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原律师介紹：本案有两个辩护人，第一辩护人是李方平律师，他是从侦查阶段开始介入；我是在案件起诉到法院后介入，我作为第二辩护人，以案件程序辩为主。
伊力哈木·土赫提分裂国家案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接受家属委托，并经得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同意担任其辩护人。本辩护人同意第一辩护人李方平律师的辩护意见，现在他的辩护意见基础上，补充发表如下辩护观点。
一、案件管辖权存在的问题。
本案管辖权存在两大问题，一个是侦查机关立案管辖权，另一个是法院审判管辖权。
先谈立案侦查管辖权问题。
从法律文书中发现，本案侦查机关——即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在2009年9月20日，就以伊力哈木·土赫提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立案。
按照《刑法》第二编分则第一章规定，分裂国家罪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刑事诉讼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
这个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中，这是公安机关与安全机关进行案件管辖的基本原则。
因此，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对伊力哈木·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罪案是没有立案侦查管辖权。
退一步说，如果乌鲁木齐市执法机关要对本案行使立案管辖权，也应由乌鲁木齐市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
既便不谈公安机关与安全机关对立案管辖分工的问题，仅就案件的地区管辖规定来看，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对本案也无立案侦查管辖权。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刑事诉讼法》对立案管辖权有明确规定，即：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出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图什市，他在1985年就把户籍迁入北京。1991年后，他进入中央民族大学教书，常住地是在北京市海淀区，户籍地也是在北京市海淀区。
公诉机关也给法庭提供了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户籍资料。
2006年1月，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北京创建“维吾尔在线”网站，网站在北京电信部门备了案，网站的服务器开始是在北京市，后转至河南省三门峡市，最后转移到美国。
2008年7月，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经过北京工商部门的批准成立北京图兰在线咨询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和办公地都是在北京市海淀区。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即本案的侦查机关在2009年9月20日对伊力哈木·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罪立案的依据有四个方面，一是创办维吾尔在线网站，纠合人员组建民族分裂活动团伙；二是炮制、散布民族分裂思想言论；三是挑拨民族矛盾，煽动民族仇恨；四是与境外反华势力相勾联，积极推动“新疆问题”国际化。
从侦查机关指控来看，犯罪行为发生地显然是在北京。
针对立案管辖权的问题，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时已经提出异议，要求将案件移送给北京市公安局管辖。
由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违反法律规定对案件行使立案管辖权，在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特别是作为本案的审查起诉和公诉机关，没有认真审查管辖权的问题，没有遵守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362条规定，就把案件向没有审判管辖权的你院提起公诉。
你院在立案审查时，没有遵守《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三条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没有作出指定管辖决定时，就受理了案件。
在9月7日庭前会议上，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和辩护人对审判管辖权提出了异议。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还通过辩护人递交书面申请，要求你院依照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将案件移送给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针对或者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犯罪，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的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网站建立者、管理者所在地，被侵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及其管理者所在地，被告人、被害人使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所在地，以及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地。
这是一起被指控利用互联网发表文章“炒作”涉疆问题（事件）分裂国家的集团犯罪案件。
《刑法》规定，分裂国家犯罪是行为犯，不论是否发生了分裂的结果。
公诉人在发表指控意见时称，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分裂国家罪一案的犯罪结果地是乌鲁木齐市。
辩护人认为，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本案并没有导致国家分裂或地区独立的结果，乌鲁木齐市仍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辖区内，仍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控制范围内。
那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这起案件应由犯罪发生地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使审判管辖权。
鉴于本案被指控的犯罪发生地在北京市，而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居住地也是在北京市。网站的管理者，以及网站服务器均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辖区内。因此，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对本案没有审判管辖权。
这是一起重大且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请合议庭对审判管辖权问题予以重视。在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对案件作出指定管辖之前，你院不能置法律于不顾，而强行对案件行使审判管辖权。
针对管辖权的问题，公诉人辩称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炒作”涉疆事件，把新疆问题国际化，所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执法机关就有权管辖。以此逻辑，指控的问题涉及西藏，西藏的执法机关就有管辖权；指控的问题涉及北京，北京执法机关才有管辖权。这样的逻辑，如果能成立的话，刑事诉讼法的管辖规定就该作修改了。
辩护人认为，不论是从立案管辖来看，还是从审判管辖来看，本案有管辖权的执法机关，应是北京的公安（安全）机关和北京的法院。
本案由新疆乌鲁木齐市执法机关来办理，且不说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无法排除来自政府权力的干涉，也难以作出客观、理性、合法、公正的判决。
程序不公正，不可能有实体公正。
在此，辩护人再次请求你院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将案件移送给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使审判管辖权。
辩护人还认为，本案合议庭的组成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不论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域内，还是在全国范围内，这都是一起有重大社会影响案件。
那么，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二条规定，本案的合议庭就应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按照《立法法》规定属于法律。由于这是一个特别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在审理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时，对合议庭的组成就必须严格遵守。
现合议庭成员中没有人民陪审员，显然违反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针对合议庭组成的问题，辩护人在庭前会议和开庭时两次提出异议，但合议庭却不依法纠正。
二、集团犯罪案件不并案审理的问题。
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指控，这是一起分裂国家的集团犯罪，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组织成立了有七个成员参加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长达八年。
今年1月15日，乌鲁木齐市公安机关抓捕伊力哈木·土赫提后，随即抓捕了阿克拜尔·依明、罗玉伟、帕哈提·哈力木拉提、肖克来提·尼加提、穆塔力浦·伊明、阿提克木·如孜，阿卜杜凯尤木·阿卜力米提。
案件侦查完毕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将伊力哈木·土赫提分裂国家罪一案，移送给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完毕后，公诉机关——即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向你院起诉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但犯罪集团七个成员的案件，至今不知还在哪个阶段。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被指控为犯罪集团首要分子，而几乎同时被抓捕的七个成员却不一并起诉，却以他们的讯问笔录作为证据来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如此分开办案，怎么能查清案件事实？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和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上，对这七个被指控为犯罪集团成员的讯问笔录真实性提出质疑，为此还向法庭申请要求这七个人出庭作证。但法庭却不遵守《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以有讯问笔录为由拒绝通知他们出庭作证。
这七个人在侦查机关都作过多份讯问笔录，尽管他们没有承认参加过分裂国家的犯罪组织，但他们却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创建“维吾尔在线”网站和接受外媒采访，目的是想分裂新疆，“炒作”涉疆事件是想让新疆问题国际法。
不允许这七个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和被告人的质证，对他们的证言真实性根本无法核实。
特别要提醒法庭注意的是，这七个人在侦查机关讯问笔录中的说法前后矛盾，众多疑点无法排除。
在此，请求法庭对本案延期审理，待其他七个人的案件起诉后，再一并进行审理，以彻底查明本案事实，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三、是否存在犯罪集团的问题。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是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但在起诉书中，只提到罗玉伟和帕哈提·哈力木拉是犯罪集团成员，其他成员是谁没有提到。
辩护人是在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中，才看到这七个被指控为犯罪集团的人员名单。
这七个成员是：1、阿克拜尔·依明；2、罗玉伟；3、帕哈提·哈力木拉提；4、肖克来提·尼加提；5、穆塔力浦·依明；6、阿提克木·如孜；7、阿卜杜凯尤木·阿卜力米提。
本案的首要分子——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不论是在侦查机关讯问笔录上，还是在法庭上，他都辩称只是创办了“维吾尔在线”网站和北京图兰在线咨询有限公司，根本没有组织成立分裂国家犯罪集团。
“维吾尔在线”网站，当时在北京网络管理部门办理了备案，也按照要求提供了章程。北京图兰在线咨询有限公司是按照北京市工商管理部门规定，在提供公司章程等申办材料后，办理工商登记注册手续。
网站成立后，先后有几十人参与网站相关工作，除网络技术人员罗玉伟提供有偿服务外，其他人员包括网络编辑、翻译、版主都是以志愿者身份提供无偿服务。这些人员中有的是本校学生，有的是北京其他高校学生，不仅有维吾尔族，还有其他少数民族，也有汉族。
《刑法》规定，分裂国家犯罪是故意犯罪，主观上必须是故意，且主犯与成员之间要有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
没有被起诉的七个人，侦查机关给他们作了多份讯问笔录。这些讯问笔录，公诉机关已作为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犯分裂国家罪的证据提供给了法庭。
辩护人认真审查了本案证据中的这七个人的全部讯问笔录，他们没有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成立过一个分裂国家犯罪集团。
在公诉机关提供给法庭的全部证据中，没有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成立分裂国家犯罪集团的“有罪”供述，没有这七个人加入分裂国家犯罪集团的“有罪”供述，没有能证明分裂国家犯罪集团存在的客观证据，比如书证、物证。
公诉机关在证据中提供的“维吾尔在线”章程和北京图兰在线咨询有限公司章程，从内容上来看，与分裂国家犯罪活动无任何关联。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与这七个人之间，并没有犯意的联络，他们不可能构成共同犯罪，更不可能是集团犯罪。
从这七个人在“维吾尔在线”的实际工作来看，罗玉伟是技术人员，除网站创办初期外，后来，他更多时间是在外地办培训班。
阿克拜尔·依明只在2008年至2009年参与过网站的健康栏目编辑工作，此后离开网站没有再参与。
其他五个人，阿卜杜凯尤木·阿卜力米提没有参与过网站的工作，他只是在网站发过两篇为家人维权文章。还有四人则是在2012年底成为网站志愿者，从事编辑、翻译等工作。
鉴于不允许这七个人出庭作证。在此，提请法庭要特别重视他们的讯问笔录，并一一加以核实。
本案指控证据，绝大多数是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各类文章和报道。这些文字材料主要内容是评论或报道新疆社会问题和社会事件。
本案指控有罪的全部证据，包括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供述，包括其他七个人的讯问笔录，包括“维吾尔在线”和北京图兰在线咨询有限公司章程都无法证明存在一个分裂国家的犯罪集团。
在本案全部证据中，没有分裂国家犯罪集团的纲领、方案、计划或主张之类的书证。没有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与这七个人进行分裂国家犯罪活动的证人证言。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法庭调查时称，“维吾尔在线”网站创办后，就被北京警方和网络部门监管，自己也长期遭到严密监控，已经无任何秘密可言。
在这种特殊的环境状况之下，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还能在警方严密监控之下组织成立分裂国家的犯罪集团吗？且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长达八年之久？
从立案时间（2009年9月20日）算起，到2014年1月被抓捕破案，期间长达近四年半。一个被警方严密监控的大学教师，在被警方立案后，还能继续领导一个分裂国家犯罪集团，从事分裂国家活动，这不只是天方夜谭，其实是在嘲讽执法机关。
辩护人在全部案卷证据中，没有看到2009年9月立案后的侦查取证材料。至到立案近四年了，才在2013年7月，对原“清风网”案的三个成员做讯问笔录，他们指证听过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课，是受到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唆使”，而组织了“7.5”非法集会。
这样的证言与事实相符吗？
为此，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和辩护人都向法庭申请通知“清风网案”成员出庭作证，但法庭也不允许。
四、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没有组织、策划、实施过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
针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活动，第一辩护人李方平律师作了全面的辩护，不再发表重复的辩护观点。
在此，辩护人只对起诉书指控的第七起犯罪事实作一些补充观点。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根本不认识原“清风网”案的成员——买买提江·阿不都拉、艾合买提·吐尔逊、买买提·阿布力克木。
这三个人在讯问笔录中也说不认识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且没有任何交往。
买买提江-阿不都拉在讯问笔录中称，2009年6月18日，他到过中央民族大学听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讲的一堂课，内容是维吾尔女学生道德问题、双语教育问题、民族自治问题。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庭审调查时称，当时他已经没有了课。
如果当时还有他的课，如果买买提江·阿不都拉当时听过他的课，中央民族大学也是有课堂录像。为何不去调取录像作为证据？
在侦查阶段，中央民族大学提供了一些课堂录像，但没有提供2009年的。
即使买买提江·阿不都拉听过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一堂讲课，也与买买提江·阿不都拉等人组织2009年“7.5”非法集会引发暴力事件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因为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所讲的课，与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没有任何关系，他没有教唆买买提江·阿不都拉等人去非法集会。
公诉人称，买买提江·阿不都拉是听了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讲课，才想到组织集会为“韶关事件”讨说法。这个联想是十分荒唐的，并没有证据能证明两者之间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公诉人还称，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曾在“清风网”发过2009年6月26日“韶关事件”的煽动帖子。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使用什么用户名在“清风网”发了煽动帖子，煽动帖子的内容是什么，公诉方也提供不了证据。
买买提江·阿不都拉在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中称，“7.5”事件发生的起因是“世维会”。
2009年“7.5”事件发生，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在同年9月20日对伊力哈木涉嫌分裂国家罪案作了立案。
但无法理解的是，被指控“唉使”了买买提江·阿不都拉等人非法集会引发“7.5”事件的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为何只立案而不侦查？
前面已经说过，立案后在长达近四年时间里没有调查取证。至到2013年7月份，侦查机关才开始对已在监狱服刑多年的原“清风网”案成员——买买提江·阿不都拉、艾合买提·吐尔逊、买买提·阿布力克木调查取证，以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讲课和发的帖子“唆使”他们组织非法集会并引发“7.5”打砸事件。
由于“7.5”非法集会引发了严重后果，不仅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连中央都高度重视。据媒体报道，国家公安部也介入事件调查。
“7.5”事件发生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白克力就在媒体上公开宣称，这起事件与“维吾尔在线”有关。
买买提江·阿不都拉等人被抓后，在侦查机关讯问时提到过听了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一堂课。
为何在2009年9月20日对伊力哈木·土赫提立案了。不对这个“教唆犯”侦查取证？
是公安机关只立案不作侦查，还是作过侦查没有证据呢？
当年买买提江·阿不都拉就向公安机关供述过，在中央民族大学听过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一堂课，并没有说是受到讲课内容的“启发”和“影响”而组织非法集会活动。
他们被判处无期徒刑且已服刑多年后，侦查机关到监狱找他们取证时，又改变了当时的证言。前后不同的说法，到底哪一种可信？
辩护人认为，把“7-5”事件的起因，在事过五年后，又往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身上推，这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还会推翻法院就买买提江·阿不都拉等人案件作出的生效判决对事实的认定。
在此，请合议庭予以高度重视。
审判长、审判员：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是一个大学教师，他是一个从新疆走出来的学者，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的学者，他长期关注新疆以及维吾尔族各方面问题。他的文章或言论中，虽然有偏激、不当之处，很多是持批评，甚至是批判的态度，但也应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辩护人认为，他的文章和言论，总的看来是理性的，具有建设性。他一贯反对国家分裂和民族独立，反对煽动民族仇恨，反对恐怖暴力。他还长期关注民主、人权、法治。这方面文章，他也写过很多。
对这样的学者，如抓住个别不当或偏激言论不放，甚至上纲上线，把他视为分裂国家“敌对分子”判罪，这不仅压制不住民间批评（批判）的声音，而且不利于民族团结，更不利新疆社会稳定。
辩护人注意到，公诉人在指控中反复强调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总是对政府制定的政策，以及执法机关对社会事件的定性持质疑态度。
辩护人认为，学者和民众对政府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违反法律方面的问题，发出不同的声音，这其实是正常的现象。
在辩护人印象中，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北京还没有那个大学教师，因为课堂言论、网络言论而被外地执法机关带走，控以分裂国家罪进行审判。
对这起重大案件的判决，不仅要经得起法律的检验，而且还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最后，恳请你院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案件移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使审判管辖权。如果你院坚持要行使审判管辖权，希望能坚守公平与正义最后一道防线，排除法外权力的干涉，以指控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不存在，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没有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为由，依法宣判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无罪释放。
辩护人：刘晓原
2014年9月18日
星期二, 10月 28, 2014
伊力哈木·土赫提分裂国家案庭审纪实
來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4年09月25日 第 04 版）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4-09/25/content_1481902.htm
9月17—18日，伊力哈木·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罪一案在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出庭受审，被告人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及各界群众70余人旁听庭审。
庭审进行时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12号法庭，旁听位置座无虚席。17日上午10时30分，随着审判长敲响法槌，宣布开庭，身穿红黄格长袖衬衣的伊力哈木·土赫提被法警带入法庭。
审判长说明，根据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申请，庭审活动使用汉语进行。
在审判长当庭告知当事人庭审过程享有的诉讼权利后，法庭调查开始。
庭审中，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对起诉书指控犯罪事实以不具有分裂国家故意、没有组织领导犯罪集团、授课内容和发表的文章属学术观点等进行辩解和否认。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对案件由乌鲁木齐市司法机关管辖提出异议，并作无罪辩护。公诉机关依法、以事实证明乌鲁木齐市司法机关对此案具有管辖权，侦查、起诉、审判活动合法，并当庭出示证人证言、课堂讲课视频、电子证物勘验报告、指认记录、书证及被告人供述等32组210余份证据，证实被告人犯罪事实。
控辩双方围绕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内容真实性、证明效力的关联性等焦点进行充分质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充分发表意见。
公诉人在最后陈述中指出，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公正合法，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已经构成分裂国家罪，提请合议庭对公诉意见予以采纳。
公诉人强调，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作为一名教师本应教书育人，身正为范，而其却食国禄、忘国恩，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其不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拒不认罪悔罪，态度极为恶劣，应从重处罚。
23日上午，法庭作出一审判决，以分裂国家罪判处伊力哈木·土赫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庭审查明的事实
——形成分裂国家犯罪集团，组织、策划、实施一系列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
法庭审理查明，伊力哈木·土赫提以“维吾尔在线”网站为平台，利用其大学教师身份，蛊惑、拉拢、胁迫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加入该网站，形成了以伊力哈木·土赫提为首要分子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在伊力哈木·土赫提的领导下，以分裂国家为目的，组织、策划、实施了一系列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
公诉人出具的证据显示，为逃避监管，伊力哈木·土赫提指使罗某将“维吾尔在线”网站服务器由中国境内迁往境外，由某境外媒体记者米某负责“维吾尔在线”网站的维护；通过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等方式炒作涉疆问题；指使集团成员使用翻墙软件访问境外媒体网站，翻译、转载《胡须、面纱与维汉矛盾》等多篇文章在“维吾尔在线”网站发表；同时某境外媒体从“维吾尔在线”网站转载、引用多篇炒作涉疆问题的文章。
——利用大学教师身份，通过授课活动传播民族分裂思想
公诉人指控，长期以来，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利用其中央民族大学教师的身份，通过授课活动，鼓吹新疆独立，传播民族分裂、暴力恐怖思想，诋毁攻击我国涉疆政策，煽动以暴力手段对抗政府。
公诉人出具的学校教学视频资料显示，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课堂上公然宣扬分裂思想，如“新疆是你汉人的吗？不是，首先是我维吾尔人的，首先是我们中亚民族的。”“我就不是中国人，因为我是维吾尔人。我们的骄傲是伟大的吐克斯汗。”
公诉人指出，言论自由固然是宪法性权利，但权利并不是绝对的，是不能滥用的。宪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杜撰社会问卷调查报告，伪造支持新疆独立和“高度自治”的虚假民意
公诉人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杜撰社会问卷调查报告，并在“维吾尔在线”网站以虚假数据公开发表调查报告，在课堂上引用其内容，伪造支持新疆独立和“高度自治”的虚假民意。
据公安机关调查掌握，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并未组建课题组，不仅没有到上述地区进行过社会调查，也没有在网上做过任何问卷调查。
公诉人出具的证据显示，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犯罪集团其他核心人员无一人参与过问卷的发放、收回、统计等工作，无一人见过问卷。
——借个案造谣生事，制造事端，煽动民族仇恨
公诉人指控，2009年以来，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及其集团成员恶意杜撰、歪曲事实真相，煽动民族仇视，鼓动维吾尔群众对抗政府，为暴恐活动制造借口。
证据显示，2013年巴楚“4·23”暴恐案件发生后，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明知中央媒体已经公布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仍然指使他人在“维吾尔在线”网站撰写、转载《新疆巴楚居民称：警民纠纷酿血案》《相似的事件，不同的结果》，称“因社区干部和警察掀开一位维吾尔女性的面纱，导致警民发生冲突，最终酿成血案”。
——煽动暴力，粉饰暴恐、支持暴恐犯罪，造成严重后果
法庭审理查明，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煽动以暴力手段对抗政府。
公诉人出示的视频资料证实，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多次在课堂上宣扬暴力，如“不要以为暴力抗争就是恐怖活动。对维吾尔人来说这个政府就是鬼子，你可以抗争，可以反击它，用任何方式，可以用董存瑞的方式，可以用黄继光的方式，可以用一切方式进行抗争。”
公诉人指出被告人言行的严重后果。2009年“6·26”韶关事件后，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利用互联网络炒作该事件，“维吾尔在线”网站伊力哈木·土赫提专栏发表《6·26事件和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神话》等文章，攻击政府，歪曲事实真相，煽动民族仇恨。在“维吾尔在线”煽动性的文章及伊力哈木·土赫提煽动言论的影响之下，买买提江·阿不都拉等策划、实施了非法聚集，引发了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活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9月24日电 记者曹志恒、于涛）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4-09/25/content_1481902.htm
9月17—18日，伊力哈木·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罪一案在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出庭受审，被告人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及各界群众70余人旁听庭审。
庭审进行时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12号法庭，旁听位置座无虚席。17日上午10时30分，随着审判长敲响法槌，宣布开庭，身穿红黄格长袖衬衣的伊力哈木·土赫提被法警带入法庭。
审判长说明，根据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的申请，庭审活动使用汉语进行。
在审判长当庭告知当事人庭审过程享有的诉讼权利后，法庭调查开始。
