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丽蓉（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中东研究所副所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美国等西方大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与巴以问题上的“袒以压巴”立场，使得基地组织、ISIS等伊斯兰极端势力迅速坐大并将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引向全球。
自“9·11”以来，伊斯兰教陷入内外双重困境。外：被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炒作为“伊斯兰恐怖论”议题后，伊斯兰教被污名化；内：被基地组织、塔利班、“伊斯兰国”（ISIS）等将伊斯兰复兴思潮和运动“泛圣战化”后，伊斯兰教被极端化。前者造成阿拉伯—伊斯兰问题陷入西方霸权语境，从而影响地区与国际热点问题的认知与解决进程；后者使得“伊斯兰是和平抑或暴力”这一重大问题凸显而影响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国家安全乃至全球治理的应对策略。
极端思想影响
伊斯兰教主张和平、中正，号召穆斯林在“谨守中道”（《古兰经》25:67）中“寻求一条适中的道路”（《古兰经》17:110），因为，“我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民族，以便你们作证世人，而使者作证你们”（《古兰经》2:2）。但自伊斯兰教诞生以来就存在极端主义思想、行为及其派别。
在伊斯兰思想史上，有三大圣战观对穆斯林精英阶层产生了深远影响。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认为，“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标，实为超越种族、民族、国家、地域等界限的伊斯兰信仰共同体世界，为此所采取的手段包括“圣战”与“宝剑”等。被称为“伊斯兰极端主义鼻祖”的赛义德·库特布认为，当今世界因否认了“真主主权”而仍属“蒙昧状态”，号召穆斯林以“迁徙圣战”的实际行动与“蒙昧状态”进行斗争，并在《路标》中向伊斯兰极端势力发出“解放全人类”的号召，强调“伊斯兰就其本质而言，本身就具有进行圣战的理由”。巴基斯坦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三大理论家之一的赛义德·毛杜迪在《伊斯兰圣战》中既强调“圣战是穆斯林的重要义务”，还表明具有自卫性和进攻性双重特性的伊斯兰“圣战”观，且在他的圣战观念中，穆斯林在进行“圣战”时可以采取包括杀戮在内的一切斗争方式。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基地组织等极端组织的恐怖行动提供了行动方式上的理论支持。
伊斯兰教义被歪曲
伊斯兰教异化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原因极为复杂。就内因而言，主要包括：
首先是伊斯兰教义被歪曲，使得民间伊斯兰复兴运动被引向极端主义泥潭。“道成经典”的伊斯兰教，极为重视《古兰经》和圣训等伊斯兰文化原典的解读，但因伊斯兰文明阐释主体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影响了世界对伊斯兰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客观认知，尤其是伊斯兰核心概念的被误读导致了伊斯兰教义被歪曲，尤其是“乌玛”概念内涵边界的模糊化、“吉哈德”概念的暴力化后，产生了“圣战主义”，形成了穆斯林可通过暴力“圣战”这条捷径直接“进天园”、建立“伊斯兰国家”并回到“先知的乌玛时代”这一极端化的思想意识，以偷换概念的方式歪曲了伊斯兰教义，并将伊斯兰引向极端主义泥潭。
其次，自伊斯兰教建立以来，伊斯兰世界就存在着因解经分歧而引发的话语权激烈争夺，并出现刺杀哈里发或伊玛目的极端行为、以“圣战”为名的极端主义组织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排斥异己、封闭保守的极端主义思想等。
此外，在解决“伊斯兰公共事业”的“巴勒斯坦问题”上，以哈马斯为首的暴力“圣战”者成为抵抗伊斯兰共同敌人——以色列的“急先锋”，使得伊斯兰极端主义行为具有某种“合法性”与“道义性”，在一定意义上默许甚至鼓舞了全球伊斯兰复兴日趋极端化。
外部推手
就外因而言，美欧等西方大国既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有着历史的创伤记忆，又有着现实中的矛盾冲突，使得中东伊斯兰国家视西方大国为“撒旦”和“异教徒”，故“圣战”概念易被泛化和滥用，并最终沦为圣战主义，致使伊斯兰滑向极端主义。
美国等西方大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与巴以问题上的“袒以压巴”立场，使得基地组织、ISIS等伊斯兰极端势力迅速坐大并将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引向全球。
就伊斯兰极端势力而言，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宣教鼓动型极端势力”，如印尼“伊斯兰祈祷团”精神领袖阿布·巴希尔等；“二是暴力恐怖型极端势力”，如职业杀手、雇佣军和亡命徒；“三是民族分裂型极端势力”，如车臣恐怖分子、“东突”分子等。近年来，受暴力“圣战”思潮影响且活跃在中亚、南亚的恐怖组织包括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伊斯兰解放党（“伊扎布特”）、“哈里发斗士”、“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及其改头换面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等。
在美国历届政府的“干涉主义”至“新干涉主义”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以军事侵略、经济制裁、政权更迭等方式粗暴干涉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国家事务，造成仇美主义在全球蔓延以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境内的反政府力量迅速壮大，其中像ISIS等伊斯兰极端组织借此招兵买马、迅速发迹，成为伊斯兰教异化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助推器。
目前，伊斯兰极端主义正在向全球蔓延，并在中东、中亚、南亚、美欧乃至东南亚等地区出现了以基地组织、ISIS等为首的极端组织异常活跃的迹象，呈现出“中心—边缘”扩散的鲜明特征。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进行溯源性梳理，旨在认清“疆独”问题被国际化背后的“东突”势力已融入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的事实，其歪曲教义、屠杀无辜等反文明、反人类的极端之举，大大破坏了伊斯兰教的中正形象与和平本质，并对我国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造成重大冲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BGJ033）、教育部哲社研究专项委托项目（12JF01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DGJW021）、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和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和上海市一流学科政治学等的成果之一）
星期三, 12月 10, 2014
星期四, 9月 11, 2014
撤军后的阿富汗探析
作者：许涛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10307
发布时间：2014-07-27
摘要：到2014年年底，驻扎在阿富汗的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将按计划撤出。这一年将成为地区力量平衡再次发生变化的重要节点，相关大国的全球及地区战略力量配置调整、中亚地区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进入关键阶段、中亚各国间矛盾冲突加剧、宗教极端主义思潮泛起等，诸多地缘政治因素同时活跃释放出的能量汇集中亚，将对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构成挑战。经历了23年独立建国历程的中亚五国正沿着各自选择的不同道路发展，中亚地缘政治版图的重新构建更趋多元化。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挑战和考验的时段，中亚地区能否经受住北约联军撤出阿富汗所带来的一系列失衡和震荡，文本试图从可能影响中亚地区安全的几种主要因素入手，尝试分析这一地区未来形势。
2001年10月，美国主导北约组成联合部队，在阿富汗发动了一场被命名为“持久自由行动”的报复性军事打击。由于本土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极端方式的恐怖主义袭击，美国从此以反恐为旗帜强势主导了国际政治主流趋势，从而也使这场战争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在道义上的支持。其中也包括刚刚获得独立不到10年的中亚各国，他们纷纷顶住了来自俄罗斯的压力，或提供毗邻口岸和通道，或提供机场和领空，成为国际反恐阵营的一员。以此为契机，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因素的存在成为观察和判断中亚地区形势发展时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亚各国政府的立场不同程度地与北约实现了协调，中亚各国的安全与命运也更加密切地与阿富汗的前途联系在一起。2012年5月，北约发表《芝加哥峰会阿富汗宣言》，宣布2014年年底从阿富汗撤出全部作战部队。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从阿富汗撤出开始启动，美国已经作出“负责任地结束这场战争”的姿态。北约撤军后的阿富汗将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而这种可能发生的状况对中亚地区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各国相关学者均予以高度关注。
一、围绕阿富汗撤军的地区力量调整
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并不是单纯代表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联合军事行动，借助于道义高度和军事强势进入中亚也是客观的地缘政治效果①。经历了十多年的博弈，中亚地区大国角逐态势达成的脆弱平衡将被打破，围绕地区的战略力量对比势必重新构建，中亚各国相对成熟的大国平衡政策面临考验。
（一）美国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后的中亚力量调整
在21世纪的前20年，将海外战略重心由中东转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已是美国近期既定的方针。这既取决于美国未来全球战略中对威胁方向的确定，也反映了科技革命使美国对今后战略资源需求的改观。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美国已强烈地意识到领导地位受到潜在的挑战，将亚太地区作为政治、经济活动的重心，是美国高层颇具前瞻意识的决策。而新能源技术的采用已经给美国能源供需格局带来了实效，2011年，美国原油自给率已达81.4%，专家预计，到2015年可达90%。国际能源署（IEA）发布报告称，2015年，美国将超过俄罗斯和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的产油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则称，阿拉伯能源出口国可能在2016年开始遭遇财政赤字②。美国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对中东关注和投入政策，很明显将失去国家利益支持。而在冷战后美国战略家的全球视野里，中亚地区的权重与中东地区相比，充其量也就属于次一级的“战略关注区”。当时美国在中亚地区所关注的核心是，防止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取代世俗政权、防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流入极端主义分子手中、介入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领域，以及推动以国家经济市场化和意识形态“民主化”为目标的“改造后苏联空间”。而有效推动这些地区性策略，确立军事存在并不是必须的条件。“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为了确保阿富汗军事行动的安全，美军以绝对的强势进入中亚。这对苏联解体后一直处于观望中的美国国务院而言，应该带有几分意外和偶然。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后即着手调整失衡的美国国防和外交，首当其冲的就是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当选两个月后，奥巴马即宣布了18个月的伊拉克撤军计划。接着，2011年6月又启动了阿富汗撤军进程。目前，美国与阿富汗虽仍为留驻人数和享有豁免权问题在《双边安全协议》签订中讨价还价，但美方将留下少量军人执行保障任务和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已成定局③。
美国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开始实施，将逐渐把主要的军力配置向亚太转移。这就是美高层多次表示的所谓“两个60%计划”，即在2020年以前将60%的海军布置到太平洋，把本土以外60%的空军力量布置到亚太地区。美军主力从阿富汗撤离服从于这一全局性调整，也意味着以“物资转运中心”等名目建于中亚的各类基地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2011年10月21日，美国防部就设于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玛纳斯国际机场的转运中心去留问题发表声明，称美方已开始搬迁这个过境转运中心，并计划于2014年7月前完成移交④。近期传出关于美军正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寻求建立新空军基地的消息，但都因缺乏依据而很快被淡忘。
（二）俄罗斯借机巩固独联体南部战略缓冲区
以阿富汗反恐行动名义进入中亚地区的北约军事基地早已使俄罗斯如芒在背，美国主动从阿富汗和中亚撤走军事存在是俄罗斯期待的结局。2013年以来，俄罗斯在大国外交上频频胜利。先是利用斯诺登事件“调理”了欧美关系，并抓住了随时“爆料”的主动权；随后又成功化解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向世界证明了俄罗斯的分量。由于俄罗斯占据的地缘优势，美撤军时在地面通道问题上必会有求于俄罗斯，这使俄罗斯又一次有了争取主动的机会。俄美双方完全有可能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实现策略协调，借此缓和两国2013年以来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对立形成的僵局。但对北约撤军后的中亚形势变化，俄罗斯一向保持高度警惕。
2013年12月，普京总统在俄国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北约撤军不仅会给阿富汗造成不稳定局势，而且也将使中亚地区安全失去制衡⑤。针对北约撤军后可能在阿富汗形成的权力真空和中亚地区的力量失衡，俄罗斯首先选择加强与阿富汗相邻中亚各国的军事合作。普京在2012年10月访问杜尚别时，与拉赫蒙总统共同签署了将俄军201基地驻守期限延长30年（至2042年）的协定，为使这个在苏联解体后防范南亚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进入独联体的重要关口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法律基础⑥。
同时，俄罗斯对终于下决心不再为美国人提供基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慷慨出手，承诺出资11亿美元为吉尔吉斯斯坦军队更新装备。随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在2013年9月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就供气问题签署了协议。俄罗斯还向吉尔吉斯斯坦表示，将参与卡姆巴拉金1号水电站和纳伦河上游电站的建设⑦。而且，俄罗斯抓住大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发生变化的时机，继续倡导欧亚联盟、关税同盟等经济一体化建设，吸引中亚各国参与到以俄罗斯为主体的地区整合进程中。乌克兰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结果，更加增强了俄罗斯继续推动欧亚联盟的自信。但是，由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进取态势得益于美国海外力量的调整，而俄自身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未必能为这种局部的成果保持长久后劲。然而，2001年以来美俄在中亚地区上演的零和游戏毕竟将告一段落，各国自主选择国家发展方向的机遇总体大于大国力量失衡的风险。
（三）中国通过睦邻合作促建欧亚稳定繁荣带
中国的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关注和影响越来越成为新时期重要的外交领域。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⑧
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和互利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中亚地区是中国西部重要周边区域已成为学界、外交界的共识。作为2014年后受阿富汗形势影响的中亚地区，对未来的中国坚持长期稳定发展战略将更具特殊意义。2013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时，与阿坦巴耶夫总统共同宣布中吉两国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⑨。至此，中国已与中亚五国全部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针对2014年北约联军撤出阿富汗可能给地区带来的影响，中国与中亚各国领导人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讨论并达成基本共识后提出倡议：“落实《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及合作纲要，完善执法安全合作体系，建立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合力打击‘三股势力’。支持阿富汗民族和解进程，帮助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稳定，共同维护地区安全”⑩。随后又表述了中国对阿富汗问题的关切和立场：“2014年是阿富汗实现过渡的关键年份。中方支持阿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尊重阿富汗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阿富汗实现平稳过渡，改善和发展同本地区国家关系。希望阿富汗总统选举顺利举行，‘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解进程早日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关方面应该切实履行对阿富汗和平重建的承诺，在有关问题上尊重和照顾本地区国家合理关切”。目前中国与中亚各国在交通、能源、通讯等领域建立了广泛的合作。201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已达到459.4亿美元，比刚建交时高近百倍。2013年第一季度，中哈贸易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3％，中土增加4.9％，中吉增加3.9％，中乌增加53.5％。互利的经济合作不仅帮助中亚各国渡过了独立建国的艰难时期，也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了重要活力。2009年年底，全长1833公里，贯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中亚天然气管道A线开通，2010年B线开始运营，管道C线计划于2013年年底投产，D线建设也已启动。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宗旨的区域经济合作，将为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更广大地区提供发展机遇和空间。中国与中亚各国深入合作的前景，也对共同的安全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特殊国际环境，为“三股势力”滋生提供了温床。不论对中亚稳定带来威胁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还是一再制造恐怖事件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阿富汗的战乱和无序都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空间。2014年北约联军撤出后，这些国际恐怖组织将无疑与“塔利班”及部族势力争夺阿富汗国内政权，向中亚各国和中国新疆渗透的力度会大大增加，中亚地区和中国西部安全面临新一轮威胁。2013年10月，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向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通报了发生在北京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指出这是一起藏匿于中亚、西亚地区的“东伊运”有组织、有预谋发起的恐怖袭击事件。通过密切的安全合作挫败恐怖主义袭扰，这是在中亚与中国之间业已形成的共识。中国将与中亚各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平台上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提升反恐行动能力，共同应对域内外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四）印度跻身中亚地区事务拓展欧亚空间
作为一个亚洲的新兴大国，印度一向将中亚地区当作重要的战略平衡区，并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与中亚国家有着重大共同关切的“利益攸关方”，借此跻身中亚地区。印度在中亚地区的基本安全利益有两方面：一是通过与中亚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拓展必要的外交空间，从北方挤压宿敌巴基斯坦；二是通过安全合作打压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力，为本国的稳定与发展营造理想外部环境。阿富汗战争以来，印度曾是国际社会中积极支持阿富汗重建的第五大援助国，投入资金达12亿美元。印度高层一向认为，南亚和中亚的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联系密切，解决克什米尔冲突，离不开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印度军方曾试图在塔吉克斯坦建立空军基地。2013年，印度国防部又向塔吉克斯坦军方提供了价值55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同年10月，印度军方代表团访问比什凯克，双方讨论了在印军事院校为吉军培训英语人员和山地特种作战骨干等合作项目。此外，中亚地区还是印度实现能源安全战略的理想区域，阿富汗战后和平与中亚地区长期稳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2013年1月，第四届印度、土库曼斯坦经贸、科技合作政府间会议在新德里召开，双方对修建贯穿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四国的交通走廊“北南铁路”项目（Проектсоздания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коридора《Север-Юг》）共同表示出极大兴趣，并讨论了尽快开始土—阿—巴—印天然气管道项目（Проект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магистрально-гогазопровода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фганистанПакистан-Индия）的相关事宜。随着美国战略力量在中东—中亚一线的收缩，印度在中亚地区扩大利益存在也将提上日程。除此之外，处于周边的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国正逐渐加强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已先后确立了各自的相关利益存在，并借助不同的地缘优势与中亚各国发展合作关系。2014年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形势的发展将受到更加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多元力量的制约。
二、撤军后阿富汗局势对中亚的安全影响
俄罗斯学者对2014年后阿富汗国内局势的评估最不乐观，并纷纷作出一些颇具条理的预测。其中分析将有可能出现的状况分为四类：第一，“巴尔干化”的趋势。即北约联军撤离前仍未能形成对“塔利班”在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喀布尔政权也未能和“塔利班”在原则上达成划分控制地域的协议，于是阿富汗境内将存在大量不受控制的领土，失去了能够整合这种分裂状态的力量中心。第二，“中东化”的趋势。即“阿拉伯之春”在阿富汗重演，阿富汗境内宗教极端势力借来自于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和宣传，组织并挑起旨在夺取国家政权的全面内战。第三，形成“分裂国家”。即在美国主持下，喀布尔政权与“塔利班”及部族势力就控制区域达成协议，喀布尔当局控制北部和西部，“塔利班”控制东部和南部。第四，维持“脆弱平衡”。即美国继续在阿富汗保留一定形式的军事存在前提下，主导喀布尔政权与“塔利班”温和派及国内大部分政治领袖达成协议，保持阿富汗的基本政治平衡。作者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局面在阿富汗出现，对中亚地区构成的影响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曾于2012年10月指出，阿富汗的持续内战、国际恐怖主义的存在与扩散、不断扩大的毒品生产，是中亚各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重大障碍。中亚地区与阿富汗本同属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由于历史的原因被不同的殖民强国在19世纪划分势力范围时人为割裂为不同属性的地区。尽管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不同政治文化的影响，中亚地区与阿富汗之间地缘和人文的联系终究难以改变，由此形成彼此影响的诸多方面，至今仍联系着中亚和阿富汗。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国不仅与阿富汗有着200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共同边界长137公里，与塔吉克斯坦为1206公里，与土库曼斯坦为744公里），而且生活在边境两侧的大量跨界民族人口更使彼此间的人文联系难以阻隔（阿富汗全国3040多万人口中，塔吉克人占27%，乌兹别克人占9%，土库曼人占3%）。这种联系曾在冷战时期发生过特殊作用，也在苏联解体后的阿富汗内战时期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沟通渠道。
能够通过上述地缘联系对中亚地区产生影响的阿富汗国内因素，有中亚学者概括为三方面：一是阿富汗国内自主维护安全与稳定能力的构建；二是喀布尔当局与“塔利班”组织的政治谈判取得怎样的成果；三是正常经济的重建能否成功取代长期存在的“毒品经济”。首先，人们看到阿富汗独立后的国家机器建设并不尽如人意。按照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计划，到2014年年初将组建训练成26万人的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虽然在2013年这支军队已经拥有了15万人的兵员，但据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提供的资料显示，依照阿富汗宪法招募来的合同军人每年以34.8%的比例减员，除了战争因素外，大部分是因为开小差。而近年不断出现的关于阿富汗军警袭击北约联军和政府部门的报道，更令人质疑这支用十多年建立起来的部队能否胜任2014年后的国家使命。其次，已经开始的喀布尔当局与“塔利班”组织的政治和解进程并不顺利。当2009年12月奥巴马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时，实际上“塔利班”是受到了莫大鼓舞的。他们在阿富汗一边避免与美军正面冲突以保存实力，一边有选择地继续开展有限的军事行动以显示其存在，同时在部族控制区有意充当调解争议的仲裁人，借以树立威信，造成“塔利班影子政府”与喀布尔当局分庭抗礼的既成事实。2013年6月，原准备在卡塔尔举行的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的会谈，由于“塔利班”在卡塔尔代表处擅自悬挂旗帜引起喀布尔方面不满而告吹。2013年9月初，阿富汗政府军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楠格哈尔省军营遭到“塔利班”武装的又一次袭击。而当2013年10月12日美国国务卿克里与汗卡尔扎伊总统就签署《双边安全协议》会谈时，决定将在2014年后的阿富汗仍保留5000－10000名美国军人公布后，奥马尔立即作出了“塔利班”将继续战斗的激烈反应。同时，喀布尔当局试图拉“塔利班”重返阿富汗社会的做法并未受到多数民众拥护，在民族认同和部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社会氛围里，多数非普什图族群是不愿看到“塔利班”进入国家政权的。由此不难判断，2014年阿富汗国内的政治和解前景并不乐观。最后，阿富汗的毒品问题正日趋严重。连年战乱已使阿富汗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迫于生计而进行鸦片种植和毒品贸易成为部分阿富汗人的重要收入来源。2001年，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面积仅为7606公顷，到2012年时多达154000公顷（增加了20多倍），而在鸦片种植最多的2007年曾达193000公顷（高达25倍多）；在经历了12年的阿富汗战争后，干鸦片的产量也由2001年的185吨达到2012年的3700吨（产量最高的2007年达到7400吨，增加近40倍）。2012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占世界非法鸦片产量的74%，鸦片贸易收入占本国GDP总量的8.2%。阿富汗的海洛因产量已达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据估计经中亚走私出去的毒品至少占阿富汗毒品流出量的30%，而被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海关和边防机构成功查获的仅占流出毒品的2%左右。中亚地区是阿富汗毒品流向欧洲的通道，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是最大的受害国。与“毒品经济”相伴随的跨国犯罪、社会腐败是中亚国家多年挥之不去的阴影，2014年后阿富汗毒品形势继续“外溢”的影响令人担忧。
三、当前中亚地区面临的极端主义威胁
中亚各国独立建国进程已经历23年，目前多数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从2014年分别开始最高权力交接，由政治权力集中派生的经济利益不均衡已引起大量群体性事件和高层动荡。虽然在现有领导人尚强的控制力下，事态均已平息，但这毕竟标志着中亚各国社会渐渐进入多事之秋。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结点上，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可能引起的地缘政治格局剧变，以及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因素极可能被激活，进而酿成影响一国或地区稳定的突发事件。2013年9月13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在比什凯克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理事会上郑重指出，“中亚的局势目前仍然很困难”。他认为，“我们应当承认这一地区的局势仍然很艰难，尤其是在叙利亚和阿富汗事态的影响下。”事实上阿坦巴耶夫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2013年以来的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确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
（一）来自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已经进入中亚地区
2010年开始并持续至今的“阿拉伯之春”在中亚地区继续发酵，2013年7月，一名哈萨克斯坦籍“圣战分子”在脸谱网站公布了一段参加叙利亚内战的视频，引起哈萨克斯坦各界震惊。随后的2013年10月，哈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调查后发布了一则令人担忧的信息：在哈驻叙利亚的有关部门努力协调各方撤出本国公民时，发现上百哈公民在叙利亚参与恐怖活动。另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2013年9月披露，吉尔吉斯斯坦在2013年8月底挫败了一个自称为“伊斯兰圣战联盟”（СИД）分支的恐怖主义活动小组。这个小组由3名在叙利亚参加过“圣战”的吉尔吉斯斯坦人和哈萨克斯坦人组成，他们受这个组织在叙利亚分支机构的派遣，经土耳其潜回吉尔吉斯斯坦，计划2013年9月对吉国家独立日庆祝活动和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采取行动。2011年以来，哈、吉、塔等国内务和安全部门就多次警告称，来自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已进入中亚地区。
（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ИДУ）等恐怖组织潜入中亚
塔吉克斯坦官方媒体2013年9月报道，塔吉克斯坦内务部于当月抓获10名密谋在首都杜尚别进行破坏活动的恐怖分子。这个小组的领导人曾在巴基斯坦属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的训练营地内接受过恐怖行动训练。这个小组由巴基斯坦经阿富汗潜入塔吉克斯坦后，其目的极其明确：用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破坏2013年11月6日举行的塔吉克斯坦总统选举。这个恐怖主义小组潜入塔吉克斯坦时不仅携带了枪支和爆炸物，而且还将包含大量宗教极端主义内容的宣传品夹带入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阿富汗战争中遭到北约联军重创，其残余势力蜇伏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部族地区。由于政治上极端主义意识的认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一直保持联系与协作。但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势必与“塔利班”、“基地组织”间出现行动方向及方式上的分歧，向中亚地区回流将是首选目标。
（三）“伊斯兰解放党”等非法组织继续在中亚社会蔓延
由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纳巴哈尼于1952年创建于约旦的“伊斯兰解放党”（Хизб-ут-хрир-Ислами），以联合全世界穆斯林推翻现有世俗政权建立统一“大哈里发”国家为基本政治主张，其极端主义的危险性早已为中东及欧洲各国充分认识并在多数国家被禁止。然而这一组织却选择了在苏联解体后开始重新寻找国家发展路径的欧亚各国，利用这些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和经济困难在各国民众中产生的不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传入中亚各国及俄罗斯、乌克兰，并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和组织形式蔓延开来。尽管中亚各国早已将“伊斯兰解放党”列为非法组织，并制定了专门的法规以遏制这一宗教极端主义组织的发展，但近几年“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地区的活动不仅依然活跃，而且恐怖主义的倾向愈加凸显。尤其是2013年以来，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关于发现和捕获“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并收缴大量宣传品及枪支、爆炸物的报道一直不绝于欧亚各国媒体。由于这一宗教极端主义组织针对中亚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经济萧条、收入不均、官员腐败等现象的原教旨主义宣传极具蛊惑性，一些中亚国家的中上层社会精英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伊斯兰解放党”的主张乃至成为其秘密成员。
2014年阿富汗局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和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进入微妙时期，地区内外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均看好这一时机，并以此作为其在中亚地区确立影响的重要机遇期。而且，一旦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各派势力围绕政治权力开始内斗，中亚籍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自知已成局外人，返回中亚继续传播极端主义思想必然是其最终选择。有中亚学者指出，2014年北约联军从阿富汗撤出后，对中亚地区安全构成威胁的不一定是“塔利班”，而更可能是“萨拉菲主义”和“伊斯兰解放党”。
四、结语
早在苏联解体后，单一力量中心制度性影响中亚地区的历史即开始向多元力量构建地缘政治新格局演变。这一趋势使冷战结束初期作为国际政治范畴的“中亚”定义被重新解读，这一地缘政治概念所涵盖的地域范围被一些西方学者主观扩大，而客观上这种认识却与中亚学史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意义上的“中亚”趋于接近。当这一进程持续了近15年时，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斯塔尔于2005年提出了“大中亚”概念。如果从学术意义上看这一当时让中国中亚学界不解的提法，其实斯塔尔的根据就是对这一历史趋势的认识。然而结果是令人遗憾的，斯塔尔的学术创意被美国国务院充满冷战思维的“大中亚计划”所替代，从此它在中亚的境遇也就不难理解了。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客观上也加速了这一进程，而且成为中亚地缘政治格局沿上述趋势变化的阶段性标志。这样的地区发展观如果成立，不论是美军撤出阿富汗，还是阿富汗局势发生动荡，都不会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总趋势产生决定性影响。况且反恐战争后，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形势均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塔利班”控制阿富汗95%以上领土和“乌伊运”制造震动整个地区恐怖袭击的力量和条件不再，因政治和解破裂而引发全面内战已无可能，由有限的局部冲突造成的难民规模更不会大于内战时期。尤其是在中亚各国及国际社会针对阿富汗撤军后的变局制定了充分的政策准备的前提下，全面考量影响地区安全各要素及权重变化，在对阿富汗因素予以客观重视的同时，也有充分理由认为2014年后的中亚将面临更多的机遇。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10307
发布时间：2014-07-27
摘要：到2014年年底，驻扎在阿富汗的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将按计划撤出。这一年将成为地区力量平衡再次发生变化的重要节点，相关大国的全球及地区战略力量配置调整、中亚地区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进入关键阶段、中亚各国间矛盾冲突加剧、宗教极端主义思潮泛起等，诸多地缘政治因素同时活跃释放出的能量汇集中亚，将对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构成挑战。经历了23年独立建国历程的中亚五国正沿着各自选择的不同道路发展，中亚地缘政治版图的重新构建更趋多元化。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挑战和考验的时段，中亚地区能否经受住北约联军撤出阿富汗所带来的一系列失衡和震荡，文本试图从可能影响中亚地区安全的几种主要因素入手，尝试分析这一地区未来形势。
2001年10月，美国主导北约组成联合部队，在阿富汗发动了一场被命名为“持久自由行动”的报复性军事打击。由于本土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极端方式的恐怖主义袭击，美国从此以反恐为旗帜强势主导了国际政治主流趋势，从而也使这场战争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在道义上的支持。其中也包括刚刚获得独立不到10年的中亚各国，他们纷纷顶住了来自俄罗斯的压力，或提供毗邻口岸和通道，或提供机场和领空，成为国际反恐阵营的一员。以此为契机，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因素的存在成为观察和判断中亚地区形势发展时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亚各国政府的立场不同程度地与北约实现了协调，中亚各国的安全与命运也更加密切地与阿富汗的前途联系在一起。2012年5月，北约发表《芝加哥峰会阿富汗宣言》，宣布2014年年底从阿富汗撤出全部作战部队。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从阿富汗撤出开始启动，美国已经作出“负责任地结束这场战争”的姿态。北约撤军后的阿富汗将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而这种可能发生的状况对中亚地区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各国相关学者均予以高度关注。
一、围绕阿富汗撤军的地区力量调整
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并不是单纯代表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联合军事行动，借助于道义高度和军事强势进入中亚也是客观的地缘政治效果①。经历了十多年的博弈，中亚地区大国角逐态势达成的脆弱平衡将被打破，围绕地区的战略力量对比势必重新构建，中亚各国相对成熟的大国平衡政策面临考验。
（一）美国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后的中亚力量调整
在21世纪的前20年，将海外战略重心由中东转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已是美国近期既定的方针。这既取决于美国未来全球战略中对威胁方向的确定，也反映了科技革命使美国对今后战略资源需求的改观。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美国已强烈地意识到领导地位受到潜在的挑战，将亚太地区作为政治、经济活动的重心，是美国高层颇具前瞻意识的决策。而新能源技术的采用已经给美国能源供需格局带来了实效，2011年，美国原油自给率已达81.4%，专家预计，到2015年可达90%。国际能源署（IEA）发布报告称，2015年，美国将超过俄罗斯和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的产油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则称，阿拉伯能源出口国可能在2016年开始遭遇财政赤字②。美国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对中东关注和投入政策，很明显将失去国家利益支持。而在冷战后美国战略家的全球视野里，中亚地区的权重与中东地区相比，充其量也就属于次一级的“战略关注区”。当时美国在中亚地区所关注的核心是，防止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取代世俗政权、防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流入极端主义分子手中、介入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领域，以及推动以国家经济市场化和意识形态“民主化”为目标的“改造后苏联空间”。而有效推动这些地区性策略，确立军事存在并不是必须的条件。“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为了确保阿富汗军事行动的安全，美军以绝对的强势进入中亚。这对苏联解体后一直处于观望中的美国国务院而言，应该带有几分意外和偶然。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后即着手调整失衡的美国国防和外交，首当其冲的就是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当选两个月后，奥巴马即宣布了18个月的伊拉克撤军计划。接着，2011年6月又启动了阿富汗撤军进程。目前，美国与阿富汗虽仍为留驻人数和享有豁免权问题在《双边安全协议》签订中讨价还价，但美方将留下少量军人执行保障任务和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已成定局③。
美国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开始实施，将逐渐把主要的军力配置向亚太转移。这就是美高层多次表示的所谓“两个60%计划”，即在2020年以前将60%的海军布置到太平洋，把本土以外60%的空军力量布置到亚太地区。美军主力从阿富汗撤离服从于这一全局性调整，也意味着以“物资转运中心”等名目建于中亚的各类基地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2011年10月21日，美国防部就设于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玛纳斯国际机场的转运中心去留问题发表声明，称美方已开始搬迁这个过境转运中心，并计划于2014年7月前完成移交④。近期传出关于美军正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寻求建立新空军基地的消息，但都因缺乏依据而很快被淡忘。
（二）俄罗斯借机巩固独联体南部战略缓冲区
以阿富汗反恐行动名义进入中亚地区的北约军事基地早已使俄罗斯如芒在背，美国主动从阿富汗和中亚撤走军事存在是俄罗斯期待的结局。2013年以来，俄罗斯在大国外交上频频胜利。先是利用斯诺登事件“调理”了欧美关系，并抓住了随时“爆料”的主动权；随后又成功化解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向世界证明了俄罗斯的分量。由于俄罗斯占据的地缘优势，美撤军时在地面通道问题上必会有求于俄罗斯，这使俄罗斯又一次有了争取主动的机会。俄美双方完全有可能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实现策略协调，借此缓和两国2013年以来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对立形成的僵局。但对北约撤军后的中亚形势变化，俄罗斯一向保持高度警惕。
2013年12月，普京总统在俄国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北约撤军不仅会给阿富汗造成不稳定局势，而且也将使中亚地区安全失去制衡⑤。针对北约撤军后可能在阿富汗形成的权力真空和中亚地区的力量失衡，俄罗斯首先选择加强与阿富汗相邻中亚各国的军事合作。普京在2012年10月访问杜尚别时，与拉赫蒙总统共同签署了将俄军201基地驻守期限延长30年（至2042年）的协定，为使这个在苏联解体后防范南亚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进入独联体的重要关口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法律基础⑥。
同时，俄罗斯对终于下决心不再为美国人提供基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慷慨出手，承诺出资11亿美元为吉尔吉斯斯坦军队更新装备。随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在2013年9月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就供气问题签署了协议。俄罗斯还向吉尔吉斯斯坦表示，将参与卡姆巴拉金1号水电站和纳伦河上游电站的建设⑦。而且，俄罗斯抓住大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发生变化的时机，继续倡导欧亚联盟、关税同盟等经济一体化建设，吸引中亚各国参与到以俄罗斯为主体的地区整合进程中。乌克兰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结果，更加增强了俄罗斯继续推动欧亚联盟的自信。但是，由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进取态势得益于美国海外力量的调整，而俄自身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未必能为这种局部的成果保持长久后劲。然而，2001年以来美俄在中亚地区上演的零和游戏毕竟将告一段落，各国自主选择国家发展方向的机遇总体大于大国力量失衡的风险。
（三）中国通过睦邻合作促建欧亚稳定繁荣带
中国的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关注和影响越来越成为新时期重要的外交领域。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⑧
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和互利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中亚地区是中国西部重要周边区域已成为学界、外交界的共识。作为2014年后受阿富汗形势影响的中亚地区，对未来的中国坚持长期稳定发展战略将更具特殊意义。2013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时，与阿坦巴耶夫总统共同宣布中吉两国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⑨。至此，中国已与中亚五国全部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针对2014年北约联军撤出阿富汗可能给地区带来的影响，中国与中亚各国领导人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讨论并达成基本共识后提出倡议：“落实《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及合作纲要，完善执法安全合作体系，建立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合力打击‘三股势力’。支持阿富汗民族和解进程，帮助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稳定，共同维护地区安全”⑩。随后又表述了中国对阿富汗问题的关切和立场：“2014年是阿富汗实现过渡的关键年份。中方支持阿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尊重阿富汗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阿富汗实现平稳过渡，改善和发展同本地区国家关系。希望阿富汗总统选举顺利举行，‘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解进程早日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关方面应该切实履行对阿富汗和平重建的承诺，在有关问题上尊重和照顾本地区国家合理关切”。目前中国与中亚各国在交通、能源、通讯等领域建立了广泛的合作。201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已达到459.4亿美元，比刚建交时高近百倍。2013年第一季度，中哈贸易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3％，中土增加4.9％，中吉增加3.9％，中乌增加53.5％。互利的经济合作不仅帮助中亚各国渡过了独立建国的艰难时期，也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了重要活力。2009年年底，全长1833公里，贯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中亚天然气管道A线开通，2010年B线开始运营，管道C线计划于2013年年底投产，D线建设也已启动。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宗旨的区域经济合作，将为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更广大地区提供发展机遇和空间。中国与中亚各国深入合作的前景，也对共同的安全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特殊国际环境，为“三股势力”滋生提供了温床。不论对中亚稳定带来威胁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还是一再制造恐怖事件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阿富汗的战乱和无序都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空间。2014年北约联军撤出后，这些国际恐怖组织将无疑与“塔利班”及部族势力争夺阿富汗国内政权，向中亚各国和中国新疆渗透的力度会大大增加，中亚地区和中国西部安全面临新一轮威胁。2013年10月，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向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通报了发生在北京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指出这是一起藏匿于中亚、西亚地区的“东伊运”有组织、有预谋发起的恐怖袭击事件。通过密切的安全合作挫败恐怖主义袭扰，这是在中亚与中国之间业已形成的共识。中国将与中亚各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平台上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提升反恐行动能力，共同应对域内外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四）印度跻身中亚地区事务拓展欧亚空间
作为一个亚洲的新兴大国，印度一向将中亚地区当作重要的战略平衡区，并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与中亚国家有着重大共同关切的“利益攸关方”，借此跻身中亚地区。印度在中亚地区的基本安全利益有两方面：一是通过与中亚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拓展必要的外交空间，从北方挤压宿敌巴基斯坦；二是通过安全合作打压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力，为本国的稳定与发展营造理想外部环境。阿富汗战争以来，印度曾是国际社会中积极支持阿富汗重建的第五大援助国，投入资金达12亿美元。印度高层一向认为，南亚和中亚的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联系密切，解决克什米尔冲突，离不开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印度军方曾试图在塔吉克斯坦建立空军基地。2013年，印度国防部又向塔吉克斯坦军方提供了价值55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同年10月，印度军方代表团访问比什凯克，双方讨论了在印军事院校为吉军培训英语人员和山地特种作战骨干等合作项目。此外，中亚地区还是印度实现能源安全战略的理想区域，阿富汗战后和平与中亚地区长期稳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2013年1月，第四届印度、土库曼斯坦经贸、科技合作政府间会议在新德里召开，双方对修建贯穿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四国的交通走廊“北南铁路”项目（Проектсоздания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коридора《Север-Юг》）共同表示出极大兴趣，并讨论了尽快开始土—阿—巴—印天然气管道项目（Проект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магистрально-гогазопровода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фганистанПакистан-Индия）的相关事宜。随着美国战略力量在中东—中亚一线的收缩，印度在中亚地区扩大利益存在也将提上日程。除此之外，处于周边的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国正逐渐加强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已先后确立了各自的相关利益存在，并借助不同的地缘优势与中亚各国发展合作关系。2014年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形势的发展将受到更加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多元力量的制约。
二、撤军后阿富汗局势对中亚的安全影响
俄罗斯学者对2014年后阿富汗国内局势的评估最不乐观，并纷纷作出一些颇具条理的预测。其中分析将有可能出现的状况分为四类：第一，“巴尔干化”的趋势。即北约联军撤离前仍未能形成对“塔利班”在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喀布尔政权也未能和“塔利班”在原则上达成划分控制地域的协议，于是阿富汗境内将存在大量不受控制的领土，失去了能够整合这种分裂状态的力量中心。第二，“中东化”的趋势。即“阿拉伯之春”在阿富汗重演，阿富汗境内宗教极端势力借来自于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和宣传，组织并挑起旨在夺取国家政权的全面内战。第三，形成“分裂国家”。即在美国主持下，喀布尔政权与“塔利班”及部族势力就控制区域达成协议，喀布尔当局控制北部和西部，“塔利班”控制东部和南部。第四，维持“脆弱平衡”。即美国继续在阿富汗保留一定形式的军事存在前提下，主导喀布尔政权与“塔利班”温和派及国内大部分政治领袖达成协议，保持阿富汗的基本政治平衡。作者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局面在阿富汗出现，对中亚地区构成的影响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曾于2012年10月指出，阿富汗的持续内战、国际恐怖主义的存在与扩散、不断扩大的毒品生产，是中亚各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重大障碍。中亚地区与阿富汗本同属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由于历史的原因被不同的殖民强国在19世纪划分势力范围时人为割裂为不同属性的地区。尽管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不同政治文化的影响，中亚地区与阿富汗之间地缘和人文的联系终究难以改变，由此形成彼此影响的诸多方面，至今仍联系着中亚和阿富汗。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国不仅与阿富汗有着200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共同边界长137公里，与塔吉克斯坦为1206公里，与土库曼斯坦为744公里），而且生活在边境两侧的大量跨界民族人口更使彼此间的人文联系难以阻隔（阿富汗全国3040多万人口中，塔吉克人占27%，乌兹别克人占9%，土库曼人占3%）。这种联系曾在冷战时期发生过特殊作用，也在苏联解体后的阿富汗内战时期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沟通渠道。
能够通过上述地缘联系对中亚地区产生影响的阿富汗国内因素，有中亚学者概括为三方面：一是阿富汗国内自主维护安全与稳定能力的构建；二是喀布尔当局与“塔利班”组织的政治谈判取得怎样的成果；三是正常经济的重建能否成功取代长期存在的“毒品经济”。首先，人们看到阿富汗独立后的国家机器建设并不尽如人意。按照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计划，到2014年年初将组建训练成26万人的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虽然在2013年这支军队已经拥有了15万人的兵员，但据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提供的资料显示，依照阿富汗宪法招募来的合同军人每年以34.8%的比例减员，除了战争因素外，大部分是因为开小差。而近年不断出现的关于阿富汗军警袭击北约联军和政府部门的报道，更令人质疑这支用十多年建立起来的部队能否胜任2014年后的国家使命。其次，已经开始的喀布尔当局与“塔利班”组织的政治和解进程并不顺利。当2009年12月奥巴马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时，实际上“塔利班”是受到了莫大鼓舞的。他们在阿富汗一边避免与美军正面冲突以保存实力，一边有选择地继续开展有限的军事行动以显示其存在，同时在部族控制区有意充当调解争议的仲裁人，借以树立威信，造成“塔利班影子政府”与喀布尔当局分庭抗礼的既成事实。2013年6月，原准备在卡塔尔举行的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的会谈，由于“塔利班”在卡塔尔代表处擅自悬挂旗帜引起喀布尔方面不满而告吹。2013年9月初，阿富汗政府军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楠格哈尔省军营遭到“塔利班”武装的又一次袭击。而当2013年10月12日美国国务卿克里与汗卡尔扎伊总统就签署《双边安全协议》会谈时，决定将在2014年后的阿富汗仍保留5000－10000名美国军人公布后，奥马尔立即作出了“塔利班”将继续战斗的激烈反应。同时，喀布尔当局试图拉“塔利班”重返阿富汗社会的做法并未受到多数民众拥护，在民族认同和部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社会氛围里，多数非普什图族群是不愿看到“塔利班”进入国家政权的。由此不难判断，2014年阿富汗国内的政治和解前景并不乐观。最后，阿富汗的毒品问题正日趋严重。连年战乱已使阿富汗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迫于生计而进行鸦片种植和毒品贸易成为部分阿富汗人的重要收入来源。2001年，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面积仅为7606公顷，到2012年时多达154000公顷（增加了20多倍），而在鸦片种植最多的2007年曾达193000公顷（高达25倍多）；在经历了12年的阿富汗战争后，干鸦片的产量也由2001年的185吨达到2012年的3700吨（产量最高的2007年达到7400吨，增加近40倍）。2012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占世界非法鸦片产量的74%，鸦片贸易收入占本国GDP总量的8.2%。阿富汗的海洛因产量已达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据估计经中亚走私出去的毒品至少占阿富汗毒品流出量的30%，而被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海关和边防机构成功查获的仅占流出毒品的2%左右。中亚地区是阿富汗毒品流向欧洲的通道，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是最大的受害国。与“毒品经济”相伴随的跨国犯罪、社会腐败是中亚国家多年挥之不去的阴影，2014年后阿富汗毒品形势继续“外溢”的影响令人担忧。
三、当前中亚地区面临的极端主义威胁
中亚各国独立建国进程已经历23年，目前多数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从2014年分别开始最高权力交接，由政治权力集中派生的经济利益不均衡已引起大量群体性事件和高层动荡。虽然在现有领导人尚强的控制力下，事态均已平息，但这毕竟标志着中亚各国社会渐渐进入多事之秋。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结点上，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可能引起的地缘政治格局剧变，以及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因素极可能被激活，进而酿成影响一国或地区稳定的突发事件。2013年9月13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在比什凯克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理事会上郑重指出，“中亚的局势目前仍然很困难”。他认为，“我们应当承认这一地区的局势仍然很艰难，尤其是在叙利亚和阿富汗事态的影响下。”事实上阿坦巴耶夫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2013年以来的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确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
