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份“通知”了解“驻寺工作组”

作者：唯色

來源：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5/blog-post_23.html

从网上发现一篇2012年1月31日《关于调整驻重点寺院工作组成员的通知》，是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政府网站于同一天登出。

这是一份重要的文本，不但提供了“驻寺工作组”的规模，而且披露了这样的信息：

1、从2011年10月起，西藏自治区向全区1700多座寺院、5400多个行政村，下派驻寺工作组和驻村工作队，共计近3万干部，迄今已是第三批。而化隆县政府的通知表明，并不只是西藏自治区才派“驻寺工作组”。化隆县本属安多藏区，称作“巴燕”，但历史上被回族不断占领，以及中共化整为零、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1949年9月建立“化隆回族自治县”，其中有5个藏族乡。

2、通知中提到的“驻寺工作组”有8个，分别入驻化隆县重要的八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夏琼寺、支扎上寺、扎西泽寺、赛智寺、旦斗寺、若素寺、卡力岗寺、乙什扎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有着七百多年历史的夏琼寺，以及作为藏传佛教后弘期发祥地的旦斗寺。

3、所谓驻寺工作显然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驻寺工作组”成员由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森林公安局，以及统战部、民宗局、610办公室等重要部门的干部，以及乡干部组成，每个工作组有12人至16人不等，共计106人。当然这只是全县其中8座重点寺院的规模。

那么，近年内，化隆县有无发生过被当局视为“分裂活动”、必须维稳的事件呢？

据我有关2008年3月遍及全藏的抗暴事件的记录，即《鼠年雪狮吼》一书记载：

2008年3月10日：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德扎寺（即支扎上寺）60多名僧人和平抗议游行，高举达赖喇嘛法像，呼喊要求自由的口号，被当局军警驱散。后有400多名僧俗民众在寺院后山举行了煨桑祈祷仪式。

又据我有关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的记录，即《自焚藏人档案》一书记载：

2013年2月24日晚，查甫藏族乡21岁农民彭毛顿珠在夏琼寺的辨经场点火自焚，表示抗议。在被家人送往西宁市医院途中遭军警抢走，之后牺牲。彭毛顿珠的家人和亲友被传讯，家被搜查，所在乡村被取消、停止发放贷款、补助等“惠民政策”。
因彭毛顿珠的自焚，传出“驻寺工作组”在夏琼寺的一些情况：之前，“驻寺工作组”在夏琼寺召集僧人开会，强调“爱国维稳”、“反对自焚”，并在寺院张贴“反自焚通告”，要求僧人和民众欢庆藏历新年。同时，僧舍被搜查，供奉在大殿中央的尊者达赖喇嘛法像被没收。
自焚事件发生之后，县民宗局局长马青德率工作组多次召开大会，强调自焚是“违法犯罪”。部分僧人被警方传唤。40多名武警驻扎寺院旁，经常搜查僧舍和僧人，禁止僧人去自焚者家中哀悼、修法，威胁违者将判刑15至20年。

2014年5月6日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广播节目，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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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关于调整驻重点寺院工作组成员的通知   

化隆县人民政府：http://www.hdhl.gov.cn（2012年1月31日）  
 
各有关乡镇党委、政府，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县直有关单位：

因工作需要，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对驻重点寺院工作组成员进行调整，现将调整后的人员名单及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查甫乡夏琼寺：

包寺县领导：李照本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常湟院 县检察院检察长
工作组组长：刘永俊 查甫乡党委书记
工作组副组长：马青德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
              多杰龙周  县公安局副局长
县工作组成员：县检察院尕仁尖措、穆生峰，县民宗局恒见，县司法局果然旦，县公安局马永年、王延平
乡镇工作组成员：曹晓平、吾尖才让、钟志庭、靳立平

二、雄先乡支扎上寺：

包寺县领导：徐喜明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马少武 县人民法院院长
工作组组长：周福明 雄先乡党委书记
工作组副组长：宁克加  县司法局局长
             冯世武  县林业局副局长、森林公安局局长
             王延华   县公安局副局长
县工作组成员：县森林公安局廖永生、李增发，县民宗局金先德，县公安局才智、多杰太，县司法局完么太
乡镇工作组成员：王有兰、周子豪、苗宝成、土登多杰

三、雄先乡扎西泽寺：

包寺县领导：赵国栋 县人大副主任
            赵晓安 县公安局副政委
工作组组长：加 华  雄先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工作组副组长：赵维荣  县610办公室主任
县工作组成员：县法院秦世忠、德拉，公安局吴海、多杰
乡镇工作组成员：赵永伟、肖峰海、朵生龙、刘伟

四、金源乡赛智寺：

包寺县领导：张发祥 县政府副县长
            李恒英  县公安局副局长
工作组组长：祁善钰  金源乡党委书记
工作组副组长：贺顺帮  县司法局副局长
县工作组成员：县司法局潘山庆，县法院石晓平，县公安局才仁扎西、才仁东智
乡镇工作组成员：白才让、拉洛、扎西、汪源福

五、金源乡旦斗寺：

包寺县领导：高雪明  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
            韩建忠  县政协副主席
工作组组长：才 仁   金源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工作组副组长：桑当周  县民宗局副局长
县工作组成员：县法院韩淼，县公安局李英善、曹进忠、斗盖，县司法局李看卓、拉毛杰
乡镇工作组成员：牛晓平、张海峰、赵玉生、扎西东智

六、德恒隆乡若素寺：

包寺县领导：李积英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冶生龙 县政府副县长
工作组组长：马锦梁  德恒隆乡党委书记
工作组副组长：杜德良 县司法局副局长
县工作组成员：县民宗局马青龙，县公安局杨德秀、田种新、石建卿，县法院雷福生
乡镇工作组成员：多杰项骞、赵志旭、包元太、韩渊文

七、沙连堡乡卡力岗寺：

包寺县领导：张胜源  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贺生忠  县政协副主席、财政局局长
工作组组长：马福英  沙连堡乡党委书记
工作组副组长：俞永红  县公安局副局长、群科分局局长
县工作组成员：县民宗局王俊，县司法局公保扎西，县公安局公保、马忠德
乡镇工作组成员：文成当智、马英成、毛吉元、白胜荣

八、石大仓乡乙什扎寺：

包寺县领导：马维忠  县委副书记
            康建文  县人大副主任
工作组组长：马如麒  石大仓乡党委书记
工作组副组长：白如林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县工作组成员：县法院马育民、尕藏，县公安局高占元、冶金明
乡镇工作组成员：马全成、徐成杉、常炳胜、胡索南

相关要求：

1、各驻寺工作组要在包寺县领导的统一安排下驻寺开展工作，严明工作纪律，在驻寺期间不得无故脱岗，凡在驻寺工作期间因脱岗造成后果者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2、各驻寺工作组要在驻寺工作期间排查化解影响寺院稳定的隐患和问题，关注寺院僧人的民生，了解僧人的实际困难，并及时解决实际困难。

3、由县民宗局牵头负责邀请省、地相关部门人员对重点寺院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二○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补记《自焚藏人档案》出版后的11位自焚藏人

作者：唯色
来源：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5/11.html

《自焚藏人档案》于2013年9月由台湾雪域出版社出版，记录了2009年2月27日-2013年7月20日，境内120位自焚藏人、境外4位自焚藏人的档案，以及境内外7位试图自焚或自焚未成的藏人档案，以及2009年之前自焚的两位流亡藏人的档案。这之后，至2014年4月15日，境内外又有11位藏人自焚抗议，在此补充记录：

2013年8-12月，5起自焚（境内藏地4起，境外1起）

第125位藏人自焚：2013年8月6日，僧人嘎玛俄顿嘉措在加德满都自焚牺牲

嘎玛俄顿嘉措（ཀརྨ་ངེས་དོན་རྒྱ་མཚོ། Karma Nyedon Gyatso）:

境内当雄（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羊八井镇）人，僧人，39岁。

2013年8月6日，拉萨传统节日“雪顿节”之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当地时间上午7时半，传出一位藏人僧侣在博拿佛塔转经道上点火自焚，当场牺牲的消息。

一位澳洲游客陈述目击盘腿而坐的嘎玛俄顿嘉措自焚情形：“我以为他点酥油灯时大腿不小心着火。然后我看见他往头上倒了瓶似乎是汽油的液体，火势蔓延开来。我没听到他发出声音。我开始呼喊求救。他蹲着，一脸扭曲可是却没喊叫。约2分钟后一路人拿着一桶水往他身上泼浇灭火势。另一位男子拿着灭火器出现。他的僧袍已烧成灰烬。”

约15分钟后尼泊尔警察抵达现场，用红布将自焚藏人遗体包裹带走。与对待2013年2月13日在加德满都自焚牺牲的来自康地的朱古竹钦泽仁一样，由于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尼泊尔政府不但不把他的遗体交与藏人流亡社区依佛教传统安排葬礼，甚至将遗体轻率火化，骨灰被扔弃。

嘎玛俄顿嘉措于1974年出生在拉萨当雄县羊八井镇，俗名为丹巴竹杰，流亡前为羊八井寺僧人。他的父亲名叫嘉央扎西，母亲名叫吾坚。他于2012年1月30日流亡抵达位于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站，曾去过印度，后返尼泊尔。

第126位藏人自焚：2013年9月28日，牧民西琼在阿坝县各莫乡自焚牺牲

西琼（ཞི་ཆུང་། Shichung）：

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阿坝县各莫乡）人，牧民，41岁。

2013年9月28日下午约4点半，牧民西琼从当地正在举行的名为“缅顿”的法会上返回家中，而后在自家门前将自身点燃，喊着口号向公路跑去，随即倒地牺牲。

僧俗民众将西琼遗体送回他家，当局派出上百军警进行威胁，要求交出西琼遗体。在村里老人恳劝下，民众们只能眼看着西琼遗体被军警抢走，法会也只好提前结束。之后，西琼的遗体被当局擅自火化，骨灰被强迫撒入河中。

自焚牺牲的西琼遗下妻子和一对儿女，妻子名叫瓦罗，39岁；女儿名叫才波，18岁；儿子名叫平措，14岁。西琼除放牧务农外，平时还兼做裁缝，为乡亲缝制藏装。

而在当地举行“缅顿”法会时，当局诸多官员与军警到现场进行警告与监视。当时西琼曾对朋友說：“这些汉人不会让我们安心，我真的需要在他们面前实施自焚。”这应该视为西琼留下的遗言。第二天中午，西琼在尊者达赖喇嘛法相前供奉了一盏酥油灯，继而点火自焚。

西琼自焚牺牲后，当地的各莫寺和赛格寺及民众受到当局严格管制。

第127位藏人自焚：2013年11月11日，僧人才让杰在班玛县自焚牺牲

才让杰（ཚེ་རིང་་རྒྱལ། Tsering Gyal）：

安多果洛（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人，觉囊派阿什琼寺僧人，20岁。

2013年11月11日下午5点左右，僧人才让杰在班玛县城丁字路口的“八瓣莲花”像前呼喊“嘉瓦仁波切千诺”（意为尊者达赖喇嘛，请护念我），点火自焚，重伤，被军警灭火后带往班玛县人民医院，随后在转往省会西宁医院的途中，才让杰牺牲。

才让杰在牺牲前，给两名陪同他的亲属留下遗言:“我今天是为了境内外藏人团聚而自焚，一定要搞好藏人内部的团结，保护好西藏的语言、文字和传统习俗，这是我唯一的愿望。若能这样，境内外藏人定能团聚”。

才让杰出生于班玛县江日堂乡的牧民家庭，父亲名叫西彭，母亲名叫仁卓，家有八个兄妹，他的舅舅朱古强曲白是阿什琼寺的住持。

才让杰自焚的时间，正值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之际。

才让杰是班玛县自焚的第二位藏人。2012年12月3日，班玛县班纳合寺僧人、29岁的洛桑格登在班玛县莲花街三岔路口点火自焚，双手合十，呼喊“藏人们请团结！”、“不要内斗！”，当场牺牲。之后，当地多名藏人因为从军警手中抢回洛桑格登遗体而遭当局严惩，被判刑1年半至10年不等。

而才让杰自焚牺牲后，当地僧俗藏人多达17人陆续被当局拘捕，包括阿什琼寺高僧图旺仁波切、纠察师布达嘉、纠察师格勒及其弟次拉杰等人。

才让杰家乡的江日堂寺堪布益西宁布遭当局通缉，在逃难中。当地女教师央措因手机微信上存有堪布益西宁布发来的才让杰照片被开除公职，还遭毒打住院。

第128位藏人自焚：2013年12月3日，牧民贡却才旦在阿坝县麦尔玛乡自焚牺牲

贡却才旦（དཀོན་མཆོག་ཚེ་བརྟན། Konchok Tseten）：

安多玛曲（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人，后入赘到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麦尔玛乡），牧民，30岁。

2013年12月3日下午5点左右，牧民贡却才旦在阿坝县麦尔玛乡政府前点火自焚，呼喊“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让尊者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双手合十，倒下后被当地干部扑灭火焰，随后被军警和警察强行带走，多名藏人因阻拦被拘捕，包括贡却才旦的妻子及其几名亲属。

贡却才旦在被军警带往阿坝州首府马尔康县的途中不幸身亡。他的遗体被当局擅自火化，虽然将其骨灰交给了贡却才旦的一名亲属，却没有说明关于火化的情况。

贡却才旦出生于甘南州玛曲县齐哈玛乡吉勒合村的牧民家庭，父亲名叫桑阔，母亲名叫奥嘎。他入赘到阿坝县麦尔玛乡成家，妻子名叫南囊，现28岁，两人有两个儿子：4岁的恰多杰，3岁的华泽杰。

贡却才旦因带头参与2012年1月23日在阿坝县麦尔玛乡发生的上百名藏人示威游行活动，被中共当局通缉，但一直未能被抓捕。

第129位藏人自焚：2013年12月19日，僧人次成嘉措在夏河县阿木去乎镇自焚牺牲

次成嘉措（ཚུལ་ཁྲིམས་རྒྱ་མཚོ།Tsultrim Gyatso）：

安多拉卜让（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阿木去乎镇）人，阿木去乎寺僧人，42岁。

2013年12月19日下午2点45分，僧人次成嘉措在阿木去乎镇的街上点火自焚，当场牺牲。当地僧俗藏人用黄绸将他的遗体包裹，送回阿木去乎寺，约400多名僧侣为次成嘉措举行了超度祈福法会。但军警闯入阿木去乎寺抢走次成嘉措的遗体，并在夏河县拉卜楞镇火葬场强行火化。当局还张贴“四个坚决不准”的藏汉文通告：“一、不准聚集、围观自焚事件。二、不准僧人为自焚者超度、诵经。三、不准吊唁慰问自焚者家属。四、不准私自处理自焚者尸体。”

次成嘉措在自焚前亲笔写下遗书，题为：

雪域斗士次成嘉措为了藏人的团结与福祉而自焚——金子般的眼泪
唉！眼泪，心口疼痛。
亲爱的哥哥，你能听到吗？你能看到吗？六百万藏人的苦难向谁诉说？黑汉人暴虐的监狱，夺走了我们黄金白银般的宝库，使百姓们处于苦难中，想起这，不禁流泪。
将我宝贵的身体燃烧，为了尊者达赖喇嘛返回故土，为了班禅喇嘛获得释放，为了六百万藏人的福祉，我将身体献供于烈火。以此祈愿消除三界众生的苦难，证得菩提之道。
佛、法、僧三宝，请保佑无助的人们。雪域同胞们要团结，不要被奸诈小人受骗。
——雪域斗士次成嘉措。

次成嘉措出生于安多桑曲阿木去乎尼玛龙部落（今夏河县阿木去乎镇尼玛龙村）的牧民家庭，父亲名叫旦正扎西（已故），母亲名叫拉姆吉，家中还有才贝、觉巴、桑杰卓玛三个兄妹。次成嘉措17岁时进入阿木去乎寺，是一位深怀慈悲、修学有成的合格僧人。

次成嘉措是第5位自焚的阿木去乎镇人，是第16位自焚的夏河县藏人。

2014年2-4月，6起自焚（境内藏地6起）

第130位藏人自焚：2014年2月5日，牧民彭毛三智在泽库多禾茂乡自焚牺牲

彭毛三智（འཕགས་མོ་བསམ་འགྲུབ། Phagmo Samdub，又写帕莫桑珠）：

安多泽库（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多禾茂乡牧民、在家密宗修行者，27岁。

2014年2月5日晚约21时半，牧民彭毛三智在多禾茂乡第二完小（又称万青宁寄宿制完小）附近点火自焚，迅即赶至的警察将重伤的彭毛三智强行带往泽库县，当局立即严密控制通讯，严防自焚信息外传，并部署大批公安和武警，对泽库县城、自焚之地多禾茂乡及邻近县区采取了严密的戒备措施。有消息指他在自焚现场已经牺牲。

彭毛三智是多禾茂乡塔士乎村牧民，及在家密宗修行者，有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与女儿。其母名叫珠姆。

彭毛三智自焚后，当局拘捕了他的弟弟、僧人嘉措，以及华多夫妇、白玛、才旦加等藏人。

之前，仅在泽库县多禾茂乡已发生4起自焚抗议事件，即：2012年11月17日自焚牺牲的牧民桑德才让；2012年11月23日自焚牺牲的牧民达政；2012年11月25日自焚牺牲的尼师桑杰卓玛；2012年12月9日自焚牺牲的女中学生班钦吉。而最新发生的彭毛三智的自焚，即多禾茂乡第5起自焚抗议事件。

彭毛三智是2014年第一位自焚藏人。

第131位藏人自焚：2014年2月13日，洗车店主洛桑多杰在阿坝县自焚牺牲

洛桑多杰（བློ་བཟང་རྡོ་རྗེ། Lobsang Dorjee）：

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贾洛乡人，曾为格尔登寺僧人，自焚前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经营洗车店，25岁。

2014年2月13日下午约18时半，洛桑多杰在阿坝县洽唐街（被当地民众称为“英雄街”）呼喊抗议口号，双手合十，点火自焚，部署在阿坝县城的大量军警迅即赶至现场，扑灭洛桑多杰身上的火焰之后将他强行带走，随即阿坝县戒备森严。三天后，即16日，洛桑多杰在阿坝州州府马尔康县的州医院牺牲，他的家人要求当局交还遗体被拒绝，只收到骨灰。当地很多民众为他去寺院点灯祈福。

洛桑多杰出生于阿坝县贾洛乡的牧民家庭，父亲名为才巴，母亲名为娜梅吉，有四个子女：姐姐达措，妹妹梅梅，弟弟扎西，洛桑多杰为老二，尚未结婚。

洛桑多杰曾为格尔登寺僧人，还俗后与母亲和弟弟在相邻不远的达日县经营洗车店。数日前，洛桑多杰回到阿坝县家里，朝拜寺院，参加法会。昨日自焚前，他还去格尔登寺观看金刚法舞。

迄今，仅属阿坝县贾洛乡籍的自焚藏人就有11位，即：2012年1月6日自焚牺牲的牧民次成，2012年2月11日自焚牺牲的尼姑丹真曲宗，2012年2月13日自焚后生死不明的僧人洛桑嘉措，2012年3月4日自焚牺牲的牧女仁钦，2012年3月5日自焚牺牲的牧民多杰，2012年3月28日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西绕，2012年8月6日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次成，2012年8月27日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格桑，2012年8月27日自焚牺牲的牧民旦木曲，2013年2月3日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朗杰，以及，2014年2月13日自焚后生死不明的洗车店店主洛桑多杰。

第132位藏人自焚：2014年3月16日，僧人久美旦真在泽库县自焚牺牲

久美旦真（འཇིགས་མེད་བསྟན་འཛིན། Jigme Tenzin）：

安多泽库（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僧人，29岁。

3月16日早上7点，久美旦真在泽库县夏德寺外自焚，重伤。夏德寺僧人将他抬到寺院，为随即牺牲的他举行了超度祈福法会。当局立即封锁了该地区的通讯，并从夏德寺抓捕了14名僧人，其中11人至今被拘留。在拘押期间僧人皆遭毒打。久美旦真的两个兄弟于18日遭拘押，23日获释。久美旦真的父亲呼吁当局不要惩罚夏德寺，却于3月22日被拘捕，至今下落不明。

目前夏德寺有大量军警进驻，所有僧人被“软禁”，参加为期100天的“法制教育”。

久美旦真出生于泽库县夏德日乡牧民家庭，父亲名叫拉杰嘉，母亲名叫央廓。久美旦真为夏德寺僧人，并在安多地区著名大寺隆务寺（位于热贡即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学佛多年。

第133位藏人自焚：2014年3月16日，僧人洛桑华旦在阿坝县自焚牺牲

洛桑华旦（བློ་བཟང་དཔལ་ལྡན། Lobsang Palden）：

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3岁。

3月16日，是2008年安多阿坝抗议民众被当局军警枪杀六周年纪念日。自此，3月16日被藏人称为“阿坝屠杀日”。始于2009年2月27日的第一起自焚，即格尔登寺僧人扎白正是因为纪念遇难者一周年的祈祷法会被取消而自焚。之后，2011年、2012年、2013年的3月16日，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彭措、洛桑次成、洛桑妥美相继自焚牺牲，以表达对中共镇压阿坝及全藏的抗议。

2014年3月16日上午11点半，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华旦正是在西藏自焚抗议运动的第一人——扎白自焚之处点火的，也即阿坝县洽唐街。因为有十多位藏人在这条街上自焚，这里已被当地藏人称为“英雄街”，而传遍全藏地。伤势严重的洛桑华旦当即被军警带走，五天后牺牲在医院。

洛桑华旦出生在阿坝县麦尔玛乡三大队（阿谢仓）的牧民家庭，父亲已故，母亲名为南科，继父名为西热，有兄弟姊妹多人，并有弟弟也是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华旦自小出家，一直在格尔登寺学习佛法。他在自焚前留下给母亲、兄弟姊妹及老师、同修的遗书，主要内容是感恩母亲抚育，永远要做利他的善事，民族之间团结，特别要与汉人邻居团结，只有双方互利才能共存。

遗书内容如下：

“想要对父母、兄弟姐妹们说的是：民族间相互团结，诚心相待是正确的。心怀妒恨招致失败，诚心相待会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同样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行，不要愚昧行事是极为重要的。

“如果是学生，要做到学业有成；如果是父母，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如果是商人，要做到双方有利。不论是农民还是牧民，要孝敬父母。

“对全世界，特别是对汉人邻居要团结，只有相互团结有爱心，才可以将我们的想法向对方说明，也可以有所作为，不是吗？哦！我要向你们说的是，要时常把有利他人和有利自己区分来开，要常求有利别人，不求有利自己，因为幸福的根源是有利他人及团结一致。

“愿阿妈、祖母、姨姨、舅舅、姐夫以及我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及所有与我有关的亲人，以及，付出心血教育我的老师，我的同学们事事顺利，心想事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利他。

“我的阿妈啦！您用慈爱养育了我们，我们是在您的血汗中逐渐成长，我们在您的怀抱里得到无尽的快乐，您给予我们太多太多，让我们顺顺利利，没有任何困难，一切只因您的慈悲。感恩我的母亲！一切是您给的，如果要一一详述，永远也没法说完，所以就说这么多吧！

“以上一定有很多错别字，我向你们表示抱歉。（华旦，或雄鹰智华，或素食者，或哈哈哈短腿敬上）”

第134位藏人自焚：2014年3月29日，尼师卓玛在巴塘县自焚

卓玛（སྒྲོལ་མ།Dolma）：

康巴塘（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人，尼师，31岁。

3月29日下午3时多，尼师卓玛在巴塘县被改名为“康宁寺”的曲德贡巴的转经路上点火自焚，在场的藏人信众立即扑灭火焰，并将烧伤的尼师卓玛送往当地县医院。医院立即被军警严密封锁，当地通讯曾被阻断，但据消息，尼师卓玛“目前暂无生命危险”。而当时与她一起转经的三位尼师，巳被警方带走，尚无消息。

尼师卓玛出生于巴塘西松贡乡（在金沙江对岸，现已划入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芒康县）的农民家庭，父亲名叫尼玛，母亲名叫旺姆。其家族名为东拉卡，是巴塘境内的大户人家，巴塘大寺曲德贡巴（被改名为“康宁寺”）的三位转世仁波切以叔侄辈份出生在其家族中，有多位前辈在1950年代反抗中共的战斗中牺牲或入狱。

尼师卓玛焚之前住日登寺，自焚之前在日登寺磕等身长头已有数月。

而尼师卓玛自焚的地点，正是3月30日早晨去世的藏人共产党人、革命家平措汪杰先生的家乡——藏东康区的巴塘县。这是在巴塘县发生的第一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

第135位藏人自焚：2014年4月15日，农民赤勒朗加在道孚县自焚牺牲

赤勒朗加（འཕྲིན་ལས་རྣམ་རྒྱལ། Tinley Namgyal）：

康道坞（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人，农民，32岁。

4月15日中午12时多，赤勒朗加在道孚县孔色乡自焚抗议，当场牺牲。

当地僧俗藏人闻讯赶到自焚现场，将赤勒朗加的遗体抬往孔色乡的宁玛寺院各它寺，举行了祈福超度法会。之后，赤勒朗加的家人将他的遗体送回家中，17日深夜火葬。

赤勒朗加是孔色乡格勒村农民，父亲名叫堆罗，已经去世，母亲名叫白拉，他在家中三个子女中排行最小，尚无结婚。

赤勒朗加在自焚前给友人和家人留下遗言：“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困难，根本没有自由。”“藏人没有自由可言，连骑摩托车到县城购物都受到阻拦”。“如果自焚的话，对西藏整体利益有多大作用？对获得自由有多大帮助？”

赤勒朗加自焚牺牲后，他的生前照片及自焚现场照片迅速被传出，藏人们还在照片下用藏文写道：“在道孚有一位名叫赤勒朗加的同胞，为了藏民族的政教燃烧了自己的身体，是民族的英雄，我们表示沉痛哀悼。”