庭审中，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对起诉书指控犯罪事实以不具有分裂国家故意、没有组织领导犯罪集团、授课内容和发表的文章属学术观点等进行辩解和否认。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对案件由乌鲁木齐市司法机关管辖提出异议，并作无罪辩护。公诉机关依法、以事实证明乌鲁木齐市司法机关对此案具有管辖权，侦查、起诉、审判活动合法，并当庭出示证人证言、课堂讲课视频、电子证物勘验报告、指认记录、书证及被告人供述等32组210余份证据，证实被告人犯罪事实。
控辩双方围绕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内容真实性、证明效力的关联性等焦点进行充分质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充分发表意见。
公诉人在最后陈述中指出，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公正合法，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已经构成分裂国家罪，提请合议庭对公诉意见予以采纳。
公诉人强调，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作为一名教师本应教书育人，身正为范，而其却食国禄、忘国恩，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其不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拒不认罪悔罪，态度极为恶劣，应从重处罚。
23日上午，法庭作出一审判决，以分裂国家罪判处伊力哈木·土赫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庭审查明的事实
——形成分裂国家犯罪集团，组织、策划、实施一系列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
法庭审理查明，伊力哈木·土赫提以“维吾尔在线”网站为平台，利用其大学教师身份，蛊惑、拉拢、胁迫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加入该网站，形成了以伊力哈木·土赫提为首要分子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在伊力哈木·土赫提的领导下，以分裂国家为目的，组织、策划、实施了一系列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
公诉人出具的证据显示，为逃避监管，伊力哈木·土赫提指使罗某将“维吾尔在线”网站服务器由中国境内迁往境外，由某境外媒体记者米某负责“维吾尔在线”网站的维护；通过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等方式炒作涉疆问题；指使集团成员使用翻墙软件访问境外媒体网站，翻译、转载《胡须、面纱与维汉矛盾》等多篇文章在“维吾尔在线”网站发表；同时某境外媒体从“维吾尔在线”网站转载、引用多篇炒作涉疆问题的文章。
——利用大学教师身份，通过授课活动传播民族分裂思想
公诉人指控，长期以来，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利用其中央民族大学教师的身份，通过授课活动，鼓吹新疆独立，传播民族分裂、暴力恐怖思想，诋毁攻击我国涉疆政策，煽动以暴力手段对抗政府。
公诉人出具的学校教学视频资料显示，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课堂上公然宣扬分裂思想，如“新疆是你汉人的吗？不是，首先是我维吾尔人的，首先是我们中亚民族的。”“我就不是中国人，因为我是维吾尔人。我们的骄傲是伟大的吐克斯汗。”
公诉人指出，言论自由固然是宪法性权利，但权利并不是绝对的，是不能滥用的。宪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杜撰社会问卷调查报告，伪造支持新疆独立和“高度自治”的虚假民意
公诉人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杜撰社会问卷调查报告，并在“维吾尔在线”网站以虚假数据公开发表调查报告，在课堂上引用其内容，伪造支持新疆独立和“高度自治”的虚假民意。
据公安机关调查掌握，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并未组建课题组，不仅没有到上述地区进行过社会调查，也没有在网上做过任何问卷调查。
公诉人出具的证据显示，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犯罪集团其他核心人员无一人参与过问卷的发放、收回、统计等工作，无一人见过问卷。
——借个案造谣生事，制造事端，煽动民族仇恨
公诉人指控，2009年以来，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及其集团成员恶意杜撰、歪曲事实真相，煽动民族仇视，鼓动维吾尔群众对抗政府，为暴恐活动制造借口。
证据显示，2013年巴楚“4·23”暴恐案件发生后，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明知中央媒体已经公布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仍然指使他人在“维吾尔在线”网站撰写、转载《新疆巴楚居民称：警民纠纷酿血案》《相似的事件，不同的结果》，称“因社区干部和警察掀开一位维吾尔女性的面纱，导致警民发生冲突，最终酿成血案”。
——煽动暴力，粉饰暴恐、支持暴恐犯罪，造成严重后果
法庭审理查明，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煽动以暴力手段对抗政府。
公诉人出示的视频资料证实，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多次在课堂上宣扬暴力，如“不要以为暴力抗争就是恐怖活动。对维吾尔人来说这个政府就是鬼子，你可以抗争，可以反击它，用任何方式，可以用董存瑞的方式，可以用黄继光的方式，可以用一切方式进行抗争。”
公诉人指出被告人言行的严重后果。2009年“6·26”韶关事件后，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利用互联网络炒作该事件，“维吾尔在线”网站伊力哈木·土赫提专栏发表《6·26事件和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神话》等文章，攻击政府，歪曲事实真相，煽动民族仇恨。在“维吾尔在线”煽动性的文章及伊力哈木·土赫提煽动言论的影响之下，买买提江·阿不都拉等策划、实施了非法聚集，引发了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活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9月24日电 记者曹志恒、于涛）
星期二, 5月 06, 2014
我的父亲伊力哈木
作者：菊尔·伊力哈木
來源：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506/c06ilham/
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2013年2月2日，那时我们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即将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他要在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做一年访问学者，那时18岁的我，要与他一同前往，花几周时间帮他安顿下来。
当时我们已经办好了登机手续，在护照受到检查时等待着。边检人员仔细地核查我父亲的证件，又在电脑里输入了一些信息。突然，安全人员赶到，把我们拉出了队列。我们被关进了一间小屋，里面没有食物也没有厕所。安全人员禁止我的父亲登机，但是让我走了。我哭了出来，但父亲坚持让我走。
他告诉我要坚强，永远不要在别人面前哭泣。他告诉我，不要让任何人觉得我软弱，或者维吾尔人很软弱。
我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他，甚至还能不能见到他。
我的父亲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是一位经济学家和写作者，他为我们的民族维吾尔族大声疾呼。维吾尔是一个穆斯林民族，讲的语言属于突厥语族，传统的家园位于今天中国的西北部。他会在自己的网站上批评中国政府，后来他的网站被关闭了。在2009年7月5日，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发生暴乱后，他接受了西方记者的采访。在那场民族冲突中，有上百人遇难，另有数以千计的维吾尔人被捕。
那年夏天之后，我的家人就经常毫无理由地受到软禁、被当局讯问，电话通话也会遭到窃听。我给父亲打电话时，会听到噼噼啪啪的杂音。我父亲会开玩笑说，“警察叔叔要来了。”有两次，我放学回家后，意外地发现家中空无一人，我的家人们都被迫离开北京数天。去年11月，我的父亲在开车带两个弟弟去机场接奶奶的路上，安全部门的一辆汽车撞上了他的车，一名安全人员威胁说要杀了我们全家。
在那以后，我的父亲告诉我，“你现在还太年轻，我不希望你参与。你只需要知道，我做的是正确的事。”
大量的汉族人从中国其他地区迁居到新疆，许多维吾尔人对此感到愤怒，他们认为大批移民威胁到了我们的传统、语言和文化。极少数的维吾尔人与暴力事件有牵连，最近的一起是上周三发生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火车站的爆炸和持刀袭击事件。
在上周巡视新疆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会采取“果断措施”打击分裂团体的“恐怖袭击”，然而政府却没能考虑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所表达的不满——他从未宣扬过暴力，只是呼吁向维吾尔族，以及中国所有的民族，给予平等和尊重。
三个月前的1月15日，我在印第安纳的住所传来了敲门声，来访者是父亲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我的父亲遭到了逮捕。我从自己的智能手机上得知，父亲已经入狱。我十分震惊，以至于都忘记了哭。
一连五天，我都联系不上家人。取得联系后，继母告诉我，父亲是在分别有4岁和7岁的两个弟弟眼前被逮捕的。没有人告诉她，父亲被关押在哪里，等了一个多月，她才收到逮捕令。逮捕令显示，他被送往了新疆的一所监狱，距离我们在北京的家千里之遥——罪名是“涉嫌分裂国家”。
任何一个认识我父亲的人都知道，这种指控多么荒唐。我的父亲热爱祖国，也从未宣扬过暴力。他的网站发表过汉语、维语、藏语和英语的文章，目的是帮助我们的汉族邻居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少数民族。他的目标是理解和公平。中国政府应当原意与他这样的人合作，而不是把他送进监狱。如果说他犯有什么罪行，那就是讲出了令人不安的真相。
我小时候，父亲接我放学时，我们会在回家的路上一起唱歌。我的弟弟们不能像我一样，和父亲一起唱歌了。他们还会做眼看着父亲被警察拖走、我们一家人被拆散的噩梦。现在，邻居中其他的孩子也不肯再跟他们玩了。我从美国给他们打电话时，他们哭着问我，还能不能再见到我。我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
我不害怕。我的父亲很坚强、勇敢，最重要的是很正直。他保护了我18年。现在轮到我讲述真相，告诉大家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有怎样的信念，轮到我尽自己所能，在他远离家人之时保护他了。
菊尔·伊力哈木(Jewher Ilham)是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学生。她于5月5日前往纽约，代表父亲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领取2014年度美国笔会/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2014 PEN/Barbara Goldsmith Freedom to Write Award)。
來源：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506/c06ilham/
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2013年2月2日，那时我们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即将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他要在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做一年访问学者，那时18岁的我，要与他一同前往，花几周时间帮他安顿下来。
当时我们已经办好了登机手续，在护照受到检查时等待着。边检人员仔细地核查我父亲的证件，又在电脑里输入了一些信息。突然，安全人员赶到，把我们拉出了队列。我们被关进了一间小屋，里面没有食物也没有厕所。安全人员禁止我的父亲登机，但是让我走了。我哭了出来，但父亲坚持让我走。
他告诉我要坚强，永远不要在别人面前哭泣。他告诉我，不要让任何人觉得我软弱，或者维吾尔人很软弱。
我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他，甚至还能不能见到他。
我的父亲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是一位经济学家和写作者，他为我们的民族维吾尔族大声疾呼。维吾尔是一个穆斯林民族，讲的语言属于突厥语族，传统的家园位于今天中国的西北部。他会在自己的网站上批评中国政府，后来他的网站被关闭了。在2009年7月5日，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发生暴乱后，他接受了西方记者的采访。在那场民族冲突中，有上百人遇难，另有数以千计的维吾尔人被捕。
那年夏天之后，我的家人就经常毫无理由地受到软禁、被当局讯问，电话通话也会遭到窃听。我给父亲打电话时，会听到噼噼啪啪的杂音。我父亲会开玩笑说，“警察叔叔要来了。”有两次，我放学回家后，意外地发现家中空无一人，我的家人们都被迫离开北京数天。去年11月，我的父亲在开车带两个弟弟去机场接奶奶的路上，安全部门的一辆汽车撞上了他的车，一名安全人员威胁说要杀了我们全家。
在那以后，我的父亲告诉我，“你现在还太年轻，我不希望你参与。你只需要知道，我做的是正确的事。”
大量的汉族人从中国其他地区迁居到新疆，许多维吾尔人对此感到愤怒，他们认为大批移民威胁到了我们的传统、语言和文化。极少数的维吾尔人与暴力事件有牵连，最近的一起是上周三发生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火车站的爆炸和持刀袭击事件。
在上周巡视新疆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会采取“果断措施”打击分裂团体的“恐怖袭击”，然而政府却没能考虑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所表达的不满——他从未宣扬过暴力，只是呼吁向维吾尔族，以及中国所有的民族，给予平等和尊重。
三个月前的1月15日，我在印第安纳的住所传来了敲门声，来访者是父亲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我的父亲遭到了逮捕。我从自己的智能手机上得知，父亲已经入狱。我十分震惊，以至于都忘记了哭。
一连五天，我都联系不上家人。取得联系后，继母告诉我，父亲是在分别有4岁和7岁的两个弟弟眼前被逮捕的。没有人告诉她，父亲被关押在哪里，等了一个多月，她才收到逮捕令。逮捕令显示，他被送往了新疆的一所监狱，距离我们在北京的家千里之遥——罪名是“涉嫌分裂国家”。
任何一个认识我父亲的人都知道，这种指控多么荒唐。我的父亲热爱祖国，也从未宣扬过暴力。他的网站发表过汉语、维语、藏语和英语的文章，目的是帮助我们的汉族邻居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少数民族。他的目标是理解和公平。中国政府应当原意与他这样的人合作，而不是把他送进监狱。如果说他犯有什么罪行，那就是讲出了令人不安的真相。
我小时候，父亲接我放学时，我们会在回家的路上一起唱歌。我的弟弟们不能像我一样，和父亲一起唱歌了。他们还会做眼看着父亲被警察拖走、我们一家人被拆散的噩梦。现在，邻居中其他的孩子也不肯再跟他们玩了。我从美国给他们打电话时，他们哭着问我，还能不能再见到我。我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
我不害怕。我的父亲很坚强、勇敢，最重要的是很正直。他保护了我18年。现在轮到我讲述真相，告诉大家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有怎样的信念，轮到我尽自己所能，在他远离家人之时保护他了。
菊尔·伊力哈木(Jewher Ilham)是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学生。她于5月5日前往纽约，代表父亲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领取2014年度美国笔会/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2014 PEN/Barbara Goldsmith Freedom to Write Award)。
星期二, 3月 04, 2014
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
作者： 伊力哈木·土赫提
来源：大象公会
大象公会原注：2011年1月15日，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根据自己的思考撰写本文。他曾于2013年10月进行第一次修改，但尚未定稿。
自张春贤主政新疆以来，中央新疆政策的大力推进及张春贤本人一系列努力，新疆各族居民对新疆未来社会稳定和发展前景又开始抱有良好期望，而且，张春贤在很短事件内就赢得了本地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极高评价。
目前看，新疆新政在解决民族矛盾上的思路，是以经济投入和民生改善来缓和民族矛盾，短期内肯定会有良好效果，但深层次问题尚未触及，情形不能乐观，易起反复，要赢得民心民意，真正长治久安，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安排和社会调整。
关于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问题，其现状、成因及解决建议，现择其要者，简列总结如下：
一、少数民族的就业问题
现状：
就业压力问题是中国各地都面临的社会问题，但在新疆，就业问题集中地表现为少数民族就业问题。今天，维吾尔族进入城镇的就业机会，已明显呈现出集中在以餐饮为主的服务业这个狭小领域，民族间的就业机会差距巨大，存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在就业中遭歧视的现象，这些成为影响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汉族不满的首要因素。
城市和农村形成就业难题的具体成因不同，所以这一问题分为维吾尔大学生失业问题和维吾尔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两个问题。
1、大学生就业问题
官方统计数据表明，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一次就业率为17%，远低于汉族大学生的就业率。而据我做的社会调查，维吾尔族大学生实际就业率应当低于15%。大学生就业难除造成一些家庭因孩子上大学而贫困外，还造成维吾尔社会广泛的“读书无用论”。
2、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
新疆维吾尔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严重，本质上是维吾尔族城市化、工业化严重滞后于时代的结果。维吾尔族的城市化率实际只有10%左右。
维吾尔族大部分集中居住在南疆农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脆弱、狭窄的生存空间拥堵着巨大的剩余劳动力，不但脱贫无望，同时也构成了滋生违法及犯罪行为、蓄积冲击社会秩序的巨大能量的温床，这种恶性循环长期持续下去，甚至会造成南疆脆弱绿洲生态圈的崩溃。
成因：
1、民族政策落实不到位，就业机会中随时可见的明显的民族歧视，是造成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首要原因。公务员招聘、国营企事业单位招聘，少数民族比例严重偏低。七五事件前，大量社会招聘广告中，公开宣称只限汉族，甚至部分国营企业宁可招内地的汉族也不招本地的少数民族。有些单位因为从来没有维吾尔族，偶有维吾尔人会被门卫拦住。就业门路狭窄，使新疆出现一个奇观，新疆少数民族在校大学生业余参加外语培训的热情，超过了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因为他们只能寄望在涉外贸易、旅游乃至国外找就业机会。就业难问题，甚至特权阶层也无法避免，自治区某维吾尔族高级干部的孩子于内地大学毕业一年后，在找工作无门的情况下，拿到王乐泉批的条子才得到一个工作机会。
2、新疆是以封闭、互相隔绝的绿洲孤岛为主要特征的特殊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上，不同地理单元获得的国家投入差别极大，尤其是南疆维吾尔聚集区的城市化、工业化远远落后于汉族聚集的天山北坡地带。而南疆地理位置的偏僻遥远，北疆汉族聚集城市对维吾尔人的排斥，南疆剩余劳动力在转向“天山北坡经济带”（新疆的“天山北坡经济带”是天山北麓是新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带是生产力高度集中的地区，是新疆现代工业、农业、交通信息、教育科技等最为发达的核心区域，集中了新疆83%的重工业和62%的轻工业，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占新疆的40%以上，城镇、交通、能源等基础条件好）这一新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时遭限制，更是增大了南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难度。
3、基础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新疆在教育系统的投入上，南疆北疆差异极大，而在南疆，尤其是在中学部分，教育资源的分配又存在民族间的严重不对等，无论是经费的投入还是学校的数量，维吾尔族学生分得的教育资源都远低于其在当地的人口比例。此外，南疆的 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极低，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像库车、莎车这样维吾尔人口集中的人口大县只有一所维吾尔语高中。这些因素都造成南疆维吾尔社会平均受教育水平严重不足，对从事现代农业和转入工业化造成了极大障碍，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后，职业选项极少，只能被迫大批进入内地寻找发展空间。
4、“7·5事件”之后，新疆几乎所有的维吾尔聚居区都保持高压维稳政策，进入乌鲁木齐等北疆城市的南疆农民大批返回农村，基层政府采取严格限制人口外出的政策，令农村就业问题恶化。
建议和思路
维吾尔族的就业困境，是各种因素长期作用和积累的结果。要解决这一困境，或许需要一个涉及面极宽的立足长远的系统工程，无法一蹴而就。单纯借助国家财政力量的投入，人为创造一批就业岗位的思路，一方面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另一方面，长此以往，维吾尔民族将成为一个全民靠救济为生的民族，令维吾尔人产生羞耻之心。
而我个人对于这一问题的系统性安排，有以下思考：
1、《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第二十三条有国家企事业单位少数民族就业优先的明文规定，即便考虑目前实际困难无法真正落实，也应逐步大维吾尔族就业机会，逐步形成国家行政企事业单位的就业安排必须有一定民族比例的制度。目前，新疆公共服务部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严重不足，像医院、邮局、银行、保险、公证、司法机关、市政等面向社会的部门，基本上都是不会维吾尔语的汉人，给维吾尔人日常生活带来巨大不便。
2、以政府积极引导等方式，促进区内人口的流动，缓解南疆农村严峻的就业压力和生态压力。譬如，有计划有比例控制地将南疆人口向兵团农场和北疆的城市工业带转移输送。与其自治区花巨大人力物力有计划地组织农村劳动力到几千公里之外、文化生活习惯截然不同的沿海打工，不如就近组织动员其向区域内转移。目前，新疆建设兵团人口流失严重，当地采取各种办法从内地吸引劳动力，这种人力吸纳不应对南疆剩余劳动力封闭。
政府积极组织引导区域内的人口转移，既可缓解南疆的就业压力，同时也可起到增加民族互相融入的机会，可消解维吾尔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兵团及北疆城市是“汉族人专门用来对付我们”的心态。
3、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家。解决新疆就业困境的最根本和长远出路，还是要靠市场化的方式，而非行政安排。张春贤书记赴任后，新疆在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家上明显加大了力度。建议可进一步展开一套着眼于提高少数民族企业家的现代经营管理能力的长期计划，通过与内地高校和沿海地区交流等安排，形成长期的少数民族企业家培训机制。此外，还应鼓励汉族企业家与少数民族企业家的合作，广泛形成共同的利益纽带。政府培养和扶持一大批民族企业家，是促进民族团结和谐的最便捷方式。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少数民族企业家过多出现在政府组织的民族团结宣讲活动中，未必有最好的宣传效果。民族企业家的作用，不同于政府的组织动员力量。在政府搭建的舞台之外，他们应该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4、加大对少数民族聚集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国家在这方面积欠的旧账过多，但通过加大基础教育改变一个民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能力，五到十年就可有明显的改观。至少使得新增劳动力进入城市的障碍大幅降低。目前，政府在南疆大幅增大基础教育投入的同时，最需要克服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纠正业已形成的读书无用论，一个是纠正双语教育出现的严重偏差，消除人们的恐惧。
5、有计划地系统培养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新疆各少数民族严重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少数民族进入现代工业困难，创业能力也严重不足。建议自治区加大适应新疆以资源型国有企业为龙头经济特征的专业人才或初级专业人才的培养。如通过职业技术学校，增加少数民族进入矿业、纺织业、农产品加工业的就业机会，目前，新疆已展开相关工作，在维吾尔社会有很好的信心反馈。
建议自治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协作，有计划地培养一批少数民族青年技术骨干，使他们成为在新疆传播技术的种子和创业骨干。
6、建设少数民族产业工人队伍。产业工人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和重要力量，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等方面起着基础性、根本性的重要作用。目前新疆正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但企业召不到合适人员的现象普遍存在。在新疆培养少数民族产业工人，建设一批少数民族产业工人队伍，可改变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渠道窄、就业观念局限的问题，提高少数民族就业率，并有助于少数民族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7、利用区位和地缘优势，扶持发展新疆本地文化创意产业，解决就业的同时，增加对中亚地区的文化辐射力。针对性地培养和扶持一批有可能在中亚地区有广阔市场的现代创意型人才和中小企业。中国在IT、动漫、广告传播等创意产业领域，对中亚地区拥有绝对优势，但汉族企业进入这些地区会遇到极大的文化和语言障碍，维吾尔族则拥有天然便利和优势，依托内地已经形成的技术优势，新疆完全有可能培养出对中亚具有强大辐射能力的文化创意产业。它可使目前中亚对新疆少数民族社会，由文化输入变成文化输出。这项工作做好，其意义不可估量。
二、“双语教育”问题
现状：
“双语教育”问题是除就业问题外，维吾尔社会反应最强烈的问题。新疆的双语教育，在推行过程中，实质上变成了一种单语（汉语）教育，它在维吾尔社会，被普遍认为是政府有意要建立一个以汉文为主导的“一种语文，一个源流”教育制度，从文化上消灭维吾尔族，以行政方式加快民族同化与吞并。而随着双语教育的强制推行，维吾尔语不仅在教育领域，在行政、司法等诸多领域也处于不断被边缘化的境地。作为新疆的官方语言之一，维吾尔语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尊重与重视，维吾尔语应有的法律地位也未得到保障。
在实践中，双语教育中反应最多的问题，是造成大量孩子母语、汉语都没学会，教育质量严重下滑，少数民族学生无法掌握知识，对学校产生畏惧感。新疆的双语教育要求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学习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一系列课程，这导致维吾尔等少数名族学生无法理解所学内容，这也很大程度上导致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学生的辍学率不断上升。此外，双语教育最直接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大量有经验的维吾尔基层教师被迫以提前退休、或在学校从事与教学无关的工作的方式离开教师岗位，让一大批维吾尔族教师成为这个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双语教育”在新疆变成“单语教育”，引起的越来越严重的担忧和反弹，有可能酿成大规模的捍卫接受母语教育、确保本民族语言文化不被消灭的维权运动。而它之所以引起维吾尔社会巨大的文化消灭恐慌，另外一个原因与近些年来新疆民族文化和出版事业的急剧萎缩有极大关系。
维吾尔语的文化和出版事业的急剧萎缩，带来的深刻后果并非只是维吾尔文化的消亡和维吾尔知识分子的抵触，而是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的维吾尔社会从此与现代文明完全隔绝。因为南疆社会整体极为落后，绝大多数维吾尔居民不懂汉语，环境因素造成各绿洲相对封闭，传播外部世界和现代资讯的书、报、广播、电视已与绝大部分家庭绝缘。
而维吾尔文化和出版事业的萎缩，意味着除极少数熟练掌握汉语的维吾尔精英外，传统维吾尔社会接触现代信息的路径被完全切断，在突然加剧的社会开放和竞争环境中，他们适应这种外部刺激的先天条件远不如内地的汉族传统社会。他们不但难于掌握现代社会知识，亦难于养成现代社会的健全人格，无法习得现代社会的理性、包容、开放的意识，极易陷入日益被现代社会抛弃的恐惧感和危机感中。传统社会的迅速解体和适应新环境的艰难，使人们很容易陷入愚昧、狭隘、野蛮和绝望的境地。
最近十多年来，传统维吾尔社会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犯罪率急剧上升、道德迅速瓦解、宗教极端主义盛行、文化保守主义抬头、对汉人的仇恨不断增加、相对贫困化日益加剧的恶性循环。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民族政策的失误，让落后的、愚昧的、狭隘的、极端的、封闭的和狂热的思潮和观念乘虚而入，而这些正是滋生三股势力的温床。
靠反复宣讲民族团结、靠政府援助以及加速维吾尔社会的汉语化等措施，都不足以在维吾尔社会筑起反对分离主义、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反对恐怖主义的堤坝，恰恰相反，容易被视为强化维吾尔民族意识、文化意识的维吾尔文化教育出版事业能真正兴旺发达起来，能跟上时代和历史的脚步，才是削弱三股势力滋生土壤的最长效手段。
因此可以说，维吾尔文化教育出版事业的落后，不但是维吾尔社会的敌人，也是汉族社会的敌人。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维吾尔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汉语教育，都认为真正的“双语教育”来得太晚，但与此同时“双语教育教育不能以牺牲母语为代价”也也已经成为维吾尔社会的普遍看法和主流意见。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的特殊地位，不能作为语言同化或歧视的根源。多民族国家共同文化价值观念应该通过多元民族形式来表现，而非通过“大一统”，教育不能变成母语母文的的刽子手。
而今天新疆的“双语教育”之所以变成“单语教育”，与“双语教育”的推进方式失之简单粗暴有关：
1、基础性和技术性准备（师资力量、设施建设投入）不足，未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以一刀切方式推进；
2、在教学内容设置和课程安排设置上，未参考国内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兼顾维吾尔学生接受本民族语言教育的需要；
3、以新疆各地现有的师资力量和基础设施配备情况和维吾尔学生的学习能力，事实上即使只是单语教育的目的也无法实现；
4、在“双语教育”推进的过程中，加剧了汉族学生和维吾尔学生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比如在阿图什市，汉族人口22725人，维吾尔族人口198217人，柯尔克孜族人口29186人，如果不算市区40公里外的市二中，只有三所高中，汉语学校一所（州二中），维吾尔语两所（州一中，市一中），维吾尔语学校每个班50人以上，而汉语学校只有30人。师资力量按学校投入的方式，拉大了汉族学生与维吾尔学生掌握和接受知识的差距。
建议和思路：
1、新疆需要真正的双语教育。在国内，吉林延边地区其实是“双语教育”一个典型的成功范例。可采纳其经验，对新疆的“单语教育”内容和课程安排进行重新调整。
2、加大对民族聚集区推进真正的“双语教育”所必需的硬件和软件投入力度，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纠正民族间严重不平等的错误。
3、培养“双语教育”的师资力量。目前，“双语教育”最大掣肘是师资力量严重不足，而且这一现状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只能针对性对现有师资力量进行系统培训，逐渐减小或消除双语教育师资力量的地区差异。
4、在少数民族学生的考试选拔上，目前的高考加分制度虽然体现了对少数民族倾斜的民族政策，但在实践中，真正的获益者，多是并不需要分数照顾的少数民族学生，甚至是有门路、有背景的汉族学生。或可取消加分，把加分的空间代之以新疆本地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知识测试的内容，对维吾尔学生来说，这不但其体现出我国在新疆推行的教育不忘本民族文化传统，亦可由此加深对新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了解，形成更丰厚更具包容性的国家意识与家国情怀。
5、重视和加大少数民族文化和出版事业，扭转民族文化事业迅速萎缩的局面。在财政上，加大对民族文化教育和出版事业的投入和支持，加快维吾尔语对现代信息现代知识的追踪和跟进能力；自治区政府乃至国家，应当将在维吾尔农村社会推广现代社会生活和生产常识，纳入重点计划。
对民间的维吾尔文化事业，自治区应当摸索出一套鼓励和支持的办法，调动民间的积极性。此外，自治区应当对民族文化教育出版事业试行渐进体制改革，尝试引入市场机制或目标考核机制，调动现在人员的积极性和活力，避免继续目前人浮于事的局面。
