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中国的土耳其研究

作者：昝涛
来源：《西亚非洲》，2010年第4期，pp.68-70.

内容提要：60年来中国学界对土耳其作了一些研究, 其成果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这段时期。从改革开放初期重新评价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地位, 到总结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 进而到研究军人干政、库尔德问题、伊斯兰复兴, 以及中土关系等重要问题, 中国的土耳其研究取得了不小进步。但整体上仍很薄弱, 资料缺乏, 译介迟滞, 原创性不足。

关键词：土耳其　中国　研究　凯末尔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土耳其的认知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 在整体上,我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受到冷战格局, 以及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 长期仿照苏联的研究模式, 在关注的内容、视野和研究水平方面都有很大不足。这也影响到对土耳其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前, 我国对土耳其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另外, 对土耳其研究的忽视, 也是因为冷战背景下两国关系疏远, 以及土耳其的影响力相对较小。但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国人就对土耳其完全不关注。

改革开放前, 国人对土耳其的认识和研究受到僵化意识形态与复杂现实政治的双重影响。首先,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 毛泽东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对“凯末尔主义” (当时译为“基马尔主义”) 进行了批判。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 毛泽东对此又有专论, 并指出:“⋯⋯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 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 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 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从现实政治角度看, 在1971 年建交之前,中土关系基本上处于敌对状态, 其中, 朝鲜战争是一个重要因素。朝鲜战争中, 作为美国盟友,土耳其部队是美国主导的所谓“联合国军”的主力之一。在战场上, 土耳其士兵曾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激烈交战。这场战争在两个民族的心理上都留下了负面影响。从中国方面来说, 土耳其一直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门德列斯政府时期, 中国不断谴责土耳其的政治路线。[1]

在上述情况下, 凯末尔领导建立的土耳其就被视为帝国主义阵营的一部分, 在以革命和反革命划界的时代, 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自然就成了反革命的一方。冷战期间, 意识形态的斗争对各国都影响很大, 这深刻地影响到当时国人对土耳其的认知。20世纪60年代, 中国曾公开声明支持土耳其的左派运动, 《人民日报》也在其社论中表示支持土耳其人民。[2]翻译也是研究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内学者翻译了一些与土耳其有关的苏联学者的论著。其中最重要的要属安·菲·米列尔的《土耳其现代简明史》[3]。该书论述20世纪上半叶的土耳其历史,资料翔实丰富,是当时国内不可多得的研究和了解土耳其历史的重要著作。此外, 60年代的《亚非译丛》[4]也收入了一些苏联学者关于土耳其的研究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亚非译丛》于1960年第5期出版了“土耳其专辑”。

综上,在改革开放之前, 国内受到当时意识形态导向的极大影响, 对土耳其研究是以译介苏联学者的作品为主。

三十年来中国的土耳其研究概览

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学界的土耳其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 集中表现为研究范围扩大、研究水平提高和研究论著显著增加, [5]以及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30年来, 在我国的土耳其史研究中做出了奠基性工作的是杨兆钧、彭树智和朱克柔等。之后, 一些中青年学者对土耳其现代史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如肖宪、孙振玉、董正华、黄维民、刘云、陈德成、毕健康等。

(一) 重新认识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

30年来, 我国对土耳其的学术研究是以扭转过去意识形态的误导为基础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何芳川、林被甸两位教授的相关论文为重新评价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用作了整体论述。[6] 具体对土耳其的研究来说, 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并至今仍在国内学界处于一流水平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朱克柔先生。他首先是对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价, 这从他早期发表的两篇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来:《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历史作用》, 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3期) 、《凯末尔对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贡献》, 载《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 。

(二) 重视土耳其现代化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 随着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逐渐兴起, 有关土耳其的研究也基本上是在现代化范式主导下进行的。董正华认为: “土耳其走向现代国家之路, 是一条比较典型的不断改革之路。”[7]此外,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彭树智先生, 以及黄维民和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刘云所做的工作, [8] 云南大学肖宪教授等对凯末尔改革的研究, [9] 等等, 这些较新研究成果都不脱“现代化范式”的基本构架。

