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流亡社会的新力量

作者：纪硕鸣
来源：亚洲周刊  24卷23期 2010.06.13

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率领一些藏人离开西藏来到印度后，每年都会有西藏人来到达兰萨拉，投奔达赖喇嘛。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边防严加防卫，但这样的投奔数 量却在增加。流亡藏人在印度落脚，又经过学习培训，有的学了英语、计算机等生存技能后又回到家乡，有的则转投西方社会，成为流亡社会的新力量。

据悉，现在欧美等各地流亡藏人非政府组织的领袖，不少都是近年从中国流亡出去的年轻一代，在欧美接受教育后留在当地。不少人在当地参加政治活动，成立政治 组织，在日本、法国、瑞典等地的西藏社会组织领导人，都是来自中国藏区的年轻藏人。

李科先是七零后的西藏人，一九九八年离开藏区逃亡印度，他对亚洲周刊表示，在少年时期就形成了独立的观点，那时中国有「民运」，拉萨八七、八九年连续发生 动乱事件，「那时我就认为，西藏独立才有希望」。来到印度，李科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念，开始他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不断宣扬他的独立理念，还融和流亡西藏社会 的藏独势力共同寻找独立的出路。最近，李科先不仅以安多地区的高民调参选明年举行的新一届议会，还正筹备成立独立西藏的「宪法起草小组」，他自然就是这个 小组的负责人。

二零零七年，李科先以个人身份参加在达兰萨拉首次召开的藏独领袖讨论会议，那次会议以流亡西藏社会的本土派领袖为主，各年龄层次的代表都有，大都是知识分 子，但如李科先那样近年来流亡西藏社会的独派领袖只有四个人。去年，李科先组织了一次西藏独立研讨会，中国七、八十年代出生、流亡的西藏人士占了一半。今 年下半年的八月，各地流亡的西藏独派人士将再次聚集印度南方，参会人数将超过三十人，李科先正参与会议筹备工作。李科先说，就是在流亡议会中，近年流亡的 藏人的比例约占一成，他认为，「这个数字会慢慢多起来」。

一些流亡藏人冲击中国使馆、激进抗议，李科先都没有去参与，他认为，西藏首先要证明自己，独立是伟大神圣的象征，他通过演讲、写作、组织国内外的活动来表 达、宣传独立理念。「这是理性的表达，是为理念而奋斗。」李科先认为，过去藏人对达赖喇嘛是服从，现在年轻一代「以自己的信念和想法为首要追求，这样的趋 向越来越明显」。李科先的叔叔在印度南部做生意，有优越的生活条件，他希望李科先可以去南部，为了自己的理念，李科先谢绝了。

周加才让住在李科先的隔壁，两个人一人租一间小屋，他们是好朋友，却有不同的价值观，周加才让绝对不赞同西藏独立。二零零零年，周加才让翻山越岭来到达兰 萨拉，不为寻求独立，而是为找到精神的力量。这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高材生，还是培养对象，他在青海师专从教，父亲还是当地的一位高官。周加才让表示，当 年在北京遇到一位藏人，宣传达兰萨拉的自由、保存完好的西藏文化等，就想来了。「当然还想见一见达赖喇嘛这位传奇人物，里面说他分裂，到了这里、看他的自 传，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周加才让当过杂志的总编，又到台湾达赖喇嘛基金会，在台湾找到了另一半。现在他是作家，在台湾写专栏、出书，将流亡西藏和真实的西藏介绍给读者。为了写作 的灵感，他一半时间在台湾，一半时间在达兰萨拉。他说﹕「在印度过穷日子很过瘾，没有物欲，活得低调，人生观变了。」

旦增德丹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现在以翻译为生。最近刚从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交流回到达兰萨拉。旦增德丹指解决西藏问题没有进展，而且丧失了最好时机。 他不赞同独立，因为「没有条件」，但他认为，近些年从中国西藏境内来的、主张独立的藏人敢说敢做，他们有使命感，有理想，有历史责任。「而这里（达兰萨 拉）出生的藏人，接受的是印度的教育，见到有钱有势的人就失去了正义感。」旦增德丹认为，对流亡西藏来说，不是要急着去谈判，而是要改革，改变流亡社会资 源不合理集中，要加快政教分离，要培养人才，从长远考虑后达赖喇嘛时代的传承。■

達賴考慮辭職中間路線失控

作者：纪硕鸣
来源：《亞洲週刊》 24卷23期 2010.06.13

印度北部達蘭薩拉的四月顯得有些「平靜」。三月初，一年一度的紀念活動過後，流亡藏人社會沒有像前些年北京舉辦奧運前夕接連不斷的抗議活動，街頭的標語也不見過往般激烈的語詞。不過，亞洲週刊在流亡藏人社會的採訪過程中發現，一股西藏獨立的暗流正形成，並日見波濤洶湧。當達賴喇嘛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不斷擴大時，他在流亡藏人內部，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達賴喇嘛希望漢藏加強交流，近日在中國作家王力雄的安排下通過互聯網回答中國網友的提問。自二零零八年以來，達賴喇嘛推動漢藏交流，向漢人介紹他的「中間道路」，並在世界各地建立百多個漢藏協會，和海外的華人團體接觸溝通明顯增加。但另一方面，達賴喇嘛提出多年的中間道路，不僅被北京否定，在流亡藏人中，持否定態度的聲音在增強。達賴喇嘛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表示，如果獨立的聲音在藏人中佔主導，他唯有辭職、退休。

