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新疆追记（12--21）

(12)：审讯

接连几天的审讯都是在关我的那间小屋里进行。一天审数次。每次都由墙角一台摄像机录下全过程。开始的审讯者是一位从哈密跟过来的警官，完全是用对待“阶级敌人”的方式，因此我和他的对抗逐步升级。随后他消失了，再未出现。换上了杨科长登场。杨对我解释因为那警官态度不好被换掉。但我后来明白态度不好也许就是为了演白脸，因为我发现他们总是既有演红脸的，也有演白脸的，那似乎是规范化的工作程序。

不过初始我还不懂这种手法，换上温文有礼的杨科长，让我感觉像是遇到了一个知心朋友——这就是设置白脸的作用。杨科长不是一本正经地坐在桌后审讯，而是跟我面对面地促膝聊天（虽然我们的膝离得挺远，但却给我那感觉）；负责记录的任警官面目慈祥，笑容可掬；还有开车的祁师傅对我问寒问暖，关照我的生活；女警官小李还动辄叫我一声“王老师”。可是没有多久，我就意识到这种方式比哈密那位警官的简单粗暴更难对付。对白脸你可以干脆不理他，你能被激发出那种斗志。可现在人家笑盈盈的围著你聊天，说的是为了你早一点自由，把问题了解清楚，你总不能不理吧。而只要你开口说话，他们就会引导你不断往下说。比如你接触过甲，他们会问和甲是怎么认识的？如果是通过乙，就会问乙是什么样的人，人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然后又会接著问和乙是怎么认识的？通过丙，又开始问丙……这样的“谈话”很快就对我形成极大的压力。虽然我不说对别人不利的话，但即使只说出别人名字也会让我产生出卖的感觉。

除非什么话都不说，就像张春桥对付审讯那样。然而张春桥有那种意志，是因为知道无论怎样都不可能改变他的下场。我可不是，我是千方百计想把自己解释清楚。我推翻了原来说的为写书收集资料，告诉他们我是来做关于新疆问题的课题，复印文件只是为了课题，不是要危害国家安全，恰恰相反，目的是要维护国家安全。然而对方一句话就能让我哑口无言：法律不考虑动机，一个好人杀了坏人照样是犯法。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按照法律规定已经可以判刑。但你若是好好配合，我们也可以帮助你解脱——结果怎么样，完全取决于你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你产生了对方能够帮助你解脱的期望，就不可能有勇气对审讯不回答，顶多是不做对他人不利的回答。

如果把审讯视为一场斗智斗勇，被审的人是处于绝对劣势的。审讯者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有专业知识，有分工合作，掌控著一切信息和资源。而被审的人一切渠道都被封锁，孤独无助，任人宰割。对我来讲，压力最大的时候不是审讯过程中，虽然那时脑筋转动激烈，事后会感到筋疲力尽。但比起审讯之间的间歇，至少不那么紧张。那时除了看守者，其他人全到另外的房间（那房间里究竟有多少人我一直没搞清，只是听出人来人往）。那时清楚地知道一群专业屠夫就离我咫尺的地方，在那里合伙算计著如何对我宰割，他们分析前面的审讯情况，寻找其中的破绽，商量对付的策略，拟定下一轮审讯内容，而我却无法知道他们到底要怎么做，要达到什么目的。那时会拼命地猜测，却是绞尽脑汁也没有可凭借的信息。那种大脑陷入盲目空转的滋味非常难受，就像被蒙著眼睛等待不知何时将从何处下手的刀割一样。我逐渐开始产生顶不住的感觉，我怎么能对付得了他们？！他们的职业就是整人，而且他们是一个机关！机关——那是何等形象和准确的一个词！

我逐渐发现，他们的审讯手法很有讲究，绝不是把所有想知道的问题一下统统摆出，而是分出步骤与层次，有时还会故意制造一些迷惑，让你搞不清他们的最终目的在哪。你觉得每次问的是些小问题，回答起来不会对自己和别人有伤害。但是分开看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合起来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圈套，让你不知不觉就已经钻进套中。而当你最终明白的时候，已经无法解脱，因为你已经在每份审讯记录上签下了“属实”的字样，在每一页按下了手印，不可更改。等到他们最后把不同的审问记录组装在一起，你才会大吃一惊地发现，你承认的东西已经可以解释成为罪行。

尽管我已经告诉了他们我来新疆的目的是做研究，但能够感觉他们并不相信或是不想相信。按照他们的思路，我应该是多年一直在盗窃国家秘密，炮制著作，再换取金钱。我这回来新疆也是做同样的事。甚至进一步，何必非得通过写书把秘密转化成金钱，直接窃取秘密进行出售岂不更简单？明镜出版社一直是他们眼中的重点，在他们眼中是敌对势力与异议分子的阵地。既然明镜出版社是从出版《黄祸》起家，我和明镜的关系又是那样密切，那么明镜出版的大量涉及党政军内幕的出版物中有我提供的情报，在审讯者看来就是再合理不过的逻辑，甚至我就是为他们在国内刺探秘密代理人和传递情报的枢纽？
审讯一度集中在我与明镜的财务关系，明显地是想从中发现我靠“出卖情报”得到的收入。这使我想到会陷入一个卡夫卡式的城堡，越来越说不清。我有一个账号，由朋友与我共同署名并帮我管理。我倒没有多少钱，但按规矩银行每月都寄一份帐单。可是在来新疆前两个月，属于朋友的一笔数额不小的钱被错打进我的账号，随后马上又被调走。那以后，银行不再把每月帐单给我而是给朋友，因此从我堆在抽屉里的帐单上，能看到一笔钱在我来新疆前打进，却看不到那钱又被原封不动地调走。安全机构对此能有什么解释呢？那只能是出卖情报的收入，或是给我来新疆刺探情报的经费。而要我辨白，却成了糊涂帐。我说真实情况，会被认为是小儿科水平的编造，能为我作证的因素都在境外，既难以得到，他们也不会相信。

除了我的收入，他们对我的花销也感兴趣，而我一被问起这方面的内容，更是乱七八糟，因为我从不理财，这方面的记忆力出奇地差，说起来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看上去就特别像是有鬼。在他们看，得需要很大花费才能支持我的生活方式。譬如经常去难到达的地方旅行，自己开车去西藏等。包括这次来新疆，竟然买了一辆新车（好在这一点容易查清）。如果对此解释不清，至少有“财产来源不明”之嫌，那本身已经是罪名，何况对我，意义远不在经济，而是可以由此证明我是通过出卖情报换取高额收入的间谍！

他们真会相信我是间谍吗？我觉得不应该。我哪有一点间谍的模样呢？就从我毫无防范地让他们监视，从未采取过任何“反侦查”手段，就应该能说明我不是搞“秘密活动”的材料了。世上有这样的间谍吗？我力图打动他们，别往那种将会置我于死地的方向引导案情。我努力和他们沟通，希望能够打消他们这种怀疑。