道孚县是康区敏感地区，2008年以来发生过群体抗议、祝福尊者达赖喇嘛诞辰集会、五次自焚抗议以及不过“洛萨”（藏历新年）、“罢耕”、“吉度呢颇”等不合作事件，一直被当局严防与管控。赤勒朗加自焚牺牲后，他的家人陆续遭到当局的传唤和恐吓，日琼等多位藏人被拘捕。

迄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已有5位藏人自焚抗议，包括僧人、尼姑、流亡者和农民，即：2011年8月15日自焚牺牲的道孚县灵雀寺僧人次旺诺布；2011年11月3日自焚牺牲的道孚县铜佛山觉姆庙尼师班丹曲措；2012年3月26日自焚牺牲的原籍道孚县、流亡印度的学生江白益西；2013年6月11日自焚牺牲的道孚县巴秀扎嘎寺尼师旺钦卓玛；2014年4月15日自焚牺牲的道孚县孔色乡格勒村农民赤勒朗加。

情系84名孤儿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78424.html
发表时间：2008-04-07 23:07:13

2006年7月24日中午，灼热的阳光煎烤着大地，使人有一种被架在馕坑或烤炉上的感觉。行人就像老鼠躲猫一样，心情烦躁，火烧火燎地逃离尖刀似的紫外线，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乌鲁木齐火车南站三号站台上，一位中年维吾尔男子流着热泪，频频向从车窗内探出头来的一张张小脸招手，嘴里不听地说着什么。车窗里的几十个孩子，早已哭成了泪人，一个个挥动着小手，一遍又一遍地喊着“爸爸再见！”。列车已经启动，这位男子挥手的动作幅度突然大了起来，并不由自主地追着缓缓启动的列车，像是要拉住这个逐渐加快速度的庞然大物。就连几位送别亲友的局外人，也被这一场景感动，同时更想搞清心中的疑问：一个男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10来位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也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一个个偷偷地抹泪。尤其是那几位漂亮时髦的女记者，已经顾不了破妆，不停地换着擦泪的纸巾。

这些记者已经跟着这些孩子，在乌鲁木齐活动四天了。他们在定格这幕感人的送别场景同时，脑海里闪过一幕幕意想不到竟又震撼人心的镜头。

四天前，岳普湖县孤儿院的40名孩子，闪动着兴奋、惶恐和好奇的眼神，就像察觉到异常情况的小兔子，一个个非常拘谨地从这里下了车，簇拥着他们的“爸爸”——新疆爱德扶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艾尼瓦尔·买买提，走出了出站口。艾尼瓦尔则像护卫鸡仔的老母鸡，尽量张开他那并不博大的双臂，拥着40个孩子，回答着记者的提问。镁光灯在闪烁，摄影机在转动，麦克风在记录，采访笔在流动。

关注媒体报道的人们都知道，艾尼瓦尔于两年前慷慨解囊，使濒临关门的岳普湖县孤儿院重新运转起来，同时也意外地成为84名孤儿的“爸爸”。两年来，84名孤儿成了他的最爱，成了他最大的财富，也成了他津津乐道的话题。他时刻牵挂着84名孩子的学习、生活和成长情况，为他们三番五次地送去学习和生活用品，打电话一一询问他们的近况,甚至送去游艇帮助他们创收，改善孤儿院的学习生活条件。暑假刚开始，他为了让生活在偏僻乡村的孩子们开开眼界，长长见识，特意安排他们来到首府观光学习。虽然他们以前的命运是不幸的，但他们这次能够如愿完成“心愿之旅”，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至今为止，还有许多父母双全的南疆贫困地区乡下的孩子，也许这一辈子都捞不着这样的机会，来大都市开开眼。

当然，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一举措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广告策划，因为艾尼瓦尔毕竟是个生意人，他绝对不做赔钱的买卖。只是他将经营行为与社会公益事业结合得如此巧妙，真可谓天衣无缝，无可挑剔，就是在商业运作上也是高屋建瓴，大家风范，让人不得不心服口服。按照他自己的话说，自己刚开始筹措这件扶贫济困的善举时，商业功利目的是重了一点，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毕竟是84个有血有肉的生灵啊，与这些幼小脆弱的孤儿接触久了，自然就会混出感情来，逐渐地忘却了最初的功利目的，自己也好象变得高尚起来，心灵也变得纯洁了。他现在已经非常喜欢这些可爱的孩子，每天不给其中的一个孩子打个电话聊聊，就觉得身上少了什么。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况拼杀商场的热血男儿？其实，越是表面上看去非常冷血的商战大将，就越是渴望人间烟火，更注重儿女情长和天伦之乐。只是他们将这些情感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男儿有泪不轻弹罢了。面相显得过于冷峻和干练的艾尼瓦尔，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在商战方面肯定也是个铁腕人物。可人们没有想到他却以实际行动，实践着维吾尔等中华民族尊老爱幼、扶弱济贫的传统美德，并在其中得到了某种人格上的升华，心灵上的慰籍，情感上的寄托，使自己的善良人性和爱心柔肠找到了得以释放的平台，情感生活充实而萧洒，可谓其乐融融也。

何止艾尼瓦尔一个人如此，这40名孤儿的到来，引起了首府各种人物的关注，拨动了人们内心同情弱者和人性向善的那根神经，引发了人们一系列行侠仗义的举动。这不，自治区党委常委肖凯提·依敏来了，他代表自治区党政领导，专程来到这些孤儿中间，问寒问暖，亲切勉励，同时首肯艾尼瓦尔的善举；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肉孜·司马义等民政、劳动保障、妇联、共青团部门的领导和慈善总会、文艺团体的代表来了，他们代表社会各界人士，给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孤儿，献上了一分爱心和安慰，并阐发和传递出这个社会倡导扶贫济困等道德价值取向的社会舆论导向；著名的以自己微薄的退休工资捐资帮助贫困学子完成学业，被人们亲切的称为“慈祥的母亲”群体的代表热依汗·卡斯木来了，她以不太熟练的汉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她不无幽默地说：“谁说岳普湖县孤儿院的孩子们只有父亲没有母亲？我们30名老太婆就是你们的妈妈，就是你们的奶奶。”引起台下听众一阵儿会意的笑声。乌鲁木齐“SOS”儿童村的20名孩子来了，带着他们稚嫩无暇的友情和精心编排的节目，与来自乡下的兄弟姐妹同台翩翩起舞，欢声笑语，将晚会推向高潮。参加联谊活动的人们虽然不停地热情鼓掌，但一个个面色沉重。孩子们充满童真和欢快的文艺表演，与现场观众凝重的恻隐之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人感到呼吸沉重，无法面带笑容。大部分女士们眼里闪着泪花，因为她们心理明白，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少儿联谊，而是一群曾经内心充满失去爹妈的酸楚和痛苦的孤儿之会。

乌鲁木齐华瑞大酒店则无偿提供了活动场地和服务，表达出企业界对社会福利事业的关注和对艾尼瓦尔扶贫济弱义举的支持。

第二天一大早，传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孩子们下塌的百川大酒店总经理马士红作出了一个义举，为孩子们提供4天的免费住宿，并给每个孩子准备了学习用具。接着，此类消息和情况接踵而来。新疆大学后勤服务中心泉湖餐厅负责人吐尔逊娜依·阿布力米提、绿洲宴会厅经理努尔尼沙·吐尔逊、故乡宴会厅经理阿米娜·卡斯木、阿克尤里宴会厅经理阿米娜·阿图什、乌市苏碧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伊力亚斯·买买提和新疆天牧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萍等一批古道热肠的企业家，分别以自己的方式，无偿资助了孩子们在乌鲁木齐的活动，表现了自己扶弱济困的美意。热依汗代表30位“慈祥的母亲”，与伊力亚斯·买买提一样，分别为这84名孩子购置了新衣服。就连国际大巴扎门前3号冷饮店的小老板玉素甫·亚森也力所能及，在这三伏酷暑为孩子们免费提供了冷饮和西瓜等。他们在潇洒地实施这些义举时，面部表情是肃穆的，怀着某种信徒进入圣殿时的虔诚和庄重，使人无法理解他们此时此刻是在赎罪，还是在还愿。此外，八路军驻疆办事处遗址纪念馆、乌鲁木齐烈士陵园、国际大巴扎、水上乐园、动物园、红山公园、水西沟风景区和自治区博物馆等单位，也毅然放弃在这旅游旺季大赚一笔的念头，为这些孤儿提供了免费服务。可以这么说，这4天无论这些孩子走到哪里，那里就有一片爱的绿荫；无论他们出现在哪里，那里就弥漫着某种同情与爱怜的氛围。人们以各自的方式，或伸出援助的臂膀，或投去关注的一瞥，使这些孤儿感到了人心的善良和社会的温暖。

这4天，艾尼瓦尔始终和这些孩子待在一起，同吃同行，不是跟这个孩子谈几句，就是与那个孩子聊一阵儿，显得异常兴奋，心情也格外的愉快惬意。而这些孩子也逐渐放开了自己，不像刚来时那么拘谨，频频在他面前撒娇、做鬼脸。特别是几个年纪较小的孩子，像敖敖待哺的小鸟，争相伸出小嘴，让他喂饭，看上去一片亲情交融，共享天伦之乐的温馨景象。

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特殊的生长境遇决定了这些孩子很有素质，他们都格外地懂事听话，集体意识和纪律性极强。这一点在他们到“SOS”儿童村话别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儿童村的孩子可能因为见多识广，一个个活拨好动，顽皮不羁，而他们则一个个像个小大人，显得规规矩矩，按部就班，整齐划一，很少骚动，像是临来首府前受过专门训练。人们在赞叹他们乖巧的同时，不得不体察到失去亲生父母给他们造成的心理阴影、性格缺失和某种先天性的拘谨懦弱，缺少应有的童真童趣，更加使人感到心情沉重。此情此景使许多看到这些孩子的人，动了想收养其中几个孩子的念头。而听到这种议论的艾尼瓦尔，则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对着手机大喊：“我收养你的孩子行不行？”

真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洋溢着爱心与温馨快乐的4天，就这样很快过去了，他们最不愿意想象的分别就在眼前。虽然艾尼瓦尔和孩子们分手前都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可到了车站月台，还是抑制不住喷涌而出的泪水。分别的泪水虽然有点儿辛酸苦涩，但也流得畅快淋漓，流得赏心悦目，流过之后便是甜甜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对于随同采访的记者，流泪也许意味着感悟人性与人情的情感支付，理解和诠释真善美的思想投入，同时也许是洗礼身心和荡涤灵魂的必须。

是的，喧闹的都市，激烈的竞争，无情的钢筋水泥，使久居城市的人心变得日益烦躁冷漠甚至麻木。这84名孤儿的到来，使一些与之朝夕相处的人们，经历了一次感悟人之初性本善的心理旅程，至少可以找回一点自己原本存在的本性中的善良一面，回归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真善美之中。

而这些孤儿的心愿之旅，则将在今后的成长过程中，对他们修复心理障碍，重新建立自信，重塑一个完整自我产生积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心愿之旅使他们大开眼界，思绪万千，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使他们从此产生一种博大的开放心态，知道山外有山，而且那山还比这山高，从而激起他们奋发向上的勇气。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在都市的某个角落，碰到他们之中成功的几位呢。

【译者访谈】罗伯特·巴内特教授回答读者汇问

来源：译者网站
http://yyyyiiii.blogspot.hk/2012/04/blog-post_23.html

核心提示：最近四川及其周边的藏区很不平静，从去年3月到现在，共有三十多名藏人自焚。我们前段时间译介了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研究所所长罗伯特·巴内特教授的两篇文章，讲述他对自焚藏人和藏区整体情况的看法。

我们有幸从读者中收集到五个问题，向巴内特提问。谢谢各位关注我们这次汇问的读者，也感谢罗比。下面是读者的问题和巴内特教授的答复：

1. a) 请问教授您是否认为如果达赖想要返回中国，则他对十一世班禅的­立场就构成了双方谈判的一大障碍，您认为应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如果你指的是目前在北京的中国官方班禅大师，他的地位和称号对中国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面子"问题，因为他们选择并认定了他。这尤其复杂，可能会令人尴尬，因为他们使用了强权。阿嘉仁波切在他逃离中国之前曾经深深地卷入这些事件，根据阿嘉仁波切自传中的描述，他们可能还用了点欺骗。 [英文，中文介绍] 达赖喇嘛选定的灵童被大多数藏人接受，1995年被迫"失踪"，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是双方一次严重的事件，如你所言，我们认为一般来说，中国会试图强迫藏人接受目前的安排。

这个问题是否困难取决于中方，因为对于藏人来说，这一问题不难解决。在西藏文化中，某个喇嘛常常可以有多个转世。在这些情形中，藏族传统上有些解决方法，例如，给两位灵童不同的称号。在一些例子中，他们可以说，一位活佛可以转世为"心"和"意"两个化身。或者，他们可以允许另一位转世灵童继续传法给他自己的信徒，而无需政府干预。这和十世班禅大师的情况类似 —— 在20世纪30年代，拉萨有另外一名灵童，中国希望认定他们自己的灵童。在1951年和北京的谈判中，西藏政府被迫接受北京的灵童，但是拉萨的灵童被认为是"候补班禅（Panchen Outrul)"，直到今日，他还有很多学生，也受到尊重（他现在居住在爱尔兰。http://www.jampaling.org/rinpoche.html）

按照藏族习俗，解决转世问题的困难部分在于哪位灵童被认定拥有"拉让"，前一代喇嘛的个人资产。在班禅大师的例子中，他的主寺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因此，这可能需要两方来讨论和解决。但是这更可能是个实践的问题。类似的，双方将讨论中国的班禅大师是否会在新的西藏政府拥有官方职位。如果中方坚持他们的班禅喇嘛必须在政协继续其职位，藏人应该不会反对；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职位是个花瓶，没什么实际权力。但是在西藏历史上，没什么规则或习俗说班禅大师必须在西藏政府中担任显赫政治职位。事实上，我没听说过班禅大师在西藏有什么政府或国家职位，直到1951年，毛泽东创造性地重建了西藏政府制度，坚持班禅大师担任政治职位。国民党曾经试图辩称，班禅大师在西藏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角色，1950年之后，西北军政委员会也持类似的观点，但是这只是中国对西藏政治的干涉，与西藏实际情况无关。

在这一事件中，藏人一方肯定会坚持失踪的班禅大师，由达赖喇嘛认定并得到多数人认可的那位，被认定为高级喇嘛，只要他自己不反对，也许拥有一个稍微不同的称号。如果双方想解决班禅大师的争议，他们可以为两位转世找到合适的宗教称呼。这样双方都有面子，相应的，藏人可能会同意中国一方给他们的班禅大师稍高的官方地位，也许有个修改的名号。

所以，这和其他的中国-西藏问题一样：如果双方真的有政治意愿，他们能够找到方法，轻松解决。但是这儿存在一些问题，法律的角度和习俗的角度不同。中国政府倾向于按照严格的法律框架讨论藏族宗教、风俗和政治。这一角度不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支持，因为实际上，这些系统高度灵活、可谈判且可变。因此，中国说，活佛转世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来决定，而藏人用一些佛教仪式和模糊的传统风俗，这样在幕后更容易适应不同情况。这是双方冲突的重要缘由之一。如果你要为这些争端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你需要检视历史、宗教和习惯，用风俗来治理而不是严格的法律，这样你相对容易找到妥协方案。

我认为我们应该记住，我们需要提醒中国政府，这些事情并不总是决定于政府或政客们。在有关喇嘛转世的争端中，公众观点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法律法规在这些争端中没什么用。过去，直到现在，西藏政府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这些事情，它无法强迫人民相信他们不同意的事情。它也不得不考虑舆论。西藏有关转世的纠纷大多如此。在班禅转世这件事上，如你所知，大多数藏人看起来只接受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转世。但是大多数也认为，中国的班禅转世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喇嘛的转世。因此，他们仍然自动地尊重他，可能接受一个妥协方案，例如调整他的名号。

b) 附带请教，您认为达赖转世选出的最好方式是什么？（我的意思是指­，如果新达赖完全没有中国政府的认可，可能连现在的谈判都无法进­行了，毕竟中国一直说谈的是达赖的私人问题）

下一世达赖喇嘛转世一定会给中藏双方带来复杂的斗争，除非在现世达赖喇嘛过世之前就有某种协议，中国政府和境内藏人之间也不得安宁。中国说，只有它才能选择并认定达赖喇嘛转世（2007年，中国通过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中国日报的英文报道。）；但是达赖喇嘛说，决定如何寻访他的转世，这是他个人的职责（达赖喇嘛的正式声明：英文版，中文版），他的论点是基于风俗和传统。如果中国坚持法律的方式，它将不得不使用武力，他无法得到藏人的普遍支持：在宗教事务上，人们遵从习俗，听取他们的佛教上师的建议，而不是法律或者政府的命令。大多数文化都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总统无法劝说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为其雇佣的非基督教女性支付医疗保险。因此，除非达成协议，达赖喇嘛的转世会造成严重的纠纷—— 会出现两位15世达赖喇嘛，就像现在有两位班禅大师一样。

谈判的问题则有些不同。中国官员在公开场合总是很强硬，但是他们私底下不一定相信。如果他们认为这对他们或者对中国有帮助，他们会改变。因此，他们说他们仅讨论达赖喇嘛的个人前途问题，但是有时他们也和藏人代表讨论西藏自治的事情；他们只是说，他们不会这样做。类似的，未来，他们也许说他们只讨论下一世达赖喇嘛的个人地位问题，但是我想，实践中，他们也会想讨论噶玛巴的个人前途问题。如果他们真的想继续谈判，他们会找到办法。例如，甚至在下一世达赖喇嘛长大之前，他们会与他的代表洽谈。所以，达赖喇嘛过世后，如果谈判继续，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这也不是很可能。实际情况下，一旦达赖喇嘛过世，和流亡藏人的谈判可能就没了，或者没什么用，除非噶玛巴成为主要角色。

但是我们得记住，流亡藏人可能不会总是和中国谈判或争端的主要参与方；他们现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达赖喇嘛和噶玛巴。人们总是忘记，流亡藏人政治只是整体藏人政治的一小部分。对于中国而言，重要的政治挑战来自于西藏境内，如果有没有流亡藏人，他们都存在。实际上，如果达赖喇嘛过世，他们可能会更强硬；可能是因为达赖喇嘛对西藏境内的政治有些缓和作用，但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内无法知道。现在没人有达赖喇嘛那样的魅力和支持度，但是，一旦他过世，西藏境内可能出现新的领导者。比起流亡藏人，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多，他们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大不一样的挑战。一旦如此，政府将会碰到和内地不一样的挑战，情况大不相同，因为内地的人们并不团结。

2. 我很关心中国民主转型与西藏（其实也包括新疆）未来的关系，在中­国，很多人相信，中国民主之日，也就是藏疆独立之时，不知您怎么­看民主化与民族国家之维持统一的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学者和活动分子有着不同的观点。首先，我们应考虑有意义的自治，而不是独立。一些评价家认为，中国的民主改革会创建一个制度，藏族、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会在中国内部得到某种自治，允许他们心安理得地表达他们的需要和观点。其他一些人赞同严家其在1993年提出的联邦制度（中文报道、英文），08宪章提出的也较类似。但是其他一些人辩称即使在民主制度中，强烈的民族主义 —— 特别是对于国家领土和民族优越性的强烈感情 —— 仍然存在。他们认为，即使在民主转型之后，汉族人也不愿接受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的有意义的自治。因此，我们也不能想当然。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有赖于政治领袖、民间社会和其他人一起教育民众，推广有关自治、民族历史、平权等思想。

如果民主中国无法为这些族群提供有效的自治，他们也许仍然会寻求独立。谈到独立，对于民主国家来说，接受其领土内的族群的独立也很不寻常。因此，这在民主中国也不大会发生，除非中国非常进步，思想开放。国际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 —— 英国允许苏格兰独立公决，加拿大1980年和1985年允许魁北克居民两次公决。当然，在20世纪中期，欧洲强权允许其大多数"蓝水"殖民地独立。但是美国没有对夏威夷、波多黎各或阿拉斯加如此行事。对于民主大国，除非发生武力冲突，允许他们控制的邻近地区独立，这相当不寻常。

3. 对于自焚频繁发生，汉人的普遍性冷漠和强权的残酷镇压；个人与­社会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局面。

大概地讲，我们可以把对政治动乱的反应分为两类："外部"论和"内部"论。"外部"论认为，动乱是由外部挑起的，某种针对国家的阴谋或者反对某个主要族群。其反应是镇压间谍、敌人、叛徒，封锁从外部势力送进来的信息，如果它找不到，国家可能会自己发明一些。"内部"论认为动乱是内部，局部对社会文化条件的不满造成，它的反应是对这些关切进行研究，找到其源头，如果必要，修正这些政策。某些动乱可能同时有内部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只会在内部因素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换而言之，如果人民相信政府聆听他们的关切，反政府运动不会有什么效果。因此我认为，只有"内部"论值得追随。这意味着，我们都应该关注那些自焚的人们，他们的关切为何，解决他们试图提出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我似乎认为，自焚是一些藏人给政府和社会送出的紧急信息，他们的社区对现状有着及其严重的关切。我认为，这些藏人采取这种方法，因为他们的社区正面临着来自国家的极端压力，因为在中国社会，至少对于藏人而言，他们几乎无法送出批评政府的信息。我认为，自焚者有意识地试图避免大规模示威，因为这往往导致暴力和伤害。因此，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应该抓住这一机会鼓励中国学者、非政府组织、记者和知识分子，紧急对每个受到影响的社区展开研究，研究他们为什么不满，在这些事件背后有什么缘由，就像2008年西藏骚乱之后公盟所做的研究报告那样。

要进行这样的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得到每个地区的藏人的帮助。他们需要显示自己的真诚和尊重，随着时间赢得藏人的信任；你不能仅仅进到藏区，期望人们告诉你他们真正在想什么，如果不知道一些背景，一个人也不会完全理解人们说的东西。一个人必须要先做好准备，广泛阅读，认真听取很多人的意见，和藏族社会看重的汉族和藏族专家交谈——不仅仅是那些在官方媒体上出现的专家。他/她必须保证保护地方信息来源，尊重他们的安全，不透露他们的名字和身份。但是，在目前中国新的、动态的社会媒体环境中，中国知识分子和公民社会应该扮演极其建设性的角色，帮助政府、媒体等理解，在发生自焚事件的藏族社区，他们担忧什么。

4. 西藏独立运动，结果会怎么样，成功或是失败？会不会点燃中国内­地民主之火？

过去20年左右，藏族民族主义在中国急剧增长。一些人说，这是因为流亡藏人、西方支持者和藏语广播电台的活动，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的角色相对而言较小：即使没有他们的帮助，民族主义仍然会传播，因为在藏人中间，民族情绪的主要制造者是中国的政策。这一政策异常具有挑衅性，特别是在1994年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政府开始攻击一些文化和宗教价值 —— 此前，中国政府很少批评达赖喇嘛宗教领袖的角色，也不强迫藏人公开谴责他。所以这告诉我们，寻求独立是中国政策的反映。如果政策负责、有效，造福当地人民，这些人不会想着要独立。

如果中国的西藏政策改善，对独立的要求就会消失。如果政策持续恶化，达赖喇嘛未达成任何解决方案就过世，未来二三十年可能会在西藏形成大的危机，甚至某种程度的内战。也有可能因为水资源和边界冲突与印度开战，这并非不可能。这种发展很可怕，会有很多人丧生。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西藏可能独立，但是甚至这样也非常不可能。如果这的确发生——尽管不太可能——共产党会完全失去可信度和权力。但是这可能不会带来一个民主中国。自布什时代以来，在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帮助下，美国干了很多蠢事，伤害了民主制度的可信度，我们不确信，未来民主制度是否仍然是政府管制的首选模型。因此，这儿有很多复杂的和不确定的因素。如果有人想等着西藏独立，然后开始中国民主运动，他/她可能要等很长时间，会对结局感到失望。没有人希望战争。

考虑这个问题有个更有建设性、更微妙的方式。让我们此刻忘记这些后果，不管是独立还是有意义的自治——乌托邦的结局常常导致梦想、纠纷和冲突。在本例中，更有用的事情是，让中国人民讨论目前的局势，他们与境内藏人的历史关系。主要讨论的问题包括：如何描述当前汉族和藏族，或者其他民族的关系？他们是社会主义吗？他们平等吗？他们是否包括文化共存？如果进行发展，谁受益？是否有多种现代化模式？目前的关系是一种内部殖民吗？对这些问题的严肃讨论可以转化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此时此刻，像汪晖这样的重要的左派知识分子仍然在讨论西藏被西方文化代表，但是如果一位严肃的英国学者，不要说左派，按照美国文化的幻想和兴奋讨论爱尔兰或者苏格兰局势，这不可思议。人们只会嘲笑他。一个人应该对历史和当前关系进行严肃的研究。这是后殖民主义试图做的事，尤其有助于我们目前的情况，因为这主要是文化分析。因此，对于希望看到中国民主化的人们，他们应该鼓励在中国进行严肃讨论，讨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这类自我反省可以鼓励民主变化，比争取独立要有效得多。

5. 您相信藏人的独立完全是个人行为吗？有什么被操纵或被煽动的迹象吗？

到目前为止，没有这种迹象。我认为，如果有什么外界操纵的迹象，中国政府早就告诉我们了。到目前为止，他们提供的唯一严肃的证据是，在某次自焚三天前，四川阿坝有人把僧人的照片传送到印度（他因此被判刑）。但是这并未表明存在外部煽动。这仅仅表示，自焚者希望外部世界，最少他在印度的同伴，知道他的行为。这并不奇怪。自焚的人们希望他人知道他们的行动；这是他们自焚的目的。