一九九四年在青海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十八年的李科先，是一個立場鮮明卻又理性的藏獨人士，目前正在成立西藏憲法起草工作組，還要聽取中國、印度法律專家意見，他稱這是「要聽取周邊國家的意見，處理好周邊國家的關係」。據悉，李科先已請澳洲法學專家草擬了西藏憲法，要作為研討會的討論文件。

藏獨路線圖曝光

不久前，李科先及一批主張獨立的西藏團體負責人開會，開始制定西藏獨立路線圖，設定西藏獨立的步驟。在流亡西藏議會四十三個議員中，上一屆有七個議員公開表明要走西藏獨立的道路，這一屆四十二個議員中有十四個議員公開表明獨立，獨立力量在議會中增長很快。這些獨立派人士正部署明年的議員選舉，聲稱要爭取讓主張西藏獨立的議員過半，然後還要策劃選出獨派控制的首席部長，完成一場藏獨的顏色革命。

一九九八年乘保外就醫到印度的李科先，在德里培訓了一段時間後，在達蘭薩拉流亡政府的西藏問題研究中心任研究員，但在政治觀點上與流亡政府不一致，李科先被勸退。李科先沒參加任何組織，以獨立人士堅持自己的獨立主張，撰寫文章，到學校演講。他認為：「要求獨立，和這一代人能否實現獨立是兩回事。」

李科先表示，獨立是既定目標，各界獨派人士已成立聯合組織，並召開了聯合會議，一旦不能通過選舉「奪權」，將以有憲法、有綱領的聯合組織取代現有流亡政府。一場獨派人士期待改變西藏流亡政府控制權的爭奪戰已經悄然打響。面對流亡社會藏獨勢力抬頭，達賴喇嘛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表示：「所謂的獨立，就是我勝它敗，就不是對話。我自己有這樣的對話理念，在全世界宣揚，就不可能對西藏的問題持另一種態度。我的想法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西藏人完全選擇獨立的道路時，我唯一的選擇就是退休、辭職。」

挑戰來自西藏流亡社會獨派勢力的此消彼長，達賴喇嘛和北京間的談判長期不能見效，指責達賴喇嘛「中間道路」走不通的聲音開始強大，民間媒體和部分民眾也出現轉向。有主張西藏獨立人士向亞洲週刊表示，樂見達賴喇嘛和北京談判陷入僵局，公開稱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不被中共認同，我們深感高興，這樣西藏獨立才有希望」。

一月底，達賴喇嘛的特使甲日·洛迪、格桑堅贊等一行五人和中國官員舉行了歷時兩天的會談。上一輪談判中，達賴喇嘛方提出一份《為全體藏人獲得真正自治的備忘錄》，北京認為這是一份獨立或變相獨立宣言，這一次，甲日·洛迪等人又作出解釋，北京同樣不接受。談判沒有進展，代表回到達蘭薩拉後，引起一輪爭議。有前任國會議長嘎瑪確派在議會指該「備忘錄」沒有經過討論，不能代表西藏人民。

西藏流亡議會議員由康區、安多、衛藏三區及五大教派組成的，每區各十名委員，每教派各二名委員，還有美洲二名委員，歐洲一名，總共四十三名委員。議員質疑「備忘錄」的代表性，同時不認同相關內容，康區全體代表及另二名議員共十二人在會議中途集體退會表示不滿。據悉，達賴喇嘛的談判代表最後要面對連續二天的聽證會作解釋。這是流亡社會，更是達賴喇嘛面對的第一次。

三月三十日，在達蘭薩拉官邸，達賴喇嘛再次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承認，有人提出「備忘錄」不代表全體西藏人民，這「對中間道路觀點是挑戰。」但達賴喇嘛認為﹕「這個（中間道路）意見，特別通過了公投。零八年的大會賦予達賴喇嘛的權力，代表西藏人民去解決西藏問題。這是代表民意的，如果中國政府同意的話，我們也會作民意調查，因為這不是達賴喇嘛的問題，而是全體西藏人民的問題。我堅信，大多數西藏人民是會同意的。」達賴喇嘛指，西藏流亡議會看上去簡直無法無天，在吵架，「實質上，吵架也好，是非常自由的一種狀況」。

但事實上，這種自由已經影響到流亡藏人社會的主體意識，甚至威脅到達賴喇嘛的個人權威。長期來，達賴喇嘛提出「中間道路」的構想得不到實現，和北京的談判也處於膠著狀態，流亡社會慢慢產生焦慮情緒，藏獨勢力開始浮出水面。以前公開鼓吹藏獨的人士會被藏民罵，現在這種情況不見了。不久前新開設的獨立聯盟英文網站吸引了眾多的年輕藏民上網，有人公開責罵流亡西藏推行的民主、中間道路。有西藏流亡政府的公務員告訴亞洲週刊，以前的獨立聲音不會挑戰達賴喇嘛的權威，「現在挑戰變得直接、公開了」。