我逐渐发现，问题其实不在于他们个人认为我是什么，而在于他们的部门（或上司）需要我是什么。中国年轻一代的情治人员基本已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对社会的看法和普通百姓差不太多，甚至听你谈论民主也会点头附和。但你如果认为因此他们就会放你一马，那就大错特错了。相比之下，他们这一点可能还不如上一辈。老辈情治人员有意识形态，面对“阶级敌人”仇恨满腔，可一旦真了解到对方是好人，有时还真可能提供一些帮助。年轻一代则完全是技术化的，原则不再是意识形态，是个人利益，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在于是非对错，而在于能否完成任务、立功受奖。表面接触，他们会比老一代温和得多，容易沟通，总是把自己摆在“吃这碗饭”的位置，说些有人情味的话，告诉你不是他愿意这样做，是职业所迫的不得已，因此希望你能够“配合”他完成工作，别砸他的饭碗。然而你一旦被这种话打动，去“配合”他们的“饭碗”，结果就一定遭殃。因为他们的“饭碗”是没有底的，怎么装都不会满。那些提升、加薪、奖金等有关他们个人的所有切身利益，取决的不是能不能为你解脱冤情，而是能不能板上钉钉地把你定为罪犯——不管事实上你是不是。

(13)：恐惧

当我想明白了是否被定罪不在于有罪与否，而在于需要与否，就真地开始陷入恐惧。我想起早有人提醒过的话：你这样的人当局不动则已，动就要置你死地。那么今天是不是就到了我的死地呢？

80年代曾辗转听说我上过一个名单，那是准备借"清除精神污染"和"打击刑事犯罪"双重之机搞掉的一批人。那批人被认定可能在未来具有威胁。接受一旦异议人士形成知名度就不好处理的教训，深谋远虑的做法是及早把他们铲除在萌芽，用刑事罪名投进监狱，消磨掉他们的青春和锐气，会为将来减少许多不稳定因素。据说那名单后来随"清除精神污染"的夭折而搁置。我虽一直不敢确信存在过那样的名单，但对一个专制集团而言，至少是个有"创意"的思路。如果我真在80年代被投进监狱，后来就不会有《黄祸》和《天葬》问世。现在，他们是不是正要亡羊补牢呢？

我无法判断可能被判几年刑。审讯者说按法律规定我犯的罪应判5到10年，如果数罪并罚，可能更多。面对突然近在眼前的刑期，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多么脆弱。我这从来无拘无束的人，对失去自由的生活根本不能想象。一想到将有那么多年在监狱度过就感到恐惧，那恐惧在漫漫长夜深入骨髓，随之而来的各种想象也异常活跃，具体而细微。其中想的最多的是70多岁的母亲将怎样奔波于北京和新疆来"探视"。那种想象让我痛苦万分。

更大的恐惧接踵而来。杨科长在一个阳光明媚（我只能在从不允许打开的窗帘上看到光影）的上午突然转移了话题，不再问那些只跟我有关的事情，他的问题是：谈谈跟你来往的各界人士吧。

什么叫各界？！我惊悸地问。外表的激烈其实正出于内心恐惧。我一直怕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杨科长不急不躁，微笑著解释他的"各界"：比如说学术界啦、文化界啦，还有新闻界什么的。

我回答：我认识的人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学术界，没有文化界，也没有新闻界！

杨科长遗憾地摇头，这种貌似强硬的谎话在他眼里只是虚弱，如果我真地强硬，回答的声音不需要那么尖锐，应该很平稳，只说一句就够了——我不想谈，也不会跟你谈。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我一直盼著让我躲过这样的问题。我知道不少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在受审时连累了别人，在他获得自由后（甚至还在服刑时），就没有人再提起他曾经受过的苦难，而只记住他的"出卖"，并且会无休止地流传下去。从被抓那一刻我就担心抓我是要扯出一个窃取和出卖情报的网络。我一直盼著审讯只跟我自己有关，不要牵扯别人，理智上却又知道不可能，因此始终对此提心吊胆。

一个被切断一切资讯来源的人对处境的判断很容易变成幻想。那幻想能利用的材料只有以往的经验。80年代那份传说中的名单在我头脑里成了模式，深想下去，越来越认为今天也有如法炮制的可能。只要把我搞成窃取情报的间谍，就可以通过指控为我提供过情报的罪名，在我交往过的人中随意挑选整肃对象。因为什么是情报，他们可以随便说。中国什么都能成为情报，即便是闲聊天也可以"泄密"。而定这种罪名，前提是从我这得到指控所需要的证据。只要我承认了谁给我讲过什么，让我看过什么，一起做过什么，审讯记录上有了我的签字和手印，就可以将其定为我的同谋，断送掉他的前程。

我当时真正相信他们会那样做而且正在那样做。即使后来被释放，我也认为那种相信有合理成分，因为那是出自对专制权力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那不信任是共产党用其血腥历史造就的。对共产党和它的机关而言，做出我所怀疑的事情实在寻常无奇。旅居德国的作家龙应台从已经公开的当年东德公安部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对付一位元物理学家的计划。那位名叫波普的学者被视为"坏分子"。1987年，波普的妻子袅丽可无意中对女友透露了对婚姻的厌倦，负有监视任务的女友马上汇报给公安部，负责波普的公安部22处处长随即进行了如下设计：

第一阶段：促使袅丽可申请进修以加强她与其夫分手意向......同时进行，避免波普本人在其工作单位及社交生活有任何升迁或改善可能。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二阶段：扩大波普婚姻危机，加强女方离婚意愿，应设法使袅丽可与第三者（线民□弗o）发生亲密关系。完成日期：1987年6月。 第三阶段：给波普工作单位主管写匿名信，使波普成为问题人物。完成日期：与前同。

第四阶段：在《青年》报上发表波普和前妻（克莉）所生女儿一篇文章，赞美其"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以之为榜样来警告坏分子。完成日期：1987年5月。

第五阶段：促使波普女儿就读学校加强对该女政治信仰教育。该女儿最得波普宠爱，影响其女儿应可加深波普无力感及家庭分裂。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六阶段：在波普朋友圈中散布不利于他的谣言。完成日期：持续进行。

仅从这段文字中还看不清秘密警察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也许需要结合有关波普的全部档案才能知道。不过这段文字足以让人看到，秘密警察可以把工作做得何等细致，阴谋设想得何等长远，布局设计得何等复杂。中国的秘密警察即使没有德国人的效率，毕竟也养了那么多人，花著那么多钱，一年365天都在琢磨这些，在诡计方面中国人不输世界任何民族，因此从险恶方面估计他们的用心，并非多余。

(14)：我出卖了一个人

面对审讯，我陷在矛盾之中。那矛盾源于我的双重恐惧。一重恐惧是怕出卖别人，另一重恐惧是怕失去自由。这双重恐惧分不出孰清孰重，因此无法得到一个稳定的重心，结果变成两头都想要——既不要出卖人，又能获得自由。其实若不是身心被恐惧渗透，不难判断出二者都要的想法其实根本无法实现。因为获得自由，前提取决于安全机构是否释放，而你不答应出卖，他们怎么又会放人？然而我那时渴盼自己有克服不可能的能力，或者是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样，相信最终能发生被稻草救起的奇迹。

后来我对那种矛盾心理是这样反省的，之所以那时有幻想，总是期望与审讯者沟通，原因是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如果我是因为进行政治反对派活动被捕，自然知道应该的态度是"大义凛然"；如果我是在写完《黄祸》后被捕，也会因为那是预料之中而坦然处之；然而这回明明来为"国家安全"做事，却被"国家安全"机构所抓，难道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会不会一旦弄明白哈哈一笑，眼前的麻烦顿时化为乌有呢？

