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163.com/hltnyz@126/blog/static/11678631200821124221843/
发表时间：2008-03-11 14:42:21
自从上了这个网站(维吾尔在线论坛)之后，特别是通过所谓王力雄先生有关新疆问题的一些帖子，发现这个网站广大的汉民族朋友和一些本民族的网友被他所谓真实的言论误导了，感到我必须说点儿新疆的真实问题。新疆目前的主要社会矛盾实际上不是所谓的民族问题（包括东突恐怖问题、也不是维吾尔民族整体具有分离倾向），而是社会经济、汉族移民与土著民族和地区发展严重失横问题。
维吾尔民族目前实际上就是当地最主要的土著民族之一，而新疆虽然地大物博，自然和社会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但自然环境就是这么脆弱，只占区域面积10%的所谓绿洲承载了100%的居民，每平方公里人均208人（这还是十几年前的统计数字），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由于水资源的极度缺乏和可耕地数量的有限，绝对容纳不下更多的人口（目前新疆实际人口早已超过了两千万，现在应该是两千五百万），受到自然法则的制横，所以新疆目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是人地矛盾，人和自然的矛盾。高度的城市化水平也许可以改变这种生存危机，但归根到底这个城市化水平还是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水资源问题。对庞大的天山冰川的过度开发最后只能导致温室效应，从根本上摧毁人类的生存环境。而油气资源的过度开发只能用同量等级的水资源进行填充，不然会导致“天塌地陷”。所以中央将新疆作为油气资源的战略开发基地本身就是错误的，这将从根本上进一步加剧弱化新疆人类得以继续生存的基础，所以，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说，适度把握油气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就成为我们不得不考虑的关系两千多万新疆各族人民子孙后代命运的现实问题。所以，我天天都在祈祷我人民海军真正壮大势力，大力发展航母等全球战略威慑能力，真正能够抗衡美国的压力和遏制行为，尽量减轻新疆直面的油气资源过度开发的压力。这应该是自治区党委首先考虑的关系新疆各族人民千秋万代的最大民生问题。
但是，新疆领导人的现实问题却根本不与这种理念打界，反而唐而皇之地纠缠于所谓“东突”问题，不顾南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提出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并以所谓的“东突”问题作为考核各级领导干部政绩的唯一标准，这简直就是糊弄老百姓。那么我们就退一万步，看看所谓“东突”问题到底有多么严重吧；自从塔塔尔人在原沙俄于18世纪提出“泛突厥主义”理论以来，所谓“东突”的影子就一直影响着新疆的一些民族人士，但近二百年来也没有形成什么大的气候，虽然当时维吾尔民族的确好几次具有很好的独立机会。我们民族的精英人物早就审时度势，发现在中俄两大民族的夹缝中实现独立，只能投靠一方，而当时投靠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是死路一条（新疆不同于外蒙古）。况且上世纪3、40年代进一步发现并明确，维吾尔民族与印度一样，历来就属于东方文化的范畴，跟曾经在历史上落后于我们的沙俄草民根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所以我们民族精英人物的明智选择是非常英明的，再一次显示了我们祖先的《福乐智慧》所揭示的聪慧。我们的精英人物不是傻瓜，他们具有更深层次的历史考量，这也是我父亲作为三区革命民族军一名普通战士临终前告戒我的一句大实话。而这个世纪元年前后的一系列的所谓“东突”事件和“分裂”言论，本质上就是维吾尔民族的一些激进分子对解放以来政府反人道的过“左”行为（包括文革等历史文化倒退，严重羞辱维吾尔传统文化和民族感情）的报复和反弹，因为他们忍受了太长时间的文化羞辱和民族同化，需要一个哪怕是不正常的发泄途径和方式。而那些境外各种敌对势力的影响只是一些外因罢了。
文化的多元共存本来就是人类文明历史的真实反映，也是新疆（西域）几千年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现实，更是将来所谓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延续自己独特文化的必然诉求，因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更何况维吾尔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民族，本来就是所谓中世纪世界文明中心的具体承载者，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并十分荣欣地成为所谓“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具体传承者，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维吾尔民族的先民向东方传播了“衣食父母”——小麦和棉花的种植技术。这样一个在欧亚大陆充当东西方文化传播使者的民族，应该具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可是在上个世纪我们一再被俄罗斯和汉两大民族欺骗与羞辱，民族解放运动的目的不是一个集权政府玩弄一个弱小民族整体智商的资本，民族区域自治也不是同样一个集权政府玩弄一个弱小民族的遮羞布。而被无耻欺骗的这个民族的一些过激分子闹腾那么两下子，并没有代表民族整体的真实意愿，这有什么可以感到奇怪和不理解的呢？在一个法治国家，这些行为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还是那句话，恺撒的归恺撒的，罪犯的归罪犯的，该怎么处置都是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完全没有必要将整个民族牵扯进去赔罪。所以，大国博弈，吃亏和倒霉的往往都是被夹在中间的弱小民族，民族平等也往往是他们挂在嘴边的华而不实的辞藻，而这种美丽动听的陈词滥调背后是什么？大家都应该看得很清楚。
然而，我们维吾尔民族是一个很讲实际的民族，更不是一个容易记仇的民族，过去的一页就让它翻过去吧，明天早晨太阳照样升起，空气照样流动，我们照样活着，虽然活得很悲凉很不开心，但毕竟还活着。我绝对相信我们的塔里木母亲依然不会要求很高，但希望吃饱穿暖，有权享受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实惠，绝大多数民族成员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能够享受优良的教育（包括民族历史文化教育）、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像新疆汉人一样活得有一点儿尊严和自信。
星期三, 2月 12, 2014
星期五, 9月 13, 2013
与达赖喇嘛的四次见面
作者：王力雄
三十多年前，我十六、七岁，是一个在东北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一次赶马车去公社拉救济粮，在粮管所看到装订着《参考消息》的报夹，便抓在手里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参考消息》是那年代唯一登载“海外消息”的报纸，虽然只是为了利用外国人的嘴，终究和“两报一刊”的陈词滥调不全一样。其中有一篇外国记者采访达赖的报道，我忘记了具体内容，但一直让我记住一个形象——年轻瘦削的达赖在流亡地孤独地隐居，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对来访者激动地谴责中国。
那是我第一次对达赖喇嘛有稍许具体的印象，以往即使听闻过达赖，也只是共产党宣传中黑暗西藏的代名词。之所以我能对那篇报道留下印象，不是因为“西藏问题”之类的大概念，完全是因为一件小事——当我正在看那篇报道时，粮管所管开票的职工过来收走了我手里的报纸，暗含得意地告诫，得意地告诫，那是“内部读物”，只有“够级”才允许看。
无论是我还是他，当时都不会想到，那个腰扎麻绳、手拿鞭子、为不“够级”而羞恼的我，有一天会和《参考消息》里的达赖喇嘛拥抱在一起。
2000年10月，我去波士顿参加一个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各族群人士聚会（大概是为了便于找钱，起了一个比较夸张的名头——“中国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到会的有汉藏蒙维台港澳等各方人士。其中除了汉人，就属藏人代表最多。大陆藏人一个没有，来的都是流亡藏人。达赖喇嘛亲自给会议写了贺信。达兰萨拉也派出了以西藏流亡政府一位外交部副部长为首的代表团，还有流亡政府在美国的部分工作人员，加在一起，大概有七八个藏人。从阵势上看得出他们对这个会议相当重视。不过他们肯定不会指望从这种民间会议上获得什么具体的政治结果，目的应该只是了解情况，摸索从民间打开局面的途径。
在我的印象中，那次活动表现最好的是藏人，理性、节制、认真、礼貌，在所有与会代表中显得非常突出。这无疑与他们是政府代表团有关。他们的言谈严格遵照达赖喇嘛在各种场合表达过的精神和原则，从不逾越一分，开会时安静地坐在一起，开party时则会自觉地分散到人群中，温和但是明确地宣传他们的观点。观察他们，常使我暗中赞叹。
藏人代表中有一位名叫BQ的“非官方人士”，他过去在印度当过记者，现在是“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负责人之一。那本是一个以美国人为主的民间组织，因此我始终不太清楚BQ的角色，他在为美国的民间组织工作的同时，对流亡西藏的事情也介入很多。另一个没有官方身份的是哈佛大学博士生ZX，一位很有学问的藏族姑娘，生在加拿大。她来参加会议是出于个人兴趣。ZX的汉语发音相当标准，我开始把她当成很会说汉语的人，结果多说几句就露馅了，才知道她学汉语没有多久，不过由此看得出她学习语言的能力。大陆的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到波士顿访问时，她就是用刚学不久的汉语和他交流，因为扎西达娃不会说藏语。这种奇特现象——藏人学者和作家只能用占领者的语言谈话，也是让她在学术之外对西藏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我刚到会的时候，会议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藏人代表中有人打听我是否会来，有没有到。开会第一天，BQ在休息时来找我。我的英语很糟，无法和他多谈。我猜大概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写过有关西藏问题的书和文章，因此有兴趣和我接触。后来我知道我写的《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已经被自由亚洲电台译成藏语连续广播。我在国内杂志发表的文章——《西藏：中国二十一世纪的软肋》，也被译成藏文和英文，不少海外藏人都看过。
开会那几天我经常和藏人在一起。他们全都出生在海外，而且从来没有回过西藏，但是他们彼此说藏话，看的是藏文，胸前腕上戴着藏族宗教物品，汽车音响放的是藏族音乐。对比他们，想起我那居住西雅图的侄子，七八岁离开中国，现在既不认识汉文，汉话也越剩越少，并且完全不再想当中国人，就不能不感慨西藏文化在海外的传承，需要有多大的凝聚力才能实现到如此程度。即使西藏问题的政治解决至今不见踪影，西藏文化在境外的这种完整的保留已经足以成为骄人成就。眼见的这些使我对达赖喇嘛的佩服不断增加。
一天BQ向我提出一个邀请，希望我能去一趟华盛顿，与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LD先生见个面。BQ说如果不是LD先生实在太忙，他会来波士顿见我，但是他马上要出国访问，只有麻烦我跑一趟，全部费用由他们出。
对新鲜事我不会不答应。BQ说有一个非常好的藏汉语翻译将在华盛顿接待我。正巧，那翻译就是ZX的男朋友。他的名字叫WA，是美国一家大媒体的藏语编辑。我第一次在电话里和他交谈，感觉就像和汉人在说话。他将在周末到波士顿看ZX，周一和我一块飞华盛顿。他建议我就住在他家，一是省钱（可以看出流亡西藏经常要考虑节约的问题）；二是他和我见面方便，好安排；三是他家就在华盛顿中心，离众多博物馆特别近。
WA四十出头，在拉萨长大，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留在北京做研究工作，据说当年可以用汉语写小说，可想他的汉文功底。他八十年代后期到印度，便决心留在海外，为达赖喇嘛做事。当时达赖喇嘛鼓励他到美国读书，至今已在美国生活十多年，刚加入美国籍，不过仍然参与流亡西藏的工作。由于他平日工作离不开和政治术语打交道，又能准确把握中国方面的情况和思维方法，因此像他这样水平的藏汉语翻译（尤其是政治领域的），在流亡藏人中屈指可数。
华盛顿的秋天布满五颜六色的树叶。WA开车带我去LD家。那是座落在郊区的一栋小楼，据说不少流亡藏人都住在附近。虽然是西式住宅，但LD家里像所有藏人的住房一样，佛像、经幡、唐卡、酥油灯和经书一样不少。LD五十多岁，原来是康区新龙县的一个活佛，1959年流亡到印度，曾经做过西藏流亡政府的噶伦，现在常住美国，除了担任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还专门负责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是流亡藏人在美国的最重要人物。
BQ原来跟我说见面只是随意聊，不过可想而知他们主要是想听我讲。一道茶喝完，寒暄结束，LD便表示想听我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想法。
我对他谈的主要内容是，流亡西藏在海外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在争取国际舆论、与国际社会各方面力量打交道、公关活动、获取西方国家支持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西藏问题已经国际化，西方公众对流亡西藏几乎是一面倒的态度，西方各国政府尽管表面不能公开表示支持流亡西藏，也往往是说归说，做归做，实际上都暗自同情流亡西藏。然而，最终解决西藏问题，根本上只能取决于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国际社会施加再多的压力，也不能直接解决西藏问题，其意义只在于期待能够作用于中国，促使中国政府做出反应和让步，才可以变成对西藏问题的具体解决。因此，衡量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标准不应该在于对国际社会取得多少成功，而是在于对中国取得了多少进展。
如果以这一标准衡量流亡西藏所做的工作，就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对中国政府没有起到明显作用，有时还会有反作用。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会因为国际社会施加压力，就使她感觉难以承受。“六四”后那么多国家的制裁，也没能把她怎么样。相反，在今天这个唯利是图的经济时代，世界各国在很多方面有求于中国，尤其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哪个国家都舍不得放弃。面对可能影响到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产品出口和劳动力就业等实际利益，各国会不会出于对西藏的道义支持宁愿与中国政府闹翻呢？无疑难以指望。中国政府明白这一点，因此它不在乎国际社会的压力。
当然，我并非说对不成功的责任在流亡西藏，中国政府不开放接触之门是主要问题。不能接触，流亡西藏就无从做起。再者，我也不是说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的成功没有意义，因为没有国际压力，北京更不会认为有变化的需要。然而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所谓做中国方面的工作，不能看成是单一的，不能认为只是和中南海里的决策者进行沟通，影响和说服他们。那固然也重要，但不应该寄予太多希望，因为让中南海发生变化并不容易，多年事实已经证明这一点。需要把眼界扩展开，看到所谓中国不仅仅只有中南海那几个人。中国有十三亿人，有不同社会阶层和众多的社会群体，不应该把他们简单地、笼统地当作一个概念来对待。事实上，中国社会内部矛盾重重，很多问题上民众都与当权者对立，然而在西藏问题上，大多数汉人都没有异议地接受当局宣传，和政府站在一边。这种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流亡西藏以往所做的工作没有注意把中国普通民众与执政集团分化开。如果对中国进行整体性的控诉，从民族角度表达藏人痛苦，并且要求西方社会在人权高于主权的立场上对中国进行干预等，虽然有助于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取得成功，同时也起到了促使汉人在西藏问题上与政府结为一体的作用。
即使最终解决西藏问题是要通过中国政府，也不能只把眼光盯住当前的政府，因为政府是变的，会有更迭，未来中国甚至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政府。考虑到那样的前景，就不应只是对当前的掌权者下功夫，而需要把工作对象扩大到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因为未来中国无论怎么变化，政权发生怎样更迭，掌握政权的人都将出自精英阶层——除了正在当权的人，也包括潜在的可能当权者。尤其中国发生政治变革之后（迟早），那时的当权者会在很多事情上采取新做法，进行新选择。而他们对西藏问题所采取的态度，相当程度上将取决于他们今天所受的影响。如果他们在西藏问题上仍然和今日北京想法一致，西藏问题到那时仍将无法解决。哪怕是中国社会其他方面已经民主化，新的执政者对西藏照样可以采取专制态度，就像俄罗斯对车臣、塞尔维亚对科索沃一样。
对精英阶层做工作，不是只针对其中的一种人。未来的中国政府会由什么人组成，无法用押宝方式决定。精英是个庞杂群体，既有共产党体制内的人，也有反体制的异议人士，有独立的知识分子，也有立场鲜明的政治人物，如何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象做工作，取决于中庸之道的艺术，需要从政治宣传、意识形态较量或民族斗争的漩涡中超脱出来，放弃情绪化的谴责和仅仅对一己主张的坚持，以理解和宽容态度主动寻找实现多赢的途径。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只要求藏人如此，却不同样要求汉人。我承认藏人作为受害者，更有理由要求汉人率先从藏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率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是愿意按照这种原则做的。但我之所以如此提议，是因为流亡藏人有自己的政府，因此可以有更多理性和自觉性，可以通过政府的整合形成共识与统一行动。目前汉人的政府是西藏问题的制造者，肯定不会主动推动汉人去理解藏人，因此才有把汉人与其政权分化开的必要性。而只要是把汉人与政权分化开，流亡西藏面对的就不是有组织的汉人，而是千千万万分散的汉人。对那种分散的、并在西藏问题上长期受误导的汉人，要求他们自觉地率先忏悔汉民族所为、主动地理解藏人是不现实的。反之，如果有组织的藏人能够率先变化，主动理解汉人心态，采取相应方式影响他们，由此换得汉人对西藏问题的正视和理解，才会有更大的可能。
那天的话题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LD听得很认真，虽然话不多，但让我感到很有交流。他是个善于倾听并善于对批评进行鼓励的人。过两天他要去东欧，陪同达赖喇嘛在那边访问，他说那时要把我的话转述给达赖喇嘛，同时他希望我能抽空想一想，给他们一些意见，尤其就我谈的几个方面，对以后能够具体做些什么提点建议。
中午LD请我在他家附近一个泰国餐馆吃饭，席间透露达赖喇嘛不久前给北京当局一封信，希望开展对话，目前他们正在等待北京的反应。为了创造好一些的气氛，避免给北京刺激，原来安排好的达赖喇嘛第二次台湾之旅也决定暂时搁置。他问我对前景有何估计，对此我不乐观——不能说绝对不会有进展，但那除非是奇迹，而奇迹是不能寄托期望的。我说，目前不是北京想不想拿出新东西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新东西可以往外拿。强硬的一套，文化大革命已经做到极致；温和的一套，也不可能再超过胡耀邦1980年在西藏推行的“六条”。二者都没有使西藏问题得到解决，且都给北京政权造成了一堆新问题。北京对西藏问题已经找不到新思路，因此对它唯一可行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反正西藏在它手里，解决西藏问题并不是它所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指望它会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呢？对话不是见面谈谈那么简单的事，首先需要知道对话以后怎么办，以及能够怎么办。没有新的思路，单纯为对话而对话反而可能使北京陷入被动。
在进行这些讨论的时候，我不禁想起历史上西藏也曾对力图与其对话的英国采取不理睬对策。英国人那时甚至要专门派人向西藏的边境官员朗诵致西藏政府的信，以期他们能把听到的内容向拉萨复述，因为拉萨拒不接受来自英国的任何信件。此刻感受LD透露出的与北京对话的渴望，深深体会到什么是历史变化。今天的流亡西藏彻底开放了自己，却似轮回报应一般遭遇到死不对话的对手。然而和当年不同的是，对于西藏的不对话，大英帝国最终可以派遣“武装使团”一路打到拉萨，逼迫西藏与其对话。但今天的流亡西藏面对强大的中国，只能苦于无计可施的百般无奈。
那次见面之后，LD去了东欧。正好接近美国总统选举，我去美国其他地方旅行观看竞选情况。大选日之前，我回到华盛顿等看最后投票。那时LD也从东欧回来了，我们约在市中心一个饭馆见了第二面。LD告诉我他已经向达赖喇嘛转达了我上次和他的谈话，达赖喇嘛对我的看法表示赞同。就是这一次见面，LD问我能不能安排一个时间与达赖喇嘛见面，亲自谈一谈。他说达赖喇嘛非常需要知道汉人知识分子在西藏问题上的真正想法，以及从汉人整体的角度对西藏问题到底如何认识。
同时，LD向我表示，达赖喇嘛提出西藏不搞独立、留在中国、只求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决非是一种口头宣传，而是非常诚恳和认真的。他还说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如果我们只是嘴上说中间道路，实际上还是要搞独立的话，我们就不会和你打交道。因为对西藏独立的事业而言，你这样的人才是最大的威胁。反而是中共的统战部，他们做的事情才真正对西藏独立有利。”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是说统战部的所作所为总是刺激藏人的不满情绪，客观上也就起到了把西藏从中国越推越远的效果；而我做的事是竭力消除民族之间的对立，把两个民族往一块拉，当然对真正搞独立的想法就是不利的。
我回答LD，能够见达赖喇嘛是我的荣幸，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愿意。对解决西藏问题，我一直认为达赖喇嘛是关键因素，能当面跟他谈我的想法，说不定会对他在西藏问题上的思考有所帮助。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个人的好奇，以及就研究西藏问题而言，能够亲见达赖喇嘛都是难得的机会。
谈到具体安排，LD最初想法是安排我去印度。后来改成了去东南亚，利用达赖喇嘛在东南亚访问的时间见面。过了几个月，又通知我改为在美国。达赖喇嘛将在2001年5月访问美国。若是按照我自己的愿望，最希望的见面地点是印度，因为达赖喇嘛在那里的时间会比较充裕，彼此见面和交谈都可以做到从容与深入。而利用他出国访问的机会见面，只能在他已经排满的日程中插空，将会非常地匆促。后来情况果然是这样。
2001年春天，我收到美国一个援助西藏组织的邀请信，邀请我去美国进行关于西藏问题的研讨。美国领事馆的签证官读罢邀请信，很注意便看了我一眼，说了句“没问题”就给了我签证。我猜想也许我是他办的第一个以这种邀请从中国大陆去美国的。
到华盛顿后，我还是住在WA家。我们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因为几次都住他家，已经是朋友的感觉。第二天LD到WA家，我们一起吃WA做的饭，那是藏式、西式和汉式风味的混合，很独特。
按照原来的安排，我应该在5月25日到27日这三天中的某一天在洛杉矶和达赖喇嘛见面，具体时间要根据达赖喇嘛的日程安排再定。这次LD告诉我，他把我和达赖喇嘛的见面分成两次，第一次是在华盛顿见，时间不会太长，主要是礼节性的，彼此认识一下，我可以先提一些问题。第二次见面是在洛杉矶，因为达赖喇嘛在那时间相对比较宽裕，主要谈话安排在那里，时间可以长一些。而且两人已经见过面，可以算作朋友了，第一次见面提到的问题也有过思考，谈话就会比较充分。
我对LD提了一个问题，与达赖喇嘛的见面和谈话内容是否可以公开。他回答他们对此没有任何忌讳，因为这中间没有什么秘密，但他们不会主动往外说，主要是考虑我的安全，至于我自己怎么做，由我自己决定。我问这话，倒不是出于采访和发表的目的，主要也是从安全考虑。等我回到中国，“有关部门”知道我有过这次见面，在审问中如实地回答对我应该是最安全的，反而越是回避躲闪越会显得可疑。LD没有要求我保密，我因此感到轻松。
加上这一次，我和LD只见了三次面，但是我挺佩服这个人，也完全能够理解达赖喇嘛为什么如此倚重他。他头脑清楚，思维缜密，亲和力强。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取得的成功，他的贡献很大。据说他原来曾经在流亡政府做过首席噶伦，后来放弃官职，专做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他平时常住美国，达赖喇嘛的很多事务，尤其是和美国政府的交往，还有流亡西藏与中国政府的接触等重大问题都要通过他。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地访问，他几乎总是要亲自安排和陪同。
与LD见面后，我去纽约、波士顿等地，其间在哈佛大学做了一次讲座——谈对“十七条协议”的评价。2001年是北京与拉萨签订“和平解放”协议（即“十七条协议”）五十周年。北京大搞庆祝，而流亡藏人认为那是武力逼迫下的不合法条约。我在讲座上表示，十七条协议的确是在军事威胁下签订的，但不能因此断定不合法，因为历史上和国际上很多重要协议同样都是战争的结果。十七条协议是否合法，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合法协议必须完整实施，而不能只实施部分条款，不实施另外的条款。十七条协议中关于西藏制度不变、达赖地位不变、不强迫西藏改革、维护西藏宗教等条款，自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后就不再实施，这种改变并没有得到签署协议的另一方——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十七条协议应该被认为已经废止。十七条协议是西藏方面第一次正式承认西藏属于中国的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十七条协议废止，西藏属于中国的承诺也就随之无效。这一点是“西藏问题”之所以一直存在的基础。因此对解决西藏问题，最佳途径莫过于中国与西藏重新签订一个确定西藏归属中国的协议。而目前，能被绝大多数藏人共同听从的唯有达赖喇嘛，除此无人可以整合已被严重分化的藏民族；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达赖喇嘛是藏民族代表，他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同时达赖喇嘛也多次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如果能形成一份由达赖喇嘛签署的法律文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那么无论是藏人还是国际社会，从此对西藏属于中国的事实就无从质疑，西藏独立的诉求也就失去根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抓紧十四世达赖喇嘛健在时签下这样一个协议。一旦拖到达赖喇嘛去世，机会则失不再来，因为除了达赖喇嘛，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服整个藏民族承认西藏归属中国。
会后一位与会的藏族女士对我说，我这番谈话她还能接受，但是以前我在西藏问题上发表的意见，被认为起到了给中共献计献策的效果，帮助中共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另一位哈佛法学院的藏族男士则对我说，他们曾经举办过一个西藏问题研讨会，原定邀请我参加，同时也邀请了中共统战部官员，但是统战部官员表示有我参加他即不参加，所以只有下次才能邀请我。我对自己两头不讨好的位置感到好笑。我回答藏族女士，统战部方面也会认为我是给流亡西藏献计献策呢。不过我不是春秋战国那种“策士”，谁给好处给谁献策，我希望各方都赢也不是无原则的。我所希望做的，归根结底是要避免和化解民族冲突，实现各族人民的共同幸福。
5月23日，正是“十七条协议”签订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我再一次来到华盛顿。达赖喇嘛已经在华盛顿，而且就是这一天和布什总统在白宫进行了会见。
我和达赖喇嘛见面的时间安排在第二天，2001年的5月24日。那天天气非常晴朗，阳光强烈。见面时间安排在上午10点。WA领我乘地铁去达赖喇嘛下榻的 PARK HYATT饭店。因为时间上打出了很多提前量，我们有足够时间先在附近吃早餐。PARK HYATT饭店周围可以看见三五成群穿藏装的藏人，其中不少是一家人。在见我之前，达赖喇嘛先接见住在华盛顿的藏人。饭店内外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似乎都与西藏或达赖喇嘛有关系，或是试图有关系。达赖喇嘛在美国人心目中除了是宗教领袖和政治人物，还算得上是个明星。美国好几个当红影星、歌星都是他的追随者，因此他算得上明星中的明星，自然会有很多追星族。
见达赖喇嘛穿什么衣服是个难题。我从未穿过成套西服，也不会打领带。最后决定穿中式衣服。中式衣服不像穿西服那么麻烦，上正式场合也无问题，因为是民族服装嘛。西服容易被人看出各种毛病，我的中式衣服虽只花了30元钱，别人却说不出什么。可是当我们到了饭店，WA却意识到我的中式服装可能是一个问题，因为格外引人注意——一眼就能被看出是中国人。如果穿西服，再不合体也不会引起注意，无非是个邋遢点的普通亚裔人而已。中式服装在这种场合却比较敏感，因为西藏问题是西藏与中国之间的冲突，一个穿中国衣服的人来到达赖喇嘛下榻处是怎么回事呢？注意的人肯定都会有这个问号。WA开始担心我会不会被摄像或拍照，可能性当然会有。对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活动，不应该没人进行监视，也许他们就在周围吧。不过已经走进饭店，再想这些也没有用，只能不管了。
饭店里面戒备很严。达赖喇嘛的保卫由美国政府提供，从一楼开始就有守卫，还有牵着狼狗的保镖。我们乘电梯上到达赖喇嘛下榻的楼层，先到一个房间等候。一些人在那房间里工作，其中还有人带着孩子，因此气氛不显得紧张。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主席也在那里。上次到美国我曾和他谈过话。他原来的职业是律师，1987年到拉萨旅游时正好碰上了拉萨“骚乱”，他目睹了整个过程。结果那次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投身国际援助西藏的运动。这个人给我印象很好，单纯善良，理想主义，但是不极端，我们挺谈得来。WA还给我介绍了达赖喇嘛的一个秘书。他原来负责达赖喇嘛安全，刚转做秘书，英俊挺拔，西服革履。
正谈着，突然有人十万火急地进来，示意我们马上过去，催促得十分紧迫。我们赶紧起身相随。达赖喇嘛下榻处是一个封闭区域，大概就是那种所谓的“总统套房”吧。门口站着一堆保镖。我们去时大门已经打开，里面也有一堆人，感觉是黑压压一片。在那些人中，一眼就能看见达赖喇嘛。他站在中间，穿着红色袈裟，微微驼着背，全神贯注地向外看——正是他的典型形象。我原以为会进到一个类似客厅那样的地方才会见到他，没想到他会站在门口等我。后来知道，他是刚见完华盛顿的藏人，从他的专用电梯上来。那电梯在总统套房之内，但是靠近大门，离他自己的房间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他没有直接回房间，而是站在门口等我过去。他的随从催促那么紧就是这个原因——让达赖喇嘛等候已经有些过分，更不能让他等的时间太长。
我对达赖喇嘛双手合什，问候藏语的“扎西德勒”。达赖喇嘛则用汉语对我说“你好”。他的声音爽朗宏亮。我们接着握手，不是那种礼仪性的，是双手握在一起。达赖喇嘛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仔细看我说“我知道你啊，你的文章我看过，见到你很高兴”。他用藏语说，WA给我翻译。我也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达赖喇嘛拉着我的手往他房间走。那一段路给我的印象深：一条很长的走廊，灯光明亮，两边有很多房间，大概总有十几个门。每个门前都站着一个美国政府派的保镖，个个深色西服，身材魁梧，短发型，耳朵上有耳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守住每个门口，难道是为了防止里面有刺客冲出？达赖喇嘛拉着我的手穿过那条长走廊。一个穿红袈裟的喇嘛，一个穿蓝褂子的中国人，后面是一群人沉默相随，让我感觉有点像电影镜头。达赖喇嘛的手温暖而饱满。
进入达赖喇嘛客厅，我按藏族礼仪献哈达。达赖喇嘛接过哈达放在一边。我们坐下来。达赖喇嘛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然后他开始笑，没说什么，突然伸手把我拉过去。我不知道要干什么，以为他要在我耳朵边说点什么话，心里还在猜他要说什么，担心他说藏话我也听不懂啊。没想到他是把他的头和我的头相碰在一起，碰了很久，十几秒还是二十几秒。我虽然没有觉得一股热流涌进全身什么的，但我知道那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加持，尤其是从佛教角度，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除了我和达赖喇嘛，在场的还有WA、LD，以及达赖喇嘛的大秘书。大秘书看上去五十多岁，戴眼镜，个头不高，据说是西藏一家显赫贵族的后代。
达赖喇嘛开始讲话，内容大意是：不管中国政府承不承认，西藏问题都是一个确实的存在，无法回避。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西藏问题，并且关注着西藏问题如何解决。西藏问题不解决，对西藏人民是痛苦，对中国也不是好事。不仅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一直受这个问题困扰和损害，中国自身的问题，如台湾，也因为西藏问题的存在而对统一抱有许多疑虑。所以解决西藏问题不仅是对西藏有利的，对中国自身也是有利的。为了表明他不反对中国政府，他特地用汉话对我说：“我不反共！”他解释说看过他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很多观点是赞成的。他还插进一段轶事，他在访问台湾时跟连战也用汉话说过这句“我不反共！”连战的回答则是：“我反共！”说完他放声大笑。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
他接着谈到，中国政府一直反复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独立，就像念经一样，而他自己在各种场合也一再说西藏不要求独立，也像念经一样。双方似乎都在不停地念自己的经，但是首先需要互相对话和讨论。现在问题是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对话。他开玩笑地说，中国政府的脑子里可能一多半物质都是从事怀疑的，总是在猜测别人怎么加害。然而若是只有怀疑和恐惧，就会什么事也做不成。他同时表示，他一方面重视与中国政府之间进行接触，另一方面也深知人民之间的交流很重要。他和我见面的意义就在这里。过去他见的大陆汉人大都是流亡者，有国不能回，而既能够客观理解西藏问题，又能在中国之内观察和发言的知识分子，不但对西藏人民和解决西藏问题有帮助，对促使汉族人民理解西藏问题，更是有特殊的帮助。
达赖喇嘛很会说话。他每天在各种场合说话，练出来了。他的谈话逻辑清楚，一环扣一环，用词既准确又简单。此前听了解情况的人说过，达赖喇嘛以往跟汉人见面，难得有深入交谈。他有时爱回顾历史，说到五十年代西藏怎么回事，如何见毛泽东等，那些汉人的兴趣就集中到那上面，几个问答下来，时间也就差不多了，结果那样的见面往往是礼仪性质大于实际意义。因此我的打算是不向他提问题，也不进行采访。限于我能和他交谈的时间，实在问不了多少问题，也采访不出来什么，莫不如尽可能地用来说我想跟他说的话。LD之所以花了那么多力气安排我和他见面，就是希望我能跟他讲一些他从别人那里听不到的话。
这次见面限定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其中用于翻译就需要一半时间，因此在达赖喇嘛讲话之外，我没有几分钟可以说话。我对达赖喇嘛说的主要内容是，如果把西藏视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我也把达赖喇嘛视为中国的领袖，而不单单是西藏的领袖。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单独的西藏问题，它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在中国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西藏问题不可能单独获得解决。只有先把中国从一个专制社会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开放社会，西藏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因此我说，希望达赖喇嘛不是只把力量放在解决西藏问题上，还应该在解决中国的问题上发挥作用。
对此，达赖喇嘛用开玩笑的口气说，我现在只谈西藏问题，都被说成是分裂分子，要是再去涉及中国的事情，不知道又该会被扣上什么帽子了。不过玩笑归玩笑，他也不反对这种基本判断——只有在中国问题解决以后，西藏问题才有可能获得真正解决。
那次见面有一个奇怪的插曲，我和达赖喇嘛刚开始谈话，没说几句，房间里的火警报警器突然叫起来。外面的保镖跑进来检查，报警器里还听见有人说话，似乎是中心控制室也在检查，忙成一团。达赖喇嘛停止讲话，询问发生了什么。但人们检查不出问题在哪，也没有办法让报警器停止鸣叫。达赖喇嘛只好在警报器叫声中继续谈话。一个保镖不得不用手捂住报警器，让声音小一点。我感觉足有十多分钟，那个错乱的报警器才被制服，安静下来。
预定时间很快就到了。LD和达赖喇嘛的秘书开始频频看表，最终明确告诉我们需要中止。我在告别前送给达赖喇嘛一套记录西藏“文化大革命”场面的照片。那是一个已经去世的藏人在文革中拍的。西藏留下的文革遗物非常少，所以这些照片很珍贵。达赖喇嘛兴致勃勃地把每张照片都看了一遍。他认出了其中一些带着高帽、画着花脸挨斗的人，是他过去熟识的贵族。其中有一张照片是红卫兵扛着大幅的宣传画在帕廓街游行，画的是“翻身农奴”正在拿着大扫帚横扫两个小丑模样的人，一个是达赖，一个是班禅。达赖喇嘛不时发出笑声，但是在看到一个藏族特征非常明显的女红卫兵正在挥着撅头砸大昭寺金顶的照片时却没做出任何反应。由藏人动手砸供奉了千百年的寺庙，那段历史始终是一个未解的困惑，即使对达赖喇嘛也是一样。
我们刚一离开会客厅，就在走廊里迎面遇到下一拨来见达赖喇嘛的人。那些人扛着各种电视设备。WA告诉我走在前面的是美国最著名的黑人女主持。我们擦肩而过，其间空隙是以秒记的，可见达赖喇嘛日程安排的紧张程度。
LD一块出来，我们在楼下酒吧坐了一会。他不能陪达赖喇嘛去洛杉矶了，因为达赖喇嘛刚刚会见布什总统，有许多事情需要他留在华盛顿处理，所以就在这里跟我告别。他说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能够成功地安排我和达赖喇嘛见面，他为此感到欣慰，并希望到洛杉矶之后，我和达赖喇嘛能有更深入的交谈。我对他表示了衷心感谢。
当天下午达赖喇嘛要参加一个毕业典礼，并在典礼上演讲。那是霍普金斯大学专门培养政治与外交人才的国际研究学院，美国政府不少高级官员都是从这里毕业。学院有一个悠久传统——每届毕业生在毕业前搞一次投票，选举他们最希望在自己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人物。这届毕业生的投票结果，达赖喇嘛位居第一。学院因此对达赖喇嘛发出邀请。恰好本届毕业典礼与达赖喇嘛访问华盛顿时间一致，流亡西藏本来就很会做公关，尤其对这种掌握未来美国权力的学校更予重视，达赖喇嘛便如约而至。
我得到两张票，约了一位朋友一块去，顺便给我当翻译。上午刚刚见过那么严密的保卫措施，担心毕业典礼参加的人多，排队做安全检查肯定需用很长时间，于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场，结果却是进出自由。可能因为达赖喇嘛只是毕业典礼邀请的嘉宾，不是他的专场活动，因此也就不好专为他的安全对来宾进行检查了。单从安全角度，只要有这样一场不进行安全检查的活动，上午看到的那种戒备森严就没有了意义，因为刺客肯定会避开上午那种场合，选择这种既方便又容易逃脱的地方下手。
毕业典礼开始前，先是毕业生入场。其中一个毕业生在她的博士帽上用白胶布贴了一个“Free Tibet”，在一片黑方帽中非常显眼。这种情景并不只是在达赖喇嘛出席的场合才会看到。去年我在新英格兰的乡村参加一个当地人的节日，也照样看到西藏的雪山狮子旗，还有几个人专门为流亡西藏筹集捐款。西藏问题在西方社会影响之深，波及之广，是长期呆在中国之内的人难以想象的。
毕业生入场后是贵宾入场。达赖喇嘛走在贵宾行列最前面。全场欢呼雷动，大都是对达赖喇嘛。贵宾从中间过道走上主席台。我的位置是靠过道的第四个座，陪我去的朋友在第三个座。达赖喇嘛就在我们旁边停下，亲吻了一个孩子。我那朋友事后特别遗憾地说，如果她是在紧挨过道的座位，就要跟达赖喇嘛说话，而且要把我介绍给达赖喇嘛，告诉他我是一位关心西藏问题的中国作家。我没有对她讲我和达赖喇嘛刚见过面。
在达赖喇嘛之前是校长和其他一些来宾的讲话。其中有一位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他是这个学校的早期毕业生。当解释国防部副部长是个管什么的官时，他调侃说如果谁对中国有多少导弹瞄准美国感兴趣，就可以问他。从这种笑谈可以看出，在美国军事部门的思维中，中国已经开始取代垮掉了的苏联。
达赖喇嘛的演讲在最后压轴。他先用藏语讲，有一个藏人在他身边做翻译。不过讲完开头他就不再用翻译，自己讲英语。他说他是可以讲英语的，只是发音不太好，但是能够把意思讲清楚。那么为什么要先讲一段藏话呢，因为有个翻译在旁边嘛，要是他一点藏话不讲，翻译不就失业了吗？他讲话很逗，不时惹得众人大笑。
他的演讲大概意思是，人是需要具有知识和能力的，所以人需要受教育，你们到这个学校来学习，目的就是要获得知识和能力。但是仅有知识和能力是不够的。如果你没有同时具备对人类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那么知识和能力的作用就可能是相反的，变成对别人的毁灭，同时最终会毁灭你自己。你越有知识和能力，毁灭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只有人具有对社会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时，知识和能力才会发挥好的作用。这番话在我听来，对中国当前的教育状况倒是最有针对性的。中国的学校可以制造出大批专业人才，在专业范围内头脑精明，才能过人，然而对社会和人类却没有爱心与责任心。这样的人很容易把他们的才能用于做坏事，并且把坏事做到很有水平的程度，这种情形在当今中国已经司空见惯。
演讲结束后，达赖喇嘛离开。全场再次欢呼雷动，经久不息，他也频频回头致意。我们对往下继续进行的典礼没有兴趣，也就随之离去。会场外面，达赖喇嘛的车队已经起动，路两边的人向他的车热情招手。一位女记者抢着用手机发稿。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主席也在外面，跟我打了个招呼，又匆匆走开。
外面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我突然想到地球另一面的北京会怎么看待这一切。昨天是“十七条协议”签订五十周年的日子，布什总统在这一天和达赖喇嘛见面，并把见面地点安排在白宫。北京无疑会认定是蓄意安排，特地利用与“十七条协议”五十周年的重叠表达一种挑衅。上午和达赖喇嘛见面时，他专门告诉我这个时间安排没有特殊意图，完全是巧合。如果日程全部由美国方面安排，我相信他们可能的确不会想到那日子有什么特殊。然而美国人想不到这一点，西藏流亡政府也不会想不到。这种时间重叠对北京一定会构成刺激。最近美国国会刚通过新的西藏政策法案，批准给流亡西藏更多支持。达赖喇嘛这次来美访问，陈水扁正好也同时来美，受到国宾规格接待，跟江泽民、朱鎔基访美的接待规格一样，行动也不再像前两次来美时那样受限制，会见了多位国会议员，其他活动也安排了不少。纽约市长朱立安尼无论在江泽民、朱鎔基、李鹏哪一个到纽约时都拒不见面，把他们说成专制政权的代表和六四惨案的刽子手，陈水扁到纽约时他却不但要见，还要赠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这些无疑都会被中南海认为是布什上台后对中国的蓄意挑衅，并且是一个合谋，藏独、台独等各方反华势力正在美国的操纵下走向同污合流。
我恰好在这个时候来美国与达赖喇嘛秘密会见，当局对此会怎么看，这使我多少有点担心，如果硬把我这次活动说成是整个阴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是很容易给我定一个罪名的。
当天晚上和WA、JM，还有一对藏人夫妇在JM家附近的一个中国餐馆吃饭。他们都是拉萨人，但都很久没回去了。怀念家乡，却只有听我这个汉人讲一讲拉萨的现状。晚饭后大家分手，我跟JM去他的新房子喝酒聊天。
JM刚买的新房，是那种Town House。他在美国十几年，一直租房住，花掉的租金早超过房子。现在终于买房了，由此也看出他的心态变化。原来始终不买房，是认定自己不会定居美国，迟早会回西藏，现在则开始正视“现实”。聊天的时候，虽然他面带笑容，但总让我感觉心头徘徊着一丝伤感。他没有谈他现在对西藏前途怎么看，但我感觉他内心深处已不像过去那样坚定和自信。倒不是他本人变了，而是十几年过去，理想不但没有接近，反而似乎变得更远，我想如果不是回避的话，每一个献身自由理想的藏人都无法不为之黯然。
当晚我住在JM家，房子还没有添置家具，我的房间里只有一个床垫放在地毯上。
第二天，5月25日早上，JM上班前先送我去机场。我从那里飞洛杉矶。我欲言又止，没有告诉JM此行来美国是见达赖喇嘛。倒不是为了防范什么，JM是个靠得住的人，只是我不知道该把话说到什么深度，那就不如不说了。不过估计他从我的日程安排——达赖喇嘛到哪我也到哪——也猜得出。这一点好几个人都注意到了。国内部门如果分析我的行踪，当然也会看出其中的关系。
WA当天从另一个机场飞，比我晚一个多小时到洛杉矶。达赖喇嘛一行已经在前一天到达。WA在达赖喇嘛下榻的 Pasadena Hilton饭店开了一个房间，我去那里和他会合。达赖喇嘛这次到洛杉矶的主要目的是给当地华人佛教徒举行一次为时三天的传法。这是他第二次到洛杉矶做这种传法，一方面是为普及佛教，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流亡西藏正在加强对华人的工作。现在无法与大陆汉人接触，他们就对海外华人开展”统战”。
5月26日，达赖喇嘛的传法进入第二天，我和WA去听了上午的传法，讲的是“般若心经”。入场前要经过安全检查，背包不许带，人人走检测门，还有警卫用仪器在身上扫。达赖喇嘛的一队保镖是从华盛顿跟来的，据说为他们和他们的设备花的钱远超过达赖喇嘛一行自己的花费，只不过那花的是美国政府的钱。来听传法的人在我看已经相当多，不仅有中国人，还有不少美国人，包括形形色色的佛教僧侣，看模样属于好几个不同的国家。但是WA还是认为组织得不够好，来的人不够多，大概那是和他们以前所见的盛况相比。
我和达赖喇嘛的见面安排在上午和下午两场讲经之间。安排给我和达赖喇嘛的谈话的时间不像原来以为的那样充足，事实上比第一次见面多不了多少，因此我需要考虑如何在那样短的时间说出尽可能多的话，同时还得把要表达的内容说明白。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见面时间到了，我们从会堂侧门进去。那个侧门临时作为达赖喇嘛的专用出口，外面戒严，里面也有保镖守卫。我们被引进讲台旁的休息室。休息室面积不大，设备简陋，光线也不够明亮，跟达赖喇嘛在华盛顿下榻处的气派没法相比。一进去，看见达赖喇嘛盘腿坐在沙发上，见到我他起身迎接，伸出没穿袜子的光脚去套沙发下面的拖鞋。那是卡在脚趾上的那种便宜拖鞋，橡胶材料，在中国一般只有民工才穿。达赖喇嘛这回是像是见到熟人一样与我握手，拉我在沙发上坐下。那天除了WA和BQ在场，还有达赖喇嘛的秘书，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的主任。我在去年波士顿的族群研讨会上见过他，是个笑口常开、和蔼可亲的人，毕业于莫斯科大学。
因为时间紧，我没容达赖喇嘛多说就抢在前面开始讲话。因为只要达赖喇嘛一开口就不好打断了，而且他往往一讲就是长篇大论，最后给你剩不下多少时间。
我把要讲的话事先已跟WA讨论过，说好有些话我只提一个头，就由WA接着用藏语往下说，那样可以节约不少时间。我先讲目前西藏的一些现状和问题。一方面经济的确取得长足发展，另一方面西藏传统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举了拉萨西郊一个近年出现的“妓女城”为例。那是一片又脏又乱的空地，有上百顶帐篷，大都是藏族妓女陪酒和接客之处。去那里嫖妓的多数也是藏人。喝空的啤酒瓶子在帐篷周围垒起围墙，到处回响麻将牌碰撞和打情骂俏的声音……尽管理论上西藏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但如果拖得太久，即使解决也只是政治方面的解决，得到了政治上的自治和自由，却已不再是达赖喇嘛怀念的西藏，也不是热爱西藏文化的人向往的西藏，而是成了一个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的西藏。因此，认为西藏问题迟早有一天会解决，并不是安慰，而应该在西藏还是真正的西藏时，还保留着传统文化时，就能解决西藏问题，才是有意义的解决。这就要求解决西藏问题不能无限期等待，而需要抢时间。
我继而谈到达赖喇嘛以非暴力抗争解决西藏问题陷入的困境。非暴力抗争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才能产生作用：第一个前提是所抗争的对象还有良知，非暴力抗争的一方用自己经受的苦难，使对方难以承受良心的谴责而让步，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第二个前提是需要所抗争的对象具有法治。甘地当年与英国殖民当局斗争，经常利用英国法律打官司。在英国的法治中，如果能够抓住对方不合法之处，通过法律程序击败政府是有可能的；第三个前提是要有民间社会存在，也就是社会有民间组织和团体活动的空间，起到动员社会和组织社会的作用，从而使非暴力抗争的一方不是一盘散沙，能够团结和相互协调，非暴力抗争才可形成规模，产生效果。而这三个前提在当今中国却不存在，专制政权既没有良知也没有真正意义的法治，同时限制和扼杀民间社会，因此当今世界的三个非暴力抗争的代表人物——甘地、金和达赖喇嘛，前二者可以成功，达赖喇嘛却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用台湾人的话形容，只如蚊子叮牛角。
我说，目前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都是被动的，目标能否实现，全取决于北京政府最终是不是让步。不管你在国际上取得多少声援，有多少议会为西藏问题作出决议，发出多少谴责，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示威抗议、绝食自焚等，都不会直接产生效果。尽管可以构成对北京的压力，但除非北京对那压力做出让步，才算有用。若是北京不在乎，对压力不理睬，就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效果也就等于零。以中国目前的状况，还看不出有什么压力能迫使它在西藏问题上让步，所以为此进行的非暴力斗争始终看不到前途。
我对达赖喇嘛讲，我个人完全赞成他的非暴力原则，但是针对中国和西藏目前的现实，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那种手段的作用不需要通过对方让步来实现，而是取决于自己。行动一步就会前进一步；自己做多少，得到的胜利也就是多少。只有找到这样一种与过去不同的非暴力抗争手段，才能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而不再取决于当权者是否给予恩赐。
WA后来跟我说，他给达赖喇嘛做过多次翻译，这一次达赖喇嘛的神态最严肃，他从没见过达赖喇嘛露出那样严肃的神情，甚至让他感到有点害怕。
我接着说，递进民主制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方法。具体地讲，一个村庄的村民组成自我管理的委员会，决定村庄事务，委员会选举村长作为执行者。只要村民认准一点，以后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选举的村长，不再听从当局决策和任命，那个村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当一个乡的所有（或大多数）村庄都这么做了，就进入下一个层次——由村长们组成乡的自治委员会，决定大政方针，然后选举乡长作为执行委员会决策的行政负责人，从此也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所选的乡长，不再服从当局任命的乡长和书记，于是乡也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从乡到县，从县到地区，整个西藏的高度自治通过一个个社会单位的分别变化逐步实现。以往社会变化的途径是自上而下的，等于一开始就得在最高层实现全局变化。那种全局变化要么是当权者让步，要么是以暴力更换不让步的当权者，困难且动荡。而递进民主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从社会基层组织开始做起，因此社会成员自己可以把握，无需依赖当权者让步。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打破西藏问题陷入的僵局。
当然，这个过程在起步阶段肯定要经受一定考验。比如当局把村长们选举的乡长关进监狱了，怎么办？——那就再选一个。同属一个乡的村长们在一起选举一个新乡长很方便。然后村长们还是只认可自己选的乡长。尽管当局任命的乡长可以占有乡政府的办公室和公章，只要下属村长都不听从他，就等于徒有虚名。如果当局接着抓走第二个当选乡长，那还是保持非暴力，再选第三个乡长。总之专制者用暴力反复抓，人民则是反复地和平选举，他难道能把所有人都抓完吗？如果他觉得抓乡长不管用，要抓选举乡长的村长，那就由每个村的自治委员会再选新村长，然后由新村长再去选乡长。除非专制权力把所有老百姓都抓起来，否则这种选举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非暴力抗争运动有一个“填满监狱”的口号，那时就是实践这个口号，前仆后继，锲而不舍。
我对达赖喇嘛说，这种方式的另一个优点是，被抓进监狱的当选者危险不是很大，因为当选属于被动，而非“幕后黑手”。对所谓“黑手”，当局可以用抓“一小撮”的方式对付，但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选举，是多数人行为，抓“一小撮”就失去了作用，也不是“斩断黑手”就可以瓦解的。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像说的这样简单，人的勇气也不总是足够充分，但是只要能坚持下去，当局的镇压很快就会无法持续，因为它的确没有那么多监狱，它也无法在当今的民主潮流和世界目光的注视下，对千千万万只因为进行了选举的人施加强硬到底的镇压。
递进民主制还有一个可取之处，它是自下而上非暴力地在专制系统内蜕变，不需要在一开始就和专制权力的高层进行正面决战，因此专制权力对其容忍度相对会大一些。而用那种自上而下争取高度自治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得和专制权力进入到有你无我的格局，所以很难被专制权力接受。递进民主制只是在发展到最后阶段——西藏各地区的当选首脑在一起选举整个藏区最高领导人时——才会在西藏全面取代专制权力。而到了那时，专制权力已经没有能力进行镇压了。西藏的高度自治因此可以在完全不使用暴力的状态下完成。
当然，这样做的过程可能比较长，靠西藏人自己承担所有奋斗，肯定不如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高度自治的许可——中南海发句话——那样省事。但问题是什么时候中南海会发那句话呢？如果它永远不吐口，就永远等下去，等到西藏不成为西藏，藏人不再是藏人吗？那种把命运交给别人的等待没有光明，也看不到何时是尽头。递进民主虽然做起来不易，却是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靠自己就可以往前走，而且走一步就离目标近一步，唯一取决的只是自己的勇气和耐心，只要不断走下去，最终总会达到目标。这条路难的只是开头，只要能把前面的坎迈过去，后面将会越来越容易，最终势如破竹。
我最后说，也许目前还不具备马上在西藏境内推行递进民主制的条件，但是海外藏人社会至少可以先做一些试验，对此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研究，摸索经验，同时等待在西藏启动的合适时机。藏人有一个流亡社会，这一方面是藏人的不幸，另一方面也可以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
听完我的话，达赖喇嘛开口。他谈的内容我听着似乎不着边际，绕得太远。他从他主张的“中间道路”说起，讲到未来西藏由谁管理，讲到他选定的班禅喇嘛至今尚被软禁和他对此的歉疚等，以至我一度觉得我刚讲的话他没听明白或是没听进去。不过不久他又绕回到我的话题。也许他刚才的那些迂回只是为了有时间考虑如何表态？他说西藏问题的解决首先只能寄希望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同时必须依靠西藏境内人民和西藏现任的各级干部。他目前还没有做任何针对西藏境内的活动，已经被北京扣上分裂分子的帽子，如果真要针对西藏境内做些什么，肯定会被视为更大的敌人，言下之意就是对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他只能在海外呼吁和静等，不能主动从事针对西藏境内的任何活动。
实质问题他只问了一个，他说现在西藏人连表达一些不同意见都会被关进监狱，如何能做到让他们按照自己意愿进行选举呢？他们如果不服从共产党派遣的领导人，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不是会很严重吗？
对此我表示，因为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全民参与，暴力镇压将面对法不治众的局面，从而失去威力。而且实行递进民主的单元只是对内自治，对外仍然服从原有的系统。当局对其容忍，原有系统还可以继续运转，如果坚持镇压，则会导致系统失灵甚至动乱。因此若能以足够耐心和填满监狱的勇气坚持下去，当局——尤其是控制力衰落时期的当局——最终很可能会妥协。何况，中国已经颁布并实施“村民自治法”，在村一级选举和自治是有法律根据的，名正言顺。只要能在村一级实现自由选举，就等于在辽阔雪域扎下实行递进民主制的根，也就具备了向上逐层扩展的基础。风险肯定不会没有，专制权力不会甘心在它体内生长异类，但相比其他变革之道，递进民主制应该是风险最小和最有成功可能的。
对于按中国的“村民自治法”进行基层自由选举，达赖喇嘛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是说来说去，他最终的意思还是要靠西藏境内百姓和干部自己来做，海外藏人只能起一些辅助作用，西藏未来的希望寄托于西藏境内的人民。
事后我对WA说，怎么可能只把希望寄托给西藏境内的人民呢？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充分信息，被严密看管，只靠他们自己做不成任何有系统的事情的，只能是一盘散沙，找不到方向。
不过WA有另一种判断——虽然开始达赖喇嘛的谈话似乎漫无边际，绕来绕去，最后却是非常清楚地回到主题，内在脉络清晰，想法也非常明确，尽管有些外交辞令，他的回答却没有偏离你的主题，如果他没有被触动，他的表情不会那样严肃。