如果某位流亡藏人发送指令到西藏境内的人，告诉他们何时抗议，或者进行自焚，我看这不大可能，除非境内藏人对中国政府有强烈不满，这种指令不会生效。几个人说过，如果达赖喇嘛教导人们自焚（他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不同意这种抗议形式），会有成百上千的自焚抗议。

外部因素可能会有些影响，但是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制造了一种气氛，这些气氛让境内藏人感觉，这些抗议是有效的。流亡藏人认为自焚者是英雄，为他们举行祈祷，仅此而已。但是这并不令人惊奇，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他们会被视为冷酷无情。用藏语广播的外国电台，像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也发挥了重要角色，因为他们报道了藏人和全球人士抗议的新闻，给予他们的自焚文化价值和重要性。这构成了对自焚的一般影响，但是这与煽动或操纵很不一样。

本文版权属于译者和Robert Barnett共同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為什麼自焚最先在阿壩？

作者：《中國密報》特約記者方鸣
来源：明镜网 http://city.mirrorbooks.com/news/html/40/n-75140.html

　　在100起藏人自焚事件中，3起發生在境外，其餘的97起發生在中國境內，其中西藏8起、甘肅19起、青海25起、四川45起。而在四川發生的45起中，就有39起發生在阿壩。

　　為什麼自焚最先發生在阿壩，阿壩成為藏人自焚的中心？李江琳認為“因為那裡的藏人在近代史上遭受外族的壓迫最重，在中共建政過程中遭受的迫害最深，他們的反抗最激烈，受到的鎮壓和殺戮也最為血腥和殘酷。”

　　李江琳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該州寺院必須遵守的條例有《國務院宗教事務條例》（47條）、《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14條）、《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13條）、《藏傳佛教寺廟管理辦法》（43條）、《宗教教職人員備案辦法》（16條）、《宗教活動場所財務監督管理辦法（試行）》（40條）、《四川省宗教事務條例》（59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宗教事務條例》（65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藏傳佛教事務管理暫行辦法》（59條）等。這些條例不算細則就有356條之多，其中為藏傳佛教“定身製作”的條例有116條，這還不算相關法規和各縣的“土政策”。

　　此外，還有許多不公開的“紅頭文件”。比方說“國辦發[1991]39號文件“規定活佛”可以轉世，不可全轉，從嚴掌握”。根據這份內部文件的指示，青海省規定“活佛轉世工作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進行”，除上述3條原則，還增加了“控制總量”，明確提出“轉世活佛總量不超過1958年後去世活佛數的三分之一”。至於轉世靈童的審批權，則由“內部掌握”。

　　除了幾百條公開“條例”和無法統計的內部規定，寺院還被各種公開和秘密、永久性和臨時性的“有關部門”控制。阿壩州的“藏傳佛教事務管理暫行辦法”規定，該條例由州、縣兩級公安、國土、建設、教育、外事等24個部門共同實施。此外還有諸如“活佛轉世工作領導小組”、“對達賴集團鬥爭領導小組”一類部門。除了通過公開條例和內部指令，以及形形色色的“部門”之外，寺院事無鉅細都在管制範圍內。青海果洛州的條例不僅規定各級政府“定期對藏傳佛教寺院廣播電視、互聯網、印刷品和音像製品等進行監督檢查”，連懸掛經幡也要經過批准。此外，除了州、縣之外，寺院所在的鄉鎮必須成立“群眾監督評議委員會”，再加上寺管會，寺院被重重條例和“有關部門”五花大綁，僧人的一舉一動都在層層監督下。

　　李江琳的研究發現，阿壩州對僧人的限制極其嚴苛。有心深造的僧人必須“持屬地鄉（鎮）人民政府批准函件和寺管會介紹信逐級申報。跨鄉（鎮）學經的，經縣佛教協會同意，報縣宗教事務部門備案；跨縣學經的，經州佛教協會同意，報州宗教事務部門備案；跨州學經的，按規定審批。”但同時又規定寺廟“接收外來學經人員不得超過寺廟定員人數的7%。其中，州外學經人員不得超過寺廟定員人數的3%。”如果到境外學習，則“寺管會必須禁止非法出境迴流人員入寺”。這3條規定基本上杜絕了僧人深造的可能性。自1990年代以來，每年逃到印度去的人中，將近一半是僧尼，且以安多、康區為主，足以說明這些地區宗教狀況的惡劣。

　　此外，阿壩州《藏傳佛教事務管理暫行辦法》第35條規定，寺院“出現利用宗教進行滲透破壞、分裂國家和影響社會穩定活動”，則由縣宗教部門撤銷登記並終止寺管會，並派工作組整頓寺廟，在此期間“寺廟停止一切佛事活動。縣佛教協會取消組織、參與活動僧人的宗教教職人員資格”。李江琳認為，這是一條“連坐法”：寺院只要有一名僧人抗議，整個寺院都會遭到懲罰。很明顯，2008年之後，阿壩格爾登寺就處於這樣的狀況。自焚僧人中有兩名是該寺“前僧人”，應該就是這項條例的結果。

　　除了上述控制之外，退休藏人幹部一位藏人幹部羅楓的一封公開信也有助於瞭解阿壩藏人自焚的特殊背景。羅楓在2012年2月發出了《他一到阿壩就帶來了天災與人禍》的公開信，舉報原阿壩州州委書記、剛升任四川省省長助理、四川省公安廳廳長兼武警四川省總隊第一政委侍俊，點名直指他在“官場上搞權術，經濟上摻假水，文化上搞摧毀，信仰上搞強制，這一切都是為他自己上省級領導而服務……”

　　公開信引用民間話說批判侍俊以極左思想和所言所行製造人禍。有人說他是“魔主”，為使自己陞官，把小事搞大，好撈功勞，把寺廟護法神殿中的爛槍鏽刀（千百年來藏區有放下屠刀把刀槍交給寺院表示不再作惡的習俗）論為反共藏獨用具。民間比喻說：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做法好像是伊拉克，工作組人員比和尚還多的做法好像是文革，老百姓在槍口下生活的做法好像利比亞。並且表示，只要侍俊的思想不變，方法不變，感情不變，態度不變，繼續粗造行事，阿壩難以安寧，寺廟難以祥和。

　　這封公開信說，“民間有種說法，說阿壩縣的維穩工作交給兩個‘瘋子’管，越管越瘋。一個是嚴春風副州長，是5.12後我州招考的城市規劃人才，他對民族地區一無所知，對宗教政策和問題一片空白，對藏區百姓毫無感情，對藏族語言更是純屬無知，因此，他管維穩純屬瞎指揮，洋相百出，越說越瓜，越幹越亂。另一個‘瘋子’是劉峰，格爾登寺管理處處長，也和春風一樣一片空白，只會算計不會安撫。”

　　此外，公開信還提到侍俊“提羌打藏”的用人方法，把對3.14打砸份子的恨轉移到藏族幹部和百姓身上，整下課了一批幹部，涼拌了一批幹部，同時扶持和培養了一批羌幹充實到各縣和各單位，全然忘記了59%藏族、18%羌族的州情，就像是忘記了94%的漢族是中國的國情一樣。

　　公開信特別提到侍俊對藏人文化的破壞，並說“提羌打藏”的最大表現也在這上面。首先是把州委、政府分管文化教育的安排為兩個羌族，州委陳鋼，州政府劉文芝，在他們的精心安排下，撤併轉了一批藏區中小學，安排許多學生到茂縣羌區學習。侍俊和谷運龍還把草地人和馬爾康中等民族師範學校列為最不穩定的人群和學校，維穩大會小會指出來說，雖說有事實依據，但他們的負面情緒極大地影響了民族關係，在一定程度上製造了藏羌矛盾。藏族人變成州裡千夫所指的人群，就像一度在內地大城市里出現過的畏藏、歧藏事件一樣，阿壩州的幹部群眾對藏區和藏人的這種畏、歧指向也非常明顯，沒有原則和沒有感情的非藏幹部對州裡的敏感事件的反應是“燒光才好’”、“全部槍斃”之類。藏羌民族幹部利益分割勢力突出，民族矛盾深化。

    這封公開信也提到了藏人自焚，“我們州稱之為‘燒烤’的事件依然不絕，而且越來越多，由和尚發展為尼姑，由僧侶發展為一般俗人。”並且提到“沒有原則和沒有感情的非藏幹部對州裡的敏感事件的反應是‘燒光才好’‘全部槍斃’之類。”（《中國密報》第五期）

格尔登仁波切在美国国会就西藏处境发表演说

作者：格尔登仁波切
来源：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11/blog-post_06.html

今天，在这里本人要作的报告是，就西藏（包括康区和安多）历史而言，西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整个西藏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已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西藏民族与中共当权派之间的矛盾日趋严重。不难看出其主要原因是，从前，共产党所谓“和平解放西藏和援助西藏”的根本宗旨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反而，一个强大民族对一个弱小民族采取高压政策日益显得公开化。对于这种严重问题中央政府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截至目前没有做过任何积极的改变。从而使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肆无忌惮地使用强权来压迫西藏民族，限制其宗教信仰自由，抢占民众财产，随心所欲依靠武力镇压，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当权者每说一句话都成为中国法律，而所谓法律惩罚成为他们的摇钱树。因是之故，对公道已彻底绝望的状况下，导致新一代西藏人斩木为旗，揭竿而起。

虽然，藏区设有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甚至民族乡等特殊行政区域。从理论上给予了自治，但实际不用说自治，甚至一个普通汉人具有的基本权利的一半，藏民族却无法享受。怀有大汉族主义情绪者把藏民族逼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无论有没有知识才能，只要是个汉族就被认同为高一等级，也似乎与当权者同位。如果身份是藏人，那末，身为中国政府公务员，甚至是共产党员，是干部，共产党就不信任他们。这就表现了民族间的不平等。尊者达赖喇嘛所提出的“中间道路”是中藏双方互惠互利的无上策略，假如中国政府早已采纳，现在藏汉之间就像七世纪松赞岗布在位时的甥舅关系一样，藏汉民族处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境地。

平心而论，真正搞分裂活动的是那些持有大汉族主义情绪的中共地方当权者，他们美化总结报告，一次又一次地欺骗中央政府。这一问题连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也曾经提到过。对整个藏区，尤其是最近与我有着特殊关系的安多阿坝地区，中共实施了错误的高压政策，这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下面我向诸位对这方面作个简要报告。首先，在阿坝州所有藏人原有的心理伤口处，再次造成了难以抚平的伤痕。这长达三代人的创伤是无法愈合的。

一、第一代藏人的心理伤痕

对整个藏区来说，早在中国共产党的红军在长征时期，第一次向外侵略的地方便是安多的阿坝地区。新中国政府还没有成立之前的1935年，红军长征的部队第一次到达安多阿坝地区时，在黑水有两千多僧人的大寺院拉当寺被毁坏了。到毛尔盖地区时，杀害了许多平民和僧侣。在毛尔盖大寺，中国红军召开了毛尔盖会议。红军到嘉绒觉孜、姜觉、佳普大仓寺等地时，抢夺了民众和寺院的财物和粮食，导致西藏（包括康区和安多）历史上的第一次饥荒。这期间西藏许多民众只能靠树叶来维持生命。嘉绒觉孜王和麦吾王，以及许多地方武装虽然进行了一系列自卫战，但最后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以失败告终。当时中国红军杀了不少藏人，如：阿坝格尔登寺的第34任堪布塔克的胞弟和恰才秃头为主的许多藏人死于非命。位于嘉绒的格尔登母寺和查理寺，还有东日寺都遭到了严重的抢劫和毁坏。当时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军队都住在阿坝格尔登寺的大殿内，该寺的许多佛像被遭到了毁损，当地老百姓的财产和土地也遭到抢劫和占用。通过这些野蛮行为，藏人认识到红军是个不信仰宗教，而且任意抢夺糟蹋老百姓生命财产的盗匪。毛泽东在红军长征途中看到藏区辽阔富饶的江河草原时，早就产生了侵占的欲望。所以中共政府成立后的第二年，毛泽东就派遣十八军进攻西藏，给当时的藏人心中造成了无法愈合的伤痕。这是给第一代藏人留下无法愈合的心理伤痕。

二、第二代藏人的心理伤痕

1958年中国共产党在阿坝地区开始搞所谓“民主改革”。1966年掀起“文化大革命”。在这些先后掀起的不同运动中，成千上万的藏人有的被抓，有的被遭到蹂躏，还有的被杀害。如；由于无法忍受中共的折磨，麦吾王华功成列饶杰跳江自尽。共产党实行灭绝藏人政策后，阿坝地区以晋美桑旦活佛为主的数以百计的僧俗藏人遭到了杀害。这期间，阿坝地区一个寺院都没有留下，全遭毁灭，甚至藏语地名和人名都改成了汉语名，实行了一系列可怕的宗教文化毁灭政策。另外，中共还滥开发矿产和森林资源。阿坝地区是个森林资源极其丰富的地方，中共在这里砍伐原始森林长达数十年。如今泥石流，山体滑坡，洪灾等自然灾害接连不断。这种野蛮行为，对所谓五星红旗飘扬下成长的第二代藏人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

三、第三代藏人的心理伤痕

1998年，中共在阿坝地区各寺院强制性地展开了所谓“爱国爱教运动”。同年4月27日，印度首都新德里民族英雄图登欧珠为西藏人民的自由而自焚身亡。虽然汉地的寺院和学校可以继续发展，可是，于2003年至2008年间属于格尔登寺的僧侣小学相继关门。这些学校共有僧侣学生1200名。还有汶才小学和卡西希望小学等私办小学直接由政府接管。

特别是2008年3月16日，以阿坝格尔登寺僧侣为主的藏人民众走上街头进行和平示威时，共产党的武装部队立即把枪口对准了民众，当时有23名藏人被军警射杀。格尔登寺被军警的严密包围下，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寺院变成了监狱。从那时起，中共在阿坝县增建了5所兵营。近期，根据美国纽约人权研究组织的报导，中共对阿坝地区的维稳费用已达整个四川省的两倍多。目前，有5万多名中共军警驻扎阿坝州。

自从2008年3月20日起，对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人分成8个组，不分昼夜地强制进行“爱国爱教”教育。军警随时搜查寺院所有僧舍；抢夺僧人的计算机；还把藏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圣经典用刀割成两半；强迫让僧侣糟蹋达赖喇嘛的照片。对寺院僧侣不分昼夜地进行监督；一次性抓捕100名僧侣后进行殴打审讯。在寺院的护法神佛堂内，从前打猎者经过盟誓后交给寺院的猎枪（一般都是破旧的原始土枪和刀具），中共便说成是反抗共产党用的武器，从而向媒体大力作宣传。阿坝格尔登寺的2名僧侣，东日寺和各莫寺各1名僧侣，因无法承受心理上的恐惧和肉体上的折磨，最后悬梁自尽在各自家中。阿坝格尔登寺一位70高龄的僧侣，也因无法承受种种折磨而发心脏病死亡。军警随意下令禁止寺院的各项佛事活动，格尔登主寺及所有下属寺院一年一度的辩经活动亦被禁止了。各县之间的佛事活动也加以严防。还下令在阿坝地区不允许藏人过藏历新年。

2009年2月27日，阿坝格尔登寺27岁僧侣扎白，毅然用自焚方式表达对现行政策不满。当时武警不但没有灭火救人，反而开枪打伤僧侣扎白后抓捕。目前，僧侣扎白仍然不知下落。

2011年3月16日，阿坝格尔登寺20岁僧侣洛桑彭措自焚身亡后，格尔登寺再次被中共军警武装镇压。整个格尔登寺周围围住了扎丝，封锁寺院长达7个月。这期间格尔登寺似乎成了监狱，军警不分昼夜地实行监控。寺院僧侣分成55个组，中共当局的800多名工作人员驻扎在寺内，给僧人不择手段的进行所谓的法律宣传和爱国爱教教育。这期间因寺院内外严厉封锁，有些僧侣断炊长达三天。目前，寺院周围新建了许多公安办公用房。还安置了许多监视器和录音机来监控每个僧侣的一举一动。武警官兵随时突袭僧舍，无故进行搜查和审讯。军警在搜查时，损坏僧舍门窗、地板等，并无故殴打僧侣。甚至放警犬咬人，强夺民众财产等无恶不作，任意妄为蹂躏民众。当所谓的法律宣传和爱国爱教教育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时，便开始威胁寺院僧侣。民众处处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

2011年4月21日夜晚，许多特种部队突然袭击格尔登寺，一夜之间逮捕了300名僧侣，这些僧侣不知去向。藏人儿童不允许出家，僧侣还俗加以奖赏，并威胁到“出家人名额和寺院是否要毁灭，全在你们手里。”逼迫僧侣选择死神。

2011年8月15日，西藏道孚县僧侣次旺诺布抗议中共的高压政策而自焚身亡，2011年9月26日阿坝格尔登寺18岁僧人洛桑噶桑（上述自焚身亡的僧侣洛桑彭措的弟弟）和18岁左右的僧侣洛桑贡求一同自焚；2011年10月3日，阿坝格尔登寺17岁僧侣格桑旺秋亦自焚；2011年10月7日，19岁的阿坝上塔哇金日家儿子—曲培（曾是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侣）自焚；年18岁的阿坝上塔瓦松波家的儿子—卡央（曾是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侣）自焚；2011年10月15日，年19岁的阿坝索日玛村班马家儿子－诺布占堆（曾是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侣）自焚；2011年10月17日，阿坝县尼姑寺（玛姆寺）阿尼拉丹增旺姆自焚；2011年10月25日，康区甘孜寺僧侣达哇才让等在走投无路之下，抗议中共政府而自焚身亡。上述这些民族英雄，他们用年轻的生命来唤醒中共政府，并让全世界了解藏民族的苦难出境。

2011年8月29日，先烈洛桑彭措的叔叔，阿坝格尔登寺46岁的僧侣罗桑尊追，以洛桑彭措死亡事件负法律责任为借口，判了有期徒刑11年。8月30日，对22岁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侣罗桑丹增（亦称丹增甲莫卡），以杀人同伙罪为借口，被判了有期徒刑13年。21岁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侣罗桑丹增（娜丹）以杀人同犯为借口，被判了有期徒刑10年。2011年9月5日，30岁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侣才科，及22岁的僧侣罗桑达吉两人分别判了有期徒刑两年零6个月。16岁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侣，多吉被判了有期徒刑3年。以上这些被判刑的僧侣，在没有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被判刑的。不用说象其它国家那样，有辩护律师为他们提供辩护，甚至对他们的判刑之事也是后来才让外人知道的。像这种不公道，且无任何司法程序的判刑方式，实在让人感到可悲又可恨。

自从2008年3月至2011年10月17日，在阿坝藏区肆意杀害和殴打致死的，因无法承受身心压力及折磨而导致死亡的，以及为藏民族的自由而自焚身亡者共达34人。被捕人数达619人（这里面不包括一次性被逮捕的阿坝格尔登寺300名僧侣），其中已被判刑的人数108人。上述被捕、判刑、自焚的大多数属于僧侣，其中也有在家众20名，包括藏人作家、学校教师以及编辑人员。

总而言之，西藏僧俗民众中，尤其是在五星红旗下成长的年轻人，因中共的高压政策，把他们逼上梁山。他们认为自焚是表达对共产党不满情绪的最佳方式。在他们即将结束宝贵生命的最后时刻，宁愿自焚身亡，也不愿意伤害到任何一个汉人及其他们的财产。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们的最后呼声是，“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人民需要自由！西藏需要宗教信仰自由！”等等。高呼这些口号的勇士行列中多数已壮烈牺牲，一些活着的人仍然不知下落。这些和平示威后不知下落的藏人，如果他们还在世，还有一口气。那么，在此强烈呼吁社会各界，希望尽快拯救他们。

年初，开始镇压阿坝格尔登寺时，尊者达赖喇嘛为主的许多爱好和平者，包括政府、团体、以及个人向中共当局作出立刻停止镇压，尽快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藏汉问题的呼吁。然而，共产党不但没有采纳，反而继续以武力镇压，导致自焚事件不断增加。如果未来继续以武力镇压西藏人民，这对于藏汉民族来说，只能加深彼此间的矛盾，甚至可以说后患无穷。反过来讲，停止武力镇压；停止一切不人道的粗暴行为，是通往和平的唯一途径。为了藏汉民族和平共处，最近，我以个人的名义不仅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也提出过一些议案。在此根据与我有着特殊关系的西藏同胞们的愿望，我愿意做一些对双方都有益的事。因此，他们希望中国政府允许让我回国探望，我个人也曾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但至今尚未得到任何正面响应。

眼下，新一代西藏人通过自焚来表达西藏人民的苦难处境，他们选择这种方式向全球热爱和平的国家及其人民，以及各人权组织为中心，对爱好和平的所有人士表达我们的心声。并呼吁中国政府，依靠武力治国是无法持久的，为了真正实现胡锦涛主席所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愿望，这就需要立即启动中藏和谈，消除藏汉民族间不必要的疑虑，建立相互信赖和平共处的环境。并让国际自由组织和无国界记者进入安多阿坝地区展开调查。

诸位所给予的无上支持必定将成为激发境内外藏人的主要动力。在此，我代表整个藏人尤其与本人有着特殊关系的僧俗同胞，把他们的呼声转达给你们，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谢谢大家！

格尔登仁波切：洛桑丹增晋美•益西嘉措

于2011年11月02日

靳薇：讓達賴喇嘛訪問香港澳門

作者：靳薇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http://fengshenghk.blogspot.hk/2013/11/blog-post_4985.html

靳薇簡介：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民族宗教理論室主任。主要研究領域：民族問題理論、西藏發展問題、新疆發展問題。發表專著十餘部，論文百餘篇。曾獲得「中國藏學研究珠峰獎」，中央黨校優秀科研成果獎，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傑出貢獻獎」。


2010年，中央人民政府與達賴代表進行了「雙方均認為無實質進展」的第九次會談後，會談中斷。近幾年，境內外的涉藏衝突此伏彼起，2009年至今自焚已經發生120餘起。達賴喇嘛雖表示不放棄中間道路，提出要返回藏區，去五台山朝聖，但支持他的力量逐漸式微。而藏獨勢力日愈坐大，整合為「西藏獨立聯盟」，試圖在年內組成政黨，壯大力量。藏區的社會穩定和發展受到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我們迫切需要對涉藏問題進一步深入思考並調整工作方式。 5月份，我接受《亞洲周刊》的訪問，談及涉藏問題的若干思考和建議，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當時限於篇幅，有些問題無法展開。現應《風聲》雜誌之邀，稍作深入。

1，西藏問題：是民族問題、宗教文化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所謂西藏問題，很難簡單定性。毛澤東在1952年4月曾指出：「對西藏在政治上必須採取極端謹慎的態度，……必須認識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必須應付恰當，不能和處理尋常關係一例看待。」
自80年代以來，有一種明顯傾向，把和西藏相關的問題，均認為是政治問題。比如，提出西藏的發展問題，是政治問題、戰略問題和國家的全局問題。近年，政府相關部門的領導明確表示，不存在「西藏問題」，只存在達賴喇嘛集團搞分裂的問題。目前國內對相關問題的表述為：「涉藏問題」，意指與居住在包括西藏、青海、四川、甘肅、雲南五個省區的600餘萬藏族民眾社會管理及社會發展相關的一些問題。
我個人認為，涉藏問題不能一概而論。比如境內外藏獨極端勢力不懈堅持的「西藏獨立」問題、通過滲透搞破壞搞分裂的問題，達賴喇嘛提出的高度自治、大藏區問題，毫無疑問是政治問題。而在境內發生的一些局部的矛盾衝突，大多緣於民族宗教問題。如果涉及到傷害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的事件，就是刑事犯罪問題了。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一些專家不贊成將涉藏問題全部簡單地定性為政治問題，認為這樣會形成「主觀設敵」，容易把一個地區一個民族或信仰某種宗教的信徒全部搞成假想敵，結果是非常不利於團結大多數民眾、孤立極少數分裂主義分子，非常不利於地區的穩定和國家安全。

2，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定性與達賴喇嘛之間的矛盾是「特殊矛盾」，這種特殊性表現在哪些方面？

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上，胡錦濤定性與達賴是「特殊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這即是創新思維。這種定性，是比較科學準確的。
「達賴喇嘛」的稱號緣起於1578年，為蒙古土默特部順義王俺達汗贈給到青海傳教的索南嘉措（格魯派宗喀巴第三代弟子）的稱號。後其教眾仿效噶舉派的活佛轉世制度，建立達賴喇嘛活佛轉世系統。 1653年，清朝順治皇帝封五世達賴喇嘛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怛喇達賴喇嘛」。五世達賴喇嘛借清庭之力驅逐蒙古勢力，創立政教合一的噶丹頗章王朝。此後，「達賴喇嘛」的封號和達賴喇嘛在西藏政治上的地位正式確定下來。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曾是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權領袖，自1959年出走後，長期致力於西藏獨立的分裂活動，對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直接提出挑戰。在這個層面上，我們與達賴喇嘛集團的矛盾是對立和不可調和的。但同時也要看到，達賴喇嘛是600餘萬藏族民眾信奉的「活神仙」，是他們精神崇拜的對象，有相當的號召力。對他的態度和處理相關問題的方式會影響到千千萬萬藏族民眾的情感，因此又不能簡單的將他當作敵人來對待。

3，根據這些特殊性，與達賴喇嘛的關係除了敵對方式，是否還有其它更好的方式來處理？

去年11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胡錦濤同志作了大會報告。大家可能注意到，報告中延續了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的政策原則，將民族問題、宗教問題放在統戰工作的部分。在國家事務的管理中，負責管理民族宗教事務的，既有屬於國務院的國家民委、國家宗教局，也有屬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統戰部。由於中國目前的國情，屬於黨委系統的統戰部起著更重要的領導作用。目前的管理職責分配，涉藏問題由中央統戰部負責，這在中國的三十一個省區中是最為特殊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對這個地區的重視。
處理達賴喇嘛問題的方式，除了敵對方式外，當然有其他方式。至2010年，中央政府的代表與達賴喇嘛的代表已經展開過九次會談。雙方認真、坦誠、共同面對未來的建設性會談和對話，是解決達賴喇嘛問題和涉藏問題的最好出路。

