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柯木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cc05b40102edrr.html
这是一年前（2012年8月底）写的“和田印象”系列，因一些原因部分内容已找不到。如姚新先生当时所言“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下的和田，但也因为是个人直观印象，也难免个人视角的限制”。
一年后的今天我又开始了”和田杂记“，感谢一些朋友的意见”这系列见闻录很好。我一般只做记录不阐释“、”现象的客观重要，但对现实客观分析更重要“。我力所能及做到客观不带个人感情，一年后的2014年在审视这些文字。当我看2012年的记录，那些现象已经在和田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有些趋向于正有些则趋向于负。
【和田印象一:无法禁止的蒙面】一35左右女性上4路公交车时被公交车司机禁止，要求她取下蒙面罩。妇女嘴里嘟囔着下车，从包里拿出白色口罩戴好，重新上了车。证实半年前来和田时的观察，口罩成为蒙面者抗衡蒙面女性禁止进入医院,出租车,联通营业楼,传染病医院,客运站等公共场所的利器，并且迅速扩大！
【和田印象二:数不清的“警察”】随处可见的是穿警察制服类的男性，无从辨别是真警还是协警。闹事区，一民车突然会警声大作，为突围出去;二十岁上下小伙子们穿着黑色警察做训服，脚上穿着球鞋流窜;白天黑夜，在乌都见不到这么多喜欢穿警服参加婚礼，夜市吃烧烤者，那似种荣誉，或某种意义上的护身符。
【和田印象三:考驾照产业南疆闻名】近五年，或者更早，和田成为了南疆考驾照重地。M来自喀什，据他说和田驾照费用比喀什便宜;Z在杭州从事烧烤，拖关系打了5K和照片给和田朋友取得;A更绝，认识某某指导员，其在A手中用笔签了个名，车考顺利;T是个玉石商人，勉强写自己名字，1K解决理论考试，笔试通过。
【和田印象四:温和的保地运动】随市区扩建越来越多县土地并入到市区。卖土地者多为原住民，买土地者多为内地开发商。闻很多关于当地阿吉出头成功狙击农民土地被低价或强拆的段子，似清朝时期“保路运动”。政府以规划为由要求农民卖地，当地阿吉联合集资参与开发竞争:内地人出多少，我们同样出多少钱！
【和田印象五:廉价的教师们】政府对教育硬件的投入显著，多见新建的职高或者返修的中学施工场景。然教师无论从经济上或者社会地位都处于一个尴尬位置。据在库车教学一年的T言，和田人对教育重视程度远远不如阿克苏。读书无用论盛行，没有多少学生补课，他没外快挣。低待遇导致很多教师倒玉石,开出租。
【和田印象六:迷茫的城市】夜在波斯坦路看到几人把一人从夜场扔到路边，的士司机说别看他们喝酒，周五你在清真寺能看到这些畜生;大巴在国道上被阻三十多分钟，上百辆车聚集，司机说这几个狗穿了皮就胡作非为，和田没政府;约某特殊机构同学聚会，他说欢迎来到不安静的”和田斯坦”，我们今晚紧急戒备。
【和田印象七:不讨好的胡子们】”如今对维吾尔危害最大的就是小学没毕业就读古兰经者”，某世俗者愤慨的说。他们经常搞教派，让外人看戏;一次招聘一百多政府眼线，去了好多留胡子的;他们从政府手里领工资随时汇报清真寺去了哪些公务员。世俗者认为古兰经可把维吾尔引向正道，也可被外人用古兰经毁灭！
【和田印象八:色情夜的本土化】市区闪烁着粉色灯光的店面似乎不再那么多，城乡结合处-地质队门口那家川妹营业西域洗浴已关。ZHEJIANG酒店一直是外地人享受当地姑娘的老牌场所，如今多了XIHU酒店。酒店外的不和谐已经被KTV搂抱的民族团结掩盖，在这里没有头巾没有信仰没有民族没有地域，只认性和金钱。
【和田印象十:禁忌的话题】几个中年在讨论温此次来和田视察和中央换届。胡可能要下去了，习要上;上面其实也很乱，分很多帮派;不知我们这里将来又受什么影响。其中一位说好了别在我这里谈这些，社会上有人故意制造一些话题就是为了套话，以此敛财，到处都是耳目。话题变了，大家讨论下岗后的生活。
【和田印象十一:为何不考公务员】对于我没考公务员传闻:没拿到大专或本科文凭，没资格;情种，女友不来和田，为了女友什么都不顾;已经被严重汉化，民族区域无法生存;有追求，希望走出和田;不适合和田压抑的环境，外地自由一些;从小就是硬骨头，越不让做事情越要做出成绩;维吾尔语一般，只能教汉语或体育
【和田印象十二:可以喝酒抽烟的场所】对于想喝酒及吃宵夜的年轻人，满城尽是串店，大盘鸡店外这是唯一可以卖醉的地方。串店老板多为非穆斯林，他们招聘有大量当地民族;大盘鸡店老板多为非新疆籍穆斯林，虽然说着中文，但戴的白帽让你少了些顾虑。市区及郊区维吾尔餐饮几乎禁酒，肖尔瓦克是仅有的。
【和田印象十三:民间话语权和阿吉】经济政治原因，经商者相对知识分子更易去麦加朝拜回来当阿吉。后者对前者的暴发户形象和未接受过现代化教育即使再鄙视，但做阿吉是每个维吾尔内心深处的愿望，走仕途者更不例外。读书无用论也和商人地位高有关，底层看城里孩子都待业，放弃了教育，转而让其经商。
【和田印象十四:朋友吓唬亮灯要查房】夜三点多，朋友宿舍聊天。我和A是属于离开和田多年且单身仅有者，他们几个结婚孩子都有，定要回家住。Z开门离前突然说这么晚房间开着灯，可能会被查。我知网上有些传闻，喀什等地斋月有人查看谁半夜起来封斋，不知和田查房是因斋月余热或朋友吓唬或他也听到传说。
【和田印象十五:警察让我回家】食物类夜市在广场，饮料类夜市在二中。饭后二中门口喝刨冰，不记几点，一个戴眼镜的二十四左右穿警察制服者让我们赶紧走，他似乎刚毕业，身边三个武警，则各带着长枪,狼牙棒,盾牌。这是几年前在伊犁师范门口被赶后第二次，相比态度，和田好很多，他到每桌都会轻声说。
【和田印象十六:汉人街】朋友电话说汉人街见，伊宁外和田也有汉人街？提前二十分钟过去走了一遍，相对而言这里是市区汉族餐饮商贸及外地人口较集中的商业区。类似还有迎宾路，体育场开始路左右一公里。电力公司到县粮食局路两边则是建材区域，基本全有汉族经营。三地相互隔一路口，形成品状三角地带。
【和田印象十七:汉人街】我只是转发了下，和田市委书记本人就温商如何保持和田长久稳定的提问回复“布下天罗地网”的答复，同时表达应该关注民生问题，钟书记就直接把那条微博删除了事！“钟书记，稳定不能寄托在天罗地网。恐怖的气氛分不清敌我，许多时候，只要有那么一点敌视的怀疑，心中便栽下了一根刺”（钟百利:总体说，和田大局是稳定的，可控的，总体向好的，各族人民思稳定盼发展谋富裕是这个城市的主旋律，政府今年着力打造了天罗地网，也就是对城市进行了全面的监控体系建设）
星期六, 8月 24, 2013
星期五, 8月 23, 2013
关于加强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的实践与思考
作者：富蕴县委统战部
时间：2011-07-01
来源：http://www.xjfydj.com/tzgz/llyd/2011/2123641.htm
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是解决目前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缺乏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加强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年来，我们根据上级党委统战部、民宗委《关于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垃)工作的安排意见》，严格按照带培程序开展带培工作，逐渐探索出了一条适合牧业区特点的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的新路子。
—、基本情况
富蕴县地处新疆北部，是个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少数民族边境县。县辖6乡3镇，68个行政村。全县总人口9万余人，由24个民族组成，其中哈萨克族占总人口的75％。县境内24个民族中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全县共有伊斯兰教宗教活动场所18处，其中哈萨克族宗教活动场所13处，回族宗教活动场所5处。目前，全县有持证伊斯兰教宗教人士87名。
由于富蕴县属于牧业地区，牧业点多、线长、面广，农牧民居住十分分散，在日常宗教活动中，信教群众除在18个清真寺活动外，还在全县53个农牧点活动。近年来，由于相当一部分爱国宗教人士年老多病、有的甚至因病去逝，致使一些农牧村无宗教人士主持教务。鉴于上述情况，2006年，我县统战、民宗部门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经乡、村两级党政组织推荐、考察，并充分征求爱国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意见，提请县委、政府研究，决定开展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以解决目前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后继乏人的问题，经地委统战部、地区民宗委批准：首批由13名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22名。
在首批带培的13名爱国宗教人士中，有3名是新疆伊斯兰教经文学院毕业的本科生；有9名是县重点清真寺的伊玛目；有3名担任县政协委员。
二、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的主要做法及特点
组织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在富蕴县尚属首次。为了切实做好带培工作，努力培养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的合格的爱国宗教人士接班人队伍，我县统战、民宗部门将培养塔里甫(满拉)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带培工作。主要做法是：
一是强组织领导，制定培训计划。为了进一步加强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县委专门成立了由分管领导任组长的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委统战部，具体负责带培工作。县委统战部结合实际，制定了《富蕴县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五年计划》。并在地区批准《关于富蕴县委托优秀的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的报告》之后，举行了富蕴县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开班仪式，县委分管领导在开班仪式上做了动员讲话，县委统战部宣读了带培计划，为13名爱国宗教人士颁发了带培塔里甫(满拉)聘书，并与他们签订了带培责任状；同时为带培的22名塔里甫(满拉)颁发了学员证。
二是落实培训经费，加强政治教育。为进一步做好塔里甫(满拉)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县委统战部根据牧区春夏较忙、冬季相对休闲的实际，决定每年冬闲时节集中一个月时间，对带培的塔里甫(满拉)进行法律法规、时事政治和科技知识的学习培训，并请示县委同意，将塔里甫(满拉)集中培训经费纳入县财政预算。同时，经县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领导小组协调，以县委党校为培训基地，由统战、民宗、宣传、组织、司法、公安、计生、科技、教育、发改、文化等部门为主，系统地对塔里甫(满拉)进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时事政治、法律法规、科技知识的学习培训。培训采取政面教育、座谈讨论、观看电教片、组织考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并在每期培训结束后，对塔里甫(满拉)进行政治法律考试，将考试成绩装入本人档案，作为本人五年带培结束后，政治上是否合格的重要依据。另外，为提高塔里甫(满拉)的经文学习水平，在每年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培训中，县委统战部还聘请了3名新疆伊斯兰教经文学院毕业的爱国宗教人士为塔里甫(满拉)进行宗教学识的学习培训。
三是强化思想教育，严格进行管理。对塔里甫(满拉)的培养，不仅要提高其宗教学识水平，重要的是提高其思想觉悟。为此，县统战、民宗部门经常深入各带培点，宣传党的宗教政策，教育他们摆正爱国与爱教的关系，深刻领会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深刻理解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意义。还教育他们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作为宗教人士不仅要传播宗教知识，还要向信教群众宣传党的宗教政策、法律、法规，要做个好教徒，首先要做个好公民。在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的同时，对个别不遵守政策法规的人和事，进行大胆地批评教育，甚至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制止。如在2008年集中学习培训中，1名塔里甫(满拉)未经批准，擅自回家，县委统战部领导对其给予严厉批评，并责令其写出书面检查，在培训班全体学员中公开检讨，使他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
四是坚持以老带新，注重言传身教。带培塔里甫(满拉)同样存在继承与发展问题。老一代爱国宗教人士经过党和政府多年的培养教育，尤其是经过近十年来反分裂斗争的洗礼，他们政治合格，爱国爱教，在信教群众中威望比较高，经验比较丰富。因此在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中，要注意发挥老一代的作用，坚持以老带新。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注意发挥老一代爱国宗教人士的作用，教育他们言传身教，从思想政治和宗教学识上培养接班人。其次，让塔里甫(满拉)在学习期间，虚心向老一代学习。
五是注重业务培训，提高自身素质。在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中，我们除严格按照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规定的“1名爱国宗教人士带培1—2名塔里甫(满拉)”，由委托的爱国宗教人士对塔里甫(满拉)言传身教，传授宗教学识外，鉴于当前反分裂斗争的严峻形势，为抵御境内外“三股势力”的渗透，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把好讲经坛，正确阐释宗教教义，积极宣传爱国守法、团结稳定、学习科学文化、追求“两世吉庆”等内容，我们还采取跟踪督学的办法，努力提高塔里甫(满拉)的业务素质。2008年，县委统战部利用40天时间，聘请2名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毕业的宗教学识造诣比较高的伊玛目赴各带培点讲学，并做《卧尔兹》示范演讲，规范讲经内容，对塔里甫(满拉)业务学习情况进行督查和考试，这种“上门送学”的方法，受到了塔里甫(满拉)的欢迎和称赞。
总之，由于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县统战、民宗部门切实承担组织和管理责任，各带培点严格依照带培程序进行带培，我县首批带培的塔里甫(满拉)正逐步成长起来，并初步形成以下四种特色：
第一，现代性。首批带培的塔里甫(满拉)大多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掌握新知识比较多，再加上他们是在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时代成长起来的，受社会新事物影响较深，与老一代相比思想比较解放，其宗教知识接近时代，易与当代信教群众思想融合，这是其鲜明的特征。
第二，知识性。在调查过程中，大家普遍感到，带培的塔里甫(满拉)大多数有培养前途，只要他们勤奋学习政治法律和宗教知识，一旦学业完成进入宗教活动场所便担负起讲经的任务，只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加强锻炼，便可成为高素质的宗教教职人员。
第三，进步性。带培的塔里甫(满拉)，在中小学里普遍受到党的教育，在学习过程中，县统战、民宗部门对其系统地进行党的宗教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知识的学习教育。加之老一代爱国宗教人士的言传身教，如果在带培过程中，我们教育方法得当，及时掌握其思想动向，抓紧培养，在他们学业完成并取得宗教职格证书后，在走爱国爱教与杜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上，肯定会迈出新的步伐。
第四，遵从性。带培的塔里甫(满拉)尽管知识新，思想比较解放，但总体上对老一代爱国宗教人士比较尊重、敬重、服从。这里边有多种原因：一是受中国传统尊老爱幼思想文化的熏陶；二是受伊斯兰教传统文化的影响；三是施恩图报思想影响。带培的塔里甫(满拉)由委托的爱国宗教人士直接带培，并向他们传授宗教学识，因此，对恩师自然敬重有加。
三、当前带培对象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县首批带培的塔里甫(满拉)从整体看是比较好的，是健康向上的。但是，从培养爱国宗教人士队伍接班人的战略高度看，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为：
第一，委托带培的爱国宗教人士政治上是可靠的，但由于个别爱国宗教人士文化程度较低，宗教学识水平较差，带出来的塔里甫(满拉)自然素质不高。
第二，由于个别塔里甫(满拉)文化水平较低，虽然能刻苦学习，但理解能力差，这必然对其将来的发展带来局限。
第三，个别塔里甫(满拉)思想还不成熟，“变数”很大。由于个别青年学习宗教知识的动机比较复杂，有些是因受到各种挫折而学习，有些是受家庭影响等等。这些塔里甫(满拉)在复杂杜会环境影响下，很难立志终生从事宗教工作，“变数”很大，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放弃所学，从事其他工作。
四、关于加强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的建议
第一，思想重视，从长计议。有组织、有计划的委派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关系到宗教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宗教界接班人领导权掌握在谁手中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合法宗教与地下势力争夺宗教领导权，关键是争夺接班人。因此，各级党委、政府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加强领导，从长计议，真正培养造就一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遵纪守法，具有较深宗教知识造诣的新一代宗教职业人员队伍，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二，制订规划，加大力度。各级统战、宗教部门，要尽快制订培养规划，既有长远打算，又有近期目标，加大带培的力度。要推荐、物色一批思想基础好，真心热爱宗教事业的青年人，通过合法渠道，进行系统培养。这种培养应是连续的不间断的，不能临时抱佛脚，不能一暴十寒。
第三，加强对塔里甫(满拉)的思想政治教育。各级统战、宗教部门在开展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中，要把对塔里甫(满拉)的政治培训放在第一位，解决政治上强的问题，通过培训，强化塔里甫(满拉)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知识、新疆历史、新疆社会发展史、民族发展史、宗教演变史的正确理解和认识，不断提高塔里甫(满拉)的思想政治觉悟，确保其政治素质合格。
第四，适应当代青年人的特点，适时增加高科技培训内容。当今时代，是电子和信息日新月异的时代，而年轻人要求学习电脑知识的较多，这是对高科技知识的一种渴望，也是完全紧跟日新月异的时代步伐的一种表现。因此，在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中，各级统战、宗教部门在集中培训中，应安排一些有关这方面的基本知识的学习，以此更新他们的观念，紧跟时代步伐。
第五，全面提高塔里甫(满拉)的综合素质。培养合格的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接班人队伍，全面提高塔里甫(满拉)的综合素质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要加强对塔里甫(满拉)的道德教育。作为一名合格的爱国宗教人士接班人，就必须严于律已，品德高尚，这样才能赢得信教群众的爱戴，如果品行低下，势必无法服众，自然无法成为合格的爱国宗教人士接班人；其次，要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宗教学识水平。各级统战、宗教部门要定期对塔里甫(满拉)进行业务培训，并聘请宗教学识造诣较高的爱国宗教人士为他们传授宗教知识，使他们正确理解宗教教义，对其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解释，努力挖掘和发扬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服务。
时间：2011-07-01
来源：http://www.xjfydj.com/tzgz/llyd/2011/2123641.htm
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是解决目前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缺乏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加强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年来，我们根据上级党委统战部、民宗委《关于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垃)工作的安排意见》，严格按照带培程序开展带培工作，逐渐探索出了一条适合牧业区特点的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的新路子。
—、基本情况
富蕴县地处新疆北部，是个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少数民族边境县。县辖6乡3镇，68个行政村。全县总人口9万余人，由24个民族组成，其中哈萨克族占总人口的75％。县境内24个民族中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全县共有伊斯兰教宗教活动场所18处，其中哈萨克族宗教活动场所13处，回族宗教活动场所5处。目前，全县有持证伊斯兰教宗教人士87名。
由于富蕴县属于牧业地区，牧业点多、线长、面广，农牧民居住十分分散，在日常宗教活动中，信教群众除在18个清真寺活动外，还在全县53个农牧点活动。近年来，由于相当一部分爱国宗教人士年老多病、有的甚至因病去逝，致使一些农牧村无宗教人士主持教务。鉴于上述情况，2006年，我县统战、民宗部门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经乡、村两级党政组织推荐、考察，并充分征求爱国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意见，提请县委、政府研究，决定开展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以解决目前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后继乏人的问题，经地委统战部、地区民宗委批准：首批由13名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22名。
在首批带培的13名爱国宗教人士中，有3名是新疆伊斯兰教经文学院毕业的本科生；有9名是县重点清真寺的伊玛目；有3名担任县政协委员。
二、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的主要做法及特点
组织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在富蕴县尚属首次。为了切实做好带培工作，努力培养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的合格的爱国宗教人士接班人队伍，我县统战、民宗部门将培养塔里甫(满拉)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带培工作。主要做法是：
一是强组织领导，制定培训计划。为了进一步加强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县委专门成立了由分管领导任组长的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委统战部，具体负责带培工作。县委统战部结合实际，制定了《富蕴县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五年计划》。并在地区批准《关于富蕴县委托优秀的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的报告》之后，举行了富蕴县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开班仪式，县委分管领导在开班仪式上做了动员讲话，县委统战部宣读了带培计划，为13名爱国宗教人士颁发了带培塔里甫(满拉)聘书，并与他们签订了带培责任状；同时为带培的22名塔里甫(满拉)颁发了学员证。
二是落实培训经费，加强政治教育。为进一步做好塔里甫(满拉)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县委统战部根据牧区春夏较忙、冬季相对休闲的实际，决定每年冬闲时节集中一个月时间，对带培的塔里甫(满拉)进行法律法规、时事政治和科技知识的学习培训，并请示县委同意，将塔里甫(满拉)集中培训经费纳入县财政预算。同时，经县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领导小组协调，以县委党校为培训基地，由统战、民宗、宣传、组织、司法、公安、计生、科技、教育、发改、文化等部门为主，系统地对塔里甫(满拉)进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时事政治、法律法规、科技知识的学习培训。培训采取政面教育、座谈讨论、观看电教片、组织考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并在每期培训结束后，对塔里甫(满拉)进行政治法律考试，将考试成绩装入本人档案，作为本人五年带培结束后，政治上是否合格的重要依据。另外，为提高塔里甫(满拉)的经文学习水平，在每年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培训中，县委统战部还聘请了3名新疆伊斯兰教经文学院毕业的爱国宗教人士为塔里甫(满拉)进行宗教学识的学习培训。
三是强化思想教育，严格进行管理。对塔里甫(满拉)的培养，不仅要提高其宗教学识水平，重要的是提高其思想觉悟。为此，县统战、民宗部门经常深入各带培点，宣传党的宗教政策，教育他们摆正爱国与爱教的关系，深刻领会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深刻理解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意义。还教育他们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作为宗教人士不仅要传播宗教知识，还要向信教群众宣传党的宗教政策、法律、法规，要做个好教徒，首先要做个好公民。在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的同时，对个别不遵守政策法规的人和事，进行大胆地批评教育，甚至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制止。如在2008年集中学习培训中，1名塔里甫(满拉)未经批准，擅自回家，县委统战部领导对其给予严厉批评，并责令其写出书面检查，在培训班全体学员中公开检讨，使他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
四是坚持以老带新，注重言传身教。带培塔里甫(满拉)同样存在继承与发展问题。老一代爱国宗教人士经过党和政府多年的培养教育，尤其是经过近十年来反分裂斗争的洗礼，他们政治合格，爱国爱教，在信教群众中威望比较高，经验比较丰富。因此在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中，要注意发挥老一代的作用，坚持以老带新。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注意发挥老一代爱国宗教人士的作用，教育他们言传身教，从思想政治和宗教学识上培养接班人。其次，让塔里甫(满拉)在学习期间，虚心向老一代学习。
五是注重业务培训，提高自身素质。在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中，我们除严格按照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规定的“1名爱国宗教人士带培1—2名塔里甫(满拉)”，由委托的爱国宗教人士对塔里甫(满拉)言传身教，传授宗教学识外，鉴于当前反分裂斗争的严峻形势，为抵御境内外“三股势力”的渗透，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把好讲经坛，正确阐释宗教教义，积极宣传爱国守法、团结稳定、学习科学文化、追求“两世吉庆”等内容，我们还采取跟踪督学的办法，努力提高塔里甫(满拉)的业务素质。2008年，县委统战部利用40天时间，聘请2名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毕业的宗教学识造诣比较高的伊玛目赴各带培点讲学，并做《卧尔兹》示范演讲，规范讲经内容，对塔里甫(满拉)业务学习情况进行督查和考试，这种“上门送学”的方法，受到了塔里甫(满拉)的欢迎和称赞。