6、自治区或国家，应当增大对维吾尔社会转型问题的专项研究课题和投入，鼓励更多的汉族学者尤其是内地学者的参与，甚至是国家学者的参与，为执政者解决新闻民族和社会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智力支持。目前国内对此问题有价值的真正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学术空间盼能赋予更多独立空间。
7、有计划和目标地培养一个新型的少数民族高端知识分子群体，以专项基金的方式将之纳入国家计划。
新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人才匮乏，甚至以严格的现代标准看，因新疆科研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体制僵化以及现有知识分子群体知识结构老化，新疆并无真正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群体。无论以促进新疆社会发展，少数民族发展，还是增加少数民族精英的国家认同来看，少数民族高端人才都是必须的。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群体越是能进入主流，则越会因为这种荣耀而增加对国家的认同和向心力。
三、宗教问题
现状：
七五之后，维吾尔社会宗教热情急剧上升，无论南疆传统社会，还是城市里的官员知识分子，甚至在北京，校园大学生群体中也开始悄悄出现了保守宗教的热潮。而且年轻人的比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部分人士观察到，在做礼拜时，经常能看到不少年轻人泪流满面一言不发。这是一个值得引起高度警觉的社会信号。
宗教是一个民族自身文化和民族认同中仅次于语言的标志，极端情况下，会是一个民族最后的精神避难所。
新疆宗教问题上，最严重的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严格管控造成极大反弹，南疆约2.4万个清真寺，每个清真寺有政府专门供养的神职人员，一个干部承包一个清真寺，负责不许外面的人、年轻人、名额以外的人礼拜。这种完全不考虑信众感受的严厉管控，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更在民间激发起极大不满。
2.另一方面，与近些年来宗教政策的失败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地下宗教活动泛滥。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极端保守和封闭的外来宗教思想，以地下流传和渗透的方式，在新疆急速扩散——从极为醒目的衣着装扮者越来越多，就不难看出这股潮流的盛行程度。一些维吾尔知识分子私下惊呼，因为外来宗教的影响，维吾尔人的装扮已经不像维吾尔人，而像阿拉伯人了。
新疆从来不缺哈萨克文和汉文版的《古兰经》，而市面上看不到维吾尔文版的《古兰经》，这种对比容易让人认为宗教管理政策具有强烈的民族针对性。前些年，沙特国王免费送来了100万本《古兰经》，民间到处流传，结果96、97年出事，又把它收回来，现在地下出版商盗版印刷，一本卖50元甚至80元。
多数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警惕和反对宗教极端思潮，他们也看到共产党通过无神论和世俗化教育，对维吾尔社会破除迷信、革除狂热、愚昧的贡献，但在今天，新疆实行的宗教政策，即使是在最反感宗教狂热的知识分子看来，也是令人反感的。
成因：
虽然今天政府对宗教的热情较以往已有了很高宽容度，但长期坚持无神论，对宗教问题缺乏系统研究，在遇到涉及宗教的问题时，政府易处于极为被动的应对局面。
具体到新疆，则忽视了宗教在少数民族社会的特殊地位，在处理宗教问题时，人们几乎很难分得清政府的社会世俗化主张与压制少数民族文化两者的界限在哪里。尤其是在伊斯兰教问题上，政府往往在专政机器的自信和对宗教问题缺少基本了解的恐惧之间剧烈摇摆。
而97年以来，反“三股势力”成为地方压倒一切的任务，但具体操作过程中，反宗教极端主义却变成了反传统宗教，压制正常的宗教信仰。
近期，新疆政府在大力宣传“宗教极端思想”的危害，并极力防范其影响，极端宗教思想的的确不可取，即便是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宗教极端思想也是对传统宗教思想的一种扭曲。但是政府在具体操作中却往往一刀切，将维吾尔妇女蒙面和戴头巾、男子留大胡子等现象也一并归入极端宗教思想之列，禁止蒙面和戴头巾妇女、留大胡子男士进入事业单位和公共场所等侵犯人权的现象不断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维吾尔人与政府之间的对立，进而激化了维汉矛盾。
不可否认，新疆的确存在极端宗教思想问题，但需要强调的是，极端宗教思想在维吾尔社会从来都不占主流，宗教极端思想在维吾尔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极其有限，更为重要的是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中，始终存在着抵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强大倾向。而像现在这样对宗教极端思想进行扩大化的想象和宣传，并在这一错误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不恰当的治理措施，在客观上只会逼驱群众更倾向于宗教极端思想路线。此外，即便是批判宗教极端思想，也应当主要由在宗教学识上资深的、有崇高群众威望的宗教权威人士来完成，而不是世俗知识分子越俎代庖。更不应当把批判的目光放在民众衣饰、胡须这样的表象细节上。
在维吾尔社会面临的极端宗教思想这一问题上，以下认识尤为重要：1.对宗教极端思想和行为的界定很重要；2.反对极端宗教思想的目的应该是保护正常宗教活动；3.维吾尔社会原本可以宗教与传统文化习俗的关系，但目前已经没有了权威人士和地位；4.维吾尔社会丧失了自我道德约束和文化调整的平台；5.积极的声音没有正常发出的通道；6.官员为保乌纱帽，麦子杂草一起烧。
目前，新疆政府在以宗教领域为主的维稳和高压政策已经严重影响维吾尔人的生活，就业和流动，新疆在处理宗教问题上的思路和手段，若不加以改变，宗教问题恐将成为影响新疆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最大原因。
建议和思路:
伊斯兰世界其实也都面临着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宗教难题，土耳其、马来西亚、阿联酋、埃及等国，在解决宗教问题与现代化转型上，各自都有成功经验。不妨像当初改革开放时期向西方学习标准和经验一样，借鉴这些国家在宗教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1、建立和完善关于宗教场所管理的制度性安排。宗教场所天然是一定社区的公共纽带，政府可借鉴国外经验，依照面积、人口或社区单元等制定标准，在便利居民信仰所需的前提下，一定范围内只允许建造一个宗教场所，而且必须配有获得官方资质认证的专业宗教人士，依照明确法律法规实施登记管理。以避免严厉管控下，老百姓正常宗教需求无法满足，结果以家庭为单位和场所的地下宗教四处泛滥。这种制度的设置和安排，不妨直接在宣传中明确取法国外经验（比如土耳其等世俗国家），以减少抵触。
2、建立和完善系统的对宗教人士的培训制度。没有权威而专业的宗教人士，人们就会私下向那些他们认为有宗教知识的人学习。专业宗教人士，必须经过一个完整系统的培训，获得官方的资格认证（比如伊斯兰教协会）。对他们的培训，除经过专业而系统的宗教知识学习外，还要有一些现代社科知识的学习，有意识地引导宗教人士向开放、发展和适应现代社会方向发展，尤其是国外宗教与现代社会互相适应与融入的经验和范例，使他们拥有更广阔和开放的视野。
关于宗教人士的系统培训和学习体系，应当有一个长远的制度性安排，可分批、分层级、有计划地通过在自治区、全国一级乃至国外的专业宗教学习研究机构的培训学习，逐渐培养一支有专业宗教知识同时又有开放视野的宗教人才。此外，可以加强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等院校与国内外的专业宗教学习研究机构的沟通和联系，发展自身的宗教研究能力。
3、公开引进和出版国外现代整理编篡的宗教书籍，满足社会的宗教学习需求。新疆今天几乎见不到维吾尔文的宗教书籍，人们私下阅读的维吾尔文宗教书籍，只能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沙特阿拉伯。其实，土耳其、马来西亚等世俗化成功的伊斯兰国家，一直在进行卓有成效的编篡整理宗教书籍，在满足宗教需求的同时，又积极有效地引导社会走向开放和现代。政府组织编译引进这些国家的宗教书籍，既可满足社会的宗教需求，又可堵住地下极端宗教出版物的市场，传播一种更温和、开放和包容性的宗教观念。
4、加大对宗教的研究和投入。中国是一个拥有巨大穆斯林人口的国家，但关于宗教研究，尤其是对伊斯兰的研究，依照现代学术标准，几乎是一片空白。中国应当有权威的伊斯兰学院，而且应当有权威的伊斯兰研究机构，政府应当鼓励非穆斯林学者也投入到宗教研究中来，它不但是宗教信仰和学术研究的需求，也是社会发展转型的需求。此外，在宗教上的研究和投入，亦可增加中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发言权，由被动转入主动。
5、善于积极利用宗教在传统社会的影响力。在一个有着浓厚宗教传统的社会，宗教人士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影响力。尤其在环境相对封闭、经济相对落后、文化相对保守不发达的南疆维吾尔农村社会，在传播现代观念和知识方面，宗教和市场更有办法。
事实上，宗教界人士在同样在思考如何去应对社会转型问题，政府不妨创造条件和机会，让宗教界人士也参与到这个课题中，贡献出他们的经验、智力和知识，发挥出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宗教人士和普通百姓一样，不愿意看到动荡、混乱、仇恨的社会，宗教本身是向善的意志，宗教人士天然是保守而非激进的人群，给他们适当的公共话语权而非压制其话语权，他们可用自己的语言做社会的安抚和止痛工作。
6、朝觐问题的透明化和公开化。朝觐是新疆在宗教问题上做得堪称极失败的一项。其实，朝觐只是虔诚穆斯林的夙愿，一个人会因为朝觐后拥有一定的社会名望，而不会因此变得极端或狂热。朝觐资格的认真审批，没有必要以封闭方式操作。关于朝觐，沙特每年都会对各国有配额限制，有幸获得朝觐资格的毕竟是少数，沙特每年给中国多少配额，中国的配额如何分配，完全可以用更公开透明的方式操作。目前的朝觐，在孳生严重腐败的同时，在新疆，也成为激发强烈民族情绪的重要原因。
四、民族隔膜与隔离问题
现状：
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问题中，目前偶尔可以公开谈的主要是越来越强烈的民族心理隔膜。而比心理隔膜更严重但很少有人敢公开交流（实际在维吾尔社会内心有强烈抵触）的问题，则是物理上的民族隔离问题。
新疆物理上的民族隔离，指的是宏观上，汉族人生活地域的相对高度集中，其人口绝大部分都集中分布在三个地方，一是兵团，二是乌鲁木齐，三是石河子、奎屯为代表的天山北坡城市，它其实构成了一种物理空间上与维吾尔族人的隔离。
微观层面上，乌鲁木齐等少数汉族维吾尔族混居城市，也形成了壁垒极为分明的聚集区。尤其在七五之后，最新的新疆统计年鉴表明，2010年，新疆各民族杂居最大的城市乌鲁木齐，出现了明显的汉族和维吾尔族各自向本民族占优势的城区搬迁集中的现象。
这种“从对方民族聚集区撤离”的抉择，不像出租车拒载之类的民族歧视和隔膜行为，容易被发现并被制止，而它产生的历史影响也将是深远而巨大的，因为汉族和维吾尔族在生活空间彼此脱离，会加剧彼此的陌生感和隔膜感，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不易觉察的巴勒斯坦化。
在新疆，与民族物理空间隔离相应的另一面，是身份隔离。汉族人几乎全部生活在城市或体制之内，而维吾尔人则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或体制之外——内地的城乡二元社会，在新疆，恰好是汉族、维吾尔之别。这种民族隔离，对维吾尔社会的国家认同问题的影响不言而喻，事实上，它在维吾尔社会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巴勒斯坦和南非的联想，维吾尔人在中国是“非国民”或“二等公民”，而兵团则直接被视为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定居点。这种身份隔离，被不少维吾尔知识分子称为“汉人在我们眼里就像是南非的白人，而我们则是南非的黑人”。
新疆的这种民族分布格局，在汉族人心目中，同样也形成了一种潜意识中对新疆的“二分法”，即他们（维吾尔人）的那一部分新疆（南疆），和我们（汉族）这一部分的新疆（北疆）。新疆并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观念共同体。
成因：
新疆这种民族人口分布格局的形成，主要是历史原因和制度原因。
新疆自解放后始在政府动员下大规模从内地移民，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迁入新疆的汉族人，几乎全部拥有体制内身份，而且大都安排在兵团内，它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此外，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工业投资和规划项目，也与前述内地移民项目相配套适应。
但在近几十年这些年的城市化的发展规划上，大力扶持和发展的项目，几乎全部集中于北疆几个汉族相对聚集区，南疆维吾尔社会几乎没有得到城市化发展的资源支持。而随着随着兵团城市化的不断加速，使得新疆在石河子、奎屯等城市外，又出现了一批诸如阜康、五家渠、铁门关、北屯等居民构成几乎全部是汉族人的兵团城市。而在“十二五”期间，兵团还将加快推进第五师的五星市、第四师的可克达拉市、第七师的胡杨河市、第十三师的红星市、第十四师的玉龙市的建市。而这些兵团城市长期以来排斥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使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进一步边缘化。
这些制度性因素，无异将会进一步加剧汉族人与维吾尔人的空间隔离，加剧维吾尔社会的不公平感和“非国民”感，使生活在新疆的不同民族在生活中互相融入的机会更加降低。兵团通过加快城镇化正在撕裂新疆，使新疆出现更严重的种族隔离情况。和兵团的城市化相比，莎车县、墨玉县、伽师县等南疆地区的城市化建设，对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各民族平等分享发展成果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建议和思路：
历史上，东南沿海的客家人、潮汕人与当地人聚族而居长期械斗，积百年血仇，但进入现代工商业社会后，社会的分工和利益纽带的联系，使之迅速互相融入，昔日的仇怨今日已不复再现。长远看，新疆的民族问题其实也可以类似的乐观态度看。但重要的前提，是消除或减少这种人为的物理空间的隔离，而非继续强化。
事实上，所有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缓和的一个重要技术手段和指针，就是让这种物理隔离空间处于被打破或逐渐瓦解的过程。
1、不要再建立民族成分单一化的城市。新疆目前正在重点实施城镇化的一些城市，若按照既定目标实施，势将形成更多单一民族的城市。在新城镇的建设时，建议可因势利导转移部分南疆人口，利用政府之手，引导区内人口流动，形成新的民族杂居格局。在民族人口比例上，政府可在财力允许范围内和可操作的基础上灵活调控。
2、聚族而居是人类社会性使然的天性，但在政府可控的资源上，要尽可能地增加民族杂居和混居的机会。在这方面，可参考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新兴城市国家，为增加各民族的互相了解、促进宽容、开放的多元文化，利用住房分配机制，有意按人口比例使文化不同民族不同的人群形成杂居、混居格局，利用政府手中的资源充分实现民族混居和互相融入的机会。
像乌鲁木齐这种多民族混居城市，政府可在向社会提供政府安排的廉租房、安居工程、福利房时，尽可能地促成更多的民族混居社区，避免城市出现社区民族构成单一化的格局。此外，对干部、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国家可调整的群体，在工作机会和岗位的安置时，要有意促进跨区交流，比如维吾尔族干部尽量安排在汉族聚集区工作上班，汉族干部尽量安排在维吾尔族聚集区上班，尽一切可能增加两个民族的互相融入和日常接触交流机会。
3、政府部门、社会公共服务部门，比如银行、公交、水电、保险等行业的人员，应逐步要求掌握一定程度的民族语言。公共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能掌握一定的民族语言，会让少数民族从内心认为，政府并不只是汉人的政府，而是服务于本地各族人民的政府；对汉族工作人员来说，也强化了这样一个印象：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民族自治区，它与内地纯粹的汉族地区并不一样。
五、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
现状：
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整体上的不被信任，是新疆民族问题中一个极为突出且影响极大的问题。1997年7号文件其实是新疆民族问题的一个分水岭——中央认为新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三股势力的威胁，到了新疆，一系列具体政策的指向很快就使整个维吾尔族变成分裂分子嫌疑，接下来就是维吾尔族干部作用和地位的迅速下滑。维吾尔族干部的边缘化又导致汉族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处于一种微妙的互不信任状态中。
尽管今天的中共是一个超民族、超阶层、超利益群体的政党，但在今天的维吾尔族社会，一个普遍的总结和概括就是：汉人就是权力，权力就是汉人，汉人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汉人。
因为在现实层面上，维吾尔族干部整体比例严重偏低，厅局级实职岗位的维吾尔族干部更是少见，有些重要权力部门，比如财政、国资委、金融、公安则几乎没有维吾尔干部，在国营企业，这种情形就更为严重，人们甚至举不出新疆有哪一个国营企业有维吾尔族的一把手。
无论是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还是中共党代会，维吾尔委员和代表数量都很少、比例低，维吾尔代表的数量少，参政议政水平低也从一方面反映维吾尔族在中国的政治地位不断下降，不断被边缘化。
政治协商会议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赋予了“参政议政”的功能，但无论是在全国政协，还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维吾尔委员的比例都很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正副主席13人中，仅有4名维吾尔人，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正副主席中维吾尔人数量少、比例低、地位低下。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仅有10名维吾尔委员，历年来呈下降趋势。维吾尔自治区新一届政协107名常务委员中，仅有27名维吾尔委员，仅占常委总人数的25%。维吾尔委员的数量与维吾尔族占新疆人口（约47%）的比例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自治民族的地位严重不符。
而在今年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有代表2987人，少数民族代表409名，约每27万少数民族中有一个人大代表。在少数民族代表中，维吾尔族代表仅25人，其中的23人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人是解放军代表团代表，约每40万维族人中才有一名代表。虽然少数民族代表比例高于少数民族在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但维吾尔族代表比例却恰恰相反，低于维吾尔族人口在新疆和全国的人口比例。
以上都可以看出，维吾尔人已经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维吾尔人在中国的政治地位正在急剧下降。
解放初期，在少数民族干部问题上，中共首先碰到的是如何培养出一批合格胜任的干部梯队，但中共执政已历60年，少数民族干部的人才早已应当不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不足，有长期因素，但人们认为，少数民族干部不被信任，则是与历史对比的结果。人们普遍认为，自1997年以来，少数民族干部的地位和受信任程度直线下降。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被边缘化带来不信任感，带来情绪和隔膜，这种隔膜又反过来成为少数民族干部不值得信任的理由。
少数民族干部在权力上的被边缘化，感觉不被信任，带来的问题是，相对汉族干部，他们普遍更胆小怕事，有话不敢说，私下议论牢骚。近10年来的高压，使新疆的维吾尔社会处于一种普遍无人敢说话的境地。邓小平曾说，群众的沉默是可怕的。但干部都不敢说话，其实更可怕，因为这些维吾尔干部对维吾尔社会的普遍情绪和心态往往有更准确真实的把握，这使得地方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难听到来自维吾尔社会真实的声音。
与维吾尔族官员面临相同处境的，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长期的社会高压态势，使本应敢言的知识分子群体集体噤声，甚至与过去相比，也谈不上社会贡献和创作，他们与汉族知识分子相比，批判性和社会责任担当意识普遍薄弱，尤其是与内地知识分子相比。
民族主义天然是一个民族精英的事情，而官员和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精英的集合，他们的观念会影响整个群体的感受，是一个民族既得利益群体的代表，也是一个民族理性和温和力量的来源。当以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维吾尔族精英自身的处境日益逼仄之时，愤懑、压抑、委屈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可能不经由他们向整个社会蔓延。
维吾尔族干部的存在，体现的是维吾尔自治区政治的合法地位问题。如果张春贤主政新疆，最终维吾尔族干部的地位和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信任程度，尚不能恢复到1997年之前的水平，则维吾尔精英可能彻底丧失信心，甚至陷入绝望。因为，张春贤给相当一部分人带来信心，他们一直认为，导致今天维吾尔族人不被信任，是个别领导人专政思维下，反三股势力扩大化的结果，而非全社会汉族对维吾尔族的不信任。
成因：
1、对民族干部的培养不足。
努力选拔和培养一批少数民族干部，是中共早几十年民族政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相对落后、社会相对不发达，人才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为落实民族政策，大力选拔和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
不过，这种延续下来的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标准和培养方式，目前可能落后于时代要求。具体而言，在政治可靠的基础上，能力、视野、知识结构等综合素质同样非常必要。目前在人才的系统培养上，对于新疆明显落后于内地地区的这一现状考虑不足，尤其一些重要岗位，可能对干部的观念、知识结构、执政能力和意识有更高要求。
2、把正常的民族情绪和情感以及利益诉求，提高到了反分裂的高度，在不断强调反地方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忽视了反大汉族主义。在新疆，与忌惮地方民族主义相对的，是大汉族主义观念的盛行和抬头。
建议和思路：
1、民族情感是与生俱来的天然情感，同时又是可控和可引导和平衡的。就像承认不同阶层有其特定利益诉求一样，应当承认不同的民族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此前提下，实现尊重民族利益和国家统一完整之间的平衡。尊重维吾尔民族情感，原本是一种默会的规则，应明确这种规则和逻辑。
2、整体而言，维吾尔族干部数量偏少，尤其是高端人才严重不足。应着眼于长远，培养一批少数民族高端干部人才。从新疆本地的发展着眼，尤其需要考虑大胆输送一批年轻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到东南沿海地区挂职锻炼，深入学习。沿海地区代为培养少数民族人才，除了可直接输送先进观念外，本身也可增加少数民族精英与内地的情感纽带。
3、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维吾尔语和汉语一样是工作语言，目前基本上没有多少汉族干部会维吾尔语，尤其是南疆地区的汉族干部不掌握维吾尔语，最为遭人诟病。政府应鼓励和培养地方汉族干部积极学习掌握一定的维吾尔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能力，并逐渐将之纳入干部或公务员的考核指标。中央公务员不在此例。
4、结合民族聚居特征，注意干部的民族比例分配问题。新疆的民族小聚居格局一时难以改变，但在干部的任免调动上，尽可能地实现交叉互换。在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地区，可以考虑适当增加维吾尔族干部的比例；在维吾尔聚集的南疆，除汉族干部外，也可适当加大北疆哈萨克族、蒙古族等非汉族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
5、培养一批高端维吾尔知识分子精英。目前新疆并未形成真正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尤其在社科类领域上，维吾尔族高端人才少有进入中央和国家一级科研机构的。系统地培养一批维吾尔族高端人才，不但可以起到引领维吾尔传统社会实现现代转型的作用，也意味着让维吾尔知识精英逐渐拥有更为广阔的全国视野和格局，对提振维吾尔族精英阶层的信心功莫大焉。
6、设置新疆社会发展课题专项事业的研究。新疆社会发展的学术研究，严重落后于现实，而且由于新疆特殊的封闭性，本地关于新疆课题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工具还是思维方式，都稍嫌过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新疆的有些学术研究已经只有替地方政策决策背书的角色。新疆的社会发展问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事关全局，应当有国家一级的专项研究项目，既要能吸引到全国的优秀人才参与这项长期的研究，也应当让新疆本地更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参与到其中来。
六、建设兵团问题
现状：
新疆建设兵团是今天最封闭最独特的组织体系，对兵团性质的描述，民间普遍说法是：是军队没军费，是政府还纳税，是农民入工会，是企业办社会。
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作用和功能的评价，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官方和公开场合的活法，兵团不但是新疆社会稳定的保证和象征，而且是新疆建设精神的象征。但在私下场合，则截然相反，对兵团的普通成员来说，很大部分人认为他们生活的日益相对贫困化和落后，最大的根源是兵团制。而在维吾尔社会，兵团则是民族对立的象征。
我们做的一个社会调查表明，在维吾尔社会，对在新疆的汉族人，因其身份的差异而有明显不同的态度，对新疆地方汉人感觉最亲近，对兵团的汉人最为抵触，对内地入疆流动汉人的感受，则介乎两者之间。
而事实上，绝大多数普通维吾尔人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兵团汉人，对兵团的现状也缺乏基本了解，甚至完全是误读。比如，很多维吾尔人完全是通过电视新闻画面来了解兵团，以为兵团人都生活在石河子那样美丽的城市，街道开阔，高楼林立，环境干净优美，生活条件远远优于新疆其他人群。而事实上，兵团大部分人生活在农场，与相邻的地方的汉族农村居民相比，兵团居民劳动强度大收入却更低，兵团职工连续多年在全国收入中排名倒数第一。封闭和日益的相对贫困化才是其真实的生活现状。
维吾尔社会对兵团的抵触，恰恰来自官方对兵团政治功能尤其是反三股势力作用的不断宣传。
兵团设置之初，有军事、政治、经济三大功能。今天的大环境下，军事功能早已不存，政治功能则被突出强调。它的政治功能被总结概括为三项：1、维持社会稳定反分裂；2、促进民族交流与团结；3、有效管理自身的发展存续。
其实只有前两条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目前兵团的现状看，这两条功能也早已不存。在官方各种出版物中，维持社会稳定反分裂的功能，反复举的例子只有参与平息1990年阿克陶县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但事实上邻近兵团的民兵只是被动员，而未真正有效参与。
今天的情形下，一旦有事，应当动员的是武警部队，采取动员建设兵团民兵这种特殊手段，政治上极不适宜：为何汉族老百姓在维吾尔人闹事时拥有行使武力镇压的权力和任务？它只会起到给民族矛盾火上浇油的效果。更不能不提的是，兵团今天的实际情况，已使兵团几乎完全丧失了应急时期立即动员组织准武装力量的可能，因为不但基层团场并不掌控青壮劳动力的去向，且青壮劳动力本身就流失严重。
至于促进民族交流与团结的功能，更是无从谈起。在中国，封闭性的体制与地方原本就容易形成巨大的心理隔膜，譬如内地三线企业与地方的互相隔离，北京的大院社会与胡同社会的互相隔离。兵团的体制性封闭特征为中国之最，它与周边地方汉族社会本身就隔膜极大，在民族交流与团结上，维吾尔社会将兵团视为民族交往隔离的象征，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而兵团的现状则可概括为：在政治功能上，不但丧失了反分裂能力，也失去其必要性；在财政上，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在社会功能上，面临着严重的人口流失压力；在经济上，面临着兵团在籍人口贫困化的窘境；在法律地位上，始终未解决其准确的定位甚至是合法性问题；在民族关系上，是民族对立象征；在制度建设上，是中国目前计划经济最后一块根据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其他地方推行已历30年，但在兵团却始终无法实施；在身份定位上，依然是党军政企合一但又什么都不是；与地方关系上，则始终未厘清和协调理顺过。
成因：
兵团本质上是古代边屯方式的现代版，是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制度下的产物，它是60年来中国最能体现出计划经济时代特色的组织体系。它存续至今，虽有特殊周边环境的因素，但最终决定性的因素只有两个，一个是观念认识，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问题。
兵团存续至今，组织机构冗余庞杂，一个社会、一级省级行政单位，应有的机构它都有——除了没有人大和政协，甚至在团场一级都有电视台，兵团制供养着一个很大的人群。兵团制目下缺少骤然裁撤的可能。因为兵团制早已与对特定历史成就的肯定紧密联系在一起。
但兵团的存续，不能不考虑如下几个问题：
1、反分裂这个任务是否需要非国家正规武装组织来承担？是否需要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体系来产生威慑作用？它是否真的能完成这个任务？
2、如果前一个问题成立，那么如何看待兵团事实上造成的民族对立和民族猜疑？如何比较其政治得失。
3、兵团背后显然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支持，对它的反分裂功能和震慑功能的大力宣传，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中央政府并不相信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这种政治代价是否值得？
4、新疆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关注，而兵团体制天然容易被解释和描述为武装移民集团组织，兵团若长期存续，那么该如何解决其现代身份的问题。
5、无论从何角度，兵团体制与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格格不入，假如新疆内外部环境没有根本改变，它是否需要永久存续。
建议与思路：
1、无论是从技术操作上还是从现实可行上，兵团制都很难做到短期内撤并，甚至它带来的问题会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但应有将兵团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安排和考量。
2、肯定兵团在特殊历史时期垦荒保边疆中的贡献，但应适当逐步弱化兵团反分裂的作用和震慑分裂势力的宣传，因为在实际效果上，它只会起到与民族团结相反的效果——在维吾尔族社会，是不被信任，而在兵团汉人，则是维吾尔人不可信。
3、在兵团制大体不动的前提下，依照各地不同的情况，逐步完成城镇化，在已完成城镇化进程的地方，可试点推进地方与兵团两张皮分离的改革试点，摸索出兵团在城镇化后地方化的经验。
4、人口流失问题应当从土地制度上着手解决，拿出系统方案，理顺目前土地为国家所有，同时又长期为兵团、师、团场和职工个人占有、使用、收益和分配的体制性矛盾。只有在土地与个人之间建立明确而持久的支配关系，才能解决人口流失问题，否则兵团的维持成本会越来越高昂。
5、兵团面临的财政的困局，用划拨优质地方矿产资源给企业的办法并非长久解决之道，考虑到兵团本身的体制僵化，这种划拨多少带有逆向改革的思路，从经济角度看，未必是良策。
6、兵团应当发挥其宣传中促进民族交流和民族团结的政治功能，在应对人口流失的问题时，吸纳外来人口的目光，应当尽可能转向新疆本地，为区域内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挥其应有效用。
7、兵团在农业生产技术上，相对地方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丰富经验，中央或地方财政可通过拨付特别经费的方式，在兵团电视台设置维吾尔语节目和其他公益传播方式，向维吾尔社会传授其农业生产技术，改变其自成体系的封闭格局以及在维吾尔人心中的传统印象，为推动民族交流和团结做出贡献。
七、政府执政能力和公信力问题
现状：
新疆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与内地有极大差距，而各级政府机关的观念意识，更远远落后于时代，亦与新疆面临的复杂社会治理要求相去甚远。
在内地尤其是沿海地区早已不见的阶级斗争和专政思维，在新疆不同地区依然程度不一的存在。相对内地，新疆保有更多计划经济色彩，各级官员更习惯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农民种地种什么由当地干部说了算，并不只是兵团的普遍现象，最近一两年，在部分地方的农村农民才有了经营的自主选择权，南疆维吾尔农民依然习惯将乡政府称为公社，因为很多人没有明显感觉到社会体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疆干部队伍法制观念极为淡薄，乌鲁木齐等新疆发达地区，干部的意识与内地发达地区，明显存在代差，而南疆地区，干部的观念意识又与乌鲁木齐等地存在明显代差，七五时期抽调大批南疆干部到乌鲁木齐维稳，其行为之简单粗暴，甚至连乌鲁木齐的干部都大为惊骇。
发生在韶关“626”事件中的新疆劳务输出，原本是一个积极、有价值的尝试，但在动员过程中，类似内地八十年代拆房、牵牛、收回土地的强制行为时有发生，基层执政能力的低下，使之一开始就处于强烈的猜疑和抵制之中。
尤其是在南疆，汉族干部几乎就是汉族人的形象代表，这些人的治理方式不当，会直接将官民矛盾变成民族矛盾。
由此不难判断，新疆干部素质问题，是决定新疆诸项政府能否顺利推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此外，张春贤还面临着重建政府的社会形象考验。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的公信力，一个是政府是否能让人相信，今天不会轻易因言获罪。