我决定不要一味抗拒，还是应该说点什么，否则无法过关。审讯者循循善诱地劝导：抗拒没有好下场，你违法窃密已是事实确凿，按照法律说判就能判，不过这种事是橡皮筋，抻长也可，抻短也可，就看我们怎么处置。只要你跟我们"配合"（这是他们最爱说的一个词），不判也不是不可能。在这种诱惑下，我想即使讲一点"各界朋友"，只要都是他们已经掌握的，由我再说一遍应该算不上出卖。

下次审讯我开始和他们"配合"，几乎又恢复到促膝谈心的气氛。谈到以往以何种身份出去采访，我先做了一番铺垫，为我要谈到的一个朋友做了很多开脱，然后说出我那时有个"特约记者"身份，是那朋友给办的。每次出门我都去开一封介绍信，但并不允诺一定写文章给他。那身份对我在外面活动很有帮助，如果不是朋友后来发现与我来往会影响仕途，这次来新疆我还会是"特约记者"而不是作家。按照我的想象，这应该是一个早被"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说和不说不会有本质不同。

看到认真倾听的杨科长脸上闪过的一个表情，我突然意识到错了。那表情虽然一闪即逝，可其中的兴奋如此地强烈，像一把利剑深深刺进我的心——那是抓到了大鱼的表情！是取得了"重大突破"的喜悦！

我开始向深渊坠落。原来他们不知道！原来这成了我的出卖！这成了一个沉重打击，我的整个脑子都乱了。

审讯结束后任警官让我在每页记录上按下手印。我要求重读一遍记录，但并不知道能做些什么补救。我觉得全身心都陷入了沮丧和绝望。虽然理智在告诉我不要过多想"出卖"的问题。他们——广义的他们——对此肯定早知道，只不过杨科长地处边隅，没有掌握充分的材料罢了。那位朋友和我的最后一次见面已经让我感受到这一点，那以后他就和我断绝了来往。他已经在仕途上走了半生，人生意义除此无所可系。平时他会尽可能帮我，在影响到这一根本时，我们就只能分手。然而即使再不相见，我也始终把他当作朋友，感念他的一切好处。最后见面时他的紧张状态和仓皇神色一直留在我脑海，现在又浮现出来。看著我的供词，印在上面的鲜红指印像流淌在上面的鲜血。那是谁的血？！我似乎看到朋友的妻子哭著怨我毁了她家前程，朋友的儿子在后面牵著她的衣服。那使我的心都要破碎，我无法按照理智判断冷静对待，白纸□字和鲜红指印逐渐扩展，充满了我的视野，那印证著一段不可更改的历史，是我亲自写下的，记录著对朋友的一次出卖。不，不要辩解，即使不是实质上的出卖，也是意象上的出卖！

我在头脑一片混乱中要求和杨科长谈话。我告诉他，我拒绝这种把别人牵扯在内的审问，如果继续这样的审问，我不会回答，而且将会以绝食进行抗议。

态度虽强硬，内心并没有战胜恐惧。在那种场合，没有一种坚定不移是不可能获得足够勇气的。我的话混乱摇摆，在拒绝审问的同时，又给他们提出替代方案，建议他们搜查我的住处，我的全部文件和联系名单都在那里，你们可以自己去拿，不要让我来说！

刚说出这建议我就意识到，这完全是乱了方寸的表现。这样建议无非是想摆脱自己的责任，期望他们不通过审问就掌握我的全部情况，而不需要再由我说，似乎那就可以避免我再"出卖"了。这样一种混乱表明我已经快要顶不住了。尽管他们搜查我的住处不会取决我是否提出邀请，但我这样建议，说明我的底线在后退，现在已经不是不连累他人，仅仅是不要通过我的嘴连累他人。然而如果他们不停止审问呢？他们就是要利用我栽赃，用我的口供把他们想整的人拉下水呢？我最终会不会开口说，会不会为了对自由的渴望而与他们"配合"？我难道没有可能再一次或者更多次落进同样的陷阱——在说以前以为他们已经知道，说出后却在他们的脸上看到抓住大鱼的表情吗？

我的抗争没有吓住杨科长，我的倡议也没有让他动心。任警官显得十分兴奋，杨科长异常冷静，没给我任何回答。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是一反常态，没有像平时那样紧闭房门，而是敞开著，杨科长就坐在门口的沙发上向我这边观察，沉稳而威严，如同猫在观察被逼进了死角的耗子。我想他们的教科书和多年经验都在告诉他们，犯人此时已经到了心理防线被彻底攻破的边缘，就快大功告成，只消再继续等待一会，犯人就会缴械投降。

(15)：自杀

在杨科长的冷眼审视下，我来回踱步，思想疾速地飞驰。然而那时头脑并不混乱，反而条理越来越清晰，结论越来越肯定。我清楚地意识到，对目前的状态需要做最坏的打算，必须正视这种可能，我最终也许会抵抗不住。对此需要事先知道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我把可能遭受连累的线索逐一排列，从每条线索一步步往下推，连累可能延伸到多远，会带来多少伤害。一个代价的表格逐渐形成，一边是一系列与我密切相关的人，他们或者受指控，或者被捕入狱，或者是断送前程，而表格的另一边，只有我一个。

怎么来衡量这种代价？

其实不要说一系列，哪怕只有一个亲近者陷入危难，问我是否愿意交换，我也不会说不。记得早年一次和女友在黄土高原行车，卡车在冰雪路面爬坡时突然打滑溜车，我跳下车想找石头挤住车轮，可是遍地只有黄土没有石头。卡车在光滑如镜的路面上载著女友和司机滑向路边几十米的深沟。那时我闪出一个念头——只有腿可以代替石头，一瞬间我真生出了把腿伸到车轮下的冲动，幸运的是卡车突然改变了下滑的方向，最终撞到了路另一侧的土坡上停住。因此那闪念究竟只是个冲动还是真会成为行动也就没能得到检验。但是现在可能坠下沟去的是一群人，不是因为冰雪路面，是因为我，我的冲动该是什么呢？

我的确产生了冲动——就是去死。

自杀！

只要我死了，所有的线索就会中断，正在编织的罗网就会失去目标，指控和举证就都无法进行，所有可能被我连累的人就都得到了解脱。以我一个人的死换取这样的结果，值得不值得？

收支表显示得非常清楚——值得！

我要这样做，当然并非完全是“献身”，其中很大成分是为我自己。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能断定哪一种成分占的份额更大一些。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懦弱，即使不想正视也不可回避。我无法克服失去自由的恐惧，因此就没有战胜对手的勇气和信心。所谓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我那时最恐惧的的确就是我的恐惧。我恐惧自己会因为恐惧而成为“叛徒”，而且恐惧地相信自己逃不脱恐惧的结果。如果是那样，即使换来了自由，那种自由也已腐烂变质。即使回到熟悉的世界，目睹朋友受我所累的结果，承受人人指著脊梁的屈辱，那样的自由和生命又有什么价值？

那种生，不如死。

我的内心却是在向黑夜的星空软弱地哀号，上帝啊，请给我勇气吧！

一些很小的声音在表达另外的意见。有的提醒我，母亲怎么办？她中年承受丈夫自杀，怎么忍心老年又让她承受儿子自杀？但那声音很快被排除。只是为了不让母亲在晚年时光奔波新疆监狱承受“探视”之苦，我的一了百了对她也是一种仁慈。还有一个声音在说，你的逐层递选制呢？个人荣辱对历史算得了什么？如果你的目标是想影响历史，个人即使受胯下之辱也是小事一桩。那声音速度更快地被甩在一旁，一个人如果失去尊严，他也就失去了整个世界和历史，他还有什么资格去谈改变世界和影响历史呢？！