（一）来自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已经进入中亚地区
2010年开始并持续至今的“阿拉伯之春”在中亚地区继续发酵，2013年7月，一名哈萨克斯坦籍“圣战分子”在脸谱网站公布了一段参加叙利亚内战的视频，引起哈萨克斯坦各界震惊。随后的2013年10月，哈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调查后发布了一则令人担忧的信息：在哈驻叙利亚的有关部门努力协调各方撤出本国公民时，发现上百哈公民在叙利亚参与恐怖活动。另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2013年9月披露，吉尔吉斯斯坦在2013年8月底挫败了一个自称为“伊斯兰圣战联盟”（СИД）分支的恐怖主义活动小组。这个小组由3名在叙利亚参加过“圣战”的吉尔吉斯斯坦人和哈萨克斯坦人组成，他们受这个组织在叙利亚分支机构的派遣，经土耳其潜回吉尔吉斯斯坦，计划2013年9月对吉国家独立日庆祝活动和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采取行动。2011年以来，哈、吉、塔等国内务和安全部门就多次警告称，来自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已进入中亚地区。
（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ИДУ）等恐怖组织潜入中亚
塔吉克斯坦官方媒体2013年9月报道，塔吉克斯坦内务部于当月抓获10名密谋在首都杜尚别进行破坏活动的恐怖分子。这个小组的领导人曾在巴基斯坦属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的训练营地内接受过恐怖行动训练。这个小组由巴基斯坦经阿富汗潜入塔吉克斯坦后，其目的极其明确：用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破坏2013年11月6日举行的塔吉克斯坦总统选举。这个恐怖主义小组潜入塔吉克斯坦时不仅携带了枪支和爆炸物，而且还将包含大量宗教极端主义内容的宣传品夹带入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阿富汗战争中遭到北约联军重创，其残余势力蜇伏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部族地区。由于政治上极端主义意识的认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一直保持联系与协作。但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势必与“塔利班”、“基地组织”间出现行动方向及方式上的分歧，向中亚地区回流将是首选目标。
（三）“伊斯兰解放党”等非法组织继续在中亚社会蔓延
由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纳巴哈尼于1952年创建于约旦的“伊斯兰解放党”（Хизб-ут-хрир-Ислами），以联合全世界穆斯林推翻现有世俗政权建立统一“大哈里发”国家为基本政治主张，其极端主义的危险性早已为中东及欧洲各国充分认识并在多数国家被禁止。然而这一组织却选择了在苏联解体后开始重新寻找国家发展路径的欧亚各国，利用这些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和经济困难在各国民众中产生的不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传入中亚各国及俄罗斯、乌克兰，并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和组织形式蔓延开来。尽管中亚各国早已将“伊斯兰解放党”列为非法组织，并制定了专门的法规以遏制这一宗教极端主义组织的发展，但近几年“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地区的活动不仅依然活跃，而且恐怖主义的倾向愈加凸显。尤其是2013年以来，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关于发现和捕获“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并收缴大量宣传品及枪支、爆炸物的报道一直不绝于欧亚各国媒体。由于这一宗教极端主义组织针对中亚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经济萧条、收入不均、官员腐败等现象的原教旨主义宣传极具蛊惑性，一些中亚国家的中上层社会精英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伊斯兰解放党”的主张乃至成为其秘密成员。
2014年阿富汗局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和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进入微妙时期，地区内外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均看好这一时机，并以此作为其在中亚地区确立影响的重要机遇期。而且，一旦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各派势力围绕政治权力开始内斗，中亚籍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自知已成局外人，返回中亚继续传播极端主义思想必然是其最终选择。有中亚学者指出，2014年北约联军从阿富汗撤出后，对中亚地区安全构成威胁的不一定是“塔利班”，而更可能是“萨拉菲主义”和“伊斯兰解放党”。
四、结语
早在苏联解体后，单一力量中心制度性影响中亚地区的历史即开始向多元力量构建地缘政治新格局演变。这一趋势使冷战结束初期作为国际政治范畴的“中亚”定义被重新解读，这一地缘政治概念所涵盖的地域范围被一些西方学者主观扩大，而客观上这种认识却与中亚学史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意义上的“中亚”趋于接近。当这一进程持续了近15年时，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斯塔尔于2005年提出了“大中亚”概念。如果从学术意义上看这一当时让中国中亚学界不解的提法，其实斯塔尔的根据就是对这一历史趋势的认识。然而结果是令人遗憾的，斯塔尔的学术创意被美国国务院充满冷战思维的“大中亚计划”所替代，从此它在中亚的境遇也就不难理解了。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客观上也加速了这一进程，而且成为中亚地缘政治格局沿上述趋势变化的阶段性标志。这样的地区发展观如果成立，不论是美军撤出阿富汗，还是阿富汗局势发生动荡，都不会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总趋势产生决定性影响。况且反恐战争后，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形势均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塔利班”控制阿富汗95%以上领土和“乌伊运”制造震动整个地区恐怖袭击的力量和条件不再，因政治和解破裂而引发全面内战已无可能，由有限的局部冲突造成的难民规模更不会大于内战时期。尤其是在中亚各国及国际社会针对阿富汗撤军后的变局制定了充分的政策准备的前提下，全面考量影响地区安全各要素及权重变化，在对阿富汗因素予以客观重视的同时，也有充分理由认为2014年后的中亚将面临更多的机遇。
星期一, 5月 26, 2014
暴恐视频流毒新疆
作者：張弛
來源：凤凰周刊 2014年15期
近日，喀什地市兩級人民法院依法對屯某、斯某和阿某等5人進行了公開宣判，其罪名均為分裂國家和危害國家安全罪。其中，最高獲刑有期徒刑15年，最低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
在宣判大會上，法院公佈了這5起案件的詳細案情。指控他們從二手手機市場購買內存有反動音視頻資料的SD卡，先后多次給多人灌輸“遷徙、聖戰”內容，隨時准備前往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進行“聖戰”。根據已公佈的細節，他們還購買存有“東伊運”恐怖組織頭目艾山·買合蘇木“遷徙、聖戰”內容的SD卡，對他人進行非法台比力克（宣講經文）勸導；從網站下載“宣揚極端宗教思想和遷徙、聖戰”煽動分裂國家內容的電子書籍和非法台比力克音視頻資料，並傳播給他人下載觀看使用；私設非法教經點，為青少年兒童非法教經、傳播極端宗教思想，宣揚宗教狂熱；對多人進行煽動民族仇恨的宣講，貯備管制刀具准備作案等等。
在鄯善“6·26”暴力恐怖事件中落網的吾拉音·艾力，曾對着記者鏡頭述说自己的殺人動機，但因為聽起來過於離譜，一度招致質疑。吾拉音·艾力说，他殺人是為換取進“天堂”的資格，因為“天堂裏有仙女，有美酒，可以喝酒，怎麼喝都不醉，流出的汗都是香的，想要什麼有什麼”。
但在艾力亞·阿不拉看來，他说出這個理由一點都不奇怪。艾力亞曾經是烏魯木齊一家維語網站的工作人員，他長期關注宗教極端思想在疆內的傳播，也翻譯過一些在中國境內流傳的“聖戰”視頻。他認為吾拉音·艾力關於“天堂”的認知，正是這些音像視頻中宣揚的內容之一。
據新疆官方統計，僅2013年，“東伊運”就製作發布了107部這樣的音像視頻，超歷年總和。官方稱，這些視頻含有宣揚暴力恐怖、宗教極端、民族分裂等內容，部分傳入中國境內，煽動性極強，已經成為當前暴恐案件頻發的直接誘因。近年來破獲的多起暴恐案件，暴恐分子几乎都是參與非法宗教活動、收聽觀看暴力恐怖音視頻，引發“聖戰”共鳴，最終實施暴恐活動。
扭曲的視頻
“天堂”又稱“天園”或“樂園”，字面意思是“花園”。這是伊斯蘭教徒在后世的最好歸宿。
根據《古蘭經》的描述，人們現世的渴望和追求在天堂應有盡有。《古蘭經》中第56章12-24節對天堂的描述：“他們將在恩澤的樂園中。許多前人和少數后人，在珠寶鑲成的床榻上，彼此相對地靠在上面。長生不老的童仆，輪流着服侍他們，捧着盞和壺，與滿杯的醴泉；他們不因那醴泉而頭痛，也不酩酊。他們有自己所選擇的水果，和自己所愛好的鳥肉。還有白皙的、美目的妻子，好像蚌殼裏的珍珠一樣。那是為了報酬他們的善行。”
與“天堂”相對的則是“火獄”，那裏有“足穿火鞋”“墊火褥”“蓋火被”“遭火燒”等刑罸。凡生前作惡的信徒，都將被“戴上枷鎖”，“投入火獄”。
伊斯蘭教提倡“兩世吉慶”，既重今世的幸福，也重后世的歸宿。根據伊斯蘭教的“末世論”，死者生前在“這個世界”的行為，將決定其在“那個世界”的待遇，以此鼓勵穆斯林信徒“履行善功”，今世行善，后世必有回報。
不過，在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前副會長阿布杜熱依木·伊明看來，“東伊運”製作的這些視頻中，原本勸人向善的“履行善功”已經被歪曲解讀。比如，視頻公開宣稱，伊斯蘭教信徒可以通過“聖戰”積累“善功”，因為“殺死一個卡菲爾（異教徒）勝做十年功，可以直接上天堂”，“在天堂裏想要什麼就有什麼”，“除了真主之外，不能服從任何人”、“不能看電視、聽廣播、讀報刊”。
在“9·11”事件之后，對於媒體報導中頻繁出現的“自殺式襲擊”和“人體炸彈”，一些穆斯林學者反復聲明，伊斯蘭教是禁止自殺的。事實上，據學者介紹，《古蘭經》中嚴禁自殺，安拉说：“你們不要自殺，真主確是憐恤你們的（《古蘭經》婦女章節第29節）。在《聖訓》（阿拉伯語稱為Hadith）中自殺也是被明確禁止的。
《聖訓》記錄了先知穆罕默德傳教、立教的言行，其弟子談論宗教、經訓和實踐教理的重要言論或行為，凡經先知認可和贊許的，亦被列入聖訓範圍。《聖訓》對伊斯蘭教義、教律、教制、禮儀和道德進行了全面回答和論述，是歷代教職人員、學者進行宣教、立論、立说的依據。
因此，在談及信徒的肉體消亡時，這些視頻中使用的詞彙是“殉教”而不是“自殺”。他們稱，這些“殉教者”是為了一項最高尚的事業而死，也就是“聖戰”。而“聖戰”是穆斯林信徒的一項宗教義務，目的是在全球範圍內建立政教合一的純正伊斯蘭社會，即“哈利發”國家。“哈利發”的意思是“穆罕默德的繼承人”。
但在《古蘭經》中，其實根本找不到“聖戰”這個詞，與之相對應的只有“吉哈德”。阿布杜熱依木·伊明说，“吉哈德”本意並不是戰爭，這個詞源於阿拉伯文的三個字母：吉、哈、德，字面意思是盡心盡力、克服困難，努力做好一件事，有努力奮鬥之意。比如，為學業、事業的成功“吉哈德”，為真主的道路而奮鬥等。
根據伊斯蘭教法規定，凡是有能力、心智健全的穆斯林都應當進行”吉哈德“，即以言語、財産、生命為主道奮鬥，捍衛信仰，抵抗侵略。但在被異化的宗教教義支持下，盡管自殺是被禁止的，”殉教“卻可以得到普遍的讚揚、歡迎和鼓勵。
而斷章取義被拿來印證這些觀點的經文並不難尋找：“以掌控我的生命的神的名義，我需要為真主而死；然后我會復生，然后再次為真主而死”；“先知说，‘沒有任何上了天堂的人願意再返回這個世界，即便給他所有東西，除了那些殉教者。他們願意為了賜給他們的無上光榮而回到這個世界死上10次’。”
宗教極端主義者教唆信教群衆抵制政府管理，損毀身份證、結婚證、戶口簿等國家法定證件，並認為政府頒發的結婚證是“不清真”的。於是，強制包辦婚姻、重婚、以宗教儀式代替婚姻登記等現象在維吾爾社會重新抬頭。新疆一位聲稱知悉內部情況通報的相關人士透露说，組織、策劃“10·28”天安門恐怖襲擊事件的案犯，就擁有5個妻子，而肇事車輛中當場死亡的那名女性，就是他5個妻子之中的“小老婆”。2014年3月，新疆啟動了一項特殊的專項行動，決定對婚姻領域違法行為開展綜合治理，解決宗教干預婚姻的問題。
“打着宗教的旗號，最能打動人心，這正是他們的高明之處。”艾力亞認為，對於這些外界看來匪夷所思的思想能夠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廣泛傳播，他覺得不能完全歸罪於信教群衆的無知。
根據他的觀察，起碼在傳播方式上，這些視頻採用了南疆信衆最容易接受的方式。視頻中以維吾爾語、土耳其語和哈薩克語居多，這幾種語言相似度很高，基本可以無障礙溝通，還有一些雖然是阿拉伯語，但也都配有維吾爾語字幕，易於在維吾爾社會傳播。
視頻的內容也很能打動人心。站在前面宣講的人，都是一些宗教界的大人物，包括穆斯林社會一些頗有聲望的大阿訇。除了引經據典，系統傳授一些被重新解讀的宗教知識，他們還會大量提及維吾爾兄弟被“壓迫”的內容。站在他們身后的，則是一群包着頭、留着大鬍子的阿拉伯人，挎着槍，拿着《古蘭經》。
在艾力亞翻譯過的幾部視頻裏，他認出其中一位是來自埃及的著名大阿訇。其他一些負責宣講的人，也都是穆斯林社會的宗教領袖。他們擁有豐富的宗教知識，熟悉現代媒介傳播方式，说的都是令人感到親切的話語。這些視頻宣揚的主要思想，就是維吾爾人也是穆斯林，是我們的兄弟，全世界穆斯林都是一家，現在你們正在受“壓迫”，我們會來“幫助”你們。
“也許你我不信，但換成一個南疆的農民，他沒有知識，也不懂真正的宗教教義，對比外界的幸福，想着自己的不如意，聽着穆斯林兄弟暖心的話語，他肯定會被打動”。艾力亞说，“雖然並沒有得到實際的幫助，但會感到有人在關注他們。”
他分析，相較首府烏魯木齊，南疆鄉村極度封閉。伊斯蘭教一代一代傳承，人們敬畏但並不真正了解宗教知識。伴隨市場化大潮的衝擊以及維吾爾族社會的劇烈變革，維吾爾族被嚴重邊緣化，和父輩相比，民族身份帶給他們的不再是榮耀，就業難也加劇了他們對前程的悲觀情緒，唯一剩下的只有宗教，“只有宗教信仰別人無法拿走”。既然父母不能告訴自己宗教是什麼，那就自己去尋找。這時，宗教極端思想便趁虛而入。
還有一類被廣泛傳播的視頻完全與暴力聯繫在一起，具體教授如何製造、使用炸葯、爆炸裝置、槍支以及管制刀具等的方法和技能。視頻裏不说“中國人”怎樣，而是说“漢族人”，因為“漢族人”對我們的穆斯林兄弟不好，維吾爾人要團結起來“聖戰”，把這些“卡菲爾”全部趕走、殺光。2013年7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曾對11名恐怖犯罪嫌疑人予以公開通緝。在這些被通緝的逃犯中，多人涉及製造或實施爆炸襲擊的案件。
他認為，極端主義蔓延是社會的疾病，也是伊斯蘭內部的疾病。要解決新疆暴恐頻發的問題，政府必須而且只能從宗教入手，就像當初的土耳其，“用國家機器強力鏟除一些極端的邪惡勢力，讓宗教得到正常發展，並予以法律管制”。艾力亞说，關鍵是要掌握宗教知識，讓人們了解極端勢力暴力、殘暴的真實面目，這是任何人都駁不倒的事實。但遺憾的是，一直到現在，“很多人並不相信真有恐怖分子，覺得那都是政府捏造的”。
而目前政府的宣講力量和手段也明顯不足。一些宗教人士年齡偏大，知識面狹窄，對現代社會缺乏了解，比起視頻中那些引經據典的生動宣講，他們號召力有限，很難得到年輕一代的認可。在新疆，尤其是南疆鄉村，宗教是每個維吾爾人一出生就會接觸到的東西，讓這些人一夜之間成為自己眼裏的“叛教者”，“就像強迫一個‘無神論’者去信神一樣難”。
藉由網絡飛速蔓延
“不正面引導，別人就負面引導，宗教教育也是一樣。”來自新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的維吾爾族律師尼加提（化名）曾大量經手此類案件，被告基本都是年輕人，且90%以上都是文盲。面對外界突如其來的衝擊，年輕人要尋求精神歸屬，很容易轉身去擁抱宗教。如果碰巧這個人生活又不如意，對社會不滿，被煽動的過程就更簡單。“既然今生不如意，不如寄希望於來世。”至於如何採取行動，視頻中傳授的那些技能就足夠了。
尼加提曾經經手過一個案子，年輕的嫌疑人因為鬍子問題就要跟別人拼命。“根據被灌輸的極端主義理論，鬍子是他的尊嚴、他的一切，如果鬍子沒有了，他就失去了一切。”尼加提说，“我到現在也無法理解。就是給我發工資讓我留鬍子，我也不會留鬍子，因為我不喜歡”。
偏偏在這個時候，又遇到了網絡。經由無界限的網絡空間，借助各種社交媒體，這些視頻中宣揚的思想在南疆的文化沙漠地帶長驅直入，像毒草一樣迅速蔓延。“這是一種非常規的傳播過程，在宗教發展的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過”。
據新疆官方媒體報導，南疆三地州經濟雖相對落后，農村電腦用戶不足10%，裝寬頻的電腦用戶更少，但大約60%的年輕人都有手機，這些手機大多是幾百塊錢的山寨機，大部分都能上網。
2013年10月，新疆139人因傳播“聖戰”等宗教極端思想被查處，其中就有和闐縣伊斯拉木阿瓦提鄉的阿某。據新疆警方統計，從上傳檔案的5月6日，到發現線索並偵破案件的7月18日，阿某通過手機上傳至網絡的這些檔案，瀏覽次數達32971次，保存次數607次，下載次數達15515次。而在現實中查辦的一些講經點，只能影響幾人或十幾人。
20歲的阿某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從小在家鄉的沙漠邊緣長大，父母日益年邁，哥哥又有殘疾。為了改善家裏的經濟狀況，2011年他跟隨一位老闆到廣州賣羊肉串。在此期間，他花500元買了一部山寨智能手機，開始接觸網絡世界。
2012年在廣州務工期間，他用手機訪問了別人在網站發布的連結，並下載了2G容量的電子書到自己網盤上的個人空間。然后，他在一個網站貼出了自己的網址並留言，稱自己整理了一些關於伊斯蘭教方面的電子書，邀請大家前去下載。
2013年5月，有人訪問他發布的連結並留言：你上傳的那些電子書是zip格式，下載后打不開，有密碼。阿某看到留言后，便用其他格式上傳了535份檔案，其中529份為書籍，書籍中含有宣揚宗教極端思想的內容。
像這樣純粹因為好奇而傳播宗教極端思想的，還有很多是未成年人，伽師縣的依某就是其中之一。據辦案民警披露，依某對網絡很感興趣，經常到朋友父親開的電腦維修部上網。2013年6月，他從互聯網上搜集到一些包括宣揚宗教極端思想、煽動暴恐犯罪活動內容的電子書，並將其他網民分享的宗教書籍檔案下載到電腦硬碟內保存，同時分享到自己的個人空間，其存儲在網盤內的各類檔案量達100G。
有了這麼多檔案，他覺得傳給別人也許更好玩，就把檔案傳給了本地及外地幾名網友。據他事后交代，他在網上搜集、傳遞的目的，是為了提高自己和周邊朋友的宗教意識，至於下載和上傳的檔案，他聲稱只看了一眼目錄，並沒有仔細看內容。
甚至有人試圖通過傳播這些視頻牟利。來自喀什市佰什克然木鄉汗尼歐依村的小學教師阿某杜就是這樣。據辦案民警介紹，每天放學回家后，他就把自己關在書房裏，除了吃飯、睡覺就是上網。直到被拘留那一天，他的妻子和同事才知道，原來他每天晚上加班不是備課，而是在編輯、傳播宣揚含有宗教極端思想和暴力犯罪等內容的視頻。
其實阿某杜的物質生活條件並不差。他和妻子都是教師，夫妻倆月收入加起來7000多元，房子有200多平方米，是政府出錢補助建設的抗震安居房。但自從迷上網絡，他開始對製作網頁産生了興趣，並想通過經營網站賺錢。2013年4月，他將包含宗教極端思想內容的視頻編輯成視頻軟件，上傳到自己的空間並發布至111個QQ群內。不到一天時間，這些內容就被傳播了上萬次。
2014年3月3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檢察院聯合自治區公安廳、文化廳和工商局發出通告，聯合查禁這些含有宣揚暴力恐怖、宗教極端、民族分裂等內容的暴力恐怖音視頻。據大陸官方媒體報導，《通告》發布后六周內，打擊處理了200余名傳播宣傳暴力和恐怖主義錄像的人。
“以前種下的種子，現在開始結果子了”
根據尼加提對一些年輕被告的觀察，受極端思想影響的這些人，行事會變得異常殘忍。2010年南疆曾發生一起案件。幾個人想要搶錢，計劃殺一個名叫艾買提的校長，敲門后發現家裏沒人。在回去的路上，有個人想起來他的鄰居也是校長，就说，“艾買提不在家，可那邊是賽買提的家，賽買提也是個校長，我們殺了他，搶他的錢吧。”然后，他們來到賽買提家，殺了他全家9口人，搶了12塊錢。后來在看守所，這個人對律師和法官说，“如果有機會，我也要殺掉你們，這樣我就可以上天堂”。
在南疆，一些原本淳朴的農村青年受“聖戰”視頻影響，開始崇尚自殺式的暴力，願意為宗教“拋頭顱灑熱血”（即殉教），視塔利班戰士為英雄，在穿着打扮上也着意模仿他們，表現出一種“伊斯蘭式的叛逆”。前幾年，喀什曾有人專門到郵局去給塔利班寄錢。
因為在網上與這些人辯論，尼加提好幾次受到威脅，現在他已經不敢發布維吾爾文帖子了。
尼加提堅持認為，這些人只能用“犯罪分子”四個字來標識，“他們沒有任何信仰，也沒有什麼民族主義思想”。他接觸到的這些年輕被告，不認可任何民族，包括維吾爾族。這些人認為，世界上只有兩個群體--穆斯林（教徒）和卡菲爾（異教徒）。他們也不認可現代意義上的任何政權，只認可“哈利發”國家。他們的旗幟也與“東突”的不同，是黑色的星月旗幟。
最簡單的例子，尼加提说，這些人不認可任何境外謀求獨立的“世維會”（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一類的組織，更不認可熱比婭。他們認為，未來會跟熱比婭打仗，並已明確聲明，與“世維會”根本不是一類人。
“以前種下的種子，現在開始結果子了。”尼加提感覺焦急又無奈。他已經發現，在最近新疆發生的暴力恐怖案件中，大多數受害人都是維吾爾族人：去年的“4·23”巴楚事件、“6·26”鄯善事件，還有之前沒有公開報導的很多案子。據尼加提觀察，參與這些暴力恐怖事件的人，一般都有宗教背景，目的是“解放”全世界，在全球建立政教合一的“哈利發”國家。
“但還沒有到成熟時期”，尼加提说，“如果發展到有選擇性、針對性的謀殺就更可怕了”。他覺得，政府必須強化宣傳教育，“我指的不是老一套讓人厭煩的官話、套話，而是要以實際案例教育一大批沒有文化的年輕人”。
官方提供的數據，也印證了尼加提的觀察。據大陸官方媒體報導，自2009年以來，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安現行組織團伙案均在百起以上，呈現高位徘徊態勢，其中2012年新疆發生暴恐案件190余起，比上年大幅增加。其中，尤以“獨狼式活動”的個體或小群體暴恐活動的增加最為明顯，且參與人員基本都是“80后”、“90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到95%左右。
政府顯然已經意識到問題所在，並着力與極端勢力爭取民衆，以“徹底鏟除宗教極端思想滋生的土壤”。在張春賢赴疆主政后，基礎教育被列為一項重要民生工程。2013年，新疆教育總投入高達527億余元。到去年秋天，在南疆和闐、喀什、阿克蘇三個地州，義務教育已經覆蓋至高中階段。在新近下派南疆住村走訪民情的11095個工作組中，除了致力於支持當地發展“短平快”項目增進就業的機關幹部，還有負責宗教教育人士的身影。
與內地省份不同，在部署這項活動時，張春賢特彆強調，“惠民生與教育群衆兩者不可偏廢”，使“教育群衆”成為新疆黨員幹部在接受群衆路線教育中的特殊任務。與此同時，官方的輿論引導，一改過去避免直接公開引用“宗教極端勢力大肆歪曲篡改宗教教義，編造各種打着宗教旗號的異端邪说”，公開列舉了這些“異端邪说”，並在《新疆日報》頭版予以批駁，大力推行“去極端化”。
不過，短期內想要改變這種惡性循環也許很難。《鳳凰周刊》記者去年到訪南疆一個鄉鎮時，看到一所小學的校長剛剛被學生家長打傷，原因是他到學生家裏勸那家的孩子上學。家長覺得學校發的畢業證“不清真”，還说和闐這個地方上學也沒什麼用，不如去念《古蘭經》。這名維吾爾族校長的臉上、脖子上都是抓痕，耳朵也被撕裂開了一個大口子。這個鄉鎮一共有33個村子，全鎮有30所學校、111座清真寺。
被視頻侵蝕的校園
在來自阿克蘇的青年教師塔伊爾（化名）看來，律師尼加提可能還是低估了這些音像視頻的影響力。塔伊爾目前在烏魯木齊一所大學任教。
事實上，不僅南疆這些文化水平較低的年輕人，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公務人員也會被打動。2013年6月，新疆溫宿縣一名鄉幹事就因傳播鼓吹“聖戰”檔案獲刑6年。公安機關查明，他通過非法網站瀏覽、下載這些視頻檔案及電子書，並多次將下載的內容上傳到網上，有意供他人瀏覽、下載。
塔伊爾的弟弟、在南疆一所醫院工作的維吾爾族青年吐尼亞孜（化名）也經歷了這樣的過程。20歲出頭的吐尼亞孜醫學院畢業后返回家鄉，在市裏一所醫院的藥房上班。有一天，來了一個病人，給他看了一些音像視頻資料，他好像忽然之間就開竅了，性情大變。不但留起了大鬍子，還辭掉了在醫院的工作，開始潛心研究宗教問題。最誇張的是，他不再吃奶奶做的飯，因為奶奶沒有一天做5次乃麻孜（禮拜），根據他所理解的宗教教義，這樣的人做的飯“不清真”。
爺爺葬禮的時候，家裏請了當地一位很有聲望的大阿訇，但他認為這種“紅本阿訇”（被認為親政府的宗教人士）根本不懂程序。葬禮他也拒絶參加，還跟家人说這是《古蘭經》的規定。塔伊爾看不過去，就質問他：“《古蘭經》哪一頁寫着這一條，你給我找出來，我直接吃掉。”他就说，維語的版本裏沒有，他看的是原版《古蘭經》，阿拉伯語的。塔伊爾對他说，“你那些朋友，有誰懂阿拉伯語，把他叫過來”。其實，他的那些朋友都不懂阿拉伯語，這些人是在講經的時候，給他們灌輸了自己的思想。那些平時和他稱兄道弟的人，年齡比他父親還要大。
“現在極端主義滲透太厲害了，而且高端，因為有網絡，還有各種各樣的社交平台”。塔伊爾说，他最近感到壓力特別大，也不被理解，“我想辭職，不想干了。”他在工作上的壓力，主要來自於對學生的宗教教育等敏感問題。他們學校剛剛出了一件事情，一名老師同學眼中品學兼優的好學生，被發現在外私自開辦講經班。
這個學生是2010年入校的。開學前半個月，在提前返校的火車上，被列車長髮現了異樣。他帶了一個大包，裏面裝滿了音像視頻光盤，內容都是宣揚極端主義和“聖戰”思想的。
回到學校，老師就跟他談心。老師比他大不了幾歲，也是維吾爾族。老師告訴他，在學校期間，只要表現好，因上述事件獲得的處分可以想辦法給他去掉。學生淡定的说，“老師，我不會為難你的。”
在校期間，這個學生表現上進，成績優秀，大家都很喜歡他。老師帶領大家去支農，拾棉花，他一個人就完成了3個人的任務量。看到他表現這麼好，老師就去找學校領導談，想把他的處分取消掉。
沒想到2013年5月份，這個學生突然被發現在外面租了房子，偷偷開辦講經班。老師放在他身邊的4個“眼線”，也全部被他收買，反過來幫他對付老師，其中包括老師最信任的班長。為了騙過宿舍管理員的盤查、自由出入，他私刻了老師的所有印章。一些宣揚極端主義思想的材料，就藏在平時老師經常來檢查的宿舍裏。講經班設在離學校不遠的一個出租屋裏，與他們聯合辦講經班的人，則是2013年巴楚“4·23”暴力恐怖事件中一個暴徒的親弟弟。
令塔伊爾感到擔憂的是，現在學校裏面出事的，几乎都是老師同學眼中的“好學生”。他們有着几乎共同的特徵：外表出衆，學習成績優秀，頗具影響力和感召力。他说，年輕人都會有夢想，對於維吾爾青年而言，實現民族夢和宗教夢，成為一個有志之士，是絶大多數人的理想，但循規蹈矩地生活，永遠得不到這些。“他們覺得，成為‘那樣的人’，甚至犧牲掉，是一種很光榮的事情。”
活躍在維吾爾語社交平台上的，就有一位來自和闐的新派詩人。他上傳了一張自己的自拍照，並念了一首詩，贏得女孩子們的熱烈追捧。這張照片明顯經過修圖軟件的修飾，不過，他的裝扮和人們傳統印象中的詩人不同，還留着濃密的大鬍子。
塔伊爾覺得，極端主義思想在校園裏蔓延，改變的不僅只是個人的社會性，還有整個地域的文化與宗教氣息。“一個女孩，大學畢業后兩年嫁不出去，就會有人说她的闲話。但只要包上頭巾，馬上就有人娶。現在新疆的女大學生，第一年戴着頭巾來，第二年全去掉了，第三年頭髮全變了，第四年全部包上了。”
而外界的不了解，以及一些媒體的選擇性渲染，給他的工作增加了不少阻力。他曾經去中央民族大學旁聽，但很多老師说的，和他生活在新疆的現實完全脫節。他说，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現在新疆的真實情況和嚴峻形勢。
但新疆現在這種管理方式，完全在高校禁絶所有的宗教活動，塔伊爾也覺得“不太現實”。他主張多與學生溝通，不要什麼工作都眉毛鬍子一把抓，要給他們解釋清楚什麼是宗教、什麼是習俗。你的習俗我會尊重，但這裏是學校，不能有太多宗教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老師也會很困惑，就像頭巾，到底算是宗教行為還是風俗習慣？到了學校，你跟學生说是宗教，她能不能接受？諸如此類這些連我們老師都無法说服自己的問題，又怎麼去教育學生？”
“年輕人叛逆心理重，你越不讓他幹什麼他越要幹什麼。就像是沙，捏緊了他也流，放鬆了他也流，不如放開手”。他認為，很多問題歸根結底還是方式、方法問題，比如，讓清真寺裏的阿訇做些正規的宗教宣傳，也許比老師说得還管用。
極端思想分裂維吾爾族社會
從維語網站辭職后，艾力亞開始創辦自己的企業。如今，他更為焦慮的是，這些宣揚極端主義以及“聖戰”思想的視頻在網絡的傳播，已經造成維吾爾族內部的矛盾，以及維吾爾人之間的互相歧視和仇視。“現在維吾爾人特別矛盾，民族、宗教、習俗，很多人自己也搞不清楚。即使沒有其他人，維吾爾人自己也會打起來吧”。
2013年巴楚“4·23”暴力恐怖事件發生后那段時間，他第一次發現維吾爾人內部之間的矛盾已經相當尖鋭。對於被殘忍割喉的3名維吾爾族社區女幹部，一些人非但沒有同情，反而在網絡上公然大駡，“這幾個女人，死了以后也上不了天堂，她們一定會下火獄。她們是民族解放的阻礙者。”而縱火將人活活燒死的暴徒，卻被一些年輕人視為勇於“反抗壓迫”的“英雄”。
除了在政府供職的維吾爾族，凡進入官方視野或得到贊許的維吾爾人，也會被本民族的人排斥。艾力亞覺得，這是把對政府和社會的不滿，都轉移到了這些人身上。
最典型的就是著名“草根”慈善家阿里木。2013年4月，阿里木曾參加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縣舉辦的燒烤節，為四川地震災區籌款，但在維語社交平台上，沒人認為他在做好事，反而都是冷嘲熱諷，“阿里木，聽说你掙上錢了，沒有找到老婆，兄弟給你介紹一個”。還有人说，“你這麼多錢，給兄弟分點兒吧”。再往后，就有人開始編造謡言，而謡言的離譜程度令人瞠目：阿里木的幾個維吾爾族哥哥，竟然都被说成是“漢族人”，還说阿里木能出名，全靠這幾個親哥哥花錢運作。最后，事件在一群人的辱駡聲中暫時告一段落。
“他真的是一個好人，靠賣羊肉串資助了很多孩子，偶爾被媒體發現成了典型，現在卻變成了這樣。反過來想，我們的民族，連這樣一個好人都無法接受，太可怕了。”艾力亞说。
除了宗教色彩濃厚的內容，一些渲染民族主義的東西也會經常出現在社交平台上。曾經有一張圖片在維吾爾族年輕人中被廣泛傳播，是一棵用土耳其語標注的“民族樹”。整張圖上画着一棵大樹，樹上的枝丫代表各個民族。粗大的樹幹位於正中央，代表土耳其的突厥人，然后是維吾爾、哈薩克以及塔吉克等等。這張圖其實是想说明，整個亞洲大陸的民族，絶大多數都是由匈奴而來。值得注意的是，漢族被處理成了一個最為細小的分支。
除了在網絡上爭論、辱駡，在現實中這些人也開始影響其他人的生活。在一個維語論壇上，來自和闐的一名極端人士聲稱，他要在五年之內，將烏魯木齊的女人全部從頭到腳包起來（即穿黑罩袍、蒙面）。一個女孩發了一張穿着緊身褲的照片，竟然有人跟帖说，最討厭穿這種褲子的女人，我看到就想把她們拉到黑暗的角落乾死。塔伊爾覺得很不可思議，這到底是一個伊斯蘭教徒的心態，還是一個強姦犯的心態？
在烏魯木齊，這些人被稱作“果絡子（音）”。這是一個新詞，維吾爾語音譯，俄語裏是“玉米棒子”的意思，類似漢語“土包子”。就是明明各方面都很落后，但自己還認為自己很先進、很新潮。
在搭乘出租車時，烏魯木齊一個維吾爾族女孩差點遇險。“跑黑車”的是一個維吾爾族青年，看到這個女孩穿了一件短袖T恤衫，開車以后就開始打電話，说有一個人不遵守宗教教義需要教訓，讓對方再叫上幾個人，並約定了集合地點。剛巧這個女孩能聽懂他说的維語，覺得情況反常，馬上要求下車。在付錢的時候，這個“黑車”司機對她说，“這次先饒了你，下次記得把該穿的衣服穿上”。
“都塔爾與舞蹈，真主與先者”，這是維吾爾族的一句諺語。“都塔爾”是一種樂器，意思是一邊彈琴跳舞，一邊念經做禮拜。這表現的是維吾爾人對生活的一種態度，但這是違背伊斯蘭教的，不過一直以來每個維吾爾人都是這麼生活的。
说起這句諺語的時候，律師尼加提覺得自己更加孤獨。“有些人對於宗教過於執著，不夠包容，這樣下去，維吾爾族看待事物的態度還有眼界肯定受影響”。在南疆縣城，他沒有太多的朋友，與當地的知識分子也少有來往。周圍跟他一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很多，但現在變得越來越保守。
尼加提的一個朋友在上海開餐廳。去年尼加提到上海出差期間，這個朋友接待了他們。令尼加提鬱悶的是，雖然連續兩天，這個人都跟他們坐在同一個餐桌旁，但一口飯也沒有吃。尼加提他們分析，覺得自己可能已經被當成了“卡菲爾”（異教徒）。“以前這個人不是這樣，宗教不是他生命中最最重要的東西，他還跟我一起去漢餐廳吃過魚。”
（注：本文中引用《古蘭經》為1987年聖域麥地納版，中文，馬堅譯本）
來源：凤凰周刊 2014年15期
近日，喀什地市兩級人民法院依法對屯某、斯某和阿某等5人進行了公開宣判，其罪名均為分裂國家和危害國家安全罪。其中，最高獲刑有期徒刑15年，最低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
在宣判大會上，法院公佈了這5起案件的詳細案情。指控他們從二手手機市場購買內存有反動音視頻資料的SD卡，先后多次給多人灌輸“遷徙、聖戰”內容，隨時准備前往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進行“聖戰”。根據已公佈的細節，他們還購買存有“東伊運”恐怖組織頭目艾山·買合蘇木“遷徙、聖戰”內容的SD卡，對他人進行非法台比力克（宣講經文）勸導；從網站下載“宣揚極端宗教思想和遷徙、聖戰”煽動分裂國家內容的電子書籍和非法台比力克音視頻資料，並傳播給他人下載觀看使用；私設非法教經點，為青少年兒童非法教經、傳播極端宗教思想，宣揚宗教狂熱；對多人進行煽動民族仇恨的宣講，貯備管制刀具准備作案等等。
在鄯善“6·26”暴力恐怖事件中落網的吾拉音·艾力，曾對着記者鏡頭述说自己的殺人動機，但因為聽起來過於離譜，一度招致質疑。吾拉音·艾力说，他殺人是為換取進“天堂”的資格，因為“天堂裏有仙女，有美酒，可以喝酒，怎麼喝都不醉，流出的汗都是香的，想要什麼有什麼”。
但在艾力亞·阿不拉看來，他说出這個理由一點都不奇怪。艾力亞曾經是烏魯木齊一家維語網站的工作人員，他長期關注宗教極端思想在疆內的傳播，也翻譯過一些在中國境內流傳的“聖戰”視頻。他認為吾拉音·艾力關於“天堂”的認知，正是這些音像視頻中宣揚的內容之一。
據新疆官方統計，僅2013年，“東伊運”就製作發布了107部這樣的音像視頻，超歷年總和。官方稱，這些視頻含有宣揚暴力恐怖、宗教極端、民族分裂等內容，部分傳入中國境內，煽動性極強，已經成為當前暴恐案件頻發的直接誘因。近年來破獲的多起暴恐案件，暴恐分子几乎都是參與非法宗教活動、收聽觀看暴力恐怖音視頻，引發“聖戰”共鳴，最終實施暴恐活動。
扭曲的視頻
“天堂”又稱“天園”或“樂園”，字面意思是“花園”。這是伊斯蘭教徒在后世的最好歸宿。
根據《古蘭經》的描述，人們現世的渴望和追求在天堂應有盡有。《古蘭經》中第56章12-24節對天堂的描述：“他們將在恩澤的樂園中。許多前人和少數后人，在珠寶鑲成的床榻上，彼此相對地靠在上面。長生不老的童仆，輪流着服侍他們，捧着盞和壺，與滿杯的醴泉；他們不因那醴泉而頭痛，也不酩酊。他們有自己所選擇的水果，和自己所愛好的鳥肉。還有白皙的、美目的妻子，好像蚌殼裏的珍珠一樣。那是為了報酬他們的善行。”
與“天堂”相對的則是“火獄”，那裏有“足穿火鞋”“墊火褥”“蓋火被”“遭火燒”等刑罸。凡生前作惡的信徒，都將被“戴上枷鎖”，“投入火獄”。
伊斯蘭教提倡“兩世吉慶”，既重今世的幸福，也重后世的歸宿。根據伊斯蘭教的“末世論”，死者生前在“這個世界”的行為，將決定其在“那個世界”的待遇，以此鼓勵穆斯林信徒“履行善功”，今世行善，后世必有回報。
不過，在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前副會長阿布杜熱依木·伊明看來，“東伊運”製作的這些視頻中，原本勸人向善的“履行善功”已經被歪曲解讀。比如，視頻公開宣稱，伊斯蘭教信徒可以通過“聖戰”積累“善功”，因為“殺死一個卡菲爾（異教徒）勝做十年功，可以直接上天堂”，“在天堂裏想要什麼就有什麼”，“除了真主之外，不能服從任何人”、“不能看電視、聽廣播、讀報刊”。
在“9·11”事件之后，對於媒體報導中頻繁出現的“自殺式襲擊”和“人體炸彈”，一些穆斯林學者反復聲明，伊斯蘭教是禁止自殺的。事實上，據學者介紹，《古蘭經》中嚴禁自殺，安拉说：“你們不要自殺，真主確是憐恤你們的（《古蘭經》婦女章節第29節）。在《聖訓》（阿拉伯語稱為Hadith）中自殺也是被明確禁止的。
《聖訓》記錄了先知穆罕默德傳教、立教的言行，其弟子談論宗教、經訓和實踐教理的重要言論或行為，凡經先知認可和贊許的，亦被列入聖訓範圍。《聖訓》對伊斯蘭教義、教律、教制、禮儀和道德進行了全面回答和論述，是歷代教職人員、學者進行宣教、立論、立说的依據。
因此，在談及信徒的肉體消亡時，這些視頻中使用的詞彙是“殉教”而不是“自殺”。他們稱，這些“殉教者”是為了一項最高尚的事業而死，也就是“聖戰”。而“聖戰”是穆斯林信徒的一項宗教義務，目的是在全球範圍內建立政教合一的純正伊斯蘭社會，即“哈利發”國家。“哈利發”的意思是“穆罕默德的繼承人”。
但在《古蘭經》中，其實根本找不到“聖戰”這個詞，與之相對應的只有“吉哈德”。阿布杜熱依木·伊明说，“吉哈德”本意並不是戰爭，這個詞源於阿拉伯文的三個字母：吉、哈、德，字面意思是盡心盡力、克服困難，努力做好一件事，有努力奮鬥之意。比如，為學業、事業的成功“吉哈德”，為真主的道路而奮鬥等。
根據伊斯蘭教法規定，凡是有能力、心智健全的穆斯林都應當進行”吉哈德“，即以言語、財産、生命為主道奮鬥，捍衛信仰，抵抗侵略。但在被異化的宗教教義支持下，盡管自殺是被禁止的，”殉教“卻可以得到普遍的讚揚、歡迎和鼓勵。
而斷章取義被拿來印證這些觀點的經文並不難尋找：“以掌控我的生命的神的名義，我需要為真主而死；然后我會復生，然后再次為真主而死”；“先知说，‘沒有任何上了天堂的人願意再返回這個世界，即便給他所有東西，除了那些殉教者。他們願意為了賜給他們的無上光榮而回到這個世界死上10次’。”
宗教極端主義者教唆信教群衆抵制政府管理，損毀身份證、結婚證、戶口簿等國家法定證件，並認為政府頒發的結婚證是“不清真”的。於是，強制包辦婚姻、重婚、以宗教儀式代替婚姻登記等現象在維吾爾社會重新抬頭。新疆一位聲稱知悉內部情況通報的相關人士透露说，組織、策劃“10·28”天安門恐怖襲擊事件的案犯，就擁有5個妻子，而肇事車輛中當場死亡的那名女性，就是他5個妻子之中的“小老婆”。2014年3月，新疆啟動了一項特殊的專項行動，決定對婚姻領域違法行為開展綜合治理，解決宗教干預婚姻的問題。
“打着宗教的旗號，最能打動人心，這正是他們的高明之處。”艾力亞認為，對於這些外界看來匪夷所思的思想能夠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廣泛傳播，他覺得不能完全歸罪於信教群衆的無知。
根據他的觀察，起碼在傳播方式上，這些視頻採用了南疆信衆最容易接受的方式。視頻中以維吾爾語、土耳其語和哈薩克語居多，這幾種語言相似度很高，基本可以無障礙溝通，還有一些雖然是阿拉伯語，但也都配有維吾爾語字幕，易於在維吾爾社會傳播。
視頻的內容也很能打動人心。站在前面宣講的人，都是一些宗教界的大人物，包括穆斯林社會一些頗有聲望的大阿訇。除了引經據典，系統傳授一些被重新解讀的宗教知識，他們還會大量提及維吾爾兄弟被“壓迫”的內容。站在他們身后的，則是一群包着頭、留着大鬍子的阿拉伯人，挎着槍，拿着《古蘭經》。
在艾力亞翻譯過的幾部視頻裏，他認出其中一位是來自埃及的著名大阿訇。其他一些負責宣講的人，也都是穆斯林社會的宗教領袖。他們擁有豐富的宗教知識，熟悉現代媒介傳播方式，说的都是令人感到親切的話語。這些視頻宣揚的主要思想，就是維吾爾人也是穆斯林，是我們的兄弟，全世界穆斯林都是一家，現在你們正在受“壓迫”，我們會來“幫助”你們。
“也許你我不信，但換成一個南疆的農民，他沒有知識，也不懂真正的宗教教義，對比外界的幸福，想着自己的不如意，聽着穆斯林兄弟暖心的話語，他肯定會被打動”。艾力亞说，“雖然並沒有得到實際的幫助，但會感到有人在關注他們。”
他分析，相較首府烏魯木齊，南疆鄉村極度封閉。伊斯蘭教一代一代傳承，人們敬畏但並不真正了解宗教知識。伴隨市場化大潮的衝擊以及維吾爾族社會的劇烈變革，維吾爾族被嚴重邊緣化，和父輩相比，民族身份帶給他們的不再是榮耀，就業難也加劇了他們對前程的悲觀情緒，唯一剩下的只有宗教，“只有宗教信仰別人無法拿走”。既然父母不能告訴自己宗教是什麼，那就自己去尋找。這時，宗教極端思想便趁虛而入。
還有一類被廣泛傳播的視頻完全與暴力聯繫在一起，具體教授如何製造、使用炸葯、爆炸裝置、槍支以及管制刀具等的方法和技能。視頻裏不说“中國人”怎樣，而是说“漢族人”，因為“漢族人”對我們的穆斯林兄弟不好，維吾爾人要團結起來“聖戰”，把這些“卡菲爾”全部趕走、殺光。2013年7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曾對11名恐怖犯罪嫌疑人予以公開通緝。在這些被通緝的逃犯中，多人涉及製造或實施爆炸襲擊的案件。
他認為，極端主義蔓延是社會的疾病，也是伊斯蘭內部的疾病。要解決新疆暴恐頻發的問題，政府必須而且只能從宗教入手，就像當初的土耳其，“用國家機器強力鏟除一些極端的邪惡勢力，讓宗教得到正常發展，並予以法律管制”。艾力亞说，關鍵是要掌握宗教知識，讓人們了解極端勢力暴力、殘暴的真實面目，這是任何人都駁不倒的事實。但遺憾的是，一直到現在，“很多人並不相信真有恐怖分子，覺得那都是政府捏造的”。
而目前政府的宣講力量和手段也明顯不足。一些宗教人士年齡偏大，知識面狹窄，對現代社會缺乏了解，比起視頻中那些引經據典的生動宣講，他們號召力有限，很難得到年輕一代的認可。在新疆，尤其是南疆鄉村，宗教是每個維吾爾人一出生就會接觸到的東西，讓這些人一夜之間成為自己眼裏的“叛教者”，“就像強迫一個‘無神論’者去信神一樣難”。
藉由網絡飛速蔓延
“不正面引導，別人就負面引導，宗教教育也是一樣。”來自新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的維吾爾族律師尼加提（化名）曾大量經手此類案件，被告基本都是年輕人，且90%以上都是文盲。面對外界突如其來的衝擊，年輕人要尋求精神歸屬，很容易轉身去擁抱宗教。如果碰巧這個人生活又不如意，對社會不滿，被煽動的過程就更簡單。“既然今生不如意，不如寄希望於來世。”至於如何採取行動，視頻中傳授的那些技能就足夠了。
尼加提曾經經手過一個案子，年輕的嫌疑人因為鬍子問題就要跟別人拼命。“根據被灌輸的極端主義理論，鬍子是他的尊嚴、他的一切，如果鬍子沒有了，他就失去了一切。”尼加提说，“我到現在也無法理解。就是給我發工資讓我留鬍子，我也不會留鬍子，因為我不喜歡”。
偏偏在這個時候，又遇到了網絡。經由無界限的網絡空間，借助各種社交媒體，這些視頻中宣揚的思想在南疆的文化沙漠地帶長驅直入，像毒草一樣迅速蔓延。“這是一種非常規的傳播過程，在宗教發展的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過”。
據新疆官方媒體報導，南疆三地州經濟雖相對落后，農村電腦用戶不足10%，裝寬頻的電腦用戶更少，但大約60%的年輕人都有手機，這些手機大多是幾百塊錢的山寨機，大部分都能上網。
2013年10月，新疆139人因傳播“聖戰”等宗教極端思想被查處，其中就有和闐縣伊斯拉木阿瓦提鄉的阿某。據新疆警方統計，從上傳檔案的5月6日，到發現線索並偵破案件的7月18日，阿某通過手機上傳至網絡的這些檔案，瀏覽次數達32971次，保存次數607次，下載次數達15515次。而在現實中查辦的一些講經點，只能影響幾人或十幾人。
20歲的阿某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從小在家鄉的沙漠邊緣長大，父母日益年邁，哥哥又有殘疾。為了改善家裏的經濟狀況，2011年他跟隨一位老闆到廣州賣羊肉串。在此期間，他花500元買了一部山寨智能手機，開始接觸網絡世界。
2012年在廣州務工期間，他用手機訪問了別人在網站發布的連結，並下載了2G容量的電子書到自己網盤上的個人空間。然后，他在一個網站貼出了自己的網址並留言，稱自己整理了一些關於伊斯蘭教方面的電子書，邀請大家前去下載。
2013年5月，有人訪問他發布的連結並留言：你上傳的那些電子書是zip格式，下載后打不開，有密碼。阿某看到留言后，便用其他格式上傳了535份檔案，其中529份為書籍，書籍中含有宣揚宗教極端思想的內容。
像這樣純粹因為好奇而傳播宗教極端思想的，還有很多是未成年人，伽師縣的依某就是其中之一。據辦案民警披露，依某對網絡很感興趣，經常到朋友父親開的電腦維修部上網。2013年6月，他從互聯網上搜集到一些包括宣揚宗教極端思想、煽動暴恐犯罪活動內容的電子書，並將其他網民分享的宗教書籍檔案下載到電腦硬碟內保存，同時分享到自己的個人空間，其存儲在網盤內的各類檔案量達100G。
有了這麼多檔案，他覺得傳給別人也許更好玩，就把檔案傳給了本地及外地幾名網友。據他事后交代，他在網上搜集、傳遞的目的，是為了提高自己和周邊朋友的宗教意識，至於下載和上傳的檔案，他聲稱只看了一眼目錄，並沒有仔細看內容。
甚至有人試圖通過傳播這些視頻牟利。來自喀什市佰什克然木鄉汗尼歐依村的小學教師阿某杜就是這樣。據辦案民警介紹，每天放學回家后，他就把自己關在書房裏，除了吃飯、睡覺就是上網。直到被拘留那一天，他的妻子和同事才知道，原來他每天晚上加班不是備課，而是在編輯、傳播宣揚含有宗教極端思想和暴力犯罪等內容的視頻。
其實阿某杜的物質生活條件並不差。他和妻子都是教師，夫妻倆月收入加起來7000多元，房子有200多平方米，是政府出錢補助建設的抗震安居房。但自從迷上網絡，他開始對製作網頁産生了興趣，並想通過經營網站賺錢。2013年4月，他將包含宗教極端思想內容的視頻編輯成視頻軟件，上傳到自己的空間並發布至111個QQ群內。不到一天時間，這些內容就被傳播了上萬次。
2014年3月3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檢察院聯合自治區公安廳、文化廳和工商局發出通告，聯合查禁這些含有宣揚暴力恐怖、宗教極端、民族分裂等內容的暴力恐怖音視頻。據大陸官方媒體報導，《通告》發布后六周內，打擊處理了200余名傳播宣傳暴力和恐怖主義錄像的人。
“以前種下的種子，現在開始結果子了”
根據尼加提對一些年輕被告的觀察，受極端思想影響的這些人，行事會變得異常殘忍。2010年南疆曾發生一起案件。幾個人想要搶錢，計劃殺一個名叫艾買提的校長，敲門后發現家裏沒人。在回去的路上，有個人想起來他的鄰居也是校長，就说，“艾買提不在家，可那邊是賽買提的家，賽買提也是個校長，我們殺了他，搶他的錢吧。”然后，他們來到賽買提家，殺了他全家9口人，搶了12塊錢。后來在看守所，這個人對律師和法官说，“如果有機會，我也要殺掉你們，這樣我就可以上天堂”。
在南疆，一些原本淳朴的農村青年受“聖戰”視頻影響，開始崇尚自殺式的暴力，願意為宗教“拋頭顱灑熱血”（即殉教），視塔利班戰士為英雄，在穿着打扮上也着意模仿他們，表現出一種“伊斯蘭式的叛逆”。前幾年，喀什曾有人專門到郵局去給塔利班寄錢。
因為在網上與這些人辯論，尼加提好幾次受到威脅，現在他已經不敢發布維吾爾文帖子了。
尼加提堅持認為，這些人只能用“犯罪分子”四個字來標識，“他們沒有任何信仰，也沒有什麼民族主義思想”。他接觸到的這些年輕被告，不認可任何民族，包括維吾爾族。這些人認為，世界上只有兩個群體--穆斯林（教徒）和卡菲爾（異教徒）。他們也不認可現代意義上的任何政權，只認可“哈利發”國家。他們的旗幟也與“東突”的不同，是黑色的星月旗幟。
最簡單的例子，尼加提说，這些人不認可任何境外謀求獨立的“世維會”（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一類的組織，更不認可熱比婭。他們認為，未來會跟熱比婭打仗，並已明確聲明，與“世維會”根本不是一類人。
“以前種下的種子，現在開始結果子了。”尼加提感覺焦急又無奈。他已經發現，在最近新疆發生的暴力恐怖案件中，大多數受害人都是維吾爾族人：去年的“4·23”巴楚事件、“6·26”鄯善事件，還有之前沒有公開報導的很多案子。據尼加提觀察，參與這些暴力恐怖事件的人，一般都有宗教背景，目的是“解放”全世界，在全球建立政教合一的“哈利發”國家。
“但還沒有到成熟時期”，尼加提说，“如果發展到有選擇性、針對性的謀殺就更可怕了”。他覺得，政府必須強化宣傳教育，“我指的不是老一套讓人厭煩的官話、套話，而是要以實際案例教育一大批沒有文化的年輕人”。
官方提供的數據，也印證了尼加提的觀察。據大陸官方媒體報導，自2009年以來，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安現行組織團伙案均在百起以上，呈現高位徘徊態勢，其中2012年新疆發生暴恐案件190余起，比上年大幅增加。其中，尤以“獨狼式活動”的個體或小群體暴恐活動的增加最為明顯，且參與人員基本都是“80后”、“90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到95%左右。
政府顯然已經意識到問題所在，並着力與極端勢力爭取民衆，以“徹底鏟除宗教極端思想滋生的土壤”。在張春賢赴疆主政后，基礎教育被列為一項重要民生工程。2013年，新疆教育總投入高達527億余元。到去年秋天，在南疆和闐、喀什、阿克蘇三個地州，義務教育已經覆蓋至高中階段。在新近下派南疆住村走訪民情的11095個工作組中，除了致力於支持當地發展“短平快”項目增進就業的機關幹部，還有負責宗教教育人士的身影。
與內地省份不同，在部署這項活動時，張春賢特彆強調，“惠民生與教育群衆兩者不可偏廢”，使“教育群衆”成為新疆黨員幹部在接受群衆路線教育中的特殊任務。與此同時，官方的輿論引導，一改過去避免直接公開引用“宗教極端勢力大肆歪曲篡改宗教教義，編造各種打着宗教旗號的異端邪说”，公開列舉了這些“異端邪说”，並在《新疆日報》頭版予以批駁，大力推行“去極端化”。
不過，短期內想要改變這種惡性循環也許很難。《鳳凰周刊》記者去年到訪南疆一個鄉鎮時，看到一所小學的校長剛剛被學生家長打傷，原因是他到學生家裏勸那家的孩子上學。家長覺得學校發的畢業證“不清真”，還说和闐這個地方上學也沒什麼用，不如去念《古蘭經》。這名維吾爾族校長的臉上、脖子上都是抓痕，耳朵也被撕裂開了一個大口子。這個鄉鎮一共有33個村子，全鎮有30所學校、111座清真寺。
被視頻侵蝕的校園
在來自阿克蘇的青年教師塔伊爾（化名）看來，律師尼加提可能還是低估了這些音像視頻的影響力。塔伊爾目前在烏魯木齊一所大學任教。
事實上，不僅南疆這些文化水平較低的年輕人，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公務人員也會被打動。2013年6月，新疆溫宿縣一名鄉幹事就因傳播鼓吹“聖戰”檔案獲刑6年。公安機關查明，他通過非法網站瀏覽、下載這些視頻檔案及電子書，並多次將下載的內容上傳到網上，有意供他人瀏覽、下載。
塔伊爾的弟弟、在南疆一所醫院工作的維吾爾族青年吐尼亞孜（化名）也經歷了這樣的過程。20歲出頭的吐尼亞孜醫學院畢業后返回家鄉，在市裏一所醫院的藥房上班。有一天，來了一個病人，給他看了一些音像視頻資料，他好像忽然之間就開竅了，性情大變。不但留起了大鬍子，還辭掉了在醫院的工作，開始潛心研究宗教問題。最誇張的是，他不再吃奶奶做的飯，因為奶奶沒有一天做5次乃麻孜（禮拜），根據他所理解的宗教教義，這樣的人做的飯“不清真”。
爺爺葬禮的時候，家裏請了當地一位很有聲望的大阿訇，但他認為這種“紅本阿訇”（被認為親政府的宗教人士）根本不懂程序。葬禮他也拒絶參加，還跟家人说這是《古蘭經》的規定。塔伊爾看不過去，就質問他：“《古蘭經》哪一頁寫着這一條，你給我找出來，我直接吃掉。”他就说，維語的版本裏沒有，他看的是原版《古蘭經》，阿拉伯語的。塔伊爾對他说，“你那些朋友，有誰懂阿拉伯語，把他叫過來”。其實，他的那些朋友都不懂阿拉伯語，這些人是在講經的時候，給他們灌輸了自己的思想。那些平時和他稱兄道弟的人，年齡比他父親還要大。
“現在極端主義滲透太厲害了，而且高端，因為有網絡，還有各種各樣的社交平台”。塔伊爾说，他最近感到壓力特別大，也不被理解，“我想辭職，不想干了。”他在工作上的壓力，主要來自於對學生的宗教教育等敏感問題。他們學校剛剛出了一件事情，一名老師同學眼中品學兼優的好學生，被發現在外私自開辦講經班。
這個學生是2010年入校的。開學前半個月，在提前返校的火車上，被列車長髮現了異樣。他帶了一個大包，裏面裝滿了音像視頻光盤，內容都是宣揚極端主義和“聖戰”思想的。
回到學校，老師就跟他談心。老師比他大不了幾歲，也是維吾爾族。老師告訴他，在學校期間，只要表現好，因上述事件獲得的處分可以想辦法給他去掉。學生淡定的说，“老師，我不會為難你的。”
在校期間，這個學生表現上進，成績優秀，大家都很喜歡他。老師帶領大家去支農，拾棉花，他一個人就完成了3個人的任務量。看到他表現這麼好，老師就去找學校領導談，想把他的處分取消掉。
沒想到2013年5月份，這個學生突然被發現在外面租了房子，偷偷開辦講經班。老師放在他身邊的4個“眼線”，也全部被他收買，反過來幫他對付老師，其中包括老師最信任的班長。為了騙過宿舍管理員的盤查、自由出入，他私刻了老師的所有印章。一些宣揚極端主義思想的材料，就藏在平時老師經常來檢查的宿舍裏。講經班設在離學校不遠的一個出租屋裏，與他們聯合辦講經班的人，則是2013年巴楚“4·23”暴力恐怖事件中一個暴徒的親弟弟。
令塔伊爾感到擔憂的是，現在學校裏面出事的，几乎都是老師同學眼中的“好學生”。他們有着几乎共同的特徵：外表出衆，學習成績優秀，頗具影響力和感召力。他说，年輕人都會有夢想，對於維吾爾青年而言，實現民族夢和宗教夢，成為一個有志之士，是絶大多數人的理想，但循規蹈矩地生活，永遠得不到這些。“他們覺得，成為‘那樣的人’，甚至犧牲掉，是一種很光榮的事情。”
活躍在維吾爾語社交平台上的，就有一位來自和闐的新派詩人。他上傳了一張自己的自拍照，並念了一首詩，贏得女孩子們的熱烈追捧。這張照片明顯經過修圖軟件的修飾，不過，他的裝扮和人們傳統印象中的詩人不同，還留着濃密的大鬍子。
塔伊爾覺得，極端主義思想在校園裏蔓延，改變的不僅只是個人的社會性，還有整個地域的文化與宗教氣息。“一個女孩，大學畢業后兩年嫁不出去，就會有人说她的闲話。但只要包上頭巾，馬上就有人娶。現在新疆的女大學生，第一年戴着頭巾來，第二年全去掉了，第三年頭髮全變了，第四年全部包上了。”
而外界的不了解，以及一些媒體的選擇性渲染，給他的工作增加了不少阻力。他曾經去中央民族大學旁聽，但很多老師说的，和他生活在新疆的現實完全脫節。他说，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現在新疆的真實情況和嚴峻形勢。
但新疆現在這種管理方式，完全在高校禁絶所有的宗教活動，塔伊爾也覺得“不太現實”。他主張多與學生溝通，不要什麼工作都眉毛鬍子一把抓，要給他們解釋清楚什麼是宗教、什麼是習俗。你的習俗我會尊重，但這裏是學校，不能有太多宗教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老師也會很困惑，就像頭巾，到底算是宗教行為還是風俗習慣？到了學校，你跟學生说是宗教，她能不能接受？諸如此類這些連我們老師都無法说服自己的問題，又怎麼去教育學生？”
“年輕人叛逆心理重，你越不讓他幹什麼他越要幹什麼。就像是沙，捏緊了他也流，放鬆了他也流，不如放開手”。他認為，很多問題歸根結底還是方式、方法問題，比如，讓清真寺裏的阿訇做些正規的宗教宣傳，也許比老師说得還管用。
極端思想分裂維吾爾族社會
從維語網站辭職后，艾力亞開始創辦自己的企業。如今，他更為焦慮的是，這些宣揚極端主義以及“聖戰”思想的視頻在網絡的傳播，已經造成維吾爾族內部的矛盾，以及維吾爾人之間的互相歧視和仇視。“現在維吾爾人特別矛盾，民族、宗教、習俗，很多人自己也搞不清楚。即使沒有其他人，維吾爾人自己也會打起來吧”。
2013年巴楚“4·23”暴力恐怖事件發生后那段時間，他第一次發現維吾爾人內部之間的矛盾已經相當尖鋭。對於被殘忍割喉的3名維吾爾族社區女幹部，一些人非但沒有同情，反而在網絡上公然大駡，“這幾個女人，死了以后也上不了天堂，她們一定會下火獄。她們是民族解放的阻礙者。”而縱火將人活活燒死的暴徒，卻被一些年輕人視為勇於“反抗壓迫”的“英雄”。
除了在政府供職的維吾爾族，凡進入官方視野或得到贊許的維吾爾人，也會被本民族的人排斥。艾力亞覺得，這是把對政府和社會的不滿，都轉移到了這些人身上。
最典型的就是著名“草根”慈善家阿里木。2013年4月，阿里木曾參加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縣舉辦的燒烤節，為四川地震災區籌款，但在維語社交平台上，沒人認為他在做好事，反而都是冷嘲熱諷，“阿里木，聽说你掙上錢了，沒有找到老婆，兄弟給你介紹一個”。還有人说，“你這麼多錢，給兄弟分點兒吧”。再往后，就有人開始編造謡言，而謡言的離譜程度令人瞠目：阿里木的幾個維吾爾族哥哥，竟然都被说成是“漢族人”，還说阿里木能出名，全靠這幾個親哥哥花錢運作。最后，事件在一群人的辱駡聲中暫時告一段落。
“他真的是一個好人，靠賣羊肉串資助了很多孩子，偶爾被媒體發現成了典型，現在卻變成了這樣。反過來想，我們的民族，連這樣一個好人都無法接受，太可怕了。”艾力亞说。
除了宗教色彩濃厚的內容，一些渲染民族主義的東西也會經常出現在社交平台上。曾經有一張圖片在維吾爾族年輕人中被廣泛傳播，是一棵用土耳其語標注的“民族樹”。整張圖上画着一棵大樹，樹上的枝丫代表各個民族。粗大的樹幹位於正中央，代表土耳其的突厥人，然后是維吾爾、哈薩克以及塔吉克等等。這張圖其實是想说明，整個亞洲大陸的民族，絶大多數都是由匈奴而來。值得注意的是，漢族被處理成了一個最為細小的分支。
除了在網絡上爭論、辱駡，在現實中這些人也開始影響其他人的生活。在一個維語論壇上，來自和闐的一名極端人士聲稱，他要在五年之內，將烏魯木齊的女人全部從頭到腳包起來（即穿黑罩袍、蒙面）。一個女孩發了一張穿着緊身褲的照片，竟然有人跟帖说，最討厭穿這種褲子的女人，我看到就想把她們拉到黑暗的角落乾死。塔伊爾覺得很不可思議，這到底是一個伊斯蘭教徒的心態，還是一個強姦犯的心態？
在烏魯木齊，這些人被稱作“果絡子（音）”。這是一個新詞，維吾爾語音譯，俄語裏是“玉米棒子”的意思，類似漢語“土包子”。就是明明各方面都很落后，但自己還認為自己很先進、很新潮。
在搭乘出租車時，烏魯木齊一個維吾爾族女孩差點遇險。“跑黑車”的是一個維吾爾族青年，看到這個女孩穿了一件短袖T恤衫，開車以后就開始打電話，说有一個人不遵守宗教教義需要教訓，讓對方再叫上幾個人，並約定了集合地點。剛巧這個女孩能聽懂他说的維語，覺得情況反常，馬上要求下車。在付錢的時候，這個“黑車”司機對她说，“這次先饒了你，下次記得把該穿的衣服穿上”。
“都塔爾與舞蹈，真主與先者”，這是維吾爾族的一句諺語。“都塔爾”是一種樂器，意思是一邊彈琴跳舞，一邊念經做禮拜。這表現的是維吾爾人對生活的一種態度，但這是違背伊斯蘭教的，不過一直以來每個維吾爾人都是這麼生活的。
说起這句諺語的時候，律師尼加提覺得自己更加孤獨。“有些人對於宗教過於執著，不夠包容，這樣下去，維吾爾族看待事物的態度還有眼界肯定受影響”。在南疆縣城，他沒有太多的朋友，與當地的知識分子也少有來往。周圍跟他一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很多，但現在變得越來越保守。
尼加提的一個朋友在上海開餐廳。去年尼加提到上海出差期間，這個朋友接待了他們。令尼加提鬱悶的是，雖然連續兩天，這個人都跟他們坐在同一個餐桌旁，但一口飯也沒有吃。尼加提他們分析，覺得自己可能已經被當成了“卡菲爾”（異教徒）。“以前這個人不是這樣，宗教不是他生命中最最重要的東西，他還跟我一起去漢餐廳吃過魚。”
（注：本文中引用《古蘭經》為1987年聖域麥地納版，中文，馬堅譯本）
星期日, 2月 16, 2014
维族资深记者海来特：暴徒呼喊“建政教合一国”，策划者或是“伊扎布特”
作者：韩咏红
来源：联合早报 (2009-07-26)
迹象表明“七·五”是有组织的暴力行动，但组织者是否就是世维会及其首领热比娅，则是另一个问题。
事发后，中国立即将矛头指向境外“分裂势力”，高调指控热比娅为操作者，当局的窘迫在于没有证据证明热比娅与暴民在组织上存在上下领导的关系。
“热比娅参与了唆使是肯定的，但不一定是策划者。”乌鲁木齐著名维族知识分子、资深记者海来特·尼亚孜在受访时告诉本报，“七·五”事件官方肯定有预警，包括他本人就给安全部门的朋友打过两次电话。
他从6月26日韶关事件以后一直紧盯互联网，看到维汉对立情势快速发展。7月4日，他看到世维会主席热比娅与其他重要人物都上网讲话，警觉到情况非同一般。
他建议努尔·白克力在7月5日上午发表电视讲话，启动应急预案，急调部队，但他的建议一条都没被接受。
50岁的海来特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毕业于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他在个人博客里发表大量关于维族生活的文章，他在博客中自我介绍为“维族记者”，曾经在新疆法制报社担任总编室主任、自治区政法委法治纵横杂志社副社长。
海来特7月5日晚上在街上近距离观察了暴徒的行为，也曾阻止暴徒殴打汉族妇女，他听到呼喊建立政教合一国家口号，他由此推论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是近年在新疆地区活跃的地下极端宗教组织“伊扎布特”（编按：Hizb-e Tahrir，意译“伊斯兰解放党”）。
关于伊扎布特的来源，外界有不同说法，从一些公开资料看，它成立于1950年代，最初活跃于阿拉伯世界。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该组织利用伊斯兰教迅速进入中亚，1990年末再渗入中国，在乌鲁木齐设立总部。
伊扎布特的公开目标是通过发动非暴力的和平“圣战”，建立单一的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哈里发”国家。但是2001年以来，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都曾经在逮捕伊扎布特成员时，搜缴出武器、炸弹等物品。该组织也与卡依达组织等国际恐怖组织有联系。
中国官方媒体曾经报道过伊扎布特，去年7月，乌鲁木齐警方击破他们的一个“圣战培训部”组织，当场击毙五人，据说该组织曾经在和田策划三起游行。
据说，中国政府2003年下达过文件专门关注伊扎布特暴力犯罪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以来，喀什区共查获伊扎布特涉案人员近1300人，抓获1085人，刑事打击243人。
海来特认为，伊扎布特在新疆渗透程度深，1990年代末只有数百人，现在全疆成员达到2万名。 “新疆这类组织有好几个，现在大多都没有什么影响，只有这个还在上升阶段。”
来源：联合早报 (2009-07-26)
迹象表明“七·五”是有组织的暴力行动，但组织者是否就是世维会及其首领热比娅，则是另一个问题。
事发后，中国立即将矛头指向境外“分裂势力”，高调指控热比娅为操作者，当局的窘迫在于没有证据证明热比娅与暴民在组织上存在上下领导的关系。
“热比娅参与了唆使是肯定的，但不一定是策划者。”乌鲁木齐著名维族知识分子、资深记者海来特·尼亚孜在受访时告诉本报，“七·五”事件官方肯定有预警，包括他本人就给安全部门的朋友打过两次电话。
他从6月26日韶关事件以后一直紧盯互联网，看到维汉对立情势快速发展。7月4日，他看到世维会主席热比娅与其他重要人物都上网讲话，警觉到情况非同一般。
他建议努尔·白克力在7月5日上午发表电视讲话，启动应急预案，急调部队，但他的建议一条都没被接受。
50岁的海来特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毕业于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他在个人博客里发表大量关于维族生活的文章，他在博客中自我介绍为“维族记者”，曾经在新疆法制报社担任总编室主任、自治区政法委法治纵横杂志社副社长。
海来特7月5日晚上在街上近距离观察了暴徒的行为，也曾阻止暴徒殴打汉族妇女，他听到呼喊建立政教合一国家口号，他由此推论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是近年在新疆地区活跃的地下极端宗教组织“伊扎布特”（编按：Hizb-e Tahrir，意译“伊斯兰解放党”）。
关于伊扎布特的来源，外界有不同说法，从一些公开资料看，它成立于1950年代，最初活跃于阿拉伯世界。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该组织利用伊斯兰教迅速进入中亚，1990年末再渗入中国，在乌鲁木齐设立总部。
伊扎布特的公开目标是通过发动非暴力的和平“圣战”，建立单一的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哈里发”国家。但是2001年以来，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都曾经在逮捕伊扎布特成员时，搜缴出武器、炸弹等物品。该组织也与卡依达组织等国际恐怖组织有联系。
中国官方媒体曾经报道过伊扎布特，去年7月，乌鲁木齐警方击破他们的一个“圣战培训部”组织，当场击毙五人，据说该组织曾经在和田策划三起游行。
据说，中国政府2003年下达过文件专门关注伊扎布特暴力犯罪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以来，喀什区共查获伊扎布特涉案人员近1300人，抓获1085人，刑事打击243人。
海来特认为，伊扎布特在新疆渗透程度深，1990年代末只有数百人，现在全疆成员达到2万名。 “新疆这类组织有好几个，现在大多都没有什么影响，只有这个还在上升阶段。”
星期一, 11月 25, 2013
要把新疆高校建成反分裂反渗透的坚强阵地
作者：辛为民（新疆日報網通訊員）
來源：新疆日报
http://www.xjdaily.com.cn/xinjiang/002/985023.shtml
参加自治区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的我区各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把突出政治坚强作为正风肃纪的核心，调准聚焦点，深入查摆在严守政治纪律、反对民族分裂和“四风”方面的突出问题，纷纷表示，要把高校建设成为反分裂反渗透的坚强阵地。
新疆大学党委书记李中耀说：“教育系统是反分裂反渗透的主要阵地之一，面对严峻的形势，我们要把高校建成反分裂反渗透的坚强阵地，建成民族团结的模范单位，建成现代文化引领的示范高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各高校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师资队伍建设，大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高校培养的人才，首先要求政治上合格，能够在一言一行中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这一点对于新疆大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新疆师范大学校长卫利·巴拉提说：“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是敌对势力、‘三股势力’与我们争夺人心、争夺群众、争夺学生的重要阵地。近期连续发生的暴力恐怖案件再次充分证明，我们同民族分裂势力的斗争是敌我性质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场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在高校，我们要准确和敏锐地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动向，坚持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做好防范宗教向教育领域渗透的各项工作，及时对一些舆情动态做出反应，对一些表象性和苗头性的现象，比如：学生穿戴宗教服饰、封斋，还有在互联网、手机上宣扬和传播宗教思想等苗头性问题，要高度警觉并坚决制止。同时，作为高校领导，我们有责任做更多的工作，帮助学生和老师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民族和文化，帮助他们分清是非，澄清认识。”
新疆大学校长塔西甫拉提·特依拜说：“‘三股势力’利用宗教极端思想向学校进行渗透，把争夺下一代作为其积蓄力量、与我们进行长期较量的一个战略性步骤，通过媒介传播，编制、印刷和散发宣传资料等形式，千方百计地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分裂宣传和渗透，严重影响了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和社会政治稳定。作为一名受党培养多年的高校少数民族党员领导干部，通过此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更应该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牢记‘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重大职责，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维护新疆稳定的各项决策部署，把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有关要求贯彻落实到教学、科研、管理、服务全过程。”
喀什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徐源智说：“长期以来，‘三股势力’在喀什破坏渗透活动非常猖獗，最近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再次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喀什师院地处反分裂斗争前沿，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的任务尤为艰巨。学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较好地维护了校园的稳定，归根到底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动摇，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不动摇，坚持把稳定工作放在首位不动摇，坚持强化管理不动摇。院党委结合学校反分裂斗争的实际，始终把解决好政治上坚强的问题，作为学校各级领导班子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对政治上不合格的高校领导干部和教师，业务上再强，也要坚决调整；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学生，专业课学习再好，也绝不能毕业。”
新疆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梁超说：“传播先进文化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大学在传承发展传播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其他领域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新疆，传播先进文化就是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大力发展‘一体多元、融合开放、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文化’。所谓‘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文化’，就包含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欣赏’‘新疆精神’‘四个认同’‘三个离不开’等新疆的特有元素。现代大学生要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法律素质就离不开现代文化的传播。学校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通过现代文化传播培育大学生现代知识、现代观念、现代法制意识、国际视野，切实把他们培养成为对党忠诚，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喀什师范学院院长艾尔肯·吾买尔说：“面对宗教极端主义向校园的渗透，不仅要敢抓敢管，更要会抓善管。在一些特殊时期和敏感节点，要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及时表明态度，敢于发声亮剑。不仅在会议上和正式场合中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在非正式场合上也要用自己的言行来影响全校师生员工和身边及社会上的人。在我们学校，别说没有穿吉里巴甫服饰的人，即使是那些穿‘打擦边球’服饰的现象也看不到。”