4，有沒有繼續與達賴喇嘛對話的必要？

達賴喇嘛是涉藏問題的關鍵人物，我個人以為，雙方坦誠、真實、建設性的對話是非常必要的。 2010年，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與達賴喇嘛代表進行了第九次會談，雙方均認為無實質進展。為涉藏工作計，我個人建議重啟會談。具體如下：

（1）擱置爭議，破解膠著狀態、推進會談

按照「先易後難」的方法，是否可以擱置「中間道路」等政治議題，商議讓達賴喇嘛純粹以宗教領袖的身份訪問香港或澳門，進而探討將來讓達賴喇嘛居留香港的可能性。達賴喇嘛2011年退出政壇，身份只是宗教領袖，完全可以淡化政治色彩，以宗教身份行事。如膠著狀態的破解進展順利，相關部門或許可以考慮安排達賴喇嘛回藏區訪問。
十四世達賴喇嘛年事已高，留給相關方面轉圜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據說三十餘年前，是鄧小平提出：「只要不追求西藏獨立，什麼都可以談」，創造性地使達賴喇嘛放棄藏獨主張，提出「中間道路」，將其與中央政府對立、對峙、對抗的狀態轉化為對話。今天如何破解達賴喇嘛僵局，需要新一代領導人高超的政治技巧與智慧。

（2）力爭只產生國內達賴喇嘛靈童

十四世達賴喇嘛年事已高，按照藏傳佛教的儀軌轉世的問題，已經迫在眉睫。應破解目前的「達賴喇嘛僵局」，爭取讓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產生於國內。雖然我們可以用「金瓶掣簽」限制靈童產生於國外，但歷史上也有由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先例。目前的局勢，將出現「雙胞達賴喇嘛」，即在海外和國內各認定一個靈童，導致問題更為複雜，對藏區的穩定和安全影響甚大。
按照歷史傳承，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互為師徒，年長的一方應參與並主持靈童的找尋、認定、剃髮受戒、取法名等禮儀，並親自教育靈童一段時間。如果十五世達賴喇嘛靈童在國內認定，十一世班禪喇嘛即是他的老師，會對其有正面積極的影響。
流亡五十餘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畢生致力於弘揚西藏宗教和文化等光環籠罩下的十四世達賴喇嘛，是獨一無二的個體。 「達賴喇嘛後」時期，西方國家民眾出於普世價值等觀念的「達賴喇嘛迷戀」會逐漸淡化，涉藏問題的國際壓力將逐漸減輕。而內地的藏民群體，如果國內有一個按宗教儀軌產生的達賴喇嘛可信仰，焦慮和暴烈的情緒會得到平復。
境外流亡藏人政府，極有可能在「達賴喇嘛後」走極端暴力路線，並與其他極端組織合流。但如果我們可以化解「達賴喇嘛困局」，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分化瓦解境外的藏獨勢力。

5，有沒有讓達賴喇嘛回國的可能？

談十四世達賴喇嘛回國問題，我認為先要解決若干問題，即完成兩個評估，克服兩個障礙，達成一個共識。

（1）必須完成兩個評估。第一，認真評估600餘萬藏族民眾對共產黨的信賴和情感；第二，正確評估藏族民眾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和感情。如何正確客觀地進行評估？ 「今生靠共產黨，來世靠達賴喇嘛」，這是我在西藏的歷次考察中，聽到普通民眾說得最多最直接的一句話。可以說它一語道盡評估的關鍵。
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後，共產黨對西藏和藏區的廣大民眾傾注了很大的關心和愛護，在經濟建設方面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和幫助。藏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在近五十餘年中實現了很大發展，物質生活、醫療衛生、教育、交通有了非常大的改善。每一個分享到慧澤的藏族民眾都對共產黨深懷感激之心，他們認定：今生只能依靠共產黨，才有富足的物質生活。因此，藏族民眾對共產黨是深懷感激的，對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充分認同的。
但同時，信仰共產主義無神論的共產黨卻無法滿足他們傳統的「來生轉世」的精神需求，所以，只能依靠達賴喇嘛這個活神仙幫助他們抵達這一世生命終結後的下一站，實現傳統信仰中的人生輪回。所以，今生過好日子要靠共產黨，來生的轉世輪回只能靠達賴喇嘛。
共產黨在經濟建設和物質增加方面的工作做得再多，給予的財富和幫助再多，藏族民眾對共產黨的感激再豐沛，也不可能改變達賴喇嘛在普通民眾心目的地位，更不可能抺殺藏族民眾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和依賴。對普通的藏族民眾來說，這種崇拜沒有絲毫政治意義和企圖，「獨立」對普通民眾來說只是一個空洞的字眼，他們沒有興趣也不懂得是什麼意思。
藏族民眾對共產黨充滿感激、高度認同，他們對達賴喇嘛只是宗教上的崇拜，並無政治目的。我們的各級領導和相關部門，對此一定要有充分的自信和體認。在正確評估的基礎上，才可能談達賴喇嘛回國的問題。

（2）克服兩個障礙。達賴喇嘛回國還有兩個障礙：達賴喇嘛一直致力於把西藏問題國際化，曾做過不少醜化妖魔化中國的事，讓他回國是否讓步和妥協太大？還有，藏族民眾對他非常崇拜和迷戀，達賴喇嘛回國會否影響地區的穩定和安全？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長期堅持統一戰線，在由弱變強、由小變大最終奪取了全國政權的過程中，有過許許多多化敵為友的佳話，相信我們新一屆領導人會有新的更高的政治智慧來化解和打破目前的「達賴喇嘛僵局」。如果對藏族民眾信賴感激共產黨、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情感有充分自信，加以妥當的組織的疏導，完全可以避免局部的波動，不導致危及穩定和安全的問題，

（3）達成一個共識。達賴喇嘛和共產黨需要在一個問題上達成共識，即達賴喇嘛在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上是大多數藏族民眾的「情之所繫」，是眾所矚目的「代表」，但他僅是信仰和信任的代表，不是政治代表更不是政治領袖。正如達賴喇嘛今年6月在澳大利亞所說「西藏境內的藏人依然將他們的信任寄託於我，依然將他們的信仰寄託於我。同樣，流亡藏人也將信任寄託於我，將信仰寄託於我」。和談的雙方能否讓達賴喇嘛與政治身份完全脫鉤，也是其能否回國的關鍵。

6，近期多人自焚，不少是年輕人，為什麼？

藏民自焚2009年始於四川省阿壩州，到今年八月已有120餘名藏民前赴後繼點燃身體。現在的困局是​​：

（1）自焚不易中止

藏民自焚2009年1人，2011年12人，2012年80餘人，2013年元月後又有數人。雖然可以一一追究自焚個體走上決絕之路不盡相同的原因，但持續的行動讓自焚幾乎變成了一種「集體癔症」，成了傳播性心理疾患，成為一場運動。
中國外交部、公安部、最高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均發文發言，指斥自焚為變相的暴力和恐怖主義，是犯罪行為，是達賴喇嘛集團在境外鼓動和策劃。甘、青、川、藏幾省區政府相繼採取措施進行治理，西藏啟動「護城河工程」，阻止其他省區的藏民前往西藏，區內的藏民到拉薩也需要數個證件；青海則用「收鍋行動」，將藏區民眾和僧人接收電視信號的鍋狀天線全部收繳。但自焚很難完全停止。

（2）自焚有可能引發更深層次的矛盾

圍繞自焚的報導、記載、祈福、慰問等行為不斷擴大其社會影響，藏民的激動情緒和當地政府的製止行動對峙，激發更多矛盾。 2012年同仁縣一名藏民自焚身亡，當地藏民千餘人參加葬禮並與政府阻止行動發生衝突。
如果自焚延續，會由一種宗教動員演變為政治動員和仇恨動員，矛盾向整個藏族擴散，使中央政府與達賴喇嘛分裂主義集團的政治衝突演化為漢藏之間的族群衝突。

（3）自焚是激越情緒被煽動後的表現

九次會談均無成果，部分民眾認為是中央政府的責任。既然政府說只要達賴喇嘛放棄「西藏獨立」，其他問題都可以談。達賴喇嘛已經反復聲明要在中國憲法的框架下尋求真正自治，不獨立。現在會談不成功，達賴喇嘛不能回國，所有問題都是由於漢人的政府作梗。藏民的宗教信仰體系中，達賴喇嘛是活著的神，是精神寄託和依賴。由於物質生活方面改善明顯，藏民精神上的要求日益突出。 2011年，達賴喇嘛宣佈退休，亦引起藏民的擔憂、憤懣和焦慮。由於看到達賴喇嘛回國無望、達賴喇嘛問題鎖死，藏民積怨日深，自焚是激越情緒被煽動後的一種表現。
自焚集中在青年人，是對共產黨感情的代際差異所致。年長的藏族民眾，對共產黨幫助他們翻身解放、分得土地和牛羊深懷感激和感恩。而青年人缺乏新舊政府對比，相對豐厚的物質生活在他們是天經地義的事，而且青年人容易衝動，也很容易情緒化地表達。

7，中共一直有引以為傲的民族政策，其優勢何在？隨著時代變遷，中國的民族政策是否有更彈性，更柔性的空間？

中國內地的學界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它在學理上的來源主要有：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問題理論和蘇聯的民族理論政策、​​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管理經驗。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發生了蘇聯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當時西方的很多政治家、學者都認為多米諾骨牌效應將引致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的中國問題暴發，進而影響國家的完整。時光流逝，這個「政治預言」並未實現。這也從另一方面證實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對民族矛盾的化解、民族地區的社會管理，在過去的數十年中是有效的。這即是我們的政策優勢。
中國共產黨人依靠長期理論探索、經驗實踐，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管理思路，並在1949以後逐漸完善了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讓少數民族參與國家及地區事務的管理，真心誠意地幫助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經濟、搞社會建設，發展民族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事業，完善公共服務，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也得到少數民族廣大民眾的擁護和愛戴。
當然，時代在發展，隨著中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也需要與時俱進，不斷完善和進步。我個人認為，目前亟需解決兩方面的問題：第一，我們的民族政策將民族身份固化，並與政治權利、經濟利益密切結合，過分突出和強調各民族的差異性，極不利於民族團結和國家整合。第二，文化多元化的需求與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相互助勢，客觀上造成國內數個人口眾多、歷史文化積澱深厚的民族與漢民族之間的對峙，而我們的民族政策相對僵化，對這個逐漸形成並日益尖銳的問題缺乏認識，更缺乏應對和化解的方法，長此以往必將威脅到國家的安定和統一。
因此，迫切需要認真梳理1949年以來的民族政策，總結成績，找到欠缺並努力完善；尤其要關注社會發展帶來的民族關係的變化，制定有針對性的新政策。 「彈性」、「柔性」當然也是需要完善的方面，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都懂得「寬嚴相濟、因俗而治」的方法，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更應該有和時代相符的管理思路和方法。

8，十八大以後的中央領導層更為開明開放，在處理涉藏問題上是否有可能轉變思路？

我們也很期待新一屆中央領導人有新的政治智慧解決目前的涉藏問題困局！俞正聲在履新後不久即到藏區視察，也反映出新領導人對涉藏問題的重視。
我個人的建議是：必須審慎對待涉藏工作。建國已經六十餘年，但毛澤東「必須認識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必須應付恰當，不能和處理尋常關係一例看待」的觀點，仍有價值。
西元七世紀中葉（一說四世紀上半）佛教正式傳入藏區，與當地原有的笨波教相融合，逐漸形成獨特的藏傳佛教。宗教對藏族的形成發展有深厚影響，對民眾的精神世界有極大作用。直至今天，藏族民眾仍幾乎全部虔誠信仰宗教。要解決好涉藏問題，必須審慎對待藏區工作，尤其審慎處理涉及宗教信仰的事務。

（1）審時度勢，實現中國夢

西藏自治區的幾位一把手，在任時對宗教事務的一些作法失之偏頗，為今天的矛盾衝突埋下伏筆。有的領導「撥亂反正」，用行政力量弘揚宗教；有的領導則過猶不及，採取剛性措施；或取消藏語文課程，或宣佈「該抓的抓、該殺的殺、該關的關」，或提出「維穩要處於臨戰狀態」等。過度剛性的提法和措施將一個地區、一個民族設為假想敵、推到對立面，不是化解而是在製造矛盾，按照列寧的說法是在「幫敵人的忙」。
涉藏問題需要審時度勢，否則寬嚴皆誤。在涉藏問題上落實科學發展觀，引導藏區民眾實現中國夢，就是要對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通過為藏族民眾謀福利建立的威望充滿自信，充分信任廣大幹部群眾，集中力量打擊和孤立極少數分裂主義分子。

（2）剝離宗教與政治，慎重對待藏民的心理需求

藏族民眾千百年來受宗教影響，形成「重精神輕物質、重來世輕今生」的民族特性，這和「敬鬼神而遠之」的中國主體民族漢族有著巨大的差別。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一定要認清這一點。
在普通藏民那裡，達賴喇嘛僅只是精神寄託和通向來世的橋樑。如果搞清楚了這個問題，就可以避免反復收繳藏民供奉的達賴喇嘛照片、強迫僧人表態寫保證書與達賴喇嘛劃清界限等過激的作法。將宗教信仰與政治捆綁，將信仰達賴喇嘛與和分裂主義分子劃等號，只會製造民族隔閡，積累民族怨恨。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建國後60餘年的時間裡不懈地為少數民族人民謀福利，極大改善了他們的物質生活，但同時也要關照他們的精神需求。
涉藏問題的解決對當下的中國至關重要。若能創新思維、破解僵局，不僅可促進社會穩定，避免形成難以癒合的民族創傷，對國內其他少數民族亦有正面影響。同時，對臺灣統一有幫助，也可以顯示我們的「軟實力」，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

9，藏獨勢力整合，有更為強硬的趨勢，對解決涉藏問題會否增加阻力？

隨著達賴喇嘛辭職，藏獨勢力出現合流和強硬化趨勢。 「西藏國民大會」與「藏青會」 2012年6月的達蘭薩拉會議決定成立「西藏獨立聯盟」，計劃2013年9月選舉領導核心，標誌著反對黨將正式登場。由於流亡社區中支持藏獨的議員已經越來越多，藏青會等藏獨組織在選舉中的動員能力很強，未來的議會和噶夏政府中，支持藏獨的力量會有較多上升。藏獨力量的整合，將使中國政府解決涉藏問題面臨更複雜的影響因素，也使中國地方政府維護藏區穩定的工作面臨更大的壓力。
在藏獨勢力坐大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一些新聲音。 2013年5月8日，流亡藏人社區的行政長官、「元首」洛桑森格在華盛頓的一個講話中聲明：「第一、不再爭取在圖伯特實現民主政治，共產黨的統治是可以接受的；第二、圖伯特的真正自治可以有一個時間限制；第三、中國在圖伯特的軍事部署有自由裁量權。」如果上述信息屬實，這應該是流亡藏人社區最面對現實的認識，是朝向解決涉藏問題邁出了可讚許的踏實一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31個省區之一的西藏，和居住在其他四省的藏族，不可能成為「國中之國」以謀求「獨立」、「民主政治」，更不可能獨享軍事部署權。認清問題的關鍵，才有可能在和談中，就達賴喇嘛回國問題和其他涉藏問題的解決達成共識。
面對現實、面向未來，境內外的族群共同努力，相信我們一定有智慧化解涉藏困局。■

戈尔登寺事件余波未平

作者﹕季达
來源：《新紀元》周刊 (第223期2011/05/12)
http://epochweekly.com/b5/225/9371p2.htm

自焚抗議中共血腥鎮壓西藏的21歲藏族僧人平措遭當局毆打致死，並且對戈爾登寺戒嚴，封鎖對外交通，逮捕平措親屬等一連串打壓，激起近萬名藏族民眾聚集抗議，隨後一波波藏民被公安施暴的死亡事件，更激化對立的暗潮……

文 ◎ 季達

今年3月16日，四川阿壩縣戈爾登寺21歲的年輕藏族僧人平措，自焚抗議中共血腥鎮壓西藏和平示威。阿壩縣警方人員在熄滅平措身上的火焰後，便開始狠狠地毆打他。隨後平措即被送往當地醫院治療，因傷重不治於次日凌晨3時死亡。當局對戈爾登寺戒嚴，封鎖對外交通，並逮捕了平措的親屬。

近萬名藏族民眾聚集在阿壩縣市場附近，抗議當局對戈爾登寺的封鎖，聲援寺內僧侶，抗議當局的打壓。

藏僧自焚軍警介入

3月19日，被封鎖的戈爾登寺的2,500名僧人，為平措舉行喪禮。

3月22日，平措的弟弟，19歲的洛桑格桑，也是格德寺的僧人，他的舅父洛桑措珠及另一名格德寺的僧人，也是同鄉的桑珠被捕。洛桑格桑和洛桑措珠隨後獲釋。3月25日，洛桑次帕，27歲，夜間在北京遭當地公安關押，他是北京民族大學學生，也曾和平措一樣是格德寺的藏僧。

鄰近阿壩縣的壤塘縣南達鄉藏民，3月23日以抗議活動聲援阿壩藏民。中共當局派遣大量部隊阻止壤塘縣和阿壩的抗議活動；至少4名藏人，沃科、多吉、阿多和唯色多吉被逮捕，迄今仍未獲釋。

4月8日，約30名藏人在壤塘縣窩瑪鄉公安局辦公室抗議，一位從嘉絨縣因結婚來到壤塘縣的青年藏人在現場遭公安重創受傷嚴重，之後在醫院中死亡；近千藏人包圍公安局抗議他的死亡。

同一天，3名格德寺藏僧，東宥多吉、丹增江科和一個身份不明的僧人被捕。
4月12日，警方和當地民眾以及寺院僧侶發生衝突，員警包圍了戈爾登寺，並將多名喇嘛毆打致傷。

對抗升級

據在達蘭薩拉的一位僧侶向媒體介紹說，因為有傳聞說中國軍隊計畫把所有的僧侶從寺廟裡趕出去，週三晚間很多藏人在戈爾登寺門前過夜，以圖阻止軍隊驅趕僧侶。

戈爾登寺僧人和當地民眾試圖阻止安全部隊進入寺廟時，中國警方放出受過訓練的警犬攻擊居民，咬傷民眾。

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團體「國際支援西藏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透露說，戈爾登寺僧人和當地民眾試圖阻止安全部隊進入寺廟時，中國警方放出受過訓練的警犬攻擊居民，咬傷民眾。之後，公安部門企圖趕走寺廟裡的兩千多名僧侶，並且封鎖了戈爾登寺。

4月13日，流亡在印度達蘭薩拉的戈爾登仁波切發表公開聲明，要求當局停止暴力行動。他在聲明中表示：「不信任自己的民眾，僅僅靠懷疑、騷擾、監控等不擇手段的鎮壓，是無法實現和諧的。我呼籲，立即停止暴行，尤其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否則，再多的軍隊和監獄，也可能是不夠用的。」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唐納表示，中國安全部隊在戈爾登寺的干預行為「不符合國際認可的宗教自由和人權的原則」。他說，美國政府已經向中國官方提出了這個問題，且將持續密切監控情勢。

4月19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稱：「近日戈爾登寺僧人的生活、佛事活動，一切正常，當地的社會秩序也一切正常，警寺雙方一直十分融洽。」他表示，過去多年以來，警方和寺方組成治安聯防隊，以防止壞人進入寺廟。

4月22日，中國軍警進入戈爾登寺，逐房搜索，抓捕了三百多名僧人。

當局計畫徹底改造戈爾登寺

26日，中國外交部洪磊調門大變，「針對戈爾登寺少數僧人長期以來嚴重干擾破壞當地正常社會秩序，玷污藏傳佛教形象，極大傷害信教群眾的感情，這樣一個事實。阿壩縣人民政府對戈爾登寺集中進行法制宣傳教育。」

中國官方《新華社》25日一篇題為《阿壩縣民眾：早就希望對戈爾登寺開展法制教育》的報導稱，「當地民眾對這個寺廟怨氣越來越大，緣於近三年來，戈爾登寺僧人不斷製造違法事端，擾亂社會秩序，破壞民眾正常生產生活秩序。例如，2008年3月16日，戈爾登寺1,500名僧人中有超過300人參與了打砸焚燒當地政府和派出所；2009年和今年，戈爾登寺僧人紮白、平措先後自焚。這些違法犯罪行為給阿壩縣經濟發展帶來了不良後果，直接損害了民眾的經濟利益。」

該官方媒體報導還稱，戈爾登寺的一些僧人被查出患有淋病等性病，報導引述多名據稱是「當地藏族居民」指責，稱那些「不務正業的僧人」正在污染佛教形象，「戈爾登寺的僧人連年鬧事，牽扯了政府和幹部很多精力，肯定影響我們經濟社會發展速度。」

在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中國事務辦公室工作人員次仁娜姆接受法國廣播公司採訪的時候澄清那都是中共的宣傳：「自從3月16號發生自焚以後，中共就對戈爾登寺強行封鎖與外界隔離，當地民眾沒有說希望給僧侶進行法制教育什麼，都是中共自己講的，事情根本不是這樣的。當地民眾都很擔心僧侶安全，所以12號開始，過百名老人日夜輪流住在寺院附近，就是怕當局把僧侶帶走，警方放狗咬這些老人，雙方發生衝突，過程中兩名老人去世，這是確切的消息。」

她還透露，「中共當局準備從今年年底開始對戈爾登寺進行接管，目前的寺觀會將失去作用。戈爾登將由國家直接管理。首先，寺院僧人的人數將從目前的2,500人減少至400至500人，他們將把外地來的僧人全部遣送回家，其次，藏人要進入寺院當僧人必須擁有中學畢業文憑，並且獲得當地宗教部門的批准。」◇

格尔登仁波切记者会

格尔登仁波切记者会
记录整理稿
2011-11-16

來源：中国人权
http://www.hrichina.org/hk/content/5786

谭竞嫦（中国人权执行主任）：我代表中国人权欢迎西藏和印度的格尔登寺住持、精神领袖格尔登仁波切，也欢迎今天与会的中国、香港和纽约新闻媒体的朋友们。2011年3月以来发生的一系列藏人自焚事件是西藏人权状况骇人听闻的写照，它是与中国整体人权状况相联系的一部分。包括维权人士、律师、记者和上访人士在内的大陆汉族人，同样受到当局的暴力对待、骚扰、拘留和强迫失踪。两个著名的案例，一个是陈光诚和他全家被殴打、软禁，另一个是高智晟继续被失踪。由于中国当局对信息的控制，外界难以获取实际情况的准确信息。我们希望这次与仁波切的见面将有助于国际媒体理解和报道西藏问题。

格尔登仁波切（藏语发言，英文翻译）：我先来介绍一下自己。我的名字是格尔登图库（活佛），我是11世格尔登仁波切，多年来一直与西藏人民心心相印、骨肉相连。

我想主要讲一下西藏目前正在出现的紧急形势，尤其是在西藏阿坝这个地区。

“三代藏人的创伤”

这一备受关注的紧急形势之所以在阿坝出现，是因为这一地区的藏人遭受了持续三代人的创伤。

第一代藏人的创伤可追溯到1935年，第二代是在1958至1966年，即文化大革命和所谓的“民主改革期间”。第三代创伤是中国当局从1998年开始进行的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这个创伤此刻正在撕开西藏的心脏。

为什么在西藏，尤其是阿坝地区，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中国政府一直在整个西藏，尤其是在阿坝地区进行严厉的镇压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从今年3月以来当局把寺院分成很多小组，对僧人进行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几乎不分昼夜地对僧人住处进行任意搜查。当局的强力镇压，已经使藏人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现在请提问题。

发生自焚的导火索


问【所有问题均由谭竞嫦代为读出，除非另有说明】： 第一个问题来自《华尔街日报》：“是什么原因触发或催生了自焚事件？”

答【格尔登仁波切用藏语回答问题，然后翻译成英文，除非另有说明】：主要原因其实就是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西藏进行的镇压，于是自焚这种反抗形式便在西藏产生了。

自2008年以来，当局在阿坝的格尔登寺院不断加大的镇压力度，确实已经达到了藏人的爆发点。

“极度恐惧和绝望的状态”

问：这一组问题是《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提出的。首先是《金融时报》的问题：“在一系列自焚事件发生的背景下，中国当局在西藏地区采取的安全措施——部队的部署、宵禁——有什么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当局采取了哪些新的镇压措施？具体是什么？为什么自焚事件仍在扩大？”第二个问题，来自《华尔街日报》：“明显的骚乱仅仅在以格尔登为中心的地区出现，还是已经蔓延到其它寺庙？如果蔓延开来的话，是哪些寺庙？”

答：总体上讲，当局的镇压是在西藏各地进行的。镇压的强度实际上相当于对整个西藏实行了戒严。

事实上，藏人在西藏自治区和自治州这些地方非但没有享受到更大的自治，反而比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遭受更大的压迫。

藏人没有环境保护的权利，没有宗教自由的权利，没有行动自由。这些就是藏人一直受压迫的例子。

虽然当局这些对藏人的压迫政策是在整个西藏实行，但是从2008年以来，阿坝地区遭到了更严厉的镇压。

自2011年3月以来，当局对僧人进行夜以继日的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包括对寺院任意搜查；在整个寺院里安装闭路摄像头、窃听设施和观察塔楼；围捕数百僧人，拘留在秘密地点，其中许多人遭到酷刑。这些就是中国当局在阿坝进行严厉镇压的例子。

   2008年，我们曾目击中国当局对阿坝格尔登寺院进行的非常严厉的镇压。从今年3月开始，我们看到这样的镇压再次在寺院发生。为了对僧人加速进行爱国主义再教育，他们把僧人分成55个小组。800名中国政府的官员进驻寺院，迫使僧人处于极度恐惧和绝望的状态。