见面结束时，达赖喇嘛主动提出安排时间再跟我谈一次，这说明他愿意继续听我讲。我谈递进民主制，除了是考虑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是希望把解决西藏问题当作递进民主制的开端。新制度难的是开端。西藏是我认为比较适合做开端的地方，一是有可以进行实验的流亡社会，在中国境内没有这种可能；二是有一个达赖喇嘛，他的号召可以让西藏人民产生勇气并进行广泛行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动员力量；三是西藏有宗教信仰，因此容易产生“填满监狱”的献身精神，中国人则不容易进入那种境界。这其中的决定因素当然是达赖喇嘛，无论是西藏流亡社会还是藏人的宗教信仰都由他掌握，所以只要他能接受，递进民主制就可以在西藏开始，突破最难的开端。而只要西藏能成功，就会给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一个榜样。由此而言，达赖喇嘛、西藏、递进民主制三者结合，能够开辟一个新时代。
当然，这只是我头脑中的畅想。要想影响达赖喇嘛，几十分钟的谈话是远远不够的。他已经在原来的思维框架中走了几十年。他正在从事的事业对西方社会之倚重，也决定不能脱离西方主流模式和价值观太远。目前西藏流亡社会所进行的政治制度建设，仍然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代议制。在我看来，那种政治在西藏流亡社会也许能实行，但是照搬到广阔西藏的牧场和农村，一定是问题多多，更谈不上能够在西藏境内实现自我转型。
我们告辞出来时，休息室外面已经有一群南亚人在等待，前面是花枝招展的孩子们整齐排列。那些人个个手拿鲜花哈达，看上去五彩斑斓。下午讲经开始之前，达赖喇嘛还要继续见人。
当天晚上达赖喇嘛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演讲。我就像一个追星族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赶场机会。我的确对这个西藏喇嘛感兴趣，希望能在各种场合观察他。
一个当地朋友为我开车和翻译。我们从饭店出门时正好碰上达赖喇嘛出发，安全人员临时禁止其他人出入饭店大门，清出一条通路让他从大堂出门登车。他在为两侧人群祝福时看到了我，彼此一笑，没有说话。
演讲场地是在大学体育馆，每张门票6美元。一个藏人喇嘛在售票处窗前徘徊，嫌门票太贵。我把多的门票送给了那位喇嘛。我有时试图猜一下，达赖喇嘛的类似收入会有多少，又是怎么使用和分配的？以他的明星效应，如果有好的经纪人，财源滚滚应该不成问题。他自己虽然不需要钱，流亡西藏却需要，他若是利用商业手段和明星效应为流亡西藏搞钱，可以理解。但是据说他非常反感把自己的活动和金钱联系在一起，经常做不要钱甚至贴钱的事。信徒奉献给他的供养，往往转手之间又被他送给别人。听说达赖喇嘛去台湾时，要求所有在台湾收到的钱都留在台湾。台湾人的供奉非常丰厚。西藏流亡人士常常眼看大笔已经到手的钱随即被达赖喇嘛送出去，不免暗暗心疼，那些钱可以给流亡西藏做多少事呀！
体育馆很大，座位坐满了一大半，下面的比赛场地也临时摆了很多排凳子。新闻报道说大概有两万多人来听演讲。演讲开始之前，悬在体育馆上方的大屏幕一直在放一部纪录片，内容是关于达赖喇嘛认定的转世班禅——影片把他称为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有不少名人在影片中出镜，其中图图主教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自由比镇压要便宜”。我对此深为认同，如果中国给西藏高度自治，花的钱会比现在少，效果却会好很多。
达赖喇嘛出场前，观众席上的光线暗下来，演讲台则打满舞台式的强烈灯光，完全是戏剧开演的效果。等到达赖喇嘛出场，全场集体起立鼓掌，他却被头顶灯光晃得什么都看不见，不得不用双手搭在额前挡光去看台下并还以致意。他的举止天然，毫无造作。在当今这个把一切都搞成舞台样式的传媒时代，政客在台上只会刻意地表现自己。而他的魅力却恰恰是没有任何刻意（当然也可以说他的刻意最聪明，就是表现不刻意）。台中间一个孤零零的椅子，被舞台效果的灯光照得雪亮。任何人坐上那椅子，面对周围的黑暗却知道黑暗中有几万双眼睛盯着自己，都难免手足无措。而他却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坐在椅子上盘起双腿。观众对他这个动作发出善意笑声。他们在自己的公众人物身上很难看到如此洒脱。我对这动作是熟悉的，无论是在华盛顿的总统套房，还是在洛杉矶讲经会堂的小休息室，他都是这个姿势。他总是赤脚穿拖鞋，大概就是为了方便随时脱鞋打盘腿吧。西藏人，尤其是西藏的僧侣，最自如的姿势就是盘腿打坐。我想他在那舞台上一打起盘腿，就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达赖喇嘛的演讲用英语。他的翻译坐在旁边，仅仅是在他有不会的单词时给予提醒。体育馆上方的悬挂四个面的大屏幕，向四个方向同步地播放他的特写镜头。他的演讲是关于人生智慧的一些话题，我已经记不清具体内容。我感兴趣的是西藏政治问题，但他对西方公众一般不讲政治，多是讲人生哲学和宗教问题。他之所以能够征服西方公众，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形象是智者和宗教领袖，而不仅仅是一个受压迫民族的代表。单纯从政治角度获得同情是有限的，这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那么多，诉说民族苦难和为自己民族鼓呼的人也很多，为什么不能引起西方公众的兴趣？因为需要同情的苦难和需要谴责的不公正实在太多了，都向西方人去说，他们根本听不过来，而且天天让他们为此付出，到一定时候也就疲倦甚至厌烦了。然而达赖喇嘛不同。他令西方公众感受到的不是要求他们付出，而是给予他们，是他们的获得，让他们成为受益者。他们从达赖喇嘛那里得到人生方面的指导，哲学思想的提升，以及宗教情怀的满足，所以他们才会如此热情地欢迎和爱戴他。
达赖喇嘛是聪明人。他自己不谈西藏问题，并不是西藏问题就被忽略了，而是那些话题自会有人去为他说。就像这次演讲，前面播放的纪录片把西藏问题已经煽情地渲染了一番，接着大学校长在达赖喇嘛演讲前所做的开场白，也是谈西藏政治问题。这已经是通例。但凡达赖喇嘛出现的各种场合，总是先由西方社会的著名人物、议员、明星等做介绍，无一不是大谈西藏问题，表示对中国政府的谴责，号召西方公众支持西藏自由运动等。于是当他开始讲话时，就闭口不再提那些。既然已经有人替他讲了，自己何必再讲，让别人讲不是更聪明吗？
那一晚我主要不是听达赖喇嘛演讲的内容，而是在看听众反应。我周围的美国人几乎个个都以崇敬眼光注视他，全神贯注，时而会意点头，时而哄堂大笑。达赖喇嘛面对他们则是如鱼得水，挥洒自如，举重若轻地引导着全场上万人的思路和情绪。看着这样的场面，我深感触动，更加认识到他是一个多么宝贵的领袖人物，我们中国是多么缺少这样一个人物，而未来的中国又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领袖。金山银山易得，如此一个领袖难求啊。未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最缺乏的因素之一就是领袖。汉人自身的领袖资源已尽枯竭。多年来我观察走马灯般轮流进入视野的人物，期望看到有可能带领未来中国走出危机的领袖，最终只能放弃期望。我的汉人同胞不乏方方面面的优秀人才，却始终无法出现同时具备各方面条件的人物。那种人物不是雄踞一方的军阀，不是精于权谋的弄臣，不是揭竿而起的大王，而是能够平衡各种因素，总揽各方局面，有人格魅力，有精神权威，被全世界接受和爱戴，可以带领中国完成自由民主的转型，创造一个走向未来的新社会，却又不会把权力当作个人私产的领袖。总而言之，就应该是达赖喇嘛那样的领袖。
如果达赖喇嘛是汉人，掌握中国未来命运的领袖非他莫属。不过他真是汉人，还能成为今天的达赖喇嘛吗？不过，他虽不是汉人，难道不可以是中国人吗？中国人并非一定就得是汉人啊。他多次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实际就等于承认他可以成为中国人。一位在达兰萨拉见过达赖喇嘛的人告诉我，达赖喇嘛亲口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江泽民先生能够解决西藏问题，我愿意为他成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奔走呼吁。”如此而言，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指的是谁呢？不就是他吗。那么，他既然可以是一个中国人，当然可以成为中国的领袖！
我不是那天晚上才想到这一点。2000年1月，我在新千年写的第一篇文章《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和另一个小说的片断》中，就以故事方式写了我对西藏问题两个结局的设想。那两个结局一反一正。一个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将自己的灵童转世到美国，并以此实现了西藏独立另一个是达赖喇嘛被汉人的有识之士推举为中国国家元首，成为保证中国安渡政治转型期的稳定因素。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位皈依了藏传佛教的朋友把这两个故事拿到康区色达五明佛学院去讲，对前一个故事，周围僧侣个个点头称是；对后一个故事，僧侣们则是个个神情怪异，陷入无语。
不过，在洛杉矶听达赖喇嘛演讲时，我开始对此进行更具体地思考。可以说，达赖喇嘛成为未来中国的领袖，其他条件目前都已具备，知名度、影响力、国际社会的认可、精神信仰方面的权威，以及整合中国各民族和不同族群的能力等，最大的问题是他目前尚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中国百分之九十多是汉人，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其他方面再好也无用。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在这方面做一点事。
我和达赖喇嘛的第三次见面时间安排在5月27日早上九点。达赖喇嘛每天起床先要念经修法，然后是讨论工作和早餐。在见我之前他先有一个会见，然后跟我谈，再去法会讲法。这次见面地点是在饭店他的房间。我和WA先去BQ的房间等待。BQ的房间和达赖喇嘛的房间在同一层，相隔不远。
等候时，达赖喇嘛让他的藏汉语翻译——一个二十多岁的台湾和尚先过来跟我聊天。不知这样安排是出于什么考虑。我和那年轻和尚没有专门话题，东拉西扯了一会。他十来岁时就被送到印度的色拉寺学习藏语和宗教，看上去天真，不谙世事。他主要是为达赖喇嘛做宗教方面翻译。这几天的传法就是他在现场翻译的。我昨天去听法会时，感觉他可以把话译的通顺，却不太能传神。以一个细节对比——法会上的美国听众用耳机听英语同声翻译，但经常是听耳机的人发出笑声，听现场中文翻译的却没人笑。这个翻译太年轻，又出生在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反右之类很多事都不知道，因此不容易做好对大陆汉人的翻译。英语翻译就不同。流亡藏人中英语人才多，达赖喇嘛的英语翻译据说极其出色。然而不管感情上是否愿意，西藏人最需要了解和交流的不是西方人，而是汉人，因此发现和使用好的汉语人才，对流亡西藏而言非常重要。就我的感觉，他们在这方面似乎做得还不够。
好在给我和达赖喇嘛做翻译的是WA，让我几乎感觉不到语言障碍。很多话不用我说完，他已经按照我要表达的意思进行翻译，有些词汇我自己都把握不准，他却能给我恰当的提示。为了保证我和达赖喇嘛谈话的质量，WA中断自己的工作，横跨美国来当翻译，这一方面看得出重视和认真，另一方面也说明达赖喇嘛身边的确缺乏优秀的汉语人才。
因为这次见达赖喇嘛是额外安排的，不像上两次必须抓紧每秒时间把话说完，无法顾及其他，我就带上一本达赖喇嘛写的书，台湾译本名叫《生活更快乐》。原本只想请达赖喇嘛在书上签一个名，我回去把书送给西藏文革照片摄影者的家人，作为对照片的回赠。但是达赖喇嘛拿着书和笔，认真地想了一会儿才开始写。不是一个签名，而是是写给我的一段藏文。WA后来给我翻译了那些话，大意是”赠给学者王力雄先生，祈愿你能用自己的智慧去探索事物的真谛，来为己为人作出广大而有益的贡献”；签名是”释迦比丘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日期是”2001年5月27日”。当然，我不会把书再送人。只是因为担心回国进关时被查出没收，我只能把书留在美国，暂时没有带回。
这次谈话我先从昨晚听达赖喇嘛在加州大学演讲说起，谈到流亡西藏运动在国际上的成功，然后谈到我对他首先是精神领袖，其次才是政治领袖的认识。我说，他作为政治领袖，仅仅是对藏民族而言，而作为精神领袖，却可以不分民族。正如他在西方公众中的影响力主要是作为精神领袖获得的。然而对汉人这方面做的却不成功。同样的话我对LD也说过。多数汉人目前在西藏问题上都和政府观点差不多，基本把达赖当作企图让西藏和中国分离的藏族政治人物，对他的宗教作用和思想精神毫无所知。这当然是与当局的信息封锁和有意扭曲有关，但也与流亡西藏把主要精力放在西方，不够重视针对中国本土和汉人的工作有关。而且在与中国方面的对话中，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话语过多，没有着重区分政权和人民，也没有有意识地在汉地民间扩大达赖喇嘛的宗教影响，以及在汉人百姓中培育达赖喇嘛作为精神导师的形象。另外还有一对关系该如何调整也值得斟酌——流亡西藏对西方的成功和对中国的不成功，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反比关系，即在西方越成功，在中国汉地就越不成功。因为获得西方民心所使用的那些因素，在汉地往往就成为失去民心的因素。这两方面的关系究竟怎样定位，应该重新考虑。达赖喇嘛听我发表这些意见时，不断点头。
另外，我说即使在政治范畴，目前也有需要改进之处。如达赖喇嘛提倡不求独立只求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仅他一个人这样说不够，因为如果没有详细方案和周密研究，以及操作方面的具体化，就容易流于抽象理念，甚至被认为只是口号。达赖喇嘛无疑不能自己去做具体研究，但其左右目前也少见有人做。
我举例说，所有现代国家的宪法都给予国民有迁居、旅行的自由，实行了高度自治的西藏对中国也是同一个国家，那时西藏境内是否允许汉人自由往来？如果允许，藏人现在抱怨汉人大量涌入对西藏文化和生态造成的破坏怎么解决？如果不允许，与宪法的矛盾怎样解决？限制的措施又是什么？是用户口限制？还是用发护照、办签证的办法？是不是要在藏区和汉区之间建立边防和关卡？藏区有没有能力担负设立边卡的人力和资金，还是要汉区为之来建立？等等。对这些问题，我曾问过流亡政府的官员，他们没给我明确回答，看得出没在这方面进行深入思考，更没有成熟方案。
还有，达赖喇嘛提出将来西藏实行的制度既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我欣赏这种理念。然而具体而言，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制度？仅有理念还不够，需要有具体的设计和细节描述。西藏流亡政府公布过未来西藏的政治制度，但没有未来西藏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主要从经济上区分，如果没有形成具体制度，许多障碍就无法克服。西藏境内目前仍有大批被称为“翻身农奴”的人，不能不正视他们的存在。他们一直疑虑高度自治的西藏会不会要他们把土地重新交还给过去的领主？虽然达赖喇嘛一再强调西藏不会回到旧制度，但是如果一天不明确新制度是什么，“翻身农奴”们就不会停止猜疑和担忧。
还有共产党在西藏留下的遗产，几十年时间产生出的一大批同共产党休戚与共的藏人，如党政官员、国有企事业职工、退休干部等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各个方面、甚至能否生存下去都和现体制密不可分。如果西藏实行高度自治，现体制退出西藏社会，这部分人会发生何种变化？能不能保证生存？怎么处理现体制留下的“国有单位”？能不能消化十多万集中于城市的“干部职工”？如何转化他们？方案是什么？步骤是什么？……这一切都需要进行系统研究和周密安排，设计出平衡的配套措施。大而化之的笼统概念是远远不够的。所谓“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 人们在变革过程当中可以欢欣鼓舞，什么事都好说，问题往往发生在变革实现的第二天。一旦西藏真开始高度自治，所有责任就再无他人承担，全得靠自己。每天面对十分具体的柴米油盐，缺一点都不行，但流亡西藏现在不要说做好这些准备，连细致的思考都不是很多。
我的结论是，要跳出只有达赖喇嘛一人打“中间道路”旗帜的局面，需要思考和研究相应的方案。北京现在指责“中间道路”是一种欺骗手法，先搞半独立，再作为跳板走向独立。反驳这种指责，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中间道路”具体化，而不是像一些流亡藏人的简单回答——达赖喇嘛做了如此妥协你们还不接受，我们只有继续争取独立！那正好会被北京用来证明“中间道路”只是谈判手腕和独立跳板。而如果能把“中间道路”具体化，拿出可操作的方案，就比较容易向汉人证实“中间道路”的真诚，是目标而非手段。汉人多疑，是因为历史上受过的欺骗太多，习惯了猜忌。他们不会像藏人一样，对达赖喇嘛的话视为一言九鼎，而是不信口头允诺，只有看到实际作为，眼见为实，才可能逐步消除他们的猜忌。
听到这里，达赖喇嘛表示说他百分之百的赞成我的话。不过我知道不要为他说的“百分之百”得意，因为那是他的口头禅。我见过好几个人描述他们与达赖喇嘛的对话，都得到过达赖喇嘛“百分之百”的同意或赞成。达赖喇嘛接着开始对我具体地解释“中间道路”的内容。可能是我没有说明白。我提出那些问题不是针对问题本身，是为举例说明“中间道路”没有进入到具体化。他似乎是认为我想得到对那些问题的具体回答，话题便转到那上。
达赖喇嘛首先谈高度自治后西藏与汉人的关系。他说曾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衡量标准，凡是在西藏出生的人，未来可以算西藏居民，有留在西藏的权利；不是西藏境内出生的人，则应该回到汉地。这种说法我以前看到过。但如果只有在西藏境内出生的人才有长期居留西藏的权利，那种人数量是非常少的。即使是户口在西藏的汉人，本人在西藏生活了几十年，生孩子也往往回汉地，因为他们认为汉人母婴不适应西藏的海拔高度，所以他们的孩子也很多不是在西藏出生。那么在西藏以外出生的人都被要求离开西藏是否合理？又是否能够做到呢？居民权是问题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未来西藏是否允许汉人自由进入？是不是要把西藏变成香港一样，凭特别通行证才能进？香港还好说，那里原本中国人就进不去（但仍然引起内地汉人反感，说统一跟没统一没有区别），而藏区面积占中国领土四分之一，汉人原来可以自由走动，有一天却变成必须拿通行证才进得去，是很难说服他们的。
达赖喇嘛接着谈西藏未来实行的经济制度，为什么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原因在于他对资本主义有很多不满，西方社会的物质主义给人类带来很多问题，但是社会主义也有很多不当之处，同样造成很多问题。究竟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最适合未来的西藏，他说那需要学者和专家们去做研究，并不是他能回答的。
按照原本时间安排，我们至少超时了二十分钟。九点半他应该去法会讲经，不过法会时间有弹性，通常前面都是唱诵和默祷，是信众进入状态的时间，那时间可长可短，因此他晚一点去也没关系。达赖喇嘛可能认为我既然是一个作家，一定需要做些采访，所以应该回答我的问题。其实我倒宁愿他说些别的，因为他回答我的，都是以前他反复谈过的定型说法，大部分我早已看过。
茶几上放着一条哈达，那是准备谈话结束时达赖喇嘛送给我的，也就意味着最后告别。但是这次谈话结束时，达赖喇嘛表示中午还要再见一面，让BQ和他的秘书安排，因此哈达也就没给我。然后他背上一个黄色香包去赴法会，我们先留下，等他离开后再走。他还是光脚穿着拖鞋。我看到他刚一出门，两个早已等候的美国人就迎上前跟他握手，一左一右走在他两边。他们是被安排在去法会的路上跟他谈一会儿的。看来他的每一个时间空隙都被排满。
我十分赞叹达赖喇嘛的过人精力。六十六岁的人能够承受这样紧张的安排，足以证明身体非常健康。WA说他跟达赖喇嘛去台湾时，他们只是跟随，远不像达赖喇嘛那样一轮轮地接见、谈话、修法和传法，可是随行的年轻人都累得不行，达赖喇嘛却从无疲倦之态。由此我想到，北京方面内部吹风说达赖身体已经不行，已经在为“后达赖时期”做准备，那不是情报有误，就是一厢情愿。从他这次在美国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的活动看，他健康地再活上一、二十年应该是没问题。中共政权想和他比赛耗时间很可能是错误，因为这个政权自身能不能再挺一、二十年，是要画问号的。
出门后WA总结了几个“第一次”，即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在现场给人签字时写那么多话；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听他翻译时露出那种让他害怕的严肃神情；还有就是达赖喇嘛在如此紧张的出访日程中连着四次接见一个人，也没有过。本来担心LD没来洛杉矶，由别人安排日程不会多给我们时间，不想由达赖喇嘛自己安排，反倒增加了两次见面，结果就很圆满了。
中午吃法会供应的中餐盒饭，是免费的，大概是哪个中餐馆老板给法会的布施。中间有一件逗乐事。BQ是个素食者，拿饭时特地问清了是素餐，可是等我们找到坐的地方，打开一看，每个饭盒里都赫然摆着一只鸡腿。BQ大惊失色，匆匆去换，结果人家告诉他鸡腿是假的，实际是豆制品。他还是难以放心，因为那“鸡腿”的确可以乱真，不仅看上去无法分辨，我连吃在嘴里也不敢断言不是肉，直到吃出了木棍做的“骨头”，才最终确定是假，马上告慰BQ。BQ对我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是要吃素，又下那么大功夫作成跟肉一样，汉人究竟是什么心理？对此我回答不出。
我和达赖喇嘛的第四次谈话像前一天一样，安排在讲经午休时间。我们吃完饭就去会堂，先是在摆着法座和法器的讲台上等了一会，不久达赖喇嘛的工作人员领我们进去。还是上次见面的小休息室，达赖喇嘛没到。我们都站在屋子中间等。过一会儿达赖喇嘛出现在门口。他先朝我做了一个欠身致礼。那情景我至今在眼前清晰可见。我也连忙对他鞠躬还礼。他的人格魅力重要一点就在谦恭平易，不给别人造成距离感和排斥感，而是把人往近拉，让人感觉亲密，同时却不会因此认为他没份量，他仍然是大人物，却那么亲近，仅此一点就会征服很多人。
开始谈话。我力图把上午的话题进一步阐述清楚。我说流亡西藏在“中间道路”的具体化上做得不够，可能会有自己的理由——既然中国政府完全拒绝“中间道路”，还有什么必要对其具体化？既然高度自治看不到任何希望，去想实现高度自治后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然而对此不能只看其一，不看其二。把“中间道路”具体化，并非仅在“中间道路”实现后才有用，而是在把“中间道路”从思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就不可缺少。只有把“中间道路”具体化，才能让各方真正了解“中间道路”是怎么回事，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思考和判断。这里还牵扯到一个方法问题，不能只看政府的态度，即使北京在西藏问题上强硬到底，也要——而且更要——努力去做争取中国人民的工作。有了这样一种前提，就不会仅仅因为北京不做回应而灰心丧气，放弃该做的事情。流亡西藏为“中间道路”所做的任何具体工作，终将被中国精英阶层认识，并通过他们扩散给中国人民。现制度不会成为中国的永远，一旦现制度退出，今天播下的种子就会在那时得到收获。而如果不去进行这种努力，其结果就等于是让多数汉人在西藏问题上和中共绑在一起，从而使中共今天对西藏的态度继续延伸到中共后的时代。在我来看，那才是最大危险。
这次见面时间比较短，大概只有半小时。遗憾的是我没有把达赖喇嘛的谈话记下来。因为这几次见面，重点都在我讲给他听，我的思考都集中在如何讲上，因此很难同时再做记录。后来再回忆，达赖喇嘛讲的内容是什么，都只剩下一个大意。尤其是最后一次见面，他的话我几乎没留下多少印象。只记得最后分别的时刻，他给我戴上哈达，对我说了一番祝福的话。我也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对他说，在我眼中，未来不仅需要他带领西藏，而且还可能需要他带领中国。听到这话他笑了，那是一副面对天方夜谭的笑。然而我这话是发自肺腑的，绝不是虚伪的溢美之词。对他而言，可能完全不希望再给自己加上一个带领十几亿人的重担，只解决西藏问题已经够叫他操心，并且他只对西藏人民负有义务，汉人的问题并非他的事情。然而我在第一次和他见面时就说过，西藏问题的解决和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分不开的，不解决中国问题而单独解决西藏问题没有可能。“中间道路”目前对西藏的很多具体问题拿不出可行办法，常常会面临无法超越的两难处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只局限西藏自身，没有把西藏和中国作为一体来考虑。因此也就意味着，要想真正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必须把自己放在中国领袖的位置上才有可能。只要他不愿放弃西藏，中国的担子也就得一块挑，除此别无选择。
在我来看，也许这就是天意。把西藏问题和中国问题绑在一起，就是要让达赖喇嘛有一天可以担当中国的领袖。当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那一天到来时，他能起到的作用将是独一无二、无人替代的。尽管现在我这样说，人们会笑为天方夜谭，然而达赖喇嘛不应该，他如果真能通达天意，心里就应该意识到这个使命。
最后一刻，在我们握手告别时，达赖喇嘛抱住我的双臂，把我拉近，用额头顶住我的额头，我也抱住他的肩膀。我们两个谁都没说话，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好像很漫长，又好像很短暂。当晚他就要飞回印度，下次再见不知道会在何时何地了。我走到门口，转身再次向他合什道别，他站在原地目送我，不知为何，我的心头弥漫起一片惆怅。
在飞越太平洋回国的旅途中，我开始考虑下一步会遇到什么和能做些什么。周围旅客东倒西歪地沉睡，我在机舱的黯淡光线下想了半天也没想清楚。如果“有关部门”知道我和达赖喇嘛说了什么，是不是会给我定叛国罪——给达赖出谋划策，不是叛国是什么？说起来会让人感觉有点滑稽，对我一无所知的LD隔着太平洋可以看出我有一颗“中国心”，随时监控我的当局却会把我视为“叛国者”。
其实在见达赖喇嘛的过程中，有句话一直在我嘴边没说出口——如果采用递进民主制，即使西藏独立的目标都可以实现。那只要具备一个前提——绝大多数西藏人都坚决要求独立。我没讲这句话，是因为感觉似乎真有点“叛国”味道了。不过平心而论，我跟达赖喇嘛讲的一切，目的都在于把西藏留在中国，而不是要让西藏独立。我为达赖喇嘛所做的任何“出谋划策”，也都是以“西藏留在中国”为我们的共同基础。只不过我认为能够使西藏最终留在中国的，不是镇压，而是给西藏自由与自主。同时我也坚信这一点，如果中国方面能主动允许西藏实行递进民主制，西藏独立的前提就不会存在。因为实行了递进民主制的西藏已经实现高度自治，绝大多数西藏人就不会再去要求独立。而且递进民主制产生的西藏领导人将是有高度理性的，他们比谁都清楚追求独立要付出的代价是西藏无法承受的。关于这方面的论证，我已写在《递进民主制与代议民主制：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比较》一文中。
想到这里，我闪念了一下，如果回国后主动要求“汇报”这次见达赖喇嘛的情况，能不能引起高层重视，从而借这种“汇报”把以递进民主制解决西藏问题的想法传递给他们呢？会不会对解决西藏问题起到推动，也对递进民主制的启动有帮助呢？然而立刻被我否定了。对一个连村级选举都百般限制的政权，如何可以想象它能尝试另一种完全异类的政治制度呢？
不过与达赖喇嘛谈了这么多，总该找出一些可以沟通的内容，产生一些作用吧？总结下来，可以谈的有三点：一是达赖喇嘛走“中间道路”的诚意，可以用我的近距离观察，反驳把“中间道路”描绘成阴谋的说法；二是达赖喇嘛的健康状况，让那些认定他已身心日衰，力图把西藏问题拖到他死后的人重新考虑一下时间表；三是达赖喇嘛在西方社会的威望，把这样的人放在敌对位置，等于是把自己放在西方公众的对立面。在阐明这三点的基础上，再谈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只有同达赖喇嘛达成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对中国才是一劳永逸。这样去谈，能不能对决策者产生一点影响呢？
然而一考虑如何去谈的细节，难题就出来了。首先跟谁去谈？那不能是安全部门，我不想与其合作，也不想自找麻烦；那么就只剩下一个部门管这事——统战部。但提起这个部门就让人泄气，多年来它对解决西藏问题只是障碍，没起过好作用。一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还和统战部主管西藏事务的官员有过辩论，深知那些人不会接受任何承认达赖喇嘛作用的想法。国际上所说的“中国对西藏问题的态度”，说到底不过是中共政治局数个常委对西藏问题的态度。那几个人管理如此大的中国，西藏问题平时很难进入脑海，也不可能深入思考，因此他们在西藏问题上的思路，国际方面只能被统战部主导，国内方面则是被藏区地方政府主导。而确定与达赖为敌到底的方针，统战部起了主要作用，倘若要它就此改变，等于否定了它以前的所说和所做。在专制体制内，这种转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找统战部谈这种话题，纯属自找没趣。
最后我只能倍觉无奈，放弃所有想法。在朦胧入睡前，临别时回首看见的达赖喇嘛不断浮现在眼前。他那披着绛红袈裟的沉默身影让我如此难忘，是因为让我想起一部纪录片中深深感动过我的镜头，那是一位流亡异乡已经几十年的老喇嘛，孤独地站在边境线上尼泊尔一侧的山顶，遥望西藏的广阔高原不可遏止地痛哭……
2001年写于拉萨 2006年整理于北京
(全文完)
三十多年前，我十六、七岁，是一个在东北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一次赶马车去公社拉救济粮，在粮管所看到装订着《参考消息》的报夹，便抓在手里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参考消息》是那年代唯一登载“海外消息”的报纸，虽然只是为了利用外国人的嘴，终究和“两报一刊”的陈词滥调不全一样。其中有一篇外国记者采访达赖的报道，我忘记了具体内容，但一直让我记住一个形象——年轻瘦削的达赖在流亡地孤独地隐居，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对来访者激动地谴责中国。
那是我第一次对达赖喇嘛有稍许具体的印象，以往即使听闻过达赖，也只是共产党宣传中黑暗西藏的代名词。之所以我能对那篇报道留下印象，不是因为“西藏问题”之类的大概念，完全是因为一件小事——当我正在看那篇报道时，粮管所管开票的职工过来收走了我手里的报纸，暗含得意地告诫，得意地告诫，那是“内部读物”，只有“够级”才允许看。
无论是我还是他，当时都不会想到，那个腰扎麻绳、手拿鞭子、为不“够级”而羞恼的我，有一天会和《参考消息》里的达赖喇嘛拥抱在一起。
2000年10月，我去波士顿参加一个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各族群人士聚会（大概是为了便于找钱，起了一个比较夸张的名头——“中国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到会的有汉藏蒙维台港澳等各方人士。其中除了汉人，就属藏人代表最多。大陆藏人一个没有，来的都是流亡藏人。达赖喇嘛亲自给会议写了贺信。达兰萨拉也派出了以西藏流亡政府一位外交部副部长为首的代表团，还有流亡政府在美国的部分工作人员，加在一起，大概有七八个藏人。从阵势上看得出他们对这个会议相当重视。不过他们肯定不会指望从这种民间会议上获得什么具体的政治结果，目的应该只是了解情况，摸索从民间打开局面的途径。
在我的印象中，那次活动表现最好的是藏人，理性、节制、认真、礼貌，在所有与会代表中显得非常突出。这无疑与他们是政府代表团有关。他们的言谈严格遵照达赖喇嘛在各种场合表达过的精神和原则，从不逾越一分，开会时安静地坐在一起，开party时则会自觉地分散到人群中，温和但是明确地宣传他们的观点。观察他们，常使我暗中赞叹。
藏人代表中有一位名叫BQ的“非官方人士”，他过去在印度当过记者，现在是“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负责人之一。那本是一个以美国人为主的民间组织，因此我始终不太清楚BQ的角色，他在为美国的民间组织工作的同时，对流亡西藏的事情也介入很多。另一个没有官方身份的是哈佛大学博士生ZX，一位很有学问的藏族姑娘，生在加拿大。她来参加会议是出于个人兴趣。ZX的汉语发音相当标准，我开始把她当成很会说汉语的人，结果多说几句就露馅了，才知道她学汉语没有多久，不过由此看得出她学习语言的能力。大陆的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到波士顿访问时，她就是用刚学不久的汉语和他交流，因为扎西达娃不会说藏语。这种奇特现象——藏人学者和作家只能用占领者的语言谈话，也是让她在学术之外对西藏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我刚到会的时候，会议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藏人代表中有人打听我是否会来，有没有到。开会第一天，BQ在休息时来找我。我的英语很糟，无法和他多谈。我猜大概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写过有关西藏问题的书和文章，因此有兴趣和我接触。后来我知道我写的《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已经被自由亚洲电台译成藏语连续广播。我在国内杂志发表的文章——《西藏：中国二十一世纪的软肋》，也被译成藏文和英文，不少海外藏人都看过。
开会那几天我经常和藏人在一起。他们全都出生在海外，而且从来没有回过西藏，但是他们彼此说藏话，看的是藏文，胸前腕上戴着藏族宗教物品，汽车音响放的是藏族音乐。对比他们，想起我那居住西雅图的侄子，七八岁离开中国，现在既不认识汉文，汉话也越剩越少，并且完全不再想当中国人，就不能不感慨西藏文化在海外的传承，需要有多大的凝聚力才能实现到如此程度。即使西藏问题的政治解决至今不见踪影，西藏文化在境外的这种完整的保留已经足以成为骄人成就。眼见的这些使我对达赖喇嘛的佩服不断增加。
一天BQ向我提出一个邀请，希望我能去一趟华盛顿，与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LD先生见个面。BQ说如果不是LD先生实在太忙，他会来波士顿见我，但是他马上要出国访问，只有麻烦我跑一趟，全部费用由他们出。
对新鲜事我不会不答应。BQ说有一个非常好的藏汉语翻译将在华盛顿接待我。正巧，那翻译就是ZX的男朋友。他的名字叫WA，是美国一家大媒体的藏语编辑。我第一次在电话里和他交谈，感觉就像和汉人在说话。他将在周末到波士顿看ZX，周一和我一块飞华盛顿。他建议我就住在他家，一是省钱（可以看出流亡西藏经常要考虑节约的问题）；二是他和我见面方便，好安排；三是他家就在华盛顿中心，离众多博物馆特别近。
WA四十出头，在拉萨长大，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留在北京做研究工作，据说当年可以用汉语写小说，可想他的汉文功底。他八十年代后期到印度，便决心留在海外，为达赖喇嘛做事。当时达赖喇嘛鼓励他到美国读书，至今已在美国生活十多年，刚加入美国籍，不过仍然参与流亡西藏的工作。由于他平日工作离不开和政治术语打交道，又能准确把握中国方面的情况和思维方法，因此像他这样水平的藏汉语翻译（尤其是政治领域的），在流亡藏人中屈指可数。
华盛顿的秋天布满五颜六色的树叶。WA开车带我去LD家。那是座落在郊区的一栋小楼，据说不少流亡藏人都住在附近。虽然是西式住宅，但LD家里像所有藏人的住房一样，佛像、经幡、唐卡、酥油灯和经书一样不少。LD五十多岁，原来是康区新龙县的一个活佛，1959年流亡到印度，曾经做过西藏流亡政府的噶伦，现在常住美国，除了担任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还专门负责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是流亡藏人在美国的最重要人物。
BQ原来跟我说见面只是随意聊，不过可想而知他们主要是想听我讲。一道茶喝完，寒暄结束，LD便表示想听我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想法。
我对他谈的主要内容是，流亡西藏在海外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在争取国际舆论、与国际社会各方面力量打交道、公关活动、获取西方国家支持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西藏问题已经国际化，西方公众对流亡西藏几乎是一面倒的态度，西方各国政府尽管表面不能公开表示支持流亡西藏，也往往是说归说，做归做，实际上都暗自同情流亡西藏。然而，最终解决西藏问题，根本上只能取决于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国际社会施加再多的压力，也不能直接解决西藏问题，其意义只在于期待能够作用于中国，促使中国政府做出反应和让步，才可以变成对西藏问题的具体解决。因此，衡量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标准不应该在于对国际社会取得多少成功，而是在于对中国取得了多少进展。
如果以这一标准衡量流亡西藏所做的工作，就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对中国政府没有起到明显作用，有时还会有反作用。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会因为国际社会施加压力，就使她感觉难以承受。“六四”后那么多国家的制裁，也没能把她怎么样。相反，在今天这个唯利是图的经济时代，世界各国在很多方面有求于中国，尤其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哪个国家都舍不得放弃。面对可能影响到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产品出口和劳动力就业等实际利益，各国会不会出于对西藏的道义支持宁愿与中国政府闹翻呢？无疑难以指望。中国政府明白这一点，因此它不在乎国际社会的压力。
当然，我并非说对不成功的责任在流亡西藏，中国政府不开放接触之门是主要问题。不能接触，流亡西藏就无从做起。再者，我也不是说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的成功没有意义，因为没有国际压力，北京更不会认为有变化的需要。然而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所谓做中国方面的工作，不能看成是单一的，不能认为只是和中南海里的决策者进行沟通，影响和说服他们。那固然也重要，但不应该寄予太多希望，因为让中南海发生变化并不容易，多年事实已经证明这一点。需要把眼界扩展开，看到所谓中国不仅仅只有中南海那几个人。中国有十三亿人，有不同社会阶层和众多的社会群体，不应该把他们简单地、笼统地当作一个概念来对待。事实上，中国社会内部矛盾重重，很多问题上民众都与当权者对立，然而在西藏问题上，大多数汉人都没有异议地接受当局宣传，和政府站在一边。这种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流亡西藏以往所做的工作没有注意把中国普通民众与执政集团分化开。如果对中国进行整体性的控诉，从民族角度表达藏人痛苦，并且要求西方社会在人权高于主权的立场上对中国进行干预等，虽然有助于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取得成功，同时也起到了促使汉人在西藏问题上与政府结为一体的作用。
即使最终解决西藏问题是要通过中国政府，也不能只把眼光盯住当前的政府，因为政府是变的，会有更迭，未来中国甚至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政府。考虑到那样的前景，就不应只是对当前的掌权者下功夫，而需要把工作对象扩大到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因为未来中国无论怎么变化，政权发生怎样更迭，掌握政权的人都将出自精英阶层——除了正在当权的人，也包括潜在的可能当权者。尤其中国发生政治变革之后（迟早），那时的当权者会在很多事情上采取新做法，进行新选择。而他们对西藏问题所采取的态度，相当程度上将取决于他们今天所受的影响。如果他们在西藏问题上仍然和今日北京想法一致，西藏问题到那时仍将无法解决。哪怕是中国社会其他方面已经民主化，新的执政者对西藏照样可以采取专制态度，就像俄罗斯对车臣、塞尔维亚对科索沃一样。
对精英阶层做工作，不是只针对其中的一种人。未来的中国政府会由什么人组成，无法用押宝方式决定。精英是个庞杂群体，既有共产党体制内的人，也有反体制的异议人士，有独立的知识分子，也有立场鲜明的政治人物，如何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象做工作，取决于中庸之道的艺术，需要从政治宣传、意识形态较量或民族斗争的漩涡中超脱出来，放弃情绪化的谴责和仅仅对一己主张的坚持，以理解和宽容态度主动寻找实现多赢的途径。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只要求藏人如此，却不同样要求汉人。我承认藏人作为受害者，更有理由要求汉人率先从藏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率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是愿意按照这种原则做的。但我之所以如此提议，是因为流亡藏人有自己的政府，因此可以有更多理性和自觉性，可以通过政府的整合形成共识与统一行动。目前汉人的政府是西藏问题的制造者，肯定不会主动推动汉人去理解藏人，因此才有把汉人与其政权分化开的必要性。而只要是把汉人与政权分化开，流亡西藏面对的就不是有组织的汉人，而是千千万万分散的汉人。对那种分散的、并在西藏问题上长期受误导的汉人，要求他们自觉地率先忏悔汉民族所为、主动地理解藏人是不现实的。反之，如果有组织的藏人能够率先变化，主动理解汉人心态，采取相应方式影响他们，由此换得汉人对西藏问题的正视和理解，才会有更大的可能。
那天的话题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LD听得很认真，虽然话不多，但让我感到很有交流。他是个善于倾听并善于对批评进行鼓励的人。过两天他要去东欧，陪同达赖喇嘛在那边访问，他说那时要把我的话转述给达赖喇嘛，同时他希望我能抽空想一想，给他们一些意见，尤其就我谈的几个方面，对以后能够具体做些什么提点建议。
中午LD请我在他家附近一个泰国餐馆吃饭，席间透露达赖喇嘛不久前给北京当局一封信，希望开展对话，目前他们正在等待北京的反应。为了创造好一些的气氛，避免给北京刺激，原来安排好的达赖喇嘛第二次台湾之旅也决定暂时搁置。他问我对前景有何估计，对此我不乐观——不能说绝对不会有进展，但那除非是奇迹，而奇迹是不能寄托期望的。我说，目前不是北京想不想拿出新东西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新东西可以往外拿。强硬的一套，文化大革命已经做到极致；温和的一套，也不可能再超过胡耀邦1980年在西藏推行的“六条”。二者都没有使西藏问题得到解决，且都给北京政权造成了一堆新问题。北京对西藏问题已经找不到新思路，因此对它唯一可行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反正西藏在它手里，解决西藏问题并不是它所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指望它会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呢？对话不是见面谈谈那么简单的事，首先需要知道对话以后怎么办，以及能够怎么办。没有新的思路，单纯为对话而对话反而可能使北京陷入被动。
在进行这些讨论的时候，我不禁想起历史上西藏也曾对力图与其对话的英国采取不理睬对策。英国人那时甚至要专门派人向西藏的边境官员朗诵致西藏政府的信，以期他们能把听到的内容向拉萨复述，因为拉萨拒不接受来自英国的任何信件。此刻感受LD透露出的与北京对话的渴望，深深体会到什么是历史变化。今天的流亡西藏彻底开放了自己，却似轮回报应一般遭遇到死不对话的对手。然而和当年不同的是，对于西藏的不对话，大英帝国最终可以派遣“武装使团”一路打到拉萨，逼迫西藏与其对话。但今天的流亡西藏面对强大的中国，只能苦于无计可施的百般无奈。
那次见面之后，LD去了东欧。正好接近美国总统选举，我去美国其他地方旅行观看竞选情况。大选日之前，我回到华盛顿等看最后投票。那时LD也从东欧回来了，我们约在市中心一个饭馆见了第二面。LD告诉我他已经向达赖喇嘛转达了我上次和他的谈话，达赖喇嘛对我的看法表示赞同。就是这一次见面，LD问我能不能安排一个时间与达赖喇嘛见面，亲自谈一谈。他说达赖喇嘛非常需要知道汉人知识分子在西藏问题上的真正想法，以及从汉人整体的角度对西藏问题到底如何认识。
同时，LD向我表示，达赖喇嘛提出西藏不搞独立、留在中国、只求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决非是一种口头宣传，而是非常诚恳和认真的。他还说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如果我们只是嘴上说中间道路，实际上还是要搞独立的话，我们就不会和你打交道。因为对西藏独立的事业而言，你这样的人才是最大的威胁。反而是中共的统战部，他们做的事情才真正对西藏独立有利。”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是说统战部的所作所为总是刺激藏人的不满情绪，客观上也就起到了把西藏从中国越推越远的效果；而我做的事是竭力消除民族之间的对立，把两个民族往一块拉，当然对真正搞独立的想法就是不利的。
我回答LD，能够见达赖喇嘛是我的荣幸，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愿意。对解决西藏问题，我一直认为达赖喇嘛是关键因素，能当面跟他谈我的想法，说不定会对他在西藏问题上的思考有所帮助。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个人的好奇，以及就研究西藏问题而言，能够亲见达赖喇嘛都是难得的机会。
谈到具体安排，LD最初想法是安排我去印度。后来改成了去东南亚，利用达赖喇嘛在东南亚访问的时间见面。过了几个月，又通知我改为在美国。达赖喇嘛将在2001年5月访问美国。若是按照我自己的愿望，最希望的见面地点是印度，因为达赖喇嘛在那里的时间会比较充裕，彼此见面和交谈都可以做到从容与深入。而利用他出国访问的机会见面，只能在他已经排满的日程中插空，将会非常地匆促。后来情况果然是这样。
2001年春天，我收到美国一个援助西藏组织的邀请信，邀请我去美国进行关于西藏问题的研讨。美国领事馆的签证官读罢邀请信，很注意便看了我一眼，说了句“没问题”就给了我签证。我猜想也许我是他办的第一个以这种邀请从中国大陆去美国的。
到华盛顿后，我还是住在WA家。我们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因为几次都住他家，已经是朋友的感觉。第二天LD到WA家，我们一起吃WA做的饭，那是藏式、西式和汉式风味的混合，很独特。
按照原来的安排，我应该在5月25日到27日这三天中的某一天在洛杉矶和达赖喇嘛见面，具体时间要根据达赖喇嘛的日程安排再定。这次LD告诉我，他把我和达赖喇嘛的见面分成两次，第一次是在华盛顿见，时间不会太长，主要是礼节性的，彼此认识一下，我可以先提一些问题。第二次见面是在洛杉矶，因为达赖喇嘛在那时间相对比较宽裕，主要谈话安排在那里，时间可以长一些。而且两人已经见过面，可以算作朋友了，第一次见面提到的问题也有过思考，谈话就会比较充分。
我对LD提了一个问题，与达赖喇嘛的见面和谈话内容是否可以公开。他回答他们对此没有任何忌讳，因为这中间没有什么秘密，但他们不会主动往外说，主要是考虑我的安全，至于我自己怎么做，由我自己决定。我问这话，倒不是出于采访和发表的目的，主要也是从安全考虑。等我回到中国，“有关部门”知道我有过这次见面，在审问中如实地回答对我应该是最安全的，反而越是回避躲闪越会显得可疑。LD没有要求我保密，我因此感到轻松。
加上这一次，我和LD只见了三次面，但是我挺佩服这个人，也完全能够理解达赖喇嘛为什么如此倚重他。他头脑清楚，思维缜密，亲和力强。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取得的成功，他的贡献很大。据说他原来曾经在流亡政府做过首席噶伦，后来放弃官职，专做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他平时常住美国，达赖喇嘛的很多事务，尤其是和美国政府的交往，还有流亡西藏与中国政府的接触等重大问题都要通过他。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地访问，他几乎总是要亲自安排和陪同。
与LD见面后，我去纽约、波士顿等地，其间在哈佛大学做了一次讲座——谈对“十七条协议”的评价。2001年是北京与拉萨签订“和平解放”协议（即“十七条协议”）五十周年。北京大搞庆祝，而流亡藏人认为那是武力逼迫下的不合法条约。我在讲座上表示，十七条协议的确是在军事威胁下签订的，但不能因此断定不合法，因为历史上和国际上很多重要协议同样都是战争的结果。十七条协议是否合法，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合法协议必须完整实施，而不能只实施部分条款，不实施另外的条款。十七条协议中关于西藏制度不变、达赖地位不变、不强迫西藏改革、维护西藏宗教等条款，自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后就不再实施，这种改变并没有得到签署协议的另一方——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十七条协议应该被认为已经废止。十七条协议是西藏方面第一次正式承认西藏属于中国的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十七条协议废止，西藏属于中国的承诺也就随之无效。这一点是“西藏问题”之所以一直存在的基础。因此对解决西藏问题，最佳途径莫过于中国与西藏重新签订一个确定西藏归属中国的协议。而目前，能被绝大多数藏人共同听从的唯有达赖喇嘛，除此无人可以整合已被严重分化的藏民族；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达赖喇嘛是藏民族代表，他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同时达赖喇嘛也多次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如果能形成一份由达赖喇嘛签署的法律文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那么无论是藏人还是国际社会，从此对西藏属于中国的事实就无从质疑，西藏独立的诉求也就失去根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抓紧十四世达赖喇嘛健在时签下这样一个协议。一旦拖到达赖喇嘛去世，机会则失不再来，因为除了达赖喇嘛，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服整个藏民族承认西藏归属中国。
会后一位与会的藏族女士对我说，我这番谈话她还能接受，但是以前我在西藏问题上发表的意见，被认为起到了给中共献计献策的效果，帮助中共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另一位哈佛法学院的藏族男士则对我说，他们曾经举办过一个西藏问题研讨会，原定邀请我参加，同时也邀请了中共统战部官员，但是统战部官员表示有我参加他即不参加，所以只有下次才能邀请我。我对自己两头不讨好的位置感到好笑。我回答藏族女士，统战部方面也会认为我是给流亡西藏献计献策呢。不过我不是春秋战国那种“策士”，谁给好处给谁献策，我希望各方都赢也不是无原则的。我所希望做的，归根结底是要避免和化解民族冲突，实现各族人民的共同幸福。
5月23日，正是“十七条协议”签订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我再一次来到华盛顿。达赖喇嘛已经在华盛顿，而且就是这一天和布什总统在白宫进行了会见。
我和达赖喇嘛见面的时间安排在第二天，2001年的5月24日。那天天气非常晴朗，阳光强烈。见面时间安排在上午10点。WA领我乘地铁去达赖喇嘛下榻的 PARK HYATT饭店。因为时间上打出了很多提前量，我们有足够时间先在附近吃早餐。PARK HYATT饭店周围可以看见三五成群穿藏装的藏人，其中不少是一家人。在见我之前，达赖喇嘛先接见住在华盛顿的藏人。饭店内外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似乎都与西藏或达赖喇嘛有关系，或是试图有关系。达赖喇嘛在美国人心目中除了是宗教领袖和政治人物，还算得上是个明星。美国好几个当红影星、歌星都是他的追随者，因此他算得上明星中的明星，自然会有很多追星族。
见达赖喇嘛穿什么衣服是个难题。我从未穿过成套西服，也不会打领带。最后决定穿中式衣服。中式衣服不像穿西服那么麻烦，上正式场合也无问题，因为是民族服装嘛。西服容易被人看出各种毛病，我的中式衣服虽只花了30元钱，别人却说不出什么。可是当我们到了饭店，WA却意识到我的中式服装可能是一个问题，因为格外引人注意——一眼就能被看出是中国人。如果穿西服，再不合体也不会引起注意，无非是个邋遢点的普通亚裔人而已。中式服装在这种场合却比较敏感，因为西藏问题是西藏与中国之间的冲突，一个穿中国衣服的人来到达赖喇嘛下榻处是怎么回事呢？注意的人肯定都会有这个问号。WA开始担心我会不会被摄像或拍照，可能性当然会有。对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活动，不应该没人进行监视，也许他们就在周围吧。不过已经走进饭店，再想这些也没有用，只能不管了。
饭店里面戒备很严。达赖喇嘛的保卫由美国政府提供，从一楼开始就有守卫，还有牵着狼狗的保镖。我们乘电梯上到达赖喇嘛下榻的楼层，先到一个房间等候。一些人在那房间里工作，其中还有人带着孩子，因此气氛不显得紧张。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主席也在那里。上次到美国我曾和他谈过话。他原来的职业是律师，1987年到拉萨旅游时正好碰上了拉萨“骚乱”，他目睹了整个过程。结果那次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投身国际援助西藏的运动。这个人给我印象很好，单纯善良，理想主义，但是不极端，我们挺谈得来。WA还给我介绍了达赖喇嘛的一个秘书。他原来负责达赖喇嘛安全，刚转做秘书，英俊挺拔，西服革履。
正谈着，突然有人十万火急地进来，示意我们马上过去，催促得十分紧迫。我们赶紧起身相随。达赖喇嘛下榻处是一个封闭区域，大概就是那种所谓的“总统套房”吧。门口站着一堆保镖。我们去时大门已经打开，里面也有一堆人，感觉是黑压压一片。在那些人中，一眼就能看见达赖喇嘛。他站在中间，穿着红色袈裟，微微驼着背，全神贯注地向外看——正是他的典型形象。我原以为会进到一个类似客厅那样的地方才会见到他，没想到他会站在门口等我。后来知道，他是刚见完华盛顿的藏人，从他的专用电梯上来。那电梯在总统套房之内，但是靠近大门，离他自己的房间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他没有直接回房间，而是站在门口等我过去。他的随从催促那么紧就是这个原因——让达赖喇嘛等候已经有些过分，更不能让他等的时间太长。
我对达赖喇嘛双手合什，问候藏语的“扎西德勒”。达赖喇嘛则用汉语对我说“你好”。他的声音爽朗宏亮。我们接着握手，不是那种礼仪性的，是双手握在一起。达赖喇嘛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仔细看我说“我知道你啊，你的文章我看过，见到你很高兴”。他用藏语说，WA给我翻译。我也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达赖喇嘛拉着我的手往他房间走。那一段路给我的印象深：一条很长的走廊，灯光明亮，两边有很多房间，大概总有十几个门。每个门前都站着一个美国政府派的保镖，个个深色西服，身材魁梧，短发型，耳朵上有耳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守住每个门口，难道是为了防止里面有刺客冲出？达赖喇嘛拉着我的手穿过那条长走廊。一个穿红袈裟的喇嘛，一个穿蓝褂子的中国人，后面是一群人沉默相随，让我感觉有点像电影镜头。达赖喇嘛的手温暖而饱满。
进入达赖喇嘛客厅，我按藏族礼仪献哈达。达赖喇嘛接过哈达放在一边。我们坐下来。达赖喇嘛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然后他开始笑，没说什么，突然伸手把我拉过去。我不知道要干什么，以为他要在我耳朵边说点什么话，心里还在猜他要说什么，担心他说藏话我也听不懂啊。没想到他是把他的头和我的头相碰在一起，碰了很久，十几秒还是二十几秒。我虽然没有觉得一股热流涌进全身什么的，但我知道那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加持，尤其是从佛教角度，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除了我和达赖喇嘛，在场的还有WA、LD，以及达赖喇嘛的大秘书。大秘书看上去五十多岁，戴眼镜，个头不高，据说是西藏一家显赫贵族的后代。
达赖喇嘛开始讲话，内容大意是：不管中国政府承不承认，西藏问题都是一个确实的存在，无法回避。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西藏问题，并且关注着西藏问题如何解决。西藏问题不解决，对西藏人民是痛苦，对中国也不是好事。不仅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一直受这个问题困扰和损害，中国自身的问题，如台湾，也因为西藏问题的存在而对统一抱有许多疑虑。所以解决西藏问题不仅是对西藏有利的，对中国自身也是有利的。为了表明他不反对中国政府，他特地用汉话对我说：“我不反共！”他解释说看过他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很多观点是赞成的。他还插进一段轶事，他在访问台湾时跟连战也用汉话说过这句“我不反共！”连战的回答则是：“我反共！”说完他放声大笑。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
他接着谈到，中国政府一直反复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独立，就像念经一样，而他自己在各种场合也一再说西藏不要求独立，也像念经一样。双方似乎都在不停地念自己的经，但是首先需要互相对话和讨论。现在问题是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对话。他开玩笑地说，中国政府的脑子里可能一多半物质都是从事怀疑的，总是在猜测别人怎么加害。然而若是只有怀疑和恐惧，就会什么事也做不成。他同时表示，他一方面重视与中国政府之间进行接触，另一方面也深知人民之间的交流很重要。他和我见面的意义就在这里。过去他见的大陆汉人大都是流亡者，有国不能回，而既能够客观理解西藏问题，又能在中国之内观察和发言的知识分子，不但对西藏人民和解决西藏问题有帮助，对促使汉族人民理解西藏问题，更是有特殊的帮助。
达赖喇嘛很会说话。他每天在各种场合说话，练出来了。他的谈话逻辑清楚，一环扣一环，用词既准确又简单。此前听了解情况的人说过，达赖喇嘛以往跟汉人见面，难得有深入交谈。他有时爱回顾历史，说到五十年代西藏怎么回事，如何见毛泽东等，那些汉人的兴趣就集中到那上面，几个问答下来，时间也就差不多了，结果那样的见面往往是礼仪性质大于实际意义。因此我的打算是不向他提问题，也不进行采访。限于我能和他交谈的时间，实在问不了多少问题，也采访不出来什么，莫不如尽可能地用来说我想跟他说的话。LD之所以花了那么多力气安排我和他见面，就是希望我能跟他讲一些他从别人那里听不到的话。
这次见面限定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其中用于翻译就需要一半时间，因此在达赖喇嘛讲话之外，我没有几分钟可以说话。我对达赖喇嘛说的主要内容是，如果把西藏视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我也把达赖喇嘛视为中国的领袖，而不单单是西藏的领袖。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单独的西藏问题，它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在中国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西藏问题不可能单独获得解决。只有先把中国从一个专制社会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开放社会，西藏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因此我说，希望达赖喇嘛不是只把力量放在解决西藏问题上，还应该在解决中国的问题上发挥作用。
对此，达赖喇嘛用开玩笑的口气说，我现在只谈西藏问题，都被说成是分裂分子，要是再去涉及中国的事情，不知道又该会被扣上什么帽子了。不过玩笑归玩笑，他也不反对这种基本判断——只有在中国问题解决以后，西藏问题才有可能获得真正解决。
那次见面有一个奇怪的插曲，我和达赖喇嘛刚开始谈话，没说几句，房间里的火警报警器突然叫起来。外面的保镖跑进来检查，报警器里还听见有人说话，似乎是中心控制室也在检查，忙成一团。达赖喇嘛停止讲话，询问发生了什么。但人们检查不出问题在哪，也没有办法让报警器停止鸣叫。达赖喇嘛只好在警报器叫声中继续谈话。一个保镖不得不用手捂住报警器，让声音小一点。我感觉足有十多分钟，那个错乱的报警器才被制服，安静下来。