还有学者对土耳其的世俗化问题非常关注,所著论文也不少, 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只有孙振玉和朱克柔两位。专门研究土耳其宗教问题的是孙振玉先生, 他探讨了土耳其的世俗化进程, 并着重考察了土耳其宗教派别与伊斯兰复兴的现状。[10] 朱克柔先生的两篇论文分别探讨了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和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问题, 其中运用了很多土耳其文献。[11]

(三) 关注土耳其的对外关系

在土耳其外交研究领域中, 迄今为止, 国内最为重要的专著是肖宪等撰写的《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 2006年版)。另外,朱克柔先生也曾对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的对外政策有一专论,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12] 另外, 在对中土关系研究方面, 也出现了几篇颇值得重视的论文。其分别是: 张铁伟:《中国和土耳其友好关系小史》, 载《西亚非洲》, 1987年第6期;黄维民:《中土关系的历史考察及评析》, 载《西亚非洲》, 2003年第5期; 肖宪、王文章:《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演变、问题与未来》, 载《外交评论》, 2007年4月。这几篇文章对于了解中土关系都具有重要价值。

(四) 其他专题

除了前述重要专题研究, 以及少量通论性著作[13]以外, 国内学者还关注下列专题: 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土耳其的民主化、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 以及土耳其的文武关系等。这些问题都涉及土耳其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 基本上也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关于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论文, 此处不赘。

(五) 译著渐增

1982年, 范中廉翻译了英国学者伯纳德·刘易斯著的《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该书的翻译出版曾经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的土耳其研究, 据笔者所见, 该书的引用率是最高的。香港学者陈方正先生曾在其主编的《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中收入了两本有关土耳其历史的重要译作。[14] 美国著名土耳其研究专家斯坦福·肖的《奥斯曼帝国》也于近年被译成了中文(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评述与展望

国内学界土耳其研究面临的若干问题如下:

1、资料问题。国内学者所使用的资料普遍原始性不足。很少有学者能看懂土耳其学者用土耳其语撰写的作品, 很少能用该语言从事研究。

2、理论问题。如果说以前的学术研究是紧跟苏联, 现在则受到英、美的较大影响(这大概也与不能使用土耳其语文献有关)。需要指出, 尽管苏联学者的研究意识形态化色彩浓厚, 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社科研究的一种成熟范式, 它的研究视角仍值得重视, 比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土耳其与苏联的关系、土耳其国内底层的阶级状况, 以及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批判性分析等课题。

3、与国际学界交流少, 了解也比较少。　在1979年出版的第一期《世界史研究动态》中, 朱克柔先生发表了《美国研究土耳其史概况》一文, 此文介绍的是当时西方学界对土耳其历史研究最前沿的成果, 并明确提到, “重视掌握利用土耳其第一手资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土耳其研究取得巨大进步的重要原因。这样的学术史整理在今天显得尤为迫切, 只有做好这一块, 才能避免过多的低水平重复。

4、翻译工作落后。　在国内研究水平偏低的情况下, 实际上亟需翻译一些较新的研究著作。前文曾提到一些译著, 但基本上都是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 显然无法满足国人了解土耳其的需求。

5、人文研究薄弱。　在土耳其研究方面,人文学科研究尤其需要进一步提高, 包括历史学、文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等等。人文研究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 才能生产出真正的具有中国视角的知识。

从总体来看, 我国的土耳其研究仍很薄弱,没有建立在对土耳其和西方学界的广泛了解基础上, 而主要还是根据英文的二手研究资料完成的。最后, 笔者认为, 作好中国的土耳其研究,需要继承和发扬两个传统: ( 1)民国知识分子的现实感和中国立场, 即自康、梁以降经革命党人至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对土耳其的关注, 主要是从中国现实问题出发去研究土耳其的如下问题———奥斯曼帝国的改良、青年土耳其革命、土耳其的独立运动和凯末尔领导的现代化改革等[15]; (2)改革开放初期前辈学者的严谨治学态度, 比如, 杨兆钧先生利用土耳其文资料撰写了《土耳其现代史》; 而朱克柔先生能够熟练运用土耳其语、俄语和英文资料进行研究, 这都值得后辈学习。