前者，从6·27事件到扎针事件，无论是维吾尔社会还是汉族社会，自始至终谣言满天飞，它固然是民族矛盾长期积累和互不信任的结果，但也体现出当地政府长期对新闻和信息的处理方式，使任何人都对政府的说法丧失了基本信任。
后者，则是新疆特殊的法制环境下，言者动辄得咎，而且动辄重刑。这种高压氛围的恐惧目前依然存在。
成因：
新疆地处偏远，计划经济又占据绝对主导成分，社会发育明显晚于内地，新疆最近二十年来周边政治环境的巨变，又天然使得各级地方政府的专政思维紧绷。
此外，新疆基层政府承担了极大的转业军官的就业任务，军转基层干部比例极高，长期“一线斗争”观念的传帮带与军人作风相结合，形成了新疆基层干部特有的管理模式。尤其是南疆基层条件艰苦，基层干部的选拔，政治过硬是首选标准，至于观念意识以及综合素质，并不在考虑之列。而且条件所限，新疆几乎很难对散布各地的基层干部有系统轮训机会。
而1997年之后，全社会逐渐进入一种反三股势力的高压紧张状态，它进一步强化了基层干部的专政思维。在处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上，倾向于快刀斩乱麻，惟务果断坚决。
建议和思路：
1、大力肃贪。新疆官员的腐败方式比内地大胆放肆，手段和性质往往也更为恶劣。让百姓重拾信心，惟有首先肃贪。
2、对干部队伍进行系统性的普及法律法规和加强执政能力和文明执法的轮训，同时辅以各种公开便利的社会监督举报的方式，督促新疆官员意识和观念的提高改善。
3、增强社会信息透明度，学习内地部分先进地区的经验，给当地媒体以更多的空间和尺度，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监督氛围，提振民气民心。
4、干部交流时，多从东南沿海开放地区和北上广等发达地区调派和吸纳干部，减少从内地北方来的干部，用先进地区的观念和意识影响和推进本地观念的改变。
5、在公务员和干部选拔上，注重综合素质、眼界、阅历等因素，少强调政治过硬或听话可靠等因素。
6、适当时机，释放一批被滥抓滥捕滥判的知识分子，如新疆经济日报的海莱提·尼亚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买买提（海莱提是出身于军队大院的知识分子，75之前一再主动向当地政府预警），向维吾尔社会传导一种积极和善意的信号，纾解其压抑悲观的情绪。
八、大汉族主义问题
现状：
宪法序言中关于民族问题，曾言：“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在毛泽东时代，“地方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这个词在民族关系时会同时出现，但今天“大汉族主义”这个词则完全从日常用语中消失。
我们国家一直宣称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但为“大汉族主义”被抓的基本没有，丢官倒台的也少，少数民族人口占中国总人口比例不到10%，在文革前十七年却有几十万人因为“地方民族主义”被抓。
在现实中，“大汉族主义”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而且公开，尤其是“反三股势力”成为一个时期新疆各级政府工作重心之后，大汉族主义以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面目出现，无人敢有异议，指责大汉族主义情绪流露，就会变成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它在民间层面和官方层面表现各有不同。
近年来，对维吾尔人的歧视愈演愈烈，并已全国范围内制度化。在维吾尔人因其身份在就业、办理护照、租房、住宾馆、出行的诸多方面屡遭歧视，国内很多机场甚至设有新疆专用安检通道。
在新疆本地，往往汉族人称维吾尔人为“缠头”、“维子”，到内地，则无论是宾馆住宿登记、乘坐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还是上网吧，都会遭遇歧视性对待甚至公开拒绝，往往服务人员还振振有词：公安部门有规定，你们不可以登记。有此遭遇者，下至普通学生、打工者，上至自治区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至于网上言论，则更为极端，自称“皇汉”，称少数民族为“胡种”者比比皆是。
而官方的大汉族主义，常见的一些说法，往往言者习而不察，比如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华夏儿女，往往被用作全体中国人的代称，但维吾尔人谈到祖先乌古斯汗或狼图腾，则被认为是民族分裂意识。此外，七五后，新疆各行政事业单位组织学习，为驳斥“新疆是维吾尔人的新疆”的狭隘观点，主讲学者往往强调汉族人比维吾尔人的祖先更早到达新疆，其逻辑虽与被驳斥逻辑如出一辙，但以官方身份出现，其宣讲目的与效果截然相反。
前述只是维吾尔人感觉到社会日益不公和缺少对其文化和情感的尊重。
在公共服务上，这种伤害对普通人造成的伤害和不便就更为严重，仅以姓名身份登记问题为例，各种身份信息填写的表格，几乎不考虑大部分维吾尔人不懂汉语，只列汉语姓名栏目，即使是填写汉语音译姓名，也往往不考虑维吾尔族姓名习惯，造成无法填写表格。在户籍电子化问题上，部分地方出台政策，只允许维吾尔人在常用姓名列表内选择名字，不在表格之中的名字则不予登记。
更严重的问题，是维吾尔社会对民族政策中大汉族主义色彩日渐浓厚的恐惧。政府强力推进的双语教育和维吾尔文化事业的急剧萎缩，让维吾尔社会普遍认为，官方的民族政策越来越像民族同化政策。从社会的公开场合，尤其是在网上，也不难发现汉族社会一种普遍的公开观点：只有加速同化维吾尔人，才能解决新疆的民族问题。
而近期越来越多出现的以民族政策检讨为名出现的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和重新调整民族概念的理论探讨，无不给人以强烈的大汉族主义观念将成为中国民族政策主流的印象，它在维吾尔社会激起了强烈的危机感和恐惧感，动摇了其国家认同感。
民族的自然融入，民族文化的多元相处共存乃至互相影响，是历史趋势，没有人会真正反对，但正是基于大汉族主义强制同化政策的恐惧，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开始对内高班、汉语教育心怀恐惧，私下以强化民族意识、民族文化以及宗教回归的方式进行抵抗。
建议与思路：
1、政策上逐步落实和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和保护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共存的现状；
2、对于公开的民族歧视言论和行为，应当参照国际通行办法，制定详细的禁则，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套保护民族正当权力、反对包括民族歧视在内的身份歧视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手段保障少数民族在就业、公共服务和文化等的正当权益，消除那种随意的民族歧视，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全社会在文化和习惯上的一个反身份歧视的“政治正确”价值体系。
3、政府应组织专家学者系统研究讨论，确定哪些官方常见说法容易引起误解或伤及民族情感，通过这种讨论，形成一种社会反思，纠正某些习而不察的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说法，譬如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这种说法，在西方社会，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妥当的对种族特征的公然宣扬。
4、官方应当对反思和检讨中国社会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现象，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不要只强调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而不强调大汉族主义。至少应当允许社会对大汉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自发反思和讨论，无论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大国，还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今天中国社会强烈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主义，都不是一种社会主流心态健康的表征。
5、理论上，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一员，则华侨和海外华人，就不应当仅是指汉族，事实上，政府对海外少数民族裔一视同仁，会收到奇效。譬如最近一年多以来，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开始主动慰问联系当地维吾尔裔社会，结果，此后在北京留学的维吾尔裔巴基斯坦学生张嘴闭嘴就是“我们海外华人”为祖国的建设如何骄傲自豪——过去，“海外华人”这个字眼从来不会有海外维吾尔人使用，因为它看上去是专属于汉族人的。
九、民族区域自治与反国家分裂
现状：
建国之初，中国先后通过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体系，确立了一套以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和民族平等为基础的民族政策体系，它不但相较旧中国是一次根本的飞跃，而且也明显在整体观念上领先于当时的西方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公平分配尊严和权力的制度，是把国家想要的、民族想要的东西统筹兼顾的一种体制机制，但在执行和落实环节上出了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基本法也已经颁布近30年，但还没有自治区一级的贯彻实施条例。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上长期打白条、不兑现的现象尤为突出。
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并未真正有效落实有文化、经济以及特殊时代的政治环境等原因，但维吾尔社会反映民族区域自治未得真正落实的声音并不显著，既有当时权力观念和意识未苏醒的原因，也有维吾尔社会未觉得正当权益未严重受损的原因。
而最近一二十年来，至少在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名无实问题愈发严重。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立法工作迟迟无进展。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少数民族的就业、文化保护、干部使用、宗教信仰等问题的明确规定，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前述民族问题，本质上正是民族区域自治相关规定根本未被重视，维吾尔族权益未依法得到有效保护的原因。
在民族区域自治条例和民族自治法实施细则始终难产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使民族自治的前途更加扑朔迷离。
今天，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不是讨论如何落实民族自治，而是讨论民族自治的存废问题。尤其是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以马戎、杨圣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检讨民族政策和反思苏联解体问题时，公开否定和反对民族区域自治，并以消除民族分离意识为由，提出了一种类似“民族取消论”的观点。
在民族学专家们公开质疑和宪法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时，却鲜有人敢公开站出来捍卫民族区域自治，更不用说要求真正落实民族自治。它在实际上会造成一个效果：公众认为取消民族自治是国家的意志，是强制同化的公开表示。今天的客观气氛也形成了谁敢公开谈论落实民族自治，谁就是在主张民族分裂。
在学术上，只有一种声音，并不意味着这种声音反应的是社会实情。以75事件前，杨圣明的新疆民族问题调查报告为例，这份调查报告宣称，维吾尔人的国家认同程度高于汉族人的国家认同，对跨民族婚姻，绝大部分维吾尔族与汉族均支持态度。报告最后强调，认为新疆有严重民族问题的观点是危言耸听。但我们的调查与此完全相反，维吾尔族社会的国家认同度不容乐观，而且跨民族婚姻实际上在各个民族都是被反对和抵制的。
公开场合没有了维护和落实民族自治的声音，其实是极为可怕的。因为少数民族内心里其实呼唤的是真正的民族自治，如果没有了民族自治这个选项，就意味着只有两种安排，要么是取消民族自治被强制同化，要么是民族独立。
以反对分裂为名，取消民族自治，是一种极为有害的观点，它事实上意味着把少数民族中越来越多的人从绝望中推向了非理性的独立。妨害和危及中国的统一与完整的，不是民族自治，而是取消民族自治。
某种程度上，新疆反民族分裂问题，就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分离主义的赛跑。
思路：
迄今为止，多民族国家处理和解决民族关系的路径，几无例外都是区域自治，无论是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典型如欧洲的瑞士、西班牙、比利时、英国、法国等国），还是移民中形成的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国家（譬如加拿大的法语区）。
例外的国家，只有美国和马来西亚（比如华人）这种少数国家，因其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成分是后来逐渐融入，未形成不同民族集中居住的区域。
但今天马戎等学者给中国开药方时，却反复强调以美国这个国情与中国迥异的国家的经验，显然是错误且危险的。
分离主义几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国有科西嘉问题，英国有北爱纷争，西班牙有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问题，加拿大有魁北克分离运动，日本有琉球复国运动……乃至在美国也有好几十个分离组织。
今天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可以完全消除分离主义的办法，但通过发展经济，落实民权，制度设计，运用法律手段，不断使其边缘化和非暴力化，增强向心力，维护国家统一，消解国际化压力，却有颇多成功案例。
或许最值得借鉴的是西班牙。1970年代末，西班牙告别威权主义后，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运动突然爆发。尤其是种族和语言与主体民族差异巨大的巴斯克分离运动，甚至到了全民主张分离的程度，极端组织不断制造暴力事件，但1979年10月，平衡各方利益的《自治条例》提交给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两地选民，各自有接近90%的人支持。今天，在分离倾向最严重的巴斯克，64%的人反对独立，在加泰罗尼亚，这个数字则高达80%。
而常被中国学者视为经验教训的南斯拉夫，却鲜有人强调更真实的一面：即原本南斯拉夫的民族分离倾向远不如西班牙严重，但主体民族塞尔维亚人，只在乎如何与其他民族争南斯拉夫的蛋糕，并不在意国家完整。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对国家分裂起了很坏作用。
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真正落实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相关规定，取得民族自治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平衡。
建议：
1、尽快颁布和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自条例》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细则》等配套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法律法规，从制度建设上使民族自治有完善的法律保障。
民族自治条例是自治地方自治权的最基本体现，而迄今为止，新疆自治区和所辖的5个自治州、6个自治县的相关自治条例无一出台。相比之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相关立法工作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完成，这里也可算得上是中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效果最好的地方。
2、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应当允许维护国家统一完整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讨论，它是实践新疆民族区域自治与国家统一之间求得平衡的前提。
3、在现行的体制内，渐进落实新疆的民族区域自治地位，至少应当制定一个目标，逐渐使维吾尔族的就业问题、文化保护问题，干部的任用问题、宗教信仰问题等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缓和当前极大的民族情绪和民族矛盾。
最后，中央实施援疆政策时，除应改变重经济、轻政治和文化的思路外，还应避免单一的经济输血功能，而忽视对当地经济尤其是维吾尔社会经济造血功能的扶持。目前援疆建设更多体现为内地央企和内地大资本的进入，而鲜见本地资本尤其是少数民族资本的机会。某些地方已出现了外地资本对本地资本的挤出效应，这种苗头值得警惕。因为它不但对本地就业改善无多，甚至直接伤及本地工商阶层的利益，其后果会比浪费巨大几无收效的援藏投资（见靳薇《援助政策与西藏经济发展》）更严重。
初稿于2011年1月15日
修改于2013年10月5日
来源：大象公会
大象公会原注：2011年1月15日，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根据自己的思考撰写本文。他曾于2013年10月进行第一次修改，但尚未定稿。
自张春贤主政新疆以来，中央新疆政策的大力推进及张春贤本人一系列努力，新疆各族居民对新疆未来社会稳定和发展前景又开始抱有良好期望，而且，张春贤在很短事件内就赢得了本地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极高评价。
目前看，新疆新政在解决民族矛盾上的思路，是以经济投入和民生改善来缓和民族矛盾，短期内肯定会有良好效果，但深层次问题尚未触及，情形不能乐观，易起反复，要赢得民心民意，真正长治久安，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安排和社会调整。
关于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问题，其现状、成因及解决建议，现择其要者，简列总结如下：
一、少数民族的就业问题
现状：
就业压力问题是中国各地都面临的社会问题，但在新疆，就业问题集中地表现为少数民族就业问题。今天，维吾尔族进入城镇的就业机会，已明显呈现出集中在以餐饮为主的服务业这个狭小领域，民族间的就业机会差距巨大，存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在就业中遭歧视的现象，这些成为影响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汉族不满的首要因素。
城市和农村形成就业难题的具体成因不同，所以这一问题分为维吾尔大学生失业问题和维吾尔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两个问题。
1、大学生就业问题
官方统计数据表明，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一次就业率为17%，远低于汉族大学生的就业率。而据我做的社会调查，维吾尔族大学生实际就业率应当低于15%。大学生就业难除造成一些家庭因孩子上大学而贫困外，还造成维吾尔社会广泛的“读书无用论”。
2、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
新疆维吾尔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严重，本质上是维吾尔族城市化、工业化严重滞后于时代的结果。维吾尔族的城市化率实际只有10%左右。
维吾尔族大部分集中居住在南疆农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脆弱、狭窄的生存空间拥堵着巨大的剩余劳动力，不但脱贫无望，同时也构成了滋生违法及犯罪行为、蓄积冲击社会秩序的巨大能量的温床，这种恶性循环长期持续下去，甚至会造成南疆脆弱绿洲生态圈的崩溃。
成因：
1、民族政策落实不到位，就业机会中随时可见的明显的民族歧视，是造成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首要原因。公务员招聘、国营企事业单位招聘，少数民族比例严重偏低。七五事件前，大量社会招聘广告中，公开宣称只限汉族，甚至部分国营企业宁可招内地的汉族也不招本地的少数民族。有些单位因为从来没有维吾尔族，偶有维吾尔人会被门卫拦住。就业门路狭窄，使新疆出现一个奇观，新疆少数民族在校大学生业余参加外语培训的热情，超过了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因为他们只能寄望在涉外贸易、旅游乃至国外找就业机会。就业难问题，甚至特权阶层也无法避免，自治区某维吾尔族高级干部的孩子于内地大学毕业一年后，在找工作无门的情况下，拿到王乐泉批的条子才得到一个工作机会。
2、新疆是以封闭、互相隔绝的绿洲孤岛为主要特征的特殊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上，不同地理单元获得的国家投入差别极大，尤其是南疆维吾尔聚集区的城市化、工业化远远落后于汉族聚集的天山北坡地带。而南疆地理位置的偏僻遥远，北疆汉族聚集城市对维吾尔人的排斥，南疆剩余劳动力在转向“天山北坡经济带”（新疆的“天山北坡经济带”是天山北麓是新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带是生产力高度集中的地区，是新疆现代工业、农业、交通信息、教育科技等最为发达的核心区域，集中了新疆83%的重工业和62%的轻工业，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占新疆的40%以上，城镇、交通、能源等基础条件好）这一新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时遭限制，更是增大了南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难度。
3、基础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新疆在教育系统的投入上，南疆北疆差异极大，而在南疆，尤其是在中学部分，教育资源的分配又存在民族间的严重不对等，无论是经费的投入还是学校的数量，维吾尔族学生分得的教育资源都远低于其在当地的人口比例。此外，南疆的 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极低，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像库车、莎车这样维吾尔人口集中的人口大县只有一所维吾尔语高中。这些因素都造成南疆维吾尔社会平均受教育水平严重不足，对从事现代农业和转入工业化造成了极大障碍，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后，职业选项极少，只能被迫大批进入内地寻找发展空间。
4、“7·5事件”之后，新疆几乎所有的维吾尔聚居区都保持高压维稳政策，进入乌鲁木齐等北疆城市的南疆农民大批返回农村，基层政府采取严格限制人口外出的政策，令农村就业问题恶化。
建议和思路
维吾尔族的就业困境，是各种因素长期作用和积累的结果。要解决这一困境，或许需要一个涉及面极宽的立足长远的系统工程，无法一蹴而就。单纯借助国家财政力量的投入，人为创造一批就业岗位的思路，一方面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另一方面，长此以往，维吾尔民族将成为一个全民靠救济为生的民族，令维吾尔人产生羞耻之心。
而我个人对于这一问题的系统性安排，有以下思考：
1、《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第二十三条有国家企事业单位少数民族就业优先的明文规定，即便考虑目前实际困难无法真正落实，也应逐步大维吾尔族就业机会，逐步形成国家行政企事业单位的就业安排必须有一定民族比例的制度。目前，新疆公共服务部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严重不足，像医院、邮局、银行、保险、公证、司法机关、市政等面向社会的部门，基本上都是不会维吾尔语的汉人，给维吾尔人日常生活带来巨大不便。
2、以政府积极引导等方式，促进区内人口的流动，缓解南疆农村严峻的就业压力和生态压力。譬如，有计划有比例控制地将南疆人口向兵团农场和北疆的城市工业带转移输送。与其自治区花巨大人力物力有计划地组织农村劳动力到几千公里之外、文化生活习惯截然不同的沿海打工，不如就近组织动员其向区域内转移。目前，新疆建设兵团人口流失严重，当地采取各种办法从内地吸引劳动力，这种人力吸纳不应对南疆剩余劳动力封闭。
政府积极组织引导区域内的人口转移，既可缓解南疆的就业压力，同时也可起到增加民族互相融入的机会，可消解维吾尔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兵团及北疆城市是“汉族人专门用来对付我们”的心态。
3、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家。解决新疆就业困境的最根本和长远出路，还是要靠市场化的方式，而非行政安排。张春贤书记赴任后，新疆在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家上明显加大了力度。建议可进一步展开一套着眼于提高少数民族企业家的现代经营管理能力的长期计划，通过与内地高校和沿海地区交流等安排，形成长期的少数民族企业家培训机制。此外，还应鼓励汉族企业家与少数民族企业家的合作，广泛形成共同的利益纽带。政府培养和扶持一大批民族企业家，是促进民族团结和谐的最便捷方式。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少数民族企业家过多出现在政府组织的民族团结宣讲活动中，未必有最好的宣传效果。民族企业家的作用，不同于政府的组织动员力量。在政府搭建的舞台之外，他们应该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4、加大对少数民族聚集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国家在这方面积欠的旧账过多，但通过加大基础教育改变一个民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能力，五到十年就可有明显的改观。至少使得新增劳动力进入城市的障碍大幅降低。目前，政府在南疆大幅增大基础教育投入的同时，最需要克服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纠正业已形成的读书无用论，一个是纠正双语教育出现的严重偏差，消除人们的恐惧。
5、有计划地系统培养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新疆各少数民族严重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少数民族进入现代工业困难，创业能力也严重不足。建议自治区加大适应新疆以资源型国有企业为龙头经济特征的专业人才或初级专业人才的培养。如通过职业技术学校，增加少数民族进入矿业、纺织业、农产品加工业的就业机会，目前，新疆已展开相关工作，在维吾尔社会有很好的信心反馈。
建议自治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协作，有计划地培养一批少数民族青年技术骨干，使他们成为在新疆传播技术的种子和创业骨干。
6、建设少数民族产业工人队伍。产业工人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和重要力量，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等方面起着基础性、根本性的重要作用。目前新疆正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但企业召不到合适人员的现象普遍存在。在新疆培养少数民族产业工人，建设一批少数民族产业工人队伍，可改变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渠道窄、就业观念局限的问题，提高少数民族就业率，并有助于少数民族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7、利用区位和地缘优势，扶持发展新疆本地文化创意产业，解决就业的同时，增加对中亚地区的文化辐射力。针对性地培养和扶持一批有可能在中亚地区有广阔市场的现代创意型人才和中小企业。中国在IT、动漫、广告传播等创意产业领域，对中亚地区拥有绝对优势，但汉族企业进入这些地区会遇到极大的文化和语言障碍，维吾尔族则拥有天然便利和优势，依托内地已经形成的技术优势，新疆完全有可能培养出对中亚具有强大辐射能力的文化创意产业。它可使目前中亚对新疆少数民族社会，由文化输入变成文化输出。这项工作做好，其意义不可估量。
二、“双语教育”问题
现状：
“双语教育”问题是除就业问题外，维吾尔社会反应最强烈的问题。新疆的双语教育，在推行过程中，实质上变成了一种单语（汉语）教育，它在维吾尔社会，被普遍认为是政府有意要建立一个以汉文为主导的“一种语文，一个源流”教育制度，从文化上消灭维吾尔族，以行政方式加快民族同化与吞并。而随着双语教育的强制推行，维吾尔语不仅在教育领域，在行政、司法等诸多领域也处于不断被边缘化的境地。作为新疆的官方语言之一，维吾尔语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尊重与重视，维吾尔语应有的法律地位也未得到保障。
在实践中，双语教育中反应最多的问题，是造成大量孩子母语、汉语都没学会，教育质量严重下滑，少数民族学生无法掌握知识，对学校产生畏惧感。新疆的双语教育要求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学习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一系列课程，这导致维吾尔等少数名族学生无法理解所学内容，这也很大程度上导致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学生的辍学率不断上升。此外，双语教育最直接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大量有经验的维吾尔基层教师被迫以提前退休、或在学校从事与教学无关的工作的方式离开教师岗位，让一大批维吾尔族教师成为这个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双语教育”在新疆变成“单语教育”，引起的越来越严重的担忧和反弹，有可能酿成大规模的捍卫接受母语教育、确保本民族语言文化不被消灭的维权运动。而它之所以引起维吾尔社会巨大的文化消灭恐慌，另外一个原因与近些年来新疆民族文化和出版事业的急剧萎缩有极大关系。
维吾尔语的文化和出版事业的急剧萎缩，带来的深刻后果并非只是维吾尔文化的消亡和维吾尔知识分子的抵触，而是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的维吾尔社会从此与现代文明完全隔绝。因为南疆社会整体极为落后，绝大多数维吾尔居民不懂汉语，环境因素造成各绿洲相对封闭，传播外部世界和现代资讯的书、报、广播、电视已与绝大部分家庭绝缘。
而维吾尔文化和出版事业的萎缩，意味着除极少数熟练掌握汉语的维吾尔精英外，传统维吾尔社会接触现代信息的路径被完全切断，在突然加剧的社会开放和竞争环境中，他们适应这种外部刺激的先天条件远不如内地的汉族传统社会。他们不但难于掌握现代社会知识，亦难于养成现代社会的健全人格，无法习得现代社会的理性、包容、开放的意识，极易陷入日益被现代社会抛弃的恐惧感和危机感中。传统社会的迅速解体和适应新环境的艰难，使人们很容易陷入愚昧、狭隘、野蛮和绝望的境地。
最近十多年来，传统维吾尔社会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犯罪率急剧上升、道德迅速瓦解、宗教极端主义盛行、文化保守主义抬头、对汉人的仇恨不断增加、相对贫困化日益加剧的恶性循环。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民族政策的失误，让落后的、愚昧的、狭隘的、极端的、封闭的和狂热的思潮和观念乘虚而入，而这些正是滋生三股势力的温床。
靠反复宣讲民族团结、靠政府援助以及加速维吾尔社会的汉语化等措施，都不足以在维吾尔社会筑起反对分离主义、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反对恐怖主义的堤坝，恰恰相反，容易被视为强化维吾尔民族意识、文化意识的维吾尔文化教育出版事业能真正兴旺发达起来，能跟上时代和历史的脚步，才是削弱三股势力滋生土壤的最长效手段。
因此可以说，维吾尔文化教育出版事业的落后，不但是维吾尔社会的敌人，也是汉族社会的敌人。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维吾尔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汉语教育，都认为真正的“双语教育”来得太晚，但与此同时“双语教育教育不能以牺牲母语为代价”也也已经成为维吾尔社会的普遍看法和主流意见。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的特殊地位，不能作为语言同化或歧视的根源。多民族国家共同文化价值观念应该通过多元民族形式来表现，而非通过“大一统”，教育不能变成母语母文的的刽子手。
而今天新疆的“双语教育”之所以变成“单语教育”，与“双语教育”的推进方式失之简单粗暴有关：
1、基础性和技术性准备（师资力量、设施建设投入）不足，未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以一刀切方式推进；
2、在教学内容设置和课程安排设置上，未参考国内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兼顾维吾尔学生接受本民族语言教育的需要；
3、以新疆各地现有的师资力量和基础设施配备情况和维吾尔学生的学习能力，事实上即使只是单语教育的目的也无法实现；
4、在“双语教育”推进的过程中，加剧了汉族学生和维吾尔学生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比如在阿图什市，汉族人口22725人，维吾尔族人口198217人，柯尔克孜族人口29186人，如果不算市区40公里外的市二中，只有三所高中，汉语学校一所（州二中），维吾尔语两所（州一中，市一中），维吾尔语学校每个班50人以上，而汉语学校只有30人。师资力量按学校投入的方式，拉大了汉族学生与维吾尔学生掌握和接受知识的差距。
建议和思路：
1、新疆需要真正的双语教育。在国内，吉林延边地区其实是“双语教育”一个典型的成功范例。可采纳其经验，对新疆的“单语教育”内容和课程安排进行重新调整。
2、加大对民族聚集区推进真正的“双语教育”所必需的硬件和软件投入力度，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纠正民族间严重不平等的错误。
3、培养“双语教育”的师资力量。目前，“双语教育”最大掣肘是师资力量严重不足，而且这一现状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只能针对性对现有师资力量进行系统培训，逐渐减小或消除双语教育师资力量的地区差异。
4、在少数民族学生的考试选拔上，目前的高考加分制度虽然体现了对少数民族倾斜的民族政策，但在实践中，真正的获益者，多是并不需要分数照顾的少数民族学生，甚至是有门路、有背景的汉族学生。或可取消加分，把加分的空间代之以新疆本地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知识测试的内容，对维吾尔学生来说，这不但其体现出我国在新疆推行的教育不忘本民族文化传统，亦可由此加深对新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了解，形成更丰厚更具包容性的国家意识与家国情怀。