总之，由于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县统战、民宗部门切实承担组织和管理责任，各带培点严格依照带培程序进行带培，我县首批带培的塔里甫(满拉)正逐步成长起来，并初步形成以下四种特色：
第一，现代性。首批带培的塔里甫(满拉)大多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掌握新知识比较多，再加上他们是在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时代成长起来的，受社会新事物影响较深，与老一代相比思想比较解放，其宗教知识接近时代，易与当代信教群众思想融合，这是其鲜明的特征。
第二，知识性。在调查过程中，大家普遍感到，带培的塔里甫(满拉)大多数有培养前途，只要他们勤奋学习政治法律和宗教知识，一旦学业完成进入宗教活动场所便担负起讲经的任务，只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加强锻炼，便可成为高素质的宗教教职人员。
第三，进步性。带培的塔里甫(满拉)，在中小学里普遍受到党的教育，在学习过程中，县统战、民宗部门对其系统地进行党的宗教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知识的学习教育。加之老一代爱国宗教人士的言传身教，如果在带培过程中，我们教育方法得当，及时掌握其思想动向，抓紧培养，在他们学业完成并取得宗教职格证书后，在走爱国爱教与杜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上，肯定会迈出新的步伐。
第四，遵从性。带培的塔里甫(满拉)尽管知识新，思想比较解放，但总体上对老一代爱国宗教人士比较尊重、敬重、服从。这里边有多种原因：一是受中国传统尊老爱幼思想文化的熏陶；二是受伊斯兰教传统文化的影响；三是施恩图报思想影响。带培的塔里甫(满拉)由委托的爱国宗教人士直接带培，并向他们传授宗教学识，因此，对恩师自然敬重有加。
三、当前带培对象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县首批带培的塔里甫(满拉)从整体看是比较好的，是健康向上的。但是，从培养爱国宗教人士队伍接班人的战略高度看，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为：
第一，委托带培的爱国宗教人士政治上是可靠的，但由于个别爱国宗教人士文化程度较低，宗教学识水平较差，带出来的塔里甫(满拉)自然素质不高。
第二，由于个别塔里甫(满拉)文化水平较低，虽然能刻苦学习，但理解能力差，这必然对其将来的发展带来局限。
第三，个别塔里甫(满拉)思想还不成熟，“变数”很大。由于个别青年学习宗教知识的动机比较复杂，有些是因受到各种挫折而学习，有些是受家庭影响等等。这些塔里甫(满拉)在复杂杜会环境影响下，很难立志终生从事宗教工作，“变数”很大，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放弃所学，从事其他工作。
四、关于加强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的建议
第一，思想重视，从长计议。有组织、有计划的委派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关系到宗教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宗教界接班人领导权掌握在谁手中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合法宗教与地下势力争夺宗教领导权，关键是争夺接班人。因此，各级党委、政府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加强领导，从长计议，真正培养造就一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遵纪守法，具有较深宗教知识造诣的新一代宗教职业人员队伍，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二，制订规划，加大力度。各级统战、宗教部门，要尽快制订培养规划，既有长远打算，又有近期目标，加大带培的力度。要推荐、物色一批思想基础好，真心热爱宗教事业的青年人，通过合法渠道，进行系统培养。这种培养应是连续的不间断的，不能临时抱佛脚，不能一暴十寒。
第三，加强对塔里甫(满拉)的思想政治教育。各级统战、宗教部门在开展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中，要把对塔里甫(满拉)的政治培训放在第一位，解决政治上强的问题，通过培训，强化塔里甫(满拉)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知识、新疆历史、新疆社会发展史、民族发展史、宗教演变史的正确理解和认识，不断提高塔里甫(满拉)的思想政治觉悟，确保其政治素质合格。
第四，适应当代青年人的特点，适时增加高科技培训内容。当今时代，是电子和信息日新月异的时代，而年轻人要求学习电脑知识的较多，这是对高科技知识的一种渴望，也是完全紧跟日新月异的时代步伐的一种表现。因此，在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中，各级统战、宗教部门在集中培训中，应安排一些有关这方面的基本知识的学习，以此更新他们的观念，紧跟时代步伐。
第五，全面提高塔里甫(满拉)的综合素质。培养合格的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接班人队伍，全面提高塔里甫(满拉)的综合素质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要加强对塔里甫(满拉)的道德教育。作为一名合格的爱国宗教人士接班人，就必须严于律已，品德高尚，这样才能赢得信教群众的爱戴，如果品行低下，势必无法服众，自然无法成为合格的爱国宗教人士接班人；其次，要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宗教学识水平。各级统战、宗教部门要定期对塔里甫(满拉)进行业务培训，并聘请宗教学识造诣较高的爱国宗教人士为他们传授宗教知识，使他们正确理解宗教教义，对其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解释，努力挖掘和发扬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服务。
十字路口上的塔吉克斯坦：世俗化还是伊斯兰化
作者：文丰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摘要：在塔吉克斯坦的权力结构中，“权力分享者”日益沦落为“少数派”，引起其支持者的强烈不满，而伊斯兰复兴党近期出台的社会帮扶计划似乎有与执政党争夺民心之嫌。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唯一的让伊斯兰政党拥有合法地位的国家，这也成为拉赫蒙总统试图走“世俗-伊斯兰”中间道路的支撑点，同时也可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重新崛起的支点。
中亚国家或多或少地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而塔吉克斯坦近期则遭遇了内战结束以来形势最为严峻的挑战。腐败导致的贫困驱使人们通过宗教寻求公正，日益腐化的政治体制使得政府对整个塔吉克斯坦社会的控制能力日益弱化。塔吉克斯坦现存的权力结构正面临解体，拉赫蒙总统与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拉里·巴达赫尚之间的矛盾时隐时现，导致了塔吉克斯坦国内伊斯兰化氛围日渐浓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能成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问题。贫穷、腐败、基础设施的匮乏、被边缘化的前军阀和精英分子将会为伊斯兰的激进化大开方便之门。
一、塔吉克斯坦日益浓厚的伊斯兰氛围
伊斯兰教在塔吉克斯坦通常也被分为多数的逊尼派（95%）和少数的什叶派（3%），而两派又可进而细分。逊尼派包括哈乃菲派和瓦哈比派，哈乃菲派又占多数。什叶派包括伊斯纳·阿沙里斯派和伊斯玛仪派，前者是原教旨主义派别。伊斯玛仪信徒集中分布在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区，瓦哈比派信徒集中在加尔姆州科希斯坦地区的卡拉特钦。哈乃菲信徒和伊斯纳·阿沙里斯派信徒散居全国。
塔吉克斯坦大多数人信仰逊尼派。二战以前，他们是苏维埃政府进行反宗教、建设“无神论社会”运动的目标。战争期间，苏联的反宗教运动略有松动，穆斯林们被允许处理自身事务。当时的宗教人士都是政府选派的，用于管理宗教事务，作为国家推行共产主义的补充。赫鲁晓夫时期是反穆斯林运动的顶峰。“苏维埃化的”穆斯林成了主流，而激进分子则采取一些手段掩饰他们真正的特性，以拒绝同化，等待着机会打击、报复那些“将伊斯兰出卖给共产主义”的人。一些塔吉克斯坦学者认为，1992-1997年塔吉克内战的思想根源事实上是共产主义、伊斯兰、民主主义三种竞争的意识形态之间无法调和的冲突。
独立以后的近20年里，塔吉克斯坦的宗教复兴势头日甚，兴建了大量的清真寺，每年都有数千穆斯林朝觐，许多宗教节日成为合法的 公共节日。这个国家至少有20个官方的宗教学校和一所伊斯兰大学。另外数以百计的学生远赴伊朗、巴基斯坦、埃及、沙特等国的宗教学校学习。
2010年8月底，塔吉克斯坦教育部撤销了派遣10名学生去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学习的任务[1]。9月8日，塔吉克斯坦政府禁止国民因宗教原因赴伊朗、巴基斯坦等国。9月4日塔吉克斯坦政府暂停了一架飞往德黑兰航班，这架飞机中有一些塔吉克斯坦学者以及学生准备去伊朗进行宗教教育交流活动。教育部官员声称，政府的决定源于对此次活动的目的性表示怀疑。这71名乘客是塔吉克驻德黑兰大使馆举报的，塔吉克教育部官员质疑道，“如果他们确实是参加教育计划，为什么不向教育部报告呢？”[1]。官方声称有2000名塔吉克人经政府批准在海外学习宗教。而据当地媒体估计，数以千计的学生私自出国学习宗教。据估计，仅在巴基斯坦宗教学校中就有近4000名塔吉克学生。官方一再声称，目前活跃在东部地区的外国武装人员多数是非法宗教学校培养的毕业生。塔吉克斯坦驻巴基斯坦大使多次敦促关注那些在地下宗教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已经受到了极端组织的控制。
盖洛普（Gallop）2010年8月份的一份调查显示，85%的塔吉克人认为宗教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只有12%的人表示宗教不重要。这一数据显示，塔吉克斯坦已经成为中亚对伊斯兰教最为虔诚的国家。在北方的苦盏等地，穆斯林对教法的依赖程度也迅速加大，而在政府控制力较弱的戈尔诺·巴达赫尚地区，沙里亚法的影响已远超世俗法律[1]。据塔吉克学者分析，伊斯兰教法在塔吉克斯坦的普及的原因有二。其一，政府机构的官僚作风和腐败行为猖獗，使得民众处理问题的成本大幅提高。其二，很多人认为教法比法律更接近于人的天性，处理方式更为温和、灵活。 2010年9月7日，“塔吉克人越来越倾向于用沙里亚法处理家庭事务和解决分歧”[1]，2010年10月6日自由欧洲网站报道，伊斯兰教名成为塔吉克斯坦的新时尚。民众对宗教的热情正在高涨，6-12岁的儿童也常常出入附近的清真寺。塔吉克斯坦政府感受到了来自宗教的强大压力。9月，塔吉克斯坦伊斯兰乌里玛委员会（亲官方的独立宗教组织）敦促伊玛目不要在清真寺里向学生和儿童传道。
拉赫蒙总统认为，从外国宗教学校毕业的学生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敦促家长们让在国外宗教学校学习的孩子们回国。“我们要开办自己的宗教大学，培养自己的毛拉。”“否则他们（在国外学习宗教的学生）中的大部分将在5-10年内变成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他们不仅在那里学习宗教，他们还会在国内给政府和国家制造麻烦。”[1]2010年12月，为了制订一部名为《父母抚养子女责任法》的法律，拉赫蒙总统号召国民参加全民大讨论[2]。
然而拉赫蒙总统的世俗政府却因近年来限制宗教活动而面临西方媒体的强烈指责。安全部门经常对清真寺和一些私人住宅进行突击搜查，意在阻止毛拉们的非法宗教活动。官方已经宣布在公共机构和学校戴面纱、裹头巾违法。
二、伊斯兰复兴党的“群众路线”
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是中亚唯一的获官方认可的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复兴党作为抗衡塔吉克共产党的力量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崛起。塔共在90年代控制着苦盏和库利亚布。而伊斯兰复兴党的基地则主要集中在东部的加尔姆州和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区，这两个地区在政府里的代表属于少数派，并不能从这些职位中获得利益。伊斯兰复兴党的目的是推翻塔共统治而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迫于政府的强大压力，伊斯兰复兴党与其他一些反对派组织在民族主义、民主、伊斯兰主义的口号下联合起来，组建塔吉克反对派联盟（UTO），争取政治经济 利益。1992年初的反政府游行进行不久，内战爆发。拉赫蒙总统在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的支持下对反对派联盟的武装组织施加强大压力。反对派武装被迫遁入阿富汗、巴基斯坦保存实力，一部分遁入地势险要的塔伊边界地区。1997年，执政党与反对派联盟签署和平协议实现和解。根据协议，反对派联盟将获得30%的政府职位。然而，自协议签署以来，拉赫蒙总统逐渐将被他视为潜在权力竞争者的前反对派领导人边缘化。目前塔吉克斯坦的政治权力日益集中于总统办公室，而办公室人员多为拉赫蒙总统所属的库尔雅比部落成员。
2010年2月28日，塔吉克斯坦举行的下议院选举结果揭晓，总数为63席的下议院中，执政的人民民主党（PDPT）获得了55个议会席位，其中人民
民主党获得43席，人民民主党支持的独立候选人获得12席，而亲政府的农业党（APT）、共产党（CPT）、经济改革党（PERT）各获得2席，伊斯兰复兴党（IRPT）是唯一的进入议会的前反对派政党，仅获2席。民主党（DPT）、社会民主党（SDPT）、社会主义党（SPT）没有获得席位[3]。
2006年，45岁的穆希丁·卡比里（MuhiddinKABIRI）成为伊斯兰复兴党领袖，他是一名很有宣传头脑的商人。与其他政党不同，伊斯兰复兴党通过“脸谱”和YouTube等社交网站，有效地利用社会媒体扩大影响，试图获得青年人的支持。
2010年议会选举前，复兴党建立了青年事务部。复兴党领导人经常在一些城市的大学里接见大学生。很多复兴党的志愿者是年轻人和大学生，帮助复兴党组织政治活动和实施一些社会计划。
在塔吉克斯坦，塔吉克人只有在重要选举的前后才知道有政党的活动，“我们直到选举时才知道还有其他政党，一些党的领导人通常在国外非政府组织运作的研讨会上才能见到，然后在会上抱怨他的党多难”[1]。但伊斯兰复兴党例外。尽管复兴党在96席的国会中只有2个席位，该党却坚持推动一项社会工作计划，这项计划在党的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认为“党除了在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上继续开展工作外，还应该在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上做出规划”。在普通民众中扩大其社会影响，宣传其宗旨，改善社会形象。
杜尚别独立学者帕尔维兹·穆罗尤诺夫认为，“他们并不是偶然去做一些慈善活动，而是有一套明显的精细的战略方案，这是一项提升复兴党社会影响的长期计划。”[1]而卡比里坚称，党的社会工作与政治毫无关联。“人们来到党的总部寻求帮助，包括经济资助，听取我们在不同问题上的建议”“，我们尽可能的提供帮助，我们将之视为我们的宗教责任，我们相信人们对一个伊斯兰政党的期待远超于对一般政党的期待。“”我们的目的是让人们了解真正的复兴党，我们希望消除对复兴党的偏见，在当前的环境下，任何与伊斯兰有关的政党很容易被误解。”[1]
2010年5月，塔吉克斯坦南部库洛布市[4]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复兴党党员迅速前往该地区为灾民捐钱、捐物。他们在库洛布待了多天，帮助市民清理街道和住宅。阿赫迈德·伊布罗西姆，一名库洛布的居民说“我以前认为伊斯兰复兴党是瓦哈比主义者
和恐怖主义者的政党，但当我们看到了复兴党领导人和党员来帮助我们抗灾，我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近距离的帮助人们比在讲台上演讲所产生的效果完全不同。”“当党员们满身泥泞帮助我们时，人们认识到那些诬蔑复兴党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谣言并不真实，曾经有人说复兴党还在挑起事端并给人们发武器，现在人们知道这些都是假的。”[1]
卡比里曾经说过，伊斯兰复兴党不寻求在塔吉克斯坦建立伊斯兰国家，他的党致力于在这个国家建立“伊斯兰社会”。虽然复兴党再三强调它的最终目标，但许多塔吉克人对此表示怀疑。一些专家称复兴党在掩饰其真实的妄图掌权的目标。复兴党从一些伊斯兰国家和组织获得资金支持，也备受诟病。卡比里坚称党的经费大多来自近40000名党员的党费和一些商人的慈善捐助。
三、戈尔诺·巴达赫尚问题与穆罗·阿卜杜罗
戈尔诺·巴达赫尚地区位于帕米尔高原，约占塔吉克斯坦领土的45%，人口却仅占总人口的3%左右。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区1925年由苏联建立，1929年并入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内战期间，该地区是反对派联盟伊斯兰主义者们的根据地。
（一）帕米尔人与拉里·巴达赫尚运动
尽管被官方定为塔吉克族，巴达赫尚地区21.3万居民中，绝大多数却是操帕米尔语的什叶派伊斯玛仪教派信徒，而非操塔吉克语的逊尼派信徒，因此一些学者将其称之为帕米尔人。
帕米尔人由于帕米尔高原这种极端的地理环境保留了自己更多的历史，他们在帕米尔生活了数百年。戈尔诺·巴达赫尚是帕米尔人的世居地区，帕米尔人信仰什叶派的伊斯玛依教派，目前阿迦汗四世是该教派的精神领袖。塔吉克斯坦独立初期，帕米尔人曾要求分离遭到政府镇压，故其是反对派联盟的忠实拥护者。
1992-1997年内战期间，约有10万人丧生，100万人无家可归，民主改革派和伊斯兰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来自北部苦盏和库利亚布地区的苏维埃精英们，这些苏维埃精英试图继续他们在塔吉克斯坦的统治。
1991年3月4日，帕米尔民族主义政党拉里·巴达赫尚（巴达赫尚的红宝石）成立，阿托别克·艾米尔别科夫被任命为该党主席。1991年下半年，该党控制了巴达赫尚，有效地保证了帕米尔人的权利，在政治参与和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1992年拉里·巴达赫尚公布了一份独立宣言。虽然在巴达赫尚连续发生反政府游行之后这份宣言随即被收回，但却奠定了其作为反对派政党的政治地位。塔吉克内战期间，在杜尚别和塔吉克斯坦西部地区许多帕米尔人丧生，因为他们被认为大多数加入了塔吉克斯坦反对派联盟。该党宗旨是保护帕米尔人权利，加强戈尔诺·巴达赫尚的自治地位。1991年11月塔吉克斯坦独立后的第一次大选期间，该党支持反对派候选人达瓦拉特·库多纳扎罗夫。塔吉克内战期间，拉里·巴达赫尚的党员支持反对派，1993年，拉里·巴达赫尚正式加入塔吉克反对派联盟（UTO）。1994-1997年，该党参与了塔吉克斯坦和平协议的谈判。1999年该党退出反对派联盟。
1993年，塔吉克斯坦政府提出一项和解政策，与巴达赫尚当局签订了协议。然而政府随后对巴达赫尚实施经济封锁，并出台一些惩罚性措施，拘禁了巴达赫尚的领导人。作为回应“，与地方当局和反对派有关联的带有自卫性质”的巴达赫尚议会成立[5]。戈尔诺·巴达赫尚是1994-1995年军事行动的主要战场，由于反对派武装频繁在该区域发动攻击，迫使政府军加大了在塔维尔达拉的打击力度，1993年以后，尽管名义上仍属于塔吉克斯坦，戈尔诺·巴达赫尚成了事实上完全独立的自治区域。外部的援助主要来自于阿迦汗基金会。
巴达赫尚之外的帕米尔人不断抱怨着遭受的歧视，被排挤出公共生活和重大政治生活之外。2006-2007年杜尚别曾一度出现多起塔吉克人针对 帕米尔人的暴力活动和恐吓[6]。
2007年2月5日，塔吉克斯坦下议院出台一项关于巴达赫尚地位问题的法律草案。草案建议给予这一地区设置贸易区的权力，保护帕米尔语的发展。
塔吉克斯坦经济学家乌马罗夫建议，应该给予巴达赫尚更多的权力以解决其贸易和经济问题。由于巴达赫尚地区与阿富汗、中国、巴基斯坦接壤“，该区域应该获得与这些国家独立进行贸易的权利，在这一地区建立自由经济区。”[5]
但“巴达赫尚自治的水平”却在塔吉克斯坦引发争论，总统战略所副所长萨弗洛·萨法罗夫表达了一些担忧，担心自治权利的扩大会加强分离势力。“共 和国宪法规定塔吉克斯坦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故而没必要加强这一地区的自治，这有可能导致未来的分裂主义”[5]。
但当地的局势依然紧张，仍然有一些为获取更多自治权的帕米尔游击队组织在活动。同时，由于宪法的模糊以及总统拥有任命戈尔诺·巴达赫尚议会议长、最高法官的权力，使得中央对巴达赫尚的控制有所增强，侵蚀着自治权利。
（二）穆罗·阿卜杜罗
2010年8月23日，杜尚别发生25名囚犯越狱事件。9月3日，在塔吉克斯坦北部的苦盏，一个警察局发生自杀式袭击事件，4名警察丧生。9月6日在杜尚别的一个迪斯科舞厅发生炸弹爆炸，7人受伤。9月19日，在拉什特山谷（Rashtvalley）的库玛罗伯谷地，又发生武装人员袭击搜寻越狱者的巡逻队事件，造成28名士兵死亡。10月4日，4名受伤士兵在被直升机运回杜尚别的途中，直升机坠毁，官方声称4名士兵死亡，但据非官方消息，实际死亡人数有28人之多。与此同时，超过6名士兵在拉什特地区遭遇地雷死亡。塔政府指责穆罗·阿卜杜罗策划了9月的袭击事件，政府军抓获的武装人员供出阿卜杜罗是策划者。据塔吉克内务部消息，参与此次袭击的另一股武装人员，从属于阿罗武丁·达吾拉托夫（阿里·别达基）。包括达吾拉托夫在内的8名武装人员在2011年1月4日的鲁诺博被政府军击毙。塔吉克政府军目前仍在拉什特山谷作战。
拉什特谷地的加尔姆地区作为伊斯兰武装据点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巴斯马奇运动就曾在此设立据点。内战期间，加尔姆人站在伊斯兰分子一边，提供了很大支持。拉什特山谷在内战期间也曾经是穆罗·阿卜杜罗武装组织的主要根据地[7]。
被称为“塔吉克斯坦本·拉登”的穆罗·阿卜杜罗·拉基莫夫领导的塔吉克激进组织已经重返中亚。
阿卜杜罗·拉基莫夫（穆罗·阿卜杜罗）现年61岁，前塔吉克反对派联盟的指挥官，其组织与IMU有着紧密联系，装备精良。1992-1997年塔吉克内战期间，穆罗是一名重要的军事指挥官，为塔吉克反对派联盟这个自由民主分子和伊斯兰主义分子联合起来的尴尬的联盟作战。塔吉克内战前，穆罗·阿卜杜罗生活在家乡——杜尚别附近的卡蒙加洛尼珀延，迄今为止，其妻子和孩子仍然居住在那里，但1999年以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
1993年，加尔姆人和帕米尔人组成的反对派武装在战场上遭到了政府军的重创，被迫逃离塔吉克斯坦，逃亡至阿富汗成为难民。在那里，他们获得了阿富汗北方联盟塔吉克族武装领导人马苏德的支持，得以重新武装，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受了宗教训练。
当1997年和平协议签署之后，穆罗·阿卜杜罗与伙伴决裂，因为他们要放下武器回归和平生活。阿卜杜罗重新组织了一支游击队与政府继续作战。
穆罗·阿卜杜罗作为众多拒绝接受协议的伊斯兰武装指挥官之一，以阿富汗作为基地，不断越境向驻扎在拉什特山谷的政府安全部队发动袭击。多份证据显示阿卜杜罗作为乌伊运的地区指挥官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突袭行动[8]。2000年9月，40名武装分子在塔吉克斯坦的巴班地区被抓，穆罗又回到了塔吉克斯坦，但他的组织被摧毁。穆罗据称也在这次战斗中被抓，据称被送往杜尚别，但随后被大赦释放。他利用这来之不易的自由离开塔吉克斯坦，前往阿富汗。阿赫迈德·马苏德任命其为北方联盟的指挥官。一些报告称，他加入了塔利班，而在2002年的坎大哈省被政府军俘获。此后就再也无法获得他的消息。塔吉克斯坦当局也无法确认阿卜杜罗是否被阿富汗政府拘禁。
2010年10月塔吉克斯坦内政部长诺玛托夫说，“穆罗·阿卜杜罗的武装组织已经被摧毁，他领导下的这些人试图搅乱塔吉克斯坦东部，但事实上已被打垮，一些人被击毙，另一些投降。”“据我们的情报，拉基莫夫武装组织现在正在拉什特地区，他们大约10-12人，内政部正在全力确定这些武装人员的位置，否则他们将会再次搅乱这一地区”[9]俄罗斯的报告称，阿卜杜罗2010年9月穿越边境回到了东塔吉克斯坦，并在拉什特山谷游说当地长老们获取支持。原来的100名战士已经迅速扩大为300人[7]。
四、十字路口：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由于毗邻政教合一的伊朗、动荡不安的阿富汗和吉尔吉斯斯坦、充满敌意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能否在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找到“交集”，抑或成为继阿富汗之后的该地区的第二个“失败国家”。
（一）脆弱的经济和高企的失业率是塔吉克斯坦“失败”的最大隐患
据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显示[10]，塔吉克斯坦的通胀率由2009年5%上升到2010年9.8%，主要是粮食价格的飙升引起的。据塔吉克官方公布的数据，2010年失业率为2.2%。美国联邦统计局称，11.5%的适龄劳动力没有工作。而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失业率接近40%，有5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1]。
亚行驻塔吉克斯坦代表2010年12月22日在杜尚别举行新闻发布会说，亚行不排除2011年因塔吉克斯坦负债率过高而拒绝向其提供贷款的可能[12]。 IMF的报告显示塔吉克斯坦2010年负债率高达34.4％[10]。这对于一直靠外部资金建设基础设施的塔吉克斯坦而言，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遇到了巨大挑战。塔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已经失败，机构职能的缺失侵蚀着政府的合法性。由于内战的血腥记忆犹新，民众短期内可能会采取街头抗议的形式表达不满。
（二）伊斯兰教：社会的稳定器还是激进主义的摇篮
在人们聚焦“基地”等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同时，还要看到伊斯兰教对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著名伊斯兰研究专家约翰·L·埃斯波西托在他的著作《谁为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 斯林的真实想法》一书中，说“伊斯兰教可以作为让恐怖主义者失信，限制恐怖主义蔓延的有效武器”。关键在于政府“如何采取正确的公共政策去赢得穆斯林的头脑和心灵”[13]。
作为一个允许伊斯兰政党活动的国家，塔吉克斯坦宣示了它是一个包容的国家。激进的伊斯兰势力实质上是由对现实生活极度不满的、愤怒的、绝望的穆斯林组成。如何平息他们的情绪、改善他们的生活、尊重他们的信仰才是拉赫蒙政府所应该做的，而不是相反。
（三）外部的地区环境变化对塔国内局势影响巨大
随着北约联军的攻势日益增强,阿富汗塔利班、基地组织及一些外围极端武装组织或被迫化整为零，从巴阿边境的一些地区撤出，实施战略性的转移。据国际媒体报道，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可能迫于塔利班的压力,实施“战略性转移”，重返中亚，开始向塔吉克斯坦东部地区、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以及费尔干纳谷地地区转移。
2011年4月16日，纽约时报报道穆罗·阿卜杜罗·拉基莫夫及其10名武装分子被塔吉克斯坦安全部队击毙[14]。无论此消息是否准确，阿卜杜罗的出现可谓是带有双重意义的象征，一是说明塔吉克斯坦的“内战后遗症”远未康复，贫穷、失业、毒品、部落与 地区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等等，每一个问题一旦突破了临界点都可能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二是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回归”浪潮已经开启，塔吉克斯坦政府可能有能力阻止小股武装的渗透，但是否有能力阻止有上千名战士的IMU？政府是否有实力和资源，有效地迫使伊斯兰主义者放弃暴力活动？有待观察。
总之，塔吉克斯坦的稳定及未来将取决于塔吉克斯坦政府消除贫困、发展经济、打击腐败和恐怖主义的决心，也取决于国际社会和组织向塔吉克斯坦提供物资援助的决心。
基金项目：本文系新疆社科基金项目“颜色革命后的中亚与新疆稳定发展”（08ZB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文丰，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 http://www.rferl.org/content/Tajiks_Stopped_From_Traveling_to_Iran_Pakistan_For_R eligious_Courses.