虽然名义上叫“再教育”，实际上僧人却处于被监禁的状态。

当局定期对僧人们进行盘问，问他们的看法改变了没有，立场转变了没有？只要他们的观点还没有改变，当局就威胁要毁了他们的寺院。

自焚——“非暴力反抗的最有力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格尔登寺院的僧人陷入极大的绝望之中。他们发觉，除了诉诸非暴力反抗中最有力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反对中国的统治，别无选择。藏人采取自焚行动，避免伤害任何一个汉人，以非暴力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一直对格尔登寺进行镇压，好像只有那里会发生绝望行动，其实不然，这种反抗方式已经扩大到西藏其它地方，包括道孚和甘孜。

采取自焚反抗方式的藏人没有性别或社会群体之分。他们代表了西藏社会的各个部分，包括僧人和世俗阶层，男人和妇女。

通过这样的行动，他们试图表达藏人的终极愿望和藏人迄今所遭受的终极苦难。

如果当局撤出军队、停止再教育、改变核心政策，中国政府可以在一夜之间使自焚行动停止。

中国政府在西藏的镇压是一系列自焚事件发生的根源。只要这些根本原因没有改变，只要这些根本原因还存在，后果就会继续出现。

现在，中国政府通过实行镇压政策，正在把西藏问题变为西藏地区的民族冲突。

“中国的司法制度完全不公平”

 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司法体制完全不公平，完全不公正。

比如，平措1的叔叔们在平措采取自焚行动时试图救他——但他们却被控杀害平措。受害者被指控为罪犯。这是不公正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司法制度很大一部分已经被腐败和金钱收买了。

问：《多伦多星报》的问题是：“11名僧侣和尼姑自焚，据报道其中6人已经死亡；其他5人的情况怎么样？”还有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今年上半年300名从格尔登寺院被带走的僧人现在情况怎样了？”

答：我们知道在自焚的藏人中已有6人死亡。关于其他人，我们了解到的是，中国政府把他们带走了，之后有关这些人的下落音讯全无。因此，到目前为止，这些人是活是死，中国政府对我们和全世界封锁了有关消息，没有任何一点有关他们下落的消息。

我们所知道的消息是，被当局从寺院被强行带走的300名僧人，其中一些人可能已经获释或是允许回去，其中有些可能已经逃回来了。但到目前为止，有关他们大部分人的下落，还是没有可确认证实的消息。

问：《华尔街日报》的问题：“人们对达赖喇嘛和噶玛巴喇嘛对自焚发表的声明有什么反应，如果他们知道这些声明的话。”

答：达赖喇嘛和噶玛巴喇嘛都说这些自焚在西藏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不断强化的镇压。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结束其镇压之日，就是这些绝望行动停止之时。

达赖喇嘛的主要观点是要通过对话解决西藏问题，解决冲突。

“没有任何军事暴力统治能解决任何冲突”

没有任何军事暴力统治能够解决任何冲突。因此，我们认为绝对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和官员们要认识到，只有通过和平、非暴力和对话的方式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他们应该拿出勇气和远见这样做。

中国官员和西藏当局，他们现在在西藏使用的方式还是上个世纪的。我有时怀疑北京中央政府是否了解某些地方当局在做什么，他们在使用什么方式解决问题。要么中国政府不知道地方当局的所作所为、不知道他们正在西藏实行最严厉的镇压措施，如果他们了解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敦促北京领导人允许国际社会到西藏去访问，允许世界媒体到西藏去采访，让我们去看看那里发生的真实情况。

所以，中国政府不允许任何外面的人和媒体到西藏去这一事实，就暴露了中国政府知道他们正在隐瞒某些在西藏发生的事情这个事实。

  如果你有真相，就让世界看看。

寺院权力被官方“篡夺”

问：下面是德国《莱比锡人民报》的问题：“派驻在格尔登寺院的800名官员现在是否还在那里？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是政府的哪些部门？是格尔登地区的还是其它地方的？他们究竟在那里干什么？”

答：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是曾经派驻格尔登寺院的800名官员人数已经减少到300至400人了。他们大部分来自四川省4个不同的县。

问：他们在那里做什么？

答：目前，人们在说格尔登寺院所有的管理权已经被强行剥夺，或者说被阿坝州政府官员篡夺。这些官员在寺院里所做的就是监视僧人在寺院里的活动，他们还负责在寺院开展日常的再教育活动。

问：这里有两个来自《卫报》和《南华早报》的问题：“尊者能不能谈一下自己的情况？是什么时候离开西藏的？是否打算回去？以前有没有这样对外发言？想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尊者担任住持有多久了？现在住在哪里？印度？”

答： 1959年，我逃离西藏，到印度流亡。1984 或1985年，我曾可以短暂返回西藏。现在，我住在达兰萨拉。我一直深切渴望回到西藏，事实上，我常常要求中国政府准许我返回西藏。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如果我们获得被允许返回的自由，那么任何一个藏人都愿意回到西藏。此外，我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了解西藏的现实状况。

中国政府“散布假消息”

 问：《卫报》提的另一个问题是：“尊者以前有没有这样对外发言过？这样做有什么后果？”

答：我现在之所以非常强烈地对外发言，完全是因为西藏的形势极端严峻，主要发生在与我个人关系密切的阿坝格尔登寺院周围。

我现在之所以非常强烈地对外发言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公布正在发生的事件真相，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对它自己的人民——中国人——隐瞒真相，他们开动宣传机器传播假消息，告诉老百姓，西藏发生的事件并不是因为西藏人要自由。他们一直编造有关西藏局势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说出真相，这样人民就会发现中国政府在隐瞒什么。

比如，在格尔登寺院有一个房间是专门存放旧的使用过的武器的，这些用过的武器是过去藏人发誓不再杀害动物后交出来的。中国政府一直告诉媒体和老百姓，寺院藏着这些武器是因为僧侣正在打算对中国政府发动战争。

由于中国政府一直向其老百姓散布这种谎言，因此我要利用这一机会说出真相。

我所尽力关注的是，采取这一立场和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会使公众了解事实的真相。

分化与审问

问：这里有来自《金融时报》、《卫报》、公共电台、《南华早报》、《华尔街日报》、《莱比锡人民报》的问题。有一组问题是关于如何理解寺院内人员结构的。“什么时候僧侣被分成55个不同小组的？2008年，还是今年自焚发生之后？在这些小组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格尔登有多少僧侣？目前格尔登寺里最资深的喇嘛是谁？他现在的情况如何？中国当局有没有安插一些亲信进来？”

问：把僧侣分成55个小组，是从今年3月开始的。在 2008年，僧侣被分成8个组。中国政府通过这些小组来开展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这些小组是落实再教育运动的方式。

当局把僧侣分成55个小组所要达到的唯一真正目的，是通过这些小组，可以对僧侣定期审问和批斗，问他们是不是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是不是已经对西藏政治和中国政府形成了新的看法。

当局有一本进行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的教科书。这本分发的教科书是以最美好的漂亮言辞开头的，但是一旦你读完全书，简单来说，这本书就是要求僧侣应该服从中国当局，并按照他们命令的每一件事去做。

传递消息的地下渠道

问：公共电台提出的问题是：“仁波切是怎么知道所有这些事情的？”《卫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没有改变政策和行为的情况下，尊者是否会告诫僧侣不要自焚？”

答：关于前面提到的还有多少僧侣留在格尔登寺的问题，目前很难确定僧侣的人数，因为信息渠道已经被切断。

不过：一直有一些不同的地下渠道，人们通过这些渠道把消息传给我们。最重要的是，因为当地的人民把我当作值得信任的人，因为他们有信仰，信任我，他们努力为我搜集所有这些不同的消息。

那些努力将消息传递给外界的人的处境令人关切。不管是文件、数字、图像或任何数据，哪怕只是一个小消息，他们都有可能为此而遭到中国当局非常严厉的惩罚。即使中国当局并不确定某个藏人是否与外界进行联络，或把这类消息传递出来，只要当局怀疑，就会立刻把他们关进监狱。

这里有很多藏人仅仅因为被怀疑把有关抗议的消息传给外界，就被关进监狱的案例。

“我们没有道德权威”制止自焚

只要中国政府不放松在西藏的镇压，那么生活在那里的西藏人民就有权利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是否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们被迫采取这类行动是因为他们没有其它选择。由于这种情况，由于不是我们从一开始告诉他们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我们没有道德权威或权利去告诉他们要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作为一个佛教高僧和修炼者，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任何人遭受折磨，更不要说去死了。

每次有人以这样的行动来放弃自己的生命，我们都会产生巨大的痛苦，因为西藏人口很少，是一个很小的族群，特别是这些藏人展现了巨大的勇气和对他们家乡的爱。这样的损失使我们感到更大的悲伤。

我们的文化使我们哪怕看到一个虫子死亡，都会产生巨大的失落感和痛苦。

“恐惧气氛弥漫整个地区”

问：《华尔街日报》的问题是：“请说明一下在格尔登寺院是否真的有一个你的‘竞争对手’？”《莱比锡人民报》的问题是一个前面提出而还没有回答的问题：“格尔登寺院现在有多少僧侣？” 然后是《南华早报》的问题，也是前面提出的：“尊者能否描述一下寺院的情况，以及现在僧侣们的状态？”

答：在格尔登寺院的四个方向上现在正在建四座楼，以便加强监控僧侣的所有活动。阿坝州当局夺走了寺院的全部权力，直到明年3月。僧侣被告知，如果他们表现好，这些权力会还给寺院。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中国政府任命格尔登寺院类似“官方喇嘛”的消息。但是，显然中国当局一直在格尔登寺院对一些喇嘛施加压力，希望这些喇嘛可以变成与我们对抗的对手。

他们还炮制了很多假新闻、假消息，在寺院里传播假信息，以便使这些人转而和我们对抗。大部分假消息似乎是针对着中国老百姓编造的。

到目前为止，格尔登寺院的每一个僧侣都生活在恐怖的气氛中，整个地区都弥漫着恐惧气氛。每一个人都担心不知什么时候中国的司法制度会把一个可怕的假罪名安到他们头上。

所以，这是一种恐怖气氛，目前他们就是在这种气氛里生活。

谭竞嫦（中国人权）：我这里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介绍下你自己和所代表的媒体？

蓝青（自由亚洲电台）：是的，我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蓝青。

我的问题是，我们知道胡锦涛曾经担任过西藏的领导人。那时，他动用军队镇压西藏民众；他手上是有血的。现在他是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你知道共产党的统治者谁强硬谁就能往上升，现在他已经到了这个位子。那么，你怎么会觉得他们仍有兴趣进行对话呢？我们知道达赖喇嘛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对话，但是他们（中共领导人）完全没有兴趣。

有消息说，胡锦涛是经过考验的——通过他在西藏的表现——然后成为可以被放在这个领导位置上的人。

在使用暴力达到目的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团结一致”；我们则“坚持非暴力对话”

答：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共党文化造成的，他们总是说什么是不能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允许人民做的。

中国当局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使用暴力和残忍手段，在这一点上，所有领导人是团结一致的。如果有人对这个政策提出异议，领导层马上会认为这个人非常可疑。从最高层领导到基层官员，这是他们都认同的文化。任何人要对这种政策提出不同看法，都需要非凡的勇气。目前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没有这种勇气和眼光。

当我们说要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光是指胡锦涛，也不光是指现在的中国政府，我们在谈到对话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一个解决这一危机的长远政策。即便为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数代人的努力，我们坚持非暴力对话。

问： 《卫报》希望澄清一个问题：“自焚的总数是不是11人？”另外，《华尔街日报》想知道仁波切的年龄。

答：如果我们只计算在西藏已经采取自焚行动的人，自3月到目前为止，可以确认的数字是11人。有些发生在偏远农村地区的自焚事件不很确定，缺乏确切的消息和文件。不过，西藏的11人自焚是可以确认的数字。

在西藏之外的流亡藏人中，一位年轻藏人男子，过去是西藏青年大会的成员，最近试图在德里中国大使馆前自焚。我们也知道在尼泊尔有一名西藏僧人上周试图自焚。

根据藏历，我是1942年出生的，现年70岁。

问：最后一个问题，是《南华早报》提出的：“能不能请仁波切确认一下他在藏传佛教等级制度中的级别和地位？”

翻译Tendor（自由西藏国际学联）： 现在，我来以第三者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以我个人的身份发言。格尔登寺院有许多分院，这有点像连锁店。不仅在阿坝，还有在安多，所有与各格尔登寺院有关的人员加起来总数有数万之多。许多世代以来，仁波切是他们这个等级制度中的最高首脑。

满洲皇帝曾有一个制度，两次授予仁波切呼图克图（蒙古语圣者之意）称号。

西藏五世达赖喇嘛在位时期，曾授予仁波切的前世“戎布法主”称号。现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位期间，授予仁波切以“朱古纳松”（清代中央政府授予西藏和蒙古地区具德高僧的封号）称号，这通常可以翻译为“三大化身”，但请不要引用我的翻译， 我担当不起。

现在，仁波切拥有普通退休喇嘛的高贵地位。

谭竞嫦（中国人权）：我们感谢每一位与会者，特别要感谢远方与会者的耐心。这是中国人权第一次主办远程视频记者会。我们希望下一次能更加顺利。我们将把一些词的拼法和后续消息传给所有与会者人。再一次感谢所有与会者，感谢在纽约现场的与会者。感谢各位，感谢仁波切，感谢Tendor精彩的翻译。谢谢！

编者注释

1. 平措，20岁，西藏阿坝僧人，于2011年3月16日自焚，是第一位自焚的藏人，第二天死亡。 ^

阿壩自焚事件的背景

作者：李江琳
來源：《開放》雜誌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541

專訪格爾登仁波切
時間：二○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地點：紐約曼哈頓王朝酒店六三○室

　李江琳：仁波切，請您簡單自我介紹一下好嗎？大多數中文讀者可能不瞭解您。

　格爾登仁波切：按照我們藏人的算法，我是第十一世格爾登仁波切。一九四二年出生在阿壩若爾蓋縣一個小村裡，父母是普通農民。我家兄妹四人，我是老三。我四歲時被認證為十一世格爾登仁波切，五歲坐床。一九五九年五月離開西藏。一九八七年在達蘭薩拉重建格爾登寺，一九九二年寺院建成，正式成立。所有格爾登寺把我當作他們的最高導師。

　李：世上有多少格爾登寺？

　格爾登：比較有共識的看法是，在境內外有三十到四十座格爾登寺。作為精神導師，五世達賴喇嘛曾賜予稱號叫「戎布卻吉或戎布法主」。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賜給我「朱古納松」稱號。由於這些緣故，境外和境內四川、青海、甘肅的格爾登寺僧團對我非常尊敬和信任。

拉薩事件後中共嚴控格爾登寺

　李：我對最近發生的阿壩自焚事件非常關注，寫了好幾篇文章。大家一向認為，「西藏問題」的中心主要在衛藏地區，特別是拉薩一帶。為什麼最近的事件發生在阿壩格爾登寺？

　格爾登：主要原因，套一句毛澤東講過的話：「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事件是中共在格爾登寺採取高壓政策導致的。以前他們的「嚴控」政策多半都在所謂西藏自治區內，對西藏東部安多地區管得不是那麼嚴。由於形勢的惡化，中共開始在自治區之外也採取嚴控政策。尤其是二○○八年拉薩三月事件之後。

　李：近幾年來，我從安多地區的歷史注意到，從一九三○年代紅軍路過開始，阿壩地區就發生過很多衝突。那時格爾登寺有沒有損失？

　格爾登：沒錯。共產黨一九三五、三六年路過阿壩、嘉絨、還有康的一些地區，後來又回來，有兩次經過。阿壩地區，歷史上第一次餓死人就在那個時期。（紅軍）路過嘉絨的時候，就住在阿壩格爾登寺的大殿裡，大殿裡供奉的佛像、佛經、佛塔，都受到嚴重的破壞。該寺的僧人也有被紅軍打死的。因此，格爾登寺的僧人不得不逃到山上，躲避那些紅軍。紅軍在大殿的壁畫上寫字留名。那些壁畫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都遭到破壞。

　李：請教仁波切有關一九五九年的情況。一九五八年的「四反運動」是針對寺院的，當時格爾登寺的僧人有沒有參加暴動？

　格爾登：據我瞭解，根據西藏的習俗和我們僧團的規矩，出家僧人穿著袈裟打仗的情況幾乎不存在，出家人一直避免這樣傷害他人的事情。但是當地民眾在紅軍時期和一九五八年與外來勢力發生衝突的情況是有的。

　李：據我所知，在一九五六年和五八年，阿壩地區遭到過鎮壓，當時格爾登寺是否受到某種程度的牽連？

　格爾登：當時格爾登寺的僧人受到了很大衝擊，遇到很大困難。格爾登寺是很有名的寺院，有很好的佛像、佛經、佛塔，軍人進來後，都受到嚴重破壞。僧人被強迫參加所謂的「改革運動」。最後，格爾登寺被摧毀，只剩下幾間僧人住的房間。所在地，幾乎成了荒地。

　李：就是說一九五八年格爾登寺被拆掉了？

　格爾登：從五八年開始，五九年，六○年......

　李：寺院裡的僧人呢？

　格爾登：沒有寺院，出家人去哪裡？他們都要去公社。不能不去。沒有寺院，不能學佛法，只好去公社。不能穿袈裟，不能剃光頭。凡是跟宗教有關的事都不允許，連念珠都不准帶。
關閉僧人學校，嚴禁宗教集會

　李：現在的格爾登寺是什麼時候重建的？

　格爾登：是他們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後恢復的。一九八○年。歷史上阿壩格爾登寺有一千五百僧人，重建後，僧人人數是三百左右。

　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第二波反抗的時候，格爾登寺有沒有參與？

　格爾登：八七到八九年，抗議事件基本上集中在西藏自治區。據我瞭解，格爾登寺沒有發生嚴重問題。但是中國政府對格爾登寺非常懷疑，擔心會出事。在西藏自治區和其他藏區的寺院裡還沒有工作組或派出所小組的時候，第一個成立工作組或派出所小組的寺院就是阿壩若爾蓋縣的達倉拉姆格爾登寺和阿壩縣的阿壩格爾登寺。這二座寺加起來大概有一千五百僧人，施主和信徒捐辦的僧人學校也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關閉了。身為出家人如何做人，如何學佛法？我當時寫了一本包含十三條內容的小冊子，從達蘭薩拉寄到那兩家寺院。被當地政府發現後，他們說這十三條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逮捕了幾名年輕僧人。

　李：那是哪一年？

　格爾登：八七年後。大概是九○年代初。

　李：十三條戒律還是十三條指導？

　格爾登：十三條指導，如何學習佛法的指導，但政府不准學習。這些年中，類似這樣的情況不斷發生。阿壩格爾登寺裡有些外來學習佛法的僧人，政府說不是阿壩轄區的人，不能進寺院。你大概知道，寺院裡的祈禱大法會和其他佛事活動特別多，有時候他們說人數太多，不允許舉辦，或找種種藉口禁止與佛教有關的宗教活動，直到現在。格爾登寺設法建立一個條件較好的圖書館，但是當局也不同意。你是研究者，你大概知道，在漢地的寺院要建立一個圖書館可以批准；有些寺院，比方說少林寺，不學佛法，要學功夫，也可以得到允許。但是在西藏的寺院，特別是格爾登寺，不僅成立圖書館不行，舉辦祈禱法會也得不到批准。你想想，這對寺院和僧團的打擊有多大。

　李：他們是不是對格爾登寺特別嚴格，還是當地所有的寺院都這樣？

　格爾登：我也一向重視這個問題。在阿壩地區所有寺院都採取同樣的嚴控政策，但是對阿壩縣的格爾登寺和若爾蓋縣的達倉拉姆格爾登寺特別嚴格。這兩座寺院可能是重點監控對象，害怕問題可能發生在這兩座寺院。

　李：若爾蓋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八年也是一個打得很厲害的地方。

　格爾登：是的。非常嚴重。

首位自焚者親屬竟被判重刑

　李：我們對安多發生的事情瞭解得非常少。

　格爾登：沒錯。我剛才說的那些地方，阿壩縣也好，若爾蓋縣也好，可以說是西藏跟中國的邊界，來來去去的非常頻繁。這是發生很多衝突的原因。現在居住在若爾蓋的這些人，歷史上曾經是西藏跟中國打仗的人。現在阿壩地區的一些地名，比方說「加本灘」，「加堵灘」「加」是「漢人」，「本」是「十萬」，意思是這裡曾經有過十萬漢人。「堵」是「屈服」的意思漢藏發生過衝突，從國民黨時代到共產黨時代。

　李：最近自焚事件的直接起因是什麼？

　格爾登：這個問題我們分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來談。從廣義來講，藏民族遭到的破壞和嚴酷的政策，這是整體的。事件直接的導火線是，第一位自焚的彭措法師自焚後，他叔叔和姑姑以「殺人罪」被判刑，判十多年有期徒刑。

　李：這是什麼時候？

　格爾登：第一個自焚事件是今年三月。三月之後，彭措的叔叔和姑姑被判刑。這是導致後來的自焚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在格爾登寺裡正在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如果不接受教育，他們威脅要拆毀格爾登寺、要逮捕僧人。這兩件事對僧人打擊極大。這兩件事是直接原因。第三個原因是有很多僧人半夜裡失蹤了，不曉得到哪裡去了，下落不明。（僧人）不能出寺外，外面的人也不能進來，在沒有任何自由和選擇的情況下，他們不得不選擇自焚這條路，來表達他們對當局嚴控高壓政策的不滿。
　李：「下落不明」指的是什麼？他們被抓走了，還是他們自己離開了？

　格爾登：都在半夜凌晨被秘密逮捕。昨晚睡覺的時候還在，天亮就不見了。問法院，法院不答覆，其他機關也不答覆。

　李：現在格爾登寺還有多少僧人？

　格爾登：現在我無法告訴你確切的數字。主要原因是目前任何通訊方式都已經斷了。沒有辦法掌握最新的實際數字。

　李：您認為我們作為漢人能夠做些什麼？

　格爾登：我最大的希望，作為一個漢人作家，知識分子，現在我們需要的，最期盼的是把阿壩等西藏境內真實的情況透過各種管道介紹給大陸境內的中國人，這是最重要的。現在在中國當局的不實宣傳下，一般老百姓沒有辦法知道西藏的真實情況。漢族人民是我們的朋友，但是現在中國政府給廣大漢族人民造成一種印象，就是中國政府優待藏人，但是藏人不感激。所以作為獨立的漢人作家，把真實的情況告訴漢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李：您覺得有那些真相是並蒙蔽的？

　格爾登：我給你舉一個例子。你大概也知道，西藏的寺廟裡都有一個殿，我們叫護法殿。當地民眾會在護法殿裡面放一些傳統的武器，都是非常落後的武器，用意是發誓以後不再打獵等。可是中國政府把這些傳統的武器拍下來，大作宣傳：說西藏寺院裡藏著武器，要推翻現在的政府。這就讓不明真相的漢族人以為，出家人藏著武器，這是不得了的事情。中國政府有意欺騙自己的人民。據消息說，最近幾年，在成都，穿袈裟的西藏人，計程車的司機不讓坐。歪曲真相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還有一件事。○八年拉薩事件後，他們在阿壩格爾登寺裡派了很多公安和軍人，執行監控任務。剛來時很嚴格。後來，跟寺的僧人熟了，就不再那樣嚴格。當局發現了，立刻就把那些公安換掉。怕他們知道真相之後會對藏人產生同情。

自焚之外還有四位僧人自殺死

　李：二○○八年格爾登寺發生了什麼？

　格爾登：拉薩事件時，阿壩縣也發生了抗議。當時軍警對人群開槍，當場打死了二十三人，我們都有圖片，不少人受重傷。我們確切掌握的，有名字的，就是二十三人。僧俗都有，年輕人，老人，男女都有。

　李：自焚事件後，有關格爾登寺周圍的村莊民眾的情況，有沒有消息？

　格爾登：現在嚴控依然存在。但是格爾登寺是他們的眼中釘，管得最嚴。幾個月前他們認為只有格爾登寺是問題來源。但是現在，尼姑自焚了，一般的俗人也自焚了，所以他們現在認為不僅格爾登寺是問題中心。現在周圍的地區都在嚴控之中。

　李：若爾蓋的格爾登寺有沒有消息？

　格爾登：現在沒辦法瞭解。其他格爾登寺也沒有最新動態。嚴控是有，但不像阿壩縣格爾登寺那樣嚴重。我要補充一點是，在阿壩地區發生自焚悲劇的時候，同時也發生了自殺的情況。由於內心無法遭受忍受這樣的悲劇和打擊，還有人心臟病發死去。據我們掌握的消息，已經有四名僧人自殺身亡。兩個是阿壩縣格爾登寺的僧人，一個是阿壩縣懂日格爾登寺，一個是上阿壩的果芒噶爾寺，一共有四名僧人自殺。

　李：仁波切，謝謝您接受我的採訪。

　格爾登：謝謝您關注西藏、關心西藏。

2002年舊聞：達倉拉莫格帝寺遭到中共當局嚴加監控

來源：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
時間：2002-7-29
http://www.tibet.org.tw/news_detail.php?news_id=52

本網綜合報導，位於西藏東部若爾蓋地區（現劃為中國四川省阿壩州若爾蓋縣）的達倉拉莫格帝寺將面臨關閉的命運，該寺的僧眾及當地的居民正密切的關注寺院未來的發展。

原因是若爾蓋地區的居民連署簽名向中國政府提出請求，邀請居住在印度達蘭薩拉的格帝仁波切能回到家鄉訪問，希望能得到中國政府的許可。然而中共當局以流亡藏人如要進入藏區是不受任何限制為由駁回請願書。

中國當局認為，煽動居民發起請願邀請格帝仁波切回家鄉訪問的始作俑者是達倉拉莫格帝寺，同時格帝仁波切也被冠上反動份子的標籤。所以達倉拉莫格帝寺不但遭受到監控，中共當局還開示禁止格帝仁波切的著作。之前格帝仁波切的許多珍貴的著作被分散各地傳閱。在西藏至少有三十座寺院隸屬於達倉拉莫格帝寺。