预定时间很快就到了。LD和达赖喇嘛的秘书开始频频看表，最终明确告诉我们需要中止。我在告别前送给达赖喇嘛一套记录西藏“文化大革命”场面的照片。那是一个已经去世的藏人在文革中拍的。西藏留下的文革遗物非常少，所以这些照片很珍贵。达赖喇嘛兴致勃勃地把每张照片都看了一遍。他认出了其中一些带着高帽、画着花脸挨斗的人，是他过去熟识的贵族。其中有一张照片是红卫兵扛着大幅的宣传画在帕廓街游行，画的是“翻身农奴”正在拿着大扫帚横扫两个小丑模样的人，一个是达赖，一个是班禅。达赖喇嘛不时发出笑声，但是在看到一个藏族特征非常明显的女红卫兵正在挥着撅头砸大昭寺金顶的照片时却没做出任何反应。由藏人动手砸供奉了千百年的寺庙，那段历史始终是一个未解的困惑，即使对达赖喇嘛也是一样。
我们刚一离开会客厅，就在走廊里迎面遇到下一拨来见达赖喇嘛的人。那些人扛着各种电视设备。WA告诉我走在前面的是美国最著名的黑人女主持。我们擦肩而过，其间空隙是以秒记的，可见达赖喇嘛日程安排的紧张程度。
LD一块出来，我们在楼下酒吧坐了一会。他不能陪达赖喇嘛去洛杉矶了，因为达赖喇嘛刚刚会见布什总统，有许多事情需要他留在华盛顿处理，所以就在这里跟我告别。他说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能够成功地安排我和达赖喇嘛见面，他为此感到欣慰，并希望到洛杉矶之后，我和达赖喇嘛能有更深入的交谈。我对他表示了衷心感谢。
当天下午达赖喇嘛要参加一个毕业典礼，并在典礼上演讲。那是霍普金斯大学专门培养政治与外交人才的国际研究学院，美国政府不少高级官员都是从这里毕业。学院有一个悠久传统——每届毕业生在毕业前搞一次投票，选举他们最希望在自己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人物。这届毕业生的投票结果，达赖喇嘛位居第一。学院因此对达赖喇嘛发出邀请。恰好本届毕业典礼与达赖喇嘛访问华盛顿时间一致，流亡西藏本来就很会做公关，尤其对这种掌握未来美国权力的学校更予重视，达赖喇嘛便如约而至。
我得到两张票，约了一位朋友一块去，顺便给我当翻译。上午刚刚见过那么严密的保卫措施，担心毕业典礼参加的人多，排队做安全检查肯定需用很长时间，于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场，结果却是进出自由。可能因为达赖喇嘛只是毕业典礼邀请的嘉宾，不是他的专场活动，因此也就不好专为他的安全对来宾进行检查了。单从安全角度，只要有这样一场不进行安全检查的活动，上午看到的那种戒备森严就没有了意义，因为刺客肯定会避开上午那种场合，选择这种既方便又容易逃脱的地方下手。
毕业典礼开始前，先是毕业生入场。其中一个毕业生在她的博士帽上用白胶布贴了一个“Free Tibet”，在一片黑方帽中非常显眼。这种情景并不只是在达赖喇嘛出席的场合才会看到。去年我在新英格兰的乡村参加一个当地人的节日，也照样看到西藏的雪山狮子旗，还有几个人专门为流亡西藏筹集捐款。西藏问题在西方社会影响之深，波及之广，是长期呆在中国之内的人难以想象的。
毕业生入场后是贵宾入场。达赖喇嘛走在贵宾行列最前面。全场欢呼雷动，大都是对达赖喇嘛。贵宾从中间过道走上主席台。我的位置是靠过道的第四个座，陪我去的朋友在第三个座。达赖喇嘛就在我们旁边停下，亲吻了一个孩子。我那朋友事后特别遗憾地说，如果她是在紧挨过道的座位，就要跟达赖喇嘛说话，而且要把我介绍给达赖喇嘛，告诉他我是一位关心西藏问题的中国作家。我没有对她讲我和达赖喇嘛刚见过面。
在达赖喇嘛之前是校长和其他一些来宾的讲话。其中有一位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他是这个学校的早期毕业生。当解释国防部副部长是个管什么的官时，他调侃说如果谁对中国有多少导弹瞄准美国感兴趣，就可以问他。从这种笑谈可以看出，在美国军事部门的思维中，中国已经开始取代垮掉了的苏联。
达赖喇嘛的演讲在最后压轴。他先用藏语讲，有一个藏人在他身边做翻译。不过讲完开头他就不再用翻译，自己讲英语。他说他是可以讲英语的，只是发音不太好，但是能够把意思讲清楚。那么为什么要先讲一段藏话呢，因为有个翻译在旁边嘛，要是他一点藏话不讲，翻译不就失业了吗？他讲话很逗，不时惹得众人大笑。
他的演讲大概意思是，人是需要具有知识和能力的，所以人需要受教育，你们到这个学校来学习，目的就是要获得知识和能力。但是仅有知识和能力是不够的。如果你没有同时具备对人类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那么知识和能力的作用就可能是相反的，变成对别人的毁灭，同时最终会毁灭你自己。你越有知识和能力，毁灭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只有人具有对社会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时，知识和能力才会发挥好的作用。这番话在我听来，对中国当前的教育状况倒是最有针对性的。中国的学校可以制造出大批专业人才，在专业范围内头脑精明，才能过人，然而对社会和人类却没有爱心与责任心。这样的人很容易把他们的才能用于做坏事，并且把坏事做到很有水平的程度，这种情形在当今中国已经司空见惯。
演讲结束后，达赖喇嘛离开。全场再次欢呼雷动，经久不息，他也频频回头致意。我们对往下继续进行的典礼没有兴趣，也就随之离去。会场外面，达赖喇嘛的车队已经起动，路两边的人向他的车热情招手。一位女记者抢着用手机发稿。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主席也在外面，跟我打了个招呼，又匆匆走开。
外面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我突然想到地球另一面的北京会怎么看待这一切。昨天是“十七条协议”签订五十周年的日子，布什总统在这一天和达赖喇嘛见面，并把见面地点安排在白宫。北京无疑会认定是蓄意安排，特地利用与“十七条协议”五十周年的重叠表达一种挑衅。上午和达赖喇嘛见面时，他专门告诉我这个时间安排没有特殊意图，完全是巧合。如果日程全部由美国方面安排，我相信他们可能的确不会想到那日子有什么特殊。然而美国人想不到这一点，西藏流亡政府也不会想不到。这种时间重叠对北京一定会构成刺激。最近美国国会刚通过新的西藏政策法案，批准给流亡西藏更多支持。达赖喇嘛这次来美访问，陈水扁正好也同时来美，受到国宾规格接待，跟江泽民、朱鎔基访美的接待规格一样，行动也不再像前两次来美时那样受限制，会见了多位国会议员，其他活动也安排了不少。纽约市长朱立安尼无论在江泽民、朱鎔基、李鹏哪一个到纽约时都拒不见面，把他们说成专制政权的代表和六四惨案的刽子手，陈水扁到纽约时他却不但要见，还要赠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这些无疑都会被中南海认为是布什上台后对中国的蓄意挑衅，并且是一个合谋，藏独、台独等各方反华势力正在美国的操纵下走向同污合流。
我恰好在这个时候来美国与达赖喇嘛秘密会见，当局对此会怎么看，这使我多少有点担心，如果硬把我这次活动说成是整个阴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是很容易给我定一个罪名的。
当天晚上和WA、JM，还有一对藏人夫妇在JM家附近的一个中国餐馆吃饭。他们都是拉萨人，但都很久没回去了。怀念家乡，却只有听我这个汉人讲一讲拉萨的现状。晚饭后大家分手，我跟JM去他的新房子喝酒聊天。
JM刚买的新房，是那种Town House。他在美国十几年，一直租房住，花掉的租金早超过房子。现在终于买房了，由此也看出他的心态变化。原来始终不买房，是认定自己不会定居美国，迟早会回西藏，现在则开始正视“现实”。聊天的时候，虽然他面带笑容，但总让我感觉心头徘徊着一丝伤感。他没有谈他现在对西藏前途怎么看，但我感觉他内心深处已不像过去那样坚定和自信。倒不是他本人变了，而是十几年过去，理想不但没有接近，反而似乎变得更远，我想如果不是回避的话，每一个献身自由理想的藏人都无法不为之黯然。
当晚我住在JM家，房子还没有添置家具，我的房间里只有一个床垫放在地毯上。
第二天，5月25日早上，JM上班前先送我去机场。我从那里飞洛杉矶。我欲言又止，没有告诉JM此行来美国是见达赖喇嘛。倒不是为了防范什么，JM是个靠得住的人，只是我不知道该把话说到什么深度，那就不如不说了。不过估计他从我的日程安排——达赖喇嘛到哪我也到哪——也猜得出。这一点好几个人都注意到了。国内部门如果分析我的行踪，当然也会看出其中的关系。
WA当天从另一个机场飞，比我晚一个多小时到洛杉矶。达赖喇嘛一行已经在前一天到达。WA在达赖喇嘛下榻的 Pasadena Hilton饭店开了一个房间，我去那里和他会合。达赖喇嘛这次到洛杉矶的主要目的是给当地华人佛教徒举行一次为时三天的传法。这是他第二次到洛杉矶做这种传法，一方面是为普及佛教，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流亡西藏正在加强对华人的工作。现在无法与大陆汉人接触，他们就对海外华人开展”统战”。
5月26日，达赖喇嘛的传法进入第二天，我和WA去听了上午的传法，讲的是“般若心经”。入场前要经过安全检查，背包不许带，人人走检测门，还有警卫用仪器在身上扫。达赖喇嘛的一队保镖是从华盛顿跟来的，据说为他们和他们的设备花的钱远超过达赖喇嘛一行自己的花费，只不过那花的是美国政府的钱。来听传法的人在我看已经相当多，不仅有中国人，还有不少美国人，包括形形色色的佛教僧侣，看模样属于好几个不同的国家。但是WA还是认为组织得不够好，来的人不够多，大概那是和他们以前所见的盛况相比。
我和达赖喇嘛的见面安排在上午和下午两场讲经之间。安排给我和达赖喇嘛的谈话的时间不像原来以为的那样充足，事实上比第一次见面多不了多少，因此我需要考虑如何在那样短的时间说出尽可能多的话，同时还得把要表达的内容说明白。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见面时间到了，我们从会堂侧门进去。那个侧门临时作为达赖喇嘛的专用出口，外面戒严，里面也有保镖守卫。我们被引进讲台旁的休息室。休息室面积不大，设备简陋，光线也不够明亮，跟达赖喇嘛在华盛顿下榻处的气派没法相比。一进去，看见达赖喇嘛盘腿坐在沙发上，见到我他起身迎接，伸出没穿袜子的光脚去套沙发下面的拖鞋。那是卡在脚趾上的那种便宜拖鞋，橡胶材料，在中国一般只有民工才穿。达赖喇嘛这回是像是见到熟人一样与我握手，拉我在沙发上坐下。那天除了WA和BQ在场，还有达赖喇嘛的秘书，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的主任。我在去年波士顿的族群研讨会上见过他，是个笑口常开、和蔼可亲的人，毕业于莫斯科大学。
因为时间紧，我没容达赖喇嘛多说就抢在前面开始讲话。因为只要达赖喇嘛一开口就不好打断了，而且他往往一讲就是长篇大论，最后给你剩不下多少时间。
我把要讲的话事先已跟WA讨论过，说好有些话我只提一个头，就由WA接着用藏语往下说，那样可以节约不少时间。我先讲目前西藏的一些现状和问题。一方面经济的确取得长足发展，另一方面西藏传统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举了拉萨西郊一个近年出现的“妓女城”为例。那是一片又脏又乱的空地，有上百顶帐篷，大都是藏族妓女陪酒和接客之处。去那里嫖妓的多数也是藏人。喝空的啤酒瓶子在帐篷周围垒起围墙，到处回响麻将牌碰撞和打情骂俏的声音……尽管理论上西藏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但如果拖得太久，即使解决也只是政治方面的解决，得到了政治上的自治和自由，却已不再是达赖喇嘛怀念的西藏，也不是热爱西藏文化的人向往的西藏，而是成了一个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的西藏。因此，认为西藏问题迟早有一天会解决，并不是安慰，而应该在西藏还是真正的西藏时，还保留着传统文化时，就能解决西藏问题，才是有意义的解决。这就要求解决西藏问题不能无限期等待，而需要抢时间。
我继而谈到达赖喇嘛以非暴力抗争解决西藏问题陷入的困境。非暴力抗争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才能产生作用：第一个前提是所抗争的对象还有良知，非暴力抗争的一方用自己经受的苦难，使对方难以承受良心的谴责而让步，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第二个前提是需要所抗争的对象具有法治。甘地当年与英国殖民当局斗争，经常利用英国法律打官司。在英国的法治中，如果能够抓住对方不合法之处，通过法律程序击败政府是有可能的；第三个前提是要有民间社会存在，也就是社会有民间组织和团体活动的空间，起到动员社会和组织社会的作用，从而使非暴力抗争的一方不是一盘散沙，能够团结和相互协调，非暴力抗争才可形成规模，产生效果。而这三个前提在当今中国却不存在，专制政权既没有良知也没有真正意义的法治，同时限制和扼杀民间社会，因此当今世界的三个非暴力抗争的代表人物——甘地、金和达赖喇嘛，前二者可以成功，达赖喇嘛却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用台湾人的话形容，只如蚊子叮牛角。
我说，目前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都是被动的，目标能否实现，全取决于北京政府最终是不是让步。不管你在国际上取得多少声援，有多少议会为西藏问题作出决议，发出多少谴责，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示威抗议、绝食自焚等，都不会直接产生效果。尽管可以构成对北京的压力，但除非北京对那压力做出让步，才算有用。若是北京不在乎，对压力不理睬，就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效果也就等于零。以中国目前的状况，还看不出有什么压力能迫使它在西藏问题上让步，所以为此进行的非暴力斗争始终看不到前途。
我对达赖喇嘛讲，我个人完全赞成他的非暴力原则，但是针对中国和西藏目前的现实，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那种手段的作用不需要通过对方让步来实现，而是取决于自己。行动一步就会前进一步；自己做多少，得到的胜利也就是多少。只有找到这样一种与过去不同的非暴力抗争手段，才能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而不再取决于当权者是否给予恩赐。
WA后来跟我说，他给达赖喇嘛做过多次翻译，这一次达赖喇嘛的神态最严肃，他从没见过达赖喇嘛露出那样严肃的神情，甚至让他感到有点害怕。
我接着说，递进民主制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方法。具体地讲，一个村庄的村民组成自我管理的委员会，决定村庄事务，委员会选举村长作为执行者。只要村民认准一点，以后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选举的村长，不再听从当局决策和任命，那个村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当一个乡的所有（或大多数）村庄都这么做了，就进入下一个层次——由村长们组成乡的自治委员会，决定大政方针，然后选举乡长作为执行委员会决策的行政负责人，从此也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所选的乡长，不再服从当局任命的乡长和书记，于是乡也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从乡到县，从县到地区，整个西藏的高度自治通过一个个社会单位的分别变化逐步实现。以往社会变化的途径是自上而下的，等于一开始就得在最高层实现全局变化。那种全局变化要么是当权者让步，要么是以暴力更换不让步的当权者，困难且动荡。而递进民主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从社会基层组织开始做起，因此社会成员自己可以把握，无需依赖当权者让步。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打破西藏问题陷入的僵局。
当然，这个过程在起步阶段肯定要经受一定考验。比如当局把村长们选举的乡长关进监狱了，怎么办？——那就再选一个。同属一个乡的村长们在一起选举一个新乡长很方便。然后村长们还是只认可自己选的乡长。尽管当局任命的乡长可以占有乡政府的办公室和公章，只要下属村长都不听从他，就等于徒有虚名。如果当局接着抓走第二个当选乡长，那还是保持非暴力，再选第三个乡长。总之专制者用暴力反复抓，人民则是反复地和平选举，他难道能把所有人都抓完吗？如果他觉得抓乡长不管用，要抓选举乡长的村长，那就由每个村的自治委员会再选新村长，然后由新村长再去选乡长。除非专制权力把所有老百姓都抓起来，否则这种选举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非暴力抗争运动有一个“填满监狱”的口号，那时就是实践这个口号，前仆后继，锲而不舍。
我对达赖喇嘛说，这种方式的另一个优点是，被抓进监狱的当选者危险不是很大，因为当选属于被动，而非“幕后黑手”。对所谓“黑手”，当局可以用抓“一小撮”的方式对付，但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选举，是多数人行为，抓“一小撮”就失去了作用，也不是“斩断黑手”就可以瓦解的。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像说的这样简单，人的勇气也不总是足够充分，但是只要能坚持下去，当局的镇压很快就会无法持续，因为它的确没有那么多监狱，它也无法在当今的民主潮流和世界目光的注视下，对千千万万只因为进行了选举的人施加强硬到底的镇压。
递进民主制还有一个可取之处，它是自下而上非暴力地在专制系统内蜕变，不需要在一开始就和专制权力的高层进行正面决战，因此专制权力对其容忍度相对会大一些。而用那种自上而下争取高度自治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得和专制权力进入到有你无我的格局，所以很难被专制权力接受。递进民主制只是在发展到最后阶段——西藏各地区的当选首脑在一起选举整个藏区最高领导人时——才会在西藏全面取代专制权力。而到了那时，专制权力已经没有能力进行镇压了。西藏的高度自治因此可以在完全不使用暴力的状态下完成。
当然，这样做的过程可能比较长，靠西藏人自己承担所有奋斗，肯定不如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高度自治的许可——中南海发句话——那样省事。但问题是什么时候中南海会发那句话呢？如果它永远不吐口，就永远等下去，等到西藏不成为西藏，藏人不再是藏人吗？那种把命运交给别人的等待没有光明，也看不到何时是尽头。递进民主虽然做起来不易，却是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靠自己就可以往前走，而且走一步就离目标近一步，唯一取决的只是自己的勇气和耐心，只要不断走下去，最终总会达到目标。这条路难的只是开头，只要能把前面的坎迈过去，后面将会越来越容易，最终势如破竹。
我最后说，也许目前还不具备马上在西藏境内推行递进民主制的条件，但是海外藏人社会至少可以先做一些试验，对此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研究，摸索经验，同时等待在西藏启动的合适时机。藏人有一个流亡社会，这一方面是藏人的不幸，另一方面也可以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
听完我的话，达赖喇嘛开口。他谈的内容我听着似乎不着边际，绕得太远。他从他主张的“中间道路”说起，讲到未来西藏由谁管理，讲到他选定的班禅喇嘛至今尚被软禁和他对此的歉疚等，以至我一度觉得我刚讲的话他没听明白或是没听进去。不过不久他又绕回到我的话题。也许他刚才的那些迂回只是为了有时间考虑如何表态？他说西藏问题的解决首先只能寄希望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同时必须依靠西藏境内人民和西藏现任的各级干部。他目前还没有做任何针对西藏境内的活动，已经被北京扣上分裂分子的帽子，如果真要针对西藏境内做些什么，肯定会被视为更大的敌人，言下之意就是对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他只能在海外呼吁和静等，不能主动从事针对西藏境内的任何活动。
实质问题他只问了一个，他说现在西藏人连表达一些不同意见都会被关进监狱，如何能做到让他们按照自己意愿进行选举呢？他们如果不服从共产党派遣的领导人，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不是会很严重吗？
对此我表示，因为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全民参与，暴力镇压将面对法不治众的局面，从而失去威力。而且实行递进民主的单元只是对内自治，对外仍然服从原有的系统。当局对其容忍，原有系统还可以继续运转，如果坚持镇压，则会导致系统失灵甚至动乱。因此若能以足够耐心和填满监狱的勇气坚持下去，当局——尤其是控制力衰落时期的当局——最终很可能会妥协。何况，中国已经颁布并实施“村民自治法”，在村一级选举和自治是有法律根据的，名正言顺。只要能在村一级实现自由选举，就等于在辽阔雪域扎下实行递进民主制的根，也就具备了向上逐层扩展的基础。风险肯定不会没有，专制权力不会甘心在它体内生长异类，但相比其他变革之道，递进民主制应该是风险最小和最有成功可能的。
对于按中国的“村民自治法”进行基层自由选举，达赖喇嘛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是说来说去，他最终的意思还是要靠西藏境内百姓和干部自己来做，海外藏人只能起一些辅助作用，西藏未来的希望寄托于西藏境内的人民。
事后我对WA说，怎么可能只把希望寄托给西藏境内的人民呢？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充分信息，被严密看管，只靠他们自己做不成任何有系统的事情的，只能是一盘散沙，找不到方向。
不过WA有另一种判断——虽然开始达赖喇嘛的谈话似乎漫无边际，绕来绕去，最后却是非常清楚地回到主题，内在脉络清晰，想法也非常明确，尽管有些外交辞令，他的回答却没有偏离你的主题，如果他没有被触动，他的表情不会那样严肃。
见面结束时，达赖喇嘛主动提出安排时间再跟我谈一次，这说明他愿意继续听我讲。我谈递进民主制，除了是考虑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是希望把解决西藏问题当作递进民主制的开端。新制度难的是开端。西藏是我认为比较适合做开端的地方，一是有可以进行实验的流亡社会，在中国境内没有这种可能；二是有一个达赖喇嘛，他的号召可以让西藏人民产生勇气并进行广泛行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动员力量；三是西藏有宗教信仰，因此容易产生“填满监狱”的献身精神，中国人则不容易进入那种境界。这其中的决定因素当然是达赖喇嘛，无论是西藏流亡社会还是藏人的宗教信仰都由他掌握，所以只要他能接受，递进民主制就可以在西藏开始，突破最难的开端。而只要西藏能成功，就会给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一个榜样。由此而言，达赖喇嘛、西藏、递进民主制三者结合，能够开辟一个新时代。
当然，这只是我头脑中的畅想。要想影响达赖喇嘛，几十分钟的谈话是远远不够的。他已经在原来的思维框架中走了几十年。他正在从事的事业对西方社会之倚重，也决定不能脱离西方主流模式和价值观太远。目前西藏流亡社会所进行的政治制度建设，仍然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代议制。在我看来，那种政治在西藏流亡社会也许能实行，但是照搬到广阔西藏的牧场和农村，一定是问题多多，更谈不上能够在西藏境内实现自我转型。
我们告辞出来时，休息室外面已经有一群南亚人在等待，前面是花枝招展的孩子们整齐排列。那些人个个手拿鲜花哈达，看上去五彩斑斓。下午讲经开始之前，达赖喇嘛还要继续见人。
当天晚上达赖喇嘛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演讲。我就像一个追星族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赶场机会。我的确对这个西藏喇嘛感兴趣，希望能在各种场合观察他。
一个当地朋友为我开车和翻译。我们从饭店出门时正好碰上达赖喇嘛出发，安全人员临时禁止其他人出入饭店大门，清出一条通路让他从大堂出门登车。他在为两侧人群祝福时看到了我，彼此一笑，没有说话。
演讲场地是在大学体育馆，每张门票6美元。一个藏人喇嘛在售票处窗前徘徊，嫌门票太贵。我把多的门票送给了那位喇嘛。我有时试图猜一下，达赖喇嘛的类似收入会有多少，又是怎么使用和分配的？以他的明星效应，如果有好的经纪人，财源滚滚应该不成问题。他自己虽然不需要钱，流亡西藏却需要，他若是利用商业手段和明星效应为流亡西藏搞钱，可以理解。但是据说他非常反感把自己的活动和金钱联系在一起，经常做不要钱甚至贴钱的事。信徒奉献给他的供养，往往转手之间又被他送给别人。听说达赖喇嘛去台湾时，要求所有在台湾收到的钱都留在台湾。台湾人的供奉非常丰厚。西藏流亡人士常常眼看大笔已经到手的钱随即被达赖喇嘛送出去，不免暗暗心疼，那些钱可以给流亡西藏做多少事呀！
体育馆很大，座位坐满了一大半，下面的比赛场地也临时摆了很多排凳子。新闻报道说大概有两万多人来听演讲。演讲开始之前，悬在体育馆上方的大屏幕一直在放一部纪录片，内容是关于达赖喇嘛认定的转世班禅——影片把他称为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有不少名人在影片中出镜，其中图图主教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自由比镇压要便宜”。我对此深为认同，如果中国给西藏高度自治，花的钱会比现在少，效果却会好很多。
达赖喇嘛出场前，观众席上的光线暗下来，演讲台则打满舞台式的强烈灯光，完全是戏剧开演的效果。等到达赖喇嘛出场，全场集体起立鼓掌，他却被头顶灯光晃得什么都看不见，不得不用双手搭在额前挡光去看台下并还以致意。他的举止天然，毫无造作。在当今这个把一切都搞成舞台样式的传媒时代，政客在台上只会刻意地表现自己。而他的魅力却恰恰是没有任何刻意（当然也可以说他的刻意最聪明，就是表现不刻意）。台中间一个孤零零的椅子，被舞台效果的灯光照得雪亮。任何人坐上那椅子，面对周围的黑暗却知道黑暗中有几万双眼睛盯着自己，都难免手足无措。而他却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坐在椅子上盘起双腿。观众对他这个动作发出善意笑声。他们在自己的公众人物身上很难看到如此洒脱。我对这动作是熟悉的，无论是在华盛顿的总统套房，还是在洛杉矶讲经会堂的小休息室，他都是这个姿势。他总是赤脚穿拖鞋，大概就是为了方便随时脱鞋打盘腿吧。西藏人，尤其是西藏的僧侣，最自如的姿势就是盘腿打坐。我想他在那舞台上一打起盘腿，就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达赖喇嘛的演讲用英语。他的翻译坐在旁边，仅仅是在他有不会的单词时给予提醒。体育馆上方的悬挂四个面的大屏幕，向四个方向同步地播放他的特写镜头。他的演讲是关于人生智慧的一些话题，我已经记不清具体内容。我感兴趣的是西藏政治问题，但他对西方公众一般不讲政治，多是讲人生哲学和宗教问题。他之所以能够征服西方公众，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形象是智者和宗教领袖，而不仅仅是一个受压迫民族的代表。单纯从政治角度获得同情是有限的，这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那么多，诉说民族苦难和为自己民族鼓呼的人也很多，为什么不能引起西方公众的兴趣？因为需要同情的苦难和需要谴责的不公正实在太多了，都向西方人去说，他们根本听不过来，而且天天让他们为此付出，到一定时候也就疲倦甚至厌烦了。然而达赖喇嘛不同。他令西方公众感受到的不是要求他们付出，而是给予他们，是他们的获得，让他们成为受益者。他们从达赖喇嘛那里得到人生方面的指导，哲学思想的提升，以及宗教情怀的满足，所以他们才会如此热情地欢迎和爱戴他。
达赖喇嘛是聪明人。他自己不谈西藏问题，并不是西藏问题就被忽略了，而是那些话题自会有人去为他说。就像这次演讲，前面播放的纪录片把西藏问题已经煽情地渲染了一番，接着大学校长在达赖喇嘛演讲前所做的开场白，也是谈西藏政治问题。这已经是通例。但凡达赖喇嘛出现的各种场合，总是先由西方社会的著名人物、议员、明星等做介绍，无一不是大谈西藏问题，表示对中国政府的谴责，号召西方公众支持西藏自由运动等。于是当他开始讲话时，就闭口不再提那些。既然已经有人替他讲了，自己何必再讲，让别人讲不是更聪明吗？
那一晚我主要不是听达赖喇嘛演讲的内容，而是在看听众反应。我周围的美国人几乎个个都以崇敬眼光注视他，全神贯注，时而会意点头，时而哄堂大笑。达赖喇嘛面对他们则是如鱼得水，挥洒自如，举重若轻地引导着全场上万人的思路和情绪。看着这样的场面，我深感触动，更加认识到他是一个多么宝贵的领袖人物，我们中国是多么缺少这样一个人物，而未来的中国又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领袖。金山银山易得，如此一个领袖难求啊。未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最缺乏的因素之一就是领袖。汉人自身的领袖资源已尽枯竭。多年来我观察走马灯般轮流进入视野的人物，期望看到有可能带领未来中国走出危机的领袖，最终只能放弃期望。我的汉人同胞不乏方方面面的优秀人才，却始终无法出现同时具备各方面条件的人物。那种人物不是雄踞一方的军阀，不是精于权谋的弄臣，不是揭竿而起的大王，而是能够平衡各种因素，总揽各方局面，有人格魅力，有精神权威，被全世界接受和爱戴，可以带领中国完成自由民主的转型，创造一个走向未来的新社会，却又不会把权力当作个人私产的领袖。总而言之，就应该是达赖喇嘛那样的领袖。
如果达赖喇嘛是汉人，掌握中国未来命运的领袖非他莫属。不过他真是汉人，还能成为今天的达赖喇嘛吗？不过，他虽不是汉人，难道不可以是中国人吗？中国人并非一定就得是汉人啊。他多次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实际就等于承认他可以成为中国人。一位在达兰萨拉见过达赖喇嘛的人告诉我，达赖喇嘛亲口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江泽民先生能够解决西藏问题，我愿意为他成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奔走呼吁。”如此而言，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指的是谁呢？不就是他吗。那么，他既然可以是一个中国人，当然可以成为中国的领袖！
我不是那天晚上才想到这一点。2000年1月，我在新千年写的第一篇文章《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和另一个小说的片断》中，就以故事方式写了我对西藏问题两个结局的设想。那两个结局一反一正。一个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将自己的灵童转世到美国，并以此实现了西藏独立另一个是达赖喇嘛被汉人的有识之士推举为中国国家元首，成为保证中国安渡政治转型期的稳定因素。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位皈依了藏传佛教的朋友把这两个故事拿到康区色达五明佛学院去讲，对前一个故事，周围僧侣个个点头称是；对后一个故事，僧侣们则是个个神情怪异，陷入无语。
不过，在洛杉矶听达赖喇嘛演讲时，我开始对此进行更具体地思考。可以说，达赖喇嘛成为未来中国的领袖，其他条件目前都已具备，知名度、影响力、国际社会的认可、精神信仰方面的权威，以及整合中国各民族和不同族群的能力等，最大的问题是他目前尚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中国百分之九十多是汉人，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其他方面再好也无用。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在这方面做一点事。
我和达赖喇嘛的第三次见面时间安排在5月27日早上九点。达赖喇嘛每天起床先要念经修法，然后是讨论工作和早餐。在见我之前他先有一个会见，然后跟我谈，再去法会讲法。这次见面地点是在饭店他的房间。我和WA先去BQ的房间等待。BQ的房间和达赖喇嘛的房间在同一层，相隔不远。
等候时，达赖喇嘛让他的藏汉语翻译——一个二十多岁的台湾和尚先过来跟我聊天。不知这样安排是出于什么考虑。我和那年轻和尚没有专门话题，东拉西扯了一会。他十来岁时就被送到印度的色拉寺学习藏语和宗教，看上去天真，不谙世事。他主要是为达赖喇嘛做宗教方面翻译。这几天的传法就是他在现场翻译的。我昨天去听法会时，感觉他可以把话译的通顺，却不太能传神。以一个细节对比——法会上的美国听众用耳机听英语同声翻译，但经常是听耳机的人发出笑声，听现场中文翻译的却没人笑。这个翻译太年轻，又出生在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反右之类很多事都不知道，因此不容易做好对大陆汉人的翻译。英语翻译就不同。流亡藏人中英语人才多，达赖喇嘛的英语翻译据说极其出色。然而不管感情上是否愿意，西藏人最需要了解和交流的不是西方人，而是汉人，因此发现和使用好的汉语人才，对流亡西藏而言非常重要。就我的感觉，他们在这方面似乎做得还不够。
好在给我和达赖喇嘛做翻译的是WA，让我几乎感觉不到语言障碍。很多话不用我说完，他已经按照我要表达的意思进行翻译，有些词汇我自己都把握不准，他却能给我恰当的提示。为了保证我和达赖喇嘛谈话的质量，WA中断自己的工作，横跨美国来当翻译，这一方面看得出重视和认真，另一方面也说明达赖喇嘛身边的确缺乏优秀的汉语人才。
因为这次见达赖喇嘛是额外安排的，不像上两次必须抓紧每秒时间把话说完，无法顾及其他，我就带上一本达赖喇嘛写的书，台湾译本名叫《生活更快乐》。原本只想请达赖喇嘛在书上签一个名，我回去把书送给西藏文革照片摄影者的家人，作为对照片的回赠。但是达赖喇嘛拿着书和笔，认真地想了一会儿才开始写。不是一个签名，而是是写给我的一段藏文。WA后来给我翻译了那些话，大意是”赠给学者王力雄先生，祈愿你能用自己的智慧去探索事物的真谛，来为己为人作出广大而有益的贡献”；签名是”释迦比丘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日期是”2001年5月27日”。当然，我不会把书再送人。只是因为担心回国进关时被查出没收，我只能把书留在美国，暂时没有带回。
这次谈话我先从昨晚听达赖喇嘛在加州大学演讲说起，谈到流亡西藏运动在国际上的成功，然后谈到我对他首先是精神领袖，其次才是政治领袖的认识。我说，他作为政治领袖，仅仅是对藏民族而言，而作为精神领袖，却可以不分民族。正如他在西方公众中的影响力主要是作为精神领袖获得的。然而对汉人这方面做的却不成功。同样的话我对LD也说过。多数汉人目前在西藏问题上都和政府观点差不多，基本把达赖当作企图让西藏和中国分离的藏族政治人物，对他的宗教作用和思想精神毫无所知。这当然是与当局的信息封锁和有意扭曲有关，但也与流亡西藏把主要精力放在西方，不够重视针对中国本土和汉人的工作有关。而且在与中国方面的对话中，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话语过多，没有着重区分政权和人民，也没有有意识地在汉地民间扩大达赖喇嘛的宗教影响，以及在汉人百姓中培育达赖喇嘛作为精神导师的形象。另外还有一对关系该如何调整也值得斟酌——流亡西藏对西方的成功和对中国的不成功，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反比关系，即在西方越成功，在中国汉地就越不成功。因为获得西方民心所使用的那些因素，在汉地往往就成为失去民心的因素。这两方面的关系究竟怎样定位，应该重新考虑。达赖喇嘛听我发表这些意见时，不断点头。
另外，我说即使在政治范畴，目前也有需要改进之处。如达赖喇嘛提倡不求独立只求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仅他一个人这样说不够，因为如果没有详细方案和周密研究，以及操作方面的具体化，就容易流于抽象理念，甚至被认为只是口号。达赖喇嘛无疑不能自己去做具体研究，但其左右目前也少见有人做。
我举例说，所有现代国家的宪法都给予国民有迁居、旅行的自由，实行了高度自治的西藏对中国也是同一个国家，那时西藏境内是否允许汉人自由往来？如果允许，藏人现在抱怨汉人大量涌入对西藏文化和生态造成的破坏怎么解决？如果不允许，与宪法的矛盾怎样解决？限制的措施又是什么？是用户口限制？还是用发护照、办签证的办法？是不是要在藏区和汉区之间建立边防和关卡？藏区有没有能力担负设立边卡的人力和资金，还是要汉区为之来建立？等等。对这些问题，我曾问过流亡政府的官员，他们没给我明确回答，看得出没在这方面进行深入思考，更没有成熟方案。
还有，达赖喇嘛提出将来西藏实行的制度既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我欣赏这种理念。然而具体而言，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制度？仅有理念还不够，需要有具体的设计和细节描述。西藏流亡政府公布过未来西藏的政治制度，但没有未来西藏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主要从经济上区分，如果没有形成具体制度，许多障碍就无法克服。西藏境内目前仍有大批被称为“翻身农奴”的人，不能不正视他们的存在。他们一直疑虑高度自治的西藏会不会要他们把土地重新交还给过去的领主？虽然达赖喇嘛一再强调西藏不会回到旧制度，但是如果一天不明确新制度是什么，“翻身农奴”们就不会停止猜疑和担忧。
还有共产党在西藏留下的遗产，几十年时间产生出的一大批同共产党休戚与共的藏人，如党政官员、国有企事业职工、退休干部等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各个方面、甚至能否生存下去都和现体制密不可分。如果西藏实行高度自治，现体制退出西藏社会，这部分人会发生何种变化？能不能保证生存？怎么处理现体制留下的“国有单位”？能不能消化十多万集中于城市的“干部职工”？如何转化他们？方案是什么？步骤是什么？……这一切都需要进行系统研究和周密安排，设计出平衡的配套措施。大而化之的笼统概念是远远不够的。所谓“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 人们在变革过程当中可以欢欣鼓舞，什么事都好说，问题往往发生在变革实现的第二天。一旦西藏真开始高度自治，所有责任就再无他人承担，全得靠自己。每天面对十分具体的柴米油盐，缺一点都不行，但流亡西藏现在不要说做好这些准备，连细致的思考都不是很多。
我的结论是，要跳出只有达赖喇嘛一人打“中间道路”旗帜的局面，需要思考和研究相应的方案。北京现在指责“中间道路”是一种欺骗手法，先搞半独立，再作为跳板走向独立。反驳这种指责，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中间道路”具体化，而不是像一些流亡藏人的简单回答——达赖喇嘛做了如此妥协你们还不接受，我们只有继续争取独立！那正好会被北京用来证明“中间道路”只是谈判手腕和独立跳板。而如果能把“中间道路”具体化，拿出可操作的方案，就比较容易向汉人证实“中间道路”的真诚，是目标而非手段。汉人多疑，是因为历史上受过的欺骗太多，习惯了猜忌。他们不会像藏人一样，对达赖喇嘛的话视为一言九鼎，而是不信口头允诺，只有看到实际作为，眼见为实，才可能逐步消除他们的猜忌。
听到这里，达赖喇嘛表示说他百分之百的赞成我的话。不过我知道不要为他说的“百分之百”得意，因为那是他的口头禅。我见过好几个人描述他们与达赖喇嘛的对话，都得到过达赖喇嘛“百分之百”的同意或赞成。达赖喇嘛接着开始对我具体地解释“中间道路”的内容。可能是我没有说明白。我提出那些问题不是针对问题本身，是为举例说明“中间道路”没有进入到具体化。他似乎是认为我想得到对那些问题的具体回答，话题便转到那上。
达赖喇嘛首先谈高度自治后西藏与汉人的关系。他说曾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衡量标准，凡是在西藏出生的人，未来可以算西藏居民，有留在西藏的权利；不是西藏境内出生的人，则应该回到汉地。这种说法我以前看到过。但如果只有在西藏境内出生的人才有长期居留西藏的权利，那种人数量是非常少的。即使是户口在西藏的汉人，本人在西藏生活了几十年，生孩子也往往回汉地，因为他们认为汉人母婴不适应西藏的海拔高度，所以他们的孩子也很多不是在西藏出生。那么在西藏以外出生的人都被要求离开西藏是否合理？又是否能够做到呢？居民权是问题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未来西藏是否允许汉人自由进入？是不是要把西藏变成香港一样，凭特别通行证才能进？香港还好说，那里原本中国人就进不去（但仍然引起内地汉人反感，说统一跟没统一没有区别），而藏区面积占中国领土四分之一，汉人原来可以自由走动，有一天却变成必须拿通行证才进得去，是很难说服他们的。
达赖喇嘛接着谈西藏未来实行的经济制度，为什么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原因在于他对资本主义有很多不满，西方社会的物质主义给人类带来很多问题，但是社会主义也有很多不当之处，同样造成很多问题。究竟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最适合未来的西藏，他说那需要学者和专家们去做研究，并不是他能回答的。
按照原本时间安排，我们至少超时了二十分钟。九点半他应该去法会讲经，不过法会时间有弹性，通常前面都是唱诵和默祷，是信众进入状态的时间，那时间可长可短，因此他晚一点去也没关系。达赖喇嘛可能认为我既然是一个作家，一定需要做些采访，所以应该回答我的问题。其实我倒宁愿他说些别的，因为他回答我的，都是以前他反复谈过的定型说法，大部分我早已看过。
茶几上放着一条哈达，那是准备谈话结束时达赖喇嘛送给我的，也就意味着最后告别。但是这次谈话结束时，达赖喇嘛表示中午还要再见一面，让BQ和他的秘书安排，因此哈达也就没给我。然后他背上一个黄色香包去赴法会，我们先留下，等他离开后再走。他还是光脚穿着拖鞋。我看到他刚一出门，两个早已等候的美国人就迎上前跟他握手，一左一右走在他两边。他们是被安排在去法会的路上跟他谈一会儿的。看来他的每一个时间空隙都被排满。
我十分赞叹达赖喇嘛的过人精力。六十六岁的人能够承受这样紧张的安排，足以证明身体非常健康。WA说他跟达赖喇嘛去台湾时，他们只是跟随，远不像达赖喇嘛那样一轮轮地接见、谈话、修法和传法，可是随行的年轻人都累得不行，达赖喇嘛却从无疲倦之态。由此我想到，北京方面内部吹风说达赖身体已经不行，已经在为“后达赖时期”做准备，那不是情报有误，就是一厢情愿。从他这次在美国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的活动看，他健康地再活上一、二十年应该是没问题。中共政权想和他比赛耗时间很可能是错误，因为这个政权自身能不能再挺一、二十年，是要画问号的。
出门后WA总结了几个“第一次”，即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在现场给人签字时写那么多话；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听他翻译时露出那种让他害怕的严肃神情；还有就是达赖喇嘛在如此紧张的出访日程中连着四次接见一个人，也没有过。本来担心LD没来洛杉矶，由别人安排日程不会多给我们时间，不想由达赖喇嘛自己安排，反倒增加了两次见面，结果就很圆满了。
中午吃法会供应的中餐盒饭，是免费的，大概是哪个中餐馆老板给法会的布施。中间有一件逗乐事。BQ是个素食者，拿饭时特地问清了是素餐，可是等我们找到坐的地方，打开一看，每个饭盒里都赫然摆着一只鸡腿。BQ大惊失色，匆匆去换，结果人家告诉他鸡腿是假的，实际是豆制品。他还是难以放心，因为那“鸡腿”的确可以乱真，不仅看上去无法分辨，我连吃在嘴里也不敢断言不是肉，直到吃出了木棍做的“骨头”，才最终确定是假，马上告慰BQ。BQ对我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是要吃素，又下那么大功夫作成跟肉一样，汉人究竟是什么心理？对此我回答不出。
我和达赖喇嘛的第四次谈话像前一天一样，安排在讲经午休时间。我们吃完饭就去会堂，先是在摆着法座和法器的讲台上等了一会，不久达赖喇嘛的工作人员领我们进去。还是上次见面的小休息室，达赖喇嘛没到。我们都站在屋子中间等。过一会儿达赖喇嘛出现在门口。他先朝我做了一个欠身致礼。那情景我至今在眼前清晰可见。我也连忙对他鞠躬还礼。他的人格魅力重要一点就在谦恭平易，不给别人造成距离感和排斥感，而是把人往近拉，让人感觉亲密，同时却不会因此认为他没份量，他仍然是大人物，却那么亲近，仅此一点就会征服很多人。
开始谈话。我力图把上午的话题进一步阐述清楚。我说流亡西藏在“中间道路”的具体化上做得不够，可能会有自己的理由——既然中国政府完全拒绝“中间道路”，还有什么必要对其具体化？既然高度自治看不到任何希望，去想实现高度自治后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然而对此不能只看其一，不看其二。把“中间道路”具体化，并非仅在“中间道路”实现后才有用，而是在把“中间道路”从思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就不可缺少。只有把“中间道路”具体化，才能让各方真正了解“中间道路”是怎么回事，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思考和判断。这里还牵扯到一个方法问题，不能只看政府的态度，即使北京在西藏问题上强硬到底，也要——而且更要——努力去做争取中国人民的工作。有了这样一种前提，就不会仅仅因为北京不做回应而灰心丧气，放弃该做的事情。流亡西藏为“中间道路”所做的任何具体工作，终将被中国精英阶层认识，并通过他们扩散给中国人民。现制度不会成为中国的永远，一旦现制度退出，今天播下的种子就会在那时得到收获。而如果不去进行这种努力，其结果就等于是让多数汉人在西藏问题上和中共绑在一起，从而使中共今天对西藏的态度继续延伸到中共后的时代。在我来看，那才是最大危险。
这次见面时间比较短，大概只有半小时。遗憾的是我没有把达赖喇嘛的谈话记下来。因为这几次见面，重点都在我讲给他听，我的思考都集中在如何讲上，因此很难同时再做记录。后来再回忆，达赖喇嘛讲的内容是什么，都只剩下一个大意。尤其是最后一次见面，他的话我几乎没留下多少印象。只记得最后分别的时刻，他给我戴上哈达，对我说了一番祝福的话。我也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对他说，在我眼中，未来不仅需要他带领西藏，而且还可能需要他带领中国。听到这话他笑了，那是一副面对天方夜谭的笑。然而我这话是发自肺腑的，绝不是虚伪的溢美之词。对他而言，可能完全不希望再给自己加上一个带领十几亿人的重担，只解决西藏问题已经够叫他操心，并且他只对西藏人民负有义务，汉人的问题并非他的事情。然而我在第一次和他见面时就说过，西藏问题的解决和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分不开的，不解决中国问题而单独解决西藏问题没有可能。“中间道路”目前对西藏的很多具体问题拿不出可行办法，常常会面临无法超越的两难处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只局限西藏自身，没有把西藏和中国作为一体来考虑。因此也就意味着，要想真正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必须把自己放在中国领袖的位置上才有可能。只要他不愿放弃西藏，中国的担子也就得一块挑，除此别无选择。
在我来看，也许这就是天意。把西藏问题和中国问题绑在一起，就是要让达赖喇嘛有一天可以担当中国的领袖。当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那一天到来时，他能起到的作用将是独一无二、无人替代的。尽管现在我这样说，人们会笑为天方夜谭，然而达赖喇嘛不应该，他如果真能通达天意，心里就应该意识到这个使命。
最后一刻，在我们握手告别时，达赖喇嘛抱住我的双臂，把我拉近，用额头顶住我的额头，我也抱住他的肩膀。我们两个谁都没说话，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好像很漫长，又好像很短暂。当晚他就要飞回印度，下次再见不知道会在何时何地了。我走到门口，转身再次向他合什道别，他站在原地目送我，不知为何，我的心头弥漫起一片惆怅。
在飞越太平洋回国的旅途中，我开始考虑下一步会遇到什么和能做些什么。周围旅客东倒西歪地沉睡，我在机舱的黯淡光线下想了半天也没想清楚。如果“有关部门”知道我和达赖喇嘛说了什么，是不是会给我定叛国罪——给达赖出谋划策，不是叛国是什么？说起来会让人感觉有点滑稽，对我一无所知的LD隔着太平洋可以看出我有一颗“中国心”，随时监控我的当局却会把我视为“叛国者”。
其实在见达赖喇嘛的过程中，有句话一直在我嘴边没说出口——如果采用递进民主制，即使西藏独立的目标都可以实现。那只要具备一个前提——绝大多数西藏人都坚决要求独立。我没讲这句话，是因为感觉似乎真有点“叛国”味道了。不过平心而论，我跟达赖喇嘛讲的一切，目的都在于把西藏留在中国，而不是要让西藏独立。我为达赖喇嘛所做的任何“出谋划策”，也都是以“西藏留在中国”为我们的共同基础。只不过我认为能够使西藏最终留在中国的，不是镇压，而是给西藏自由与自主。同时我也坚信这一点，如果中国方面能主动允许西藏实行递进民主制，西藏独立的前提就不会存在。因为实行了递进民主制的西藏已经实现高度自治，绝大多数西藏人就不会再去要求独立。而且递进民主制产生的西藏领导人将是有高度理性的，他们比谁都清楚追求独立要付出的代价是西藏无法承受的。关于这方面的论证，我已写在《递进民主制与代议民主制：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比较》一文中。
想到这里，我闪念了一下，如果回国后主动要求“汇报”这次见达赖喇嘛的情况，能不能引起高层重视，从而借这种“汇报”把以递进民主制解决西藏问题的想法传递给他们呢？会不会对解决西藏问题起到推动，也对递进民主制的启动有帮助呢？然而立刻被我否定了。对一个连村级选举都百般限制的政权，如何可以想象它能尝试另一种完全异类的政治制度呢？
不过与达赖喇嘛谈了这么多，总该找出一些可以沟通的内容，产生一些作用吧？总结下来，可以谈的有三点：一是达赖喇嘛走“中间道路”的诚意，可以用我的近距离观察，反驳把“中间道路”描绘成阴谋的说法；二是达赖喇嘛的健康状况，让那些认定他已身心日衰，力图把西藏问题拖到他死后的人重新考虑一下时间表；三是达赖喇嘛在西方社会的威望，把这样的人放在敌对位置，等于是把自己放在西方公众的对立面。在阐明这三点的基础上，再谈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只有同达赖喇嘛达成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对中国才是一劳永逸。这样去谈，能不能对决策者产生一点影响呢？
然而一考虑如何去谈的细节，难题就出来了。首先跟谁去谈？那不能是安全部门，我不想与其合作，也不想自找麻烦；那么就只剩下一个部门管这事——统战部。但提起这个部门就让人泄气，多年来它对解决西藏问题只是障碍，没起过好作用。一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还和统战部主管西藏事务的官员有过辩论，深知那些人不会接受任何承认达赖喇嘛作用的想法。国际上所说的“中国对西藏问题的态度”，说到底不过是中共政治局数个常委对西藏问题的态度。那几个人管理如此大的中国，西藏问题平时很难进入脑海，也不可能深入思考，因此他们在西藏问题上的思路，国际方面只能被统战部主导，国内方面则是被藏区地方政府主导。而确定与达赖为敌到底的方针，统战部起了主要作用，倘若要它就此改变，等于否定了它以前的所说和所做。在专制体制内，这种转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找统战部谈这种话题，纯属自找没趣。
最后我只能倍觉无奈，放弃所有想法。在朦胧入睡前，临别时回首看见的达赖喇嘛不断浮现在眼前。他那披着绛红袈裟的沉默身影让我如此难忘，是因为让我想起一部纪录片中深深感动过我的镜头，那是一位流亡异乡已经几十年的老喇嘛，孤独地站在边境线上尼泊尔一侧的山顶，遥望西藏的广阔高原不可遏止地痛哭……
2001年写于拉萨 2006年整理于北京
(全文完)
星期二, 8月 13, 2013
《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前言
作者：王力雄
……新疆……写下这两个字让我颇费踌躇，它是中国现实领土六分之一面积的称号，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两千多万人民时刻挂在嘴上的名称。但是当我在头脑里面对这本书的可能读者时，会浮现我在波士顿经历的场面。那是一个关于「族群」问题的研讨会，到会的有藏人、蒙古人、台湾人，还有大陆汉人。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维吾尔人代表，该到场的肯定不能算完整。当会议已经开始，才有一位维吾尔人从德国姗姗来迟。他的第一句话是向与会者宣布，如果有人使用「新疆」二字，他便拒绝参加会议。
新疆……一旦进入某种场合，就从一个地名变成包含很多难题和对抗的历史。什么是「新疆」？最直接的解释是「新的疆土」。但是对维吾尔人，那片土地怎么会是他们「新的疆土」，明明是他们的家园，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呀！只有对占领者才是「新的疆土」。维吾尔人不愿意听到这个地名，那是帝国扩张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时是当地民族屈辱与不幸的见证。
新疆即使对中国也是个尴尬地名。既然各种场合都宣称那里自古属于中国，为什么又会叫做「新的疆土」？御用学者绞尽脑汁，把「新疆」解释成左宗棠所说「故土新归」，却实在牵强，那明明应该叫「故疆」才对，怎么可能叫「新疆」呢？何况早在左宗棠前一百年，那片土地就已经被清王朝叫做「新疆」了。
不过，只要谈那片广阔土地上的事，总得用一个名称。最终我还是用了「新疆」，除了是一种现实的不得已（即使是东土人士谈具体话题也难避免用「新疆」），其实也能让双方都从中各取所需维吾尔人能以此证明他们的土地是被中国所占，中国也能以此宣示疆土的归属。
用这么多篇幅，我的目的不是仅为说明选择地名的困难，而是想说明新疆问题的复杂。仅地名就已存在如此纠葛与对立，揭示新疆问题全貌的困难可想而知。
这本书写作的起点，应该是一九九九年。那时我刚出版《天葬西藏的命运》。再写一本新疆问题的《天葬》是我最初的想法。如果没有在新疆入狱，那写作应该会按部就班地进行，书也会在几年前就已问世。不过那样写出的书一定和这本不一样。它会像《天葬》有个面面俱到的框架，居高临下地概述，力图包容新疆问题的全貌。但是当我被关进新疆的监狱，被勒令从此不可再触碰任何官方资料，使我不得不放弃框架式的写作。新疆问题的真实信息几乎都被封闭在
官方数据内。没有官方资料，框架是建不起来的。
不过这却可以算作一种成全。入狱使我更深地进入了新疆的情景。当我准备继续写这本书时，已经变得踌躇渐多，不再觉得有资格搭建框架和居高临下地概述，更不敢轻易给出结论。入狱是这变化的转折点。当监狱之门在我身后锒铛上锁，进入新疆的另一道门却悄然打开。那道门内的新疆不再是文件、书本和信息中的符号，而是真实的血肉、情感乃至体温。我与新疆的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从此有了脉络相通、呼吸与共的感觉。
于是，我不再为缺少官方信息而遗憾，也不再认为那是缺陷。信息不是真理，甚至不一定是真相。没人能比统治者得到更多信息，却不能说统治者了解了事物真相。历史让我们看到，即使是在殖民地过了一辈子的殖民者，又何尝懂得那里的人民？我写新疆，重要的不在罗列信息。哪怕是掌握最核心的官方秘密，价值也不如去展现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情感和愿望。
这无疑非常困难。不错，在新疆境内，每天都可以见到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孜别克人……作为一个汉人，你可以跟他们打交道、做买卖、讨价还价，也许还可以开个玩笑。但所有这些都不意味你能进入他们内心。在汉人面前，他们把内心严密地包藏起来。从一九八○年，我前后九次到新疆，走遍了新疆每条主要公路，到过所有地区，五次翻阿尔金山， 三次穿塔克拉玛干沙漠。那虽然花费很多时间，耗费不少资财，但却比看见一个维吾尔人的内心要容易。可以说，直到我入狱前，走遍了新疆的我，没有一个维吾尔朋友。即使在维吾尔人最集中的地方，我也只能出入汉人圈子。不是我没有接触他们的愿望，是他们不接纳。每天在眼前掠过的维吾尔人，仅仅是街道或巴扎（维吾尔语：集市）上的影像。
至今，我未见任何汉人研究者真实展现过维吾尔人的内心。中国官方近年对新疆研究投入很大。众多官方研究者有权看文件，了解机密，见的人广，到的地方多，却唯一做不到打开维吾尔人的心扉。对此，海外维吾尔人的发言并非可以全部弥补。他们可以讲新疆境内没人敢讲的话，但是并不完整。角色的对立使他们的话语与中国官方泾渭分明、黑白相反，展现的往往是政治姿态和组织立场。而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生活在新疆境内的维吾尔人内心想什么。在我看来，能听到一个维吾尔人的心里话，绝对胜过读一百本外人写新疆的书。
如果没有新疆入狱，我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穆合塔尔是我的同牢狱友。在今日中国，能让维吾尔人接纳汉人的地方，大概只有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那次入狱给我的最大收获就是结识了穆合塔尔。这本书正是因为有了他，才有了现在的角度——不再居高临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维吾尔人中间。
这本书的内容是在不同时间所写，但都和穆合塔尔有关。第一部分是我离开监狱后的追忆，记录了我被捕经历，包括与穆合塔尔的相识。
第二部分是我出狱后四次重返新疆的经历，是根据当时的旅行日记编写。四次我都和穆合塔尔见了面。新疆对我的吸引，穆合塔尔已经是主要因素。那四次游历几乎覆盖了整个新疆（只有北疆一角未到）。没有机会自己游历新疆的读者，不妨利用我的眼睛，尽管走马观花，却至少是了解新疆的基础。
第三部分是本书的重点——我对穆合塔尔的访谈。那是按现场录音整理出来的，除了理顺口语，基本保持原貌。你会如同坐在我的位置，倾听一位维吾尔人敞开心扉。那席话将会带你直接进入新疆问题的核心。
第四部分是我对新疆问题的思考。写在我给穆合塔尔的信中。虽然被放在书的最后，却不是结论。本来计划等待穆合塔尔回应，和我的信放在一起再出书。但是关系到维吾尔民族命运的话题，光靠写几封信是不够的，需要由穆合塔尔写出自己的书。
我为此书致谢的人可以开出长长名单，然而还是像以往在中国境外出书一样—出于安全考虑无法公开。我只能心怀感激，默念名单中的所有名字。排在最前面的当然是穆合塔尔。原本我用××××代替他，但是显而易见，那不能让需要防范的人不知道他是谁，只能让对他无害的读者不知道他是谁。从这个角度，公开他的名字不会更有害，也许还能对他多一点保护。
不过我仍然心存忐忑，祈求这样做不会是一个错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曾梦见，我和穆合塔尔又坐在同一间牢房。不过我们已经没有恐惧，没有忧伤，好像那就是该有的命运，只是安静相对，等待把牢底坐穿的一刻。
二○○七年一月十八日 北京
……新疆……写下这两个字让我颇费踌躇，它是中国现实领土六分之一面积的称号，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两千多万人民时刻挂在嘴上的名称。但是当我在头脑里面对这本书的可能读者时，会浮现我在波士顿经历的场面。那是一个关于「族群」问题的研讨会，到会的有藏人、蒙古人、台湾人，还有大陆汉人。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维吾尔人代表，该到场的肯定不能算完整。当会议已经开始，才有一位维吾尔人从德国姗姗来迟。他的第一句话是向与会者宣布，如果有人使用「新疆」二字，他便拒绝参加会议。
新疆……一旦进入某种场合，就从一个地名变成包含很多难题和对抗的历史。什么是「新疆」？最直接的解释是「新的疆土」。但是对维吾尔人，那片土地怎么会是他们「新的疆土」，明明是他们的家园，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呀！只有对占领者才是「新的疆土」。维吾尔人不愿意听到这个地名，那是帝国扩张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时是当地民族屈辱与不幸的见证。
新疆即使对中国也是个尴尬地名。既然各种场合都宣称那里自古属于中国，为什么又会叫做「新的疆土」？御用学者绞尽脑汁，把「新疆」解释成左宗棠所说「故土新归」，却实在牵强，那明明应该叫「故疆」才对，怎么可能叫「新疆」呢？何况早在左宗棠前一百年，那片土地就已经被清王朝叫做「新疆」了。
不过，只要谈那片广阔土地上的事，总得用一个名称。最终我还是用了「新疆」，除了是一种现实的不得已（即使是东土人士谈具体话题也难避免用「新疆」），其实也能让双方都从中各取所需维吾尔人能以此证明他们的土地是被中国所占，中国也能以此宣示疆土的归属。
用这么多篇幅，我的目的不是仅为说明选择地名的困难，而是想说明新疆问题的复杂。仅地名就已存在如此纠葛与对立，揭示新疆问题全貌的困难可想而知。
这本书写作的起点，应该是一九九九年。那时我刚出版《天葬西藏的命运》。再写一本新疆问题的《天葬》是我最初的想法。如果没有在新疆入狱，那写作应该会按部就班地进行，书也会在几年前就已问世。不过那样写出的书一定和这本不一样。它会像《天葬》有个面面俱到的框架，居高临下地概述，力图包容新疆问题的全貌。但是当我被关进新疆的监狱，被勒令从此不可再触碰任何官方资料，使我不得不放弃框架式的写作。新疆问题的真实信息几乎都被封闭在
官方数据内。没有官方资料，框架是建不起来的。
不过这却可以算作一种成全。入狱使我更深地进入了新疆的情景。当我准备继续写这本书时，已经变得踌躇渐多，不再觉得有资格搭建框架和居高临下地概述，更不敢轻易给出结论。入狱是这变化的转折点。当监狱之门在我身后锒铛上锁，进入新疆的另一道门却悄然打开。那道门内的新疆不再是文件、书本和信息中的符号，而是真实的血肉、情感乃至体温。我与新疆的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从此有了脉络相通、呼吸与共的感觉。