这时有办案的人从外面回来，他们进了对面房间，把房门关上，也许是开始研究怎么对我进行最后突破。这次可能是认为我就要缴械了，因此对我放松了警惕，没有留人看守我。

这可是一个机会。我突然对执行刚刚的决定变得急不可待，心里认定必须马上就动手！现在回想，那种急迫感也是出于恐惧。从保证自杀成功的角度出发，最佳时机肯定不是当时，而是深夜。只消再挺几个小时，深夜就会来临，那时看守者落入梦乡，从容一些，有足够的时间做完足够的事。然而我太害怕了，对自己完全失去了把握，我怕自己挺不到深夜，万一在深夜来临之前就被“突破”了呢？万一对失去自由的恐惧战胜了对成为叛徒的恐惧呢？那时再死就晚了，死也成了白死！你就连保持尊严的唯一手段都丧失了，而只能成为永恒的屈辱者！所以，要死就得马上死，现在就死，才是死得及时，才能死得有价！

一旦横下心，我感到激动，同时又升出些伤感。我知道一旦死了，我这些想法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对我的死，唯一说法只会是安全机构的解释——无疑是些最庸俗的故事，或是吓破了胆自杀，或是怕间谍罪行暴露而畏罪自杀。人们开始还会议论一下，很快就会忘掉，这样的人不值得记忆。我把目光看向虚空，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感到一直信奉的唯物主义多么无所依托，也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希望宇宙中真有一个万能的神存在并且主宰。我盼望神无所不在的眼睛此刻正在看著我，神能知道我这样选择是为了什么，而且能把对我的理解溶进他的慈悲，溶入宇宙的永恒。

我本来还有写下一点什么的愿望，实在不甘心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世界。可是转念又觉得顾不上了，必须争分夺秒，否则一旦他们出来，就有完不成死的可能。我先把平时从不允许关的房门关上，把插在门外锁孔里的钥匙拔下，再从里面锁上门，那样即便他们发现，打开门也得多费一些时间。以我的死法，多那点时间可能就够了。

我找出平时不太戴的近视镜，掰下一个镜片，精心地放在脚下，用恰到好处的力量踩破。对比两块玻璃残片，我选出了大小、刃口都更合适的一块。然后用手指压脖子左侧，我知道那里应该有一根动脉，只要把它割断，几分钟内体内的血就可以一喷而光。然而平时对此只有一个概念，真到找的时候却怎么也摸不到应该存在的动脉跳动。不过我很快就放弃了寻找，顶多割的距离长一些，总会割得到动脉。

我留了比较大的余量开始动手，第一下玻璃没有扎进去，力量不够。第二下用的是猛劲，皮肤很轻易就被扎破，玻璃片插进脖子里面。手指碰到了翻开的皮肤，感觉到温热的血涌出。那时没有疼痛的感觉，好像割的不是我自己，是在给别人做手术。好，需要开始横向移动，去割动脉。一方面头脑异常清醒，如同工程师在进行技术操作，同时眼前开始出现幻觉，似乎看见父亲正在向我召唤。父亲死于文革，被定为自杀，一直有人为他辩护说是被杀，但我完全相信父亲有可能会在那黑暗的年代选择自杀。世上的生物只有人会自杀，因为只有人会追求活的尊严。从这个角度看，自杀不是耻辱，而是人性的光荣！

正在这时，房门轰然洞开。开车的祁师傅瞪大眼睛一步跨进。后来我一直想不明白，当时他为什么没有遇到门锁的障碍？我清清楚楚记得锁上了门，怎么会被他一推就开。只要他再晚进来一秒钟，我的整个操作就会如期完成，因为只要割断了动脉，即使他们在最短时间内把我送进医院，我身体里的血也会早流得一滴不剩。我想象我那时的模样肯定吓著了祁师傅，他惊悸地问我在做什么，我一边向他微笑，一边用玻璃片的刃口加快去割脖子里面的血脉。他狂叫著扑上来抓我的手，其他人也都随之冲过来扑向我。我马上就被压倒在下面。那时天旋地转，宇宙的能量在一齐爆炸。我喊叫“我不做一摊狗屎活著”！那话是想给世界留下一个声音，也可以算作理智层面的最后一步操作。然而我的内心却是在向黑夜的星空软弱地哀号，上帝啊，请给我勇气吧！

(16)：在医院

据说我只割断了静脉，离动脉还差一点点距离，因此失掉的血可能不是很多。对于我拒绝输血，医生也没有坚持。我被送进医院里急救后，新疆安全厅来了很多人。审讯时一直躲在幕后的那位维吾尔族处长（无意中被我看见一次）这回也走到了前台，对我表现得关怀备至。还有更为神秘的人，带着遮住大半个脸的口罩过来看我，再无声无语地消失。

我亲切地感受着医院那种人间气氛。一位女医生的臂膀让我觉得无限温柔，她托着我的头为我上药。不知为何让我想起在德国见过的训鹰姑娘。鹰站在姑娘的手臂上是不是也能感受这种温柔？医院使我彻底放松，感到安全，因为医院里不再会有审讯，我也无需再经受担心成为叛徒的恐惧。听到医生对杨科长说我至少要住一个星期才能出院，我心里甚至浮出了感激的喜悦。

我被安排住进一个所谓的高干病房。便衣警察们四人一班轮换看守我，防止我再次自杀。其实没有必要，只要我不是感到时间那样紧迫，怎么肯付出生命的代价？住院使我获得了一个宝贵的缓冲时间。面对接连不断的审讯，被审问者最缺乏的就是时间，因为想出一套能够应对审讯的说法不可能就事论事，必须有全盘斟酌和整体思考。审讯者正是出于这一点才总是在开始阶段进行密集轰炸式的审问，让被审者没有时间思考整体性的自圆其说。而针对每个具体问题的隐瞒，一定会在不同问题之间的相互印证中显出漏洞和破绽，只要审问者不断对那些漏洞与破绽发起进攻，被审者就会认识到靠编造难以过关，从而失去抵抗意志，最终全盘招供——那就是审讯者所称的心理防线崩溃。他们追求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就是因为害怕心理防线可能发生崩溃而决定自杀的。自杀虽然未成，却给了我加固心理防线的时间。住院时，每天从早到晚，我得以从容地疏理思路，看着天花板一点一点地回忆、思考和编织。我要织出一张无懈可击的网，没有任何破绽，经得起任何审问，既能开脱我自己，又能不连累任何人。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获得信心，就能同时对付恐惧失去自由和恐惧成为叛徒的双重恐惧，也就没有了再自杀的必要。

这是一种斗争，我在头脑中反复模拟可能进行的审问，所有的角度，每一步挑剔和对最小细节的求证都不能忽略。我动用全部智力想象审讯者可能对我施展的各种手段，我必须在那些手段面前能做到左右逢源，经得住考验而不被击破。那是一种非常繁重的智力工作，需要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往往在好不容易编织起一片时，一个细节的无法衔接就导致前功尽弃。这种庞大的工程常常让我感到疲惫不堪，有时甚至对能不能做成产生怀疑。