注释

1、参见《人民日报》, 1960年5月10日。
2、参见《人民日报》, 1960年5月5日。
3、参见[苏联]安·菲·米列尔著;朱贵生等译:《土耳其现代简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3 年( 1958 年第一版)。
4、《亚非译丛》是由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筹备处主办、《亚非译丛》筹委会编辑出版。
5、笔者最近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了《西亚非洲》创刊近30年来有关土耳其的研究作品, 其中题目里含有“土耳其”的共72篇, 除去综述和简介类的小文章, 研究性论文不少于60篇。关注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与宗教各个方面。
6、林被甸: 《正确评价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在现代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载《世界史研究动态》, 1979 年第10期;何芳川: 《论近代亚州资产阶级早期政治活动的性质和作用》,载《世界历史》, 1984年第6期。林被甸: 《现代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 载《世界历史》, 1985年第3期。

7、董正华: 《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点———以凯末尔改革为重点》, 载罗荣渠主编: 《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336页。

8、彭树智主编; 黄维民著: 《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 刘云著: 《土耳其政治现代化思考》,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9、肖宪等著: 《沉疴猛药———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0、孙振玉著: 《传统与现实———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 民族出版社, 2001年版。

11、杨灏城、朱克柔主编: 《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 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12、朱克柔: 《论土耳其三十年代的对外政策》, 载《世界历史》, 1985年第4期。

13、杨兆钧教授撰写的《土耳其现代史》, 较深入地评述了土耳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发展状况, 是国内研究土耳其现代历史的重要专著, 也是国内唯一一部根据土耳其文资料撰写的通史性论著。彭树智主编;黄维民著的《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也属于通论性国别史作品。

14、这两本书分别是: 伊兹科维兹著; 韦德培译: 《帝国的剖析》、戴维森著; 张增健、刘同舜译: 《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 都是由上海学林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

15、See Dong Zhenghua:“Chinese Views of Atatürk and Modern Turkey”, Ankara Universitesi SiyasalBilgiler Fakültesi (安卡拉大学 政治学系) 编: Uluslararasl Konferans: A tatürk Ve M odern Türkiye (《“阿塔图克与现代土耳其”国际会议论文集》) , Ankara Universitesi Basimevi, 1999, pp1669 – 6751

ISIS兴起背后中东地区的历史与现实

作者：李靖云（南都评论记者）
来源：南方都市报 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4-08/17/content_2147290.htm
日期：2014年8月17日

    就在叙利亚烽火还在继续之际，一支在叙利亚东北部、伊拉克北部的激进伊斯兰武装力量IS IS迅速发展起来。该组织继承了中东激进组织的激进与暴虐，而且又有了更大的发展。更让人瞩目的是该组织还打出了哈里发的称号，领袖自称哈里发，要求全世界穆斯林效忠。经历伊拉克战争和阿拉伯之春之后，中东地区并没有呈现积极的变化，反而激进组织倍出，教派和部落武装冲突加剧。此番IS IS的出现进一步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那么，这样一种打着复古称号的激进，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呢，南都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昝涛副教授。

    ISIS的兴起历史地缘背景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ISIS组织正式宣布自己将建立哈里发国家，首领巴格哈迪也自称哈里发。激进组织用这样一个历史头衔，是否能增强其号召力？

    昝涛：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在国父凯末尔的领导下正式废除哈里发，这一称号就已经成为历史了。ISIS现在又把这个名号拿出来，其实就是想宣称自身是全部穆斯林的代表，从而它的领导人也就成为了所有穆斯林的领导人。其目的是为本来仅限于伊拉克和叙利亚部分地区的这样一个地方性政权赋予神圣性和普世性。

    自哈里发的名号在90年前被废除以来，也曾经出现过一些想恢复这一职位和名号的努力，但都无果而终。现在，ISIS这么做具有复古色彩，甚至有托古改制的味道。但它所能吸引的还主要是一些有激进思想的人。ISIS本身是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激进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激进主义不是穆斯林世界的主流，就算他们拿出哈里发这个名号，也不可能有大的号召力。