《西藏時報》是一份流亡藏人創辦的獨立藏文報章，總編輯龍熱嘉向亞洲週刊表示，達賴喇嘛離開西藏五十年，和談有三十年了，卻每下愈況，「藏人都認為是一個騙局，看不到民族的希望。以前獨立是情緒化，現在有理據、現實的支持越來越佔上風了」。龍熱嘉認為，二零零八年是個很大的轉折，藏人反思：中間道路行不通，沒有前途，轉而支持獨立。龍熱嘉還劃出流亡社會獨立轉變圖：從激進獨立——為獨立找理論基礎、大規模組織準備——整體社會的改變。他指出，現在西藏的知識分子不再沉默，會通過輿論來表達老百姓的想法。「一個明顯的變化是，對達賴喇嘛的服從從過去的『絕對』到現在的『有限』。」

有人在報章撰文，指達賴喇嘛在宗教上是超人，但在歷史、文學、藏學方面的知識有局限，勸說達賴喇嘛不要什麼都參與了。龍熱嘉說，過去對達賴喇嘛的政見提出挑戰尚可理解，現在挑戰擴展到文化、知識層面，還有一批支持者，引起社會廣泛爭議。

據悉，《西藏時報》近年也一改支持中間道路文章佔主導的內容，要求西藏獨立、批評流亡政府的文章日益趨多，遠超過支持中間道路的文章。龍熱嘉表示：「報社中立，持旁觀者的態度，以事實來發表評論，以前的核心是支持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現在還持這樣的立場，報紙就沒人看了。報紙為讀者服務，我們應對社會轉型。」

曾經是達賴喇嘛忠實擁護者的龍熱嘉有意參選明年的流亡議會，他傾向性的轉變，代表著流亡社會的一種挑戰，是傳統西藏社會的叛逆。他說：「對達賴喇嘛，過去是絕對擁護，但他的晚年，到了成為一種選項的時代。」他相信，明年流亡議會獨立派人士會明顯增加。

對與北京對話沒有進展，達賴喇嘛顯得無奈，但他認為，這是解決西藏問題的唯一方法。他回憶，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共產黨的官員對西藏是誠心誠意的，是完全為勞動人民服務的心態。」他表示，一九五四、五五年到內地去參觀，和共產黨黨內人士談話都比較痛快，基本上是很有誠意的。五六年達賴喇嘛到印度參加佛陀誕辰二千五百年，那時怕他不回國，總理周恩來親自到印度德里找達他談話。

達賴懷念周恩來年代

達賴喇嘛說，周恩來講到一定要回去的原因，稱西藏的民主改革可以延後六年，這是毛澤東作的決定，六年以後要不要延期再看西藏人民的願望，看實際的情況再作決定。「周恩來到印度一是為外交，一是為了說服我回國。周恩來很自信而且很誠懇地向我提出。副總理賀龍也專門來我的住處，很強硬地說，『獅子在雪山上是一頭雪山的獅子，但獅子到了峽谷裏，它一定是一條狗』。所以一九五九年時，獅子已經離開了雪山，五十一年在峽谷裏，沒有變成狗，但變成了『魔鬼』。」達賴喇嘛感嘆，現在中國統戰官員的思維狹窄，對整個狀況也不了解，和周恩來年代差距很大！

訪談中，達賴喇嘛多次流露出思鄉的情結，但他以目前的形勢判斷，自認去五台山朝拜幾乎沒有可能性。他首次向亞洲週刊表示，可先去香港，「以宗教的一種方式到香港訪問。香港和內地不一樣，實行一國兩制」。以下是達賴喇嘛接受亞洲週刊訪問的摘要：

第九次會談結束，與北京關係進入低潮期，你怎麼看？

中共召開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有個信息值得關注，北京召集了除西藏以外的其他藏區的負責人到北京開會，統一的去看除西藏自治區外的四川、雲南、青海、甘肅等藏區的藏人，對他們的政策、發展要統一部署。在全國人大代表會議上，總理溫家寶在工作報告中也提到了對西藏自治區以及其他藏區的發展。我們過去在談判或者對外的訴求中，一再提到所有的藏區，我們所提到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之內的所有藏區。當然，這裏面還有一個關鍵，因為零八年時出現了西藏自治區及之外的所有藏區的抗議。種種的因素，使中央看到所有藏區共同部署的重要性。

這和你們提出的大藏區不一樣吧？

我們提出的是西藏名副其實的自治，沒有提大藏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所規定的藏族名副其實的自治，我們提出的這些建議，統戰官員無法直接辯駁，然後他們就提變相獨立，或者是半獨立。從這些方面可以看出，這些統戰官員根本不想解決問題。