不久之後，中共當局隨即在寺院佈署人員，對寺院中僧眾舉行愛國教育，並同時強迫僧眾答應協助當局將收回分散各地的仁波切著作。

中共當局並指出，如果再有發行這些作品，寺廟將面臨關閉的命運。其實這些作品不過是仁波切私人的著作，內容都是敘述如何修行及告誡僧眾如何持戒清淨，主要作為寺院及僧眾生活的指導方針。

格帝仁波切曾於1985年首次回到西藏探望親友，但遺憾的是未能獲准返回家鄉訪問，因為中共當局擔心如果讓仁波切在家鄉停留，引起廣大追隨者做出反中國政權的行動，而仁波切只在達倉拉莫格帝寺停留五天後隨即逼迫離開西藏。

仁波切家鄉的居民指出：我們和寺中的僧眾感到十分的難過，因為仁波切不能回家鄉訪問。我們熱切的盼望他能回家鄉看看。自中共入侵西藏，仁波切由拉薩前往印度己經四十年，老一輩藏人更憂心有生之年無法見到仁波切。

第十一世格帝仁波切羅桑丹曾吉美耶喜嘉措，1942年生於西藏東部迭布地區（現中國甘肅省迭布縣），1959年跟隨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仁波切畢業於印度瓦拉納西西藏綜合大學，並獲得拉然巴格西學位。目前居住在印度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的格帝佛學院。曾擔任西藏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長。

与格尔登寺僧人的访谈

“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武力镇压，他们想错了”
――与格尔登寺僧人的访谈，纪念平措自焚一周年

來源：新世紀博客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hk/2012/03/blog-post_7850.html


2011年12月1日至15日，在阿坝格底寺（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的格尔登寺，以下写格尔登寺）的母寺达仓拉莫寺（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举行了因明冬季辩经法会，来自格尔登寺的众多僧人参加了法会。

以下访谈中的人物，由于可想而知的原因不便公开真名，皆以化名代之。安瑟是记录者，是一位境内的藏人作家。接受访谈的都是格尔登寺的僧人，他们是：阿瑟噶瓦、阿瑟卡瓦、阿瑟嘎瓦、阿瑟阿瓦，以藏文字母为化名。

阿瑟噶瓦：
能在这里见到你很高兴。早就读过你的书，我们经常谈到你，所以表示欢迎。

安瑟：
谢谢！今年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众遭受了无法忍受的磨难和暴虐，对此深表同情和慰问。我和许多藏人从心底里敬佩格尔登寺的僧众，我们不会忘记你们，我们休戚与共。

阿瑟卡瓦：
我们生活在暴虐之中，真的很难忍受，但是今天能在这里向你倾诉，我们从心底里感到安慰。

阿瑟嘎瓦：
是的，如今我们格尔登寺的很多英雄为了西藏政教事业抵押下自己的生命走了，我们承受着心灵的痛苦和磨难留在世上，很希望把这些痛苦讲述给世人听，为此我们等待了很久。虽然外边一些公允的新闻媒体有报道，但是自己很想亲口讲述这种痛苦，因为在心里埋藏了太久……把心中的痛苦讲述给别人，就如同在痛苦中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感觉。

我们现在虽然来到格尔登寺的母寺达仓拉莫寺参加因明冬季法会，但是我们每一个僧人后面就有一个汉人的干部或士兵监视着，我们的电话都遭到中国的监听。昨天，我刚到这里，就接到一个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回答，我在达仓拉莫寺的冬季法会上，我这样汇报了。事实上他们非常清楚我在哪里，但是他们在试探我们的动向或行为。

阿瑟阿瓦：
说实话，今天心里是高兴的，与一个担负西藏福祉责任的人进行讨论深感安慰。原本计划的是，我们格登寺的一千名僧人来参加冬季法会，但是很多僧人认为在中国政府对我们如此监控、骚扰和镇压的情况下，去参加法会还不如不去，所以没有来。

现在我们格尔登寺的僧人和寺院周围的处境很危急。自焚僧人的僧舍里常驻有干部，为了防止袭击，门和窗户上都安装了铁网。我们和中国干部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没有丝毫改善关系和产生信任的可能。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武力镇压，他们真的想错了。中国政府从2008年起至今使用武力镇压，使用更多武器，促使我们的勇气和信心以及对中国的仇恨更加激增，绝对没有任何人想停止或放弃抗争。这是中国政府的最大错误，既不理解，也不改变固有的政策。

对我们好的话，我们也是人。可是，对我们实行镇压，我们是人，是会反抗的。如果政府对我们没有开明的政策，如果军队不从格尔登寺撤离，反抗的运动绝对不会停止。我们格尔登寺的年轻僧人，对中国的敌对情绪从来没有消失过。连小僧人们在玩耍的时候都表现出反抗和自焚的行为。

之前，格尔登寺的宗教活动禁止了六个月。后来，中国干部说要开放宗教活动，并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当时，中国干部一而再地要求格尔登寺的格西（佛学博士）左仓宗智发言，他于是说：“我说了不讲，硬要我说，那我不多说。最近很多英雄儿女为了众生自焚了，对此一些什么都不懂的白痴和走狗们说什么自焚者是僧人和尼姑，他们自焚是破了戒。这种说法纯粹无知。自焚者没有破戒，因为没有违背任何一部律部经典——《广戒经》、《杂事品》、《百业经》等，这才是事实。在佛子菩萨传中有很多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生命的记载，所以绝不能说他们都破了戒。”但散会之后，他就被中国人带走了。之后，两百多名弟子前往阿坝县城，警告中国人如果到下午六点之前不释放格西左仓宗智，我们全体将自焚。那天下午格西左仓宗智获得了释放。如果那天不释放格西左仓宗智，我们绝对会一起自焚的。想起来真的非常敬佩！我们内部如此团结一致！

阿瑟噶瓦：
我和爱国英雄洛桑平措（于2011年3月16日自焚）是同班，如今我们班在格尔登寺是反抗最强烈的，也是中国政府特别监控的对象。洛桑平措在生前总是谈论西藏民族的状况，尤其经常提起2008年3月16日中国政府屠杀很多阿坝民众的血腥事件。他常常痛苦地说“从2008年开始，阿坝民众有了非同其他的新的痛苦，这个大屠杀是无法忍受的”等等。当然，格尔登寺的大部分僧人都这样说，所以也没有引起其他人的重视，认为只是一般的言论。平措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的身体很壮，而且力气很大。比赛力气时我们班上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他曾在私下里对几位朋友说：“我无法继续忍受心中的痛苦，2011年3月16日我将向世人表现一点迹象。”总之，他自焚的原因是无法忍受2008年开始的镇压。

洛桑平措自焚的那天，格尔登寺正在颂持《甘珠尔》，法会结束后我去了寺院的商店，听得有人说我们班的一个僧人进行了自焚抗议。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充满悲痛，赶快跑到僧舍告诉了师傅，再跑到大经堂跟前时，洛桑平措的亲戚格桑、格勒，以及现在被关在中国监狱中的达杰和甲普宗智等人，急匆匆地赶来了，当时我都不敢问发生了什么事。大经堂周围很多僧人抱头痛哭，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整个人恍恍惚惚……整个世界陷入了悲痛。没过多久，五百到一千名僧人聚集到大经堂前。僧人们准备冲出寺院以及进行其他的准备。但是，阿勒合（朱古，仁波切）东可仓做了劝说，并阻止僧人们出去抗议，要求他们解散。也有很多老人信众对着僧人们哭喊、请求：“我们的僧宝，请你们不要这样，我们不是这家汉人的对手，过去他们在1958年和文革时杀了我们很多人，现在这家汉人还会屠杀的，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不要这样！”

“我们不是压不住幸福而想冲，是背不起痛苦而想冲……这些人献出了身体和生命，我们无法留下。”僧人们回答。那天，只想到要去死，根本不想活下来。但这时，有很多年轻的信众挡住了僧众往外冲。当人痛苦到极点的时候，根本没有恐惧和犹豫，我是个胆小鬼，但是那天真的觉得死是非常简单的事。往外冲的主要是我们班的僧人，都是十九岁、二十岁的僧人。出于同班同学感情深厚的原因，有的僧人号哭着往外冲，有的捶打着自己胸口往外冲。这时，曾在哲蚌寺学习过的僧人格桑和达杰（2008年3月12日哲蚌寺举行抗议时割腕抗议的僧人）让僧众们坐在地上，大家终于坐下了。天快黑的时候，三四千名僧人聚集到了那里，附近的朝圣者和手持拐杖的老人们前来对僧众说：“卡卓（藏语，哀求之意）！卡卓！卡卓！不能让喇嘛和僧众受伤害，你们受到伤害等于是我们全体藏民族受到了伤害……”说着放声大哭，整个世界都是哭号声。当时无法忍受如此悲痛的状况，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坐在地上，内心很痛苦。

这时，一位叫却派的僧人站起来说：“我们这样做也是别无选择，这样往外冲也可以理解。我们藏民族最主要的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位尊者，达赖喇嘛尊者被驱走他乡，班禅喇嘛尊者被关在监狱中。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两位尊者的处境都是为了藏民族，我们必须要记住。除了这样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要牢记、讨论这个事情。2008年，他们踩踏了达赖喇嘛尊者法像，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我们甚至没有收藏一张法像的权力，我们只能这样做，别无选择。”

之后，格桑也讲话了。这时格桑的妹妹和弟弟哭着说“阿古罗罗（请求）不要讲话。” 格桑说“汉人有没有镇压我们，请看看我的妹妹和弟弟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哭泣？”等等。

这之前，有些僧人已经赶往洛桑平措自焚的地点。寺院吹法号的僧人（名字不详）说“我们要跟随自焚的英雄们反抗中国”，当他冲向外面时，他的父亲抓住了他：“阿爸，他们能把自己的生命点燃，我们必须站在他们的后面，”他边说边往外冲。那位吹法号的僧人冲出了寺院，后来遭逮捕，至今关押在监狱中，直到今天还没有判决。那天很多人被抓了，中国军人把僧人和民众分割成很多块镇压了。所以还留在寺院里的全体僧人都表示，洛桑平措已经牺牲了，但是必须要释放被抓走的僧人，如果不释放我们不会回去。天快黑的时候，僧人们在大经堂前点了很多酥油灯，这时手机的信号中断了。不过这次抗议有了效果，那些被抓的僧人当晚被放回来了。这是第一天。

第二天中午的十二点左右，平措的家人来了。昨天他自焚之后，被军人们打得很重，僧人们抢回了他，用小车把他送回了寺院。当时他说口渴想喝水，他喝了一碗水。这时他的父亲说：“你无法坚持下去，该怎么办？”。他说：“阿爸，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喝了很多汽油。”没过多久，他呕吐了一些乌黑色的液体后就去世了。

我们是同班。在格尔登寺的传统是，班里的学生发生福祸这样的事情，任何人没有权力干涉，所有的决定权都归这个班。当天晚上，我们准备了祈颂经文、祈福法会等。他的所有遗物归班级，我们用他的遗物为他做了法事。当时，也有人想收藏这位英雄的遗物，很多僧人和俗人争先恐后地顶礼他的遗体，所以我们找了一张平措很大的照片让民众和僧人朝拜顶礼。在处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在笔记本上的一段话：“运气和信心是胜利，失望和疑虑是失败。”我亲眼见过他写的字。很多人想把这些遗物保存下来作为历史的物证，都说“向格尔登寺和你的班级表示感谢！”洛桑平措的手机被一位俗人买走了，说是要珍藏英雄的遗物。

中国政府审讯了我们班的诵经师扎西。他们的理由是：这个事件发生在格尔登寺，但具体发生在你的班级。

我们本来计划将遗体存放数天，但是中国政府突然下令第二天必须举行葬礼。我们班按时进行了祈福颂经等佛事，第二天我们以崇高的礼仪排成色昌（僧众仪仗）迎请了平措的遗体和照片。所有信众没有不流泪的。妇女们痛哭着说：“为了嘉瓦丹增嘉措（尊者达赖喇嘛）的事业和西藏民众的福祉点燃了身体……”。从寺院开始，僧俗民众手持哈达和圣香列队迎请了他的遗体，并大声齐颂“岗日热瓦果为香堪斯……（尊者达赖喇嘛祈请文）”快到火葬台时，东可仓仁波切持香引前，全班僧众把遗体放入了火葬台。那是一个用铁皮制成的箱子，那就是火葬台。在把遗体放上火葬台之前，东可仓仁波切把洛桑平措的遗体三次举起让民众瞻仰，所有人都痛哭成一片。就这样，这一天就结束了（说到这里，阿瑟噶瓦泣不成声）。

第三天，没有任何的动静。

第四天，我们几个人在收拾拜访者献的哈达，一个小僧人跑来说：“他们要禁止格尔登寺的宗教活动”。这样叫喊了多次，后来我不知道具体情况。我当时想，如果禁止宗教活动是了不得的事情。

一个月之后，达杰和甲普宗智遭逮捕。从此我们班就被列入黑名单。之后，又逮捕了丹增和纳丹，逮捕他们的理由是，指责他们和洛桑平措在茶馆里商量自焚。总之，指责他们商量了自焚，每年自焚一个或者一起自焚。

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详细登记姓名、籍贯等，当时大家议论说外省的僧人会被赶回去。有一天，僧人们聚集在大经堂前发放圣物，并说今晚绝不让一个僧人被他们带走。有些僧人和闯入寺院的军人在对峙，僧人和军人几乎脸都贴上了。僧人们说：“格尔登寺的全体僧人休戚与共，如果带走一些僧人，其他僧人无法袖手旁观。” 后来叫所有的僧人聚集到大经堂前，我也去了，不久大家又都回了僧舍。当晚来了很多干部和军人把僧人们强制带走了，遭到严重殴打的僧人也不少。当天晚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车辆，有人说如果发生严重问题，有的车上装着可以彻底消灭所有僧人、毁尸灭迹的武器，当然具体是什么武器我不清楚。那天晚上，军人和干部把我们像抓贼一样抓走了，押送到汶川和茂县。每辆车上押的有二十多名僧人，两名士兵押一位僧人，共有二十多辆车押送僧人，车队中间还安插的有军车，行驶在一条很宽的公路上，但是看不到其他任何车辆在公路上行驶。然后，把我们分成了七个组，我们每十八人关押在一间房子里，一直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其中有很多受伤的僧人。我们听不到外面的消息，而他们对我们进行哄骗。二十多天后，干部们大骂道：“你们犯法了，到外地寺院学习要办理手续，你们没有办理手续，所以犯法了。”

有一天，有个僧人写了“你们蹂躏藏人的生命，不让我们呆在寺院是对我们的权利和民族的侮辱”。由于这件事，情势一度非常紧张。我们也进行了几天的绝食。一个多月后，我们被遣返回了各地。就是这样的情况，详细情况很多，这只是简单的一段经历。

安瑟：
唉！遭遇了巨大的磨难啊，感谢你！

阿瑟噶瓦：
我们的两位怙主（嘉瓦仁波切和格尔登仁波切）不会停止为西藏人民的斗争。我们的心中有无法忍受的痛苦。中国政府认为我们怕镇压、怕开枪而退缩，我想那是不可能的事。我们抗争的敌人不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和开明的知识分子等群体，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这个政权。每天对我们进行的镇压、骚扰与限制，让阿坝地区的民众也无法继续忍受，而且在藏人干部中也有很多人无法接受。

阿瑟卡瓦：
这次我们格尔登寺的三百多名僧人到这里参加了法会，每个僧人心中都有巨大的痛苦，心病。由于每个人的心理素质不一样，所以面对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不可能一一讲述，已经占用了很多时间，这次就到此为止，达德莫（多多保重）。

安瑟：
唉！达德莫，西藏三区的人民心中有你们格尔登寺的爱国英雄们，很多英雄儿女永远在精神上支持和尊敬你们。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团结一致，我这次到这里也是为了支持你们而来的，总之，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

原文藏文，记录于2011年12月，安多
中文译者：桑杰嘉

附：

2011年3月16日，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20岁僧人洛桑平措（又写洛桑彭措）在阿坝县城点火自焚，呼喊“让达赖喇嘛回来”、“西藏需要自由”、“祈愿达赖喇嘛长久住世”，遭中共军警毒打，次日凌晨牺牲。之后，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人民法院判格尔登寺僧人尊珠（又写仲周），洛桑丹增（又写泽让旦真）和洛桑丹增（又写旦纯）11年、10年和13年重刑，理由是他们“转移”、“藏匿”了重伤的平措，以此推卸当局责任。

自2009年2月27日，格尔登寺僧人扎白（法名洛桑扎西）在阿坝县城自焚之后，格尔登寺这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寺在巨大的压迫之下，迄今已有13位僧人及前僧人自焚，其中9人已牺牲，4人迄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扎白（法名洛桑扎西）：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岁。2009年2月27日自焚。遭军警枪击，重伤，被军警抢走，只知已残，更多情况不明。

洛桑平措（又写洛桑彭措）：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岁。2011年3月1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毒打，牺牲，后由藏人火葬。

洛桑格桑：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1年9月2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是3月16日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平措的弟弟。

洛桑贡确：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1年9月2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只知在某军队医院，四肢已被截肢, 却被禁止家人探访。

格桑旺久：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7岁。2011年10月3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曲培：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9岁。2011年10月7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卡央：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8岁。2011年10月7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诺布占堆：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9岁。2011年10月15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次成：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20岁。2012年1月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丹增尼玛（又称丹尼）：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20岁。2012年1月6日自焚。当场牺牲，被军警抢走遗体。

仁增多杰（又名柔白）：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9岁。2012年2月8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洛桑嘉措：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9岁。2012年2月13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格贝：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2年3月10日（1959年西藏抗暴53周年纪念日）自焚，当场牺牲，遗体被军人抢走，拒绝交还家人，由军营在12日晚上火化，并限制五名家人参加葬礼，现场被军警包围。

亲探阿坝格尔登寺 “自焚”火光中层层迷雾

作者：高君
來源：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2-02-15/58597103-5.html
時間：2012-02-15 04:24:06

【多维新闻】2011年，位于中国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县吸引了所有关心西藏人们的视线，“格尔登（寺）”赫然成为“西藏问题”新的聚焦点。因为年轻藏人僧侣的接连自焚事件，令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感到悲伤和震惊。而由格尔登寺僧侣自焚辐射到藏区多个地方的自焚事件似乎在进入2012年后并没有走向结束，新年伊始又有9起自焚发生（截止发稿时的2月14日），其中包括一位德高望重的活佛。

为何是格尔登？又为何大都是年轻的僧侣自焚？探究事件发生的更为深层的原因不难发现，这与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持续在西藏问题的“争斗”息息相关，是所谓西藏政治问题衍生出的一种极端行为。而格尔登寺成为这一问题当前的“摇旗者”也绝非偶然。

平静而窒息的阿坝

其实早在2008年发生震惊世界的西藏拉萨“3·14”暴力事件后，“阿坝”和“格尔登”就已经跃入了人们的眼帘。在随后的3月16日，阿坝县城和部分乡村发生的暴力事件同样触目惊心，中共官方称造成200多人受伤，境外的藏人组织则说官方开枪致使20多位藏人毙命。该事件被中国政府命名为“阿坝‘3·16’打砸烧抢事件”。当年3月28日，中共官媒还报道称在格尔登寺查获了暴力武器枪支30支（包括小口径步枪16支、各类火药枪14支）、子弹498发、火药4公斤、管制刀具33件，以及数以千计的“藏独”宣传品。从2008年后，每当新闻出现“阿坝”，我首先联想到的就是这次暴力事件，原本那个沁人心脾的美丽地方，如今却笼罩着不安的迷雾。

阿坝县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所辖的县，该州共辖13个县，其中耳熟能详的汶川、九寨沟都分别是该州的一个县。四川省另一个藏区是甘孜藏族自治州，就在阿坝州的西面，又与西藏自治区接壤。阿坝州和甘孜州幅员辽阔，占据了四川省总面积近一半。根据公开资料显示，阿坝县总人口约7.2万人，其中藏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0%左右，汉族人口大概有3,000人。在“3·16”事件发生前，当地有为数不多的驻军，骚乱事件后开始有大批武警进驻该县。

笔者曾在“3·16”事件发生一年后再次前往阿坝县，当时的县城与我两年前第一次来访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太多的地方在大兴土木，以钢筋水泥构造的藏式 风格建筑比比皆是。笔者在阿坝的几天里感触到，无论藏人还是汉人，他们似乎早已摆脱了一年前的事件影响，表情安静而平和，彼此间也保持着正常的交流，各类 商业活动有条不絮。围绕县城形象广场所辐射出的经营旅游产品的店铺占了大多数，几乎都是藏人在经营。他们中有不少人能操持流利的汉话，他们讲，只有会讲汉 话才可能把生意做好。这也恰恰反映了中共最近几年在藏区大力推行的欲以经济发展稳定藏区的策略。当然，这一策略的推进同时也在“逼迫”有着自己民族语言的 藏人不得不学习汉语，否则就很难在经济交往中获得机会和实惠。

这自然成为境外藏人组织一直指责中共推行“蚕食”藏文化的主要争论点之一。

作为藏区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位于县城西北角的格尔登寺是阿坝县规模最大的格鲁派寺院。据史书记载，建于公元1870年的格尔登寺是第一世格尔登活佛（仁波切）绒靖更敦坚木参所创建，与达赖喇 嘛系统同属格鲁一派。沿着县城主干道之一的洽唐中街徒步，很快就能到达该寺院。前往格尔登寺途中，另一番破旧的面貌开始展现出来，公路两旁的建筑陈旧老化，街面呈现出的更多是脏乱差的景象。从主干道拐入去寺庙的巷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住满武警的派出所，这让我本来平静的心情顿增了一点紧张。笔者前后两次进 入寺庙都没有发现身着警服的警察，寺庙的僧人称，这个派出所大概有一个排的兵力，一早一晚都会喊着响亮的口号进行例行的军事训练。

无独有偶，笔者入住的宾馆的偏楼也驻扎了为数不少的武警士兵，平时军事训练用的高墙、独木桥、路障等器具都摆在宾馆的大院中。与其中的战士闲谈得 知，他们是在2008年“3·16”事件后进驻的。由于此前该地驻军不多，没有多余的营房供他们驻扎，因此政府就辟出县城部分较好的宾馆作为他们的临时驻地，同时也能在发生紧急事件时迅速反应。此外，附近的银行、加油站等重要设施中都有武警士兵执勤的身影。

表面平静的阿坝在“3·16”事件后其实就一直笼罩在乌云下，政府为加强防备不得不强化军事力量的存在，同时对寺庙僧侣的“再教育”等运动，也让部 分有“政治企图”的激进藏人和僧侣认为这是政府的软硬兼施，他们越发难以忍受这样的高压政策所带来的压力，地下活动开始变成他们“反抗”的主要方式。日趋 发达与便捷的通讯条件难以阻断他们与外界的联系，而藏区日益繁盛的旅游业也为更多藏人提供了潜出境外的条件。于是，在互不信任的氛围下，彼此高度对立的局面就此形成。每隔一段时间官方就会曝出在寺庙中查获武器和宣传藏独的材料的新闻，以印度达兰萨拉为主的流亡藏人组织也会随即指责中共迫害僧人，侵犯信仰自 由。

被亵渎的格尔登寺

回顾近年来中国藏区的种种充满政治诉求的抗议活动，人们不禁发现“格尔登”已经赫然成为“鹤立鸡群”的摇旗者。在2008年3月发生举世震惊的藏区 大骚乱后，格尔登寺遍布四川阿坝及甘肃甘南藏区各地的子寺僧人参与的各类被中共执政者称之为骚乱的事件更是举不胜数。2008年3月27日，格尔登寺僧人洛桑金巴上吊自杀，4月16日僧人图松自杀。到2009年，自杀行为开始升级为有违佛教的极端自焚。当年2月27日，格尔登寺24岁僧人扎白，举着所谓的 “西藏国旗”雪山狮子旗和达赖喇嘛画像当街自焚。时隔3年后的2011年的3月16日，年仅20岁的格尔登寺藏族僧人洛桑平措于县城洽塘中街街口自焚，就此以阿坝僧人主导的惨烈自焚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

格尔登寺在藏族寺庙中的规模趋于中等，在藏传佛教寺庙中建寺历史也并不算长（大概有120多年）。

可为何有如此之大的宗教、政治能量，以至于在近年的历次事件中不断成为媒体的“爆点”呢？这就不得不说到格尔登寺的传承。格尔登寺是四川境内最大的格鲁教 派寺院，虽然因历史的原因几经毁灭与重建，发展至今日已成为藏传佛教寺院中寺庙与佛学院融为一体的典型代表。绒靖更敦坚木参创建格尔登寺后，历届格尔登仁波切为弘扬格鲁佛法先后在藏区的安多和康巴建立了诸多格尔登子寺院，成为影响该地藏区的重要佛教力量。传承至今，已是第十一世格尔登活佛了。

现年70岁的第十一世格尔登仁波切(Kyabje Kirti Rinpoche)于1959年随同达赖流 亡到印度，曾经在流亡的藏人组织中担任“宗教文明部”噶伦（注：噶伦是流亡政府的官职，目前设8名噶伦，任期5年）。十一世格尔登仁波切曾是西藏“流亡政 府”总理桑东仁波切的得力助手，目前也是去年“当选”为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的重要幕僚。由于其特殊地位，他在遍及四川、甘肃、青海的格尔登寺近 20个子寺上的影响力仍旧很大，是藏人格尔登寺的精神导师。他的出走和深厚的影响力使得在处理藏汉关系上，格尔登寺的态度颇为微妙。