自杀使我得到了缓冲时间，不过那也使我在审讯者心目中加深了可疑。如果不是有什么重大隐情，我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因此得到缓冲的同时也增加了我需要面对的压力。我要给他们一个为何自杀的解释解除他们的怀疑。于是我告诉他们那是因为我的心理发生了崩溃。这种解释没有错，如果我的心理坚强，就没有必要用自杀的方式躲避心理崩溃，因此这种惧怕崩溃本身也应该算是一种崩溃。不过我还是要给他们一些“导向”，让他们感觉我有文人的懦弱和神经质，情绪容易失控，这样可以比较容易地解释自杀行为，办案人也愿意接受这样的解释，因为可以使他们在上级面前的责任减小。现在回头来看，自杀的行为似乎是一种惊慌失措，说明心理素质脆弱的程度，我远远不能成为“对敌斗争”的英雄。不过从另一面，我也通过这个行为得到对自己新的认识。以往我只知道自己极其怕死，但是这件事证明，死对我并非那么困难，因为在它的上面，还有我更加珍视和更不能放弃的东西。

不管怎么样，医院那些缓冲的日子使我逐步建立起信心，保护自己的网逐渐编织成型，虽然还不是天衣无缝，至少已经可以周旋若干回合，不至于一交手就被攻破。

一天晚上医院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即使我不能出病房也知道发生了事情。主管我的那位维族处长来了，说公安系统有一名警官刚刚被恐怖分子所杀。看来新疆没有因为抓了我而变得平静，血腥的味道在空气中四处蔓延。维族处长亲热地对我问寒问暖，声称过几天要跟我好好谈一谈。“谈清楚你就回家！”他姿态豪爽，特别大方。 祁师傅待我一直非常好。他太太就在我住的医院当护士。他甚至让太太把医院里的葡萄糖输液偷出来给我喝，说是可以补血。出院那天，趁周围没有别人，他叮嘱我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挺住，哪怕别的都不为，为了你母亲，也得好好活下去。他的关怀使我感动，同时也让我意识到，维族处长的豪爽只是姿态，等待我的是更多的难关。

(17)：正式拘留

押送我的车开出医院，开出乌鲁木齐，车窗外掠过积雪的田野和萧条的农村。我被两个警察夹在中间，贪婪地看著外面的自由世界。开出几十公里，到达一处围著高墙和电网的建筑。那是新疆安全厅的看守所。即使是安全厅自己的车，荷枪实弹的武警也要一丝不苟地盘查。进去的每道铁门都发出轰响，白墙上的巨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扑面而来。我先被送进看守所的审讯室，又是一通摄像照相等，搞得煞有介事。我不明白拍下向我宣布拘留和让我在拘留文件上签字的过程为的是什么，仅仅是一种走过场还是以后真会有什么用处？

这回他们有了变化，刚抓到我时是严防走漏消息。即使允许我给家里通过一次电话，也是因为我表示不打电话会让家人到处找，更容易被人知道。那次通话杨科长就站在旁边，只要我的话稍不对劲伸手就可掐断电话。我当时告诉母亲要临时下乡几天，很快就回，同时心里真地抱著希望能够不久回家。他们越不想让外界知道，回家的希望反而存在。然而这次向我宣布完拘留，却是要把通知书直接寄给我家。这说明他们已经决定把我推进法律程序。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就不是轻易可以摆脱的了，也就意味最终可能躲不掉判刑——因为他们和法律是一家。

我知道在这种时候，早一点让外界知道我的情况有好处，至少可以早一点展开营救。营救开展的早和晚，作用可能差很多。但是我算了一下时间，拘留通知寄到北京的日子正好是春节前一两天，家人的节日立刻就会变成受难的日子。他们都已年近古稀，还有几个快乐的节日好过？何况母亲的老伴刚做完换肾手术，别再为此出什么事。我向他们提出拘留通知暂时不发。他们这时很讲法律程序，要求我把暂时不发的字样亲笔写在拘留通知书上，已示不是他们扣住不发。这回又允许我打一个电话回家。我给母亲编了一堆更大的谎言，说是维族朋友约我去南疆农村旅行，喝酒吃羊看跳舞等，那边通讯不便，所以春节无法联络了云云。别说，母亲还真信了。

正式进牢房前，对我又进行了一次审讯。这次我前面坐了一大排人，使我感觉好像是我在给他们开会。区别只是他们个个前面有桌子，唯独我只有孤零零一个凳子。一些原来从未见过的人也出场了。包括那位维族处长也是第一次出席审讯。虽然维族处长说了他自己的名字，但是听说维族警官在维族犯人面前从不用真名，为的是防止维族恐怖分子把他们当维奸处置。我不敢断定他告诉我的名字是真还是假，为了他的安全考虑，这里我不写出那名字，用K称呼他。 K处长比我年龄大一点，看上去精明强干，思维敏捷，汉话说得至少跟我一样好。审讯是由几个人轮流提问题，问到我在《天葬》中用的内部材料从哪搞到，我坦白说是在拉萨一个机关走廊的废纸堆里捡的；问我那些材料此刻在哪，我说写完《天葬》后一把火烧了；问我写完书就烧材料是一贯做法吗？我回答那倒不是，只是因为那些材料从垃圾堆中捡出，十分肮脏，无法保留。K处长这回不再保持医院中对我那种亲切，眼光严厉并且饱含威胁。他警告我对抗没有好处，必须"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把一切彻底交待。说这话时他两手举肩做出倒竹筒的姿势，我似乎真看见圆滚滚的豆子从溜光竹筒里哗啦一下子倒干净的场面。看著他那张典型突厥人的面容，我心里浮出的是另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新疆什么地方长竹子？

我还是表现得很软弱，努力跟他们拉近乎。我说你们是为国家安全，我也是为国家安全，咱们目标是一致的呀。你们不应该把我推倒敌对一边，我们其实可以合作。你们给我提供材料，我做研究，岂不是我不用"窃密"，你们也多了一份研究成果吗？K处长对此轻蔑地回答：我们党有六千多万党员，那么多研究机关，每年投入那么多资金，要你来做什么研究？！这话说得真有劲，让我一时哑口无言。可是我心里不是没有话，只是到了嘴边没敢说：不错，你们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但是搞出来的研究顶得上我这没花纳税人一分钱的布衣吗？！

关进看守所让我感到前途黯淡，不过同时获得一点安慰的是，医院的日子使办案者疲惫（他们只能在病房沙发上睡觉），急于休息，正好又碰上春节，因此整个春节期间都不会再有审讯。这一下又多出十多天的时间让我继续编织和推敲，我也因此就有了更多的信心去对付未来的挑战。

(18)：安全厅看守所

以前听人描述过看守所的情况，非常糟糕，警察横行，待遇恶劣，犯人之间弱肉强食。不过那都是属于公安系统的关押刑事犯的看守所。相比之下，安全系统看守所的条件好得多。当我被关进我的“号”时，甚至有点喜出望外。

我在8号。那是一栋独立小屋，长宽大概各4米。一道一米多高的木板墙把洗脸池和马桶围在一角。屋内有一个暖气，年久失修，基本没有多少热度。不过看守所有时会发一点柴和煤，可以自己计划著在最冷的时候生火取暖。让我特别高兴的是屋外有个小院，虽然小到只有屋内面积一半大，毕竟可以呼吸一下室外空气。小院的墙有三米多高，上面整体地扣著铁栅栏。天日永远是被铁条分割。整个看守所只有8栋这样的牢房，全是一个格式，彼此分开。外面围著一圈更大的高墙。昼夜有全副武装的武警在上面巡逻。