最近兩次談判，都圍繞備忘錄進行。北京連中間道路都沒有接受，能接受具體化的備忘錄嗎？

如果要讓中央政府承認或者接受什麼，那只有一句話：「我們沒有任何訴求，我們要回去。」還要肯定一下，中央在西藏做的非常好，西藏人民安居樂業了，我們要回去了。這樣的話他們可能會接受。但我們沒有辦法提。第九次談判時，我們提了一個建議。目前，中央和我之間最大的分歧是對西藏內部的看法不一樣。中央政府一再講，西藏人民安居樂業，沒有痛苦。我們得到的資訊，了解到西藏人民當然有物質的發展，但在精神等很多方面是痛苦的。我們的建議對西藏內部人民生活作一完整客觀的調查。另外，零八年三月份西藏所發生的事件，我向全世界呼籲，要求中央派人來調查，如真的是我們操控的話，我們要向全世界道歉，希望中央派人來這裏了解情況。

這樣的建議有回應嗎？

與統戰部接觸，他們也沒有解決問題的決定權，所以統戰部好像在混日子，一再拖，我們也習慣了，像朝聖一樣到北京去，得到他們的一頓教訓，就回來了。

零八年十一月的對話和最近一次對話有什麼進展？

基本上沒有很大的進展和變化。零八年六月在深圳有個非正式的對話，那時我們抱有希望，希望中共真的能面對現實，誠懇的和我們一起談判。但以後的談判中沒有這樣的希望出現。現在看來，中共最高層領導還沒有一個解決西藏問題的方式。從宏觀角度講，在這樣氣氛下，去單獨要求解決西藏問題，面對西藏的爭議，我覺得是有困難的。

解決西藏問題能不能先易後難，擱置爭議。北京一直說達賴喇嘛拒絕談個人的前途問題，到底有哪些方面的前途問題？

具體的個人前途問題，就是向共產黨投降。五九年我是逃出來的。那時出來，不是怕西藏內部發生問題。是怕中國共產黨，所以逃出來了。過去我講過，希望去五台山朝聖，這當然是我個人的願望。但現在西藏狀況如此嚴峻，我要考慮去了以後，很多西藏人會抱很大希望，結果又卻令西藏人失望，我覺得這樣做效果不好，從一個比較壞的方面看。西藏人會批評：達賴喇嘛個人去朝聖，對西藏問題什麼都沒有做。

即使去朝聖，也是藏傳佛教的重要內容。能不能一步步走，能做的先做呢？

你問到這個問題，我們也討論過，先把雙方有爭議的問題放一邊，先去討論雙方都能接受的問題。如西藏的環境問題，中央政府也很關注，我們也覺得很重要，達賴喇嘛在全世界有影響力，提到過環境問題，大家合作；然後就是教育問題，新一代的教育問題很重要，我們可以派一些老師到國內。這裏的教育抓得很好，英文、藏文，我們可以派一些老師前去。我們也可以請西藏境內的學生到印度來留學。有討論過，但沒有作決定。確實可以把複雜的問題放一邊，簡單的問題大家共同來先解決。

去五台山一直是你的願望，能否也作為先解決的一步？
有個很好的朋友，與中國政府也很好。見到我時說，希望尊者先到中國去朝聖。當時我說，即使能去的話，中央政府如何向中國人民交代，他們把達賴喇嘛當作分裂主義者，是一個「魔鬼」，在西藏內部狀況有改變情況下，讓一個分裂者，讓一個魔鬼去朝聖，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如果西藏內部狀況往好的方面轉變，我可以對這些好的方面進行肯定，這樣可以消除我這個「魔鬼」的罪孽。消除罪孽後我去朝聖，大家都比較容易接受，對中國人民也比較好交代。

有沒有去上海世博會看看這樣的意向？

關鍵的一點是藏人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以及西藏內部一些問題的改善。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回國可以找到很多藉口，不一定是世博會。比如說，在國內召開一個為了世界和平的諾貝爾獎得主的會議，我可以參加，這個「魔鬼」也是得過諾貝爾和平獎的。有的朋友跟我提出，先到香港去訪問，沒有任何政治的因素和考量。香港也有很多佛教徒，也跟我們有聯絡。我純粹以一個導師的名義，到香港，純粹是宗教的活動，有大型的法會。當然也會見到記者，包括會見到你。但這當然也是很困難的，因為中國政府抱著懷疑和猜忌的態度。

你曾經講過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如果大部分藏民同意，靈童轉世制度可以取消。那麼如果大多數西藏人不認同中間道路，而要走獨立之路，達賴喇嘛是否也這樣去認同他們？

一九八七年時，西藏發生一些動亂，西藏人抗議，英國的一個記者問，怎麼辦？達賴喇嘛一直呼籲不要動亂，但民眾不聽你的話怎麼辦？我的回答很清楚，我唯一的辦法就是辭職、退休。我在一九七零年代就產生了中間道路的想法，也徵求了民眾的意見，進行了公投。零八年我們召開了特別大會，得到民眾的完全支持。九零年代公投，大部分民眾是支持中間道路的。