于是，我不再为缺少官方信息而遗憾，也不再认为那是缺陷。信息不是真理，甚至不一定是真相。没人能比统治者得到更多信息，却不能说统治者了解了事物真相。历史让我们看到，即使是在殖民地过了一辈子的殖民者，又何尝懂得那里的人民？我写新疆，重要的不在罗列信息。哪怕是掌握最核心的官方秘密，价值也不如去展现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情感和愿望。
这无疑非常困难。不错，在新疆境内，每天都可以见到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孜别克人……作为一个汉人，你可以跟他们打交道、做买卖、讨价还价，也许还可以开个玩笑。但所有这些都不意味你能进入他们内心。在汉人面前，他们把内心严密地包藏起来。从一九八○年，我前后九次到新疆，走遍了新疆每条主要公路，到过所有地区，五次翻阿尔金山， 三次穿塔克拉玛干沙漠。那虽然花费很多时间，耗费不少资财，但却比看见一个维吾尔人的内心要容易。可以说，直到我入狱前，走遍了新疆的我，没有一个维吾尔朋友。即使在维吾尔人最集中的地方，我也只能出入汉人圈子。不是我没有接触他们的愿望，是他们不接纳。每天在眼前掠过的维吾尔人，仅仅是街道或巴扎（维吾尔语：集市）上的影像。
至今，我未见任何汉人研究者真实展现过维吾尔人的内心。中国官方近年对新疆研究投入很大。众多官方研究者有权看文件，了解机密，见的人广，到的地方多，却唯一做不到打开维吾尔人的心扉。对此，海外维吾尔人的发言并非可以全部弥补。他们可以讲新疆境内没人敢讲的话，但是并不完整。角色的对立使他们的话语与中国官方泾渭分明、黑白相反，展现的往往是政治姿态和组织立场。而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生活在新疆境内的维吾尔人内心想什么。在我看来，能听到一个维吾尔人的心里话，绝对胜过读一百本外人写新疆的书。
如果没有新疆入狱，我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穆合塔尔是我的同牢狱友。在今日中国，能让维吾尔人接纳汉人的地方，大概只有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那次入狱给我的最大收获就是结识了穆合塔尔。这本书正是因为有了他，才有了现在的角度——不再居高临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维吾尔人中间。
这本书的内容是在不同时间所写，但都和穆合塔尔有关。第一部分是我离开监狱后的追忆，记录了我被捕经历，包括与穆合塔尔的相识。
第二部分是我出狱后四次重返新疆的经历，是根据当时的旅行日记编写。四次我都和穆合塔尔见了面。新疆对我的吸引，穆合塔尔已经是主要因素。那四次游历几乎覆盖了整个新疆（只有北疆一角未到）。没有机会自己游历新疆的读者，不妨利用我的眼睛，尽管走马观花，却至少是了解新疆的基础。
第三部分是本书的重点——我对穆合塔尔的访谈。那是按现场录音整理出来的，除了理顺口语，基本保持原貌。你会如同坐在我的位置，倾听一位维吾尔人敞开心扉。那席话将会带你直接进入新疆问题的核心。
第四部分是我对新疆问题的思考。写在我给穆合塔尔的信中。虽然被放在书的最后，却不是结论。本来计划等待穆合塔尔回应，和我的信放在一起再出书。但是关系到维吾尔民族命运的话题，光靠写几封信是不够的，需要由穆合塔尔写出自己的书。
我为此书致谢的人可以开出长长名单，然而还是像以往在中国境外出书一样—出于安全考虑无法公开。我只能心怀感激，默念名单中的所有名字。排在最前面的当然是穆合塔尔。原本我用××××代替他，但是显而易见，那不能让需要防范的人不知道他是谁，只能让对他无害的读者不知道他是谁。从这个角度，公开他的名字不会更有害，也许还能对他多一点保护。
不过我仍然心存忐忑，祈求这样做不会是一个错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曾梦见，我和穆合塔尔又坐在同一间牢房。不过我们已经没有恐惧，没有忧伤，好像那就是该有的命运，只是安静相对，等待把牢底坐穿的一刻。
二○○七年一月十八日 北京
王力雄：新疆追记（22--30）
(22)：民族主义是双刃剑
进监狱倒是给了我一个在外面不可能有的机会——能见到维族的政治犯并且能进行比较深入的交谈。冬季看守所没有劳动，一天到晚呆在牢房，反正没事可干，只有用聊天打发时间，同时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名使得维族政治犯对我比较信任，我们彼此谈了很多话。
我原来总是试图说服少数民族朋友，不应该把他们受的苦难看作是民族压迫，因为汉族也一样在受压迫。中国各民族的苦难根源都在专制制度，改善苦难的处境不是在各民族之间进行兄弟残杀，而是团结起来去改变社会制度，共同建设新的民族共同体。我对维族狱友说，并没有因为我是汉族，就改变了我们关在一起的命运（今天我还会举另一个例子——并没有因为法轮功是汉人所搞，就避免了被镇压和取缔）。但我还是同意维族朋友的意见，如果说以前的年代各民族是受到共同迫害，90年代后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则明显超过了对汉族的压迫。而且在新疆，汉人往往与政府站在一起，成为对当地民族进行压迫的同盟。
在这方面，新疆是最突出的。西藏虽然也有民族问题，但因为西藏的汉人比例小（西藏自治区1999年的汉族常住人口的人口比例为2.83％），形不成与当地民族对抗的群体，所以压迫主要体现为政治压迫而非民族压迫。新疆汉人占总人口比例将近四成，很多人都是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把自己摆在统治民族地位，政府也把汉人当作制约当地民族的力量。不同民族之间所受的信任和待遇明显不同，因此对当地民族而言就构成民族压迫。
民族问题从政治压迫变成民族压迫，是一种危险的变化。因为如果面对的是政治压迫，只要对政治进行改变，压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团结建设共同的新社会也有可能。而如果少数民族认为他们不仅是受专制权力的政治压迫，而且是在受整个汉民族的压迫，政治的改变就不会让他们认为能解决问题，他们对出路的选择只能是民族独立，与汉族彻底分开，压迫才能最终解除。这对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即使中国改变了政治制度，少数民族仍然不要留在中国，反而会借转型期国家控制力的衰弱加紧独立，那一方面会在中国缩小民主力量的发言权和生存空间，提供滋生法西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土壤，另一方面势必造成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恶性互动，最终演化出暴力冲突和民族仇杀。
不幸的是，新疆的情况正在向后者发展。为了对其专制统治赋予理由，中共把民族主义当作进行蛊惑煽动的精神工具。其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在新疆的确起到了把汉人拉在中共一边的作用，但同时也在把当地民族推到了敌对的一边。那种敌对不仅是对中共的敌对，还是对整个汉族的敌对。这就是民族主义的双刃作用——得到它好处的同时也必然得到它的坏处。而坏处是长远的，最终会超过眼前得到的好处。我一直奇怪中共的一厢情愿，居然可以指望一个"中华民族"的人造概念把五十六个民族统一成一个民族，再以民族主义的鼓动使整个中国按照它的指挥棒一致对外。然而只要"中华民族"的概念不被其他少数民族认同（那是可以肯定的），被鼓动起来的民族主义就不会只充当政权的武器，而是每个民族都可以对其为我所用，都可以用民族主义煽动和凝聚自己的人民，并将其作为追求少数民族分离和独立的根据。
作为一个权力集团，中共在权力运作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权术文化，被中共继承和发展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高度。旁观中共的权力运作，我眼前常出现那种椅子杂技的表演场面。那表演是把椅子一张接一张架起来，上面有人在做倒立、滚翻等技巧，越架越高的椅子摇摇晃晃，全靠上面的人掌握平衡，保持不倒。今日中共也达到了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平，椅子已经架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仍然还能维持平衡。然而平衡不会无限止地维持下去，椅子也不可能无限止地继续架高，总会到一个时刻，所有椅子哗啦一下垮掉，那时架得越高，垮得就会越狠。对它必将垮掉，我毫不怀疑，唯一不能确定的只是什么时间而已。
中共的道路之所以越走越窄，很大程度在于人文精神的丧失。中共执政的半个世纪，人文教育被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人文传承几乎被彻底割断。即使是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都是单一化的技术型人才，有知识而无心灵，崇拜实力蔑视弱小。他们能够依仗的只有权力体系和权谋手段，擅长的唯有行政与强力，动辄挂在嘴边的加大力度、严打、重典等，一时似乎有效，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是饮鸩止渴。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权力集团无法面对诸如文化、历史、信仰、哲学那些更为深入广泛的领域和具有终极性的关怀，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诡诈却异常单薄，只能局限于应急救火、平息事件。而民族问题恰恰首先是一个人文方面的问题，必须具有人文的灵魂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之道。从这个角度看，今日中国的民族问题日益走入死胡同有一种必然，而且展望未来，也难以指望中共能对此产生突破，因为人文的复兴绝非可以召之即来。
(23)：汉维"代表"的谈判
我和同牢的维族青年E成了兄弟一般的朋友。我们经常谈的话题说起来会让人觉得可笑，虽然我们都是身陷囹圄的犯人，可是却在扮演各自民族的代表，进行的是未来怎样解决新疆问题的谈判。
"谈判"一般背著别的犯人进行，有时我们会在狭窄如笼的寒冷小院并肩踱步，一谈就是几小时，只有当武警持枪的身影笼罩在头顶时才陷入沉默。我们不是把"谈判"当成打发时间的游戏，非常认真，也有争论。例如我强调搞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最终一定伤害到维吾尔人自己。我以达赖喇嘛为例，一时看他的非暴力主义不如恐怖主义影响大，但今天那么多汉人迷恋西藏文化，信仰西藏宗教，汉地出版了那么多有关西藏的书，西藏成了汉人精英的时尚，这一切是与整个藏民族奉行达赖喇嘛的和平主义分不开的。在这种背景下，达赖喇嘛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政治主张也逐步开始得到汉人的理解。相比之下，只要是跟穆斯林有关的题材，汉地出版社一概不敢碰，因为以往的教训使他们知道，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极端反应，造成事件。今天，维吾尔民族到底是怎样的情况，维吾尔人到底是怎么想，汉人几乎完全不了解，这与上述文化沟通的中断不能说没有关系。汉人轻易不敢去新疆城市以外的地区，连我这样习惯闯荡的人也不敢独自在维族地区旅
行。这或许是出于一种误解，但正是因为新疆发生过的恐怖活动和激烈行为，造成了汉人认为维吾尔人普遍具有攻击性的看法。两个民族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对此汉族固然应该负主要责任，维吾尔族的精英也需要自省。我在海外遇到流亡维吾尔人，他们在对话前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不能说"新疆"两个字，只能称"东土耳其斯坦"，否则免谈。而那种要求等于是彻底关掉与汉人对话的大门，因为哪怕从习惯而言，也不可能让人把用了几十年的称呼顿时换成另一个，何况汉人对此还有认识上的巨大差异。面对差异，不应该立刻要求论定是非，不妨给互相之间一个理解和变化的时间。如果你就是不给他时间，汉人也不会求著你给，他也干脆不理你了，那难道对维吾尔人有利吗？毕竟在实力上是汉族强维族弱，弱小民族更有利的武器因此应该是道义而不是强力，是对对方人心的争取而不是一概而论的仇视与排斥。从这个角度看，达赖喇嘛的和平主义远比暴烈的恐怖主义更有力量。
E也批评汉人的国家主义。为什么你们汉人提起国家统一就认为是不可怀疑的公理？为什么汉人可以有自己的国家，别的民族就不能有？你们反对专制，追求民主，但是少数民族的民主你们是否尊重？如果少数民族的民主就是要求独立，你们是用民主的方式对待，还是用专制的手段解决？汉族精英动不动就用国家需要来为统一辩护，什么台湾岛链是中国通往太平洋的门户，西藏高原是中国腹地的屏障，新疆是中国未来的生存空间……然而国家是什么，国家只是一个概念，真实的是组成国家的人。也就是说，你们汉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不考虑少数民族的需要，或者干脆牺牲少数民族的需要，这是否就是你们要求保持统一的实质所在？
我接受E对国家主义的批评，我原来对民族问题的思考也没有完全抹掉国家主义色彩，这次新疆入狱的经历让我开始对此反省和清除。我表示，国家的概念应该退后，民族的概念也同样应该退后，因为民族和国家一样是抽象概念，真实的存在只是具体的人。对我们来讲，重要的不是国家，也不是民族，而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一个个母亲、妻子、丈夫和儿女，怎样能够让他们每个人都免于恐惧和匮乏，获得自由和尊严，才应该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从这个角度，统一不是目标，独立也同样不是目标。如果维族和汉族能够和平地分离，各自追求适合自己的生活，我不反对，问题是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不能的话，如果分离一定带来冲突和流血，造成战争、恐惧和匮乏，我们就应该考虑是否可以在不分离的情况下，同样使各族人民获得自由和尊严，那就成为比独立更好的选择。
对此常会听到少数民族朋友这样说，只要汉族同意少数民族独立，少数民族绝对不会去和汉族发生战争。汉族民主人士应该做的是说服汉族人民同意少数民族独立，那样就不会有战争发生。对此，问题还是能不能做到？谁能说服十多亿汉人同意国家分裂？这里我打乱一下时序，谈一段后来的经历。2000年秋天我在波士顿参加一个中国不同族群人士的聚会。主办者把会议安排在一个林中修道院。每个人住的房间都有十字架上的耶稣昼夜俯视，圣经摆在床头。参加会议的都是知识分子，算得上各族群最有理性的代表，然而冲突的激烈还是使我感到震惊。在那会上，少数民族人士也同样要求汉族民主人士说服汉族人民同意少数民族独立。我对他们说，我因为写了《天葬》被你们视为朋友，但是在这个会上，我同样被你们视为具有父权意识和大一统情结，你们可以想一想，让十多亿汉人都能达到比我更被你们满意的程度，无保留地同意一半国土分离出去，究竟有没有那种可能呢？ 当然，我并不认为汉人的大一统情结是合理的，我只是说它已经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如果不能让它立即消弭于无形，就不能不正视。即便有一天中国实现了民主，十多亿汉人也完全可能以多数票要求政府动武制止少数民族分裂。民主并不意味民族问题的解决。如果中国的少数民族足够强大，有和汉族进行战争的实力，最终打出个民族独立的结果，也算是一种"不自由毋宁死"的选择。然而所有少数民族的人口加在一起，也不足汉人的十分之一，军事和经济的实力相差更远，战争结果必然是少数民族的牺牲更大。因此我认为，战争不应该是少数民族考虑的选择，相反正是因为要避免战争，少数民族就应该放弃独立。
这样的逻辑可能会使一些少数民族朋友感到有讹诈的意味。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考虑的不仅是利害，更重要的是尊严。如果把民族独立视为尊严的唯一体现，就应该是即使死也不放弃。不能活著得到尊严，就通过牺牲得到尊严。对此我非常理解，我自己也曾试图以死捍卫尊严，因此我才对新疆的前途格外担忧。
新疆是这样一个地方，维吾尔人800多万，汉人近660万，哈萨克族130多万，回族80万，柯尔克孜族和蒙古族各十几万，民族混杂，互相制约。从各自的背景来看，虽然新疆汉族的背后有十多亿人的中国，后援强大，但当地民族的后援也不可小觑。如当地7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而新疆接壤的8个国家（新疆是中国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有5个是伊斯兰国家，那些国家又通往中亚、西亚和阿拉伯等更广大的伊斯兰世界；当地5个民族属于突厥语民族，毗邻的伊斯兰国家也多属于突厥民族，他们的背后又有土耳其那样强大而野心勃勃的"世界突厥人祖国"；新疆还有6个当地民族是跨界民族，且毗邻国家就是他们的民族国家，如哈萨克、塔吉克、蒙古、俄罗斯等。新疆当地民族很清楚只靠自己对付不了中国，因此从来都在世界一盘棋中考虑问题。当我听到新疆少数民族人士如数家珍地谈论周边国家、伊斯兰世界和国际社会时，经常为他们的广阔眼界感叹不已，自愧不如。我相信汉人未来在新疆面对的，一定不仅仅是当地民族，而是变量众多、错综复杂的力量。汉人搞定新疆绝非轻易之事。
安全厅看守所里有一个维族犯人，其他犯人私下里都叫他"国防部长"。我没见过"国防部长"，但一进看守所就开始听人讲他，他已经被传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他是在参加车臣独立战争时被俄军俘获引渡回中国的。他之所以去为车臣打仗，是因为他们都是穆斯林，打的是圣战。那么将来维吾尔人若是打起了脱离汉人异教徒统治的圣战，其他国家的穆斯林——那些剽悍的高加索人，善战的阿富汗人，富有的阿拉伯人……会不会也一样会投入呢？
即使不考虑外力的介入，新疆本地的民族仇杀也会达到相当暴烈的程度。因为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的力量基本势均力敌，当地的穆斯林民族的人口比汉人多（二者比例约为10:7），但是汉族掌握更多的资源，诸如武器、财富、技术和中枢位置等。如果双方不是势均力敌而是力量相差悬殊，冲突烈度反而可能会低。例如西藏汉人量少且不扎根，一有动乱迹象就会早早撤回内地，很少有人愿意留下坚守，种族仇杀的规模反而不会大。势均力敌却是最容易导致冲突升级的。新疆汉人一是人数众多；二是早在新疆扎根；三是集中聚居，尤其是在城市（如乌鲁木齐的汉人占到72.7％）和兵团——这决定了他们轻易不会撤离，即使是内地一时不能支援，他们也有保卫自己的力量。
仇恨调动起来是没有止境的，仇杀一旦开始就会走向盲目和疯狂，残酷程度将难以想象。波黑的民族构成特征和新疆有相象之处，但波黑的人口规模只是新疆的三分之一，照样打了那么多年惨烈的战争，流了那么多血，震动了整个世界。波黑是新疆的前车之鉴。如果我们不及早地想法防止，未来有一天新疆成为更大规模的波黑，可能性完全存在。那时被夺走的生命可能达到十万百万，每个民族都会流很多血，各民族孤儿寡母的哭声将会震动新疆的大地。
对那种前景，不仅是我担心，当地民族的有识之士也一样担心。在上海被拒绝住店的那位乌孜别克族教授对我说，中国将来肯定要出事，中国民主化之日，就是新疆血流成河之时，他一想起那种前景就害怕，因此他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国，不能让他们留在新疆。
(24)：新疆问题的出路——自治是关键
我和E用了很多时间讨论如何避免未来新疆发生流血冲突。让我感到欣慰的是E也认为追求独立是不现实的，同时对新疆当地民族也不见得有利。我们之间的共识是，新疆问题的出路是当地民族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
维吾尔人有一个政治笑话，说李鹏管理经济遇到了困难，去请赵紫阳复出继续为党工作，赵问让我担任什么，李说管经济的副总理，赵立刻拒绝说，我又不是维族！这笑话是讽刺不让维族掌握实权的状况。讲这笑话的维族朋友解释说，上海人到北京去当官你们都要骂"上海帮"，新疆的实权都被汉人把持，我们又怎么会满意？
其实不光官位多数被汉人所占，像新疆气象局那样的单位，一千多职工中维族只有三十多个；如果强调气象局是技术部门，需要懂专业，那么不需要专业人员的基层单位，如维族聚居的阿克苏地区，行署粮食处三百多职工中也同样只有二三十个维吾尔人……当然，用哪个民族的人只是自治含义里的最低条件。在西藏的各单位中，藏人干部职工经常是占多数的，但同样不能叫自治。即使民族地区的官员全部都由当地民族担任，并且掌握著实权，也不一定就是自治，因为关键要看那些官员是怎么产生的。如果都是由北京任命，自治就依然徒有虚名。只有官员是自下而上地产生于当地人民，自治才算开始具有真实的基础。
在民族地区走得越多，我越感到民族地区实行自治的好处。那种好处是对双方而言的。以往经常谈的只是自治对当地和少数民族的好处，对此需要改变一种错误看法，似乎地方所得就是中央所失，少数民族所得就是汉族所失。事实并不是这样，自治带来的不是零和结果，而是双赢。
目前北京每年给西藏和新疆一百多亿元的拨款，还有各种其他好处，却换不来相应的感谢，反而无论是经济发展慢，城市建设差，道路不好，商品缺乏，生态恶化，犯罪增加，只要有问题，责任似乎就都在北京。给钱不但成了该给，如果没有不断增加，或者是增加幅度不够大，得到的就会是抱怨。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员一谈有什么要求就是要钱，问他们何以能够伸手张口就要钱，他们反会对这种问题感到奇怪，如此要了几十年，已经是理所当然。
官场是这样，民间也有类似情况。乌鲁木齐的山西巷是维族区，那里的居民不执行政府的扫雪规定。家家户户只是把自己门前的雪往路中间扬，说路是共产党的地方，不归自己扫。每年临开春由军队进行"爱民劳动"，把路上一冬的积雪运走。一位新疆农业银行的维族干部告诉我，有些维族懒汉生活非常贫困，但是政府拨款为他盖了房子，他却立刻又会把房子拆掉，为的是卖木料换酒喝。新疆农村有相当数量给个人的贷款发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然而在我看来，这种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正是政府包办一切的结果，无论是个人的懒惰和无责任感，还是官场的懒惰和无责任感，根源都在这里。
如果让当地人民进行自治，推举自己的政府，选择自己的决策，他们就会是而且只能是自己负起责任，出问题也要由自己承担，再也怨不著别人。这样一种结果，当地人民高兴，中央政府省事又省钱，何乐而不为呢？
以一个例子说明。1991年我在拉萨，因为原有电力跟不上拉萨规模扩大和用电增加，几乎天天停电，人们怨声载道。当局那时决定在离拉萨不远的羊卓雍湖建设一座新电站。然而羊卓雍湖是藏人的神湖，藏人认为建设电站对神湖造成惊扰和破坏，反对的呼声很高。对此，当局认为自己做的是好事，藏人的所说的神湖是迷信，于是坚持把羊湖电站建成了，前后施工8年，花了18亿元。今天的拉萨再也没有停电问题，然而藏人一边享受著羊湖发电带来的光明，一边骂著花了钱搞建设的汉人统治者，民间还流传汉人借施工之名挖走了埋在羊湖下的宝贝，国际上也把羊湖电站当作北京不尊重西藏文化的实例。在这种问题上，为什么不能把思路变一变呢？何必由北京决定什么对藏人是好事或坏事？对于少数民族的选择，是迷信还是科学并非最重要，那是人家的文化，关键看人家愿意怎么样。如果让我考虑羊湖的问题，莫不如让拉萨人以投票方式选择究竟是愿意忍受缺电的不便，还是愿意建设电站。投票结果若是不赞成，那就省下18亿元；若是赞成票更多，反对意见也就没有理由再把矛头对准北京，而中央政府那时拿出18亿元建设电站，也就成为对藏人的真正帮助。
国际社会一直有关于北京正在消灭西藏文化的批评，流亡藏人更是以此作为对北京的主要控诉。然而传统文化的衰败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哪个民族都无法回避，包括汉族自己也不例外。西藏传统文化是否能抵抗得住全球现代化进程，即使是达赖喇嘛亲自统治西藏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那么北京何必要去自己背这种骂名，成为费力不讨好的挡箭牌呢？让西藏自治，让藏人去面对两难，进行选择，承受来自各方面的矛盾，自己旁观评论，岂不是藏人高兴，国际满意，自己减轻负担，又可以充当仲裁者？这才是对中央政府而言最聪明的做法。只要是国防和外交在中央政府手里，主权能够得到保证，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怎样自治，都不会有大碍。
有人可能担心资源的问题，真给了少数民族地区自治权，当地的资源——如新疆石油——国家是否就没有权力开采了。对此应该认定一个前提，即开采资源是需要对当地人民给予合理补偿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打起国家旗号就可以无视一切。然而对资源补偿并不会使国家难以承受。现在国家每年给民族地方的拨款，在那时就可以转换成这种补偿。双方变成了明算帐。以后就不必一个说我无偿给了你多少钱，另一个说你无偿拿走了我多少东西。一切都按交易规则来做，那对双方的关系肯定是更有利的。至于国家和地方的权益怎么分配和保证，可以在历史基础上通过协商以法律确定。国家拥有武装力量，掌握著最大的资源，根本无需担心民族地方真正自治后会发生失控。只要严格遵守和执行法律，一切都不会脱离掌控，中央政府完全可以有这个自信。
不过所谓自治还只是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自治，具体内容是什么，在新疆怎么实行，都需要有十分深入的思考和设计。新疆实施自治的复杂性在于它是一个多民族混居地区，尤其是近七百万汉人怎样融和进新疆的自治中是一个大难题。新疆本地民族之间虽然也有诸多矛盾，但若不考虑汉人，他们之间共同的伊斯兰因素和突厥因素可以用来进行整合，然而有七百万汉人在新疆，强调伊斯兰和突厥因素就会导致以汉人为敌和排斥汉人，成为民族冲突的根源。
我和E在这个问题上花的时间最多。监狱里有无数的时间，人的耐心因此特别强，可以不厌其烦地在每一个细节上反复质疑、讨论和推敲，并且乐此不疲。目前世界上那些现成的模式——西方民主制、政党政治、议会选举等，都不能应对新疆未来的局面，甚至会加剧矛盾。在这方面我们的看法一致，只有找到一条不同以往的新路，才能使新疆问题走出困境。
E对我提出的"逐层递选制"表现出很好的理解和接受，这使我感到欣慰。和目前的其他自治概念都不同，逐层递选制是一种"全细胞自治"结构，它的自治是一层套一层的，自治之中还有自治。其实以往各种自治形式都非真正的自治，只是地方相对于中央的自我管理，对内仍然保持著统治结构。一般来讲，统治结构只能容纳一个统治集团，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不管哪个阵营把握了统治权力，都意味另一阵营是被统治的，因此这样的结构特别容易发生冲突。而在逐层递选的结构，任何一个单元、任何一级层块都是自治的，不存在一个自上而下的统治集团，也没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倒优势。各方因此比较容易保持宽容和平的心态。同时，这种自治也给不同族群的自行组合提供了可能。在每个自治体内部，相互都不用担心对方干扰，也无从发生冲突。每个自治体可以奉行自己的原则，流行自己的文化，保护自己的成员。而自治体之间的交往则是在逐层递选的更高层块上由当选者进行的。那种高层交往富于理性并善于妥协。直到时间提供了足够的过渡，造成异质与分裂的根源已经淡出，社会就会逐步进入到相互融合的状态。
我无法在这里详细论述我们那些具体讨论。我当时尽可能地做了一些笔记。因为监狱当局经常搞突然袭击式的检查，为了防止笔记被他们当作"反动思想"的现行反映，我把笔记冠上了一个"古希腊城邦制度讲义（复习提纲）"的标题。看上去，似乎是我在默记过去上过的什么课，以及写下的一些心得。所用词汇都经过变形，谈的似乎是遥远的古希腊。
在监狱里，我得到了很多新的想法，对新疆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角度，对当地民族也有了新的理解。从这个角度，这次坐牢倒成了一个收获。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开始真正走进了维吾尔民族的内心世界。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做到的，即使在入狱之前，我专程来新疆结识维吾尔族朋友，自以为和他们有了很多交流，其实还是在他们之外。因为那时我还是以一个研究者的心态来看他们，把他们当作对象来观察。是监狱使我和他们的心贴到了一起，卷进了他们的共同命运，与他们承受起一样的苦难，和他们产生了血脉之间的融和。是的，自从我的血流在了新疆，新疆就不再是一个概念，当地民族也不再是隔岸相看的对象，而是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机体，会让我感到疼痛，让我感到目眩，也会让我感到情深意长，绵无绝期。
E的名字用维吾尔语发音，声音很像是一种气体和液体混合起来在耳边发出的汩汩流动，我用他的名字做了一首小诗赠给他，不过这里只能暂时隐去他的名字：
我割断了血管
血流轻快地歌唱：
××××
××××
你好！
××××
(25)：失去人权方知可贵
被抓以前，跟维吾尔人谈话总能听到"人权"一词，那时我是在抽象的意义上理解，也认为他们是在抽象的意义上使用。政治上表达不同意见，人权是个通用词汇，如此而已。直到自己尝受到被剥夺人权的滋味，才切身体会到人权的真实意义，以及它对人有多么重要。
今天中国的缺乏人权和毛泽东时代有所不同，那时政权以阶级斗争为武器，强行进入全部国民的个人的生活，剥夺所有的私人空间。今天阶级斗争已经难以为继，政权失去了同时进入每一个私人空间的能力，所以那些"安分守己"的公民（尤其是社会上层人），平时可以不太感受人权方面受到威胁。然而今天的政权仍然保留著与毛泽东时代完全相同的一点——只要它愿意，随时有能力侵犯任何个人，个人则没有任何能力在它面前保护自己，只是一粒任凭碾压的草芥。
对我而言，一旦被抓，立刻就如掉进一个黑箱，被切断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得不到任何信息，也得不到任何援助，只能听凭摆布。而对方是一个庞大机构，人员众多，资源无限，信息畅通，你如何有能力和它抗争呢？
进了看守所，同牢房犯人偷偷摸摸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照著法律条文帮我分析可能受什么指控，判多重的刑。那本刑法是我在里面唯一的法律知识来源，也是判断自己未来命运的唯一依据。然而只要外面一有响动，同牢犯人条件反射式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刑法赶快藏起。他解释说让"管教"看见就会被没收。我奇怪监狱难道不是最该让人读法律的地方吗？他嘲笑我的文人气。犯人如果明白了法律，就会给办案增加麻烦，犯人什么法都不懂才容易摆布。刚入狱的时候，他也曾要家里送法律书，结果都被看守所截下。这本刑法是以前的犯人传下的，怎么拿进牢房的已不可考，平时总是被藏在隐秘地方。我听罢不禁笑了起来，我是因窃密而犯法的，关到牢里却仍然在窃密，所窃的秘密就是中国的法律——这是多么黑色的幽默。
虽然有那本宝贵的刑法，却帮不了我太大忙。从那些条文中，我可以确定自己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据说中国刑法去掉了"反革命罪"是一大进步，但是"危害国家安全罪"看上去却更加宽泛，比"反革命罪"所能包括的内容还多。它的条文模糊，难以界定。在相关的十二条条款里，可以被安在我身上的看上去有好几条。那种语焉不详的词句——如"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煽动分裂国家"、"以造谣、诽谤或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境内外机构、组织或者个人资助境内组织或者个人......"、"为境内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解释的灵活性几乎可以随意扩展。怎么掌握那种灵活性是由当局说了算，想重可以重到判死刑，想轻也可以轻到无罪释放。其间属于"合法"范围的权力究竟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那时已经做好了被判刑的准备，不知道的只是被判多少年。关于我请不请律师的问题，同牢犯人的意见不一样。赞同的意见是，虽然律师不会改变大的结果，但是有可能争取到少判一两年。为了一两年的自由，请律师就值得。按照他们的经验，钱是少花不了的。因为新疆本地没有敢接政治案件的律师，只有从北京请。每次来回飞机，住旅馆，打车，再加上各方面的打点应酬，还得找熟悉新疆情况的助手，不考虑律师酬金，光是开销至少也得十万八万。不赞同的意见说，对一般的刑事案件律师可能有用，但是政治案件不是按照公检法的一般程序就能判的，肯定事先通过政法委（政法委是共产党内的一个机构，中国的各级公检法归同级政法委统一领导，所以公检法独立办案是徒有虚名），政法委定下来判你几年，法院绝对不会判成另外结果，所以请律师没有用，钱肯定是白花。
维族犯人一般都不请律师，除了知道律师起不了多少作用，也是因为没有钱。这将是中国通往现代化之路的另一种障碍，法治难以实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多数人请不起律师。大量地颁布法律不等于就是法治，所谓"国家越糟法网越密"。法律大量地脱离现实，与社会脱节，不为人知，难为人用，结果是人人都可能触犯法律。一方面在法不责众的情况下法律失去权威，从而进一步不被执行，另一方面人人犯法等于赋予了权势者新的迫害武器和寻租工具。如果人人都可以被法律惩治，那么惩治谁不惩治谁就成为最大的权力，法治也就成为新的专制。
我决定不请律师，除了相信律师不会对我的案件起作用，我还有一个打算——要把法庭当作讲台。法庭受审是唯一能让我对外讲话的机会，我必须要利用。而且那些话只有我自己讲，任何律师都不可能替代。
后来出狱时，我看到海外舆论把我的罪名说成了"泄密"，并且为我进行辩护，说我一直在体制之外，不可能掌握秘密，因此不可能有什么"泄密"。我当然感谢海外舆论对我的声援，但我认为我到底有没有犯法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按照现行的法律，可以把我定为犯法，因为我复印的材料上的确印有"秘密"二字。然而问题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可以任意把公共信息以"秘密"二字进行封锁和垄断？共产党总是宣称国家属于人民，如果真是那样，了解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就应该是人民最基本的权力，治理国家的信息就应该是最开放的信息。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谁去了解一点这样的信息就会被判为"窃密"，谁说出一点这样的信息就会被判为"泄密"。人民的知晓权被彻底剥夺，这是什么法律？是出自专制权力的恶法！对于犯这种法，我既无愧疚也不后悔。既然我选择了写作为业，我职业的功能就是要让人民知晓。对我来说，人民的权利是最高法律。这最高法律有权蔑视一切恶法！我"窃密"也好，"泄密"也好，都是恶法之下的罪名，也都是恶法所逼，因此只要是恶法不变，我过去这样做，将来还会要这样做！
当我在笼子一样的小院踱步默想法庭上的自辩时，经常会感到热血沸腾，甚至盼望立刻走上法庭。我向同牢犯人仔细了解新疆服刑的情况，如何下煤矿，如何烧砖窑，受苦的程度，生存的艰难，虽然对那种前景不寒而栗，但是在心里，我已经把自己未来的相当一段生命定位于新疆的苦役。那时我完全没有想到结果会是另外一种。
(26)：被“发展”
春节后审讯重新开始，我发现了一个没有想到的变化——审讯突然变得简单起来，不像刚被捕时那样步步紧逼和布满陷阱。我当初回避回答的问题现在不再继续追问，或者即使问也在表面，似乎只是走个形式。审讯者们好像因为春节喝了太多的酒而变得智力迟钝，失去了开始时那种精明、洞悉和令人畏惧的手段。我觉得多日绞尽脑汁做好的准备变成多余，甚至有点为失去较量的机会而遗憾。这种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他们从来就这水平，只不过是我的恐惧把他们的能力放大了？还是因为我的自杀使他们担心，不敢施加太大的压力？想来想去，大概不会那么简单。还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已经搜查了我的住处，正在对成果进行整理，准备更集中的火力对我进行突破，现在不过是“战前的宁静”；另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对我的案子在整体上如何处理变了打算。
对后两种可能的猜测又开始把我搞乱。前一种可能是让我已稍有平息的恐惧再次泛起，因为我思考出的不过是一些针对人和事的说法，只要那些说法能自圆其说，并且不可对证和不可追问，就可以过关。然而他们从我住处得到的是白纸黑字和电脑文件，就会使自圆其说的难度增加很多。我如何能用头脑再现那容量高达几个G的电脑硬盘，把上面成百上千的文件、邮件及其时间、地点、人物等因素，全搞成无懈可击的自圆其说呢？就是让电脑来做也是一个大工程啊！但是想到后一种可能，不禁又让我萌生希望，会不会是他们终于认识到抓我是搞错了，已经不再准备给我定罪判刑，目前的继续审讯只是走个过场，结果将会是我被安然释放呢？摇摆在对这两种可能的想象中，如同在交替地进行冷热水浴。
不过我还是强迫自己放弃幻想，把头脑集中到再现家里的电脑硬盘和成堆的文件上，虽然那是个令人近于绝望的工作，毕竟耽溺于空洞的希望毫无意义，把时间精力放在实际一点的事上，即使不能全部做到，也是做一点算一点，比不做强。 一天晚上，又一次被提审。我以为跟以往的审讯一样，进了审讯室却发现那场面有点怪。除了专办我案子的几个人，K处长也在，坐在中间。最奇怪的是连祁师傅也坐在一旁，平时他从不在审讯场合出现。这次K处长给我介绍，祁师傅并不是个只管开车的司机，而是一位科级侦察员。今天祁师傅到场，是因为平时祁师傅对你不错。为了你更好，我们今天要给你一条出路。 K处长把他的话加了不少修饰，我听了好一会才全部明白。所谓出路，其实就是要我答应将来为安全部门工作。没错，我表示过在国家安全方面可以和他们合作，但那只限于研究，我一直做的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我不爱党但是爱国，我会对祖国和人民负责。
然而显然他要我做的不是研究，具体做什么，他没有说，而且表示不重要，他要的只是我的一个承诺——同意和他们合作。“也许很久都没事，甚至不会跟你联系，只是偶然有需要，才会请你帮一点忙。”K处长轻描淡写。我一时没有说话。当我在医院急救的时候，我曾对K处长说了当年容国团自杀前说的那句话——“我爱荣誉，胜过生命”。他是对人能够有这样的心态全然不相信呢？还是因为习惯了权力可以控制一切，因此相信只要权力在手，就可以任意改变人心呢？ K处长看我沉默，把选择摆到我面前——现在我还没有被正式逮捕，但拘留期马上要过，是否进行逮捕也马上要定。
如果我同意他所说的，他们可以不把案子交给检察院，也就是不进入法律程序，自行了结。如果我不同意合作，他们就将按程序上报检察院批准逮捕。我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齐全，检察院肯定批准（检察院从来不会不批安全机关申请的逮捕）。那样就进入法律程序，也就不再是安全部门一家的案子，最终就一定要搞出个法律结果。在法院进行判决之前，他们还有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对我继续侦查，那时他们会好好研究我的电脑和文件，其中所有问题都要搞清楚。如果发现了新的违法，将对我数罪并罚。如果发现还有其他人共同犯罪，也要进行同案处置。说完这些，K处长又给我描绘了一番新疆监狱的恐怖情景，强调地告诫我，那可不是你们文人能呆的地方。 K处长虽然是个维族，但是他很懂得汉人那套攻心方法，运用自如。他的话的确使我感到动摇，“不干”两个字几次就在嘴边，始终没有说出口。
我当然知道我肯定不会去真为他们工作，我的动摇在于头脑中产生的另一个思路——这是不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 如果是，又应不应该利用呢？ 我长时间地沉默，一直没有表态。已经到了深夜，K处长说明天再听我的回答。临走前祁师傅劝我好好想一想，要为自己想，为家人想。此时再听他这些话，我在以往对他的感激之心之上开始加上了一些猜测，他过去对我那些关怀，究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好，还是出于在案件侦破中被分配的角色呢？ 那夜我几乎没睡，翻来覆去地想。这毫无疑问是个机会。至少可以让我脱离监牢的黑箱，和外面世界恢复沟通，哪怕只有几天时间，也可以让我做这样几件事：一是母亲、还有义父夫妻几位老人本来都指望我照顾他们的晚年，如果我做不到了，至少应该见他们一面（说不定是最终告别），为他们的未来做一下安排。
不尽这个义务，我难以安心；二是虽然我为那些可能受牵连的人想好了不连累他们的说法，但如果他们在被安全警察调查时口径和我不一样，就会形成“各个击破”，能出去做一次“统一口径”，可以确保他们的安全；三是能够出去一段，至少可以获得信息，进行活动，增加营救自己的机会。哪怕只是重新看看我的电脑备份，也会使对付将来的审讯容易一些。 还有一个理由，似乎不应该成为理由，但对我当时的心态却挺重要，就是指望能利用这个机会换个监狱。在新疆服刑，除了条件差和苦，最主要的是给家人负担太大。能换到北京的监狱服刑，我在这方面的心理包袱会轻得多。我若先是假装答应下来，先回北京把该做的事做完（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家己被搜查），再告诉他们答应是假的，那时再把我重新收回监狱，是不是审判和服刑的地点就可以换成北京了呢？ 想清楚这些都不难，让我辗转反侧的不在这儿，而是到底应不应该做这个假？
那不在于是否可以把假承诺当作计策来用，邓小平当年信誓旦旦写下“永不翻案”的保证书，上台不也照样不认？让我犹豫的是即使是假装，毕竟也是一种屈服，哪怕只有几天，也是我的人生上的一笔。要不要让自己书写的历史有这么一笔？应该不应该？值得不值得？ 仅以理性衡量，似乎没有问题，又不是真去为他们做什么，只当是调侃他们一下，却能解决重要的实际问题，为何不做？但我怎么也无法消除一种心理，那跟实际问题无关，就是觉得似乎有什么不对，不应该，却说不出不对和不应该在哪。 几天前在牢房偶然看到人民日报（犯人可以不定期地看到过期报纸）有一篇报道，韩国几名五十年代入狱的政治犯因为一直拒绝在悔过书上签字，被关押了四十多年，一直到新上台的金大中总统特许他们免于签署悔过书，才解决了释放他们的障碍。
我当时问E，签个字只是手指一动，立刻可以自由，而不动那一下手指的代价是四十年监狱，换了我们会怎么选择？我们都为此长时间地唏嘘感慨。我不怀疑那几个韩国政治犯出了狱反而会陷入茫然，因为他们坚决不悔过的就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北朝鲜的向往。然而我还是非常非常尊敬他们，因为精明、理性、识实务那些品质在我们周围和我们自己身上都不缺乏，缺的就是这种至死不渝的坚定。 不过想是这样想，我最终还是用理智说服了自己。那理智似乎足够充分——你不能为一时意气放弃对家人的安排和对朋友尽责的机会，做那种看似高尚的事，实际却是一种自私的洁癖。我无法确定我的选择是不是也属于已经腐蚀了整个中国国民精神的实用主义的一个变种，我当时已经有点想不清楚了。
第二天继续谈，我表示同意他们要求的合作。他们对此并不出乎意料，也许他们以前就没有见过拒绝这种交换的。杨科长让我写一个保证书，实际完全是他口授，我一字不动地听写。因为不允许我留下底稿，我现在已经不能完整地记住保证书的内容，大致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要为他们提供帮助；将来如果有新帐（可能就是我拒绝提供帮助），我这次犯的事就作为老帐加在一块处理；包括一些很具体的内容，如我在外出去每一地之前都得向他们请示，写每篇文章都得让他们审查等。我冷眼看著杨科长一板一眼地琢磨词句，他们真觉得有资格提这些要求，并且真地认为我会照他们说的做吗？最可笑的是还要求我不许跟安全部门的其他机构接触，哪怕是北京的安全局也不行。
我差一点就问：如果是安全部长呢？看来他们之间也在互相玩把戏呢。 杨科长口授完毕，请示K处长，再让我修改和抄写，最后按上手印。好啦，他们大功告成。表现出心满意足的模样，挨个传看我写的保证书，只有祁师傅没动。我在一旁观察他。杨科长第一遍叫他的时候，他说他不用看，但是第二遍叫他的时候，他接过保证书，跟别人一样仔细地读了起来。对此我当然不会奇怪，但内心深处的确感到了一点惋惜。 后来又要我写一份悔过书，那是了结案子的必要程序。对于已经写了保证书的我，不过是小菜。共产党一直保持一种滑稽的文字崇拜癖，似乎只要是写成文字的事就成了真的，不会再变。
经过那么多次运动，它的档案库里堆满了千万吨这种朝三暮四、充满谎言的废纸，为什么它在这方面仍然没有稍微聪明一点？不过我还是避免亲笔写下恶心的话，只是谈了一番法律和我在法律方面的失误，表示以后要好好研究法律，言外之意是再不让他们抓住。然而那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的阿Q心理罢了。
(27)：出狱
离开看守所时天下小雪，天阴得黑沉沉。我和E等狱友告别，彼此神色凝重。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做了什么，“管教”站在一旁监视。走出看守所大门之前，我对看守所所长说了句“下次再见”。警察们都笑起来，认为我是在搞幽默。
我并没有马上自由，被软禁在一间招待所，有人昼夜看守。按照K处长所说，他们还需要跟我谈几天话。第二天中午K处长设宴。送我去赴宴的警察炫耀地告诉我那是江泽民曾经下榻的饭店。席间有人拍摄K处长跟我碰杯的照片，其他警官也来合影。我想那些照片都会放进安全厅的档案。K处长大概认为这样一种反差会给我打动，对我说你昨天还是阶下囚，今天就是我们的座上宾，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我回答说，没错，从此我就成了你的线人。这样的回答使他有点尴尬，他做出不屑表情，反问你以为你做得了线人？他的意思是我现在还不足够卑贱，得一直沉沦下去才能达到充当线人的水平。他虽然只是一个处长，口气中却总有决定他人命运的霸气。这也难怪，多少人从他手里走进监狱和刑场，命运的转折甚至生命的存亡全取决于他怎么下笔。我俩坐在一起各打鬼胎，想一想也很有意思，我是个汉族，为维吾尔人的问题来新疆“窃密”，他是个维族，为汉人政府抓我审我还“发展”我。不过，不考虑他的工作，他身上还是有一些维族人的优点，比汉人更为直率坦诚，不太玩弄小伎俩。
吃完饭回到软禁我的招待所，一切突然开始加速进行。他们忙著办理有关释放的手续，原来说还要进行的谈话也没了。杨科长这回是主动督促我给北京打电话，告诉家人明天我就会到家。这反而让我产生猜疑，为什么突然变成急于把我赶快扔出去呢？后来知道，正好就在那两天，海外传媒开始密集报道我被抓的消息。当局大概是希望我尽快出狱能起到平息舆论的效果。
当晚K处长到软禁我的房间，告诉我北京市安全局来人到乌鲁木齐接我，第二天一早我们一块飞北京。我不知道他们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回不再说不许我与安全机构的其他部门接触，而是煞有介事地说“今后你就归北京局领导”，听得我毛骨悚然。
我和K处长做最后谈话时故作深沉，引用了“革命导师”的话。我说：“斯大林说过，没有进过监狱的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希望有过这次经历，从此成为一个完整的人。”K处长神情异样地盯了我一会，看得出已经感觉对我没有把握。
第二天，1999年3月13日，我被捕后的第42天，北京安全局一位处长和他的助手带我上飞机。我做好准备下飞机后可能还会被带到北京安全局的什么地方继续受审，然而没有。飞机降落时那位年轻精明的处长告诉我可以自己走了，不要让人看到我们在一起。此时我说要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休息，然后才能和他们谈话。算起来我在外面一星期应该能办完所有事，就可以再回监狱了。
(28)：给江泽民写信
回到家里，我给家人讲的第一件事就是出狱是暂时的，很快我还得回去，让他们先有一个思想准备。海外媒体的消息很快，不知道他们的消息来源是什么，我刚刚到家就开始报道我已经被释放。在分析我被释放的原因时，普遍把原因归为我母亲给江泽民写了信。
回家后知道，我母亲的确为我的事给江泽民写了信。按道理，这是他们之间的私事，本不应该由我来讲。但至今凡有提到我的地方，往往都把这一条捎上，有人因此认为我是有恃无恐。所以，我需要对此稍做解释。海外媒体说我父亲是江泽民的老上级，其实是捕风捉影。我父亲与江五十年代都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但当时一汽有六万职工，如今都可以说与江是同事。我们两家当时就没有什么来往，江离开一汽后更无任何联系。倒是我的义父在一汽工作时与江关系稍近，后来彼此也见过一两面。我被捕之后，是我义父给江写信，同时捎带转去了我母亲的信。但是他们的信都没有得到回音，至今也没有证明起过作用。我在新疆牢房里从没想过这种关系能帮什么忙，更不要说在以往写书时指望受到他的保护。
对于我要宣布保证书作废，家人都表示支持，但他们还是建议先写一封给江的信更好。万一我这次出来有那种作用，说不定还能因此避免再回监狱。
一个星期很快过去，当我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两封信——一封给江，一封给新疆安全厅K处长——也都写出了草稿。第一封信口气比较缓和，描述了事情经过，表明了我宁可重回监狱，也不会去搞“秘密工作”，也表达了当然更希望能够不回监狱。一位朋友像编辑一样审查一番，从中删掉了有“刺激性”的文字。按理说我应该在这里附上两封信的原文。我曾把所有关于新疆入狱的文件放进电脑一个专门子目录内，包括出狱后趁保留记忆时默写的监规、给新疆安全厅写的保证书等。我把那子目录设置为隐藏状态。可是准备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却发现隐藏的子目录仍在，并且可以显现出来，目录里面却是一片空白，一个文件都没有了。我一直没有想通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说黑客可以趁联网之机侵入别人电脑，把电脑中的文件取走和删除。然而谁又会是那黑客呢？
时间太久了，已经很难记得起我在两封信中的具体言词。现在能够记住的，只有当时在新疆牢房墙上看到的一首诗。那是不知何时的犯人用维吾尔语写下的（因此才能够留下）。E给我翻译出意思，深深打动了我。我在给新疆安全厅的信里，用汉语把它写出——
朋友说我这样做会死我听了便笑起来
审判者说我会因此被打进地狱
我说那我就去习惯地狱的生活
给江的信先发了两天，等到该发给新疆安全厅的信时，家人和朋友都劝我不要发了，有给江的信就可以，已经可以表明我对所写保证书的废弃，何必再去惹安全部门。也许我不再惹他们，他们也不再来抓我，这事就可以这么了结了。我当然希望事情能够就这样了结，谁也不愿意再进监狱，可是万一江收不到我的信呢？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给他写信。或者他即使收到却没有理睬呢？如果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没有寄出给新疆安全厅的信，就等于没有收回我所写的保证书，那保证书因而就不再是假的，而成了真的。这种结果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在这一点上，必须做到非常明确，不能有半点含糊，因此不管可能带来什么结局，我都必须把给新疆安全厅的信发出去。只有发到那里的信才会被放进我在新疆的案卷，和那份保证书放在一起，它们之间才构成一个完整状态，才能对我这段历史做出一个明确交待。 我直奔邮局，用挂号寄出了那封信。我当时行色匆匆，其实是怕我自己被家人和朋友说服。我问邮局的职员，回答是信要一个星期寄到，我想再加上他们的研究时间，应该还有十天左右。于是我开始做准备，收拾好回监狱需要用的物品，买了不需要鞋带的鞋和不需要腰带的裤子——监狱不允许有任何带子，买了适于劳动而且耐脏的衣服，准备了英语教材等。监狱里睡觉不允许关灯，我特地翻出飞机上用的眼罩，免得每天用毛巾遮眼才能睡觉。我把那些物品装好一个包，可以随时提起就走。剩下的就是等待了。我还不加节制地吃东西，为回监狱积累宝贵的脂肪。
(29)：反省
发出给新疆安全厅的信后，时间一天天过去。其间北京国安局那位年轻处长约我见过两次面。两次我都准备被带回监狱，然而都没有。他们谈的是另外的话题。虽然很客气，我们之间却进一步摆明了分歧。我表示我愿意为国家安全做事，但国家安全不是党的安全，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在上，党的安全在下；那处长却立场鲜明，对他们而言，党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我真有点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叫国安部，应该改名为党卫军才对。另一次见面是在法轮功包围中南海之后，他来询问我《黄祸》中所写的气功和法轮功有没有关系。我告诉他法轮功相当程度上正是限制正常宗教发展的结果。从那以后，大概是我寄给新疆的信被转到了北京，他们就再没有跟我联系。
那段时间我心理矛盾，一方面盼著能这样就过去，不再回到监狱；一方面又觉得如果不重回监狱，我的自由好像就是靠“卖身”而得，无法轻松坦荡地享受。很长时间我难以面对友人，因为解释不清。他们都认为是母亲的信使我得到释放，我也只能任他们那样想。随著时间不断延长，越来越表明事情可能真会就这样过去。家人悬著的心逐渐放下，我的神经也慢慢松弛，然而内心却有另一种痛苦同时增长。
有一度，那痛苦曾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甚至动摇了我做人的信心和对人生意义的信念。我无法摆脱灵魂拷问。如果事情真如我设想的那样，出来一下再回监狱，那是占了便宜，写过的保证书和悔过书也都一笔勾销。然而事情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完了，不再有下文，白纸黑字的保证和悔过就成了无法改变的存在，成了我的人生记录和永远无法洗刷的污点。虽然我给新疆安全厅写了信，但那不足以使自己得到安慰。不管有多少条理由，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的软弱。
某种程度上，悔恨也有一部分来自投机心理。有时不免会想，如果我出狱真是别的因素起作用，“发展”我只是新疆安全厅附加的一个讹诈，即使不答应，他们最终也得放我，如果真是那样，我的“计谋”就只是白白弄脏自己。一种对没看准赌注的悔恨长久挥之不去。然而在理智上我很清楚，这样的投机心态要不得也没有意义。如果我当时以投机心态押宝在一定放我，最后却没有放，那照样会后悔。靠投机得到的赢不是赢，这次赢了下次还会输。我要反省的不是押宝的成败，而是在人生关头到底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决定，是以功利为标准，还是以道德为标准？按照功利标准，我的选择没错，理由充分，结果也挺好。可是我为什么不感到满意，反而感到痛苦？正是在那种心态下，我真正理解了康得的名言——“头顶是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人生最终面对的不是功利，是永恒和终极，功利得失不能充填人的心灵，必定烟消云散，而人生的根本是要由道德支撑，并且由道德进行评判。
我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的人生失去了道德的圆满，生命中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道德缺憾。正是这一点使我失去人生自信，感受到人生支点的动摇。每当我读到别人在狱中坚贞不屈和英勇斗争的经历，都不免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
我出来后，经常有人问我在里面有没有受虐待。我难以回答。是受刑才算虐待，还是关押本身已经属于虐待？不过如果只是对我进行关押和审讯，我可以理解。虽然那是恶法，但也是法，只要是按法律办事，恶也有它的道德和道理。然而胁迫我变成它的爪牙，那就已经不仅仅是恶，而是邪恶。邪恶是没有任何道德和道理的，只有不择手段的卑鄙和吞噬一切的残暴。我打心底里憎恨邪恶。
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正碰上一个法轮功信徒在离我住处不远的街上自焚身亡。我虽然一直反对镇压法轮功，但也不奇怪专制政权对异己实行镇压。镇压只是恶，还不是邪恶。而在第二天（2000年2月17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焦点访谈》，事先不告诉自焚者的母亲真实情况，先对那母亲进行采访，然后再由警察通知她的儿子自焚身死，当场拍摄那母亲的震惊和嚎哭放给全国观众。这就是泯灭人性的邪恶！在邪恶者的眼中，这世界根本没有人的存在，所有人都是供其任意摆弄、使用和销毁的工具。
邪恶者可以一时得利，长远却会毁于它自己的邪恶，因为它的邪恶必定不断制造自己的敌人。我在监狱时曾幻想，假如真出现中共电影中常见的那种镜头，突然铁门打开，某党代表亮相，进来握住我的手念白：“同志，你受委屈了！”我不敢说我会涕零，但我肯定会感激。我的被关被审可能就此一笔勾销，而且还会感觉该给它回报。然而它没有，它把我从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抓进去，要变成一个见不得阳光的爪牙放出来。可以说，是新疆的这次经历彻底斩断了我和中共在渊源上的相联。在此之前，不管我怎么批评中共，根源上和它仍有相连之处。以往游离于中共之外，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有“未遇明主”的因素。一旦中共出现愿意推动中国政治变革的领导人，说不定我还真会去甘当“智囊”或“幕僚”。
其实我的新疆之旅，已经开始有了一点那样的味道。如果按照宗教信仰者的思路，也许可以把我这次被捕和其后的经历看作是神意的安排——神看到我有可能成为权力的工具，便用这一惩戒来改变了我的轨迹。
(30)：尊严之路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曾想出一个洗刷自己的极端方式，以去安全部“自首”的方式，宣布在新疆写的保证书是假，要求重回监狱。当然我克制了那种冲动，因为太有做秀之嫌。但是从那时起我就做出明确决定，必须把我经历的一切全部公开，只有那样，我的内心才能得到宁静。当时没有马上做，而是拖到今天，主要是不想让家人受直接刺激，同时希望给他们做好没有我也能安度晚年的安排。做到这一点，需要时间。
有些人对过去的事不愿再提，认为重新揭开疮疤没有意义。然而历史不是只要有意遗忘就不存在，不管你说还是不说，历史就是历史，成为历史就永远不可改变。人需要反省，而反省首先就在于正视历史，敢说真话。这样的反省决不是庸人自扰，可有可无，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敢讲真话，那社会就既不用起义，也不用革命，再强大的专制暴政也会顷刻瓦解。中国之所以能够如此长久地维持专制统治，很大程度就在于专制者成功地做到了让人们不敢和不愿讲真话。
我知道这样做可能付出的代价会有多么沉重。然而专制权力就是这样，怕它的人越多，它就越强大，人们反过来就会更怕它。要打破专制，就必须突破这种循环，而突破只能从我们每个人的自身开始。监狱的日子不好过，但是监狱总要有人去，自由是从监狱开始的，追求自由也就不能回避监狱。
朋友说我这样做会死
我听了便笑起来
审判者说我会因此被打进地狱
我说那我就去习惯地狱的生活
每当我默念这首诗，我都会感到力量。现在，我已经重新准备好监狱用的物品，装成可以随时提起就走的一包，等待著“专政工具”们的光临。 Q曾安慰我，经过新疆的这番审查，我从此对官方而言就清白了。然而，我对官方清白了，对民间却变成了不清白。我并不指望写这么一篇东西就可以洗刷自己，效果甚至可能是相反的，我会为此承担更多的丧失——同时丧失官方目前对我的容忍和我在民间舆论中目前尚好的口碑。然而即使如此，我也必须做，去接受该有的后果，因为是自己写下的历史，就必须由自己承担该承担的一切。
当然，我这样做也不全是牺牲，也有对我而言的必要和好处。从新疆回来，我断绝了任何与官方牵连或可能牵连的事，主要出自一种心理原因——只要不把新疆经历公开出来，与官方的任何关联都不能让我避免当爪牙的感觉。然而，自由应该是没有忌讳的，包括不刻意回避与官方合作。有了那种刻意，就已经有了预先设置的不自由。安全局那位年轻处长约我谈法轮功的时候，包围中南海的事情刚刚发生，高层还没有制订出如何对待法轮功的决策。那时我已经预见法轮功无法消灭，迫害有助其向正式宗教发展，会出现宗教殉难者等，这些后来都得到证明。那处长希望我把看法写出来，并向我保证可以通过直接渠道送达高层。他态度恳切，但是我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就在于我曾写过的保证书。为了保证那保证书的确是假的，就必须回避与官方——尤其是安全部门——有任何合作，否则那保证书就成了真的。后来看到当局的决策出台，在镇压路上越走越远，双方互动导致法轮功的激进化、政治化和国际化，成为未来中国一个危险的因素。我想当初如果把看法写出来，哪怕能产生一点作用，开端的些许差别，也许就能导致后面分道甚远的走向。这样做不是对当局效忠，而是对祖国与人民尽力，也是对人道主义的尽责。我没有做，其实正是失去了自由的表现。如果要重新获得那种自由，前提就是要把我在新疆的这段经历说出来。
有人说我写《黄祸》改变了西方国家对中共的态度，因为惧怕《黄祸》描写的中国崩溃，西方把推翻中共的战略变成了帮助中共稳定中国。我无从证实《黄祸》起到过这样的作用，不过我可以承认，推翻中共的确不是我的目标，甚至我愿意与中共进行更多的合作。中国现在就像在悬崖边上摇晃，如果跌下悬崖，那是无法在中间停下的，只能一摔到底，粉身碎骨。相比这个前景，其他一切都排在次要。如何能把中国从悬崖边上拉住，才是首当其冲的问题。我不否认中国之所以到了悬崖边上，正是中共所为的结果，我也决不支持要避免黄祸就只能维持中共统治的逻辑。相反，我写《黄祸》不是为一党专制提供理由，而正是用极端的描写发出告诫，不改变中国的专制政治，黄祸才是最终一定不可避免。而中国发生动乱和崩溃，承受最大苦难的是中国人民，不是统治者。为了避免人民的苦难，我们不应该拒绝任何可能。中共如果能自身发生转变，将是中国人民的最大福音。即使目前还看不到任何一点这方面的希望，我们也不能放弃争取那种前景。
现在回头再看新疆的经历，距离和时间使我超越当初的激动与痛苦，开始感受到蕴含深层的收获。它让我在为尊严斗争的过程中彻底反省，把摆脱对权势的依附变成自觉；它使我设身处地体验到少数民族的情感，清扫掉我内心深处的国家主义残余；我以自身的经验理解了人性脆弱，从而有了更多对恐惧与屈服的宽容，以及有了对专制暴政加倍的憎恶；生死边缘走过一遭，使我万事看开；我在那时向上帝祈求的勇气，正在润雨无声地渗入我的灵魂；我不认为从此就会没有软弱，但肯定可以更少恐惧，更多坚强，让我以更勇敢的姿态，去面对仍然张狂于这个世界的邪恶。