[2] http://enews.fernews.com/news.php?id=2082&mode=snews.
[3] http://www.cacianalyst.org/?q=node/5292.
[4] 库洛布市是拉赫蒙总统的故乡，是人民民主党稳定的选票库，一直以来复兴党在该市行事谨慎，但复兴党的社会活动已经开始缓慢推进。
[5] http://iwpr.net/fr/node/41345.
[6] http://www.minorityrights.org/?id=2384&tmpl=printpage.
[7] 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no_cache=1&tx_ttnews%5Btt_news%5D=35111.
[8] http://www.minorityrights.org.
[9] http://centralasiaonline.com/cocoon/caii/xhtml/en_GB/features/caii/features/main/2011/01/08/feature-02.
[10] http://www.adb.org/documents/books/ado/2011/ado2011-taj.pdf.
[11]http://www.state.gov/r/pa/ei/bgn/5775.htm.
[12]http://news.163.com/10/1223/06/6OIO057P00014JB5.html.
[13]约翰·L·埃斯波西托，达丽亚·莫格海德：《谁为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21 页。 [14]http://www.nytimes.com/2011/04/16/world/asia/16briefs-AR T- Tajikistan.html?_r=2.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摘要：在塔吉克斯坦的权力结构中，“权力分享者”日益沦落为“少数派”，引起其支持者的强烈不满，而伊斯兰复兴党近期出台的社会帮扶计划似乎有与执政党争夺民心之嫌。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唯一的让伊斯兰政党拥有合法地位的国家，这也成为拉赫蒙总统试图走“世俗-伊斯兰”中间道路的支撑点，同时也可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重新崛起的支点。
中亚国家或多或少地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而塔吉克斯坦近期则遭遇了内战结束以来形势最为严峻的挑战。腐败导致的贫困驱使人们通过宗教寻求公正，日益腐化的政治体制使得政府对整个塔吉克斯坦社会的控制能力日益弱化。塔吉克斯坦现存的权力结构正面临解体，拉赫蒙总统与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拉里·巴达赫尚之间的矛盾时隐时现，导致了塔吉克斯坦国内伊斯兰化氛围日渐浓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能成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问题。贫穷、腐败、基础设施的匮乏、被边缘化的前军阀和精英分子将会为伊斯兰的激进化大开方便之门。
一、塔吉克斯坦日益浓厚的伊斯兰氛围
伊斯兰教在塔吉克斯坦通常也被分为多数的逊尼派（95%）和少数的什叶派（3%），而两派又可进而细分。逊尼派包括哈乃菲派和瓦哈比派，哈乃菲派又占多数。什叶派包括伊斯纳·阿沙里斯派和伊斯玛仪派，前者是原教旨主义派别。伊斯玛仪信徒集中分布在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区，瓦哈比派信徒集中在加尔姆州科希斯坦地区的卡拉特钦。哈乃菲信徒和伊斯纳·阿沙里斯派信徒散居全国。
塔吉克斯坦大多数人信仰逊尼派。二战以前，他们是苏维埃政府进行反宗教、建设“无神论社会”运动的目标。战争期间，苏联的反宗教运动略有松动，穆斯林们被允许处理自身事务。当时的宗教人士都是政府选派的，用于管理宗教事务，作为国家推行共产主义的补充。赫鲁晓夫时期是反穆斯林运动的顶峰。“苏维埃化的”穆斯林成了主流，而激进分子则采取一些手段掩饰他们真正的特性，以拒绝同化，等待着机会打击、报复那些“将伊斯兰出卖给共产主义”的人。一些塔吉克斯坦学者认为，1992-1997年塔吉克内战的思想根源事实上是共产主义、伊斯兰、民主主义三种竞争的意识形态之间无法调和的冲突。
独立以后的近20年里，塔吉克斯坦的宗教复兴势头日甚，兴建了大量的清真寺，每年都有数千穆斯林朝觐，许多宗教节日成为合法的 公共节日。这个国家至少有20个官方的宗教学校和一所伊斯兰大学。另外数以百计的学生远赴伊朗、巴基斯坦、埃及、沙特等国的宗教学校学习。
2010年8月底，塔吉克斯坦教育部撤销了派遣10名学生去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学习的任务[1]。9月8日，塔吉克斯坦政府禁止国民因宗教原因赴伊朗、巴基斯坦等国。9月4日塔吉克斯坦政府暂停了一架飞往德黑兰航班，这架飞机中有一些塔吉克斯坦学者以及学生准备去伊朗进行宗教教育交流活动。教育部官员声称，政府的决定源于对此次活动的目的性表示怀疑。这71名乘客是塔吉克驻德黑兰大使馆举报的，塔吉克教育部官员质疑道，“如果他们确实是参加教育计划，为什么不向教育部报告呢？”[1]。官方声称有2000名塔吉克人经政府批准在海外学习宗教。而据当地媒体估计，数以千计的学生私自出国学习宗教。据估计，仅在巴基斯坦宗教学校中就有近4000名塔吉克学生。官方一再声称，目前活跃在东部地区的外国武装人员多数是非法宗教学校培养的毕业生。塔吉克斯坦驻巴基斯坦大使多次敦促关注那些在地下宗教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已经受到了极端组织的控制。
盖洛普（Gallop）2010年8月份的一份调查显示，85%的塔吉克人认为宗教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只有12%的人表示宗教不重要。这一数据显示，塔吉克斯坦已经成为中亚对伊斯兰教最为虔诚的国家。在北方的苦盏等地，穆斯林对教法的依赖程度也迅速加大，而在政府控制力较弱的戈尔诺·巴达赫尚地区，沙里亚法的影响已远超世俗法律[1]。据塔吉克学者分析，伊斯兰教法在塔吉克斯坦的普及的原因有二。其一，政府机构的官僚作风和腐败行为猖獗，使得民众处理问题的成本大幅提高。其二，很多人认为教法比法律更接近于人的天性，处理方式更为温和、灵活。 2010年9月7日，“塔吉克人越来越倾向于用沙里亚法处理家庭事务和解决分歧”[1]，2010年10月6日自由欧洲网站报道，伊斯兰教名成为塔吉克斯坦的新时尚。民众对宗教的热情正在高涨，6-12岁的儿童也常常出入附近的清真寺。塔吉克斯坦政府感受到了来自宗教的强大压力。9月，塔吉克斯坦伊斯兰乌里玛委员会（亲官方的独立宗教组织）敦促伊玛目不要在清真寺里向学生和儿童传道。
拉赫蒙总统认为，从外国宗教学校毕业的学生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敦促家长们让在国外宗教学校学习的孩子们回国。“我们要开办自己的宗教大学，培养自己的毛拉。”“否则他们（在国外学习宗教的学生）中的大部分将在5-10年内变成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他们不仅在那里学习宗教，他们还会在国内给政府和国家制造麻烦。”[1]2010年12月，为了制订一部名为《父母抚养子女责任法》的法律，拉赫蒙总统号召国民参加全民大讨论[2]。
然而拉赫蒙总统的世俗政府却因近年来限制宗教活动而面临西方媒体的强烈指责。安全部门经常对清真寺和一些私人住宅进行突击搜查，意在阻止毛拉们的非法宗教活动。官方已经宣布在公共机构和学校戴面纱、裹头巾违法。
二、伊斯兰复兴党的“群众路线”
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是中亚唯一的获官方认可的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复兴党作为抗衡塔吉克共产党的力量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崛起。塔共在90年代控制着苦盏和库利亚布。而伊斯兰复兴党的基地则主要集中在东部的加尔姆州和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区，这两个地区在政府里的代表属于少数派，并不能从这些职位中获得利益。伊斯兰复兴党的目的是推翻塔共统治而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迫于政府的强大压力，伊斯兰复兴党与其他一些反对派组织在民族主义、民主、伊斯兰主义的口号下联合起来，组建塔吉克反对派联盟（UTO），争取政治经济 利益。1992年初的反政府游行进行不久，内战爆发。拉赫蒙总统在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的支持下对反对派联盟的武装组织施加强大压力。反对派武装被迫遁入阿富汗、巴基斯坦保存实力，一部分遁入地势险要的塔伊边界地区。1997年，执政党与反对派联盟签署和平协议实现和解。根据协议，反对派联盟将获得30%的政府职位。然而，自协议签署以来，拉赫蒙总统逐渐将被他视为潜在权力竞争者的前反对派领导人边缘化。目前塔吉克斯坦的政治权力日益集中于总统办公室，而办公室人员多为拉赫蒙总统所属的库尔雅比部落成员。
2010年2月28日，塔吉克斯坦举行的下议院选举结果揭晓，总数为63席的下议院中，执政的人民民主党（PDPT）获得了55个议会席位，其中人民
民主党获得43席，人民民主党支持的独立候选人获得12席，而亲政府的农业党（APT）、共产党（CPT）、经济改革党（PERT）各获得2席，伊斯兰复兴党（IRPT）是唯一的进入议会的前反对派政党，仅获2席。民主党（DPT）、社会民主党（SDPT）、社会主义党（SPT）没有获得席位[3]。
2006年，45岁的穆希丁·卡比里（MuhiddinKABIRI）成为伊斯兰复兴党领袖，他是一名很有宣传头脑的商人。与其他政党不同，伊斯兰复兴党通过“脸谱”和YouTube等社交网站，有效地利用社会媒体扩大影响，试图获得青年人的支持。
2010年议会选举前，复兴党建立了青年事务部。复兴党领导人经常在一些城市的大学里接见大学生。很多复兴党的志愿者是年轻人和大学生，帮助复兴党组织政治活动和实施一些社会计划。
在塔吉克斯坦，塔吉克人只有在重要选举的前后才知道有政党的活动，“我们直到选举时才知道还有其他政党，一些党的领导人通常在国外非政府组织运作的研讨会上才能见到，然后在会上抱怨他的党多难”[1]。但伊斯兰复兴党例外。尽管复兴党在96席的国会中只有2个席位，该党却坚持推动一项社会工作计划，这项计划在党的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认为“党除了在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上继续开展工作外，还应该在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上做出规划”。在普通民众中扩大其社会影响，宣传其宗旨，改善社会形象。
杜尚别独立学者帕尔维兹·穆罗尤诺夫认为，“他们并不是偶然去做一些慈善活动，而是有一套明显的精细的战略方案，这是一项提升复兴党社会影响的长期计划。”[1]而卡比里坚称，党的社会工作与政治毫无关联。“人们来到党的总部寻求帮助，包括经济资助，听取我们在不同问题上的建议”“，我们尽可能的提供帮助，我们将之视为我们的宗教责任，我们相信人们对一个伊斯兰政党的期待远超于对一般政党的期待。“”我们的目的是让人们了解真正的复兴党，我们希望消除对复兴党的偏见，在当前的环境下，任何与伊斯兰有关的政党很容易被误解。”[1]
2010年5月，塔吉克斯坦南部库洛布市[4]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复兴党党员迅速前往该地区为灾民捐钱、捐物。他们在库洛布待了多天，帮助市民清理街道和住宅。阿赫迈德·伊布罗西姆，一名库洛布的居民说“我以前认为伊斯兰复兴党是瓦哈比主义者
和恐怖主义者的政党，但当我们看到了复兴党领导人和党员来帮助我们抗灾，我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近距离的帮助人们比在讲台上演讲所产生的效果完全不同。”“当党员们满身泥泞帮助我们时，人们认识到那些诬蔑复兴党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谣言并不真实，曾经有人说复兴党还在挑起事端并给人们发武器，现在人们知道这些都是假的。”[1]
卡比里曾经说过，伊斯兰复兴党不寻求在塔吉克斯坦建立伊斯兰国家，他的党致力于在这个国家建立“伊斯兰社会”。虽然复兴党再三强调它的最终目标，但许多塔吉克人对此表示怀疑。一些专家称复兴党在掩饰其真实的妄图掌权的目标。复兴党从一些伊斯兰国家和组织获得资金支持，也备受诟病。卡比里坚称党的经费大多来自近40000名党员的党费和一些商人的慈善捐助。
三、戈尔诺·巴达赫尚问题与穆罗·阿卜杜罗
戈尔诺·巴达赫尚地区位于帕米尔高原，约占塔吉克斯坦领土的45%，人口却仅占总人口的3%左右。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区1925年由苏联建立，1929年并入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内战期间，该地区是反对派联盟伊斯兰主义者们的根据地。
（一）帕米尔人与拉里·巴达赫尚运动
尽管被官方定为塔吉克族，巴达赫尚地区21.3万居民中，绝大多数却是操帕米尔语的什叶派伊斯玛仪教派信徒，而非操塔吉克语的逊尼派信徒，因此一些学者将其称之为帕米尔人。
帕米尔人由于帕米尔高原这种极端的地理环境保留了自己更多的历史，他们在帕米尔生活了数百年。戈尔诺·巴达赫尚是帕米尔人的世居地区，帕米尔人信仰什叶派的伊斯玛依教派，目前阿迦汗四世是该教派的精神领袖。塔吉克斯坦独立初期，帕米尔人曾要求分离遭到政府镇压，故其是反对派联盟的忠实拥护者。
1992-1997年内战期间，约有10万人丧生，100万人无家可归，民主改革派和伊斯兰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来自北部苦盏和库利亚布地区的苏维埃精英们，这些苏维埃精英试图继续他们在塔吉克斯坦的统治。
1991年3月4日，帕米尔民族主义政党拉里·巴达赫尚（巴达赫尚的红宝石）成立，阿托别克·艾米尔别科夫被任命为该党主席。1991年下半年，该党控制了巴达赫尚，有效地保证了帕米尔人的权利，在政治参与和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1992年拉里·巴达赫尚公布了一份独立宣言。虽然在巴达赫尚连续发生反政府游行之后这份宣言随即被收回，但却奠定了其作为反对派政党的政治地位。塔吉克内战期间，在杜尚别和塔吉克斯坦西部地区许多帕米尔人丧生，因为他们被认为大多数加入了塔吉克斯坦反对派联盟。该党宗旨是保护帕米尔人权利，加强戈尔诺·巴达赫尚的自治地位。1991年11月塔吉克斯坦独立后的第一次大选期间，该党支持反对派候选人达瓦拉特·库多纳扎罗夫。塔吉克内战期间，拉里·巴达赫尚的党员支持反对派，1993年，拉里·巴达赫尚正式加入塔吉克反对派联盟（UTO）。1994-1997年，该党参与了塔吉克斯坦和平协议的谈判。1999年该党退出反对派联盟。
1993年，塔吉克斯坦政府提出一项和解政策，与巴达赫尚当局签订了协议。然而政府随后对巴达赫尚实施经济封锁，并出台一些惩罚性措施，拘禁了巴达赫尚的领导人。作为回应“，与地方当局和反对派有关联的带有自卫性质”的巴达赫尚议会成立[5]。戈尔诺·巴达赫尚是1994-1995年军事行动的主要战场，由于反对派武装频繁在该区域发动攻击，迫使政府军加大了在塔维尔达拉的打击力度，1993年以后，尽管名义上仍属于塔吉克斯坦，戈尔诺·巴达赫尚成了事实上完全独立的自治区域。外部的援助主要来自于阿迦汗基金会。
巴达赫尚之外的帕米尔人不断抱怨着遭受的歧视，被排挤出公共生活和重大政治生活之外。2006-2007年杜尚别曾一度出现多起塔吉克人针对 帕米尔人的暴力活动和恐吓[6]。
2007年2月5日，塔吉克斯坦下议院出台一项关于巴达赫尚地位问题的法律草案。草案建议给予这一地区设置贸易区的权力，保护帕米尔语的发展。
塔吉克斯坦经济学家乌马罗夫建议，应该给予巴达赫尚更多的权力以解决其贸易和经济问题。由于巴达赫尚地区与阿富汗、中国、巴基斯坦接壤“，该区域应该获得与这些国家独立进行贸易的权利，在这一地区建立自由经济区。”[5]
但“巴达赫尚自治的水平”却在塔吉克斯坦引发争论，总统战略所副所长萨弗洛·萨法罗夫表达了一些担忧，担心自治权利的扩大会加强分离势力。“共 和国宪法规定塔吉克斯坦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故而没必要加强这一地区的自治，这有可能导致未来的分裂主义”[5]。
但当地的局势依然紧张，仍然有一些为获取更多自治权的帕米尔游击队组织在活动。同时，由于宪法的模糊以及总统拥有任命戈尔诺·巴达赫尚议会议长、最高法官的权力，使得中央对巴达赫尚的控制有所增强，侵蚀着自治权利。
（二）穆罗·阿卜杜罗
2010年8月23日，杜尚别发生25名囚犯越狱事件。9月3日，在塔吉克斯坦北部的苦盏，一个警察局发生自杀式袭击事件，4名警察丧生。9月6日在杜尚别的一个迪斯科舞厅发生炸弹爆炸，7人受伤。9月19日，在拉什特山谷（Rashtvalley）的库玛罗伯谷地，又发生武装人员袭击搜寻越狱者的巡逻队事件，造成28名士兵死亡。10月4日，4名受伤士兵在被直升机运回杜尚别的途中，直升机坠毁，官方声称4名士兵死亡，但据非官方消息，实际死亡人数有28人之多。与此同时，超过6名士兵在拉什特地区遭遇地雷死亡。塔政府指责穆罗·阿卜杜罗策划了9月的袭击事件，政府军抓获的武装人员供出阿卜杜罗是策划者。据塔吉克内务部消息，参与此次袭击的另一股武装人员，从属于阿罗武丁·达吾拉托夫（阿里·别达基）。包括达吾拉托夫在内的8名武装人员在2011年1月4日的鲁诺博被政府军击毙。塔吉克政府军目前仍在拉什特山谷作战。
拉什特谷地的加尔姆地区作为伊斯兰武装据点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巴斯马奇运动就曾在此设立据点。内战期间，加尔姆人站在伊斯兰分子一边，提供了很大支持。拉什特山谷在内战期间也曾经是穆罗·阿卜杜罗武装组织的主要根据地[7]。
被称为“塔吉克斯坦本·拉登”的穆罗·阿卜杜罗·拉基莫夫领导的塔吉克激进组织已经重返中亚。
阿卜杜罗·拉基莫夫（穆罗·阿卜杜罗）现年61岁，前塔吉克反对派联盟的指挥官，其组织与IMU有着紧密联系，装备精良。1992-1997年塔吉克内战期间，穆罗是一名重要的军事指挥官，为塔吉克反对派联盟这个自由民主分子和伊斯兰主义分子联合起来的尴尬的联盟作战。塔吉克内战前，穆罗·阿卜杜罗生活在家乡——杜尚别附近的卡蒙加洛尼珀延，迄今为止，其妻子和孩子仍然居住在那里，但1999年以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
1993年，加尔姆人和帕米尔人组成的反对派武装在战场上遭到了政府军的重创，被迫逃离塔吉克斯坦，逃亡至阿富汗成为难民。在那里，他们获得了阿富汗北方联盟塔吉克族武装领导人马苏德的支持，得以重新武装，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受了宗教训练。
当1997年和平协议签署之后，穆罗·阿卜杜罗与伙伴决裂，因为他们要放下武器回归和平生活。阿卜杜罗重新组织了一支游击队与政府继续作战。
穆罗·阿卜杜罗作为众多拒绝接受协议的伊斯兰武装指挥官之一，以阿富汗作为基地，不断越境向驻扎在拉什特山谷的政府安全部队发动袭击。多份证据显示阿卜杜罗作为乌伊运的地区指挥官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突袭行动[8]。2000年9月，40名武装分子在塔吉克斯坦的巴班地区被抓，穆罗又回到了塔吉克斯坦，但他的组织被摧毁。穆罗据称也在这次战斗中被抓，据称被送往杜尚别，但随后被大赦释放。他利用这来之不易的自由离开塔吉克斯坦，前往阿富汗。阿赫迈德·马苏德任命其为北方联盟的指挥官。一些报告称，他加入了塔利班，而在2002年的坎大哈省被政府军俘获。此后就再也无法获得他的消息。塔吉克斯坦当局也无法确认阿卜杜罗是否被阿富汗政府拘禁。
2010年10月塔吉克斯坦内政部长诺玛托夫说，“穆罗·阿卜杜罗的武装组织已经被摧毁，他领导下的这些人试图搅乱塔吉克斯坦东部，但事实上已被打垮，一些人被击毙，另一些投降。”“据我们的情报，拉基莫夫武装组织现在正在拉什特地区，他们大约10-12人，内政部正在全力确定这些武装人员的位置，否则他们将会再次搅乱这一地区”[9]俄罗斯的报告称，阿卜杜罗2010年9月穿越边境回到了东塔吉克斯坦，并在拉什特山谷游说当地长老们获取支持。原来的100名战士已经迅速扩大为300人[7]。
四、十字路口：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由于毗邻政教合一的伊朗、动荡不安的阿富汗和吉尔吉斯斯坦、充满敌意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能否在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找到“交集”，抑或成为继阿富汗之后的该地区的第二个“失败国家”。
（一）脆弱的经济和高企的失业率是塔吉克斯坦“失败”的最大隐患
据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显示[10]，塔吉克斯坦的通胀率由2009年5%上升到2010年9.8%，主要是粮食价格的飙升引起的。据塔吉克官方公布的数据，2010年失业率为2.2%。美国联邦统计局称，11.5%的适龄劳动力没有工作。而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失业率接近40%，有5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1]。
亚行驻塔吉克斯坦代表2010年12月22日在杜尚别举行新闻发布会说，亚行不排除2011年因塔吉克斯坦负债率过高而拒绝向其提供贷款的可能[12]。 IMF的报告显示塔吉克斯坦2010年负债率高达34.4％[10]。这对于一直靠外部资金建设基础设施的塔吉克斯坦而言，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遇到了巨大挑战。塔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已经失败，机构职能的缺失侵蚀着政府的合法性。由于内战的血腥记忆犹新，民众短期内可能会采取街头抗议的形式表达不满。
（二）伊斯兰教：社会的稳定器还是激进主义的摇篮
在人们聚焦“基地”等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同时，还要看到伊斯兰教对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著名伊斯兰研究专家约翰·L·埃斯波西托在他的著作《谁为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 斯林的真实想法》一书中，说“伊斯兰教可以作为让恐怖主义者失信，限制恐怖主义蔓延的有效武器”。关键在于政府“如何采取正确的公共政策去赢得穆斯林的头脑和心灵”[13]。
作为一个允许伊斯兰政党活动的国家，塔吉克斯坦宣示了它是一个包容的国家。激进的伊斯兰势力实质上是由对现实生活极度不满的、愤怒的、绝望的穆斯林组成。如何平息他们的情绪、改善他们的生活、尊重他们的信仰才是拉赫蒙政府所应该做的，而不是相反。
（三）外部的地区环境变化对塔国内局势影响巨大
随着北约联军的攻势日益增强,阿富汗塔利班、基地组织及一些外围极端武装组织或被迫化整为零，从巴阿边境的一些地区撤出，实施战略性的转移。据国际媒体报道，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可能迫于塔利班的压力,实施“战略性转移”，重返中亚，开始向塔吉克斯坦东部地区、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以及费尔干纳谷地地区转移。
2011年4月16日，纽约时报报道穆罗·阿卜杜罗·拉基莫夫及其10名武装分子被塔吉克斯坦安全部队击毙[14]。无论此消息是否准确，阿卜杜罗的出现可谓是带有双重意义的象征，一是说明塔吉克斯坦的“内战后遗症”远未康复，贫穷、失业、毒品、部落与 地区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等等，每一个问题一旦突破了临界点都可能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二是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回归”浪潮已经开启，塔吉克斯坦政府可能有能力阻止小股武装的渗透，但是否有能力阻止有上千名战士的IMU？政府是否有实力和资源，有效地迫使伊斯兰主义者放弃暴力活动？有待观察。
总之，塔吉克斯坦的稳定及未来将取决于塔吉克斯坦政府消除贫困、发展经济、打击腐败和恐怖主义的决心，也取决于国际社会和组织向塔吉克斯坦提供物资援助的决心。
基金项目：本文系新疆社科基金项目“颜色革命后的中亚与新疆稳定发展”（08ZB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文丰，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 http://www.rferl.org/content/Tajiks_Stopped_From_Traveling_to_Iran_Pakistan_For_R eligious_Courses.