不过不管怎么样，只要“管教”（犯人对监狱警察的称呼）不来，只要武警没有正好走到头顶居高临下地观察，这种牢房可以算是个自由天地，比起那种每个牢房里都有摄像机监视的“正规化”监狱，不知要好到哪里。

除了提审和一些特殊事情，看守所的“管教”每天只有两个时间露面。一是送饭时间。院子铁门上有一个一尺见方的小口，平时从外面锁住，送饭时打开，大铁勺“□□”敲几下，我们就得以最快速度冲出去领饭。送饭的也是犯人，“管教”只是在旁边看著。还有一个时间就是每天晚上查房。那时一般几个“管教”同时进到牢房里，带著枪，手拿电棍。不过也是例行公事，除了在酒喝得多时容易找点事，多数时间都是看一眼就走。

“管教”进牢房时，犯人必须起立站成一排。我虽然不知道要求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但也入乡随俗，包括经过任何一道门都必须说“报告”（被提审一次可能得说七八个报告）。我一般不认为在细节上较真有多大意义，和基层人员对抗也不聪明，因为他们只是执行者，他们改变不了你的命运，却有能力给你制造很多麻烦。总体来说，狱警对我态度不算坏，有的还可以说挺好，所以对背监规、写“思想汇报”一类的要求我也照做。出狱后我曾把背下的监规录成电脑文件，遗憾的是后来发现没能保留下来。现在能够记住的只有不许犯人之间交谈案情和传授对付审讯的方法；不许穆斯林犯人祈祷、守斋、宣传宗教；不许攻击党和政府；不许讲黄色故事；及时揭发同监犯人的不法行为等。那可以作为一个挺有意思的文本进行研究。

按照常规，看守所一天两顿饭，基本永远是每顿两个馒头，菜也几乎总是一样——早上是胡萝卜丁咸菜，晚上是土豆汤。要想改一点口味，得花钱定中午的加餐。每份加餐8块钱，大部分时间是“拉条子”（新疆的一种炒面），偶而是米饭和菜。看守所对供应加餐很有积极性，因为可以赚钱。每份加餐的成本应该不超过1块钱，因此有很高的暴利。从加餐中赚的钱归看守所，用不著上缴。听说以前看守所还推出过“大盘鸡”（新疆一种做鸡的方法）。外面一整只鸡的大盘鸡只卖20多元，看守所里四分之一只鸡就要卖40元，而且好的部位还都叫“管教”们近水楼台先得月了。所以尽管“管教”们热心地推销，两次过后就再没有人定了，看守所的生意也就没做下去。我听了倒是有点遗憾，因为我当时很馋，哪怕40元只能吃到四分之一只鸡，我也愿意。

“管教”克扣伙食一直是犯人不衰的抱怨话题。春节期间包了一顿羊肉饺子，我也被叫到食堂参加包饺子。我们尽量把每个饺子里塞进最多的馅，因为分饺子的时候是按个数给。但明明包的时候饺子鼓鼓，煮好以后却都瘪下去。因为包进去的并不是肉，主要是羊油。那种饺子即使是在胃里缺油的情况下，吃不了几个也就会被腻住。老犯人对此的解释是春节给犯人吃肉是国家规定，但是好的部分都被“管教”吃了，剩给犯人的只有羊油和杂碎。

(19)：犯人

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少数民族，也有汉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少数民族犯人都是政治犯，而汉族犯人几乎都是经济犯。照理说经济犯不归安全厅管，但是因为公安系统与社会上联系太多，腐败严重，能量大的犯人即使被监禁起来，也能在公安系统内部找到渠道，与外界相互沟通、串供或影响案情。而安全系统跟社会的联系少一些，安全厅的看守所也相对隔绝，因此一些大案要案的办案单位就把犯人送到这里委托看押，籍此切断犯人与外界的联系。

另外有些汉族犯人是通过关系转进安全厅看守所的，图的是这里的条件比公安系统看守所好，犯人也相对文明。这两种汉族犯人几乎都不是普通百姓，或是高官，或是巨商，即使是在监狱里，他们的模样也能看得出原本在外面的威风。尽管安全厅看守所相对廉洁，他们也能获得比较特殊的待遇——亲友可以探望，私人物品可以拥有得较多，外面送进的食品和营养品也比较丰富。

因为钱在被捕时被扣押，我进看守所的头两天什么都没有。同牢的一位前官员给了我一包煮牛肉，虽然那已经放了多天，美味仍让我难忘。我当时心中打算为那包牛肉将来还他一头牛（后来出狱给他寄了500元钱）。他的床铺下面整个是个箱子，里面简直就是个市场，什么都有（当然是就犯人眼光来看）。跟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甚至尝到了在外面都没有吃到过的马肠子、库尔勒香梨等风味食品。不过没有多长时间，我的情况也好起来。办案者对我在生活方面的要求基本都给予满足，反正我有钱扣在他们手中。祁师傅开车去按我开列的单子买食品，后来甚至买来了我要的英语字典和教材。

与我们这些汉人相比，少数民族犯人的境况要差得多。他们大多家不在乌鲁木齐，又多是底层百姓，没有在安全厅内部疏通关系的能力。家人来看望不让见，东西也送不进来。同时他们多数没有钱。今天中国的监狱，有钱能使处境改善很多。然而新疆的确是这样，以民族划分人群，少数民族群体的收入比汉族群体低得多。汉人不用想就可以出手的“小钱”，对少数民族往往就是难事，不是花不起就是舍不得。所以有些买不起加餐的少数民族犯人长年只能吃看守所供应的营养不足的两顿饭。他们如何能长期支持下去，我无法想象，因此我在提出购买食品时，总是要清真食品，那样就可以与同号的穆斯林犯人分享。

还有一点使少数民族犯人处境更难——他们都是政治犯，而他们的政治往往与新疆独立或是反对汉人统治有关，因此他们在以汉人警察为主的看守所中，是被真正当作敌人的。中国原有的意识形态已经瓦解，过去被视为丑陋的行为诸如贪污受贿等，现在都见怪不怪成为可以理解之事，只剩下一个民族主义被不断强化，充当当局整合人民思想的手段。在民族主义的持续煽动之下，新疆汉人几乎个个仇视有独立倾向的少数民族，大汉族主义的叫嚣之声到处可闻。在安全厅看守所这样的地方，警察们自然会认为他们面对的都是真正凶险的敌人，对那些分裂主义者进行打击和镇压也都是理所应当的。

我见到的所有“管教”，其中只有一位是维族，其他都是汉族。那位维族“管教”的名字现在我已记不起来，但我在当时比较注意观察他。他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看上去非常内向，不像平时见到的维吾尔人那样外向开朗。他对犯人的态度冷漠，然而也不耍威风。他对维族犯人从来只讲汉语，不讲他们民族的母语，好像他们不属于一个民族，或者是他已经加入了汉族。他也从来不对维族犯人有任何照顾与 怜悯。但是我想他回到家里，对他的妻子和孩子讲的一定是维语。深夜时分，也许他会想起被他看管的同族人。我想他的内心不可能没有痛苦。一个连本民族语言都不敢随便讲的人肯定是受到极大压抑的。我认识一些在汉人中间混得很好的维人都常感觉受到侮辱，因为新疆汉人只要不注意身边还有维人存在，歧视和侮辱的话就常常脱口而出。包括对某个维吾尔人表示好感时，他们最好的赞美就是说人家“一点不像维族”。在看守所这样的汉人圈中，那位维族“管教”每天不知道得尝受多少这种有心无心的侮辱，但只能压在心底。