來源：新疆日报
http://www.xjdaily.com.cn/xinjiang/002/985023.shtml
参加自治区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的我区各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把突出政治坚强作为正风肃纪的核心，调准聚焦点，深入查摆在严守政治纪律、反对民族分裂和“四风”方面的突出问题，纷纷表示，要把高校建设成为反分裂反渗透的坚强阵地。
新疆大学党委书记李中耀说：“教育系统是反分裂反渗透的主要阵地之一，面对严峻的形势，我们要把高校建成反分裂反渗透的坚强阵地，建成民族团结的模范单位，建成现代文化引领的示范高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各高校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师资队伍建设，大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高校培养的人才，首先要求政治上合格，能够在一言一行中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这一点对于新疆大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新疆师范大学校长卫利·巴拉提说：“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是敌对势力、‘三股势力’与我们争夺人心、争夺群众、争夺学生的重要阵地。近期连续发生的暴力恐怖案件再次充分证明，我们同民族分裂势力的斗争是敌我性质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场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在高校，我们要准确和敏锐地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动向，坚持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做好防范宗教向教育领域渗透的各项工作，及时对一些舆情动态做出反应，对一些表象性和苗头性的现象，比如：学生穿戴宗教服饰、封斋，还有在互联网、手机上宣扬和传播宗教思想等苗头性问题，要高度警觉并坚决制止。同时，作为高校领导，我们有责任做更多的工作，帮助学生和老师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民族和文化，帮助他们分清是非，澄清认识。”
新疆大学校长塔西甫拉提·特依拜说：“‘三股势力’利用宗教极端思想向学校进行渗透，把争夺下一代作为其积蓄力量、与我们进行长期较量的一个战略性步骤，通过媒介传播，编制、印刷和散发宣传资料等形式，千方百计地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分裂宣传和渗透，严重影响了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和社会政治稳定。作为一名受党培养多年的高校少数民族党员领导干部，通过此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更应该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牢记‘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重大职责，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维护新疆稳定的各项决策部署，把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有关要求贯彻落实到教学、科研、管理、服务全过程。”
喀什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徐源智说：“长期以来，‘三股势力’在喀什破坏渗透活动非常猖獗，最近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再次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喀什师院地处反分裂斗争前沿，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的任务尤为艰巨。学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较好地维护了校园的稳定，归根到底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动摇，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不动摇，坚持把稳定工作放在首位不动摇，坚持强化管理不动摇。院党委结合学校反分裂斗争的实际，始终把解决好政治上坚强的问题，作为学校各级领导班子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对政治上不合格的高校领导干部和教师，业务上再强，也要坚决调整；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学生，专业课学习再好，也绝不能毕业。”
新疆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梁超说：“传播先进文化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大学在传承发展传播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其他领域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新疆，传播先进文化就是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大力发展‘一体多元、融合开放、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文化’。所谓‘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文化’，就包含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欣赏’‘新疆精神’‘四个认同’‘三个离不开’等新疆的特有元素。现代大学生要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法律素质就离不开现代文化的传播。学校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通过现代文化传播培育大学生现代知识、现代观念、现代法制意识、国际视野，切实把他们培养成为对党忠诚，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喀什师范学院院长艾尔肯·吾买尔说：“面对宗教极端主义向校园的渗透，不仅要敢抓敢管，更要会抓善管。在一些特殊时期和敏感节点，要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及时表明态度，敢于发声亮剑。不仅在会议上和正式场合中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在非正式场合上也要用自己的言行来影响全校师生员工和身边及社会上的人。在我们学校，别说没有穿吉里巴甫服饰的人，即使是那些穿‘打擦边球’服饰的现象也看不到。”
星期五, 8月 23, 2013
依力克其乡“三非”整治工作全面铺开
来源：http://www.xjyc.gov.cn/rdzt/ShowArticle.asp?ArticleID=16746
上传时间：2013-6-18 13:07:39
叶城讯（通讯员：杜效峰）依力克其乡在接到县委“三非”整治文件后，迅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安排部署。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按照计划全面铺开
一是召开了由各村书记、大队长、治保主任、村警、驻村领导和干部参加的“三非”整治工作动员大会，统一了各级干部的思想，随后由各驻村领导在联系村召开群众大会，讲明整治“三非”的目的意义，尤其是讲明了自治区党委将“戴面纱、留胡须、着吉里巴甫等宗教色彩服饰”人员明确纳入宗教极端思想人员的范畴，将食堂、出租车、商店等地确定为公共场所。
二是在全乡各阶层动员大会上，乡领导先行做了亲属不传播非法宗教极端思想、不出现“三种人”的承诺。村级动员大会上，有2名顽固人员由家属带人亲自在大会上揭掉了面纱。乡机关、站所干部、教师、村两委成员、党员、村警、协警分阶段先后在本级大会上做承诺。为确保党员、协警顺利承诺，乡党委及时入户座谈，了解困难，掌握思想状况，力争在承诺前动员各级力量解决其亲属戴面纱、留胡须等问题，确保在承诺时无思想负担，目前我乡各阶层正在按照步骤开展承诺，其中领导干部、机关站所干部、村两委主要班子成员已承诺完成。
三是召开了食堂、商店、出租车、通讯店等管理人员的“三非”整治会议，签订了责任书，要求其斋月期间不得关闭食堂，服务员不得戴面纱、留胡须或着吉里巴甫服饰，食堂、商店、出租车、通讯店等公共场之内不得张贴非维吾尔文化的宣传品，任何人不进行做礼拜等宗教活动，不因礼拜等宗教活动停止运营。组织人员采取突然性清查的方式对手机通讯店进行了检查，经检查我乡通讯店无非法、反动内容。针对每个公共场所均制订了整治方案。
四是由党建办、综治办牵头建立领导干部信息库，目前正在信息统计中。
五是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召开群众大会对“三非”整治工作进行动员宣传，各驻村干部利用入户契机或在田间地头对农户进行宣传，发挥村级文艺宣传队的作用，编排有关节目，尤其是对从事非农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项集中宣传，目前宣传覆盖率达到98%。在宣传动员后，以各领导干部为组长在联系村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动员群众主动上交“三非”制品，并制订了相关奖励措施，主动上交或举报的予以奖励，隐藏的予以严打。
六是在“三非”整治工作中，加快32户重点人员的教育转化，采取集中办班的方式，由党校对其进行法律培训，对屡教不改的人员依法依规进行打击，不定期进行清查，安排信息员贴近，着力掌握证据。
七是加大对交通的整治力度，再次统计未上牌照的摩托车、三轮车，在重点路段设置人员对无照驾驶人员进行教育，情节严重的，移交交警大队进行处理，查看营运车辆中是否有“三种人”。由派出所牵头对各类营运出租车驾驶员进行清查，查看有无“三种人”
八是由乡纪检委按照自治区新党办发[2013]11号《关于进一步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文件精神，制订了依力克其乡责任追究办法。
九是召开了宗教人士大会，再次对宗教人士的宗教活动进行规范，明确了未经乡统战办批准不得讲经、讲经人不得随意更换。
十是由武装部长和党务副乡长再次对汉族区域“八必备”情况进行检查，对15户未达到“八必备”的汉族住户进行入户教育，并完善“八必备”措施，对1户困难户动员其到乡政府进行了居住。再次在汉族区域中张贴了警民联系卡，确保突发情况下，通讯畅通。
十一是在教育系统组织召开了整治“三非”动员大会，大力宣传贯彻了“两个不得、五个严禁”的目标，即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学校进行宗教活动；严禁在学校传播宗教思想、发展教徒，严禁在学校设立宗教活动场所、举行宗教活动，严禁师生建立宗教团体和组织，严禁师生在校内外参加或组织参加宗教活动，严禁穿戴宗教服饰、佩戴宗教标志。抵御和防范宗教向校园渗透。
十二是针对伊吉拉特亲戚套亲戚、一对一的发展模式，乡党委组织驻村干部将重点人员的亲戚、邻居等心中有疑惑的人员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查获了一起内容反动的教经点
十三是组织各村召开了十户长会议，按照“出去较长时间和超过一天”两类，摸清了1-5月份的外出人员数和6月1日-6月13日的流动人员数。对当前的三非整治工作进行认真分析，从表面现象看是戴面纱、留胡须，实际情况是人员以外出做生意为由在乌鲁木齐、和田等地外出学经返回后开始戴面纱、留胡须，且具有“一教一、点对点”的特点。从5村教经点的笔记本上显示，敌对分子具有详细的教经计划，包括人员、时间、场所，从这些线索中可以看出每个教经的小队都有一个狂热分子在煸动，针对此种情况，乡党委积极发动群众想方设法固定证据予以打击。
十四是乡流动人员管理办公室在摸清情况后，统一将以前长期外出的人员名单录入了流动人员管理系统，确保外出人员在外出地的管理。其中重点人员和特殊群体100%录入、长期外出人员100%录入，包括超过15天外出的人员，15天以内的由乡村两级共同管理。
十五是组织各村警务室对重点户和特殊群体进行了户宣传，重点是自治区自在制订对宗教狂热分子进行打击的法律法规，而确定是否为宗教狂热分子的表现之一就是戴面纱、留胡须、着吉力巴甫服饰、教学经等。由支部对农户进行了“所属人员进所属清真寺”的宣传，其中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管好人、村警管好车，防止一些外来人员随意在我乡清真寺做礼拜。
上传时间：2013-6-18 13:07:39
叶城讯（通讯员：杜效峰）依力克其乡在接到县委“三非”整治文件后，迅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安排部署。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按照计划全面铺开
一是召开了由各村书记、大队长、治保主任、村警、驻村领导和干部参加的“三非”整治工作动员大会，统一了各级干部的思想，随后由各驻村领导在联系村召开群众大会，讲明整治“三非”的目的意义，尤其是讲明了自治区党委将“戴面纱、留胡须、着吉里巴甫等宗教色彩服饰”人员明确纳入宗教极端思想人员的范畴，将食堂、出租车、商店等地确定为公共场所。
二是在全乡各阶层动员大会上，乡领导先行做了亲属不传播非法宗教极端思想、不出现“三种人”的承诺。村级动员大会上，有2名顽固人员由家属带人亲自在大会上揭掉了面纱。乡机关、站所干部、教师、村两委成员、党员、村警、协警分阶段先后在本级大会上做承诺。为确保党员、协警顺利承诺，乡党委及时入户座谈，了解困难，掌握思想状况，力争在承诺前动员各级力量解决其亲属戴面纱、留胡须等问题，确保在承诺时无思想负担，目前我乡各阶层正在按照步骤开展承诺，其中领导干部、机关站所干部、村两委主要班子成员已承诺完成。
三是召开了食堂、商店、出租车、通讯店等管理人员的“三非”整治会议，签订了责任书，要求其斋月期间不得关闭食堂，服务员不得戴面纱、留胡须或着吉里巴甫服饰，食堂、商店、出租车、通讯店等公共场之内不得张贴非维吾尔文化的宣传品，任何人不进行做礼拜等宗教活动，不因礼拜等宗教活动停止运营。组织人员采取突然性清查的方式对手机通讯店进行了检查，经检查我乡通讯店无非法、反动内容。针对每个公共场所均制订了整治方案。
四是由党建办、综治办牵头建立领导干部信息库，目前正在信息统计中。
五是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召开群众大会对“三非”整治工作进行动员宣传，各驻村干部利用入户契机或在田间地头对农户进行宣传，发挥村级文艺宣传队的作用，编排有关节目，尤其是对从事非农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项集中宣传，目前宣传覆盖率达到98%。在宣传动员后，以各领导干部为组长在联系村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动员群众主动上交“三非”制品，并制订了相关奖励措施，主动上交或举报的予以奖励，隐藏的予以严打。
六是在“三非”整治工作中，加快32户重点人员的教育转化，采取集中办班的方式，由党校对其进行法律培训，对屡教不改的人员依法依规进行打击，不定期进行清查，安排信息员贴近，着力掌握证据。
七是加大对交通的整治力度，再次统计未上牌照的摩托车、三轮车，在重点路段设置人员对无照驾驶人员进行教育，情节严重的，移交交警大队进行处理，查看营运车辆中是否有“三种人”。由派出所牵头对各类营运出租车驾驶员进行清查，查看有无“三种人”
八是由乡纪检委按照自治区新党办发[2013]11号《关于进一步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文件精神，制订了依力克其乡责任追究办法。
九是召开了宗教人士大会，再次对宗教人士的宗教活动进行规范，明确了未经乡统战办批准不得讲经、讲经人不得随意更换。
十是由武装部长和党务副乡长再次对汉族区域“八必备”情况进行检查，对15户未达到“八必备”的汉族住户进行入户教育，并完善“八必备”措施，对1户困难户动员其到乡政府进行了居住。再次在汉族区域中张贴了警民联系卡，确保突发情况下，通讯畅通。
十一是在教育系统组织召开了整治“三非”动员大会，大力宣传贯彻了“两个不得、五个严禁”的目标，即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学校进行宗教活动；严禁在学校传播宗教思想、发展教徒，严禁在学校设立宗教活动场所、举行宗教活动，严禁师生建立宗教团体和组织，严禁师生在校内外参加或组织参加宗教活动，严禁穿戴宗教服饰、佩戴宗教标志。抵御和防范宗教向校园渗透。
十二是针对伊吉拉特亲戚套亲戚、一对一的发展模式，乡党委组织驻村干部将重点人员的亲戚、邻居等心中有疑惑的人员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查获了一起内容反动的教经点
十三是组织各村召开了十户长会议，按照“出去较长时间和超过一天”两类，摸清了1-5月份的外出人员数和6月1日-6月13日的流动人员数。对当前的三非整治工作进行认真分析，从表面现象看是戴面纱、留胡须，实际情况是人员以外出做生意为由在乌鲁木齐、和田等地外出学经返回后开始戴面纱、留胡须，且具有“一教一、点对点”的特点。从5村教经点的笔记本上显示，敌对分子具有详细的教经计划，包括人员、时间、场所，从这些线索中可以看出每个教经的小队都有一个狂热分子在煸动，针对此种情况，乡党委积极发动群众想方设法固定证据予以打击。
十四是乡流动人员管理办公室在摸清情况后，统一将以前长期外出的人员名单录入了流动人员管理系统，确保外出人员在外出地的管理。其中重点人员和特殊群体100%录入、长期外出人员100%录入，包括超过15天外出的人员，15天以内的由乡村两级共同管理。
十五是组织各村警务室对重点户和特殊群体进行了户宣传，重点是自治区自在制订对宗教狂热分子进行打击的法律法规，而确定是否为宗教狂热分子的表现之一就是戴面纱、留胡须、着吉力巴甫服饰、教学经等。由支部对农户进行了“所属人员进所属清真寺”的宣传，其中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管好人、村警管好车，防止一些外来人员随意在我乡清真寺做礼拜。
论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基本特征
作者：苏畅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作者简介：苏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是中亚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独特、重要的问题。独特性在于，宗教极端主义进入中亚后，与该地区的政治、宗教、民族、文化等因素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复杂性、顽固性和普遍性；重要性在于，宗教极端势力对中亚的影响广泛而纵深：给地区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威胁；是影响中亚政局和中亚国家调整内外政策的因素之一；在人文领域，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着新一代中亚人；与“东突”分子相勾结，给中国西北安全带来影响；是中亚地区大国博弈的一个变量因素。
近年中亚安全形势再趋紧张，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局势的影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大有复苏之势，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仍是当前影响中亚非传统安全的最重要因素。本文从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思想、组织结构、行动三个方面分析其基本特征，并试图探索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规律。
一、思想特征
（一）激进的宗教极端思想
对于中亚宗教极端分子来说，激进的宗教极端思想，既是从事极端活动的工具，也是赖以生存的信仰。宗教极端思想成为这些激进分子身上最明确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极端分子的动力源泉。
在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思想特征中，包括三个关键词：宗教，激进，极端。这也是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思想特征的三要素。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伊斯兰特性是不可否认的。伊斯兰极端思想中融合了原教旨主义和瓦哈比的思想，但后者并没有超出伊斯兰教的范畴，仍是伊斯兰教思想中的一个潮流。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领导人尤尔达舍夫通过追寻“伊斯兰之源”来确定自己的伊斯兰思想的“纯正性”；中亚国家独立初期，宗教极端势力要求穆斯林对伊斯兰的回归，也体现出极端分子狭隘的宗教观。
力量日益壮大的伊斯兰解放党，其新的宗教理论更是成为许多恐怖组织的思想阵地，为恐怖主义提供意识形态和神学的辩护。伊斯兰解放党强调伊斯兰文明在上升，美国的物质主义、竞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不再对穆斯林有吸引力，并提出自己的传统的价值观，如尊严、正义等，受到许多穆斯林的欢迎。该党还提倡穆斯林的“无国界化”，要求穆斯林摒弃 民族国家的观念，力求创造出一种可以与特定的民族身份，如与“乌兹别克斯坦人”、“英国人”或“美国人”不同的“穆斯林”身份。
激进主义是中亚宗教极端思想中的又一个重要符号。激进主义，在中世纪时是一种“纯净的伊斯兰教”，就是让伊斯兰教在理论和实际上都向最初的伊斯兰教义回归[1]。在伊斯兰教中，第一个激进主义的宗教派别是18世纪兴起的瓦哈比教派。此后，伊斯兰激进主义越来越世俗化和社会化，直到演变成政治运动或政党。伊斯兰激进主义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统一是现代政治发展的结果。在二战后的第一个十年，伊斯兰激进主义的组织只在伊斯兰国家活动，企图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许多国家开始以西方为样本进行改革，于是激进分子认为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
伊斯兰激进主义可以分成两派：一派坚定相信“伊斯兰”是正确的，相信伊斯兰国家。另一派则是狡猾的实用主义者，把“伊斯兰”当成达到目的的工具。在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中，既包含了对“伊斯兰”的坚定信仰者，也把那些政治投机者纳入其中，从而使宗教极端思想更加复杂。这种情况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中尤为明显。在这个组织中，许多普通的极端分子，如在宗教学校传播极端思想的教师、虔诚的穆斯林妇女，甚至拿起武器袭击警察的年轻人，显然都对伊斯兰激进主义奉若神明；而它的上层，如尤尔达舍夫、纳曼干尼，却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投机家，尤尔达舍夫为了吸引更多的民众追随，甚至宣称自己是中亚某个汗王的后裔，具有纯正的贵族血统，完全有资格像“祖先”那样建立汗国。
与激进主义相比，极端主义更能体现出宗教极端思想的真正含义。这种融合了境外宗教极端思想的中亚宗教极端主义，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它认为所有的“不信者”都是邪恶的，伊斯兰神权国家要优于一切世俗政权，唯有伊斯兰圣战才能拯救中亚的穆斯林，拒绝与政府进行对话（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是历经残酷的内战才走上与政府的和解之路）。宗教极端主义往往把宗教极端组织推向恐怖主义，例如对若干中亚极端组织进行整合而建立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极端思想的影响下，不断以各种各样的恐怖袭击和恐怖事件破坏中亚的社会秩序。
伊斯兰解放党的极端主义色彩也相当突出。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该党一直遵循创建人纳巴哈尼的非暴力理论从事各种活动。1989年12月22日，伊斯兰解放党在美国密苏里召开大会，会上发表了阐 述新宗旨的报告，之后这一报告以《改革伊斯兰解放党之路》为题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表和散发。文章中还讨论了“为推翻任何‘不虔信的’政府而举行武装起义的神学基础”。“9·11”事件之后，在中亚的伊斯兰解放党分子更加极端化，2001年10月9日，伊斯兰解放党公开声称支持塔利班对美国的抗击，认为“在美英领导下的反恐战争是对穆斯林和伊斯兰的宣战”[2]。伊斯兰解放党最终成为一个好战、激进和极端的宗教组织。该党的思想基础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大一统”思想就是主张团结全世界的穆斯林，在世界范围建立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斯兰解放党的另一个核心思想是反对世俗政权。在伊斯兰解放党散发的传单中有这样的字眼“：我们所有的穆斯林本应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但世俗政权却把我们分割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或者吉尔吉斯人。”[3]伊斯兰解放党的“团结”理念给宗教极端分子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流动或联合提供了思想依据。
（二）明确的政治目标
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政治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这个目标已经成为中亚、乃至全球伊斯兰激进分子的理想。几乎所有的中亚宗教极端组织都把建立哈里发国家作为终 极目标，诸如早期的正义党、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以及后来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解放党。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甚至已经通过战争的方式开始“实践”这一理想的实现过程，1992年秋季还建立了短命的“卡尔姆伊斯兰共和国”。不过，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大部分的宗教极端组织对这一目标是模糊的，例如虽然突厥斯坦伊斯兰民主党曾鼓吹要成立一个遵循伊斯兰教法的国家，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成立后，明确的纲领被提出来，武装分子们要通过圣战方式夺取中亚政权，在费尔干纳谷地建立神权 国家。尤尔达舍夫在他唯一的一次采访中宣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目标就是创建一个伊斯兰国家。我们宣布圣战是为了建立一种宗教制度和政府。我们需要的伊斯兰模式完全不像阿富汗、伊朗或者沙特阿拉伯”[4]。伊斯兰解放党则把实现这一目标细化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准备时期，第三阶段是建立伊斯兰国，要“建立政府，广泛、普遍地实施伊斯兰教法，把伊斯兰的信息传递到全球”[5]。许多宗教极端分子十分喜欢“土尔克斯坦”这一名称，暗含的意思是“要在中亚建立一个像19世纪中叶那样的统一的伊斯兰国家”[6]。
这些极端主义者认为，建立伊斯兰国家、依照沙里亚法整治社会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建国”思想的核心[7]。在伊斯兰解放党的宣传书籍《伊斯兰解放党之路》的第一页写道：“为了哈里发，要摧毁一切不信的政府，以伊斯兰的统治来代替它们，把穆斯林国家交还给伊斯兰，借助于信念和圣战把伊斯兰覆盖到全世界。”[8]许多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坚信，伊斯兰解放党过“五十年”或“一千年”后能够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但明确的建国时间还是个未知数[9]。伊斯兰解放党鼓吹，因苏联解体引发的无数复杂问题应该由伊斯兰政权来解决，它可以对中亚面临的社会 经济挑战提供全盘解决方案，包括解决极度贫困、高失业率、政府官员的腐败、吸毒、卖淫和教育缺乏等问题的途径。而这些危险的混合条件被伊斯兰解放党所利用，它鼓动该地区的人民“：谴责美国和它所倡导的制度，推翻你的政府，复兴哈里发政权，来结束你们所有的问题”[10]。
伊斯兰解放党“建国”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公正的秩序和平等的社会[11]。这一观点也尤其吸引那些生活潦倒、对政府不满或信仰空虚的人。一名伊斯兰解放党分子表示“，加入我们组织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需要‘公正’。并且由于人们 都很贫穷，因此没什么怕失去的。”[12]
然而，对于这种“建国”理念持积极态度的老百姓有多少呢？事实上，大多数的中亚人都反对建立伊斯兰国家，希望保持世俗的独立国家。这些人更多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接受现代理念的新一代城市青年、受过高等或普通教育的人。一旦他们了解伊斯兰解放党的真正目标，许多人就会与该运动保持距离[13]。正如一位乌兹别克斯坦学者所说“：我们刚从‘俄罗斯哈里发政权’中解放出来，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这样的政权”[14]。笔者于2006年在深入费尔干纳谷地访问时，一位在乌兹别克斯坦一流大 学——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就读、出生于费尔干纳农村的年轻人表示，“其实受过教育的人都明白，重新建立汗国是不可能的。……谁好谁坏，人们心里有数。”甚至一些宗教极端分子也对极端思想产生动摇。24岁的乌兹别克人阿济兹别克·卡里莫夫被逮捕前曾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制造了多起爆炸事件，对于宗教极端思想，他说，“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世界是多么不公平”，“开始我十分相信伊斯兰极端思想，我相信只要我们建立一个原教旨主义国家，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公平起来。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说的是一些空话和空的许诺。他们只对自 己的权力感兴趣。他们也只是普通人。”[15]某西方民意调查机构就“你希望你的国家应该是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还是世俗政权国家”这一问题进行调查，在哈萨克斯坦有19%的人赞成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68%的人愿意生活在世俗政权国家，而在乌兹别克斯坦分别是10%和80%，在塔吉克斯坦则是7%和76%。[`6]这说明，大多数中亚居民并不愿意生活在一个“纯粹政教合一的国家”。因此，“建国”思想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它是宗教极端思想的核心部分，是极端主义者许诺的一个“天堂”，是理想主义者的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景，但却已成为信徒们信以为真、苦苦追求的人生目标。它给那些在贫困生活中苦苦挣扎的人们一线希望。在进行了多年的思想灌输之后，伊斯兰解放党让那些缺乏教育、没有工作的人渐渐相信，唯有与伊斯兰解放党并肩作战，唯有使国家倒退回汗国时代，才能解决温饱和社会不公问题。
（三）仇视西方
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另一个逐渐明确的政治目标是反对西方。这一目标与建立伊斯兰汗国的理想并不相悖。宗教极端分子认为，西方文明的“邪恶性”是他们实现理想的最具杀伤力的障碍，包括它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文化和信仰。伊斯兰解放党反对民主制。认为“民主是邪恶的西方商品，是一种罪孽深重的制度”，“民主制度是异教徒的制度，是人类凭空想象出来的。”[17]
不过，在“9·11”事件以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对西方国家的仇视还仅仅体现在抵制它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仅仅对西方文明的一些表象进行批判，如西方的生活方式、信仰等方面。但是“9·11”事件之后，尤其是塔利班被美军击溃，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持者和活动基地，以及美国攻打伊拉克所激起的穆斯林世界的仇恨也感染到中亚的宗教极端组织，这些组织对西方国家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激进。
（四）恐怖主义倾向
中亚国家独立后出现的所有宗教极端组织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圣战”作为建立伊斯兰国的主要手段，并且制造了一些流血冲突事件。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是带有强烈恐怖主义色彩的宗教极端组织，或者称之为宗教极端型的恐怖组织更为准确。它号召中亚的穆斯林拿起武器反抗政府，并与阿富汗塔利班、基地组织建立起密切关系，吸收其他地区恐怖组织的思想。
从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发展的阶段可以看出该党倾向恐怖主义的轨迹。这一宗教极端组织在中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中亚国家独立后至1996年，完全的非暴力阶段。其活动并不带有恐怖主义色彩， 而仅仅是通过散发传单和清真寺里的阿訇传播宗教极端思想。1996- 2001年，非暴力与暴力并存阶段。2001年至今，逐渐向恐怖主义发展。伊斯兰解放党在1996年分化成三个部分：赫兹布特—塔赫利尔（伊斯兰解放党）、赫兹班—努斯拉和阿克拉米亚[18]。新分化出来的后两个分支组织思想都极为激进。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伊斯兰解放党分子表示在该组织内部确实有一部分人不满意“非暴力”的行为标准。1999年，以Б.巴巴詹诺夫为领导人的赫兹班- 努斯拉党加强了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的活动，并声称“由于伊斯兰解放党的大批基层人员被捕，所以赫兹班- 努斯拉决定用更激进的手段对付政府。”在塔吉克斯坦，与伊斯兰解放党有关的恐怖分子于2000年在杜尚别朝鲜族新教教堂制造了一起爆炸事件，造成9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关于伊斯兰解放党的性质，一些国家已有定论，俄罗斯认为伊斯兰解放党是被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具有恐怖主义倾向的宗教极端组织[19]，美国也认为“该党属于宗教极端组织”[20]。
二、组织结构特征
早期的宗教极端组织（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除外）并没有清晰的组织结构，往往是由几名政治宗教领袖作为组织的上层，其余部分由激进分子、外 国极端分子、贫民、年轻人混合而成。但是到1996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成立后，该组织效仿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和塔利班的模式，迅速建立起自己的组织结构。而目前在中亚广泛活动的伊斯兰解放党也有鲜明的结构特征。本段将主要以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解放党这三个具有明确组织结构的极端组织为例，分析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组织结构的主要特点。
（一）政党
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在建立时即宣称该组织是“政党”，并于1991年10月26日的全国党代会上通过了党章和党纲，选举出由17人组成的主席团。大会闭幕后不久，该党马上到塔吉克斯坦司法部注册登记。此后，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领导人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他们经常在报刊上宣传该党的主张与活动，广泛散发其主办的《拯救》周刊，还在全国各地建立起基层组织。1993年6月21日，该党被塔吉克斯坦官方宣布取缔后转战至阿富汗，在那里创办《伊斯兰论坛报》，并建有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继续对塔吉克斯坦国内形势施加影响。
（二）军事组织
1997年民族和解以前的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都是典型的军事组织。它们的军事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组建武装力量。1991年，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积极分子、卡兹亚特伊斯兰经学院教师、毛拉卡耶基洛模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做法，创建了“人民近卫军”。而在塔吉克斯坦内战中，以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为基础成立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拥有6000多人的武装，是当时与政府对抗的主要力量。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也建立了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武装，武装分子最多时曾达到5000人。
第二，在武装力量中有明确的职权划分。例如塔吉克斯坦联合武装反对派的主席萨·阿·努里、副主席阿·图拉宗佐达是军事领袖。在乌兹别克斯坦 伊斯兰运动中，尤尔达舍夫是“埃米尔”、“总指挥官”；З.阿波杜拉赫曼（Зубайр ибн Абдурахман）被称为该组织的“政治指导员”；纳曼干尼负责武装训练，是军事领导人，武装分子称他是“游击战的谋略家”；Ю. 阿赫马达里耶维奇 （Юлдашев АбдувалиАхмадалиевич）是该组织的“伊玛目”，负责传播激进的宗教极端思想。
第三，建立武装训练基地。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在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省和塔霍尔省建有军事训练基地。培训后的武装分子经常跨越边境。1993年7月13日，他们向俄罗斯军队驻扎的第12号边防哨所发起突袭，打死俄军25人，被称为“7·13事件”。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阿富汗也设有众多的训练营。
（三）金字塔式组织结构
主要以伊斯兰解放党为例。伊斯兰解放党组织严密，等级分明，其结构既是阶层制的，也是权力下放型的[21]。该党共分为五个等级，即最高领导人、州首领、区首领、“哈尔卡”组长和普通成员。伊斯兰解放党阶层体制的顶端是埃米尔（Amir），目前设在约旦。
埃米尔之下有三个机构：行政机构、执行机构和推选埃米尔的机构。上述部门都是伊斯兰解放党组织的核心部门。它们又组织领导委员会（Kiedat），实行“领导本党，并且管理、监督、指导本党所有行动的进展”[22]。领导委员会具有修订宪法、对不轨的普通成员进行惩戒的排他性权力[23]。领导委员会下设政治部，负责搜集全球信息和传播思想。领导委员会下一级是地区领导人（Mutamads）和地区委员会，负责自己的区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区域是指由一些国家组成的地缘性区域，如中东区域、中亚区域）的活动。
地区领导人下设三个单独的组织：
1. 司库，负责组织的财务和捐赠；
2.“宣传部”，负责情报收集和组织内文件的出版印刷； 3. 地区委员会大会。
再下一级是国家层次的领导，即曼苏尔(Masul)，这一级也有单独的财务和捐赠组织，以及负责情报收集和文件出版印刷的组织。
曼苏尔之下就是基层组织，由多个地方委员会和学习小组组成，每个地方委员会都有一个本区域委员会指派的领导人主持，他既要负责管理地方事务，也负责与区域一级的委员会沟通。地方委员会一般设在城市中心，能够更好地处理伊斯兰解放党的日常事务。
学习小组叫“哈尔卡”（Халка，意为链条）是伊斯兰解放党基层组织的名称，每个“哈尔卡”由3- 7人组成，人数视保密工作的需要而定。每个成员要尽 量发展亲朋好友加入该党，因此伊斯兰解放党的发展十分迅速。最低一层的“哈尔卡”成员只认识同一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和小组组长，而对其他小组丝毫不知。小组成员与其他小组的联系只通过小组组长，这些小组组长又组成“哈尔卡”，并有自己的组长。“哈尔卡”一般每周碰面一次，地点可以是某位成员的家中、清真寺或其他安全的地方。伊斯兰解放党的这种秘密组织方式使政府情报部门很难渗入其组织内部，给中亚各国政府的清查工作造成了极大障碍，迄今为止，中亚国家仍无法确定伊斯兰解放党的准确人数。
经过对伊斯兰解放党出版物和传单的研究可以发现，该党运行十分稳定，且有着良好的组织结构，有自己的纲领、行动计划、战术和战略[23]。伊斯兰解放党的组织结构见下图[24]。
三、行动特征
（一）制造恐怖活动是中亚宗教极端组织的主要行动方式
宗教极端势力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而非宗教特征。这些极端组织惯用的手段就是通过制造恐怖活动来达到政治目的。主要的恐怖手段包括爆炸、暗杀、绑架，甚至在一些中亚国家边境发动大规模武装袭击。前文所述的安集延人卡里莫夫，就是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指使下，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美军基地制造了两起爆炸事件，造成8名平民死亡，数人受伤。后来又参与制造了比什凯克集市和银行的爆炸事件[25]。
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主要针对政府官员和警察。例如忏悔组织领导人之一、后来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核心人物的阿赫马达里耶维奇，在1997年组织杀害了纳曼干州副州长，同年12月又杀死了一名警察，并把死者的头割下挂在该州的行政官员家门口[26]。2000年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恰尔苏大巴扎爆炸事件，也是针对警察的一次恐怖事件。2001年与伊斯兰解放党有关的恐怖分子制造了一系列暗杀事件，包括内务部副部长、文化部长等3名高官遇害；4月在东部杀死了几名警察[27]。中亚宗教极端组织学会了仿效其他地区恐怖组织的破坏方式，如利用人体炸弹、利用妇女从事恐怖活动等。
2004年3月和7月发生在塔什干的系列爆炸就是典型的自杀式恐怖袭击。
（二）非暴力形式
“非暴力”既是伊斯兰解放党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该党的主要行动特征。伊斯兰解放党宣称在中亚的活动是“非暴力”的，早在10多年前，在奥什冲突以及其他种族间的冲突发生后，该党就开始强调“非暴力”了[28]。尤其是在中亚国家加大力度打击宗教极端势力之后，伊斯兰解放党的“非暴力”活动更加成 为宗教极端组织的主要传播形式。但需要辨别清楚的是，虽然在宗教极端活动中确实有一部分属于“非暴力”的行为，但这种行为绝不是合法的、温和的，而是激进的、极端的，同样给中亚安全带来威胁。
在安集延事件中“声名大振”的伊斯兰解放党“分支”阿克拉米亚党，其领导人阿克拉姆·尤尔达舍夫在他的著作《通向虔诚信仰之路》中，把阿克拉米亚党的主要活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吸引新成员的加入，并向其教授宗教极端思想；第二阶段，进行物质积累。每名成员都要把收入的1/5献给组织作为公共资金；第三阶段，定期与其他成员进行思想交流。这种宗教聚会通常分为小型与大型两种，由地区组织机构的副首领主持；第四阶段，向政府官员灌输其教义，拉拢政府官员加入该组织，安插组织成员到国家机构中工作；第五阶段，在全社会完成伊斯兰本源化，国家权力自然而然转交给阿克拉米亚党的领袖[29]。
伊斯兰解放党的“非暴力”活动方式主要是散发传单、刊物、录像带等宣传品，通过这种模式来传播伊斯兰解放党的思想。该党成员向社会散发译成当地语言的各种宣传品，包括刊物《默示》。对于中亚的目标受众来说，因为传单可以在当地印刷并容易分发，是方便的宣传工具。尤其是在互联网使用受限或未普及的地区，情况就更加如此[30]。这些宣传材料往往是由境外的伊斯兰解放党组织通过互联网等方式传到中亚地区，包括费尔干纳谷地的各个城市，印刷出来后再被带到塔什干等地进一步散发。根据国际危机小组发布的信息，伊斯兰解放党制作了领导人讲话布道的录像带、录音带和光盘[31]。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还有许多秘密印刷所，它们常常设在某个成员的家中。2003年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关闭了两个这样的印刷所，发现了大量煽动推翻现政权的传单，以及上万册伊斯兰解放党的党纲，数千份《默示》杂志和境外伊斯兰解放党核心人物纳巴哈尼、赛伊兰等人写的宣传书籍。
关于“公正”、人权等问题的论述或信息常常出现在伊斯兰解放党的传单中，例如下面一段话是伊斯兰解放党传单的部分内容：
“人与人的区别不应因肤色而不同，也不应因人种、民族、语言，或居住的地区而划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区别按照他关于个人、人生、宇宙的观点及其与此观点相一致的意见和信仰而划分。”[32]
这些言论显然是利用了人们对中亚国家在转型时期存在的一些社会不公正现象的不满情绪，向人们灌输粗浅的人权概念，以激起更多的人对政府心生愤懑。
另一些传单常常会攻击政府或政府制订的政策。如一份指向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传单中这样写道：
“今天所有的军事、政治、经济权力仍然掌握在穆斯林敌人的手中。俄罗斯指派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首脑———阿卡耶夫。按照俄罗斯人的指令，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保护俄罗斯利益的前共产党人……通过宣传民主，他们引进了不信者的法律和宪法。他们反对伊斯兰教、伊斯兰法律和伊斯兰意见。他们在学校、研究所、技校和其他无神论精神的教育机构中，按照不信者草拟的计划，把穆斯林的孩子培养成人。这样，他们为自己的主人准备新的奴隶。”[33]
另一份传单体现出伊斯兰解放党对中亚国家政府制订的政策的攻击性：
“他们根据殖民者的指令开展经济改革。他们通过与殖民者一道创建股份公司和合资公司，引进市场经济。他们抢劫掠夺穆斯林的财富。他们以高利贷为基础将投资引进国民经济的非工业领域，他们以高利率接收信贷，他们用债务耗尽了穆斯林的财产……他们卑贱地欺骗拥有肥沃土地和大批矿藏的穆斯林。这些国家的政府将本地穆斯林变为向不信教者和殖民者的宪法餐桌上乞食废品碎片的穷人。”[34]
伊斯兰解放党主要传播思想的书籍有《伊斯兰制度》、《邪恶的民主制》、《伊斯兰政治》、《伊斯兰社会》、《伊斯兰结构》、《伊斯兰的观点》、《伊斯兰解放党之路》、《伊斯兰的组织权力》[35]，以及《伊斯兰阶层》、《行政管理》、《伊斯兰世界的权力结构》等等。它们的作者分别是纳巴哈尼、扎鲁姆和伊波拉赫姆等境外伊斯兰解放党的核心人物[36]。这些书被译成各种文字并广泛传播。
说教是伊斯兰解放党的另一个传播方式。伊斯兰解放党成员经常在一些宗教聚会上通过演讲的形式向人们传播思想。“伊斯兰解放党可以到厂长的办公室、咖啡馆、大街上、集市和清真寺宣传‘建立一 个具有新社会秩序的伊斯兰国’思想”[37]。伊斯兰解放党通过两个阶层对民众产生影响：一是伊斯兰宗教人士，人们尤其尊敬被认为是先知后代的宗教人士；二是宗教教师。据吉尔吉斯斯坦检察机关称，伊斯兰解放党善于通过教师来传播思想，教师加入该党后，对学生施加影响，使学生们也加入伊斯兰解放党。一些小商贩也是主要的传播对象。伊斯兰解放党的积极分子基本上是狂热、缺乏正确信仰引导的年轻人，没有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较低，处于失业状态，他们中有的人虔诚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的人则是为了得到“报酬”以养家糊口。
“一对一”招募新成员是伊斯兰解放党的独特方法。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往往最先把亲朋好友拉入组织，这是该组织对每一位成员的基本要求。对亲朋好友以外的人也要进行游说。例如一位美国情报官员谈到，在伊斯兰解放党成员把一份传单交给某人（极可能是在清真寺遇到的人）之前，这位活跃分子一般会先与他熟悉起来，并耐心解释伊斯兰解放党是一个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组织[38]。这种“一对一”的招募方式给中亚政府调查该组织增加了很多难度，使伊斯兰解放党的内部安全性大为提高，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它的思想的迅速传播。这种招募方法不仅被伊斯兰解放党应用于城市，事实上在农村更加适用。这是由于农村的人际关系较城市更为紧密的缘故。在乡村的伊斯兰解放党分子的亲属居住得更加集中，为传播思想创造了便利条件。在农村地区，由于家族或氏族的关系，伊斯兰解放党分子省去了散发传单的行动，这样还降低了被逮捕的风险。而伊斯兰解放党的一个分支组织“辅士党”对于新成员的要求则更高，它只吸收那些被事先调查过背景的人，并不在普通居民中扩大宣传。因此该组织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其他伊斯兰边缘团体的穆斯林、被中亚国家政府明确指认的激进分子，以及对伊斯兰解放党抱有同情态度的普通人。
政府官员也是伊斯兰解放党吸纳的对象。为了确保安全，那些对伊斯兰解放党感兴趣的官员往往被单独培训，“因为这些人地位特殊，容易引人怀疑。”[39]伊斯兰解放党认为要实现“建立哈里发国家”的目标，吸收政府官员，得到政府中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支持非常重要。而中亚国家政府机构的低薪状况也在某种程度上给了宗教极端势力可乘之机。一位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声称“，政府内部有很多（我们的）同情者，因此这是一个从内部破坏政府的好时机，有些人肯定会加入到我们中间来。”[40]目前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乌兹别克斯坦税务局和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都已经出现了伊斯兰解放党的支持者甚至成员[41]。在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荡中，伊斯兰解放党还参与其中，企图支持检察官Б.乌鲁（Бакир уулу）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另一名政府官员土·乌鲁和议会的副发言人卓·克尼什同伊斯兰解放党的关系也得到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曼库洛夫的证实。Б.乌乌鲁曾为伊斯兰解放党辩护“：在我的家乡奥什地区的卡拉苏杰康，有30多万人居住，其中有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人都是伊斯兰解放党的支持者。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生活在这样国 家的共产主义者或其他人都宁愿改变其在宪法中的地位”[42]。事实上共产党在司法行政部注册，以吉尔吉斯斯坦的法律为基础来开展活动，并以合法的方式来争取权力，将它与伊斯兰解放党相比显然是不正确的。因此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些观察家们认为Б.乌乌鲁是希望在2005年2月的议会选举中得到伊斯兰解放党支持的人物之一。
有越来越多的监狱服刑人员、极端分子的女性亲属，以及商人被伊斯兰解放党纳入其中。在被关押的服刑人员中，大多数人都会对政府心生不满，这种情绪就成为伊斯兰解放党“改造思想”的基础。这些人在狱中与被关押的伊斯兰解放党分子接触，很 容易被同化。此外，一些被伊斯兰解放党雇佣来散发传单的非党分子被逮捕后，由于可能量刑过重，也容易变为激进分子。妇女在近年成为伊斯兰解放党招募的重点之一，这种情况与中东、车臣极为相似：极端分子在被逮捕、判刑后，其亲属尤其是妇女特别容易被吸收到极端组织中。她们奉命进行各种各样的抗议行动和反政府示威游行，一些妇女甚至被训练成人体炸弹，在塔什干、布哈拉和中亚的其他地方制造爆炸事件。在安集延事件后，伊斯兰解放党成员中的企业主开始被人们所注意，一种盛传的说法是，正是由于政府关押了数十名身份不明的安集延 企业主，才发生了恐怖分子攻击监狱和越狱事件。乌兹别克斯坦学者拉·塞伊福林指出，伊斯兰解放党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商人阶层，尤其是在从事批发业务的商人中的支持一直在增长[43]。这也表明伊斯兰解放党为了增加资金支持而把商人作为新的重点培育对象。
（三）通过走私、贩毒、非法集资等方式获得资金
除了境外宗教极端组织向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等中亚极端势力提供资金支持外，这些极端组织的主要聚财方式是走私、贩毒和非法集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不仅是宗教极端组织，同时还是贩毒和走私集团。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领导人之一纳曼干尼带领部下沿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路线进行毒品贩运。他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交界处购买了一座农场，作为收容国际恐怖分子的基地，靠贩毒的收入来支持恐怖活动[44]。在他的势力范围内的一些居民也被迫加入贩毒行列。此外，他还走私武器与黄金、宝石，这些矿产是从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开采的。通过贩毒和走私，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积累了大笔财富，仅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一些城市，包括喀布尔、昆都士、塔鲁干和白沙瓦就有纳曼干尼名下的许多房产[45]。
伊斯兰解放党也同样从事走私交易，走私的物品包括肉类和其他食物。此外，该组织还创造了新的敛财方式：第一，通过组织内部进行自筹经费。伊斯兰解放党大量接受私人捐赠，另外每个成员都要按月将收入的5%～20%缴纳给组织。第二，伊斯兰解放党建立了一些私营企业。这或许也可以说明伊斯兰解放党对经商者尤其感兴趣的原因。
分析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主要特征，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在制度建设上的缺失，是宗教极端势力的突破 口；第二，当前的宗教极端势力形式多样，不再以单一的武力和恐怖活动作为对抗政府的方式，而是以更为诡密的传播形式来发展其成员链，大大增加了打击的难度；第三，打击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不仅是一场行动战，而且也是一场长期的思想战。
注释：
[1] Алексей Малашенко,Что делать с радикальным исламом?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Россия）,15.04.2003.
[2] Бахтиёр Бабаджанов,Рег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Узбек истане,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55～56.
[3]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6.
[4] In Pirkulina, Hizb ut -Tahrir Organization and Financing,(paper distributed at Nixon Center conference, Washington,DC, July 16, 2003).
[5] “The Method of Hizb ut-Tahrir”, http://www.hizb-ut-tahrir.org.english/.
[6] И.Щукин,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угрожает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и без того проблемного регион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Религии,http://news.ferghana.ru/detail.php?=364984086965.22,664,16546281,16.06.2004.
[7]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5.
[8]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Хизб -ут -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2002г.С.76.
[9]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Экстремизм 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5.
[10]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85页。
[11]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5. Мухиббин Кабири,ПИВТ и Хизб ут-Тахрир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ь и различия,О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слама и беза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ОБСЕ,Душанбе 2003.C211～223.
[12] Эсмер Исламов,Самариддин Шарипов,В условия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гнета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появляются признаки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и,http://www.eurasianet.org,2004.9.16.
[13] Based on various interviews. See also Zamira Eshanova, “Central Asia:Uzbekistan, Kyrgyzstan Differ in Approach to Hezb ut -Tahrir”,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http://www.rferl.org/nca/features/2002/07/120729921718 56.asp.
[14]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86页。
[15] Тропа террора раскаявшегося боевика. Приказ был прост - взорвать Посольство США, http://www.ferghana.ru,26.09.2003.
[16] Арне К. Зайферт,Фактор ислама и стратегия 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ОБСЕ в ее евроазиатском регионе,Центр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ОБСЕ,2002г.С19.
[17]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побезопасност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78.
[18] 关于阿克拉米亚党是否是伊斯兰解放党分支这一问题尚存在争论。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认为阿克拉米亚党隶属于伊斯兰解放党，但有资料显示尤尔达舍夫在1986年加入伊斯兰解放党，1988年就脱离了该组织。
[19] Виталий Пономарев,Дело активиста Хизб Ут -Тахрир ЮсупаКасимахунова,ПравозащитныйЦентр“Мемориал”,27.02.2004.
[20] Галима Бухарбаеа,Артур Самари,Можно ли одними репрессиями победить 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 IWPR, 30.04.2002.
[21] David Isby, “The Hisb ut-Tahrir: Stronger in Central Asia”,Terrorism Monitor,November 7,2003, http://www.jamestown.org/images/pdf/st_002_008.pdf.
[22] Taji-Farouki, Fundamentalist Quest, p.117.
[23] Taji-Farouki, Fundamentalist Quest, p.117.
[24]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по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77.
[25] 资料来源：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31页。
[26] Тропа террора раскаявшегося боевика. Приказ был прост - взорвать Посольство,СШАhttp://www.ferghana.ru,26.09.2003.
[27] Ислам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хроник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http://www.ferghana.ru
[28] 孙壮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71页。
[29]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 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6.
[30]Саиджахон Зайнабитдинов,Общин‘аАкромия’--тенденц иоз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узбекских спецслужб и политологов,Фергана.Ру,http://www.ferghana.ru/article.php?id=3629，05.04.2005.
[31]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92页。
[32]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Radical Islam in Central Asia, p.22.
[33] Whether Kyrgyzstan is Independent, HY leaflet.
[34] Whether Kyrgyzstan is Independent, HY leaflet.
[35]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89页。
[36] Рахматилло Зойиров,Стратегия поведения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ХИЗБ-УТ-ТАХРИР”,О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слама и беза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ОБСЕ,Душанбе 2003.С224～245.
[37]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по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в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75～76.
[38]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г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 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 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7.
[39] “Anonymous U.S.counter -terrorism analyst”, interview by Zeyno Baran, July 13,2004.
[40] Taji-Farouki, Fundamentalist Quest, p.129.
[41] http://www.src-h.slav.hokudai.ac.jp/publictn/86/abdullaev.pdf.
[42] Reuven Paz, “The University of Global Jihad”, in The Chal－lenge of Hizb ut-Tahrir: Deciphering and Combating Radical Islamist Ideology, ed.Zeyno Baran (Washington, DC: The Nixon Center,2004).
[43]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94页。
[44] Rafik Saifulin, interview by Evgueni Novikov, Fall 2004.