2001年2-4月于北京
进监狱倒是给了我一个在外面不可能有的机会——能见到维族的政治犯并且能进行比较深入的交谈。冬季看守所没有劳动，一天到晚呆在牢房，反正没事可干，只有用聊天打发时间，同时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名使得维族政治犯对我比较信任，我们彼此谈了很多话。
我原来总是试图说服少数民族朋友，不应该把他们受的苦难看作是民族压迫，因为汉族也一样在受压迫。中国各民族的苦难根源都在专制制度，改善苦难的处境不是在各民族之间进行兄弟残杀，而是团结起来去改变社会制度，共同建设新的民族共同体。我对维族狱友说，并没有因为我是汉族，就改变了我们关在一起的命运（今天我还会举另一个例子——并没有因为法轮功是汉人所搞，就避免了被镇压和取缔）。但我还是同意维族朋友的意见，如果说以前的年代各民族是受到共同迫害，90年代后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则明显超过了对汉族的压迫。而且在新疆，汉人往往与政府站在一起，成为对当地民族进行压迫的同盟。
在这方面，新疆是最突出的。西藏虽然也有民族问题，但因为西藏的汉人比例小（西藏自治区1999年的汉族常住人口的人口比例为2.83％），形不成与当地民族对抗的群体，所以压迫主要体现为政治压迫而非民族压迫。新疆汉人占总人口比例将近四成，很多人都是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把自己摆在统治民族地位，政府也把汉人当作制约当地民族的力量。不同民族之间所受的信任和待遇明显不同，因此对当地民族而言就构成民族压迫。
民族问题从政治压迫变成民族压迫，是一种危险的变化。因为如果面对的是政治压迫，只要对政治进行改变，压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团结建设共同的新社会也有可能。而如果少数民族认为他们不仅是受专制权力的政治压迫，而且是在受整个汉民族的压迫，政治的改变就不会让他们认为能解决问题，他们对出路的选择只能是民族独立，与汉族彻底分开，压迫才能最终解除。这对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即使中国改变了政治制度，少数民族仍然不要留在中国，反而会借转型期国家控制力的衰弱加紧独立，那一方面会在中国缩小民主力量的发言权和生存空间，提供滋生法西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土壤，另一方面势必造成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恶性互动，最终演化出暴力冲突和民族仇杀。
不幸的是，新疆的情况正在向后者发展。为了对其专制统治赋予理由，中共把民族主义当作进行蛊惑煽动的精神工具。其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在新疆的确起到了把汉人拉在中共一边的作用，但同时也在把当地民族推到了敌对的一边。那种敌对不仅是对中共的敌对，还是对整个汉族的敌对。这就是民族主义的双刃作用——得到它好处的同时也必然得到它的坏处。而坏处是长远的，最终会超过眼前得到的好处。我一直奇怪中共的一厢情愿，居然可以指望一个"中华民族"的人造概念把五十六个民族统一成一个民族，再以民族主义的鼓动使整个中国按照它的指挥棒一致对外。然而只要"中华民族"的概念不被其他少数民族认同（那是可以肯定的），被鼓动起来的民族主义就不会只充当政权的武器，而是每个民族都可以对其为我所用，都可以用民族主义煽动和凝聚自己的人民，并将其作为追求少数民族分离和独立的根据。
作为一个权力集团，中共在权力运作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权术文化，被中共继承和发展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高度。旁观中共的权力运作，我眼前常出现那种椅子杂技的表演场面。那表演是把椅子一张接一张架起来，上面有人在做倒立、滚翻等技巧，越架越高的椅子摇摇晃晃，全靠上面的人掌握平衡，保持不倒。今日中共也达到了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平，椅子已经架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仍然还能维持平衡。然而平衡不会无限止地维持下去，椅子也不可能无限止地继续架高，总会到一个时刻，所有椅子哗啦一下垮掉，那时架得越高，垮得就会越狠。对它必将垮掉，我毫不怀疑，唯一不能确定的只是什么时间而已。
中共的道路之所以越走越窄，很大程度在于人文精神的丧失。中共执政的半个世纪，人文教育被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人文传承几乎被彻底割断。即使是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都是单一化的技术型人才，有知识而无心灵，崇拜实力蔑视弱小。他们能够依仗的只有权力体系和权谋手段，擅长的唯有行政与强力，动辄挂在嘴边的加大力度、严打、重典等，一时似乎有效，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是饮鸩止渴。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权力集团无法面对诸如文化、历史、信仰、哲学那些更为深入广泛的领域和具有终极性的关怀，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诡诈却异常单薄，只能局限于应急救火、平息事件。而民族问题恰恰首先是一个人文方面的问题，必须具有人文的灵魂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之道。从这个角度看，今日中国的民族问题日益走入死胡同有一种必然，而且展望未来，也难以指望中共能对此产生突破，因为人文的复兴绝非可以召之即来。
(23)：汉维"代表"的谈判
我和同牢的维族青年E成了兄弟一般的朋友。我们经常谈的话题说起来会让人觉得可笑，虽然我们都是身陷囹圄的犯人，可是却在扮演各自民族的代表，进行的是未来怎样解决新疆问题的谈判。
"谈判"一般背著别的犯人进行，有时我们会在狭窄如笼的寒冷小院并肩踱步，一谈就是几小时，只有当武警持枪的身影笼罩在头顶时才陷入沉默。我们不是把"谈判"当成打发时间的游戏，非常认真，也有争论。例如我强调搞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最终一定伤害到维吾尔人自己。我以达赖喇嘛为例，一时看他的非暴力主义不如恐怖主义影响大，但今天那么多汉人迷恋西藏文化，信仰西藏宗教，汉地出版了那么多有关西藏的书，西藏成了汉人精英的时尚，这一切是与整个藏民族奉行达赖喇嘛的和平主义分不开的。在这种背景下，达赖喇嘛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政治主张也逐步开始得到汉人的理解。相比之下，只要是跟穆斯林有关的题材，汉地出版社一概不敢碰，因为以往的教训使他们知道，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极端反应，造成事件。今天，维吾尔民族到底是怎样的情况，维吾尔人到底是怎么想，汉人几乎完全不了解，这与上述文化沟通的中断不能说没有关系。汉人轻易不敢去新疆城市以外的地区，连我这样习惯闯荡的人也不敢独自在维族地区旅
行。这或许是出于一种误解，但正是因为新疆发生过的恐怖活动和激烈行为，造成了汉人认为维吾尔人普遍具有攻击性的看法。两个民族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对此汉族固然应该负主要责任，维吾尔族的精英也需要自省。我在海外遇到流亡维吾尔人，他们在对话前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不能说"新疆"两个字，只能称"东土耳其斯坦"，否则免谈。而那种要求等于是彻底关掉与汉人对话的大门，因为哪怕从习惯而言，也不可能让人把用了几十年的称呼顿时换成另一个，何况汉人对此还有认识上的巨大差异。面对差异，不应该立刻要求论定是非，不妨给互相之间一个理解和变化的时间。如果你就是不给他时间，汉人也不会求著你给，他也干脆不理你了，那难道对维吾尔人有利吗？毕竟在实力上是汉族强维族弱，弱小民族更有利的武器因此应该是道义而不是强力，是对对方人心的争取而不是一概而论的仇视与排斥。从这个角度看，达赖喇嘛的和平主义远比暴烈的恐怖主义更有力量。
E也批评汉人的国家主义。为什么你们汉人提起国家统一就认为是不可怀疑的公理？为什么汉人可以有自己的国家，别的民族就不能有？你们反对专制，追求民主，但是少数民族的民主你们是否尊重？如果少数民族的民主就是要求独立，你们是用民主的方式对待，还是用专制的手段解决？汉族精英动不动就用国家需要来为统一辩护，什么台湾岛链是中国通往太平洋的门户，西藏高原是中国腹地的屏障，新疆是中国未来的生存空间……然而国家是什么，国家只是一个概念，真实的是组成国家的人。也就是说，你们汉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不考虑少数民族的需要，或者干脆牺牲少数民族的需要，这是否就是你们要求保持统一的实质所在？
我接受E对国家主义的批评，我原来对民族问题的思考也没有完全抹掉国家主义色彩，这次新疆入狱的经历让我开始对此反省和清除。我表示，国家的概念应该退后，民族的概念也同样应该退后，因为民族和国家一样是抽象概念，真实的存在只是具体的人。对我们来讲，重要的不是国家，也不是民族，而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一个个母亲、妻子、丈夫和儿女，怎样能够让他们每个人都免于恐惧和匮乏，获得自由和尊严，才应该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从这个角度，统一不是目标，独立也同样不是目标。如果维族和汉族能够和平地分离，各自追求适合自己的生活，我不反对，问题是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不能的话，如果分离一定带来冲突和流血，造成战争、恐惧和匮乏，我们就应该考虑是否可以在不分离的情况下，同样使各族人民获得自由和尊严，那就成为比独立更好的选择。
对此常会听到少数民族朋友这样说，只要汉族同意少数民族独立，少数民族绝对不会去和汉族发生战争。汉族民主人士应该做的是说服汉族人民同意少数民族独立，那样就不会有战争发生。对此，问题还是能不能做到？谁能说服十多亿汉人同意国家分裂？这里我打乱一下时序，谈一段后来的经历。2000年秋天我在波士顿参加一个中国不同族群人士的聚会。主办者把会议安排在一个林中修道院。每个人住的房间都有十字架上的耶稣昼夜俯视，圣经摆在床头。参加会议的都是知识分子，算得上各族群最有理性的代表，然而冲突的激烈还是使我感到震惊。在那会上，少数民族人士也同样要求汉族民主人士说服汉族人民同意少数民族独立。我对他们说，我因为写了《天葬》被你们视为朋友，但是在这个会上，我同样被你们视为具有父权意识和大一统情结，你们可以想一想，让十多亿汉人都能达到比我更被你们满意的程度，无保留地同意一半国土分离出去，究竟有没有那种可能呢？ 当然，我并不认为汉人的大一统情结是合理的，我只是说它已经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如果不能让它立即消弭于无形，就不能不正视。即便有一天中国实现了民主，十多亿汉人也完全可能以多数票要求政府动武制止少数民族分裂。民主并不意味民族问题的解决。如果中国的少数民族足够强大，有和汉族进行战争的实力，最终打出个民族独立的结果，也算是一种"不自由毋宁死"的选择。然而所有少数民族的人口加在一起，也不足汉人的十分之一，军事和经济的实力相差更远，战争结果必然是少数民族的牺牲更大。因此我认为，战争不应该是少数民族考虑的选择，相反正是因为要避免战争，少数民族就应该放弃独立。
这样的逻辑可能会使一些少数民族朋友感到有讹诈的意味。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考虑的不仅是利害，更重要的是尊严。如果把民族独立视为尊严的唯一体现，就应该是即使死也不放弃。不能活著得到尊严，就通过牺牲得到尊严。对此我非常理解，我自己也曾试图以死捍卫尊严，因此我才对新疆的前途格外担忧。
新疆是这样一个地方，维吾尔人800多万，汉人近660万，哈萨克族130多万，回族80万，柯尔克孜族和蒙古族各十几万，民族混杂，互相制约。从各自的背景来看，虽然新疆汉族的背后有十多亿人的中国，后援强大，但当地民族的后援也不可小觑。如当地7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而新疆接壤的8个国家（新疆是中国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有5个是伊斯兰国家，那些国家又通往中亚、西亚和阿拉伯等更广大的伊斯兰世界；当地5个民族属于突厥语民族，毗邻的伊斯兰国家也多属于突厥民族，他们的背后又有土耳其那样强大而野心勃勃的"世界突厥人祖国"；新疆还有6个当地民族是跨界民族，且毗邻国家就是他们的民族国家，如哈萨克、塔吉克、蒙古、俄罗斯等。新疆当地民族很清楚只靠自己对付不了中国，因此从来都在世界一盘棋中考虑问题。当我听到新疆少数民族人士如数家珍地谈论周边国家、伊斯兰世界和国际社会时，经常为他们的广阔眼界感叹不已，自愧不如。我相信汉人未来在新疆面对的，一定不仅仅是当地民族，而是变量众多、错综复杂的力量。汉人搞定新疆绝非轻易之事。
安全厅看守所里有一个维族犯人，其他犯人私下里都叫他"国防部长"。我没见过"国防部长"，但一进看守所就开始听人讲他，他已经被传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他是在参加车臣独立战争时被俄军俘获引渡回中国的。他之所以去为车臣打仗，是因为他们都是穆斯林，打的是圣战。那么将来维吾尔人若是打起了脱离汉人异教徒统治的圣战，其他国家的穆斯林——那些剽悍的高加索人，善战的阿富汗人，富有的阿拉伯人……会不会也一样会投入呢？
即使不考虑外力的介入，新疆本地的民族仇杀也会达到相当暴烈的程度。因为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的力量基本势均力敌，当地的穆斯林民族的人口比汉人多（二者比例约为10:7），但是汉族掌握更多的资源，诸如武器、财富、技术和中枢位置等。如果双方不是势均力敌而是力量相差悬殊，冲突烈度反而可能会低。例如西藏汉人量少且不扎根，一有动乱迹象就会早早撤回内地，很少有人愿意留下坚守，种族仇杀的规模反而不会大。势均力敌却是最容易导致冲突升级的。新疆汉人一是人数众多；二是早在新疆扎根；三是集中聚居，尤其是在城市（如乌鲁木齐的汉人占到72.7％）和兵团——这决定了他们轻易不会撤离，即使是内地一时不能支援，他们也有保卫自己的力量。
仇恨调动起来是没有止境的，仇杀一旦开始就会走向盲目和疯狂，残酷程度将难以想象。波黑的民族构成特征和新疆有相象之处，但波黑的人口规模只是新疆的三分之一，照样打了那么多年惨烈的战争，流了那么多血，震动了整个世界。波黑是新疆的前车之鉴。如果我们不及早地想法防止，未来有一天新疆成为更大规模的波黑，可能性完全存在。那时被夺走的生命可能达到十万百万，每个民族都会流很多血，各民族孤儿寡母的哭声将会震动新疆的大地。
对那种前景，不仅是我担心，当地民族的有识之士也一样担心。在上海被拒绝住店的那位乌孜别克族教授对我说，中国将来肯定要出事，中国民主化之日，就是新疆血流成河之时，他一想起那种前景就害怕，因此他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国，不能让他们留在新疆。
(24)：新疆问题的出路——自治是关键
我和E用了很多时间讨论如何避免未来新疆发生流血冲突。让我感到欣慰的是E也认为追求独立是不现实的，同时对新疆当地民族也不见得有利。我们之间的共识是，新疆问题的出路是当地民族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
维吾尔人有一个政治笑话，说李鹏管理经济遇到了困难，去请赵紫阳复出继续为党工作，赵问让我担任什么，李说管经济的副总理，赵立刻拒绝说，我又不是维族！这笑话是讽刺不让维族掌握实权的状况。讲这笑话的维族朋友解释说，上海人到北京去当官你们都要骂"上海帮"，新疆的实权都被汉人把持，我们又怎么会满意？
其实不光官位多数被汉人所占，像新疆气象局那样的单位，一千多职工中维族只有三十多个；如果强调气象局是技术部门，需要懂专业，那么不需要专业人员的基层单位，如维族聚居的阿克苏地区，行署粮食处三百多职工中也同样只有二三十个维吾尔人……当然，用哪个民族的人只是自治含义里的最低条件。在西藏的各单位中，藏人干部职工经常是占多数的，但同样不能叫自治。即使民族地区的官员全部都由当地民族担任，并且掌握著实权，也不一定就是自治，因为关键要看那些官员是怎么产生的。如果都是由北京任命，自治就依然徒有虚名。只有官员是自下而上地产生于当地人民，自治才算开始具有真实的基础。
在民族地区走得越多，我越感到民族地区实行自治的好处。那种好处是对双方而言的。以往经常谈的只是自治对当地和少数民族的好处，对此需要改变一种错误看法，似乎地方所得就是中央所失，少数民族所得就是汉族所失。事实并不是这样，自治带来的不是零和结果，而是双赢。
目前北京每年给西藏和新疆一百多亿元的拨款，还有各种其他好处，却换不来相应的感谢，反而无论是经济发展慢，城市建设差，道路不好，商品缺乏，生态恶化，犯罪增加，只要有问题，责任似乎就都在北京。给钱不但成了该给，如果没有不断增加，或者是增加幅度不够大，得到的就会是抱怨。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员一谈有什么要求就是要钱，问他们何以能够伸手张口就要钱，他们反会对这种问题感到奇怪，如此要了几十年，已经是理所当然。
官场是这样，民间也有类似情况。乌鲁木齐的山西巷是维族区，那里的居民不执行政府的扫雪规定。家家户户只是把自己门前的雪往路中间扬，说路是共产党的地方，不归自己扫。每年临开春由军队进行"爱民劳动"，把路上一冬的积雪运走。一位新疆农业银行的维族干部告诉我，有些维族懒汉生活非常贫困，但是政府拨款为他盖了房子，他却立刻又会把房子拆掉，为的是卖木料换酒喝。新疆农村有相当数量给个人的贷款发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然而在我看来，这种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正是政府包办一切的结果，无论是个人的懒惰和无责任感，还是官场的懒惰和无责任感，根源都在这里。
如果让当地人民进行自治，推举自己的政府，选择自己的决策，他们就会是而且只能是自己负起责任，出问题也要由自己承担，再也怨不著别人。这样一种结果，当地人民高兴，中央政府省事又省钱，何乐而不为呢？
以一个例子说明。1991年我在拉萨，因为原有电力跟不上拉萨规模扩大和用电增加，几乎天天停电，人们怨声载道。当局那时决定在离拉萨不远的羊卓雍湖建设一座新电站。然而羊卓雍湖是藏人的神湖，藏人认为建设电站对神湖造成惊扰和破坏，反对的呼声很高。对此，当局认为自己做的是好事，藏人的所说的神湖是迷信，于是坚持把羊湖电站建成了，前后施工8年，花了18亿元。今天的拉萨再也没有停电问题，然而藏人一边享受著羊湖发电带来的光明，一边骂著花了钱搞建设的汉人统治者，民间还流传汉人借施工之名挖走了埋在羊湖下的宝贝，国际上也把羊湖电站当作北京不尊重西藏文化的实例。在这种问题上，为什么不能把思路变一变呢？何必由北京决定什么对藏人是好事或坏事？对于少数民族的选择，是迷信还是科学并非最重要，那是人家的文化，关键看人家愿意怎么样。如果让我考虑羊湖的问题，莫不如让拉萨人以投票方式选择究竟是愿意忍受缺电的不便，还是愿意建设电站。投票结果若是不赞成，那就省下18亿元；若是赞成票更多，反对意见也就没有理由再把矛头对准北京，而中央政府那时拿出18亿元建设电站，也就成为对藏人的真正帮助。
国际社会一直有关于北京正在消灭西藏文化的批评，流亡藏人更是以此作为对北京的主要控诉。然而传统文化的衰败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哪个民族都无法回避，包括汉族自己也不例外。西藏传统文化是否能抵抗得住全球现代化进程，即使是达赖喇嘛亲自统治西藏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那么北京何必要去自己背这种骂名，成为费力不讨好的挡箭牌呢？让西藏自治，让藏人去面对两难，进行选择，承受来自各方面的矛盾，自己旁观评论，岂不是藏人高兴，国际满意，自己减轻负担，又可以充当仲裁者？这才是对中央政府而言最聪明的做法。只要是国防和外交在中央政府手里，主权能够得到保证，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怎样自治，都不会有大碍。
有人可能担心资源的问题，真给了少数民族地区自治权，当地的资源——如新疆石油——国家是否就没有权力开采了。对此应该认定一个前提，即开采资源是需要对当地人民给予合理补偿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打起国家旗号就可以无视一切。然而对资源补偿并不会使国家难以承受。现在国家每年给民族地方的拨款，在那时就可以转换成这种补偿。双方变成了明算帐。以后就不必一个说我无偿给了你多少钱，另一个说你无偿拿走了我多少东西。一切都按交易规则来做，那对双方的关系肯定是更有利的。至于国家和地方的权益怎么分配和保证，可以在历史基础上通过协商以法律确定。国家拥有武装力量，掌握著最大的资源，根本无需担心民族地方真正自治后会发生失控。只要严格遵守和执行法律，一切都不会脱离掌控，中央政府完全可以有这个自信。
不过所谓自治还只是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自治，具体内容是什么，在新疆怎么实行，都需要有十分深入的思考和设计。新疆实施自治的复杂性在于它是一个多民族混居地区，尤其是近七百万汉人怎样融和进新疆的自治中是一个大难题。新疆本地民族之间虽然也有诸多矛盾，但若不考虑汉人，他们之间共同的伊斯兰因素和突厥因素可以用来进行整合，然而有七百万汉人在新疆，强调伊斯兰和突厥因素就会导致以汉人为敌和排斥汉人，成为民族冲突的根源。
我和E在这个问题上花的时间最多。监狱里有无数的时间，人的耐心因此特别强，可以不厌其烦地在每一个细节上反复质疑、讨论和推敲，并且乐此不疲。目前世界上那些现成的模式——西方民主制、政党政治、议会选举等，都不能应对新疆未来的局面，甚至会加剧矛盾。在这方面我们的看法一致，只有找到一条不同以往的新路，才能使新疆问题走出困境。
E对我提出的"逐层递选制"表现出很好的理解和接受，这使我感到欣慰。和目前的其他自治概念都不同，逐层递选制是一种"全细胞自治"结构，它的自治是一层套一层的，自治之中还有自治。其实以往各种自治形式都非真正的自治，只是地方相对于中央的自我管理，对内仍然保持著统治结构。一般来讲，统治结构只能容纳一个统治集团，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不管哪个阵营把握了统治权力，都意味另一阵营是被统治的，因此这样的结构特别容易发生冲突。而在逐层递选的结构，任何一个单元、任何一级层块都是自治的，不存在一个自上而下的统治集团，也没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倒优势。各方因此比较容易保持宽容和平的心态。同时，这种自治也给不同族群的自行组合提供了可能。在每个自治体内部，相互都不用担心对方干扰，也无从发生冲突。每个自治体可以奉行自己的原则，流行自己的文化，保护自己的成员。而自治体之间的交往则是在逐层递选的更高层块上由当选者进行的。那种高层交往富于理性并善于妥协。直到时间提供了足够的过渡，造成异质与分裂的根源已经淡出，社会就会逐步进入到相互融合的状态。
我无法在这里详细论述我们那些具体讨论。我当时尽可能地做了一些笔记。因为监狱当局经常搞突然袭击式的检查，为了防止笔记被他们当作"反动思想"的现行反映，我把笔记冠上了一个"古希腊城邦制度讲义（复习提纲）"的标题。看上去，似乎是我在默记过去上过的什么课，以及写下的一些心得。所用词汇都经过变形，谈的似乎是遥远的古希腊。
在监狱里，我得到了很多新的想法，对新疆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角度，对当地民族也有了新的理解。从这个角度，这次坐牢倒成了一个收获。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开始真正走进了维吾尔民族的内心世界。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做到的，即使在入狱之前，我专程来新疆结识维吾尔族朋友，自以为和他们有了很多交流，其实还是在他们之外。因为那时我还是以一个研究者的心态来看他们，把他们当作对象来观察。是监狱使我和他们的心贴到了一起，卷进了他们的共同命运，与他们承受起一样的苦难，和他们产生了血脉之间的融和。是的，自从我的血流在了新疆，新疆就不再是一个概念，当地民族也不再是隔岸相看的对象，而是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机体，会让我感到疼痛，让我感到目眩，也会让我感到情深意长，绵无绝期。
E的名字用维吾尔语发音，声音很像是一种气体和液体混合起来在耳边发出的汩汩流动，我用他的名字做了一首小诗赠给他，不过这里只能暂时隐去他的名字：
我割断了血管
血流轻快地歌唱：
××××
××××
你好！
××××
(25)：失去人权方知可贵
被抓以前，跟维吾尔人谈话总能听到"人权"一词，那时我是在抽象的意义上理解，也认为他们是在抽象的意义上使用。政治上表达不同意见，人权是个通用词汇，如此而已。直到自己尝受到被剥夺人权的滋味，才切身体会到人权的真实意义，以及它对人有多么重要。
今天中国的缺乏人权和毛泽东时代有所不同，那时政权以阶级斗争为武器，强行进入全部国民的个人的生活，剥夺所有的私人空间。今天阶级斗争已经难以为继，政权失去了同时进入每一个私人空间的能力，所以那些"安分守己"的公民（尤其是社会上层人），平时可以不太感受人权方面受到威胁。然而今天的政权仍然保留著与毛泽东时代完全相同的一点——只要它愿意，随时有能力侵犯任何个人，个人则没有任何能力在它面前保护自己，只是一粒任凭碾压的草芥。
对我而言，一旦被抓，立刻就如掉进一个黑箱，被切断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得不到任何信息，也得不到任何援助，只能听凭摆布。而对方是一个庞大机构，人员众多，资源无限，信息畅通，你如何有能力和它抗争呢？
进了看守所，同牢房犯人偷偷摸摸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照著法律条文帮我分析可能受什么指控，判多重的刑。那本刑法是我在里面唯一的法律知识来源，也是判断自己未来命运的唯一依据。然而只要外面一有响动，同牢犯人条件反射式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刑法赶快藏起。他解释说让"管教"看见就会被没收。我奇怪监狱难道不是最该让人读法律的地方吗？他嘲笑我的文人气。犯人如果明白了法律，就会给办案增加麻烦，犯人什么法都不懂才容易摆布。刚入狱的时候，他也曾要家里送法律书，结果都被看守所截下。这本刑法是以前的犯人传下的，怎么拿进牢房的已不可考，平时总是被藏在隐秘地方。我听罢不禁笑了起来，我是因窃密而犯法的，关到牢里却仍然在窃密，所窃的秘密就是中国的法律——这是多么黑色的幽默。
虽然有那本宝贵的刑法，却帮不了我太大忙。从那些条文中，我可以确定自己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据说中国刑法去掉了"反革命罪"是一大进步，但是"危害国家安全罪"看上去却更加宽泛，比"反革命罪"所能包括的内容还多。它的条文模糊，难以界定。在相关的十二条条款里，可以被安在我身上的看上去有好几条。那种语焉不详的词句——如"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煽动分裂国家"、"以造谣、诽谤或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境内外机构、组织或者个人资助境内组织或者个人......"、"为境内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解释的灵活性几乎可以随意扩展。怎么掌握那种灵活性是由当局说了算，想重可以重到判死刑，想轻也可以轻到无罪释放。其间属于"合法"范围的权力究竟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那时已经做好了被判刑的准备，不知道的只是被判多少年。关于我请不请律师的问题，同牢犯人的意见不一样。赞同的意见是，虽然律师不会改变大的结果，但是有可能争取到少判一两年。为了一两年的自由，请律师就值得。按照他们的经验，钱是少花不了的。因为新疆本地没有敢接政治案件的律师，只有从北京请。每次来回飞机，住旅馆，打车，再加上各方面的打点应酬，还得找熟悉新疆情况的助手，不考虑律师酬金，光是开销至少也得十万八万。不赞同的意见说，对一般的刑事案件律师可能有用，但是政治案件不是按照公检法的一般程序就能判的，肯定事先通过政法委（政法委是共产党内的一个机构，中国的各级公检法归同级政法委统一领导，所以公检法独立办案是徒有虚名），政法委定下来判你几年，法院绝对不会判成另外结果，所以请律师没有用，钱肯定是白花。
维族犯人一般都不请律师，除了知道律师起不了多少作用，也是因为没有钱。这将是中国通往现代化之路的另一种障碍，法治难以实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多数人请不起律师。大量地颁布法律不等于就是法治，所谓"国家越糟法网越密"。法律大量地脱离现实，与社会脱节，不为人知，难为人用，结果是人人都可能触犯法律。一方面在法不责众的情况下法律失去权威，从而进一步不被执行，另一方面人人犯法等于赋予了权势者新的迫害武器和寻租工具。如果人人都可以被法律惩治，那么惩治谁不惩治谁就成为最大的权力，法治也就成为新的专制。
我决定不请律师，除了相信律师不会对我的案件起作用，我还有一个打算——要把法庭当作讲台。法庭受审是唯一能让我对外讲话的机会，我必须要利用。而且那些话只有我自己讲，任何律师都不可能替代。
后来出狱时，我看到海外舆论把我的罪名说成了"泄密"，并且为我进行辩护，说我一直在体制之外，不可能掌握秘密，因此不可能有什么"泄密"。我当然感谢海外舆论对我的声援，但我认为我到底有没有犯法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按照现行的法律，可以把我定为犯法，因为我复印的材料上的确印有"秘密"二字。然而问题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可以任意把公共信息以"秘密"二字进行封锁和垄断？共产党总是宣称国家属于人民，如果真是那样，了解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就应该是人民最基本的权力，治理国家的信息就应该是最开放的信息。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谁去了解一点这样的信息就会被判为"窃密"，谁说出一点这样的信息就会被判为"泄密"。人民的知晓权被彻底剥夺，这是什么法律？是出自专制权力的恶法！对于犯这种法，我既无愧疚也不后悔。既然我选择了写作为业，我职业的功能就是要让人民知晓。对我来说，人民的权利是最高法律。这最高法律有权蔑视一切恶法！我"窃密"也好，"泄密"也好，都是恶法之下的罪名，也都是恶法所逼，因此只要是恶法不变，我过去这样做，将来还会要这样做！
当我在笼子一样的小院踱步默想法庭上的自辩时，经常会感到热血沸腾，甚至盼望立刻走上法庭。我向同牢犯人仔细了解新疆服刑的情况，如何下煤矿，如何烧砖窑，受苦的程度，生存的艰难，虽然对那种前景不寒而栗，但是在心里，我已经把自己未来的相当一段生命定位于新疆的苦役。那时我完全没有想到结果会是另外一种。
(26)：被“发展”
春节后审讯重新开始，我发现了一个没有想到的变化——审讯突然变得简单起来，不像刚被捕时那样步步紧逼和布满陷阱。我当初回避回答的问题现在不再继续追问，或者即使问也在表面，似乎只是走个形式。审讯者们好像因为春节喝了太多的酒而变得智力迟钝，失去了开始时那种精明、洞悉和令人畏惧的手段。我觉得多日绞尽脑汁做好的准备变成多余，甚至有点为失去较量的机会而遗憾。这种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他们从来就这水平，只不过是我的恐惧把他们的能力放大了？还是因为我的自杀使他们担心，不敢施加太大的压力？想来想去，大概不会那么简单。还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已经搜查了我的住处，正在对成果进行整理，准备更集中的火力对我进行突破，现在不过是“战前的宁静”；另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对我的案子在整体上如何处理变了打算。
对后两种可能的猜测又开始把我搞乱。前一种可能是让我已稍有平息的恐惧再次泛起，因为我思考出的不过是一些针对人和事的说法，只要那些说法能自圆其说，并且不可对证和不可追问，就可以过关。然而他们从我住处得到的是白纸黑字和电脑文件，就会使自圆其说的难度增加很多。我如何能用头脑再现那容量高达几个G的电脑硬盘，把上面成百上千的文件、邮件及其时间、地点、人物等因素，全搞成无懈可击的自圆其说呢？就是让电脑来做也是一个大工程啊！但是想到后一种可能，不禁又让我萌生希望，会不会是他们终于认识到抓我是搞错了，已经不再准备给我定罪判刑，目前的继续审讯只是走个过场，结果将会是我被安然释放呢？摇摆在对这两种可能的想象中，如同在交替地进行冷热水浴。
不过我还是强迫自己放弃幻想，把头脑集中到再现家里的电脑硬盘和成堆的文件上，虽然那是个令人近于绝望的工作，毕竟耽溺于空洞的希望毫无意义，把时间精力放在实际一点的事上，即使不能全部做到，也是做一点算一点，比不做强。 一天晚上，又一次被提审。我以为跟以往的审讯一样，进了审讯室却发现那场面有点怪。除了专办我案子的几个人，K处长也在，坐在中间。最奇怪的是连祁师傅也坐在一旁，平时他从不在审讯场合出现。这次K处长给我介绍，祁师傅并不是个只管开车的司机，而是一位科级侦察员。今天祁师傅到场，是因为平时祁师傅对你不错。为了你更好，我们今天要给你一条出路。 K处长把他的话加了不少修饰，我听了好一会才全部明白。所谓出路，其实就是要我答应将来为安全部门工作。没错，我表示过在国家安全方面可以和他们合作，但那只限于研究，我一直做的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我不爱党但是爱国，我会对祖国和人民负责。
然而显然他要我做的不是研究，具体做什么，他没有说，而且表示不重要，他要的只是我的一个承诺——同意和他们合作。“也许很久都没事，甚至不会跟你联系，只是偶然有需要，才会请你帮一点忙。”K处长轻描淡写。我一时没有说话。当我在医院急救的时候，我曾对K处长说了当年容国团自杀前说的那句话——“我爱荣誉，胜过生命”。他是对人能够有这样的心态全然不相信呢？还是因为习惯了权力可以控制一切，因此相信只要权力在手，就可以任意改变人心呢？ K处长看我沉默，把选择摆到我面前——现在我还没有被正式逮捕，但拘留期马上要过，是否进行逮捕也马上要定。
如果我同意他所说的，他们可以不把案子交给检察院，也就是不进入法律程序，自行了结。如果我不同意合作，他们就将按程序上报检察院批准逮捕。我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齐全，检察院肯定批准（检察院从来不会不批安全机关申请的逮捕）。那样就进入法律程序，也就不再是安全部门一家的案子，最终就一定要搞出个法律结果。在法院进行判决之前，他们还有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对我继续侦查，那时他们会好好研究我的电脑和文件，其中所有问题都要搞清楚。如果发现了新的违法，将对我数罪并罚。如果发现还有其他人共同犯罪，也要进行同案处置。说完这些，K处长又给我描绘了一番新疆监狱的恐怖情景，强调地告诫我，那可不是你们文人能呆的地方。 K处长虽然是个维族，但是他很懂得汉人那套攻心方法，运用自如。他的话的确使我感到动摇，“不干”两个字几次就在嘴边，始终没有说出口。
我当然知道我肯定不会去真为他们工作，我的动摇在于头脑中产生的另一个思路——这是不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 如果是，又应不应该利用呢？ 我长时间地沉默，一直没有表态。已经到了深夜，K处长说明天再听我的回答。临走前祁师傅劝我好好想一想，要为自己想，为家人想。此时再听他这些话，我在以往对他的感激之心之上开始加上了一些猜测，他过去对我那些关怀，究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好，还是出于在案件侦破中被分配的角色呢？ 那夜我几乎没睡，翻来覆去地想。这毫无疑问是个机会。至少可以让我脱离监牢的黑箱，和外面世界恢复沟通，哪怕只有几天时间，也可以让我做这样几件事：一是母亲、还有义父夫妻几位老人本来都指望我照顾他们的晚年，如果我做不到了，至少应该见他们一面（说不定是最终告别），为他们的未来做一下安排。
不尽这个义务，我难以安心；二是虽然我为那些可能受牵连的人想好了不连累他们的说法，但如果他们在被安全警察调查时口径和我不一样，就会形成“各个击破”，能出去做一次“统一口径”，可以确保他们的安全；三是能够出去一段，至少可以获得信息，进行活动，增加营救自己的机会。哪怕只是重新看看我的电脑备份，也会使对付将来的审讯容易一些。 还有一个理由，似乎不应该成为理由，但对我当时的心态却挺重要，就是指望能利用这个机会换个监狱。在新疆服刑，除了条件差和苦，最主要的是给家人负担太大。能换到北京的监狱服刑，我在这方面的心理包袱会轻得多。我若先是假装答应下来，先回北京把该做的事做完（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家己被搜查），再告诉他们答应是假的，那时再把我重新收回监狱，是不是审判和服刑的地点就可以换成北京了呢？ 想清楚这些都不难，让我辗转反侧的不在这儿，而是到底应不应该做这个假？
那不在于是否可以把假承诺当作计策来用，邓小平当年信誓旦旦写下“永不翻案”的保证书，上台不也照样不认？让我犹豫的是即使是假装，毕竟也是一种屈服，哪怕只有几天，也是我的人生上的一笔。要不要让自己书写的历史有这么一笔？应该不应该？值得不值得？ 仅以理性衡量，似乎没有问题，又不是真去为他们做什么，只当是调侃他们一下，却能解决重要的实际问题，为何不做？但我怎么也无法消除一种心理，那跟实际问题无关，就是觉得似乎有什么不对，不应该，却说不出不对和不应该在哪。 几天前在牢房偶然看到人民日报（犯人可以不定期地看到过期报纸）有一篇报道，韩国几名五十年代入狱的政治犯因为一直拒绝在悔过书上签字，被关押了四十多年，一直到新上台的金大中总统特许他们免于签署悔过书，才解决了释放他们的障碍。
我当时问E，签个字只是手指一动，立刻可以自由，而不动那一下手指的代价是四十年监狱，换了我们会怎么选择？我们都为此长时间地唏嘘感慨。我不怀疑那几个韩国政治犯出了狱反而会陷入茫然，因为他们坚决不悔过的就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北朝鲜的向往。然而我还是非常非常尊敬他们，因为精明、理性、识实务那些品质在我们周围和我们自己身上都不缺乏，缺的就是这种至死不渝的坚定。 不过想是这样想，我最终还是用理智说服了自己。那理智似乎足够充分——你不能为一时意气放弃对家人的安排和对朋友尽责的机会，做那种看似高尚的事，实际却是一种自私的洁癖。我无法确定我的选择是不是也属于已经腐蚀了整个中国国民精神的实用主义的一个变种，我当时已经有点想不清楚了。
第二天继续谈，我表示同意他们要求的合作。他们对此并不出乎意料，也许他们以前就没有见过拒绝这种交换的。杨科长让我写一个保证书，实际完全是他口授，我一字不动地听写。因为不允许我留下底稿，我现在已经不能完整地记住保证书的内容，大致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要为他们提供帮助；将来如果有新帐（可能就是我拒绝提供帮助），我这次犯的事就作为老帐加在一块处理；包括一些很具体的内容，如我在外出去每一地之前都得向他们请示，写每篇文章都得让他们审查等。我冷眼看著杨科长一板一眼地琢磨词句，他们真觉得有资格提这些要求，并且真地认为我会照他们说的做吗？最可笑的是还要求我不许跟安全部门的其他机构接触，哪怕是北京的安全局也不行。
我差一点就问：如果是安全部长呢？看来他们之间也在互相玩把戏呢。 杨科长口授完毕，请示K处长，再让我修改和抄写，最后按上手印。好啦，他们大功告成。表现出心满意足的模样，挨个传看我写的保证书，只有祁师傅没动。我在一旁观察他。杨科长第一遍叫他的时候，他说他不用看，但是第二遍叫他的时候，他接过保证书，跟别人一样仔细地读了起来。对此我当然不会奇怪，但内心深处的确感到了一点惋惜。 后来又要我写一份悔过书，那是了结案子的必要程序。对于已经写了保证书的我，不过是小菜。共产党一直保持一种滑稽的文字崇拜癖，似乎只要是写成文字的事就成了真的，不会再变。
经过那么多次运动，它的档案库里堆满了千万吨这种朝三暮四、充满谎言的废纸，为什么它在这方面仍然没有稍微聪明一点？不过我还是避免亲笔写下恶心的话，只是谈了一番法律和我在法律方面的失误，表示以后要好好研究法律，言外之意是再不让他们抓住。然而那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的阿Q心理罢了。
(27)：出狱
离开看守所时天下小雪，天阴得黑沉沉。我和E等狱友告别，彼此神色凝重。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做了什么，“管教”站在一旁监视。走出看守所大门之前，我对看守所所长说了句“下次再见”。警察们都笑起来，认为我是在搞幽默。
我并没有马上自由，被软禁在一间招待所，有人昼夜看守。按照K处长所说，他们还需要跟我谈几天话。第二天中午K处长设宴。送我去赴宴的警察炫耀地告诉我那是江泽民曾经下榻的饭店。席间有人拍摄K处长跟我碰杯的照片，其他警官也来合影。我想那些照片都会放进安全厅的档案。K处长大概认为这样一种反差会给我打动，对我说你昨天还是阶下囚，今天就是我们的座上宾，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我回答说，没错，从此我就成了你的线人。这样的回答使他有点尴尬，他做出不屑表情，反问你以为你做得了线人？他的意思是我现在还不足够卑贱，得一直沉沦下去才能达到充当线人的水平。他虽然只是一个处长，口气中却总有决定他人命运的霸气。这也难怪，多少人从他手里走进监狱和刑场，命运的转折甚至生命的存亡全取决于他怎么下笔。我俩坐在一起各打鬼胎，想一想也很有意思，我是个汉族，为维吾尔人的问题来新疆“窃密”，他是个维族，为汉人政府抓我审我还“发展”我。不过，不考虑他的工作，他身上还是有一些维族人的优点，比汉人更为直率坦诚，不太玩弄小伎俩。
吃完饭回到软禁我的招待所，一切突然开始加速进行。他们忙著办理有关释放的手续，原来说还要进行的谈话也没了。杨科长这回是主动督促我给北京打电话，告诉家人明天我就会到家。这反而让我产生猜疑，为什么突然变成急于把我赶快扔出去呢？后来知道，正好就在那两天，海外传媒开始密集报道我被抓的消息。当局大概是希望我尽快出狱能起到平息舆论的效果。
当晚K处长到软禁我的房间，告诉我北京市安全局来人到乌鲁木齐接我，第二天一早我们一块飞北京。我不知道他们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回不再说不许我与安全机构的其他部门接触，而是煞有介事地说“今后你就归北京局领导”，听得我毛骨悚然。
我和K处长做最后谈话时故作深沉，引用了“革命导师”的话。我说：“斯大林说过，没有进过监狱的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希望有过这次经历，从此成为一个完整的人。”K处长神情异样地盯了我一会，看得出已经感觉对我没有把握。
第二天，1999年3月13日，我被捕后的第42天，北京安全局一位处长和他的助手带我上飞机。我做好准备下飞机后可能还会被带到北京安全局的什么地方继续受审，然而没有。飞机降落时那位年轻精明的处长告诉我可以自己走了，不要让人看到我们在一起。此时我说要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休息，然后才能和他们谈话。算起来我在外面一星期应该能办完所有事，就可以再回监狱了。
(28)：给江泽民写信
回到家里，我给家人讲的第一件事就是出狱是暂时的，很快我还得回去，让他们先有一个思想准备。海外媒体的消息很快，不知道他们的消息来源是什么，我刚刚到家就开始报道我已经被释放。在分析我被释放的原因时，普遍把原因归为我母亲给江泽民写了信。
回家后知道，我母亲的确为我的事给江泽民写了信。按道理，这是他们之间的私事，本不应该由我来讲。但至今凡有提到我的地方，往往都把这一条捎上，有人因此认为我是有恃无恐。所以，我需要对此稍做解释。海外媒体说我父亲是江泽民的老上级，其实是捕风捉影。我父亲与江五十年代都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但当时一汽有六万职工，如今都可以说与江是同事。我们两家当时就没有什么来往，江离开一汽后更无任何联系。倒是我的义父在一汽工作时与江关系稍近，后来彼此也见过一两面。我被捕之后，是我义父给江写信，同时捎带转去了我母亲的信。但是他们的信都没有得到回音，至今也没有证明起过作用。我在新疆牢房里从没想过这种关系能帮什么忙，更不要说在以往写书时指望受到他的保护。
对于我要宣布保证书作废，家人都表示支持，但他们还是建议先写一封给江的信更好。万一我这次出来有那种作用，说不定还能因此避免再回监狱。
一个星期很快过去，当我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两封信——一封给江，一封给新疆安全厅K处长——也都写出了草稿。第一封信口气比较缓和，描述了事情经过，表明了我宁可重回监狱，也不会去搞“秘密工作”，也表达了当然更希望能够不回监狱。一位朋友像编辑一样审查一番，从中删掉了有“刺激性”的文字。按理说我应该在这里附上两封信的原文。我曾把所有关于新疆入狱的文件放进电脑一个专门子目录内，包括出狱后趁保留记忆时默写的监规、给新疆安全厅写的保证书等。我把那子目录设置为隐藏状态。可是准备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却发现隐藏的子目录仍在，并且可以显现出来，目录里面却是一片空白，一个文件都没有了。我一直没有想通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说黑客可以趁联网之机侵入别人电脑，把电脑中的文件取走和删除。然而谁又会是那黑客呢？
时间太久了，已经很难记得起我在两封信中的具体言词。现在能够记住的，只有当时在新疆牢房墙上看到的一首诗。那是不知何时的犯人用维吾尔语写下的（因此才能够留下）。E给我翻译出意思，深深打动了我。我在给新疆安全厅的信里，用汉语把它写出——
朋友说我这样做会死我听了便笑起来
审判者说我会因此被打进地狱
我说那我就去习惯地狱的生活
给江的信先发了两天，等到该发给新疆安全厅的信时，家人和朋友都劝我不要发了，有给江的信就可以，已经可以表明我对所写保证书的废弃，何必再去惹安全部门。也许我不再惹他们，他们也不再来抓我，这事就可以这么了结了。我当然希望事情能够就这样了结，谁也不愿意再进监狱，可是万一江收不到我的信呢？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给他写信。或者他即使收到却没有理睬呢？如果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没有寄出给新疆安全厅的信，就等于没有收回我所写的保证书，那保证书因而就不再是假的，而成了真的。这种结果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在这一点上，必须做到非常明确，不能有半点含糊，因此不管可能带来什么结局，我都必须把给新疆安全厅的信发出去。只有发到那里的信才会被放进我在新疆的案卷，和那份保证书放在一起，它们之间才构成一个完整状态，才能对我这段历史做出一个明确交待。 我直奔邮局，用挂号寄出了那封信。我当时行色匆匆，其实是怕我自己被家人和朋友说服。我问邮局的职员，回答是信要一个星期寄到，我想再加上他们的研究时间，应该还有十天左右。于是我开始做准备，收拾好回监狱需要用的物品，买了不需要鞋带的鞋和不需要腰带的裤子——监狱不允许有任何带子，买了适于劳动而且耐脏的衣服，准备了英语教材等。监狱里睡觉不允许关灯，我特地翻出飞机上用的眼罩，免得每天用毛巾遮眼才能睡觉。我把那些物品装好一个包，可以随时提起就走。剩下的就是等待了。我还不加节制地吃东西，为回监狱积累宝贵的脂肪。
(29)：反省
发出给新疆安全厅的信后，时间一天天过去。其间北京国安局那位年轻处长约我见过两次面。两次我都准备被带回监狱，然而都没有。他们谈的是另外的话题。虽然很客气，我们之间却进一步摆明了分歧。我表示我愿意为国家安全做事，但国家安全不是党的安全，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在上，党的安全在下；那处长却立场鲜明，对他们而言，党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我真有点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叫国安部，应该改名为党卫军才对。另一次见面是在法轮功包围中南海之后，他来询问我《黄祸》中所写的气功和法轮功有没有关系。我告诉他法轮功相当程度上正是限制正常宗教发展的结果。从那以后，大概是我寄给新疆的信被转到了北京，他们就再没有跟我联系。
那段时间我心理矛盾，一方面盼著能这样就过去，不再回到监狱；一方面又觉得如果不重回监狱，我的自由好像就是靠“卖身”而得，无法轻松坦荡地享受。很长时间我难以面对友人，因为解释不清。他们都认为是母亲的信使我得到释放，我也只能任他们那样想。随著时间不断延长，越来越表明事情可能真会就这样过去。家人悬著的心逐渐放下，我的神经也慢慢松弛，然而内心却有另一种痛苦同时增长。
有一度，那痛苦曾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甚至动摇了我做人的信心和对人生意义的信念。我无法摆脱灵魂拷问。如果事情真如我设想的那样，出来一下再回监狱，那是占了便宜，写过的保证书和悔过书也都一笔勾销。然而事情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完了，不再有下文，白纸黑字的保证和悔过就成了无法改变的存在，成了我的人生记录和永远无法洗刷的污点。虽然我给新疆安全厅写了信，但那不足以使自己得到安慰。不管有多少条理由，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的软弱。
某种程度上，悔恨也有一部分来自投机心理。有时不免会想，如果我出狱真是别的因素起作用，“发展”我只是新疆安全厅附加的一个讹诈，即使不答应，他们最终也得放我，如果真是那样，我的“计谋”就只是白白弄脏自己。一种对没看准赌注的悔恨长久挥之不去。然而在理智上我很清楚，这样的投机心态要不得也没有意义。如果我当时以投机心态押宝在一定放我，最后却没有放，那照样会后悔。靠投机得到的赢不是赢，这次赢了下次还会输。我要反省的不是押宝的成败，而是在人生关头到底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决定，是以功利为标准，还是以道德为标准？按照功利标准，我的选择没错，理由充分，结果也挺好。可是我为什么不感到满意，反而感到痛苦？正是在那种心态下，我真正理解了康得的名言——“头顶是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人生最终面对的不是功利，是永恒和终极，功利得失不能充填人的心灵，必定烟消云散，而人生的根本是要由道德支撑，并且由道德进行评判。
我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的人生失去了道德的圆满，生命中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道德缺憾。正是这一点使我失去人生自信，感受到人生支点的动摇。每当我读到别人在狱中坚贞不屈和英勇斗争的经历，都不免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
我出来后，经常有人问我在里面有没有受虐待。我难以回答。是受刑才算虐待，还是关押本身已经属于虐待？不过如果只是对我进行关押和审讯，我可以理解。虽然那是恶法，但也是法，只要是按法律办事，恶也有它的道德和道理。然而胁迫我变成它的爪牙，那就已经不仅仅是恶，而是邪恶。邪恶是没有任何道德和道理的，只有不择手段的卑鄙和吞噬一切的残暴。我打心底里憎恨邪恶。
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正碰上一个法轮功信徒在离我住处不远的街上自焚身亡。我虽然一直反对镇压法轮功，但也不奇怪专制政权对异己实行镇压。镇压只是恶，还不是邪恶。而在第二天（2000年2月17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焦点访谈》，事先不告诉自焚者的母亲真实情况，先对那母亲进行采访，然后再由警察通知她的儿子自焚身死，当场拍摄那母亲的震惊和嚎哭放给全国观众。这就是泯灭人性的邪恶！在邪恶者的眼中，这世界根本没有人的存在，所有人都是供其任意摆弄、使用和销毁的工具。
邪恶者可以一时得利，长远却会毁于它自己的邪恶，因为它的邪恶必定不断制造自己的敌人。我在监狱时曾幻想，假如真出现中共电影中常见的那种镜头，突然铁门打开，某党代表亮相，进来握住我的手念白：“同志，你受委屈了！”我不敢说我会涕零，但我肯定会感激。我的被关被审可能就此一笔勾销，而且还会感觉该给它回报。然而它没有，它把我从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抓进去，要变成一个见不得阳光的爪牙放出来。可以说，是新疆的这次经历彻底斩断了我和中共在渊源上的相联。在此之前，不管我怎么批评中共，根源上和它仍有相连之处。以往游离于中共之外，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有“未遇明主”的因素。一旦中共出现愿意推动中国政治变革的领导人，说不定我还真会去甘当“智囊”或“幕僚”。
其实我的新疆之旅，已经开始有了一点那样的味道。如果按照宗教信仰者的思路，也许可以把我这次被捕和其后的经历看作是神意的安排——神看到我有可能成为权力的工具，便用这一惩戒来改变了我的轨迹。
(30)：尊严之路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曾想出一个洗刷自己的极端方式，以去安全部“自首”的方式，宣布在新疆写的保证书是假，要求重回监狱。当然我克制了那种冲动，因为太有做秀之嫌。但是从那时起我就做出明确决定，必须把我经历的一切全部公开，只有那样，我的内心才能得到宁静。当时没有马上做，而是拖到今天，主要是不想让家人受直接刺激，同时希望给他们做好没有我也能安度晚年的安排。做到这一点，需要时间。
有些人对过去的事不愿再提，认为重新揭开疮疤没有意义。然而历史不是只要有意遗忘就不存在，不管你说还是不说，历史就是历史，成为历史就永远不可改变。人需要反省，而反省首先就在于正视历史，敢说真话。这样的反省决不是庸人自扰，可有可无，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敢讲真话，那社会就既不用起义，也不用革命，再强大的专制暴政也会顷刻瓦解。中国之所以能够如此长久地维持专制统治，很大程度就在于专制者成功地做到了让人们不敢和不愿讲真话。
我知道这样做可能付出的代价会有多么沉重。然而专制权力就是这样，怕它的人越多，它就越强大，人们反过来就会更怕它。要打破专制，就必须突破这种循环，而突破只能从我们每个人的自身开始。监狱的日子不好过，但是监狱总要有人去，自由是从监狱开始的，追求自由也就不能回避监狱。
朋友说我这样做会死
我听了便笑起来
审判者说我会因此被打进地狱
我说那我就去习惯地狱的生活
每当我默念这首诗，我都会感到力量。现在，我已经重新准备好监狱用的物品，装成可以随时提起就走的一包，等待著“专政工具”们的光临。 Q曾安慰我，经过新疆的这番审查，我从此对官方而言就清白了。然而，我对官方清白了，对民间却变成了不清白。我并不指望写这么一篇东西就可以洗刷自己，效果甚至可能是相反的，我会为此承担更多的丧失——同时丧失官方目前对我的容忍和我在民间舆论中目前尚好的口碑。然而即使如此，我也必须做，去接受该有的后果，因为是自己写下的历史，就必须由自己承担该承担的一切。
当然，我这样做也不全是牺牲，也有对我而言的必要和好处。从新疆回来，我断绝了任何与官方牵连或可能牵连的事，主要出自一种心理原因——只要不把新疆经历公开出来，与官方的任何关联都不能让我避免当爪牙的感觉。然而，自由应该是没有忌讳的，包括不刻意回避与官方合作。有了那种刻意，就已经有了预先设置的不自由。安全局那位年轻处长约我谈法轮功的时候，包围中南海的事情刚刚发生，高层还没有制订出如何对待法轮功的决策。那时我已经预见法轮功无法消灭，迫害有助其向正式宗教发展，会出现宗教殉难者等，这些后来都得到证明。那处长希望我把看法写出来，并向我保证可以通过直接渠道送达高层。他态度恳切，但是我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就在于我曾写过的保证书。为了保证那保证书的确是假的，就必须回避与官方——尤其是安全部门——有任何合作，否则那保证书就成了真的。后来看到当局的决策出台，在镇压路上越走越远，双方互动导致法轮功的激进化、政治化和国际化，成为未来中国一个危险的因素。我想当初如果把看法写出来，哪怕能产生一点作用，开端的些许差别，也许就能导致后面分道甚远的走向。这样做不是对当局效忠，而是对祖国与人民尽力，也是对人道主义的尽责。我没有做，其实正是失去了自由的表现。如果要重新获得那种自由，前提就是要把我在新疆的这段经历说出来。
有人说我写《黄祸》改变了西方国家对中共的态度，因为惧怕《黄祸》描写的中国崩溃，西方把推翻中共的战略变成了帮助中共稳定中国。我无从证实《黄祸》起到过这样的作用，不过我可以承认，推翻中共的确不是我的目标，甚至我愿意与中共进行更多的合作。中国现在就像在悬崖边上摇晃，如果跌下悬崖，那是无法在中间停下的，只能一摔到底，粉身碎骨。相比这个前景，其他一切都排在次要。如何能把中国从悬崖边上拉住，才是首当其冲的问题。我不否认中国之所以到了悬崖边上，正是中共所为的结果，我也决不支持要避免黄祸就只能维持中共统治的逻辑。相反，我写《黄祸》不是为一党专制提供理由，而正是用极端的描写发出告诫，不改变中国的专制政治，黄祸才是最终一定不可避免。而中国发生动乱和崩溃，承受最大苦难的是中国人民，不是统治者。为了避免人民的苦难，我们不应该拒绝任何可能。中共如果能自身发生转变，将是中国人民的最大福音。即使目前还看不到任何一点这方面的希望，我们也不能放弃争取那种前景。
现在回头再看新疆的经历，距离和时间使我超越当初的激动与痛苦，开始感受到蕴含深层的收获。它让我在为尊严斗争的过程中彻底反省，把摆脱对权势的依附变成自觉；它使我设身处地体验到少数民族的情感，清扫掉我内心深处的国家主义残余；我以自身的经验理解了人性脆弱，从而有了更多对恐惧与屈服的宽容，以及有了对专制暴政加倍的憎恶；生死边缘走过一遭，使我万事看开；我在那时向上帝祈求的勇气，正在润雨无声地渗入我的灵魂；我不认为从此就会没有软弱，但肯定可以更少恐惧，更多坚强，让我以更勇敢的姿态，去面对仍然张狂于这个世界的邪恶。
2001年2-4月于北京
王力雄：新疆追记（12--21）
(12)：审讯
接连几天的审讯都是在关我的那间小屋里进行。一天审数次。每次都由墙角一台摄像机录下全过程。开始的审讯者是一位从哈密跟过来的警官，完全是用对待“阶级敌人”的方式，因此我和他的对抗逐步升级。随后他消失了，再未出现。换上了杨科长登场。杨对我解释因为那警官态度不好被换掉。但我后来明白态度不好也许就是为了演白脸，因为我发现他们总是既有演红脸的，也有演白脸的，那似乎是规范化的工作程序。
不过初始我还不懂这种手法，换上温文有礼的杨科长，让我感觉像是遇到了一个知心朋友——这就是设置白脸的作用。杨科长不是一本正经地坐在桌后审讯，而是跟我面对面地促膝聊天（虽然我们的膝离得挺远，但却给我那感觉）；负责记录的任警官面目慈祥，笑容可掬；还有开车的祁师傅对我问寒问暖，关照我的生活；女警官小李还动辄叫我一声“王老师”。可是没有多久，我就意识到这种方式比哈密那位警官的简单粗暴更难对付。对白脸你可以干脆不理他，你能被激发出那种斗志。可现在人家笑盈盈的围著你聊天，说的是为了你早一点自由，把问题了解清楚，你总不能不理吧。而只要你开口说话，他们就会引导你不断往下说。比如你接触过甲，他们会问和甲是怎么认识的？如果是通过乙，就会问乙是什么样的人，人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然后又会接著问和乙是怎么认识的？通过丙，又开始问丙……这样的“谈话”很快就对我形成极大的压力。虽然我不说对别人不利的话，但即使只说出别人名字也会让我产生出卖的感觉。
除非什么话都不说，就像张春桥对付审讯那样。然而张春桥有那种意志，是因为知道无论怎样都不可能改变他的下场。我可不是，我是千方百计想把自己解释清楚。我推翻了原来说的为写书收集资料，告诉他们我是来做关于新疆问题的课题，复印文件只是为了课题，不是要危害国家安全，恰恰相反，目的是要维护国家安全。然而对方一句话就能让我哑口无言：法律不考虑动机，一个好人杀了坏人照样是犯法。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按照法律规定已经可以判刑。但你若是好好配合，我们也可以帮助你解脱——结果怎么样，完全取决于你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你产生了对方能够帮助你解脱的期望，就不可能有勇气对审讯不回答，顶多是不做对他人不利的回答。
如果把审讯视为一场斗智斗勇，被审的人是处于绝对劣势的。审讯者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有专业知识，有分工合作，掌控著一切信息和资源。而被审的人一切渠道都被封锁，孤独无助，任人宰割。对我来讲，压力最大的时候不是审讯过程中，虽然那时脑筋转动激烈，事后会感到筋疲力尽。但比起审讯之间的间歇，至少不那么紧张。那时除了看守者，其他人全到另外的房间（那房间里究竟有多少人我一直没搞清，只是听出人来人往）。那时清楚地知道一群专业屠夫就离我咫尺的地方，在那里合伙算计著如何对我宰割，他们分析前面的审讯情况，寻找其中的破绽，商量对付的策略，拟定下一轮审讯内容，而我却无法知道他们到底要怎么做，要达到什么目的。那时会拼命地猜测，却是绞尽脑汁也没有可凭借的信息。那种大脑陷入盲目空转的滋味非常难受，就像被蒙著眼睛等待不知何时将从何处下手的刀割一样。我逐渐开始产生顶不住的感觉，我怎么能对付得了他们？！他们的职业就是整人，而且他们是一个机关！机关——那是何等形象和准确的一个词！