除夕之夜，外面的农村和附近的米泉县城鞭炮响成一片。在牢房的院子里看得见周围夜空被烟火映成彩色。那时汉族犯人大都免不了伤感，有的情绪波动很大。但是在维族犯人眼里，他们多是罪有应得。维吾尔人之所以要独立，很大程度上不就是为了摆脱这些异族的贪官污吏吗？相对而言，维族犯人对我是另眼看待，因为我属于少见的进到这里却不是贪官污吏的汉人，而且我的罪名和他们一样，都是“危害国家安全”。

(20)：新疆的主要危险

中共曾经针对新疆问题发过一个著名的“七号文件”，其中有这样一个关键的定性——“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句话在句式上模仿当年毛泽东所说“新疆的主要危险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只是把矛头从外部的国际关系转向了内部的民族关系，成为近年中共治理新疆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

治理新疆的思路变化，有其复杂的演变，不能一言论定。然而明显的一点是，如果把新疆的主要矛盾定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就等于先天地把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分成两个集团，并且使他们之间互相对立起来。因为无论是“分裂主义势力”还是“非法宗教活动”，都是针对当地民族的。首先汉族肯定不会要分裂，其次汉人很少信仰宗教，尤其不信当地民族的伊斯兰教。所以把分裂和宗教问题定为新疆的主要危险，就会导向一个必然的结果——汉族理所当然地成为依靠力量，而当地民族则成为需要警惕并加以看管的人群。于是就会发生所谓“预期的自我实现”——汉族把当地民族当作防范对象，当地民族最终就会真地被推倒敌对一方。在我看来，这才是目前新疆最大的和主要的危险所在。

回顾半个世纪的历史，即使毛泽东时代曾对新疆当地民族进行过残酷镇压，但由于那时在意识形态上成功地以“阶级”取代了“民族”，新疆的民族关系也没有恶化到今天的情况。虽然不能证明当年广为流传的维族农民库尔班大叔骑毛驴去北京感谢毛泽东的故事是真，但是我的确亲耳听过老辈维吾尔人讲述当年的民族关系和他们对汉人的好感。六十年代在乌鲁木齐，公共汽车上的汉人见到少数民族会主动让座，少数民族去北京时更是到处倍受欢迎。他们那时把汉人当成老大哥，认为汉人到新疆真是来帮助当地民族发展。然而这十多年的时间，民族关系的恶化速度惊人，程度也特别严重。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汉族和当地民族隔阂越来越深，彼此越来越对抗。甚至在同一个机关宿舍大院里，小孩子都以民族分成不同团伙，互相之间只打架而不在一起玩。

这种民族关系恶化主要是由汉人引起的。汉人总是以统治者的眼光看待当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1997年新疆出过爆炸事件后，公共场所要求检查来者随身带的包，对汉人只是马马虎虎地看一眼，纯属走形式，对当地民族的人却检查得非常仔细。这种明显的民族歧视很快蔓延到整个中国，无论在哪个城市，看见新疆少数民族模样的人，警察动辄就要拦住盘问，出租车司机不给停车，店家也特殊防范。

一位乌兹别克族的教授讲他去上海的经历，那天深夜才下火车，正赶上大雨滂沱，雷电交加，他跑进车站附近一家私人小旅店，已经全身湿透。店主是个里弄老太太，只因为看他长著新疆人的面孔就拒绝他住，说是按照市政府规定，新疆人只能去一家指定的回民旅店。他当时实在按奈不住，大发雷霆，说你们上海当年来新疆几十万人，我们收下了，给你们吃和住，什么都不要，今天我到你们上海住一夜，我是给钱的，你们都不让，你们上海还有没有一点良心？他发誓从此再不去上海！

中国内地城市对新疆人的歧视伤了很多新疆人的心，仅这一件事就足以把很多新疆人推到汉人对立面。既然你们像防贼一样防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一个国家？罪犯哪里都有，怎么能因为新疆出了恐怖分子就把所有新疆人都当成罪犯。汉人犯罪的更多，为什么不对汉人采取那些对新疆人采取的措施？西方社会有种族歧视，但要隐蔽得多，至少不敢像上海那样赤裸裸地实行种族隔离，然而都可以让那么多去过西方的中国人变成民族主义者，新疆当地民族的人为此憎恨汉人一点也不难理解。

原来新疆民族的知识分子普遍不怎么去清真寺，自从把“非法宗教活动”定为新疆的主要危险并且进行打压后，反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去寺院。政府在伊斯兰的斋月发布文件，禁止学校老师和学生封斋，然而封斋的人一定会比不发文件之前增加很多。原本那些“民考汉”（即少数民族学生去汉语教课的学校上学，并用汉语参加考试和升学）的家庭，现在又让自己的孩子去上本民族学校，同时开始为自己汉语比本民族语言好而感到羞愧（过去会为此感到自豪）。今日新疆，“逆反”一词总是能最充分地得到体现。

新疆汉人和当地民族的不认同，一个典型例子是在时间的使用上。新疆的地理位置和北京相差两个时区，新疆人民代表大会曾为此通过法令，在新疆实行乌鲁木齐时间。然而去看当地人的表就会发现，新疆汉人的表一定都是北京时间，而当地民族的表则一定都是乌鲁木齐时间。所以在新疆约时间，一定要视对方的民族身份来认定约的是什么时间。当地民族与汉人约时间，双方也必须先说清到底是北京时间还是乌鲁木齐时间。这种区别反映出双方的取向，汉人更愿意和北京保持一致，不把当地法令放在眼里，当地民族则坚持强调自己与北京的不同。

汉人总是自觉不自觉把自己摆在镇压者的位置，就连兵团那些临时从内地农村招来的农工，对镇压当地民族的任务都兴致高昂，摩拳擦掌地请战。中国内地大量发生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若是发生在新疆，往往就会被那些企图从一切事物中发现“不稳定萌芽”的人政治化，提升处理的层次，导致事情越弄越大，最后会使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政治案件。民族之间原本没有那么大隔阂，就是因为不停地念叨分裂，结果就会真地开始发生分裂。新疆本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统治新疆的汉人盛世才视为刽子手，从而把在新疆实行强硬政策的中共书记王乐泉称为王世才。然而乌鲁木齐一位汉人出租车司机看见我手拿一本刚从书店买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热情地表达对盛世才的敬佩，告诉我“那时的政策才好”。新疆当地民族对屠杀过大量本地人的王震恨之入骨，新疆汉人却对王震崇拜有加。这种彼此完全相反的认识眼下似乎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在历史观点上的对立从来就是冲突与分裂最深处的根源。它表现的是民族之间人心的分离，比别的分离都更为本质。

目前中国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西藏和新疆）的治理表面上看行之有效，控制有力，局势稳定。两个“封疆大吏”——新疆的王乐泉和西藏的陈奎元（刚刚调任）所用手法如出一辙，遥相呼应，受到北京嘉许。然而其征结所在是日益失去当地民族的人心。失去人心的稳定只能是维持一时的稳定，是以失去长远稳定为代价的饮鸩止渴。所谓“失人心者失天下”，今天的表面稳定正在为未来的冲突埋设炸药。尤其对新疆，未来的冲突可能会非常暴烈。宗教的不同使新疆当地民族与汉族的对立比西藏更为激烈，继续按照今日中共的道路把新疆民族关系向敌对方向推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丧失掉重新转为良性互动的可能，只能恶性互动不断激化矛盾，把双方越推越远，变成不可挽回。那样一种危险的前景，目前已经在边缘，而一旦进入那种不可逆的进程，新疆就可能成为下一个中东或车臣。