[2] http://enews.fernews.com/news.php?id=2082&mode=snews.
[3] http://www.cacianalyst.org/?q=node/5292.
[4] 库洛布市是拉赫蒙总统的故乡，是人民民主党稳定的选票库，一直以来复兴党在该市行事谨慎，但复兴党的社会活动已经开始缓慢推进。
[5] http://iwpr.net/fr/node/41345.
[6] http://www.minorityrights.org/?id=2384&tmpl=printpage.
[7] 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no_cache=1&tx_ttnews%5Btt_news%5D=35111.
[8] http://www.minorityrights.org.
[9] http://centralasiaonline.com/cocoon/caii/xhtml/en_GB/features/caii/features/main/2011/01/08/feature-02.
[10] http://www.adb.org/documents/books/ado/2011/ado2011-taj.pdf.
[11]http://www.state.gov/r/pa/ei/bgn/5775.htm.
[12]http://news.163.com/10/1223/06/6OIO057P00014JB5.html.
[13]约翰·L·埃斯波西托，达丽亚·莫格海德：《谁为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21 页。 [14]http://www.nytimes.com/2011/04/16/world/asia/16briefs-AR T- Tajikistan.html?_r=2.
依力克其乡“三非”整治工作全面铺开
来源：http://www.xjyc.gov.cn/rdzt/ShowArticle.asp?ArticleID=16746
上传时间：2013-6-18 13:07:39
叶城讯（通讯员：杜效峰）依力克其乡在接到县委“三非”整治文件后，迅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安排部署。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按照计划全面铺开
一是召开了由各村书记、大队长、治保主任、村警、驻村领导和干部参加的“三非”整治工作动员大会，统一了各级干部的思想，随后由各驻村领导在联系村召开群众大会，讲明整治“三非”的目的意义，尤其是讲明了自治区党委将“戴面纱、留胡须、着吉里巴甫等宗教色彩服饰”人员明确纳入宗教极端思想人员的范畴，将食堂、出租车、商店等地确定为公共场所。
二是在全乡各阶层动员大会上，乡领导先行做了亲属不传播非法宗教极端思想、不出现“三种人”的承诺。村级动员大会上，有2名顽固人员由家属带人亲自在大会上揭掉了面纱。乡机关、站所干部、教师、村两委成员、党员、村警、协警分阶段先后在本级大会上做承诺。为确保党员、协警顺利承诺，乡党委及时入户座谈，了解困难，掌握思想状况，力争在承诺前动员各级力量解决其亲属戴面纱、留胡须等问题，确保在承诺时无思想负担，目前我乡各阶层正在按照步骤开展承诺，其中领导干部、机关站所干部、村两委主要班子成员已承诺完成。
三是召开了食堂、商店、出租车、通讯店等管理人员的“三非”整治会议，签订了责任书，要求其斋月期间不得关闭食堂，服务员不得戴面纱、留胡须或着吉里巴甫服饰，食堂、商店、出租车、通讯店等公共场之内不得张贴非维吾尔文化的宣传品，任何人不进行做礼拜等宗教活动，不因礼拜等宗教活动停止运营。组织人员采取突然性清查的方式对手机通讯店进行了检查，经检查我乡通讯店无非法、反动内容。针对每个公共场所均制订了整治方案。
四是由党建办、综治办牵头建立领导干部信息库，目前正在信息统计中。
五是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召开群众大会对“三非”整治工作进行动员宣传，各驻村干部利用入户契机或在田间地头对农户进行宣传，发挥村级文艺宣传队的作用，编排有关节目，尤其是对从事非农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项集中宣传，目前宣传覆盖率达到98%。在宣传动员后，以各领导干部为组长在联系村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动员群众主动上交“三非”制品，并制订了相关奖励措施，主动上交或举报的予以奖励，隐藏的予以严打。
六是在“三非”整治工作中，加快32户重点人员的教育转化，采取集中办班的方式，由党校对其进行法律培训，对屡教不改的人员依法依规进行打击，不定期进行清查，安排信息员贴近，着力掌握证据。
七是加大对交通的整治力度，再次统计未上牌照的摩托车、三轮车，在重点路段设置人员对无照驾驶人员进行教育，情节严重的，移交交警大队进行处理，查看营运车辆中是否有“三种人”。由派出所牵头对各类营运出租车驾驶员进行清查，查看有无“三种人”
八是由乡纪检委按照自治区新党办发[2013]11号《关于进一步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文件精神，制订了依力克其乡责任追究办法。
九是召开了宗教人士大会，再次对宗教人士的宗教活动进行规范，明确了未经乡统战办批准不得讲经、讲经人不得随意更换。
十是由武装部长和党务副乡长再次对汉族区域“八必备”情况进行检查，对15户未达到“八必备”的汉族住户进行入户教育，并完善“八必备”措施，对1户困难户动员其到乡政府进行了居住。再次在汉族区域中张贴了警民联系卡，确保突发情况下，通讯畅通。
十一是在教育系统组织召开了整治“三非”动员大会，大力宣传贯彻了“两个不得、五个严禁”的目标，即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学校进行宗教活动；严禁在学校传播宗教思想、发展教徒，严禁在学校设立宗教活动场所、举行宗教活动，严禁师生建立宗教团体和组织，严禁师生在校内外参加或组织参加宗教活动，严禁穿戴宗教服饰、佩戴宗教标志。抵御和防范宗教向校园渗透。
十二是针对伊吉拉特亲戚套亲戚、一对一的发展模式，乡党委组织驻村干部将重点人员的亲戚、邻居等心中有疑惑的人员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查获了一起内容反动的教经点
十三是组织各村召开了十户长会议，按照“出去较长时间和超过一天”两类，摸清了1-5月份的外出人员数和6月1日-6月13日的流动人员数。对当前的三非整治工作进行认真分析，从表面现象看是戴面纱、留胡须，实际情况是人员以外出做生意为由在乌鲁木齐、和田等地外出学经返回后开始戴面纱、留胡须，且具有“一教一、点对点”的特点。从5村教经点的笔记本上显示，敌对分子具有详细的教经计划，包括人员、时间、场所，从这些线索中可以看出每个教经的小队都有一个狂热分子在煸动，针对此种情况，乡党委积极发动群众想方设法固定证据予以打击。
十四是乡流动人员管理办公室在摸清情况后，统一将以前长期外出的人员名单录入了流动人员管理系统，确保外出人员在外出地的管理。其中重点人员和特殊群体100%录入、长期外出人员100%录入，包括超过15天外出的人员，15天以内的由乡村两级共同管理。
十五是组织各村警务室对重点户和特殊群体进行了户宣传，重点是自治区自在制订对宗教狂热分子进行打击的法律法规，而确定是否为宗教狂热分子的表现之一就是戴面纱、留胡须、着吉力巴甫服饰、教学经等。由支部对农户进行了“所属人员进所属清真寺”的宣传，其中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管好人、村警管好车，防止一些外来人员随意在我乡清真寺做礼拜。
上传时间：2013-6-18 13:07:39
叶城讯（通讯员：杜效峰）依力克其乡在接到县委“三非”整治文件后，迅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安排部署。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按照计划全面铺开
一是召开了由各村书记、大队长、治保主任、村警、驻村领导和干部参加的“三非”整治工作动员大会，统一了各级干部的思想，随后由各驻村领导在联系村召开群众大会，讲明整治“三非”的目的意义，尤其是讲明了自治区党委将“戴面纱、留胡须、着吉里巴甫等宗教色彩服饰”人员明确纳入宗教极端思想人员的范畴，将食堂、出租车、商店等地确定为公共场所。
二是在全乡各阶层动员大会上，乡领导先行做了亲属不传播非法宗教极端思想、不出现“三种人”的承诺。村级动员大会上，有2名顽固人员由家属带人亲自在大会上揭掉了面纱。乡机关、站所干部、教师、村两委成员、党员、村警、协警分阶段先后在本级大会上做承诺。为确保党员、协警顺利承诺，乡党委及时入户座谈，了解困难，掌握思想状况，力争在承诺前动员各级力量解决其亲属戴面纱、留胡须等问题，确保在承诺时无思想负担，目前我乡各阶层正在按照步骤开展承诺，其中领导干部、机关站所干部、村两委主要班子成员已承诺完成。
三是召开了食堂、商店、出租车、通讯店等管理人员的“三非”整治会议，签订了责任书，要求其斋月期间不得关闭食堂，服务员不得戴面纱、留胡须或着吉里巴甫服饰，食堂、商店、出租车、通讯店等公共场之内不得张贴非维吾尔文化的宣传品，任何人不进行做礼拜等宗教活动，不因礼拜等宗教活动停止运营。组织人员采取突然性清查的方式对手机通讯店进行了检查，经检查我乡通讯店无非法、反动内容。针对每个公共场所均制订了整治方案。
四是由党建办、综治办牵头建立领导干部信息库，目前正在信息统计中。
五是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召开群众大会对“三非”整治工作进行动员宣传，各驻村干部利用入户契机或在田间地头对农户进行宣传，发挥村级文艺宣传队的作用，编排有关节目，尤其是对从事非农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项集中宣传，目前宣传覆盖率达到98%。在宣传动员后，以各领导干部为组长在联系村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动员群众主动上交“三非”制品，并制订了相关奖励措施，主动上交或举报的予以奖励，隐藏的予以严打。
六是在“三非”整治工作中，加快32户重点人员的教育转化，采取集中办班的方式，由党校对其进行法律培训，对屡教不改的人员依法依规进行打击，不定期进行清查，安排信息员贴近，着力掌握证据。
七是加大对交通的整治力度，再次统计未上牌照的摩托车、三轮车，在重点路段设置人员对无照驾驶人员进行教育，情节严重的，移交交警大队进行处理，查看营运车辆中是否有“三种人”。由派出所牵头对各类营运出租车驾驶员进行清查，查看有无“三种人”
八是由乡纪检委按照自治区新党办发[2013]11号《关于进一步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文件精神，制订了依力克其乡责任追究办法。
九是召开了宗教人士大会，再次对宗教人士的宗教活动进行规范，明确了未经乡统战办批准不得讲经、讲经人不得随意更换。
十是由武装部长和党务副乡长再次对汉族区域“八必备”情况进行检查，对15户未达到“八必备”的汉族住户进行入户教育，并完善“八必备”措施，对1户困难户动员其到乡政府进行了居住。再次在汉族区域中张贴了警民联系卡，确保突发情况下，通讯畅通。
十一是在教育系统组织召开了整治“三非”动员大会，大力宣传贯彻了“两个不得、五个严禁”的目标，即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学校进行宗教活动；严禁在学校传播宗教思想、发展教徒，严禁在学校设立宗教活动场所、举行宗教活动，严禁师生建立宗教团体和组织，严禁师生在校内外参加或组织参加宗教活动，严禁穿戴宗教服饰、佩戴宗教标志。抵御和防范宗教向校园渗透。
十二是针对伊吉拉特亲戚套亲戚、一对一的发展模式，乡党委组织驻村干部将重点人员的亲戚、邻居等心中有疑惑的人员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查获了一起内容反动的教经点
十三是组织各村召开了十户长会议，按照“出去较长时间和超过一天”两类，摸清了1-5月份的外出人员数和6月1日-6月13日的流动人员数。对当前的三非整治工作进行认真分析，从表面现象看是戴面纱、留胡须，实际情况是人员以外出做生意为由在乌鲁木齐、和田等地外出学经返回后开始戴面纱、留胡须，且具有“一教一、点对点”的特点。从5村教经点的笔记本上显示，敌对分子具有详细的教经计划，包括人员、时间、场所，从这些线索中可以看出每个教经的小队都有一个狂热分子在煸动，针对此种情况，乡党委积极发动群众想方设法固定证据予以打击。
十四是乡流动人员管理办公室在摸清情况后，统一将以前长期外出的人员名单录入了流动人员管理系统，确保外出人员在外出地的管理。其中重点人员和特殊群体100%录入、长期外出人员100%录入，包括超过15天外出的人员，15天以内的由乡村两级共同管理。
十五是组织各村警务室对重点户和特殊群体进行了户宣传，重点是自治区自在制订对宗教狂热分子进行打击的法律法规，而确定是否为宗教狂热分子的表现之一就是戴面纱、留胡须、着吉力巴甫服饰、教学经等。由支部对农户进行了“所属人员进所属清真寺”的宣传，其中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管好人、村警管好车，防止一些外来人员随意在我乡清真寺做礼拜。
论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基本特征
作者：苏畅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作者简介：苏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是中亚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独特、重要的问题。独特性在于，宗教极端主义进入中亚后，与该地区的政治、宗教、民族、文化等因素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复杂性、顽固性和普遍性；重要性在于，宗教极端势力对中亚的影响广泛而纵深：给地区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威胁；是影响中亚政局和中亚国家调整内外政策的因素之一；在人文领域，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着新一代中亚人；与“东突”分子相勾结，给中国西北安全带来影响；是中亚地区大国博弈的一个变量因素。
近年中亚安全形势再趋紧张，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局势的影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大有复苏之势，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仍是当前影响中亚非传统安全的最重要因素。本文从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思想、组织结构、行动三个方面分析其基本特征，并试图探索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规律。
一、思想特征
（一）激进的宗教极端思想
对于中亚宗教极端分子来说，激进的宗教极端思想，既是从事极端活动的工具，也是赖以生存的信仰。宗教极端思想成为这些激进分子身上最明确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极端分子的动力源泉。
在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思想特征中，包括三个关键词：宗教，激进，极端。这也是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思想特征的三要素。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伊斯兰特性是不可否认的。伊斯兰极端思想中融合了原教旨主义和瓦哈比的思想，但后者并没有超出伊斯兰教的范畴，仍是伊斯兰教思想中的一个潮流。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领导人尤尔达舍夫通过追寻“伊斯兰之源”来确定自己的伊斯兰思想的“纯正性”；中亚国家独立初期，宗教极端势力要求穆斯林对伊斯兰的回归，也体现出极端分子狭隘的宗教观。
力量日益壮大的伊斯兰解放党，其新的宗教理论更是成为许多恐怖组织的思想阵地，为恐怖主义提供意识形态和神学的辩护。伊斯兰解放党强调伊斯兰文明在上升，美国的物质主义、竞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不再对穆斯林有吸引力，并提出自己的传统的价值观，如尊严、正义等，受到许多穆斯林的欢迎。该党还提倡穆斯林的“无国界化”，要求穆斯林摒弃 民族国家的观念，力求创造出一种可以与特定的民族身份，如与“乌兹别克斯坦人”、“英国人”或“美国人”不同的“穆斯林”身份。
激进主义是中亚宗教极端思想中的又一个重要符号。激进主义，在中世纪时是一种“纯净的伊斯兰教”，就是让伊斯兰教在理论和实际上都向最初的伊斯兰教义回归[1]。在伊斯兰教中，第一个激进主义的宗教派别是18世纪兴起的瓦哈比教派。此后，伊斯兰激进主义越来越世俗化和社会化，直到演变成政治运动或政党。伊斯兰激进主义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统一是现代政治发展的结果。在二战后的第一个十年，伊斯兰激进主义的组织只在伊斯兰国家活动，企图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许多国家开始以西方为样本进行改革，于是激进分子认为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
伊斯兰激进主义可以分成两派：一派坚定相信“伊斯兰”是正确的，相信伊斯兰国家。另一派则是狡猾的实用主义者，把“伊斯兰”当成达到目的的工具。在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中，既包含了对“伊斯兰”的坚定信仰者，也把那些政治投机者纳入其中，从而使宗教极端思想更加复杂。这种情况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中尤为明显。在这个组织中，许多普通的极端分子，如在宗教学校传播极端思想的教师、虔诚的穆斯林妇女，甚至拿起武器袭击警察的年轻人，显然都对伊斯兰激进主义奉若神明；而它的上层，如尤尔达舍夫、纳曼干尼，却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投机家，尤尔达舍夫为了吸引更多的民众追随，甚至宣称自己是中亚某个汗王的后裔，具有纯正的贵族血统，完全有资格像“祖先”那样建立汗国。
与激进主义相比，极端主义更能体现出宗教极端思想的真正含义。这种融合了境外宗教极端思想的中亚宗教极端主义，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它认为所有的“不信者”都是邪恶的，伊斯兰神权国家要优于一切世俗政权，唯有伊斯兰圣战才能拯救中亚的穆斯林，拒绝与政府进行对话（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是历经残酷的内战才走上与政府的和解之路）。宗教极端主义往往把宗教极端组织推向恐怖主义，例如对若干中亚极端组织进行整合而建立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极端思想的影响下，不断以各种各样的恐怖袭击和恐怖事件破坏中亚的社会秩序。
伊斯兰解放党的极端主义色彩也相当突出。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该党一直遵循创建人纳巴哈尼的非暴力理论从事各种活动。1989年12月22日，伊斯兰解放党在美国密苏里召开大会，会上发表了阐 述新宗旨的报告，之后这一报告以《改革伊斯兰解放党之路》为题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表和散发。文章中还讨论了“为推翻任何‘不虔信的’政府而举行武装起义的神学基础”。“9·11”事件之后，在中亚的伊斯兰解放党分子更加极端化，2001年10月9日，伊斯兰解放党公开声称支持塔利班对美国的抗击，认为“在美英领导下的反恐战争是对穆斯林和伊斯兰的宣战”[2]。伊斯兰解放党最终成为一个好战、激进和极端的宗教组织。该党的思想基础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大一统”思想就是主张团结全世界的穆斯林，在世界范围建立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斯兰解放党的另一个核心思想是反对世俗政权。在伊斯兰解放党散发的传单中有这样的字眼“：我们所有的穆斯林本应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但世俗政权却把我们分割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或者吉尔吉斯人。”[3]伊斯兰解放党的“团结”理念给宗教极端分子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流动或联合提供了思想依据。
（二）明确的政治目标
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政治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这个目标已经成为中亚、乃至全球伊斯兰激进分子的理想。几乎所有的中亚宗教极端组织都把建立哈里发国家作为终 极目标，诸如早期的正义党、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以及后来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解放党。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甚至已经通过战争的方式开始“实践”这一理想的实现过程，1992年秋季还建立了短命的“卡尔姆伊斯兰共和国”。不过，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大部分的宗教极端组织对这一目标是模糊的，例如虽然突厥斯坦伊斯兰民主党曾鼓吹要成立一个遵循伊斯兰教法的国家，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成立后，明确的纲领被提出来，武装分子们要通过圣战方式夺取中亚政权，在费尔干纳谷地建立神权 国家。尤尔达舍夫在他唯一的一次采访中宣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目标就是创建一个伊斯兰国家。我们宣布圣战是为了建立一种宗教制度和政府。我们需要的伊斯兰模式完全不像阿富汗、伊朗或者沙特阿拉伯”[4]。伊斯兰解放党则把实现这一目标细化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准备时期，第三阶段是建立伊斯兰国，要“建立政府，广泛、普遍地实施伊斯兰教法，把伊斯兰的信息传递到全球”[5]。许多宗教极端分子十分喜欢“土尔克斯坦”这一名称，暗含的意思是“要在中亚建立一个像19世纪中叶那样的统一的伊斯兰国家”[6]。
这些极端主义者认为，建立伊斯兰国家、依照沙里亚法整治社会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建国”思想的核心[7]。在伊斯兰解放党的宣传书籍《伊斯兰解放党之路》的第一页写道：“为了哈里发，要摧毁一切不信的政府，以伊斯兰的统治来代替它们，把穆斯林国家交还给伊斯兰，借助于信念和圣战把伊斯兰覆盖到全世界。”[8]许多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坚信，伊斯兰解放党过“五十年”或“一千年”后能够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但明确的建国时间还是个未知数[9]。伊斯兰解放党鼓吹，因苏联解体引发的无数复杂问题应该由伊斯兰政权来解决，它可以对中亚面临的社会 经济挑战提供全盘解决方案，包括解决极度贫困、高失业率、政府官员的腐败、吸毒、卖淫和教育缺乏等问题的途径。而这些危险的混合条件被伊斯兰解放党所利用，它鼓动该地区的人民“：谴责美国和它所倡导的制度，推翻你的政府，复兴哈里发政权，来结束你们所有的问题”[10]。
伊斯兰解放党“建国”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公正的秩序和平等的社会[11]。这一观点也尤其吸引那些生活潦倒、对政府不满或信仰空虚的人。一名伊斯兰解放党分子表示“，加入我们组织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需要‘公正’。并且由于人们 都很贫穷，因此没什么怕失去的。”[12]
然而，对于这种“建国”理念持积极态度的老百姓有多少呢？事实上，大多数的中亚人都反对建立伊斯兰国家，希望保持世俗的独立国家。这些人更多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接受现代理念的新一代城市青年、受过高等或普通教育的人。一旦他们了解伊斯兰解放党的真正目标，许多人就会与该运动保持距离[13]。正如一位乌兹别克斯坦学者所说“：我们刚从‘俄罗斯哈里发政权’中解放出来，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这样的政权”[14]。笔者于2006年在深入费尔干纳谷地访问时，一位在乌兹别克斯坦一流大 学——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就读、出生于费尔干纳农村的年轻人表示，“其实受过教育的人都明白，重新建立汗国是不可能的。……谁好谁坏，人们心里有数。”甚至一些宗教极端分子也对极端思想产生动摇。24岁的乌兹别克人阿济兹别克·卡里莫夫被逮捕前曾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制造了多起爆炸事件，对于宗教极端思想，他说，“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世界是多么不公平”，“开始我十分相信伊斯兰极端思想，我相信只要我们建立一个原教旨主义国家，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公平起来。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说的是一些空话和空的许诺。他们只对自 己的权力感兴趣。他们也只是普通人。”[15]某西方民意调查机构就“你希望你的国家应该是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还是世俗政权国家”这一问题进行调查，在哈萨克斯坦有19%的人赞成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68%的人愿意生活在世俗政权国家，而在乌兹别克斯坦分别是10%和80%，在塔吉克斯坦则是7%和76%。[`6]这说明，大多数中亚居民并不愿意生活在一个“纯粹政教合一的国家”。因此，“建国”思想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它是宗教极端思想的核心部分，是极端主义者许诺的一个“天堂”，是理想主义者的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景，但却已成为信徒们信以为真、苦苦追求的人生目标。它给那些在贫困生活中苦苦挣扎的人们一线希望。在进行了多年的思想灌输之后，伊斯兰解放党让那些缺乏教育、没有工作的人渐渐相信，唯有与伊斯兰解放党并肩作战，唯有使国家倒退回汗国时代，才能解决温饱和社会不公问题。
（三）仇视西方
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另一个逐渐明确的政治目标是反对西方。这一目标与建立伊斯兰汗国的理想并不相悖。宗教极端分子认为，西方文明的“邪恶性”是他们实现理想的最具杀伤力的障碍，包括它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文化和信仰。伊斯兰解放党反对民主制。认为“民主是邪恶的西方商品，是一种罪孽深重的制度”，“民主制度是异教徒的制度，是人类凭空想象出来的。”[17]
不过，在“9·11”事件以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对西方国家的仇视还仅仅体现在抵制它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仅仅对西方文明的一些表象进行批判，如西方的生活方式、信仰等方面。但是“9·11”事件之后，尤其是塔利班被美军击溃，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持者和活动基地，以及美国攻打伊拉克所激起的穆斯林世界的仇恨也感染到中亚的宗教极端组织，这些组织对西方国家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激进。
（四）恐怖主义倾向
中亚国家独立后出现的所有宗教极端组织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圣战”作为建立伊斯兰国的主要手段，并且制造了一些流血冲突事件。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是带有强烈恐怖主义色彩的宗教极端组织，或者称之为宗教极端型的恐怖组织更为准确。它号召中亚的穆斯林拿起武器反抗政府，并与阿富汗塔利班、基地组织建立起密切关系，吸收其他地区恐怖组织的思想。
从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发展的阶段可以看出该党倾向恐怖主义的轨迹。这一宗教极端组织在中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中亚国家独立后至1996年，完全的非暴力阶段。其活动并不带有恐怖主义色彩， 而仅仅是通过散发传单和清真寺里的阿訇传播宗教极端思想。1996- 2001年，非暴力与暴力并存阶段。2001年至今，逐渐向恐怖主义发展。伊斯兰解放党在1996年分化成三个部分：赫兹布特—塔赫利尔（伊斯兰解放党）、赫兹班—努斯拉和阿克拉米亚[18]。新分化出来的后两个分支组织思想都极为激进。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伊斯兰解放党分子表示在该组织内部确实有一部分人不满意“非暴力”的行为标准。1999年，以Б.巴巴詹诺夫为领导人的赫兹班- 努斯拉党加强了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的活动，并声称“由于伊斯兰解放党的大批基层人员被捕，所以赫兹班- 努斯拉决定用更激进的手段对付政府。”在塔吉克斯坦，与伊斯兰解放党有关的恐怖分子于2000年在杜尚别朝鲜族新教教堂制造了一起爆炸事件，造成9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关于伊斯兰解放党的性质，一些国家已有定论，俄罗斯认为伊斯兰解放党是被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具有恐怖主义倾向的宗教极端组织[19]，美国也认为“该党属于宗教极端组织”[20]。
二、组织结构特征
早期的宗教极端组织（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除外）并没有清晰的组织结构，往往是由几名政治宗教领袖作为组织的上层，其余部分由激进分子、外 国极端分子、贫民、年轻人混合而成。但是到1996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成立后，该组织效仿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和塔利班的模式，迅速建立起自己的组织结构。而目前在中亚广泛活动的伊斯兰解放党也有鲜明的结构特征。本段将主要以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解放党这三个具有明确组织结构的极端组织为例，分析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组织结构的主要特点。
（一）政党