也有部分民眾對中間道路不很了解，但他們認為，是達賴喇嘛提出的原則和力量就要支持。至少，中間道路是有成果的。

成果體現在哪些方面？

未來西藏問題的真正解決，應該是由漢藏兩個民族的共同了解、理解的狀況下解決。所以我的中間道路的提出，得到了非常多漢人朋友、中國的知識分子及民運人士的支持，不同族群的中國人對中間道路的支持。他們對我的理解，這是一個很大的成果。我一直在全世界到處講，我宣揚一個觀點和理念，二十世紀是一個戰爭的世紀，是一個血腥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對話的世紀。我認為，只要有爭端，就應該對話，雙方達成和解雙贏的結果。

共產黨批評你說一套、做一套，一方面接受共產黨領導，一方面又要共產黨退休，怎麼解釋呢？

所以共產黨要退休，因為他們沒有聽清楚。最近我跟幾個華人團體講，我所謂的共產黨退休，不是否定共產黨的貢獻，共產黨有過、有錯，也有對中國很大的貢獻，我肯定他們的貢獻，但提到共產黨應該在黨內民主化，然後帶頭實行法治、民主等中國人民需要的體制建設，帶頭去做。做好了，然後光榮退休。而不是恥辱的退休。這個世界上物質是變化的，共產黨不可能永遠不變，永遠執政。我不是批評共產黨，是光榮退休。我也不是反對共產黨，不是抗議共產黨。現在共產內部機制不透明，產生了腐敗，貪污，所以有人對共產黨是否定的。我的想法是共產黨先把內部清理好，整個黨是清廉的，然後退休。

關心西藏問題的漢人越來越多，但另一個矛盾點是，藏人中要求獨立的聲音越來越大了。流亡議會中有七八個要求獨立的，現在有十四五個，明年選舉，可能會過半。獨立的聲音強了，這是為什麼？

這個問題，應該非常詳細的思考。零八年三月在西藏各處發生抗議事件，有的地方喊出的口號就是西藏獨立，對西藏獨立的內容，未來能否獨立沒有作非常詳細的思考。原因是最近二年，在抗議事件發生後，我在歐美見到很多西藏境內的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是有影響的，有退休的教師等。他們異口同聲的對我說，現在解決西藏問題的唯一最好的辦法是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我可以肯定的講，西藏境內的這些精英、有思考的知識分子，他們對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是絕對支持的。這裏面有一個沒有去理性思考的問題。中國政府對西藏嚴厲打壓之時，人們渴望的就是一個西藏的獨立。讓一個地方可以成為獨立的國家，獨立這二個字叫起來很方便，聽起來也很溫暖。但你問他們，你怎麼去贏得獨立，如何去得到中國人民的支持時，他們絕對沒有詳細的應對方式來回答這些問題。

現在的困難之處在哪裏？

西藏獨立，你不需要作任何解釋，但中間道路你需要作很多解釋，什麼是中間道路，怎麼去爭取等，這裏就不一樣。比如說對中間道路的背景狀況，其基本原則是什麼，發展過程中我們得到的成果有哪一些等要有詳細的文件來闡述，讓更多的西藏人來了解中間道路的整個原由和過程。

這種尋求獨立的西藏人是抱著激動的情緒，你提到的有一部分議員他們很激動，批評達賴喇嘛，批評流亡政府，說中間道路是一種屈服。有些西藏的年輕人，用個人的名義寫文章，也有尖銳的看法。當然，我們一方面歡迎這樣的批評，我們是民主化的社會，我完全支持民主，所以不同的聲音，我們不會去打壓，我們尊重他們的聲音。共產黨反過來講，這裏出現的聲音，似乎又是達賴喇嘛做出來的。

有人提出真正自治的備忘錄不代表全體西藏人民，這是不是在挑戰達賴喇嘛的權威？

對，這對達賴喇嘛中間道路觀點是一個挑戰。有的人批評說，這個建議已經給中國政府了，還好，中國政府沒有承認，如果承認了，就沒有辦法挽回。我們提出這個意見，特別通過了公投。零八年的大會賦予達賴喇嘛的權力，代表西藏人民去解決西藏問題。這是代表民意的。如果中國政府同意的話，我們也會作民意調查，這個時候我堅信，大多數西藏人民是會同意的。

我關注達賴喇嘛對統戰問題的看法，你也提出統戰要讓西藏官員到達蘭薩拉，你覺得這是不是一個好的統戰方式？

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邀請統戰部的官員來，其實也是好的，可以邀請他們到達蘭薩拉來批評我們，來譴責我們。我有時候跟中國的年輕人說，我這隻手跟毛澤東握過很多次，得到毛澤東加持，當時與毛澤東的關係如父子之間的關係一樣，毛澤東很關心，很疼我，開始很誠懇，一九五七、五八年就變了。■