[45] 金宜久主编：《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369页。
[46] Ислам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хроник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http://www.stability.uz/sait_stab.html.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作者简介：苏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是中亚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独特、重要的问题。独特性在于，宗教极端主义进入中亚后，与该地区的政治、宗教、民族、文化等因素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复杂性、顽固性和普遍性；重要性在于，宗教极端势力对中亚的影响广泛而纵深：给地区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威胁；是影响中亚政局和中亚国家调整内外政策的因素之一；在人文领域，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着新一代中亚人；与“东突”分子相勾结，给中国西北安全带来影响；是中亚地区大国博弈的一个变量因素。
近年中亚安全形势再趋紧张，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局势的影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大有复苏之势，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仍是当前影响中亚非传统安全的最重要因素。本文从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思想、组织结构、行动三个方面分析其基本特征，并试图探索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规律。
一、思想特征
（一）激进的宗教极端思想
对于中亚宗教极端分子来说，激进的宗教极端思想，既是从事极端活动的工具，也是赖以生存的信仰。宗教极端思想成为这些激进分子身上最明确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极端分子的动力源泉。
在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思想特征中，包括三个关键词：宗教，激进，极端。这也是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思想特征的三要素。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伊斯兰特性是不可否认的。伊斯兰极端思想中融合了原教旨主义和瓦哈比的思想，但后者并没有超出伊斯兰教的范畴，仍是伊斯兰教思想中的一个潮流。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领导人尤尔达舍夫通过追寻“伊斯兰之源”来确定自己的伊斯兰思想的“纯正性”；中亚国家独立初期，宗教极端势力要求穆斯林对伊斯兰的回归，也体现出极端分子狭隘的宗教观。
力量日益壮大的伊斯兰解放党，其新的宗教理论更是成为许多恐怖组织的思想阵地，为恐怖主义提供意识形态和神学的辩护。伊斯兰解放党强调伊斯兰文明在上升，美国的物质主义、竞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不再对穆斯林有吸引力，并提出自己的传统的价值观，如尊严、正义等，受到许多穆斯林的欢迎。该党还提倡穆斯林的“无国界化”，要求穆斯林摒弃 民族国家的观念，力求创造出一种可以与特定的民族身份，如与“乌兹别克斯坦人”、“英国人”或“美国人”不同的“穆斯林”身份。
激进主义是中亚宗教极端思想中的又一个重要符号。激进主义，在中世纪时是一种“纯净的伊斯兰教”，就是让伊斯兰教在理论和实际上都向最初的伊斯兰教义回归[1]。在伊斯兰教中，第一个激进主义的宗教派别是18世纪兴起的瓦哈比教派。此后，伊斯兰激进主义越来越世俗化和社会化，直到演变成政治运动或政党。伊斯兰激进主义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统一是现代政治发展的结果。在二战后的第一个十年，伊斯兰激进主义的组织只在伊斯兰国家活动，企图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许多国家开始以西方为样本进行改革，于是激进分子认为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
伊斯兰激进主义可以分成两派：一派坚定相信“伊斯兰”是正确的，相信伊斯兰国家。另一派则是狡猾的实用主义者，把“伊斯兰”当成达到目的的工具。在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中，既包含了对“伊斯兰”的坚定信仰者，也把那些政治投机者纳入其中，从而使宗教极端思想更加复杂。这种情况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中尤为明显。在这个组织中，许多普通的极端分子，如在宗教学校传播极端思想的教师、虔诚的穆斯林妇女，甚至拿起武器袭击警察的年轻人，显然都对伊斯兰激进主义奉若神明；而它的上层，如尤尔达舍夫、纳曼干尼，却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投机家，尤尔达舍夫为了吸引更多的民众追随，甚至宣称自己是中亚某个汗王的后裔，具有纯正的贵族血统，完全有资格像“祖先”那样建立汗国。
与激进主义相比，极端主义更能体现出宗教极端思想的真正含义。这种融合了境外宗教极端思想的中亚宗教极端主义，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它认为所有的“不信者”都是邪恶的，伊斯兰神权国家要优于一切世俗政权，唯有伊斯兰圣战才能拯救中亚的穆斯林，拒绝与政府进行对话（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是历经残酷的内战才走上与政府的和解之路）。宗教极端主义往往把宗教极端组织推向恐怖主义，例如对若干中亚极端组织进行整合而建立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极端思想的影响下，不断以各种各样的恐怖袭击和恐怖事件破坏中亚的社会秩序。
伊斯兰解放党的极端主义色彩也相当突出。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该党一直遵循创建人纳巴哈尼的非暴力理论从事各种活动。1989年12月22日，伊斯兰解放党在美国密苏里召开大会，会上发表了阐 述新宗旨的报告，之后这一报告以《改革伊斯兰解放党之路》为题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表和散发。文章中还讨论了“为推翻任何‘不虔信的’政府而举行武装起义的神学基础”。“9·11”事件之后，在中亚的伊斯兰解放党分子更加极端化，2001年10月9日，伊斯兰解放党公开声称支持塔利班对美国的抗击，认为“在美英领导下的反恐战争是对穆斯林和伊斯兰的宣战”[2]。伊斯兰解放党最终成为一个好战、激进和极端的宗教组织。该党的思想基础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大一统”思想就是主张团结全世界的穆斯林，在世界范围建立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斯兰解放党的另一个核心思想是反对世俗政权。在伊斯兰解放党散发的传单中有这样的字眼“：我们所有的穆斯林本应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但世俗政权却把我们分割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或者吉尔吉斯人。”[3]伊斯兰解放党的“团结”理念给宗教极端分子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流动或联合提供了思想依据。
（二）明确的政治目标
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政治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这个目标已经成为中亚、乃至全球伊斯兰激进分子的理想。几乎所有的中亚宗教极端组织都把建立哈里发国家作为终 极目标，诸如早期的正义党、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以及后来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解放党。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甚至已经通过战争的方式开始“实践”这一理想的实现过程，1992年秋季还建立了短命的“卡尔姆伊斯兰共和国”。不过，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大部分的宗教极端组织对这一目标是模糊的，例如虽然突厥斯坦伊斯兰民主党曾鼓吹要成立一个遵循伊斯兰教法的国家，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成立后，明确的纲领被提出来，武装分子们要通过圣战方式夺取中亚政权，在费尔干纳谷地建立神权 国家。尤尔达舍夫在他唯一的一次采访中宣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目标就是创建一个伊斯兰国家。我们宣布圣战是为了建立一种宗教制度和政府。我们需要的伊斯兰模式完全不像阿富汗、伊朗或者沙特阿拉伯”[4]。伊斯兰解放党则把实现这一目标细化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准备时期，第三阶段是建立伊斯兰国，要“建立政府，广泛、普遍地实施伊斯兰教法，把伊斯兰的信息传递到全球”[5]。许多宗教极端分子十分喜欢“土尔克斯坦”这一名称，暗含的意思是“要在中亚建立一个像19世纪中叶那样的统一的伊斯兰国家”[6]。
这些极端主义者认为，建立伊斯兰国家、依照沙里亚法整治社会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建国”思想的核心[7]。在伊斯兰解放党的宣传书籍《伊斯兰解放党之路》的第一页写道：“为了哈里发，要摧毁一切不信的政府，以伊斯兰的统治来代替它们，把穆斯林国家交还给伊斯兰，借助于信念和圣战把伊斯兰覆盖到全世界。”[8]许多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坚信，伊斯兰解放党过“五十年”或“一千年”后能够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但明确的建国时间还是个未知数[9]。伊斯兰解放党鼓吹，因苏联解体引发的无数复杂问题应该由伊斯兰政权来解决，它可以对中亚面临的社会 经济挑战提供全盘解决方案，包括解决极度贫困、高失业率、政府官员的腐败、吸毒、卖淫和教育缺乏等问题的途径。而这些危险的混合条件被伊斯兰解放党所利用，它鼓动该地区的人民“：谴责美国和它所倡导的制度，推翻你的政府，复兴哈里发政权，来结束你们所有的问题”[10]。
伊斯兰解放党“建国”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公正的秩序和平等的社会[11]。这一观点也尤其吸引那些生活潦倒、对政府不满或信仰空虚的人。一名伊斯兰解放党分子表示“，加入我们组织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需要‘公正’。并且由于人们 都很贫穷，因此没什么怕失去的。”[12]
然而，对于这种“建国”理念持积极态度的老百姓有多少呢？事实上，大多数的中亚人都反对建立伊斯兰国家，希望保持世俗的独立国家。这些人更多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接受现代理念的新一代城市青年、受过高等或普通教育的人。一旦他们了解伊斯兰解放党的真正目标，许多人就会与该运动保持距离[13]。正如一位乌兹别克斯坦学者所说“：我们刚从‘俄罗斯哈里发政权’中解放出来，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这样的政权”[14]。笔者于2006年在深入费尔干纳谷地访问时，一位在乌兹别克斯坦一流大 学——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就读、出生于费尔干纳农村的年轻人表示，“其实受过教育的人都明白，重新建立汗国是不可能的。……谁好谁坏，人们心里有数。”甚至一些宗教极端分子也对极端思想产生动摇。24岁的乌兹别克人阿济兹别克·卡里莫夫被逮捕前曾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制造了多起爆炸事件，对于宗教极端思想，他说，“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世界是多么不公平”，“开始我十分相信伊斯兰极端思想，我相信只要我们建立一个原教旨主义国家，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公平起来。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说的是一些空话和空的许诺。他们只对自 己的权力感兴趣。他们也只是普通人。”[15]某西方民意调查机构就“你希望你的国家应该是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还是世俗政权国家”这一问题进行调查，在哈萨克斯坦有19%的人赞成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68%的人愿意生活在世俗政权国家，而在乌兹别克斯坦分别是10%和80%，在塔吉克斯坦则是7%和76%。[`6]这说明，大多数中亚居民并不愿意生活在一个“纯粹政教合一的国家”。因此，“建国”思想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它是宗教极端思想的核心部分，是极端主义者许诺的一个“天堂”，是理想主义者的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景，但却已成为信徒们信以为真、苦苦追求的人生目标。它给那些在贫困生活中苦苦挣扎的人们一线希望。在进行了多年的思想灌输之后，伊斯兰解放党让那些缺乏教育、没有工作的人渐渐相信，唯有与伊斯兰解放党并肩作战，唯有使国家倒退回汗国时代，才能解决温饱和社会不公问题。
（三）仇视西方
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另一个逐渐明确的政治目标是反对西方。这一目标与建立伊斯兰汗国的理想并不相悖。宗教极端分子认为，西方文明的“邪恶性”是他们实现理想的最具杀伤力的障碍，包括它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文化和信仰。伊斯兰解放党反对民主制。认为“民主是邪恶的西方商品，是一种罪孽深重的制度”，“民主制度是异教徒的制度，是人类凭空想象出来的。”[17]
不过，在“9·11”事件以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对西方国家的仇视还仅仅体现在抵制它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仅仅对西方文明的一些表象进行批判，如西方的生活方式、信仰等方面。但是“9·11”事件之后，尤其是塔利班被美军击溃，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持者和活动基地，以及美国攻打伊拉克所激起的穆斯林世界的仇恨也感染到中亚的宗教极端组织，这些组织对西方国家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激进。
（四）恐怖主义倾向
中亚国家独立后出现的所有宗教极端组织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圣战”作为建立伊斯兰国的主要手段，并且制造了一些流血冲突事件。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是带有强烈恐怖主义色彩的宗教极端组织，或者称之为宗教极端型的恐怖组织更为准确。它号召中亚的穆斯林拿起武器反抗政府，并与阿富汗塔利班、基地组织建立起密切关系，吸收其他地区恐怖组织的思想。
从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发展的阶段可以看出该党倾向恐怖主义的轨迹。这一宗教极端组织在中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中亚国家独立后至1996年，完全的非暴力阶段。其活动并不带有恐怖主义色彩， 而仅仅是通过散发传单和清真寺里的阿訇传播宗教极端思想。1996- 2001年，非暴力与暴力并存阶段。2001年至今，逐渐向恐怖主义发展。伊斯兰解放党在1996年分化成三个部分：赫兹布特—塔赫利尔（伊斯兰解放党）、赫兹班—努斯拉和阿克拉米亚[18]。新分化出来的后两个分支组织思想都极为激进。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伊斯兰解放党分子表示在该组织内部确实有一部分人不满意“非暴力”的行为标准。1999年，以Б.巴巴詹诺夫为领导人的赫兹班- 努斯拉党加强了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的活动，并声称“由于伊斯兰解放党的大批基层人员被捕，所以赫兹班- 努斯拉决定用更激进的手段对付政府。”在塔吉克斯坦，与伊斯兰解放党有关的恐怖分子于2000年在杜尚别朝鲜族新教教堂制造了一起爆炸事件，造成9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关于伊斯兰解放党的性质，一些国家已有定论，俄罗斯认为伊斯兰解放党是被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具有恐怖主义倾向的宗教极端组织[19]，美国也认为“该党属于宗教极端组织”[20]。
二、组织结构特征
早期的宗教极端组织（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除外）并没有清晰的组织结构，往往是由几名政治宗教领袖作为组织的上层，其余部分由激进分子、外 国极端分子、贫民、年轻人混合而成。但是到1996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成立后，该组织效仿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和塔利班的模式，迅速建立起自己的组织结构。而目前在中亚广泛活动的伊斯兰解放党也有鲜明的结构特征。本段将主要以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解放党这三个具有明确组织结构的极端组织为例，分析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组织结构的主要特点。
（一）政党
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在建立时即宣称该组织是“政党”，并于1991年10月26日的全国党代会上通过了党章和党纲，选举出由17人组成的主席团。大会闭幕后不久，该党马上到塔吉克斯坦司法部注册登记。此后，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领导人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他们经常在报刊上宣传该党的主张与活动，广泛散发其主办的《拯救》周刊，还在全国各地建立起基层组织。1993年6月21日，该党被塔吉克斯坦官方宣布取缔后转战至阿富汗，在那里创办《伊斯兰论坛报》，并建有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继续对塔吉克斯坦国内形势施加影响。
（二）军事组织
1997年民族和解以前的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都是典型的军事组织。它们的军事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组建武装力量。1991年，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积极分子、卡兹亚特伊斯兰经学院教师、毛拉卡耶基洛模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做法，创建了“人民近卫军”。而在塔吉克斯坦内战中，以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为基础成立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拥有6000多人的武装，是当时与政府对抗的主要力量。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也建立了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武装，武装分子最多时曾达到5000人。
第二，在武装力量中有明确的职权划分。例如塔吉克斯坦联合武装反对派的主席萨·阿·努里、副主席阿·图拉宗佐达是军事领袖。在乌兹别克斯坦 伊斯兰运动中，尤尔达舍夫是“埃米尔”、“总指挥官”；З.阿波杜拉赫曼（Зубайр ибн Абдурахман）被称为该组织的“政治指导员”；纳曼干尼负责武装训练，是军事领导人，武装分子称他是“游击战的谋略家”；Ю. 阿赫马达里耶维奇 （Юлдашев АбдувалиАхмадалиевич）是该组织的“伊玛目”，负责传播激进的宗教极端思想。
第三，建立武装训练基地。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在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省和塔霍尔省建有军事训练基地。培训后的武装分子经常跨越边境。1993年7月13日，他们向俄罗斯军队驻扎的第12号边防哨所发起突袭，打死俄军25人，被称为“7·13事件”。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阿富汗也设有众多的训练营。
（三）金字塔式组织结构
主要以伊斯兰解放党为例。伊斯兰解放党组织严密，等级分明，其结构既是阶层制的，也是权力下放型的[21]。该党共分为五个等级，即最高领导人、州首领、区首领、“哈尔卡”组长和普通成员。伊斯兰解放党阶层体制的顶端是埃米尔（Amir），目前设在约旦。
埃米尔之下有三个机构：行政机构、执行机构和推选埃米尔的机构。上述部门都是伊斯兰解放党组织的核心部门。它们又组织领导委员会（Kiedat），实行“领导本党，并且管理、监督、指导本党所有行动的进展”[22]。领导委员会具有修订宪法、对不轨的普通成员进行惩戒的排他性权力[23]。领导委员会下设政治部，负责搜集全球信息和传播思想。领导委员会下一级是地区领导人（Mutamads）和地区委员会，负责自己的区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区域是指由一些国家组成的地缘性区域，如中东区域、中亚区域）的活动。
地区领导人下设三个单独的组织：
1. 司库，负责组织的财务和捐赠；
2.“宣传部”，负责情报收集和组织内文件的出版印刷； 3. 地区委员会大会。
再下一级是国家层次的领导，即曼苏尔(Masul)，这一级也有单独的财务和捐赠组织，以及负责情报收集和文件出版印刷的组织。
曼苏尔之下就是基层组织，由多个地方委员会和学习小组组成，每个地方委员会都有一个本区域委员会指派的领导人主持，他既要负责管理地方事务，也负责与区域一级的委员会沟通。地方委员会一般设在城市中心，能够更好地处理伊斯兰解放党的日常事务。
学习小组叫“哈尔卡”（Халка，意为链条）是伊斯兰解放党基层组织的名称，每个“哈尔卡”由3- 7人组成，人数视保密工作的需要而定。每个成员要尽 量发展亲朋好友加入该党，因此伊斯兰解放党的发展十分迅速。最低一层的“哈尔卡”成员只认识同一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和小组组长，而对其他小组丝毫不知。小组成员与其他小组的联系只通过小组组长，这些小组组长又组成“哈尔卡”，并有自己的组长。“哈尔卡”一般每周碰面一次，地点可以是某位成员的家中、清真寺或其他安全的地方。伊斯兰解放党的这种秘密组织方式使政府情报部门很难渗入其组织内部，给中亚各国政府的清查工作造成了极大障碍，迄今为止，中亚国家仍无法确定伊斯兰解放党的准确人数。
经过对伊斯兰解放党出版物和传单的研究可以发现，该党运行十分稳定，且有着良好的组织结构，有自己的纲领、行动计划、战术和战略[23]。伊斯兰解放党的组织结构见下图[24]。
三、行动特征
（一）制造恐怖活动是中亚宗教极端组织的主要行动方式
宗教极端势力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而非宗教特征。这些极端组织惯用的手段就是通过制造恐怖活动来达到政治目的。主要的恐怖手段包括爆炸、暗杀、绑架，甚至在一些中亚国家边境发动大规模武装袭击。前文所述的安集延人卡里莫夫，就是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指使下，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美军基地制造了两起爆炸事件，造成8名平民死亡，数人受伤。后来又参与制造了比什凯克集市和银行的爆炸事件[25]。
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主要针对政府官员和警察。例如忏悔组织领导人之一、后来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核心人物的阿赫马达里耶维奇，在1997年组织杀害了纳曼干州副州长，同年12月又杀死了一名警察，并把死者的头割下挂在该州的行政官员家门口[26]。2000年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恰尔苏大巴扎爆炸事件，也是针对警察的一次恐怖事件。2001年与伊斯兰解放党有关的恐怖分子制造了一系列暗杀事件，包括内务部副部长、文化部长等3名高官遇害；4月在东部杀死了几名警察[27]。中亚宗教极端组织学会了仿效其他地区恐怖组织的破坏方式，如利用人体炸弹、利用妇女从事恐怖活动等。
2004年3月和7月发生在塔什干的系列爆炸就是典型的自杀式恐怖袭击。
（二）非暴力形式
“非暴力”既是伊斯兰解放党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该党的主要行动特征。伊斯兰解放党宣称在中亚的活动是“非暴力”的，早在10多年前，在奥什冲突以及其他种族间的冲突发生后，该党就开始强调“非暴力”了[28]。尤其是在中亚国家加大力度打击宗教极端势力之后，伊斯兰解放党的“非暴力”活动更加成 为宗教极端组织的主要传播形式。但需要辨别清楚的是，虽然在宗教极端活动中确实有一部分属于“非暴力”的行为，但这种行为绝不是合法的、温和的，而是激进的、极端的，同样给中亚安全带来威胁。
在安集延事件中“声名大振”的伊斯兰解放党“分支”阿克拉米亚党，其领导人阿克拉姆·尤尔达舍夫在他的著作《通向虔诚信仰之路》中，把阿克拉米亚党的主要活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吸引新成员的加入，并向其教授宗教极端思想；第二阶段，进行物质积累。每名成员都要把收入的1/5献给组织作为公共资金；第三阶段，定期与其他成员进行思想交流。这种宗教聚会通常分为小型与大型两种，由地区组织机构的副首领主持；第四阶段，向政府官员灌输其教义，拉拢政府官员加入该组织，安插组织成员到国家机构中工作；第五阶段，在全社会完成伊斯兰本源化，国家权力自然而然转交给阿克拉米亚党的领袖[29]。
伊斯兰解放党的“非暴力”活动方式主要是散发传单、刊物、录像带等宣传品，通过这种模式来传播伊斯兰解放党的思想。该党成员向社会散发译成当地语言的各种宣传品，包括刊物《默示》。对于中亚的目标受众来说，因为传单可以在当地印刷并容易分发，是方便的宣传工具。尤其是在互联网使用受限或未普及的地区，情况就更加如此[30]。这些宣传材料往往是由境外的伊斯兰解放党组织通过互联网等方式传到中亚地区，包括费尔干纳谷地的各个城市，印刷出来后再被带到塔什干等地进一步散发。根据国际危机小组发布的信息，伊斯兰解放党制作了领导人讲话布道的录像带、录音带和光盘[31]。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还有许多秘密印刷所，它们常常设在某个成员的家中。2003年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关闭了两个这样的印刷所，发现了大量煽动推翻现政权的传单，以及上万册伊斯兰解放党的党纲，数千份《默示》杂志和境外伊斯兰解放党核心人物纳巴哈尼、赛伊兰等人写的宣传书籍。
关于“公正”、人权等问题的论述或信息常常出现在伊斯兰解放党的传单中，例如下面一段话是伊斯兰解放党传单的部分内容：
“人与人的区别不应因肤色而不同，也不应因人种、民族、语言，或居住的地区而划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区别按照他关于个人、人生、宇宙的观点及其与此观点相一致的意见和信仰而划分。”[32]
这些言论显然是利用了人们对中亚国家在转型时期存在的一些社会不公正现象的不满情绪，向人们灌输粗浅的人权概念，以激起更多的人对政府心生愤懑。
另一些传单常常会攻击政府或政府制订的政策。如一份指向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传单中这样写道：
“今天所有的军事、政治、经济权力仍然掌握在穆斯林敌人的手中。俄罗斯指派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首脑———阿卡耶夫。按照俄罗斯人的指令，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保护俄罗斯利益的前共产党人……通过宣传民主，他们引进了不信者的法律和宪法。他们反对伊斯兰教、伊斯兰法律和伊斯兰意见。他们在学校、研究所、技校和其他无神论精神的教育机构中，按照不信者草拟的计划，把穆斯林的孩子培养成人。这样，他们为自己的主人准备新的奴隶。”[33]
另一份传单体现出伊斯兰解放党对中亚国家政府制订的政策的攻击性：
“他们根据殖民者的指令开展经济改革。他们通过与殖民者一道创建股份公司和合资公司，引进市场经济。他们抢劫掠夺穆斯林的财富。他们以高利贷为基础将投资引进国民经济的非工业领域，他们以高利率接收信贷，他们用债务耗尽了穆斯林的财产……他们卑贱地欺骗拥有肥沃土地和大批矿藏的穆斯林。这些国家的政府将本地穆斯林变为向不信教者和殖民者的宪法餐桌上乞食废品碎片的穷人。”[34]
伊斯兰解放党主要传播思想的书籍有《伊斯兰制度》、《邪恶的民主制》、《伊斯兰政治》、《伊斯兰社会》、《伊斯兰结构》、《伊斯兰的观点》、《伊斯兰解放党之路》、《伊斯兰的组织权力》[35]，以及《伊斯兰阶层》、《行政管理》、《伊斯兰世界的权力结构》等等。它们的作者分别是纳巴哈尼、扎鲁姆和伊波拉赫姆等境外伊斯兰解放党的核心人物[36]。这些书被译成各种文字并广泛传播。
说教是伊斯兰解放党的另一个传播方式。伊斯兰解放党成员经常在一些宗教聚会上通过演讲的形式向人们传播思想。“伊斯兰解放党可以到厂长的办公室、咖啡馆、大街上、集市和清真寺宣传‘建立一 个具有新社会秩序的伊斯兰国’思想”[37]。伊斯兰解放党通过两个阶层对民众产生影响：一是伊斯兰宗教人士，人们尤其尊敬被认为是先知后代的宗教人士；二是宗教教师。据吉尔吉斯斯坦检察机关称，伊斯兰解放党善于通过教师来传播思想，教师加入该党后，对学生施加影响，使学生们也加入伊斯兰解放党。一些小商贩也是主要的传播对象。伊斯兰解放党的积极分子基本上是狂热、缺乏正确信仰引导的年轻人，没有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较低，处于失业状态，他们中有的人虔诚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的人则是为了得到“报酬”以养家糊口。
“一对一”招募新成员是伊斯兰解放党的独特方法。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往往最先把亲朋好友拉入组织，这是该组织对每一位成员的基本要求。对亲朋好友以外的人也要进行游说。例如一位美国情报官员谈到，在伊斯兰解放党成员把一份传单交给某人（极可能是在清真寺遇到的人）之前，这位活跃分子一般会先与他熟悉起来，并耐心解释伊斯兰解放党是一个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组织[38]。这种“一对一”的招募方式给中亚政府调查该组织增加了很多难度，使伊斯兰解放党的内部安全性大为提高，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它的思想的迅速传播。这种招募方法不仅被伊斯兰解放党应用于城市，事实上在农村更加适用。这是由于农村的人际关系较城市更为紧密的缘故。在乡村的伊斯兰解放党分子的亲属居住得更加集中，为传播思想创造了便利条件。在农村地区，由于家族或氏族的关系，伊斯兰解放党分子省去了散发传单的行动，这样还降低了被逮捕的风险。而伊斯兰解放党的一个分支组织“辅士党”对于新成员的要求则更高，它只吸收那些被事先调查过背景的人，并不在普通居民中扩大宣传。因此该组织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其他伊斯兰边缘团体的穆斯林、被中亚国家政府明确指认的激进分子，以及对伊斯兰解放党抱有同情态度的普通人。
政府官员也是伊斯兰解放党吸纳的对象。为了确保安全，那些对伊斯兰解放党感兴趣的官员往往被单独培训，“因为这些人地位特殊，容易引人怀疑。”[39]伊斯兰解放党认为要实现“建立哈里发国家”的目标，吸收政府官员，得到政府中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支持非常重要。而中亚国家政府机构的低薪状况也在某种程度上给了宗教极端势力可乘之机。一位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声称“，政府内部有很多（我们的）同情者，因此这是一个从内部破坏政府的好时机，有些人肯定会加入到我们中间来。”[40]目前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乌兹别克斯坦税务局和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都已经出现了伊斯兰解放党的支持者甚至成员[41]。在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荡中，伊斯兰解放党还参与其中，企图支持检察官Б.乌鲁（Бакир уулу）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另一名政府官员土·乌鲁和议会的副发言人卓·克尼什同伊斯兰解放党的关系也得到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曼库洛夫的证实。Б.乌乌鲁曾为伊斯兰解放党辩护“：在我的家乡奥什地区的卡拉苏杰康，有30多万人居住，其中有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人都是伊斯兰解放党的支持者。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生活在这样国 家的共产主义者或其他人都宁愿改变其在宪法中的地位”[42]。事实上共产党在司法行政部注册，以吉尔吉斯斯坦的法律为基础来开展活动，并以合法的方式来争取权力，将它与伊斯兰解放党相比显然是不正确的。因此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些观察家们认为Б.乌乌鲁是希望在2005年2月的议会选举中得到伊斯兰解放党支持的人物之一。
有越来越多的监狱服刑人员、极端分子的女性亲属，以及商人被伊斯兰解放党纳入其中。在被关押的服刑人员中，大多数人都会对政府心生不满，这种情绪就成为伊斯兰解放党“改造思想”的基础。这些人在狱中与被关押的伊斯兰解放党分子接触，很 容易被同化。此外，一些被伊斯兰解放党雇佣来散发传单的非党分子被逮捕后，由于可能量刑过重，也容易变为激进分子。妇女在近年成为伊斯兰解放党招募的重点之一，这种情况与中东、车臣极为相似：极端分子在被逮捕、判刑后，其亲属尤其是妇女特别容易被吸收到极端组织中。她们奉命进行各种各样的抗议行动和反政府示威游行，一些妇女甚至被训练成人体炸弹，在塔什干、布哈拉和中亚的其他地方制造爆炸事件。在安集延事件后，伊斯兰解放党成员中的企业主开始被人们所注意，一种盛传的说法是，正是由于政府关押了数十名身份不明的安集延 企业主，才发生了恐怖分子攻击监狱和越狱事件。乌兹别克斯坦学者拉·塞伊福林指出，伊斯兰解放党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商人阶层，尤其是在从事批发业务的商人中的支持一直在增长[43]。这也表明伊斯兰解放党为了增加资金支持而把商人作为新的重点培育对象。
（三）通过走私、贩毒、非法集资等方式获得资金
除了境外宗教极端组织向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等中亚极端势力提供资金支持外，这些极端组织的主要聚财方式是走私、贩毒和非法集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不仅是宗教极端组织，同时还是贩毒和走私集团。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领导人之一纳曼干尼带领部下沿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路线进行毒品贩运。他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交界处购买了一座农场，作为收容国际恐怖分子的基地，靠贩毒的收入来支持恐怖活动[44]。在他的势力范围内的一些居民也被迫加入贩毒行列。此外，他还走私武器与黄金、宝石，这些矿产是从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开采的。通过贩毒和走私，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积累了大笔财富，仅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一些城市，包括喀布尔、昆都士、塔鲁干和白沙瓦就有纳曼干尼名下的许多房产[45]。
伊斯兰解放党也同样从事走私交易，走私的物品包括肉类和其他食物。此外，该组织还创造了新的敛财方式：第一，通过组织内部进行自筹经费。伊斯兰解放党大量接受私人捐赠，另外每个成员都要按月将收入的5%～20%缴纳给组织。第二，伊斯兰解放党建立了一些私营企业。这或许也可以说明伊斯兰解放党对经商者尤其感兴趣的原因。
分析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主要特征，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在制度建设上的缺失，是宗教极端势力的突破 口；第二，当前的宗教极端势力形式多样，不再以单一的武力和恐怖活动作为对抗政府的方式，而是以更为诡密的传播形式来发展其成员链，大大增加了打击的难度；第三，打击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不仅是一场行动战，而且也是一场长期的思想战。
注释：
[1] Алексей Малашенко,Что делать с радикальным исламом?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Россия）,15.04.2003.
[2] Бахтиёр Бабаджанов,Рег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Узбек истане,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55～56.
[3]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6.
[4] In Pirkulina, Hizb ut -Tahrir Organization and Financing,(paper distributed at Nixon Center conference, Washington,DC, July 16, 2003).
[5] “The Method of Hizb ut-Tahrir”, http://www.hizb-ut-tahrir.org.english/.
[6] И.Щукин,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угрожает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и без того проблемного регион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Религии,http://news.ferghana.ru/detail.php?=364984086965.22,664,16546281,16.06.2004.
[7]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5.
[8]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Хизб -ут -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2002г.С.76.
[9]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Экстремизм 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5.
[10]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85页。
[11]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5. Мухиббин Кабири,ПИВТ и Хизб ут-Тахрир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ь и различия,О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слама и беза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ОБСЕ,Душанбе 2003.C211～223.
[12] Эсмер Исламов,Самариддин Шарипов,В условия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гнета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появляются признаки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и,http://www.eurasianet.org,2004.9.16.
[13] Based on various interviews. See also Zamira Eshanova, “Central Asia:Uzbekistan, Kyrgyzstan Differ in Approach to Hezb ut -Tahrir”,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http://www.rferl.org/nca/features/2002/07/120729921718 56.asp.
[14]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86页。
[15] Тропа террора раскаявшегося боевика. Приказ был прост - взорвать Посольство США, http://www.ferghana.ru,26.09.2003.
[16] Арне К. Зайферт,Фактор ислама и стратегия 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ОБСЕ в ее евроазиатском регионе,Центр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ОБСЕ,2002г.С19.
[17]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побезопасност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78.
[18] 关于阿克拉米亚党是否是伊斯兰解放党分支这一问题尚存在争论。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认为阿克拉米亚党隶属于伊斯兰解放党，但有资料显示尤尔达舍夫在1986年加入伊斯兰解放党，1988年就脱离了该组织。
[19] Виталий Пономарев,Дело активиста Хизб Ут -Тахрир ЮсупаКасимахунова,ПравозащитныйЦентр“Мемориал”,27.02.2004.
[20] Галима Бухарбаеа,Артур Самари,Можно ли одними репрессиями победить 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 IWPR, 30.04.2002.
[21] David Isby, “The Hisb ut-Tahrir: Stronger in Central Asia”,Terrorism Monitor,November 7,2003, http://www.jamestown.org/images/pdf/st_002_008.pdf.
[22] Taji-Farouki, Fundamentalist Quest, p.117.
[23] Taji-Farouki, Fundamentalist Quest, p.117.
[24]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по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77.
[25] 资料来源：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31页。
[26] Тропа террора раскаявшегося боевика. Приказ был прост - взорвать Посольство,СШАhttp://www.ferghana.ru,26.09.2003.
[27] Ислам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хроник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http://www.ferghana.ru
[28] 孙壮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71页。
[29]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 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6.
[30]Саиджахон Зайнабитдинов,Общин‘аАкромия’--тенденц иоз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узбекских спецслужб и политологов,Фергана.Ру,http://www.ferghana.ru/article.php?id=3629，05.04.2005.
[31]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92页。
[32]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Radical Islam in Central Asia, p.22.
[33] Whether Kyrgyzstan is Independent, HY leaflet.
[34] Whether Kyrgyzstan is Independent, HY leaflet.
[35]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89页。
[36] Рахматилло Зойиров,Стратегия поведения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ХИЗБ-УТ-ТАХРИР”,О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слама и беза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ОБСЕ,Душанбе 2003.С224～245.
[37]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по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в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75～76.
[38]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г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 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 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7.
[39] “Anonymous U.S.counter -terrorism analyst”, interview by Zeyno Baran, July 13,2004.
[40] Taji-Farouki, Fundamentalist Quest, p.129.
[41] http://www.src-h.slav.hokudai.ac.jp/publictn/86/abdullaev.pdf.
[42] Reuven Paz, “The University of Global Jihad”, in The Chal－lenge of Hizb ut-Tahrir: Deciphering and Combating Radical Islamist Ideology, ed.Zeyno Baran (Washington, DC: The Nixon Center,2004).
[43]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94页。
[44] Rafik Saifulin, interview by Evgueni Novikov, Fall 2004.
[45] 金宜久主编：《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369页。
[46] Ислам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хроник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http://www.stability.uz/sait_stab.html.
星期二, 8月 13, 2013
中亚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及其预防
作者：李瑞生 马悦宸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1期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Html/Article_77931.shtml
恐怖主义犯罪是当今世界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恐怖主义犯罪特别是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犯罪在全球滋生蔓延，严重危害了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社会稳定。为了切实有效地预防恐怖主义犯罪，有必要对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犯罪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一，中亚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概说
中亚[1]五国与中国新疆不仅在地理上连成一体，而且其间存在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民族等联系。这个地区的恐怖犯罪不但具有一些相同的特质，而且存在内在的联系，因而必须将它们做一个整体阐释。因此，本文的中亚主要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概念，是一种“中间意义上的中亚”，具体来说包括中亚五国以及中国新疆地区。
（一）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之界定
学界对于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有不同的界定。例如，“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是指带有明显宗教狂热色彩的或打着宗教旗号活动但又不是宗教组织的新兴教派或膜拜团体（主要是邪教）的狂热性而引发的恐怖主义活动。”[2]“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是指带有明显宗教狂热色彩的或打着宗教旗号的新兴教派或膜拜团体的狂热性引发的恐怖主义活动。”[3]“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是明显带有宗教狂热色彩或打着宗教旗号从事的恐怖活动。”[4]
这三个定义有共同之处，即都认为带有明显宗教狂热色彩的恐怖活动是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种定义将邪教恐怖主义涵括在内，而第二种定义虽然没有明示包括邪教恐怖主义，但从“膜拜团体”的表述看，似乎也涵括邪教恐怖主义。必须明确的是，邪教不是宗教，所以不宜将邪教恐怖主义纳入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之中。此外，前两种概念都有一点不够明确，即“打着宗教旗号活动但又不是宗教组织的新兴教派”的说法，既然肯定其是“教派”，又说其“打着宗教旗号”、“不是宗教组织”。对同一个事物既肯定又否定，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比较之下，第三种定义比较明确，但“打着宗教旗号”的界定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
笔者在这三种定义合理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恐怖主义犯罪的实际，认为所谓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是指带有明显宗教狂热色彩或者利用信众对宗教的虔诚而实施的恐怖犯罪活动，即宗教极端主义的现实化。宗教极端主义是“极端主义”与“宗教”的复合，是打着宗教旗号的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宣传的是对其他群体的不认同和憎恨，一般会导致暴力，甚至还可能采取恐怖主义的形式。持有极端主张的人或集团（笔者称之为“极端分子”或“极端势力”），往往从极端的方面解释宗教经典和宗教教义，并伴之以相应的极端行为，从事有预谋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阻碍社会发展。所以，宗教极端主义虽然带有“宗教”一词，但由于其极端性与暴力恐怖性，已经背叛了宗教宣扬的真、善、美的本质，已不是宗教，而是极端分子实现其罪恶目的的手段。宗教极端主义一般带有政治性，即极端分子为了实现其政治企图而对正统宗教的利用。从范围上看，“宗教极端恐怖主义决不限于中东地区和伊斯兰教，世界上几个主要宗教内部都有极端分子。”[5]调查发现，政治性的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在理论上宣扬“泛伊斯兰主义”，在信仰上强调“伊斯兰教教至上”，在政治上强调建立宗教政权，实行神权统治，在行动上煽动“暴力恐怖”，消灭异教徒。
（二）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特征
以“9·11”事件为标志，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全球泛滥。在中亚、俄罗斯、南亚、东南亚、中东、东非和北非、西欧、北美等地，该类恐怖活动极为频繁，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形成了全球网络和循环圈[6]总结世界上发生的涉及宗教极端主义的恐怖犯罪，可以看出该类犯罪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对某些宗教词语扭曲的解释往往赋予其恐怖活动正当的宗教色彩，从而使恐怖活动很少受道德规范约束。宗教极端型恐怖分子所追求的往往是超自然和来世的目的，“神”的精神和旨意使他们无节制的暴力恐怖行为得到了“合法化”的解释。这种“合法化”的解释使他们进行恐怖活动所受心理约束要弱得多。宗教极端型恐怖活动之所以经常造成巨大伤亡，源自他们的内心精神世界与外在世俗现实之间在价值体系、道德概念、世界观等方面的巨大不同。他们认为在现实状态下，暴力是达到神的心愿所必需的，自己信奉的是唯一真神，信仰不同者是异己乃至敌人[7]。
2，煽动宗教狂热是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重要的外在特征。宗教极端主义用一些偏执、无限扩大化、绝对化的观点来诠释某一宗教的信仰体系，煽动宗教狂热。研究显示，自1968年以来，有25％的恐怖组织至少部分地将其努力建立在宗教教育的基础之上。[8]在新疆，宗教极端势力总是把鼓吹“圣战”作为其煽动宗教狂热的依据以及达到其反动目的的手段，利用宗教的民族性和群众性作掩护，在宗教的旗帜下结成反动的政治势力。他们利用宗教狂热，把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引入所谓“圣战”的歧途，把民族和宗教混在一起。他们在鼓吹“振兴伊斯兰”的口号下，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婚姻和教育，煽动民族仇视，鼓吹新疆独立。宣称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一切问题都能通过战斗来解决，不但要与异教徒和无神论者进行战斗，而且要与穆斯林中的“叛教者”进行战斗。
3，宗教极端型恐怖分子往往利用信众对宗教的虔诚来从事恐怖犯罪活动，以实现自己的罪恶目的。例如，伊斯兰教对新疆维吾尔族群众影响深刻，孩子出生、取名、穆斯林成人礼、结婚、离世等都有特定的宗教礼仪及宗教来源，在日常生活中，不分男女老少都要过宗教性节日，进行做乃玛孜等宗教活动。对维吾尔族信众来说，伊斯兰教影响和支配着他们一生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由此，伊斯兰教信众大多形成了浓烈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在新疆南疆一些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交通、信息不畅，人们被封闭在狭小的社区圈内。这一切，使宗教的传统性、神秘性、盲目性、保守性、不宽容性和排他性更加突出，宗教感情极易被激发出来，容易被人利用。利用信众的宗教虔诚使该类犯罪具有相当大的煽动性和迷惑性。当有世俗的或非伊斯兰教的影响侵蚀社会结构时，恐怖主义就会表现出明显的宗教特征。
（三）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与相关犯罪的关系
恐怖主义的类型繁多，主要的有六类，即民族分离型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极右型恐怖主义、极左型恐怖主义、毒品及黑社会型恐怖主义和国际间谍型恐怖主义。[9]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与其他类型恐怖犯罪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是当今最主要的恐怖犯罪类型。1980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被某些美国学者认为是宗教极端恐怖主义泛滥的开端。但是，当时全球64个恐怖组织中仅有两个是宗教型的。而到了1994年，49个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中有1/3（16个）可被归纳为宗教极端主义类型。[10]可见，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是以上诸相关恐怖犯罪中最突出的类型。从1968年到现在，宗教型恐怖组织的活动能力和频率不断上升。特别是自“9 · 11”事件以来，可以说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世界所面临的最主要威胁[11]。
2，各类恐怖主义具有一定的融合性。毒品及黑社会型恐怖主义以及国际间谍型恐怖主义或多或少地与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有联系。在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活动中，宗教极端主义往往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随着宗教在中亚地区社会和政治生活各方面影响的日益增长，在政治极端主义增长的原因和条件中，宗教因素已变得越来越重要。有论者指出，“在考察恐怖主义在中亚的宗教根源时，必须记住恐怖主义在中亚的主要特征—融合性，即它与政治、宗教和犯罪恐怖主义交织在一起的特性。”[12]
（四）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与伊斯兰教关系辨正
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上述特征具有相当大的迷惑性，以至于西方一些国家认为伊斯兰教与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具有内在联系，加之一段时期以来穆斯林国家动乱频发，国际上由穆斯林实施的恐怖犯罪数量在增多，这导致一些学者的研究走向一个极端，即将穆斯林特别是亚裔穆斯林视为“敌人”，从而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敌人化”穆斯林的错误做法。
西方敌人化穆斯林的具体表现是：（1）对穆斯林实施没有根据的搜查（包括搜身）。英国《2000年恐怖主义法案》授权针对恐怖主义实施“无怀疑搜查”。英内政部部长黑泽尔·布里尔斯（Hazel Blears）评论说，反恐怖主义截停搜查措施被“过多地运用于穆斯林团体”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3]（2）对恐怖主义嫌疑犯实行未经审判之拘押。英国已经暂停实施《欧洲人权公约》所禁止的未经审判就予以监禁的条款。2005年“7·7”伦敦自杀式爆炸事件的突发，使英国政府延长了对恐怖犯罪嫌疑犯未经指控之拘押时限，从14天延到90天[14]（3）对穆斯林种族犯罪化与信仰犯罪化。警察对穆斯林的拦截搜查在增长，监禁、怀疑、分离行为在增多，这种犯罪化表现出早期的将非洲裔加勒比人犯罪化的许多特征[15]。从1989年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事件开始，到基地组织的出现，信仰伊斯兰教就被看作是潜在的恐怖主义象征。（4）对穆斯林犯罪人增加监禁刑的适用。英国内政部2003年报告指出，1993年至2002年间，穆斯林囚犯数的增长速度（161％）要远高于平均增长速度，而印度教囚犯数只是平均的增长速度（69％）。[16]
在西方，之所以会出现“敌人化”穆斯林的思想和做法，原因就是没有正确认识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内涵，为极端分子制造的假象所迷惑，误读了正宗伊斯兰教及其教义。伊斯兰教历史久远，是特定群体的精神追求。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犯罪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从宗教学知识论角度看，伊斯兰教有这样一些特点：（1）伊斯兰教是严格的一神教。伊斯兰教的“六信”[17]和“五功”[18]，都着眼于摆正人与主的关系，强化人的敬主意识。[19]伊斯兰教没有种族主义成分。（2）伊斯兰教要求人们不但敬主，而且还要爱人，要宽恕。爱人思想贯穿于伊斯兰教的经典中。爱人要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古兰经》记载：“当孝敬父母，当优待亲戚，当怜恤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当款待旅客，当款待奴仆。”（4:36）[20]（3）伊斯兰教还鼓励人们正确履行社会责任。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通过承担更加接近真主的某些精神的和社会的义务对真主加以回应。伊斯兰教鼓励通过帮助穷人来承担社会责任。
有观点认为伊斯兰教是“军事宗教”，“以剑征服的宗教”，穆斯林具有暴力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在伊斯兰教中战争是最后的手段，而且受到神圣律法所规定的严苛条件的制约。《古兰经》中允许战争的经文表明，战争只能作为击退侵略和铲除暴政的手段。即使西方以特定模式误译为“圣战”的吉哈德，也不是完全诉诸武力的意思。吉哈德意为“竭力奋斗”，有三种形式：一是“心的吉哈德”，是获取正确信条和从自我中去除有关这一信条的所有疑惑和误解的内在奋斗，是对信徒的命令和禁令，其引申含义包括从灵魂中清除低级欲望和获得高尚的品质。二是“舌的吉哈德”，这是通过讲道和着书立说之类针对邪恶以及错误的信念和行动的奋斗。这种形式的吉哈德以针对穆斯林中的离经叛道者为特征，但是也扩及不信者。三是“剑的吉哈德”。就像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也允许在自身及穆斯林群体面临人为的压迫残害和灭绝时保持自卫，或者代表那些被强迫驱离家园的人们作战，这就是吉哈德的最终形式，即消耗生命和财产的“剑的吉哈德”（又称“手的吉哈德”）。即使在“剑的吉哈德”这个层次，伊斯兰教也不允许杀戮无辜。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吉哈德是伊斯兰文化中激励穆斯林惩恶扬善、积极进取、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一种人生理念，表达的是一种修身养性、劝善戒恶，维护正义、扞卫真理，反抗压迫、保卫和平的积极精神。其广泛深刻的内涵，绝非西方话语“圣战”一词所能表述，更不是“极端主义”或“暴力恐怖”的同义词。需要指出的是，人们之所以会将“吉哈德”与“暴力”、“恐怖”联系在一起，是由于传统“东方学”的曲解以及西方话语霸权长期以来铺天盖地的刻意误导，而个别穆斯林对“吉哈德”基本精神的偏激理解和极端做法，也正好为这种误导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素材和口实。[21]
二，中亚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危害性
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是一种极为严重的反人类的犯罪，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与其它犯罪相结合，使得中亚五国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困苦。例如，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上万人无家可归，大约11.1万人逃难到国外，30多万人居无定所。[22]就中国新疆的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而言，其危害性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恐怖性极强并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
“东突”恐怖组织为代表的“三股势力”以中东、中亚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为精神支柱，以恐怖暴力、分裂、独立为手段，鼓吹建立体现“真主意志”的伊斯兰教的“完美的生活方式”，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理想的社会制度”，煽动并实施分裂国家的暴力恐怖犯罪。他们利用宗教感情和民族感情，蒙骗群众，扬言“消灭异教徒”、“杀一个异教徒可以上天堂”，煽动宗教狂热和民族仇视。他们在特定或者不特定的场所，以秘密或公开的方式实施杀人、放火、爆炸、投毒等暴力犯罪活动，制造恐怖，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正常发展。
在宗教极端分子的煽动蛊惑下，新疆的三股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呈扩大化趋势。被煽动加人恐怖阵营的不仅有新疆的刑事犯罪分子，而且有抱着“美好愿望”且“虔诚”的穆斯林。“东突”犯罪分子还纠集、拉拢自己的亲戚朋友、商人、经学院教师和学生以及社会游民加人恐怖组织。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东突”恐怖势力在我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死亡，440多人受伤。[23]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更是造成上百无辜群众死亡，近千人受伤。爆炸、暗杀、绑架、劫机等暴力行为往往引起强烈的精神、心理刺激反映，产生恐惧心理，造成恐慌状态。此外，极端分子将宗教教义极端化，使上当受骗的信众完全脱离现世生活，完全依赖于“真主”，怠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几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得新疆特定地区的社会生活停滞不前。
（二）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和腐蚀性
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披着宗教的外衣，利用群众的弱点，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例如，1996年来自新疆区内的“东突”组织代表在和田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伊斯兰真主党”，打着所谓“维护人权、宗教自由和维护少数民族利益”的旗号，编造中国政府打击少数民族的谎言，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当地党员干部当作与伊斯兰教对立的“异教徒”残忍杀害。宗教极端势力把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污蔑为汉族人的“殖民统治”，把计划生育政策歪曲为“种族灭绝”，把“双语教育”污蔑为“文化灭绝”，把国家对新疆的开发诋毁为“资源掠夺”。他们秘密建立极端宗教组织，以讲经名义进行所谓的“圣战”和分裂国家的宣传，以宗教的名义发展成员，以“殉教”的精神培植暴力恐怖分子。由于宗教极端分子进行恐怖活动犯罪时打着宗教的旗号，喊着蛊惑人心的口号，使一些本无犯罪动机和思想的群众也参与进去，尽管具有一定的盲从性，但危害性极大。
（三）导致非法宗教活动泛滥并危及宗教的正常发展
犯罪分子私办集体宗教活动、非法组织朝觐、私办地下经文学校、地下讲经点等非法宗教活动，打着维护宗教自由的幌子，以威胁、孤立和打击等手段，强迫群众参加宗教活动。非法宗教活动的泛滥，为“三股势力”利用宗教破坏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进行犯罪提供了温床和土壤，也使得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恐怖犯罪与该被利用的宗教相联系，一般人难以区分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正宗伊斯兰教的关系，影响了宗教的正常发展，也导致西方反恐实践中出现了“敌人化”穆斯林的错误做法。
三，中亚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成因
“无论哪种犯罪，从最轻微的到最残忍的犯罪，都不外乎是犯罪者的生理状态，其所处的自然条件和其出生、生活或工作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24]恐怖主义犯罪是犯罪的一种类型，解释一般犯罪原因的理论对于恐怖主义犯罪也是适用的。但是中亚地区各国具有自身的区域性的特点和因素，就中亚五国而言，“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冷战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立所抑制的宗教问题凸显出来。在冷战重灾区的中东、中亚，宗教极端恐怖主义在民族、领土、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迅速发展”，[25]中亚五国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中亚五国社会转型剧烈且产生认同危机
过去十年里，中亚国家都经历了由苏联解体所带来的深刻的经济和政治运动。中亚五国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社会分化严重，形成了意识形态真空，并导致整个社会的认同危机。前苏联的崩溃从各个方面加剧了中亚国家社会分裂，社会凝聚力减弱。随着国家权力的衰落，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也不断恶化。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反对派和伊斯兰极端分子企图利用民众与政府间的矛盾挑起事端以实现“圣战”的目的，严重影响了社会和政治稳定。[26]中亚地区，种族、宗族和宗教的竞争也使世俗政权的合法性逐渐削弱。伊斯兰教在中亚作为一种传统宗教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人把伊斯兰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认同，它不仅能从意识上把他们统一起来，而且也可以把整个穆斯林世界统一起来。调查表明，97％的被问者表示相信真主，90％的成年人认为自己是穆斯林。但仅有13％的穆斯林声称是积极的信教者，19％为比较积极的信教者，59％的人说自己信教但不参加宗教活动。[27]
（二）武装冲突发展的内在逻辑之影响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世界格局被打破。中亚国家围绕能源供应和水资源利用问题不断产生纠纷，加上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地区性武装冲突不断发生，各国内战频繁。虽然冲突的双方都组成了常备军，但恐怖主义行动在冲突当中仍然是一种经常性的策略。在整个中亚的恐怖主义发展过程中，宗教组织最终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尤其是在塔吉克斯坦。这时期，大量的恐怖分子小组在塔吉克斯坦形成，恐怖分子训练营也建立起来。恐怖分子及受训者的数量达到数千人。恐怖组织还通过利用国外职业恐怖分子提供的服务，频繁采取复杂和熟练的军事行动。这些外国恐怖分子大部分来自沙特阿拉伯、苏丹和阿富汗，他们总共占反政府恐怖力量的40％到50％。 [28]随着“冲突”地区的扩大和地区战争紧张度的增加，参加战斗、恐怖活动和犯罪活动的塔吉克民众也大大增加。他们不仅形成了暴力思想，并且形成了稳固的团体和团体意识。因此，能够欣然接受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并实施相应的恐怖犯罪活动。
（三）贫穷与政府管理无效导致伊斯兰极端势力膨胀
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认为大众的贫穷是培养犯罪的最大基础，也是遗传素质所以变质的培养液。改善劳动阶级境况是最好和最有效的刑事政策。[29]中亚各国都面临如下问题：社会和经济局势恶化；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深感失望；部分政府机构的彻底腐败；缺乏有力的世俗运动；共产主义制度解体后“意识形态”出现真空。多年的经济困难局面造就了大量的社会边缘人，也造就了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运动骨干力量的贫民阶层。伊斯兰教政治影响的增强也是世俗政权管理无效的一个结果。当经济改革摇摆不前，大部分人跌到贫困线以下时，伊斯兰教作为当前政权的另一种选择的可信性就会上升。大多数伊扎布特组织成员为年轻人或无业者，由于缺乏机会，许多年轻人和情感易动者加入了伊扎布特组织。伊扎布特新的招募活动重点放在社会秩序、平等和支持贫困者等方面，他们相信这些符合哈里发国家制度要求。伊扎布特组织还利用冬季农民和牧民闲暇时期做工作改变他们的信仰，奠定自身的群众支持基础。讲座、研讨会或“经验（教训）”被认为是吸引新成员的最有效手段。据最近所拘捕的犯罪嫌疑人说，伊扎布特正在中亚地区不断扩大，包括教师、军官、政治家（尤其是那些他们的亲属被逮捕的政治家）和其他精英成员。
此外，一些在中东活跃多年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利用中亚社会转型所提供的“契机”，将中亚五国看作扩大本教派影响的“精神处女地”，不惜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在中亚各国传播建立大哈里发国家的伊斯兰政治思想，加大极端主义思想对中亚社会的渗透力度，推动中亚极端组织的活跃和发展。在中亚地区，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极端组织有上千个。其中最有影响的组织除了伊扎布特外，还有“乌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伊斯兰革命党”等。[30]这些组织利用各种手段和方式进行极端宗教思想的传播，甚至从事颠覆世俗政权的政治、军事活动，加剧了中亚五国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发展态势。
以上是对中亚五国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原因的概览，这些原因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共同导致了该类恐怖犯罪的产生与蔓延。在同处中亚地区的中国新疆，有人说“和田是恐怖犯罪的思想发源地，喀什是恐怖犯罪的训练基地，阿克苏是恐怖犯罪的前沿阵地”，这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真实性与可靠性，还有待考据。但这足以说明新疆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严重性。究其原因，大致也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伊斯兰哈里发运动的恶劣影响
阿以冲突久拖不决，阿拉伯人屡战屡败，严重伤害了穆斯林的宗教和民族感情，从而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温床之一[31]。克什米尔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曾讨论过建立一个地跨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中亚地区的新的伊斯兰政权的可能性。哈里发复兴运动和伊斯兰哈里发运动等一些新组织也在克什米尔宣告成立[32]他们提出建立跨国伊斯兰教和哈里发政治制度的思想。伊斯兰哈里发运动宣称：“伊斯兰不承认民族主义或领土爱国主义。基于种族、性别和民族主义的口号是错误的……真正的伊斯兰教思想是哈里发思想……克什米尔自己决定克什米尔未来的口号引发了罪恶，它歪曲了当前伊斯兰运动的性质，并将其缩减至仅仅是民主运动。”[33]尽管克什米尔的战乱最初是由查谟和克什米尔解放阵线（JKLF）为了追求所谓自由而发动的，然而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却出现了大量的以伊斯兰教法体系作为斗争目标的武装团体。伊斯兰协会及其好战派穆斯林圣战战士党以及妇女派的杜克塔兰组织、圣战者促进会、安拉之虎、伊斯兰贤哲会、白德尔运动、圣战军、乌马尔圣战者组织、穆斯林圣战者组织、伊斯兰学生联盟、齐亚之虎等各种各样的伊斯兰组织都宣称，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政治和经济实体的伊斯兰化，将克什米尔并入巴基斯坦，实现伊斯兰社团的统一和建立伊斯兰教法国家。激进的妇女组织杜克塔兰在1992年11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将克什米尔并入巴基斯坦是实现伊斯兰社团统一的第一步。克什米尔问题的任何其他解决方式都将是非伊斯兰的。由于我们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法国家，因此，伊斯兰社团的统一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34]
由于新疆独特的地理、地缘特点，在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屡屡受到国际反华势力的侵扰。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周边形势发生剧变，苏联解体、欧亚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车臣的分裂活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内战、伊斯兰世界极端宗教势力猖獗，加之国际敌对势力的蓄意渗透和破坏，这些都使新疆的“三股势力”进入活跃期，使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具有了极为复杂的国际背景，伊斯兰哈里发运动由此也影响到了新疆。一些外国宗教极端分子利用到中国旅行探亲或者做生意的机会，煽动当地人反对汉族人，提出“排汉”、“消灭异教徒”以及建立“东突伊斯兰共和国”等口号，他们打着伊斯兰教旗帜，宣扬“圣战”，甚至公开叫嚣建立独立的“东突伊斯兰共和国”。
（二）宗教的民族性与群众性被极端势力所利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以下简称“自治区监狱局课题组”）对“危安犯”[35]作了一个调查，“有以下两道调查题目：选题一：你认为在农村群众中，是乡村干部的威信高，还是阿訇、伊玛目的威信高？调查结果显示：回答村干部威信高的占28.57％，回答阿訇、伊玛目威信高的占71.43％。选题二：村民之间如果发生纠纷，是愿意找村干部解决，还是愿意找阿訇解决？调查结果显示：回答找村干部解决的占32.25％，回答找阿訇解决的占67.75％ 。”[36]结合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新疆，部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不健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对薄弱，基层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和管理水平不能适应反分裂斗争的需要，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对非法宗教活动存在不敢管、不想管、管不好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对广大群众的凝聚力，使“三股势力”的渗透有了可乘之机。极端势力利用宗教问题民族性和群众性的特点，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帜，利用各种社会热点问题，制造事端，裹挟、蒙蔽各民族群众，妄图使分裂主义问题社会化。
（三）极端宗教主义使产生认知错误的群众分不清宗教与法律的关系
笔者在新疆监狱调查期间，设计了一个题目：“你做梦梦见安拉命令你去放火烧掉一个房子，因为里面住了一些‘魔鬼’异教徒。你去烧还是不去？”这个问题针对一个维吾尔族服刑人员和一个回族服刑人员提出，前者回答说“如果在进监狱之前，我会去烧的”；后者保持沉默，态度模棱两可。这反映出在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下，部分群众产生了严重的认知缺陷，将宗教甚至幻想混同于现实。自治区监狱局课题组调查发现，在新疆的危安犯中存在一些幼稚而又严重的认知错误：“穆斯林开饭店，只要是门牌上有汉字就不能算是清真饭店，因为汉族人用过餐具”；“饭菜中放有酱油、醋的不算清真食物，内地产的水果不能吃，因为是汉族人制作和种植的”；“‘可乐’饮料不能喝，因为‘可乐’里含有酒精，教规里不允许喝酒”；“只要是汉族人制作的服装都不能穿，因为不清真”；“外国生产的‘耐克’牌鞋子不能穿，因为‘耐克’名字与穆斯林相克”；“衬衣、皮带、皮鞋只要商标上有动物图案都不能买”；“穆斯林上学男女要分开”；“《古兰经》以后生产的电脑、汽车、牙刷等都不能用，因为《古兰经》上没有规定”；“政府给我们盖抗震房是不行的，因为地震、刮风、人的生命等都是胡达安排的”；“杀一个异教徒等于朝觐三次，杀掉7个异教徒就可以升天”，等等。[37]
自治区监狱局课题组调查还发现，现在的在押危安犯大多数受社会宗教氛围的影响，对宗教知识的了解十分肤浅，他们盲目追随宗教狂热，以满足心灵的空虚，有些在私塾讲经点学习《古兰经》的，能把《古兰经》30卷114章的全部内容熟记、背诵得滚瓜烂熟，念经、祈祷（乃玛孜）都非常流利，但他们不懂阿拉伯文，只是死记硬背，盲目信仰，而对那些经文的意义，对宗教的真正内涵，特别是正确的东西、合理的内容却知之甚少。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版了《古兰经》的现代维吾尔语文本，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但是念经还是要求必须用阿拉伯文古文即《古兰经》的原文来背诵。这种情况对于那些年轻农民、辍学回家的文化水平低的孩子们来说，容易形成狭隘、错误的宗教观；有的人甚至曲解歪曲《古兰经》的原意，错误地认为对不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进行所谓“圣战”、残杀等等都是合理的，最后变成极端宗教分子、暴力恐怖分子。危安犯在捕前基本上对极端势力宣扬的“圣战”持支持态度，表示如在当时会参加；有一个危安犯在同民警谈话时坦承：“参加一次圣战，等于做六十年乃玛孜”。在自治区监狱局课题组的调研中，有18％的危安犯对此深信不疑，54％的危安犯在狱外听说过这样的宣传。[38]
四，中亚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预防
关于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预防，必须建立在对宗教的科学认识，以及对宗教极端恐怖犯罪本质及其特征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中亚五国采取措施，在预防恐怖犯罪方面做出了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促进经济发展、打击腐败、加大司法处罚力度、加强反恐军事力量等。[39]此外，中亚五国还侧重用法律手段来预防恐怖犯罪，例如吉尔吉斯斯坦2006年颁布了《反恐法案》；哈萨克斯坦1999年7月13日通过了《同恐怖主义斗争法》，2004年颁布了《反极端主义活动法》等。后者将极端主义分为“政治极端主义”、“民族极端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凸显了打击和预防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决心，值得我们借鉴。
就我国新疆而言，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预防实际上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预防宗教极端分子（势力）的产生，二是预防群众被宗教极端势力所利用。下面就这两个方面应采取的措施提出建议：
第一，认真对待宗教，实行正确的宗教政策。新疆60％以上的人口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群众大多信仰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宗教成为信教群众的精神寄托，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直面新疆的宗教问题，而不能走向极端—要么避而不谈宗教对少数民族生活的影响，要么粗暴对待宗教信仰问题。在这样的语境下，笔者主张将宗教分为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作为个人信仰的宗教与作为风俗习惯的宗教三类，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主要涉及政治范畴，涉及到教育、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国家事务，会成为别有用心的人实现政治阴谋的工具，应当加以规制。作为个人信仰自由的宗教是个人为了摆脱现世的痛苦而寻求的自我安慰或心灵的慰藉，有时候也是个人积极向上的思想动力。作为风俗习惯的宗教是指个人由于生存环境的因素而习以为常的行为，它是宗教礼仪在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化，是群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个人没有这种习惯，会被视为“另类”而遭到排斥。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民族干部做乃玛孜、参加带有宗教色彩的婚礼等看作是信仰宗教，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习惯。
第二，生活或者精神的困苦往往使人们到宗教中寻求慰藉，因此需要弘扬民族文化与教育人们正确认识宗教。要帮助群众用辛勤的劳动换取美好的生活，而不能依赖“安拉”的恩赐。历史说明，穆斯林曾经创造了灿烂的伊斯兰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穆斯林往往是敬业奉献的模范，热爱生活的模范，而不是相反。针对宗教教义的传播依靠的是人们的口口相传，往往产生以讹传讹的情况，要大力普及宗教基本知识，这样做可以使人们正确理解宗教教义和知识，避免盲从，防止民众成为宗教极端分子利用的工具。另外，在新疆很多地区，特别是南疆，由于存在语言障碍，工作难以有效开展。这就为宗教极端分子利用宗教愚弄群众、操纵群众以可乘之机。所以，必须大力普及普通话（汉语）。
第三，普及科学知识，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素养。宗教极端势力在南疆发展很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地区文盲率很高，科学教育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因此，所谓的口口相传的“宗教知识”，就成了人们的精神食粮。如果这少得可怜的“精神食粮”再被宗教极端势力所玷污，就会很容易被宗教极端势力迷惑而成为犯罪工具。在南疆，还有很多群众把教育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事情，甚至认为是违反上帝旨意的事情，抵制孩子接受世俗教育，宁愿去地下经文学校。他们认为学了经文，可以成为“阿訇”，可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而接受正规教育的重要性没有获得认同。因此，有必要大力培育和扶植当地发展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提高教师的福利待遇等。
第四，急需抓好当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与恐怖极端势力争夺青少年应当成为新疆反恐的一个重要方面。极端势力把目光和精力投向了青少年，不惜一切地腐蚀、拉拢、控制青少年的灵魂与肉体。必须谨慎而又积极地采取措施，将这些孩子们争取过来。据调查，在新疆，由于家庭和周边环境的耳濡目染，多数人很小就对自己是“穆斯林”这一身份有了认知，相关的宗教礼仪逐渐成为其自觉的行为，在思想上形成了初步的宗教意识[40]。所以，我们必须直面这样的现实，保证未成年人接触到的是真、善、美的东西，教育他们正确认识宗教，正如《儿童权利公约》所规定的，不仅要培养儿童对其自身文化、语言和价值观的认同，还要培养儿童对人权、基本自由以及对其它族裔、宗教群体等之间谅解、和平、宽容、平等和友好的精神，在自由社会里过有责任感的生活。这是一项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工程。
第五，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增强抵御各种利益诱惑的能力，防止被极端势力所利用。在南疆，农村生产力落后，市场经济不发达，有些农村还处于贫困状态，这是非法宗教活动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原因。“特别是在南疆偏远地区、交通闭塞、集体经济薄弱的地方，扶贫济困的工作受到了很大限制。农民在遇到天灾人祸、生老病死等重大事情得不到关怀和帮助时，精神上极为脆弱，就容易被非法宗教分子引诱拉拢过去。”[41]所以必须大力发展落后民族地区的经济，鼓励民族群众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及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致富。新疆由于生态脆弱，在引导人们致富的时候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不能造成环境的破坏，不能盲目发展经济。此外，信教群众之所以容易被极端势力所利用，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与外界的隔绝，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世界的发展。所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适时地加快城市化特别是南疆城市化的进程，也是预防宗教极端型犯罪的重要途径。
【作者简介】
李瑞生，单位为新疆财经大学；马悦宸，单位为新疆警察学院。
【注释】
[1]关于“中亚”，学术界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197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的专家会议最终报告指出，“大中亚”的范围包括：“西起里海，东到大兴安岭；北至阿尔泰山、萨彦岭，南至喜马拉雅山。全部或部分地属于中亚地区的国家共7个，即阿富汗（北部）、中国（新疆、西藏、青海、甘肃河西走廊、宁夏、内蒙古）、印度（西北部）、伊朗（北部）、蒙古国、巴基斯坦（北部）和前苏联（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转引自杨恕：《俄语“中亚”一词含义的变化》，《西北史地》1998年第2期。）对于“小中亚”范围的界定，一般是指以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为中心，涵盖了当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五国。（参见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2]胡联合：《全球反恐论—恐怖主义何以发生与应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3]李慧智：《反恐学》，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4]古丽阿扎提·吐尔逊：《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5]王鸣鸣：《当代恐怖主义的类型》，载王逸舟等：《恐怖主义溯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6]张金平：《中东恐怖主义的历史演进》，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152页。
[7]王鸣鸣：《当代恐怖主义的类型》，载王逸舟等：《恐怖主义溯源》，第46页。
[8]Magnus Ranstorp, “Terrorism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0, No. 1,1996, pp. 41-62.
[9]胡联合：《全球反恐论—恐怖主义何以发生与应对》，第48页以下。
[10] Bruce Hoffman ,Inside Terror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 pp. 90-91.
[11]古丽阿扎提·吐尔逊：《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第165页。
[12][塔吉克斯坦]穆扎法尔·A．奥利莫夫：《中亚恐怖主义的宗教根源》，载《中亚和南亚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对中亚和南亚的挑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导言。
[13][英]麦克·马圭尔、罗德·摩根、罗伯特·赖纳等：《牛津犯罪学指南》，刘仁文、李瑞生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6页。
[14][英]麦克·马圭尔、罗德·摩根、罗伯特·赖纳等：《牛津犯罪学指南》，第178页。
[15][英]麦克·马圭尔、罗德·摩根、罗伯特·赖纳等：《牛津犯罪学指南》，第125页。
[16][英]麦克·马圭尔、罗德·摩根、罗伯特·赖纳等：《牛津犯罪学指南》，第125页。
[17]六信：信安拉、信“天使”、信《古兰经》及以前的诸经典、信穆罕默德为“封印使者”及其之前的诸使者、信人死后要复活及要接受末日审判、信一切皆为安拉“前定”。
[18]“五功”是指“念功”、“拜功”、“斋功”、“课功”、“朝功”。
[19]马明良：《伊斯兰文明的历史轨迹与现实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3页。
[20]意为《古兰经》第4章第36节。具体参见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21]马明良：《伊斯兰文明的历史轨迹与现实走向》，第84页。
[22]参见国际调查委员会：《关于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事件的调查报告》，孙军、苗笋译，载《中南亚问题研究译丛（第二辑）》，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2011年12月印发，第115-116页。
[2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人民网，http://www. people. com. cn/GB/shizheng/3586/20020121/652705.html，访问时间：2013年1月10日。
[24][意]菲利：《实证犯罪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25]王鸣鸣：《当代恐怖主义的类型》，载王逸舟等：《恐怖主义溯源》，第46页。
[26]王冠宇：《中亚主要伊斯兰极端组织现状》，《国际资料信息》2005年第5期，转引自古丽阿扎提·吐尔逊：《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第200页。
[27]S. Wagner, Public Opinion in Tajikistan：1996,IFES:Washington, D. C. ,1997,p.75.