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在建立时即宣称该组织是“政党”，并于1991年10月26日的全国党代会上通过了党章和党纲，选举出由17人组成的主席团。大会闭幕后不久，该党马上到塔吉克斯坦司法部注册登记。此后，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领导人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他们经常在报刊上宣传该党的主张与活动，广泛散发其主办的《拯救》周刊，还在全国各地建立起基层组织。1993年6月21日，该党被塔吉克斯坦官方宣布取缔后转战至阿富汗，在那里创办《伊斯兰论坛报》，并建有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继续对塔吉克斯坦国内形势施加影响。
（二）军事组织
1997年民族和解以前的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都是典型的军事组织。它们的军事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组建武装力量。1991年，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积极分子、卡兹亚特伊斯兰经学院教师、毛拉卡耶基洛模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做法，创建了“人民近卫军”。而在塔吉克斯坦内战中，以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为基础成立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拥有6000多人的武装，是当时与政府对抗的主要力量。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也建立了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武装，武装分子最多时曾达到5000人。
第二，在武装力量中有明确的职权划分。例如塔吉克斯坦联合武装反对派的主席萨·阿·努里、副主席阿·图拉宗佐达是军事领袖。在乌兹别克斯坦 伊斯兰运动中，尤尔达舍夫是“埃米尔”、“总指挥官”；З.阿波杜拉赫曼（Зубайр ибн Абдурахман）被称为该组织的“政治指导员”；纳曼干尼负责武装训练，是军事领导人，武装分子称他是“游击战的谋略家”；Ю. 阿赫马达里耶维奇 （Юлдашев АбдувалиАхмадалиевич）是该组织的“伊玛目”，负责传播激进的宗教极端思想。
第三，建立武装训练基地。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在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省和塔霍尔省建有军事训练基地。培训后的武装分子经常跨越边境。1993年7月13日，他们向俄罗斯军队驻扎的第12号边防哨所发起突袭，打死俄军25人，被称为“7·13事件”。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阿富汗也设有众多的训练营。
（三）金字塔式组织结构
主要以伊斯兰解放党为例。伊斯兰解放党组织严密，等级分明，其结构既是阶层制的，也是权力下放型的[21]。该党共分为五个等级，即最高领导人、州首领、区首领、“哈尔卡”组长和普通成员。伊斯兰解放党阶层体制的顶端是埃米尔（Amir），目前设在约旦。
埃米尔之下有三个机构：行政机构、执行机构和推选埃米尔的机构。上述部门都是伊斯兰解放党组织的核心部门。它们又组织领导委员会（Kiedat），实行“领导本党，并且管理、监督、指导本党所有行动的进展”[22]。领导委员会具有修订宪法、对不轨的普通成员进行惩戒的排他性权力[23]。领导委员会下设政治部，负责搜集全球信息和传播思想。领导委员会下一级是地区领导人（Mutamads）和地区委员会，负责自己的区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区域是指由一些国家组成的地缘性区域，如中东区域、中亚区域）的活动。
地区领导人下设三个单独的组织：
1. 司库，负责组织的财务和捐赠；
2.“宣传部”，负责情报收集和组织内文件的出版印刷； 3. 地区委员会大会。
再下一级是国家层次的领导，即曼苏尔(Masul)，这一级也有单独的财务和捐赠组织，以及负责情报收集和文件出版印刷的组织。
曼苏尔之下就是基层组织，由多个地方委员会和学习小组组成，每个地方委员会都有一个本区域委员会指派的领导人主持，他既要负责管理地方事务，也负责与区域一级的委员会沟通。地方委员会一般设在城市中心，能够更好地处理伊斯兰解放党的日常事务。
学习小组叫“哈尔卡”（Халка，意为链条）是伊斯兰解放党基层组织的名称，每个“哈尔卡”由3- 7人组成，人数视保密工作的需要而定。每个成员要尽 量发展亲朋好友加入该党，因此伊斯兰解放党的发展十分迅速。最低一层的“哈尔卡”成员只认识同一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和小组组长，而对其他小组丝毫不知。小组成员与其他小组的联系只通过小组组长，这些小组组长又组成“哈尔卡”，并有自己的组长。“哈尔卡”一般每周碰面一次，地点可以是某位成员的家中、清真寺或其他安全的地方。伊斯兰解放党的这种秘密组织方式使政府情报部门很难渗入其组织内部，给中亚各国政府的清查工作造成了极大障碍，迄今为止，中亚国家仍无法确定伊斯兰解放党的准确人数。
经过对伊斯兰解放党出版物和传单的研究可以发现，该党运行十分稳定，且有着良好的组织结构，有自己的纲领、行动计划、战术和战略[23]。伊斯兰解放党的组织结构见下图[24]。
三、行动特征
（一）制造恐怖活动是中亚宗教极端组织的主要行动方式
宗教极端势力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而非宗教特征。这些极端组织惯用的手段就是通过制造恐怖活动来达到政治目的。主要的恐怖手段包括爆炸、暗杀、绑架，甚至在一些中亚国家边境发动大规模武装袭击。前文所述的安集延人卡里莫夫，就是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指使下，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美军基地制造了两起爆炸事件，造成8名平民死亡，数人受伤。后来又参与制造了比什凯克集市和银行的爆炸事件[25]。
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主要针对政府官员和警察。例如忏悔组织领导人之一、后来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核心人物的阿赫马达里耶维奇，在1997年组织杀害了纳曼干州副州长，同年12月又杀死了一名警察，并把死者的头割下挂在该州的行政官员家门口[26]。2000年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恰尔苏大巴扎爆炸事件，也是针对警察的一次恐怖事件。2001年与伊斯兰解放党有关的恐怖分子制造了一系列暗杀事件，包括内务部副部长、文化部长等3名高官遇害；4月在东部杀死了几名警察[27]。中亚宗教极端组织学会了仿效其他地区恐怖组织的破坏方式，如利用人体炸弹、利用妇女从事恐怖活动等。
2004年3月和7月发生在塔什干的系列爆炸就是典型的自杀式恐怖袭击。
（二）非暴力形式
“非暴力”既是伊斯兰解放党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该党的主要行动特征。伊斯兰解放党宣称在中亚的活动是“非暴力”的，早在10多年前，在奥什冲突以及其他种族间的冲突发生后，该党就开始强调“非暴力”了[28]。尤其是在中亚国家加大力度打击宗教极端势力之后，伊斯兰解放党的“非暴力”活动更加成 为宗教极端组织的主要传播形式。但需要辨别清楚的是，虽然在宗教极端活动中确实有一部分属于“非暴力”的行为，但这种行为绝不是合法的、温和的，而是激进的、极端的，同样给中亚安全带来威胁。
在安集延事件中“声名大振”的伊斯兰解放党“分支”阿克拉米亚党，其领导人阿克拉姆·尤尔达舍夫在他的著作《通向虔诚信仰之路》中，把阿克拉米亚党的主要活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吸引新成员的加入，并向其教授宗教极端思想；第二阶段，进行物质积累。每名成员都要把收入的1/5献给组织作为公共资金；第三阶段，定期与其他成员进行思想交流。这种宗教聚会通常分为小型与大型两种，由地区组织机构的副首领主持；第四阶段，向政府官员灌输其教义，拉拢政府官员加入该组织，安插组织成员到国家机构中工作；第五阶段，在全社会完成伊斯兰本源化，国家权力自然而然转交给阿克拉米亚党的领袖[29]。
伊斯兰解放党的“非暴力”活动方式主要是散发传单、刊物、录像带等宣传品，通过这种模式来传播伊斯兰解放党的思想。该党成员向社会散发译成当地语言的各种宣传品，包括刊物《默示》。对于中亚的目标受众来说，因为传单可以在当地印刷并容易分发，是方便的宣传工具。尤其是在互联网使用受限或未普及的地区，情况就更加如此[30]。这些宣传材料往往是由境外的伊斯兰解放党组织通过互联网等方式传到中亚地区，包括费尔干纳谷地的各个城市，印刷出来后再被带到塔什干等地进一步散发。根据国际危机小组发布的信息，伊斯兰解放党制作了领导人讲话布道的录像带、录音带和光盘[31]。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还有许多秘密印刷所，它们常常设在某个成员的家中。2003年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关闭了两个这样的印刷所，发现了大量煽动推翻现政权的传单，以及上万册伊斯兰解放党的党纲，数千份《默示》杂志和境外伊斯兰解放党核心人物纳巴哈尼、赛伊兰等人写的宣传书籍。
关于“公正”、人权等问题的论述或信息常常出现在伊斯兰解放党的传单中，例如下面一段话是伊斯兰解放党传单的部分内容：
“人与人的区别不应因肤色而不同，也不应因人种、民族、语言，或居住的地区而划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区别按照他关于个人、人生、宇宙的观点及其与此观点相一致的意见和信仰而划分。”[32]
这些言论显然是利用了人们对中亚国家在转型时期存在的一些社会不公正现象的不满情绪，向人们灌输粗浅的人权概念，以激起更多的人对政府心生愤懑。
另一些传单常常会攻击政府或政府制订的政策。如一份指向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传单中这样写道：
“今天所有的军事、政治、经济权力仍然掌握在穆斯林敌人的手中。俄罗斯指派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首脑———阿卡耶夫。按照俄罗斯人的指令，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保护俄罗斯利益的前共产党人……通过宣传民主，他们引进了不信者的法律和宪法。他们反对伊斯兰教、伊斯兰法律和伊斯兰意见。他们在学校、研究所、技校和其他无神论精神的教育机构中，按照不信者草拟的计划，把穆斯林的孩子培养成人。这样，他们为自己的主人准备新的奴隶。”[33]
另一份传单体现出伊斯兰解放党对中亚国家政府制订的政策的攻击性：
“他们根据殖民者的指令开展经济改革。他们通过与殖民者一道创建股份公司和合资公司，引进市场经济。他们抢劫掠夺穆斯林的财富。他们以高利贷为基础将投资引进国民经济的非工业领域，他们以高利率接收信贷，他们用债务耗尽了穆斯林的财产……他们卑贱地欺骗拥有肥沃土地和大批矿藏的穆斯林。这些国家的政府将本地穆斯林变为向不信教者和殖民者的宪法餐桌上乞食废品碎片的穷人。”[34]
伊斯兰解放党主要传播思想的书籍有《伊斯兰制度》、《邪恶的民主制》、《伊斯兰政治》、《伊斯兰社会》、《伊斯兰结构》、《伊斯兰的观点》、《伊斯兰解放党之路》、《伊斯兰的组织权力》[35]，以及《伊斯兰阶层》、《行政管理》、《伊斯兰世界的权力结构》等等。它们的作者分别是纳巴哈尼、扎鲁姆和伊波拉赫姆等境外伊斯兰解放党的核心人物[36]。这些书被译成各种文字并广泛传播。
说教是伊斯兰解放党的另一个传播方式。伊斯兰解放党成员经常在一些宗教聚会上通过演讲的形式向人们传播思想。“伊斯兰解放党可以到厂长的办公室、咖啡馆、大街上、集市和清真寺宣传‘建立一 个具有新社会秩序的伊斯兰国’思想”[37]。伊斯兰解放党通过两个阶层对民众产生影响：一是伊斯兰宗教人士，人们尤其尊敬被认为是先知后代的宗教人士；二是宗教教师。据吉尔吉斯斯坦检察机关称，伊斯兰解放党善于通过教师来传播思想，教师加入该党后，对学生施加影响，使学生们也加入伊斯兰解放党。一些小商贩也是主要的传播对象。伊斯兰解放党的积极分子基本上是狂热、缺乏正确信仰引导的年轻人，没有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较低，处于失业状态，他们中有的人虔诚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的人则是为了得到“报酬”以养家糊口。
“一对一”招募新成员是伊斯兰解放党的独特方法。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往往最先把亲朋好友拉入组织，这是该组织对每一位成员的基本要求。对亲朋好友以外的人也要进行游说。例如一位美国情报官员谈到，在伊斯兰解放党成员把一份传单交给某人（极可能是在清真寺遇到的人）之前，这位活跃分子一般会先与他熟悉起来，并耐心解释伊斯兰解放党是一个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组织[38]。这种“一对一”的招募方式给中亚政府调查该组织增加了很多难度，使伊斯兰解放党的内部安全性大为提高，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它的思想的迅速传播。这种招募方法不仅被伊斯兰解放党应用于城市，事实上在农村更加适用。这是由于农村的人际关系较城市更为紧密的缘故。在乡村的伊斯兰解放党分子的亲属居住得更加集中，为传播思想创造了便利条件。在农村地区，由于家族或氏族的关系，伊斯兰解放党分子省去了散发传单的行动，这样还降低了被逮捕的风险。而伊斯兰解放党的一个分支组织“辅士党”对于新成员的要求则更高，它只吸收那些被事先调查过背景的人，并不在普通居民中扩大宣传。因此该组织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其他伊斯兰边缘团体的穆斯林、被中亚国家政府明确指认的激进分子，以及对伊斯兰解放党抱有同情态度的普通人。
政府官员也是伊斯兰解放党吸纳的对象。为了确保安全，那些对伊斯兰解放党感兴趣的官员往往被单独培训，“因为这些人地位特殊，容易引人怀疑。”[39]伊斯兰解放党认为要实现“建立哈里发国家”的目标，吸收政府官员，得到政府中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支持非常重要。而中亚国家政府机构的低薪状况也在某种程度上给了宗教极端势力可乘之机。一位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声称“，政府内部有很多（我们的）同情者，因此这是一个从内部破坏政府的好时机，有些人肯定会加入到我们中间来。”[40]目前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乌兹别克斯坦税务局和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都已经出现了伊斯兰解放党的支持者甚至成员[41]。在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荡中，伊斯兰解放党还参与其中，企图支持检察官Б.乌鲁（Бакир уулу）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另一名政府官员土·乌鲁和议会的副发言人卓·克尼什同伊斯兰解放党的关系也得到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曼库洛夫的证实。Б.乌乌鲁曾为伊斯兰解放党辩护“：在我的家乡奥什地区的卡拉苏杰康，有30多万人居住，其中有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人都是伊斯兰解放党的支持者。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生活在这样国 家的共产主义者或其他人都宁愿改变其在宪法中的地位”[42]。事实上共产党在司法行政部注册，以吉尔吉斯斯坦的法律为基础来开展活动，并以合法的方式来争取权力，将它与伊斯兰解放党相比显然是不正确的。因此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些观察家们认为Б.乌乌鲁是希望在2005年2月的议会选举中得到伊斯兰解放党支持的人物之一。
有越来越多的监狱服刑人员、极端分子的女性亲属，以及商人被伊斯兰解放党纳入其中。在被关押的服刑人员中，大多数人都会对政府心生不满，这种情绪就成为伊斯兰解放党“改造思想”的基础。这些人在狱中与被关押的伊斯兰解放党分子接触，很 容易被同化。此外，一些被伊斯兰解放党雇佣来散发传单的非党分子被逮捕后，由于可能量刑过重，也容易变为激进分子。妇女在近年成为伊斯兰解放党招募的重点之一，这种情况与中东、车臣极为相似：极端分子在被逮捕、判刑后，其亲属尤其是妇女特别容易被吸收到极端组织中。她们奉命进行各种各样的抗议行动和反政府示威游行，一些妇女甚至被训练成人体炸弹，在塔什干、布哈拉和中亚的其他地方制造爆炸事件。在安集延事件后，伊斯兰解放党成员中的企业主开始被人们所注意，一种盛传的说法是，正是由于政府关押了数十名身份不明的安集延 企业主，才发生了恐怖分子攻击监狱和越狱事件。乌兹别克斯坦学者拉·塞伊福林指出，伊斯兰解放党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商人阶层，尤其是在从事批发业务的商人中的支持一直在增长[43]。这也表明伊斯兰解放党为了增加资金支持而把商人作为新的重点培育对象。
（三）通过走私、贩毒、非法集资等方式获得资金
除了境外宗教极端组织向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等中亚极端势力提供资金支持外，这些极端组织的主要聚财方式是走私、贩毒和非法集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不仅是宗教极端组织，同时还是贩毒和走私集团。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领导人之一纳曼干尼带领部下沿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路线进行毒品贩运。他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交界处购买了一座农场，作为收容国际恐怖分子的基地，靠贩毒的收入来支持恐怖活动[44]。在他的势力范围内的一些居民也被迫加入贩毒行列。此外，他还走私武器与黄金、宝石，这些矿产是从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开采的。通过贩毒和走私，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积累了大笔财富，仅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一些城市，包括喀布尔、昆都士、塔鲁干和白沙瓦就有纳曼干尼名下的许多房产[45]。
伊斯兰解放党也同样从事走私交易，走私的物品包括肉类和其他食物。此外，该组织还创造了新的敛财方式：第一，通过组织内部进行自筹经费。伊斯兰解放党大量接受私人捐赠，另外每个成员都要按月将收入的5%～20%缴纳给组织。第二，伊斯兰解放党建立了一些私营企业。这或许也可以说明伊斯兰解放党对经商者尤其感兴趣的原因。
分析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主要特征，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在制度建设上的缺失，是宗教极端势力的突破 口；第二，当前的宗教极端势力形式多样，不再以单一的武力和恐怖活动作为对抗政府的方式，而是以更为诡密的传播形式来发展其成员链，大大增加了打击的难度；第三，打击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不仅是一场行动战，而且也是一场长期的思想战。
注释：
[1] Алексей Малашенко,Что делать с радикальным исламом?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Россия）,15.04.2003.
[2] Бахтиёр Бабаджанов,Рег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Узбек истане,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55～56.
[3]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6.
[4] In Pirkulina, Hizb ut -Tahrir Organization and Financing,(paper distributed at Nixon Center conference, Washington,DC, July 16, 2003).
[5] “The Method of Hizb ut-Tahrir”, http://www.hizb-ut-tahrir.org.english/.
[6] И.Щукин,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угрожает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и без того проблемного регион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Религии,http://news.ferghana.ru/detail.php?=364984086965.22,664,16546281,16.06.2004.
[7]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5.
[8]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Хизб -ут -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2002г.С.76.
[9]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Экстремизм 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5.
[10]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85页。
[11]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5. Мухиббин Кабири,ПИВТ и Хизб ут-Тахрир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ь и различия,О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слама и беза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ОБСЕ,Душанбе 2003.C211～223.
[12] Эсмер Исламов,Самариддин Шарипов,В условия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гнета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появляются признаки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и,http://www.eurasianet.org,2004.9.16.
[13] Based on various interviews. See also Zamira Eshanova, “Central Asia:Uzbekistan, Kyrgyzstan Differ in Approach to Hezb ut -Tahrir”,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http://www.rferl.org/nca/features/2002/07/120729921718 56.asp.
[14]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86页。
[15] Тропа террора раскаявшегося боевика. Приказ был прост - взорвать Посольство США, http://www.ferghana.ru,26.09.2003.
[16] Арне К. Зайферт,Фактор ислама и стратегия 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ОБСЕ в ее евроазиатском регионе,Центр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ОБСЕ,2002г.С19.
[17]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побезопасност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78.
[18] 关于阿克拉米亚党是否是伊斯兰解放党分支这一问题尚存在争论。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认为阿克拉米亚党隶属于伊斯兰解放党，但有资料显示尤尔达舍夫在1986年加入伊斯兰解放党，1988年就脱离了该组织。
[19] Виталий Пономарев,Дело активиста Хизб Ут -Тахрир ЮсупаКасимахунова,ПравозащитныйЦентр“Мемориал”,27.02.2004.
[20] Галима Бухарбаеа,Артур Самари,Можно ли одними репрессиями победить 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 IWPR, 30.04.2002.
[21] David Isby, “The Hisb ut-Tahrir: Stronger in Central Asia”,Terrorism Monitor,November 7,2003, http://www.jamestown.org/images/pdf/st_002_008.pdf.
[22] Taji-Farouki, Fundamentalist Quest, p.117.
[23] Taji-Farouki, Fundamentalist Quest, p.117.
[24]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по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77.
[25] 资料来源：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31页。
[26] Тропа террора раскаявшегося боевика. Приказ был прост - взорвать Посольство,СШАhttp://www.ferghana.ru,26.09.2003.
[27] Ислам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хроник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http://www.ferghana.ru
[28] 孙壮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71页。
[29]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 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6.
[30]Саиджахон Зайнабитдинов,Общин‘аАкромия’--тенденц иоз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узбекских спецслужб и политологов,Фергана.Ру,http://www.ferghana.ru/article.php?id=3629，05.04.2005.
[31]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92页。
[32]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Radical Islam in Central Asia, p.22.
[33] Whether Kyrgyzstan is Independent, HY leaflet.
[34] Whether Kyrgyzstan is Independent, HY leaflet.
[35]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89页。
[36] Рахматилло Зойиров,Стратегия поведения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ХИЗБ-УТ-ТАХРИР”,О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слама и беза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ОБСЕ,Душанбе 2003.С224～245.
[37]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по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в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75～76.
[38]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г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 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 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7.
[39] “Anonymous U.S.counter -terrorism analyst”, interview by Zeyno Baran, July 13,2004.
[40] Taji-Farouki, Fundamentalist Quest, p.129.
[41] http://www.src-h.slav.hokudai.ac.jp/publictn/86/abdullaev.pdf.
[42] Reuven Paz, “The University of Global Jihad”, in The Chal－lenge of Hizb ut-Tahrir: Deciphering and Combating Radical Islamist Ideology, ed.Zeyno Baran (Washington, DC: The Nixon Center,2004).
[43]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94页。
[44] Rafik Saifulin, interview by Evgueni Novikov, Fall 2004.