我逐渐发现，他们的审讯手法很有讲究，绝不是把所有想知道的问题一下统统摆出，而是分出步骤与层次，有时还会故意制造一些迷惑，让你搞不清他们的最终目的在哪。你觉得每次问的是些小问题，回答起来不会对自己和别人有伤害。但是分开看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合起来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圈套，让你不知不觉就已经钻进套中。而当你最终明白的时候，已经无法解脱，因为你已经在每份审讯记录上签下了“属实”的字样，在每一页按下了手印，不可更改。等到他们最后把不同的审问记录组装在一起，你才会大吃一惊地发现，你承认的东西已经可以解释成为罪行。
尽管我已经告诉了他们我来新疆的目的是做研究，但能够感觉他们并不相信或是不想相信。按照他们的思路，我应该是多年一直在盗窃国家秘密，炮制著作，再换取金钱。我这回来新疆也是做同样的事。甚至进一步，何必非得通过写书把秘密转化成金钱，直接窃取秘密进行出售岂不更简单？明镜出版社一直是他们眼中的重点，在他们眼中是敌对势力与异议分子的阵地。既然明镜出版社是从出版《黄祸》起家，我和明镜的关系又是那样密切，那么明镜出版的大量涉及党政军内幕的出版物中有我提供的情报，在审讯者看来就是再合理不过的逻辑，甚至我就是为他们在国内刺探秘密代理人和传递情报的枢纽？
审讯一度集中在我与明镜的财务关系，明显地是想从中发现我靠“出卖情报”得到的收入。这使我想到会陷入一个卡夫卡式的城堡，越来越说不清。我有一个账号，由朋友与我共同署名并帮我管理。我倒没有多少钱，但按规矩银行每月都寄一份帐单。可是在来新疆前两个月，属于朋友的一笔数额不小的钱被错打进我的账号，随后马上又被调走。那以后，银行不再把每月帐单给我而是给朋友，因此从我堆在抽屉里的帐单上，能看到一笔钱在我来新疆前打进，却看不到那钱又被原封不动地调走。安全机构对此能有什么解释呢？那只能是出卖情报的收入，或是给我来新疆刺探情报的经费。而要我辨白，却成了糊涂帐。我说真实情况，会被认为是小儿科水平的编造，能为我作证的因素都在境外，既难以得到，他们也不会相信。
除了我的收入，他们对我的花销也感兴趣，而我一被问起这方面的内容，更是乱七八糟，因为我从不理财，这方面的记忆力出奇地差，说起来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看上去就特别像是有鬼。在他们看，得需要很大花费才能支持我的生活方式。譬如经常去难到达的地方旅行，自己开车去西藏等。包括这次来新疆，竟然买了一辆新车（好在这一点容易查清）。如果对此解释不清，至少有“财产来源不明”之嫌，那本身已经是罪名，何况对我，意义远不在经济，而是可以由此证明我是通过出卖情报换取高额收入的间谍！
他们真会相信我是间谍吗？我觉得不应该。我哪有一点间谍的模样呢？就从我毫无防范地让他们监视，从未采取过任何“反侦查”手段，就应该能说明我不是搞“秘密活动”的材料了。世上有这样的间谍吗？我力图打动他们，别往那种将会置我于死地的方向引导案情。我努力和他们沟通，希望能够打消他们这种怀疑。
我逐渐发现，问题其实不在于他们个人认为我是什么，而在于他们的部门（或上司）需要我是什么。中国年轻一代的情治人员基本已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对社会的看法和普通百姓差不太多，甚至听你谈论民主也会点头附和。但你如果认为因此他们就会放你一马，那就大错特错了。相比之下，他们这一点可能还不如上一辈。老辈情治人员有意识形态，面对“阶级敌人”仇恨满腔，可一旦真了解到对方是好人，有时还真可能提供一些帮助。年轻一代则完全是技术化的，原则不再是意识形态，是个人利益，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在于是非对错，而在于能否完成任务、立功受奖。表面接触，他们会比老一代温和得多，容易沟通，总是把自己摆在“吃这碗饭”的位置，说些有人情味的话，告诉你不是他愿意这样做，是职业所迫的不得已，因此希望你能够“配合”他完成工作，别砸他的饭碗。然而你一旦被这种话打动，去“配合”他们的“饭碗”，结果就一定遭殃。因为他们的“饭碗”是没有底的，怎么装都不会满。那些提升、加薪、奖金等有关他们个人的所有切身利益，取决的不是能不能为你解脱冤情，而是能不能板上钉钉地把你定为罪犯——不管事实上你是不是。
(13)：恐惧
当我想明白了是否被定罪不在于有罪与否，而在于需要与否，就真地开始陷入恐惧。我想起早有人提醒过的话：你这样的人当局不动则已，动就要置你死地。那么今天是不是就到了我的死地呢？
80年代曾辗转听说我上过一个名单，那是准备借"清除精神污染"和"打击刑事犯罪"双重之机搞掉的一批人。那批人被认定可能在未来具有威胁。接受一旦异议人士形成知名度就不好处理的教训，深谋远虑的做法是及早把他们铲除在萌芽，用刑事罪名投进监狱，消磨掉他们的青春和锐气，会为将来减少许多不稳定因素。据说那名单后来随"清除精神污染"的夭折而搁置。我虽一直不敢确信存在过那样的名单，但对一个专制集团而言，至少是个有"创意"的思路。如果我真在80年代被投进监狱，后来就不会有《黄祸》和《天葬》问世。现在，他们是不是正要亡羊补牢呢？
我无法判断可能被判几年刑。审讯者说按法律规定我犯的罪应判5到10年，如果数罪并罚，可能更多。面对突然近在眼前的刑期，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多么脆弱。我这从来无拘无束的人，对失去自由的生活根本不能想象。一想到将有那么多年在监狱度过就感到恐惧，那恐惧在漫漫长夜深入骨髓，随之而来的各种想象也异常活跃，具体而细微。其中想的最多的是70多岁的母亲将怎样奔波于北京和新疆来"探视"。那种想象让我痛苦万分。
更大的恐惧接踵而来。杨科长在一个阳光明媚（我只能在从不允许打开的窗帘上看到光影）的上午突然转移了话题，不再问那些只跟我有关的事情，他的问题是：谈谈跟你来往的各界人士吧。
什么叫各界？！我惊悸地问。外表的激烈其实正出于内心恐惧。我一直怕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杨科长不急不躁，微笑著解释他的"各界"：比如说学术界啦、文化界啦，还有新闻界什么的。
我回答：我认识的人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学术界，没有文化界，也没有新闻界！
杨科长遗憾地摇头，这种貌似强硬的谎话在他眼里只是虚弱，如果我真地强硬，回答的声音不需要那么尖锐，应该很平稳，只说一句就够了——我不想谈，也不会跟你谈。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我一直盼著让我躲过这样的问题。我知道不少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在受审时连累了别人，在他获得自由后（甚至还在服刑时），就没有人再提起他曾经受过的苦难，而只记住他的"出卖"，并且会无休止地流传下去。从被抓那一刻我就担心抓我是要扯出一个窃取和出卖情报的网络。我一直盼著审讯只跟我自己有关，不要牵扯别人，理智上却又知道不可能，因此始终对此提心吊胆。
一个被切断一切资讯来源的人对处境的判断很容易变成幻想。那幻想能利用的材料只有以往的经验。80年代那份传说中的名单在我头脑里成了模式，深想下去，越来越认为今天也有如法炮制的可能。只要把我搞成窃取情报的间谍，就可以通过指控为我提供过情报的罪名，在我交往过的人中随意挑选整肃对象。因为什么是情报，他们可以随便说。中国什么都能成为情报，即便是闲聊天也可以"泄密"。而定这种罪名，前提是从我这得到指控所需要的证据。只要我承认了谁给我讲过什么，让我看过什么，一起做过什么，审讯记录上有了我的签字和手印，就可以将其定为我的同谋，断送掉他的前程。
我当时真正相信他们会那样做而且正在那样做。即使后来被释放，我也认为那种相信有合理成分，因为那是出自对专制权力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那不信任是共产党用其血腥历史造就的。对共产党和它的机关而言，做出我所怀疑的事情实在寻常无奇。旅居德国的作家龙应台从已经公开的当年东德公安部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对付一位元物理学家的计划。那位名叫波普的学者被视为"坏分子"。1987年，波普的妻子袅丽可无意中对女友透露了对婚姻的厌倦，负有监视任务的女友马上汇报给公安部，负责波普的公安部22处处长随即进行了如下设计：
第一阶段：促使袅丽可申请进修以加强她与其夫分手意向......同时进行，避免波普本人在其工作单位及社交生活有任何升迁或改善可能。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二阶段：扩大波普婚姻危机，加强女方离婚意愿，应设法使袅丽可与第三者（线民□弗o）发生亲密关系。完成日期：1987年6月。 第三阶段：给波普工作单位主管写匿名信，使波普成为问题人物。完成日期：与前同。
第四阶段：在《青年》报上发表波普和前妻（克莉）所生女儿一篇文章，赞美其"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以之为榜样来警告坏分子。完成日期：1987年5月。
第五阶段：促使波普女儿就读学校加强对该女政治信仰教育。该女儿最得波普宠爱，影响其女儿应可加深波普无力感及家庭分裂。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六阶段：在波普朋友圈中散布不利于他的谣言。完成日期：持续进行。
仅从这段文字中还看不清秘密警察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也许需要结合有关波普的全部档案才能知道。不过这段文字足以让人看到，秘密警察可以把工作做得何等细致，阴谋设想得何等长远，布局设计得何等复杂。中国的秘密警察即使没有德国人的效率，毕竟也养了那么多人，花著那么多钱，一年365天都在琢磨这些，在诡计方面中国人不输世界任何民族，因此从险恶方面估计他们的用心，并非多余。
(14)：我出卖了一个人
面对审讯，我陷在矛盾之中。那矛盾源于我的双重恐惧。一重恐惧是怕出卖别人，另一重恐惧是怕失去自由。这双重恐惧分不出孰清孰重，因此无法得到一个稳定的重心，结果变成两头都想要——既不要出卖人，又能获得自由。其实若不是身心被恐惧渗透，不难判断出二者都要的想法其实根本无法实现。因为获得自由，前提取决于安全机构是否释放，而你不答应出卖，他们怎么又会放人？然而我那时渴盼自己有克服不可能的能力，或者是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样，相信最终能发生被稻草救起的奇迹。
后来我对那种矛盾心理是这样反省的，之所以那时有幻想，总是期望与审讯者沟通，原因是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如果我是因为进行政治反对派活动被捕，自然知道应该的态度是"大义凛然"；如果我是在写完《黄祸》后被捕，也会因为那是预料之中而坦然处之；然而这回明明来为"国家安全"做事，却被"国家安全"机构所抓，难道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会不会一旦弄明白哈哈一笑，眼前的麻烦顿时化为乌有呢？
我决定不要一味抗拒，还是应该说点什么，否则无法过关。审讯者循循善诱地劝导：抗拒没有好下场，你违法窃密已是事实确凿，按照法律说判就能判，不过这种事是橡皮筋，抻长也可，抻短也可，就看我们怎么处置。只要你跟我们"配合"（这是他们最爱说的一个词），不判也不是不可能。在这种诱惑下，我想即使讲一点"各界朋友"，只要都是他们已经掌握的，由我再说一遍应该算不上出卖。
下次审讯我开始和他们"配合"，几乎又恢复到促膝谈心的气氛。谈到以往以何种身份出去采访，我先做了一番铺垫，为我要谈到的一个朋友做了很多开脱，然后说出我那时有个"特约记者"身份，是那朋友给办的。每次出门我都去开一封介绍信，但并不允诺一定写文章给他。那身份对我在外面活动很有帮助，如果不是朋友后来发现与我来往会影响仕途，这次来新疆我还会是"特约记者"而不是作家。按照我的想象，这应该是一个早被"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说和不说不会有本质不同。
看到认真倾听的杨科长脸上闪过的一个表情，我突然意识到错了。那表情虽然一闪即逝，可其中的兴奋如此地强烈，像一把利剑深深刺进我的心——那是抓到了大鱼的表情！是取得了"重大突破"的喜悦！
我开始向深渊坠落。原来他们不知道！原来这成了我的出卖！这成了一个沉重打击，我的整个脑子都乱了。
审讯结束后任警官让我在每页记录上按下手印。我要求重读一遍记录，但并不知道能做些什么补救。我觉得全身心都陷入了沮丧和绝望。虽然理智在告诉我不要过多想"出卖"的问题。他们——广义的他们——对此肯定早知道，只不过杨科长地处边隅，没有掌握充分的材料罢了。那位朋友和我的最后一次见面已经让我感受到这一点，那以后他就和我断绝了来往。他已经在仕途上走了半生，人生意义除此无所可系。平时他会尽可能帮我，在影响到这一根本时，我们就只能分手。然而即使再不相见，我也始终把他当作朋友，感念他的一切好处。最后见面时他的紧张状态和仓皇神色一直留在我脑海，现在又浮现出来。看著我的供词，印在上面的鲜红指印像流淌在上面的鲜血。那是谁的血？！我似乎看到朋友的妻子哭著怨我毁了她家前程，朋友的儿子在后面牵著她的衣服。那使我的心都要破碎，我无法按照理智判断冷静对待，白纸□字和鲜红指印逐渐扩展，充满了我的视野，那印证著一段不可更改的历史，是我亲自写下的，记录著对朋友的一次出卖。不，不要辩解，即使不是实质上的出卖，也是意象上的出卖！
我在头脑一片混乱中要求和杨科长谈话。我告诉他，我拒绝这种把别人牵扯在内的审问，如果继续这样的审问，我不会回答，而且将会以绝食进行抗议。
态度虽强硬，内心并没有战胜恐惧。在那种场合，没有一种坚定不移是不可能获得足够勇气的。我的话混乱摇摆，在拒绝审问的同时，又给他们提出替代方案，建议他们搜查我的住处，我的全部文件和联系名单都在那里，你们可以自己去拿，不要让我来说！
刚说出这建议我就意识到，这完全是乱了方寸的表现。这样建议无非是想摆脱自己的责任，期望他们不通过审问就掌握我的全部情况，而不需要再由我说，似乎那就可以避免我再"出卖"了。这样一种混乱表明我已经快要顶不住了。尽管他们搜查我的住处不会取决我是否提出邀请，但我这样建议，说明我的底线在后退，现在已经不是不连累他人，仅仅是不要通过我的嘴连累他人。然而如果他们不停止审问呢？他们就是要利用我栽赃，用我的口供把他们想整的人拉下水呢？我最终会不会开口说，会不会为了对自由的渴望而与他们"配合"？我难道没有可能再一次或者更多次落进同样的陷阱——在说以前以为他们已经知道，说出后却在他们的脸上看到抓住大鱼的表情吗？
我的抗争没有吓住杨科长，我的倡议也没有让他动心。任警官显得十分兴奋，杨科长异常冷静，没给我任何回答。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是一反常态，没有像平时那样紧闭房门，而是敞开著，杨科长就坐在门口的沙发上向我这边观察，沉稳而威严，如同猫在观察被逼进了死角的耗子。我想他们的教科书和多年经验都在告诉他们，犯人此时已经到了心理防线被彻底攻破的边缘，就快大功告成，只消再继续等待一会，犯人就会缴械投降。
(15)：自杀
在杨科长的冷眼审视下，我来回踱步，思想疾速地飞驰。然而那时头脑并不混乱，反而条理越来越清晰，结论越来越肯定。我清楚地意识到，对目前的状态需要做最坏的打算，必须正视这种可能，我最终也许会抵抗不住。对此需要事先知道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我把可能遭受连累的线索逐一排列，从每条线索一步步往下推，连累可能延伸到多远，会带来多少伤害。一个代价的表格逐渐形成，一边是一系列与我密切相关的人，他们或者受指控，或者被捕入狱，或者是断送前程，而表格的另一边，只有我一个。
怎么来衡量这种代价？
其实不要说一系列，哪怕只有一个亲近者陷入危难，问我是否愿意交换，我也不会说不。记得早年一次和女友在黄土高原行车，卡车在冰雪路面爬坡时突然打滑溜车，我跳下车想找石头挤住车轮，可是遍地只有黄土没有石头。卡车在光滑如镜的路面上载著女友和司机滑向路边几十米的深沟。那时我闪出一个念头——只有腿可以代替石头，一瞬间我真生出了把腿伸到车轮下的冲动，幸运的是卡车突然改变了下滑的方向，最终撞到了路另一侧的土坡上停住。因此那闪念究竟只是个冲动还是真会成为行动也就没能得到检验。但是现在可能坠下沟去的是一群人，不是因为冰雪路面，是因为我，我的冲动该是什么呢？
我的确产生了冲动——就是去死。
自杀！
只要我死了，所有的线索就会中断，正在编织的罗网就会失去目标，指控和举证就都无法进行，所有可能被我连累的人就都得到了解脱。以我一个人的死换取这样的结果，值得不值得？
收支表显示得非常清楚——值得！
我要这样做，当然并非完全是“献身”，其中很大成分是为我自己。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能断定哪一种成分占的份额更大一些。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懦弱，即使不想正视也不可回避。我无法克服失去自由的恐惧，因此就没有战胜对手的勇气和信心。所谓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我那时最恐惧的的确就是我的恐惧。我恐惧自己会因为恐惧而成为“叛徒”，而且恐惧地相信自己逃不脱恐惧的结果。如果是那样，即使换来了自由，那种自由也已腐烂变质。即使回到熟悉的世界，目睹朋友受我所累的结果，承受人人指著脊梁的屈辱，那样的自由和生命又有什么价值？
那种生，不如死。
我的内心却是在向黑夜的星空软弱地哀号，上帝啊，请给我勇气吧！
一些很小的声音在表达另外的意见。有的提醒我，母亲怎么办？她中年承受丈夫自杀，怎么忍心老年又让她承受儿子自杀？但那声音很快被排除。只是为了不让母亲在晚年时光奔波新疆监狱承受“探视”之苦，我的一了百了对她也是一种仁慈。还有一个声音在说，你的逐层递选制呢？个人荣辱对历史算得了什么？如果你的目标是想影响历史，个人即使受胯下之辱也是小事一桩。那声音速度更快地被甩在一旁，一个人如果失去尊严，他也就失去了整个世界和历史，他还有什么资格去谈改变世界和影响历史呢？！
这时有办案的人从外面回来，他们进了对面房间，把房门关上，也许是开始研究怎么对我进行最后突破。这次可能是认为我就要缴械了，因此对我放松了警惕，没有留人看守我。
这可是一个机会。我突然对执行刚刚的决定变得急不可待，心里认定必须马上就动手！现在回想，那种急迫感也是出于恐惧。从保证自杀成功的角度出发，最佳时机肯定不是当时，而是深夜。只消再挺几个小时，深夜就会来临，那时看守者落入梦乡，从容一些，有足够的时间做完足够的事。然而我太害怕了，对自己完全失去了把握，我怕自己挺不到深夜，万一在深夜来临之前就被“突破”了呢？万一对失去自由的恐惧战胜了对成为叛徒的恐惧呢？那时再死就晚了，死也成了白死！你就连保持尊严的唯一手段都丧失了，而只能成为永恒的屈辱者！所以，要死就得马上死，现在就死，才是死得及时，才能死得有价！
一旦横下心，我感到激动，同时又升出些伤感。我知道一旦死了，我这些想法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对我的死，唯一说法只会是安全机构的解释——无疑是些最庸俗的故事，或是吓破了胆自杀，或是怕间谍罪行暴露而畏罪自杀。人们开始还会议论一下，很快就会忘掉，这样的人不值得记忆。我把目光看向虚空，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感到一直信奉的唯物主义多么无所依托，也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希望宇宙中真有一个万能的神存在并且主宰。我盼望神无所不在的眼睛此刻正在看著我，神能知道我这样选择是为了什么，而且能把对我的理解溶进他的慈悲，溶入宇宙的永恒。
我本来还有写下一点什么的愿望，实在不甘心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世界。可是转念又觉得顾不上了，必须争分夺秒，否则一旦他们出来，就有完不成死的可能。我先把平时从不允许关的房门关上，把插在门外锁孔里的钥匙拔下，再从里面锁上门，那样即便他们发现，打开门也得多费一些时间。以我的死法，多那点时间可能就够了。
我找出平时不太戴的近视镜，掰下一个镜片，精心地放在脚下，用恰到好处的力量踩破。对比两块玻璃残片，我选出了大小、刃口都更合适的一块。然后用手指压脖子左侧，我知道那里应该有一根动脉，只要把它割断，几分钟内体内的血就可以一喷而光。然而平时对此只有一个概念，真到找的时候却怎么也摸不到应该存在的动脉跳动。不过我很快就放弃了寻找，顶多割的距离长一些，总会割得到动脉。
我留了比较大的余量开始动手，第一下玻璃没有扎进去，力量不够。第二下用的是猛劲，皮肤很轻易就被扎破，玻璃片插进脖子里面。手指碰到了翻开的皮肤，感觉到温热的血涌出。那时没有疼痛的感觉，好像割的不是我自己，是在给别人做手术。好，需要开始横向移动，去割动脉。一方面头脑异常清醒，如同工程师在进行技术操作，同时眼前开始出现幻觉，似乎看见父亲正在向我召唤。父亲死于文革，被定为自杀，一直有人为他辩护说是被杀，但我完全相信父亲有可能会在那黑暗的年代选择自杀。世上的生物只有人会自杀，因为只有人会追求活的尊严。从这个角度看，自杀不是耻辱，而是人性的光荣！
正在这时，房门轰然洞开。开车的祁师傅瞪大眼睛一步跨进。后来我一直想不明白，当时他为什么没有遇到门锁的障碍？我清清楚楚记得锁上了门，怎么会被他一推就开。只要他再晚进来一秒钟，我的整个操作就会如期完成，因为只要割断了动脉，即使他们在最短时间内把我送进医院，我身体里的血也会早流得一滴不剩。我想象我那时的模样肯定吓著了祁师傅，他惊悸地问我在做什么，我一边向他微笑，一边用玻璃片的刃口加快去割脖子里面的血脉。他狂叫著扑上来抓我的手，其他人也都随之冲过来扑向我。我马上就被压倒在下面。那时天旋地转，宇宙的能量在一齐爆炸。我喊叫“我不做一摊狗屎活著”！那话是想给世界留下一个声音，也可以算作理智层面的最后一步操作。然而我的内心却是在向黑夜的星空软弱地哀号，上帝啊，请给我勇气吧！
(16)：在医院
据说我只割断了静脉，离动脉还差一点点距离，因此失掉的血可能不是很多。对于我拒绝输血，医生也没有坚持。我被送进医院里急救后，新疆安全厅来了很多人。审讯时一直躲在幕后的那位维吾尔族处长（无意中被我看见一次）这回也走到了前台，对我表现得关怀备至。还有更为神秘的人，带着遮住大半个脸的口罩过来看我，再无声无语地消失。
我亲切地感受着医院那种人间气氛。一位女医生的臂膀让我觉得无限温柔，她托着我的头为我上药。不知为何让我想起在德国见过的训鹰姑娘。鹰站在姑娘的手臂上是不是也能感受这种温柔？医院使我彻底放松，感到安全，因为医院里不再会有审讯，我也无需再经受担心成为叛徒的恐惧。听到医生对杨科长说我至少要住一个星期才能出院，我心里甚至浮出了感激的喜悦。
我被安排住进一个所谓的高干病房。便衣警察们四人一班轮换看守我，防止我再次自杀。其实没有必要，只要我不是感到时间那样紧迫，怎么肯付出生命的代价？住院使我获得了一个宝贵的缓冲时间。面对接连不断的审讯，被审问者最缺乏的就是时间，因为想出一套能够应对审讯的说法不可能就事论事，必须有全盘斟酌和整体思考。审讯者正是出于这一点才总是在开始阶段进行密集轰炸式的审问，让被审者没有时间思考整体性的自圆其说。而针对每个具体问题的隐瞒，一定会在不同问题之间的相互印证中显出漏洞和破绽，只要审问者不断对那些漏洞与破绽发起进攻，被审者就会认识到靠编造难以过关，从而失去抵抗意志，最终全盘招供——那就是审讯者所称的心理防线崩溃。他们追求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就是因为害怕心理防线可能发生崩溃而决定自杀的。自杀虽然未成，却给了我加固心理防线的时间。住院时，每天从早到晚，我得以从容地疏理思路，看着天花板一点一点地回忆、思考和编织。我要织出一张无懈可击的网，没有任何破绽，经得起任何审问，既能开脱我自己，又能不连累任何人。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获得信心，就能同时对付恐惧失去自由和恐惧成为叛徒的双重恐惧，也就没有了再自杀的必要。
这是一种斗争，我在头脑中反复模拟可能进行的审问，所有的角度，每一步挑剔和对最小细节的求证都不能忽略。我动用全部智力想象审讯者可能对我施展的各种手段，我必须在那些手段面前能做到左右逢源，经得住考验而不被击破。那是一种非常繁重的智力工作，需要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往往在好不容易编织起一片时，一个细节的无法衔接就导致前功尽弃。这种庞大的工程常常让我感到疲惫不堪，有时甚至对能不能做成产生怀疑。
自杀使我得到了缓冲时间，不过那也使我在审讯者心目中加深了可疑。如果不是有什么重大隐情，我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因此得到缓冲的同时也增加了我需要面对的压力。我要给他们一个为何自杀的解释解除他们的怀疑。于是我告诉他们那是因为我的心理发生了崩溃。这种解释没有错，如果我的心理坚强，就没有必要用自杀的方式躲避心理崩溃，因此这种惧怕崩溃本身也应该算是一种崩溃。不过我还是要给他们一些“导向”，让他们感觉我有文人的懦弱和神经质，情绪容易失控，这样可以比较容易地解释自杀行为，办案人也愿意接受这样的解释，因为可以使他们在上级面前的责任减小。现在回头来看，自杀的行为似乎是一种惊慌失措，说明心理素质脆弱的程度，我远远不能成为“对敌斗争”的英雄。不过从另一面，我也通过这个行为得到对自己新的认识。以往我只知道自己极其怕死，但是这件事证明，死对我并非那么困难，因为在它的上面，还有我更加珍视和更不能放弃的东西。
不管怎么样，医院那些缓冲的日子使我逐步建立起信心，保护自己的网逐渐编织成型，虽然还不是天衣无缝，至少已经可以周旋若干回合，不至于一交手就被攻破。
一天晚上医院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即使我不能出病房也知道发生了事情。主管我的那位维族处长来了，说公安系统有一名警官刚刚被恐怖分子所杀。看来新疆没有因为抓了我而变得平静，血腥的味道在空气中四处蔓延。维族处长亲热地对我问寒问暖，声称过几天要跟我好好谈一谈。“谈清楚你就回家！”他姿态豪爽，特别大方。 祁师傅待我一直非常好。他太太就在我住的医院当护士。他甚至让太太把医院里的葡萄糖输液偷出来给我喝，说是可以补血。出院那天，趁周围没有别人，他叮嘱我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挺住，哪怕别的都不为，为了你母亲，也得好好活下去。他的关怀使我感动，同时也让我意识到，维族处长的豪爽只是姿态，等待我的是更多的难关。
(17)：正式拘留
押送我的车开出医院，开出乌鲁木齐，车窗外掠过积雪的田野和萧条的农村。我被两个警察夹在中间，贪婪地看著外面的自由世界。开出几十公里，到达一处围著高墙和电网的建筑。那是新疆安全厅的看守所。即使是安全厅自己的车，荷枪实弹的武警也要一丝不苟地盘查。进去的每道铁门都发出轰响，白墙上的巨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扑面而来。我先被送进看守所的审讯室，又是一通摄像照相等，搞得煞有介事。我不明白拍下向我宣布拘留和让我在拘留文件上签字的过程为的是什么，仅仅是一种走过场还是以后真会有什么用处？
这回他们有了变化，刚抓到我时是严防走漏消息。即使允许我给家里通过一次电话，也是因为我表示不打电话会让家人到处找，更容易被人知道。那次通话杨科长就站在旁边，只要我的话稍不对劲伸手就可掐断电话。我当时告诉母亲要临时下乡几天，很快就回，同时心里真地抱著希望能够不久回家。他们越不想让外界知道，回家的希望反而存在。然而这次向我宣布完拘留，却是要把通知书直接寄给我家。这说明他们已经决定把我推进法律程序。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就不是轻易可以摆脱的了，也就意味最终可能躲不掉判刑——因为他们和法律是一家。
我知道在这种时候，早一点让外界知道我的情况有好处，至少可以早一点展开营救。营救开展的早和晚，作用可能差很多。但是我算了一下时间，拘留通知寄到北京的日子正好是春节前一两天，家人的节日立刻就会变成受难的日子。他们都已年近古稀，还有几个快乐的节日好过？何况母亲的老伴刚做完换肾手术，别再为此出什么事。我向他们提出拘留通知暂时不发。他们这时很讲法律程序，要求我把暂时不发的字样亲笔写在拘留通知书上，已示不是他们扣住不发。这回又允许我打一个电话回家。我给母亲编了一堆更大的谎言，说是维族朋友约我去南疆农村旅行，喝酒吃羊看跳舞等，那边通讯不便，所以春节无法联络了云云。别说，母亲还真信了。
正式进牢房前，对我又进行了一次审讯。这次我前面坐了一大排人，使我感觉好像是我在给他们开会。区别只是他们个个前面有桌子，唯独我只有孤零零一个凳子。一些原来从未见过的人也出场了。包括那位维族处长也是第一次出席审讯。虽然维族处长说了他自己的名字，但是听说维族警官在维族犯人面前从不用真名，为的是防止维族恐怖分子把他们当维奸处置。我不敢断定他告诉我的名字是真还是假，为了他的安全考虑，这里我不写出那名字，用K称呼他。 K处长比我年龄大一点，看上去精明强干，思维敏捷，汉话说得至少跟我一样好。审讯是由几个人轮流提问题，问到我在《天葬》中用的内部材料从哪搞到，我坦白说是在拉萨一个机关走廊的废纸堆里捡的；问我那些材料此刻在哪，我说写完《天葬》后一把火烧了；问我写完书就烧材料是一贯做法吗？我回答那倒不是，只是因为那些材料从垃圾堆中捡出，十分肮脏，无法保留。K处长这回不再保持医院中对我那种亲切，眼光严厉并且饱含威胁。他警告我对抗没有好处，必须"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把一切彻底交待。说这话时他两手举肩做出倒竹筒的姿势，我似乎真看见圆滚滚的豆子从溜光竹筒里哗啦一下子倒干净的场面。看著他那张典型突厥人的面容，我心里浮出的是另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新疆什么地方长竹子？
我还是表现得很软弱，努力跟他们拉近乎。我说你们是为国家安全，我也是为国家安全，咱们目标是一致的呀。你们不应该把我推倒敌对一边，我们其实可以合作。你们给我提供材料，我做研究，岂不是我不用"窃密"，你们也多了一份研究成果吗？K处长对此轻蔑地回答：我们党有六千多万党员，那么多研究机关，每年投入那么多资金，要你来做什么研究？！这话说得真有劲，让我一时哑口无言。可是我心里不是没有话，只是到了嘴边没敢说：不错，你们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但是搞出来的研究顶得上我这没花纳税人一分钱的布衣吗？！
关进看守所让我感到前途黯淡，不过同时获得一点安慰的是，医院的日子使办案者疲惫（他们只能在病房沙发上睡觉），急于休息，正好又碰上春节，因此整个春节期间都不会再有审讯。这一下又多出十多天的时间让我继续编织和推敲，我也因此就有了更多的信心去对付未来的挑战。
(18)：安全厅看守所
以前听人描述过看守所的情况，非常糟糕，警察横行，待遇恶劣，犯人之间弱肉强食。不过那都是属于公安系统的关押刑事犯的看守所。相比之下，安全系统看守所的条件好得多。当我被关进我的“号”时，甚至有点喜出望外。
我在8号。那是一栋独立小屋，长宽大概各4米。一道一米多高的木板墙把洗脸池和马桶围在一角。屋内有一个暖气，年久失修，基本没有多少热度。不过看守所有时会发一点柴和煤，可以自己计划著在最冷的时候生火取暖。让我特别高兴的是屋外有个小院，虽然小到只有屋内面积一半大，毕竟可以呼吸一下室外空气。小院的墙有三米多高，上面整体地扣著铁栅栏。天日永远是被铁条分割。整个看守所只有8栋这样的牢房，全是一个格式，彼此分开。外面围著一圈更大的高墙。昼夜有全副武装的武警在上面巡逻。
不过不管怎么样，只要“管教”（犯人对监狱警察的称呼）不来，只要武警没有正好走到头顶居高临下地观察，这种牢房可以算是个自由天地，比起那种每个牢房里都有摄像机监视的“正规化”监狱，不知要好到哪里。
除了提审和一些特殊事情，看守所的“管教”每天只有两个时间露面。一是送饭时间。院子铁门上有一个一尺见方的小口，平时从外面锁住，送饭时打开，大铁勺“□□”敲几下，我们就得以最快速度冲出去领饭。送饭的也是犯人，“管教”只是在旁边看著。还有一个时间就是每天晚上查房。那时一般几个“管教”同时进到牢房里，带著枪，手拿电棍。不过也是例行公事，除了在酒喝得多时容易找点事，多数时间都是看一眼就走。
“管教”进牢房时，犯人必须起立站成一排。我虽然不知道要求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但也入乡随俗，包括经过任何一道门都必须说“报告”（被提审一次可能得说七八个报告）。我一般不认为在细节上较真有多大意义，和基层人员对抗也不聪明，因为他们只是执行者，他们改变不了你的命运，却有能力给你制造很多麻烦。总体来说，狱警对我态度不算坏，有的还可以说挺好，所以对背监规、写“思想汇报”一类的要求我也照做。出狱后我曾把背下的监规录成电脑文件，遗憾的是后来发现没能保留下来。现在能够记住的只有不许犯人之间交谈案情和传授对付审讯的方法；不许穆斯林犯人祈祷、守斋、宣传宗教；不许攻击党和政府；不许讲黄色故事；及时揭发同监犯人的不法行为等。那可以作为一个挺有意思的文本进行研究。
按照常规，看守所一天两顿饭，基本永远是每顿两个馒头，菜也几乎总是一样——早上是胡萝卜丁咸菜，晚上是土豆汤。要想改一点口味，得花钱定中午的加餐。每份加餐8块钱，大部分时间是“拉条子”（新疆的一种炒面），偶而是米饭和菜。看守所对供应加餐很有积极性，因为可以赚钱。每份加餐的成本应该不超过1块钱，因此有很高的暴利。从加餐中赚的钱归看守所，用不著上缴。听说以前看守所还推出过“大盘鸡”（新疆一种做鸡的方法）。外面一整只鸡的大盘鸡只卖20多元，看守所里四分之一只鸡就要卖40元，而且好的部位还都叫“管教”们近水楼台先得月了。所以尽管“管教”们热心地推销，两次过后就再没有人定了，看守所的生意也就没做下去。我听了倒是有点遗憾，因为我当时很馋，哪怕40元只能吃到四分之一只鸡，我也愿意。
“管教”克扣伙食一直是犯人不衰的抱怨话题。春节期间包了一顿羊肉饺子，我也被叫到食堂参加包饺子。我们尽量把每个饺子里塞进最多的馅，因为分饺子的时候是按个数给。但明明包的时候饺子鼓鼓，煮好以后却都瘪下去。因为包进去的并不是肉，主要是羊油。那种饺子即使是在胃里缺油的情况下，吃不了几个也就会被腻住。老犯人对此的解释是春节给犯人吃肉是国家规定，但是好的部分都被“管教”吃了，剩给犯人的只有羊油和杂碎。
(19)：犯人
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少数民族，也有汉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少数民族犯人都是政治犯，而汉族犯人几乎都是经济犯。照理说经济犯不归安全厅管，但是因为公安系统与社会上联系太多，腐败严重，能量大的犯人即使被监禁起来，也能在公安系统内部找到渠道，与外界相互沟通、串供或影响案情。而安全系统跟社会的联系少一些，安全厅的看守所也相对隔绝，因此一些大案要案的办案单位就把犯人送到这里委托看押，籍此切断犯人与外界的联系。
另外有些汉族犯人是通过关系转进安全厅看守所的，图的是这里的条件比公安系统看守所好，犯人也相对文明。这两种汉族犯人几乎都不是普通百姓，或是高官，或是巨商，即使是在监狱里，他们的模样也能看得出原本在外面的威风。尽管安全厅看守所相对廉洁，他们也能获得比较特殊的待遇——亲友可以探望，私人物品可以拥有得较多，外面送进的食品和营养品也比较丰富。
因为钱在被捕时被扣押，我进看守所的头两天什么都没有。同牢的一位前官员给了我一包煮牛肉，虽然那已经放了多天，美味仍让我难忘。我当时心中打算为那包牛肉将来还他一头牛（后来出狱给他寄了500元钱）。他的床铺下面整个是个箱子，里面简直就是个市场，什么都有（当然是就犯人眼光来看）。跟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甚至尝到了在外面都没有吃到过的马肠子、库尔勒香梨等风味食品。不过没有多长时间，我的情况也好起来。办案者对我在生活方面的要求基本都给予满足，反正我有钱扣在他们手中。祁师傅开车去按我开列的单子买食品，后来甚至买来了我要的英语字典和教材。
与我们这些汉人相比，少数民族犯人的境况要差得多。他们大多家不在乌鲁木齐，又多是底层百姓，没有在安全厅内部疏通关系的能力。家人来看望不让见，东西也送不进来。同时他们多数没有钱。今天中国的监狱，有钱能使处境改善很多。然而新疆的确是这样，以民族划分人群，少数民族群体的收入比汉族群体低得多。汉人不用想就可以出手的“小钱”，对少数民族往往就是难事，不是花不起就是舍不得。所以有些买不起加餐的少数民族犯人长年只能吃看守所供应的营养不足的两顿饭。他们如何能长期支持下去，我无法想象，因此我在提出购买食品时，总是要清真食品，那样就可以与同号的穆斯林犯人分享。
还有一点使少数民族犯人处境更难——他们都是政治犯，而他们的政治往往与新疆独立或是反对汉人统治有关，因此他们在以汉人警察为主的看守所中，是被真正当作敌人的。中国原有的意识形态已经瓦解，过去被视为丑陋的行为诸如贪污受贿等，现在都见怪不怪成为可以理解之事，只剩下一个民族主义被不断强化，充当当局整合人民思想的手段。在民族主义的持续煽动之下，新疆汉人几乎个个仇视有独立倾向的少数民族，大汉族主义的叫嚣之声到处可闻。在安全厅看守所这样的地方，警察们自然会认为他们面对的都是真正凶险的敌人，对那些分裂主义者进行打击和镇压也都是理所应当的。
我见到的所有“管教”，其中只有一位是维族，其他都是汉族。那位维族“管教”的名字现在我已记不起来，但我在当时比较注意观察他。他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看上去非常内向，不像平时见到的维吾尔人那样外向开朗。他对犯人的态度冷漠，然而也不耍威风。他对维族犯人从来只讲汉语，不讲他们民族的母语，好像他们不属于一个民族，或者是他已经加入了汉族。他也从来不对维族犯人有任何照顾与 怜悯。但是我想他回到家里，对他的妻子和孩子讲的一定是维语。深夜时分，也许他会想起被他看管的同族人。我想他的内心不可能没有痛苦。一个连本民族语言都不敢随便讲的人肯定是受到极大压抑的。我认识一些在汉人中间混得很好的维人都常感觉受到侮辱，因为新疆汉人只要不注意身边还有维人存在，歧视和侮辱的话就常常脱口而出。包括对某个维吾尔人表示好感时，他们最好的赞美就是说人家“一点不像维族”。在看守所这样的汉人圈中，那位维族“管教”每天不知道得尝受多少这种有心无心的侮辱，但只能压在心底。
除夕之夜，外面的农村和附近的米泉县城鞭炮响成一片。在牢房的院子里看得见周围夜空被烟火映成彩色。那时汉族犯人大都免不了伤感，有的情绪波动很大。但是在维族犯人眼里，他们多是罪有应得。维吾尔人之所以要独立，很大程度上不就是为了摆脱这些异族的贪官污吏吗？相对而言，维族犯人对我是另眼看待，因为我属于少见的进到这里却不是贪官污吏的汉人，而且我的罪名和他们一样，都是“危害国家安全”。
(20)：新疆的主要危险
中共曾经针对新疆问题发过一个著名的“七号文件”，其中有这样一个关键的定性——“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句话在句式上模仿当年毛泽东所说“新疆的主要危险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只是把矛头从外部的国际关系转向了内部的民族关系，成为近年中共治理新疆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
治理新疆的思路变化，有其复杂的演变，不能一言论定。然而明显的一点是，如果把新疆的主要矛盾定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就等于先天地把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分成两个集团，并且使他们之间互相对立起来。因为无论是“分裂主义势力”还是“非法宗教活动”，都是针对当地民族的。首先汉族肯定不会要分裂，其次汉人很少信仰宗教，尤其不信当地民族的伊斯兰教。所以把分裂和宗教问题定为新疆的主要危险，就会导向一个必然的结果——汉族理所当然地成为依靠力量，而当地民族则成为需要警惕并加以看管的人群。于是就会发生所谓“预期的自我实现”——汉族把当地民族当作防范对象，当地民族最终就会真地被推倒敌对一方。在我看来，这才是目前新疆最大的和主要的危险所在。
回顾半个世纪的历史，即使毛泽东时代曾对新疆当地民族进行过残酷镇压，但由于那时在意识形态上成功地以“阶级”取代了“民族”，新疆的民族关系也没有恶化到今天的情况。虽然不能证明当年广为流传的维族农民库尔班大叔骑毛驴去北京感谢毛泽东的故事是真，但是我的确亲耳听过老辈维吾尔人讲述当年的民族关系和他们对汉人的好感。六十年代在乌鲁木齐，公共汽车上的汉人见到少数民族会主动让座，少数民族去北京时更是到处倍受欢迎。他们那时把汉人当成老大哥，认为汉人到新疆真是来帮助当地民族发展。然而这十多年的时间，民族关系的恶化速度惊人，程度也特别严重。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汉族和当地民族隔阂越来越深，彼此越来越对抗。甚至在同一个机关宿舍大院里，小孩子都以民族分成不同团伙，互相之间只打架而不在一起玩。
这种民族关系恶化主要是由汉人引起的。汉人总是以统治者的眼光看待当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1997年新疆出过爆炸事件后，公共场所要求检查来者随身带的包，对汉人只是马马虎虎地看一眼，纯属走形式，对当地民族的人却检查得非常仔细。这种明显的民族歧视很快蔓延到整个中国，无论在哪个城市，看见新疆少数民族模样的人，警察动辄就要拦住盘问，出租车司机不给停车，店家也特殊防范。
一位乌兹别克族的教授讲他去上海的经历，那天深夜才下火车，正赶上大雨滂沱，雷电交加，他跑进车站附近一家私人小旅店，已经全身湿透。店主是个里弄老太太，只因为看他长著新疆人的面孔就拒绝他住，说是按照市政府规定，新疆人只能去一家指定的回民旅店。他当时实在按奈不住，大发雷霆，说你们上海当年来新疆几十万人，我们收下了，给你们吃和住，什么都不要，今天我到你们上海住一夜，我是给钱的，你们都不让，你们上海还有没有一点良心？他发誓从此再不去上海！
中国内地城市对新疆人的歧视伤了很多新疆人的心，仅这一件事就足以把很多新疆人推到汉人对立面。既然你们像防贼一样防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一个国家？罪犯哪里都有，怎么能因为新疆出了恐怖分子就把所有新疆人都当成罪犯。汉人犯罪的更多，为什么不对汉人采取那些对新疆人采取的措施？西方社会有种族歧视，但要隐蔽得多，至少不敢像上海那样赤裸裸地实行种族隔离，然而都可以让那么多去过西方的中国人变成民族主义者，新疆当地民族的人为此憎恨汉人一点也不难理解。
原来新疆民族的知识分子普遍不怎么去清真寺，自从把“非法宗教活动”定为新疆的主要危险并且进行打压后，反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去寺院。政府在伊斯兰的斋月发布文件，禁止学校老师和学生封斋，然而封斋的人一定会比不发文件之前增加很多。原本那些“民考汉”（即少数民族学生去汉语教课的学校上学，并用汉语参加考试和升学）的家庭，现在又让自己的孩子去上本民族学校，同时开始为自己汉语比本民族语言好而感到羞愧（过去会为此感到自豪）。今日新疆，“逆反”一词总是能最充分地得到体现。
新疆汉人和当地民族的不认同，一个典型例子是在时间的使用上。新疆的地理位置和北京相差两个时区，新疆人民代表大会曾为此通过法令，在新疆实行乌鲁木齐时间。然而去看当地人的表就会发现，新疆汉人的表一定都是北京时间，而当地民族的表则一定都是乌鲁木齐时间。所以在新疆约时间，一定要视对方的民族身份来认定约的是什么时间。当地民族与汉人约时间，双方也必须先说清到底是北京时间还是乌鲁木齐时间。这种区别反映出双方的取向，汉人更愿意和北京保持一致，不把当地法令放在眼里，当地民族则坚持强调自己与北京的不同。
汉人总是自觉不自觉把自己摆在镇压者的位置，就连兵团那些临时从内地农村招来的农工，对镇压当地民族的任务都兴致高昂，摩拳擦掌地请战。中国内地大量发生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若是发生在新疆，往往就会被那些企图从一切事物中发现“不稳定萌芽”的人政治化，提升处理的层次，导致事情越弄越大，最后会使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政治案件。民族之间原本没有那么大隔阂，就是因为不停地念叨分裂，结果就会真地开始发生分裂。新疆本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统治新疆的汉人盛世才视为刽子手，从而把在新疆实行强硬政策的中共书记王乐泉称为王世才。然而乌鲁木齐一位汉人出租车司机看见我手拿一本刚从书店买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热情地表达对盛世才的敬佩，告诉我“那时的政策才好”。新疆当地民族对屠杀过大量本地人的王震恨之入骨，新疆汉人却对王震崇拜有加。这种彼此完全相反的认识眼下似乎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在历史观点上的对立从来就是冲突与分裂最深处的根源。它表现的是民族之间人心的分离，比别的分离都更为本质。
目前中国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西藏和新疆）的治理表面上看行之有效，控制有力，局势稳定。两个“封疆大吏”——新疆的王乐泉和西藏的陈奎元（刚刚调任）所用手法如出一辙，遥相呼应，受到北京嘉许。然而其征结所在是日益失去当地民族的人心。失去人心的稳定只能是维持一时的稳定，是以失去长远稳定为代价的饮鸩止渴。所谓“失人心者失天下”，今天的表面稳定正在为未来的冲突埋设炸药。尤其对新疆，未来的冲突可能会非常暴烈。宗教的不同使新疆当地民族与汉族的对立比西藏更为激烈，继续按照今日中共的道路把新疆民族关系向敌对方向推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丧失掉重新转为良性互动的可能，只能恶性互动不断激化矛盾，把双方越推越远，变成不可挽回。那样一种危险的前景，目前已经在边缘，而一旦进入那种不可逆的进程，新疆就可能成为下一个中东或车臣。
一位维族青年的话一直让我无法忘怀。当我问他想不想去麦加朝圣的时候，他回答那是他的梦寐以求，但是他现在不能去，因为可兰经中有这样的教导，当敌人还在占领家园的时候，不能去麦加朝圣。他没有把话说下去，但是已经不言而喻。为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为把汉人赶出新疆而战斗。
而另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包括北京一些最高层次的知识精英——则更让我感到震惊，平时他们都是一副改革、开明和理性的形象，然而一谈到新疆问题，从他们嘴里竟可以那样轻易地迸出一连串的“杀”字。如果靠种族灭绝就能够保住中国对新疆的主权，我想他们可能会眼看著几百万维吾尔人被杀光而不动声色。
(21)：开发能否稳定新疆
当下北京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除了强硬镇压，另一手就是发展经济。按照他们的想法，只要发展了经济，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民族分裂就会没有市场，宗教影响也会被世俗化消减，民族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这两年轰轰烈烈掀起的"西部大开发"，相当程度就是出于这种思路。1994年以来，北京一方面在新疆民族问题上采取强硬路线，一方面大幅度增加给新疆的财政拨款（1994年29.5亿元，1995年52.3亿元，1997年68.4亿元，1997年是1994年的2.3倍）。从绝对数上看，北京给新疆的拨款比给西藏的拨款（1997年为34亿元）多一倍，是全国各省市区得到中央拨款最多的。
无论从其公布的数字，还是在新疆的实地感受，都能看出近年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民族问题却没有如北京希望的那样变小，当地民族的人心仍在渐行渐远。以经济发展来稳定新疆的思路所犯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民族问题的本质并非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企图在经济领域解决政治问题，本身已经是一种倒错，何况政治高压还在继续不断地加强，民族问题怎么可能指望得到解决？
退一步，即使仅从经济角度谈，只要政治问题不解决，资金的投入和经济开发的规模无论达到多高程度，都不一定能够取得效果，甚至效果会相反。例如北京一直标榜给了新疆多少钱，可是当地民族马上会反问新疆被抽走了多少石油，那些石油的价值是多少？被列为"西部大开发"的第一号工程是"西气东输"——即是把新疆的天然气采出后输送到中国内地。新疆人对此质疑究竟是开发西部还是掠夺西部，不能说是没有理由的。只要人心保持对立，民族之间互不信任，经济上所做的一切——不管从北京的角度认为那是出于何等的好心——都免不了会被插上殖民主义的标签。
我相信北京高层的出发点会是真心希望通过"西部大开发"缩小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差距，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使少数民族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比汉族更多的好处，从而减少少数民族的离心力。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结果一定是反过来的，汉族无疑将拿走最多的好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差距更加扩大，少数民族的不满因此只能进一步加强。北京拿出大笔的钱，最终得到的结果可能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比原来更糟。
之所以我敢这样断言，一是新疆有660万汉人，占新疆总人口的近4成。新疆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知识资源的大头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有足够的能量在任何一次新分配和新机遇到来时攫取超过当地民族的利益。举一个最简单的方面为例，新疆的经济和中国内地结为共同体，完全依赖中国内地，那么仅一个汉语的使用，就使当地民族处于极大的劣势。不要说那些与中国内地做生意的项目，就是找新疆本地的工作，汉话说得不好或不认识汉文都会在很多场合成为被淘汰出局的第一理由。在今日新疆，凡是在高层次的工作环境，会看到大部分工作人员是汉族，而底层的工作环境，如煤矿、砖窑、水泥厂的车间等，主要人员都是少数民族。
我认识一位搞语言学的朋友，不久前做的一个科研课题是设计少数民族汉语考试的分级。那是要让汉语考级如同英语考级一样规范化，还要颁发级别证书。他向我征求意见时，我说他的设计如果推行，将来少数民族找工作就得拿著汉语级别证书，门槛就会更高。他认为那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我请他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汉人在中国找工作都得取决于日语水平考级，我们会是什么感觉？少数民族在这方面是一样的心理，可不是仅仅用经济二字就能包容的。
新疆的失业很严重，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青年，经常找不到工作。新疆的汉族青年至少还有一个内地可去闯荡，少数民族青年只能在家呆著。我在新疆旅行时，经常能看到城镇和村庄街边到处是少数民族青年成群而聚，闲聊或是打闹。看著那种前景，你不由得会产生一种恐惧，一个社会有这么多青年无事可做，不能把浑身精力升华释放的时候，另一方面却在不断地积累仇恨，社会最终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实在是很难预料。
不过这里的确有经济自身的规律在发生作用。如工程招标肯定只能给最符合标的的公司，而不会考虑公司老板是什么民族。任何经营者首要追求的都是利润和效率，而不是公正和平等。既然能招到讲汉语的职工，为什么要去招只会讲维语的职工，然后还得给他们配备翻译？新疆不少农村有这样的情况，当地民族的农民嫌种地辛苦却得不到多少收入，税费又重，宁愿把自己的地转包给内地来的汉族流民。汉族流民善农耕，有市场意识，种同样的地，所得不仅能够交足当地政府的税费，自己还有可供发展的利润。当地政府自然欢迎这样的流民，他们给当地经济带来活力，也给地方财政带来收入。随著时间，这种流民的经营规模逐步变大，成为地主，遇到问题和纠纷也有钱进行摆平，建立起自己的庇护网络，他们也就在当地长期扎根和发展下去了。有些看法认为这是政府一种有计划的殖民，是汉人经济上对当地人的剥削掠夺，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样的成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更重要的还是经济规律自发地在起作用。
不管当前的"西部大开发"被赋予了多少美好的说法，在开发资源是由汉人掌握、而竞争能力又被汉人垄断的状况仍然是一种现实的时候，水往低处流，经济上的好处最终大部分被汉人所得是毫不奇怪的。当地民族只会被蛊惑人心的宣传吊起胃口，然后被现实的落差推入更大的失衡与不满之中。
我和维族朋友在饭馆吃饭的时候，维族朋友对我说："你看，在这种小饭馆里吃饭的，99％是维族，99％是自费，而去那些大饭店大吃大喝的，99％是汉族，99％是公费，这说明的是什么？！"少数民族的很多失落正是源于这种直观的对比。的确，在新疆的高档消费场所，很少看得到当地民族的人，呆在那里几乎就跟在内地城市一样，周围都是汉人，说的都是汉语。
当然，肯定也会有一部分当地民族的人能从发展中得到好处，但他们不会是普通百姓，而是权贵，他们不是因为属于当地民族的一员而得到好处，而是因为属于权势集团的一员得到好处。他们只能是数量很小的少数。专制制度使权力在中国不受制衡，产生腐败是绝对的。从这个角度看，从所谓的"西部大开发"中得到好处最多的，只能是权贵阶层，底层百姓即使能顺便沾到一些光，然而布满他们视野的，只能是比原来更为扩大的两极分化，进一步衬出当权者的强取豪夺和自身的沉沦失落。那时，"阶级仇"和"民族恨"叠加在一起，"西部大开发"的结果可能会在西部产生更强烈的社会不满和民族敌对。
接连几天的审讯都是在关我的那间小屋里进行。一天审数次。每次都由墙角一台摄像机录下全过程。开始的审讯者是一位从哈密跟过来的警官，完全是用对待“阶级敌人”的方式，因此我和他的对抗逐步升级。随后他消失了，再未出现。换上了杨科长登场。杨对我解释因为那警官态度不好被换掉。但我后来明白态度不好也许就是为了演白脸，因为我发现他们总是既有演红脸的，也有演白脸的，那似乎是规范化的工作程序。
不过初始我还不懂这种手法，换上温文有礼的杨科长，让我感觉像是遇到了一个知心朋友——这就是设置白脸的作用。杨科长不是一本正经地坐在桌后审讯，而是跟我面对面地促膝聊天（虽然我们的膝离得挺远，但却给我那感觉）；负责记录的任警官面目慈祥，笑容可掬；还有开车的祁师傅对我问寒问暖，关照我的生活；女警官小李还动辄叫我一声“王老师”。可是没有多久，我就意识到这种方式比哈密那位警官的简单粗暴更难对付。对白脸你可以干脆不理他，你能被激发出那种斗志。可现在人家笑盈盈的围著你聊天，说的是为了你早一点自由，把问题了解清楚，你总不能不理吧。而只要你开口说话，他们就会引导你不断往下说。比如你接触过甲，他们会问和甲是怎么认识的？如果是通过乙，就会问乙是什么样的人，人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然后又会接著问和乙是怎么认识的？通过丙，又开始问丙……这样的“谈话”很快就对我形成极大的压力。虽然我不说对别人不利的话，但即使只说出别人名字也会让我产生出卖的感觉。
除非什么话都不说，就像张春桥对付审讯那样。然而张春桥有那种意志，是因为知道无论怎样都不可能改变他的下场。我可不是，我是千方百计想把自己解释清楚。我推翻了原来说的为写书收集资料，告诉他们我是来做关于新疆问题的课题，复印文件只是为了课题，不是要危害国家安全，恰恰相反，目的是要维护国家安全。然而对方一句话就能让我哑口无言：法律不考虑动机，一个好人杀了坏人照样是犯法。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按照法律规定已经可以判刑。但你若是好好配合，我们也可以帮助你解脱——结果怎么样，完全取决于你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你产生了对方能够帮助你解脱的期望，就不可能有勇气对审讯不回答，顶多是不做对他人不利的回答。
如果把审讯视为一场斗智斗勇，被审的人是处于绝对劣势的。审讯者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有专业知识，有分工合作，掌控著一切信息和资源。而被审的人一切渠道都被封锁，孤独无助，任人宰割。对我来讲，压力最大的时候不是审讯过程中，虽然那时脑筋转动激烈，事后会感到筋疲力尽。但比起审讯之间的间歇，至少不那么紧张。那时除了看守者，其他人全到另外的房间（那房间里究竟有多少人我一直没搞清，只是听出人来人往）。那时清楚地知道一群专业屠夫就离我咫尺的地方，在那里合伙算计著如何对我宰割，他们分析前面的审讯情况，寻找其中的破绽，商量对付的策略，拟定下一轮审讯内容，而我却无法知道他们到底要怎么做，要达到什么目的。那时会拼命地猜测，却是绞尽脑汁也没有可凭借的信息。那种大脑陷入盲目空转的滋味非常难受，就像被蒙著眼睛等待不知何时将从何处下手的刀割一样。我逐渐开始产生顶不住的感觉，我怎么能对付得了他们？！他们的职业就是整人，而且他们是一个机关！机关——那是何等形象和准确的一个词！
我逐渐发现，他们的审讯手法很有讲究，绝不是把所有想知道的问题一下统统摆出，而是分出步骤与层次，有时还会故意制造一些迷惑，让你搞不清他们的最终目的在哪。你觉得每次问的是些小问题，回答起来不会对自己和别人有伤害。但是分开看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合起来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圈套，让你不知不觉就已经钻进套中。而当你最终明白的时候，已经无法解脱，因为你已经在每份审讯记录上签下了“属实”的字样，在每一页按下了手印，不可更改。等到他们最后把不同的审问记录组装在一起，你才会大吃一惊地发现，你承认的东西已经可以解释成为罪行。
尽管我已经告诉了他们我来新疆的目的是做研究，但能够感觉他们并不相信或是不想相信。按照他们的思路，我应该是多年一直在盗窃国家秘密，炮制著作，再换取金钱。我这回来新疆也是做同样的事。甚至进一步，何必非得通过写书把秘密转化成金钱，直接窃取秘密进行出售岂不更简单？明镜出版社一直是他们眼中的重点，在他们眼中是敌对势力与异议分子的阵地。既然明镜出版社是从出版《黄祸》起家，我和明镜的关系又是那样密切，那么明镜出版的大量涉及党政军内幕的出版物中有我提供的情报，在审讯者看来就是再合理不过的逻辑，甚至我就是为他们在国内刺探秘密代理人和传递情报的枢纽？
审讯一度集中在我与明镜的财务关系，明显地是想从中发现我靠“出卖情报”得到的收入。这使我想到会陷入一个卡夫卡式的城堡，越来越说不清。我有一个账号，由朋友与我共同署名并帮我管理。我倒没有多少钱，但按规矩银行每月都寄一份帐单。可是在来新疆前两个月，属于朋友的一笔数额不小的钱被错打进我的账号，随后马上又被调走。那以后，银行不再把每月帐单给我而是给朋友，因此从我堆在抽屉里的帐单上，能看到一笔钱在我来新疆前打进，却看不到那钱又被原封不动地调走。安全机构对此能有什么解释呢？那只能是出卖情报的收入，或是给我来新疆刺探情报的经费。而要我辨白，却成了糊涂帐。我说真实情况，会被认为是小儿科水平的编造，能为我作证的因素都在境外，既难以得到，他们也不会相信。
除了我的收入，他们对我的花销也感兴趣，而我一被问起这方面的内容，更是乱七八糟，因为我从不理财，这方面的记忆力出奇地差，说起来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看上去就特别像是有鬼。在他们看，得需要很大花费才能支持我的生活方式。譬如经常去难到达的地方旅行，自己开车去西藏等。包括这次来新疆，竟然买了一辆新车（好在这一点容易查清）。如果对此解释不清，至少有“财产来源不明”之嫌，那本身已经是罪名，何况对我，意义远不在经济，而是可以由此证明我是通过出卖情报换取高额收入的间谍！
他们真会相信我是间谍吗？我觉得不应该。我哪有一点间谍的模样呢？就从我毫无防范地让他们监视，从未采取过任何“反侦查”手段，就应该能说明我不是搞“秘密活动”的材料了。世上有这样的间谍吗？我力图打动他们，别往那种将会置我于死地的方向引导案情。我努力和他们沟通，希望能够打消他们这种怀疑。
我逐渐发现，问题其实不在于他们个人认为我是什么，而在于他们的部门（或上司）需要我是什么。中国年轻一代的情治人员基本已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对社会的看法和普通百姓差不太多，甚至听你谈论民主也会点头附和。但你如果认为因此他们就会放你一马，那就大错特错了。相比之下，他们这一点可能还不如上一辈。老辈情治人员有意识形态，面对“阶级敌人”仇恨满腔，可一旦真了解到对方是好人，有时还真可能提供一些帮助。年轻一代则完全是技术化的，原则不再是意识形态，是个人利益，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在于是非对错，而在于能否完成任务、立功受奖。表面接触，他们会比老一代温和得多，容易沟通，总是把自己摆在“吃这碗饭”的位置，说些有人情味的话，告诉你不是他愿意这样做，是职业所迫的不得已，因此希望你能够“配合”他完成工作，别砸他的饭碗。然而你一旦被这种话打动，去“配合”他们的“饭碗”，结果就一定遭殃。因为他们的“饭碗”是没有底的，怎么装都不会满。那些提升、加薪、奖金等有关他们个人的所有切身利益，取决的不是能不能为你解脱冤情，而是能不能板上钉钉地把你定为罪犯——不管事实上你是不是。
(13)：恐惧
当我想明白了是否被定罪不在于有罪与否，而在于需要与否，就真地开始陷入恐惧。我想起早有人提醒过的话：你这样的人当局不动则已，动就要置你死地。那么今天是不是就到了我的死地呢？
80年代曾辗转听说我上过一个名单，那是准备借"清除精神污染"和"打击刑事犯罪"双重之机搞掉的一批人。那批人被认定可能在未来具有威胁。接受一旦异议人士形成知名度就不好处理的教训，深谋远虑的做法是及早把他们铲除在萌芽，用刑事罪名投进监狱，消磨掉他们的青春和锐气，会为将来减少许多不稳定因素。据说那名单后来随"清除精神污染"的夭折而搁置。我虽一直不敢确信存在过那样的名单，但对一个专制集团而言，至少是个有"创意"的思路。如果我真在80年代被投进监狱，后来就不会有《黄祸》和《天葬》问世。现在，他们是不是正要亡羊补牢呢？
我无法判断可能被判几年刑。审讯者说按法律规定我犯的罪应判5到10年，如果数罪并罚，可能更多。面对突然近在眼前的刑期，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多么脆弱。我这从来无拘无束的人，对失去自由的生活根本不能想象。一想到将有那么多年在监狱度过就感到恐惧，那恐惧在漫漫长夜深入骨髓，随之而来的各种想象也异常活跃，具体而细微。其中想的最多的是70多岁的母亲将怎样奔波于北京和新疆来"探视"。那种想象让我痛苦万分。
更大的恐惧接踵而来。杨科长在一个阳光明媚（我只能在从不允许打开的窗帘上看到光影）的上午突然转移了话题，不再问那些只跟我有关的事情，他的问题是：谈谈跟你来往的各界人士吧。