5、重视和加大少数民族文化和出版事业，扭转民族文化事业迅速萎缩的局面。在财政上，加大对民族文化教育和出版事业的投入和支持，加快维吾尔语对现代信息现代知识的追踪和跟进能力；自治区政府乃至国家，应当将在维吾尔农村社会推广现代社会生活和生产常识，纳入重点计划。
对民间的维吾尔文化事业，自治区应当摸索出一套鼓励和支持的办法，调动民间的积极性。此外，自治区应当对民族文化教育出版事业试行渐进体制改革，尝试引入市场机制或目标考核机制，调动现在人员的积极性和活力，避免继续目前人浮于事的局面。
6、自治区或国家，应当增大对维吾尔社会转型问题的专项研究课题和投入，鼓励更多的汉族学者尤其是内地学者的参与，甚至是国家学者的参与，为执政者解决新闻民族和社会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智力支持。目前国内对此问题有价值的真正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学术空间盼能赋予更多独立空间。
7、有计划和目标地培养一个新型的少数民族高端知识分子群体，以专项基金的方式将之纳入国家计划。
新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人才匮乏，甚至以严格的现代标准看，因新疆科研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体制僵化以及现有知识分子群体知识结构老化，新疆并无真正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群体。无论以促进新疆社会发展，少数民族发展，还是增加少数民族精英的国家认同来看，少数民族高端人才都是必须的。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群体越是能进入主流，则越会因为这种荣耀而增加对国家的认同和向心力。
三、宗教问题
现状：
七五之后，维吾尔社会宗教热情急剧上升，无论南疆传统社会，还是城市里的官员知识分子，甚至在北京，校园大学生群体中也开始悄悄出现了保守宗教的热潮。而且年轻人的比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部分人士观察到，在做礼拜时，经常能看到不少年轻人泪流满面一言不发。这是一个值得引起高度警觉的社会信号。
宗教是一个民族自身文化和民族认同中仅次于语言的标志，极端情况下，会是一个民族最后的精神避难所。
新疆宗教问题上，最严重的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严格管控造成极大反弹，南疆约2.4万个清真寺，每个清真寺有政府专门供养的神职人员，一个干部承包一个清真寺，负责不许外面的人、年轻人、名额以外的人礼拜。这种完全不考虑信众感受的严厉管控，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更在民间激发起极大不满。
2.另一方面，与近些年来宗教政策的失败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地下宗教活动泛滥。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极端保守和封闭的外来宗教思想，以地下流传和渗透的方式，在新疆急速扩散——从极为醒目的衣着装扮者越来越多，就不难看出这股潮流的盛行程度。一些维吾尔知识分子私下惊呼，因为外来宗教的影响，维吾尔人的装扮已经不像维吾尔人，而像阿拉伯人了。
新疆从来不缺哈萨克文和汉文版的《古兰经》，而市面上看不到维吾尔文版的《古兰经》，这种对比容易让人认为宗教管理政策具有强烈的民族针对性。前些年，沙特国王免费送来了100万本《古兰经》，民间到处流传，结果96、97年出事，又把它收回来，现在地下出版商盗版印刷，一本卖50元甚至80元。
多数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警惕和反对宗教极端思潮，他们也看到共产党通过无神论和世俗化教育，对维吾尔社会破除迷信、革除狂热、愚昧的贡献，但在今天，新疆实行的宗教政策，即使是在最反感宗教狂热的知识分子看来，也是令人反感的。
成因：
虽然今天政府对宗教的热情较以往已有了很高宽容度，但长期坚持无神论，对宗教问题缺乏系统研究，在遇到涉及宗教的问题时，政府易处于极为被动的应对局面。
具体到新疆，则忽视了宗教在少数民族社会的特殊地位，在处理宗教问题时，人们几乎很难分得清政府的社会世俗化主张与压制少数民族文化两者的界限在哪里。尤其是在伊斯兰教问题上，政府往往在专政机器的自信和对宗教问题缺少基本了解的恐惧之间剧烈摇摆。
而97年以来，反“三股势力”成为地方压倒一切的任务，但具体操作过程中，反宗教极端主义却变成了反传统宗教，压制正常的宗教信仰。
近期，新疆政府在大力宣传“宗教极端思想”的危害，并极力防范其影响，极端宗教思想的的确不可取，即便是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宗教极端思想也是对传统宗教思想的一种扭曲。但是政府在具体操作中却往往一刀切，将维吾尔妇女蒙面和戴头巾、男子留大胡子等现象也一并归入极端宗教思想之列，禁止蒙面和戴头巾妇女、留大胡子男士进入事业单位和公共场所等侵犯人权的现象不断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维吾尔人与政府之间的对立，进而激化了维汉矛盾。
不可否认，新疆的确存在极端宗教思想问题，但需要强调的是，极端宗教思想在维吾尔社会从来都不占主流，宗教极端思想在维吾尔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极其有限，更为重要的是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中，始终存在着抵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强大倾向。而像现在这样对宗教极端思想进行扩大化的想象和宣传，并在这一错误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不恰当的治理措施，在客观上只会逼驱群众更倾向于宗教极端思想路线。此外，即便是批判宗教极端思想，也应当主要由在宗教学识上资深的、有崇高群众威望的宗教权威人士来完成，而不是世俗知识分子越俎代庖。更不应当把批判的目光放在民众衣饰、胡须这样的表象细节上。
在维吾尔社会面临的极端宗教思想这一问题上，以下认识尤为重要：1.对宗教极端思想和行为的界定很重要；2.反对极端宗教思想的目的应该是保护正常宗教活动；3.维吾尔社会原本可以宗教与传统文化习俗的关系，但目前已经没有了权威人士和地位；4.维吾尔社会丧失了自我道德约束和文化调整的平台；5.积极的声音没有正常发出的通道；6.官员为保乌纱帽，麦子杂草一起烧。
目前，新疆政府在以宗教领域为主的维稳和高压政策已经严重影响维吾尔人的生活，就业和流动，新疆在处理宗教问题上的思路和手段，若不加以改变，宗教问题恐将成为影响新疆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最大原因。
建议和思路:
伊斯兰世界其实也都面临着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宗教难题，土耳其、马来西亚、阿联酋、埃及等国，在解决宗教问题与现代化转型上，各自都有成功经验。不妨像当初改革开放时期向西方学习标准和经验一样，借鉴这些国家在宗教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1、建立和完善关于宗教场所管理的制度性安排。宗教场所天然是一定社区的公共纽带，政府可借鉴国外经验，依照面积、人口或社区单元等制定标准，在便利居民信仰所需的前提下，一定范围内只允许建造一个宗教场所，而且必须配有获得官方资质认证的专业宗教人士，依照明确法律法规实施登记管理。以避免严厉管控下，老百姓正常宗教需求无法满足，结果以家庭为单位和场所的地下宗教四处泛滥。这种制度的设置和安排，不妨直接在宣传中明确取法国外经验（比如土耳其等世俗国家），以减少抵触。
2、建立和完善系统的对宗教人士的培训制度。没有权威而专业的宗教人士，人们就会私下向那些他们认为有宗教知识的人学习。专业宗教人士，必须经过一个完整系统的培训，获得官方的资格认证（比如伊斯兰教协会）。对他们的培训，除经过专业而系统的宗教知识学习外，还要有一些现代社科知识的学习，有意识地引导宗教人士向开放、发展和适应现代社会方向发展，尤其是国外宗教与现代社会互相适应与融入的经验和范例，使他们拥有更广阔和开放的视野。
关于宗教人士的系统培训和学习体系，应当有一个长远的制度性安排，可分批、分层级、有计划地通过在自治区、全国一级乃至国外的专业宗教学习研究机构的培训学习，逐渐培养一支有专业宗教知识同时又有开放视野的宗教人才。此外，可以加强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等院校与国内外的专业宗教学习研究机构的沟通和联系，发展自身的宗教研究能力。
3、公开引进和出版国外现代整理编篡的宗教书籍，满足社会的宗教学习需求。新疆今天几乎见不到维吾尔文的宗教书籍，人们私下阅读的维吾尔文宗教书籍，只能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沙特阿拉伯。其实，土耳其、马来西亚等世俗化成功的伊斯兰国家，一直在进行卓有成效的编篡整理宗教书籍，在满足宗教需求的同时，又积极有效地引导社会走向开放和现代。政府组织编译引进这些国家的宗教书籍，既可满足社会的宗教需求，又可堵住地下极端宗教出版物的市场，传播一种更温和、开放和包容性的宗教观念。
4、加大对宗教的研究和投入。中国是一个拥有巨大穆斯林人口的国家，但关于宗教研究，尤其是对伊斯兰的研究，依照现代学术标准，几乎是一片空白。中国应当有权威的伊斯兰学院，而且应当有权威的伊斯兰研究机构，政府应当鼓励非穆斯林学者也投入到宗教研究中来，它不但是宗教信仰和学术研究的需求，也是社会发展转型的需求。此外，在宗教上的研究和投入，亦可增加中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发言权，由被动转入主动。
5、善于积极利用宗教在传统社会的影响力。在一个有着浓厚宗教传统的社会，宗教人士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影响力。尤其在环境相对封闭、经济相对落后、文化相对保守不发达的南疆维吾尔农村社会，在传播现代观念和知识方面，宗教和市场更有办法。
事实上，宗教界人士在同样在思考如何去应对社会转型问题，政府不妨创造条件和机会，让宗教界人士也参与到这个课题中，贡献出他们的经验、智力和知识，发挥出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宗教人士和普通百姓一样，不愿意看到动荡、混乱、仇恨的社会，宗教本身是向善的意志，宗教人士天然是保守而非激进的人群，给他们适当的公共话语权而非压制其话语权，他们可用自己的语言做社会的安抚和止痛工作。
6、朝觐问题的透明化和公开化。朝觐是新疆在宗教问题上做得堪称极失败的一项。其实，朝觐只是虔诚穆斯林的夙愿，一个人会因为朝觐后拥有一定的社会名望，而不会因此变得极端或狂热。朝觐资格的认真审批，没有必要以封闭方式操作。关于朝觐，沙特每年都会对各国有配额限制，有幸获得朝觐资格的毕竟是少数，沙特每年给中国多少配额，中国的配额如何分配，完全可以用更公开透明的方式操作。目前的朝觐，在孳生严重腐败的同时，在新疆，也成为激发强烈民族情绪的重要原因。
四、民族隔膜与隔离问题
现状：
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问题中，目前偶尔可以公开谈的主要是越来越强烈的民族心理隔膜。而比心理隔膜更严重但很少有人敢公开交流（实际在维吾尔社会内心有强烈抵触）的问题，则是物理上的民族隔离问题。
新疆物理上的民族隔离，指的是宏观上，汉族人生活地域的相对高度集中，其人口绝大部分都集中分布在三个地方，一是兵团，二是乌鲁木齐，三是石河子、奎屯为代表的天山北坡城市，它其实构成了一种物理空间上与维吾尔族人的隔离。
微观层面上，乌鲁木齐等少数汉族维吾尔族混居城市，也形成了壁垒极为分明的聚集区。尤其在七五之后，最新的新疆统计年鉴表明，2010年，新疆各民族杂居最大的城市乌鲁木齐，出现了明显的汉族和维吾尔族各自向本民族占优势的城区搬迁集中的现象。
这种“从对方民族聚集区撤离”的抉择，不像出租车拒载之类的民族歧视和隔膜行为，容易被发现并被制止，而它产生的历史影响也将是深远而巨大的，因为汉族和维吾尔族在生活空间彼此脱离，会加剧彼此的陌生感和隔膜感，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不易觉察的巴勒斯坦化。
在新疆，与民族物理空间隔离相应的另一面，是身份隔离。汉族人几乎全部生活在城市或体制之内，而维吾尔人则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或体制之外——内地的城乡二元社会，在新疆，恰好是汉族、维吾尔之别。这种民族隔离，对维吾尔社会的国家认同问题的影响不言而喻，事实上，它在维吾尔社会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巴勒斯坦和南非的联想，维吾尔人在中国是“非国民”或“二等公民”，而兵团则直接被视为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定居点。这种身份隔离，被不少维吾尔知识分子称为“汉人在我们眼里就像是南非的白人，而我们则是南非的黑人”。
新疆的这种民族分布格局，在汉族人心目中，同样也形成了一种潜意识中对新疆的“二分法”，即他们（维吾尔人）的那一部分新疆（南疆），和我们（汉族）这一部分的新疆（北疆）。新疆并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观念共同体。
成因：
新疆这种民族人口分布格局的形成，主要是历史原因和制度原因。
新疆自解放后始在政府动员下大规模从内地移民，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迁入新疆的汉族人，几乎全部拥有体制内身份，而且大都安排在兵团内，它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此外，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工业投资和规划项目，也与前述内地移民项目相配套适应。
但在近几十年这些年的城市化的发展规划上，大力扶持和发展的项目，几乎全部集中于北疆几个汉族相对聚集区，南疆维吾尔社会几乎没有得到城市化发展的资源支持。而随着随着兵团城市化的不断加速，使得新疆在石河子、奎屯等城市外，又出现了一批诸如阜康、五家渠、铁门关、北屯等居民构成几乎全部是汉族人的兵团城市。而在“十二五”期间，兵团还将加快推进第五师的五星市、第四师的可克达拉市、第七师的胡杨河市、第十三师的红星市、第十四师的玉龙市的建市。而这些兵团城市长期以来排斥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使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进一步边缘化。
这些制度性因素，无异将会进一步加剧汉族人与维吾尔人的空间隔离，加剧维吾尔社会的不公平感和“非国民”感，使生活在新疆的不同民族在生活中互相融入的机会更加降低。兵团通过加快城镇化正在撕裂新疆，使新疆出现更严重的种族隔离情况。和兵团的城市化相比，莎车县、墨玉县、伽师县等南疆地区的城市化建设，对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各民族平等分享发展成果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建议和思路：
历史上，东南沿海的客家人、潮汕人与当地人聚族而居长期械斗，积百年血仇，但进入现代工商业社会后，社会的分工和利益纽带的联系，使之迅速互相融入，昔日的仇怨今日已不复再现。长远看，新疆的民族问题其实也可以类似的乐观态度看。但重要的前提，是消除或减少这种人为的物理空间的隔离，而非继续强化。
事实上，所有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缓和的一个重要技术手段和指针，就是让这种物理隔离空间处于被打破或逐渐瓦解的过程。
1、不要再建立民族成分单一化的城市。新疆目前正在重点实施城镇化的一些城市，若按照既定目标实施，势将形成更多单一民族的城市。在新城镇的建设时，建议可因势利导转移部分南疆人口，利用政府之手，引导区内人口流动，形成新的民族杂居格局。在民族人口比例上，政府可在财力允许范围内和可操作的基础上灵活调控。
2、聚族而居是人类社会性使然的天性，但在政府可控的资源上，要尽可能地增加民族杂居和混居的机会。在这方面，可参考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新兴城市国家，为增加各民族的互相了解、促进宽容、开放的多元文化，利用住房分配机制，有意按人口比例使文化不同民族不同的人群形成杂居、混居格局，利用政府手中的资源充分实现民族混居和互相融入的机会。
像乌鲁木齐这种多民族混居城市，政府可在向社会提供政府安排的廉租房、安居工程、福利房时，尽可能地促成更多的民族混居社区，避免城市出现社区民族构成单一化的格局。此外，对干部、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国家可调整的群体，在工作机会和岗位的安置时，要有意促进跨区交流，比如维吾尔族干部尽量安排在汉族聚集区工作上班，汉族干部尽量安排在维吾尔族聚集区上班，尽一切可能增加两个民族的互相融入和日常接触交流机会。
3、政府部门、社会公共服务部门，比如银行、公交、水电、保险等行业的人员，应逐步要求掌握一定程度的民族语言。公共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能掌握一定的民族语言，会让少数民族从内心认为，政府并不只是汉人的政府，而是服务于本地各族人民的政府；对汉族工作人员来说，也强化了这样一个印象：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民族自治区，它与内地纯粹的汉族地区并不一样。
五、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
现状：
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整体上的不被信任，是新疆民族问题中一个极为突出且影响极大的问题。1997年7号文件其实是新疆民族问题的一个分水岭——中央认为新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三股势力的威胁，到了新疆，一系列具体政策的指向很快就使整个维吾尔族变成分裂分子嫌疑，接下来就是维吾尔族干部作用和地位的迅速下滑。维吾尔族干部的边缘化又导致汉族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处于一种微妙的互不信任状态中。
尽管今天的中共是一个超民族、超阶层、超利益群体的政党，但在今天的维吾尔族社会，一个普遍的总结和概括就是：汉人就是权力，权力就是汉人，汉人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汉人。
因为在现实层面上，维吾尔族干部整体比例严重偏低，厅局级实职岗位的维吾尔族干部更是少见，有些重要权力部门，比如财政、国资委、金融、公安则几乎没有维吾尔干部，在国营企业，这种情形就更为严重，人们甚至举不出新疆有哪一个国营企业有维吾尔族的一把手。
无论是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还是中共党代会，维吾尔委员和代表数量都很少、比例低，维吾尔代表的数量少，参政议政水平低也从一方面反映维吾尔族在中国的政治地位不断下降，不断被边缘化。
政治协商会议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赋予了“参政议政”的功能，但无论是在全国政协，还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维吾尔委员的比例都很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正副主席13人中，仅有4名维吾尔人，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正副主席中维吾尔人数量少、比例低、地位低下。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仅有10名维吾尔委员，历年来呈下降趋势。维吾尔自治区新一届政协107名常务委员中，仅有27名维吾尔委员，仅占常委总人数的25%。维吾尔委员的数量与维吾尔族占新疆人口（约47%）的比例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自治民族的地位严重不符。
而在今年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有代表2987人，少数民族代表409名，约每27万少数民族中有一个人大代表。在少数民族代表中，维吾尔族代表仅25人，其中的23人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人是解放军代表团代表，约每40万维族人中才有一名代表。虽然少数民族代表比例高于少数民族在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但维吾尔族代表比例却恰恰相反，低于维吾尔族人口在新疆和全国的人口比例。
以上都可以看出，维吾尔人已经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维吾尔人在中国的政治地位正在急剧下降。
解放初期，在少数民族干部问题上，中共首先碰到的是如何培养出一批合格胜任的干部梯队，但中共执政已历60年，少数民族干部的人才早已应当不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不足，有长期因素，但人们认为，少数民族干部不被信任，则是与历史对比的结果。人们普遍认为，自1997年以来，少数民族干部的地位和受信任程度直线下降。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被边缘化带来不信任感，带来情绪和隔膜，这种隔膜又反过来成为少数民族干部不值得信任的理由。
少数民族干部在权力上的被边缘化，感觉不被信任，带来的问题是，相对汉族干部，他们普遍更胆小怕事，有话不敢说，私下议论牢骚。近10年来的高压，使新疆的维吾尔社会处于一种普遍无人敢说话的境地。邓小平曾说，群众的沉默是可怕的。但干部都不敢说话，其实更可怕，因为这些维吾尔干部对维吾尔社会的普遍情绪和心态往往有更准确真实的把握，这使得地方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难听到来自维吾尔社会真实的声音。
与维吾尔族官员面临相同处境的，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长期的社会高压态势，使本应敢言的知识分子群体集体噤声，甚至与过去相比，也谈不上社会贡献和创作，他们与汉族知识分子相比，批判性和社会责任担当意识普遍薄弱，尤其是与内地知识分子相比。
民族主义天然是一个民族精英的事情，而官员和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精英的集合，他们的观念会影响整个群体的感受，是一个民族既得利益群体的代表，也是一个民族理性和温和力量的来源。当以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维吾尔族精英自身的处境日益逼仄之时，愤懑、压抑、委屈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可能不经由他们向整个社会蔓延。
维吾尔族干部的存在，体现的是维吾尔自治区政治的合法地位问题。如果张春贤主政新疆，最终维吾尔族干部的地位和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信任程度，尚不能恢复到1997年之前的水平，则维吾尔精英可能彻底丧失信心，甚至陷入绝望。因为，张春贤给相当一部分人带来信心，他们一直认为，导致今天维吾尔族人不被信任，是个别领导人专政思维下，反三股势力扩大化的结果，而非全社会汉族对维吾尔族的不信任。
成因：
1、对民族干部的培养不足。
努力选拔和培养一批少数民族干部，是中共早几十年民族政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相对落后、社会相对不发达，人才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为落实民族政策，大力选拔和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
不过，这种延续下来的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标准和培养方式，目前可能落后于时代要求。具体而言，在政治可靠的基础上，能力、视野、知识结构等综合素质同样非常必要。目前在人才的系统培养上，对于新疆明显落后于内地地区的这一现状考虑不足，尤其一些重要岗位，可能对干部的观念、知识结构、执政能力和意识有更高要求。
2、把正常的民族情绪和情感以及利益诉求，提高到了反分裂的高度，在不断强调反地方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忽视了反大汉族主义。在新疆，与忌惮地方民族主义相对的，是大汉族主义观念的盛行和抬头。
建议和思路：
1、民族情感是与生俱来的天然情感，同时又是可控和可引导和平衡的。就像承认不同阶层有其特定利益诉求一样，应当承认不同的民族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此前提下，实现尊重民族利益和国家统一完整之间的平衡。尊重维吾尔民族情感，原本是一种默会的规则，应明确这种规则和逻辑。
2、整体而言，维吾尔族干部数量偏少，尤其是高端人才严重不足。应着眼于长远，培养一批少数民族高端干部人才。从新疆本地的发展着眼，尤其需要考虑大胆输送一批年轻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到东南沿海地区挂职锻炼，深入学习。沿海地区代为培养少数民族人才，除了可直接输送先进观念外，本身也可增加少数民族精英与内地的情感纽带。
3、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维吾尔语和汉语一样是工作语言，目前基本上没有多少汉族干部会维吾尔语，尤其是南疆地区的汉族干部不掌握维吾尔语，最为遭人诟病。政府应鼓励和培养地方汉族干部积极学习掌握一定的维吾尔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能力，并逐渐将之纳入干部或公务员的考核指标。中央公务员不在此例。
4、结合民族聚居特征，注意干部的民族比例分配问题。新疆的民族小聚居格局一时难以改变，但在干部的任免调动上，尽可能地实现交叉互换。在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地区，可以考虑适当增加维吾尔族干部的比例；在维吾尔聚集的南疆，除汉族干部外，也可适当加大北疆哈萨克族、蒙古族等非汉族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
5、培养一批高端维吾尔知识分子精英。目前新疆并未形成真正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尤其在社科类领域上，维吾尔族高端人才少有进入中央和国家一级科研机构的。系统地培养一批维吾尔族高端人才，不但可以起到引领维吾尔传统社会实现现代转型的作用，也意味着让维吾尔知识精英逐渐拥有更为广阔的全国视野和格局，对提振维吾尔族精英阶层的信心功莫大焉。
6、设置新疆社会发展课题专项事业的研究。新疆社会发展的学术研究，严重落后于现实，而且由于新疆特殊的封闭性，本地关于新疆课题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工具还是思维方式，都稍嫌过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新疆的有些学术研究已经只有替地方政策决策背书的角色。新疆的社会发展问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事关全局，应当有国家一级的专项研究项目，既要能吸引到全国的优秀人才参与这项长期的研究，也应当让新疆本地更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参与到其中来。
六、建设兵团问题
现状：
新疆建设兵团是今天最封闭最独特的组织体系，对兵团性质的描述，民间普遍说法是：是军队没军费，是政府还纳税，是农民入工会，是企业办社会。
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作用和功能的评价，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官方和公开场合的活法，兵团不但是新疆社会稳定的保证和象征，而且是新疆建设精神的象征。但在私下场合，则截然相反，对兵团的普通成员来说，很大部分人认为他们生活的日益相对贫困化和落后，最大的根源是兵团制。而在维吾尔社会，兵团则是民族对立的象征。
我们做的一个社会调查表明，在维吾尔社会，对在新疆的汉族人，因其身份的差异而有明显不同的态度，对新疆地方汉人感觉最亲近，对兵团的汉人最为抵触，对内地入疆流动汉人的感受，则介乎两者之间。
而事实上，绝大多数普通维吾尔人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兵团汉人，对兵团的现状也缺乏基本了解，甚至完全是误读。比如，很多维吾尔人完全是通过电视新闻画面来了解兵团，以为兵团人都生活在石河子那样美丽的城市，街道开阔，高楼林立，环境干净优美，生活条件远远优于新疆其他人群。而事实上，兵团大部分人生活在农场，与相邻的地方的汉族农村居民相比，兵团居民劳动强度大收入却更低，兵团职工连续多年在全国收入中排名倒数第一。封闭和日益的相对贫困化才是其真实的生活现状。
维吾尔社会对兵团的抵触，恰恰来自官方对兵团政治功能尤其是反三股势力作用的不断宣传。
兵团设置之初，有军事、政治、经济三大功能。今天的大环境下，军事功能早已不存，政治功能则被突出强调。它的政治功能被总结概括为三项：1、维持社会稳定反分裂；2、促进民族交流与团结；3、有效管理自身的发展存续。
其实只有前两条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目前兵团的现状看，这两条功能也早已不存。在官方各种出版物中，维持社会稳定反分裂的功能，反复举的例子只有参与平息1990年阿克陶县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但事实上邻近兵团的民兵只是被动员，而未真正有效参与。
今天的情形下，一旦有事，应当动员的是武警部队，采取动员建设兵团民兵这种特殊手段，政治上极不适宜：为何汉族老百姓在维吾尔人闹事时拥有行使武力镇压的权力和任务？它只会起到给民族矛盾火上浇油的效果。更不能不提的是，兵团今天的实际情况，已使兵团几乎完全丧失了应急时期立即动员组织准武装力量的可能，因为不但基层团场并不掌控青壮劳动力的去向，且青壮劳动力本身就流失严重。
至于促进民族交流与团结的功能，更是无从谈起。在中国，封闭性的体制与地方原本就容易形成巨大的心理隔膜，譬如内地三线企业与地方的互相隔离，北京的大院社会与胡同社会的互相隔离。兵团的体制性封闭特征为中国之最，它与周边地方汉族社会本身就隔膜极大，在民族交流与团结上，维吾尔社会将兵团视为民族交往隔离的象征，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而兵团的现状则可概括为：在政治功能上，不但丧失了反分裂能力，也失去其必要性；在财政上，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在社会功能上，面临着严重的人口流失压力；在经济上，面临着兵团在籍人口贫困化的窘境；在法律地位上，始终未解决其准确的定位甚至是合法性问题；在民族关系上，是民族对立象征；在制度建设上，是中国目前计划经济最后一块根据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其他地方推行已历30年，但在兵团却始终无法实施；在身份定位上，依然是党军政企合一但又什么都不是；与地方关系上，则始终未厘清和协调理顺过。
成因：
兵团本质上是古代边屯方式的现代版，是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制度下的产物，它是60年来中国最能体现出计划经济时代特色的组织体系。它存续至今，虽有特殊周边环境的因素，但最终决定性的因素只有两个，一个是观念认识，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问题。
兵团存续至今，组织机构冗余庞杂，一个社会、一级省级行政单位，应有的机构它都有——除了没有人大和政协，甚至在团场一级都有电视台，兵团制供养着一个很大的人群。兵团制目下缺少骤然裁撤的可能。因为兵团制早已与对特定历史成就的肯定紧密联系在一起。
但兵团的存续，不能不考虑如下几个问题：
1、反分裂这个任务是否需要非国家正规武装组织来承担？是否需要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体系来产生威慑作用？它是否真的能完成这个任务？
2、如果前一个问题成立，那么如何看待兵团事实上造成的民族对立和民族猜疑？如何比较其政治得失。
3、兵团背后显然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支持，对它的反分裂功能和震慑功能的大力宣传，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中央政府并不相信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这种政治代价是否值得？
4、新疆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关注，而兵团体制天然容易被解释和描述为武装移民集团组织，兵团若长期存续，那么该如何解决其现代身份的问题。
5、无论从何角度，兵团体制与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格格不入，假如新疆内外部环境没有根本改变，它是否需要永久存续。
建议与思路：
1、无论是从技术操作上还是从现实可行上，兵团制都很难做到短期内撤并，甚至它带来的问题会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但应有将兵团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安排和考量。
2、肯定兵团在特殊历史时期垦荒保边疆中的贡献，但应适当逐步弱化兵团反分裂的作用和震慑分裂势力的宣传，因为在实际效果上，它只会起到与民族团结相反的效果——在维吾尔族社会，是不被信任，而在兵团汉人，则是维吾尔人不可信。
3、在兵团制大体不动的前提下，依照各地不同的情况，逐步完成城镇化，在已完成城镇化进程的地方，可试点推进地方与兵团两张皮分离的改革试点，摸索出兵团在城镇化后地方化的经验。
4、人口流失问题应当从土地制度上着手解决，拿出系统方案，理顺目前土地为国家所有，同时又长期为兵团、师、团场和职工个人占有、使用、收益和分配的体制性矛盾。只有在土地与个人之间建立明确而持久的支配关系，才能解决人口流失问题，否则兵团的维持成本会越来越高昂。
5、兵团面临的财政的困局，用划拨优质地方矿产资源给企业的办法并非长久解决之道，考虑到兵团本身的体制僵化，这种划拨多少带有逆向改革的思路，从经济角度看，未必是良策。
6、兵团应当发挥其宣传中促进民族交流和民族团结的政治功能，在应对人口流失的问题时，吸纳外来人口的目光，应当尽可能转向新疆本地，为区域内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挥其应有效用。
7、兵团在农业生产技术上，相对地方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丰富经验，中央或地方财政可通过拨付特别经费的方式，在兵团电视台设置维吾尔语节目和其他公益传播方式，向维吾尔社会传授其农业生产技术，改变其自成体系的封闭格局以及在维吾尔人心中的传统印象，为推动民族交流和团结做出贡献。
七、政府执政能力和公信力问题
现状：
新疆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与内地有极大差距，而各级政府机关的观念意识，更远远落后于时代，亦与新疆面临的复杂社会治理要求相去甚远。
在内地尤其是沿海地区早已不见的阶级斗争和专政思维，在新疆不同地区依然程度不一的存在。相对内地，新疆保有更多计划经济色彩，各级官员更习惯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农民种地种什么由当地干部说了算，并不只是兵团的普遍现象，最近一两年，在部分地方的农村农民才有了经营的自主选择权，南疆维吾尔农民依然习惯将乡政府称为公社，因为很多人没有明显感觉到社会体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疆干部队伍法制观念极为淡薄，乌鲁木齐等新疆发达地区，干部的意识与内地发达地区，明显存在代差，而南疆地区，干部的观念意识又与乌鲁木齐等地存在明显代差，七五时期抽调大批南疆干部到乌鲁木齐维稳，其行为之简单粗暴，甚至连乌鲁木齐的干部都大为惊骇。
发生在韶关“626”事件中的新疆劳务输出，原本是一个积极、有价值的尝试，但在动员过程中，类似内地八十年代拆房、牵牛、收回土地的强制行为时有发生，基层执政能力的低下，使之一开始就处于强烈的猜疑和抵制之中。