[45] 金宜久主编：《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369页。
[46] Ислам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хроник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http://www.stability.uz/sait_stab.html.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作者简介：苏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是中亚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独特、重要的问题。独特性在于，宗教极端主义进入中亚后，与该地区的政治、宗教、民族、文化等因素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复杂性、顽固性和普遍性；重要性在于，宗教极端势力对中亚的影响广泛而纵深：给地区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威胁；是影响中亚政局和中亚国家调整内外政策的因素之一；在人文领域，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着新一代中亚人；与“东突”分子相勾结，给中国西北安全带来影响；是中亚地区大国博弈的一个变量因素。
近年中亚安全形势再趋紧张，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局势的影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大有复苏之势，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仍是当前影响中亚非传统安全的最重要因素。本文从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思想、组织结构、行动三个方面分析其基本特征，并试图探索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规律。
一、思想特征
（一）激进的宗教极端思想
对于中亚宗教极端分子来说，激进的宗教极端思想，既是从事极端活动的工具，也是赖以生存的信仰。宗教极端思想成为这些激进分子身上最明确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极端分子的动力源泉。
在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思想特征中，包括三个关键词：宗教，激进，极端。这也是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思想特征的三要素。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伊斯兰特性是不可否认的。伊斯兰极端思想中融合了原教旨主义和瓦哈比的思想，但后者并没有超出伊斯兰教的范畴，仍是伊斯兰教思想中的一个潮流。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领导人尤尔达舍夫通过追寻“伊斯兰之源”来确定自己的伊斯兰思想的“纯正性”；中亚国家独立初期，宗教极端势力要求穆斯林对伊斯兰的回归，也体现出极端分子狭隘的宗教观。
力量日益壮大的伊斯兰解放党，其新的宗教理论更是成为许多恐怖组织的思想阵地，为恐怖主义提供意识形态和神学的辩护。伊斯兰解放党强调伊斯兰文明在上升，美国的物质主义、竞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不再对穆斯林有吸引力，并提出自己的传统的价值观，如尊严、正义等，受到许多穆斯林的欢迎。该党还提倡穆斯林的“无国界化”，要求穆斯林摒弃 民族国家的观念，力求创造出一种可以与特定的民族身份，如与“乌兹别克斯坦人”、“英国人”或“美国人”不同的“穆斯林”身份。
激进主义是中亚宗教极端思想中的又一个重要符号。激进主义，在中世纪时是一种“纯净的伊斯兰教”，就是让伊斯兰教在理论和实际上都向最初的伊斯兰教义回归[1]。在伊斯兰教中，第一个激进主义的宗教派别是18世纪兴起的瓦哈比教派。此后，伊斯兰激进主义越来越世俗化和社会化，直到演变成政治运动或政党。伊斯兰激进主义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统一是现代政治发展的结果。在二战后的第一个十年，伊斯兰激进主义的组织只在伊斯兰国家活动，企图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许多国家开始以西方为样本进行改革，于是激进分子认为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
伊斯兰激进主义可以分成两派：一派坚定相信“伊斯兰”是正确的，相信伊斯兰国家。另一派则是狡猾的实用主义者，把“伊斯兰”当成达到目的的工具。在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中，既包含了对“伊斯兰”的坚定信仰者，也把那些政治投机者纳入其中，从而使宗教极端思想更加复杂。这种情况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中尤为明显。在这个组织中，许多普通的极端分子，如在宗教学校传播极端思想的教师、虔诚的穆斯林妇女，甚至拿起武器袭击警察的年轻人，显然都对伊斯兰激进主义奉若神明；而它的上层，如尤尔达舍夫、纳曼干尼，却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投机家，尤尔达舍夫为了吸引更多的民众追随，甚至宣称自己是中亚某个汗王的后裔，具有纯正的贵族血统，完全有资格像“祖先”那样建立汗国。
与激进主义相比，极端主义更能体现出宗教极端思想的真正含义。这种融合了境外宗教极端思想的中亚宗教极端主义，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它认为所有的“不信者”都是邪恶的，伊斯兰神权国家要优于一切世俗政权，唯有伊斯兰圣战才能拯救中亚的穆斯林，拒绝与政府进行对话（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是历经残酷的内战才走上与政府的和解之路）。宗教极端主义往往把宗教极端组织推向恐怖主义，例如对若干中亚极端组织进行整合而建立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极端思想的影响下，不断以各种各样的恐怖袭击和恐怖事件破坏中亚的社会秩序。
伊斯兰解放党的极端主义色彩也相当突出。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该党一直遵循创建人纳巴哈尼的非暴力理论从事各种活动。1989年12月22日，伊斯兰解放党在美国密苏里召开大会，会上发表了阐 述新宗旨的报告，之后这一报告以《改革伊斯兰解放党之路》为题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表和散发。文章中还讨论了“为推翻任何‘不虔信的’政府而举行武装起义的神学基础”。“9·11”事件之后，在中亚的伊斯兰解放党分子更加极端化，2001年10月9日，伊斯兰解放党公开声称支持塔利班对美国的抗击，认为“在美英领导下的反恐战争是对穆斯林和伊斯兰的宣战”[2]。伊斯兰解放党最终成为一个好战、激进和极端的宗教组织。该党的思想基础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大一统”思想就是主张团结全世界的穆斯林，在世界范围建立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斯兰解放党的另一个核心思想是反对世俗政权。在伊斯兰解放党散发的传单中有这样的字眼“：我们所有的穆斯林本应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但世俗政权却把我们分割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或者吉尔吉斯人。”[3]伊斯兰解放党的“团结”理念给宗教极端分子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流动或联合提供了思想依据。
（二）明确的政治目标
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政治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这个目标已经成为中亚、乃至全球伊斯兰激进分子的理想。几乎所有的中亚宗教极端组织都把建立哈里发国家作为终 极目标，诸如早期的正义党、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以及后来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解放党。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甚至已经通过战争的方式开始“实践”这一理想的实现过程，1992年秋季还建立了短命的“卡尔姆伊斯兰共和国”。不过，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大部分的宗教极端组织对这一目标是模糊的，例如虽然突厥斯坦伊斯兰民主党曾鼓吹要成立一个遵循伊斯兰教法的国家，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成立后，明确的纲领被提出来，武装分子们要通过圣战方式夺取中亚政权，在费尔干纳谷地建立神权 国家。尤尔达舍夫在他唯一的一次采访中宣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目标就是创建一个伊斯兰国家。我们宣布圣战是为了建立一种宗教制度和政府。我们需要的伊斯兰模式完全不像阿富汗、伊朗或者沙特阿拉伯”[4]。伊斯兰解放党则把实现这一目标细化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准备时期，第三阶段是建立伊斯兰国，要“建立政府，广泛、普遍地实施伊斯兰教法，把伊斯兰的信息传递到全球”[5]。许多宗教极端分子十分喜欢“土尔克斯坦”这一名称，暗含的意思是“要在中亚建立一个像19世纪中叶那样的统一的伊斯兰国家”[6]。
这些极端主义者认为，建立伊斯兰国家、依照沙里亚法整治社会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建国”思想的核心[7]。在伊斯兰解放党的宣传书籍《伊斯兰解放党之路》的第一页写道：“为了哈里发，要摧毁一切不信的政府，以伊斯兰的统治来代替它们，把穆斯林国家交还给伊斯兰，借助于信念和圣战把伊斯兰覆盖到全世界。”[8]许多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坚信，伊斯兰解放党过“五十年”或“一千年”后能够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但明确的建国时间还是个未知数[9]。伊斯兰解放党鼓吹，因苏联解体引发的无数复杂问题应该由伊斯兰政权来解决，它可以对中亚面临的社会 经济挑战提供全盘解决方案，包括解决极度贫困、高失业率、政府官员的腐败、吸毒、卖淫和教育缺乏等问题的途径。而这些危险的混合条件被伊斯兰解放党所利用，它鼓动该地区的人民“：谴责美国和它所倡导的制度，推翻你的政府，复兴哈里发政权，来结束你们所有的问题”[10]。
伊斯兰解放党“建国”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公正的秩序和平等的社会[11]。这一观点也尤其吸引那些生活潦倒、对政府不满或信仰空虚的人。一名伊斯兰解放党分子表示“，加入我们组织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需要‘公正’。并且由于人们 都很贫穷，因此没什么怕失去的。”[12]
然而，对于这种“建国”理念持积极态度的老百姓有多少呢？事实上，大多数的中亚人都反对建立伊斯兰国家，希望保持世俗的独立国家。这些人更多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接受现代理念的新一代城市青年、受过高等或普通教育的人。一旦他们了解伊斯兰解放党的真正目标，许多人就会与该运动保持距离[13]。正如一位乌兹别克斯坦学者所说“：我们刚从‘俄罗斯哈里发政权’中解放出来，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这样的政权”[14]。笔者于2006年在深入费尔干纳谷地访问时，一位在乌兹别克斯坦一流大 学——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就读、出生于费尔干纳农村的年轻人表示，“其实受过教育的人都明白，重新建立汗国是不可能的。……谁好谁坏，人们心里有数。”甚至一些宗教极端分子也对极端思想产生动摇。24岁的乌兹别克人阿济兹别克·卡里莫夫被逮捕前曾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制造了多起爆炸事件，对于宗教极端思想，他说，“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世界是多么不公平”，“开始我十分相信伊斯兰极端思想，我相信只要我们建立一个原教旨主义国家，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公平起来。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说的是一些空话和空的许诺。他们只对自 己的权力感兴趣。他们也只是普通人。”[15]某西方民意调查机构就“你希望你的国家应该是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还是世俗政权国家”这一问题进行调查，在哈萨克斯坦有19%的人赞成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68%的人愿意生活在世俗政权国家，而在乌兹别克斯坦分别是10%和80%，在塔吉克斯坦则是7%和76%。[`6]这说明，大多数中亚居民并不愿意生活在一个“纯粹政教合一的国家”。因此，“建国”思想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它是宗教极端思想的核心部分，是极端主义者许诺的一个“天堂”，是理想主义者的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景，但却已成为信徒们信以为真、苦苦追求的人生目标。它给那些在贫困生活中苦苦挣扎的人们一线希望。在进行了多年的思想灌输之后，伊斯兰解放党让那些缺乏教育、没有工作的人渐渐相信，唯有与伊斯兰解放党并肩作战，唯有使国家倒退回汗国时代，才能解决温饱和社会不公问题。
（三）仇视西方
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另一个逐渐明确的政治目标是反对西方。这一目标与建立伊斯兰汗国的理想并不相悖。宗教极端分子认为，西方文明的“邪恶性”是他们实现理想的最具杀伤力的障碍，包括它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文化和信仰。伊斯兰解放党反对民主制。认为“民主是邪恶的西方商品，是一种罪孽深重的制度”，“民主制度是异教徒的制度，是人类凭空想象出来的。”[17]
不过，在“9·11”事件以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对西方国家的仇视还仅仅体现在抵制它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仅仅对西方文明的一些表象进行批判，如西方的生活方式、信仰等方面。但是“9·11”事件之后，尤其是塔利班被美军击溃，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持者和活动基地，以及美国攻打伊拉克所激起的穆斯林世界的仇恨也感染到中亚的宗教极端组织，这些组织对西方国家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激进。
（四）恐怖主义倾向
中亚国家独立后出现的所有宗教极端组织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圣战”作为建立伊斯兰国的主要手段，并且制造了一些流血冲突事件。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是带有强烈恐怖主义色彩的宗教极端组织，或者称之为宗教极端型的恐怖组织更为准确。它号召中亚的穆斯林拿起武器反抗政府，并与阿富汗塔利班、基地组织建立起密切关系，吸收其他地区恐怖组织的思想。
从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发展的阶段可以看出该党倾向恐怖主义的轨迹。这一宗教极端组织在中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中亚国家独立后至1996年，完全的非暴力阶段。其活动并不带有恐怖主义色彩， 而仅仅是通过散发传单和清真寺里的阿訇传播宗教极端思想。1996- 2001年，非暴力与暴力并存阶段。2001年至今，逐渐向恐怖主义发展。伊斯兰解放党在1996年分化成三个部分：赫兹布特—塔赫利尔（伊斯兰解放党）、赫兹班—努斯拉和阿克拉米亚[18]。新分化出来的后两个分支组织思想都极为激进。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伊斯兰解放党分子表示在该组织内部确实有一部分人不满意“非暴力”的行为标准。1999年，以Б.巴巴詹诺夫为领导人的赫兹班- 努斯拉党加强了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的活动，并声称“由于伊斯兰解放党的大批基层人员被捕，所以赫兹班- 努斯拉决定用更激进的手段对付政府。”在塔吉克斯坦，与伊斯兰解放党有关的恐怖分子于2000年在杜尚别朝鲜族新教教堂制造了一起爆炸事件，造成9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关于伊斯兰解放党的性质，一些国家已有定论，俄罗斯认为伊斯兰解放党是被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具有恐怖主义倾向的宗教极端组织[19]，美国也认为“该党属于宗教极端组织”[20]。
二、组织结构特征
早期的宗教极端组织（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除外）并没有清晰的组织结构，往往是由几名政治宗教领袖作为组织的上层，其余部分由激进分子、外 国极端分子、贫民、年轻人混合而成。但是到1996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成立后，该组织效仿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和塔利班的模式，迅速建立起自己的组织结构。而目前在中亚广泛活动的伊斯兰解放党也有鲜明的结构特征。本段将主要以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解放党这三个具有明确组织结构的极端组织为例，分析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组织结构的主要特点。
（一）政党
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在建立时即宣称该组织是“政党”，并于1991年10月26日的全国党代会上通过了党章和党纲，选举出由17人组成的主席团。大会闭幕后不久，该党马上到塔吉克斯坦司法部注册登记。此后，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领导人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他们经常在报刊上宣传该党的主张与活动，广泛散发其主办的《拯救》周刊，还在全国各地建立起基层组织。1993年6月21日，该党被塔吉克斯坦官方宣布取缔后转战至阿富汗，在那里创办《伊斯兰论坛报》，并建有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继续对塔吉克斯坦国内形势施加影响。
（二）军事组织
1997年民族和解以前的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都是典型的军事组织。它们的军事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组建武装力量。1991年，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积极分子、卡兹亚特伊斯兰经学院教师、毛拉卡耶基洛模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做法，创建了“人民近卫军”。而在塔吉克斯坦内战中，以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为基础成立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拥有6000多人的武装，是当时与政府对抗的主要力量。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也建立了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武装，武装分子最多时曾达到5000人。
第二，在武装力量中有明确的职权划分。例如塔吉克斯坦联合武装反对派的主席萨·阿·努里、副主席阿·图拉宗佐达是军事领袖。在乌兹别克斯坦 伊斯兰运动中，尤尔达舍夫是“埃米尔”、“总指挥官”；З.阿波杜拉赫曼（Зубайр ибн Абдурахман）被称为该组织的“政治指导员”；纳曼干尼负责武装训练，是军事领导人，武装分子称他是“游击战的谋略家”；Ю. 阿赫马达里耶维奇 （Юлдашев АбдувалиАхмадалиевич）是该组织的“伊玛目”，负责传播激进的宗教极端思想。
第三，建立武装训练基地。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在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省和塔霍尔省建有军事训练基地。培训后的武装分子经常跨越边境。1993年7月13日，他们向俄罗斯军队驻扎的第12号边防哨所发起突袭，打死俄军25人，被称为“7·13事件”。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阿富汗也设有众多的训练营。
（三）金字塔式组织结构
主要以伊斯兰解放党为例。伊斯兰解放党组织严密，等级分明，其结构既是阶层制的，也是权力下放型的[21]。该党共分为五个等级，即最高领导人、州首领、区首领、“哈尔卡”组长和普通成员。伊斯兰解放党阶层体制的顶端是埃米尔（Amir），目前设在约旦。
埃米尔之下有三个机构：行政机构、执行机构和推选埃米尔的机构。上述部门都是伊斯兰解放党组织的核心部门。它们又组织领导委员会（Kiedat），实行“领导本党，并且管理、监督、指导本党所有行动的进展”[22]。领导委员会具有修订宪法、对不轨的普通成员进行惩戒的排他性权力[23]。领导委员会下设政治部，负责搜集全球信息和传播思想。领导委员会下一级是地区领导人（Mutamads）和地区委员会，负责自己的区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区域是指由一些国家组成的地缘性区域，如中东区域、中亚区域）的活动。
地区领导人下设三个单独的组织：
1. 司库，负责组织的财务和捐赠；
2.“宣传部”，负责情报收集和组织内文件的出版印刷； 3. 地区委员会大会。
再下一级是国家层次的领导，即曼苏尔(Masul)，这一级也有单独的财务和捐赠组织，以及负责情报收集和文件出版印刷的组织。
曼苏尔之下就是基层组织，由多个地方委员会和学习小组组成，每个地方委员会都有一个本区域委员会指派的领导人主持，他既要负责管理地方事务，也负责与区域一级的委员会沟通。地方委员会一般设在城市中心，能够更好地处理伊斯兰解放党的日常事务。
学习小组叫“哈尔卡”（Халка，意为链条）是伊斯兰解放党基层组织的名称，每个“哈尔卡”由3- 7人组成，人数视保密工作的需要而定。每个成员要尽 量发展亲朋好友加入该党，因此伊斯兰解放党的发展十分迅速。最低一层的“哈尔卡”成员只认识同一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和小组组长，而对其他小组丝毫不知。小组成员与其他小组的联系只通过小组组长，这些小组组长又组成“哈尔卡”，并有自己的组长。“哈尔卡”一般每周碰面一次，地点可以是某位成员的家中、清真寺或其他安全的地方。伊斯兰解放党的这种秘密组织方式使政府情报部门很难渗入其组织内部，给中亚各国政府的清查工作造成了极大障碍，迄今为止，中亚国家仍无法确定伊斯兰解放党的准确人数。
经过对伊斯兰解放党出版物和传单的研究可以发现，该党运行十分稳定，且有着良好的组织结构，有自己的纲领、行动计划、战术和战略[23]。伊斯兰解放党的组织结构见下图[24]。
三、行动特征
（一）制造恐怖活动是中亚宗教极端组织的主要行动方式
宗教极端势力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而非宗教特征。这些极端组织惯用的手段就是通过制造恐怖活动来达到政治目的。主要的恐怖手段包括爆炸、暗杀、绑架，甚至在一些中亚国家边境发动大规模武装袭击。前文所述的安集延人卡里莫夫，就是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指使下，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美军基地制造了两起爆炸事件，造成8名平民死亡，数人受伤。后来又参与制造了比什凯克集市和银行的爆炸事件[25]。
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主要针对政府官员和警察。例如忏悔组织领导人之一、后来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核心人物的阿赫马达里耶维奇，在1997年组织杀害了纳曼干州副州长，同年12月又杀死了一名警察，并把死者的头割下挂在该州的行政官员家门口[26]。2000年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恰尔苏大巴扎爆炸事件，也是针对警察的一次恐怖事件。2001年与伊斯兰解放党有关的恐怖分子制造了一系列暗杀事件，包括内务部副部长、文化部长等3名高官遇害；4月在东部杀死了几名警察[27]。中亚宗教极端组织学会了仿效其他地区恐怖组织的破坏方式，如利用人体炸弹、利用妇女从事恐怖活动等。
2004年3月和7月发生在塔什干的系列爆炸就是典型的自杀式恐怖袭击。
（二）非暴力形式
“非暴力”既是伊斯兰解放党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该党的主要行动特征。伊斯兰解放党宣称在中亚的活动是“非暴力”的，早在10多年前，在奥什冲突以及其他种族间的冲突发生后，该党就开始强调“非暴力”了[28]。尤其是在中亚国家加大力度打击宗教极端势力之后，伊斯兰解放党的“非暴力”活动更加成 为宗教极端组织的主要传播形式。但需要辨别清楚的是，虽然在宗教极端活动中确实有一部分属于“非暴力”的行为，但这种行为绝不是合法的、温和的，而是激进的、极端的，同样给中亚安全带来威胁。
在安集延事件中“声名大振”的伊斯兰解放党“分支”阿克拉米亚党，其领导人阿克拉姆·尤尔达舍夫在他的著作《通向虔诚信仰之路》中，把阿克拉米亚党的主要活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吸引新成员的加入，并向其教授宗教极端思想；第二阶段，进行物质积累。每名成员都要把收入的1/5献给组织作为公共资金；第三阶段，定期与其他成员进行思想交流。这种宗教聚会通常分为小型与大型两种，由地区组织机构的副首领主持；第四阶段，向政府官员灌输其教义，拉拢政府官员加入该组织，安插组织成员到国家机构中工作；第五阶段，在全社会完成伊斯兰本源化，国家权力自然而然转交给阿克拉米亚党的领袖[29]。
伊斯兰解放党的“非暴力”活动方式主要是散发传单、刊物、录像带等宣传品，通过这种模式来传播伊斯兰解放党的思想。该党成员向社会散发译成当地语言的各种宣传品，包括刊物《默示》。对于中亚的目标受众来说，因为传单可以在当地印刷并容易分发，是方便的宣传工具。尤其是在互联网使用受限或未普及的地区，情况就更加如此[30]。这些宣传材料往往是由境外的伊斯兰解放党组织通过互联网等方式传到中亚地区，包括费尔干纳谷地的各个城市，印刷出来后再被带到塔什干等地进一步散发。根据国际危机小组发布的信息，伊斯兰解放党制作了领导人讲话布道的录像带、录音带和光盘[31]。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还有许多秘密印刷所，它们常常设在某个成员的家中。2003年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关闭了两个这样的印刷所，发现了大量煽动推翻现政权的传单，以及上万册伊斯兰解放党的党纲，数千份《默示》杂志和境外伊斯兰解放党核心人物纳巴哈尼、赛伊兰等人写的宣传书籍。
关于“公正”、人权等问题的论述或信息常常出现在伊斯兰解放党的传单中，例如下面一段话是伊斯兰解放党传单的部分内容：
“人与人的区别不应因肤色而不同，也不应因人种、民族、语言，或居住的地区而划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区别按照他关于个人、人生、宇宙的观点及其与此观点相一致的意见和信仰而划分。”[32]
这些言论显然是利用了人们对中亚国家在转型时期存在的一些社会不公正现象的不满情绪，向人们灌输粗浅的人权概念，以激起更多的人对政府心生愤懑。
另一些传单常常会攻击政府或政府制订的政策。如一份指向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传单中这样写道：
“今天所有的军事、政治、经济权力仍然掌握在穆斯林敌人的手中。俄罗斯指派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首脑———阿卡耶夫。按照俄罗斯人的指令，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保护俄罗斯利益的前共产党人……通过宣传民主，他们引进了不信者的法律和宪法。他们反对伊斯兰教、伊斯兰法律和伊斯兰意见。他们在学校、研究所、技校和其他无神论精神的教育机构中，按照不信者草拟的计划，把穆斯林的孩子培养成人。这样，他们为自己的主人准备新的奴隶。”[33]
另一份传单体现出伊斯兰解放党对中亚国家政府制订的政策的攻击性：
“他们根据殖民者的指令开展经济改革。他们通过与殖民者一道创建股份公司和合资公司，引进市场经济。他们抢劫掠夺穆斯林的财富。他们以高利贷为基础将投资引进国民经济的非工业领域，他们以高利率接收信贷，他们用债务耗尽了穆斯林的财产……他们卑贱地欺骗拥有肥沃土地和大批矿藏的穆斯林。这些国家的政府将本地穆斯林变为向不信教者和殖民者的宪法餐桌上乞食废品碎片的穷人。”[34]
伊斯兰解放党主要传播思想的书籍有《伊斯兰制度》、《邪恶的民主制》、《伊斯兰政治》、《伊斯兰社会》、《伊斯兰结构》、《伊斯兰的观点》、《伊斯兰解放党之路》、《伊斯兰的组织权力》[35]，以及《伊斯兰阶层》、《行政管理》、《伊斯兰世界的权力结构》等等。它们的作者分别是纳巴哈尼、扎鲁姆和伊波拉赫姆等境外伊斯兰解放党的核心人物[36]。这些书被译成各种文字并广泛传播。
说教是伊斯兰解放党的另一个传播方式。伊斯兰解放党成员经常在一些宗教聚会上通过演讲的形式向人们传播思想。“伊斯兰解放党可以到厂长的办公室、咖啡馆、大街上、集市和清真寺宣传‘建立一 个具有新社会秩序的伊斯兰国’思想”[37]。伊斯兰解放党通过两个阶层对民众产生影响：一是伊斯兰宗教人士，人们尤其尊敬被认为是先知后代的宗教人士；二是宗教教师。据吉尔吉斯斯坦检察机关称，伊斯兰解放党善于通过教师来传播思想，教师加入该党后，对学生施加影响，使学生们也加入伊斯兰解放党。一些小商贩也是主要的传播对象。伊斯兰解放党的积极分子基本上是狂热、缺乏正确信仰引导的年轻人，没有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较低，处于失业状态，他们中有的人虔诚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的人则是为了得到“报酬”以养家糊口。
“一对一”招募新成员是伊斯兰解放党的独特方法。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往往最先把亲朋好友拉入组织，这是该组织对每一位成员的基本要求。对亲朋好友以外的人也要进行游说。例如一位美国情报官员谈到，在伊斯兰解放党成员把一份传单交给某人（极可能是在清真寺遇到的人）之前，这位活跃分子一般会先与他熟悉起来，并耐心解释伊斯兰解放党是一个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组织[38]。这种“一对一”的招募方式给中亚政府调查该组织增加了很多难度，使伊斯兰解放党的内部安全性大为提高，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它的思想的迅速传播。这种招募方法不仅被伊斯兰解放党应用于城市，事实上在农村更加适用。这是由于农村的人际关系较城市更为紧密的缘故。在乡村的伊斯兰解放党分子的亲属居住得更加集中，为传播思想创造了便利条件。在农村地区，由于家族或氏族的关系，伊斯兰解放党分子省去了散发传单的行动，这样还降低了被逮捕的风险。而伊斯兰解放党的一个分支组织“辅士党”对于新成员的要求则更高，它只吸收那些被事先调查过背景的人，并不在普通居民中扩大宣传。因此该组织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其他伊斯兰边缘团体的穆斯林、被中亚国家政府明确指认的激进分子，以及对伊斯兰解放党抱有同情态度的普通人。
政府官员也是伊斯兰解放党吸纳的对象。为了确保安全，那些对伊斯兰解放党感兴趣的官员往往被单独培训，“因为这些人地位特殊，容易引人怀疑。”[39]伊斯兰解放党认为要实现“建立哈里发国家”的目标，吸收政府官员，得到政府中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支持非常重要。而中亚国家政府机构的低薪状况也在某种程度上给了宗教极端势力可乘之机。一位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声称“，政府内部有很多（我们的）同情者，因此这是一个从内部破坏政府的好时机，有些人肯定会加入到我们中间来。”[40]目前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乌兹别克斯坦税务局和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都已经出现了伊斯兰解放党的支持者甚至成员[41]。在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荡中，伊斯兰解放党还参与其中，企图支持检察官Б.乌鲁（Бакир уулу）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另一名政府官员土·乌鲁和议会的副发言人卓·克尼什同伊斯兰解放党的关系也得到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曼库洛夫的证实。Б.乌乌鲁曾为伊斯兰解放党辩护“：在我的家乡奥什地区的卡拉苏杰康，有30多万人居住，其中有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人都是伊斯兰解放党的支持者。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生活在这样国 家的共产主义者或其他人都宁愿改变其在宪法中的地位”[42]。事实上共产党在司法行政部注册，以吉尔吉斯斯坦的法律为基础来开展活动，并以合法的方式来争取权力，将它与伊斯兰解放党相比显然是不正确的。因此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些观察家们认为Б.乌乌鲁是希望在2005年2月的议会选举中得到伊斯兰解放党支持的人物之一。
有越来越多的监狱服刑人员、极端分子的女性亲属，以及商人被伊斯兰解放党纳入其中。在被关押的服刑人员中，大多数人都会对政府心生不满，这种情绪就成为伊斯兰解放党“改造思想”的基础。这些人在狱中与被关押的伊斯兰解放党分子接触，很 容易被同化。此外，一些被伊斯兰解放党雇佣来散发传单的非党分子被逮捕后，由于可能量刑过重，也容易变为激进分子。妇女在近年成为伊斯兰解放党招募的重点之一，这种情况与中东、车臣极为相似：极端分子在被逮捕、判刑后，其亲属尤其是妇女特别容易被吸收到极端组织中。她们奉命进行各种各样的抗议行动和反政府示威游行，一些妇女甚至被训练成人体炸弹，在塔什干、布哈拉和中亚的其他地方制造爆炸事件。在安集延事件后，伊斯兰解放党成员中的企业主开始被人们所注意，一种盛传的说法是，正是由于政府关押了数十名身份不明的安集延 企业主，才发生了恐怖分子攻击监狱和越狱事件。乌兹别克斯坦学者拉·塞伊福林指出，伊斯兰解放党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商人阶层，尤其是在从事批发业务的商人中的支持一直在增长[43]。这也表明伊斯兰解放党为了增加资金支持而把商人作为新的重点培育对象。
（三）通过走私、贩毒、非法集资等方式获得资金
除了境外宗教极端组织向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等中亚极端势力提供资金支持外，这些极端组织的主要聚财方式是走私、贩毒和非法集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不仅是宗教极端组织，同时还是贩毒和走私集团。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领导人之一纳曼干尼带领部下沿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路线进行毒品贩运。他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交界处购买了一座农场，作为收容国际恐怖分子的基地，靠贩毒的收入来支持恐怖活动[44]。在他的势力范围内的一些居民也被迫加入贩毒行列。此外，他还走私武器与黄金、宝石，这些矿产是从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开采的。通过贩毒和走私，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积累了大笔财富，仅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一些城市，包括喀布尔、昆都士、塔鲁干和白沙瓦就有纳曼干尼名下的许多房产[45]。
伊斯兰解放党也同样从事走私交易，走私的物品包括肉类和其他食物。此外，该组织还创造了新的敛财方式：第一，通过组织内部进行自筹经费。伊斯兰解放党大量接受私人捐赠，另外每个成员都要按月将收入的5%～20%缴纳给组织。第二，伊斯兰解放党建立了一些私营企业。这或许也可以说明伊斯兰解放党对经商者尤其感兴趣的原因。
分析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主要特征，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在制度建设上的缺失，是宗教极端势力的突破 口；第二，当前的宗教极端势力形式多样，不再以单一的武力和恐怖活动作为对抗政府的方式，而是以更为诡密的传播形式来发展其成员链，大大增加了打击的难度；第三，打击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不仅是一场行动战，而且也是一场长期的思想战。
注释：
[1] Алексей Малашенко,Что делать с радикальным исламом?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Россия）,15.04.2003.