什么叫各界？！我惊悸地问。外表的激烈其实正出于内心恐惧。我一直怕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杨科长不急不躁，微笑著解释他的"各界"：比如说学术界啦、文化界啦，还有新闻界什么的。
我回答：我认识的人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学术界，没有文化界，也没有新闻界！
杨科长遗憾地摇头，这种貌似强硬的谎话在他眼里只是虚弱，如果我真地强硬，回答的声音不需要那么尖锐，应该很平稳，只说一句就够了——我不想谈，也不会跟你谈。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我一直盼著让我躲过这样的问题。我知道不少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在受审时连累了别人，在他获得自由后（甚至还在服刑时），就没有人再提起他曾经受过的苦难，而只记住他的"出卖"，并且会无休止地流传下去。从被抓那一刻我就担心抓我是要扯出一个窃取和出卖情报的网络。我一直盼著审讯只跟我自己有关，不要牵扯别人，理智上却又知道不可能，因此始终对此提心吊胆。
一个被切断一切资讯来源的人对处境的判断很容易变成幻想。那幻想能利用的材料只有以往的经验。80年代那份传说中的名单在我头脑里成了模式，深想下去，越来越认为今天也有如法炮制的可能。只要把我搞成窃取情报的间谍，就可以通过指控为我提供过情报的罪名，在我交往过的人中随意挑选整肃对象。因为什么是情报，他们可以随便说。中国什么都能成为情报，即便是闲聊天也可以"泄密"。而定这种罪名，前提是从我这得到指控所需要的证据。只要我承认了谁给我讲过什么，让我看过什么，一起做过什么，审讯记录上有了我的签字和手印，就可以将其定为我的同谋，断送掉他的前程。
我当时真正相信他们会那样做而且正在那样做。即使后来被释放，我也认为那种相信有合理成分，因为那是出自对专制权力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那不信任是共产党用其血腥历史造就的。对共产党和它的机关而言，做出我所怀疑的事情实在寻常无奇。旅居德国的作家龙应台从已经公开的当年东德公安部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对付一位元物理学家的计划。那位名叫波普的学者被视为"坏分子"。1987年，波普的妻子袅丽可无意中对女友透露了对婚姻的厌倦，负有监视任务的女友马上汇报给公安部，负责波普的公安部22处处长随即进行了如下设计：
第一阶段：促使袅丽可申请进修以加强她与其夫分手意向......同时进行，避免波普本人在其工作单位及社交生活有任何升迁或改善可能。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二阶段：扩大波普婚姻危机，加强女方离婚意愿，应设法使袅丽可与第三者（线民□弗o）发生亲密关系。完成日期：1987年6月。 第三阶段：给波普工作单位主管写匿名信，使波普成为问题人物。完成日期：与前同。
第四阶段：在《青年》报上发表波普和前妻（克莉）所生女儿一篇文章，赞美其"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以之为榜样来警告坏分子。完成日期：1987年5月。
第五阶段：促使波普女儿就读学校加强对该女政治信仰教育。该女儿最得波普宠爱，影响其女儿应可加深波普无力感及家庭分裂。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六阶段：在波普朋友圈中散布不利于他的谣言。完成日期：持续进行。
仅从这段文字中还看不清秘密警察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也许需要结合有关波普的全部档案才能知道。不过这段文字足以让人看到，秘密警察可以把工作做得何等细致，阴谋设想得何等长远，布局设计得何等复杂。中国的秘密警察即使没有德国人的效率，毕竟也养了那么多人，花著那么多钱，一年365天都在琢磨这些，在诡计方面中国人不输世界任何民族，因此从险恶方面估计他们的用心，并非多余。
(14)：我出卖了一个人
面对审讯，我陷在矛盾之中。那矛盾源于我的双重恐惧。一重恐惧是怕出卖别人，另一重恐惧是怕失去自由。这双重恐惧分不出孰清孰重，因此无法得到一个稳定的重心，结果变成两头都想要——既不要出卖人，又能获得自由。其实若不是身心被恐惧渗透，不难判断出二者都要的想法其实根本无法实现。因为获得自由，前提取决于安全机构是否释放，而你不答应出卖，他们怎么又会放人？然而我那时渴盼自己有克服不可能的能力，或者是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样，相信最终能发生被稻草救起的奇迹。
后来我对那种矛盾心理是这样反省的，之所以那时有幻想，总是期望与审讯者沟通，原因是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如果我是因为进行政治反对派活动被捕，自然知道应该的态度是"大义凛然"；如果我是在写完《黄祸》后被捕，也会因为那是预料之中而坦然处之；然而这回明明来为"国家安全"做事，却被"国家安全"机构所抓，难道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会不会一旦弄明白哈哈一笑，眼前的麻烦顿时化为乌有呢？
我决定不要一味抗拒，还是应该说点什么，否则无法过关。审讯者循循善诱地劝导：抗拒没有好下场，你违法窃密已是事实确凿，按照法律说判就能判，不过这种事是橡皮筋，抻长也可，抻短也可，就看我们怎么处置。只要你跟我们"配合"（这是他们最爱说的一个词），不判也不是不可能。在这种诱惑下，我想即使讲一点"各界朋友"，只要都是他们已经掌握的，由我再说一遍应该算不上出卖。
下次审讯我开始和他们"配合"，几乎又恢复到促膝谈心的气氛。谈到以往以何种身份出去采访，我先做了一番铺垫，为我要谈到的一个朋友做了很多开脱，然后说出我那时有个"特约记者"身份，是那朋友给办的。每次出门我都去开一封介绍信，但并不允诺一定写文章给他。那身份对我在外面活动很有帮助，如果不是朋友后来发现与我来往会影响仕途，这次来新疆我还会是"特约记者"而不是作家。按照我的想象，这应该是一个早被"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说和不说不会有本质不同。
看到认真倾听的杨科长脸上闪过的一个表情，我突然意识到错了。那表情虽然一闪即逝，可其中的兴奋如此地强烈，像一把利剑深深刺进我的心——那是抓到了大鱼的表情！是取得了"重大突破"的喜悦！
我开始向深渊坠落。原来他们不知道！原来这成了我的出卖！这成了一个沉重打击，我的整个脑子都乱了。
审讯结束后任警官让我在每页记录上按下手印。我要求重读一遍记录，但并不知道能做些什么补救。我觉得全身心都陷入了沮丧和绝望。虽然理智在告诉我不要过多想"出卖"的问题。他们——广义的他们——对此肯定早知道，只不过杨科长地处边隅，没有掌握充分的材料罢了。那位朋友和我的最后一次见面已经让我感受到这一点，那以后他就和我断绝了来往。他已经在仕途上走了半生，人生意义除此无所可系。平时他会尽可能帮我，在影响到这一根本时，我们就只能分手。然而即使再不相见，我也始终把他当作朋友，感念他的一切好处。最后见面时他的紧张状态和仓皇神色一直留在我脑海，现在又浮现出来。看著我的供词，印在上面的鲜红指印像流淌在上面的鲜血。那是谁的血？！我似乎看到朋友的妻子哭著怨我毁了她家前程，朋友的儿子在后面牵著她的衣服。那使我的心都要破碎，我无法按照理智判断冷静对待，白纸□字和鲜红指印逐渐扩展，充满了我的视野，那印证著一段不可更改的历史，是我亲自写下的，记录著对朋友的一次出卖。不，不要辩解，即使不是实质上的出卖，也是意象上的出卖！
我在头脑一片混乱中要求和杨科长谈话。我告诉他，我拒绝这种把别人牵扯在内的审问，如果继续这样的审问，我不会回答，而且将会以绝食进行抗议。
态度虽强硬，内心并没有战胜恐惧。在那种场合，没有一种坚定不移是不可能获得足够勇气的。我的话混乱摇摆，在拒绝审问的同时，又给他们提出替代方案，建议他们搜查我的住处，我的全部文件和联系名单都在那里，你们可以自己去拿，不要让我来说！
刚说出这建议我就意识到，这完全是乱了方寸的表现。这样建议无非是想摆脱自己的责任，期望他们不通过审问就掌握我的全部情况，而不需要再由我说，似乎那就可以避免我再"出卖"了。这样一种混乱表明我已经快要顶不住了。尽管他们搜查我的住处不会取决我是否提出邀请，但我这样建议，说明我的底线在后退，现在已经不是不连累他人，仅仅是不要通过我的嘴连累他人。然而如果他们不停止审问呢？他们就是要利用我栽赃，用我的口供把他们想整的人拉下水呢？我最终会不会开口说，会不会为了对自由的渴望而与他们"配合"？我难道没有可能再一次或者更多次落进同样的陷阱——在说以前以为他们已经知道，说出后却在他们的脸上看到抓住大鱼的表情吗？
我的抗争没有吓住杨科长，我的倡议也没有让他动心。任警官显得十分兴奋，杨科长异常冷静，没给我任何回答。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是一反常态，没有像平时那样紧闭房门，而是敞开著，杨科长就坐在门口的沙发上向我这边观察，沉稳而威严，如同猫在观察被逼进了死角的耗子。我想他们的教科书和多年经验都在告诉他们，犯人此时已经到了心理防线被彻底攻破的边缘，就快大功告成，只消再继续等待一会，犯人就会缴械投降。
(15)：自杀
在杨科长的冷眼审视下，我来回踱步，思想疾速地飞驰。然而那时头脑并不混乱，反而条理越来越清晰，结论越来越肯定。我清楚地意识到，对目前的状态需要做最坏的打算，必须正视这种可能，我最终也许会抵抗不住。对此需要事先知道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我把可能遭受连累的线索逐一排列，从每条线索一步步往下推，连累可能延伸到多远，会带来多少伤害。一个代价的表格逐渐形成，一边是一系列与我密切相关的人，他们或者受指控，或者被捕入狱，或者是断送前程，而表格的另一边，只有我一个。
怎么来衡量这种代价？
其实不要说一系列，哪怕只有一个亲近者陷入危难，问我是否愿意交换，我也不会说不。记得早年一次和女友在黄土高原行车，卡车在冰雪路面爬坡时突然打滑溜车，我跳下车想找石头挤住车轮，可是遍地只有黄土没有石头。卡车在光滑如镜的路面上载著女友和司机滑向路边几十米的深沟。那时我闪出一个念头——只有腿可以代替石头，一瞬间我真生出了把腿伸到车轮下的冲动，幸运的是卡车突然改变了下滑的方向，最终撞到了路另一侧的土坡上停住。因此那闪念究竟只是个冲动还是真会成为行动也就没能得到检验。但是现在可能坠下沟去的是一群人，不是因为冰雪路面，是因为我，我的冲动该是什么呢？
我的确产生了冲动——就是去死。
自杀！
只要我死了，所有的线索就会中断，正在编织的罗网就会失去目标，指控和举证就都无法进行，所有可能被我连累的人就都得到了解脱。以我一个人的死换取这样的结果，值得不值得？
收支表显示得非常清楚——值得！
我要这样做，当然并非完全是“献身”，其中很大成分是为我自己。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能断定哪一种成分占的份额更大一些。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懦弱，即使不想正视也不可回避。我无法克服失去自由的恐惧，因此就没有战胜对手的勇气和信心。所谓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我那时最恐惧的的确就是我的恐惧。我恐惧自己会因为恐惧而成为“叛徒”，而且恐惧地相信自己逃不脱恐惧的结果。如果是那样，即使换来了自由，那种自由也已腐烂变质。即使回到熟悉的世界，目睹朋友受我所累的结果，承受人人指著脊梁的屈辱，那样的自由和生命又有什么价值？
那种生，不如死。
我的内心却是在向黑夜的星空软弱地哀号，上帝啊，请给我勇气吧！
一些很小的声音在表达另外的意见。有的提醒我，母亲怎么办？她中年承受丈夫自杀，怎么忍心老年又让她承受儿子自杀？但那声音很快被排除。只是为了不让母亲在晚年时光奔波新疆监狱承受“探视”之苦，我的一了百了对她也是一种仁慈。还有一个声音在说，你的逐层递选制呢？个人荣辱对历史算得了什么？如果你的目标是想影响历史，个人即使受胯下之辱也是小事一桩。那声音速度更快地被甩在一旁，一个人如果失去尊严，他也就失去了整个世界和历史，他还有什么资格去谈改变世界和影响历史呢？！
这时有办案的人从外面回来，他们进了对面房间，把房门关上，也许是开始研究怎么对我进行最后突破。这次可能是认为我就要缴械了，因此对我放松了警惕，没有留人看守我。
这可是一个机会。我突然对执行刚刚的决定变得急不可待，心里认定必须马上就动手！现在回想，那种急迫感也是出于恐惧。从保证自杀成功的角度出发，最佳时机肯定不是当时，而是深夜。只消再挺几个小时，深夜就会来临，那时看守者落入梦乡，从容一些，有足够的时间做完足够的事。然而我太害怕了，对自己完全失去了把握，我怕自己挺不到深夜，万一在深夜来临之前就被“突破”了呢？万一对失去自由的恐惧战胜了对成为叛徒的恐惧呢？那时再死就晚了，死也成了白死！你就连保持尊严的唯一手段都丧失了，而只能成为永恒的屈辱者！所以，要死就得马上死，现在就死，才是死得及时，才能死得有价！
一旦横下心，我感到激动，同时又升出些伤感。我知道一旦死了，我这些想法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对我的死，唯一说法只会是安全机构的解释——无疑是些最庸俗的故事，或是吓破了胆自杀，或是怕间谍罪行暴露而畏罪自杀。人们开始还会议论一下，很快就会忘掉，这样的人不值得记忆。我把目光看向虚空，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感到一直信奉的唯物主义多么无所依托，也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希望宇宙中真有一个万能的神存在并且主宰。我盼望神无所不在的眼睛此刻正在看著我，神能知道我这样选择是为了什么，而且能把对我的理解溶进他的慈悲，溶入宇宙的永恒。
我本来还有写下一点什么的愿望，实在不甘心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世界。可是转念又觉得顾不上了，必须争分夺秒，否则一旦他们出来，就有完不成死的可能。我先把平时从不允许关的房门关上，把插在门外锁孔里的钥匙拔下，再从里面锁上门，那样即便他们发现，打开门也得多费一些时间。以我的死法，多那点时间可能就够了。
我找出平时不太戴的近视镜，掰下一个镜片，精心地放在脚下，用恰到好处的力量踩破。对比两块玻璃残片，我选出了大小、刃口都更合适的一块。然后用手指压脖子左侧，我知道那里应该有一根动脉，只要把它割断，几分钟内体内的血就可以一喷而光。然而平时对此只有一个概念，真到找的时候却怎么也摸不到应该存在的动脉跳动。不过我很快就放弃了寻找，顶多割的距离长一些，总会割得到动脉。
我留了比较大的余量开始动手，第一下玻璃没有扎进去，力量不够。第二下用的是猛劲，皮肤很轻易就被扎破，玻璃片插进脖子里面。手指碰到了翻开的皮肤，感觉到温热的血涌出。那时没有疼痛的感觉，好像割的不是我自己，是在给别人做手术。好，需要开始横向移动，去割动脉。一方面头脑异常清醒，如同工程师在进行技术操作，同时眼前开始出现幻觉，似乎看见父亲正在向我召唤。父亲死于文革，被定为自杀，一直有人为他辩护说是被杀，但我完全相信父亲有可能会在那黑暗的年代选择自杀。世上的生物只有人会自杀，因为只有人会追求活的尊严。从这个角度看，自杀不是耻辱，而是人性的光荣！
正在这时，房门轰然洞开。开车的祁师傅瞪大眼睛一步跨进。后来我一直想不明白，当时他为什么没有遇到门锁的障碍？我清清楚楚记得锁上了门，怎么会被他一推就开。只要他再晚进来一秒钟，我的整个操作就会如期完成，因为只要割断了动脉，即使他们在最短时间内把我送进医院，我身体里的血也会早流得一滴不剩。我想象我那时的模样肯定吓著了祁师傅，他惊悸地问我在做什么，我一边向他微笑，一边用玻璃片的刃口加快去割脖子里面的血脉。他狂叫著扑上来抓我的手，其他人也都随之冲过来扑向我。我马上就被压倒在下面。那时天旋地转，宇宙的能量在一齐爆炸。我喊叫“我不做一摊狗屎活著”！那话是想给世界留下一个声音，也可以算作理智层面的最后一步操作。然而我的内心却是在向黑夜的星空软弱地哀号，上帝啊，请给我勇气吧！
(16)：在医院
据说我只割断了静脉，离动脉还差一点点距离，因此失掉的血可能不是很多。对于我拒绝输血，医生也没有坚持。我被送进医院里急救后，新疆安全厅来了很多人。审讯时一直躲在幕后的那位维吾尔族处长（无意中被我看见一次）这回也走到了前台，对我表现得关怀备至。还有更为神秘的人，带着遮住大半个脸的口罩过来看我，再无声无语地消失。
我亲切地感受着医院那种人间气氛。一位女医生的臂膀让我觉得无限温柔，她托着我的头为我上药。不知为何让我想起在德国见过的训鹰姑娘。鹰站在姑娘的手臂上是不是也能感受这种温柔？医院使我彻底放松，感到安全，因为医院里不再会有审讯，我也无需再经受担心成为叛徒的恐惧。听到医生对杨科长说我至少要住一个星期才能出院，我心里甚至浮出了感激的喜悦。
我被安排住进一个所谓的高干病房。便衣警察们四人一班轮换看守我，防止我再次自杀。其实没有必要，只要我不是感到时间那样紧迫，怎么肯付出生命的代价？住院使我获得了一个宝贵的缓冲时间。面对接连不断的审讯，被审问者最缺乏的就是时间，因为想出一套能够应对审讯的说法不可能就事论事，必须有全盘斟酌和整体思考。审讯者正是出于这一点才总是在开始阶段进行密集轰炸式的审问，让被审者没有时间思考整体性的自圆其说。而针对每个具体问题的隐瞒，一定会在不同问题之间的相互印证中显出漏洞和破绽，只要审问者不断对那些漏洞与破绽发起进攻，被审者就会认识到靠编造难以过关，从而失去抵抗意志，最终全盘招供——那就是审讯者所称的心理防线崩溃。他们追求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就是因为害怕心理防线可能发生崩溃而决定自杀的。自杀虽然未成，却给了我加固心理防线的时间。住院时，每天从早到晚，我得以从容地疏理思路，看着天花板一点一点地回忆、思考和编织。我要织出一张无懈可击的网，没有任何破绽，经得起任何审问，既能开脱我自己，又能不连累任何人。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获得信心，就能同时对付恐惧失去自由和恐惧成为叛徒的双重恐惧，也就没有了再自杀的必要。
这是一种斗争，我在头脑中反复模拟可能进行的审问，所有的角度，每一步挑剔和对最小细节的求证都不能忽略。我动用全部智力想象审讯者可能对我施展的各种手段，我必须在那些手段面前能做到左右逢源，经得住考验而不被击破。那是一种非常繁重的智力工作，需要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往往在好不容易编织起一片时，一个细节的无法衔接就导致前功尽弃。这种庞大的工程常常让我感到疲惫不堪，有时甚至对能不能做成产生怀疑。
自杀使我得到了缓冲时间，不过那也使我在审讯者心目中加深了可疑。如果不是有什么重大隐情，我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因此得到缓冲的同时也增加了我需要面对的压力。我要给他们一个为何自杀的解释解除他们的怀疑。于是我告诉他们那是因为我的心理发生了崩溃。这种解释没有错，如果我的心理坚强，就没有必要用自杀的方式躲避心理崩溃，因此这种惧怕崩溃本身也应该算是一种崩溃。不过我还是要给他们一些“导向”，让他们感觉我有文人的懦弱和神经质，情绪容易失控，这样可以比较容易地解释自杀行为，办案人也愿意接受这样的解释，因为可以使他们在上级面前的责任减小。现在回头来看，自杀的行为似乎是一种惊慌失措，说明心理素质脆弱的程度，我远远不能成为“对敌斗争”的英雄。不过从另一面，我也通过这个行为得到对自己新的认识。以往我只知道自己极其怕死，但是这件事证明，死对我并非那么困难，因为在它的上面，还有我更加珍视和更不能放弃的东西。
不管怎么样，医院那些缓冲的日子使我逐步建立起信心，保护自己的网逐渐编织成型，虽然还不是天衣无缝，至少已经可以周旋若干回合，不至于一交手就被攻破。
一天晚上医院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即使我不能出病房也知道发生了事情。主管我的那位维族处长来了，说公安系统有一名警官刚刚被恐怖分子所杀。看来新疆没有因为抓了我而变得平静，血腥的味道在空气中四处蔓延。维族处长亲热地对我问寒问暖，声称过几天要跟我好好谈一谈。“谈清楚你就回家！”他姿态豪爽，特别大方。 祁师傅待我一直非常好。他太太就在我住的医院当护士。他甚至让太太把医院里的葡萄糖输液偷出来给我喝，说是可以补血。出院那天，趁周围没有别人，他叮嘱我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挺住，哪怕别的都不为，为了你母亲，也得好好活下去。他的关怀使我感动，同时也让我意识到，维族处长的豪爽只是姿态，等待我的是更多的难关。
(17)：正式拘留
押送我的车开出医院，开出乌鲁木齐，车窗外掠过积雪的田野和萧条的农村。我被两个警察夹在中间，贪婪地看著外面的自由世界。开出几十公里，到达一处围著高墙和电网的建筑。那是新疆安全厅的看守所。即使是安全厅自己的车，荷枪实弹的武警也要一丝不苟地盘查。进去的每道铁门都发出轰响，白墙上的巨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扑面而来。我先被送进看守所的审讯室，又是一通摄像照相等，搞得煞有介事。我不明白拍下向我宣布拘留和让我在拘留文件上签字的过程为的是什么，仅仅是一种走过场还是以后真会有什么用处？
这回他们有了变化，刚抓到我时是严防走漏消息。即使允许我给家里通过一次电话，也是因为我表示不打电话会让家人到处找，更容易被人知道。那次通话杨科长就站在旁边，只要我的话稍不对劲伸手就可掐断电话。我当时告诉母亲要临时下乡几天，很快就回，同时心里真地抱著希望能够不久回家。他们越不想让外界知道，回家的希望反而存在。然而这次向我宣布完拘留，却是要把通知书直接寄给我家。这说明他们已经决定把我推进法律程序。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就不是轻易可以摆脱的了，也就意味最终可能躲不掉判刑——因为他们和法律是一家。
我知道在这种时候，早一点让外界知道我的情况有好处，至少可以早一点展开营救。营救开展的早和晚，作用可能差很多。但是我算了一下时间，拘留通知寄到北京的日子正好是春节前一两天，家人的节日立刻就会变成受难的日子。他们都已年近古稀，还有几个快乐的节日好过？何况母亲的老伴刚做完换肾手术，别再为此出什么事。我向他们提出拘留通知暂时不发。他们这时很讲法律程序，要求我把暂时不发的字样亲笔写在拘留通知书上，已示不是他们扣住不发。这回又允许我打一个电话回家。我给母亲编了一堆更大的谎言，说是维族朋友约我去南疆农村旅行，喝酒吃羊看跳舞等，那边通讯不便，所以春节无法联络了云云。别说，母亲还真信了。
正式进牢房前，对我又进行了一次审讯。这次我前面坐了一大排人，使我感觉好像是我在给他们开会。区别只是他们个个前面有桌子，唯独我只有孤零零一个凳子。一些原来从未见过的人也出场了。包括那位维族处长也是第一次出席审讯。虽然维族处长说了他自己的名字，但是听说维族警官在维族犯人面前从不用真名，为的是防止维族恐怖分子把他们当维奸处置。我不敢断定他告诉我的名字是真还是假，为了他的安全考虑，这里我不写出那名字，用K称呼他。 K处长比我年龄大一点，看上去精明强干，思维敏捷，汉话说得至少跟我一样好。审讯是由几个人轮流提问题，问到我在《天葬》中用的内部材料从哪搞到，我坦白说是在拉萨一个机关走廊的废纸堆里捡的；问我那些材料此刻在哪，我说写完《天葬》后一把火烧了；问我写完书就烧材料是一贯做法吗？我回答那倒不是，只是因为那些材料从垃圾堆中捡出，十分肮脏，无法保留。K处长这回不再保持医院中对我那种亲切，眼光严厉并且饱含威胁。他警告我对抗没有好处，必须"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把一切彻底交待。说这话时他两手举肩做出倒竹筒的姿势，我似乎真看见圆滚滚的豆子从溜光竹筒里哗啦一下子倒干净的场面。看著他那张典型突厥人的面容，我心里浮出的是另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新疆什么地方长竹子？
我还是表现得很软弱，努力跟他们拉近乎。我说你们是为国家安全，我也是为国家安全，咱们目标是一致的呀。你们不应该把我推倒敌对一边，我们其实可以合作。你们给我提供材料，我做研究，岂不是我不用"窃密"，你们也多了一份研究成果吗？K处长对此轻蔑地回答：我们党有六千多万党员，那么多研究机关，每年投入那么多资金，要你来做什么研究？！这话说得真有劲，让我一时哑口无言。可是我心里不是没有话，只是到了嘴边没敢说：不错，你们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但是搞出来的研究顶得上我这没花纳税人一分钱的布衣吗？！
关进看守所让我感到前途黯淡，不过同时获得一点安慰的是，医院的日子使办案者疲惫（他们只能在病房沙发上睡觉），急于休息，正好又碰上春节，因此整个春节期间都不会再有审讯。这一下又多出十多天的时间让我继续编织和推敲，我也因此就有了更多的信心去对付未来的挑战。
(18)：安全厅看守所
以前听人描述过看守所的情况，非常糟糕，警察横行，待遇恶劣，犯人之间弱肉强食。不过那都是属于公安系统的关押刑事犯的看守所。相比之下，安全系统看守所的条件好得多。当我被关进我的“号”时，甚至有点喜出望外。
我在8号。那是一栋独立小屋，长宽大概各4米。一道一米多高的木板墙把洗脸池和马桶围在一角。屋内有一个暖气，年久失修，基本没有多少热度。不过看守所有时会发一点柴和煤，可以自己计划著在最冷的时候生火取暖。让我特别高兴的是屋外有个小院，虽然小到只有屋内面积一半大，毕竟可以呼吸一下室外空气。小院的墙有三米多高，上面整体地扣著铁栅栏。天日永远是被铁条分割。整个看守所只有8栋这样的牢房，全是一个格式，彼此分开。外面围著一圈更大的高墙。昼夜有全副武装的武警在上面巡逻。
不过不管怎么样，只要“管教”（犯人对监狱警察的称呼）不来，只要武警没有正好走到头顶居高临下地观察，这种牢房可以算是个自由天地，比起那种每个牢房里都有摄像机监视的“正规化”监狱，不知要好到哪里。
除了提审和一些特殊事情，看守所的“管教”每天只有两个时间露面。一是送饭时间。院子铁门上有一个一尺见方的小口，平时从外面锁住，送饭时打开，大铁勺“□□”敲几下，我们就得以最快速度冲出去领饭。送饭的也是犯人，“管教”只是在旁边看著。还有一个时间就是每天晚上查房。那时一般几个“管教”同时进到牢房里，带著枪，手拿电棍。不过也是例行公事，除了在酒喝得多时容易找点事，多数时间都是看一眼就走。
“管教”进牢房时，犯人必须起立站成一排。我虽然不知道要求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但也入乡随俗，包括经过任何一道门都必须说“报告”（被提审一次可能得说七八个报告）。我一般不认为在细节上较真有多大意义，和基层人员对抗也不聪明，因为他们只是执行者，他们改变不了你的命运，却有能力给你制造很多麻烦。总体来说，狱警对我态度不算坏，有的还可以说挺好，所以对背监规、写“思想汇报”一类的要求我也照做。出狱后我曾把背下的监规录成电脑文件，遗憾的是后来发现没能保留下来。现在能够记住的只有不许犯人之间交谈案情和传授对付审讯的方法；不许穆斯林犯人祈祷、守斋、宣传宗教；不许攻击党和政府；不许讲黄色故事；及时揭发同监犯人的不法行为等。那可以作为一个挺有意思的文本进行研究。
按照常规，看守所一天两顿饭，基本永远是每顿两个馒头，菜也几乎总是一样——早上是胡萝卜丁咸菜，晚上是土豆汤。要想改一点口味，得花钱定中午的加餐。每份加餐8块钱，大部分时间是“拉条子”（新疆的一种炒面），偶而是米饭和菜。看守所对供应加餐很有积极性，因为可以赚钱。每份加餐的成本应该不超过1块钱，因此有很高的暴利。从加餐中赚的钱归看守所，用不著上缴。听说以前看守所还推出过“大盘鸡”（新疆一种做鸡的方法）。外面一整只鸡的大盘鸡只卖20多元，看守所里四分之一只鸡就要卖40元，而且好的部位还都叫“管教”们近水楼台先得月了。所以尽管“管教”们热心地推销，两次过后就再没有人定了，看守所的生意也就没做下去。我听了倒是有点遗憾，因为我当时很馋，哪怕40元只能吃到四分之一只鸡，我也愿意。
“管教”克扣伙食一直是犯人不衰的抱怨话题。春节期间包了一顿羊肉饺子，我也被叫到食堂参加包饺子。我们尽量把每个饺子里塞进最多的馅，因为分饺子的时候是按个数给。但明明包的时候饺子鼓鼓，煮好以后却都瘪下去。因为包进去的并不是肉，主要是羊油。那种饺子即使是在胃里缺油的情况下，吃不了几个也就会被腻住。老犯人对此的解释是春节给犯人吃肉是国家规定，但是好的部分都被“管教”吃了，剩给犯人的只有羊油和杂碎。
(19)：犯人
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少数民族，也有汉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少数民族犯人都是政治犯，而汉族犯人几乎都是经济犯。照理说经济犯不归安全厅管，但是因为公安系统与社会上联系太多，腐败严重，能量大的犯人即使被监禁起来，也能在公安系统内部找到渠道，与外界相互沟通、串供或影响案情。而安全系统跟社会的联系少一些，安全厅的看守所也相对隔绝，因此一些大案要案的办案单位就把犯人送到这里委托看押，籍此切断犯人与外界的联系。
另外有些汉族犯人是通过关系转进安全厅看守所的，图的是这里的条件比公安系统看守所好，犯人也相对文明。这两种汉族犯人几乎都不是普通百姓，或是高官，或是巨商，即使是在监狱里，他们的模样也能看得出原本在外面的威风。尽管安全厅看守所相对廉洁，他们也能获得比较特殊的待遇——亲友可以探望，私人物品可以拥有得较多，外面送进的食品和营养品也比较丰富。
因为钱在被捕时被扣押，我进看守所的头两天什么都没有。同牢的一位前官员给了我一包煮牛肉，虽然那已经放了多天，美味仍让我难忘。我当时心中打算为那包牛肉将来还他一头牛（后来出狱给他寄了500元钱）。他的床铺下面整个是个箱子，里面简直就是个市场，什么都有（当然是就犯人眼光来看）。跟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甚至尝到了在外面都没有吃到过的马肠子、库尔勒香梨等风味食品。不过没有多长时间，我的情况也好起来。办案者对我在生活方面的要求基本都给予满足，反正我有钱扣在他们手中。祁师傅开车去按我开列的单子买食品，后来甚至买来了我要的英语字典和教材。
与我们这些汉人相比，少数民族犯人的境况要差得多。他们大多家不在乌鲁木齐，又多是底层百姓，没有在安全厅内部疏通关系的能力。家人来看望不让见，东西也送不进来。同时他们多数没有钱。今天中国的监狱，有钱能使处境改善很多。然而新疆的确是这样，以民族划分人群，少数民族群体的收入比汉族群体低得多。汉人不用想就可以出手的“小钱”，对少数民族往往就是难事，不是花不起就是舍不得。所以有些买不起加餐的少数民族犯人长年只能吃看守所供应的营养不足的两顿饭。他们如何能长期支持下去，我无法想象，因此我在提出购买食品时，总是要清真食品，那样就可以与同号的穆斯林犯人分享。
还有一点使少数民族犯人处境更难——他们都是政治犯，而他们的政治往往与新疆独立或是反对汉人统治有关，因此他们在以汉人警察为主的看守所中，是被真正当作敌人的。中国原有的意识形态已经瓦解，过去被视为丑陋的行为诸如贪污受贿等，现在都见怪不怪成为可以理解之事，只剩下一个民族主义被不断强化，充当当局整合人民思想的手段。在民族主义的持续煽动之下，新疆汉人几乎个个仇视有独立倾向的少数民族，大汉族主义的叫嚣之声到处可闻。在安全厅看守所这样的地方，警察们自然会认为他们面对的都是真正凶险的敌人，对那些分裂主义者进行打击和镇压也都是理所应当的。
我见到的所有“管教”，其中只有一位是维族，其他都是汉族。那位维族“管教”的名字现在我已记不起来，但我在当时比较注意观察他。他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看上去非常内向，不像平时见到的维吾尔人那样外向开朗。他对犯人的态度冷漠，然而也不耍威风。他对维族犯人从来只讲汉语，不讲他们民族的母语，好像他们不属于一个民族，或者是他已经加入了汉族。他也从来不对维族犯人有任何照顾与 怜悯。但是我想他回到家里，对他的妻子和孩子讲的一定是维语。深夜时分，也许他会想起被他看管的同族人。我想他的内心不可能没有痛苦。一个连本民族语言都不敢随便讲的人肯定是受到极大压抑的。我认识一些在汉人中间混得很好的维人都常感觉受到侮辱，因为新疆汉人只要不注意身边还有维人存在，歧视和侮辱的话就常常脱口而出。包括对某个维吾尔人表示好感时，他们最好的赞美就是说人家“一点不像维族”。在看守所这样的汉人圈中，那位维族“管教”每天不知道得尝受多少这种有心无心的侮辱，但只能压在心底。
除夕之夜，外面的农村和附近的米泉县城鞭炮响成一片。在牢房的院子里看得见周围夜空被烟火映成彩色。那时汉族犯人大都免不了伤感，有的情绪波动很大。但是在维族犯人眼里，他们多是罪有应得。维吾尔人之所以要独立，很大程度上不就是为了摆脱这些异族的贪官污吏吗？相对而言，维族犯人对我是另眼看待，因为我属于少见的进到这里却不是贪官污吏的汉人，而且我的罪名和他们一样，都是“危害国家安全”。
(20)：新疆的主要危险
中共曾经针对新疆问题发过一个著名的“七号文件”，其中有这样一个关键的定性——“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句话在句式上模仿当年毛泽东所说“新疆的主要危险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只是把矛头从外部的国际关系转向了内部的民族关系，成为近年中共治理新疆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
治理新疆的思路变化，有其复杂的演变，不能一言论定。然而明显的一点是，如果把新疆的主要矛盾定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就等于先天地把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分成两个集团，并且使他们之间互相对立起来。因为无论是“分裂主义势力”还是“非法宗教活动”，都是针对当地民族的。首先汉族肯定不会要分裂，其次汉人很少信仰宗教，尤其不信当地民族的伊斯兰教。所以把分裂和宗教问题定为新疆的主要危险，就会导向一个必然的结果——汉族理所当然地成为依靠力量，而当地民族则成为需要警惕并加以看管的人群。于是就会发生所谓“预期的自我实现”——汉族把当地民族当作防范对象，当地民族最终就会真地被推倒敌对一方。在我看来，这才是目前新疆最大的和主要的危险所在。
回顾半个世纪的历史，即使毛泽东时代曾对新疆当地民族进行过残酷镇压，但由于那时在意识形态上成功地以“阶级”取代了“民族”，新疆的民族关系也没有恶化到今天的情况。虽然不能证明当年广为流传的维族农民库尔班大叔骑毛驴去北京感谢毛泽东的故事是真，但是我的确亲耳听过老辈维吾尔人讲述当年的民族关系和他们对汉人的好感。六十年代在乌鲁木齐，公共汽车上的汉人见到少数民族会主动让座，少数民族去北京时更是到处倍受欢迎。他们那时把汉人当成老大哥，认为汉人到新疆真是来帮助当地民族发展。然而这十多年的时间，民族关系的恶化速度惊人，程度也特别严重。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汉族和当地民族隔阂越来越深，彼此越来越对抗。甚至在同一个机关宿舍大院里，小孩子都以民族分成不同团伙，互相之间只打架而不在一起玩。
这种民族关系恶化主要是由汉人引起的。汉人总是以统治者的眼光看待当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1997年新疆出过爆炸事件后，公共场所要求检查来者随身带的包，对汉人只是马马虎虎地看一眼，纯属走形式，对当地民族的人却检查得非常仔细。这种明显的民族歧视很快蔓延到整个中国，无论在哪个城市，看见新疆少数民族模样的人，警察动辄就要拦住盘问，出租车司机不给停车，店家也特殊防范。
一位乌兹别克族的教授讲他去上海的经历，那天深夜才下火车，正赶上大雨滂沱，雷电交加，他跑进车站附近一家私人小旅店，已经全身湿透。店主是个里弄老太太，只因为看他长著新疆人的面孔就拒绝他住，说是按照市政府规定，新疆人只能去一家指定的回民旅店。他当时实在按奈不住，大发雷霆，说你们上海当年来新疆几十万人，我们收下了，给你们吃和住，什么都不要，今天我到你们上海住一夜，我是给钱的，你们都不让，你们上海还有没有一点良心？他发誓从此再不去上海！
中国内地城市对新疆人的歧视伤了很多新疆人的心，仅这一件事就足以把很多新疆人推到汉人对立面。既然你们像防贼一样防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一个国家？罪犯哪里都有，怎么能因为新疆出了恐怖分子就把所有新疆人都当成罪犯。汉人犯罪的更多，为什么不对汉人采取那些对新疆人采取的措施？西方社会有种族歧视，但要隐蔽得多，至少不敢像上海那样赤裸裸地实行种族隔离，然而都可以让那么多去过西方的中国人变成民族主义者，新疆当地民族的人为此憎恨汉人一点也不难理解。
原来新疆民族的知识分子普遍不怎么去清真寺，自从把“非法宗教活动”定为新疆的主要危险并且进行打压后，反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去寺院。政府在伊斯兰的斋月发布文件，禁止学校老师和学生封斋，然而封斋的人一定会比不发文件之前增加很多。原本那些“民考汉”（即少数民族学生去汉语教课的学校上学，并用汉语参加考试和升学）的家庭，现在又让自己的孩子去上本民族学校，同时开始为自己汉语比本民族语言好而感到羞愧（过去会为此感到自豪）。今日新疆，“逆反”一词总是能最充分地得到体现。
新疆汉人和当地民族的不认同，一个典型例子是在时间的使用上。新疆的地理位置和北京相差两个时区，新疆人民代表大会曾为此通过法令，在新疆实行乌鲁木齐时间。然而去看当地人的表就会发现，新疆汉人的表一定都是北京时间，而当地民族的表则一定都是乌鲁木齐时间。所以在新疆约时间，一定要视对方的民族身份来认定约的是什么时间。当地民族与汉人约时间，双方也必须先说清到底是北京时间还是乌鲁木齐时间。这种区别反映出双方的取向，汉人更愿意和北京保持一致，不把当地法令放在眼里，当地民族则坚持强调自己与北京的不同。
汉人总是自觉不自觉把自己摆在镇压者的位置，就连兵团那些临时从内地农村招来的农工，对镇压当地民族的任务都兴致高昂，摩拳擦掌地请战。中国内地大量发生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若是发生在新疆，往往就会被那些企图从一切事物中发现“不稳定萌芽”的人政治化，提升处理的层次，导致事情越弄越大，最后会使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政治案件。民族之间原本没有那么大隔阂，就是因为不停地念叨分裂，结果就会真地开始发生分裂。新疆本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统治新疆的汉人盛世才视为刽子手，从而把在新疆实行强硬政策的中共书记王乐泉称为王世才。然而乌鲁木齐一位汉人出租车司机看见我手拿一本刚从书店买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热情地表达对盛世才的敬佩，告诉我“那时的政策才好”。新疆当地民族对屠杀过大量本地人的王震恨之入骨，新疆汉人却对王震崇拜有加。这种彼此完全相反的认识眼下似乎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在历史观点上的对立从来就是冲突与分裂最深处的根源。它表现的是民族之间人心的分离，比别的分离都更为本质。
目前中国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西藏和新疆）的治理表面上看行之有效，控制有力，局势稳定。两个“封疆大吏”——新疆的王乐泉和西藏的陈奎元（刚刚调任）所用手法如出一辙，遥相呼应，受到北京嘉许。然而其征结所在是日益失去当地民族的人心。失去人心的稳定只能是维持一时的稳定，是以失去长远稳定为代价的饮鸩止渴。所谓“失人心者失天下”，今天的表面稳定正在为未来的冲突埋设炸药。尤其对新疆，未来的冲突可能会非常暴烈。宗教的不同使新疆当地民族与汉族的对立比西藏更为激烈，继续按照今日中共的道路把新疆民族关系向敌对方向推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丧失掉重新转为良性互动的可能，只能恶性互动不断激化矛盾，把双方越推越远，变成不可挽回。那样一种危险的前景，目前已经在边缘，而一旦进入那种不可逆的进程，新疆就可能成为下一个中东或车臣。
一位维族青年的话一直让我无法忘怀。当我问他想不想去麦加朝圣的时候，他回答那是他的梦寐以求，但是他现在不能去，因为可兰经中有这样的教导，当敌人还在占领家园的时候，不能去麦加朝圣。他没有把话说下去，但是已经不言而喻。为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为把汉人赶出新疆而战斗。
而另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包括北京一些最高层次的知识精英——则更让我感到震惊，平时他们都是一副改革、开明和理性的形象，然而一谈到新疆问题，从他们嘴里竟可以那样轻易地迸出一连串的“杀”字。如果靠种族灭绝就能够保住中国对新疆的主权，我想他们可能会眼看著几百万维吾尔人被杀光而不动声色。
(21)：开发能否稳定新疆
当下北京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除了强硬镇压，另一手就是发展经济。按照他们的想法，只要发展了经济，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民族分裂就会没有市场，宗教影响也会被世俗化消减，民族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这两年轰轰烈烈掀起的"西部大开发"，相当程度就是出于这种思路。1994年以来，北京一方面在新疆民族问题上采取强硬路线，一方面大幅度增加给新疆的财政拨款（1994年29.5亿元，1995年52.3亿元，1997年68.4亿元，1997年是1994年的2.3倍）。从绝对数上看，北京给新疆的拨款比给西藏的拨款（1997年为34亿元）多一倍，是全国各省市区得到中央拨款最多的。
无论从其公布的数字，还是在新疆的实地感受，都能看出近年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民族问题却没有如北京希望的那样变小，当地民族的人心仍在渐行渐远。以经济发展来稳定新疆的思路所犯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民族问题的本质并非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企图在经济领域解决政治问题，本身已经是一种倒错，何况政治高压还在继续不断地加强，民族问题怎么可能指望得到解决？
退一步，即使仅从经济角度谈，只要政治问题不解决，资金的投入和经济开发的规模无论达到多高程度，都不一定能够取得效果，甚至效果会相反。例如北京一直标榜给了新疆多少钱，可是当地民族马上会反问新疆被抽走了多少石油，那些石油的价值是多少？被列为"西部大开发"的第一号工程是"西气东输"——即是把新疆的天然气采出后输送到中国内地。新疆人对此质疑究竟是开发西部还是掠夺西部，不能说是没有理由的。只要人心保持对立，民族之间互不信任，经济上所做的一切——不管从北京的角度认为那是出于何等的好心——都免不了会被插上殖民主义的标签。
我相信北京高层的出发点会是真心希望通过"西部大开发"缩小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差距，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使少数民族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比汉族更多的好处，从而减少少数民族的离心力。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结果一定是反过来的，汉族无疑将拿走最多的好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差距更加扩大，少数民族的不满因此只能进一步加强。北京拿出大笔的钱，最终得到的结果可能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比原来更糟。
之所以我敢这样断言，一是新疆有660万汉人，占新疆总人口的近4成。新疆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知识资源的大头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有足够的能量在任何一次新分配和新机遇到来时攫取超过当地民族的利益。举一个最简单的方面为例，新疆的经济和中国内地结为共同体，完全依赖中国内地，那么仅一个汉语的使用，就使当地民族处于极大的劣势。不要说那些与中国内地做生意的项目，就是找新疆本地的工作，汉话说得不好或不认识汉文都会在很多场合成为被淘汰出局的第一理由。在今日新疆，凡是在高层次的工作环境，会看到大部分工作人员是汉族，而底层的工作环境，如煤矿、砖窑、水泥厂的车间等，主要人员都是少数民族。
我认识一位搞语言学的朋友，不久前做的一个科研课题是设计少数民族汉语考试的分级。那是要让汉语考级如同英语考级一样规范化，还要颁发级别证书。他向我征求意见时，我说他的设计如果推行，将来少数民族找工作就得拿著汉语级别证书，门槛就会更高。他认为那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我请他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汉人在中国找工作都得取决于日语水平考级，我们会是什么感觉？少数民族在这方面是一样的心理，可不是仅仅用经济二字就能包容的。
新疆的失业很严重，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青年，经常找不到工作。新疆的汉族青年至少还有一个内地可去闯荡，少数民族青年只能在家呆著。我在新疆旅行时，经常能看到城镇和村庄街边到处是少数民族青年成群而聚，闲聊或是打闹。看著那种前景，你不由得会产生一种恐惧，一个社会有这么多青年无事可做，不能把浑身精力升华释放的时候，另一方面却在不断地积累仇恨，社会最终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实在是很难预料。
不过这里的确有经济自身的规律在发生作用。如工程招标肯定只能给最符合标的的公司，而不会考虑公司老板是什么民族。任何经营者首要追求的都是利润和效率，而不是公正和平等。既然能招到讲汉语的职工，为什么要去招只会讲维语的职工，然后还得给他们配备翻译？新疆不少农村有这样的情况，当地民族的农民嫌种地辛苦却得不到多少收入，税费又重，宁愿把自己的地转包给内地来的汉族流民。汉族流民善农耕，有市场意识，种同样的地，所得不仅能够交足当地政府的税费，自己还有可供发展的利润。当地政府自然欢迎这样的流民，他们给当地经济带来活力，也给地方财政带来收入。随著时间，这种流民的经营规模逐步变大，成为地主，遇到问题和纠纷也有钱进行摆平，建立起自己的庇护网络，他们也就在当地长期扎根和发展下去了。有些看法认为这是政府一种有计划的殖民，是汉人经济上对当地人的剥削掠夺，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样的成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更重要的还是经济规律自发地在起作用。
不管当前的"西部大开发"被赋予了多少美好的说法，在开发资源是由汉人掌握、而竞争能力又被汉人垄断的状况仍然是一种现实的时候，水往低处流，经济上的好处最终大部分被汉人所得是毫不奇怪的。当地民族只会被蛊惑人心的宣传吊起胃口，然后被现实的落差推入更大的失衡与不满之中。
我和维族朋友在饭馆吃饭的时候，维族朋友对我说："你看，在这种小饭馆里吃饭的，99％是维族，99％是自费，而去那些大饭店大吃大喝的，99％是汉族，99％是公费，这说明的是什么？！"少数民族的很多失落正是源于这种直观的对比。的确，在新疆的高档消费场所，很少看得到当地民族的人，呆在那里几乎就跟在内地城市一样，周围都是汉人，说的都是汉语。
当然，肯定也会有一部分当地民族的人能从发展中得到好处，但他们不会是普通百姓，而是权贵，他们不是因为属于当地民族的一员而得到好处，而是因为属于权势集团的一员得到好处。他们只能是数量很小的少数。专制制度使权力在中国不受制衡，产生腐败是绝对的。从这个角度看，从所谓的"西部大开发"中得到好处最多的，只能是权贵阶层，底层百姓即使能顺便沾到一些光，然而布满他们视野的，只能是比原来更为扩大的两极分化，进一步衬出当权者的强取豪夺和自身的沉沦失落。那时，"阶级仇"和"民族恨"叠加在一起，"西部大开发"的结果可能会在西部产生更强烈的社会不满和民族敌对。
王力雄：新疆追记（1--11）
作者：王力雄
来源：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5/12/200512260005.shtml
(1)：新疆课题
(2)：身份
(3)：深入维吾尔人
(4)：我对一次请客的猜测
(5)：兵团老战士
(6)：兵团是否违法
(7)：秘密文件
(8)：被跟踪
(9)：我们出了人命？
(10)：哈密被捕
(11)：编织罗网
(12)：审讯
(13)：恐惧
(14)：我出卖了一个人
(15)：自杀
(16)：在医院
(17)：正式拘留
(18)：安全厅看守所
(19)：犯人
(20)：新疆的主要危险
(21)：开发能否稳定新疆
(22)：民族主义是双刃剑
(23)：汉维“代表”的谈判
(24)：自治是关键
(25)：失去人权方知可贵
(26)：被“发展”
(27)：出狱
(28)：给江泽民写信
(29)：反省
(30)：尊严之路
1999年初我在新疆被关押，至今已经两年。那段经历我一直没有公开，即使朋友问也是简短地敷衍。我那样做，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想遮遮掩掩地说，要说就全盘托出。但是全盘托出，需要等待一个合适时间。现在，时间到了。
1、新疆课题
写完《黄祸》以前，我应该归类为写虚拟作品的作者。《黄祸》虽然仍然是小说，我在写作过程中却一直被其中的真实牵引并且震撼。正因为如此相信《黄祸》中的真实，那以后我不再写小说，完全转到了研究现实，以及如何避免发生黄祸上。
1998年我出版了谈西藏问题的书——《天葬》。我研究民族和边疆问题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国避免黄祸唯有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首当其冲的挑战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能否解决，决定著政治改革是否能成功，甚至是否能开始。因为若不事先就消除国家分裂的危险，专制权力就会以此为拒绝政治改革的理由。这理由恰恰可以迷惑很多中国人。未来中国若发生动乱，法律乱了可以重建，经济乱了可以恢复，再乱也是“肉烂在锅里”，而领土分离却可能覆水难收。历史上已经有外蒙古独立和被沙俄占去的领土。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尤其是西藏和新疆问题——是有可能再一次带动这种分离的。西藏新疆占今日中国百分之四十以上面积，中国经不起那种分离。所以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政治改革能不能进行，民族问题成了一个前提。
我做完西藏问题，并没有想马上再进入新疆问题。Q在这时出现。他是个颇具魅力也颇有建树的人，忧国忧民礼贤下士的风格足以使我们成为朋友。他提出支持我去研究新疆问题的建议。他主持的一个民间研究机构可以向我提供经费，不附加任何条件，完全按照我的意愿研究，成果也属于我。也就是说我只多了花钱的自由，不会失去任何自主。这倒是吸引人，我还从来没有用别人的钱搞过研究。新疆问题是我一直关注的，迟早会去搞，碰上这么好的条件并不容易。我因此动心，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同时也看好Q的研究机构。那应该算当时中国最活跃也最有成果的一个体制外研究团队。Q虽脱离了官场，却仍然有把研究成果送达权力层的渠道。虽然“递折子”的方式往往被视为依附权势，但是按照Q的看法，在祖国处于危机中，仍然“爱惜羽毛”是一种自私和不负责任。毕竟国家向何处去更多被权力决定而非被知识分子的清高决定，只要还有能够影响当权者的机会就不应该放弃。
不过，我和Q之间存在一些分歧。虽然我们都把“为人民”当作出发点，我们的“人民”概念却不相同。在我看来，他的“人民”是整体性的宏大概念，我的“人民”则是个体化的，由具体的个人组成。按照他的人民概念，为人民是可以不在意牺牲个人的，而按我的想法，没有空洞的人民，为人民首先是为个人，牺牲具体的个人就是在牺牲人民。不过只要不是掌握权力的人，这种区别只体现为理念不同，毕竟我们有更多的共同点。Q的资金加快了我开始新疆课题的进程，否则我是不会在99年寒冷的1月就向新疆进发的。Q给钱不需要繁琐手续，只问要多少，他的不同意见是认为我要的太少，一定加倍给。这种古风做派使我心存激赏。
2、身份
去新疆做研究，身份去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搞研究如果缺少身份，所有信息都会对你封闭。我离开“体制”20年了，没有任何归属或头衔，档案都不知去向。Q的课题组不属于体制，本身就没有身份。他也许有一些别的渠道，但不适合给我用。我除了不是体制内的人，某种程度上还属于“异己”。
想来想去，我唯一一个与体制有点关系的身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在80年代加入作协，当时主要也是为了找身份。那时我正准备搞一次开车环绕地球的旅行，后来没有成功，以后和“作协”再没有过联系。这次我先是托人去问“作协”领导人，能不能给我开去新疆采访的介绍信，作协领导人一明白要开信的是我，便从大包大揽变成推脱。我明白走上层路线是错误，应该直接从基层办，因为基层的人不知道我是谁。于是我带著十多年没用过的会员证去“作协”。接待我的基层工作人员态度挺好，按照作协章程，他们应该帮助会员完成创作采访，于是我一口气开了三封介绍信——一封给新疆，其他两封给宁夏和甘肃（我准备把西北穆斯林作为一个整体研究）。那时我由衷地感到了“组织”的温暖。在我来看，这几乎是作协唯一值得存在的理由，也是我加入作协这么多年得到的唯一一次好处。
即使是唯一一次好处，我也是记住的，照理说人不该以怨报德，然而“作协”后来的表现实在令人难以继续沉默。即便是毛泽东时代，所提也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现在的作协领导人，要的只是为权力集团、甚至就是某个当权者服务。不久前我已经宣布退出“作协”。
3、深入维吾尔人
1999年的元旦刚过，我先去宁夏找一位多年的回族朋友A。1984年我在黄河漂流时和他认识（他送我的救生衣在漂流途中救过我的命），当时他是黄河上的水手，现在成了私营企业家。钱虽然挣了不少，然而总是怀念当年浪迹天涯的时光。听到我要去新疆，便要和我同去。正好我的研究中包括回族，他可以提供很多帮助，当然我也愿意和他重温在高原荒野以酒当歌的早年。于是我们约定在银川汇合，开上他新买的一辆桑塔纳2000上路。
我们在宁夏回族地区一路走村串镇，看当年回民起义的战场，参加开斋节礼拜，深入百姓人家，听贩毒者自述。进入甘肃，左宗棠的行军大道在古长城和祁连山之间绵延不绝，走过古代那些声名显赫的郡城要塞，仅是那一个个地名都足以让人沉浸于历史。我们在横扫的风雪中进入新疆，那里冰天雪地，广阔无垠。
新疆一直是我神往之地。这一次是我第五次到新疆。前四次有两次是自己开车走，走遍了新疆所有地区。不过以前只是为旅行，没带任何研究目的。我们直奔乌鲁木齐，住进市中心一家名叫“鸿春园”的旅馆。我让A自己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我自己留在乌鲁木齐，成天奔波于政府部门、研究机关、出版社和书店，以“文学创作”的身份把凡是有关新疆的文字尽可能搞全——这是我此行的第一个目的。以后我将用几个月时间在北京阅读和消化那些材料，为夏天再来新疆实地采访做准备。我此行的第二个目的是结交维吾尔族朋友。研究新疆问题，只在汉人圈子里打转是一种荒谬，但这种荒谬正是目前中国研究新疆问题的现状。进入维吾尔人的圈子，并不意味只是和维吾尔人打表面交道，那容易，而是能不能进入他们的心，对汉人而言，那可不是一般的困难。
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的相互敌视我早知道。虽然我数次到新疆，走了很多地方，却从来没有与维吾尔人打过稍微深入的交道。1993年我准备开车去维吾尔人聚居的南疆，所遇到的汉人无不警告我维吾尔人凶险，汉人在那里如何不能保障安全。我为此专门去新疆军区了解情况。接待我的军官以非常强烈的口吻告诫，一辆车最好不去南疆，如果一定去，要遵循“三不”原则，即在维吾尔人聚居区不停车，不过夜，不接触（这也正是军区的人遵循的原则）。结果那次我放弃了去南疆，因为若是遵守那“三不”，我不知道去的意义还有什么。
在新疆旅行和在西藏旅行，最大不同就在身处民间时的感觉。在西藏，和藏人普通百姓打交道时不需要有担心，他们亲切友好，不会因为你是汉人而表现敌对。在新疆却常有恐惧之心，汉人一般不敢单独下乡，不敢置身于维吾尔人中。当然有很大的成分是被传闻误导和夸张，属于自我惊吓。但的确也可以感受到维吾尔人对汉人的敌意。如在乌鲁木齐的维族餐厅吃饭，只要我离开一块同往的维族同伴，遇到的眼光就常有不友好的，有时还会遇到挑衅。但是回到维族同伴身边，立刻毫无问题。只要一个维吾尔人向其他维吾尔人介绍“这是朋友”，他们个个都会变得温和有礼，让你放心。
这就是我必须结交维族朋友的原因。按照我的计划，准备夏天去南疆采访，要进到维族百姓中间去，了解他们对新疆问题的看法，那靠自己硬闯是行不通的，必须有维族朋友引路。我这次到新疆，最重要的目的也是在这里。只为收集资料，通过北京的渠道，不跑这一趟也能做到大部分；而要找维族朋友，则必须亲自来，不是来采访，是要喝酒、谈心、取得他们的信任。
接待我的军官以非常强烈的口吻告诫，一辆车最好不去南疆，如果一定去，要遵循“三不”原则，即在维吾尔人聚居区不停车，不过夜，不接触（这也正是军区的人遵循的原则）。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维吾尔人对汉人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他们为什么要信任一个属于压迫民族的人，为什么要告诉你他们的真实想法？为什么要引你去见他们的亲友？这样做是不是在引蛇入室？我被他们接受，主要是《天葬》一书。他们认为应该帮助我写出一本谈新疆问题的《天葬》。一位维族朋友说，考托福填表时，表上列出的0-99个民族条目中竟然没有维吾尔族，他只能在“其他”一栏上打勾。由此他意识到，虽然他的民族有近一千万人，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世界却不知道，更不要说明白有新疆问题。
经过一系列的接触、谈话、餐厅和酒吧里的彻夜长饮，我逐渐扩大朋友圈子——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柯尔克孜人。他们帮我计划夏天的旅行，各地的接待，陪同、翻译、车辆等。有Q提供的资金支持，有这次布下的关系网，我相信我可以完成一个出类拔萃的研究，效率也会比写《天葬》高很多。
相反是在汉人那里，我却找不到这种友情。虽然我动用了与新疆有关的所有资源，请各方面朋友给我介绍关系。但是到了新疆，却发现人们多数表现冷漠，似乎疑虑重重，不愿意沾惹是非，也不认为新疆的问题需要由我来搞。我只接触了其中的两个人，而他们都和我后来发生的事情有关。
4、我对一次请客的猜测
我在新疆接触到的两个汉人，其中一个是某机构驻新疆的L。是由一位原来在其北京总部的朋友介绍。朋友说已经先给L打了招呼，L是他当年的小字辈，应该会给面子。以L的职业，肯定非常熟悉新疆情况，即使不说那些他认为需要保密的事，也应该能给我很多信息和启发，因此是我最重视的关系。但是当我到乌鲁木齐后给他打电话，却没让我看出北京的朋友有什么面子，他推脱工作忙，听不出一点愿意和我见面的意思。对此我虽失望，也不奇怪，没有官方身份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是寻常事，我已经习惯，于是我把他从联络名单中勾掉了。
出乎意料的是几天后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表示要请我吃饭。我在感谢之余，心里不免内疚，觉得错看了他。我按照约定时间到他的办公室，想和他推心置腹地聊聊。但是他面色凝重，让我感到刻意保持距离。他没有给我和他独处的时间，立刻招来另外三个年轻人，让他们一块与我们出去吃饭。他解释几个年轻记者常在下面跑，了解情况多。我当时没有在意，感觉这种安排也挺有心。不过我还是免不了奇怪，为什么整个过程只有别人讲话，他自己几乎什么都不说？他传递出的“场”让我有一点不安，似乎对我有一种排斥。照理说我还完全没有机会与他产生不容，如果说他是嫌我占用了他的时间，本来他完全可以不再找我，为什么又主动邀请呢？若是只因为北京朋友的面子，我直觉上不太相信，北京那位朋友已不在官位，因此看不出对他有什么份量。
如果我是个懂得分析直觉的人，可能对心里的这些疑惑还会仔细想想，或者会由此引起警觉。但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谢谢他请我吃了一顿饭，知道我们从此再不会打什么交道。让我重新想起这个人是在我被捕以后，审问者问我每一个接触过的人，惟独只字不提我和L的会面。正是这种不提让我感到奇怪。照理说L所在的部门无疑是他们认为的“要害部门”，惟独把他漏掉不合常识。
比较容易解释通的，只有L请我吃那顿饭是被布置的任务。L在事后已经汇报了一切，他们因此不再需要问。当我在监狱里无所事事的时候，半带消遣地勾画出那一幕情景：秘密警察从窃听电话中知道我与L接触（听说我一到乌鲁木齐监视者就住进了隔壁房间），于是想通过L对我进行更多了解。他们去L的办公室，亮出安全部门证件，客气地请他给予协助。我相信L并不愿意做这种事，否则他不会对我那样生硬，但是他不敢拒绝。虽然他所属的机构牌子硬，他本人却是新疆本地人，家人亲友都在新疆。在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新疆，安全部门的权力超越一切，成为无人不怕的阎王殿，拒绝与安全部门合作可能会给自己或家人带来麻烦。于是按照秘密警察的布置，L约我吃了那顿饭（不知道饭钱是由谁报销）。对他而言那只是应付一件讨厌的差事，多拉几个人一是可以做见证，二是可以避免由他直接向我“刺探”（那种感觉多半不舒服），在大家东拉西扯的过程中，可以汇报交差的东西也就自然可以得到了。
当然，这些情形完全是猜想，可能永远也无法证实。我担心这会是一种玷污了L的妄想。我将会非常乐于为我的错误向L道歉。但即使L真是像上述猜想的那样做了，我也能够理解。因为后来的经历告诉我，特务政治无孔不入，谁都可能在一念之差中被卷进去。
5、兵团老战士