[28][塔吉克斯坦]穆扎法尔·A．奥利莫夫：《中亚恐怖主义的宗教根源》，载《中亚和南亚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对中亚和南亚的挑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5页。
[29]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360页。
[30]参见古丽阿扎提·吐尔逊：《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第209页。
[31]周燮藩：《宗教问题与恐怖主义》，载王逸舟等：《恐怖主义溯源》，第234页。
[32]Daily Alsafa, Srinagar, 13 March 1993.
[33]Daily Srinagar Times, 18 July 1993 cited in Riyaz Punjabi,Chrar-a-Sharif Tragedy: The Ideological Complicities, p. 45.
[34]Daily Afaq, Srinagar, 16 November 1992.
[35]即“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简称。在新疆，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大多是暴力恐怖犯罪分子，甚至主要是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分子。
[3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成因研究》，课题组2007年印发，第148页。
[3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成因研究》，第6页。
[3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成因研究》，第59-60页。
[39]参见古丽阿扎提·吐尔逊：《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第299-301页。
[4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成因研究》，第53页。
[4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成因研究》，第47页。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1期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Html/Article_77931.shtml
恐怖主义犯罪是当今世界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恐怖主义犯罪特别是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犯罪在全球滋生蔓延，严重危害了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社会稳定。为了切实有效地预防恐怖主义犯罪，有必要对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犯罪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一，中亚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概说
中亚[1]五国与中国新疆不仅在地理上连成一体，而且其间存在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民族等联系。这个地区的恐怖犯罪不但具有一些相同的特质，而且存在内在的联系，因而必须将它们做一个整体阐释。因此，本文的中亚主要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概念，是一种“中间意义上的中亚”，具体来说包括中亚五国以及中国新疆地区。
（一）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之界定
学界对于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有不同的界定。例如，“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是指带有明显宗教狂热色彩的或打着宗教旗号活动但又不是宗教组织的新兴教派或膜拜团体（主要是邪教）的狂热性而引发的恐怖主义活动。”[2]“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是指带有明显宗教狂热色彩的或打着宗教旗号的新兴教派或膜拜团体的狂热性引发的恐怖主义活动。”[3]“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是明显带有宗教狂热色彩或打着宗教旗号从事的恐怖活动。”[4]
这三个定义有共同之处，即都认为带有明显宗教狂热色彩的恐怖活动是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种定义将邪教恐怖主义涵括在内，而第二种定义虽然没有明示包括邪教恐怖主义，但从“膜拜团体”的表述看，似乎也涵括邪教恐怖主义。必须明确的是，邪教不是宗教，所以不宜将邪教恐怖主义纳入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之中。此外，前两种概念都有一点不够明确，即“打着宗教旗号活动但又不是宗教组织的新兴教派”的说法，既然肯定其是“教派”，又说其“打着宗教旗号”、“不是宗教组织”。对同一个事物既肯定又否定，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比较之下，第三种定义比较明确，但“打着宗教旗号”的界定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
笔者在这三种定义合理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恐怖主义犯罪的实际，认为所谓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是指带有明显宗教狂热色彩或者利用信众对宗教的虔诚而实施的恐怖犯罪活动，即宗教极端主义的现实化。宗教极端主义是“极端主义”与“宗教”的复合，是打着宗教旗号的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宣传的是对其他群体的不认同和憎恨，一般会导致暴力，甚至还可能采取恐怖主义的形式。持有极端主张的人或集团（笔者称之为“极端分子”或“极端势力”），往往从极端的方面解释宗教经典和宗教教义，并伴之以相应的极端行为，从事有预谋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阻碍社会发展。所以，宗教极端主义虽然带有“宗教”一词，但由于其极端性与暴力恐怖性，已经背叛了宗教宣扬的真、善、美的本质，已不是宗教，而是极端分子实现其罪恶目的的手段。宗教极端主义一般带有政治性，即极端分子为了实现其政治企图而对正统宗教的利用。从范围上看，“宗教极端恐怖主义决不限于中东地区和伊斯兰教，世界上几个主要宗教内部都有极端分子。”[5]调查发现，政治性的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在理论上宣扬“泛伊斯兰主义”，在信仰上强调“伊斯兰教教至上”，在政治上强调建立宗教政权，实行神权统治，在行动上煽动“暴力恐怖”，消灭异教徒。
（二）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特征
以“9·11”事件为标志，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全球泛滥。在中亚、俄罗斯、南亚、东南亚、中东、东非和北非、西欧、北美等地，该类恐怖活动极为频繁，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形成了全球网络和循环圈[6]总结世界上发生的涉及宗教极端主义的恐怖犯罪，可以看出该类犯罪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对某些宗教词语扭曲的解释往往赋予其恐怖活动正当的宗教色彩，从而使恐怖活动很少受道德规范约束。宗教极端型恐怖分子所追求的往往是超自然和来世的目的，“神”的精神和旨意使他们无节制的暴力恐怖行为得到了“合法化”的解释。这种“合法化”的解释使他们进行恐怖活动所受心理约束要弱得多。宗教极端型恐怖活动之所以经常造成巨大伤亡，源自他们的内心精神世界与外在世俗现实之间在价值体系、道德概念、世界观等方面的巨大不同。他们认为在现实状态下，暴力是达到神的心愿所必需的，自己信奉的是唯一真神，信仰不同者是异己乃至敌人[7]。
2，煽动宗教狂热是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重要的外在特征。宗教极端主义用一些偏执、无限扩大化、绝对化的观点来诠释某一宗教的信仰体系，煽动宗教狂热。研究显示，自1968年以来，有25％的恐怖组织至少部分地将其努力建立在宗教教育的基础之上。[8]在新疆，宗教极端势力总是把鼓吹“圣战”作为其煽动宗教狂热的依据以及达到其反动目的的手段，利用宗教的民族性和群众性作掩护，在宗教的旗帜下结成反动的政治势力。他们利用宗教狂热，把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引入所谓“圣战”的歧途，把民族和宗教混在一起。他们在鼓吹“振兴伊斯兰”的口号下，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婚姻和教育，煽动民族仇视，鼓吹新疆独立。宣称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一切问题都能通过战斗来解决，不但要与异教徒和无神论者进行战斗，而且要与穆斯林中的“叛教者”进行战斗。
3，宗教极端型恐怖分子往往利用信众对宗教的虔诚来从事恐怖犯罪活动，以实现自己的罪恶目的。例如，伊斯兰教对新疆维吾尔族群众影响深刻，孩子出生、取名、穆斯林成人礼、结婚、离世等都有特定的宗教礼仪及宗教来源，在日常生活中，不分男女老少都要过宗教性节日，进行做乃玛孜等宗教活动。对维吾尔族信众来说，伊斯兰教影响和支配着他们一生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由此，伊斯兰教信众大多形成了浓烈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在新疆南疆一些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交通、信息不畅，人们被封闭在狭小的社区圈内。这一切，使宗教的传统性、神秘性、盲目性、保守性、不宽容性和排他性更加突出，宗教感情极易被激发出来，容易被人利用。利用信众的宗教虔诚使该类犯罪具有相当大的煽动性和迷惑性。当有世俗的或非伊斯兰教的影响侵蚀社会结构时，恐怖主义就会表现出明显的宗教特征。
（三）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与相关犯罪的关系
恐怖主义的类型繁多，主要的有六类，即民族分离型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极右型恐怖主义、极左型恐怖主义、毒品及黑社会型恐怖主义和国际间谍型恐怖主义。[9]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与其他类型恐怖犯罪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是当今最主要的恐怖犯罪类型。1980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被某些美国学者认为是宗教极端恐怖主义泛滥的开端。但是，当时全球64个恐怖组织中仅有两个是宗教型的。而到了1994年，49个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中有1/3（16个）可被归纳为宗教极端主义类型。[10]可见，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是以上诸相关恐怖犯罪中最突出的类型。从1968年到现在，宗教型恐怖组织的活动能力和频率不断上升。特别是自“9 · 11”事件以来，可以说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世界所面临的最主要威胁[11]。
2，各类恐怖主义具有一定的融合性。毒品及黑社会型恐怖主义以及国际间谍型恐怖主义或多或少地与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有联系。在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活动中，宗教极端主义往往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随着宗教在中亚地区社会和政治生活各方面影响的日益增长，在政治极端主义增长的原因和条件中，宗教因素已变得越来越重要。有论者指出，“在考察恐怖主义在中亚的宗教根源时，必须记住恐怖主义在中亚的主要特征—融合性，即它与政治、宗教和犯罪恐怖主义交织在一起的特性。”[12]
（四）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与伊斯兰教关系辨正
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上述特征具有相当大的迷惑性，以至于西方一些国家认为伊斯兰教与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具有内在联系，加之一段时期以来穆斯林国家动乱频发，国际上由穆斯林实施的恐怖犯罪数量在增多，这导致一些学者的研究走向一个极端，即将穆斯林特别是亚裔穆斯林视为“敌人”，从而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敌人化”穆斯林的错误做法。
西方敌人化穆斯林的具体表现是：（1）对穆斯林实施没有根据的搜查（包括搜身）。英国《2000年恐怖主义法案》授权针对恐怖主义实施“无怀疑搜查”。英内政部部长黑泽尔·布里尔斯（Hazel Blears）评论说，反恐怖主义截停搜查措施被“过多地运用于穆斯林团体”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3]（2）对恐怖主义嫌疑犯实行未经审判之拘押。英国已经暂停实施《欧洲人权公约》所禁止的未经审判就予以监禁的条款。2005年“7·7”伦敦自杀式爆炸事件的突发，使英国政府延长了对恐怖犯罪嫌疑犯未经指控之拘押时限，从14天延到90天[14]（3）对穆斯林种族犯罪化与信仰犯罪化。警察对穆斯林的拦截搜查在增长，监禁、怀疑、分离行为在增多，这种犯罪化表现出早期的将非洲裔加勒比人犯罪化的许多特征[15]。从1989年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事件开始，到基地组织的出现，信仰伊斯兰教就被看作是潜在的恐怖主义象征。（4）对穆斯林犯罪人增加监禁刑的适用。英国内政部2003年报告指出，1993年至2002年间，穆斯林囚犯数的增长速度（161％）要远高于平均增长速度，而印度教囚犯数只是平均的增长速度（69％）。[16]
在西方，之所以会出现“敌人化”穆斯林的思想和做法，原因就是没有正确认识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内涵，为极端分子制造的假象所迷惑，误读了正宗伊斯兰教及其教义。伊斯兰教历史久远，是特定群体的精神追求。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犯罪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从宗教学知识论角度看，伊斯兰教有这样一些特点：（1）伊斯兰教是严格的一神教。伊斯兰教的“六信”[17]和“五功”[18]，都着眼于摆正人与主的关系，强化人的敬主意识。[19]伊斯兰教没有种族主义成分。（2）伊斯兰教要求人们不但敬主，而且还要爱人，要宽恕。爱人思想贯穿于伊斯兰教的经典中。爱人要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古兰经》记载：“当孝敬父母，当优待亲戚，当怜恤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当款待旅客，当款待奴仆。”（4:36）[20]（3）伊斯兰教还鼓励人们正确履行社会责任。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通过承担更加接近真主的某些精神的和社会的义务对真主加以回应。伊斯兰教鼓励通过帮助穷人来承担社会责任。
有观点认为伊斯兰教是“军事宗教”，“以剑征服的宗教”，穆斯林具有暴力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在伊斯兰教中战争是最后的手段，而且受到神圣律法所规定的严苛条件的制约。《古兰经》中允许战争的经文表明，战争只能作为击退侵略和铲除暴政的手段。即使西方以特定模式误译为“圣战”的吉哈德，也不是完全诉诸武力的意思。吉哈德意为“竭力奋斗”，有三种形式：一是“心的吉哈德”，是获取正确信条和从自我中去除有关这一信条的所有疑惑和误解的内在奋斗，是对信徒的命令和禁令，其引申含义包括从灵魂中清除低级欲望和获得高尚的品质。二是“舌的吉哈德”，这是通过讲道和着书立说之类针对邪恶以及错误的信念和行动的奋斗。这种形式的吉哈德以针对穆斯林中的离经叛道者为特征，但是也扩及不信者。三是“剑的吉哈德”。就像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也允许在自身及穆斯林群体面临人为的压迫残害和灭绝时保持自卫，或者代表那些被强迫驱离家园的人们作战，这就是吉哈德的最终形式，即消耗生命和财产的“剑的吉哈德”（又称“手的吉哈德”）。即使在“剑的吉哈德”这个层次，伊斯兰教也不允许杀戮无辜。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吉哈德是伊斯兰文化中激励穆斯林惩恶扬善、积极进取、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一种人生理念，表达的是一种修身养性、劝善戒恶，维护正义、扞卫真理，反抗压迫、保卫和平的积极精神。其广泛深刻的内涵，绝非西方话语“圣战”一词所能表述，更不是“极端主义”或“暴力恐怖”的同义词。需要指出的是，人们之所以会将“吉哈德”与“暴力”、“恐怖”联系在一起，是由于传统“东方学”的曲解以及西方话语霸权长期以来铺天盖地的刻意误导，而个别穆斯林对“吉哈德”基本精神的偏激理解和极端做法，也正好为这种误导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素材和口实。[21]
二，中亚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危害性
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是一种极为严重的反人类的犯罪，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与其它犯罪相结合，使得中亚五国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困苦。例如，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上万人无家可归，大约11.1万人逃难到国外，30多万人居无定所。[22]就中国新疆的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而言，其危害性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恐怖性极强并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
“东突”恐怖组织为代表的“三股势力”以中东、中亚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为精神支柱，以恐怖暴力、分裂、独立为手段，鼓吹建立体现“真主意志”的伊斯兰教的“完美的生活方式”，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理想的社会制度”，煽动并实施分裂国家的暴力恐怖犯罪。他们利用宗教感情和民族感情，蒙骗群众，扬言“消灭异教徒”、“杀一个异教徒可以上天堂”，煽动宗教狂热和民族仇视。他们在特定或者不特定的场所，以秘密或公开的方式实施杀人、放火、爆炸、投毒等暴力犯罪活动，制造恐怖，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正常发展。
在宗教极端分子的煽动蛊惑下，新疆的三股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呈扩大化趋势。被煽动加人恐怖阵营的不仅有新疆的刑事犯罪分子，而且有抱着“美好愿望”且“虔诚”的穆斯林。“东突”犯罪分子还纠集、拉拢自己的亲戚朋友、商人、经学院教师和学生以及社会游民加人恐怖组织。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东突”恐怖势力在我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死亡，440多人受伤。[23]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更是造成上百无辜群众死亡，近千人受伤。爆炸、暗杀、绑架、劫机等暴力行为往往引起强烈的精神、心理刺激反映，产生恐惧心理，造成恐慌状态。此外，极端分子将宗教教义极端化，使上当受骗的信众完全脱离现世生活，完全依赖于“真主”，怠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几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得新疆特定地区的社会生活停滞不前。
（二）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和腐蚀性
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披着宗教的外衣，利用群众的弱点，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例如，1996年来自新疆区内的“东突”组织代表在和田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伊斯兰真主党”，打着所谓“维护人权、宗教自由和维护少数民族利益”的旗号，编造中国政府打击少数民族的谎言，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当地党员干部当作与伊斯兰教对立的“异教徒”残忍杀害。宗教极端势力把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污蔑为汉族人的“殖民统治”，把计划生育政策歪曲为“种族灭绝”，把“双语教育”污蔑为“文化灭绝”，把国家对新疆的开发诋毁为“资源掠夺”。他们秘密建立极端宗教组织，以讲经名义进行所谓的“圣战”和分裂国家的宣传，以宗教的名义发展成员，以“殉教”的精神培植暴力恐怖分子。由于宗教极端分子进行恐怖活动犯罪时打着宗教的旗号，喊着蛊惑人心的口号，使一些本无犯罪动机和思想的群众也参与进去，尽管具有一定的盲从性，但危害性极大。
（三）导致非法宗教活动泛滥并危及宗教的正常发展
犯罪分子私办集体宗教活动、非法组织朝觐、私办地下经文学校、地下讲经点等非法宗教活动，打着维护宗教自由的幌子，以威胁、孤立和打击等手段，强迫群众参加宗教活动。非法宗教活动的泛滥，为“三股势力”利用宗教破坏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进行犯罪提供了温床和土壤，也使得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恐怖犯罪与该被利用的宗教相联系，一般人难以区分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正宗伊斯兰教的关系，影响了宗教的正常发展，也导致西方反恐实践中出现了“敌人化”穆斯林的错误做法。
三，中亚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成因
“无论哪种犯罪，从最轻微的到最残忍的犯罪，都不外乎是犯罪者的生理状态，其所处的自然条件和其出生、生活或工作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24]恐怖主义犯罪是犯罪的一种类型，解释一般犯罪原因的理论对于恐怖主义犯罪也是适用的。但是中亚地区各国具有自身的区域性的特点和因素，就中亚五国而言，“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冷战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立所抑制的宗教问题凸显出来。在冷战重灾区的中东、中亚，宗教极端恐怖主义在民族、领土、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迅速发展”，[25]中亚五国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中亚五国社会转型剧烈且产生认同危机
过去十年里，中亚国家都经历了由苏联解体所带来的深刻的经济和政治运动。中亚五国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社会分化严重，形成了意识形态真空，并导致整个社会的认同危机。前苏联的崩溃从各个方面加剧了中亚国家社会分裂，社会凝聚力减弱。随着国家权力的衰落，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也不断恶化。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反对派和伊斯兰极端分子企图利用民众与政府间的矛盾挑起事端以实现“圣战”的目的，严重影响了社会和政治稳定。[26]中亚地区，种族、宗族和宗教的竞争也使世俗政权的合法性逐渐削弱。伊斯兰教在中亚作为一种传统宗教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人把伊斯兰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认同，它不仅能从意识上把他们统一起来，而且也可以把整个穆斯林世界统一起来。调查表明，97％的被问者表示相信真主，90％的成年人认为自己是穆斯林。但仅有13％的穆斯林声称是积极的信教者，19％为比较积极的信教者，59％的人说自己信教但不参加宗教活动。[27]
（二）武装冲突发展的内在逻辑之影响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世界格局被打破。中亚国家围绕能源供应和水资源利用问题不断产生纠纷，加上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地区性武装冲突不断发生，各国内战频繁。虽然冲突的双方都组成了常备军，但恐怖主义行动在冲突当中仍然是一种经常性的策略。在整个中亚的恐怖主义发展过程中，宗教组织最终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尤其是在塔吉克斯坦。这时期，大量的恐怖分子小组在塔吉克斯坦形成，恐怖分子训练营也建立起来。恐怖分子及受训者的数量达到数千人。恐怖组织还通过利用国外职业恐怖分子提供的服务，频繁采取复杂和熟练的军事行动。这些外国恐怖分子大部分来自沙特阿拉伯、苏丹和阿富汗，他们总共占反政府恐怖力量的40％到50％。 [28]随着“冲突”地区的扩大和地区战争紧张度的增加，参加战斗、恐怖活动和犯罪活动的塔吉克民众也大大增加。他们不仅形成了暴力思想，并且形成了稳固的团体和团体意识。因此，能够欣然接受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并实施相应的恐怖犯罪活动。
（三）贫穷与政府管理无效导致伊斯兰极端势力膨胀
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认为大众的贫穷是培养犯罪的最大基础，也是遗传素质所以变质的培养液。改善劳动阶级境况是最好和最有效的刑事政策。[29]中亚各国都面临如下问题：社会和经济局势恶化；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深感失望；部分政府机构的彻底腐败；缺乏有力的世俗运动；共产主义制度解体后“意识形态”出现真空。多年的经济困难局面造就了大量的社会边缘人，也造就了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运动骨干力量的贫民阶层。伊斯兰教政治影响的增强也是世俗政权管理无效的一个结果。当经济改革摇摆不前，大部分人跌到贫困线以下时，伊斯兰教作为当前政权的另一种选择的可信性就会上升。大多数伊扎布特组织成员为年轻人或无业者，由于缺乏机会，许多年轻人和情感易动者加入了伊扎布特组织。伊扎布特新的招募活动重点放在社会秩序、平等和支持贫困者等方面，他们相信这些符合哈里发国家制度要求。伊扎布特组织还利用冬季农民和牧民闲暇时期做工作改变他们的信仰，奠定自身的群众支持基础。讲座、研讨会或“经验（教训）”被认为是吸引新成员的最有效手段。据最近所拘捕的犯罪嫌疑人说，伊扎布特正在中亚地区不断扩大，包括教师、军官、政治家（尤其是那些他们的亲属被逮捕的政治家）和其他精英成员。
此外，一些在中东活跃多年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利用中亚社会转型所提供的“契机”，将中亚五国看作扩大本教派影响的“精神处女地”，不惜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在中亚各国传播建立大哈里发国家的伊斯兰政治思想，加大极端主义思想对中亚社会的渗透力度，推动中亚极端组织的活跃和发展。在中亚地区，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极端组织有上千个。其中最有影响的组织除了伊扎布特外，还有“乌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伊斯兰革命党”等。[30]这些组织利用各种手段和方式进行极端宗教思想的传播，甚至从事颠覆世俗政权的政治、军事活动，加剧了中亚五国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发展态势。
以上是对中亚五国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原因的概览，这些原因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共同导致了该类恐怖犯罪的产生与蔓延。在同处中亚地区的中国新疆，有人说“和田是恐怖犯罪的思想发源地，喀什是恐怖犯罪的训练基地，阿克苏是恐怖犯罪的前沿阵地”，这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真实性与可靠性，还有待考据。但这足以说明新疆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严重性。究其原因，大致也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伊斯兰哈里发运动的恶劣影响
阿以冲突久拖不决，阿拉伯人屡战屡败，严重伤害了穆斯林的宗教和民族感情，从而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温床之一[31]。克什米尔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曾讨论过建立一个地跨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中亚地区的新的伊斯兰政权的可能性。哈里发复兴运动和伊斯兰哈里发运动等一些新组织也在克什米尔宣告成立[32]他们提出建立跨国伊斯兰教和哈里发政治制度的思想。伊斯兰哈里发运动宣称：“伊斯兰不承认民族主义或领土爱国主义。基于种族、性别和民族主义的口号是错误的……真正的伊斯兰教思想是哈里发思想……克什米尔自己决定克什米尔未来的口号引发了罪恶，它歪曲了当前伊斯兰运动的性质，并将其缩减至仅仅是民主运动。”[33]尽管克什米尔的战乱最初是由查谟和克什米尔解放阵线（JKLF）为了追求所谓自由而发动的，然而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却出现了大量的以伊斯兰教法体系作为斗争目标的武装团体。伊斯兰协会及其好战派穆斯林圣战战士党以及妇女派的杜克塔兰组织、圣战者促进会、安拉之虎、伊斯兰贤哲会、白德尔运动、圣战军、乌马尔圣战者组织、穆斯林圣战者组织、伊斯兰学生联盟、齐亚之虎等各种各样的伊斯兰组织都宣称，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政治和经济实体的伊斯兰化，将克什米尔并入巴基斯坦，实现伊斯兰社团的统一和建立伊斯兰教法国家。激进的妇女组织杜克塔兰在1992年11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将克什米尔并入巴基斯坦是实现伊斯兰社团统一的第一步。克什米尔问题的任何其他解决方式都将是非伊斯兰的。由于我们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法国家，因此，伊斯兰社团的统一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34]
由于新疆独特的地理、地缘特点，在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屡屡受到国际反华势力的侵扰。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周边形势发生剧变，苏联解体、欧亚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车臣的分裂活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内战、伊斯兰世界极端宗教势力猖獗，加之国际敌对势力的蓄意渗透和破坏，这些都使新疆的“三股势力”进入活跃期，使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具有了极为复杂的国际背景，伊斯兰哈里发运动由此也影响到了新疆。一些外国宗教极端分子利用到中国旅行探亲或者做生意的机会，煽动当地人反对汉族人，提出“排汉”、“消灭异教徒”以及建立“东突伊斯兰共和国”等口号，他们打着伊斯兰教旗帜，宣扬“圣战”，甚至公开叫嚣建立独立的“东突伊斯兰共和国”。
（二）宗教的民族性与群众性被极端势力所利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以下简称“自治区监狱局课题组”）对“危安犯”[35]作了一个调查，“有以下两道调查题目：选题一：你认为在农村群众中，是乡村干部的威信高，还是阿訇、伊玛目的威信高？调查结果显示：回答村干部威信高的占28.57％，回答阿訇、伊玛目威信高的占71.43％。选题二：村民之间如果发生纠纷，是愿意找村干部解决，还是愿意找阿訇解决？调查结果显示：回答找村干部解决的占32.25％，回答找阿訇解决的占67.75％ 。”[36]结合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新疆，部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不健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对薄弱，基层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和管理水平不能适应反分裂斗争的需要，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对非法宗教活动存在不敢管、不想管、管不好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对广大群众的凝聚力，使“三股势力”的渗透有了可乘之机。极端势力利用宗教问题民族性和群众性的特点，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帜，利用各种社会热点问题，制造事端，裹挟、蒙蔽各民族群众，妄图使分裂主义问题社会化。
（三）极端宗教主义使产生认知错误的群众分不清宗教与法律的关系
笔者在新疆监狱调查期间，设计了一个题目：“你做梦梦见安拉命令你去放火烧掉一个房子，因为里面住了一些‘魔鬼’异教徒。你去烧还是不去？”这个问题针对一个维吾尔族服刑人员和一个回族服刑人员提出，前者回答说“如果在进监狱之前，我会去烧的”；后者保持沉默，态度模棱两可。这反映出在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下，部分群众产生了严重的认知缺陷，将宗教甚至幻想混同于现实。自治区监狱局课题组调查发现，在新疆的危安犯中存在一些幼稚而又严重的认知错误：“穆斯林开饭店，只要是门牌上有汉字就不能算是清真饭店，因为汉族人用过餐具”；“饭菜中放有酱油、醋的不算清真食物，内地产的水果不能吃，因为是汉族人制作和种植的”；“‘可乐’饮料不能喝，因为‘可乐’里含有酒精，教规里不允许喝酒”；“只要是汉族人制作的服装都不能穿，因为不清真”；“外国生产的‘耐克’牌鞋子不能穿，因为‘耐克’名字与穆斯林相克”；“衬衣、皮带、皮鞋只要商标上有动物图案都不能买”；“穆斯林上学男女要分开”；“《古兰经》以后生产的电脑、汽车、牙刷等都不能用，因为《古兰经》上没有规定”；“政府给我们盖抗震房是不行的，因为地震、刮风、人的生命等都是胡达安排的”；“杀一个异教徒等于朝觐三次，杀掉7个异教徒就可以升天”，等等。[37]
自治区监狱局课题组调查还发现，现在的在押危安犯大多数受社会宗教氛围的影响，对宗教知识的了解十分肤浅，他们盲目追随宗教狂热，以满足心灵的空虚，有些在私塾讲经点学习《古兰经》的，能把《古兰经》30卷114章的全部内容熟记、背诵得滚瓜烂熟，念经、祈祷（乃玛孜）都非常流利，但他们不懂阿拉伯文，只是死记硬背，盲目信仰，而对那些经文的意义，对宗教的真正内涵，特别是正确的东西、合理的内容却知之甚少。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版了《古兰经》的现代维吾尔语文本，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但是念经还是要求必须用阿拉伯文古文即《古兰经》的原文来背诵。这种情况对于那些年轻农民、辍学回家的文化水平低的孩子们来说，容易形成狭隘、错误的宗教观；有的人甚至曲解歪曲《古兰经》的原意，错误地认为对不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进行所谓“圣战”、残杀等等都是合理的，最后变成极端宗教分子、暴力恐怖分子。危安犯在捕前基本上对极端势力宣扬的“圣战”持支持态度，表示如在当时会参加；有一个危安犯在同民警谈话时坦承：“参加一次圣战，等于做六十年乃玛孜”。在自治区监狱局课题组的调研中，有18％的危安犯对此深信不疑，54％的危安犯在狱外听说过这样的宣传。[38]
四，中亚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预防
关于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预防，必须建立在对宗教的科学认识，以及对宗教极端恐怖犯罪本质及其特征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中亚五国采取措施，在预防恐怖犯罪方面做出了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促进经济发展、打击腐败、加大司法处罚力度、加强反恐军事力量等。[39]此外，中亚五国还侧重用法律手段来预防恐怖犯罪，例如吉尔吉斯斯坦2006年颁布了《反恐法案》；哈萨克斯坦1999年7月13日通过了《同恐怖主义斗争法》，2004年颁布了《反极端主义活动法》等。后者将极端主义分为“政治极端主义”、“民族极端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凸显了打击和预防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决心，值得我们借鉴。
就我国新疆而言，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预防实际上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预防宗教极端分子（势力）的产生，二是预防群众被宗教极端势力所利用。下面就这两个方面应采取的措施提出建议：
第一，认真对待宗教，实行正确的宗教政策。新疆60％以上的人口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群众大多信仰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宗教成为信教群众的精神寄托，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直面新疆的宗教问题，而不能走向极端—要么避而不谈宗教对少数民族生活的影响，要么粗暴对待宗教信仰问题。在这样的语境下，笔者主张将宗教分为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作为个人信仰的宗教与作为风俗习惯的宗教三类，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主要涉及政治范畴，涉及到教育、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国家事务，会成为别有用心的人实现政治阴谋的工具，应当加以规制。作为个人信仰自由的宗教是个人为了摆脱现世的痛苦而寻求的自我安慰或心灵的慰藉，有时候也是个人积极向上的思想动力。作为风俗习惯的宗教是指个人由于生存环境的因素而习以为常的行为，它是宗教礼仪在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化，是群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个人没有这种习惯，会被视为“另类”而遭到排斥。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民族干部做乃玛孜、参加带有宗教色彩的婚礼等看作是信仰宗教，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习惯。
第二，生活或者精神的困苦往往使人们到宗教中寻求慰藉，因此需要弘扬民族文化与教育人们正确认识宗教。要帮助群众用辛勤的劳动换取美好的生活，而不能依赖“安拉”的恩赐。历史说明，穆斯林曾经创造了灿烂的伊斯兰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穆斯林往往是敬业奉献的模范，热爱生活的模范，而不是相反。针对宗教教义的传播依靠的是人们的口口相传，往往产生以讹传讹的情况，要大力普及宗教基本知识，这样做可以使人们正确理解宗教教义和知识，避免盲从，防止民众成为宗教极端分子利用的工具。另外，在新疆很多地区，特别是南疆，由于存在语言障碍，工作难以有效开展。这就为宗教极端分子利用宗教愚弄群众、操纵群众以可乘之机。所以，必须大力普及普通话（汉语）。
第三，普及科学知识，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素养。宗教极端势力在南疆发展很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地区文盲率很高，科学教育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因此，所谓的口口相传的“宗教知识”，就成了人们的精神食粮。如果这少得可怜的“精神食粮”再被宗教极端势力所玷污，就会很容易被宗教极端势力迷惑而成为犯罪工具。在南疆，还有很多群众把教育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事情，甚至认为是违反上帝旨意的事情，抵制孩子接受世俗教育，宁愿去地下经文学校。他们认为学了经文，可以成为“阿訇”，可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而接受正规教育的重要性没有获得认同。因此，有必要大力培育和扶植当地发展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提高教师的福利待遇等。
第四，急需抓好当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与恐怖极端势力争夺青少年应当成为新疆反恐的一个重要方面。极端势力把目光和精力投向了青少年，不惜一切地腐蚀、拉拢、控制青少年的灵魂与肉体。必须谨慎而又积极地采取措施，将这些孩子们争取过来。据调查，在新疆，由于家庭和周边环境的耳濡目染，多数人很小就对自己是“穆斯林”这一身份有了认知，相关的宗教礼仪逐渐成为其自觉的行为，在思想上形成了初步的宗教意识[40]。所以，我们必须直面这样的现实，保证未成年人接触到的是真、善、美的东西，教育他们正确认识宗教，正如《儿童权利公约》所规定的，不仅要培养儿童对其自身文化、语言和价值观的认同，还要培养儿童对人权、基本自由以及对其它族裔、宗教群体等之间谅解、和平、宽容、平等和友好的精神，在自由社会里过有责任感的生活。这是一项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工程。
第五，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增强抵御各种利益诱惑的能力，防止被极端势力所利用。在南疆，农村生产力落后，市场经济不发达，有些农村还处于贫困状态，这是非法宗教活动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原因。“特别是在南疆偏远地区、交通闭塞、集体经济薄弱的地方，扶贫济困的工作受到了很大限制。农民在遇到天灾人祸、生老病死等重大事情得不到关怀和帮助时，精神上极为脆弱，就容易被非法宗教分子引诱拉拢过去。”[41]所以必须大力发展落后民族地区的经济，鼓励民族群众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及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致富。新疆由于生态脆弱，在引导人们致富的时候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不能造成环境的破坏，不能盲目发展经济。此外，信教群众之所以容易被极端势力所利用，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与外界的隔绝，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世界的发展。所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适时地加快城市化特别是南疆城市化的进程，也是预防宗教极端型犯罪的重要途径。
【作者简介】
李瑞生，单位为新疆财经大学；马悦宸，单位为新疆警察学院。
【注释】
[1]关于“中亚”，学术界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197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的专家会议最终报告指出，“大中亚”的范围包括：“西起里海，东到大兴安岭；北至阿尔泰山、萨彦岭，南至喜马拉雅山。全部或部分地属于中亚地区的国家共7个，即阿富汗（北部）、中国（新疆、西藏、青海、甘肃河西走廊、宁夏、内蒙古）、印度（西北部）、伊朗（北部）、蒙古国、巴基斯坦（北部）和前苏联（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转引自杨恕：《俄语“中亚”一词含义的变化》，《西北史地》1998年第2期。）对于“小中亚”范围的界定，一般是指以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为中心，涵盖了当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五国。（参见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2]胡联合：《全球反恐论—恐怖主义何以发生与应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3]李慧智：《反恐学》，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4]古丽阿扎提·吐尔逊：《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5]王鸣鸣：《当代恐怖主义的类型》，载王逸舟等：《恐怖主义溯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6]张金平：《中东恐怖主义的历史演进》，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152页。
[7]王鸣鸣：《当代恐怖主义的类型》，载王逸舟等：《恐怖主义溯源》，第46页。
[8]Magnus Ranstorp, “Terrorism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0, No. 1,1996, pp. 41-62.
[9]胡联合：《全球反恐论—恐怖主义何以发生与应对》，第48页以下。
[10] Bruce Hoffman ,Inside Terror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 pp. 90-91.
[11]古丽阿扎提·吐尔逊：《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第165页。
[12][塔吉克斯坦]穆扎法尔·A．奥利莫夫：《中亚恐怖主义的宗教根源》，载《中亚和南亚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对中亚和南亚的挑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导言。
[13][英]麦克·马圭尔、罗德·摩根、罗伯特·赖纳等：《牛津犯罪学指南》，刘仁文、李瑞生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6页。
[14][英]麦克·马圭尔、罗德·摩根、罗伯特·赖纳等：《牛津犯罪学指南》，第178页。
[15][英]麦克·马圭尔、罗德·摩根、罗伯特·赖纳等：《牛津犯罪学指南》，第125页。
[16][英]麦克·马圭尔、罗德·摩根、罗伯特·赖纳等：《牛津犯罪学指南》，第125页。
[17]六信：信安拉、信“天使”、信《古兰经》及以前的诸经典、信穆罕默德为“封印使者”及其之前的诸使者、信人死后要复活及要接受末日审判、信一切皆为安拉“前定”。
[18]“五功”是指“念功”、“拜功”、“斋功”、“课功”、“朝功”。
[19]马明良：《伊斯兰文明的历史轨迹与现实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3页。
[20]意为《古兰经》第4章第36节。具体参见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21]马明良：《伊斯兰文明的历史轨迹与现实走向》，第84页。
[22]参见国际调查委员会：《关于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事件的调查报告》，孙军、苗笋译，载《中南亚问题研究译丛（第二辑）》，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2011年12月印发，第115-116页。
[2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人民网，http://www. people. com. cn/GB/shizheng/3586/20020121/652705.html，访问时间：2013年1月10日。
[24][意]菲利：《实证犯罪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25]王鸣鸣：《当代恐怖主义的类型》，载王逸舟等：《恐怖主义溯源》，第46页。
[26]王冠宇：《中亚主要伊斯兰极端组织现状》，《国际资料信息》2005年第5期，转引自古丽阿扎提·吐尔逊：《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第200页。
[27]S. Wagner, Public Opinion in Tajikistan：1996,IFES:Washington, D. C. ,1997,p.75.
[28][塔吉克斯坦]穆扎法尔·A．奥利莫夫：《中亚恐怖主义的宗教根源》，载《中亚和南亚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对中亚和南亚的挑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5页。
[29]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360页。
[30]参见古丽阿扎提·吐尔逊：《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第209页。
[31]周燮藩：《宗教问题与恐怖主义》，载王逸舟等：《恐怖主义溯源》，第234页。
[32]Daily Alsafa, Srinagar, 13 March 1993.
[33]Daily Srinagar Times, 18 July 1993 cited in Riyaz Punjabi,Chrar-a-Sharif Tragedy: The Ideological Complicities, p. 45.
[34]Daily Afaq, Srinagar, 16 November 1992.
[35]即“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简称。在新疆，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大多是暴力恐怖犯罪分子，甚至主要是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分子。
[3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成因研究》，课题组2007年印发，第148页。
[3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成因研究》，第6页。
[3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成因研究》，第59-60页。
[39]参见古丽阿扎提·吐尔逊：《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第299-301页。
[4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成因研究》，第53页。
[4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成因研究》，第47页。
“颜色革命”后中亚伊扎布特活动新趋向
作者：张煦
来源：《国际资料信息》2012年第9期
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7924
一、伊扎布特简况
“伊扎布特”系阿拉伯语音译，意为“伊斯兰解放党”，属逊尼派宗教政治组织，前身为“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分支机构，由“穆斯林兄弟会”的早期领袖之一、耶路撒冷伊斯兰教教法官塔吉纳？巴尼法拉斯蒂于1952年创建。该组织基本纲领是：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通过极端“拯救”式的暴力“圣战”，回归“纯正”的伊斯兰，建立哈里发王朝。该组织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一是国际性强。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复兴浪潮，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该组织已形成全球网络。其全球的领导中心在约旦，总部及最高立法机构领导委员会和印刷媒体中心哈里发出版社设在伦敦。二是有鲜明的政治性。有统一的政治行动纲领，有建立哈里发国家的制度，有征服全球的一整套组织机构和经济政策，有明晰的国家理论和建立联合酋长国的实施步骤。三是崇尚极端。伊扎布特认为人分为穆斯林和异教徒，强调两者间的“圣战”，把伊斯兰意识形态推向极端。他们否认国家现政权，不承认现政府，不接受现行的国家制度和法律法规，号召通过“圣战”，建立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四是组织严密。中央机构是伊扎布特委员会，其下层组织逐级为伊扎布特君主、伊扎布特君主部、玛扎里木宫廷、木依塔买德、纳基卜、加哈孜等。基层一般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由五至七人组成。①伊扎布特发展成员的标准和程序十分严格，注重成员思想信念的“坚定”和对组织的“忠诚”，强调“组织性”、“纪律性”。新成员的加人要经过学习、申请、考察、由老成员介绍、宣誓等过程。组织内部活动则常采取单线联系、暗号(代号)或秘语联系等开展，行踪诡秘。
二、中亚伊扎布特活动策略的调整
伊扎布特自20世纪90年代由中东传入中亚，目前已成为中亚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宗教极端组织。该组织以推翻世俗政权，建立世界“伊斯兰哈里发国家”为最终目标，被中亚各国列为非法宗教组织，禁止其在本国活动，并对其成员进行严厉打击。但自2005年吉尔吉斯发生“颜色革命”后，中亚各国政局不稳定因素逐年增加，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亚各国经济普遍发展缓慢，外债增多，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政治体制缺陷逐步凸现，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百姓生活水平下降，民族地区矛盾加剧，各国政府对政局的掌控力相对减弱。在这种情形下，伊扎布特乘机调整活动策略，加紧在中亚各国的宣传渗透，试图在中亚地区首先实现其所谓“哈里发国家”的突破。
1，宣传渗透活动进一步加强。
（1），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舆论战和意识形态战。互联网已成为伊扎布特的重要活动平台。该组织在互联网上构筑了一个庞大的哈里发虚拟世界，利用网络传递最新思想、情报信息和活动策略；在网上构建虚拟社区，为虚拟的网民和组织成员提供交流思想的阵地。据不完全统计，该组织旗下的网站已超过150个，其中在中国新疆周边国家和地区有20多个，用英语、阿拉伯语、俄语、德语、乌尔都语等十多种语言向外界发布信息。①在英国、巴基斯坦、苏丹等国家，伊扎布特还设立了公开的新闻发言人。一些媒体，如该组织的机关报《意识报》在德国出版的伊扎布特“喉舌”《影响》杂志，不断把自杀性恐怖分子作为“烈士”予以吹捧和宣传。伊扎布特在中亚各国进行渗透活动的有关宣传材料，就是从伊扎布特网站和有关国际媒体下载和编译的。2008年2月，哈萨克斯坦警方在阿克套拘捕了7名伊扎布特成员，从其住处查获2台电脑和大量宣传资料，其中有110本书籍及传单，400多本小册子和65张光盘。②2008年3月12日，塔吉克斯坦最高院新闻秘书索季罗娃宣布伊扎布特为极端组织，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将禁止一切宣传“伊斯兰解放党”的印刷品、音像制品流入塔吉克斯坦，并禁止浏览该组织网站。③
2011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警方在南部巴肯特地区没收了上百本极端主义思想的书籍、杂志、传单和光盘，其中记录有伊扎布特在国外举办会议的内容。④2011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对10名在乌境内借助互联网传播极端思想的伊扎布特成员进行审判。⑤2011年9月，为防止极端主义的侵扰，哈萨克斯坦屏蔽了51个宣传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境外网站，并将开始严格审查宗教书籍。⑥伊扎布特重视利用互联网发展组织关系和宣传其思想主张的原因有三：一是可借助国际社交平台，如推特，脸谱及各种博客网站这些成本低廉的宣传工具，与网站访问者、追随者展开互动，增强该组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二是在中亚各国对其严打的态势下，有利于该组织活动的隐蔽，使中亚各国管理执法部门不易发现和获取其成员犯罪证据；三是互联网可为其在中亚的渗透活动提供最为便利的途径。伊扎布特这一跨国宗教极端组织，拒绝承认政治疆域的合法性，它把互联网视为跨国活动的有效补充，伊扎布特通过这些网站不仅可在较短时间内获取大量的信息，而且可扩大印刷媒体的覆盖范围，有效弥补海关查禁其宣传品而不能及时传播的缺陷。
（2），组织宣传渗透力度进一步加大。近年来，伊扎布特以费尔干纳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最明显体现在其对哈萨克斯坦的宣传渗透上，而哈萨克斯坦一直以来被称为“中亚稳定岛”，是中亚地区恐怖主义组织和极端主义组织活动相对较少的国家。近年来，伊扎布特利用哈政府社会管控相对宽松，并且与乌、吉接壤等有利条件，派遣骨干分子进人哈萨克斯坦，既把它作为临时或长期的藏匿所，避开打击锋芒，又将它作为招募和培训新成员，策划和准备恐怖活动的新基地，组织活动范围从以前较为活跃的哈南部逐渐向哈中部和北部地区渗透，不仅在哈萨克人中吸收成员，也在俄罗斯人和其他欧洲族裔人群中发展成员。2006年，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机构在哈各地开展的清查伊扎布特专项行动中，缴获宣传宗教极端主义的传单25000张和700多册书籍，以及一些用于制作这些宣传品的电脑、复印机等设备。02008年哈萨克强力部门对伊扎布特极端组织在哈活动进行了严密监控。02011年9月哈萨克斯坦针对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加强了立法工作。③此外，在吉尔吉斯斯坦，伊扎布特组织的活动也已从南部向北部伊塞克湖州，纳伦州和楚河州蔓延。为了防范伊扎布特的渗透，2008年10月伊塞克湖州政府禁止达瓦宣讲团(伊斯兰传教士)成员在其境内从事传教活动，并逮捕了80名伊扎布特成员。④2010年1月吉尔吉斯斯坦警方在伊塞克湖州抓获6名伊扎布特成员，并从其居住地收缴了宣传极端主义的传单、DVD光盘、书籍及枪支。⑤
2，暴力恐怖化趋向日益明显。
伊扎布特组织曾声称“通过和平方式建立哈里发国家”，其活动决不诉诸武力，但从其近年的实际情况看并非如此。“9？11事件”后，中亚伊扎布特继续保持了与“基地”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密切联系，⑥并联合建立了“加玛艾提一伊扎布特”圣战组织，许多伊扎布特成员在中亚经过几年训练后加人了更加庞大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近年来，该组织逐渐朝恐怖主义方向发展，在中亚各国参与制造了一系列恐怖爆炸、武装袭击、危害治安案件。在2005年的安集延事件中，伊扎布特不但是事件的制造者，后来还同乌兹别克斯坦的人权组织、反对派一道在安集延试图煽动民众进行“街头政治”，⑦给当地人民群众、社会安定和政权带来了极大威胁。2006年5月，伊扎布特武装人员从塔吉克斯坦边界进人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打死3名吉边防军战士。⑧2008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诺卡特市1500名伊扎布特组织成员围攻区政府大楼，引发了骚乱。⑨同年12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在国家强力机关领导会议上称，宗教分离主义是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吉有关部门已查封30多个非法宗教极端组织窝点，并拘捕121名涉案人员。.2010年11月，哈萨克斯坦挫败伊扎布特企图对阿斯塔纳的国家机关及公共场所发动恐怖袭击的阴谋。！砂2011年6月，为防止拉丹死后伊扎布特可能发动的恐怖袭击，乌兹别克斯坦加强了安全保卫措施。交哆伊扎布特向暴力恐怖方向发展主要是由其政治目标的极端性质和推行“伊斯兰革命”手段所决定的。伊扎布特同当代各种类型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一样，其基本特征就是政治目标的极端性和实现目标手段的暴力化。伊扎布特认为，伊斯兰厌恶把自身局限在一种文化意识的范围内，因为这一点违背它的特性和最终目的，伊斯兰思想应该体现于群体之中，活生生的组织之间，实现在“运动”之内，这个“运动”就是伊斯兰“解放运动”，因为它所要推翻的世俗政府不会把政权拱手相让，所以暴力必然与之相伴。`3.伊扎布特提出的“非暴力和平抵抗运动”或“和平圣战”，只不过是掩盖其破坏活动的策略而已。究竟采取哪种策略，要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各国政策诸种条件与环境因素而进行选择，一旦它认为时机成熟，就很容易滋生出暴力活动。
3，思想宣传的欺骗性和煽动性进一步增强。
（1），通过宣扬政治目标来进行社会鼓动。伊扎布特在中亚地区宣扬其宗教极端思想时，更加重视宣传其政治目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国际战略研究所的}.3.米尔萨伊特夫在揭示中亚伊扎布特现阶段宣传特点时说，伊扎布特组织的目的“是建立中世纪的神权国家—哈里发，致力于将现代社会转变为伊斯兰式的生活方式……企图成为跨国组织，有一套既与传统伊斯兰教相区别，又与其他极端主义所不同的所谓‘伊斯兰教义’的阐释，并对其实现教法统治的政治主张作出结论性说明”。伊扎布特强调，只有通过伊斯兰“引领全人类”，推翻所有现行世俗政权，建立起统治全人类的大伊斯兰“哈里发国家”，才能恢复伊斯兰社会的“纯洁性”，去除现实生活中的腐化堕落等不良现象，建立起穆斯林的“兄弟情谊”。伊扎布特的这种主张在其2010年在费尔干纳地区散发的《路标》一书中有很好的说明。书中写道：“伊扎布特组织的目的是让伊斯兰以主宰的身份在全世界扩展，引导教徒民众同异教徒及其制度和思想意识进行斗争。”“决定全世界穆斯林命运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建立哈里发国家……哈里发国家将粉碎异端法律，建立和实行伊斯兰教义，将伊斯兰故土变为伊斯兰家园，将那里的社会变为伊斯兰社会。”①
（2），借助社会现实问题扩大组织影响。中亚国家长期以来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各国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社会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及西方“民主”干预等问题相互交织，社会稳定根基脆弱。而2008年金融危机则使得中亚各国高比例的失业人群、跨界民族、水资源等既有矛盾愈加突显，群众对生活的不满情绪及与政府的对立情绪都在增加，不少人对政府主导的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失去了信心。伊扎布特正是利用这个时机，加强了对社会经济平等、政治多元化、保障人权、消除贫困的宣传与呼吁，②甚至打着“改革”、消除腐败的旗号来招募成员。伊扎布特对当地群众进行诸如此类的煽动蛊惑，使相当数量的民众对其产生了认同感，获得了一些民众对其行动甚至暴力恐怖活动的宽容与同情，从而进一步的拓展了其生存的经济和社会土壤。吉尔吉斯斯坦伊扎布特组织成员及同情者的数量一直在稳步增加，2006-2008年该组织在吉的支持者人数增加了3倍，达到了15000人。③在吉尔吉斯斯坦执法机关执行抓捕伊扎布特分子任务时，一些地区的民众抵触情绪较强，有时甚至会发生民众围攻阻扰执法人员的情形，吉南部地区及伊塞克湖州的一些长老也对政府打击伊扎布特的行为持抵制态度。④塔吉克斯坦2010年全年共对158名伊扎布特成员进行了宣判，而仅塔索格特州2011年3，4月就审判了22名该组织成员，伊扎布特组织成员数量有了明显上升。⑤
4，实行以青年人为重点的多元化组织发展策略。
近年来，中亚伊扎布特组织在对以往策略进行总结后认为，下层民众是依靠对象，虽不易成为组织骨干，但可以成为伊扎布特的社会基础；促进“伊斯兰革命”和实现伊扎布特的“夺取政权”目标，靠的不仅是一般群众和其滋生的土壤，更重要的是依靠“一小群真正的精英”，这些人或者在政府机关任过职，拥有丰富经验，或者可以通过学术研究、学术争鸣，加快传播其极端思想。为此，伊扎布特不断谋求青年人为重点的多元化组织发展策略，以求实现其以点带面、扩大组织政治影响的目标。策略的新变化给伊扎布特组织结构带来了“两个增加”：一是该组织骨干成员的增加。该组织成员主要由当地社会贫困阶层构成。2005年以后，该组织不断谋求成员结构多元化，提出要从国家机关、院校、军队等知识阶层加大发展骨干成员的力度，向国家部门渗透，争取精英人物的支持和同情。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海关，哈萨克斯坦媒体和议会，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和政府成为其主要渗透对象。从近几年中亚各国抓获的伊扎布特成员知识结构和作案手段来看，其组织骨干成员的知识层次、人员数量和行动力都有了明显提升。①二是伊扎布特成员年轻化明显。以青年为其组织发展的重点，特别是以大中院校的学生为重点，是这一国际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发展蔓延的突出特点。从中亚伊扎布特组织成员年龄结构看，青年人占绝大多数，其中青年教师和学生占的比例尤为突出。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伊扎布特的核心—年轻成员的数量正在上升。②伊扎布特注重对“塔里甫”(学经人员)的培养，已着手把巧岁以下的学经人员置于该组织发展范围内。在2007年乌兹别克斯坦警方查获的一处地下教经学校里，有40余名学经的青少年在那里接受伊扎布特的“洗脑”。2009年哈萨克斯坦内务部在对全国各大中院校及经学院的清查中发现，男性留大胡子、女性蒙面人数明显增多，其中大部分人接受了伊扎布特组织的思想。③
三、伊扎布特活动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目前伊扎布特在中亚地区约有15-20万名成员，已成为中亚最大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和主要的恐怖势力。④随着自身势力在中亚的坐大，该组织也加紧了对中国西部边境的渗透。2007年下半年，伊扎布特英国总部开始将中国新疆地区列人其国际伊扎布特的总体布局，通过其在中亚组织的网站，发布涉及新疆打击伊扎布特的信息，把中国新疆纳人其重点渗透活动区域，渗透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剧。
一是对新疆“文宣武扰”活动日趋活跃。近年来，随着中亚伊扎布特组织活动的日益猖撅，新疆地区伊扎布特活动也趋于频繁。在宣传策略上，伊扎布特利用新疆社会矛盾中的“热点”问题编造谎言，提供其所谓思想正确性的“依据”，极力宣扬反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宗教至上论”，反汉排汉的“异教徒论”，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哈拉木论”，制造宗教狂热和社会动乱的“圣战论”。仅2008年，中国公安部门就查处非法讲经场所300多处，其中部分属于伊扎布特组织成员所为。⑤在和田市警方查获的伊扎布特《以圣人圣慈的真主之名开始》宣传品中写道，“要对非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地方(新疆)推行伊斯兰革命”，“对不属于伊斯兰政权的任何地方，无论其人口是穆斯林的还是非穆斯林的，都要进行圣战和武装斗争”。在实施手段上，伊扎布特活动的暴力化倾向愈发明显。伊扎布特十分注重搜集中国的党政情报信息，图谋利用社会热点问题和敏感事件，组织“街头政治”，煽动群众与政府对抗，推动“颜色革命”。如2007年乌鲁木齐“7”27“暴力袭警案，2008年“圣战”培训班案等就是很好的例证。在近些年新疆公安机关侦破的暴力恐怖团伙案中，与伊扎布特直接关联的占1/30。
二是与“东突”势力⑥合流趋势明显加强。伊扎布特重视与东突势力建立联系，积极向其宣传伊扎布特的思想主张，企图借此吸纳、整合“三股势力”各组织及其成员，使其作为实现伊扎布特目标的“马前卒”，以达到掩护该组织活动的目的。伊扎布特曾唆使名为“伊塔艾提”(引申译为“忠诚”)的民族分裂组织在一些地方大肆煽动民众“不遵守政府的法律法规，不服从政府的行政管理，不缴纳税收，只服从安拉的旨意”等，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伊扎布特利用“三股势力”的民族分裂需求，嫁接宗教极端主义，鼓吹宗教政治化，实现在新疆的本土化；“东突”势力也以伊扎布特的组织活动作为载体，把民族分裂思想宗教化，鼓吹暴力“圣战”。“东突”势力在总结这些年来屡屡失败的教训后认为，伊扎布特思想传播方式和组织发展形式是迄今最为成功和有效的，应该积极借鉴、利用和效仿。一些“东突”分子也开始学习伊扎布特，仿效该组织的模式进行活动，有的愿意接受该组织的整合，主动将自己纳人该组织体系之中，改头换面进行活动，其中一些“东突”恐怖分子就是在伊扎布特设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的训练营里进行培训的。①
三是内外联动趋势进一步增强。利用现代传媒特别是互联网这一方式进行内外勾联，是伊扎布特组织在新疆进一步扩张势力、扩大其思想影响的一个基本趋势。近几年，新疆警方多次侦破该组织通过互联网进行内外勾联的案件。新疆警方侦破的该组织名为“哈扎}gm电子信箱”就是典型例证。中亚伊扎布特通过该邮箱向其新疆各分支机构发送指令和进行宣传，指导它们开展活动，而新疆各分支机构也均通过该邮箱汇报各自的活动情况。Zoos年新疆伊扎布特与境外遥相呼应，传播反动音像视频资料和制爆技术，煽动开展“圣战”，图谋对北京奥运会实施恐怖破坏。Zoos年“g.12}}疏勒县治安卡点杀人案就是一起在中亚“加玛艾提一伊扎布特”组织操纵下，由境内暴恐团伙实施的暴力恐怖案件。伊扎布特背后的西方国家政策因素也不容忽视。目前在一些西方国家也有伊扎布特，比如英国就允许该组织在伦敦设立总部。“9？11事件”后，除德国对该组织采取禁止其在本国活动政策外，欧美国家普遍采取双重标准，利用伊扎布特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通过设立的一些非政府基金会对其进行资助并加以控制，企图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这也刺激和催发了伊扎布特在新疆的渗透。此外，伊扎布特的活动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2011年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开始的“阿拉伯之春”，使得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力量重新抬头，未来“双泛”(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很有可能会在中东、北非、南欧甚至中亚等地区再次兴起，其产生的影响也必然会给中亚地区伊扎布特带来示范效应，从而对中国西部边境形成新的威胁。③
来源：《国际资料信息》2012年第9期
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7924
一、伊扎布特简况
“伊扎布特”系阿拉伯语音译，意为“伊斯兰解放党”，属逊尼派宗教政治组织，前身为“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分支机构，由“穆斯林兄弟会”的早期领袖之一、耶路撒冷伊斯兰教教法官塔吉纳？巴尼法拉斯蒂于1952年创建。该组织基本纲领是：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通过极端“拯救”式的暴力“圣战”，回归“纯正”的伊斯兰，建立哈里发王朝。该组织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一是国际性强。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复兴浪潮，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该组织已形成全球网络。其全球的领导中心在约旦，总部及最高立法机构领导委员会和印刷媒体中心哈里发出版社设在伦敦。二是有鲜明的政治性。有统一的政治行动纲领，有建立哈里发国家的制度，有征服全球的一整套组织机构和经济政策，有明晰的国家理论和建立联合酋长国的实施步骤。三是崇尚极端。伊扎布特认为人分为穆斯林和异教徒，强调两者间的“圣战”，把伊斯兰意识形态推向极端。他们否认国家现政权，不承认现政府，不接受现行的国家制度和法律法规，号召通过“圣战”，建立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四是组织严密。中央机构是伊扎布特委员会，其下层组织逐级为伊扎布特君主、伊扎布特君主部、玛扎里木宫廷、木依塔买德、纳基卜、加哈孜等。基层一般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由五至七人组成。①伊扎布特发展成员的标准和程序十分严格，注重成员思想信念的“坚定”和对组织的“忠诚”，强调“组织性”、“纪律性”。新成员的加人要经过学习、申请、考察、由老成员介绍、宣誓等过程。组织内部活动则常采取单线联系、暗号(代号)或秘语联系等开展，行踪诡秘。
二、中亚伊扎布特活动策略的调整
伊扎布特自20世纪90年代由中东传入中亚，目前已成为中亚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宗教极端组织。该组织以推翻世俗政权，建立世界“伊斯兰哈里发国家”为最终目标，被中亚各国列为非法宗教组织，禁止其在本国活动，并对其成员进行严厉打击。但自2005年吉尔吉斯发生“颜色革命”后，中亚各国政局不稳定因素逐年增加，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亚各国经济普遍发展缓慢，外债增多，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政治体制缺陷逐步凸现，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百姓生活水平下降，民族地区矛盾加剧，各国政府对政局的掌控力相对减弱。在这种情形下，伊扎布特乘机调整活动策略，加紧在中亚各国的宣传渗透，试图在中亚地区首先实现其所谓“哈里发国家”的突破。
1，宣传渗透活动进一步加强。
（1），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舆论战和意识形态战。互联网已成为伊扎布特的重要活动平台。该组织在互联网上构筑了一个庞大的哈里发虚拟世界，利用网络传递最新思想、情报信息和活动策略；在网上构建虚拟社区，为虚拟的网民和组织成员提供交流思想的阵地。据不完全统计，该组织旗下的网站已超过150个，其中在中国新疆周边国家和地区有20多个，用英语、阿拉伯语、俄语、德语、乌尔都语等十多种语言向外界发布信息。①在英国、巴基斯坦、苏丹等国家，伊扎布特还设立了公开的新闻发言人。一些媒体，如该组织的机关报《意识报》在德国出版的伊扎布特“喉舌”《影响》杂志，不断把自杀性恐怖分子作为“烈士”予以吹捧和宣传。伊扎布特在中亚各国进行渗透活动的有关宣传材料，就是从伊扎布特网站和有关国际媒体下载和编译的。2008年2月，哈萨克斯坦警方在阿克套拘捕了7名伊扎布特成员，从其住处查获2台电脑和大量宣传资料，其中有110本书籍及传单，400多本小册子和65张光盘。②2008年3月12日，塔吉克斯坦最高院新闻秘书索季罗娃宣布伊扎布特为极端组织，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将禁止一切宣传“伊斯兰解放党”的印刷品、音像制品流入塔吉克斯坦，并禁止浏览该组织网站。③