    南都：现在ISIS盘踞的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在传统的阿拉伯文明区域内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昝涛：伊斯兰教创立之后，其中心先是在圣城，也就是麦加和麦地那地区。之后有一个向北移动的趋势。第四任正统哈里发阿里，就已经迁都到伊拉克南部的库法。阿里执政的第五年遇刺，背景是古莱什部落两大家族的斗争，即先知和阿里所在的哈希姆家族与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所属的倭马亚家族的斗争。获胜的倭马亚家族把都城迁到了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这标志着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中心又向北移动，来到了大马士革。倭马亚王朝(661-750)之后，阿拔斯王朝(750-1258)兴起，他们把首都向东移到巴格达。再后来突厥人建立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299-1922)的兴起，统治中心再次向北，转移到了伊斯坦布尔。从文明圈的角度看，大马士革传统上是拜占庭(东正教)帝国的重要区域，所以，在那儿的阿拉伯人接受了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到阿拔斯王朝的时候，希腊和波斯文化同时影响穆斯林。这里可以发现阿拉伯帝国文明的多重性，从南部阿拉伯半岛比较落后的区域，向北到文明发达的区域，是一个日趋文明化的过程。阿拔斯王朝时代，阿拉伯帝国掀起了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古希腊的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与拜占庭、波斯的文化出现了交汇、大繁荣。直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首都就是建立在拜占庭帝国的旧都君士坦丁堡之上，更是将伊斯兰、内亚、拜占庭、波斯等文明元素杂糅到一起的。帝国的制度、日常生活等方面都表现出多元、开放的气质。所以ISIS起事的这片区域过去非常重要，大马士革时代和巴格达时代，都是政治和多元文化的首都，呈现开放性和包容性。即使是到了伊斯坦布尔时代，这里虽然政治地位相对下降了，但仍然是重要的文化中心，这一历史重要性一直延续到现在。

    南都：ISIS为何会在这样的一个阿拉伯文明的传统中心区域崛起呢？

    昝涛：这一区域出现了ISIS这样的极端主义势力，既有外部地缘环境的原因，也有本地区的根源。首先是因为近年来的叙利亚内战，参加圣战的国际武装人员(jihadists)集中到了这片区域。之前，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奥巴马上台之后力主撤军，该地区就出现了权力真空。同时，反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背后又有沙特、卡塔尔等逊尼派国家反对叙利亚什叶派政权，这些圣战战士又得到了资金和武器的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参与叙利亚变局的外部势力都应为ISIS的兴起负责，沙特、卡塔尔之前的资金支持，土耳其在空间和武器等方面的支持，都是缘由之一。

    南都：ISIS是否想以这片区域为基地，向周边扩展，占领伊斯兰教所影响过的地区，建立一个新的伊斯兰教国家？

    昝涛：IS是指伊拉克和沙姆地区，包括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的部分地区。这片地区是前述两个逊尼派阿拉伯帝国的核心区域。他们当时选择用ISIS这个名字，是否就是为了追寻历史的光辉，还是有志在此区域建立全新的阿拉伯国家，还是因为刚好就现实地占了这么一片区域呢？这个很难说，我觉得原因可能是综合性的。从ISIS改名为哈里发国，可以看得出，它至少是要把历史上中东伊斯兰帝国曾经影响过的区域都包括在内的。这其实就是一般意义上泛伊斯兰主义的通常主张。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先是在麦地那建立乌玛(也就是伊斯兰公社或者说穆斯林共同体)，其后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这也就是伊斯兰教传播的过程。这具有普世主义宗教的一般性特征。但是，现代的激进泛伊斯兰主义，主张将全世界的穆斯林统一在一个乌玛之中。在历史上的帝国时代，这从未有过，相反，多元化和多样性才是趋势。但这并不妨碍不断地出现那种乌托邦主义的主张。

    现在，ISIS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首先会引起很多穆斯林的警惕，尽管一般人也不相信他们有那样的力量。虽然他们的理念被表述为伊斯兰主义，但却是需要警惕的现代观念。伊斯兰文明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作为主义则是一个现代现象。主义的一般特征就是将自身在一定的范围内普遍化。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激进主义是追求普世性的，首先是在穆斯林地区的普遍化，之后是更大范围内的普世主义。从历史经验看，伊斯兰国家非常多，形式非常多样，但是，明确地以教法作为普世的、一元主义的意识形态覆盖全社会，并建立和实行严格的政治统治，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现象，传统帝国的政治实践也不是这样子的。