当阿坝格尔登寺开始频现僧人自焚事件后，第十一世格尔登仁波在与流亡藏人历史研究者分析原因时认为2008年拉萨三月事件是个分水岭，之前中共在西藏自治区内严控，之后扩大到安多地区，这种高压政策是导致格尔登寺自焚频发的直接原因。他还从历史的角度认为从共产党的 红军时代开始，双方就已经结下了“梁子”，正在长征的红军路过该地区时破坏佛像、佛经、佛塔，也有僧人被红军打死……2011年11月6日，格尔登仁波切 在美国国会就西藏处境发表演说最后总结道：“总而言之，西藏僧俗民众中，尤其是在五星红旗下成长的年轻人，因中共的高压政策，把他们逼上梁山。他们认为自 焚是表达对共产党不满情绪的最佳方式。”他还说到，“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们的最后呼声是，‘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人民需要自由！西藏需要宗教信仰自由！’”等等。

众多佛教界和关心西藏的人士对于格尔登仁波切把自焚认为是“表达对共产党不满情绪的最佳方式”颇为失望，纷纷指责他实际是在鼓励藏人的自焚行为，这种行为注定要对藏传佛教的声誉和未来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更是会让几代格尔登仁波切费尽毕生精力创立起来的宗教体系付之一炬，格尔登寺无疑正在背负着 暴力和恐怖的恶名。寺庙正在流泪流血！

分析阿坝格尔登寺几起僧人自焚事件，不难发现他们的年龄大都在20岁以下，这些还被称为少年的僧人大都是被家人在10岁之前送到佛学院学习经法，几乎不曾离开自己家乡和寺庙，西方媒体称几起事件中，年轻僧人和还俗僧人在实施自焚行为之前，都高呼“西藏自由”、“西藏独立”等口号，这明显是一种政治的诉求。他们何来的政治诉求？怎么又变成被称为宗教领导者、“上师”、”仁波切“的人眼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了呢？

据大陆官媒报道，在2008年年初，在印度达兰萨拉的十一世格尔登仁波切利用本人的宗教影响力，指使身边的若巴等10余名骨干通过各种渠道向境内散布“西藏国民大起义活动”，指挥僧人“奥运会前必须闹起来”。

格尔登活佛通过亲笔签名信指挥四川两座格尔登寺把在6月份举行的法会提前到3月10日，且必须举行7天。而恰是应用了大批僧人的聚会，挑起了冲击阿坝地区政府和派出所的打砸抢烧事件。明白了这层关系，或许就不难明白为何“格尔登”一词在藏区的骚乱中屡抢“风头”了。而更令人关切的是，这种违背佛教不容自杀 的教义，已经点燃了起来，它会燃烧多久，又会烧向何方，举措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层动机？

政治诉求日趋暴力

我在2009年的阿坝之行中结识了两位格尔登寺佛学院的年轻学僧，是在与阿坝县的近邻青海久治县相识。久治县是藏族果洛部落神山年宝玉则的所在地，据说这里是藏族英雄史诗中格萨尔王征战的古战场。在神山脚下，记者享受着这壮美的神山带来的震撼，而这两位略懂汉话的学僧则正等待理想的天气欲攀爬其中的 一座山峰。我们互留了电话，他们还留下在格尔登寺扎康（僧人的住宅）的门牌号，约好3天后去他们的扎康做客。

格尔登寺发展至今日已成为藏传佛教寺院中寺庙与佛学院融为一体的典型代表，学僧往往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这里学习佛法和各类知识。

在约定的日子里，我在一座座集合了美观与舒适合一的扎康中穿行，终于按照所记的门牌号找到他们的扎康。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返回。在用简单汉语加手语说明情况后，其中一位学僧的弟弟热情接待了我，带我参观了他们漂亮的两层阁楼。在他们的卧室，笔者惊奇地看到达赖喇嘛的画像悬挂在房间显要位置，这位年仅16岁的年轻人告诉我们，悬挂达赖喇嘛画 像是他们的基本信仰，政府一般很少干涉，除非有特殊情况。对于2008年3月发生的事件，他微笑着摆摆手表示不愿提及……当格尔登寺年轻僧人不断传来自焚 消息时，我试图联系他们，但留下的电话号码已成了空号。想起当年寺庙里一群少年僧侣围在我们中间，全都是笑嘻嘻的模样，他们打打闹闹，活力十足，天真而烂漫，这印象始终难以忘却。思绪同时也化解了因武警存在而紧张的心态。

笔者始终难以相信其中的一些年轻僧侣真的义无返顾地“葬身”火海。如此惨烈、鲁莽行为造成的恶果无疑会令他们的父母家人经历一场噩梦。这些不谙“西 藏自由运动”、“西藏独立”背后复杂的历史背景、政治缘由的年轻人，做出辜负养育他们的父母和社会、轻视自己的生命的行为，更是违背了他们所信仰宗教的教 义。

2011年年中，达赖喇嘛宣布“退休”，只保留纯粹的宗教身份，具有哈佛法学博士学位的洛桑森格成为海外藏人组织（达兰萨拉称为“藏人行政中央”） 的“政治领袖”。他在接受多维采访时曾坚定地表示要遵循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反对极端的声音，也不支持暴力。但面对接二连三的自焚事件，洛桑森格也曾一度表态“不鼓励藏人在西藏境内的自焚和反抗”。但他强调的仅仅是“不鼓励”，而从没有向境内藏人传达“不赞同”甚至“坚决反对”用自焚方式进行抗争的信息。

从基本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出发，洛桑森格为此接连组织了祈愿法会、禁食活动以及烛光祈福去悼念这些逝去的僧人。熟悉西藏事务的分析人士称，这些活动固然是同情自焚者，但洛桑森格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去坚决反对这种有违人伦的自焚行为。自焚不符合佛教的基本教义，也不符合达赖喇嘛主张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

洛桑森格在回应导致发生悲剧的根本原因时认为：“中国对西藏的持续占领以及中国对西藏所实施的政治压迫、文化同化、经济边缘化和环境破坏的政策。” 这位人士表示，洛桑森格无疑把自焚提升到了政治因素，这会让外界质疑具有藏青会背景的他对藏人自焚的根本态度，甚至怀疑他“劫持”了达赖喇嘛慈 悲为善的宗教理念，让暴力活动走向政治诉求的前台。同时，借用自焚这样极端方式去吸引世界的目光，继续热炒“西藏问题”。对藏传佛教而言，自焚事件这样的 极端行为如果不严加制止，极易演变成为宗教极端主义，必然使藏传佛教在现代社会丧失自我。如果一个政治组织采用或借用有违人伦的方式付诸政治目的，只能印证这样的政治组织正走向最后的沉沦。

进入2012年，藏人的自焚事件更为频繁：1月，阿坝县发生5起、在青海省果洛州达日县发生1起；2月，在四川省甘孜州色达县发生3起。藏人和政府的“对抗”也在持续升级。这也给西藏和藏人带来更多的哭泣。

(高君 撰稿)

“自焚指导书”——达赖集团的末路疯狂

作者：益多
时间：2013-02-28 
来源：中国西藏网 http://www.tibet.cn/news/index/ydzl/201302/t20130228_1863690.htm
     
       近日，达赖集团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篇“自焚指导书”，公开煽动境内藏人“按计划和步骤实施自焚”。这份“自焚指导书”在策划、安排自焚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时，态度之冷静，思虑之周密，使其在达赖集团众多喧嚣中具有特殊的“分量”，很快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而其之所以个人名义发布，显然只是为了方便“流亡政府”躲避世人对其公开操弄自焚的指责。

　　该“指导书”署名拉毛杰，此人曾连任达赖集团两届伪议会“议员”，现在仍在达赖集团“教育系统”任要职。“指导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思想动员，鼓吹自焚者是“无畏的英雄，很伟大很光荣”，教唆“男女英雄们”时刻准备就义；第二部分是“自焚准备”，详细指导自焚者“时间上要选择重要日子”，“环境要选择重要的地方”，“留下书面或录音遗言”，“托一两个信得过的人帮助录像或照相非常重要”；第三部分是“自焚口号”，教唆自焚者统一呼喊“给西藏自由，达赖喇嘛返回西藏，释放政治犯”等口号，同时将这些口号制成传单抛洒，以扩大影响；第四部分是“其他和平活动”，比如“在学校和人员聚居地高呼口号”、“发表演说”、“向中央请愿”等，“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众多方面开展活动很重要”。

　　无论从哪个视角解析，这份“自焚指导书”都不失为世所罕见的“奇文”！奇就奇在它无异于达赖集团操弄自焚罪行的“自供状”。伪政府头目不是口口声声要中国政府拿出“达赖集团操弄自焚”的证据吗？不是“欢迎”中国政府组团去达兰萨拉搜集证据吗？现在证据由他们自己公诸世人了。这一证据的可靠性，不仅在于它出自达赖集团要员之手，而且在于其所列各项内容都被已发生的自焚事件所印证。事实上，几乎每次自焚现场都如同“自焚指导书”所设计的，有人在现场摄像，达赖集团甚至能在事发几十分钟后就拿着照片和有关个人资料进行炒作；有人在案发现场呼喊分裂主义口号，煽动、纠集社会闲散人员阻挠政府施救行动；一些自焚者“遗言”内容同“自焚指导书”完全相同。据已经认罪服法的故意杀人犯罗让贡求交待，他根据达赖集团的要求，利用其在寺庙中的身份和影响，伙同其侄子煽动、教唆、胁迫他人自焚，事发前都记录下自焚者个人、家庭信息并拍照，事发后迅速通过手机等传给达赖集团。“自焚指导书”的目的是将自焚行为“规范化”、“系统化”，以便今后像流水线作业般进行操弄，达到达赖提出的让自焚“更有效率”的目标。

　　这份“自焚指导书”也是给西方某些势力一记响亮耳光。多年来这些势力出于遏制和分化中国的目的，把达赖及其集团塑造成“非暴力”抗争的典范。自焚事件发生后，他们全然不顾事实，极力为达赖集团开脱罪责，反诬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导致自焚行为，甚至对中国依法审判的自焚案件犯罪分子也表示同情和“关切”，给操弄自焚者打气。此番“自焚指导书”公开承认达赖集团煽动、策划自焚的罪行和政治动机，以及下一步继续操弄自焚的计划，丝毫没有给其西方主子以颜面。

　　达赖集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公开“自焚指导书”？直接原因是他们中的极端分子感到了绝望。据加拿大“星岛日报”报道，达赖曾“谆谆教导”手下：“现在我们假设决定用武力来达到我们的目的，那首先我们要有枪，还要有弹药，但谁会卖给我们呢？枪的来源有了，钱从哪来呢？就算有了钱也买好了枪，但如何运进中国呢？通过哪个国家边境运过去呢？过去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帮我们空投过，但那是过去了，现在绝不会了。”达赖从自身失败中得出一个教训：通过公开武装暴力活动搞“西藏独立”行不通，不如通过“中间道路”蒙蔽世人，实现“曲线藏独”。但这一政治纲领从提出至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连与中央接谈的通道也被他们自己堵死。时至今日，费尽心机想出的操弄自焚这一“非暴力抗争的最高形式”眼看又要完蛋，这使得一些极端分子愈发焦躁，不得不公开发布“自焚指导书”，希望这股邪火不至于毫无“成果”地熄灭。

　　“自焚指导书”的出台也是因为自焚事件始终没有达到达赖集团所预想的国际效应。即使是一贯支持他们的西方某些势力，也不敢冒着政治信誉和道义合法性损失的巨大风险而公开支持操弄自焚这种变相暴力恐怖的行为。2月3日“纽约时报”报道，“流亡政府”头目哀叹，“突尼斯的自焚可以成为阿拉伯之春的催化剂，为何我们被（国际社会）给予的支持不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看到的呢？”而“多维新闻网”评论则一针见血指出，“事实上，藏人的自焚的确很少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很难想象国际社会如何支持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中国政府更没有创造条件鼓励藏人自焚，因此无从谴责。西方国家都明白这种事情发生的背景，他们不去谴责藏人行政中央已经是很给‘面子’了”。达赖集团企图以“自焚指导书”催促更多自焚事件发生，以增加乞求国际同情的本钱，这一行为适足以推动国际社会进一步认清达赖集团的凶残和疯狂，也促使某些西方势力在支持达赖集团时更加投鼠忌器。

　　达赖集团此时抛出“自焚指导书”，以为可以借此对中国政府进行政治讹诈，完全打错了算盘。当年靠武力对抗、武装叛乱都没有得到的“西藏独立”，岂能在今天靠骗几个可怜的人来烧就可以实现？事实上，经过事发地各级政府的努力，自焚事件在个别地方一度多发的势头已经被压制了下去，达赖集团操弄自焚的线索基本查清，一批犯罪分子已经被绳之以法，达赖集团的犯罪行为被这些地方各族群众所痛恨。这些充分说明，在对达赖集团斗争中，人心在中国政府一边，实力在中国政府一边，只要中国政府既不对达赖集团抱任何幻想，也不指望西方某些势力发善心，而是始终把局势的掌控建立在自己工作的基础上，就一定能取得反自焚斗争的最后胜利。达赖集团自以为策划一起自焚，就给中国政府添一份压力，其实正相反，每发生一起自焚，就是达赖集团欠下藏族人民一笔血债。

　　包括“自焚指导书”策划者在内的达赖集团一些人，不是口口声声说自焚是“和平抗议”，希望受到“突尼斯小贩”一样的关注吗？那么如同许多网民早就呼吁的，请先用这篇“指导书”指导自己一下吧！如果自己没有勇气和本事自焚，那就趁早收起这套唬人的把式。还是鲁迅先生那句话：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力，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就请你自己先去死吧。

藏人因何自焚？

藏人因何自焚？[1]

       ——以境内外三个不同角度看其综合原因

孙  雁[2]

    自2009年二月自焚首次在藏区发生以来，自焚总数在四年后的2013年3月已达109起。倘若不是在敏感民族地区，中国任何其他地方发生了如此广泛和持续的群体人命事件，都必定会引起国内公众及知识精英的高度关注。然而，由于国内公共话语将自焚事件完全归咎于境外势力的操纵，影响了全面地去理解自焚发生的多层因素，也导致中国大众及知识界在此问题上的集体失语。

    民间学者王力雄就此评论说，“解开这个难题，或至少知道该怎样面对，前提在于需要搞清这种广泛而持续的自焚，整体是在表达什么意愿，追求何种目标？对此存在不同解读，多数只是强调某个方面，甚至按需所取。”[3] 这番说法不失客观中肯。的确，境内境外对藏区自焚的解释，南撤北辕，争锋相对。前者一味强调外因， 而后者一律怪罪内因，各自都有其局限。

    本文首先介绍和评析王力雄本人对自焚者动机的统计分析，其后将他的结论与一位境外藏人学者和一位境内藏人学者的观点相比较。这三个不同的视野各有独到之处，综合起来有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自焚的原因。

王力雄：自焚是无法空等下去的一种行动

    2012年底，王力雄根据藏人作家唯色对每个自焚者情况的记录，将自焚者中留有的遗言做了分类统计分析。由于并非所有的自焚者都留有遗言，他的数据只反映了留有遗言这一小部分自焚者所想表达的心愿。必须肯定的是，尽管王力雄在民族问题上与官方立场不同，数据也来自其对政府同样持批评态度的夫人，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是认真严谨的，并没有回避不利于境外藏人和西方观点的结论。

    首先，王力雄对自焚者遗言的分析证明了境内外有关自焚的三大流行说法并不成立。第一，境外藏人包括流亡政府政治领导人都曾宣称，自焚是境内藏人无法忍受目前处境的绝望选择。但这一点在王力雄分类的7项动机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有19 % （共5人），不能令人信服地佐证自焚是藏人绝望的选择。

    第二，境外藏人和国内官方都往往认为，自焚行为旨在引起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干涉。然而在王力雄的数据中，仅有4 % （共1人）表达了此意，在他归纳的七项动机里远属最低。况且，这唯一的一人还是遗言者中算得上知识分子的一位网络作家，应该比大多数自焚者更了解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因此他的呼吁不能说有代表性。此外，大多数自焚者不提国际关注，也并非出于境外人士的指点。正如王力雄指出的，至2012底流亡藏人中共有两名自焚者，只有他们在遗言里反复呼吁国际关注。王力雄认为，这反映出境内外藏人的关键区别：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一直是境外藏人的主要目标，也是迄今流亡西藏领导机构的工作重心所在，而境内自焚者并不寄希望于国际社会。

    第三，流亡藏人还往往认为，藏区自焚者意在谋求“西藏独立”这一政治目标。然而在王力雄的数据里，只有19% （共5人）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此意，在七项动机中也占很低的比重。王力雄及其夫人唯色，都是西方颇为信任的藏事评论人。根据唯色的纪录和王的分析而得出的此结论，一定令境外藏人颇为失望。

    那么自焚者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在王力雄的数据里比重占前三位的动机似乎都比较抽象：把自焚“当做一种行为”（占54% 共14人），“祈愿达赖喇嘛”（占38% 共10人），“表达勇气和承担”（占35% 共9人）。王力雄以自焚发生的时间背景推测，这些抽象表达的背后不乏具体愿望。如2012年的两个自焚高峰分别是有诸多藏人纪念日的3月和中共十八大召开的11月。王对前一高峰理解为对中国民族政策的抗议，对后一高峰则理解为促使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改变西藏政策。选择这些特别的时候去行为，“体现了自焚者期望他们的牺牲有助于实现目标，而非仅仅只是表达抗议或绝望。”至于什么目标，遗言里并未具体表达，因此既不能证明流亡藏人所期望的是“独立”愿望，也不能证明中国官方所指控的是境外有组织的操纵。至于自焚是否真的有助于实现目标，王力雄认为自焚者自己也并不清楚，但下述遗言较有代表性 —－ “无法继续活下去空等。” 也就是说，可以把自焚理解为自焚者对现实的消极抵抗。

    占比重第二位的动机，“祈愿达赖喇嘛，”似乎正是自焚者主要想表达的愿望。流亡藏人和中国官方都倾向把呼唤“达赖喇嘛回西藏”的口号等同于要求西藏独立。但王力雄则强调这一口号包含的是宗教情感，需要与政治主张分开：以自己的生命供养达赖喇嘛并超度众生是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奉献，非宗教人士对此不易理解；它是一种不求功利，只求功德的境界。这一宗教精神为多数藏人所具有，也构成自焚的精神动力。同时，这一精神动力还需要与国内的官方政策联系起来理解。由于官方不断向寺庙和僧人施压，要他们谴责达赖喇嘛，反而更促使僧人以自焚这种过激的方式表达对其宗教领袖的尊重和奉献。这其中当然也包含对当局的要求和抗议。

    王力雄数据里居第三位的动机是“表达勇气和承担。”其典型的具体阐述有“要为西藏民族的尊严而自焚，”“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武力镇压，他们想错了。”这也告诉我们，如果官方政策继续把宗教与政治诉求等同，则可能使僧人的反应更加激烈。

    此外，王力雄数据里有一部分自焚者在遗言中表达了一些政治诉求（19% 共5人）。比如，“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要自由”、 “释放十一世班禅喇嘛”、“语言要自由”等口号。但这些口号都可以与“分裂”的主张切割，而狭义地理解为抗议政府在宗教及文化方面的干涉（如不予达赖回归西藏，干涉十一世班禅的选择，推动汉语教育）。

    比这些口号更重要的，是王力雄文章传达的这一信息：西藏问题的国际化正转为国内化。在他看来，西藏问题多年未有进展，从藏人自身的角度反省，原因在于一直把希望寄托于外界——境内藏人寄托于境外藏人，境外藏人又寄托于国际社会，进而期望利用国际社会的压力迫使中国政府让步。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当今世界，这一策略已走到尽头。在这一背景下，王力雄认为境内自焚成为“不知还又什么可做”的另类策略，同时也显示了境内藏人的觉醒。

    王力雄的遗言分析对我们了解自焚者的动机有一定的意义。从自焚者的个人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话语和诉求与流亡藏人的区别，即他们限于宗教的情感与流亡藏人的政治目标有很大的不同。这一区别不仅让流亡藏人失望，也使国内官方对“境外煽动”的谴责显得相对无力。同时，那些遗言又为境内僧人对本族宗教和文化的强烈认同感而加分。总之，王力雄的释析意在告诉我们，境内藏人的民族主义已经成熟，境内藏人终于可以自己掌握命运，找出解决所谓西藏问题的路径。

    然而，王力雄的分析没有触及一个关键的问题，即自焚者是否代表广大藏民的意愿？下面的两位境外境内藏人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次仁夏迦：教派积怨及对现代化的抗议

    1959年出生于西藏，文革初期出走的次仁夏迦 (Tsering Shakya)，现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藏学专家。目前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亚洲宗教与当代社会研究主席。他于2012年底在法国《西藏研究》杂志的自焚专刊里发表文章，分析藏区自焚原因。他认为，藏族民族主义，或是藏人与汉人之间的经济社会差距，都不足以解释自焚现象的猛势增长。[4] 自2009年首次自焚发生以来，大部分自焚事件都与川西的阿坝自治区有关。包括在阿坝自治区以外地区发生的事件，自焚者也往往来自阿坝地区。更有甚者，近年的自焚和抗议活动几乎都出自格鲁派的寺庙，而且可以具体到阿坝地区格鲁派的格尔登寺（次仁夏迦：33-34页）。也就是说，自焚并非是涉及所有藏区和教派的普遍现象，而是一个含特殊地域因素和特殊教派因素的局部现象。

    就特殊的地域因素来说，次仁夏迦认为这恰恰是东藏地区（即川藏和青藏地区）比西藏享有更大的宗教自由而带来的相关后果。改革初期至90年代中期以前，许多当年逃往到印度的资深喇嘛都被允许回来访问或讲课，或参与及帮助修复寺庙的工作，其中也包括原格尔登寺的首席喇嘛——格尔登活佛。他后来于1997年至1999年期间曾任流亡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长。而格尔登寺也正是近年来自焚者的主要来源。东藏区的僧人也有相对的自由去印度访问，并在境外藏人寺庙里学经。其最好的证明就是在印度的藏传佛教寺庙里，国内出生的僧人不断增加。比如在达兰萨拉的流亡格尔登寺里，150位僧人中有127位来自阿坝，仅一人出身于印度（其余的来自国内其他藏区或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而这些有国内背景的僧人自然与他们家乡的僧人和亲友保持密切的联系（次仁夏迦，第29，34，36页）。这也就是说，即使自焚有外来影响，它也来自印度的流亡藏区，而非西方。而且这种影响更多是宗教方面的。

    此外，青海、甘肃、云南、四川这几省的藏区里相对宽松的政策也使藏文化创作的中心从西藏转移到西藏以外的藏区。各区藏人通过民间音乐，出版物及社交媒体等形式创造了新型的藏族共同文化，从而也增强了藏族的共同文化意识和认同感（次仁夏迦：27页）。

    就特殊的教派因素来说，次仁夏迦把它归咎于格鲁派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格鲁派在历史曾占统治地位，属于所谓的皇教，教派内部讲究等级和寺庙传统，因此它对当今政府对宗教的管制比其他教派有更强烈的不满。二是格鲁派系的所有寺庙至今仍拒绝接受中国政府选定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由于班禅喇嘛属于格鲁派，这些格鲁派寺庙不能像非格鲁派寺庙那样，可以对政府要求它们承认新班禅喇嘛的压力视而不见。这两大原因使格鲁派寺庙对中国政府的宿怨和愤怒尤为激烈，因为其核心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比如涉及自焚事件最多的格尔登寺，它既是藏区最大的寺庙之一，又曾是阿坝地区重要的政治权利中心。第十世班禅圆寂后留下的宗教领袖真空，目前又因老一辈喇嘛的逐渐离世而加剧。经过文革的老一辈喇嘛，无意在政治上挑战中国政府，故而专注藏传佛教的复兴。随着这批资深而温和的喇嘛逐个谢世，同时政府又不断要求喇嘛和僧侣谴责达赖喇嘛，与境外寺庙保持距离，这些都给格鲁派寺庙造成了持续的紧张和焦虑（次仁夏迦： 28-29页）。

    此外，次仁夏迦也如许多西方分析者一样，认为中国政府近年来的西部开发政策加剧了民族地区的矛盾。尽管国内官方政策总是以肯定的态度大力发展藏区的交通和援助项目，境外藏人和西方人士却往往把它们看作是同化和融合藏区的手段，认为它们威胁到当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存方式。次仁夏迦称，以保护藏区草原环境为幌子的牧民定居工程，尽管在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延长成人寿命方面有所贡献，但同时也加剧了失业和社会分配不公，其长期效益不明。这些社会问题使当地藏人把牧民定居工程看成政府对他们传统权利的侵犯，对他们生存方式的不当干预。次仁夏迦引用荷兰学者安德鲁·费舍尔的研究为证。费舍尔在2012年4月的一篇文章里制作了一张藏区自焚路线图，图中显示了自焚发生地域与定居工程的吻合。[5] 尽管目前自焚者中还没有人直接来自牧民定居的社区，次仁夏迦认为上述路线的吻合毋庸置疑地反映了社会变迁给当地藏民带来的焦虑 （次仁夏迦：31-32页）。

    有意义的是，次仁夏迦也承认，尽管藏人的不满是基于他们族权的诉求，但是“藏民族”这一概念的历史并不长。而且它正是由中国政府本身“识别”出来并人为地统一起来的。但是经过政府的创造和固定后，这一“民族”概念已成为当今藏人的民族主义和领土意识的基础（次仁夏迦： 24页）。

川藏籍学者：旧势力的回升与影响

    与上述两个体制外的分析观点相比，国内体制内的藏族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藏区自焚事件？几年来我也多次求问一位就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甘孜籍藏族学者。由于他谈的是个人看法，不希望被误认为代表官方意见，故我在此不署其真名，简称他为“康巴学者。”[6]