我在新疆接触的另一个汉人J是一位“兵团老战士”——他这样称呼自己。“兵团”的全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遍布新疆的庞然大物，总人口240万，职工近百万，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汉人。新疆到处都有它的“团场”，很多地名就是其下属单位的番号。兵团是个正省级行政单位，与新疆自治区平级。它有自己的“领土”、城镇，设有公安、司法、检察机构，有独立的户口造册、结婚登记处、监狱、科学院、银行、保险公司等，完全自成体系，不受地方政府管辖。我在过去写的一篇文章里称其为“新疆自治区内的汉人自治省”，邓小平将其视为“稳定新疆的核心”（1981年邓视察新疆时所言），而那些主张新疆独立的人则视兵团为武装占领军。无论是研究新疆问题还是解决新疆问题，兵团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J是一位对兵团充满感情的老军人。他对兵团的现状感到焦虑。兵团原本的职能是屯垦戍边，是个以政治任务为主的准军事化组织。六十年代中苏对抗期间，新疆的中苏边境纵深10-30公里地带全部由“兵团”接管，迁走所有老百姓，建立起一条链状的边境农场带。四百多个兵团的民兵连常年进行边境值班巡逻，形成一道“反修防修”的“血肉长城”。寓兵于民的兵团是不吃军粮、不穿军装、不要军饷，拥有百万兵员而且永不退役的“驻军”。当年兵团的主要首长张仲瀚这样形容他的队伍：“一旦有事，能做到不分昼夜，不分山川，不用向导，运用自如，召之既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然而兵团却远非一个合理的经济组织。在“政治第一”的年代，经济可以服从政治需要。自打中国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兵团体制的不适应就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兵团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产物，亦是一个全能型的权力机构。它担负沉重的政府职能，必须兴办大量社会事业（仅担负的退休职工就有三十多万）。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许多人把它看成一个“四不象”的怪胎——“是政府要交税，是企业办社会，是农民入工会，是军队没军费”，即是对它嘲讽性的形容。市场只认经济规律，只懂竞争，注定不能与政治目标兼顾。若想真正实现向市场经济转轨，除非义无反顾地抛弃过去遗留的政治结构与约束，然而那也就失去了兵团存在的理由。事实上，兵团的军事化使命今日在其基层已经名存实亡，“屯垦戍边”大部分也只剩下口号。
J认为必须让最高当局知道这种状况的严重性，不能仅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兵团和衡量兵团的得失。兵团的根本作用是在巩固主权，主权高于一切，什么都要服从这个最高原则。如果兵团垮了，散了，那是分裂分子做梦都想而实现不了的，却是由我们自己去实现，是不可饶恕的犯罪！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西域屯垦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今天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该？！说没钱，那些腐败分子们每年喝掉的酒相当于一个杭州西湖，吃掉的宴席价值上千亿，怎么就有钱？用到捍卫主权上就舍不得？！
我和J做了两次长谈，被他的真挚深情和忧国之心打动。他的观点有一些是我不同意的，虽然我深知兵团对稳定新疆起到了何种作用，但我也知道兵团的确已长成一个怪胎。它是帝国时代的人造产物，缺乏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相应法律、文化、经济与人文基础，只能靠政权的意志维系。当政权的专制程度高、人为性强时，兵团可以被塑造为有力的治国工具，当社会走向多元化和法制化之时，它落入一个四处掣肘、动辄得咎的困境并不奇怪。改变这个局面，要做的不能是退回帝国时代，继续给它营造往昔的环境，输送专制与人治的养料，而是去找出一条现代文明社会的安定边疆与和睦民族之路。
6、兵团是否违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面临的困境是非常复杂的，对其进行改造也非常困难。正因为兵团不是一个法制产物，缺乏制度支撑，因而难以达到平衡状态。半个世纪中它要不断随形势变化调整自己，在不同的夹缝中拓展空间，做各式各样的局部修补。虽然那些具体应对中不乏令人称绝的聪明，但是经年累月，众多局部的拓展和修补层叠盘错，却变成了整体的畸形，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越修补越难作整体改变，越难做整体改变越得小修小补，从而更加层叠盘错，陷入更严重的畸形，困境也越来越深。
我直觉意识到，搞清兵团的状态和问题的征结，首先应该从兵团的法律地位著手。例如中国宪法对行政区域的划分没有兵团，但是兵团却有上百块“飞地”分布在新疆全景，总面积达到7.43万平方公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98年年鉴》），有240万属于兵团户口的居民，而且存在著一个新疆州县各级政府无权管辖、由兵团垂直领导和任命的政权体系。在中央政府下发的各种文件上，除了“各省、市、自治区”的抬头，还要单独加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俨然它就是并列的一个省。新疆本是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自治区，却在这个自治的区域内插进上百块另外的“自治的区域”，形成对原本自治区域的割裂。这在法律上怎么解释？能不能解释？
再如宪法规定地方政府首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长都要同级人大选举。但是像石河子那样的城市，1950年只有几十户人家，完全由兵团从无到有建成，现在人口达到20多万，是兵团农业第八师的师部所在地，同时又是新疆自治区正式建制的区辖市。兵团把石河子视为自家财产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法律无法那样认可。折中的办法是目前搞了个“师市合一”体制，农八师的师长同时担任石河子的市长。这本身就是矛盾——作为师长，应该由兵团任命，作为市长，应该由石河子市人大选举，到底按照什么来执行？兵团当然坚持自己的任命权，但对地方从法律角度发出的质疑却无法做出言之有据的回答，只能靠中央摆平。而中央的摆平同样缺少法律根据，从长远看是无法坚持下去的。同样，兵团自身的法院系统和检察系统也面对这个问题，过去都是兵团各级党委任命法院院长和检察长，现在进入强调法制化的时代，如何面对与法律的冲突，一直是兵团的困境。
兵团对此往往用政治说法来应付，专制社会的政治是可以超越法律的。每当遇到冲突，兵团就会本能地到中央去拉大旗做虎皮。其中最现成的说法就是新疆的主权稳定。与早年充当抵抗“苏修”的前线不同，今天新疆最大的危险已被说成是民族分离主义。J这样说：“兵团的作用就是保证新疆这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永远姓‘中’！”我不怀疑J对此的真诚，但这无疑也是兵团解决自身与法律冲突的护身符。尽管以此为由可以让兵团一时得以回避矛盾，长远看却会使兵团更深地陷入自我封闭和对外冲突，使其无法理顺关系，筹划久远，无法以开放的姿态与当地社会结合。因为这种强调和强化兵团充当新疆“看守”的思路，相伴的必然是要把新疆地方和当地民族当作被看守的对象，兵团因此不可能不成为新疆人民与当地政府的异己者，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敌视，遭到地方势力抵制和拆台也就是毫不奇怪的。
因此，理清兵团与现行法律的冲突，搞清楚它目前在以什么方式回避和解决这种冲突，其中什么是可以继续利用的资源，什么是继续制造麻烦的源泉和产生隐患的温床，在我来看可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我知道这个研究将很麻烦，首先要去研读那些叠床架屋的法律、规章和文件，从中找出逻辑路径和现实接口——这一最基础的工作就已经让我望而生畏，那必定要求投入太多的精力。但是既然已经看出这是一个切入点，我在收集材料时就开始有意识地注意与此相关的文字。
7、秘密文件
对于没有体制内身份的研究者，看“文件”——这个词在中国往往专指党政部门的内部文件——是最难之事。一个偶然机会，我在兵团某办公室的书架上发现一本文件汇编。那是一本装帧简陋的32开书，厚厚一本，是兵团内部印刷的。上面汇集了从中央到新疆自治区针对兵团的有关文件，涉及各方面内容。如果能得到这样一本文件汇编，我可以省掉太多的事。让我喜出望的是，当我试著索要的时候，那办公室的负责人爽快地答应。也许是我的迫切之心过于外露，就在我生怕人翻悔，拿起就想溜时，办公室另一人突然抛出一句“内部文件不能外传”，搞得那负责人只好又把他的慷慨收回。当时他还尴尬地向我表示抱歉，但是若能知道后面发生的事，他一定会感谢手下人的及时提醒。
那文件汇编的封面上的确印著“秘密”二字，然而我当时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一是既然做研究就需要看到秘密，何况自以为是为国家来解决问题，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二是中国一向把什么都搞成“秘密”，印著秘密的东西反而到处能看见，让人也搞不清什么是真秘密，什么是假秘密了。
自从发现那本文件汇编，它成了我心里的一个事，很想拿到它，不是简单看一遍，而是有一本。因为从法律角度切入研究，必须依据精确无误的文本，琢磨每一个字，而不是靠笼统模糊的想法。笼统在法律面前毫无价值。于是问题就变成了这样，研究能不能搞下去，相当程度就取决于能不能得到那本文件汇编。
在我去见J的时候，事先已经打这个主意，我相信以J的身份，应该会有那本文件汇编。果然，我在他家的沙发上刚一坐定，马上就在他身后的书架上发现了已被我记在心的那个不起眼的书脊。
我能和J接上头，是他过去一个老部下给写了信，再加上作协的介绍信。他没有下层机关人员的官僚气，只要感觉出你真心关爱新疆，问题也能问到点上，就会视你为知己。他的谈话排山倒海，精彩纷呈。当然，他也不是信口开河，他讲的很多话隐含著要将其传到北京决策层那里的愿望。他似乎把我当作一个可能的中介。虽然我没提到任何与上层有关的渠道。但我这个作协的人兴趣太明显地与文学无关，因此就难免显得有点神秘，让人可能联想起一些“特派”之类的角色。J话中有话地向我感叹，从北京看新疆，会比从新疆看高得多，远得多，深得多，中央领导人应该学古代那些贤明君主，不用多，派几个人下来搞点“微服私访”，就能打破地方的粉饰太平，了解到真实情况。当我提出借那本文件汇编看时，他爽快地答应，没有丝毫顾虑。我接受了在兵团办公室得而复失的教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随便翻翻，没有透露复印的打算。
为复印我又费了一番心思。虽然满街都是复印的地方，钱也不是问题，但是我记得不久前一位台湾记者就是在乌鲁木齐复印或传真稿件，被店家举报稿件中有对中央领导人的议论而被警方抓起来。我若上街复印一整本文件，当然更逃不过乌鲁木齐人民的火眼金睛。后来是辗转在私下做的复印。
再一次见J的时候，我还回了文件汇编。由于担心复印的文件丢失，我把它放在随身包里携带，而没有随通过邮局寄的材料一块走。就这样，我心满意足地认为完成了此次到新疆的任务，对正在身前身后张布开的罗网，没有丝毫察觉。
8、被跟踪
事后想起，我感到奇怪。似乎在新疆被捕前的一段时间，我的所有关于自身安全的感觉都关闭了。以前可不是那样，往往通过直觉我就能意识到危险，而且可以在事后得到证实。照理说此次到新疆没有理由放松警惕。一年前我刚出版了《天葬》，同时对外公开了《黄祸》作者的身份，可想已经被记帐。1999年又是国内政治转为进一步强硬的当口，我来新疆的前两个月，刚有数人因为筹组民主党被判重刑。可是我为什么没有一点警惕之心呢？
事后想起临到新疆前我在北京与两个外国人的谈话，不禁有点羞愧。我那时对他们这样解释中国的政治——今日中共已经比过去聪明，虽然他们在打击底层造反者时依然强硬，但却可以容忍持不同意见甚至充当反对派的知识精英，因为从农民转变为知识官僚的共产党已经懂得，与他们不那么一致的头脑能够产生更多思想资源，是可以为他们所用的。我说那话的时候，暗中是在为自己属于知识精英以及能为当权者所用而沾沾自喜的，似乎只要把自己与底层造反者划分开，就可以被恩赐表达不同意见的特权。我想我对安全的敏感在新疆之所以失灵，可能就是由这种肤浅认识造成的。我后来所遭遇的一切，都应该被看作是对这样一种特权心理的讽刺与警醒。
我虽然从未把自己当作权势集团的人，但却自以为我的研究对高层有可能产生影响，也愿意有那样的效果。因此当J暗示我可能有“钦差”身份时，我并没有特地向他说明不是。可想而知，带著那样一种自我感觉，难道我还能注意身后有没有盯梢，旁边有没有密探，电话有没有窃听吗？我把每日行程都做详细记录，每天整理采访谈话，所有的文字、录音磁带、联络地址都摊在旅馆房间里，丝毫没去想在我每次离开时监视者就会大摇大摆地进去尽情查看。
一直到我离开乌鲁木齐，什么事都没有。后来我明白，那是安全部门的工作习惯。只要你在他们掌控之下，他们就不会著急抓你，会监视你到最后一刻，为的是看还能不能发现更多的线索。新疆如同一个口袋，向东的出路只有两条——或者说只有一条，因为从若羌翻越阿尔金山的路远在千里之外，且偏僻荒凉。几乎所有出入新疆的汽车都走乌鲁木齐到兰州的公路。在新疆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新疆方面设了一个关卡，对新疆安全厅来讲，那就应该是我最终不能逾越的界线。
开车穿越天山，听著喜多郎的“西域”。A在旁边座位上沉睡。我喜欢在孤独中欣赏窗外的雪山戈壁。一辆日本产的越野吉普车超过我，逐渐又被我超过，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后来我知道，那车里坐的就是正在跟踪我，并且准备抓捕我的秘密警察。他们就像猫捉老鼠之前那样，正在玩味著我这个没有知觉的猎物。
快到吐鲁番，那辆日本吉普车快速超车先进了城。在乌鲁木齐跟友人电话告别时，我说的还是要在吐鲁番过夜。八十年代初我曾在吐鲁番住过一段，很想故地重游忆一下旧。我在电话里询问了吐鲁番宾馆的情况，因此监听了电话的警方不仅知道我将住吐鲁番，还知道会住哪家宾馆。他们急速超过我，大概是去我将入住的旅馆安排监控。然而他们没想到，吐鲁番让我太感失望，长久怀念的异域小城荡然无存，变成了一个平庸俗陋的丑八怪。为了不败坏回忆，我甚至不要再多看它一眼，车都没停，一踩油门就永别了吐鲁番。后来听说，准备抓我的人等不到我的踪影，可让他们著实忙乱了一阵。
傍晚时我们到达哈密，在城边找了家旅馆住下。吃完饭A留在房间看电视，我去逛黑夜的哈密城。在迷宫般的小巷中我转了又转，两三个小时才回到旅馆。A仍然躺在床上看电视，不过说刚刚来了一帮警察，说我们的车有问题，把车开到交通大队扣下了，让明天去听候处理。我出去看了看，车的确不在，知道不是A捉弄我。我和A讨论会是什么问题。那车是我到了银川后A才买的。当时若等待办完一切手续，上好牌照，至少得十天。我们都不想等那么长时间，就打主意利用新车的“移动证”。所谓“移动证”是供新车从购车地开到用车地的证明，我们当时把用车地写成乌鲁木齐，那样不办牌照也可以上路。然而来的时候可以蒙混，现在又反著往回走，当然就成了问题。如果交通警追究这一点，只好认倒霉。但也仅此而已，多出一份麻烦，没什么了不起，可以解决。
后来在监狱里我曾幻想，如果那晚我能产生警觉，有没有机会逃走？我可以雇辆出租车到星星峡，也就200公里，用不了三小时。在到达关卡前下车，趁著夜色从戈壁滩上绕过关卡，步行30公里到甘肃的马莲井，从那里搭车去内蒙或是青海，捉迷藏的余地就大得多。当然那纯粹是一种精神游戏，既然我当时丝毫警觉都没有产生，也就没有了后悔的理由。何况还有A的车被扣，我肯定不会留下他单独面对麻烦。
9、我们出了人命？
第二天，1999年的1月29日，我们先去交通队。像中国各地的交通队一样，里面挤满了人，烟气腾腾。人们比赛著谄媚警察，托关系说情走后门的人络绎不绝。警察个个都是大权在握的样子，傲慢冷漠，说不上话。我们努力了半天，得到的回答只是让我们等。我们的问题在哪，没人给我们说明。
正当我楼上楼下乱走不知该找谁的时候，一间办公室内突然有人打招呼，一个看上去像个当头的人向我招手。我的感觉就好像是突然找到了组织，总算有归依了。那人和别的警察不一样，和蔼可亲，对我的一连串提问，他娓娓道来地解释：昨天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载有两个人的摩托车被一辆超过的轿车别了一下，造成摩托车翻下公路，驾驶员当场死亡，另一人受伤。据现场目击者说，超车的轿车是一辆黑色的桑塔纳2000，无牌照，跟我们的车一样。我说不可能，我们的车没有别过任何摩托车，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车上没有任何痕迹。他说出这种事不一定非得直接接触，对你们而言，有可能只是超车后回轮太快，一个小小的操作不当，但是被超的车做了一个幅度过大的躲闪动作，就可能冲下公路，造成事故。因为出事的时候你们已经在前，速度又快，因此你们可能都不会察觉发生了事故。
他这番话说得很圆，我无法辩驳，尤其他也说了也没有认定事故就是你们造成的，但是因为死了人，也报了警，总得把事情查清楚，所以只能麻烦你们在这里呆一段时间，配合查清问题。他为耽误我们的行程表示歉意，对我接著就事故时间、地点等问题，也耐心地一一做了回答。我问他姓什么，他回答姓薛，还跟我扯了一会家常。
随后我在交通队门口张贴的警察照片中想找到这位亲切的警官，但所有警察中只有一位写著姓薛，职务是交通队的指导员，而照片上那张脸却对不上号，不是他。刚才他的确是在指导员的办公室里叫我，中间有一个到交通队办事的人从门外进来，很熟悉地叫他“处长”。交通队怎么会有处长呢？不过我那时没有对此深想，我的思维完全缠绕在我是不是杀了一个人之上。那是比什么都大的事，使我受到震动。我无法遏制自己，非要去想那是一个什么人，他的家人正在怎样的状态。而且我越是回忆昨天的情景，越是好像真地看到我开车超过了一辆摩托车，连那骑手的棉帽是什么形状都在眼前。是我造成了他的死亡吗？
当我和A在街上一个清真小馆吃拉条子的时候，我向他说了刚刚了解的全部情况。A沉吟半晌，说他不认为是这么回事，里面肯定有文章。A平时表面大大咧咧，一般总是对我言听计从，实际上内心精明，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但我当时没有在意他的看法。我被那个“死者”缠绕著。
下午，我们找到了真正的薛警官——交通大队的指导员。他说办案的警察正在调查事故现场，得等他们回来才能进入具体处理。于是我让A在交通队继续等，自己回到旅馆，想睡一觉，看能不能躲开那个“死者”的冤魂。
10、哈密被捕
后来我把一些线索联系起来，判断当时情况大概是这样：从乌鲁木齐一路跟踪的警察在吐鲁番宾馆没有等到我，找遍吐鲁番还是没有，才知道我没有住下。他们会把我在电话里说的当作是个金蝉脱壳之计。不过他们并不慌张，只要是开车走，必得通过星星峡，那里警察和武警众多，插翅也飞不过去。除了布置堵截，还要通知沿途城镇的警察进行查找。听到终于又发现我的踪迹，执行抓捕任务的小组肯定松了口气。他们只能第二天再从吐鲁番往哈密赶。所谓的交通事故是哈密警察编造的。他们知道只要扣下车，我们在冬季的新疆就无法行动。第二天交通队继续拖延时间，是等待抓我的小组从吐鲁番赶到。至于那位自称姓“薛”的处长（他后来再没有露过面），应该是哈密地区安全处的处长，亲自来坐镇指挥。那天我周围一定布满了便衣，走到哪里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直到傍晚才动手抓我。吐鲁番赶来的小组应该是在下午2点就到了，因为那个时间我正靠在交通队走廊的墙上看书，一个人走过我面前，他看我的眼光使我感到奇怪。我当时想可能是我在交通队那种从不读书的地方如此读书过于异类。但是当我被抓时发现，那人穿著警服也在其中，而且是负责人。后来我知道他姓杨，是新疆安全厅九处的一个科长，主办我的案子。
被抓时我正躺在床上看书，“死人”缠绕著使我无法入睡。听见有人敲门，我连想也没想就去开门，却看见外面黑压压一堆人，随著门开潮水般涌进。为首是一个近两米高的大个，把一个安全警官的证件伸在我眼前，宣布因为我随身携带危害国家安全的物品，要对我进行搜查。另外一些人团团围住我，照相录像，闪光灯不停，使我产生了是在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感觉。我当时没有特别惊慌，脑子转了一圈，知道只有我复印的文件可以成为他们的目标。我从旅行包里拿出那叠文件，问他们是不是这个。
好，证据确凿（他们当然早就知道），就可以对我名正言顺地实行拘捕了。下面一切都是按程序展开，检查我的物品，一一进行登记，凡是他们要收走的，除了要我确认，还要在场的旅馆保安见证和签字。正在搜查的时候，A回来了，照相和录像的又对准了他。他愤怒地抗议，当时我还劝他冷静，照个相有什么了不得。同时我告诉警察，我做的所有事A都不知道，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说那时我对自己将会怎样完全不清楚，至少一点可以感到安慰——我不会连累A，因为我什么都没有跟他说过。我来新疆要做什么，背景是什么，见过什么人，搞过什么材料，他一概不知。倒不是出于我对他保密，实在没有什么密值得保，只是我知道他对那些不感兴趣。我从北京出发前他要我带一些新写的东西给他看，我特地打印了一份尚未完成的书稿带著，但他只看了一页就昏昏入睡，从此再没有翻过。我被抓后，那书稿中间的“反动内容”成了我的罪证之一。 我和A当时被分开带走，整个被捕期间我们再没有见过面。后来我知道三天后就让他开车回宁夏了，因为他一问三不知，的确什么都不知道，那种效果是装不出的。审问者最终只能认为他是个傻帽，糊里糊涂就被我利用了。
11、编织罗网
安全部门有伪装成不同面目的据点。我被捕的第一晚是在哈密一处不起眼的建筑。整座楼似乎没有别人，我被关在二楼一间类似招待所标准间的房子进行审问。开始我并没觉得事情有多严重。虽然我复印的文件名义属于秘密，但实际上在许多机关谁都能看。何况我又不是为出卖情报，而是研究如何解决新疆问题。不过我在开始没说复印文件的目的是为研究，也没有扯出Q的课题组。我想尽量自己承担，少别牵扯别人。虽然Q有言在先遇到情况时我可以说课题组，但我打著作协会员的身份，拿著作协介绍信，扯出个课题组反而容易使事情复杂化。于是我只说是为写书来收集材料。
关于复印件的原文，我知道不可能把J瞒下来，就告诉审问者我先是持作协介绍信去兵团宣传部联系，由兵团宣传部介绍给J，因此J借给我那本文件汇编不应该有责任。如果有什么问题，完全在我。
后来我发现写书的说法和承揽复印文件的责任都是他们需要的。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就可以被扣上确定无疑的罪名，有了拘押和审判的法律根据（这是一种进步，至少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无所顾忌）。而复印文件的目的是写书，那就有了盗窃情报换取金钱（通过写书）的逻辑关系。不过这种逻辑不是一就子清清楚楚端到我面前的。他们的审讯手法除了在开始急于确立罪名，以使拘留和审讯有法律依据外，进一步的审问都是以迂回方式进行，不会让人一下就看清其中的逻辑与目标，因为那样就可能让人知道如何躲避陷阱。他们花了那么大力气，不应该仅是为了办一个复印文件案，而是要抓大鱼，最好不是一条，是一群。
我是在第二天让我在拘传文件上签字时开始意识到事情严重程度的。拘传文件的发出单位一栏写的是“哈密地区国安处反间谍支队”。这使我陷入深思。我当然不是间谍，然而事实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共产党制造过无数冤案，从来不看事实，而是需要。1999年被当局视为“大事之年”，接踵而来的有“六四”十周年、“五四”八十周年、西藏事件四十周年、千禧年等一系列关口，当局对这一年会不会出事心怀紧张，层层布置严加防范。除了重判民主党骨干，还有施滨海、方觉被捕，彭明“中发联”被禁等，都是措施。
被抓以前，我没有把这些事串起来看，一旦自己身临其境才开始猜想，我会不会也是当局为安渡“大事之年”棋盘上的一颗子呢？抓我可以警告知识界与我类似的人不要乱说乱动？判我入狱不仅是对“现行”活动的警告，还可以传达秋后算帐的威胁——就算《黄祸》已过多年，仍然逃不了应有的惩罚！
第二天，我被路上跟踪我的那辆日本越野车押回乌鲁木齐，关进新疆安全厅的一个秘密据点。那是外表看上去类似居民楼一样的建筑，但是铁门紧闭，进出复杂。我被带进其中一个单元，杨科长煞有介事地端起一张纸向我朗读，宣布对我实施“监视居住”。我的“居住地”是那单元房内的一小间，铁栏封窗。
来源：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5/12/200512260005.shtml
(1)：新疆课题
(2)：身份
(3)：深入维吾尔人
(4)：我对一次请客的猜测
(5)：兵团老战士
(6)：兵团是否违法
(7)：秘密文件
(8)：被跟踪
(9)：我们出了人命？
(10)：哈密被捕
(11)：编织罗网
(12)：审讯
(13)：恐惧
(14)：我出卖了一个人
(15)：自杀
(16)：在医院
(17)：正式拘留
(18)：安全厅看守所
(19)：犯人
(20)：新疆的主要危险
(21)：开发能否稳定新疆
(22)：民族主义是双刃剑
(23)：汉维“代表”的谈判
(24)：自治是关键
(25)：失去人权方知可贵
(26)：被“发展”
(27)：出狱
(28)：给江泽民写信
(29)：反省
(30)：尊严之路
1999年初我在新疆被关押，至今已经两年。那段经历我一直没有公开，即使朋友问也是简短地敷衍。我那样做，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想遮遮掩掩地说，要说就全盘托出。但是全盘托出，需要等待一个合适时间。现在，时间到了。
1、新疆课题
写完《黄祸》以前，我应该归类为写虚拟作品的作者。《黄祸》虽然仍然是小说，我在写作过程中却一直被其中的真实牵引并且震撼。正因为如此相信《黄祸》中的真实，那以后我不再写小说，完全转到了研究现实，以及如何避免发生黄祸上。
1998年我出版了谈西藏问题的书——《天葬》。我研究民族和边疆问题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国避免黄祸唯有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首当其冲的挑战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能否解决，决定著政治改革是否能成功，甚至是否能开始。因为若不事先就消除国家分裂的危险，专制权力就会以此为拒绝政治改革的理由。这理由恰恰可以迷惑很多中国人。未来中国若发生动乱，法律乱了可以重建，经济乱了可以恢复，再乱也是“肉烂在锅里”，而领土分离却可能覆水难收。历史上已经有外蒙古独立和被沙俄占去的领土。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尤其是西藏和新疆问题——是有可能再一次带动这种分离的。西藏新疆占今日中国百分之四十以上面积，中国经不起那种分离。所以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政治改革能不能进行，民族问题成了一个前提。
我做完西藏问题，并没有想马上再进入新疆问题。Q在这时出现。他是个颇具魅力也颇有建树的人，忧国忧民礼贤下士的风格足以使我们成为朋友。他提出支持我去研究新疆问题的建议。他主持的一个民间研究机构可以向我提供经费，不附加任何条件，完全按照我的意愿研究，成果也属于我。也就是说我只多了花钱的自由，不会失去任何自主。这倒是吸引人，我还从来没有用别人的钱搞过研究。新疆问题是我一直关注的，迟早会去搞，碰上这么好的条件并不容易。我因此动心，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同时也看好Q的研究机构。那应该算当时中国最活跃也最有成果的一个体制外研究团队。Q虽脱离了官场，却仍然有把研究成果送达权力层的渠道。虽然“递折子”的方式往往被视为依附权势，但是按照Q的看法，在祖国处于危机中，仍然“爱惜羽毛”是一种自私和不负责任。毕竟国家向何处去更多被权力决定而非被知识分子的清高决定，只要还有能够影响当权者的机会就不应该放弃。
不过，我和Q之间存在一些分歧。虽然我们都把“为人民”当作出发点，我们的“人民”概念却不相同。在我看来，他的“人民”是整体性的宏大概念，我的“人民”则是个体化的，由具体的个人组成。按照他的人民概念，为人民是可以不在意牺牲个人的，而按我的想法，没有空洞的人民，为人民首先是为个人，牺牲具体的个人就是在牺牲人民。不过只要不是掌握权力的人，这种区别只体现为理念不同，毕竟我们有更多的共同点。Q的资金加快了我开始新疆课题的进程，否则我是不会在99年寒冷的1月就向新疆进发的。Q给钱不需要繁琐手续，只问要多少，他的不同意见是认为我要的太少，一定加倍给。这种古风做派使我心存激赏。
2、身份
去新疆做研究，身份去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搞研究如果缺少身份，所有信息都会对你封闭。我离开“体制”20年了，没有任何归属或头衔，档案都不知去向。Q的课题组不属于体制，本身就没有身份。他也许有一些别的渠道，但不适合给我用。我除了不是体制内的人，某种程度上还属于“异己”。
想来想去，我唯一一个与体制有点关系的身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在80年代加入作协，当时主要也是为了找身份。那时我正准备搞一次开车环绕地球的旅行，后来没有成功，以后和“作协”再没有过联系。这次我先是托人去问“作协”领导人，能不能给我开去新疆采访的介绍信，作协领导人一明白要开信的是我，便从大包大揽变成推脱。我明白走上层路线是错误，应该直接从基层办，因为基层的人不知道我是谁。于是我带著十多年没用过的会员证去“作协”。接待我的基层工作人员态度挺好，按照作协章程，他们应该帮助会员完成创作采访，于是我一口气开了三封介绍信——一封给新疆，其他两封给宁夏和甘肃（我准备把西北穆斯林作为一个整体研究）。那时我由衷地感到了“组织”的温暖。在我来看，这几乎是作协唯一值得存在的理由，也是我加入作协这么多年得到的唯一一次好处。
即使是唯一一次好处，我也是记住的，照理说人不该以怨报德，然而“作协”后来的表现实在令人难以继续沉默。即便是毛泽东时代，所提也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现在的作协领导人，要的只是为权力集团、甚至就是某个当权者服务。不久前我已经宣布退出“作协”。
3、深入维吾尔人
1999年的元旦刚过，我先去宁夏找一位多年的回族朋友A。1984年我在黄河漂流时和他认识（他送我的救生衣在漂流途中救过我的命），当时他是黄河上的水手，现在成了私营企业家。钱虽然挣了不少，然而总是怀念当年浪迹天涯的时光。听到我要去新疆，便要和我同去。正好我的研究中包括回族，他可以提供很多帮助，当然我也愿意和他重温在高原荒野以酒当歌的早年。于是我们约定在银川汇合，开上他新买的一辆桑塔纳2000上路。
我们在宁夏回族地区一路走村串镇，看当年回民起义的战场，参加开斋节礼拜，深入百姓人家，听贩毒者自述。进入甘肃，左宗棠的行军大道在古长城和祁连山之间绵延不绝，走过古代那些声名显赫的郡城要塞，仅是那一个个地名都足以让人沉浸于历史。我们在横扫的风雪中进入新疆，那里冰天雪地，广阔无垠。
新疆一直是我神往之地。这一次是我第五次到新疆。前四次有两次是自己开车走，走遍了新疆所有地区。不过以前只是为旅行，没带任何研究目的。我们直奔乌鲁木齐，住进市中心一家名叫“鸿春园”的旅馆。我让A自己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我自己留在乌鲁木齐，成天奔波于政府部门、研究机关、出版社和书店，以“文学创作”的身份把凡是有关新疆的文字尽可能搞全——这是我此行的第一个目的。以后我将用几个月时间在北京阅读和消化那些材料，为夏天再来新疆实地采访做准备。我此行的第二个目的是结交维吾尔族朋友。研究新疆问题，只在汉人圈子里打转是一种荒谬，但这种荒谬正是目前中国研究新疆问题的现状。进入维吾尔人的圈子，并不意味只是和维吾尔人打表面交道，那容易，而是能不能进入他们的心，对汉人而言，那可不是一般的困难。
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的相互敌视我早知道。虽然我数次到新疆，走了很多地方，却从来没有与维吾尔人打过稍微深入的交道。1993年我准备开车去维吾尔人聚居的南疆，所遇到的汉人无不警告我维吾尔人凶险，汉人在那里如何不能保障安全。我为此专门去新疆军区了解情况。接待我的军官以非常强烈的口吻告诫，一辆车最好不去南疆，如果一定去，要遵循“三不”原则，即在维吾尔人聚居区不停车，不过夜，不接触（这也正是军区的人遵循的原则）。结果那次我放弃了去南疆，因为若是遵守那“三不”，我不知道去的意义还有什么。
在新疆旅行和在西藏旅行，最大不同就在身处民间时的感觉。在西藏，和藏人普通百姓打交道时不需要有担心，他们亲切友好，不会因为你是汉人而表现敌对。在新疆却常有恐惧之心，汉人一般不敢单独下乡，不敢置身于维吾尔人中。当然有很大的成分是被传闻误导和夸张，属于自我惊吓。但的确也可以感受到维吾尔人对汉人的敌意。如在乌鲁木齐的维族餐厅吃饭，只要我离开一块同往的维族同伴，遇到的眼光就常有不友好的，有时还会遇到挑衅。但是回到维族同伴身边，立刻毫无问题。只要一个维吾尔人向其他维吾尔人介绍“这是朋友”，他们个个都会变得温和有礼，让你放心。
这就是我必须结交维族朋友的原因。按照我的计划，准备夏天去南疆采访，要进到维族百姓中间去，了解他们对新疆问题的看法，那靠自己硬闯是行不通的，必须有维族朋友引路。我这次到新疆，最重要的目的也是在这里。只为收集资料，通过北京的渠道，不跑这一趟也能做到大部分；而要找维族朋友，则必须亲自来，不是来采访，是要喝酒、谈心、取得他们的信任。
接待我的军官以非常强烈的口吻告诫，一辆车最好不去南疆，如果一定去，要遵循“三不”原则，即在维吾尔人聚居区不停车，不过夜，不接触（这也正是军区的人遵循的原则）。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维吾尔人对汉人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他们为什么要信任一个属于压迫民族的人，为什么要告诉你他们的真实想法？为什么要引你去见他们的亲友？这样做是不是在引蛇入室？我被他们接受，主要是《天葬》一书。他们认为应该帮助我写出一本谈新疆问题的《天葬》。一位维族朋友说，考托福填表时，表上列出的0-99个民族条目中竟然没有维吾尔族，他只能在“其他”一栏上打勾。由此他意识到，虽然他的民族有近一千万人，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世界却不知道，更不要说明白有新疆问题。
经过一系列的接触、谈话、餐厅和酒吧里的彻夜长饮，我逐渐扩大朋友圈子——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柯尔克孜人。他们帮我计划夏天的旅行，各地的接待，陪同、翻译、车辆等。有Q提供的资金支持，有这次布下的关系网，我相信我可以完成一个出类拔萃的研究，效率也会比写《天葬》高很多。
相反是在汉人那里，我却找不到这种友情。虽然我动用了与新疆有关的所有资源，请各方面朋友给我介绍关系。但是到了新疆，却发现人们多数表现冷漠，似乎疑虑重重，不愿意沾惹是非，也不认为新疆的问题需要由我来搞。我只接触了其中的两个人，而他们都和我后来发生的事情有关。
4、我对一次请客的猜测
我在新疆接触到的两个汉人，其中一个是某机构驻新疆的L。是由一位原来在其北京总部的朋友介绍。朋友说已经先给L打了招呼，L是他当年的小字辈，应该会给面子。以L的职业，肯定非常熟悉新疆情况，即使不说那些他认为需要保密的事，也应该能给我很多信息和启发，因此是我最重视的关系。但是当我到乌鲁木齐后给他打电话，却没让我看出北京的朋友有什么面子，他推脱工作忙，听不出一点愿意和我见面的意思。对此我虽失望，也不奇怪，没有官方身份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是寻常事，我已经习惯，于是我把他从联络名单中勾掉了。
出乎意料的是几天后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表示要请我吃饭。我在感谢之余，心里不免内疚，觉得错看了他。我按照约定时间到他的办公室，想和他推心置腹地聊聊。但是他面色凝重，让我感到刻意保持距离。他没有给我和他独处的时间，立刻招来另外三个年轻人，让他们一块与我们出去吃饭。他解释几个年轻记者常在下面跑，了解情况多。我当时没有在意，感觉这种安排也挺有心。不过我还是免不了奇怪，为什么整个过程只有别人讲话，他自己几乎什么都不说？他传递出的“场”让我有一点不安，似乎对我有一种排斥。照理说我还完全没有机会与他产生不容，如果说他是嫌我占用了他的时间，本来他完全可以不再找我，为什么又主动邀请呢？若是只因为北京朋友的面子，我直觉上不太相信，北京那位朋友已不在官位，因此看不出对他有什么份量。
如果我是个懂得分析直觉的人，可能对心里的这些疑惑还会仔细想想，或者会由此引起警觉。但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谢谢他请我吃了一顿饭，知道我们从此再不会打什么交道。让我重新想起这个人是在我被捕以后，审问者问我每一个接触过的人，惟独只字不提我和L的会面。正是这种不提让我感到奇怪。照理说L所在的部门无疑是他们认为的“要害部门”，惟独把他漏掉不合常识。
比较容易解释通的，只有L请我吃那顿饭是被布置的任务。L在事后已经汇报了一切，他们因此不再需要问。当我在监狱里无所事事的时候，半带消遣地勾画出那一幕情景：秘密警察从窃听电话中知道我与L接触（听说我一到乌鲁木齐监视者就住进了隔壁房间），于是想通过L对我进行更多了解。他们去L的办公室，亮出安全部门证件，客气地请他给予协助。我相信L并不愿意做这种事，否则他不会对我那样生硬，但是他不敢拒绝。虽然他所属的机构牌子硬，他本人却是新疆本地人，家人亲友都在新疆。在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新疆，安全部门的权力超越一切，成为无人不怕的阎王殿，拒绝与安全部门合作可能会给自己或家人带来麻烦。于是按照秘密警察的布置，L约我吃了那顿饭（不知道饭钱是由谁报销）。对他而言那只是应付一件讨厌的差事，多拉几个人一是可以做见证，二是可以避免由他直接向我“刺探”（那种感觉多半不舒服），在大家东拉西扯的过程中，可以汇报交差的东西也就自然可以得到了。
当然，这些情形完全是猜想，可能永远也无法证实。我担心这会是一种玷污了L的妄想。我将会非常乐于为我的错误向L道歉。但即使L真是像上述猜想的那样做了，我也能够理解。因为后来的经历告诉我，特务政治无孔不入，谁都可能在一念之差中被卷进去。
5、兵团老战士
我在新疆接触的另一个汉人J是一位“兵团老战士”——他这样称呼自己。“兵团”的全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遍布新疆的庞然大物，总人口240万，职工近百万，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汉人。新疆到处都有它的“团场”，很多地名就是其下属单位的番号。兵团是个正省级行政单位，与新疆自治区平级。它有自己的“领土”、城镇，设有公安、司法、检察机构，有独立的户口造册、结婚登记处、监狱、科学院、银行、保险公司等，完全自成体系，不受地方政府管辖。我在过去写的一篇文章里称其为“新疆自治区内的汉人自治省”，邓小平将其视为“稳定新疆的核心”（1981年邓视察新疆时所言），而那些主张新疆独立的人则视兵团为武装占领军。无论是研究新疆问题还是解决新疆问题，兵团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J是一位对兵团充满感情的老军人。他对兵团的现状感到焦虑。兵团原本的职能是屯垦戍边，是个以政治任务为主的准军事化组织。六十年代中苏对抗期间，新疆的中苏边境纵深10-30公里地带全部由“兵团”接管，迁走所有老百姓，建立起一条链状的边境农场带。四百多个兵团的民兵连常年进行边境值班巡逻，形成一道“反修防修”的“血肉长城”。寓兵于民的兵团是不吃军粮、不穿军装、不要军饷，拥有百万兵员而且永不退役的“驻军”。当年兵团的主要首长张仲瀚这样形容他的队伍：“一旦有事，能做到不分昼夜，不分山川，不用向导，运用自如，召之既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然而兵团却远非一个合理的经济组织。在“政治第一”的年代，经济可以服从政治需要。自打中国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兵团体制的不适应就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兵团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产物，亦是一个全能型的权力机构。它担负沉重的政府职能，必须兴办大量社会事业（仅担负的退休职工就有三十多万）。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许多人把它看成一个“四不象”的怪胎——“是政府要交税，是企业办社会，是农民入工会，是军队没军费”，即是对它嘲讽性的形容。市场只认经济规律，只懂竞争，注定不能与政治目标兼顾。若想真正实现向市场经济转轨，除非义无反顾地抛弃过去遗留的政治结构与约束，然而那也就失去了兵团存在的理由。事实上，兵团的军事化使命今日在其基层已经名存实亡，“屯垦戍边”大部分也只剩下口号。
J认为必须让最高当局知道这种状况的严重性，不能仅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兵团和衡量兵团的得失。兵团的根本作用是在巩固主权，主权高于一切，什么都要服从这个最高原则。如果兵团垮了，散了，那是分裂分子做梦都想而实现不了的，却是由我们自己去实现，是不可饶恕的犯罪！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西域屯垦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今天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该？！说没钱，那些腐败分子们每年喝掉的酒相当于一个杭州西湖，吃掉的宴席价值上千亿，怎么就有钱？用到捍卫主权上就舍不得？！
我和J做了两次长谈，被他的真挚深情和忧国之心打动。他的观点有一些是我不同意的，虽然我深知兵团对稳定新疆起到了何种作用，但我也知道兵团的确已长成一个怪胎。它是帝国时代的人造产物，缺乏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相应法律、文化、经济与人文基础，只能靠政权的意志维系。当政权的专制程度高、人为性强时，兵团可以被塑造为有力的治国工具，当社会走向多元化和法制化之时，它落入一个四处掣肘、动辄得咎的困境并不奇怪。改变这个局面，要做的不能是退回帝国时代，继续给它营造往昔的环境，输送专制与人治的养料，而是去找出一条现代文明社会的安定边疆与和睦民族之路。
6、兵团是否违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面临的困境是非常复杂的，对其进行改造也非常困难。正因为兵团不是一个法制产物，缺乏制度支撑，因而难以达到平衡状态。半个世纪中它要不断随形势变化调整自己，在不同的夹缝中拓展空间，做各式各样的局部修补。虽然那些具体应对中不乏令人称绝的聪明，但是经年累月，众多局部的拓展和修补层叠盘错，却变成了整体的畸形，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越修补越难作整体改变，越难做整体改变越得小修小补，从而更加层叠盘错，陷入更严重的畸形，困境也越来越深。
我直觉意识到，搞清兵团的状态和问题的征结，首先应该从兵团的法律地位著手。例如中国宪法对行政区域的划分没有兵团，但是兵团却有上百块“飞地”分布在新疆全景，总面积达到7.43万平方公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98年年鉴》），有240万属于兵团户口的居民，而且存在著一个新疆州县各级政府无权管辖、由兵团垂直领导和任命的政权体系。在中央政府下发的各种文件上，除了“各省、市、自治区”的抬头，还要单独加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俨然它就是并列的一个省。新疆本是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自治区，却在这个自治的区域内插进上百块另外的“自治的区域”，形成对原本自治区域的割裂。这在法律上怎么解释？能不能解释？
再如宪法规定地方政府首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长都要同级人大选举。但是像石河子那样的城市，1950年只有几十户人家，完全由兵团从无到有建成，现在人口达到20多万，是兵团农业第八师的师部所在地，同时又是新疆自治区正式建制的区辖市。兵团把石河子视为自家财产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法律无法那样认可。折中的办法是目前搞了个“师市合一”体制，农八师的师长同时担任石河子的市长。这本身就是矛盾——作为师长，应该由兵团任命，作为市长，应该由石河子市人大选举，到底按照什么来执行？兵团当然坚持自己的任命权，但对地方从法律角度发出的质疑却无法做出言之有据的回答，只能靠中央摆平。而中央的摆平同样缺少法律根据，从长远看是无法坚持下去的。同样，兵团自身的法院系统和检察系统也面对这个问题，过去都是兵团各级党委任命法院院长和检察长，现在进入强调法制化的时代，如何面对与法律的冲突，一直是兵团的困境。
兵团对此往往用政治说法来应付，专制社会的政治是可以超越法律的。每当遇到冲突，兵团就会本能地到中央去拉大旗做虎皮。其中最现成的说法就是新疆的主权稳定。与早年充当抵抗“苏修”的前线不同，今天新疆最大的危险已被说成是民族分离主义。J这样说：“兵团的作用就是保证新疆这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永远姓‘中’！”我不怀疑J对此的真诚，但这无疑也是兵团解决自身与法律冲突的护身符。尽管以此为由可以让兵团一时得以回避矛盾，长远看却会使兵团更深地陷入自我封闭和对外冲突，使其无法理顺关系，筹划久远，无法以开放的姿态与当地社会结合。因为这种强调和强化兵团充当新疆“看守”的思路，相伴的必然是要把新疆地方和当地民族当作被看守的对象，兵团因此不可能不成为新疆人民与当地政府的异己者，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敌视，遭到地方势力抵制和拆台也就是毫不奇怪的。
因此，理清兵团与现行法律的冲突，搞清楚它目前在以什么方式回避和解决这种冲突，其中什么是可以继续利用的资源，什么是继续制造麻烦的源泉和产生隐患的温床，在我来看可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我知道这个研究将很麻烦，首先要去研读那些叠床架屋的法律、规章和文件，从中找出逻辑路径和现实接口——这一最基础的工作就已经让我望而生畏，那必定要求投入太多的精力。但是既然已经看出这是一个切入点，我在收集材料时就开始有意识地注意与此相关的文字。
7、秘密文件
对于没有体制内身份的研究者，看“文件”——这个词在中国往往专指党政部门的内部文件——是最难之事。一个偶然机会，我在兵团某办公室的书架上发现一本文件汇编。那是一本装帧简陋的32开书，厚厚一本，是兵团内部印刷的。上面汇集了从中央到新疆自治区针对兵团的有关文件，涉及各方面内容。如果能得到这样一本文件汇编，我可以省掉太多的事。让我喜出望的是，当我试著索要的时候，那办公室的负责人爽快地答应。也许是我的迫切之心过于外露，就在我生怕人翻悔，拿起就想溜时，办公室另一人突然抛出一句“内部文件不能外传”，搞得那负责人只好又把他的慷慨收回。当时他还尴尬地向我表示抱歉，但是若能知道后面发生的事，他一定会感谢手下人的及时提醒。
那文件汇编的封面上的确印著“秘密”二字，然而我当时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一是既然做研究就需要看到秘密，何况自以为是为国家来解决问题，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二是中国一向把什么都搞成“秘密”，印著秘密的东西反而到处能看见，让人也搞不清什么是真秘密，什么是假秘密了。
自从发现那本文件汇编，它成了我心里的一个事，很想拿到它，不是简单看一遍，而是有一本。因为从法律角度切入研究，必须依据精确无误的文本，琢磨每一个字，而不是靠笼统模糊的想法。笼统在法律面前毫无价值。于是问题就变成了这样，研究能不能搞下去，相当程度就取决于能不能得到那本文件汇编。
在我去见J的时候，事先已经打这个主意，我相信以J的身份，应该会有那本文件汇编。果然，我在他家的沙发上刚一坐定，马上就在他身后的书架上发现了已被我记在心的那个不起眼的书脊。
我能和J接上头，是他过去一个老部下给写了信，再加上作协的介绍信。他没有下层机关人员的官僚气，只要感觉出你真心关爱新疆，问题也能问到点上，就会视你为知己。他的谈话排山倒海，精彩纷呈。当然，他也不是信口开河，他讲的很多话隐含著要将其传到北京决策层那里的愿望。他似乎把我当作一个可能的中介。虽然我没提到任何与上层有关的渠道。但我这个作协的人兴趣太明显地与文学无关，因此就难免显得有点神秘，让人可能联想起一些“特派”之类的角色。J话中有话地向我感叹，从北京看新疆，会比从新疆看高得多，远得多，深得多，中央领导人应该学古代那些贤明君主，不用多，派几个人下来搞点“微服私访”，就能打破地方的粉饰太平，了解到真实情况。当我提出借那本文件汇编看时，他爽快地答应，没有丝毫顾虑。我接受了在兵团办公室得而复失的教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随便翻翻，没有透露复印的打算。
为复印我又费了一番心思。虽然满街都是复印的地方，钱也不是问题，但是我记得不久前一位台湾记者就是在乌鲁木齐复印或传真稿件，被店家举报稿件中有对中央领导人的议论而被警方抓起来。我若上街复印一整本文件，当然更逃不过乌鲁木齐人民的火眼金睛。后来是辗转在私下做的复印。
再一次见J的时候，我还回了文件汇编。由于担心复印的文件丢失，我把它放在随身包里携带，而没有随通过邮局寄的材料一块走。就这样，我心满意足地认为完成了此次到新疆的任务，对正在身前身后张布开的罗网，没有丝毫察觉。
8、被跟踪
事后想起，我感到奇怪。似乎在新疆被捕前的一段时间，我的所有关于自身安全的感觉都关闭了。以前可不是那样，往往通过直觉我就能意识到危险，而且可以在事后得到证实。照理说此次到新疆没有理由放松警惕。一年前我刚出版了《天葬》，同时对外公开了《黄祸》作者的身份，可想已经被记帐。1999年又是国内政治转为进一步强硬的当口，我来新疆的前两个月，刚有数人因为筹组民主党被判重刑。可是我为什么没有一点警惕之心呢？
事后想起临到新疆前我在北京与两个外国人的谈话，不禁有点羞愧。我那时对他们这样解释中国的政治——今日中共已经比过去聪明，虽然他们在打击底层造反者时依然强硬，但却可以容忍持不同意见甚至充当反对派的知识精英，因为从农民转变为知识官僚的共产党已经懂得，与他们不那么一致的头脑能够产生更多思想资源，是可以为他们所用的。我说那话的时候，暗中是在为自己属于知识精英以及能为当权者所用而沾沾自喜的，似乎只要把自己与底层造反者划分开，就可以被恩赐表达不同意见的特权。我想我对安全的敏感在新疆之所以失灵，可能就是由这种肤浅认识造成的。我后来所遭遇的一切，都应该被看作是对这样一种特权心理的讽刺与警醒。
我虽然从未把自己当作权势集团的人，但却自以为我的研究对高层有可能产生影响，也愿意有那样的效果。因此当J暗示我可能有“钦差”身份时，我并没有特地向他说明不是。可想而知，带著那样一种自我感觉，难道我还能注意身后有没有盯梢，旁边有没有密探，电话有没有窃听吗？我把每日行程都做详细记录，每天整理采访谈话，所有的文字、录音磁带、联络地址都摊在旅馆房间里，丝毫没去想在我每次离开时监视者就会大摇大摆地进去尽情查看。
一直到我离开乌鲁木齐，什么事都没有。后来我明白，那是安全部门的工作习惯。只要你在他们掌控之下，他们就不会著急抓你，会监视你到最后一刻，为的是看还能不能发现更多的线索。新疆如同一个口袋，向东的出路只有两条——或者说只有一条，因为从若羌翻越阿尔金山的路远在千里之外，且偏僻荒凉。几乎所有出入新疆的汽车都走乌鲁木齐到兰州的公路。在新疆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新疆方面设了一个关卡，对新疆安全厅来讲，那就应该是我最终不能逾越的界线。
开车穿越天山，听著喜多郎的“西域”。A在旁边座位上沉睡。我喜欢在孤独中欣赏窗外的雪山戈壁。一辆日本产的越野吉普车超过我，逐渐又被我超过，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后来我知道，那车里坐的就是正在跟踪我，并且准备抓捕我的秘密警察。他们就像猫捉老鼠之前那样，正在玩味著我这个没有知觉的猎物。
快到吐鲁番，那辆日本吉普车快速超车先进了城。在乌鲁木齐跟友人电话告别时，我说的还是要在吐鲁番过夜。八十年代初我曾在吐鲁番住过一段，很想故地重游忆一下旧。我在电话里询问了吐鲁番宾馆的情况，因此监听了电话的警方不仅知道我将住吐鲁番，还知道会住哪家宾馆。他们急速超过我，大概是去我将入住的旅馆安排监控。然而他们没想到，吐鲁番让我太感失望，长久怀念的异域小城荡然无存，变成了一个平庸俗陋的丑八怪。为了不败坏回忆，我甚至不要再多看它一眼，车都没停，一踩油门就永别了吐鲁番。后来听说，准备抓我的人等不到我的踪影，可让他们著实忙乱了一阵。
傍晚时我们到达哈密，在城边找了家旅馆住下。吃完饭A留在房间看电视，我去逛黑夜的哈密城。在迷宫般的小巷中我转了又转，两三个小时才回到旅馆。A仍然躺在床上看电视，不过说刚刚来了一帮警察，说我们的车有问题，把车开到交通大队扣下了，让明天去听候处理。我出去看了看，车的确不在，知道不是A捉弄我。我和A讨论会是什么问题。那车是我到了银川后A才买的。当时若等待办完一切手续，上好牌照，至少得十天。我们都不想等那么长时间，就打主意利用新车的“移动证”。所谓“移动证”是供新车从购车地开到用车地的证明，我们当时把用车地写成乌鲁木齐，那样不办牌照也可以上路。然而来的时候可以蒙混，现在又反著往回走，当然就成了问题。如果交通警追究这一点，只好认倒霉。但也仅此而已，多出一份麻烦，没什么了不起，可以解决。
后来在监狱里我曾幻想，如果那晚我能产生警觉，有没有机会逃走？我可以雇辆出租车到星星峡，也就200公里，用不了三小时。在到达关卡前下车，趁著夜色从戈壁滩上绕过关卡，步行30公里到甘肃的马莲井，从那里搭车去内蒙或是青海，捉迷藏的余地就大得多。当然那纯粹是一种精神游戏，既然我当时丝毫警觉都没有产生，也就没有了后悔的理由。何况还有A的车被扣，我肯定不会留下他单独面对麻烦。
9、我们出了人命？
第二天，1999年的1月29日，我们先去交通队。像中国各地的交通队一样，里面挤满了人，烟气腾腾。人们比赛著谄媚警察，托关系说情走后门的人络绎不绝。警察个个都是大权在握的样子，傲慢冷漠，说不上话。我们努力了半天，得到的回答只是让我们等。我们的问题在哪，没人给我们说明。
正当我楼上楼下乱走不知该找谁的时候，一间办公室内突然有人打招呼，一个看上去像个当头的人向我招手。我的感觉就好像是突然找到了组织，总算有归依了。那人和别的警察不一样，和蔼可亲，对我的一连串提问，他娓娓道来地解释：昨天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载有两个人的摩托车被一辆超过的轿车别了一下，造成摩托车翻下公路，驾驶员当场死亡，另一人受伤。据现场目击者说，超车的轿车是一辆黑色的桑塔纳2000，无牌照，跟我们的车一样。我说不可能，我们的车没有别过任何摩托车，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车上没有任何痕迹。他说出这种事不一定非得直接接触，对你们而言，有可能只是超车后回轮太快，一个小小的操作不当，但是被超的车做了一个幅度过大的躲闪动作，就可能冲下公路，造成事故。因为出事的时候你们已经在前，速度又快，因此你们可能都不会察觉发生了事故。
他这番话说得很圆，我无法辩驳，尤其他也说了也没有认定事故就是你们造成的，但是因为死了人，也报了警，总得把事情查清楚，所以只能麻烦你们在这里呆一段时间，配合查清问题。他为耽误我们的行程表示歉意，对我接著就事故时间、地点等问题，也耐心地一一做了回答。我问他姓什么，他回答姓薛，还跟我扯了一会家常。
随后我在交通队门口张贴的警察照片中想找到这位亲切的警官，但所有警察中只有一位写著姓薛，职务是交通队的指导员，而照片上那张脸却对不上号，不是他。刚才他的确是在指导员的办公室里叫我，中间有一个到交通队办事的人从门外进来，很熟悉地叫他“处长”。交通队怎么会有处长呢？不过我那时没有对此深想，我的思维完全缠绕在我是不是杀了一个人之上。那是比什么都大的事，使我受到震动。我无法遏制自己，非要去想那是一个什么人，他的家人正在怎样的状态。而且我越是回忆昨天的情景，越是好像真地看到我开车超过了一辆摩托车，连那骑手的棉帽是什么形状都在眼前。是我造成了他的死亡吗？
当我和A在街上一个清真小馆吃拉条子的时候，我向他说了刚刚了解的全部情况。A沉吟半晌，说他不认为是这么回事，里面肯定有文章。A平时表面大大咧咧，一般总是对我言听计从，实际上内心精明，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但我当时没有在意他的看法。我被那个“死者”缠绕著。
下午，我们找到了真正的薛警官——交通大队的指导员。他说办案的警察正在调查事故现场，得等他们回来才能进入具体处理。于是我让A在交通队继续等，自己回到旅馆，想睡一觉，看能不能躲开那个“死者”的冤魂。
10、哈密被捕
后来我把一些线索联系起来，判断当时情况大概是这样：从乌鲁木齐一路跟踪的警察在吐鲁番宾馆没有等到我，找遍吐鲁番还是没有，才知道我没有住下。他们会把我在电话里说的当作是个金蝉脱壳之计。不过他们并不慌张，只要是开车走，必得通过星星峡，那里警察和武警众多，插翅也飞不过去。除了布置堵截，还要通知沿途城镇的警察进行查找。听到终于又发现我的踪迹，执行抓捕任务的小组肯定松了口气。他们只能第二天再从吐鲁番往哈密赶。所谓的交通事故是哈密警察编造的。他们知道只要扣下车，我们在冬季的新疆就无法行动。第二天交通队继续拖延时间，是等待抓我的小组从吐鲁番赶到。至于那位自称姓“薛”的处长（他后来再没有露过面），应该是哈密地区安全处的处长，亲自来坐镇指挥。那天我周围一定布满了便衣，走到哪里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直到傍晚才动手抓我。吐鲁番赶来的小组应该是在下午2点就到了，因为那个时间我正靠在交通队走廊的墙上看书，一个人走过我面前，他看我的眼光使我感到奇怪。我当时想可能是我在交通队那种从不读书的地方如此读书过于异类。但是当我被抓时发现，那人穿著警服也在其中，而且是负责人。后来我知道他姓杨，是新疆安全厅九处的一个科长，主办我的案子。
被抓时我正躺在床上看书，“死人”缠绕著使我无法入睡。听见有人敲门，我连想也没想就去开门，却看见外面黑压压一堆人，随著门开潮水般涌进。为首是一个近两米高的大个，把一个安全警官的证件伸在我眼前，宣布因为我随身携带危害国家安全的物品，要对我进行搜查。另外一些人团团围住我，照相录像，闪光灯不停，使我产生了是在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感觉。我当时没有特别惊慌，脑子转了一圈，知道只有我复印的文件可以成为他们的目标。我从旅行包里拿出那叠文件，问他们是不是这个。
好，证据确凿（他们当然早就知道），就可以对我名正言顺地实行拘捕了。下面一切都是按程序展开，检查我的物品，一一进行登记，凡是他们要收走的，除了要我确认，还要在场的旅馆保安见证和签字。正在搜查的时候，A回来了，照相和录像的又对准了他。他愤怒地抗议，当时我还劝他冷静，照个相有什么了不得。同时我告诉警察，我做的所有事A都不知道，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说那时我对自己将会怎样完全不清楚，至少一点可以感到安慰——我不会连累A，因为我什么都没有跟他说过。我来新疆要做什么，背景是什么，见过什么人，搞过什么材料，他一概不知。倒不是出于我对他保密，实在没有什么密值得保，只是我知道他对那些不感兴趣。我从北京出发前他要我带一些新写的东西给他看，我特地打印了一份尚未完成的书稿带著，但他只看了一页就昏昏入睡，从此再没有翻过。我被抓后，那书稿中间的“反动内容”成了我的罪证之一。 我和A当时被分开带走，整个被捕期间我们再没有见过面。后来我知道三天后就让他开车回宁夏了，因为他一问三不知，的确什么都不知道，那种效果是装不出的。审问者最终只能认为他是个傻帽，糊里糊涂就被我利用了。
11、编织罗网
安全部门有伪装成不同面目的据点。我被捕的第一晚是在哈密一处不起眼的建筑。整座楼似乎没有别人，我被关在二楼一间类似招待所标准间的房子进行审问。开始我并没觉得事情有多严重。虽然我复印的文件名义属于秘密，但实际上在许多机关谁都能看。何况我又不是为出卖情报，而是研究如何解决新疆问题。不过我在开始没说复印文件的目的是为研究，也没有扯出Q的课题组。我想尽量自己承担，少别牵扯别人。虽然Q有言在先遇到情况时我可以说课题组，但我打著作协会员的身份，拿著作协介绍信，扯出个课题组反而容易使事情复杂化。于是我只说是为写书来收集材料。
关于复印件的原文，我知道不可能把J瞒下来，就告诉审问者我先是持作协介绍信去兵团宣传部联系，由兵团宣传部介绍给J，因此J借给我那本文件汇编不应该有责任。如果有什么问题，完全在我。
后来我发现写书的说法和承揽复印文件的责任都是他们需要的。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就可以被扣上确定无疑的罪名，有了拘押和审判的法律根据（这是一种进步，至少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无所顾忌）。而复印文件的目的是写书，那就有了盗窃情报换取金钱（通过写书）的逻辑关系。不过这种逻辑不是一就子清清楚楚端到我面前的。他们的审讯手法除了在开始急于确立罪名，以使拘留和审讯有法律依据外，进一步的审问都是以迂回方式进行，不会让人一下就看清其中的逻辑与目标，因为那样就可能让人知道如何躲避陷阱。他们花了那么大力气，不应该仅是为了办一个复印文件案，而是要抓大鱼，最好不是一条，是一群。
我是在第二天让我在拘传文件上签字时开始意识到事情严重程度的。拘传文件的发出单位一栏写的是“哈密地区国安处反间谍支队”。这使我陷入深思。我当然不是间谍，然而事实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共产党制造过无数冤案，从来不看事实，而是需要。1999年被当局视为“大事之年”，接踵而来的有“六四”十周年、“五四”八十周年、西藏事件四十周年、千禧年等一系列关口，当局对这一年会不会出事心怀紧张，层层布置严加防范。除了重判民主党骨干，还有施滨海、方觉被捕，彭明“中发联”被禁等，都是措施。
被抓以前，我没有把这些事串起来看，一旦自己身临其境才开始猜想，我会不会也是当局为安渡“大事之年”棋盘上的一颗子呢？抓我可以警告知识界与我类似的人不要乱说乱动？判我入狱不仅是对“现行”活动的警告，还可以传达秋后算帐的威胁——就算《黄祸》已过多年，仍然逃不了应有的惩罚！
第二天，我被路上跟踪我的那辆日本越野车押回乌鲁木齐，关进新疆安全厅的一个秘密据点。那是外表看上去类似居民楼一样的建筑，但是铁门紧闭，进出复杂。我被带进其中一个单元，杨科长煞有介事地端起一张纸向我朗读，宣布对我实施“监视居住”。我的“居住地”是那单元房内的一小间，铁栏封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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