[2] Бахтиёр Бабаджанов,Рег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Узбек истане,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55～56.
[3]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6.
[4] In Pirkulina, Hizb ut -Tahrir Organization and Financing,(paper distributed at Nixon Center conference, Washington,DC, July 16, 2003).
[5] “The Method of Hizb ut-Tahrir”, http://www.hizb-ut-tahrir.org.english/.
[6] И.Щукин,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угрожает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и без того проблемного регион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Религии,http://news.ferghana.ru/detail.php?=364984086965.22,664,16546281,16.06.2004.
[7]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5.
[8]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Хизб -ут -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2002г.С.76.
[9]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Экстремизм 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5.
[10]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85页。
[11]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5. Мухиббин Кабири,ПИВТ и Хизб ут-Тахрир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ь и различия,О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слама и беза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ОБСЕ,Душанбе 2003.C211～223.
[12] Эсмер Исламов,Самариддин Шарипов,В условия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гнета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появляются признаки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и,http://www.eurasianet.org,2004.9.16.
[13] Based on various interviews. See also Zamira Eshanova, “Central Asia:Uzbekistan, Kyrgyzstan Differ in Approach to Hezb ut -Tahrir”,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http://www.rferl.org/nca/features/2002/07/120729921718 56.asp.
[14]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86页。
[15] Тропа террора раскаявшегося боевика. Приказ был прост - взорвать Посольство США, http://www.ferghana.ru,26.09.2003.
[16] Арне К. Зайферт,Фактор ислама и стратегия 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ОБСЕ в ее евроазиатском регионе,Центр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ОБСЕ,2002г.С19.
[17]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побезопасност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78.
[18] 关于阿克拉米亚党是否是伊斯兰解放党分支这一问题尚存在争论。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认为阿克拉米亚党隶属于伊斯兰解放党，但有资料显示尤尔达舍夫在1986年加入伊斯兰解放党，1988年就脱离了该组织。
[19] Виталий Пономарев,Дело активиста Хизб Ут -Тахрир ЮсупаКасимахунова,ПравозащитныйЦентр“Мемориал”,27.02.2004.
[20] Галима Бухарбаеа,Артур Самари,Можно ли одними репрессиями победить 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 IWPR, 30.04.2002.
[21] David Isby, “The Hisb ut-Tahrir: Stronger in Central Asia”,Terrorism Monitor,November 7,2003, http://www.jamestown.org/images/pdf/st_002_008.pdf.
[22] Taji-Farouki, Fundamentalist Quest, p.117.
[23] Taji-Farouki, Fundamentalist Quest, p.117.
[24]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по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77.
[25] 资料来源：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31页。
[26] Тропа террора раскаявшегося боевика. Приказ был прост - взорвать Посольство,СШАhttp://www.ferghana.ru,26.09.2003.
[27] Ислам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хроник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http://www.ferghana.ru
[28] 孙壮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71页。
[29]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лигищзно-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 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6.
[30]Саиджахон Зайнабитдинов,Общин‘аАкромия’--тенденц иоз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узбекских спецслужб и политологов,Фергана.Ру,http://www.ferghana.ru/article.php?id=3629，05.04.2005.
[31]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92页。
[32]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Radical Islam in Central Asia, p.22.
[33] Whether Kyrgyzstan is Independent, HY leaflet.
[34] Whether Kyrgyzstan is Independent, HY leaflet.
[35]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89页。
[36] Рахматилло Зойиров,Стратегия поведения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ХИЗБ-УТ-ТАХРИР”,О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слама и беза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ОБСЕ,Душанбе 2003.С224～245.
[37] Курбонали Мухаббат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щ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по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в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75～76.
[38] Сания Сагнаева,Рег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Хизб ут-Тахрир,Рег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 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 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67.
[39] “Anonymous U.S.counter -terrorism analyst”, interview by Zeyno Baran, July 13,2004.
[40] Taji-Farouki, Fundamentalist Quest, p.129.
[41] http://www.src-h.slav.hokudai.ac.jp/publictn/86/abdullaev.pdf.
[42] Reuven Paz, “The University of Global Jihad”, in The Chal－lenge of Hizb ut-Tahrir: Deciphering and Combating Radical Islamist Ideology, ed.Zeyno Baran (Washington, DC: The Nixon Center,2004).
[43] Zeyno Baran,Hizb ut-Tahrir:Islam’s Political Insurgency，尼克松中心，中译本，第94页。
[44] Rafik Saifulin, interview by Evgueni Novikov, Fall 2004.
[45] 金宜久主编：《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369页。
[46] Ислам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хроник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http://www.stability.uz/sait_stab.html.
朱维群：一个时期措施失当是新疆宗教问题的部分原因
作者：王全宝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2013年08月21日
http://news.ifeng.com/shendu/zgxwzk/detail_2013_08/21/28852862_0.shtml#0-tsina-1-93960-397232819ff9a47a7b7e80a40613cfe1
原题：改善民生仍然是新疆反分裂的基础
90年代，作为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朱维群就开始参与新疆工作，后来作为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参与了新疆维稳和发展工作，他跑遍了新疆的“山山水水”，参与了新疆“7·5”等事件的解决。今年3月，朱维群转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6月，根据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关于加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调查指示，朱维群带队的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调研组到新疆就职业教育问题进行调研。
7月31日下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坚决捍卫宪法和法律尊严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的决定》，该决定为依法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提供明确、有力的法律依据。
新疆反分裂斗争形势如何？如何破解新疆不断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为此，8月1日，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再次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新疆经济尤其是南疆有一个较快发展，各族群众生活有一个较大改善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当前反分裂斗争如何看待？
朱维群：我认为，当形势在一个时段持续稳定时，万不可过于乐观，松懈大意，因为新疆太大，情况太复杂，你很难全部知道哪个角落里正在酝酿什么事端；而当“摊上大事”时，也不要丧失信心，因为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哪个领域，敌我双方力量对比都不成比例，更何况新疆各族群众是坚决反对“三股势力”，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的。
新疆每次发生较为严重的暴力恐怖事件，社会空气都会紧张一阵子，旅游业也会受到冲击，但发展稳定的大趋势并未被打断，更未被扭转。只要我们自己政策正确，出手坚决，方法得当，完全可以牢牢把握全局性的有利条件和主动权。我对新疆反分裂斗争充满信心。
历史告诉我们，新疆也好，西藏也好，边疆地区发生分裂危险是与内地局势联在一起。历朝历代，每当中央政府权威完整，中原地区稳固的时候，边疆向心力就会增强，外敌就不敢觊觎；
而每当中央政府权威削弱，中原动荡的时候，边疆就发生离心倾向，而外敌就会借机插手。而我们今天与古代社会不同的是，古代中国分裂了还可以再统一，而今天中国如果被分裂了，就再无统一之日了。
达赖集团至今后悔没有在辛亥革命、国共内战时期断然“独立”，把未来“藏独”的希望放在中国社会下一次动荡上。因此，反分裂不仅是西藏、新疆各族人民的事，也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的事。
中国新闻周刊：有学者认为，新疆经济搞上去了，反分裂斗争也就解决了，对此观点你是否认同？
朱维群：我不认同这个说法，新疆反分裂斗争是一个综合性工程，而加快发展、改善民生仍然是全部工作的基础。新疆在我国仍属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和田、喀什、克州、阿克苏等南疆四地州，既是全疆维吾尔族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区，又是全疆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这种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重叠格局，使分裂主义势力在这里比较容易找到藏身之处。
无论是从实现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还是从巩固反分裂斗争的群众基础出发，都需要新疆经济尤其是南疆有一个较快发展，各族群众生活有一个较大改善，都需要国家予以更多经济支持，也需要采取内地对口支援这样的特殊政策。
但是不能认为经济上去了，群众生活改善了，反分裂斗争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实践证明，解决后一个问题还需要政治、文化、教育、政法诸方面采取措施，包括对分裂主义势力的坚决打击。
新疆宗教领域存在的问题，固然有境外势力渗透的原因，有些与我们自己一个时期内措施失当有关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经济发展之外，你认为还应该注意哪方面？
朱维群：我认为一个问题是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新疆近些年深入开展“热爱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等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效果很好。这类活动除了要在广大农牧民、市民中开展，尤其要注重加强对干部、教师、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等握有话语权的人的教育，因为他们是可以影响社会舆论、影响他人思想的人，他们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无论是起正面作用还是反面作用，都不是一般社会人群可以相比的。
在新疆，极少数人利用课堂、出版物及新兴媒体等散布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和错误观点，比如把新疆的历史、民族、文化描述成为“独立”存在和发展的东西，同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毫无关联，再加上西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决”理论点化，新疆当然可以“独立”。
上世纪80年代，新疆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匈奴简史”“维吾尔人”“维吾尔古代文学”等三本宣传“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坏书，至今仍然是分裂主义势力的教科书。一些人打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号推动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极端主义向学校渗透。这些对社会尤其是对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思想危害极大。
要取得反分裂斗争的胜利，必须着力对教育别人的人进行教育，使有知识、有社会影响的人首先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和宗教观。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使我们的思想教育深入社会人群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感情深处，反分裂斗争就处于某种治标不治本的状态。除了正面教育，也不能回避对错误思想开展有针对性的批评。
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总结西藏和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基础上，归纳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增进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坚持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习俗和增强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的统一，坚持依法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与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统一，坚持享有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与依法履行公民义务的统一”等重大提法，这是我党民族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结合新的实际作出的经验总结和重大创新。
但是这样一些思想此后并未得到充分阐释和宣传，相反却受到一些人的冷漠和质疑。正确的东西不去宣传，错误的东西就会去占领思想、舆论空间，进而对实际工作发生作用。理论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始终是民族工作必须十分关注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新疆很多少数民族群众信仰伊斯兰教，而宗教又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你怎样看当前新疆宗教问题？
朱维群：新疆历史上曾经是佛教为主的地区，从公元9世纪末开始，伊斯兰教进入新疆并发展起来，把佛教挤了出去。现在全疆穆斯林有1000多万人，在喀什、和田、克州约占人口的93%。
新疆宗教领域总的情况是好的，有一批爱国爱教人士长期发挥正确引领群众信仰的作用，帮助政府做了大量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工作，其中不少人也成为“三股势力”攻击对象。
新疆宗教领域存在的问题，固然有境外势力渗透的原因，有些与我们自己一个时期内措施失当有关。
改革开放初期对宗教问题复杂性一度认识不足，放松了管理。80年代清真寺从1400座猛增至2.4万座；未加甄别地对一些打着宗教旗号的分裂分子予以平反，其中一些人重新成为“三股势力”核心人物和精神领袖；一些地方发生宗教狂热现象，“地下讲经点”、出版非法宗教读物等活动趋于活跃。宗教领域不正常现象给极端宗教势力提供了温床。
大家还记得，今年6月鄯善事件中落网的一名年轻暴力恐怖分子对着记者镜头交代他参加杀人的动机竟然是通过暴力和杀戮可以换来进天堂的资格，天堂有仙女，有美酒，想要什么有什么……由此可见，宗教极端主义的极大危害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发展国民教育，用现代科学文化占据青少年头脑的紧迫性。
在新疆，讲宗教信仰自由的时候不能放松对宗教事务依法管理，而打压宗教极端势力的时候又不能忘记保护群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新疆多年来创造了对宗教界人士进行法制教育培训、讲“新编卧尔兹”、到内地参观开拓视野等办法，成效显著，宜长期坚持。
另一方面，对以宗教为名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干扰政府施政的要坚决依法惩办，不容成势。同时还要防止这些年宗教领域某种“去中国化”的现象，保持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主动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传统。宗教不能进国民教育课堂，而党的宗教政策、唯物主义宗教观要及早进课堂。
处理宗教领域复杂问题，需要正确理论政策，也需要足够的耐心，在工作实践中体认、比较、把握。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2013年08月21日
http://news.ifeng.com/shendu/zgxwzk/detail_2013_08/21/28852862_0.shtml#0-tsina-1-93960-397232819ff9a47a7b7e80a40613cfe1
原题：改善民生仍然是新疆反分裂的基础
90年代，作为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朱维群就开始参与新疆工作，后来作为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参与了新疆维稳和发展工作，他跑遍了新疆的“山山水水”，参与了新疆“7·5”等事件的解决。今年3月，朱维群转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6月，根据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关于加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调查指示，朱维群带队的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调研组到新疆就职业教育问题进行调研。
7月31日下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坚决捍卫宪法和法律尊严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的决定》，该决定为依法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提供明确、有力的法律依据。
新疆反分裂斗争形势如何？如何破解新疆不断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为此，8月1日，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再次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新疆经济尤其是南疆有一个较快发展，各族群众生活有一个较大改善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当前反分裂斗争如何看待？
朱维群：我认为，当形势在一个时段持续稳定时，万不可过于乐观，松懈大意，因为新疆太大，情况太复杂，你很难全部知道哪个角落里正在酝酿什么事端；而当“摊上大事”时，也不要丧失信心，因为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哪个领域，敌我双方力量对比都不成比例，更何况新疆各族群众是坚决反对“三股势力”，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的。
新疆每次发生较为严重的暴力恐怖事件，社会空气都会紧张一阵子，旅游业也会受到冲击，但发展稳定的大趋势并未被打断，更未被扭转。只要我们自己政策正确，出手坚决，方法得当，完全可以牢牢把握全局性的有利条件和主动权。我对新疆反分裂斗争充满信心。
历史告诉我们，新疆也好，西藏也好，边疆地区发生分裂危险是与内地局势联在一起。历朝历代，每当中央政府权威完整，中原地区稳固的时候，边疆向心力就会增强，外敌就不敢觊觎；
而每当中央政府权威削弱，中原动荡的时候，边疆就发生离心倾向，而外敌就会借机插手。而我们今天与古代社会不同的是，古代中国分裂了还可以再统一，而今天中国如果被分裂了，就再无统一之日了。
达赖集团至今后悔没有在辛亥革命、国共内战时期断然“独立”，把未来“藏独”的希望放在中国社会下一次动荡上。因此，反分裂不仅是西藏、新疆各族人民的事，也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的事。
中国新闻周刊：有学者认为，新疆经济搞上去了，反分裂斗争也就解决了，对此观点你是否认同？
朱维群：我不认同这个说法，新疆反分裂斗争是一个综合性工程，而加快发展、改善民生仍然是全部工作的基础。新疆在我国仍属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和田、喀什、克州、阿克苏等南疆四地州，既是全疆维吾尔族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区，又是全疆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这种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重叠格局，使分裂主义势力在这里比较容易找到藏身之处。
无论是从实现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还是从巩固反分裂斗争的群众基础出发，都需要新疆经济尤其是南疆有一个较快发展，各族群众生活有一个较大改善，都需要国家予以更多经济支持，也需要采取内地对口支援这样的特殊政策。
但是不能认为经济上去了，群众生活改善了，反分裂斗争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实践证明，解决后一个问题还需要政治、文化、教育、政法诸方面采取措施，包括对分裂主义势力的坚决打击。
新疆宗教领域存在的问题，固然有境外势力渗透的原因，有些与我们自己一个时期内措施失当有关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经济发展之外，你认为还应该注意哪方面？
朱维群：我认为一个问题是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新疆近些年深入开展“热爱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等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效果很好。这类活动除了要在广大农牧民、市民中开展，尤其要注重加强对干部、教师、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等握有话语权的人的教育，因为他们是可以影响社会舆论、影响他人思想的人，他们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无论是起正面作用还是反面作用，都不是一般社会人群可以相比的。
在新疆，极少数人利用课堂、出版物及新兴媒体等散布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和错误观点，比如把新疆的历史、民族、文化描述成为“独立”存在和发展的东西，同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毫无关联，再加上西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决”理论点化，新疆当然可以“独立”。
上世纪80年代，新疆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匈奴简史”“维吾尔人”“维吾尔古代文学”等三本宣传“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坏书，至今仍然是分裂主义势力的教科书。一些人打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号推动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极端主义向学校渗透。这些对社会尤其是对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思想危害极大。