    族群和宗教复杂关系造成ISIS做大

    南都：为什么同样的阿拉伯民族，同样的伊斯兰教内部产生了这样复杂的关系？

    昝涛：奥斯曼帝国解体以后，阿拉伯人虽然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但之后逐渐分为二十多个国家。现代人常常把民族假定是均质或同质的。阿拉伯人的民族属性也是显见的，是被充分认同的。但实际上，以某个民族为一个群体冠名，并不能抹杀其自身内部所具有的较大弹性和多元的内容。各阿拉伯国家内部还表现出鲜明的部落主义和教派主义特征。萨达姆以前在伊拉克的统治，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自己的家族部落，同时是以占少数的逊尼派为主导；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也是典型的部落主义政权，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也有宗派色彩，黎巴嫩的权力分配长期以来就是按照教派来做的。也就是说，这样的宗派区分格局，也是利益分配的模式。当前伊拉克的问题，相当程度上还是一个教派权力分配的问题(同时也有库尔德人提出的基于民族区分进行利益分配的问题)。逊尼派的萨达姆倒台后，什叶派人口占多数，从而占据政权。逊尼派的阿拉伯族穆斯林基本是处于无权状态。目前，基于逊尼派的ISIS能够在伊拉克得势，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逊尼派对目前权力格局的不满。对伊拉克的逊尼派阿拉伯民众而言，长期的教派矛盾造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如果什叶派政府将来打击ISIS成功，那么，什叶派的统治就很可能回到逊尼派地区，逊尼派穆斯林就担心会被什叶派报复。现在，如果拒绝ISIS的极端主义统治，更是面临直接的报复。所以，何去何从，就成了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南都：作为该地区另外一股重要势力，库尔德人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昝涛：大约有3000万人的库尔德人长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库尔德斯坦的地区生活，是中东地区的第四大民族，但没有自己的独立国家，而是分属于四个主要的国家。历史上，库尔德人一直拥有相对独立的自治地位，它是一个战斗力比较强的民族，曾经作为不同政治集团的雇佣兵战士，在中东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伊拉克库尔德人势力的兴起，与海湾战争密不可分。库尔德人曾经与萨达姆政府长期斗争，美国利用库尔德地区作为打击萨达姆的基地。库尔德人首先是得到了美英集团的保护，之后又得到了美援支持。萨达姆倒台后，之前已经达成权力分享协议的伊拉克库尔德人获得了准独立的自治地位。最近几年，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与土耳其改善了关系，还向土耳其出口原油，双方达成了默契。库尔德人已经是伊拉克北部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应对ISIS的问题上，巴格达的舆论普遍认为马利基政府腐败无能，另一方面也认为是库尔德人牵制了伊拉克政府的精力。从长期来看，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干扰，ISIS和库尔德人会在伊拉克北部形成对峙局面。库尔德人此前曾公开要求美国提供武器，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美国则担心，提供武器会让库尔德人壮大，从而助长其独立，导致伊拉克陷入分裂。美国帮助库尔德人，是在不直接军事介入的前提下想办法收拾ISIS的无奈之举。现在，我们只能说，库尔德人潜在地是ISIS的遏制力量。

    南都：在地区的部落、教派、民族对立如此之严重的情况下，ISIS会不会进一步扩展地盘，对地区局势造成颠覆性影响？
    昝涛：最近，美国已经实施了对ISIS的空中打击，虽然没有根本性的影响，但美国的打击很精准，至少在震慑方面会比较有效。伊拉克中央政府也会逐渐认真地对待ISIS的威胁。ISIS大举进攻、拿下伊拉克什叶派地区可能性并不大。伊拉克什叶派毕竟是有自己武装的，尤其是还有自己的正规军，虽然战力不强，另外还有同教派的强大的伊朗在后面看着呢。对伊拉克、美国来说，对付ISIS看起来是个军事问题，其实主要的还是个政治问题。如果周边力量真的要下决心清剿ISIS，不管是土耳其、伊朗，还是伊拉克，或者库尔德人，更不用说美国，任何方面能够形成共识与联合，都是有力量的，即使无法彻底清剿，打败、打散之应该是没有大问题。

