怖分子攻击监狱和越狱事件。乌兹别克斯坦学者拉·塞伊福林指出，伊斯兰解放党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商人阶层，尤其是在从事批发业务的商人中的支持一直在增长[43]。这也表明伊斯兰解放党为了增加资金支持而把商人作为新的重点培育对象。
（三）通过走私、贩毒、非法集资等方式获得资金
除了境外宗教极端组织向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等中亚极端势力提供资金支持外，这些极端组织的主要聚财方式是走私、贩毒和非法集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不仅是宗教极端组织，同时还是贩毒和走私集团。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领导人之一纳曼干尼带领部下沿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路线进行毒品贩运。他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交界处购买了一座农场，作为收容国际恐怖分子的基地，靠贩毒的收入来支持恐怖活动[44]。在他的势力范围内的一些居民也被迫加入贩毒行列。此外，他还走私武器与黄金、宝石，这些矿产是从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开采的。通过贩毒和走私，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积累了大笔财富，仅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一些城市，包括喀布尔、昆都士、塔鲁干和白沙瓦就有纳曼干尼名下的许多房产[45]。
伊斯兰解放党也同样从事走私交易，走私的物品包括肉类和其他食物。此外，该组织还创造了新的敛财方式：第一，通过组织内部进行自筹经费。伊斯兰解放党大量接受私人捐赠，另外每个成员都要按月将收入的5%～20%缴纳给组织。第二，伊斯兰解放党建立了一些私营企业。这或许也可以说明伊斯兰解放党对经商者尤其感兴趣的原因。
分析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主要特征，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在制度建设上的缺失，是宗教极端势力的突破 口；第二，当前的宗教极端势力形式多样，不再以单一的武力和恐怖活动作为对抗政府的方式，而是以更为诡密的传播形式来发展其成员链，大大增加了打击的难度；第三，打击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不仅是一场行动战，而且也是一场长期的思想战。
注释：
[1] Алексей Малашенко,Что делать с радикальным исламом?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Россия）,15.04.2003.
[2] Бахтиёр Бабаджанов,Рег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Узбек истане,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55～56.
[3]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6.
[4] In Pirkulina, Hizb ut -Tahrir Organization and Financing,(paper distributed at Nixon Center conference, Washington,DC, July 16, 2003).
[5] “The Method of Hizb ut-Tahrir”, http://www.hizb-ut-tahrir.org.english/.
[6] И.Щукин,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угрожает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и без того проблемного регион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Религии,http://news.ferghana.ru/detail.php?=364984086965.22,664,16546281,16.06.2004.
[7]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5.
[8]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Хизб -ут -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2002г.С.76.
[9]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Экстремизм 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5.
[10]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85页。
[11]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5. Мухиббин Кабири,ПИВТ и Хизб ут-Тахрир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ь и различия,О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слама и беза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ОБСЕ,Душанбе 2003.C211～223.
[12] Эсмер Исламов,Самариддин Шарипов,В условия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гнета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появляются признаки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и,http://www.eurasianet.org,2004.9.16.
[13] Based on various interviews. See also Zamira Eshanova, “Central Asia:Uzbekistan, Kyrgyzstan Differ in Approach to Hezb ut -Tahrir”,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http://www.rferl.org/nca/features/2002/07/120729921718 56.asp.
[14]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86页。
[15] Тропа террора раскаявшегося боевика. Приказ был прост - взорвать Посольство США, http://www.ferghana.ru,26.09.2003.
[16] Арне К. Зайферт,Фактор ислама и стратегия 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ОБСЕ в ее евроазиатском регионе,Центр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ОБСЕ,2002г.С19.
[17]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побезопасност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78.
[18] 关于阿克拉米亚党是否是伊斯兰解放党分支这一问题尚存在争论。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认为阿克拉米亚党隶属于伊斯兰解放党，但有资料显示尤尔达舍夫在1986年加入伊斯兰解放党，1988年就脱离了该组织。
[19] Виталий Пономарев,Дело активиста Хизб Ут -Тахрир ЮсупаКасимахунова,ПравозащитныйЦентр“Мемориал”,27.02.2004.
[20] Галима Бухарбаеа,Артур Самари,Можно ли одними репрессиями победить 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 IWPR, 30.04.2002.
[21] David Isby, “The Hisb ut-Tahrir: Stronger in Central Asia”,Terrorism Monitor,November 7,2003, http://www.jamestown.org/images/pdf/st_002_008.pdf.
[22] Taji-Farouki, Fundamentalist Quest, p.117.
[23] Taji-Farouki, Fundamentalist Quest, p.117.
[24]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по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77.
[25] 资料来源：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31页。
[26] Тропа террора раскаявшегося боевика. Приказ был прост - взорвать Посольство,СШАhttp://www.ferghana.ru,26.09.2003.
[27] Ислам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хроник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http://www.ferghana.ru
[28] 孙壮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71页。
[29]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 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6.
[30]Саиджахон Зайнабитдинов,Общин‘аАкромия’--тенденц иоз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узбекских спецслужб и политологов,Фергана.Ру,http://www.ferghana.ru/article.php?id=3629，05.04.2005.
[31]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92页。
[32]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Radical Islam in Central Asia, p.22.
[33] Whether Kyrgyzstan is Independent, HY leaflet.
[34] Whether Kyrgyzstan is Independent, HY leaflet.
[35]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89页。
[36] Рахматилло Зойиров,Стратегия поведения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ХИЗБ-УТ-ТАХРИР”,О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слама и беза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ОБСЕ,Душанбе 2003.С224～245.
[37]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по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в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75～76.
[38]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г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 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 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7.
[39] “Anonymous U.S.counter -terrorism analyst”, interview by Zeyno Baran, July 13,2004.
[40] Taji-Farouki, Fundamentalist Quest, p.129.
[41] http://www.src-h.slav.hokudai.ac.jp/publictn/86/abdullaev.pdf.
[42] Reuven Paz, “The University of Global Jihad”, in The Chal－lenge of Hizb ut-Tahrir: Deciphering and Combating Radical Islamist Ideology, ed.Zeyno Baran (Washington, DC: The Nixon Center,2004).
[43]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94页。
[44] Rafik Saifulin, interview by Evgueni Novikov, Fall 2004.
[45] 金宜久主编：《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369页。
[46] Ислам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хроник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http://www.stability.uz/sait_sta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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