尤其是在南疆，汉族干部几乎就是汉族人的形象代表，这些人的治理方式不当，会直接将官民矛盾变成民族矛盾。
由此不难判断，新疆干部素质问题，是决定新疆诸项政府能否顺利推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此外，张春贤还面临着重建政府的社会形象考验。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的公信力，一个是政府是否能让人相信，今天不会轻易因言获罪。
前者，从6·27事件到扎针事件，无论是维吾尔社会还是汉族社会，自始至终谣言满天飞，它固然是民族矛盾长期积累和互不信任的结果，但也体现出当地政府长期对新闻和信息的处理方式，使任何人都对政府的说法丧失了基本信任。
后者，则是新疆特殊的法制环境下，言者动辄得咎，而且动辄重刑。这种高压氛围的恐惧目前依然存在。
成因：
新疆地处偏远，计划经济又占据绝对主导成分，社会发育明显晚于内地，新疆最近二十年来周边政治环境的巨变，又天然使得各级地方政府的专政思维紧绷。
此外，新疆基层政府承担了极大的转业军官的就业任务，军转基层干部比例极高，长期“一线斗争”观念的传帮带与军人作风相结合，形成了新疆基层干部特有的管理模式。尤其是南疆基层条件艰苦，基层干部的选拔，政治过硬是首选标准，至于观念意识以及综合素质，并不在考虑之列。而且条件所限，新疆几乎很难对散布各地的基层干部有系统轮训机会。
而1997年之后，全社会逐渐进入一种反三股势力的高压紧张状态，它进一步强化了基层干部的专政思维。在处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上，倾向于快刀斩乱麻，惟务果断坚决。
建议和思路：
1、大力肃贪。新疆官员的腐败方式比内地大胆放肆，手段和性质往往也更为恶劣。让百姓重拾信心，惟有首先肃贪。
2、对干部队伍进行系统性的普及法律法规和加强执政能力和文明执法的轮训，同时辅以各种公开便利的社会监督举报的方式，督促新疆官员意识和观念的提高改善。
3、增强社会信息透明度，学习内地部分先进地区的经验，给当地媒体以更多的空间和尺度，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监督氛围，提振民气民心。
4、干部交流时，多从东南沿海开放地区和北上广等发达地区调派和吸纳干部，减少从内地北方来的干部，用先进地区的观念和意识影响和推进本地观念的改变。
5、在公务员和干部选拔上，注重综合素质、眼界、阅历等因素，少强调政治过硬或听话可靠等因素。
6、适当时机，释放一批被滥抓滥捕滥判的知识分子，如新疆经济日报的海莱提·尼亚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买买提（海莱提是出身于军队大院的知识分子，75之前一再主动向当地政府预警），向维吾尔社会传导一种积极和善意的信号，纾解其压抑悲观的情绪。
八、大汉族主义问题
现状：
宪法序言中关于民族问题，曾言：“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在毛泽东时代，“地方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这个词在民族关系时会同时出现，但今天“大汉族主义”这个词则完全从日常用语中消失。
我们国家一直宣称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但为“大汉族主义”被抓的基本没有，丢官倒台的也少，少数民族人口占中国总人口比例不到10%，在文革前十七年却有几十万人因为“地方民族主义”被抓。
在现实中，“大汉族主义”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而且公开，尤其是“反三股势力”成为一个时期新疆各级政府工作重心之后，大汉族主义以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面目出现，无人敢有异议，指责大汉族主义情绪流露，就会变成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它在民间层面和官方层面表现各有不同。
近年来，对维吾尔人的歧视愈演愈烈，并已全国范围内制度化。在维吾尔人因其身份在就业、办理护照、租房、住宾馆、出行的诸多方面屡遭歧视，国内很多机场甚至设有新疆专用安检通道。
在新疆本地，往往汉族人称维吾尔人为“缠头”、“维子”，到内地，则无论是宾馆住宿登记、乘坐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还是上网吧，都会遭遇歧视性对待甚至公开拒绝，往往服务人员还振振有词：公安部门有规定，你们不可以登记。有此遭遇者，下至普通学生、打工者，上至自治区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至于网上言论，则更为极端，自称“皇汉”，称少数民族为“胡种”者比比皆是。
而官方的大汉族主义，常见的一些说法，往往言者习而不察，比如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华夏儿女，往往被用作全体中国人的代称，但维吾尔人谈到祖先乌古斯汗或狼图腾，则被认为是民族分裂意识。此外，七五后，新疆各行政事业单位组织学习，为驳斥“新疆是维吾尔人的新疆”的狭隘观点，主讲学者往往强调汉族人比维吾尔人的祖先更早到达新疆，其逻辑虽与被驳斥逻辑如出一辙，但以官方身份出现，其宣讲目的与效果截然相反。
前述只是维吾尔人感觉到社会日益不公和缺少对其文化和情感的尊重。
在公共服务上，这种伤害对普通人造成的伤害和不便就更为严重，仅以姓名身份登记问题为例，各种身份信息填写的表格，几乎不考虑大部分维吾尔人不懂汉语，只列汉语姓名栏目，即使是填写汉语音译姓名，也往往不考虑维吾尔族姓名习惯，造成无法填写表格。在户籍电子化问题上，部分地方出台政策，只允许维吾尔人在常用姓名列表内选择名字，不在表格之中的名字则不予登记。
更严重的问题，是维吾尔社会对民族政策中大汉族主义色彩日渐浓厚的恐惧。政府强力推进的双语教育和维吾尔文化事业的急剧萎缩，让维吾尔社会普遍认为，官方的民族政策越来越像民族同化政策。从社会的公开场合，尤其是在网上，也不难发现汉族社会一种普遍的公开观点：只有加速同化维吾尔人，才能解决新疆的民族问题。
而近期越来越多出现的以民族政策检讨为名出现的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和重新调整民族概念的理论探讨，无不给人以强烈的大汉族主义观念将成为中国民族政策主流的印象，它在维吾尔社会激起了强烈的危机感和恐惧感，动摇了其国家认同感。
民族的自然融入，民族文化的多元相处共存乃至互相影响，是历史趋势，没有人会真正反对，但正是基于大汉族主义强制同化政策的恐惧，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开始对内高班、汉语教育心怀恐惧，私下以强化民族意识、民族文化以及宗教回归的方式进行抵抗。
建议与思路：
1、政策上逐步落实和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和保护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共存的现状；
2、对于公开的民族歧视言论和行为，应当参照国际通行办法，制定详细的禁则，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套保护民族正当权力、反对包括民族歧视在内的身份歧视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手段保障少数民族在就业、公共服务和文化等的正当权益，消除那种随意的民族歧视，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全社会在文化和习惯上的一个反身份歧视的“政治正确”价值体系。
3、政府应组织专家学者系统研究讨论，确定哪些官方常见说法容易引起误解或伤及民族情感，通过这种讨论，形成一种社会反思，纠正某些习而不察的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说法，譬如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这种说法，在西方社会，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妥当的对种族特征的公然宣扬。
4、官方应当对反思和检讨中国社会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现象，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不要只强调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而不强调大汉族主义。至少应当允许社会对大汉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自发反思和讨论，无论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大国，还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今天中国社会强烈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主义，都不是一种社会主流心态健康的表征。
5、理论上，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一员，则华侨和海外华人，就不应当仅是指汉族，事实上，政府对海外少数民族裔一视同仁，会收到奇效。譬如最近一年多以来，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开始主动慰问联系当地维吾尔裔社会，结果，此后在北京留学的维吾尔裔巴基斯坦学生张嘴闭嘴就是“我们海外华人”为祖国的建设如何骄傲自豪——过去，“海外华人”这个字眼从来不会有海外维吾尔人使用，因为它看上去是专属于汉族人的。
九、民族区域自治与反国家分裂
现状：
建国之初，中国先后通过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体系，确立了一套以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和民族平等为基础的民族政策体系，它不但相较旧中国是一次根本的飞跃，而且也明显在整体观念上领先于当时的西方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公平分配尊严和权力的制度，是把国家想要的、民族想要的东西统筹兼顾的一种体制机制，但在执行和落实环节上出了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基本法也已经颁布近30年，但还没有自治区一级的贯彻实施条例。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上长期打白条、不兑现的现象尤为突出。
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并未真正有效落实有文化、经济以及特殊时代的政治环境等原因，但维吾尔社会反映民族区域自治未得真正落实的声音并不显著，既有当时权力观念和意识未苏醒的原因，也有维吾尔社会未觉得正当权益未严重受损的原因。
而最近一二十年来，至少在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名无实问题愈发严重。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立法工作迟迟无进展。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少数民族的就业、文化保护、干部使用、宗教信仰等问题的明确规定，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前述民族问题，本质上正是民族区域自治相关规定根本未被重视，维吾尔族权益未依法得到有效保护的原因。
在民族区域自治条例和民族自治法实施细则始终难产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使民族自治的前途更加扑朔迷离。
今天，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不是讨论如何落实民族自治，而是讨论民族自治的存废问题。尤其是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以马戎、杨圣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检讨民族政策和反思苏联解体问题时，公开否定和反对民族区域自治，并以消除民族分离意识为由，提出了一种类似“民族取消论”的观点。
在民族学专家们公开质疑和宪法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时，却鲜有人敢公开站出来捍卫民族区域自治，更不用说要求真正落实民族自治。它在实际上会造成一个效果：公众认为取消民族自治是国家的意志，是强制同化的公开表示。今天的客观气氛也形成了谁敢公开谈论落实民族自治，谁就是在主张民族分裂。
在学术上，只有一种声音，并不意味着这种声音反应的是社会实情。以75事件前，杨圣明的新疆民族问题调查报告为例，这份调查报告宣称，维吾尔人的国家认同程度高于汉族人的国家认同，对跨民族婚姻，绝大部分维吾尔族与汉族均支持态度。报告最后强调，认为新疆有严重民族问题的观点是危言耸听。但我们的调查与此完全相反，维吾尔族社会的国家认同度不容乐观，而且跨民族婚姻实际上在各个民族都是被反对和抵制的。
公开场合没有了维护和落实民族自治的声音，其实是极为可怕的。因为少数民族内心里其实呼唤的是真正的民族自治，如果没有了民族自治这个选项，就意味着只有两种安排，要么是取消民族自治被强制同化，要么是民族独立。
以反对分裂为名，取消民族自治，是一种极为有害的观点，它事实上意味着把少数民族中越来越多的人从绝望中推向了非理性的独立。妨害和危及中国的统一与完整的，不是民族自治，而是取消民族自治。
某种程度上，新疆反民族分裂问题，就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分离主义的赛跑。
思路：
迄今为止，多民族国家处理和解决民族关系的路径，几无例外都是区域自治，无论是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典型如欧洲的瑞士、西班牙、比利时、英国、法国等国），还是移民中形成的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国家（譬如加拿大的法语区）。
例外的国家，只有美国和马来西亚（比如华人）这种少数国家，因其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成分是后来逐渐融入，未形成不同民族集中居住的区域。
但今天马戎等学者给中国开药方时，却反复强调以美国这个国情与中国迥异的国家的经验，显然是错误且危险的。
分离主义几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国有科西嘉问题，英国有北爱纷争，西班牙有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问题，加拿大有魁北克分离运动，日本有琉球复国运动……乃至在美国也有好几十个分离组织。
今天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可以完全消除分离主义的办法，但通过发展经济，落实民权，制度设计，运用法律手段，不断使其边缘化和非暴力化，增强向心力，维护国家统一，消解国际化压力，却有颇多成功案例。
或许最值得借鉴的是西班牙。1970年代末，西班牙告别威权主义后，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运动突然爆发。尤其是种族和语言与主体民族差异巨大的巴斯克分离运动，甚至到了全民主张分离的程度，极端组织不断制造暴力事件，但1979年10月，平衡各方利益的《自治条例》提交给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两地选民，各自有接近90%的人支持。今天，在分离倾向最严重的巴斯克，64%的人反对独立，在加泰罗尼亚，这个数字则高达80%。
而常被中国学者视为经验教训的南斯拉夫，却鲜有人强调更真实的一面：即原本南斯拉夫的民族分离倾向远不如西班牙严重，但主体民族塞尔维亚人，只在乎如何与其他民族争南斯拉夫的蛋糕，并不在意国家完整。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对国家分裂起了很坏作用。
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真正落实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相关规定，取得民族自治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平衡。
建议：
1、尽快颁布和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自条例》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细则》等配套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法律法规，从制度建设上使民族自治有完善的法律保障。
民族自治条例是自治地方自治权的最基本体现，而迄今为止，新疆自治区和所辖的5个自治州、6个自治县的相关自治条例无一出台。相比之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相关立法工作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完成，这里也可算得上是中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效果最好的地方。
2、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应当允许维护国家统一完整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讨论，它是实践新疆民族区域自治与国家统一之间求得平衡的前提。
3、在现行的体制内，渐进落实新疆的民族区域自治地位，至少应当制定一个目标，逐渐使维吾尔族的就业问题、文化保护问题，干部的任用问题、宗教信仰问题等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缓和当前极大的民族情绪和民族矛盾。
最后，中央实施援疆政策时，除应改变重经济、轻政治和文化的思路外，还应避免单一的经济输血功能，而忽视对当地经济尤其是维吾尔社会经济造血功能的扶持。目前援疆建设更多体现为内地央企和内地大资本的进入，而鲜见本地资本尤其是少数民族资本的机会。某些地方已出现了外地资本对本地资本的挤出效应，这种苗头值得警惕。因为它不但对本地就业改善无多，甚至直接伤及本地工商阶层的利益，其后果会比浪费巨大几无收效的援藏投资（见靳薇《援助政策与西藏经济发展》）更严重。
初稿于2011年1月15日
修改于2013年10月5日
星期五, 2月 28, 2014
菊尔•伊力哈木：我的父亲伊力哈木•土赫提
来源：美国之音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interview-illham-20140219/1854617.html
更新时间：19.02.2014 15:38
华盛顿 — 中国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遭到刑事拘留已经超过35天，家属及律师仍然没有获得任何通知。伊力哈木的女儿菊尔·伊力哈木(Jewher Ilham)最近在自己的推特上为父亲的自由进行公开呼吁，星期三她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专访时说，与父亲同时被捕的两名维族学生的家属已经接获通知，他们被关押在乌鲁木齐，因此她与家人猜测，父亲应该也被关在那里。
菊尔·伊力哈木说，她星期二晚上才与北京的家人通电话，目前还是没有收到官方给的任何通知。菊尔说，她的父亲行事温和，从小就教她要和汉族同学和平相处，不要起冲突，记住自己是维吾尔人，但不要总是强调维汉之间的区别。
菊尔说，自己从小在北京长大，同学都是汉人，父亲常提醒她，也会告诉自己的学生，行事不要冲动。菊尔说，父亲经常给他们说维吾尔的历史，但是从来没有提到暴力解决或分裂问题，“从来没有，一次都没有”。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1月25日在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伊力哈木•土赫提与境外‘东突’势力勾结，利用互联网鼓吹‘新疆独立’，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
菊尔说，父亲的网站“维吾尔在线”是开放式的，许多网友也可以发帖，如果有一些含有恶意的发帖，都会遭到父亲删除。菊尔说，父亲在教书之余，没日没夜地经营这个网站，就是希望提供大家讨论发帖的空间，希望能帮助维吾尔人。
19岁的菊尔是在去年来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进修，校方对她父亲的处境也非常关注。上周日菊尔和学校教授在学校播放了一部电影“对话”，里头提到中藏关系，以及有关她父亲的15分钟片段。会上也展示了要求当局释放其父亲的联署书。
菊尔表示，以前父亲不希望她太过介入这些事，自己对父亲在维吾尔社区的影响力也不太了解，现在她除了对父亲有更多的敬佩，也对各界的支持和营救努力表达感谢。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interview-illham-20140219/1854617.html
更新时间：19.02.2014 15:38
华盛顿 — 中国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遭到刑事拘留已经超过35天，家属及律师仍然没有获得任何通知。伊力哈木的女儿菊尔·伊力哈木(Jewher Ilham)最近在自己的推特上为父亲的自由进行公开呼吁，星期三她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专访时说，与父亲同时被捕的两名维族学生的家属已经接获通知，他们被关押在乌鲁木齐，因此她与家人猜测，父亲应该也被关在那里。
菊尔·伊力哈木说，她星期二晚上才与北京的家人通电话，目前还是没有收到官方给的任何通知。菊尔说，她的父亲行事温和，从小就教她要和汉族同学和平相处，不要起冲突，记住自己是维吾尔人，但不要总是强调维汉之间的区别。
菊尔说，自己从小在北京长大，同学都是汉人，父亲常提醒她，也会告诉自己的学生，行事不要冲动。菊尔说，父亲经常给他们说维吾尔的历史，但是从来没有提到暴力解决或分裂问题，“从来没有，一次都没有”。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1月25日在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伊力哈木•土赫提与境外‘东突’势力勾结，利用互联网鼓吹‘新疆独立’，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
菊尔说，父亲的网站“维吾尔在线”是开放式的，许多网友也可以发帖，如果有一些含有恶意的发帖，都会遭到父亲删除。菊尔说，父亲在教书之余，没日没夜地经营这个网站，就是希望提供大家讨论发帖的空间，希望能帮助维吾尔人。
19岁的菊尔是在去年来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进修，校方对她父亲的处境也非常关注。上周日菊尔和学校教授在学校播放了一部电影“对话”，里头提到中藏关系，以及有关她父亲的15分钟片段。会上也展示了要求当局释放其父亲的联署书。
菊尔表示，以前父亲不希望她太过介入这些事，自己对父亲在维吾尔社区的影响力也不太了解，现在她除了对父亲有更多的敬佩，也对各界的支持和营救努力表达感谢。
星期六, 2月 08, 2014
伊力哈木和他的汉文维吾尔门户网站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网络快照
发表时间：2008-03-19 12:52:04
转贴者注：本文作者海来特·尼亚孜与本文主角伊力哈木，现在都因政治原因入狱。新疆当前的民族宗教问题，与本文写作的2008年时相比，已经变得更为复杂。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记者也开始“触网”了。据说，目前的各种纸介媒体，将在未来20年内被广播电视等网络媒体所替代。今年4月14日，记者通过一位经常发表汉文文章的同胞介绍，开始成为中国目前惟一的维吾尔汉文网站——“维吾尔在线”的用户，经常将自己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贴在这个网站的论坛上，偶尔也给他们专门写一点文章，发表一些评论，现为这个网站论坛“原创专区”和“学术争鸣”栏目的超级版主。所以，记者在这里几乎是在介绍自己的网站。顺便再提一句，本报记者帕热扎提·阿布都也是这个网站论坛“新疆发展”栏目的版主。
最近，这个网站的创始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从北京来到了乌鲁木齐，我们几乎天天见面，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几乎一旬，但立刻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伊力哈木·土赫提祖籍阿图什，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又是中国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生，曾到韩国、日本、巴基斯坦等很多国家留过学，还到其他许多国家做过访问学者，懂英语、韩语、日语和乌尔都语等多种语言，知识面很广，掌握的各种信息量也很惊人。他目前是中国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的副教授，另外还有一大串社会兼职，如维吾尔在线网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哈萨克斯坦喀赞大学的客座教授等，是一名不可多得的还在“奔四”的复合性青年学者和企业家，在阿拉木图有自己的建材厂，而且在北京和乌鲁木齐有多处房产，总之一句话，属于成功人士。他这次是路过新疆，准备赴哈萨克斯坦喀赞大学讲学。
他于今年2月开始投资创办这个网站，由于一开始就起点很高，站位很准，严格把握网站内容，严厉杜绝各种不健康网络信息的侵扰，得到国家民委、中宣部北京市等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他对记者说：北京和新疆乃至中国，都需要一个非官方的维吾尔网站，一个向全国各族同胞和全世界客观表现新疆维吾尔民族生活的非官方信息窗口。我很清楚，我的网站是各种官方媒体的重要补充，是全方位了解维吾尔民族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的信息平台。所以，我们就是要成为“打擦边球”的专家，尽量客观全面地反映当今维吾尔社会的全貌。我的目标也很清晰，就是要将维吾尔在线办成维吾尔民族高端的门户网站，而在这个艰难的初创时期，各位维吾尔文化专家提供了可贵的帮助，如耿世民、哈米提·铁木尔、陈学兴等老一辈及铁列克·依布拉音等专家学者，这使我感到信心十足。我的办站宗旨为：登上维吾尔人网站，认识维吾尔历史，弘扬维吾尔文化，增强民族意识，推动对外开放，促进维吾尔自治区发展！维吾尔在线，维吾尔人的网上精神家园
然而，任何一项事业的成功并非易事，更何况是经营此类充满各种风险的民间网络媒体。由于网络空间相对于其他空间，具有不少虚拟的成分，因此显得也相对自由一些。更重要的是，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一些人表现自我、进行互动式交流和排解个人各种异化现象的理想平台，虽然各类网管、网监不停地强调网络文明，但有些网友依然我行我素，发帖子口无遮拦，经常超越网络文明底线，造成不是这家网站被警告，就是那家网站被关闭。另外，有一些电脑黑客也以破坏为能事，经常攻击瘫痪系统，造成网站一段时间内不能正常运行，或者干脆“黑”掉某些网站，维吾尔在线已经遭遇了两次这样的“被黑”情况，最近这次造成的破坏还较为严重，迫使他们不得不更换了服务器，并将网站安全管理交给了一家专业公司负责，无形之中增加了网站费用。在如此险恶的潮流中安全行船，的确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差事，更何况民族宗教问题向来就无小事。但伊力哈木凭着自身良好的综合素质，使维吾尔在线网站在暗礁浅滩密布的危险航程中，安然航行半年有余，而且行驶得越来越稳健。这里就不提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对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各种肯定了，就说一个简单的事实吧，今年8月份，北京市网管部门对辖区内多家民族汉文网站经过详细的审查程序，决定给予维吾尔在线网站每年10万元的支持。
年轻的维吾尔在线，不仅正在成为热爱汉文写作的维吾尔人表现自我的平台，宣泄各种民族情感的乐园，维吾尔民族有识之士的良师益友，同时也成为各族关心维吾尔民族、新疆发展的同胞和世界各国人民了解现代维吾尔人和维吾尔社会的窗口，点击率扶摇直上。亲爱的读者，当你打开电脑，进入百度搜索，只要点击“维吾尔”几个字，或者点击与维吾尔民族有关的各种人和事，百度马上会引导你进入维吾尔的世界。维吾尔在线欢迎地球人点击，只要是朋友就有美酒，如果不怀好意，随意贬低挖苦少数民族，胡乱挑拨民族关系，维吾尔在线不仅有猎枪，而且还有皮靴，“枪毙”之后还要将其坚决踢出去。
来源：网络快照
发表时间：2008-03-19 12:52:04
转贴者注：本文作者海来特·尼亚孜与本文主角伊力哈木，现在都因政治原因入狱。新疆当前的民族宗教问题，与本文写作的2008年时相比，已经变得更为复杂。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记者也开始“触网”了。据说，目前的各种纸介媒体，将在未来20年内被广播电视等网络媒体所替代。今年4月14日，记者通过一位经常发表汉文文章的同胞介绍，开始成为中国目前惟一的维吾尔汉文网站——“维吾尔在线”的用户，经常将自己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贴在这个网站的论坛上，偶尔也给他们专门写一点文章，发表一些评论，现为这个网站论坛“原创专区”和“学术争鸣”栏目的超级版主。所以，记者在这里几乎是在介绍自己的网站。顺便再提一句，本报记者帕热扎提·阿布都也是这个网站论坛“新疆发展”栏目的版主。
最近，这个网站的创始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从北京来到了乌鲁木齐，我们几乎天天见面，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几乎一旬，但立刻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伊力哈木·土赫提祖籍阿图什，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又是中国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生，曾到韩国、日本、巴基斯坦等很多国家留过学，还到其他许多国家做过访问学者，懂英语、韩语、日语和乌尔都语等多种语言，知识面很广，掌握的各种信息量也很惊人。他目前是中国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的副教授，另外还有一大串社会兼职，如维吾尔在线网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哈萨克斯坦喀赞大学的客座教授等，是一名不可多得的还在“奔四”的复合性青年学者和企业家，在阿拉木图有自己的建材厂，而且在北京和乌鲁木齐有多处房产，总之一句话，属于成功人士。他这次是路过新疆，准备赴哈萨克斯坦喀赞大学讲学。
他于今年2月开始投资创办这个网站，由于一开始就起点很高，站位很准，严格把握网站内容，严厉杜绝各种不健康网络信息的侵扰，得到国家民委、中宣部北京市等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他对记者说：北京和新疆乃至中国，都需要一个非官方的维吾尔网站，一个向全国各族同胞和全世界客观表现新疆维吾尔民族生活的非官方信息窗口。我很清楚，我的网站是各种官方媒体的重要补充，是全方位了解维吾尔民族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的信息平台。所以，我们就是要成为“打擦边球”的专家，尽量客观全面地反映当今维吾尔社会的全貌。我的目标也很清晰，就是要将维吾尔在线办成维吾尔民族高端的门户网站，而在这个艰难的初创时期，各位维吾尔文化专家提供了可贵的帮助，如耿世民、哈米提·铁木尔、陈学兴等老一辈及铁列克·依布拉音等专家学者，这使我感到信心十足。我的办站宗旨为：登上维吾尔人网站，认识维吾尔历史，弘扬维吾尔文化，增强民族意识，推动对外开放，促进维吾尔自治区发展！维吾尔在线，维吾尔人的网上精神家园
然而，任何一项事业的成功并非易事，更何况是经营此类充满各种风险的民间网络媒体。由于网络空间相对于其他空间，具有不少虚拟的成分，因此显得也相对自由一些。更重要的是，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一些人表现自我、进行互动式交流和排解个人各种异化现象的理想平台，虽然各类网管、网监不停地强调网络文明，但有些网友依然我行我素，发帖子口无遮拦，经常超越网络文明底线，造成不是这家网站被警告，就是那家网站被关闭。另外，有一些电脑黑客也以破坏为能事，经常攻击瘫痪系统，造成网站一段时间内不能正常运行，或者干脆“黑”掉某些网站，维吾尔在线已经遭遇了两次这样的“被黑”情况，最近这次造成的破坏还较为严重，迫使他们不得不更换了服务器，并将网站安全管理交给了一家专业公司负责，无形之中增加了网站费用。在如此险恶的潮流中安全行船，的确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差事，更何况民族宗教问题向来就无小事。但伊力哈木凭着自身良好的综合素质，使维吾尔在线网站在暗礁浅滩密布的危险航程中，安然航行半年有余，而且行驶得越来越稳健。这里就不提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对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各种肯定了，就说一个简单的事实吧，今年8月份，北京市网管部门对辖区内多家民族汉文网站经过详细的审查程序，决定给予维吾尔在线网站每年10万元的支持。
年轻的维吾尔在线，不仅正在成为热爱汉文写作的维吾尔人表现自我的平台，宣泄各种民族情感的乐园，维吾尔民族有识之士的良师益友，同时也成为各族关心维吾尔民族、新疆发展的同胞和世界各国人民了解现代维吾尔人和维吾尔社会的窗口，点击率扶摇直上。亲爱的读者，当你打开电脑，进入百度搜索，只要点击“维吾尔”几个字，或者点击与维吾尔民族有关的各种人和事，百度马上会引导你进入维吾尔的世界。维吾尔在线欢迎地球人点击，只要是朋友就有美酒，如果不怀好意，随意贬低挖苦少数民族，胡乱挑拨民族关系，维吾尔在线不仅有猎枪，而且还有皮靴，“枪毙”之后还要将其坚决踢出去。
星期五, 1月 17, 2014
伊力哈木：我的理想和事业选择之路
作者：伊力哈木•土赫提
来源：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一、我的成长历程及我的人生理想
我1969年生于新疆克州阿图什县城的一个维吾尔族家庭，自小在维汉混居的政府大院长大。我爷爷那一辈是文盲，父亲则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真正的民族知识分子，1950年代末，父亲初中毕业就被保送内地大学读书，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北师大、兰州铁道学院深造，毕业后曾在南疆军区和地方工作，1971年，父亲28岁时在文革期间惨死。当时我仅2岁，弟弟只有11个月，由在阿图什当汽修工人的母亲拉扯我们兄弟4人长大。父亲当年的同学今天多已成为自治区一级的领导干部，我们虽以父亲为傲，但父亲是怎样一个人，他怎样死的，由于长辈不愿提及往事，也不懂得当时复杂的政治，我并不知晓。
1980年，我大哥15岁时当参军，很快转入地方，期间先后在上海、乌鲁木齐，大连，北京等地的大学深造进修，先后担任阿图什市团委干部，书记，克州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克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团委书记，州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州民政局局长，现在是克州交通局党委书记，州政协委员。我二哥很早就进入公安系统工作，曾是最年轻的刑侦大队长，现在是克州公安局纪委书记，党委委员。除两位哥哥外，我的二嫂以及大哥和二哥的孩子，也在公安系统工作。某种程度上，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公安系统家庭。不过，因为我的缘故，他们这些年颇受牵连。