2011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警方在南部巴肯特地区没收了上百本极端主义思想的书籍、杂志、传单和光盘，其中记录有伊扎布特在国外举办会议的内容。④2011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对10名在乌境内借助互联网传播极端思想的伊扎布特成员进行审判。⑤2011年9月，为防止极端主义的侵扰，哈萨克斯坦屏蔽了51个宣传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境外网站，并将开始严格审查宗教书籍。⑥伊扎布特重视利用互联网发展组织关系和宣传其思想主张的原因有三：一是可借助国际社交平台，如推特，脸谱及各种博客网站这些成本低廉的宣传工具，与网站访问者、追随者展开互动，增强该组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二是在中亚各国对其严打的态势下，有利于该组织活动的隐蔽，使中亚各国管理执法部门不易发现和获取其成员犯罪证据；三是互联网可为其在中亚的渗透活动提供最为便利的途径。伊扎布特这一跨国宗教极端组织，拒绝承认政治疆域的合法性，它把互联网视为跨国活动的有效补充，伊扎布特通过这些网站不仅可在较短时间内获取大量的信息，而且可扩大印刷媒体的覆盖范围，有效弥补海关查禁其宣传品而不能及时传播的缺陷。
（2），组织宣传渗透力度进一步加大。近年来，伊扎布特以费尔干纳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最明显体现在其对哈萨克斯坦的宣传渗透上，而哈萨克斯坦一直以来被称为“中亚稳定岛”，是中亚地区恐怖主义组织和极端主义组织活动相对较少的国家。近年来，伊扎布特利用哈政府社会管控相对宽松，并且与乌、吉接壤等有利条件，派遣骨干分子进人哈萨克斯坦，既把它作为临时或长期的藏匿所，避开打击锋芒，又将它作为招募和培训新成员，策划和准备恐怖活动的新基地，组织活动范围从以前较为活跃的哈南部逐渐向哈中部和北部地区渗透，不仅在哈萨克人中吸收成员，也在俄罗斯人和其他欧洲族裔人群中发展成员。2006年，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机构在哈各地开展的清查伊扎布特专项行动中，缴获宣传宗教极端主义的传单25000张和700多册书籍，以及一些用于制作这些宣传品的电脑、复印机等设备。02008年哈萨克强力部门对伊扎布特极端组织在哈活动进行了严密监控。02011年9月哈萨克斯坦针对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加强了立法工作。③此外，在吉尔吉斯斯坦，伊扎布特组织的活动也已从南部向北部伊塞克湖州，纳伦州和楚河州蔓延。为了防范伊扎布特的渗透，2008年10月伊塞克湖州政府禁止达瓦宣讲团(伊斯兰传教士)成员在其境内从事传教活动，并逮捕了80名伊扎布特成员。④2010年1月吉尔吉斯斯坦警方在伊塞克湖州抓获6名伊扎布特成员，并从其居住地收缴了宣传极端主义的传单、DVD光盘、书籍及枪支。⑤
2，暴力恐怖化趋向日益明显。
伊扎布特组织曾声称“通过和平方式建立哈里发国家”，其活动决不诉诸武力，但从其近年的实际情况看并非如此。“9？11事件”后，中亚伊扎布特继续保持了与“基地”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密切联系，⑥并联合建立了“加玛艾提一伊扎布特”圣战组织，许多伊扎布特成员在中亚经过几年训练后加人了更加庞大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近年来，该组织逐渐朝恐怖主义方向发展，在中亚各国参与制造了一系列恐怖爆炸、武装袭击、危害治安案件。在2005年的安集延事件中，伊扎布特不但是事件的制造者，后来还同乌兹别克斯坦的人权组织、反对派一道在安集延试图煽动民众进行“街头政治”，⑦给当地人民群众、社会安定和政权带来了极大威胁。2006年5月，伊扎布特武装人员从塔吉克斯坦边界进人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打死3名吉边防军战士。⑧2008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诺卡特市1500名伊扎布特组织成员围攻区政府大楼，引发了骚乱。⑨同年12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在国家强力机关领导会议上称，宗教分离主义是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吉有关部门已查封30多个非法宗教极端组织窝点，并拘捕121名涉案人员。.2010年11月，哈萨克斯坦挫败伊扎布特企图对阿斯塔纳的国家机关及公共场所发动恐怖袭击的阴谋。！砂2011年6月，为防止拉丹死后伊扎布特可能发动的恐怖袭击，乌兹别克斯坦加强了安全保卫措施。交哆伊扎布特向暴力恐怖方向发展主要是由其政治目标的极端性质和推行“伊斯兰革命”手段所决定的。伊扎布特同当代各种类型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一样，其基本特征就是政治目标的极端性和实现目标手段的暴力化。伊扎布特认为，伊斯兰厌恶把自身局限在一种文化意识的范围内，因为这一点违背它的特性和最终目的，伊斯兰思想应该体现于群体之中，活生生的组织之间，实现在“运动”之内，这个“运动”就是伊斯兰“解放运动”，因为它所要推翻的世俗政府不会把政权拱手相让，所以暴力必然与之相伴。`3.伊扎布特提出的“非暴力和平抵抗运动”或“和平圣战”，只不过是掩盖其破坏活动的策略而已。究竟采取哪种策略，要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各国政策诸种条件与环境因素而进行选择，一旦它认为时机成熟，就很容易滋生出暴力活动。
3，思想宣传的欺骗性和煽动性进一步增强。
（1），通过宣扬政治目标来进行社会鼓动。伊扎布特在中亚地区宣扬其宗教极端思想时，更加重视宣传其政治目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国际战略研究所的}.3.米尔萨伊特夫在揭示中亚伊扎布特现阶段宣传特点时说，伊扎布特组织的目的“是建立中世纪的神权国家—哈里发，致力于将现代社会转变为伊斯兰式的生活方式……企图成为跨国组织，有一套既与传统伊斯兰教相区别，又与其他极端主义所不同的所谓‘伊斯兰教义’的阐释，并对其实现教法统治的政治主张作出结论性说明”。伊扎布特强调，只有通过伊斯兰“引领全人类”，推翻所有现行世俗政权，建立起统治全人类的大伊斯兰“哈里发国家”，才能恢复伊斯兰社会的“纯洁性”，去除现实生活中的腐化堕落等不良现象，建立起穆斯林的“兄弟情谊”。伊扎布特的这种主张在其2010年在费尔干纳地区散发的《路标》一书中有很好的说明。书中写道：“伊扎布特组织的目的是让伊斯兰以主宰的身份在全世界扩展，引导教徒民众同异教徒及其制度和思想意识进行斗争。”“决定全世界穆斯林命运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建立哈里发国家……哈里发国家将粉碎异端法律，建立和实行伊斯兰教义，将伊斯兰故土变为伊斯兰家园，将那里的社会变为伊斯兰社会。”①
（2），借助社会现实问题扩大组织影响。中亚国家长期以来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各国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社会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及西方“民主”干预等问题相互交织，社会稳定根基脆弱。而2008年金融危机则使得中亚各国高比例的失业人群、跨界民族、水资源等既有矛盾愈加突显，群众对生活的不满情绪及与政府的对立情绪都在增加，不少人对政府主导的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失去了信心。伊扎布特正是利用这个时机，加强了对社会经济平等、政治多元化、保障人权、消除贫困的宣传与呼吁，②甚至打着“改革”、消除腐败的旗号来招募成员。伊扎布特对当地群众进行诸如此类的煽动蛊惑，使相当数量的民众对其产生了认同感，获得了一些民众对其行动甚至暴力恐怖活动的宽容与同情，从而进一步的拓展了其生存的经济和社会土壤。吉尔吉斯斯坦伊扎布特组织成员及同情者的数量一直在稳步增加，2006-2008年该组织在吉的支持者人数增加了3倍，达到了15000人。③在吉尔吉斯斯坦执法机关执行抓捕伊扎布特分子任务时，一些地区的民众抵触情绪较强，有时甚至会发生民众围攻阻扰执法人员的情形，吉南部地区及伊塞克湖州的一些长老也对政府打击伊扎布特的行为持抵制态度。④塔吉克斯坦2010年全年共对158名伊扎布特成员进行了宣判，而仅塔索格特州2011年3，4月就审判了22名该组织成员，伊扎布特组织成员数量有了明显上升。⑤
4，实行以青年人为重点的多元化组织发展策略。
近年来，中亚伊扎布特组织在对以往策略进行总结后认为，下层民众是依靠对象，虽不易成为组织骨干，但可以成为伊扎布特的社会基础；促进“伊斯兰革命”和实现伊扎布特的“夺取政权”目标，靠的不仅是一般群众和其滋生的土壤，更重要的是依靠“一小群真正的精英”，这些人或者在政府机关任过职，拥有丰富经验，或者可以通过学术研究、学术争鸣，加快传播其极端思想。为此，伊扎布特不断谋求青年人为重点的多元化组织发展策略，以求实现其以点带面、扩大组织政治影响的目标。策略的新变化给伊扎布特组织结构带来了“两个增加”：一是该组织骨干成员的增加。该组织成员主要由当地社会贫困阶层构成。2005年以后，该组织不断谋求成员结构多元化，提出要从国家机关、院校、军队等知识阶层加大发展骨干成员的力度，向国家部门渗透，争取精英人物的支持和同情。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海关，哈萨克斯坦媒体和议会，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和政府成为其主要渗透对象。从近几年中亚各国抓获的伊扎布特成员知识结构和作案手段来看，其组织骨干成员的知识层次、人员数量和行动力都有了明显提升。①二是伊扎布特成员年轻化明显。以青年为其组织发展的重点，特别是以大中院校的学生为重点，是这一国际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发展蔓延的突出特点。从中亚伊扎布特组织成员年龄结构看，青年人占绝大多数，其中青年教师和学生占的比例尤为突出。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伊扎布特的核心—年轻成员的数量正在上升。②伊扎布特注重对“塔里甫”(学经人员)的培养，已着手把巧岁以下的学经人员置于该组织发展范围内。在2007年乌兹别克斯坦警方查获的一处地下教经学校里，有40余名学经的青少年在那里接受伊扎布特的“洗脑”。2009年哈萨克斯坦内务部在对全国各大中院校及经学院的清查中发现，男性留大胡子、女性蒙面人数明显增多，其中大部分人接受了伊扎布特组织的思想。③
三、伊扎布特活动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目前伊扎布特在中亚地区约有15-20万名成员，已成为中亚最大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和主要的恐怖势力。④随着自身势力在中亚的坐大，该组织也加紧了对中国西部边境的渗透。2007年下半年，伊扎布特英国总部开始将中国新疆地区列人其国际伊扎布特的总体布局，通过其在中亚组织的网站，发布涉及新疆打击伊扎布特的信息，把中国新疆纳人其重点渗透活动区域，渗透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剧。
一是对新疆“文宣武扰”活动日趋活跃。近年来，随着中亚伊扎布特组织活动的日益猖撅，新疆地区伊扎布特活动也趋于频繁。在宣传策略上，伊扎布特利用新疆社会矛盾中的“热点”问题编造谎言，提供其所谓思想正确性的“依据”，极力宣扬反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宗教至上论”，反汉排汉的“异教徒论”，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哈拉木论”，制造宗教狂热和社会动乱的“圣战论”。仅2008年，中国公安部门就查处非法讲经场所300多处，其中部分属于伊扎布特组织成员所为。⑤在和田市警方查获的伊扎布特《以圣人圣慈的真主之名开始》宣传品中写道，“要对非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地方(新疆)推行伊斯兰革命”，“对不属于伊斯兰政权的任何地方，无论其人口是穆斯林的还是非穆斯林的，都要进行圣战和武装斗争”。在实施手段上，伊扎布特活动的暴力化倾向愈发明显。伊扎布特十分注重搜集中国的党政情报信息，图谋利用社会热点问题和敏感事件，组织“街头政治”，煽动群众与政府对抗，推动“颜色革命”。如2007年乌鲁木齐“7”27“暴力袭警案，2008年“圣战”培训班案等就是很好的例证。在近些年新疆公安机关侦破的暴力恐怖团伙案中，与伊扎布特直接关联的占1/30。
二是与“东突”势力⑥合流趋势明显加强。伊扎布特重视与东突势力建立联系，积极向其宣传伊扎布特的思想主张，企图借此吸纳、整合“三股势力”各组织及其成员，使其作为实现伊扎布特目标的“马前卒”，以达到掩护该组织活动的目的。伊扎布特曾唆使名为“伊塔艾提”(引申译为“忠诚”)的民族分裂组织在一些地方大肆煽动民众“不遵守政府的法律法规，不服从政府的行政管理，不缴纳税收，只服从安拉的旨意”等，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伊扎布特利用“三股势力”的民族分裂需求，嫁接宗教极端主义，鼓吹宗教政治化，实现在新疆的本土化；“东突”势力也以伊扎布特的组织活动作为载体，把民族分裂思想宗教化，鼓吹暴力“圣战”。“东突”势力在总结这些年来屡屡失败的教训后认为，伊扎布特思想传播方式和组织发展形式是迄今最为成功和有效的，应该积极借鉴、利用和效仿。一些“东突”分子也开始学习伊扎布特，仿效该组织的模式进行活动，有的愿意接受该组织的整合，主动将自己纳人该组织体系之中，改头换面进行活动，其中一些“东突”恐怖分子就是在伊扎布特设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的训练营里进行培训的。①
三是内外联动趋势进一步增强。利用现代传媒特别是互联网这一方式进行内外勾联，是伊扎布特组织在新疆进一步扩张势力、扩大其思想影响的一个基本趋势。近几年，新疆警方多次侦破该组织通过互联网进行内外勾联的案件。新疆警方侦破的该组织名为“哈扎}gm电子信箱”就是典型例证。中亚伊扎布特通过该邮箱向其新疆各分支机构发送指令和进行宣传，指导它们开展活动，而新疆各分支机构也均通过该邮箱汇报各自的活动情况。Zoos年新疆伊扎布特与境外遥相呼应，传播反动音像视频资料和制爆技术，煽动开展“圣战”，图谋对北京奥运会实施恐怖破坏。Zoos年“g.12}}疏勒县治安卡点杀人案就是一起在中亚“加玛艾提一伊扎布特”组织操纵下，由境内暴恐团伙实施的暴力恐怖案件。伊扎布特背后的西方国家政策因素也不容忽视。目前在一些西方国家也有伊扎布特，比如英国就允许该组织在伦敦设立总部。“9？11事件”后，除德国对该组织采取禁止其在本国活动政策外，欧美国家普遍采取双重标准，利用伊扎布特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通过设立的一些非政府基金会对其进行资助并加以控制，企图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这也刺激和催发了伊扎布特在新疆的渗透。此外，伊扎布特的活动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2011年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开始的“阿拉伯之春”，使得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力量重新抬头，未来“双泛”(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很有可能会在中东、北非、南欧甚至中亚等地区再次兴起，其产生的影响也必然会给中亚地区伊扎布特带来示范效应，从而对中国西部边境形成新的威胁。③
星期三, 8月 07, 2013
伊扎布特在和田的新动向
作者：艾莱提·托洪巴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
内容摘要：和田既是一个边远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是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地区。近年来，受国际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在新疆地区破坏民族团结、危害祖国统一、影响社会稳定。其中，和田地区是“重灾区”之一。目前以伊扎布特（Hizbut-Tahrir，伊斯兰解放党）等伊斯兰极端组织是影响和田稳定的主要危险。和田是新疆南段的重要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工业化程度太低，教育文化水平仍处于落后状态。抓好社会稳定，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是关键。新疆需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按照“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要求，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田的任务是在中央和自治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让国民经济快速稳步增长，不断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保持社会政治大局稳定，积极健康发展各项事业。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现状
1.1，问题的提出与选题的意义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多民族生息、繁育和交汇融合的场所，又是我国与西亚、中亚以及欧洲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就横贯整个新疆地区，并把我国内地与西亚、中亚及欧洲联结起来。新疆在历史上一直是大国势力竞相渗透和争夺的场所。先是英国和沙俄在新疆的角逐与争夺；然后是苏联向新疆“输出”革命，以图使这一地区成为其安全缓冲区；接着是中苏关系由友好到对抗；冷战结束后，以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为代表的各种极端势力在中亚及其周边地区迅猛发展，并加紧与包括我国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内的国际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向勾连，使中亚及其周边地区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中心和策源地。
本报告的提出基于和田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田既是一个边远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是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地区。据和田地区有关部门反映，曾经被当地警方清除的有2700余名成员的伊扎布特目前继续存在，影响很大。和田需要完成12万人越过低收入贫困线的任务，还需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按照“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要求，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田是新疆南段的重要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工业化程度太低，教育文化水平仍处于落后状态。抓好社会稳定，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是关键。
1.2，研究现状
1900年至1915年，英国考古探险家和东方学学者奥里尔·斯坦因，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三次中亚探险。其根据探险经过撰有《沙埋和阗废墟》、《西域考古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等。后来完成《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国内学者撰写的关于和田的著作有《和田简史》[i]等。关于新疆的安全与社会稳定以及民族宗教问题的著述主要有潘志平所著的《民族自决和民族分裂》、马大正所著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杨发仁主编的《西部大开发与民族问题》、陈延琪与潘志平主编的《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陈延琪主编的《“目前新疆少数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研究”调查文集》和丁建伟所著的《地缘政治中的西北边疆安全》等。这些著作在新疆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及未来发展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其中《地缘政治中的西北边疆安全》分章讨论“东突”问题与西北边疆安全以及宗教问题与西北边疆安全等。吴福环的“新疆伊扎布特研究”、刘仲康的“社会转型期的新疆宗教问题及其应对”、张运德的“浅析伊扎布特在新疆渗透破坏活动的本质”和“ 当前新疆和田地区社会稳定形势的调查”、刘骞的“‘东突‘伊斯兰主义的由来及其影响”等成果都有一定参考价值。近期以来，新疆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就新疆稳定问题撰写了不少高质量的对策建议报告。新疆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关于新疆稳定方面完成的国家和自治区研究项目有《“三个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与对策研究》、《伊扎布特（伊斯兰解放党）研究》、《新疆伊扎布特研究》、《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现状调查及发展对策》等。目前专门研究和田地区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探讨其对和田地区社会稳定的影响,进而说明其在和田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的课题类著述并不多见。本研究报告使用资料截止时间：2010年4月25日。
1.3，和田地区发生的重大案例
1954年12月31日在和田发生阿不都伊米提·大毛拉为首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6年3月9－11日和田地区墨玉县发生巴海大毛拉为首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6年5月4日和田地区洛浦县发生阿不都卡德尔·哈日为首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7年4月15日和田地区和田县海里其汗为首反革命武装叛乱。
1995年7月7日和田市发生“7.7”严重打砸抢事件。
1996年11月东突厥斯坦代表大会预备会再次召开。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境内的分裂分子秘密召开“墨玉会议”和“和田会议”。 墨玉会议参加人买买提·吐鲁普说：我们主要讨论了巴仁乡暴乱以来屡遭失败的教训，研究了阿富汗塔利班日渐坐大的原因。首次提出了宗教政治化、宗教知识化、宗教年轻化、宗教武装化的四化方针。会议讨论的另一事项就是筹集资金，发展力量和训练人员。会议还制定了购买武器、建立“伊斯兰敢死队”等项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真主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修改了“党章”；研究了新的恐怖暗杀计划和统一行动问题；最后决定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更名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真主党”，并制定了“党旗”。会议将各地代表带来的暗杀名单进行了汇总，制定了斋月的第十七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的具体行动计划。 事实证明他们的计划并非空想，黑名单上首先倒下的是阿克苏地区新和县爱国宗教人士、热斯特清真寺副主持阿肯木·斯迪克，罪恶的子弹射中了他的胸膛。
1999年上半年和田地区破获13个反动团伙，共捣毁制造枪支和爆炸装置的窝点10个。
1999年5月和田地区洛浦县破获了一个武器制造窝点。
1999年5月和田地区墨玉县恐怖分子一个制造炸药的窝点爆炸，四名恐怖分子被炸死。
1999年5月29日和田地区洛浦大桥的一次例行检查中查出509枚手雷。与此同时，宁夏、青海、陕西三省根据新疆警方提供的线索，先后抓获8名库来西团伙的重要成员。1999年库来西集团（600名成员）以和田为基地在疆和内地进行恐怖活动。库来西已在和田建立了武装根据地，在境内建立了8个训练基地，自制了6400余枚手雷，198支枪和2900余发子弹，经营了10多处恐怖训练点和51处制枪窝点。1999年9月4日，和田警方击毙库来西[2]。1999年7月23日和田地区和田县公安局在抓捕“库来西团伙”一骨干分子是遭300余名村民围攻。
1999年8月9日和田地区洛浦县发生聚众劫法场的恶性骚乱事件，参与群众达6000人。
1999年8月23日，和田地区泽普县波斯喀姆乡政法委副书记兼派出所指导员及其儿子在家中被恐怖分子残杀。
1999年7月17日和田地区洛浦县武装部一名汉族干部因买瓜与商贩（维吾尔族）发生口角，2000余多维吾尔群众随即围攻县武装部。
1999年12月在和田地区墨玉县喀尔赛乡阿不都·热吉甫等十几个暴徒劫持乡干部、民警和学生[3]。
2001年和田地区墨玉县的个别地方在开挖地道。
2008年3月23日在和田市大巴扎伊扎布特组织举行1000多人参与的非法游行示威。
2009年12日，和田地区墨玉县警方抓获20名伊扎布特成员。
2010年1月和田地区警方在策勒县抓获伊扎布特的一名重要头目和三名骨干。
2010年4月25日夜晚，于田县5名民族分裂分子正在捣毁县委大楼路边的宣传栏和关于加强民族团结的标语时，被几名保安发现。一名保安被捅死。
二，背景：突厥、 “和田伊斯兰教国”
要研究和田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首先必须明确对“东突” [4]问题的了解和认识。具有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特征的“东突”势力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来自恐怖主义的最大威胁之一。
“东突”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简称。指的是一批企图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的国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在理论上讲，“东突”民族分裂势力受到“双泛”思潮的影响，其中把泛突厥主义作为其搞民族分裂的主要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东突”分子长期在中国境内，主要是新疆地区从事爆炸、暗杀、纵火、投毒、袭击等恐怖暴力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至2001年，他们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同时，他们还在国外制造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恐怖暴力事件。
2.1，“突厥”
突厥（Turk）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是匈奴族的别种，秦汉时期居住在今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匈奴灭亡后，南迁至高昌附近的贪汗山（即天山主峰博格达山）。公元552年突厥汗国建立，发展成为一个庞大游牧部落联合体。汗国内部包括许多归附的部族，主要有回纥、铁勒、高车、薛廷陀等。8世纪中叶西域地区的回纥部族（今维吾尔族的先民）联合其他部族灭亡了东突厥汗国。此前，唐朝也攻灭了西突厥汗国。从此，突厥人被打散，有的在中亚落户，有的去西亚发展，从而演变成了不同的民族。其中西突厥的两个部落西迁到小亚细亚半岛定居，他们的后代建立了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凯末尔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2.2，“突厥人”
“突厥人”（Turks）指的是“说突厥语的人们”。这是一个根据语言特征得出的集合名词。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和乌孜别克等民族的语言同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语言学家把它们统称为“操突厥语诸民族”或“突厥语族”，但却不能称为现代突厥族。必须指出的是，操突厥语诸民族与古代突厥部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语言学范畴，后者属历史学范畴；前者并非后者的直系后裔，后者亦非前者的共同祖先。作为古代民族专名的“突厥”与借用此名命名的“操突厥语诸民族”之间，并不存在血统、历史、文化上的必然传承关系[5]。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新疆主体民族之一的维吾尔族并非突厥人后裔，虽然维吾尔族族源复杂，与塞种人、匈奴人、羌人、汉人、或龟兹人、突厥人、蒙古人等族都有所关联，但是其主体显然与突厥人无关。尽管如此，被誉为“土耳其之父”的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被多数维吾尔人推崇。
2.3，“突厥民族”
19世纪，欧洲学术界开始围绕古突厥文的语言文字，研究古代的突厥和现代分布于从地中海东岸到阿尔泰山的众多民族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被称为“突厥学”[6]。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土耳其海峡到中国阿尔泰山的讲所有突厥语族语言，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群都属于“突厥民族”,这样就制造出了中亚人同属“突厥民族”的神话。尽管不能把“突厥学”简单的等同于泛突厥主义，但它为泛突厥主义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学术包装，危害不小[7]。事实上，中亚各主要民族分属阿尔泰和印欧两大语系，即使是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民族包括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乌兹别克族和土库曼族，也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8]。这四个民族的先人共同生活在中亚地区是18世纪以后的事。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中亚东部地区长期受中国行政管辖，中亚西部各汗国是中国的属国，中亚各族人民曾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外围组成部分，在沙俄侵占中亚后才与中华民族脱离。而西迁的突厥的一支于公元13世纪建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中亚地区讲突厥语的各民族长期没有实质联系，中亚也从未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可见，所谓的现代“突厥民族”完全是一个神话。但是，就是这个神话，奠定了泛突厥主义在中亚传播的理论基础。至今，甚至在中国的学术界中，“突厥民族”的神话也没有完全消除。
2.4，“突厥斯坦”
“突厥斯坦”（Turkestan）,有人译为“土耳其斯坦”，实际上并不确切。Turk来源于蒙古语“Turk”,即中文“突厥”一词；“Stan”一词源于波斯语“土兰”（Turan），意为“突厥人的地域”。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中亚和新疆西南部的原始居民主要是原始欧洲人种和地中海人种。“突厥斯坦”是在突厥汗国灭亡后，世界某些地理著作中出现的一个历史地理名词。1805年，俄国人季姆科夫斯基在使团出使报告中首先使用“突厥斯坦”这一名词，用以从地理上表述中亚及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为叙述方便，他又将位于“突厥斯坦”东部的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称为“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 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双泛”思潮的鼓噪下，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借用“东突厥斯坦”这一外国人的历史地理概念并赋予其强烈的政治化色彩，鼓吹跨国民族主义，企图实现分裂祖国，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之梦想，一口咬定“东土耳其斯坦”（其实是“东突厥斯坦”）是自己的“祖国”，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数典而忘祖。
2.5，“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
“东突”势力在新疆滋生，源于境外“泛伊斯兰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两种思潮的渗透。1884年，阿富汗人赛义德·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在倡导改革伊斯兰教、加强穆斯林团结、以“圣战”反对殖民侵略的基础上，提出了“泛伊斯兰主义”的基本思想。“泛伊斯兰主义”号召全世界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在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共同的利益要求下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由“哈里发”领导的统一的伊斯兰大帝国，以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泛突厥主义”在19世纪晚期产生于俄国境内的克里米亚和伏尔加河流域。当地深受沙皇迫害的操突厥语的鞑靼知识分子最先创立了“泛突厥主义”，其宗旨是号召将世界上所有操突厥语的各民族联合起来，建立突厥国家，复兴突厥文化。其著名代表人物是伊斯梅尔·加斯普林斯基。他是一名土耳其裔俄国人，主张突厥人“语言、思想、行动的团结一致”，这就是“泛突厥主义”的基石。
2.6，“突厥斯坦”的“三统一”
1991年底，随着苏联解体，原先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成为独立主权国家。在中亚新兴民族国家成立以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对泛突厥主义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一定程度上鼓励到严厉打击的过程。在独立初期，在原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的思想真空中，沉寂多年的泛突厥主义在中亚一度沉渣泛起，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官方的鼓励。一些中亚国家领导人曾在一些场合发表过支持泛突厥主义的言论：1991年9月，在乌兹别克共产党退出苏共并且改名为人民民主党的大会上，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提到要对诸如“扎吉德运动、泛突厥主义、巴斯马其”等问题”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9]。1992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经提出“突厥联盟”的构想[10]。阿塞拜疆首任总统阿利耶夫更是鼓吹实现从南斯拉夫到中国的“突厥斯坦”的“三统一”，他特别强调“突厥化、伊斯兰化和现代化”这一口号已反映在阿塞拜疆的国旗上。但是，从独立喜悦中冷静下来的中亚各国对泛突厥主义越来越不感兴趣，开始镇压泛突厥主义的活动。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因为他们认识到，泛突厥主义的主张，有威胁民族独立的危险；有将这些新独立的中亚国家统一到大土耳其的嫌疑。当时的土耳其总统厄扎尔就曾兴味盎然的酝酿着“从波黑到中国”的“新奥斯曼计划”，重温建立一个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直延伸到中国的“突厥语国家联邦”的旧梦。
2.7，“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奥斯曼帝国的“双泛”势力以各种形式和手段向新疆渗透，而新疆的民族分裂分子或在国内或出国接受“双泛”思想，并利用“双泛”思想进行分裂活动。1916年，新疆资格最老的泛突厥分子麦斯武德·沙比尔从土耳其留学归来后，开始传播泛突厥主义。到20世纪30年代初时，以麦斯武德·沙比尔、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为首的泛突厥势力在泛突厥主义的基础上，发起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先后建立了三个短命的“国家”：
（1），“和田伊斯兰教国” 。1933年1月，泛突厥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在和田建立了“和田伊斯兰教国”。
（2），“东突厥斯坦独立伊斯兰共和国”。1933年11月12日，穆罕默德·伊敏又伙同泛突厥分子沙比提大毛拉等人在英国殖民主义的支持下，在喀什建立了“东突厥斯坦独立伊斯兰共和国”。1934年2月，有日本背景的马仲英败退南疆，其部将攻占了喀什，“东突厥斯坦独立伊斯兰共和国”宣告灭亡。该“共和国”虽然仅仅存在3个月，却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始，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
（3），“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44年伊犁、塔城和阿尔泰三个地区在苏联的支持下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1]。因为这个伊斯兰政权是反对国民党的，而且并没有公然提出分裂的口号，所以新疆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从团结的角度出发，把这一事件称为“三区革命”，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并将民族军改编为解放军第5军。但是这一事件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新疆解放后，麦斯武德·沙比尔被关押，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再次闻风而逃。“东突”分裂运动再次受到沉重打击，但并没有因此而绝迹，分裂主义思想并未彻底根除，其影响依旧存在。只要有合适的环境条件，又会迅速死灰复燃。
三，和田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在公元前1世纪以前，在和田出现原始崇拜并信仰巫术；公元前一世纪至10世纪的1000余年里，和田人主要信仰佛教；在此期间，中国的道教文化在和田也有广泛传播。据有关史料记载，道教的祖庭在昆仑山，昆仑山的中段在和田，中华文化中把昆仑山作为万山之祖，是众仙汇聚之地。公元11世纪初期伊斯兰教传入和田后至今的1000余年时间里，和田居民主要信仰伊斯兰教[12]。此外，古代和田居民还曾经信仰过萨满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如今的和田是一个典型的信仰伊斯兰教地区[13]。长期以来，和田地区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表现十分突出，宗教问题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3.1，伊斯兰教与维吾尔人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和田地区宗教氛围浓厚，宗教活动比较频繁，具有“三多”的特点：信教群众多、宗教教职人员多、宗教活动场所多。从民族构成看，主要是维吾尔族群众。与其它地区穆斯林一样，和田穆斯林群众严格遵行伊斯兰教“六大信仰”和“五大功课”。由于经济不断发展，生活逐步富裕，近年来穆斯林群众要求朝觐的愿望也随之日渐强烈。和田赴麦加朝觐人员逐年增加，由2000年的103人，增加到2006年的459人，零散朝觐行为也是屡禁不止。据和田地区民宗委估计，2006年零散赴麦加朝觐的人数达500人之多。回顾历史维吾尔族接受伊斯兰教与喀拉汗王朝的宗教战争有关系。其中，和田地区接受伊斯兰经历了30多年的和平方式与武力传播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约1000年之前，现在的和田是典型的佛教地区。
3.2，宗教场所和宗教人士
据和田地委统战部统计，在和田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约100余万人,占全地区总人口的55%。据和田地区民宗委介绍, 和田地区2006年有宗教教职人员5001名。和田地区宗教教职人员的学历层次和宗教学识水平普遍较低。5001名宗教教职人员中，具有本科学历的13人，具有大中专学历的7人、具有高中学历的113人，具有初中学历的1134人，具有小学学历的3574人，文盲163人。和田地区大毛拉人数很少，约1%。2006年和田地区共有4339座清真寺,其中周五清真寺有1618座，一般清真寺有2721座。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清真寺有58座。另外，和田地区共有影响较大的麻扎16座。这些麻扎是伊禅派朝圣地。2009年在新疆王乐泉书记曾说：“爱国宗教人士是肩负特殊历史使命的非党基层干部”，和田的任务是充分发挥爱国宗教人士的桥梁作用，对他们在政治上做合理的安排[14]。
3.3，宗教教育问题
解放前和田的私办的经文学校、教经点非常普遍。1990年至2001年，和田地区先后在地区政治学校、地区伊斯兰经文学校开办了3个为期3个月的塔里甫培训班、2个2年制的塔里甫学习班，共培养334名塔里甫。2000年培训5000人。2001年培训1720人。2002年培训2160人。2003年培训1797人。2004年培训1746人。2005年培训1379人。2006年培训人士1507人。在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工作中，1999年至2006年，和田地区爱国宗教人士带培的塔里甫达810人，已毕业的219人[15]。
四，和田的伊斯兰教派别及其活动以及和田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
新疆的伊斯兰教派问题比较复杂。新疆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属于逊尼派，遵从哈乃斐派教法。和田地区的伊斯兰教主要教派有逊尼派、伊禅派和瓦哈比派。
4.1，逊尼派
逊尼派是是当今伊斯兰教中信徒最多、颁布最广的一个教派。北非、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巴基斯坦等国穆斯林大多是逊尼派，大约占全国世界穆斯林的90%，逊尼派是在第三任哈里发时期形成的。在政治上，该派认为艾卜·伯克尔、欧默尔、奥斯曼、阿里四大哈里发都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同时也承认倭马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时期所有的哈里发，因此受到伊斯兰历代政府的支持和保护。自1062年喀喇汗王朝完全征服于阗国以后，伊斯兰教便逐步取代佛教而成为和田的主要宗教。目前，和田的穆斯林主要是逊尼派，约占信教群众的90%，在教规律法上都崇信哈乃斐学派。自该派在和田地区传播和发展以来，政治上比较温和，能够承认并拥护历代中央政府，同时在历史上几次大的反分裂斗争中各族穆斯林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4.2，伊禅派[16]
伊禅派是伊斯兰教苏菲派在中亚与新疆地区的别称。因其首领被尊称为伊禅（Ishan）而得名。和田地区伊禅派[17]活动重点地区是皮山县和墨玉县。皮山:历史上皮山县受伊禅派的影响较深，现在其影响虽然日渐式微，但从皮山信徒群众的生活风俗、取名、称呼等方面伊禅派的影响依然存在。墨玉县：墨玉县过去伊禅、和卓较多，教派影响也深，遍及各乡镇。现在，影响较大的伊禅、和卓虽早已作古，但他们的子嗣及其影响、他们当年的信徒、苏皮、阿皮孜、布维及其子孙，以及怀旧、同情他们的人们依然不少。对已经作古的大伊禅的子子孙孙，默玉县的教民至今仍在他们的姓名后加上“和卓”、“伊禅和卓”、“哈里发”、“苏皮”、“阿皮孜”等称呼，以示尊敬。从50年代阿不都·依米提策划的四次反革命暴乱活动被平息之后，党和政府采取了遏止和打击的方针，伊禅派一直没有大的活动，但其信众还有相当的数量。活动范围集中在喀什、莎车、叶城及和田的皮山、和、墨、洛等县市。从2001年开始，伊禅教派活动在和田又出现抬头之势。2001年至2003年伊禅教派五个头目先后去世，每次上万人前来送葬，举行非法集会跳神活动。2005年1月，按照和田地委行署领导安排，地委统战部、地区民宗委对伊禅教派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据调查，和田地区伊禅教派成员共有323人。目前沉寂了多年的伊禅教派突然间活跃起来，并提出“使他们的活动合法化”的要求。
4.3，瓦哈比[18]
2004年1月，和田地委统战部、地区民宗委对全地区各县(市)持瓦哈比观点的人进行了调查摸底。和田地区共有持瓦哈比观点的活跃分子6655人，其中：皮山县2 1人，墨玉县1 084人，和田市5000人，和田县1 0人，洛浦县475人，策勒县60人，于田县5人。其中：瓦哈比头子，皮山县1 O人，墨玉县1 5人，和田市1 4人，和田县2人，洛浦县1 3人，策勒县26人，于田县4人。2005年7月，和田地区民宗委就和田地区的瓦哈比及其活动情况展开专题调研，和田地区民宗委副主任买提尼亚孜·木萨撰写了有关调研报告（维吾尔文），摘译如下：“近年来瓦哈比分子在和田有如下表现：1.瓦哈比分子利用当地清真寺的讲经台宣传圣战，鼓动信教群众从事非法宗教活动，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砍伤不做礼拜的人，砍死校长[19]。2.秘密开办地下教经点[20]。3.从国外秘密带进非法宗教出版物和音像制品，秘密散发到当地学校学生手中。4.瓦哈比分子组织年轻人和女人散发传单。5.到处散布“看电视是哈拉木[21]”、“不进共产党的监狱不能当真正的穆斯林”、“在政府盖的房子里住是哈拉木”等谬论。6.利用清真寺以外的场所进行非法演讲，强迫人们做礼拜，还要求在婚礼上不打鼓、不吹唢呐和不摄像等。7.限制女人参加社会活动强迫穿蒙面服。
4.4，伊扎布特
本报告将在和田地区2005年至2010年发生的新情况、新变化都视为和田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新动向加以讨论。
据《青年参考》介绍，伊扎布特是一个地下极端宗教组织。成立于1950年代，最初活跃于阿拉伯世界。苏联解体后，迅速进入中亚。伊扎布特的公开使命是通过发动非暴力的和平“圣战”，建立单一的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哈里发国家。但是2001年以来，在中亚地区的活动呈现出恐怖组织的特征。在中国新疆大约有2万名成员。有人认为发生在2009年的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是该组织所策划。
伊扎布特[22]（伊斯兰解放党，Hizb-ut-tahrir-Islami）近年来在中亚地区异常活跃。1999年，新疆首次发现伊扎布特组织在新疆建立的分部，重点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成员。近两年在新疆一些高校接连破获了以大学生为主的伊扎布特反动组织。更有甚者，在2003年破获的一起伊扎布特反动组织中，其成员涉及27所大中小学校，情况十分堪忧[23]。根据和田政法委有关负责人透露， 1998年9月，一名叫阿卜杜拉（该人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兹别克族，他还有一个俄语名）的乌兹别克斯坦人以商人身份出现在乌鲁木齐，在边疆宾馆等地传播伊扎布特思想、物色人选、招募成员。阿卜杜拉曾在乌鲁木齐市郊的南山牧场秘密组织开办伊扎布特组织领导干部理论学习培训班。于田县商人苏莱曼·买提尼牙孜等三人在边疆宾馆与阿卜杜拉认识后不久很快加入伊扎布特组织。苏莱曼·买提尼牙孜等三人参加阿卜杜拉在南山开办的伊扎布特组织领导干部培训班。1999年，接受培训后的苏莱曼·买提尼牙孜等三人被任命为伊扎布特组织在和田地区的负责人。据和田县有关负责人反映，在和田，伊扎布特的宣传速度很快，我们的宣传力度仍然不够，现在伊斯兰极端主义向和田的各个领域进行渗透，他们无孔不入、无处不在[24]。2008年7月，和田地委统战部、和田地区民宗委组织有关专家和基层领导编写宣讲材料[25]，联合和田地委宣传部、和田地委讲师团等到和田各县乡镇联合开展宣讲活动，取得明显效果。
五，和田地区伊扎布特制造的案件主要有：
2005年3月，伊扎布特在墨玉县萨依巴格乡鸟鲁瓦提村制造了令人震惊的纵灾杀人案。
2006年5月伊扎布特在和田地区制造多起破坏活动。
2006年5月初，伊扎布特在和田市制造毁坏中国国旗案件。
2006年11月，在和田市发现一个伊扎布特犯罪团伙，涉案人员100人[26]。
2007年和田警方已经收缴伊扎布特的活动资金189550元[27]。
2007年4月，洛浦县公安局在恰尔巴格乡查获一起伊扎布特团伙案件，涉案人员多数是该县的农民。
2007年10月至2008年1月，伊扎布特在和田的一些基层干部、爱国宗教人士家里散发传单或恐吓信，迷惑煽动不少城乡信教群众、农村男女青年为它们的“圣神”事业捐款捐物，募集到20多公斤黄金首饰等款物，作为活动资金。
2008年3月23日伊扎布特在和田大巴扎举行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破坏社会稳定的示威游行。
伊扎布特成员被逮捕情况：
1999年在和田县有46名伊扎布特组织成员被逮捕。
2000年3月，公安部门在于田县抓捕270名伊扎布特成员[28]。
2005年和田抓获630名伊扎布特成员[29]。
在和田县范围内，从2005年至今已有432名伊扎布特组织成员被逮捕，其中有29人被起诉。
2005年8月31日，和田市纳尔巴格街道抓获7名伊扎布特组织重要成员[30]。
2006年和田县抓捕400名伊扎布特组织成员[31]。
2007年在和田县有517名伊扎布特组织成员被逮捕。截至2007年4月，和田地区已经逮捕1280名伊扎布特成员。
2007年4月，皮山县公安局在科克铁热克乡抓获一名伊扎布特成员。
六，伊扎布特在和田的新动向
（1），开始招募惯犯和刑满释放人员[32]。
（2），原来加入伊扎布特组织必须举行正式的宣誓仪式，最近的变化是，部分成员宣誓，而部分成员不需要宣誓。
（3），除了出版散发27种书刊之外，开始出版报纸。宣传刊物开始刊登国外的伊扎布特活动情况、新疆的伊扎布特活动以及新疆党政机关召开的针对民族宗教事务的重要会议内容。
（4），伊扎布特宣传刊物维吾尔文（2009年3月20日第11期）配套出版小册子和音像宣传品。4页报纸名称为Dawat wa izdinish(倡导和探索)，有篇标题为Islamning Mahyiti—Hayatlik hanunidur(伊斯兰的教仪――生命的法律)的文章。2006年9月27日出版，出版地点没有注明。当日出版的一个配套册子名称为Islam nohtisidin hayatha nazar(从伊斯兰教的观点去关注生命)，第7期。还有配套的音像宣传品。
（5），伊扎布特宣传刊物先是在乌鲁木齐秘密印刷，后来在和田印刷，现在可能也在乌鲁木齐印刷，和田散发的伊扎布特宣传刊物多数是复印本。
（6），伊扎布特开始加大宣传力度，伊扎布特组织要求其成员边做生意边宣传，边劳动边宣传。
（7），伊扎布特要求其宣传刊物达到每户一份（2007年3月和田警方已经收缴10万份伊扎布特的宣传刊物。我们现在提倡的是共产党的报纸进村，在和田，伊扎布特的宣传刊物开始进家）。
（8），看《圣战》可以变成杀人犯。据说伊扎布特共有60本书，组织成员必须精通6本书。必修书是《路在何方》（yol hayahta）。和田县的地下教经点采取的是3年为一个学期，但是,有时新学员通过短短2个月的学习,他的脑子里就会形成很顽固的宗教极端思想，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13岁的孩子就是学习了《Jangnama》（圣战）就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极端分子。2007年4月和田县公安局在和田县巴格其镇的一农民家中查获伊扎布特宣传手册，名为圣者历史《派罕拜尔历史》。
（9），经常发生农民殴打村干部的事件。2005年12月25日，和田县的一名伊扎布特骨干到墨玉县活动时被公安部门当场击毙。第二天和田县的几千人就此事出来闹事。布扎克乡的农民殴打乡长和村长。该乡几个商人要求联合起来修建清真寺，说是政府不让他们去朝觐，他们只好选择了通过在当地修建清真寺来表达对安拉的虔诚[33]。
（10），有些地方女性在家庭聚集念经。墨玉县布扎克乡经常有女性在家庭聚集念经。乡政府只好每一次都派一名妇女干部进行监督[34]。
（11），成员呈年轻化趋势。伊扎布特成员中40岁以上的人不到20%，大多数成员的年龄是在16至30岁的有文化的人。
（12），2007年，新疆警方在一个伊扎布特组织骨干家中收缴70万元活动资金，经调查，该资金的80％是从和田地区集资的。经调查发现，和田地区的灰色商人（主要是玉商）资助伊扎布特组织成员。伊扎布特组织还动员妇女把金银首饰捐给他们作为活动资金[35]。
（13），公开对抗当局。伊扎布特散发传单的地点过去是清真寺门口。2005年，伊扎布特通过其宣传刊物公开宣布伊扎布特进入公开对抗当局的阶段。公开阶段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伊扎布特最近散发的每一期宣传刊物都会出现在公安局和派出所门口。3月22日，和田市公安局门口发现了伊扎布特的11期宣传刊物。
（14），逐渐改头换面，伊扎布特原来的阿拉伯语职务名称基本上消失了，现在只有本土化的三个维吾尔语职务：大师傅（Chong ustaz）、小师傅(Kiqik ustaz)和徒弟(Shagirt，实际上就是伊扎布特的党员)。几乎每年都在更换组织和职务名称[36]。
（15），伊扎布特为保证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下级必须绝对无条件地服从上级。并且相互间互不透露在组织中的地位、作用。在联系方式上多采取单线联系，上级熟知下级的情况，而下级不知上一级的情况。同时伊扎布特组织的犯罪行动十分诡秘，其成员往往改名换姓、隐瞒真实身份，既无真实的身份证，又不办暂住证。其成员禁止使用现代通讯工具，并且多以偏远出租房为活动据点。
（16），2002年伊扎布特在和田散发的宣传刊物叫安拉万岁Alayi-ong，调查发现，这些书刊是在乌鲁木齐印刷后拖运至和田的。
（17），罪犯越来越狡猾，侦破工作越来越难。目前被逮捕的伊扎布特成员坚决不承认自己就是伊扎布特的成员。加入伊扎布特组织后，所有成员都要接受任务。我们工作中发现，被抓住和判刑的伊扎布特成员不会再改造成好人，他们甚至在监狱从事发展伊扎布特成员的活动。
（18），加入伊扎布特的女性必须穿戴蒙面服（JILBAP）。伊扎布特成员需要每月交纳会费，是收入的10％。伊扎布特组织的管员都有固定工资、出差费、招待费和活动资金等。
（19），伊扎布特成员相互联系从来不用住宅和移动电话。清真寺是伊扎布特成员见面和发展新成员的最佳场所。伊扎布特成员之间会随时随地相互帮助。如果一个伊扎布特成员家里遇到困难，其他成员一定会提供救助，包括医疗费和交通费等[37]。
注释：
[i] 新疆和田简史编撰委员会编：《和田简史》（主编孙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
[2]新疆反恐十年成果展览新疆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周刊，2006-12-21。
[3] “解救墨玉县‘1.4’被劫持人质”，详见刘汉太等主编：《为了至高利益——中国打击“东突”报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
[4] “东突”分子长期在中国境内，主要是新疆地区从事爆炸、暗杀、纵火、投毒、袭击等恐怖暴力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至2001年，他们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同时，他们还在国外制造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恐怖暴力事件。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专题报告之一《关于“东突”问题的讨论》。
[5] 陈延琪、潘志平主编：《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6] “突厥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说，是有严重缺陷的，它机械的把突厥和突厥语族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粘连在一起，以语言学代替历史学研究，结果导致“突厥”外延的无限扩大和内涵的模糊不清。
[7] 潘志平主编：《中南亚的民族宗教冲突》，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
[8] 马大正：《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
[9] 陈延琪、潘志平：《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10] 陈延琪、潘志平：《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11] 苏联此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并不是支持新疆独立，而是要以新疆问题做交换筹码，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和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1945年8月中苏友好条约签署，达到了苏联的预期目的，因此苏联要求“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成立新疆省联合政府。麦斯武德·沙比尔、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东突”分裂分子也被安排在联合政府中任职。由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实权掌握在反对新疆独立的阿合买提江等人手中，因此最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无果而终，但事实上的独立一直维持到1949年解放新疆为止。
[12] 伊斯兰教约在七世纪中叶传入中国，至元代，伊斯兰教兴盛起来。2010年全国共有清真寺3万余座。
[13] 近年来，由于基督教、天主教在新疆的非正常发展，和田地区也出现了基督教地下非法传教现象。根据和田地委统战部2004年调查，和田地区现有未登记基督教教徒47人，均为汉族，以东四县（民丰、策勒、于田、洛浦）为主要传播地区，其传播和发展的对象以外地来和打工人员、退休、下岗职工为主要对象。传播方式以聚众讲经、观看录像带、传看非法宗教书刊为主。
[14]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专题报告之三《和田地区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人士基本情况》。
[15]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专题报告之四《和田地区宗教教育概况》。
[16] 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专题报告之五《新疆的伊斯兰教主要派别及其活动和影响》。
[17] 伊禅教派在和田的主要分支有五个：卡德尔耶、伊斯拉米耶、虎非耶、切司提耶和卡德郎耶。和田伊禅和卓的地位尊号：伊禅（专指首领）、和卓（“主人”）；谢赫（长老和麻扎管理人）；哈里发（伊禅助理）；苏皮（伊禅的贴心心腹、修炼弟子）；阿皮孜（专指男性，即举行宗教仪式时的诵经弟子）；布维（专指女性，专门为妇女诵经的弟子）；穆拉德（专指参加过正式入教仪式，接受过洗礼，表过忠心的信徒）。伊禅与谢赫职位一般实行世袭制度，伊禅教派首领一般自称圣裔（赛义德或和卓）而博得信徒的尊崇和拥戴，并以能预见未来和显示某种“迹象”吸引信众。
[18] 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专题报告之六《和田地区的瓦哈比》。
[19] 2002年5月17日，皮山县库西塔格乡2大队4小队的瓦哈比分子努尔买买提·阿布都热西提经4大队兰杆清真寺哈提普阿布拉吾买尔·卡热的同意占用该清真寺讲经台进行非法演讲，他要求当地所有人参加周五礼拜、共同反对计划生育，还说些攻击中央领导及汉族人民的话。该瓦哈比分子从清真寺出来后手拿大刀砍伤了几个没有进清真寺做礼拜的人，紧接着闯入中心小学砍死校长、砍伤四位教师。
[20] 2003年12月，和田市的长期开办地下教经点的瓦哈比头目阿布来提买合苏木·哈吉在自己家中与28名学徒一起被依法逮捕，从他家里搜出557本书（34本是反动内容的书）。2004年5月6日，和田县伊斯兰阿巴提乡亚曼布拉克农场的瓦哈比分子艾力·艾拜在塔瓦库力乡吐孜亚伊拉克村秘密开办地下教经点，招收14名学徒。该教经点由于学徒来自和田、喀什、伊犁等地相互打架发生致死事件而被暴露。2004年7月1日，墨玉县阿克萨拉伊乡阿热麻扎村的买买提阿布都拉在沙伊巴格乡哈力帕沙依巴格村秘密开办地下教经点，招收9名学徒。学徒们晚上学经文，白天种植75亩地的鸦片。教经点被发现后在其家中搜出137本非法书刊。
[21] 哈拉木是阿拉伯语，意思是不干净、不纯洁、不清真。
[22] 伊扎布特属逊尼派宗教政治组织，1953年创建于耶路撒冷，目前在全球40多个国家开展活动。其创始人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早期精神领袖之一塔奇乌金·安·纳布哈尼（1909－1979年）。截止目前，该组织在欧洲、南亚等地建立了“伊扎布特政府”网站、“哈里发”网站等十几个网站。用英语、阿拉伯语、俄语、德语、鸟尔都语等10多中语向外界发布信息利用宗教教义进行煽动蛊惑是其与暴力恐怖分子的明显不同之处。
[23]参见：新疆大学党委副书记艾来提•阿不都热依木在新疆大学开展保持共青团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05年10月12日。
[24]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访谈记录·第一阶段调研·和田县座谈记录》。
[25]和田地委统战部、和田地区民宗委：《坚持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义，揭穿“伊扎布特”组织的反动本质，彻底肃清其社会影响和流毒一一揭批“伊扎布特-反动组织散布的种种谬论宣讲材料》(汉文和维文对照本，约1万余字)，2008年7月。
[26]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访谈记录·第一阶段调研·和田市座谈记录》。
[27]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访谈记录·第一阶段调研·和田地区公安局座谈记录》。
[28]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访谈记录·第一阶段调研·和田地委政法委副秘书长座谈记录》。
[29]剌迪生：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新疆，在自治区党校意识形态领域学习班，报告。2007年7月16日。
[30] 2006年3月28日，和田地委委员、市委书记缪承潮在市委中心组学习时的讲话：“深入学习 转变作风 确保四个年创建工作开局良好”。
[31]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访谈记录·第一阶段调研·和田县座谈记录》。
[32]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访谈记录·第一阶段调研·和田县座谈记录》。
[33]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访谈记录·第一阶段调研·和田县座谈记录》。
[34]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访谈记录·第一阶段调研·和田县座谈记录》。
[35]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访谈记录·第一阶段调研·墨玉县座谈记录》。
[36]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访谈记录·第一阶段调研·和田县座谈记录》。
[37]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访谈记录·第一阶段调研·和田市座谈记录》
内容摘要：和田既是一个边远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是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地区。近年来，受国际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在新疆地区破坏民族团结、危害祖国统一、影响社会稳定。其中，和田地区是“重灾区”之一。目前以伊扎布特（Hizbut-Tahrir，伊斯兰解放党）等伊斯兰极端组织是影响和田稳定的主要危险。和田是新疆南段的重要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工业化程度太低，教育文化水平仍处于落后状态。抓好社会稳定，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是关键。新疆需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按照“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要求，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田的任务是在中央和自治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让国民经济快速稳步增长，不断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保持社会政治大局稳定，积极健康发展各项事业。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现状
1.1，问题的提出与选题的意义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多民族生息、繁育和交汇融合的场所，又是我国与西亚、中亚以及欧洲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就横贯整个新疆地区，并把我国内地与西亚、中亚及欧洲联结起来。新疆在历史上一直是大国势力竞相渗透和争夺的场所。先是英国和沙俄在新疆的角逐与争夺；然后是苏联向新疆“输出”革命，以图使这一地区成为其安全缓冲区；接着是中苏关系由友好到对抗；冷战结束后，以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为代表的各种极端势力在中亚及其周边地区迅猛发展，并加紧与包括我国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内的国际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向勾连，使中亚及其周边地区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中心和策源地。
本报告的提出基于和田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田既是一个边远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是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地区。据和田地区有关部门反映，曾经被当地警方清除的有2700余名成员的伊扎布特目前继续存在，影响很大。和田需要完成12万人越过低收入贫困线的任务，还需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按照“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要求，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田是新疆南段的重要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工业化程度太低，教育文化水平仍处于落后状态。抓好社会稳定，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是关键。
1.2，研究现状
1900年至1915年，英国考古探险家和东方学学者奥里尔·斯坦因，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三次中亚探险。其根据探险经过撰有《沙埋和阗废墟》、《西域考古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等。后来完成《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国内学者撰写的关于和田的著作有《和田简史》[i]等。关于新疆的安全与社会稳定以及民族宗教问题的著述主要有潘志平所著的《民族自决和民族分裂》、马大正所著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杨发仁主编的《西部大开发与民族问题》、陈延琪与潘志平主编的《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陈延琪主编的《“目前新疆少数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研究”调查文集》和丁建伟所著的《地缘政治中的西北边疆安全》等。这些著作在新疆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及未来发展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其中《地缘政治中的西北边疆安全》分章讨论“东突”问题与西北边疆安全以及宗教问题与西北边疆安全等。吴福环的“新疆伊扎布特研究”、刘仲康的“社会转型期的新疆宗教问题及其应对”、张运德的“浅析伊扎布特在新疆渗透破坏活动的本质”和“ 当前新疆和田地区社会稳定形势的调查”、刘骞的“‘东突‘伊斯兰主义的由来及其影响”等成果都有一定参考价值。近期以来，新疆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就新疆稳定问题撰写了不少高质量的对策建议报告。新疆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关于新疆稳定方面完成的国家和自治区研究项目有《“三个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与对策研究》、《伊扎布特（伊斯兰解放党）研究》、《新疆伊扎布特研究》、《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现状调查及发展对策》等。目前专门研究和田地区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探讨其对和田地区社会稳定的影响,进而说明其在和田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的课题类著述并不多见。本研究报告使用资料截止时间：2010年4月25日。
1.3，和田地区发生的重大案例
1954年12月31日在和田发生阿不都伊米提·大毛拉为首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6年3月9－11日和田地区墨玉县发生巴海大毛拉为首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6年5月4日和田地区洛浦县发生阿不都卡德尔·哈日为首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7年4月15日和田地区和田县海里其汗为首反革命武装叛乱。
1995年7月7日和田市发生“7.7”严重打砸抢事件。
1996年11月东突厥斯坦代表大会预备会再次召开。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境内的分裂分子秘密召开“墨玉会议”和“和田会议”。 墨玉会议参加人买买提·吐鲁普说：我们主要讨论了巴仁乡暴乱以来屡遭失败的教训，研究了阿富汗塔利班日渐坐大的原因。首次提出了宗教政治化、宗教知识化、宗教年轻化、宗教武装化的四化方针。会议讨论的另一事项就是筹集资金，发展力量和训练人员。会议还制定了购买武器、建立“伊斯兰敢死队”等项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真主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修改了“党章”；研究了新的恐怖暗杀计划和统一行动问题；最后决定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更名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真主党”，并制定了“党旗”。会议将各地代表带来的暗杀名单进行了汇总，制定了斋月的第十七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的具体行动计划。 事实证明他们的计划并非空想，黑名单上首先倒下的是阿克苏地区新和县爱国宗教人士、热斯特清真寺副主持阿肯木·斯迪克，罪恶的子弹射中了他的胸膛。
1999年上半年和田地区破获13个反动团伙，共捣毁制造枪支和爆炸装置的窝点10个。
1999年5月和田地区洛浦县破获了一个武器制造窝点。
1999年5月和田地区墨玉县恐怖分子一个制造炸药的窝点爆炸，四名恐怖分子被炸死。
1999年5月29日和田地区洛浦大桥的一次例行检查中查出509枚手雷。与此同时，宁夏、青海、陕西三省根据新疆警方提供的线索，先后抓获8名库来西团伙的重要成员。1999年库来西集团（600名成员）以和田为基地在疆和内地进行恐怖活动。库来西已在和田建立了武装根据地，在境内建立了8个训练基地，自制了6400余枚手雷，198支枪和2900余发子弹，经营了10多处恐怖训练点和51处制枪窝点。1999年9月4日，和田警方击毙库来西[2]。1999年7月23日和田地区和田县公安局在抓捕“库来西团伙”一骨干分子是遭300余名村民围攻。
1999年8月9日和田地区洛浦县发生聚众劫法场的恶性骚乱事件，参与群众达6000人。
1999年8月23日，和田地区泽普县波斯喀姆乡政法委副书记兼派出所指导员及其儿子在家中被恐怖分子残杀。
1999年7月17日和田地区洛浦县武装部一名汉族干部因买瓜与商贩（维吾尔族）发生口角，2000余多维吾尔群众随即围攻县武装部。
1999年12月在和田地区墨玉县喀尔赛乡阿不都·热吉甫等十几个暴徒劫持乡干部、民警和学生[3]。
2001年和田地区墨玉县的个别地方在开挖地道。
2008年3月23日在和田市大巴扎伊扎布特组织举行1000多人参与的非法游行示威。
2009年12日，和田地区墨玉县警方抓获20名伊扎布特成员。
2010年1月和田地区警方在策勒县抓获伊扎布特的一名重要头目和三名骨干。
2010年4月25日夜晚，于田县5名民族分裂分子正在捣毁县委大楼路边的宣传栏和关于加强民族团结的标语时，被几名保安发现。一名保安被捅死。
二，背景：突厥、 “和田伊斯兰教国”
要研究和田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首先必须明确对“东突” [4]问题的了解和认识。具有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特征的“东突”势力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来自恐怖主义的最大威胁之一。
“东突”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简称。指的是一批企图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的国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在理论上讲，“东突”民族分裂势力受到“双泛”思潮的影响，其中把泛突厥主义作为其搞民族分裂的主要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东突”分子长期在中国境内，主要是新疆地区从事爆炸、暗杀、纵火、投毒、袭击等恐怖暴力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至2001年，他们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同时，他们还在国外制造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恐怖暴力事件。
2.1，“突厥”
突厥（Turk）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是匈奴族的别种，秦汉时期居住在今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匈奴灭亡后，南迁至高昌附近的贪汗山（即天山主峰博格达山）。公元552年突厥汗国建立，发展成为一个庞大游牧部落联合体。汗国内部包括许多归附的部族，主要有回纥、铁勒、高车、薛廷陀等。8世纪中叶西域地区的回纥部族（今维吾尔族的先民）联合其他部族灭亡了东突厥汗国。此前，唐朝也攻灭了西突厥汗国。从此，突厥人被打散，有的在中亚落户，有的去西亚发展，从而演变成了不同的民族。其中西突厥的两个部落西迁到小亚细亚半岛定居，他们的后代建立了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凯末尔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2.2，“突厥人”
“突厥人”（Turks）指的是“说突厥语的人们”。这是一个根据语言特征得出的集合名词。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和乌孜别克等民族的语言同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语言学家把它们统称为“操突厥语诸民族”或“突厥语族”，但却不能称为现代突厥族。必须指出的是，操突厥语诸民族与古代突厥部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语言学范畴，后者属历史学范畴；前者并非后者的直系后裔，后者亦非前者的共同祖先。作为古代民族专名的“突厥”与借用此名命名的“操突厥语诸民族”之间，并不存在血统、历史、文化上的必然传承关系[5]。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新疆主体民族之一的维吾尔族并非突厥人后裔，虽然维吾尔族族源复杂，与塞种人、匈奴人、羌人、汉人、或龟兹人、突厥人、蒙古人等族都有所关联，但是其主体显然与突厥人无关。尽管如此，被誉为“土耳其之父”的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被多数维吾尔人推崇。