達賴願談判但藏獨已難控

獨家專訪：十四世達賴喇嘛談藏人自焚問題

作者：纪硕鸣
来源：《亚洲周刊》2013年6月2日 第27卷 21期

中國總理李克強首訪印度，印度的右翼政黨及流亡藏人激進組織兩股勢力合流，藉機抗議。印度警方加強了對中國駐印度使館以及李克強下榻酒店附近的維安工作，還拘捕了一名試圖在中國駐印大使館外焚燒五星旗的藏族男子。在北京中斷與達賴喇嘛代表連續多年的談判後，境外藏獨勢力更為激進並有與國際藏獨分子合流的跡象，自二零零九年始出現大量藏人自焚，至今已發生了超過一百一十起。政治上退休的達賴喇嘛則稱，如果北京願意，已經作好重啟談判的準備。中共十八大後，中共新一屆領導面對的西藏形勢更嚴峻、複雜。

亞洲週刊獲悉，藏獨團體正醞釀要以更硬的一手強化對抗力量。在經過談判失利、達賴喇嘛辭去政治職務及境內藏區不斷出現自焚事件後，流亡海外的藏獨團體正策劃整合西藏獨立的聯合組織。包括藏青會、政治犯組織、民主黨等在內的西藏流亡藏獨組織已多次召開研究會議，商討建立超越組織、派別，整合全球藏獨力量的「西藏獨立、復國的整合團體」。

首次會議於去年四月在紐約召開，有八十多名藏獨支持者與會。六月二十七日，在達蘭薩拉再次召開有二十多人參加的超派別的聯合討論會，其中還有十個民選流亡議員與會，並發表了「西藏國民議會建國宣言」。西藏青年會主席次旺仁增對亞洲週刊表示，不支持中間道路，「藏青會對除獨立外的任何談判都是排斥的。達賴喇嘛政治權力下放，是給予推動民主最大的機會」。

流亡藏獨人士策劃整合所有藏獨統一團體——「西藏獨立聯盟」，該組織將首次吸納外國支持藏獨者加入。計劃會議由各組織及黨派推薦正式代表超過一百名，吸納支持藏獨的外國代表超過一百名，包括印度境內支持西藏獨立的官員、學者等。

每年的二月十三日是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宣布獨立的紀念日。這一天在美國紐約，一百多人出席召開了西藏獨立聯盟成立預備大會，宣布以藏獨復國為號召的聯盟成立。這個最大規模的不分種族、團體、國籍的藏獨組織，未來不僅與執政的中共抗衡，還是流亡藏人中針對現有流亡政府的最大反對黨。在預備會議的復國宣言中稱，該組織主要做二件事，一是堅持西藏獨立；二是提倡民主改革，在西藏境內製造民主基礎。該組織的核心層決定，五月份宣告會議章程，九月份召開代表大會選舉核心領導。這次會議將是歷史上最具規模的藏獨大會，西藏獨派老將嘉楊諾布、丹增中杰、拉桑才浪等都加入。

藏獨聯盟將成為流亡社會的反對黨，要修訂現有的流亡政府憲法，改變議會議員來自地區（三個地區每區十個，十大教派每教派二人）的格局，而以政黨替代，要實行政黨輪替制度，西藏獨立聯盟將是流亡政府的最大反對黨。他們不認同現有的流亡行政中心，堅持要以流亡政府作為流亡西藏人的政府組織。值得注意的是，會議宣言中去掉了過去一再強調的「非暴力」方式。這意味著，北京未來將面對更大規模，更為強硬的藏獨組織。

三個八成不容低估

流亡藏人的政治犯「九十三」組織主張西藏獨立，執行會長李科先表示，他們並不反對達賴喇嘛與北京採取談判的方法來解決西藏問題，但他認為，如果沒有談判，中間道路也就沒有了。他指出，在流亡藏人中有「三個百分之八十」之說。即：百分之八十的藏民支持「中間道路」；百分之八十認為與北京談判不會成功；現在可以讓藏人回去了，但百分之八十不敢回去。

面對幾近失控的多方壓力，達賴喇嘛在政治上已經退休，曾委任的「談判代表」也已經辭職，他在最近連續二次接受亞洲週刊訪問中，堅持自己提出的「中間道路」，時不時透露出對十八大後的期待，他願意再啟談判；還期待能到台灣走走，有機會到香港弘法；期待實現數十年來想到五台山朝聖的願望。

達賴喇嘛接受訪問時回答說，中間道路是通過深思熟慮後得出的方案，「是我在一九七四年，也是在這個房間裏作出了這個決定（意即他是在那時開始放棄尋求獨立）」。他說，三十年來一直堅持中間道路的立場沒有變，西藏人內部也有些人反對，在支持西藏的國際團體中，也有不少聲音反對中間道路；「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都是堅持這個方針和原則」。「我過去這麼多年來，非常誠懇、很誠意的提出了雙贏的方案，但沒有得到認同，沒有任何成果。我的誠意用百分比來比的話，中間道路能得到解決問題好的成果，我有百分之一百信心。但統戰部對我的批判，令我的信心已落到了百分之六十。為什麼會失去信心呢？我擔心，不知未來會發展什麼事情。」