1985年，我16岁考入内地求学，离开故乡，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学（预科），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本科）和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就读。在学业上，我深受施政一、陈才、张克武等教授的影响，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他们对我这个维吾尔青年的教诲，不忘他们对新疆、对维吾尔社会的真切关注，对学术的真诚态度。
1991年，我大学毕业后，在民族大学工作，曾任系团委书记，后于1994年转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展经济学，国外经济学选读，新疆经济的教学，期间曾于1996年自费在韩国留学，于2001年在中国巴基斯坦两国政府文化交流项目下交换到巴基斯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进行《新疆周边安全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2003年调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讲授《国际贸易事务》，《国际结算与信贷》，《新疆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中亚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课程》。
1994年前后，我就开始对新疆经济和社会问题产生强烈的兴趣，除在《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西部发展报》等发表关于新疆问题的文章外，还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民族教育研究，新疆社会科学论坛，民族经济，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20多篇论文。早在1994年，我就提出过在南疆喀什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为我的专业研究能有更广阔的视野，除英语外，我还自学了韩语、日语、乌尔都语、俄语，能用上述语言进行简单日常交流和信息获取。
在工作期间，我曾业余时间经商，在股市、合资建厂等项目上曾有过不小的收获，因为教学工作一度受限制，曾有朋友建议我彻底转行做一个商人。但在广泛游历了中亚、俄罗斯、南亚等地区后，我目睹了大量民族冲突仇杀、政治动荡、社会转型失败等鲜活案例，这些见闻，让我逐渐产生了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致力研究新疆问题、研究中亚问题，避免境外悲剧在中国上演的强烈愿望。
为此，我自费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并开始系统性地进行社会学、民族学、地缘政治学的进修和自学过程，使我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有了更广阔的视角和分析工具。除研究前苏联东欧等失败案例外，我也曾认真研究欧美发达国家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成功案例，以期能为中国社会的探索实践提供更丰富的参考。
我深爱含辛茹苦抚养我的母亲，深爱我依然贫穷困苦的民族，深爱养育我的这片国土；我深切希望我的故乡能像内地一样富裕发达，我担心我的故乡、我的国家陷入动乱和分离；我希望多灾多难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能创造灿烂辉煌文明的伟大国家。我将致力于研究新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致力于民族间的交流和沟通，致力于探索现代转型社会中，民族和谐相处之道，作为我的理想和人生奋斗目标，我的这项事业选择，源于我出身的环境，源于母亲的教诲，源于我受的教育和成长经历。
二、我是一个致力于研究新疆问题以及研究中亚社会经济及地缘政治的学者，虽然今天不断有人把我描述或希望我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但我始终坚持，我只是一个学者，无意于也不希望被政治化。在学者之外，我惟一愿意的称号，是成为一个促进民族交流与沟通的使者和桥梁。
1994年起，由于经常直言批评新疆地方政府的工作失误等原因，我的教学工作不断受干扰，自1999年起，我的论文再无发表机会，1999年--2003年，我在民族大学的教学工作一度被终止。
近几年来，随着我越发专注于新疆问题的研究和调查，并开办了汉语的“维吾尔在线”网站，不但我个人工作生活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在新疆的亲戚、家人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经常苦苦哀求我，希望我少说话，少管闲事、闷声发大财，但同时，我能看到新疆的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民间酝酿的仇恨在不断加剧。
我知道，我们民族像我有良好教育、开阔视野和丰富阅历的人不多，我们国家像我这样在新疆问题和中亚问题上有各种天然优势的人不多，在这个领域，有真知灼见，有责任感的诚实正直的学者极为罕见，而中国社会将来要面临的考验却是如此险峻，因此，顶着压力继续从事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事业，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社会责任的召唤和牵连家人受累，使我备受煎熬。
七五事件的民族悲剧发生后，新疆问题一下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我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热门人物，并且无可避免地开始被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对待。我不拒绝任何人任何组织对新疆问题的关注，但我一直拒绝各种力量将我政治符号化的努力，无论它是否出于善意。
我认为，我只有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一个干干净净的学者，一个业余时间能对普通人提供帮助、对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的人，才能对我的民族我的国家有利。
正是基于这个强烈认识，我在七五之后，因为外部环境压力，陷入经济困境时，始终坚持个人绝不接受境外机构一分钱的援助，无论是外交机构还是NGO组织，甚至哪怕仅仅是生意往来，我都不愿挣与外国沾边的钱——我在中亚和欧美有很深厚的政界和经界的人脉资源，本可坐在家里帮人挣钱。如果我是汉族人士，或许我可以拿这样的钱，但对我这样一个备受怀疑的公民来说，我必须对自己提出更严苛的要求，必须承受汉族知识分子无法想象的压力和考验。
长久以来，因为民族问题的敏感，在社会层面，不但汉族与维吾尔族存在隔膜，甚至在汉族知识分子和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之间，也缺少正常的交流。隔膜和猜疑使得愈发严峻的民族问题，居然没有起码的公开探讨，这是一种极不正常而可怕的氛围。
基于此，我于2005年末创办了“维吾尔在线”，让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讨论交流，它当然会有激烈的碰撞交流，但我认为，争议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沉默中的猜疑和仇恨。
为了让新疆问题引起汉族知识界的广泛关注，让他们贡献宝贵的观点和经验，在创办“维吾尔在线”后，我开始努力与汉族知识界交往，并致力于推广和介绍维吾尔族文化和社会知识。
七五事件的悲剧和此后新疆族群之间的关系，让我看到民族仇恨和猜疑不断积累的可怕，为突破仇恨和猜疑的坚冰，我曾设想通过民间的方式发起“民族和谐日”（或“民族和解日”）的活动，以七五悲剧日为纪念日，利用暑假期间，让两个不同民族的家庭互相让自己的孩子到对方家庭生活，让未来的一代人，在加深民族间的情感和友谊时，还能塑造出能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包容意识。这个想法后因种种外部原因限制未能付诸行动。
应当以理性、忍耐、宽容、温和、尊重历史、尊重现实、面向未来的态度探索民族相处之道，一开始是基于我受的教育和训练所产生的理性认识，而在不断的践行过程中，这种态度已经逐渐成为我发乎自然的情感。
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有将自己的观点、愿望和方法论传授给学生的强烈愿望。很少有老师还能像我这样，认真准备每一堂课的讲义和课件，长时间坚持每周六义务向学生讲述新疆问题的公开课。
我鼓励更多的维吾尔学生投入到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专业领域的学习，以便于他们在职业选择上能更多地将个人的成就与民族和国家的文明进步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些专业，不但可以赋予人们一种系统性的方法论，也更有助于把他们对民族单纯而朴素的强烈热情，由奔放而感性的能量，变成一种理性、科学的态度。而这种训练和观念的养成，不但对维吾尔族人来说，是极为缺乏而宝贵的，对今天的整个中国来说，也是远远不足的。
三、我长期而持续关注的问题，是新疆和中亚两个领域。关于新疆，是转型期新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新疆多民族的相处之道，是中国国情下，探索国家主权统一完整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平衡。
今天，新疆的人们在民族关系上普遍怀念计划经济时代和胡耀邦-宋汉良时代。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政府可通过资源平等公平的分配，产生良好的民族平等感，而当时禁止人口流动，缺少产生不平等感的比较机会；胡耀邦-宋汉良时代，政治气氛宽松，虽然表面上看人们牢骚不满增多了，但内心却因为信任而最少压抑，社会向心力极强。
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的快速推进，新疆经济大幅度发展，但民族间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开始日益明显，尤其是维吾尔社会的转型发展出现了令人揪心的局面。偷盗、扒窃、贩毒、吸毒、卖淫等问题，在一个有宗教信仰、对这类犯罪活动有天然文化抑制力的民族，竟然迅速严重到了整体被视为犯罪民族的程度。“马尔萨斯陷阱”的命运竟然无情地落在了维吾尔族人身上。
与此同时，这些严峻的社会问题，竟然成为研究的禁区和空白，鲜有人敢于直面这些问题，更谈不上去做系统的社会调查分析，研究探讨应对之道。维吾尔社会的问题，一方面使得对政府对汉族的不满不信任日益增长，另一方面，让汉族尤其是内地汉族社会对维吾尔族的歧视性印象不断加深。
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能深刻感觉到在维吾尔社会与汉族社会之间，猜疑、不信任的巨大裂痕日益严重，尤其在青年一代，因为就业问题、身份歧视问题，仇恨情绪普遍滋长。尤其是七五事件及此后的一系列社会互动，它不是矛盾和仇恨的爆发和宣泄，反而是一次新的积累。
问题越来越严重，却越来越没有人敢于说话，问题在于1997年后，反“三股势力”成为地方的首要任务，它带来的间接效应是，维吾尔族干部、知识分子开始感受到强烈的不信任，普遍感觉政治空气压抑。
对一个身在北京这个法制环境更好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来说，关注和研究新疆问题，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它早已不仅需要的是知识和专业，而首先是一种勇气。
七五事件的爆发以及此前拉萨的三一四事件，无疑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在剧烈转型时期的中国，探索出一种民族和谐相处之道，是极为迫切的任务。中国习惯了讲政治，尤其是政治道理，而甚少真正从完善法律法规和政治艺术的角度，去完善和创造民族和谐相处的环境，此外，关于民族和谐相处的技术性问题，国内不但几乎没有人涉及，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
任何美好的政治动机和政治愿望，都离不开一系列精细而周到的技术性支持，尤其在中国，往往习惯于以不计代价的政府大规模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来替代持久而耐心的技术性安排。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多民族多元文化实体，在精细地平衡处理民族利益，技术性地创造民族包容与和谐共处上有其独到的经验，我始终认为，我的探索和努力是有价值的。
关于民族自治，随着民族问题在中国日渐成为一个敏感和紧迫问题，从反分裂角度着眼，以吸取民族政策失败国家经验教训，反思中国民族政策的探讨越来越多，但多隐含着强烈的汉族中心主义思想，带有典型的管制思路，它实质上是为近年来地方民族政策失败的辩解和背书。而国外那些成功地解决或缓和了民族矛盾、化解了民族分裂危机的大量经验案例，却无一进入这些研究的视野，对学界的这种误导决策者的倾向，我深以为忧。
关于中亚的研究，是我个人的兴趣和地缘关系的缘故。作为新疆问题的自然延伸，我必须关注中亚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未来走向，因为中亚与新疆不但有广阔的边界，更有语言文化和宗教的亲缘关系，多民族跨境而居，新疆与中亚，牵一发而动全身。
此外，从地缘战略角度，研究中国如何在中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施加有效影响，使中国在获得地缘安全地位的同时，能最大程度对中国和中亚双方有益。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我不但因为语言便利有长期持续的知识积累，而且在游历中，在当地政商两界积下了广泛的人脉资源，此外还有成功的经商经验，这都是我与国内一般中亚研究者不同的地方。因为有更贴近的资源、信息和经验，在探讨中亚问题上，相对我也更容易获得当地的认同。
因为这种特殊的优势，我不但帮助不少汉族商人成功地在中亚投资牵线搭桥，也还为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在当地拓展市场穿针引线，解决各种棘手的麻烦和问题。
我深以为，中国在中亚如何施加影响，是一个远未认真系统梳理总结的课题，中国在中亚应当有一番更有成效的积极作为。
四、“维吾尔在线”是我个人创办的网站，它的宗旨是，让全国各族人民和世界了解新疆，了解维吾尔族，让新疆各民族人民了解这个世界，促进族群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对话。管理上，反对发布任何主张独立、分裂及不负责任的煽动性言论，反对发布颠覆国家的言论。
“维吾尔在线”的创办，是因为我发现在网上和搜索引擎中，存在大量煽动仇恨和攻击维吾尔族人的言论后，深感维吾尔族和汉族人互相隔膜太深，完全缺少沟通和对话平台。汉族和维吾尔族网民往往只有各自隔空的发泄，却没有机会面对面交流讨论，认真倾听对方声音的机会。
此外，中国全社会议论维吾尔人的多，但对维吾尔社会拥有基本常识的人却不多，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情形，别人未做，我就当填补这项空白。
在管理上，维吾尔在线反对发布任何主张独立、分裂及不负责任的煽动性言论，反对发布颠覆国家的言论。但不禁止直陈新疆或其他地方社会时弊的文章，只要其用意是好的，内容是真实的。
尽管如我事先所料，有时候汉族“愤青”和维吾尔族“愤青”在论坛上争论得不可开交，但我始终坚持认为，分歧与对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隔绝交流的机会，只要有交流，总会取得共识。事实上，尽管有过不少汉族网民也曾指责我言论过激或偏袒不公，但我还是赢得了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尊重：我不赞同你的看法，但我理解你的动机和良好用心。
“维吾尔在线”除了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和意见的平台，它还是一个公益事业的平台。近些年来，被犯罪分子拐骗、绑架和诱惑的维吾尔儿童，在内地从事扒窃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它不但对当地人的安全感构成威胁，也严重损及了维吾尔的整体民族形象。然而这个人所共知且成为日常关注度极高的社会问题，竟然因为敏感性，没有一家媒体敢于披露，没有一个组织和机构勇于系统性地解决这个问题。每个孩子都是国家的珍宝、社会的未来，无论他是何族群。
为此，我在“维吾尔在线”搭建了一个救助维吾尔流浪儿童的平台，积极与各地民间反扒组织联系，对流浪儿积极提供救助和法律援助。同时也促成《凤凰周刊》公开报道此事，使得新疆政府开始有了将救助流浪儿纳入议事日程的积极举动。
此外，我也将“维吾尔在线”作为一个影响和争取维吾尔社会意见的工具。今天的维吾尔社会，除了官方正统刻板的舆论外，能直面维吾尔社会面临的真实问题，同时又是一种理性的、温和的、建设性的声音，完全没有，而海外却从来不乏以煽动性言论“正视”社会问题的声音。在新疆面临着民族矛盾激化危险、讨论民族问题时观点容易极端化的大环境下，用我们理性、健康的声音与极端化的声音争夺观念的市场，影响社会情绪向好的反向发展，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之一。
因为“维吾尔在线”的独立性以及维吾尔社会完全没有类似的网站，它还是在不断的争议中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它的社会功能和效果，网站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日渐增强。在创办“维吾尔在线”的过程中，我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网站一次次被强行关闭或遭到无端攻击，我也经常因此被关心被谈话。正是因为同类性质中唯一的网站，我坚信“维吾尔在线”这个网站的价值无可替代，我是在做一项正确的事业。
结语
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天然对自己的民族心怀强烈的感情，尤其是历史和环境的原因，她的落后，她的困苦，使我时刻无法心安。我对自己的国家，同样心怀强烈的感情，尤其是当我游历了几十个国家后，才更能体会，强烈的家国情怀早已溶入我的血液。无论是我的民族还是我的国家，她的痛苦她的荣耀，就是我的痛苦我的荣耀。
今天的新疆，以及其他的地方，民族问题在特殊的时代成为前所未有的特殊考验。无论是基于情感还是基于理性，我都很难接受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被分离出去。在民族问题上，我不反对民族的自然融合，因为这是社会的自然规律，就历史而言，汉族、维吾尔族都是多个民族源头融合的产物，但我反对安排和设计出来的民族融合。本质上，以行政塑造的民族融合，是在以强力制造分裂，以宽容鼓励的多元化，才是促成互相融合影响的纽带。
解决民族问题，只能从探索民族自治之路的方向着眼，使中国成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国家。
从今天中国的社会治理角度来说，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现状，增加了社会转型时期问题和困难的复杂性，但从文化和创造力的角度来说，则对其中的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笔无法估量的共同财富。无论是纵向看中国自身的历史，还是横向看今天的世界，越是有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国家，就越有强大而丰富的创造力。
而任何一种刻意强调其文化独特性和优越性，而不断对其固化统一或排他的观念，都是封闭部落社会的思维，它必然导致被刻意强调和保护的文化的内在生命力的死亡。
中国宪法中关于民族自治的规定，为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并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框架，但在实践层面，还需要逐渐摸索探讨，在法律法规上逐步落实。我们应当勇于借鉴国外各种成功经验中的规律，总结出适合中国的办法。
我深信，只要有面对未来的智慧和胸襟，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中国一定能探索出一条尊重中国历史、符合中国国情、在国家的统一完整和民族自治之间取得一种理想平衡的民族自治的路径。
虽然，我已连续几年受限不能到新疆，但我深信，我亲眼见到中国最近几十年来深刻而巨大的进步和变化不会就此止步，我深信我的努力和探索，会成为这个国家进步的一部分，我将以此为傲。
伊力哈木•土赫提
2011年1月17日
来源：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一、我的成长历程及我的人生理想
我1969年生于新疆克州阿图什县城的一个维吾尔族家庭，自小在维汉混居的政府大院长大。我爷爷那一辈是文盲，父亲则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真正的民族知识分子，1950年代末，父亲初中毕业就被保送内地大学读书，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北师大、兰州铁道学院深造，毕业后曾在南疆军区和地方工作，1971年，父亲28岁时在文革期间惨死。当时我仅2岁，弟弟只有11个月，由在阿图什当汽修工人的母亲拉扯我们兄弟4人长大。父亲当年的同学今天多已成为自治区一级的领导干部，我们虽以父亲为傲，但父亲是怎样一个人，他怎样死的，由于长辈不愿提及往事，也不懂得当时复杂的政治，我并不知晓。
1980年，我大哥15岁时当参军，很快转入地方，期间先后在上海、乌鲁木齐，大连，北京等地的大学深造进修，先后担任阿图什市团委干部，书记，克州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克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团委书记，州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州民政局局长，现在是克州交通局党委书记，州政协委员。我二哥很早就进入公安系统工作，曾是最年轻的刑侦大队长，现在是克州公安局纪委书记，党委委员。除两位哥哥外，我的二嫂以及大哥和二哥的孩子，也在公安系统工作。某种程度上，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公安系统家庭。不过，因为我的缘故，他们这些年颇受牵连。
1985年，我16岁考入内地求学，离开故乡，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学（预科），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本科）和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就读。在学业上，我深受施政一、陈才、张克武等教授的影响，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他们对我这个维吾尔青年的教诲，不忘他们对新疆、对维吾尔社会的真切关注，对学术的真诚态度。
1991年，我大学毕业后，在民族大学工作，曾任系团委书记，后于1994年转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展经济学，国外经济学选读，新疆经济的教学，期间曾于1996年自费在韩国留学，于2001年在中国巴基斯坦两国政府文化交流项目下交换到巴基斯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进行《新疆周边安全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2003年调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讲授《国际贸易事务》，《国际结算与信贷》，《新疆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中亚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课程》。
1994年前后，我就开始对新疆经济和社会问题产生强烈的兴趣，除在《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西部发展报》等发表关于新疆问题的文章外，还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民族教育研究，新疆社会科学论坛，民族经济，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20多篇论文。早在1994年，我就提出过在南疆喀什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为我的专业研究能有更广阔的视野，除英语外，我还自学了韩语、日语、乌尔都语、俄语，能用上述语言进行简单日常交流和信息获取。
在工作期间，我曾业余时间经商，在股市、合资建厂等项目上曾有过不小的收获，因为教学工作一度受限制，曾有朋友建议我彻底转行做一个商人。但在广泛游历了中亚、俄罗斯、南亚等地区后，我目睹了大量民族冲突仇杀、政治动荡、社会转型失败等鲜活案例，这些见闻，让我逐渐产生了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致力研究新疆问题、研究中亚问题，避免境外悲剧在中国上演的强烈愿望。
为此，我自费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并开始系统性地进行社会学、民族学、地缘政治学的进修和自学过程，使我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有了更广阔的视角和分析工具。除研究前苏联东欧等失败案例外，我也曾认真研究欧美发达国家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成功案例，以期能为中国社会的探索实践提供更丰富的参考。
我深爱含辛茹苦抚养我的母亲，深爱我依然贫穷困苦的民族，深爱养育我的这片国土；我深切希望我的故乡能像内地一样富裕发达，我担心我的故乡、我的国家陷入动乱和分离；我希望多灾多难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能创造灿烂辉煌文明的伟大国家。我将致力于研究新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致力于民族间的交流和沟通，致力于探索现代转型社会中，民族和谐相处之道，作为我的理想和人生奋斗目标，我的这项事业选择，源于我出身的环境，源于母亲的教诲，源于我受的教育和成长经历。
二、我是一个致力于研究新疆问题以及研究中亚社会经济及地缘政治的学者，虽然今天不断有人把我描述或希望我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但我始终坚持，我只是一个学者，无意于也不希望被政治化。在学者之外，我惟一愿意的称号，是成为一个促进民族交流与沟通的使者和桥梁。
1994年起，由于经常直言批评新疆地方政府的工作失误等原因，我的教学工作不断受干扰，自1999年起，我的论文再无发表机会，1999年--2003年，我在民族大学的教学工作一度被终止。
近几年来，随着我越发专注于新疆问题的研究和调查，并开办了汉语的“维吾尔在线”网站，不但我个人工作生活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在新疆的亲戚、家人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经常苦苦哀求我，希望我少说话，少管闲事、闷声发大财，但同时，我能看到新疆的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民间酝酿的仇恨在不断加剧。
我知道，我们民族像我有良好教育、开阔视野和丰富阅历的人不多，我们国家像我这样在新疆问题和中亚问题上有各种天然优势的人不多，在这个领域，有真知灼见，有责任感的诚实正直的学者极为罕见，而中国社会将来要面临的考验却是如此险峻，因此，顶着压力继续从事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事业，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社会责任的召唤和牵连家人受累，使我备受煎熬。
七五事件的民族悲剧发生后，新疆问题一下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我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热门人物，并且无可避免地开始被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对待。我不拒绝任何人任何组织对新疆问题的关注，但我一直拒绝各种力量将我政治符号化的努力，无论它是否出于善意。
我认为，我只有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一个干干净净的学者，一个业余时间能对普通人提供帮助、对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的人，才能对我的民族我的国家有利。
正是基于这个强烈认识，我在七五之后，因为外部环境压力，陷入经济困境时，始终坚持个人绝不接受境外机构一分钱的援助，无论是外交机构还是NGO组织，甚至哪怕仅仅是生意往来，我都不愿挣与外国沾边的钱——我在中亚和欧美有很深厚的政界和经界的人脉资源，本可坐在家里帮人挣钱。如果我是汉族人士，或许我可以拿这样的钱，但对我这样一个备受怀疑的公民来说，我必须对自己提出更严苛的要求，必须承受汉族知识分子无法想象的压力和考验。
长久以来，因为民族问题的敏感，在社会层面，不但汉族与维吾尔族存在隔膜，甚至在汉族知识分子和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之间，也缺少正常的交流。隔膜和猜疑使得愈发严峻的民族问题，居然没有起码的公开探讨，这是一种极不正常而可怕的氛围。
基于此，我于2005年末创办了“维吾尔在线”，让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讨论交流，它当然会有激烈的碰撞交流，但我认为，争议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沉默中的猜疑和仇恨。
为了让新疆问题引起汉族知识界的广泛关注，让他们贡献宝贵的观点和经验，在创办“维吾尔在线”后，我开始努力与汉族知识界交往，并致力于推广和介绍维吾尔族文化和社会知识。
七五事件的悲剧和此后新疆族群之间的关系，让我看到民族仇恨和猜疑不断积累的可怕，为突破仇恨和猜疑的坚冰，我曾设想通过民间的方式发起“民族和谐日”（或“民族和解日”）的活动，以七五悲剧日为纪念日，利用暑假期间，让两个不同民族的家庭互相让自己的孩子到对方家庭生活，让未来的一代人，在加深民族间的情感和友谊时，还能塑造出能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包容意识。这个想法后因种种外部原因限制未能付诸行动。
应当以理性、忍耐、宽容、温和、尊重历史、尊重现实、面向未来的态度探索民族相处之道，一开始是基于我受的教育和训练所产生的理性认识，而在不断的践行过程中，这种态度已经逐渐成为我发乎自然的情感。
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有将自己的观点、愿望和方法论传授给学生的强烈愿望。很少有老师还能像我这样，认真准备每一堂课的讲义和课件，长时间坚持每周六义务向学生讲述新疆问题的公开课。
我鼓励更多的维吾尔学生投入到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专业领域的学习，以便于他们在职业选择上能更多地将个人的成就与民族和国家的文明进步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些专业，不但可以赋予人们一种系统性的方法论，也更有助于把他们对民族单纯而朴素的强烈热情，由奔放而感性的能量，变成一种理性、科学的态度。而这种训练和观念的养成，不但对维吾尔族人来说，是极为缺乏而宝贵的，对今天的整个中国来说，也是远远不足的。
三、我长期而持续关注的问题，是新疆和中亚两个领域。关于新疆，是转型期新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新疆多民族的相处之道，是中国国情下，探索国家主权统一完整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平衡。
今天，新疆的人们在民族关系上普遍怀念计划经济时代和胡耀邦-宋汉良时代。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政府可通过资源平等公平的分配，产生良好的民族平等感，而当时禁止人口流动，缺少产生不平等感的比较机会；胡耀邦-宋汉良时代，政治气氛宽松，虽然表面上看人们牢骚不满增多了，但内心却因为信任而最少压抑，社会向心力极强。
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的快速推进，新疆经济大幅度发展，但民族间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开始日益明显，尤其是维吾尔社会的转型发展出现了令人揪心的局面。偷盗、扒窃、贩毒、吸毒、卖淫等问题，在一个有宗教信仰、对这类犯罪活动有天然文化抑制力的民族，竟然迅速严重到了整体被视为犯罪民族的程度。“马尔萨斯陷阱”的命运竟然无情地落在了维吾尔族人身上。
与此同时，这些严峻的社会问题，竟然成为研究的禁区和空白，鲜有人敢于直面这些问题，更谈不上去做系统的社会调查分析，研究探讨应对之道。维吾尔社会的问题，一方面使得对政府对汉族的不满不信任日益增长，另一方面，让汉族尤其是内地汉族社会对维吾尔族的歧视性印象不断加深。
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能深刻感觉到在维吾尔社会与汉族社会之间，猜疑、不信任的巨大裂痕日益严重，尤其在青年一代，因为就业问题、身份歧视问题，仇恨情绪普遍滋长。尤其是七五事件及此后的一系列社会互动，它不是矛盾和仇恨的爆发和宣泄，反而是一次新的积累。
问题越来越严重，却越来越没有人敢于说话，问题在于1997年后，反“三股势力”成为地方的首要任务，它带来的间接效应是，维吾尔族干部、知识分子开始感受到强烈的不信任，普遍感觉政治空气压抑。
对一个身在北京这个法制环境更好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来说，关注和研究新疆问题，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它早已不仅需要的是知识和专业，而首先是一种勇气。
七五事件的爆发以及此前拉萨的三一四事件，无疑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在剧烈转型时期的中国，探索出一种民族和谐相处之道，是极为迫切的任务。中国习惯了讲政治，尤其是政治道理，而甚少真正从完善法律法规和政治艺术的角度，去完善和创造民族和谐相处的环境，此外，关于民族和谐相处的技术性问题，国内不但几乎没有人涉及，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
任何美好的政治动机和政治愿望，都离不开一系列精细而周到的技术性支持，尤其在中国，往往习惯于以不计代价的政府大规模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来替代持久而耐心的技术性安排。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多民族多元文化实体，在精细地平衡处理民族利益，技术性地创造民族包容与和谐共处上有其独到的经验，我始终认为，我的探索和努力是有价值的。
关于民族自治，随着民族问题在中国日渐成为一个敏感和紧迫问题，从反分裂角度着眼，以吸取民族政策失败国家经验教训，反思中国民族政策的探讨越来越多，但多隐含着强烈的汉族中心主义思想，带有典型的管制思路，它实质上是为近年来地方民族政策失败的辩解和背书。而国外那些成功地解决或缓和了民族矛盾、化解了民族分裂危机的大量经验案例，却无一进入这些研究的视野，对学界的这种误导决策者的倾向，我深以为忧。