2.3，“突厥民族”
19世纪，欧洲学术界开始围绕古突厥文的语言文字，研究古代的突厥和现代分布于从地中海东岸到阿尔泰山的众多民族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被称为“突厥学”[6]。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土耳其海峡到中国阿尔泰山的讲所有突厥语族语言，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群都属于“突厥民族”,这样就制造出了中亚人同属“突厥民族”的神话。尽管不能把“突厥学”简单的等同于泛突厥主义，但它为泛突厥主义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学术包装，危害不小[7]。事实上，中亚各主要民族分属阿尔泰和印欧两大语系，即使是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民族包括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乌兹别克族和土库曼族，也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8]。这四个民族的先人共同生活在中亚地区是18世纪以后的事。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中亚东部地区长期受中国行政管辖，中亚西部各汗国是中国的属国，中亚各族人民曾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外围组成部分，在沙俄侵占中亚后才与中华民族脱离。而西迁的突厥的一支于公元13世纪建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中亚地区讲突厥语的各民族长期没有实质联系，中亚也从未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可见，所谓的现代“突厥民族”完全是一个神话。但是，就是这个神话，奠定了泛突厥主义在中亚传播的理论基础。至今，甚至在中国的学术界中，“突厥民族”的神话也没有完全消除。
2.4，“突厥斯坦”
“突厥斯坦”（Turkestan）,有人译为“土耳其斯坦”，实际上并不确切。Turk来源于蒙古语“Turk”,即中文“突厥”一词；“Stan”一词源于波斯语“土兰”（Turan），意为“突厥人的地域”。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中亚和新疆西南部的原始居民主要是原始欧洲人种和地中海人种。“突厥斯坦”是在突厥汗国灭亡后，世界某些地理著作中出现的一个历史地理名词。1805年，俄国人季姆科夫斯基在使团出使报告中首先使用“突厥斯坦”这一名词，用以从地理上表述中亚及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为叙述方便，他又将位于“突厥斯坦”东部的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称为“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 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双泛”思潮的鼓噪下，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借用“东突厥斯坦”这一外国人的历史地理概念并赋予其强烈的政治化色彩，鼓吹跨国民族主义，企图实现分裂祖国，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之梦想，一口咬定“东土耳其斯坦”（其实是“东突厥斯坦”）是自己的“祖国”，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数典而忘祖。
2.5，“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
“东突”势力在新疆滋生，源于境外“泛伊斯兰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两种思潮的渗透。1884年，阿富汗人赛义德·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在倡导改革伊斯兰教、加强穆斯林团结、以“圣战”反对殖民侵略的基础上，提出了“泛伊斯兰主义”的基本思想。“泛伊斯兰主义”号召全世界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在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共同的利益要求下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由“哈里发”领导的统一的伊斯兰大帝国，以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泛突厥主义”在19世纪晚期产生于俄国境内的克里米亚和伏尔加河流域。当地深受沙皇迫害的操突厥语的鞑靼知识分子最先创立了“泛突厥主义”，其宗旨是号召将世界上所有操突厥语的各民族联合起来，建立突厥国家，复兴突厥文化。其著名代表人物是伊斯梅尔·加斯普林斯基。他是一名土耳其裔俄国人，主张突厥人“语言、思想、行动的团结一致”，这就是“泛突厥主义”的基石。
2.6，“突厥斯坦”的“三统一”
1991年底，随着苏联解体，原先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成为独立主权国家。在中亚新兴民族国家成立以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对泛突厥主义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一定程度上鼓励到严厉打击的过程。在独立初期，在原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的思想真空中，沉寂多年的泛突厥主义在中亚一度沉渣泛起，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官方的鼓励。一些中亚国家领导人曾在一些场合发表过支持泛突厥主义的言论：1991年9月，在乌兹别克共产党退出苏共并且改名为人民民主党的大会上，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提到要对诸如“扎吉德运动、泛突厥主义、巴斯马其”等问题”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9]。1992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经提出“突厥联盟”的构想[10]。阿塞拜疆首任总统阿利耶夫更是鼓吹实现从南斯拉夫到中国的“突厥斯坦”的“三统一”，他特别强调“突厥化、伊斯兰化和现代化”这一口号已反映在阿塞拜疆的国旗上。但是，从独立喜悦中冷静下来的中亚各国对泛突厥主义越来越不感兴趣，开始镇压泛突厥主义的活动。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因为他们认识到，泛突厥主义的主张，有威胁民族独立的危险；有将这些新独立的中亚国家统一到大土耳其的嫌疑。当时的土耳其总统厄扎尔就曾兴味盎然的酝酿着“从波黑到中国”的“新奥斯曼计划”，重温建立一个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直延伸到中国的“突厥语国家联邦”的旧梦。
2.7，“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奥斯曼帝国的“双泛”势力以各种形式和手段向新疆渗透，而新疆的民族分裂分子或在国内或出国接受“双泛”思想，并利用“双泛”思想进行分裂活动。1916年，新疆资格最老的泛突厥分子麦斯武德·沙比尔从土耳其留学归来后，开始传播泛突厥主义。到20世纪30年代初时，以麦斯武德·沙比尔、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为首的泛突厥势力在泛突厥主义的基础上，发起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先后建立了三个短命的“国家”：
（1），“和田伊斯兰教国” 。1933年1月，泛突厥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在和田建立了“和田伊斯兰教国”。
（2），“东突厥斯坦独立伊斯兰共和国”。1933年11月12日，穆罕默德·伊敏又伙同泛突厥分子沙比提大毛拉等人在英国殖民主义的支持下，在喀什建立了“东突厥斯坦独立伊斯兰共和国”。1934年2月，有日本背景的马仲英败退南疆，其部将攻占了喀什，“东突厥斯坦独立伊斯兰共和国”宣告灭亡。该“共和国”虽然仅仅存在3个月，却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始，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
（3），“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44年伊犁、塔城和阿尔泰三个地区在苏联的支持下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1]。因为这个伊斯兰政权是反对国民党的，而且并没有公然提出分裂的口号，所以新疆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从团结的角度出发，把这一事件称为“三区革命”，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并将民族军改编为解放军第5军。但是这一事件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新疆解放后，麦斯武德·沙比尔被关押，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再次闻风而逃。“东突”分裂运动再次受到沉重打击，但并没有因此而绝迹，分裂主义思想并未彻底根除，其影响依旧存在。只要有合适的环境条件，又会迅速死灰复燃。
三，和田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在公元前1世纪以前，在和田出现原始崇拜并信仰巫术；公元前一世纪至10世纪的1000余年里，和田人主要信仰佛教；在此期间，中国的道教文化在和田也有广泛传播。据有关史料记载，道教的祖庭在昆仑山，昆仑山的中段在和田，中华文化中把昆仑山作为万山之祖，是众仙汇聚之地。公元11世纪初期伊斯兰教传入和田后至今的1000余年时间里，和田居民主要信仰伊斯兰教[12]。此外，古代和田居民还曾经信仰过萨满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如今的和田是一个典型的信仰伊斯兰教地区[13]。长期以来，和田地区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表现十分突出，宗教问题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3.1，伊斯兰教与维吾尔人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和田地区宗教氛围浓厚，宗教活动比较频繁，具有“三多”的特点：信教群众多、宗教教职人员多、宗教活动场所多。从民族构成看，主要是维吾尔族群众。与其它地区穆斯林一样，和田穆斯林群众严格遵行伊斯兰教“六大信仰”和“五大功课”。由于经济不断发展，生活逐步富裕，近年来穆斯林群众要求朝觐的愿望也随之日渐强烈。和田赴麦加朝觐人员逐年增加，由2000年的103人，增加到2006年的459人，零散朝觐行为也是屡禁不止。据和田地区民宗委估计，2006年零散赴麦加朝觐的人数达500人之多。回顾历史维吾尔族接受伊斯兰教与喀拉汗王朝的宗教战争有关系。其中，和田地区接受伊斯兰经历了30多年的和平方式与武力传播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约1000年之前，现在的和田是典型的佛教地区。
3.2，宗教场所和宗教人士
据和田地委统战部统计，在和田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约100余万人,占全地区总人口的55%。据和田地区民宗委介绍, 和田地区2006年有宗教教职人员5001名。和田地区宗教教职人员的学历层次和宗教学识水平普遍较低。5001名宗教教职人员中，具有本科学历的13人，具有大中专学历的7人、具有高中学历的113人，具有初中学历的1134人，具有小学学历的3574人，文盲163人。和田地区大毛拉人数很少，约1%。2006年和田地区共有4339座清真寺,其中周五清真寺有1618座，一般清真寺有2721座。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清真寺有58座。另外，和田地区共有影响较大的麻扎16座。这些麻扎是伊禅派朝圣地。2009年在新疆王乐泉书记曾说：“爱国宗教人士是肩负特殊历史使命的非党基层干部”，和田的任务是充分发挥爱国宗教人士的桥梁作用，对他们在政治上做合理的安排[14]。
3.3，宗教教育问题
解放前和田的私办的经文学校、教经点非常普遍。1990年至2001年，和田地区先后在地区政治学校、地区伊斯兰经文学校开办了3个为期3个月的塔里甫培训班、2个2年制的塔里甫学习班，共培养334名塔里甫。2000年培训5000人。2001年培训1720人。2002年培训2160人。2003年培训1797人。2004年培训1746人。2005年培训1379人。2006年培训人士1507人。在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工作中，1999年至2006年，和田地区爱国宗教人士带培的塔里甫达810人，已毕业的219人[15]。
四，和田的伊斯兰教派别及其活动以及和田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
新疆的伊斯兰教派问题比较复杂。新疆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属于逊尼派，遵从哈乃斐派教法。和田地区的伊斯兰教主要教派有逊尼派、伊禅派和瓦哈比派。
4.1，逊尼派
逊尼派是是当今伊斯兰教中信徒最多、颁布最广的一个教派。北非、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巴基斯坦等国穆斯林大多是逊尼派，大约占全国世界穆斯林的90%，逊尼派是在第三任哈里发时期形成的。在政治上，该派认为艾卜·伯克尔、欧默尔、奥斯曼、阿里四大哈里发都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同时也承认倭马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时期所有的哈里发，因此受到伊斯兰历代政府的支持和保护。自1062年喀喇汗王朝完全征服于阗国以后，伊斯兰教便逐步取代佛教而成为和田的主要宗教。目前，和田的穆斯林主要是逊尼派，约占信教群众的90%，在教规律法上都崇信哈乃斐学派。自该派在和田地区传播和发展以来，政治上比较温和，能够承认并拥护历代中央政府，同时在历史上几次大的反分裂斗争中各族穆斯林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4.2，伊禅派[16]
伊禅派是伊斯兰教苏菲派在中亚与新疆地区的别称。因其首领被尊称为伊禅（Ishan）而得名。和田地区伊禅派[17]活动重点地区是皮山县和墨玉县。皮山:历史上皮山县受伊禅派的影响较深，现在其影响虽然日渐式微，但从皮山信徒群众的生活风俗、取名、称呼等方面伊禅派的影响依然存在。墨玉县：墨玉县过去伊禅、和卓较多，教派影响也深，遍及各乡镇。现在，影响较大的伊禅、和卓虽早已作古，但他们的子嗣及其影响、他们当年的信徒、苏皮、阿皮孜、布维及其子孙，以及怀旧、同情他们的人们依然不少。对已经作古的大伊禅的子子孙孙，默玉县的教民至今仍在他们的姓名后加上“和卓”、“伊禅和卓”、“哈里发”、“苏皮”、“阿皮孜”等称呼，以示尊敬。从50年代阿不都·依米提策划的四次反革命暴乱活动被平息之后，党和政府采取了遏止和打击的方针，伊禅派一直没有大的活动，但其信众还有相当的数量。活动范围集中在喀什、莎车、叶城及和田的皮山、和、墨、洛等县市。从2001年开始，伊禅教派活动在和田又出现抬头之势。2001年至2003年伊禅教派五个头目先后去世，每次上万人前来送葬，举行非法集会跳神活动。2005年1月，按照和田地委行署领导安排，地委统战部、地区民宗委对伊禅教派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据调查，和田地区伊禅教派成员共有323人。目前沉寂了多年的伊禅教派突然间活跃起来，并提出“使他们的活动合法化”的要求。
4.3，瓦哈比[18]
2004年1月，和田地委统战部、地区民宗委对全地区各县(市)持瓦哈比观点的人进行了调查摸底。和田地区共有持瓦哈比观点的活跃分子6655人，其中：皮山县2 1人，墨玉县1 084人，和田市5000人，和田县1 0人，洛浦县475人，策勒县60人，于田县5人。其中：瓦哈比头子，皮山县1 O人，墨玉县1 5人，和田市1 4人，和田县2人，洛浦县1 3人，策勒县26人，于田县4人。2005年7月，和田地区民宗委就和田地区的瓦哈比及其活动情况展开专题调研，和田地区民宗委副主任买提尼亚孜·木萨撰写了有关调研报告（维吾尔文），摘译如下：“近年来瓦哈比分子在和田有如下表现：1.瓦哈比分子利用当地清真寺的讲经台宣传圣战，鼓动信教群众从事非法宗教活动，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砍伤不做礼拜的人，砍死校长[19]。2.秘密开办地下教经点[20]。3.从国外秘密带进非法宗教出版物和音像制品，秘密散发到当地学校学生手中。4.瓦哈比分子组织年轻人和女人散发传单。5.到处散布“看电视是哈拉木[21]”、“不进共产党的监狱不能当真正的穆斯林”、“在政府盖的房子里住是哈拉木”等谬论。6.利用清真寺以外的场所进行非法演讲，强迫人们做礼拜，还要求在婚礼上不打鼓、不吹唢呐和不摄像等。7.限制女人参加社会活动强迫穿蒙面服。
4.4，伊扎布特
本报告将在和田地区2005年至2010年发生的新情况、新变化都视为和田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新动向加以讨论。
据《青年参考》介绍，伊扎布特是一个地下极端宗教组织。成立于1950年代，最初活跃于阿拉伯世界。苏联解体后，迅速进入中亚。伊扎布特的公开使命是通过发动非暴力的和平“圣战”，建立单一的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哈里发国家。但是2001年以来，在中亚地区的活动呈现出恐怖组织的特征。在中国新疆大约有2万名成员。有人认为发生在2009年的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是该组织所策划。
伊扎布特[22]（伊斯兰解放党，Hizb-ut-tahrir-Islami）近年来在中亚地区异常活跃。1999年，新疆首次发现伊扎布特组织在新疆建立的分部，重点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成员。近两年在新疆一些高校接连破获了以大学生为主的伊扎布特反动组织。更有甚者，在2003年破获的一起伊扎布特反动组织中，其成员涉及27所大中小学校，情况十分堪忧[23]。根据和田政法委有关负责人透露， 1998年9月，一名叫阿卜杜拉（该人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兹别克族，他还有一个俄语名）的乌兹别克斯坦人以商人身份出现在乌鲁木齐，在边疆宾馆等地传播伊扎布特思想、物色人选、招募成员。阿卜杜拉曾在乌鲁木齐市郊的南山牧场秘密组织开办伊扎布特组织领导干部理论学习培训班。于田县商人苏莱曼·买提尼牙孜等三人在边疆宾馆与阿卜杜拉认识后不久很快加入伊扎布特组织。苏莱曼·买提尼牙孜等三人参加阿卜杜拉在南山开办的伊扎布特组织领导干部培训班。1999年，接受培训后的苏莱曼·买提尼牙孜等三人被任命为伊扎布特组织在和田地区的负责人。据和田县有关负责人反映，在和田，伊扎布特的宣传速度很快，我们的宣传力度仍然不够，现在伊斯兰极端主义向和田的各个领域进行渗透，他们无孔不入、无处不在[24]。2008年7月，和田地委统战部、和田地区民宗委组织有关专家和基层领导编写宣讲材料[25]，联合和田地委宣传部、和田地委讲师团等到和田各县乡镇联合开展宣讲活动，取得明显效果。
五，和田地区伊扎布特制造的案件主要有：
2005年3月，伊扎布特在墨玉县萨依巴格乡鸟鲁瓦提村制造了令人震惊的纵灾杀人案。
2006年5月伊扎布特在和田地区制造多起破坏活动。
2006年5月初，伊扎布特在和田市制造毁坏中国国旗案件。
2006年11月，在和田市发现一个伊扎布特犯罪团伙，涉案人员100人[26]。
2007年和田警方已经收缴伊扎布特的活动资金189550元[27]。
2007年4月，洛浦县公安局在恰尔巴格乡查获一起伊扎布特团伙案件，涉案人员多数是该县的农民。
2007年10月至2008年1月，伊扎布特在和田的一些基层干部、爱国宗教人士家里散发传单或恐吓信，迷惑煽动不少城乡信教群众、农村男女青年为它们的“圣神”事业捐款捐物，募集到20多公斤黄金首饰等款物，作为活动资金。
2008年3月23日伊扎布特在和田大巴扎举行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破坏社会稳定的示威游行。
伊扎布特成员被逮捕情况：
1999年在和田县有46名伊扎布特组织成员被逮捕。
2000年3月，公安部门在于田县抓捕270名伊扎布特成员[28]。
2005年和田抓获630名伊扎布特成员[29]。
在和田县范围内，从2005年至今已有432名伊扎布特组织成员被逮捕，其中有29人被起诉。
2005年8月31日，和田市纳尔巴格街道抓获7名伊扎布特组织重要成员[30]。
2006年和田县抓捕400名伊扎布特组织成员[31]。
2007年在和田县有517名伊扎布特组织成员被逮捕。截至2007年4月，和田地区已经逮捕1280名伊扎布特成员。
2007年4月，皮山县公安局在科克铁热克乡抓获一名伊扎布特成员。
六，伊扎布特在和田的新动向
（1），开始招募惯犯和刑满释放人员[32]。
（2），原来加入伊扎布特组织必须举行正式的宣誓仪式，最近的变化是，部分成员宣誓，而部分成员不需要宣誓。
（3），除了出版散发27种书刊之外，开始出版报纸。宣传刊物开始刊登国外的伊扎布特活动情况、新疆的伊扎布特活动以及新疆党政机关召开的针对民族宗教事务的重要会议内容。
（4），伊扎布特宣传刊物维吾尔文（2009年3月20日第11期）配套出版小册子和音像宣传品。4页报纸名称为Dawat wa izdinish(倡导和探索)，有篇标题为Islamning Mahyiti—Hayatlik hanunidur(伊斯兰的教仪――生命的法律)的文章。2006年9月27日出版，出版地点没有注明。当日出版的一个配套册子名称为Islam nohtisidin hayatha nazar(从伊斯兰教的观点去关注生命)，第7期。还有配套的音像宣传品。
（5），伊扎布特宣传刊物先是在乌鲁木齐秘密印刷，后来在和田印刷，现在可能也在乌鲁木齐印刷，和田散发的伊扎布特宣传刊物多数是复印本。
（6），伊扎布特开始加大宣传力度，伊扎布特组织要求其成员边做生意边宣传，边劳动边宣传。
（7），伊扎布特要求其宣传刊物达到每户一份（2007年3月和田警方已经收缴10万份伊扎布特的宣传刊物。我们现在提倡的是共产党的报纸进村，在和田，伊扎布特的宣传刊物开始进家）。
（8），看《圣战》可以变成杀人犯。据说伊扎布特共有60本书，组织成员必须精通6本书。必修书是《路在何方》（yol hayahta）。和田县的地下教经点采取的是3年为一个学期，但是,有时新学员通过短短2个月的学习,他的脑子里就会形成很顽固的宗教极端思想，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13岁的孩子就是学习了《Jangnama》（圣战）就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极端分子。2007年4月和田县公安局在和田县巴格其镇的一农民家中查获伊扎布特宣传手册，名为圣者历史《派罕拜尔历史》。
（9），经常发生农民殴打村干部的事件。2005年12月25日，和田县的一名伊扎布特骨干到墨玉县活动时被公安部门当场击毙。第二天和田县的几千人就此事出来闹事。布扎克乡的农民殴打乡长和村长。该乡几个商人要求联合起来修建清真寺，说是政府不让他们去朝觐，他们只好选择了通过在当地修建清真寺来表达对安拉的虔诚[33]。
（10），有些地方女性在家庭聚集念经。墨玉县布扎克乡经常有女性在家庭聚集念经。乡政府只好每一次都派一名妇女干部进行监督[34]。
（11），成员呈年轻化趋势。伊扎布特成员中40岁以上的人不到20%，大多数成员的年龄是在16至30岁的有文化的人。
（12），2007年，新疆警方在一个伊扎布特组织骨干家中收缴70万元活动资金，经调查，该资金的80％是从和田地区集资的。经调查发现，和田地区的灰色商人（主要是玉商）资助伊扎布特组织成员。伊扎布特组织还动员妇女把金银首饰捐给他们作为活动资金[35]。
（13），公开对抗当局。伊扎布特散发传单的地点过去是清真寺门口。2005年，伊扎布特通过其宣传刊物公开宣布伊扎布特进入公开对抗当局的阶段。公开阶段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伊扎布特最近散发的每一期宣传刊物都会出现在公安局和派出所门口。3月22日，和田市公安局门口发现了伊扎布特的11期宣传刊物。
（14），逐渐改头换面，伊扎布特原来的阿拉伯语职务名称基本上消失了，现在只有本土化的三个维吾尔语职务：大师傅（Chong ustaz）、小师傅(Kiqik ustaz)和徒弟(Shagirt，实际上就是伊扎布特的党员)。几乎每年都在更换组织和职务名称[36]。
（15），伊扎布特为保证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下级必须绝对无条件地服从上级。并且相互间互不透露在组织中的地位、作用。在联系方式上多采取单线联系，上级熟知下级的情况，而下级不知上一级的情况。同时伊扎布特组织的犯罪行动十分诡秘，其成员往往改名换姓、隐瞒真实身份，既无真实的身份证，又不办暂住证。其成员禁止使用现代通讯工具，并且多以偏远出租房为活动据点。
（16），2002年伊扎布特在和田散发的宣传刊物叫安拉万岁Alayi-ong，调查发现，这些书刊是在乌鲁木齐印刷后拖运至和田的。
（17），罪犯越来越狡猾，侦破工作越来越难。目前被逮捕的伊扎布特成员坚决不承认自己就是伊扎布特的成员。加入伊扎布特组织后，所有成员都要接受任务。我们工作中发现，被抓住和判刑的伊扎布特成员不会再改造成好人，他们甚至在监狱从事发展伊扎布特成员的活动。
（18），加入伊扎布特的女性必须穿戴蒙面服（JILBAP）。伊扎布特成员需要每月交纳会费，是收入的10％。伊扎布特组织的管员都有固定工资、出差费、招待费和活动资金等。
（19），伊扎布特成员相互联系从来不用住宅和移动电话。清真寺是伊扎布特成员见面和发展新成员的最佳场所。伊扎布特成员之间会随时随地相互帮助。如果一个伊扎布特成员家里遇到困难，其他成员一定会提供救助，包括医疗费和交通费等[37]。
注释：
[i] 新疆和田简史编撰委员会编：《和田简史》（主编孙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
[2]新疆反恐十年成果展览新疆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周刊，2006-12-21。
[3] “解救墨玉县‘1.4’被劫持人质”，详见刘汉太等主编：《为了至高利益——中国打击“东突”报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
[4] “东突”分子长期在中国境内，主要是新疆地区从事爆炸、暗杀、纵火、投毒、袭击等恐怖暴力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至2001年，他们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同时，他们还在国外制造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恐怖暴力事件。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专题报告之一《关于“东突”问题的讨论》。
[5] 陈延琪、潘志平主编：《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6] “突厥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说，是有严重缺陷的，它机械的把突厥和突厥语族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粘连在一起，以语言学代替历史学研究，结果导致“突厥”外延的无限扩大和内涵的模糊不清。
[7] 潘志平主编：《中南亚的民族宗教冲突》，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
[8] 马大正：《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
[9] 陈延琪、潘志平：《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10] 陈延琪、潘志平：《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11] 苏联此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并不是支持新疆独立，而是要以新疆问题做交换筹码，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和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1945年8月中苏友好条约签署，达到了苏联的预期目的，因此苏联要求“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成立新疆省联合政府。麦斯武德·沙比尔、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东突”分裂分子也被安排在联合政府中任职。由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实权掌握在反对新疆独立的阿合买提江等人手中，因此最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无果而终，但事实上的独立一直维持到1949年解放新疆为止。
[12] 伊斯兰教约在七世纪中叶传入中国，至元代，伊斯兰教兴盛起来。2010年全国共有清真寺3万余座。
[13] 近年来，由于基督教、天主教在新疆的非正常发展，和田地区也出现了基督教地下非法传教现象。根据和田地委统战部2004年调查，和田地区现有未登记基督教教徒47人，均为汉族，以东四县（民丰、策勒、于田、洛浦）为主要传播地区，其传播和发展的对象以外地来和打工人员、退休、下岗职工为主要对象。传播方式以聚众讲经、观看录像带、传看非法宗教书刊为主。
[14]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专题报告之三《和田地区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人士基本情况》。
[15]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专题报告之四《和田地区宗教教育概况》。
[16] 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专题报告之五《新疆的伊斯兰教主要派别及其活动和影响》。
[17] 伊禅教派在和田的主要分支有五个：卡德尔耶、伊斯拉米耶、虎非耶、切司提耶和卡德郎耶。和田伊禅和卓的地位尊号：伊禅（专指首领）、和卓（“主人”）；谢赫（长老和麻扎管理人）；哈里发（伊禅助理）；苏皮（伊禅的贴心心腹、修炼弟子）；阿皮孜（专指男性，即举行宗教仪式时的诵经弟子）；布维（专指女性，专门为妇女诵经的弟子）；穆拉德（专指参加过正式入教仪式，接受过洗礼，表过忠心的信徒）。伊禅与谢赫职位一般实行世袭制度，伊禅教派首领一般自称圣裔（赛义德或和卓）而博得信徒的尊崇和拥戴，并以能预见未来和显示某种“迹象”吸引信众。
[18] 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专题报告之六《和田地区的瓦哈比》。
[19] 2002年5月17日，皮山县库西塔格乡2大队4小队的瓦哈比分子努尔买买提·阿布都热西提经4大队兰杆清真寺哈提普阿布拉吾买尔·卡热的同意占用该清真寺讲经台进行非法演讲，他要求当地所有人参加周五礼拜、共同反对计划生育，还说些攻击中央领导及汉族人民的话。该瓦哈比分子从清真寺出来后手拿大刀砍伤了几个没有进清真寺做礼拜的人，紧接着闯入中心小学砍死校长、砍伤四位教师。
[20] 2003年12月，和田市的长期开办地下教经点的瓦哈比头目阿布来提买合苏木·哈吉在自己家中与28名学徒一起被依法逮捕，从他家里搜出557本书（34本是反动内容的书）。2004年5月6日，和田县伊斯兰阿巴提乡亚曼布拉克农场的瓦哈比分子艾力·艾拜在塔瓦库力乡吐孜亚伊拉克村秘密开办地下教经点，招收14名学徒。该教经点由于学徒来自和田、喀什、伊犁等地相互打架发生致死事件而被暴露。2004年7月1日，墨玉县阿克萨拉伊乡阿热麻扎村的买买提阿布都拉在沙伊巴格乡哈力帕沙依巴格村秘密开办地下教经点，招收9名学徒。学徒们晚上学经文，白天种植75亩地的鸦片。教经点被发现后在其家中搜出137本非法书刊。
[21] 哈拉木是阿拉伯语，意思是不干净、不纯洁、不清真。
[22] 伊扎布特属逊尼派宗教政治组织，1953年创建于耶路撒冷，目前在全球40多个国家开展活动。其创始人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早期精神领袖之一塔奇乌金·安·纳布哈尼（1909－1979年）。截止目前，该组织在欧洲、南亚等地建立了“伊扎布特政府”网站、“哈里发”网站等十几个网站。用英语、阿拉伯语、俄语、德语、鸟尔都语等10多中语向外界发布信息利用宗教教义进行煽动蛊惑是其与暴力恐怖分子的明显不同之处。
[23]参见：新疆大学党委副书记艾来提•阿不都热依木在新疆大学开展保持共青团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05年10月12日。
[24]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访谈记录·第一阶段调研·和田县座谈记录》。
[25]和田地委统战部、和田地区民宗委：《坚持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义，揭穿“伊扎布特”组织的反动本质，彻底肃清其社会影响和流毒一一揭批“伊扎布特-反动组织散布的种种谬论宣讲材料》(汉文和维文对照本，约1万余字)，2008年7月。
[26]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访谈记录·第一阶段调研·和田市座谈记录》。
[27]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访谈记录·第一阶段调研·和田地区公安局座谈记录》。
[28]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访谈记录·第一阶段调研·和田地委政法委副秘书长座谈记录》。
[29]剌迪生：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新疆，在自治区党校意识形态领域学习班，报告。2007年7月16日。
[30] 2006年3月28日，和田地委委员、市委书记缪承潮在市委中心组学习时的讲话：“深入学习 转变作风 确保四个年创建工作开局良好”。
[31]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访谈记录·第一阶段调研·和田县座谈记录》。
[32]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访谈记录·第一阶段调研·和田县座谈记录》。
[33]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访谈记录·第一阶段调研·和田县座谈记录》。
[34]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访谈记录·第一阶段调研·和田县座谈记录》。
[35]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访谈记录·第一阶段调研·墨玉县座谈记录》。
[36]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访谈记录·第一阶段调研·和田县座谈记录》。
[37]详见艾莱提·托洪巴依：《访谈记录·第一阶段调研·和田市座谈记录》
“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及对策
作者：吴福环
来源：200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三个主义”指的是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
民族分裂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极端地强调本民族的利益，把本民族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和其他各民族利益之上，打着民族的旗号，制造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是在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影响下，在新疆特定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条件下形成的，以搞“东突厥斯坦独立”为目的，妄图把新疆从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分裂出去的一种反动政治主张、反动社会思潮和反动现实行动。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政治纲领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思想体系包含：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观、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观，以“东突厥斯坦独立论”为核心的国家观，杜撰歪曲篡改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以“共同突厥文化论”为基本特征的文化观，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
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传入新疆，与当地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的分裂活动相结合，产生了新疆民族分裂主义。20世纪30年代，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发展成为以“东突厥斯坦独立”为旗号的民族分裂政治行动。从而成为在新疆制造动荡和战乱的最主要的反动政治思想和反动政治势力。
宗教极端主义是把宗教和宗教利益视为至高无上，以世俗社会彻底宗教化为目的的一种社会政治主张、社会思潮和行动。宗教极端主义在本质上不是宗教信仰问题，而是政治主张、政治目标和政治活动问题。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又称“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它是以伊斯兰原教旨为旗号，打着“振兴伊斯兰教”的幌子，大肆宣扬和鼓吹“圣战”，排斥一切“异教徒”和世俗政权，企图建立以宗教领袖为首脑、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政教合一的政权，使一切社会生活都彻底伊斯兰化。历史上曾经有过各种形式的宗教极端主义或原教旨主义。当代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或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则是20世纪60—70年代在中东产生，并在1979年伊朗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中取得区域性胜利，而且至今仍在不断勃兴、扩散的一种强劲政治主张、社会思潮和政治行动。
新疆的伊斯兰教有着长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历史上曾经有过宗教狂热、发生过宗教战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泛伊斯兰主义传入新疆。新疆近现代史上的民族分裂活动都曾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新疆当代的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由中东、南亚、中亚传入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宗教极端主义传入新疆后，很快就与民族分裂主义结合一起，成为民族分裂主义欺骗煽动信教群众的幌子。
暴力恐怖主义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组织、团伙或个人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采取爆炸、暗杀、绑架、劫机、纵火、投毒等暴力手段，对特定或非特定的人员、场所、设施等进行攻击、杀害、破坏，从而制造社会恐怖的一种极端政治主张和极端行为。一般认为，20世纪70——80年代，暴力恐怖主义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起来，并呈现出上升和扩散态势。当今世界，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往往采用暴力恐怖主义的手段和方式。
20世纪90年代初，暴力恐怖主义传入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暴力恐怖主义相结合，形成了罪恶的“三位一体”。1990年4月发生的“巴仁乡反革命暴乱”事件是“三个主义”合流的重要标志。“三个主义”中，民族分裂主义是核心，它的要害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论”；宗教极端主义是蒙蔽和煽动群众的重要旗号；而暴力恐怖主义则是其在一定时期的主要破坏手段和行动方式。
长期以来，新疆教育领域就是“三个主义”渗透的重点，它所造的危害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本身，既直接影响了新疆当前的稳定，还深刻地影响到新疆未来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社会稳定和发展态势，是当代新疆潜在的最主要的不安定因素。
一、“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基本情况
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从国内方面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以后，我们党纠正了“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左的政治错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国各地各部门落实党的政策，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地富分子和右派分子摘帽，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得以落实。在这一过程中，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问题的请示》。其后直至198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进行了对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和错划人员的复查改正及安置工作；在文革期间参加“东突党”的绝大多数人员也予以甄别，安排了工作；还对在50年代因参加反革命暴乱被判刑的一些“反革命分子”予以平反、安置。这种“一风吹”，现在看来，是有失误的。新疆50年代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和70年代对“东突党”的处理，总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存在扩大化的错误。被平反、甄别、安排了工作人中的少数人，实际上当时就确实有分裂祖国的反动思想、有的还有反革命民族分裂活动。平反了、出狱了，但其思想并未得到改造。有的人被安排到文化教育部门。他们利用工作之便，通过讲课、作报告、写书、写文章，一有机会就宣扬民族分裂的思想、理论。这方面的典型人物是：出狱后被安排到新疆大学中语系当教师的阿吉亚阔甫、出狱后被安排到自治区文联当专业作家的吐尔贡·阿尔玛斯和出狱后被安排为叶城县最大的清真寺（加米清真寺）当依玛木（主持），后来又被选为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常委、叶城县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叶城县政协副主席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阿吉。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反华势力利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机，加紧对我进行渗透，针对我国搞“西化”、“分化”，各种社会思潮涌入。在其影响下，整个80年代，我们国内几度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核心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种情况在新疆的表现则具有自身的特点。70年代末，以1979年伊朗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胜利为标志，出现了世界性的伊斯兰教复兴浪潮，中东、西亚、中亚、南亚等地相继出现伊斯兰教的复兴和扩散，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在各地泛滥。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到新疆，加之我们在落实宗教政策过程中一度出现的管理工作跟不上，使得文革后新疆少数民族群众正常的宗教信仰“反弹”、宗教活动恢复后来在一些地区一度发展成宗教狂热，宗教极端主义通过各种渠道向新疆大举渗透。在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前苏联仍以毗邻新疆的中亚为基地，继续对我进行颠覆性宣传。
境内外的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就是利用上述的国内外形势，加紧了对新疆社会各层面，特别是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其主要表现是：
1、歪曲新疆历史，煽动狭隘民族情绪、反汉排汉，鼓吹民族分裂，宣传宗教极端意识，在校内信教、传教。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大量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通过非法印刷制作、邮寄、传播反动书籍、报刊、音像制品；书写、张贴反动标语、传单、小字报；利用课堂、报告会等形式，歪曲新疆历史、鼓吹民族分裂、宣扬宗教极端意识，叫嚣“圣战”、煽动狭隘民族情绪、鼓动反汉排汉；在课堂上、校园内、学生宿舍宣教讲经，鼓动师生穿戴具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服饰，甚至离校出走或非法出国朝觐；在各种非正规场合散布、传播对社会不满和具有明显民族分裂倾向的言论；境外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则向学校邮寄反动书报、利用电台进行“空中”反动宣传渗透、拉拢诱惑出国师生。
70年代末80代初起，全疆各地，特别是南疆，宗教极端势力的非法宗教活动对中小学的渗透十分严重。一方面是引诱中、小学生到地下经文班点学经文的情况较多。据喀什地区1981年统计，全地区有教经点588处，仅叶城县就有312处，学经人员5617人，其中在校中小学生1761人，占38.8%；伽师县有教经点85处。喀什地区1981年3月以后半年多时间，弃学念经儿童就从4000人增加18000人。宣传、教育、宗教等部门做了一些工作，但收效不明显。从1988年3月至该年底，喀什地区查知的学经人数从3006人增加到4000人。另一方面，是宣扬迷信和宗教极端的小册子、传单等泛滥，扰乱人心、破坏社会稳定和学校的正常秩序。如：1981年5月中旬，喀什市发现由土耳其寄来的名为“遗训书”的维文反动传单，假借“穆罕默德守墓人谢依哈买提”的名义，进行造谣、恐吓。说什么上一星期“死16000人中没有一个真正的穆斯林”，“现在出现世界末日到来的迹象，（你们）不要因背叛上帝而犯罪”；煽动“通知我们的信徒，将此遗训的内容传播给各地每一个人”，“凡是听到遗训而不抄发者，将成为罪人”，“不相信者是卡甫尔（异教徒）”，扬言“对异教徒不能手软”。该反动传单几经翻印，很快传遍了喀什各县市和克州、阿克苏、巴州、和田、乌鲁木齐等地，在一些地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恐慌。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将传单翻印后沿街散发，有的制成录音在公共场所播放，煽动宗教狂热，鼓励排斥异教徒（主要指汉族人）。一些学校也深受其害，喀什、库尔勒等地都有中小学生撕毁汉语课文、撕或烧毁红领巾、不去学校上学等现象发生。喀什一中有2个班的学生集体向老师告别，等待“世界末日来临”。学生去清真寺做“乃玛孜”（礼拜）的人数大幅度增加。有个别的阿訇在青少年学生中煽动说：“我们要为宗教而战，让汉人死于水中”，还诬蔑红领巾是“把人拉到地狱的绳索”，致使一些学生把红领巾和政治课本、汉语课本都烧了。
80年代民族分裂主义向高校渗透的“重灾区”是新疆大学。原新疆大学教师阿吉亚阔甫（于2001年死亡）是一个老牌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1980年“落实政策”时，阿通过各种渠道被安排到新疆大学作教学、研究工作。他到新大不久，就在学校小礼堂连续作了三场“学术报告”，大肆宣扬“维吾尔从来就是有自己的祖国的”、“新疆自古是独立的”等分裂主义思想，毒害青年学生和教师。接着，他以收集历史资料为名到南疆各地，广泛与一些老民族分裂分子接触、密谈。并在一些人的支持下，先后在喀什、阿克苏作了长达数小时的反动“学术报告”，公开讲：“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维吾尔人在历史上就有自己独立的祖国”，“长城以外从来就是独立的地方”，号召“维吾尔人要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要起来书写自己的历史……”等等。阿吉亚阔甫的“报告”，在新疆大学和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有害的影响。受他的提示，1980年5、6月间，新疆大学历史系两个高年级少数民族班学生私下刻印穆罕默德·伊敏的《东突厥斯坦历史》，这本歪曲新疆历史、鼓吹“独立”的大毒草，流向社会后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更严重的是，有的毕业生工作后，在中学课堂上公开向学生宣讲该书的内容。
80年代，新疆高校有多名赴土耳其等国探亲的教师被境外民族分裂组织拉拢、策反，有的人在外不归，成了民族分裂组织的骨干。境外以艾沙为首的民族分裂主义集团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对新疆高校进行渗透。他们利用回新疆探亲访友人员中的一些不法分子收集我有关情报，散布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境内外民族分裂组织、个人向新疆高校投寄、传播反动书刊、非法宗教宣传品的情况比较严重。同时，高校校园内也不断发现有张贴和书写的煽动民族分裂、反汉排汉、鼓吹民族独立内容的反动标语、传单、大小字报、匿名信等。
受上述各方面的影响，80年代中后期，新疆大学少数民族学生的社团组织“天山儿女诗社”、“大学生科学文化协会”先后搞了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的活动。如他们上演的话剧《追忆》，台词中有这样的话：“喂，贫苦的维吾尔，觉醒吧，不要再睡大觉，你已是一无所有，最多豁出命一条，如果你不拯救这死亡的命运，啊，那你将凶多吉少，凶多吉少”。这是明显的影射和煽动。新大“大学生科学文化协会”头目正是1988年“6·15”事件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2、建立发展民族分裂组织、团伙。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向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学校的师生中建立、发展民族分裂组织、团伙。20世纪80年代，新疆教育领域中师生建立民族分裂组织、团伙主要发生在喀什、和田两地的部分中学。如：1981年喀什市一些在校中学生、中专生成立了“中亚西亚维吾尔斯坦青年星火党”；1986年叶城县成立了由某乡团委书记为头目，有县小学教师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天山民主联盟”，其后又在莎车师范学生中发展成员；1986年叶城县一中的少数学生成立了“天山青年组织”；1988年喀什地区维吾尔高级中学高二年级的15名学生密谋成立了“母系突厥解放组织”；1988年喀什地区维吾尔高级中学的5名学生成立了“阿塔土尔克解放组织”；1988年和田地区墨玉县一中的4名学生成立了“TBT”（“腾格尔塔格联盟”或“天山联盟”），此年墨玉县一中又有13名学生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民族解放党”；1989年于田县兰杆乡中心小学一教师与他人共同成立“救国协会”，墨玉县某小学教师涉嫌组建“金圈伊斯兰”组织。另外，阿克苏师范学校、喀什师范学院都有师生建立或参加民族分裂组织的情况。上述反动组织、团伙的建立，从时间上看，主要是80年代后期；从地域上看主要是喀什、和田两地区；从学校级别上看主要是中学。分析起来，这种情况主要是与80年代初期喀什、和田发生的几起骚乱、暴乱事件有关，与非法宗教活动的泛滥以及境外反动宣传品的大量流入有关。值得重视的是，一些在中学参加了民族分裂组织的学生，高中毕业后，不少人考入了新疆或内地的大中专院校，继而在高校中发展成员，进行活动。甚至有在中学参加分裂组织，案破被判刑的人，刑满出狱后，又伪造档案、隐瞒身份，混入区内外高校学习的。
3、煽动组织群众性动乱闹事，危害安定团结。80年代初，南疆先后发生了数起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闹事骚乱事件和反革命武装暴乱。即：1980年阿克苏市“4·9”打砸抢骚乱事件、1981年叶城县“1·13”打砸抢骚乱事件、1981年伽师县“5·27”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1981年喀什市“10·30”打砸抢骚乱事件。上述四起恶性事件，参加者中有相当多是青年和在校学生，在有的事件中青年学生起了核心作用。如：伽师县“5·27”反革命武装暴乱，被抓获的157名成员中，最大的29岁，最小的15岁，80%以上是在校学生。仅该县一中就有59名学生参加了暴乱，其中共青团员44名。又如：喀什市“10·30”打砸抢骚乱事件，起组织策划核心作用的是“中亚西亚维吾尔斯坦青年星火党”反革命组织。该党成立于1981年8月，12名成员均为中学和中专学校的在校生，其宗旨是“通过文斗，促使维吾尔人民起来搞武装斗争，推翻黑大爷（汉人）政府，为建立独立的维吾尔国家而奋斗。”
而以高等院校大学生为主的群众性动乱闹事则集中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重点是新疆大学，也影响到乌鲁木齐市和南北疆的其它高校。主要的事件有：1985年“12·12”事件，1988年“6·15”事件、1989年5、6月间的动乱事件。这几起事件，都是新疆大学的少数深受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影响的大学生组织煽动新疆大学和其他高校的部分少数民族学生闹起来的。他们不听校领导、自治区领导的劝阻，上街游行，呼喊不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甚至是反汉排汉的口号，严重地破坏了新疆的社会稳定，在全疆全国造成了恶劣影响。
1985年的“12·12”事件是20世纪80年代新疆教育领域特别是大专院校思想政治方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迫不急待地跳出来，公开煽动群众（主要是大专院校的青年学生）与党和政府对抗。事件的社会影响极为恶劣，严重危害了新疆的社会稳定。“12·12”事件发生后，乌鲁木齐市和全疆各地煽动民族分裂和反汉排汉、破坏国家统一的标语、传单、匿名信等大幅度增加，主要内容是：“汉族滚出新疆去”、“新疆要独立、要自由、要主权”、“新疆独立万岁”等。以艾沙为首的境外民族分裂主义集团十分关注“12·12”、“6·15”事件。事件发生后，艾沙即派人到新疆刺探情报，并在土耳其搞“募捐声援”活动和集会游行。疆内其他高校以及北京、上海、西安、兰州等地高校中的一些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也有上街游行声援“12·12”事件和“6·15”事件的。
1990年1月至2001年12月这一阶段是境内外“三个主义”合流，暴力恐怖活动猖獗的时期。同时又是“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加剧，各种名目的民族分裂组织大量滋生，宗教对学校的影响扩大的时期，是“三股势力”与我们激烈较量、激烈争夺的时期。
1990年4月，发生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的以民族分裂为目的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是这一阶段的明显标志。这表明“三个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式合流，暴力恐怖活动成为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主要手段。“巴仁乡事件”之后，在整个90年代，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南北疆各地搞了200多起暴力恐怖活动，包括爆炸，暗杀、投毒、抢劫等，致使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受他们残害的主要是无辜的汉族群众、少数民族基层干部、少数民族爱国宗教人士和解放军战士、武警官兵。
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后十年世界的重大事件。原来多民族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特别是新疆周边的原苏联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于1991年先后独立，对新疆的影响很大。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认为，苏联的解体为他们搞分裂带来了希望，他们加紧了分裂活动。同时，“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当作他们的主要“敌手”，为遏制中国而大搞“西化”、“分化”战略。新疆是他们“分化”中国战略的重点。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在他们的支持下，加紧聚合，明确提出了“知识化，年轻化、武装化、国际化”的方向。他们宣称：“必须争取有知识的人，必须在高校中发展力量”。各级各类学校成为民族分裂势力渗透和争夺的重点。
这一阶段，“三个主义”向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主要表现是：
1、更猖狂地进行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宣传、煽动。进入90年代，由于新疆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对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三个主义”对教育领域的渗透变得更加隐蔽（高校尤其如此）、同时也更加猖狂（中小学更为突出）、更加广泛（扩及的中小学面相当大）。利用书刊和课堂，歪曲新疆历史，鼓吹民族分裂，煽动狭隘民族情绪，鼓动反汉排汉，宣扬宗教和宗教极端思想，在校内讲经传教、叫嚣“圣战”，损毁国旗、宣传栏、领袖像，张贴反动标语、传单的事屡有发生。特别是非法印制、传播反动书刊、音像制品，收听境外电台的反动广播，个别教师在课堂上宣讲宗教和散布对社会不满、具有明显分裂主义倾向的言论，少数学生宗教意识强烈，在校园内、宿舍中搞宗教活动。种种现象，十分严重。这方面的案例之多，数量之大，范围之广，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省，促人反思。据新疆公安厅有关人员介绍，仅90年代后期以来的几年间，全疆就收缴宣传民族分裂、非法宗教和“圣战”的各种印刷品上百万册、录音带、录像带100多万盒，光和田地区就收缴了30多万册（盒）。最近几年，境外民族分裂组织又通过Inter网向新疆发布反动信息，进行反动宣传，加紧对新疆大中专院校的渗透。
1991年，根据自治区党委的安排，各高校开展对吐尔贡·阿勒玛斯所著《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三本书的批判。这三本书出版于1986年至1989年，其主要的政治错误是歪曲新疆历史，鼓吹新疆在历史上就是独立的，维吾尔人在历史上就是独立的；把历史上中国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描写成敌对关系、战争关系；把历史上少数民族中主张国家统一、各民族和睦的人物说成是“叛徒”，而把反对统一，主张分裂的人物说成是“英雄”。三本书出版后，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学校师生中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在批判“三本书”的过程中，新疆大学的少数师生有明显的不满情绪和对抗情绪，也有一些人思想上不理解。如历史系某民族教师因积极投入对“三本书”的批判，在校内外作过多次批判发言，就被某些人嘲讽为“风派人物”，甚至辱骂他是民族败类。历史系、政治系、中语系、法律系、汉教部都发生过毁损、涂改批判“三本书”的标语、校报、在专题报告会上起哄、鼓倒掌、私下继续传阅“三本书”的现象。新疆大学汉教部89级的少数学生聚在一起议论，说什么：从原始社会开始，维吾尔族就在新疆，那时侯哪有汉族人？现在批判“三本书”，就是对我们彻底否定，我们坚决不承认汉族人写的维吾尔族的历史，“三本书”才真正反映了维吾尔族历史的真实情况；汉族人是解放以后通过支边才来新疆的，过去汉族人写的历史说是汉族人民、维吾尔族人民共同开发建设了新疆，事实上维吾尔族才是开发、建设新疆的主体民族，汉族人并未做出贡献；现在，我们要对批判“三本书”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制，所有的标语、黑板报都要把它撕掉、涂掉，以沉默的方式对待汉族人的压力；在这一段学习、开会时，可在会场上起哄、喧哗、看其它书；我们要对汉族人写的历史书籍进行更改，甚至烧毁。新疆大学中文系的个别教师公然叫嚷：校领导做的“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报告是“错误的”、“反动的”。
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反华势力和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加紧了对新疆各级各类学校的反动宣传。“美国之音”、“自由亚洲”、“中亚细亚之声”等十多个电台使用英、汉、维、哈等语言，全天候播放以反华、反共，煽动民族分裂、鼓吹新疆独立为主要内容的广播节目，大肆对我进行“心战”宣传。新疆各级各类学校的一些师生收听了这些反动广播后，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和毒害。有的学生就是收听了这样的反动广播宣传之后，而走上民族分裂道路的。境外民族分裂组织、宗教极端组织加紧向新疆高校投寄宣扬民族分裂的反动报刊、传单，如：《维吾尔之声》、《东土耳其斯坦青年报》等。有的报纸上刊登有“巴仁乡反革命暴乱”骨干分子的照片，还把这些人称之为“民族英雄”，号召“用血的代价一代一代不息斗争来换取新疆的独立”。有的反动传单恶毒攻击新疆历任和现任少数民族领导是“民族败类”。一些反动书刊、报纸、传单、信件、手抄本、录音带、录像带在师生中广泛传播。有的是一个宿舍的学生互相传看、传听，有的是一个班内许多学生互相传看、传抄，有的教师把学生召到自己家中看宣扬宗教极端主义的录像带，听宣扬民族分裂主义的录音带。这导致高校和喀什、和田、阿克苏、伊犁、克州、巴州等地的一些中专和中小学里，张贴反动标语、反动传单的案件屡屡发生。
90年代，宗教极端势力向新疆各级各类学校的渗透加剧。有的宗教极端分子混进校园，在学生宿舍，甚至是教室里给学生讲经，有的学校教师宗教意识浓厚，竞在课堂上经常地利用上课的头10分钟向学生宣讲伊斯兰教。非法宗教书刊、音像制品在许多学校的师生中流传。受其影响，少数师生成了宗教的俘虏，在学校做“乃玛孜”（礼拜）、穿戴有宗教色彩的服饰。更有甚者，个别教师弃职离校，追随宗教；有的学生离校出走，“献身”宗教；有的学校一度出现部分女学生集体穿黑色衣裤、戴黑色头巾、口罩、黑眼镜，掀起一股“黑色旋风”。以上情况从大学到中专中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社会上一些人办的地下讲经班点，屡禁不绝，在喀什、和田、克州、阿克苏等地区，县县都有，每年都查处一批，但不久又滋生出来。这些地下讲经点引诱了相当多的青少年儿童去学经，成为地下“塔里甫”（经文学生），其中中小学在校生占大多数，年龄最小的儿童只有4、5岁。如喀什地区1998年查处地下经文点60余处，地下“塔里甫”5000多人，1999年又查出地下教经点81处，在校学生参加学经的2521人，在校学生“封斋”、做“乃玛孜”的576人。又如，和田地区1997年查出地下教经点107处，学经人员872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小学生。和田地区墨玉县1998年查出地下教经点47处，学经人员432人，其中青少年占了97%；该县2000年查出一处地下教经点，有86名少年儿童在此学经。墨玉县还查出过一个地下电化教经点，学经人员40多人，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6岁。
2、在师生中大量建立和发展民族分裂组织、团伙。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疆的民族分裂组织、团伙大量产生。就教育领域而言，大专院校里有、中等专业技术学校里有、不少地区的中学里也有，并且呈现出不断滋生的态势。这类民族分裂组织大都冠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或什么“党”、什么“联盟”、什么“阵线”、的名称，其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色彩十分浓烈。这些组织的成员，有的几个人，有的十几人、几十人，多的达一、二百人。既有完全由学生组成的，也有学生和社会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相勾结而建立的。这些组织大都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纲领，即分裂祖国，实现“东突厥斯坦独立”或“新疆独立”。这些民族分裂组织大都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有领导机构和领导人、有吸收新成员的条件、程序，有的组织还要求其成员宣誓、交纳组织费。如“东突厥斯坦星火联盟”这一民族分裂组织的成员，在“誓词”中必须宣称：“我志愿加入联盟，执行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为组织献出终身，绝不背叛组织。如果背叛组织，让真主惩罚我。”由境外渗入而在新疆大中专院校发展起来的宗教极端组织“伊扎布特”，则要求其成员在加入前必须接受“授课”培训、正式加入时要“宣誓”，成为正式成员后要交纳“组织费”，还必须承担再发展成员的任务。凡此种种，都是在突出和强化“组织”的作用。而这正是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搞“知识化、年轻化”的最重要的措施。90年代以来，新疆各高校和阿克苏、喀什、和田、乌鲁木齐等地的一些中专、中学，几乎每年都有因建立或参加民族分裂组织的在校生被依法惩处，问题之多，危害之大，令人震惊。
新疆各高校中，新疆大学这方面的敌情最为严重，喀什师范学院、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医科大学、和田师专等学校也比较严重。既有高校学生在校内建立民族分裂组织、团伙的，也有在校生参加社会上的民族分裂组织、团伙的，还有在校大学生利用假期回到家乡原籍组建或参加民族分裂组织的。
90年代新疆大学的学生建立和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有：“东土耳斯坦民族解放组织”、“青狼青年联盟”、“阿扎马提”（意为“公民”）、“TBT”（“天山雄鹰联盟”）、“ATT”（“满月七星”）、“东土耳其斯坦子弹”、“兰狼解放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伊斯兰党”、“追求幸福者协会”、“伊扎布特”等。喀什师范学院学生建立和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有：“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民族联盟”、“雄鹰”、“民族解放组织”、“共同进步会”、“TBT”、“紫光”、“东土耳其斯坦星火联盟”、“兄弟会”、“山旦勒”（意为“铁砧”）等。新疆医科大学学生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有“阿扎马提”、“东土耳其斯坦民族解放党”、“东土耳其斯坦合作小组”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年至2001年，新疆医科大学有44名学生因为参加或涉嫌参加民族分裂组织而被国家公安、安全机关审查，涉嫌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达到十几个。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生成立或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有“昆仑通讯协会”、“青年星火联盟”（维吾尔青年联盟）、“天山号角”（又称“天山信号”）等。
在中学、中专层级上，民族分裂组织大量滋生的地区主要是阿克苏、喀什、和田等。阿克苏地区90年代各级各类学校师生建立或参加的民族分裂组有数十个，涉案成员数百人。其组织名称主要有“青狼青年联盟”、“伊斯兰足迹者党”、“泉”、“新星火联盟”、“新疆绿光青年联盟”、“觉醒”、“觉醒青年联盟”、“回声”、“东土耳其斯坦进步党”、“足迹者党“、“青松”、“东土耳斯坦开创伊斯兰”、“青狼”、“东土耳其伊斯兰”、“自由组织”、“伊斯兰反对党”、“伊斯兰战斗队”、“伊斯兰组织”等，成员大多数是在校学生。特别是阿克苏师范学校，自1985年到1994年的十年间，学生中就成立了27个民族分裂组织，这还是被破获的数目。主要涉及的中学有阿克苏地区一中、阿克苏市七中、沙雅县一中以及库车、新和、乌什的个别中学。喀什地区的中学、中专师生建立或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也达到数十个，涉案成员也在数百人以上。其组织名称主要有：“新月”、“消灭优惠条件下颓废联盟”、“青年建设者启蒙联盟”、“时代儿女”、“野狼”、“东土耳其斯坦真主党”、“恒心”、“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党”、“东突厥斯坦真主党”、“伊斯兰武装组织”、“宗教伊斯兰”、“伊斯兰党”、“夏依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独立党”等和一批分裂性团伙。涉及的主要中学、中专有：喀什地区维吾尔高级中学、麦盖提县一中、三中、泽普县石油一中、叶城县一中、伽师县一中、英吉沙县三中、莎车师范学校、喀什地区技工学校、喀什成人教育学院，以及疏附县、巴楚县的个别中学。和田地区中小学教师和中学生建立和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有十余个，涉案人员上百人。其组织名称主要有：“TBT”（“天山雄鹰联盟”）、“救国协会”、“金圈伊斯兰”、“东土耳斯坦民族解放党”等。涉及的学校主要有墨玉县一中、于田县中学、和田地区师范学校等。
在最近几年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向新疆大中专院校渗透的过程中，“伊扎布特”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且庞大的组织。“伊扎布特”，即“伊斯兰解放党”，是1953年在沙特阿拉伯成立的一个跨国伊斯兰极端组织。该组织鼓吹泛伊斯兰主义，公开宣称要建立世界统一的伊斯兰哈里发国家。由于其宗旨和活动的极端性，在沙特和许多阿拉伯国家都被取缔。苏联解体后，该组织进入中亚，获得较快发展，并于1998年1月开始向新疆渗透。进入新疆后，该组织采用“细胞繁衍”、滚动发展的方式，短短几年内就在新疆高校迅速生成。截止到2002年1月，仅被我公安机关掌握的“伊扎布特”成员已有300多名，受其影响的达2000多人，其中大多是学校师生，涉及到十余所大专院校、十余所中学和中专。新疆“伊扎布特”组织的骨干人员伊布拉音·乌斯曼是原新疆工学院建工系90级毕业生，1995年毕业后到土耳其上了两年学，归国后在乌鲁木齐市以办学讲课（阿拉伯语等）的方式发展“伊扎布特”组织。该组织规定，凡加入者都要举手宣誓。该组织向成员和发展对象传播宣扬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主义的书刊，如《伊斯兰章程》、《路》、《伊斯兰之国》、《你是谁》、《觉悟与意识》、《古兰经训诫》等数十种。以此作为教材，对发展对象进行单人或分小组的授课。授课内容主要包括：要认识“安拉”（伊斯兰教唯一的神，又称“真主”）的存在，坚持每天做五次“乃玛孜”（礼拜）；要坚决消灭异教徒，树立穆斯林大旗；要加强学习，掌握知识，提高宗教活动能力，达到“圣战”的目的；要加强体能锻炼，筹集资金，购买枪支，通过“圣战”最终把异教徒全部消灭。由此不难看出“伊扎布特”的真实面目和邪恶本质。该组织向各级学校渗透、发展成员的作法是：先利用上述反动教材，以个别授课的方式向学生灌输宗教知识和“伊扎布特”组织的极端宗教思想，将其培养发展成为“伊扎布特”组织的成员。一旦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就必须参加宣誓并交纳组织费。然后这些正式成员再在校园中物色新的对象，仍然采取个别授课的方式继续发展下线成员，形成一种扇形的滚雪球式的组织扩张。“伊扎布特”的宗教极端思想对大中学生的毒害很深，因其具有十分明显的民族分裂，反汉排汉性质，所以危害又十分巨大。“伊扎布特”不仅在乌鲁木齐地区各高校发展成员，而且把非法活动扩展到全疆各地，并把黑手伸向中学和中专学校。2000年自治区公安厅抽调干警连同各有关高校公安处的一些干部共同组成“4·10”专案组，经过一年的调查，至2001年底，共查实十余所高校（包括乌鲁木齐、喀什、和田等地高校）涉案“伊扎布特”组织的学生200多名，其中“宣誓”加入的140名，接受该组织反动宣传的上百名。情况比较严重的是新疆大学、新疆工学院（2000年12月30日与新疆大学合并）、新疆医科大学、和田师专与和田维吾尔医专等。2001年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组成的“6·6”专案组，又查实了涉案“伊扎布特”组织的十几所中专学校的100多名学生。经过两年多的清查、打击，和对涉案学生的教育挽救，“伊扎布特”的活动有所收敛。但到2002年下半年，又出现了“反弹”，仅新疆大学就查出参加“伊扎布特”活动的学生37人。
3、有师生参与的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暴力恐怖案件时有发生。90年代，新疆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搞的爆炸、暗杀、投毒、放火、抢劫等暴力恐怖事件频频发生，严重危害了新疆的社会稳定和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其中有些案件就有在校师生参与。如，1994年阿克苏地区发生“7·18”爆炸案，该案是一个由6人组成的民族分裂组织策划并实施的，这6人中有4人是中小学教师。1998年5月23日至5月25日，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策划组织在乌鲁木齐市8个商业网点实施了15起纵火案。新疆9所高校的68名学生参与了纵火犯罪活动或者涉案知情。新疆大学就有8个系的35名学生与案件有关或知情，其中一名中文系的维族女生，受境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唆使，在“5·23”系列纵火案中亲自投放纵火装置，构成放火罪。又如，伊犁地区某中学化学老师，在学校的实验室里为民族分裂分子配制炸药。某中学物理老师为民族分裂分子装制定时炸弹。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财经学院都查出过学生在宿舍里藏有配制炸药的物品和配方。
进入90年代，由于国内、新疆自治区内政治大局稳定，也由于新疆教育系统特别是各大专院校党组织进行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从而保证了高校的稳定，没出大的乱子。但是也偶尔发生有小规模的闹事或闹事苗头。如1992年、1993年、新疆工学院、新疆大学的部分少数民族应届毕业生对毕业分配去向不满，意欲集会、游行，经校系领导做工作未遂。这几年，还有的高校，少数学生为伙食问题、奖助学金未按时发放问题、不能正常毕业拿到毕业证的问题、学生伤病问题等而意欲闹事，均经学校教育说服。1995年，新疆财经学院个别学生以本校一名维吾尔族女生因病死亡为由，组织本校7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到自治区人民政府礼堂公开念经，严重扰乱了乌鲁木齐市的社会秩序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正常工作。2001年，新疆医科大学上百名少数民族学生集体签名上书校领导，袒护一名因打架受到学校处分的民族学生，显然是有人串联所为。在伊犁地区的个别县，还有部分学校教职工集体签名上书，公然为因参与暴力恐怖活动而被我司法机关逮捕并判处死刑的民族分裂主义骨干分子鸣冤叫屈。
二、“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途径方式、特点和规律
在系统考察了“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历史发展和主要情况之后，有必要认真分析其渗透的途径方式、特点和规律，以便于我们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途径方式
1、境外民族分裂主义组织和国外敌对势力通过邮寄和偷运反动书籍、报刊、音像制品、电台广播、国际互联网和人员交往、收买、策反我出国师生，加紧对新疆教育领域进行渗透。