達賴喇嘛擔心，已經堅持了三十多年了，如果到了四十年、五十年，仍然沒有任何成果，會讓西藏人民用民主的方式去決定。他表示，所推重的民主不是口號，是誠心誠意的，「當民主的討論和趨勢到了某種程度，我不得不尊重民主的決定。讓西藏人民坐下來去詳細的商討，這種商討要去考慮暫時的、長遠的利益，找到真正對西藏人民有利的決定」。達賴喇嘛說，到時，他不能提出反對，只會提出自己中間道路的堅持，表示自己的觀點，卻要尊重民主的結果。

達賴喇嘛現年七十七歲，如果再等二十年，那是九十七歲。他說，人生已經到了最末端，有時心情有點悲傷。「悲傷的原因是，經常會遇到來自大陸的非常虔誠的佛教徒，他們見到我時，流著眼淚說，達賴喇嘛尊者，你不要忘記我們在大陸的信徒。聽到這樣講的時候，我的心情真的有些悲傷。」

兩眼都作白內障手術

去年七月初，達賴喇嘛在印度新德里醫院兩眼都做了白內障手術，然後在印度境內進行弘法活動。他語意雙關地說，「現在看一切都更清楚了」。早前，他一直在印度最北邊的拉達克，山高四、五千米，對他沒有任何影響，一點頭痛的感覺都沒有。「在一個海拔四千米的地方住了一個晚上，感覺都很好」。

問到有人說他可以活到一百一十三歲，這是否傳言？達賴喇嘛很認真地回答：「沒錯，有人說我可以活到一百一十三歲。」達賴喇嘛曾做過活到一百一十三歲的夢。他說，「當然夢不能完全相信」。二百年之前，有一個寧瑪派的大師預言，一位上師可以活到一百一十三歲，以後很多高僧大德在解讀這個預言時都說，這位尊者就是達賴喇嘛。達賴喇嘛表示：「我想說，如果中國政府允許我回到西藏，我身體一點沒有問題。」

政治上退休以後，達賴喇嘛有更多的時間注重佛教與科學的對話。第二十六屆心靈與生命研討會一月中在位於南印度的哲蚌寺召開，前幾屆面向公眾的研討會基本上是面對西方觀眾，本屆研討會是第一次面向流亡藏人社區，共有九百多人參加，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會議。一九八九年後，達賴喇嘛與科學家的對話從每隔兩、三年一次增加到每年一度，從腦神經學、精神病學、心理學擴大到現代物理學、生物學、天文學、哲學、宗教學、倫理學等。達賴喇嘛說，近三十年來，有很多機會和科學家開會及討論﹕「我對科學卻還有另一種更深層的想法：科學不僅涉及了對『現實』（reality）的了解，科學還涉及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它如何影響倫理道德與人的價值』。」以下是訪問主要內容﹕

眼前西藏最嚴重的情況是自焚事件一直無法停止，原因是什麼呢？

現在自焚的人，他們喊的口號還是留下的遺囑，裏面有一個共同的內容，要我回去，第二句話是，要自由。有的人說宗教自由，有的說西藏自由。當然，在印度有人解釋，這個自由是指獨立。但我個人認為，他們呼喊的口號不是完全要獨立。回顧歷史，一九五一年，簽訂了十七條後，到五九年沒有說要獨立，講的是自治。我們覺得西藏人不是說只要精神不需要物質生活，自由的內涵不是完全的要求獨立。如果有一個真正的自治，我想西藏人還是可以接受的。

西藏不就是自治區嗎？

現在西藏的自治可以說還是一個只有名沒有實的東西，在這樣的自治中，西藏的官員有多大的權力？西藏自治區的決策都是黨委和中央控制，我們提出的是，西藏需要一個名副其實的自治，為保護文化、宗教的區域自治。

你認為自治的內容應該涵蓋哪些？

中國一再譴責說什麼我們突出大西藏，這個概念，可能在西藏歷史上文學描寫中有大小西藏的說法，我們從來沒有說過什麼大小西藏的問題，我們的訴求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所有藏族地區，需要一個統一的自治、統一的發展、統一的保護管理。需要什麼樣的自治，這需要民眾來認定，而不是由我提出。但我覺得，西藏人，不管是哪一個地區的西藏人，是憲法規定的，不管是自治區還是自治州、自治縣，民眾一定有一個統一平等的發展空間及待遇。

你致力推動中間道路，如在有生之年看不到結果，你會怎麼辦？
我推崇民主不是口號上的，是誠心誠意的，當民主的討論和趨勢到了某種程度，我不得不尊重民主的決定。讓西藏人民坐下來去詳細的商討，這種商討要去考慮暫時和長遠的利益，找到真正對西藏人民有利的決定。當然，在討論時，我會提出自己中間道路的堅持、對漢藏雙方的利益、對西藏人長久的利益等，我會去講清楚。但只是表達我的觀點，我要尊重民主的結果，不能提出反對。

有中國的學者和官員提出取消民族自治，假如取消民族自治，那中間道路就意味著沒有可追尋的理由了？

我們追求的是西藏最終的自治，中間道路最終就是要實現名副其實的自治。當自治的依據和空間被中央取消了，那麼自治的路沒有可能走了。西藏人講，已經有官員及知識分子提出了這樣的觀點，那我們已經沒有路可以走，唯一的方法就是尋求新的政治鬥爭的方式，與新的鬥爭的方向。