    首先，这位康巴学者并不否定王力雄的分析。他认为，虽然王的立意不同，但“并非出于绝望”、“呼喊达赖与西藏独立等同过于牵强”、“从众心理驱使” 等几个主要结论是客观的，定量分析的方法是可取的。同时，他也指出王力雄的分析中有一个关键的疏漏：既然是从自焚者的角度去分析原因，就不能忽略这个群体的个人及社会背景。这位康巴学者认为，自焚者大多是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家境贫穷且学习又最差，在寺中是地位最低的僧人，为了提升自己名望或功德，被一些僧人利用、鼓动、甚至直接帮助进行自焚。他把自焚的主要诱因总结为“死后见达赖”、“民族英雄”、“经济补偿”这三项。这一说法意味着自焚者实际上是一群易受伤害、易受操纵的弱势群体。

    我就以上观点询问了王力雄的意见。王的答覆佐证了自焚者年龄偏小、学历偏低这两点。在他有纪录的92例自焚者中，31%为十九岁以下；45%为二十至三十岁之间；8%为三十至四十岁之间；8%为四十至五十岁之间；5%为五十岁以上。也就是说，三分之二多（76%）的自焚者在三十岁以下，这的确是一个很高的比重。王还确认，自焚者中的僧人只受过传统的寺庙教育，而世俗人中没有超过中学毕业的。但王否认经济补偿是自焚的动力之一。他举例说一个自焚者家庭，非常贫穷，但是把收到的十来万元捐款，又转捐给了当地学校（电子邮件，2012年12月19日）。

    其次，这位康巴学者也同意次仁夏迦有关自焚事件限于特定地域和特定教派的观点。他具体指出，自焚者只来自于藏区3,600多座寺庙中的4座，属于极少数。而自焚多发的川、甘、青三省交界的三县七乡，在历史上就属于几不管的部落争斗地区，“无政府”思想历来突出，当年就因此受到马步芳的严厉镇压。现在因为地处偏远，在各省区里藏区所占的经济总量、区位不同。在藏区的经济发展思路、资金投入、宗教管理、社会管理的政策宽严不同的情况下，部分地方的旧势力、宗教旧思想回升，使少数人绑架多数人有了运作空间。相比之下，云南、西藏这些年来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大规模的旅游济经促进了民族交流和交融。云南藏区从未发生过自焚。

    与次仁夏迦相同，这位康巴学者认为正是东藏地区相对宽松的政策，导致宗教势力回升。在物质生活改善、自由活动拓展、法制对干部手脚的约束，以及境内外信息连通的便利（地方上称为“政府政策软弱”）等情况下，老百姓思想受各种思潮、特别是境外达赖喇嘛影响增大。其中最担忧的，就是共产党允许达赖喇嘛回来（达赖要回来的传言很多），天会变，所以许多人想给自己留后路，许多持拥护达赖观点的僧人也借达赖回来的种种后果威逼、绑架民众，一些地方出现“不种地、不准买卖肉类食品”等响应达赖号召“不与共产党合作”运动的现象，搞得老百姓私下也不得安宁。

    至于教派方面的原因，这位康巴学者强调了格鲁派指望恢复传统政教制度的阶级因素。除了自焚事件的受害者往往是贫穷年轻的底层僧人，格鲁派势力回升的其他受害者也是普通藏族百姓。为达其政治目的，在煽动自焚后，一些僧人还不准旁人进行救助，就是为了境外能够看到“刺激”的画面和民众惊恐……，这里面宗教精神已经被深深亵渎。该学者还称，据了解自焚甚至还有私下按旧部落方式抽签强制。

    与王力雄和次仁夏迦的分析鲜明不同的是，这位康巴学者认为自焚因素虽然复杂，但主要还是受境外以“达赖喇嘛旗号”所做的煽动。在王力雄的统计里，高达38% 自焚者的动机是将身体“贡献”给达赖喇嘛（宗教供奉），因此明显看到达赖喇嘛这个宗教符号在这场摧残无知、盲目青少年生命活动中的作用。康巴学者问到，作为一个宗教领袖能接受这种“生命供奉”，而拒不公开谴责和反对自焚，能被视为“情有可原”吗？

解决问题的出路

    王力雄认为，解决所谓的西藏问题需要突破困境，而关键又在于改变由境外藏人包办的一贯战略，由境内百万藏人成为主体，共同参与“自由与和解”之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认为自焚代表了境内藏人的“觉醒”和“行动，”尽管目前除了自焚，他们还不知道到底要什么样去行动。一旦境内藏人知道了路在何方，他们就会活着挺进充满希望的未来，而不需要再投身自焚的烈火。

    次仁夏迦则指出任何方法也解决不了西藏问题。他认为中国政府同其他所有面临分裂主义的政府一样，对藏区采取两大政策。一是加强监控，二是增加投资以诱导合作与服从。然而这两种政策都效果有限。加强经济发展并没有增加藏民对政府统治的接受，而加强监控反而更激起藏族百姓的受害感。次仁夏迦罗列了当局对藏区之间藏民出入的限制，如数百名四川及青海藏区的藏人被驱逐出拉萨。东藏区的藏人要进入西藏自治区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而汉族移民进入西藏却不受限制。（其实次仁夏迦文章里也曾提到，西藏自治区境内发生的零星自焚事件都由川藏区或青藏区来的人员所为。这必然是政府限制藏区之间人口流动的原因）。2008年后藏族旅客面临更多的机场安检，在拉萨机场，他们甚至必须通过专门的安全检查。次仁夏迦认为，正是此类的歧视政策加剧了藏族被排斥的感受，导致他们以自焚的极端手段去表达他们的集体愤怒。但是王力雄的数据则显示，自焚者并非因表达绝望而献身。

    相反，康巴学者认为自焚现象的解决方法还需境外的系铃人。鉴于他把自焚的主要诱因总结为“死后见达赖”、“民族英雄”、“经济补偿”这三项，因此他认为自焚行为甚至与伊斯兰极端势力“自杀式炸弹”没有本质的区别。由此，他呼吁西方各国政府要求达赖喇嘛站出来公开谴责自焚是反人类、反人权行为，是违背藏传佛教基本教义的、他不会为自焚人员祈祷超度。只要达赖喇嘛站出来公开拒绝为自焚人员加气鼓劲，相信自焚事件会大幅减少。

[1] 本文刊载于《领导者》2013年4月刊（总第51期），第172-176页。

[2] 作者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 政治学教授

[3] 王力雄，“燃烧的遗言——藏人因何自焚？”明镜新闻网，2012，12月15日：http://www.mingjingnews.com/2012/12/blog-post_8816.html

[4] Shakya, Tsering. 2012. “Self-Immolation, the Changing Language of Protest in Tibet.”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25 (Décembre): 19-39.

[5] Fischer, Martin Andrew. 2012. “The Geopolitics of Politico-Religious Protest in Eastern Tibet,” Hot Spot Forum, Cultural Anthropology Online, April 9:     http://www.culanth.org/?q=node/530

[6] 2011 年8月访谈，9月电子邮件。2012年12月初北京访谈，12月电子邮件。

達賴願談判但藏獨已難控

獨家專訪：十四世達賴喇嘛談藏人自焚問題

作者：纪硕鸣
来源：《亚洲周刊》2013年6月2日 第27卷 21期

中國總理李克強首訪印度，印度的右翼政黨及流亡藏人激進組織兩股勢力合流，藉機抗議。印度警方加強了對中國駐印度使館以及李克強下榻酒店附近的維安工作，還拘捕了一名試圖在中國駐印大使館外焚燒五星旗的藏族男子。在北京中斷與達賴喇嘛代表連續多年的談判後，境外藏獨勢力更為激進並有與國際藏獨分子合流的跡象，自二零零九年始出現大量藏人自焚，至今已發生了超過一百一十起。政治上退休的達賴喇嘛則稱，如果北京願意，已經作好重啟談判的準備。中共十八大後，中共新一屆領導面對的西藏形勢更嚴峻、複雜。

亞洲週刊獲悉，藏獨團體正醞釀要以更硬的一手強化對抗力量。在經過談判失利、達賴喇嘛辭去政治職務及境內藏區不斷出現自焚事件後，流亡海外的藏獨團體正策劃整合西藏獨立的聯合組織。包括藏青會、政治犯組織、民主黨等在內的西藏流亡藏獨組織已多次召開研究會議，商討建立超越組織、派別，整合全球藏獨力量的「西藏獨立、復國的整合團體」。

首次會議於去年四月在紐約召開，有八十多名藏獨支持者與會。六月二十七日，在達蘭薩拉再次召開有二十多人參加的超派別的聯合討論會，其中還有十個民選流亡議員與會，並發表了「西藏國民議會建國宣言」。西藏青年會主席次旺仁增對亞洲週刊表示，不支持中間道路，「藏青會對除獨立外的任何談判都是排斥的。達賴喇嘛政治權力下放，是給予推動民主最大的機會」。

流亡藏獨人士策劃整合所有藏獨統一團體——「西藏獨立聯盟」，該組織將首次吸納外國支持藏獨者加入。計劃會議由各組織及黨派推薦正式代表超過一百名，吸納支持藏獨的外國代表超過一百名，包括印度境內支持西藏獨立的官員、學者等。

每年的二月十三日是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宣布獨立的紀念日。這一天在美國紐約，一百多人出席召開了西藏獨立聯盟成立預備大會，宣布以藏獨復國為號召的聯盟成立。這個最大規模的不分種族、團體、國籍的藏獨組織，未來不僅與執政的中共抗衡，還是流亡藏人中針對現有流亡政府的最大反對黨。在預備會議的復國宣言中稱，該組織主要做二件事，一是堅持西藏獨立；二是提倡民主改革，在西藏境內製造民主基礎。該組織的核心層決定，五月份宣告會議章程，九月份召開代表大會選舉核心領導。這次會議將是歷史上最具規模的藏獨大會，西藏獨派老將嘉楊諾布、丹增中杰、拉桑才浪等都加入。

藏獨聯盟將成為流亡社會的反對黨，要修訂現有的流亡政府憲法，改變議會議員來自地區（三個地區每區十個，十大教派每教派二人）的格局，而以政黨替代，要實行政黨輪替制度，西藏獨立聯盟將是流亡政府的最大反對黨。他們不認同現有的流亡行政中心，堅持要以流亡政府作為流亡西藏人的政府組織。值得注意的是，會議宣言中去掉了過去一再強調的「非暴力」方式。這意味著，北京未來將面對更大規模，更為強硬的藏獨組織。

三個八成不容低估

流亡藏人的政治犯「九十三」組織主張西藏獨立，執行會長李科先表示，他們並不反對達賴喇嘛與北京採取談判的方法來解決西藏問題，但他認為，如果沒有談判，中間道路也就沒有了。他指出，在流亡藏人中有「三個百分之八十」之說。即：百分之八十的藏民支持「中間道路」；百分之八十認為與北京談判不會成功；現在可以讓藏人回去了，但百分之八十不敢回去。

面對幾近失控的多方壓力，達賴喇嘛在政治上已經退休，曾委任的「談判代表」也已經辭職，他在最近連續二次接受亞洲週刊訪問中，堅持自己提出的「中間道路」，時不時透露出對十八大後的期待，他願意再啟談判；還期待能到台灣走走，有機會到香港弘法；期待實現數十年來想到五台山朝聖的願望。

達賴喇嘛接受訪問時回答說，中間道路是通過深思熟慮後得出的方案，「是我在一九七四年，也是在這個房間裏作出了這個決定（意即他是在那時開始放棄尋求獨立）」。他說，三十年來一直堅持中間道路的立場沒有變，西藏人內部也有些人反對，在支持西藏的國際團體中，也有不少聲音反對中間道路；「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都是堅持這個方針和原則」。「我過去這麼多年來，非常誠懇、很誠意的提出了雙贏的方案，但沒有得到認同，沒有任何成果。我的誠意用百分比來比的話，中間道路能得到解決問題好的成果，我有百分之一百信心。但統戰部對我的批判，令我的信心已落到了百分之六十。為什麼會失去信心呢？我擔心，不知未來會發展什麼事情。」

達賴喇嘛擔心，已經堅持了三十多年了，如果到了四十年、五十年，仍然沒有任何成果，會讓西藏人民用民主的方式去決定。他表示，所推重的民主不是口號，是誠心誠意的，「當民主的討論和趨勢到了某種程度，我不得不尊重民主的決定。讓西藏人民坐下來去詳細的商討，這種商討要去考慮暫時的、長遠的利益，找到真正對西藏人民有利的決定」。達賴喇嘛說，到時，他不能提出反對，只會提出自己中間道路的堅持，表示自己的觀點，卻要尊重民主的結果。

達賴喇嘛現年七十七歲，如果再等二十年，那是九十七歲。他說，人生已經到了最末端，有時心情有點悲傷。「悲傷的原因是，經常會遇到來自大陸的非常虔誠的佛教徒，他們見到我時，流著眼淚說，達賴喇嘛尊者，你不要忘記我們在大陸的信徒。聽到這樣講的時候，我的心情真的有些悲傷。」

兩眼都作白內障手術

去年七月初，達賴喇嘛在印度新德里醫院兩眼都做了白內障手術，然後在印度境內進行弘法活動。他語意雙關地說，「現在看一切都更清楚了」。早前，他一直在印度最北邊的拉達克，山高四、五千米，對他沒有任何影響，一點頭痛的感覺都沒有。「在一個海拔四千米的地方住了一個晚上，感覺都很好」。

問到有人說他可以活到一百一十三歲，這是否傳言？達賴喇嘛很認真地回答：「沒錯，有人說我可以活到一百一十三歲。」達賴喇嘛曾做過活到一百一十三歲的夢。他說，「當然夢不能完全相信」。二百年之前，有一個寧瑪派的大師預言，一位上師可以活到一百一十三歲，以後很多高僧大德在解讀這個預言時都說，這位尊者就是達賴喇嘛。達賴喇嘛表示：「我想說，如果中國政府允許我回到西藏，我身體一點沒有問題。」

政治上退休以後，達賴喇嘛有更多的時間注重佛教與科學的對話。第二十六屆心靈與生命研討會一月中在位於南印度的哲蚌寺召開，前幾屆面向公眾的研討會基本上是面對西方觀眾，本屆研討會是第一次面向流亡藏人社區，共有九百多人參加，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會議。一九八九年後，達賴喇嘛與科學家的對話從每隔兩、三年一次增加到每年一度，從腦神經學、精神病學、心理學擴大到現代物理學、生物學、天文學、哲學、宗教學、倫理學等。達賴喇嘛說，近三十年來，有很多機會和科學家開會及討論﹕「我對科學卻還有另一種更深層的想法：科學不僅涉及了對『現實』（reality）的了解，科學還涉及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它如何影響倫理道德與人的價值』。」以下是訪問主要內容﹕

眼前西藏最嚴重的情況是自焚事件一直無法停止，原因是什麼呢？

現在自焚的人，他們喊的口號還是留下的遺囑，裏面有一個共同的內容，要我回去，第二句話是，要自由。有的人說宗教自由，有的說西藏自由。當然，在印度有人解釋，這個自由是指獨立。但我個人認為，他們呼喊的口號不是完全要獨立。回顧歷史，一九五一年，簽訂了十七條後，到五九年沒有說要獨立，講的是自治。我們覺得西藏人不是說只要精神不需要物質生活，自由的內涵不是完全的要求獨立。如果有一個真正的自治，我想西藏人還是可以接受的。

西藏不就是自治區嗎？

現在西藏的自治可以說還是一個只有名沒有實的東西，在這樣的自治中，西藏的官員有多大的權力？西藏自治區的決策都是黨委和中央控制，我們提出的是，西藏需要一個名副其實的自治，為保護文化、宗教的區域自治。

你認為自治的內容應該涵蓋哪些？

中國一再譴責說什麼我們突出大西藏，這個概念，可能在西藏歷史上文學描寫中有大小西藏的說法，我們從來沒有說過什麼大小西藏的問題，我們的訴求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所有藏族地區，需要一個統一的自治、統一的發展、統一的保護管理。需要什麼樣的自治，這需要民眾來認定，而不是由我提出。但我覺得，西藏人，不管是哪一個地區的西藏人，是憲法規定的，不管是自治區還是自治州、自治縣，民眾一定有一個統一平等的發展空間及待遇。

你致力推動中間道路，如在有生之年看不到結果，你會怎麼辦？
我推崇民主不是口號上的，是誠心誠意的，當民主的討論和趨勢到了某種程度，我不得不尊重民主的決定。讓西藏人民坐下來去詳細的商討，這種商討要去考慮暫時和長遠的利益，找到真正對西藏人民有利的決定。當然，在討論時，我會提出自己中間道路的堅持、對漢藏雙方的利益、對西藏人長久的利益等，我會去講清楚。但只是表達我的觀點，我要尊重民主的結果，不能提出反對。

有中國的學者和官員提出取消民族自治，假如取消民族自治，那中間道路就意味著沒有可追尋的理由了？

我們追求的是西藏最終的自治，中間道路最終就是要實現名副其實的自治。當自治的依據和空間被中央取消了，那麼自治的路沒有可能走了。西藏人講，已經有官員及知識分子提出了這樣的觀點，那我們已經沒有路可以走，唯一的方法就是尋求新的政治鬥爭的方式，與新的鬥爭的方向。

文章中也提到了，如美國、印度都沒有區域民族自治，為什麼中國不可以呢？
中國另外一個學者講的很好，美國與印度是沒有民族區域自治，但這些國家發展的基礎是自由、民主和法治。如果中國真正有民主自由法治的話，那麼取消民族區域自治是可以的。這是中國學者寫文章中提到的。我在海內外演講時說，作為一個人，與其他動物不同。我們是有智慧的，可以通過智慧來決定一些事情，當運用智慧時，不能僅看到眼前的東西，而要看到更遠，更完整，要整體去思考、去了解。這就需要靠智慧。當我們不能靠智慧去決定時，我們很多決定會是錯誤的。

如何打破現在的僵局？

過去的經驗和現階段的狀況看，我個人做一些有意義的事，中央有人同樣會說：這是魔鬼，所做所為是分裂中國。我覺得，不會有很大的意義。包括最近西藏不斷出現自焚，很多人也跟我提出問題。我回答，我已經退出政治，這是一個政治的問題，我沒有話講。為什麼這麼說呢？我認為，我自己的出發點再好，但接下來中央一定是一大堆譴責我，說我是分裂。我覺得，我能做的是有限的。關鍵是在中央，中央能實事求是的面對西藏境內的事情，然後去緩和，緩和的動力都在中央。

如果開啟和北京的談判，機會在哪裏？

機會的第一點，我們要了解的是，高層是否覺得現在的做法完全正確，不需要改變。如果這樣，就不可能再去製造什麼機會。如果他們覺得現在西藏存在問題，而且要有新的思考，去創造談判的機會，那是可行的。先看領導人有沒有需要重新思考，我們等幾個月。如果有需要，可以在香港、新加坡、台灣作進一步聯絡。之前與統戰部接觸的代表也辭職了，我們也允許辭職，現在沒有了。但要注意，我們只是一個人辭職，並不是與中央打交道從此停止。中央高層如果真的要有改變的話，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你有些什麼想做的呢？

台灣去年十二月份召開國際婦女大會，已經邀請我去，我也答應了，但馬英九是否答應，他要看北京。香港有大學也口頭上邀請我去，我個人覺得，香港那裏也有很多佛教徒，途經那裏，或者去訪問，我都有意願。關鍵是中央高層，他們那邊作好改變的準備，我這兒配合沒有問題的。

六年前第一次訪問你時，你提出要去五台山朝聖，還有這個願望嗎？

我一直有這個願望，就是去五台山朝聖。一九五五年我在北京時就提出要去五台山朝拜，當時說去五台山的公路沒修好，不便去，所以沒實現願望。大約十年前，我和台灣的道海長老一起發願，祈願有朝一日能上五台山，我以藏語念誦龍樹菩薩的「中觀根本論」，長老以中文念誦，我們也請一位印度僧人，讓他以梵文念誦。祈願我們的願望能夠實現。

西藏境內自焚一直不斷，自焚者幾乎有同一要求達賴喇嘛返回西藏，你是否很想回到西藏，回到藏民的身邊？

我一九五九年失去家園，但過去五十多年來找到很多新的家，而且自由來去，也很舒適。然而，當我想到西藏境內那麼多日夜盼望著見我一面的僧俗民眾，我當然希望能回去和他們見見面，特別是那些老年人。可是你看，以目前西藏這種情勢之下，還談什麼回家，你說我怎麼回去？中共說我是魔鬼；最近又說藏區的自焚是由「達賴集團」煽動、策劃。如此推卸責任、嫁禍於人的做法，能解決問題的話倒無所謂，關鍵是除了更加讓藏人憤慨之外，解決不了實質問題。

北京有人在阻撓，但你對有生之年回西藏是否有信心？

信心當然有。因為我相信一切都會發生正面的變化，只是時間問題。

十八大新人上台，對解決西藏問題有無正面意義？

聽說人事安排過程很複雜，因為都不是公開的，我也就不知道。我常說中國在過去五六十年，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都發生了不同的變化。這一代中國領導人面臨的問題更具挑戰性。你看，對外中美、中日、中印等關係，以及中國與東南亞諸國的關係，對內有西藏、新疆等問題；日趨惡化的生態環境問題；還有貧富差距加大、貪污腐敗嚴重等等。如果中國想要變成一個能服務世界的真正大國、強國，就要得到世界的尊重和信任。光靠經濟發展是不可能達到目的，唯一的做法就是務實的面對問題，尋求解決問題的科學方法，而不是每年增加維穩預算。這就要看新一代領導人的智慧和魄力了。

你和習仲勳有些交情，會否也讓習近平能有些懷舊？

一九五四、五五年我在北京時，我和習仲勳見過幾次面，當時他是周恩來的秘書，都說秘書也像總理一樣很厲害。

後來的時間證明，習仲勳是一個非常務實的人，特別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發生時，他是人大副委員長，據說他支持趙紫陽和學生對話，反對武力鎮壓。希望這些對後來者都有正面影響。■

123位自焚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3年6月11日，在境内藏地有119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4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23位藏人自焚，包括19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04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02人，境外2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有44位自焚藏人（境内41人，境外3人；包括两位伤者、38位牺牲者、3位生死不明者）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而每位自焚藏人，在自焚之时发出的心声是最响亮的遗言，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注：这两起自焚迄今未被藏人行政中央承认，原因不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即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6月，22起自焚（境内藏地21起，境外1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3月5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4月3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3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2起。

5月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1起。

6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4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3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96人，康21人，嘉戎3人，羌塘1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今阿坝县）自焚藏人最多，为33人；其次是安多拉卜让（今夏河县）15人和安多热贡（今同仁县）11人，以及安多左格（今若尔盖县）8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

四川省藏区61人：阿坝州阿坝县33人、壤塘县6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8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4人、康定县2人、色达县2人；

青海省藏区26人：果洛州甘德县1人、班玛县1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县2人、曲麻莱县1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4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海东地区化隆县1人；

甘肃省藏区27人：甘南州玛曲县1人、夏河县15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6人；

西藏自治区8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1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104人，女性19人。其中有21位父亲，10位母亲，遗下年幼的孩子。

最年长的64岁，最年轻的16岁。大多数是青壮年，平均年龄约26岁。

僧尼：3位高阶僧侣（Rinpoche，朱古），31位普通僧侣，6位尼师，共计40位僧尼，涉及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以格鲁派僧尼居多；

农牧民：63位牧民和农民，包括56位牧民，7位农民；其中10位牧民曾是僧人，遭当局工作中驱逐出寺；4人曾是僧人，属自己还俗离寺。其中1位自焚牺牲的农民，原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僧人；6位自焚牺牲的牧民，属藏传佛教觉囊派所在地区。1位自焚牺牲的牧民，是著名的贡唐仓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3位男学生；3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4位商贩；1位木匠；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党员及退休干部；1位护林员；可以说，涉及藏人社会的多个阶层，其中这三个群体值得关注：僧侣；牧民；学生。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23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104人牺牲（境内102人，境外2人），其中77人当场牺牲，24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1人在家人送往医院途中被军警抢走之后牺牲），2人在印度新德里医院和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

另有15人被军警带走。其中7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和5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寺院或家中，如图人间蒸发，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牧民松底嘉。

其中被军警带走的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3年2月25日自焚的阿坝德普寺僧人桑达。

其中被军警带走的1人，即2012年2月8日自焚的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据报道他于数月前返回称多县拉布乡的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但在境外即加德满都自焚的境内藏人竹钦泽仁，于2013年2月13日自焚，当晚牺牲于当地医院，之后他的遗体被尼泊尔政府扣留，拒绝交给流亡藏人社会依照传统西藏葬俗办理后事。3月26日，尼泊尔政府以“无人认领”为理由，在加德满都帕舒帕蒂地区阿里亚加特(Aryaghat）火葬场，将竹钦泽仁的遗体轻率火化，骨灰被扔弃。

两 位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和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自焚后，先是被僧俗藏人送到医院，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后又从医院接回 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加央华旦本来在恢复中，但他决意赴死，绝食一周多，于自焚六个多 月后牺牲。

5、自焚者名单：

（1）119位境内自焚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年（85人） ——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桑次成，索南 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旺多杰，洛桑 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丹增，拉毛才 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 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杰，贡确佩 杰，班钦吉。

2013年（21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贡觉旺姆，洛桑妥美，格吉，拉毛杰，贡确丹增，秋措，洛桑达瓦，贡确维色，丹增西热，旺钦卓玛。

（2）4位流亡自焚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1人）——竹钦泽仁。

（另，还有1998年自焚牺牲的图丹欧珠，2006年自焚受伤的拉巴次仁。）

补充：

1、7位试图自焚或自焚未成的藏人：是境内藏地的成列、多吉热丹、卓玛杰、久谢杰；其中多吉热丹在异地蹊跷身亡，久谢杰服毒自焚时毒发身亡。以及在印度的流亡藏人隆日多杰、次成多杰、达瓦顿珠。

 

2、2013年3月底，从康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结古镇），传出一名藏人妇女因抗议当局强拆其房屋而自焚受伤的消息，但因更多情况不明，故未加入本档案中。

 ——唯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