2、新疆境内的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利用种种手段引诱拉拢学校师生参加民族分裂组织、团伙，进行民族分裂活动甚至暴力恐怖活动；招诱在校学生到地下经文班点学经，甚至窜至学校讲经传教。
3、极少数具有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宗教极端思想的教师，利用学校的课堂、讲台或在宿舍、校园向学生宣扬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宗教极端思想，或进行非法宗教活动。
4、社会环境与家庭的影响。学校不是世外桃源，学校师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20世纪百年间新疆的政治变迁、社会演变，特别是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所搞的一系列暴乱、骚乱、闹事，他们的宣传鼓噪，以及一些地方曾一度出现的宗教狂热、谣言流传、反动书刊和反动音像制品的泛滥，一些人在非公开场合或茶余饭后散布的不满现实或恶毒攻击的言论……凡此种种，无一不对生活其中的师生产生潜移默化的渗透和影响。
（二）“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若干特点
1、历史影响的延续性和顽固性。
2、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集中在意识形态战线，主要涉及新疆的历史以及各民族的语言、文化等方面。
3、渗透手段、方式的多样性、狡诈性和隐蔽性。
4、组织化、暴力化倾向明显。
5、渗透对象的重点化、知识化，同时逐渐呈现出低龄化、女性化趋势。
（三）“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一般规律
1、与国内外政治的“大气候”密切相关。当这种“大气候”适宜的时候，“三个主义”对教育领域的渗透就加剧。
2、与我们的各级领导，特别是教育战线上的各级领导的立场、态度密切相关。当我们的某些领导立场不坚定、态度不明朗、旗帜不鲜明的时候，“三个主义”对教育领域的渗透就加剧。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学校（单位）的领导立场动摇、态度暧昧，那个地方、那个学校（单位）“三个主义”的渗透就严重。
3、与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管理工作，特别是新疆各级各类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学生管理工作的状况密切相关。当我们某个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学生管理工作薄弱的时候，“三个主义”对这个学校的渗透就加剧。
4、与学校的地位、重要性、社会影响力密切相关，与“三个主义”的历史发展、历史影响密切相关。一般说来，地位重要、社会影响力大的学校，如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喀什师范学院和各地的师范类大中专院校，各地（州）、县（市）的少数民族中学特别是管理薄弱的学校，是“三个主义”渗透的重点；农村中小学则是宗教极端主义渗透的重要对象。
三、“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危害与原因
1、严重“污染”校园文化、严重毒害学校师生特别是少数民族青少年儿童的思想和心灵。
2、导致相当一部分少年儿童辍学，离校去地下讲经点学经。在大中专院校则是极少数学生离校出走，有的去搞非法宗教活动，有的甚至通过各种手段离境出国，投入境外民族分裂组织、宗教极端组织、暴力恐怖组织的怀饱。
3、受“三个主义”的毒害，特别是在地下经文点、习武点受到反动思想教育后，一些学生思想深处发生恶变，他们在中小学毕业或者大中专毕业走出校门后，遇有适当时机或突发性事件，很容易受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蛊惑煽动，参与分裂活动和打砸抢骚乱或反革命暴乱。
4、受“三个主义”的毒害，少数大中专学生和中学学生及个别教师组建或参加民族分裂组织、团伙，有的人发展演变成为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的骨干或头目。
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三个主义”的猖獗和合流，及其对新疆教育领域的猖狂渗透，绝不是偶然的，这既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也有国际国内大气候的影响、还有局部地区、学校自身小气候的环境氛围的作用；既有客观因素，也有我们工作中的失误等主观原因。
从国际大气候方面来分析，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变得异常复杂，有许多因素都直接导致或刺激新疆“三个主义”的产生和肆虐。
1、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重大挫折，处于低潮。我们党和国家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等都受到严重的挑战。
2、导致前苏联、南斯拉夫解体和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出现严重冲突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特别是毗邻新疆的原苏联中亚地区五国独立、车臣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库尔德人运动、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分离战争，以及西班牙巴斯克人、英国北爱尔兰人、加拿大魁北克人争取独立的运动等。
3、宗教极端主义主要是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兴起与猖狂，尤其是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在毗邻新疆的中东、中亚、南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的疯狂活动，以及由宗教极端主义而引发的冲突和战争。
4、国际性或地区性暴力恐怖主义和恐怖活动的猖獗，特别是本·拉登的“基地”恐怖组织在毗邻新疆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大肆活动。
5、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把社会主义中国视为最大敌人，对我搞“西化”、“分化”战略。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内的一些官员明里暗里接见境外“东突”组织头目，借口“人权”干预我国内政。美国等国的情报机构、宣传部门和一些团体对境内外新疆民族分裂势力提供多方面的资助、支持和指导。国际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机构和团体乃至一些国家的官员政客也对新疆的“三个主义”、“三股势力”给予支持。
6、散布在西亚、中亚、欧美等地的数十个新疆民族分裂组织，在西方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加紧聚合、加紧活动，利用电台、报刊、书籍、音像制品、互联网、派人潜入等途径和方式大肆对新疆进行“三个主义”的渗透，教育领域（特别是大中专院校）是他们渗透的重点，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是他们争夺的主要对象。
从国内原因来分析，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政治气氛日益宽松，我们各级党组织在抓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有失误，思想教育薄弱淡化，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想、思潮纷纷传入，国内一些人（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发生了数起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
从新疆区内的原因来看，主要是：
1、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由于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过程中，放松了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和对信教群众的思想教育，导致宗教（主要是伊斯兰教）由恢复、反弹发展到部分地区出现宗教狂热。形成只有信教的自由，没有不信教的自由；只有宣传宗教的自由，没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反常局面。对教育领域和学校师生形成巨大的精神压力。
2、在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的过程中，“一风吹”有失误，把一部分没改造好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宗教极端主义分子放出来，给予“平反”、安置工作，放到文化教育部门，甚至不适当地给他们的过高的荣誉、地位、待遇，客观上为他们从事民族分裂活动、非法宗教活动或打着宗教旗号搞破坏活动提供了便利。
3、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中央个别领导同志的不恰当讲话，导致在新疆工作的方针上出现失误。突出表现就是大批长期在新疆工作的汉族干部调回内地，特别是南疆各地农村乡镇一级基本上没有了汉族干部，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被严重削弱，党对新疆各项工作包括教育战线工作的领导被削弱。直到90年代后自治区党委才又选派汉族干部到南疆农村乡一级工作。在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这十年间，“三个主义”大肆传播，影响波及社会各个层面，教育领域深受其害，境内外“三股势力”则逐步生成。
4、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工作、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度放松。在新疆近现代历史上曾猖獗一时但却并未受到彻底批判的“双泛”思想又抬头、泛滥，在书籍、报刊、电台节目、文艺演出中均有表现。影响和毒害最大的就是1986——1989年间吐尔贡·阿勒玛斯出版的“三本书”。
下面我们着重对新疆教育系统，特别是一些问题严重学校的自身主观原因做一分析。
1、少数学校党组织不坚强，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政治立场不稳。
2、少数教师政治立场有严重问题，或宗教意识严重，甚至本身就是民族分裂分子或宗教极端分子。
3、一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爱国主义教育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宣传教育不到位，共青团组织先进性丧失。
4、各级各类学校部分师生特别是大中专院校师生理想信念淡漠，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信仰危机，是“三个主义”向新疆教育领域渗透蔓延的一个根本原因。
5、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民族分裂活动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学习教育放松、监管不严是“三个主义”向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又一重要原因。
6、有的地方、有的学校，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给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
7、在一些学校，狭隘的民族认同观和庸俗的民族认同感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消极的环境氛围，从而被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利用。
8、部分学生受到根深蒂固的宗教环境的严重影响，使“三个主义”向学校渗透有了基础。
四、21世纪初“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趋势及对策
我们预测，21世纪初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向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中心仍然是宣扬民族分裂、鼓吹“东突”独立、煽动反汉排汉和宗教极端、叫嚣“圣战”。渗透的主要途径是：境外反动电台的广播；利用国际互联网发布反动信息；投寄、传播反动书籍、报刊、音像制品；诱使师生参加或建立民族分裂组织团伙；引诱师生（主要是大中学生）参加“伊扎布特”宗教极端组织或非法宗教活动；引诱中小学生学习经文。渗透的方式是境内外勾结、校内外串联。渗透的活动将会更加隐蔽。渗透的重点是综合类、师范类大专院校、师范类中专、各地方（地、市、县、乡）完全由少数民族师生构成的重点中学、主要中学、中心小学。渗透宣传的主要内容将会是：歪曲杜撰新疆历史，宣扬“民族独立”意识，攻击我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毁谤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特别是新疆的资源开发，攻击汉族群众到新疆务工经商从事开发，夸大新疆少数民族未脱贫人口的贫困问题，攻击在少数民族教育中实行的双语教学和汉语教学，渲染新疆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困难。
针对“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历史、现状和趋势，为了更有效地对其进行抵制和防范，使新疆的各级各类学校培养出大批政治合格的高素质的各民族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现提出如下对策性建议：
（1）进一步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1、各级党政领导应该把教育领域反对“三个主义”渗透的问题提高到战略地位上加以认识。
2、健全党领导教育的组织体系。
3、按照“政治家办教育”的要求，切实加强教育机关和各级各类学校领导班子建设和党的组织建设。
4、加强反分裂、反渗透的制度建设。
5、教育系统、各学校党组织定期召开反分裂、反渗透和学校政治思想工作与学校稳定的工作会议或研讨会议。
6、建立教育、宣传、文化、出版、政法、公安、安全、民族宗教等有关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综合研究教育领域的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
7、设立一个教育系统反分裂反渗透研究中心，加强信息资料的收集，加强调查研究。
（二）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三）加强对学校教材、讲义的审查和对课堂教学的管理。
1、加强对学校教材、讲义的审查。
2、加强对课堂教学的管理。
（四）进一步提高教育战线广大党员、干部、教师对反分裂斗争的认识，加强学校“两课”建设和对各民族学生的“五观”教育、形势政策教育。
1、编印《新疆教育领域反分裂斗争学习手册》，把反分裂斗争的学习制度化、经常化。
2、加强学校“两课”建设，提高“两课”质量和实效，重点是加强对各民族学生的“五观”教育，同时要注重对师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
3、建设农村无神论教师队伍。
4、组织力量编写适合新疆少年儿童学习的少数民族文字中小学乡土教材和课外读物。
（五）加强对大中专院校考试招生工作的管理，特别要加强高考招生政审。加强对学校师生的政治思想考核和档案管理。
（六）严格把好选派留学生的政治审查关。加强对学校涉外学术交流的管理。
（七）加强学生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党对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加强对学生社团的领导和管理。
1、加强学生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建设，提高政治思想工作水平。
2、加强党对学校共青团组织的领导，抓好学校共青团工作。
3、加强对学校学生社团的领导和管理。
（八）从战略的高度重视抓好新疆少数民族教育问题。
（九）在新疆少数民族教育中，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尤其是要加强汉语教学，提倡民汉学生合校、合班。
（十）加强对高校出版社、出版物的管理，多方合作防堵“三个主义”通过书报和音像制品传播。
1、加强对高校出版社和学报、校报等出版物的管理。
2、多方合作，综合治理，防堵“三个主义”通过书籍、报刊、音像制品传入学校和在社会上流传。
（十一）加强学校文化建设，办好广播电视，加强学校网络安全。
1、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在各级各类学校推行广播、电视等“六进”工程。
2、办好新疆的广播电视，加强对境外敌对势力广播电台的干扰。
3、加强学校的网络安全工作，严防“三个主义”在网上传播。
（十二）加强学校公安政保队伍建设，强化综合治理，改善校园周边环境。
1、加强学校公安政保队伍建设，确保学校安全稳定。
2、强化综合治理，采取有力措施，改善校园周边环境。
（十三）加强“家校联系”，改善家庭教育环境。
（十四）抓重点、抓落实、抓督察
来源：200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三个主义”指的是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
民族分裂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极端地强调本民族的利益，把本民族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和其他各民族利益之上，打着民族的旗号，制造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是在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影响下，在新疆特定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条件下形成的，以搞“东突厥斯坦独立”为目的，妄图把新疆从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分裂出去的一种反动政治主张、反动社会思潮和反动现实行动。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政治纲领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思想体系包含：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观、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观，以“东突厥斯坦独立论”为核心的国家观，杜撰歪曲篡改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以“共同突厥文化论”为基本特征的文化观，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
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传入新疆，与当地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的分裂活动相结合，产生了新疆民族分裂主义。20世纪30年代，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发展成为以“东突厥斯坦独立”为旗号的民族分裂政治行动。从而成为在新疆制造动荡和战乱的最主要的反动政治思想和反动政治势力。
宗教极端主义是把宗教和宗教利益视为至高无上，以世俗社会彻底宗教化为目的的一种社会政治主张、社会思潮和行动。宗教极端主义在本质上不是宗教信仰问题，而是政治主张、政治目标和政治活动问题。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又称“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它是以伊斯兰原教旨为旗号，打着“振兴伊斯兰教”的幌子，大肆宣扬和鼓吹“圣战”，排斥一切“异教徒”和世俗政权，企图建立以宗教领袖为首脑、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政教合一的政权，使一切社会生活都彻底伊斯兰化。历史上曾经有过各种形式的宗教极端主义或原教旨主义。当代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或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则是20世纪60—70年代在中东产生，并在1979年伊朗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中取得区域性胜利，而且至今仍在不断勃兴、扩散的一种强劲政治主张、社会思潮和政治行动。
新疆的伊斯兰教有着长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历史上曾经有过宗教狂热、发生过宗教战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泛伊斯兰主义传入新疆。新疆近现代史上的民族分裂活动都曾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新疆当代的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由中东、南亚、中亚传入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宗教极端主义传入新疆后，很快就与民族分裂主义结合一起，成为民族分裂主义欺骗煽动信教群众的幌子。
暴力恐怖主义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组织、团伙或个人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采取爆炸、暗杀、绑架、劫机、纵火、投毒等暴力手段，对特定或非特定的人员、场所、设施等进行攻击、杀害、破坏，从而制造社会恐怖的一种极端政治主张和极端行为。一般认为，20世纪70——80年代，暴力恐怖主义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起来，并呈现出上升和扩散态势。当今世界，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往往采用暴力恐怖主义的手段和方式。
20世纪90年代初，暴力恐怖主义传入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暴力恐怖主义相结合，形成了罪恶的“三位一体”。1990年4月发生的“巴仁乡反革命暴乱”事件是“三个主义”合流的重要标志。“三个主义”中，民族分裂主义是核心，它的要害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论”；宗教极端主义是蒙蔽和煽动群众的重要旗号；而暴力恐怖主义则是其在一定时期的主要破坏手段和行动方式。
长期以来，新疆教育领域就是“三个主义”渗透的重点，它所造的危害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本身，既直接影响了新疆当前的稳定，还深刻地影响到新疆未来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社会稳定和发展态势，是当代新疆潜在的最主要的不安定因素。
一、“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基本情况
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从国内方面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以后，我们党纠正了“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左的政治错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国各地各部门落实党的政策，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地富分子和右派分子摘帽，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得以落实。在这一过程中，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问题的请示》。其后直至198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进行了对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和错划人员的复查改正及安置工作；在文革期间参加“东突党”的绝大多数人员也予以甄别，安排了工作；还对在50年代因参加反革命暴乱被判刑的一些“反革命分子”予以平反、安置。这种“一风吹”，现在看来，是有失误的。新疆50年代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和70年代对“东突党”的处理，总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存在扩大化的错误。被平反、甄别、安排了工作人中的少数人，实际上当时就确实有分裂祖国的反动思想、有的还有反革命民族分裂活动。平反了、出狱了，但其思想并未得到改造。有的人被安排到文化教育部门。他们利用工作之便，通过讲课、作报告、写书、写文章，一有机会就宣扬民族分裂的思想、理论。这方面的典型人物是：出狱后被安排到新疆大学中语系当教师的阿吉亚阔甫、出狱后被安排到自治区文联当专业作家的吐尔贡·阿尔玛斯和出狱后被安排为叶城县最大的清真寺（加米清真寺）当依玛木（主持），后来又被选为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常委、叶城县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叶城县政协副主席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阿吉。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反华势力利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机，加紧对我进行渗透，针对我国搞“西化”、“分化”，各种社会思潮涌入。在其影响下，整个80年代，我们国内几度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核心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种情况在新疆的表现则具有自身的特点。70年代末，以1979年伊朗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胜利为标志，出现了世界性的伊斯兰教复兴浪潮，中东、西亚、中亚、南亚等地相继出现伊斯兰教的复兴和扩散，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在各地泛滥。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到新疆，加之我们在落实宗教政策过程中一度出现的管理工作跟不上，使得文革后新疆少数民族群众正常的宗教信仰“反弹”、宗教活动恢复后来在一些地区一度发展成宗教狂热，宗教极端主义通过各种渠道向新疆大举渗透。在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前苏联仍以毗邻新疆的中亚为基地，继续对我进行颠覆性宣传。
境内外的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就是利用上述的国内外形势，加紧了对新疆社会各层面，特别是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其主要表现是：
1、歪曲新疆历史，煽动狭隘民族情绪、反汉排汉，鼓吹民族分裂，宣传宗教极端意识，在校内信教、传教。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大量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通过非法印刷制作、邮寄、传播反动书籍、报刊、音像制品；书写、张贴反动标语、传单、小字报；利用课堂、报告会等形式，歪曲新疆历史、鼓吹民族分裂、宣扬宗教极端意识，叫嚣“圣战”、煽动狭隘民族情绪、鼓动反汉排汉；在课堂上、校园内、学生宿舍宣教讲经，鼓动师生穿戴具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服饰，甚至离校出走或非法出国朝觐；在各种非正规场合散布、传播对社会不满和具有明显民族分裂倾向的言论；境外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则向学校邮寄反动书报、利用电台进行“空中”反动宣传渗透、拉拢诱惑出国师生。
70年代末80代初起，全疆各地，特别是南疆，宗教极端势力的非法宗教活动对中小学的渗透十分严重。一方面是引诱中、小学生到地下经文班点学经文的情况较多。据喀什地区1981年统计，全地区有教经点588处，仅叶城县就有312处，学经人员5617人，其中在校中小学生1761人，占38.8%；伽师县有教经点85处。喀什地区1981年3月以后半年多时间，弃学念经儿童就从4000人增加18000人。宣传、教育、宗教等部门做了一些工作，但收效不明显。从1988年3月至该年底，喀什地区查知的学经人数从3006人增加到4000人。另一方面，是宣扬迷信和宗教极端的小册子、传单等泛滥，扰乱人心、破坏社会稳定和学校的正常秩序。如：1981年5月中旬，喀什市发现由土耳其寄来的名为“遗训书”的维文反动传单，假借“穆罕默德守墓人谢依哈买提”的名义，进行造谣、恐吓。说什么上一星期“死16000人中没有一个真正的穆斯林”，“现在出现世界末日到来的迹象，（你们）不要因背叛上帝而犯罪”；煽动“通知我们的信徒，将此遗训的内容传播给各地每一个人”，“凡是听到遗训而不抄发者，将成为罪人”，“不相信者是卡甫尔（异教徒）”，扬言“对异教徒不能手软”。该反动传单几经翻印，很快传遍了喀什各县市和克州、阿克苏、巴州、和田、乌鲁木齐等地，在一些地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恐慌。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将传单翻印后沿街散发，有的制成录音在公共场所播放，煽动宗教狂热，鼓励排斥异教徒（主要指汉族人）。一些学校也深受其害，喀什、库尔勒等地都有中小学生撕毁汉语课文、撕或烧毁红领巾、不去学校上学等现象发生。喀什一中有2个班的学生集体向老师告别，等待“世界末日来临”。学生去清真寺做“乃玛孜”（礼拜）的人数大幅度增加。有个别的阿訇在青少年学生中煽动说：“我们要为宗教而战，让汉人死于水中”，还诬蔑红领巾是“把人拉到地狱的绳索”，致使一些学生把红领巾和政治课本、汉语课本都烧了。
80年代民族分裂主义向高校渗透的“重灾区”是新疆大学。原新疆大学教师阿吉亚阔甫（于2001年死亡）是一个老牌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1980年“落实政策”时，阿通过各种渠道被安排到新疆大学作教学、研究工作。他到新大不久，就在学校小礼堂连续作了三场“学术报告”，大肆宣扬“维吾尔从来就是有自己的祖国的”、“新疆自古是独立的”等分裂主义思想，毒害青年学生和教师。接着，他以收集历史资料为名到南疆各地，广泛与一些老民族分裂分子接触、密谈。并在一些人的支持下，先后在喀什、阿克苏作了长达数小时的反动“学术报告”，公开讲：“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维吾尔人在历史上就有自己独立的祖国”，“长城以外从来就是独立的地方”，号召“维吾尔人要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要起来书写自己的历史……”等等。阿吉亚阔甫的“报告”，在新疆大学和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有害的影响。受他的提示，1980年5、6月间，新疆大学历史系两个高年级少数民族班学生私下刻印穆罕默德·伊敏的《东突厥斯坦历史》，这本歪曲新疆历史、鼓吹“独立”的大毒草，流向社会后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更严重的是，有的毕业生工作后，在中学课堂上公开向学生宣讲该书的内容。
80年代，新疆高校有多名赴土耳其等国探亲的教师被境外民族分裂组织拉拢、策反，有的人在外不归，成了民族分裂组织的骨干。境外以艾沙为首的民族分裂主义集团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对新疆高校进行渗透。他们利用回新疆探亲访友人员中的一些不法分子收集我有关情报，散布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境内外民族分裂组织、个人向新疆高校投寄、传播反动书刊、非法宗教宣传品的情况比较严重。同时，高校校园内也不断发现有张贴和书写的煽动民族分裂、反汉排汉、鼓吹民族独立内容的反动标语、传单、大小字报、匿名信等。
受上述各方面的影响，80年代中后期，新疆大学少数民族学生的社团组织“天山儿女诗社”、“大学生科学文化协会”先后搞了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的活动。如他们上演的话剧《追忆》，台词中有这样的话：“喂，贫苦的维吾尔，觉醒吧，不要再睡大觉，你已是一无所有，最多豁出命一条，如果你不拯救这死亡的命运，啊，那你将凶多吉少，凶多吉少”。这是明显的影射和煽动。新大“大学生科学文化协会”头目正是1988年“6·15”事件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2、建立发展民族分裂组织、团伙。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向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学校的师生中建立、发展民族分裂组织、团伙。20世纪80年代，新疆教育领域中师生建立民族分裂组织、团伙主要发生在喀什、和田两地的部分中学。如：1981年喀什市一些在校中学生、中专生成立了“中亚西亚维吾尔斯坦青年星火党”；1986年叶城县成立了由某乡团委书记为头目，有县小学教师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天山民主联盟”，其后又在莎车师范学生中发展成员；1986年叶城县一中的少数学生成立了“天山青年组织”；1988年喀什地区维吾尔高级中学高二年级的15名学生密谋成立了“母系突厥解放组织”；1988年喀什地区维吾尔高级中学的5名学生成立了“阿塔土尔克解放组织”；1988年和田地区墨玉县一中的4名学生成立了“TBT”（“腾格尔塔格联盟”或“天山联盟”），此年墨玉县一中又有13名学生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民族解放党”；1989年于田县兰杆乡中心小学一教师与他人共同成立“救国协会”，墨玉县某小学教师涉嫌组建“金圈伊斯兰”组织。另外，阿克苏师范学校、喀什师范学院都有师生建立或参加民族分裂组织的情况。上述反动组织、团伙的建立，从时间上看，主要是80年代后期；从地域上看主要是喀什、和田两地区；从学校级别上看主要是中学。分析起来，这种情况主要是与80年代初期喀什、和田发生的几起骚乱、暴乱事件有关，与非法宗教活动的泛滥以及境外反动宣传品的大量流入有关。值得重视的是，一些在中学参加了民族分裂组织的学生，高中毕业后，不少人考入了新疆或内地的大中专院校，继而在高校中发展成员，进行活动。甚至有在中学参加分裂组织，案破被判刑的人，刑满出狱后，又伪造档案、隐瞒身份，混入区内外高校学习的。
3、煽动组织群众性动乱闹事，危害安定团结。80年代初，南疆先后发生了数起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闹事骚乱事件和反革命武装暴乱。即：1980年阿克苏市“4·9”打砸抢骚乱事件、1981年叶城县“1·13”打砸抢骚乱事件、1981年伽师县“5·27”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1981年喀什市“10·30”打砸抢骚乱事件。上述四起恶性事件，参加者中有相当多是青年和在校学生，在有的事件中青年学生起了核心作用。如：伽师县“5·27”反革命武装暴乱，被抓获的157名成员中，最大的29岁，最小的15岁，80%以上是在校学生。仅该县一中就有59名学生参加了暴乱，其中共青团员44名。又如：喀什市“10·30”打砸抢骚乱事件，起组织策划核心作用的是“中亚西亚维吾尔斯坦青年星火党”反革命组织。该党成立于1981年8月，12名成员均为中学和中专学校的在校生，其宗旨是“通过文斗，促使维吾尔人民起来搞武装斗争，推翻黑大爷（汉人）政府，为建立独立的维吾尔国家而奋斗。”
而以高等院校大学生为主的群众性动乱闹事则集中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重点是新疆大学，也影响到乌鲁木齐市和南北疆的其它高校。主要的事件有：1985年“12·12”事件，1988年“6·15”事件、1989年5、6月间的动乱事件。这几起事件，都是新疆大学的少数深受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影响的大学生组织煽动新疆大学和其他高校的部分少数民族学生闹起来的。他们不听校领导、自治区领导的劝阻，上街游行，呼喊不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甚至是反汉排汉的口号，严重地破坏了新疆的社会稳定，在全疆全国造成了恶劣影响。
1985年的“12·12”事件是20世纪80年代新疆教育领域特别是大专院校思想政治方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迫不急待地跳出来，公开煽动群众（主要是大专院校的青年学生）与党和政府对抗。事件的社会影响极为恶劣，严重危害了新疆的社会稳定。“12·12”事件发生后，乌鲁木齐市和全疆各地煽动民族分裂和反汉排汉、破坏国家统一的标语、传单、匿名信等大幅度增加，主要内容是：“汉族滚出新疆去”、“新疆要独立、要自由、要主权”、“新疆独立万岁”等。以艾沙为首的境外民族分裂主义集团十分关注“12·12”、“6·15”事件。事件发生后，艾沙即派人到新疆刺探情报，并在土耳其搞“募捐声援”活动和集会游行。疆内其他高校以及北京、上海、西安、兰州等地高校中的一些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也有上街游行声援“12·12”事件和“6·15”事件的。
1990年1月至2001年12月这一阶段是境内外“三个主义”合流，暴力恐怖活动猖獗的时期。同时又是“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加剧，各种名目的民族分裂组织大量滋生，宗教对学校的影响扩大的时期，是“三股势力”与我们激烈较量、激烈争夺的时期。
1990年4月，发生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的以民族分裂为目的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是这一阶段的明显标志。这表明“三个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式合流，暴力恐怖活动成为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主要手段。“巴仁乡事件”之后，在整个90年代，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南北疆各地搞了200多起暴力恐怖活动，包括爆炸，暗杀、投毒、抢劫等，致使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受他们残害的主要是无辜的汉族群众、少数民族基层干部、少数民族爱国宗教人士和解放军战士、武警官兵。
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后十年世界的重大事件。原来多民族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特别是新疆周边的原苏联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于1991年先后独立，对新疆的影响很大。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认为，苏联的解体为他们搞分裂带来了希望，他们加紧了分裂活动。同时，“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当作他们的主要“敌手”，为遏制中国而大搞“西化”、“分化”战略。新疆是他们“分化”中国战略的重点。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在他们的支持下，加紧聚合，明确提出了“知识化，年轻化、武装化、国际化”的方向。他们宣称：“必须争取有知识的人，必须在高校中发展力量”。各级各类学校成为民族分裂势力渗透和争夺的重点。
这一阶段，“三个主义”向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主要表现是：
1、更猖狂地进行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宣传、煽动。进入90年代，由于新疆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对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三个主义”对教育领域的渗透变得更加隐蔽（高校尤其如此）、同时也更加猖狂（中小学更为突出）、更加广泛（扩及的中小学面相当大）。利用书刊和课堂，歪曲新疆历史，鼓吹民族分裂，煽动狭隘民族情绪，鼓动反汉排汉，宣扬宗教和宗教极端思想，在校内讲经传教、叫嚣“圣战”，损毁国旗、宣传栏、领袖像，张贴反动标语、传单的事屡有发生。特别是非法印制、传播反动书刊、音像制品，收听境外电台的反动广播，个别教师在课堂上宣讲宗教和散布对社会不满、具有明显分裂主义倾向的言论，少数学生宗教意识强烈，在校园内、宿舍中搞宗教活动。种种现象，十分严重。这方面的案例之多，数量之大，范围之广，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省，促人反思。据新疆公安厅有关人员介绍，仅90年代后期以来的几年间，全疆就收缴宣传民族分裂、非法宗教和“圣战”的各种印刷品上百万册、录音带、录像带100多万盒，光和田地区就收缴了30多万册（盒）。最近几年，境外民族分裂组织又通过Inter网向新疆发布反动信息，进行反动宣传，加紧对新疆大中专院校的渗透。
1991年，根据自治区党委的安排，各高校开展对吐尔贡·阿勒玛斯所著《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三本书的批判。这三本书出版于1986年至1989年，其主要的政治错误是歪曲新疆历史，鼓吹新疆在历史上就是独立的，维吾尔人在历史上就是独立的；把历史上中国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描写成敌对关系、战争关系；把历史上少数民族中主张国家统一、各民族和睦的人物说成是“叛徒”，而把反对统一，主张分裂的人物说成是“英雄”。三本书出版后，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学校师生中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在批判“三本书”的过程中，新疆大学的少数师生有明显的不满情绪和对抗情绪，也有一些人思想上不理解。如历史系某民族教师因积极投入对“三本书”的批判，在校内外作过多次批判发言，就被某些人嘲讽为“风派人物”，甚至辱骂他是民族败类。历史系、政治系、中语系、法律系、汉教部都发生过毁损、涂改批判“三本书”的标语、校报、在专题报告会上起哄、鼓倒掌、私下继续传阅“三本书”的现象。新疆大学汉教部89级的少数学生聚在一起议论，说什么：从原始社会开始，维吾尔族就在新疆，那时侯哪有汉族人？现在批判“三本书”，就是对我们彻底否定，我们坚决不承认汉族人写的维吾尔族的历史，“三本书”才真正反映了维吾尔族历史的真实情况；汉族人是解放以后通过支边才来新疆的，过去汉族人写的历史说是汉族人民、维吾尔族人民共同开发建设了新疆，事实上维吾尔族才是开发、建设新疆的主体民族，汉族人并未做出贡献；现在，我们要对批判“三本书”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制，所有的标语、黑板报都要把它撕掉、涂掉，以沉默的方式对待汉族人的压力；在这一段学习、开会时，可在会场上起哄、喧哗、看其它书；我们要对汉族人写的历史书籍进行更改，甚至烧毁。新疆大学中文系的个别教师公然叫嚷：校领导做的“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报告是“错误的”、“反动的”。
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反华势力和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加紧了对新疆各级各类学校的反动宣传。“美国之音”、“自由亚洲”、“中亚细亚之声”等十多个电台使用英、汉、维、哈等语言，全天候播放以反华、反共，煽动民族分裂、鼓吹新疆独立为主要内容的广播节目，大肆对我进行“心战”宣传。新疆各级各类学校的一些师生收听了这些反动广播后，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和毒害。有的学生就是收听了这样的反动广播宣传之后，而走上民族分裂道路的。境外民族分裂组织、宗教极端组织加紧向新疆高校投寄宣扬民族分裂的反动报刊、传单，如：《维吾尔之声》、《东土耳其斯坦青年报》等。有的报纸上刊登有“巴仁乡反革命暴乱”骨干分子的照片，还把这些人称之为“民族英雄”，号召“用血的代价一代一代不息斗争来换取新疆的独立”。有的反动传单恶毒攻击新疆历任和现任少数民族领导是“民族败类”。一些反动书刊、报纸、传单、信件、手抄本、录音带、录像带在师生中广泛传播。有的是一个宿舍的学生互相传看、传听，有的是一个班内许多学生互相传看、传抄，有的教师把学生召到自己家中看宣扬宗教极端主义的录像带，听宣扬民族分裂主义的录音带。这导致高校和喀什、和田、阿克苏、伊犁、克州、巴州等地的一些中专和中小学里，张贴反动标语、反动传单的案件屡屡发生。
90年代，宗教极端势力向新疆各级各类学校的渗透加剧。有的宗教极端分子混进校园，在学生宿舍，甚至是教室里给学生讲经，有的学校教师宗教意识浓厚，竞在课堂上经常地利用上课的头10分钟向学生宣讲伊斯兰教。非法宗教书刊、音像制品在许多学校的师生中流传。受其影响，少数师生成了宗教的俘虏，在学校做“乃玛孜”（礼拜）、穿戴有宗教色彩的服饰。更有甚者，个别教师弃职离校，追随宗教；有的学生离校出走，“献身”宗教；有的学校一度出现部分女学生集体穿黑色衣裤、戴黑色头巾、口罩、黑眼镜，掀起一股“黑色旋风”。以上情况从大学到中专中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社会上一些人办的地下讲经班点，屡禁不绝，在喀什、和田、克州、阿克苏等地区，县县都有，每年都查处一批，但不久又滋生出来。这些地下讲经点引诱了相当多的青少年儿童去学经，成为地下“塔里甫”（经文学生），其中中小学在校生占大多数，年龄最小的儿童只有4、5岁。如喀什地区1998年查处地下经文点60余处，地下“塔里甫”5000多人，1999年又查出地下教经点81处，在校学生参加学经的2521人，在校学生“封斋”、做“乃玛孜”的576人。又如，和田地区1997年查出地下教经点107处，学经人员872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小学生。和田地区墨玉县1998年查出地下教经点47处，学经人员432人，其中青少年占了97%；该县2000年查出一处地下教经点，有86名少年儿童在此学经。墨玉县还查出过一个地下电化教经点，学经人员40多人，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6岁。
2、在师生中大量建立和发展民族分裂组织、团伙。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疆的民族分裂组织、团伙大量产生。就教育领域而言，大专院校里有、中等专业技术学校里有、不少地区的中学里也有，并且呈现出不断滋生的态势。这类民族分裂组织大都冠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或什么“党”、什么“联盟”、什么“阵线”、的名称，其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色彩十分浓烈。这些组织的成员，有的几个人，有的十几人、几十人，多的达一、二百人。既有完全由学生组成的，也有学生和社会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相勾结而建立的。这些组织大都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纲领，即分裂祖国，实现“东突厥斯坦独立”或“新疆独立”。这些民族分裂组织大都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有领导机构和领导人、有吸收新成员的条件、程序，有的组织还要求其成员宣誓、交纳组织费。如“东突厥斯坦星火联盟”这一民族分裂组织的成员，在“誓词”中必须宣称：“我志愿加入联盟，执行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为组织献出终身，绝不背叛组织。如果背叛组织，让真主惩罚我。”由境外渗入而在新疆大中专院校发展起来的宗教极端组织“伊扎布特”，则要求其成员在加入前必须接受“授课”培训、正式加入时要“宣誓”，成为正式成员后要交纳“组织费”，还必须承担再发展成员的任务。凡此种种，都是在突出和强化“组织”的作用。而这正是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搞“知识化、年轻化”的最重要的措施。90年代以来，新疆各高校和阿克苏、喀什、和田、乌鲁木齐等地的一些中专、中学，几乎每年都有因建立或参加民族分裂组织的在校生被依法惩处，问题之多，危害之大，令人震惊。
新疆各高校中，新疆大学这方面的敌情最为严重，喀什师范学院、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医科大学、和田师专等学校也比较严重。既有高校学生在校内建立民族分裂组织、团伙的，也有在校生参加社会上的民族分裂组织、团伙的，还有在校大学生利用假期回到家乡原籍组建或参加民族分裂组织的。
90年代新疆大学的学生建立和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有：“东土耳斯坦民族解放组织”、“青狼青年联盟”、“阿扎马提”（意为“公民”）、“TBT”（“天山雄鹰联盟”）、“ATT”（“满月七星”）、“东土耳其斯坦子弹”、“兰狼解放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伊斯兰党”、“追求幸福者协会”、“伊扎布特”等。喀什师范学院学生建立和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有：“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民族联盟”、“雄鹰”、“民族解放组织”、“共同进步会”、“TBT”、“紫光”、“东土耳其斯坦星火联盟”、“兄弟会”、“山旦勒”（意为“铁砧”）等。新疆医科大学学生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有“阿扎马提”、“东土耳其斯坦民族解放党”、“东土耳其斯坦合作小组”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年至2001年，新疆医科大学有44名学生因为参加或涉嫌参加民族分裂组织而被国家公安、安全机关审查，涉嫌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达到十几个。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生成立或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有“昆仑通讯协会”、“青年星火联盟”（维吾尔青年联盟）、“天山号角”（又称“天山信号”）等。
在中学、中专层级上，民族分裂组织大量滋生的地区主要是阿克苏、喀什、和田等。阿克苏地区90年代各级各类学校师生建立或参加的民族分裂组有数十个，涉案成员数百人。其组织名称主要有“青狼青年联盟”、“伊斯兰足迹者党”、“泉”、“新星火联盟”、“新疆绿光青年联盟”、“觉醒”、“觉醒青年联盟”、“回声”、“东土耳其斯坦进步党”、“足迹者党“、“青松”、“东土耳斯坦开创伊斯兰”、“青狼”、“东土耳其伊斯兰”、“自由组织”、“伊斯兰反对党”、“伊斯兰战斗队”、“伊斯兰组织”等，成员大多数是在校学生。特别是阿克苏师范学校，自1985年到1994年的十年间，学生中就成立了27个民族分裂组织，这还是被破获的数目。主要涉及的中学有阿克苏地区一中、阿克苏市七中、沙雅县一中以及库车、新和、乌什的个别中学。喀什地区的中学、中专师生建立或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也达到数十个，涉案成员也在数百人以上。其组织名称主要有：“新月”、“消灭优惠条件下颓废联盟”、“青年建设者启蒙联盟”、“时代儿女”、“野狼”、“东土耳其斯坦真主党”、“恒心”、“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党”、“东突厥斯坦真主党”、“伊斯兰武装组织”、“宗教伊斯兰”、“伊斯兰党”、“夏依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独立党”等和一批分裂性团伙。涉及的主要中学、中专有：喀什地区维吾尔高级中学、麦盖提县一中、三中、泽普县石油一中、叶城县一中、伽师县一中、英吉沙县三中、莎车师范学校、喀什地区技工学校、喀什成人教育学院，以及疏附县、巴楚县的个别中学。和田地区中小学教师和中学生建立和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有十余个，涉案人员上百人。其组织名称主要有：“TBT”（“天山雄鹰联盟”）、“救国协会”、“金圈伊斯兰”、“东土耳斯坦民族解放党”等。涉及的学校主要有墨玉县一中、于田县中学、和田地区师范学校等。
在最近几年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向新疆大中专院校渗透的过程中，“伊扎布特”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且庞大的组织。“伊扎布特”，即“伊斯兰解放党”，是1953年在沙特阿拉伯成立的一个跨国伊斯兰极端组织。该组织鼓吹泛伊斯兰主义，公开宣称要建立世界统一的伊斯兰哈里发国家。由于其宗旨和活动的极端性，在沙特和许多阿拉伯国家都被取缔。苏联解体后，该组织进入中亚，获得较快发展，并于1998年1月开始向新疆渗透。进入新疆后，该组织采用“细胞繁衍”、滚动发展的方式，短短几年内就在新疆高校迅速生成。截止到2002年1月，仅被我公安机关掌握的“伊扎布特”成员已有300多名，受其影响的达2000多人，其中大多是学校师生，涉及到十余所大专院校、十余所中学和中专。新疆“伊扎布特”组织的骨干人员伊布拉音·乌斯曼是原新疆工学院建工系90级毕业生，1995年毕业后到土耳其上了两年学，归国后在乌鲁木齐市以办学讲课（阿拉伯语等）的方式发展“伊扎布特”组织。该组织规定，凡加入者都要举手宣誓。该组织向成员和发展对象传播宣扬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主义的书刊，如《伊斯兰章程》、《路》、《伊斯兰之国》、《你是谁》、《觉悟与意识》、《古兰经训诫》等数十种。以此作为教材，对发展对象进行单人或分小组的授课。授课内容主要包括：要认识“安拉”（伊斯兰教唯一的神，又称“真主”）的存在，坚持每天做五次“乃玛孜”（礼拜）；要坚决消灭异教徒，树立穆斯林大旗；要加强学习，掌握知识，提高宗教活动能力，达到“圣战”的目的；要加强体能锻炼，筹集资金，购买枪支，通过“圣战”最终把异教徒全部消灭。由此不难看出“伊扎布特”的真实面目和邪恶本质。该组织向各级学校渗透、发展成员的作法是：先利用上述反动教材，以个别授课的方式向学生灌输宗教知识和“伊扎布特”组织的极端宗教思想，将其培养发展成为“伊扎布特”组织的成员。一旦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就必须参加宣誓并交纳组织费。然后这些正式成员再在校园中物色新的对象，仍然采取个别授课的方式继续发展下线成员，形成一种扇形的滚雪球式的组织扩张。“伊扎布特”的宗教极端思想对大中学生的毒害很深，因其具有十分明显的民族分裂，反汉排汉性质，所以危害又十分巨大。“伊扎布特”不仅在乌鲁木齐地区各高校发展成员，而且把非法活动扩展到全疆各地，并把黑手伸向中学和中专学校。2000年自治区公安厅抽调干警连同各有关高校公安处的一些干部共同组成“4·10”专案组，经过一年的调查，至2001年底，共查实十余所高校（包括乌鲁木齐、喀什、和田等地高校）涉案“伊扎布特”组织的学生200多名，其中“宣誓”加入的140名，接受该组织反动宣传的上百名。情况比较严重的是新疆大学、新疆工学院（2000年12月30日与新疆大学合并）、新疆医科大学、和田师专与和田维吾尔医专等。2001年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组成的“6·6”专案组，又查实了涉案“伊扎布特”组织的十几所中专学校的100多名学生。经过两年多的清查、打击，和对涉案学生的教育挽救，“伊扎布特”的活动有所收敛。但到2002年下半年，又出现了“反弹”，仅新疆大学就查出参加“伊扎布特”活动的学生37人。
3、有师生参与的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暴力恐怖案件时有发生。90年代，新疆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搞的爆炸、暗杀、投毒、放火、抢劫等暴力恐怖事件频频发生，严重危害了新疆的社会稳定和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其中有些案件就有在校师生参与。如，1994年阿克苏地区发生“7·18”爆炸案，该案是一个由6人组成的民族分裂组织策划并实施的，这6人中有4人是中小学教师。1998年5月23日至5月25日，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策划组织在乌鲁木齐市8个商业网点实施了15起纵火案。新疆9所高校的68名学生参与了纵火犯罪活动或者涉案知情。新疆大学就有8个系的35名学生与案件有关或知情，其中一名中文系的维族女生，受境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唆使，在“5·23”系列纵火案中亲自投放纵火装置，构成放火罪。又如，伊犁地区某中学化学老师，在学校的实验室里为民族分裂分子配制炸药。某中学物理老师为民族分裂分子装制定时炸弹。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财经学院都查出过学生在宿舍里藏有配制炸药的物品和配方。
进入90年代，由于国内、新疆自治区内政治大局稳定，也由于新疆教育系统特别是各大专院校党组织进行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从而保证了高校的稳定，没出大的乱子。但是也偶尔发生有小规模的闹事或闹事苗头。如1992年、1993年、新疆工学院、新疆大学的部分少数民族应届毕业生对毕业分配去向不满，意欲集会、游行，经校系领导做工作未遂。这几年，还有的高校，少数学生为伙食问题、奖助学金未按时发放问题、不能正常毕业拿到毕业证的问题、学生伤病问题等而意欲闹事，均经学校教育说服。1995年，新疆财经学院个别学生以本校一名维吾尔族女生因病死亡为由，组织本校7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到自治区人民政府礼堂公开念经，严重扰乱了乌鲁木齐市的社会秩序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正常工作。2001年，新疆医科大学上百名少数民族学生集体签名上书校领导，袒护一名因打架受到学校处分的民族学生，显然是有人串联所为。在伊犁地区的个别县，还有部分学校教职工集体签名上书，公然为因参与暴力恐怖活动而被我司法机关逮捕并判处死刑的民族分裂主义骨干分子鸣冤叫屈。
二、“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途径方式、特点和规律
在系统考察了“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历史发展和主要情况之后，有必要认真分析其渗透的途径方式、特点和规律，以便于我们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途径方式
1、境外民族分裂主义组织和国外敌对势力通过邮寄和偷运反动书籍、报刊、音像制品、电台广播、国际互联网和人员交往、收买、策反我出国师生，加紧对新疆教育领域进行渗透。
2、新疆境内的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利用种种手段引诱拉拢学校师生参加民族分裂组织、团伙，进行民族分裂活动甚至暴力恐怖活动；招诱在校学生到地下经文班点学经，甚至窜至学校讲经传教。
3、极少数具有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宗教极端思想的教师，利用学校的课堂、讲台或在宿舍、校园向学生宣扬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宗教极端思想，或进行非法宗教活动。
4、社会环境与家庭的影响。学校不是世外桃源，学校师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20世纪百年间新疆的政治变迁、社会演变，特别是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所搞的一系列暴乱、骚乱、闹事，他们的宣传鼓噪，以及一些地方曾一度出现的宗教狂热、谣言流传、反动书刊和反动音像制品的泛滥，一些人在非公开场合或茶余饭后散布的不满现实或恶毒攻击的言论……凡此种种，无一不对生活其中的师生产生潜移默化的渗透和影响。
（二）“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若干特点
1、历史影响的延续性和顽固性。
2、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集中在意识形态战线，主要涉及新疆的历史以及各民族的语言、文化等方面。
3、渗透手段、方式的多样性、狡诈性和隐蔽性。
4、组织化、暴力化倾向明显。
5、渗透对象的重点化、知识化，同时逐渐呈现出低龄化、女性化趋势。
（三）“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一般规律
1、与国内外政治的“大气候”密切相关。当这种“大气候”适宜的时候，“三个主义”对教育领域的渗透就加剧。
2、与我们的各级领导，特别是教育战线上的各级领导的立场、态度密切相关。当我们的某些领导立场不坚定、态度不明朗、旗帜不鲜明的时候，“三个主义”对教育领域的渗透就加剧。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学校（单位）的领导立场动摇、态度暧昧，那个地方、那个学校（单位）“三个主义”的渗透就严重。
3、与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管理工作，特别是新疆各级各类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学生管理工作的状况密切相关。当我们某个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学生管理工作薄弱的时候，“三个主义”对这个学校的渗透就加剧。
4、与学校的地位、重要性、社会影响力密切相关，与“三个主义”的历史发展、历史影响密切相关。一般说来，地位重要、社会影响力大的学校，如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喀什师范学院和各地的师范类大中专院校，各地（州）、县（市）的少数民族中学特别是管理薄弱的学校，是“三个主义”渗透的重点；农村中小学则是宗教极端主义渗透的重要对象。
三、“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危害与原因
1、严重“污染”校园文化、严重毒害学校师生特别是少数民族青少年儿童的思想和心灵。
2、导致相当一部分少年儿童辍学，离校去地下讲经点学经。在大中专院校则是极少数学生离校出走，有的去搞非法宗教活动，有的甚至通过各种手段离境出国，投入境外民族分裂组织、宗教极端组织、暴力恐怖组织的怀饱。
3、受“三个主义”的毒害，特别是在地下经文点、习武点受到反动思想教育后，一些学生思想深处发生恶变，他们在中小学毕业或者大中专毕业走出校门后，遇有适当时机或突发性事件，很容易受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蛊惑煽动，参与分裂活动和打砸抢骚乱或反革命暴乱。
4、受“三个主义”的毒害，少数大中专学生和中学学生及个别教师组建或参加民族分裂组织、团伙，有的人发展演变成为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的骨干或头目。
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三个主义”的猖獗和合流，及其对新疆教育领域的猖狂渗透，绝不是偶然的，这既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也有国际国内大气候的影响、还有局部地区、学校自身小气候的环境氛围的作用；既有客观因素，也有我们工作中的失误等主观原因。
从国际大气候方面来分析，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变得异常复杂，有许多因素都直接导致或刺激新疆“三个主义”的产生和肆虐。
1、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重大挫折，处于低潮。我们党和国家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等都受到严重的挑战。
2、导致前苏联、南斯拉夫解体和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出现严重冲突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特别是毗邻新疆的原苏联中亚地区五国独立、车臣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库尔德人运动、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分离战争，以及西班牙巴斯克人、英国北爱尔兰人、加拿大魁北克人争取独立的运动等。
3、宗教极端主义主要是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兴起与猖狂，尤其是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在毗邻新疆的中东、中亚、南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的疯狂活动，以及由宗教极端主义而引发的冲突和战争。
4、国际性或地区性暴力恐怖主义和恐怖活动的猖獗，特别是本·拉登的“基地”恐怖组织在毗邻新疆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大肆活动。
5、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把社会主义中国视为最大敌人，对我搞“西化”、“分化”战略。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内的一些官员明里暗里接见境外“东突”组织头目，借口“人权”干预我国内政。美国等国的情报机构、宣传部门和一些团体对境内外新疆民族分裂势力提供多方面的资助、支持和指导。国际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机构和团体乃至一些国家的官员政客也对新疆的“三个主义”、“三股势力”给予支持。
6、散布在西亚、中亚、欧美等地的数十个新疆民族分裂组织，在西方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加紧聚合、加紧活动，利用电台、报刊、书籍、音像制品、互联网、派人潜入等途径和方式大肆对新疆进行“三个主义”的渗透，教育领域（特别是大中专院校）是他们渗透的重点，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是他们争夺的主要对象。
从国内原因来分析，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政治气氛日益宽松，我们各级党组织在抓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有失误，思想教育薄弱淡化，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想、思潮纷纷传入，国内一些人（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发生了数起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
从新疆区内的原因来看，主要是：
1、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由于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过程中，放松了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和对信教群众的思想教育，导致宗教（主要是伊斯兰教）由恢复、反弹发展到部分地区出现宗教狂热。形成只有信教的自由，没有不信教的自由；只有宣传宗教的自由，没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反常局面。对教育领域和学校师生形成巨大的精神压力。
2、在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的过程中，“一风吹”有失误，把一部分没改造好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宗教极端主义分子放出来，给予“平反”、安置工作，放到文化教育部门，甚至不适当地给他们的过高的荣誉、地位、待遇，客观上为他们从事民族分裂活动、非法宗教活动或打着宗教旗号搞破坏活动提供了便利。
3、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中央个别领导同志的不恰当讲话，导致在新疆工作的方针上出现失误。突出表现就是大批长期在新疆工作的汉族干部调回内地，特别是南疆各地农村乡镇一级基本上没有了汉族干部，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被严重削弱，党对新疆各项工作包括教育战线工作的领导被削弱。直到90年代后自治区党委才又选派汉族干部到南疆农村乡一级工作。在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这十年间，“三个主义”大肆传播，影响波及社会各个层面，教育领域深受其害，境内外“三股势力”则逐步生成。
4、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工作、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度放松。在新疆近现代历史上曾猖獗一时但却并未受到彻底批判的“双泛”思想又抬头、泛滥，在书籍、报刊、电台节目、文艺演出中均有表现。影响和毒害最大的就是1986——1989年间吐尔贡·阿勒玛斯出版的“三本书”。
下面我们着重对新疆教育系统，特别是一些问题严重学校的自身主观原因做一分析。
1、少数学校党组织不坚强，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政治立场不稳。
2、少数教师政治立场有严重问题，或宗教意识严重，甚至本身就是民族分裂分子或宗教极端分子。
3、一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爱国主义教育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宣传教育不到位，共青团组织先进性丧失。
4、各级各类学校部分师生特别是大中专院校师生理想信念淡漠，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信仰危机，是“三个主义”向新疆教育领域渗透蔓延的一个根本原因。
5、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民族分裂活动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学习教育放松、监管不严是“三个主义”向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又一重要原因。
6、有的地方、有的学校，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给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
7、在一些学校，狭隘的民族认同观和庸俗的民族认同感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消极的环境氛围，从而被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利用。
8、部分学生受到根深蒂固的宗教环境的严重影响，使“三个主义”向学校渗透有了基础。
四、21世纪初“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趋势及对策
我们预测，21世纪初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向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中心仍然是宣扬民族分裂、鼓吹“东突”独立、煽动反汉排汉和宗教极端、叫嚣“圣战”。渗透的主要途径是：境外反动电台的广播；利用国际互联网发布反动信息；投寄、传播反动书籍、报刊、音像制品；诱使师生参加或建立民族分裂组织团伙；引诱师生（主要是大中学生）参加“伊扎布特”宗教极端组织或非法宗教活动；引诱中小学生学习经文。渗透的方式是境内外勾结、校内外串联。渗透的活动将会更加隐蔽。渗透的重点是综合类、师范类大专院校、师范类中专、各地方（地、市、县、乡）完全由少数民族师生构成的重点中学、主要中学、中心小学。渗透宣传的主要内容将会是：歪曲杜撰新疆历史，宣扬“民族独立”意识，攻击我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毁谤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特别是新疆的资源开发，攻击汉族群众到新疆务工经商从事开发，夸大新疆少数民族未脱贫人口的贫困问题，攻击在少数民族教育中实行的双语教学和汉语教学，渲染新疆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困难。
针对“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历史、现状和趋势，为了更有效地对其进行抵制和防范，使新疆的各级各类学校培养出大批政治合格的高素质的各民族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现提出如下对策性建议：
（1）进一步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1、各级党政领导应该把教育领域反对“三个主义”渗透的问题提高到战略地位上加以认识。
2、健全党领导教育的组织体系。
3、按照“政治家办教育”的要求，切实加强教育机关和各级各类学校领导班子建设和党的组织建设。
4、加强反分裂、反渗透的制度建设。
5、教育系统、各学校党组织定期召开反分裂、反渗透和学校政治思想工作与学校稳定的工作会议或研讨会议。
6、建立教育、宣传、文化、出版、政法、公安、安全、民族宗教等有关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综合研究教育领域的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
7、设立一个教育系统反分裂反渗透研究中心，加强信息资料的收集，加强调查研究。
（二）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三）加强对学校教材、讲义的审查和对课堂教学的管理。
1、加强对学校教材、讲义的审查。
2、加强对课堂教学的管理。
（四）进一步提高教育战线广大党员、干部、教师对反分裂斗争的认识，加强学校“两课”建设和对各民族学生的“五观”教育、形势政策教育。
1、编印《新疆教育领域反分裂斗争学习手册》，把反分裂斗争的学习制度化、经常化。
2、加强学校“两课”建设，提高“两课”质量和实效，重点是加强对各民族学生的“五观”教育，同时要注重对师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
3、建设农村无神论教师队伍。
4、组织力量编写适合新疆少年儿童学习的少数民族文字中小学乡土教材和课外读物。
（五）加强对大中专院校考试招生工作的管理，特别要加强高考招生政审。加强对学校师生的政治思想考核和档案管理。
（六）严格把好选派留学生的政治审查关。加强对学校涉外学术交流的管理。
（七）加强学生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党对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加强对学生社团的领导和管理。
1、加强学生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建设，提高政治思想工作水平。
2、加强党对学校共青团组织的领导，抓好学校共青团工作。
3、加强对学校学生社团的领导和管理。
（八）从战略的高度重视抓好新疆少数民族教育问题。
（九）在新疆少数民族教育中，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尤其是要加强汉语教学，提倡民汉学生合校、合班。
（十）加强对高校出版社、出版物的管理，多方合作防堵“三个主义”通过书报和音像制品传播。
1、加强对高校出版社和学报、校报等出版物的管理。
2、多方合作，综合治理，防堵“三个主义”通过书籍、报刊、音像制品传入学校和在社会上流传。
（十一）加强学校文化建设，办好广播电视，加强学校网络安全。
1、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在各级各类学校推行广播、电视等“六进”工程。
2、办好新疆的广播电视，加强对境外敌对势力广播电台的干扰。
3、加强学校的网络安全工作，严防“三个主义”在网上传播。
（十二）加强学校公安政保队伍建设，强化综合治理，改善校园周边环境。
1、加强学校公安政保队伍建设，确保学校安全稳定。
2、强化综合治理，采取有力措施，改善校园周边环境。
（十三）加强“家校联系”，改善家庭教育环境。
（十四）抓重点、抓落实、抓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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