一位维族青年的话一直让我无法忘怀。当我问他想不想去麦加朝圣的时候，他回答那是他的梦寐以求，但是他现在不能去，因为可兰经中有这样的教导，当敌人还在占领家园的时候，不能去麦加朝圣。他没有把话说下去，但是已经不言而喻。为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为把汉人赶出新疆而战斗。

而另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包括北京一些最高层次的知识精英——则更让我感到震惊，平时他们都是一副改革、开明和理性的形象，然而一谈到新疆问题，从他们嘴里竟可以那样轻易地迸出一连串的“杀”字。如果靠种族灭绝就能够保住中国对新疆的主权，我想他们可能会眼看著几百万维吾尔人被杀光而不动声色。

(21)：开发能否稳定新疆

当下北京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除了强硬镇压，另一手就是发展经济。按照他们的想法，只要发展了经济，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民族分裂就会没有市场，宗教影响也会被世俗化消减，民族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这两年轰轰烈烈掀起的"西部大开发"，相当程度就是出于这种思路。1994年以来，北京一方面在新疆民族问题上采取强硬路线，一方面大幅度增加给新疆的财政拨款（1994年29.5亿元，1995年52.3亿元，1997年68.4亿元，1997年是1994年的2.3倍）。从绝对数上看，北京给新疆的拨款比给西藏的拨款（1997年为34亿元）多一倍，是全国各省市区得到中央拨款最多的。

无论从其公布的数字，还是在新疆的实地感受，都能看出近年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民族问题却没有如北京希望的那样变小，当地民族的人心仍在渐行渐远。以经济发展来稳定新疆的思路所犯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民族问题的本质并非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企图在经济领域解决政治问题，本身已经是一种倒错，何况政治高压还在继续不断地加强，民族问题怎么可能指望得到解决？

退一步，即使仅从经济角度谈，只要政治问题不解决，资金的投入和经济开发的规模无论达到多高程度，都不一定能够取得效果，甚至效果会相反。例如北京一直标榜给了新疆多少钱，可是当地民族马上会反问新疆被抽走了多少石油，那些石油的价值是多少？被列为"西部大开发"的第一号工程是"西气东输"——即是把新疆的天然气采出后输送到中国内地。新疆人对此质疑究竟是开发西部还是掠夺西部，不能说是没有理由的。只要人心保持对立，民族之间互不信任，经济上所做的一切——不管从北京的角度认为那是出于何等的好心——都免不了会被插上殖民主义的标签。

我相信北京高层的出发点会是真心希望通过"西部大开发"缩小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差距，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使少数民族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比汉族更多的好处，从而减少少数民族的离心力。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结果一定是反过来的，汉族无疑将拿走最多的好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差距更加扩大，少数民族的不满因此只能进一步加强。北京拿出大笔的钱，最终得到的结果可能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比原来更糟。

之所以我敢这样断言，一是新疆有660万汉人，占新疆总人口的近4成。新疆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知识资源的大头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有足够的能量在任何一次新分配和新机遇到来时攫取超过当地民族的利益。举一个最简单的方面为例，新疆的经济和中国内地结为共同体，完全依赖中国内地，那么仅一个汉语的使用，就使当地民族处于极大的劣势。不要说那些与中国内地做生意的项目，就是找新疆本地的工作，汉话说得不好或不认识汉文都会在很多场合成为被淘汰出局的第一理由。在今日新疆，凡是在高层次的工作环境，会看到大部分工作人员是汉族，而底层的工作环境，如煤矿、砖窑、水泥厂的车间等，主要人员都是少数民族。

我认识一位搞语言学的朋友，不久前做的一个科研课题是设计少数民族汉语考试的分级。那是要让汉语考级如同英语考级一样规范化，还要颁发级别证书。他向我征求意见时，我说他的设计如果推行，将来少数民族找工作就得拿著汉语级别证书，门槛就会更高。他认为那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我请他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汉人在中国找工作都得取决于日语水平考级，我们会是什么感觉？少数民族在这方面是一样的心理，可不是仅仅用经济二字就能包容的。

新疆的失业很严重，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青年，经常找不到工作。新疆的汉族青年至少还有一个内地可去闯荡，少数民族青年只能在家呆著。我在新疆旅行时，经常能看到城镇和村庄街边到处是少数民族青年成群而聚，闲聊或是打闹。看著那种前景，你不由得会产生一种恐惧，一个社会有这么多青年无事可做，不能把浑身精力升华释放的时候，另一方面却在不断地积累仇恨，社会最终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实在是很难预料。

不过这里的确有经济自身的规律在发生作用。如工程招标肯定只能给最符合标的的公司，而不会考虑公司老板是什么民族。任何经营者首要追求的都是利润和效率，而不是公正和平等。既然能招到讲汉语的职工，为什么要去招只会讲维语的职工，然后还得给他们配备翻译？新疆不少农村有这样的情况，当地民族的农民嫌种地辛苦却得不到多少收入，税费又重，宁愿把自己的地转包给内地来的汉族流民。汉族流民善农耕，有市场意识，种同样的地，所得不仅能够交足当地政府的税费，自己还有可供发展的利润。当地政府自然欢迎这样的流民，他们给当地经济带来活力，也给地方财政带来收入。随著时间，这种流民的经营规模逐步变大，成为地主，遇到问题和纠纷也有钱进行摆平，建立起自己的庇护网络，他们也就在当地长期扎根和发展下去了。有些看法认为这是政府一种有计划的殖民，是汉人经济上对当地人的剥削掠夺，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样的成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更重要的还是经济规律自发地在起作用。

不管当前的"西部大开发"被赋予了多少美好的说法，在开发资源是由汉人掌握、而竞争能力又被汉人垄断的状况仍然是一种现实的时候，水往低处流，经济上的好处最终大部分被汉人所得是毫不奇怪的。当地民族只会被蛊惑人心的宣传吊起胃口，然后被现实的落差推入更大的失衡与不满之中。

我和维族朋友在饭馆吃饭的时候，维族朋友对我说："你看，在这种小饭馆里吃饭的，99％是维族，99％是自费，而去那些大饭店大吃大喝的，99％是汉族，99％是公费，这说明的是什么？！"少数民族的很多失落正是源于这种直观的对比。的确，在新疆的高档消费场所，很少看得到当地民族的人，呆在那里几乎就跟在内地城市一样，周围都是汉人，说的都是汉语。

当然，肯定也会有一部分当地民族的人能从发展中得到好处，但他们不会是普通百姓，而是权贵，他们不是因为属于当地民族的一员而得到好处，而是因为属于权势集团的一员得到好处。他们只能是数量很小的少数。专制制度使权力在中国不受制衡，产生腐败是绝对的。从这个角度看，从所谓的"西部大开发"中得到好处最多的，只能是权贵阶层，底层百姓即使能顺便沾到一些光，然而布满他们视野的，只能是比原来更为扩大的两极分化，进一步衬出当权者的强取豪夺和自身的沉沦失落。那时，"阶级仇"和"民族恨"叠加在一起，"西部大开发"的结果可能会在西部产生更强烈的社会不满和民族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