文章中也提到了，如美國、印度都沒有區域民族自治，為什麼中國不可以呢？
中國另外一個學者講的很好，美國與印度是沒有民族區域自治，但這些國家發展的基礎是自由、民主和法治。如果中國真正有民主自由法治的話，那麼取消民族區域自治是可以的。這是中國學者寫文章中提到的。我在海內外演講時說，作為一個人，與其他動物不同。我們是有智慧的，可以通過智慧來決定一些事情，當運用智慧時，不能僅看到眼前的東西，而要看到更遠，更完整，要整體去思考、去了解。這就需要靠智慧。當我們不能靠智慧去決定時，我們很多決定會是錯誤的。

如何打破現在的僵局？

過去的經驗和現階段的狀況看，我個人做一些有意義的事，中央有人同樣會說：這是魔鬼，所做所為是分裂中國。我覺得，不會有很大的意義。包括最近西藏不斷出現自焚，很多人也跟我提出問題。我回答，我已經退出政治，這是一個政治的問題，我沒有話講。為什麼這麼說呢？我認為，我自己的出發點再好，但接下來中央一定是一大堆譴責我，說我是分裂。我覺得，我能做的是有限的。關鍵是在中央，中央能實事求是的面對西藏境內的事情，然後去緩和，緩和的動力都在中央。

如果開啟和北京的談判，機會在哪裏？

機會的第一點，我們要了解的是，高層是否覺得現在的做法完全正確，不需要改變。如果這樣，就不可能再去製造什麼機會。如果他們覺得現在西藏存在問題，而且要有新的思考，去創造談判的機會，那是可行的。先看領導人有沒有需要重新思考，我們等幾個月。如果有需要，可以在香港、新加坡、台灣作進一步聯絡。之前與統戰部接觸的代表也辭職了，我們也允許辭職，現在沒有了。但要注意，我們只是一個人辭職，並不是與中央打交道從此停止。中央高層如果真的要有改變的話，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你有些什麼想做的呢？

台灣去年十二月份召開國際婦女大會，已經邀請我去，我也答應了，但馬英九是否答應，他要看北京。香港有大學也口頭上邀請我去，我個人覺得，香港那裏也有很多佛教徒，途經那裏，或者去訪問，我都有意願。關鍵是中央高層，他們那邊作好改變的準備，我這兒配合沒有問題的。

六年前第一次訪問你時，你提出要去五台山朝聖，還有這個願望嗎？

我一直有這個願望，就是去五台山朝聖。一九五五年我在北京時就提出要去五台山朝拜，當時說去五台山的公路沒修好，不便去，所以沒實現願望。大約十年前，我和台灣的道海長老一起發願，祈願有朝一日能上五台山，我以藏語念誦龍樹菩薩的「中觀根本論」，長老以中文念誦，我們也請一位印度僧人，讓他以梵文念誦。祈願我們的願望能夠實現。

西藏境內自焚一直不斷，自焚者幾乎有同一要求達賴喇嘛返回西藏，你是否很想回到西藏，回到藏民的身邊？

我一九五九年失去家園，但過去五十多年來找到很多新的家，而且自由來去，也很舒適。然而，當我想到西藏境內那麼多日夜盼望著見我一面的僧俗民眾，我當然希望能回去和他們見見面，特別是那些老年人。可是你看，以目前西藏這種情勢之下，還談什麼回家，你說我怎麼回去？中共說我是魔鬼；最近又說藏區的自焚是由「達賴集團」煽動、策劃。如此推卸責任、嫁禍於人的做法，能解決問題的話倒無所謂，關鍵是除了更加讓藏人憤慨之外，解決不了實質問題。

北京有人在阻撓，但你對有生之年回西藏是否有信心？

信心當然有。因為我相信一切都會發生正面的變化，只是時間問題。

十八大新人上台，對解決西藏問題有無正面意義？

聽說人事安排過程很複雜，因為都不是公開的，我也就不知道。我常說中國在過去五六十年，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都發生了不同的變化。這一代中國領導人面臨的問題更具挑戰性。你看，對外中美、中日、中印等關係，以及中國與東南亞諸國的關係，對內有西藏、新疆等問題；日趨惡化的生態環境問題；還有貧富差距加大、貪污腐敗嚴重等等。如果中國想要變成一個能服務世界的真正大國、強國，就要得到世界的尊重和信任。光靠經濟發展是不可能達到目的，唯一的做法就是務實的面對問題，尋求解決問題的科學方法，而不是每年增加維穩預算。這就要看新一代領導人的智慧和魄力了。

你和習仲勳有些交情，會否也讓習近平能有些懷舊？

一九五四、五五年我在北京時，我和習仲勳見過幾次面，當時他是周恩來的秘書，都說秘書也像總理一樣很厲害。

後來的時間證明，習仲勳是一個非常務實的人，特別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發生時，他是人大副委員長，據說他支持趙紫陽和學生對話，反對武力鎮壓。希望這些對後來者都有正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