关于中亚的研究，是我个人的兴趣和地缘关系的缘故。作为新疆问题的自然延伸，我必须关注中亚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未来走向，因为中亚与新疆不但有广阔的边界，更有语言文化和宗教的亲缘关系，多民族跨境而居，新疆与中亚，牵一发而动全身。
此外，从地缘战略角度，研究中国如何在中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施加有效影响，使中国在获得地缘安全地位的同时，能最大程度对中国和中亚双方有益。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我不但因为语言便利有长期持续的知识积累，而且在游历中，在当地政商两界积下了广泛的人脉资源，此外还有成功的经商经验，这都是我与国内一般中亚研究者不同的地方。因为有更贴近的资源、信息和经验，在探讨中亚问题上，相对我也更容易获得当地的认同。
因为这种特殊的优势，我不但帮助不少汉族商人成功地在中亚投资牵线搭桥，也还为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在当地拓展市场穿针引线，解决各种棘手的麻烦和问题。
我深以为，中国在中亚如何施加影响，是一个远未认真系统梳理总结的课题，中国在中亚应当有一番更有成效的积极作为。
四、“维吾尔在线”是我个人创办的网站，它的宗旨是，让全国各族人民和世界了解新疆，了解维吾尔族，让新疆各民族人民了解这个世界，促进族群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对话。管理上，反对发布任何主张独立、分裂及不负责任的煽动性言论，反对发布颠覆国家的言论。
“维吾尔在线”的创办，是因为我发现在网上和搜索引擎中，存在大量煽动仇恨和攻击维吾尔族人的言论后，深感维吾尔族和汉族人互相隔膜太深，完全缺少沟通和对话平台。汉族和维吾尔族网民往往只有各自隔空的发泄，却没有机会面对面交流讨论，认真倾听对方声音的机会。
此外，中国全社会议论维吾尔人的多，但对维吾尔社会拥有基本常识的人却不多，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情形，别人未做，我就当填补这项空白。
在管理上，维吾尔在线反对发布任何主张独立、分裂及不负责任的煽动性言论，反对发布颠覆国家的言论。但不禁止直陈新疆或其他地方社会时弊的文章，只要其用意是好的，内容是真实的。
尽管如我事先所料，有时候汉族“愤青”和维吾尔族“愤青”在论坛上争论得不可开交，但我始终坚持认为，分歧与对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隔绝交流的机会，只要有交流，总会取得共识。事实上，尽管有过不少汉族网民也曾指责我言论过激或偏袒不公，但我还是赢得了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尊重：我不赞同你的看法，但我理解你的动机和良好用心。
“维吾尔在线”除了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和意见的平台，它还是一个公益事业的平台。近些年来，被犯罪分子拐骗、绑架和诱惑的维吾尔儿童，在内地从事扒窃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它不但对当地人的安全感构成威胁，也严重损及了维吾尔的整体民族形象。然而这个人所共知且成为日常关注度极高的社会问题，竟然因为敏感性，没有一家媒体敢于披露，没有一个组织和机构勇于系统性地解决这个问题。每个孩子都是国家的珍宝、社会的未来，无论他是何族群。
为此，我在“维吾尔在线”搭建了一个救助维吾尔流浪儿童的平台，积极与各地民间反扒组织联系，对流浪儿积极提供救助和法律援助。同时也促成《凤凰周刊》公开报道此事，使得新疆政府开始有了将救助流浪儿纳入议事日程的积极举动。
此外，我也将“维吾尔在线”作为一个影响和争取维吾尔社会意见的工具。今天的维吾尔社会，除了官方正统刻板的舆论外，能直面维吾尔社会面临的真实问题，同时又是一种理性的、温和的、建设性的声音，完全没有，而海外却从来不乏以煽动性言论“正视”社会问题的声音。在新疆面临着民族矛盾激化危险、讨论民族问题时观点容易极端化的大环境下，用我们理性、健康的声音与极端化的声音争夺观念的市场，影响社会情绪向好的反向发展，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之一。
因为“维吾尔在线”的独立性以及维吾尔社会完全没有类似的网站，它还是在不断的争议中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它的社会功能和效果，网站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日渐增强。在创办“维吾尔在线”的过程中，我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网站一次次被强行关闭或遭到无端攻击，我也经常因此被关心被谈话。正是因为同类性质中唯一的网站，我坚信“维吾尔在线”这个网站的价值无可替代，我是在做一项正确的事业。
结语
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天然对自己的民族心怀强烈的感情，尤其是历史和环境的原因，她的落后，她的困苦，使我时刻无法心安。我对自己的国家，同样心怀强烈的感情，尤其是当我游历了几十个国家后，才更能体会，强烈的家国情怀早已溶入我的血液。无论是我的民族还是我的国家，她的痛苦她的荣耀，就是我的痛苦我的荣耀。
今天的新疆，以及其他的地方，民族问题在特殊的时代成为前所未有的特殊考验。无论是基于情感还是基于理性，我都很难接受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被分离出去。在民族问题上，我不反对民族的自然融合，因为这是社会的自然规律，就历史而言，汉族、维吾尔族都是多个民族源头融合的产物，但我反对安排和设计出来的民族融合。本质上，以行政塑造的民族融合，是在以强力制造分裂，以宽容鼓励的多元化，才是促成互相融合影响的纽带。
解决民族问题，只能从探索民族自治之路的方向着眼，使中国成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国家。
从今天中国的社会治理角度来说，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现状，增加了社会转型时期问题和困难的复杂性，但从文化和创造力的角度来说，则对其中的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笔无法估量的共同财富。无论是纵向看中国自身的历史，还是横向看今天的世界，越是有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国家，就越有强大而丰富的创造力。
而任何一种刻意强调其文化独特性和优越性，而不断对其固化统一或排他的观念，都是封闭部落社会的思维，它必然导致被刻意强调和保护的文化的内在生命力的死亡。
中国宪法中关于民族自治的规定，为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并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框架，但在实践层面，还需要逐渐摸索探讨，在法律法规上逐步落实。我们应当勇于借鉴国外各种成功经验中的规律，总结出适合中国的办法。
我深信，只要有面对未来的智慧和胸襟，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中国一定能探索出一条尊重中国历史、符合中国国情、在国家的统一完整和民族自治之间取得一种理想平衡的民族自治的路径。
虽然，我已连续几年受限不能到新疆，但我深信，我亲眼见到中国最近几十年来深刻而巨大的进步和变化不会就此止步，我深信我的努力和探索，会成为这个国家进步的一部分，我将以此为傲。
伊力哈木•土赫提
2011年1月17日
星期三, 7月 10, 2013
Ilham.Tohti: 维吾尔人何以有一种挫败感
最近几个月，新疆暴力事件频传，四月中旬发生巴楚血案，6月底7月初，仅仅3日之内又发生两起暴力事件。“七五事件”四周年，警方如临大敌，乌鲁木齐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为什么新疆暴力事件频发？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维吾尔在线』站长，维族人伊利哈木∙土赫提从维族内部社会结构近两年的变化，维吾尔族农民和青年的境遇，当局的新疆政策，以及维族人在权力层面的代表性等几个层面做了解读。伊力哈木∙土赫提认为，维吾尔人是一个有梦想、有历史、有信仰、有文化、群体意识很强的民族，当局应该帮助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成功，采用使一个民族失败的管理方式只会适得其反。高压持久下去，最后只能导致整个民族形成一种抗争文化。不过，形势虽然严峻，伊利哈木∙土赫提相信，只要中央下决心调整政策，新疆问题还有望解决。
维吾尔族内部社会结构发生了新变化
法广：从4月发生巴楚血案起，最近三日之内又发生了两起暴力事件，暴力事件越来越频繁，如何看这一现象？
伊力哈木：我不是事后诸葛亮，其实，09年我被扣留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谈过。当时我大胆预测，将来新疆这种暴力冲突会增加，在未来的五年或十年，这种零星事件可能演变成一种运动。我当时说这些话的前提条件是，当局应该利用这个时机调整新疆的政策，使老百姓相信能够通过理性的、和平的、法律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诉求，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但是，从现在来看，当局没有做到。老百姓现在不相信可以通过这种理性的、和平的、 法律的途径解决一些问题。而且，最近情况又有变化，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几年，中国的劳工形势发生了变化，物价不断上涨。现在汉族的民工是劳工荒，在新 疆，50年代，60年代，甚至80年代，农民，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中专生，都可以到企业当职工。可是现在汉族企业、民营企业不招，国有企业也不招。 农民在农村没有多少耕地，城市化和工业化又加剧了跟农民争夺资源。拆迁，建立开发区，维吾尔农民拥有的人均耕地越来越少。而且，现在这里的年轻人跟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一样，不愿从事低效率、收入少的工作，不愿意到一些落后的地区从事农业活动，因为这些农业活动不能满足他们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需求。况且，从某 种程度上讲，维族的农民又跟汉族农民不一样，汉族的农民可以不断地转移到城市或者转移到服务业，成为工人的可能性很大。但维族农民的出路很狭窄，要么就在 维族餐厅，要么就在为数不多的维族企业工作。但是现在维族的大学生也大量失业，就跟农民争这些工作。这意味着维族的大学生工人化农民化，而维吾尔族农民的 处境越来越悲惨。可是中国的学者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都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是说没有注意到新疆维吾尔族内部社会结构的变化。他们只看GDP，但GDP背 后的问题没有注意到。
法广：整个就业市场如你所说，汉族也面临劳工荒，但还有向城市转移的可能性，维族农民面临更严重的就业困境，包括维族毕业的大学生也大量失业。这同大量的内地人到新疆找工作也有关系？
伊力哈木：不仅仅如此。还有一个问题是最近四到五年，新疆大搞安居工程，修建保障房等等。但看看数据，其实很多 房子分配给了兵团和新去的移民。社科院的人告诉我，有人在阿克苏搞了一个调研，当地的一些保障房和经济适用房里面反而没有住上当地的人。与此同时，一方面 在新疆搞大量的开发区，污染企业随之向新疆转移，同时带去了大量内地的资金和移民；另一方面带动了物价飞涨。09年的时候，30多块钱买一公斤羊肉，现在 60多块钱，老百姓能吃得起肉吗？新疆当局恰恰强调的是，这几年民生方面做得不错，但我看到的恰恰是，最近四五年以来，新疆老百姓尤其是维族人在民生方面遇到的问题最大。
当局管理的方式应该使一个民族成功而非使其失败
法广：除了民生问题外，维族人是不是感觉到有一种歧视存在，到底存在不存在歧视的问题？
伊力哈木：我不知道你看不看『维吾尔在线』，最近几年，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新疆的不平等问题。这里面包括歧视和 反歧视的问题。我开玩笑说，2014年，是『维吾尔在线』反歧视年，2013年是维吾尔人反宗教歧视年。09年之前，新疆虽然有些地方禁止留胡须，但没有 像这么疯狂，这么普遍。这种做法很愚蠢，历史上，全世界都看不到这种做法。禁止胡须，限制穿戴，这些都成了禁止的范围或者干涉的范围，即使文革的时候也没 有这样。当局这样做是违法的，没有法律依据，自己像黑社会一样，不依靠法律，那老百姓相信什么依靠什么。结果维吾尔人越来越自我封闭，同时他们很着急，很 多人得了焦虑症，很多人在问，我们该怎么办？当局在新疆对付维吾尔人的方式是什么？他应该使这个民族成功!帮助这个民族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成 功。但在新疆，当局却是在用一种使这个民族失败的方式去管理，使这个民族失败的方式要达到统一新疆稳定新疆是走不通的。只能得到族群的反对。
法广：只有让他们有成功感，才能让他们安居乐业，才能让他们感到融入到了这个大家庭，是吧？
伊力哈木：是。但现在他们有一种挫败感，有一种失败的感觉。这个不仅仅是农民的问题，也是知识份子、干部、学 生，就是说各个阶层的问题。对新疆我以前很乐观，现在我很担忧。简单地举个例子，比如像我，要是换了汉族，我的处境能像现在这样吗？那么多年，我一直就是 一种对话的心态、一种建议的心态，我想缓解这种矛盾，疏通维吾尔人和政府，维吾尔人和汉族之间的这种隔阂,可像我这样的人也是被打压的对象。而且打压得越来越厉害。想想看，整个新疆的情况会怎么样？
打压成为一种群体的感受
法广：为什么不采取疏通的办法？打压是因为当局害怕吗？如果是这样,当局到底害怕什么？
伊力哈木：一个是当局知道新疆问题很多，而且自己做得不对。他也知道老百姓的情绪，所以他害怕。新疆更往西的那些地方，包括中东中亚都发生了一些改变。包括思想上的改变，发生了一些运动。当局可能担心这种改变会影响新疆。另一方面，新疆内部确实存在各种可能性。新疆是中国各种矛盾最集中的地方。中国其它地区有的矛盾，新疆有；中国其他地区没有的，新疆也有，有些还更突出。
法广：在种种担心里面，给人感觉好像当局最担心的是分裂，您觉得真的存在着一股分裂主义势力吗？
伊力哈木：说起来好像当局最怕的是分裂，但我觉得，这个当局心知肚明，他们完全可以应付。其实，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没那么强大，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组织。恐怕当局真正害怕的是新疆维吾尔人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是一种群体的认同，在一种打压成为一种群体的感受的时候，当局肯定害怕。在中国，为什么当局不害怕汉族老百姓，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群体感，每个个体都感到了不平等，感到了不合理，但没有群体的感觉。可是维吾尔作为一个有信仰、有民族意识的民族，他的群体感越来越强。宗教活动被打压，比如说不让我出门，可能其他维吾尔人也感觉到：不让我们出门。不让你去 清真寺，不让你去念经，大家就会产生同样的遭打压的感受。这是一个群体的感觉，是一个民族的感觉。当局在新疆怕的就是维吾尔的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历史认同。
国家应该主持正义
法广：如果我没理解错，新疆暴力活动越来越频繁，一个和经济上的压力，经济待遇不平等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没有把这个民族向成功的方面去帮助他，去扶持他，这和当局的政策导向有很大的关系吗？
伊力哈木：当局对付新疆还是老办法，就是采取高压。新疆这几年，你看增加最多的是什么，是警察，武警，包括协警和一些维稳的力量。我们看到一些判决的案例。判得越来越多，而且处理的方式越来越严。二月份一个案子就是因为上互联网被判刑。被判的好像是20人，罪名是他们把境外的一些媒体的文章存在U盘里。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他们被判刑6年。最近还有一次，有19个人被判刑，罪名是观看了境外的视频，上了境外的网站，被判刑5年。这种方式，老百姓能活下去吗？作为一个大学的老师，我在北京，我也感觉到维吾尔人的处境越来越难。当局应该注意到，在新疆无论实施哪种政策， 他应该关注的是公正、公平，让这里的人民感觉到，无论你是什么民族，都得到了平等的对待。政府要平等地对待，要主持公义。民间之间的歧视永远是存在的，法国，美国也存在。但作为国家，作为政府，他应该主持正义。他的依据是法律，是道德，是一个地区的历史。但当局恰恰没有顾及到新疆的这些问题，只顾及一些短期的政策，掩饰自己的政策，修饰自己的政策。
维吾尔人在权力层面越来越缺少代表性
法广：好像政府说我们这些年给了新疆大量的投资，我们也希望各民族团结，我们也采取了好多对大家都有利的措施？
伊力哈木：刚才你谈到的其实在国内都在说。但关键是当局所做的并没有带来具体的改变。当局的这种投资，这种所谓的援疆政策，跟当地的维吾尔人有什么关系？群体之间，民族之间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就从权力层面来看，从中央到地方，维吾尔人的代表性越来越少。自治区15 个常委，只有4个维吾尔人。甚至在中央，原来一直有两个代表，一个政协副主席，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现在只有一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而且这个副委 员长还兼职新疆人大常委会主任。但他既不是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也不是自治区党委的常委。
法广：维吾尔族干部在基层的情况如何，在维族自治区能占到多大的比例？
伊力哈木：在自治区，原来有维族人担任自治区副书记，现在没有一个维族副书记。在各个地方，从公安到政法委，有些地区甚至维族的位置是空缺的，有些位子被其他的更小的民族替代。不过，跟以前不一样的是，新疆政府比以前聪明，会宣传。宣传得比以前好一点。从宣传层面，好像当局很关注维吾尔族的民生，关注维吾尔族的权利。实际上我们看到，在新疆，当局所做的没有涉及权力的调整，包括没有注意到新疆内部社会层面的这种不平等，包括各个民族之间的不平等。而且最近几年，这种不平等越来越突出。维吾尔人感觉越来越不舒服。
现在是调整新疆政策的关键时刻
法广：您好像比上次我们采访的时候要悲观？您觉得新疆问题如何解决，最终的出路在哪里呢？
伊力哈木：我现在觉得，我并不是像很多人一样很悲观，也不是很乐观。09年，10年，张春贤书记去新疆，我觉得也许透出了一个很大的曙光，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调整。但新疆当局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不过我也相信，只要中央有大的决心，只要新疆自治区党委，张春贤书记有大的决心，现在也完全来得及，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完全是亡羊补牢，已经来不及了，不是这样。我悲观的只是过去的这几年，我很期待，但新疆当局确实失去了最好的时机。不过，现在仍然有机会，新疆那么多的问题，我们能不能赶紧重来，能不能现在就下决心？以最快的速度，大智慧，来一个大的调整？怎么调整？要听取维族民间的各种意见，当局要是觉得正式的方式从政治上来说行不通，能不能采取非正式的方式？开一些研讨会，组织一些正式的调研大队，不是跟上次一样， 很庞大，但只是形式上的东西。现在，我觉得应该是调整政策的关键时候，而且原来民委的主任，蒙古族的，他当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秘书长，我觉得这可能 是一个民族政策上一个大的调整的开始；还有一个方面，像以前中央新疆协调办公室设在政法委，现在挪到国家民委，办公室成员也有国家民委的主任，我以为这是 一个调整的开始。
持久高压，抗争就会成为整个民族的文化
法广：调整具体从哪方面开始？减压，民生问题，待遇，机会均等，民族之间互相疏通等等？
伊力哈木：新的领导人刚上台，需要一定的时间，他们在国内其他方面的政策我们现在也不是看得很清楚。我以为现在是要调整的时候，但新疆又出了这些问题。新疆出了问题，当局只强调压、压、压，高压再高压，形成恶性循环。高压在新疆只能得到一个高反弹。像这样下去，抗争就会形成一种文化，将不仅仅是一个抗争的事件，或者一个村子出了问题，而是整个民族可能会形成一个抗争的文化。我了解我的民族。这个民族是有梦想的，这个民族是有很强的历史文化、民族传统。他如果不被尊重的话，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年代，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这个民族他可能会走向全面的对抗。可能会形成一个民族的运动。也许我说这个话可能会带来对我很不利的局面，当局可能不高兴，但是我不得不说，当局的做法很愚蠢。
法广：你一方面对新的领导班子抱有期望，您觉得解决新疆问题来得及，但是另一方面，你觉得当局的一些做法很愚蠢，现在必须彻底改革，要不然的话？
伊力哈木：你想一想，现在要是再来不及，当局要是再不调整，将来怎么办？中国民主化以后怎么办？中国民主化谁都不可阻挡的。但我最担心的是政府制造的这种东西最后要由双方的民众来买单。如果是政府造成的，仅仅是政府和老百姓层面，这个通过政策改变，制度改变，政府发出善意是可以进行调整的，但是现在这种东西如果持续的时间长久的话，如果变成民族之间的全面的仇恨的话，哪怕制度改变，政策改变，也无济于事。仇恨，只有一代人完了，才可能有希望淡化。但这个需要几百年，中国没有那么多时间，汉人没有那么多时间，维吾尔人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我希望境外的汉语媒体，华人媒体也好，国内的学者也好，政府里面的人也好，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团结起来，要关注共同的问题，民生、民权、民主，法制。我们要共同扶持，共同推动，我们要共同争取我们的未来，我们要呼吁，不要让一些矛盾最后成为老百姓之间的矛盾，我也呼吁当局要调整政策，不要成为历史的罪人。
转自维吾尔在线： 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16675
维吾尔族内部社会结构发生了新变化
法广：从4月发生巴楚血案起，最近三日之内又发生了两起暴力事件，暴力事件越来越频繁，如何看这一现象？
伊力哈木：我不是事后诸葛亮，其实，09年我被扣留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谈过。当时我大胆预测，将来新疆这种暴力冲突会增加，在未来的五年或十年，这种零星事件可能演变成一种运动。我当时说这些话的前提条件是，当局应该利用这个时机调整新疆的政策，使老百姓相信能够通过理性的、和平的、法律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诉求，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但是，从现在来看，当局没有做到。老百姓现在不相信可以通过这种理性的、和平的、 法律的途径解决一些问题。而且，最近情况又有变化，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几年，中国的劳工形势发生了变化，物价不断上涨。现在汉族的民工是劳工荒，在新 疆，50年代，60年代，甚至80年代，农民，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中专生，都可以到企业当职工。可是现在汉族企业、民营企业不招，国有企业也不招。 农民在农村没有多少耕地，城市化和工业化又加剧了跟农民争夺资源。拆迁，建立开发区，维吾尔农民拥有的人均耕地越来越少。而且，现在这里的年轻人跟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一样，不愿从事低效率、收入少的工作，不愿意到一些落后的地区从事农业活动，因为这些农业活动不能满足他们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需求。况且，从某 种程度上讲，维族的农民又跟汉族农民不一样，汉族的农民可以不断地转移到城市或者转移到服务业，成为工人的可能性很大。但维族农民的出路很狭窄，要么就在 维族餐厅，要么就在为数不多的维族企业工作。但是现在维族的大学生也大量失业，就跟农民争这些工作。这意味着维族的大学生工人化农民化，而维吾尔族农民的 处境越来越悲惨。可是中国的学者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都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是说没有注意到新疆维吾尔族内部社会结构的变化。他们只看GDP，但GDP背 后的问题没有注意到。
法广：整个就业市场如你所说，汉族也面临劳工荒，但还有向城市转移的可能性，维族农民面临更严重的就业困境，包括维族毕业的大学生也大量失业。这同大量的内地人到新疆找工作也有关系？
伊力哈木：不仅仅如此。还有一个问题是最近四到五年，新疆大搞安居工程，修建保障房等等。但看看数据，其实很多 房子分配给了兵团和新去的移民。社科院的人告诉我，有人在阿克苏搞了一个调研，当地的一些保障房和经济适用房里面反而没有住上当地的人。与此同时，一方面 在新疆搞大量的开发区，污染企业随之向新疆转移，同时带去了大量内地的资金和移民；另一方面带动了物价飞涨。09年的时候，30多块钱买一公斤羊肉，现在 60多块钱，老百姓能吃得起肉吗？新疆当局恰恰强调的是，这几年民生方面做得不错，但我看到的恰恰是，最近四五年以来，新疆老百姓尤其是维族人在民生方面遇到的问题最大。
当局管理的方式应该使一个民族成功而非使其失败
法广：除了民生问题外，维族人是不是感觉到有一种歧视存在，到底存在不存在歧视的问题？
伊力哈木：我不知道你看不看『维吾尔在线』，最近几年，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新疆的不平等问题。这里面包括歧视和 反歧视的问题。我开玩笑说，2014年，是『维吾尔在线』反歧视年，2013年是维吾尔人反宗教歧视年。09年之前，新疆虽然有些地方禁止留胡须，但没有 像这么疯狂，这么普遍。这种做法很愚蠢，历史上，全世界都看不到这种做法。禁止胡须，限制穿戴，这些都成了禁止的范围或者干涉的范围，即使文革的时候也没 有这样。当局这样做是违法的，没有法律依据，自己像黑社会一样，不依靠法律，那老百姓相信什么依靠什么。结果维吾尔人越来越自我封闭，同时他们很着急，很 多人得了焦虑症，很多人在问，我们该怎么办？当局在新疆对付维吾尔人的方式是什么？他应该使这个民族成功!帮助这个民族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成 功。但在新疆，当局却是在用一种使这个民族失败的方式去管理，使这个民族失败的方式要达到统一新疆稳定新疆是走不通的。只能得到族群的反对。
法广：只有让他们有成功感，才能让他们安居乐业，才能让他们感到融入到了这个大家庭，是吧？
伊力哈木：是。但现在他们有一种挫败感，有一种失败的感觉。这个不仅仅是农民的问题，也是知识份子、干部、学 生，就是说各个阶层的问题。对新疆我以前很乐观，现在我很担忧。简单地举个例子，比如像我，要是换了汉族，我的处境能像现在这样吗？那么多年，我一直就是 一种对话的心态、一种建议的心态，我想缓解这种矛盾，疏通维吾尔人和政府，维吾尔人和汉族之间的这种隔阂,可像我这样的人也是被打压的对象。而且打压得越来越厉害。想想看，整个新疆的情况会怎么样？
打压成为一种群体的感受
法广：为什么不采取疏通的办法？打压是因为当局害怕吗？如果是这样,当局到底害怕什么？
伊力哈木：一个是当局知道新疆问题很多，而且自己做得不对。他也知道老百姓的情绪，所以他害怕。新疆更往西的那些地方，包括中东中亚都发生了一些改变。包括思想上的改变，发生了一些运动。当局可能担心这种改变会影响新疆。另一方面，新疆内部确实存在各种可能性。新疆是中国各种矛盾最集中的地方。中国其它地区有的矛盾，新疆有；中国其他地区没有的，新疆也有，有些还更突出。
法广：在种种担心里面，给人感觉好像当局最担心的是分裂，您觉得真的存在着一股分裂主义势力吗？
伊力哈木：说起来好像当局最怕的是分裂，但我觉得，这个当局心知肚明，他们完全可以应付。其实，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没那么强大，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组织。恐怕当局真正害怕的是新疆维吾尔人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是一种群体的认同，在一种打压成为一种群体的感受的时候，当局肯定害怕。在中国，为什么当局不害怕汉族老百姓，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群体感，每个个体都感到了不平等，感到了不合理，但没有群体的感觉。可是维吾尔作为一个有信仰、有民族意识的民族，他的群体感越来越强。宗教活动被打压，比如说不让我出门，可能其他维吾尔人也感觉到：不让我们出门。不让你去 清真寺，不让你去念经，大家就会产生同样的遭打压的感受。这是一个群体的感觉，是一个民族的感觉。当局在新疆怕的就是维吾尔的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历史认同。
国家应该主持正义
法广：如果我没理解错，新疆暴力活动越来越频繁，一个和经济上的压力，经济待遇不平等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没有把这个民族向成功的方面去帮助他，去扶持他，这和当局的政策导向有很大的关系吗？
伊力哈木：当局对付新疆还是老办法，就是采取高压。新疆这几年，你看增加最多的是什么，是警察，武警，包括协警和一些维稳的力量。我们看到一些判决的案例。判得越来越多，而且处理的方式越来越严。二月份一个案子就是因为上互联网被判刑。被判的好像是20人，罪名是他们把境外的一些媒体的文章存在U盘里。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他们被判刑6年。最近还有一次，有19个人被判刑，罪名是观看了境外的视频，上了境外的网站，被判刑5年。这种方式，老百姓能活下去吗？作为一个大学的老师，我在北京，我也感觉到维吾尔人的处境越来越难。当局应该注意到，在新疆无论实施哪种政策， 他应该关注的是公正、公平，让这里的人民感觉到，无论你是什么民族，都得到了平等的对待。政府要平等地对待，要主持公义。民间之间的歧视永远是存在的，法国，美国也存在。但作为国家，作为政府，他应该主持正义。他的依据是法律，是道德，是一个地区的历史。但当局恰恰没有顾及到新疆的这些问题，只顾及一些短期的政策，掩饰自己的政策，修饰自己的政策。
维吾尔人在权力层面越来越缺少代表性
法广：好像政府说我们这些年给了新疆大量的投资，我们也希望各民族团结，我们也采取了好多对大家都有利的措施？
伊力哈木：刚才你谈到的其实在国内都在说。但关键是当局所做的并没有带来具体的改变。当局的这种投资，这种所谓的援疆政策，跟当地的维吾尔人有什么关系？群体之间，民族之间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就从权力层面来看，从中央到地方，维吾尔人的代表性越来越少。自治区15 个常委，只有4个维吾尔人。甚至在中央，原来一直有两个代表，一个政协副主席，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现在只有一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而且这个副委 员长还兼职新疆人大常委会主任。但他既不是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也不是自治区党委的常委。
法广：维吾尔族干部在基层的情况如何，在维族自治区能占到多大的比例？
伊力哈木：在自治区，原来有维族人担任自治区副书记，现在没有一个维族副书记。在各个地方，从公安到政法委，有些地区甚至维族的位置是空缺的，有些位子被其他的更小的民族替代。不过，跟以前不一样的是，新疆政府比以前聪明，会宣传。宣传得比以前好一点。从宣传层面，好像当局很关注维吾尔族的民生，关注维吾尔族的权利。实际上我们看到，在新疆，当局所做的没有涉及权力的调整，包括没有注意到新疆内部社会层面的这种不平等，包括各个民族之间的不平等。而且最近几年，这种不平等越来越突出。维吾尔人感觉越来越不舒服。
现在是调整新疆政策的关键时刻
法广：您好像比上次我们采访的时候要悲观？您觉得新疆问题如何解决，最终的出路在哪里呢？
伊力哈木：我现在觉得，我并不是像很多人一样很悲观，也不是很乐观。09年，10年，张春贤书记去新疆，我觉得也许透出了一个很大的曙光，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调整。但新疆当局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不过我也相信，只要中央有大的决心，只要新疆自治区党委，张春贤书记有大的决心，现在也完全来得及，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完全是亡羊补牢，已经来不及了，不是这样。我悲观的只是过去的这几年，我很期待，但新疆当局确实失去了最好的时机。不过，现在仍然有机会，新疆那么多的问题，我们能不能赶紧重来，能不能现在就下决心？以最快的速度，大智慧，来一个大的调整？怎么调整？要听取维族民间的各种意见，当局要是觉得正式的方式从政治上来说行不通，能不能采取非正式的方式？开一些研讨会，组织一些正式的调研大队，不是跟上次一样， 很庞大，但只是形式上的东西。现在，我觉得应该是调整政策的关键时候，而且原来民委的主任，蒙古族的，他当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秘书长，我觉得这可能 是一个民族政策上一个大的调整的开始；还有一个方面，像以前中央新疆协调办公室设在政法委，现在挪到国家民委，办公室成员也有国家民委的主任，我以为这是 一个调整的开始。
持久高压，抗争就会成为整个民族的文化
法广：调整具体从哪方面开始？减压，民生问题，待遇，机会均等，民族之间互相疏通等等？
伊力哈木：新的领导人刚上台，需要一定的时间，他们在国内其他方面的政策我们现在也不是看得很清楚。我以为现在是要调整的时候，但新疆又出了这些问题。新疆出了问题，当局只强调压、压、压，高压再高压，形成恶性循环。高压在新疆只能得到一个高反弹。像这样下去，抗争就会形成一种文化，将不仅仅是一个抗争的事件，或者一个村子出了问题，而是整个民族可能会形成一个抗争的文化。我了解我的民族。这个民族是有梦想的，这个民族是有很强的历史文化、民族传统。他如果不被尊重的话，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年代，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这个民族他可能会走向全面的对抗。可能会形成一个民族的运动。也许我说这个话可能会带来对我很不利的局面，当局可能不高兴，但是我不得不说，当局的做法很愚蠢。
法广：你一方面对新的领导班子抱有期望，您觉得解决新疆问题来得及，但是另一方面，你觉得当局的一些做法很愚蠢，现在必须彻底改革，要不然的话？
伊力哈木：你想一想，现在要是再来不及，当局要是再不调整，将来怎么办？中国民主化以后怎么办？中国民主化谁都不可阻挡的。但我最担心的是政府制造的这种东西最后要由双方的民众来买单。如果是政府造成的，仅仅是政府和老百姓层面，这个通过政策改变，制度改变，政府发出善意是可以进行调整的，但是现在这种东西如果持续的时间长久的话，如果变成民族之间的全面的仇恨的话，哪怕制度改变，政策改变，也无济于事。仇恨，只有一代人完了，才可能有希望淡化。但这个需要几百年，中国没有那么多时间，汉人没有那么多时间，维吾尔人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我希望境外的汉语媒体，华人媒体也好，国内的学者也好，政府里面的人也好，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团结起来，要关注共同的问题，民生、民权、民主，法制。我们要共同扶持，共同推动，我们要共同争取我们的未来，我们要呼吁，不要让一些矛盾最后成为老百姓之间的矛盾，我也呼吁当局要调整政策，不要成为历史的罪人。
转自维吾尔在线： 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16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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