    阿拉伯国家现代化的诸多问题

    南都：从历史比较的眼光来看，这一地区出现了ISIS这样的极端组织，是否说明了阿拉伯国家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

    昝涛：凯末尔领导建立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民族独立运动的过程，他们放弃了阿拉伯这一片原本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巨大领土，其实是基于彼时的现实因素。当时，土耳其并没有力量掌握这片领土，所以，在与协约国谈判的时候，基本上是采取了以土地换和平的策略。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认为阿拉伯人是土耳其的累赘。在这样的一个有舍有得的情况下，土耳其的民族国家建设相对而言比较成功，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世俗化和现代化也走得比较远。一度也成为许多东方国家的榜样。

    ISIS势力的出现，所代表的是一种极端的带有宗教色彩的诉求，与民族国家是格格不入的。认为这是阿拉伯人民族国家建设的一种失败，是有一定道理的。伊拉克民族国家建设的失败就体现在没有克服掉内部的部落主义和教派主义，当然这些问题在阿拉伯国家也是普遍的。过去要么是通过阿拉伯社会主义，要么是通过强人政治，以强力独裁来压住这些问题。显然，历史证明，这些做法都失败了。现代成熟的民主政治和公民政治在这些国家没有根基，既存的宗派势力依旧保持了强大的力量。小布什政府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会有ISIS来替代之，他们预想的是民主的、繁荣的政治前景。但是，其结果则是出现了这些以宗派势力为基础的权力斗争，现在又出现了以不宽容的极端宗教意识形态为号召的ISIS，是比基地组织还要可怕的力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ISIS并不想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而是要用非政治的手段处理冲突。他们拒绝谈判，拒绝妥协，认为自己是绝对真理的掌握者，谁不服从他们就要干掉他。这对于绝大多数传统穆斯林而言，也是一种莫大的压力。

    南都：那么阿拉伯是否还有新的路径应对这些现代挑战呢？

    昝涛：对阿拉伯地区而言，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短平快的方法。首先，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是失败的。民族国家的形式对阿拉伯人而言是有争议的，都是阿拉伯人，为什么会分为这么多国家？我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很多时候这被归结为是外部势力塑造的分割。

    其次，历史地看，一种宗教里出现纯洁运动是很正常的。人类社会必然要过世俗的生活，它伴随着堕落的、腐败的，所以一旦世俗生活出了问题，纯洁(清教)运动都可以从道德的高度上对其进行指责和讨伐。纯洁运动不是现代才有的，14世纪的伊本·泰米叶就是伊斯兰纯洁运动的缔造者。18世纪的瓦哈比主义早期就是以反抗力量的面目出现，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但是，这种反抗不是建立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清教式的宗教纯洁运动的基础上。有一种观点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一战期间小规模的所谓谢里夫起义。我们看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当时的所谓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是一种部落主义，统一的阿拉伯几乎还不可设想。再后来英法签订的赛克斯-皮考特协定，实际又是出卖了阿拉伯人。阿拉伯地区被托管了，而一托管就到二战以后了。所以说，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根本就没有经历过土耳其这样的大规模的反帝反殖民的革命斗争和运动，某种程度上处于一种被发动并被给予的状态。结果，民族主义立不起来，而部落主义则坚实存在。

    纳赛尔这样的魅力领袖曾做出过努力，一度埃及和叙利亚甚至合并为一个国家。但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阿拉伯主义，都是昙花一现。政治上，现在的大部分阿拉伯国家还是建立在宗派主义或部落主义的基础上；经济上，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长期单一地依靠本地区的丰富石油资源。应该说传统的工业化、民族化的民族国家建设道路，阿拉伯人过去没有成功过，在当前的世界秩序里，就更加渺茫了。ISIS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阿拉伯国家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此，传统的民族国家思路，可能不是解决阿拉伯问题的路径。在新兴经济体勃兴并可能重塑世界秩序的情况下，未来阿拉伯传统的社会结构也有可能发生根本变化，突破民族国家外壳的局限，建立独具特色的阿拉伯区域经济。社会和思想层面，穆斯林世界则需要基于自身传统的改革主义力量，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从《古兰经》和圣训中寻找变革的依据，从而为现代穆斯林的和谐生活提供指导，进而发展出突破部族和教派藩篱，并克服极端主义思想的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