要取得反分裂斗争的胜利，必须着力对教育别人的人进行教育，使有知识、有社会影响的人首先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和宗教观。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使我们的思想教育深入社会人群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感情深处，反分裂斗争就处于某种治标不治本的状态。除了正面教育，也不能回避对错误思想开展有针对性的批评。
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总结西藏和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基础上，归纳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增进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坚持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习俗和增强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的统一，坚持依法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与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统一，坚持享有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与依法履行公民义务的统一”等重大提法，这是我党民族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结合新的实际作出的经验总结和重大创新。
但是这样一些思想此后并未得到充分阐释和宣传，相反却受到一些人的冷漠和质疑。正确的东西不去宣传，错误的东西就会去占领思想、舆论空间，进而对实际工作发生作用。理论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始终是民族工作必须十分关注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新疆很多少数民族群众信仰伊斯兰教，而宗教又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你怎样看当前新疆宗教问题？
朱维群：新疆历史上曾经是佛教为主的地区，从公元9世纪末开始，伊斯兰教进入新疆并发展起来，把佛教挤了出去。现在全疆穆斯林有1000多万人，在喀什、和田、克州约占人口的93%。
新疆宗教领域总的情况是好的，有一批爱国爱教人士长期发挥正确引领群众信仰的作用，帮助政府做了大量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工作，其中不少人也成为“三股势力”攻击对象。
新疆宗教领域存在的问题，固然有境外势力渗透的原因，有些与我们自己一个时期内措施失当有关。
改革开放初期对宗教问题复杂性一度认识不足，放松了管理。80年代清真寺从1400座猛增至2.4万座；未加甄别地对一些打着宗教旗号的分裂分子予以平反，其中一些人重新成为“三股势力”核心人物和精神领袖；一些地方发生宗教狂热现象，“地下讲经点”、出版非法宗教读物等活动趋于活跃。宗教领域不正常现象给极端宗教势力提供了温床。
大家还记得，今年6月鄯善事件中落网的一名年轻暴力恐怖分子对着记者镜头交代他参加杀人的动机竟然是通过暴力和杀戮可以换来进天堂的资格，天堂有仙女，有美酒，想要什么有什么……由此可见，宗教极端主义的极大危害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发展国民教育，用现代科学文化占据青少年头脑的紧迫性。
在新疆，讲宗教信仰自由的时候不能放松对宗教事务依法管理，而打压宗教极端势力的时候又不能忘记保护群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新疆多年来创造了对宗教界人士进行法制教育培训、讲“新编卧尔兹”、到内地参观开拓视野等办法，成效显著，宜长期坚持。
另一方面，对以宗教为名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干扰政府施政的要坚决依法惩办，不容成势。同时还要防止这些年宗教领域某种“去中国化”的现象，保持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主动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传统。宗教不能进国民教育课堂，而党的宗教政策、唯物主义宗教观要及早进课堂。
处理宗教领域复杂问题，需要正确理论政策，也需要足够的耐心，在工作实践中体认、比较、把握。
古兰经声声 ——发生在身边的历史
作者：麻小山
来源：“民间历史”网站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13&tid=907
一
今天是礼拜五，主麻日（注1），父亲早早地洗干净了身体，穿上干净的衣服便和隔壁的老答一起去了寺里。寺离我们家不远，步行十分钟就到了。而紧挨着老答隔壁的七爷则是在父亲半小时前就去了寺里，他和我们不是同一个寺，骑自行车也需要四十分钟。
我们家位于宁夏南部山区的西吉县夏寨乡的杨坊村，村里住着回汉两个民族，是典型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回族人口在村里占多数，我家就是当地回族的一个大姓家族。村里的回民有不同的教派信仰，包括我们家在内的大寺教派，还有陈家沟一派。陈家沟一派的穆斯林主要是我们家族的一部分人，其实在1988年之前，我家也是陈家沟一派的，当时我们家族的所有人都是陈家沟派的。
1988年农历十月初六，大哥出生了，由于是长孙的缘故，爷爷对大哥的爱超出了对所有人的爱，不不允许任何人说大哥的不是。到了大哥一周岁的时候，寺中收费妥，算上大哥我们家当时是六口人，而爷爷只交了五个人的费妥。七爷便问爷爷：“你们家六口人你咋只交五口人的费妥？”，爷爷当时什么都没有说，但就是没有交属于大哥的那份费妥，后来还是七爷交了那份费妥。
父亲说爷爷后来告诉他不交那份费妥的原因：是想借此退出陈家沟寺。爷爷当时已经不想追随陈家沟寺了，但碍于七爷的情面却一直没有说出来。
那件事过后不久，大寺便举行尔麦里（注2），奶奶和母亲抱着哥哥也去参加了，等尔麦里结束散油香（注3）的时候，大寺的阿訇便对奶奶和母亲说：“你们今天来跟大寺的这个尔麦里说明你们追随大寺了，你们确实想好了要追随大寺吗或者说你们能代表你们的家吗？如果确实想好了，你们就把油香放下，作为你们追随大寺的一个凭证，要不然的话你们就把油香拿走，毕竟你们也跟了一次大寺的尔麦里。”听完阿訇的话奶奶什么也没有说就把手中的油香放下，和母亲抱着哥哥从寺了退了出来，那个以后要用一生去进进出出的寺门。大哥也因为没有拿到油香还哭了一路。
七爷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来到我家，进门后见着我奶奶和母亲就开始骂了起来：“你们作为一个陈家沟的人为啥要去参加大寺的尔麦里，你们不知道自己啥身份嘛，参加了人家的尔麦里咋又连人家的油香都没拿回来？” 听着七爷的吼骂，奶奶和母亲一句话都没有说，她们也不敢说。这时爷爷说了一句话：“是我让她们去的。”爷爷要比七爷年长，听爷爷说完七爷愣了一下后变得更加愤怒了，他冲着爷爷吼道：“你为什么要让她们去，你把教穆（注4）当个啥东西……”一直压抑着的爷爷也终于爆发了，不等七爷说完也开始吼了起来:“教穆！教穆总要人活呢么，寺里（陈家沟寺）这不让去那也不让去，这不能干那也不能干,一大家子人都等着吃饭呢，什么都不让做，让人咋活呢嘛？……”他们两个争吵的声音吓哭了幼小的大哥，他们从屋子里吵到屋子外，又从院子里吵到院子外，后来甚至大打出手。
但不管怎样，我们家最终脱离了陈家沟寺而追随了大寺。也因为七爷那事家族里面再也没有人站出来反对了，后来大爷二爷四爷和他们的后代也相继跟随了大寺。至此，我们家族分成了两派，一派跟随大寺，一派跟随陈家沟寺。
二
一族人分成两个教派后来大家似乎也觉得没有什么，平日里还是像往常一样相互照应彼此帮忙着。到了亡人的祭日除了不一起上坟外还是会在念索之后吃一碗萝卜烩菜的。大寺的男子还可以娶陈家沟的女子为妻，大寺的女子也会嫁给大四的男子而成为大寺的人。
日子就这样平静的过着，所有的人也习惯了一族人追随两教派的生活，直到1992年发生了“陈家沟事件”。1992年年初的一天，追随陈家沟的我的一个爷爷和大寺的马阿訇在夏寨路口相遇，两人便坐在一起闲聊起来，谈到了教穆的问题－－陈家沟寺和大寺谁是哲合忍耶正根的问题。我的那个爷爷坚持说陈家沟是哲合忍耶的老教派，已经存在了很多年，所以才是教穆的老根也是正根。而马阿訇说：大寺是直接从伊斯兰国家传过来的，一直与伊斯兰国家保持着联系和交流，现在在国内拥有无数的朵斯达尼，所以大寺才是哲合忍耶的正根。两人各执一词，由刚开始的心平气和的闲聊变成了耳红脖子粗的争吵。
他们两人的争论很快扩散了开来，很多的陈家沟和大寺的穆斯林也相继加入到了这个争论中。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把对方当成了意识领域最大的敌人，矛盾的继续升级双方最终发生了直接的暴力冲突，导致了“沙陈事件”的发生。
1992年5月27日至1993年8月18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西吉县的沙沟方（支持大寺的）与陈家沟方因宗教内部纠纷先后出动成百上千的回民，经过四次大规模的武装械斗，陈方杀死沙方36人，杀伤沙方9人，沙方杀死陈方14人，杀伤17人，绑架陈方2人生死不明。这件事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先后做过七次重要指示，自治区党政委严格按照中央领导的指示，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西吉事件，专门成立了协调小组、专案小组，先后调派出大批公安武警战士和领导干部来解决问题。这件事属于典型的回族内部因为教派纠纷引发的武装械斗事件。它造成了惨重的后果和恶劣的社会影响。
在整个这个事件中，我们家族是幸运的，没有死伤一个人。在爷爷和父亲直接参与的“喜家堡械斗”中也因为攻守双方都是本族人所以双方都只是把枪口对着天空乱开一通之后便草草结束了械斗。我们家族的人也没有像事件中的其他大寺和陈家沟人一样把对方恨之入骨和完全孤立。母亲说当整个事件中规模最大也是离我家最近的“夏寨寺械斗”发生时，她和我的岁奶奶（陈家沟人）还在一起割麦子呢，当时她们听见夏寨寺的枪声就像鞭炮炸开了锅一样噼里啪啦的乱响，等械斗结束之后她和岁奶奶一起跑了半个多小时到现场看了一下，当时整个寺里面满地都是死人，大多是老人和小孩，大半个院子都被血染成了红色，哭声，吼声一片，事后经过统计，那次械斗一共死了26个人。
只是是真的幸运吗？当所有陈家沟和大寺人都开始对立起来变的互相仇视时，我们家族的人还能忘记自己的教派而像以前那样彼此照应，相互帮衬像一家人吗？
不会了，再也回不到以前了，倾巢之患，岂有完肤？“沙陈事件”之后，我们家族中大寺的人和陈家沟的人似乎很自然的就分开了，除了孩子之外双方的其他人再也不相互串门了，到了亡人的祭日也是各念各的索，各吃各家的萝卜菜，即使平日里在路上遇见了也只是“”嗯“啊”的应付一声，大寺的男子再也没有人娶陈家沟的女子为妻，陈家沟嫁给大寺的女子再也无法回娘家了。昔日两派人坐在一起欢声笑语的场面再也没有了，亲情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淡，我爷爷也在那一年去世了……
三
如今我们家追随大寺已经二十几年了，那可怕的“沙陈事件”过去也快二十年了，许多的记忆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已经慢慢变淡了，只是忘却的是记忆而历史却是泯灭不了的，它真实而清晰的在那里时刻提醒着我们：过着幸福生活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又该如何去做？
————————————————————————————————————————
B文
历史是一个雕刻家，它有时会随意的落下自己的刻笔而刻出很丑的东西，但这种丑陋的东西却需要很多人用很长的时间甚至是一辈子去观察与感悟才能发现它真的很丑。
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总是写一会儿就会向父亲问一些事，问的次数多了父亲也就烦了，他便会对我说：“这些事你知道的少，里面的很多东西你不懂，你是写不好的，你还是写别的东西吧”。当父亲这样说的时候，我就真的不想写了，想放弃了，只是当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的时候，满脑子闪现的都是“大寺”啊，“陈家沟”之类的，有时还有不断跑动的身影和断断续续的厮杀声和哭叫声。我就从床上翻起来，又去问父亲和老一辈关于那个时候的往事。
其实我也知道我是写不好这些东西的，但我又不甘心，历史本身它是没有什么是非对错的，我只是想将它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们去了解它。
我现在经常会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家当初没有转到大寺而继续追随陈家沟的话，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如果在“沙陈事件”中我们家族有人伤亡的话，现在整个家族又会是怎样的呢？……
也许，我根本就不用想。
七爷有一个女儿（我叫她姑姑）嫁给了大寺的男子，“沙陈事件”之后，她便被自己的父亲和所有的兄弟姊妹孤立了起来。和她经常走动的娘家人也就只是我的外婆（七爷唯一的妹妹）和我们这些大寺的人了。我那个姑姑家离我们不远，翻一座山就到了，她家有很多的杏树，每年杏子熟的时候，我们很多孩子（有大寺的也有陈家沟的）都会去她家吃杏子，回来时还会带回来一箩筐杏子，直到去年姑姑因病去世。
在姑姑病重的那段时间，外婆经常不顾腿病和我的母亲及舅舅们翻过山去看她，但她的父亲和兄弟姐妹们却很少去看她，仅有的一次还是七爷在他们寺里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看了一回。在姑姑病危的日子里，七爷也经常通过我的母亲来了解姑姑的病情，每次当得知姑姑的病情又加重的时候，七爷总是显得很难受，母亲告诉姑姑走了时，七爷默默流下了眼泪，年过七十的他泪水布满了折皱的脸庞，颤抖的身躯久久不能平静，姑姑走的时候他没能看上一眼……
只是，这又是谁的错呢？
现在，每次回家路过夏寨寺旧址的时候，我都会透过车窗努力的朝那儿望去。母亲说“夏寨寺械斗”事发生后的第二天，当26具尸体停放在寺前的大卡车上准备运走的时候，朗朗乾坤突然刮起了一阵飓风，用柱子顶着的寺门被大风吹开之后摔得咣咣直响，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一阵寒意。逝去的生命又要诉说些什么呢？
生活还在继续，生命还在延续，可喜的是在我们这一代，大寺和陈家沟的人的宿怨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慢慢的在淡化，我们家族的人也慢慢走得近了一些，开始互相说话和关照了，我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们杨坊村的回民都会忘记自己是大寺人还是陈家沟人而成为真正的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因为我在努力，我的兄弟姊妹在努力，我的家人和亲戚在努力，我的周围的人在努力。
又是一个主麻日，寺里的喇叭又响起了一声声古兰经，悠扬而深远，似乎在诉说着一段古老的往事，此时整个村庄都在聆听。父亲也还是跟以往一样早早地洗净了身子，穿上干净的衣服和隔壁的老答一起去了大寺做礼拜，而七爷已在半小时前就骑自行车去了陈家沟寺了，不同的是七爷在经过我们家门前的时候，会吆喝一声：做礼拜去啰！
注1：主麻日是伊斯兰教聚礼日。穆斯林于每周星期五（金曜日）下午在清真寺举行的宗教仪式。主麻一词系阿拉伯语“聚礼”的音译，其仪式包括礼拜、听念“呼图白”（教义演说词）和听讲“窝尔兹”（劝善讲演）等宗教仪式。
注2：“尔麦里”是阿拉伯语 “amal”的音译，本意指各种功修和善行，特指为纪念伊斯兰教先贤、哲人和某些苏菲门宦教主的主要宗教仪式。可以在家里举行，邀请阿訇念诵《古兰经》、赞圣，家庭成员、重要亲友、清真寺阿洪和满拉一起参加；可以在清真寺举行，清真寺周围的穆斯林一起参加，阿洪、满拉及社区内懂教门的男人们聚在清真寺大殿一起念诵《古兰经》、赞圣，清真寺宰羊宰牛、准备食物招待参加尔麦里的教民，教民要向清真寺出散乜贴。
注3：俗称油饼，是回族人民的传统食品，每逢开斋节、 古尔邦节、圣纪节，家家都要煎炸油香，除了自己食用以外，还要相互赠送，有的家里过节纪念亡人，有了红白喜事，也要炸油香以表示尊祖继俗。
注4：即教门，是教派的意思。
版权归《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所有，转载请与杂志编辑部联系
来源：“民间历史”网站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13&tid=907
一
今天是礼拜五，主麻日（注1），父亲早早地洗干净了身体，穿上干净的衣服便和隔壁的老答一起去了寺里。寺离我们家不远，步行十分钟就到了。而紧挨着老答隔壁的七爷则是在父亲半小时前就去了寺里，他和我们不是同一个寺，骑自行车也需要四十分钟。
我们家位于宁夏南部山区的西吉县夏寨乡的杨坊村，村里住着回汉两个民族，是典型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回族人口在村里占多数，我家就是当地回族的一个大姓家族。村里的回民有不同的教派信仰，包括我们家在内的大寺教派，还有陈家沟一派。陈家沟一派的穆斯林主要是我们家族的一部分人，其实在1988年之前，我家也是陈家沟一派的，当时我们家族的所有人都是陈家沟派的。
1988年农历十月初六，大哥出生了，由于是长孙的缘故，爷爷对大哥的爱超出了对所有人的爱，不不允许任何人说大哥的不是。到了大哥一周岁的时候，寺中收费妥，算上大哥我们家当时是六口人，而爷爷只交了五个人的费妥。七爷便问爷爷：“你们家六口人你咋只交五口人的费妥？”，爷爷当时什么都没有说，但就是没有交属于大哥的那份费妥，后来还是七爷交了那份费妥。
父亲说爷爷后来告诉他不交那份费妥的原因：是想借此退出陈家沟寺。爷爷当时已经不想追随陈家沟寺了，但碍于七爷的情面却一直没有说出来。
那件事过后不久，大寺便举行尔麦里（注2），奶奶和母亲抱着哥哥也去参加了，等尔麦里结束散油香（注3）的时候，大寺的阿訇便对奶奶和母亲说：“你们今天来跟大寺的这个尔麦里说明你们追随大寺了，你们确实想好了要追随大寺吗或者说你们能代表你们的家吗？如果确实想好了，你们就把油香放下，作为你们追随大寺的一个凭证，要不然的话你们就把油香拿走，毕竟你们也跟了一次大寺的尔麦里。”听完阿訇的话奶奶什么也没有说就把手中的油香放下，和母亲抱着哥哥从寺了退了出来，那个以后要用一生去进进出出的寺门。大哥也因为没有拿到油香还哭了一路。
七爷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来到我家，进门后见着我奶奶和母亲就开始骂了起来：“你们作为一个陈家沟的人为啥要去参加大寺的尔麦里，你们不知道自己啥身份嘛，参加了人家的尔麦里咋又连人家的油香都没拿回来？” 听着七爷的吼骂，奶奶和母亲一句话都没有说，她们也不敢说。这时爷爷说了一句话：“是我让她们去的。”爷爷要比七爷年长，听爷爷说完七爷愣了一下后变得更加愤怒了，他冲着爷爷吼道：“你为什么要让她们去，你把教穆（注4）当个啥东西……”一直压抑着的爷爷也终于爆发了，不等七爷说完也开始吼了起来:“教穆！教穆总要人活呢么，寺里（陈家沟寺）这不让去那也不让去，这不能干那也不能干,一大家子人都等着吃饭呢，什么都不让做，让人咋活呢嘛？……”他们两个争吵的声音吓哭了幼小的大哥，他们从屋子里吵到屋子外，又从院子里吵到院子外，后来甚至大打出手。
但不管怎样，我们家最终脱离了陈家沟寺而追随了大寺。也因为七爷那事家族里面再也没有人站出来反对了，后来大爷二爷四爷和他们的后代也相继跟随了大寺。至此，我们家族分成了两派，一派跟随大寺，一派跟随陈家沟寺。
二
一族人分成两个教派后来大家似乎也觉得没有什么，平日里还是像往常一样相互照应彼此帮忙着。到了亡人的祭日除了不一起上坟外还是会在念索之后吃一碗萝卜烩菜的。大寺的男子还可以娶陈家沟的女子为妻，大寺的女子也会嫁给大四的男子而成为大寺的人。
日子就这样平静的过着，所有的人也习惯了一族人追随两教派的生活，直到1992年发生了“陈家沟事件”。1992年年初的一天，追随陈家沟的我的一个爷爷和大寺的马阿訇在夏寨路口相遇，两人便坐在一起闲聊起来，谈到了教穆的问题－－陈家沟寺和大寺谁是哲合忍耶正根的问题。我的那个爷爷坚持说陈家沟是哲合忍耶的老教派，已经存在了很多年，所以才是教穆的老根也是正根。而马阿訇说：大寺是直接从伊斯兰国家传过来的，一直与伊斯兰国家保持着联系和交流，现在在国内拥有无数的朵斯达尼，所以大寺才是哲合忍耶的正根。两人各执一词，由刚开始的心平气和的闲聊变成了耳红脖子粗的争吵。
他们两人的争论很快扩散了开来，很多的陈家沟和大寺的穆斯林也相继加入到了这个争论中。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把对方当成了意识领域最大的敌人，矛盾的继续升级双方最终发生了直接的暴力冲突，导致了“沙陈事件”的发生。
1992年5月27日至1993年8月18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西吉县的沙沟方（支持大寺的）与陈家沟方因宗教内部纠纷先后出动成百上千的回民，经过四次大规模的武装械斗，陈方杀死沙方36人，杀伤沙方9人，沙方杀死陈方14人，杀伤17人，绑架陈方2人生死不明。这件事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先后做过七次重要指示，自治区党政委严格按照中央领导的指示，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西吉事件，专门成立了协调小组、专案小组，先后调派出大批公安武警战士和领导干部来解决问题。这件事属于典型的回族内部因为教派纠纷引发的武装械斗事件。它造成了惨重的后果和恶劣的社会影响。
在整个这个事件中，我们家族是幸运的，没有死伤一个人。在爷爷和父亲直接参与的“喜家堡械斗”中也因为攻守双方都是本族人所以双方都只是把枪口对着天空乱开一通之后便草草结束了械斗。我们家族的人也没有像事件中的其他大寺和陈家沟人一样把对方恨之入骨和完全孤立。母亲说当整个事件中规模最大也是离我家最近的“夏寨寺械斗”发生时，她和我的岁奶奶（陈家沟人）还在一起割麦子呢，当时她们听见夏寨寺的枪声就像鞭炮炸开了锅一样噼里啪啦的乱响，等械斗结束之后她和岁奶奶一起跑了半个多小时到现场看了一下，当时整个寺里面满地都是死人，大多是老人和小孩，大半个院子都被血染成了红色，哭声，吼声一片，事后经过统计，那次械斗一共死了26个人。
只是是真的幸运吗？当所有陈家沟和大寺人都开始对立起来变的互相仇视时，我们家族的人还能忘记自己的教派而像以前那样彼此照应，相互帮衬像一家人吗？
不会了，再也回不到以前了，倾巢之患，岂有完肤？“沙陈事件”之后，我们家族中大寺的人和陈家沟的人似乎很自然的就分开了，除了孩子之外双方的其他人再也不相互串门了，到了亡人的祭日也是各念各的索，各吃各家的萝卜菜，即使平日里在路上遇见了也只是“”嗯“啊”的应付一声，大寺的男子再也没有人娶陈家沟的女子为妻，陈家沟嫁给大寺的女子再也无法回娘家了。昔日两派人坐在一起欢声笑语的场面再也没有了，亲情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淡，我爷爷也在那一年去世了……
三
如今我们家追随大寺已经二十几年了，那可怕的“沙陈事件”过去也快二十年了，许多的记忆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已经慢慢变淡了，只是忘却的是记忆而历史却是泯灭不了的，它真实而清晰的在那里时刻提醒着我们：过着幸福生活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又该如何去做？
————————————————————————————————————————
B文
历史是一个雕刻家，它有时会随意的落下自己的刻笔而刻出很丑的东西，但这种丑陋的东西却需要很多人用很长的时间甚至是一辈子去观察与感悟才能发现它真的很丑。
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总是写一会儿就会向父亲问一些事，问的次数多了父亲也就烦了，他便会对我说：“这些事你知道的少，里面的很多东西你不懂，你是写不好的，你还是写别的东西吧”。当父亲这样说的时候，我就真的不想写了，想放弃了，只是当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的时候，满脑子闪现的都是“大寺”啊，“陈家沟”之类的，有时还有不断跑动的身影和断断续续的厮杀声和哭叫声。我就从床上翻起来，又去问父亲和老一辈关于那个时候的往事。
其实我也知道我是写不好这些东西的，但我又不甘心，历史本身它是没有什么是非对错的，我只是想将它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们去了解它。
我现在经常会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家当初没有转到大寺而继续追随陈家沟的话，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如果在“沙陈事件”中我们家族有人伤亡的话，现在整个家族又会是怎样的呢？……
也许，我根本就不用想。
七爷有一个女儿（我叫她姑姑）嫁给了大寺的男子，“沙陈事件”之后，她便被自己的父亲和所有的兄弟姊妹孤立了起来。和她经常走动的娘家人也就只是我的外婆（七爷唯一的妹妹）和我们这些大寺的人了。我那个姑姑家离我们不远，翻一座山就到了，她家有很多的杏树，每年杏子熟的时候，我们很多孩子（有大寺的也有陈家沟的）都会去她家吃杏子，回来时还会带回来一箩筐杏子，直到去年姑姑因病去世。
在姑姑病重的那段时间，外婆经常不顾腿病和我的母亲及舅舅们翻过山去看她，但她的父亲和兄弟姐妹们却很少去看她，仅有的一次还是七爷在他们寺里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看了一回。在姑姑病危的日子里，七爷也经常通过我的母亲来了解姑姑的病情，每次当得知姑姑的病情又加重的时候，七爷总是显得很难受，母亲告诉姑姑走了时，七爷默默流下了眼泪，年过七十的他泪水布满了折皱的脸庞，颤抖的身躯久久不能平静，姑姑走的时候他没能看上一眼……
只是，这又是谁的错呢？
现在，每次回家路过夏寨寺旧址的时候，我都会透过车窗努力的朝那儿望去。母亲说“夏寨寺械斗”事发生后的第二天，当26具尸体停放在寺前的大卡车上准备运走的时候，朗朗乾坤突然刮起了一阵飓风，用柱子顶着的寺门被大风吹开之后摔得咣咣直响，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一阵寒意。逝去的生命又要诉说些什么呢？
生活还在继续，生命还在延续，可喜的是在我们这一代，大寺和陈家沟的人的宿怨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慢慢的在淡化，我们家族的人也慢慢走得近了一些，开始互相说话和关照了，我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们杨坊村的回民都会忘记自己是大寺人还是陈家沟人而成为真正的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因为我在努力，我的兄弟姊妹在努力，我的家人和亲戚在努力，我的周围的人在努力。
又是一个主麻日，寺里的喇叭又响起了一声声古兰经，悠扬而深远，似乎在诉说着一段古老的往事，此时整个村庄都在聆听。父亲也还是跟以往一样早早地洗净了身子，穿上干净的衣服和隔壁的老答一起去了大寺做礼拜，而七爷已在半小时前就骑自行车去了陈家沟寺了，不同的是七爷在经过我们家门前的时候，会吆喝一声：做礼拜去啰！
注1：主麻日是伊斯兰教聚礼日。穆斯林于每周星期五（金曜日）下午在清真寺举行的宗教仪式。主麻一词系阿拉伯语“聚礼”的音译，其仪式包括礼拜、听念“呼图白”（教义演说词）和听讲“窝尔兹”（劝善讲演）等宗教仪式。
注2：“尔麦里”是阿拉伯语 “amal”的音译，本意指各种功修和善行，特指为纪念伊斯兰教先贤、哲人和某些苏菲门宦教主的主要宗教仪式。可以在家里举行，邀请阿訇念诵《古兰经》、赞圣，家庭成员、重要亲友、清真寺阿洪和满拉一起参加；可以在清真寺举行，清真寺周围的穆斯林一起参加，阿洪、满拉及社区内懂教门的男人们聚在清真寺大殿一起念诵《古兰经》、赞圣，清真寺宰羊宰牛、准备食物招待参加尔麦里的教民，教民要向清真寺出散乜贴。
注3：俗称油饼，是回族人民的传统食品，每逢开斋节、 古尔邦节、圣纪节，家家都要煎炸油香，除了自己食用以外，还要相互赠送，有的家里过节纪念亡人，有了红白喜事，也要炸油香以表示尊祖继俗。
注4：即教门，是教派的意思。
版权归《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所有，转载请与杂志编辑部联系
伊斯兰教在西北苏非社区复兴说质疑
伊斯兰教在西北苏非社区复兴说质疑
——对宁夏纳家户村的再认识
作者：马海云、周传斌
来源：《民族研究》2001年5期
摘要：1991年,美国夏威夷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的杜磊博士出版了<中国穆斯林:人民共和国的族群民族主义>一书.他在书中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纳家户村的"民族志描述"引起了笔者的关注.这是因为,杜磊正是在对纳家户的"文化写作"中,提出了"伊斯兰教在西北苏非社区复兴"的命题.而笔者以为,杜磊的这一命题是大有商榷余地的.他的"异文化"学者的身份导致了他对纳家户日常生活的误读,他对纳家户的"田野工作"及"文化写作"也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简要分析.
作为民族志材料源泉的社区，曾给注重“田野工作”和“参与观察”的人类学家带来素材和蜚名；而随着这些人类学著述的发表，那些作为人类学家工作“田野”的社区也逐渐为人们所了解。例如，吉尔茨(Geertz)对巴厘岛的研究使他一举成名，巴厘岛也因他的著述而为更多的人所知晓。至于宁夏的纳家户村，只是美国学者杜磊(Dru C.Gladney)博士在《中国穆斯林：人民共和国的族群民族主义》(Muslim Chinese: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一书中借以构建其理论的四个社区之一，但正是纳家户使杜磊为国际人类学界所了解。（注：Dru C.Gladney,Muslim Chinese: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Republic.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1996.在中央民族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有人曾就"Ethnic Nationalism"的涵义质询杜磊，杜磊认为此词无法译成中文。但只要看一下该书带有煽动性的封面，杜磊的意思就不言自明了——他想表述的不外是族群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他关于纳家户这个“典型的中国西北苏非社区”（注：“苏非”(Sūfi)系阿拉伯语音译，一般认为源自“苏夫”（Sūf，即羊毛）一词，用以指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因该派成员身着粗毛衫，过苦行生活而得名。中国回族伊斯兰教中的苏非主义派别主要分属于四大支系：虎非耶、哲赫忍耶、嘎德忍耶和库卜忍耶。）的研究成果，似已成为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回族的必读“文本”。（注：日本驹泽大学硕士研究生高桥健太郎的研究便是这种影响的明证。参见高桥健太郎：《回族的居住分布与清真寺的功能——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都市与农村的比较》，《地理学研究》（日本驹泽大学大学院），1998(26)。）国内学者虽然不必将纳家户作为回族研究的必经之道，但对杜磊有关纳家户的描述却不可不作了解，因为杜磊正是以其在纳家户的所谓“田野工作”和“参与观察”，作出了“伊斯兰教在西北苏非社区复兴”的论断。（注：参见Dru C.Gladney,Muslim Chinese: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Republic(1996)第三章“西北苏非社区的民族宗教复兴”。）
事实上，有关伊斯兰教在中国复兴的说法并不是杜磊的独到见解，国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对此津津乐道，其中就包括以色列利(Raphael Israeli)教授。（注：Raphael Israeli,A New Wave of Muslim Revivalism in China.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1997,Vol.17,No.2.）但是，以色列利教授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做过田野调查，因此其论述的可靠性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杜磊则有所不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研究是“建立在三年的田野调研基础之上的”。（注：Dru C.Gladney,Muslim Chinese: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Republic,Preface,xvi.）日本学者佐口透在谈到杜磊的这本书时曾说：“此书是一本对当地回民的调查报告，也是以国内外许多论著为资料对现代回族的族群性和民族主义问题进行评论的著作”。（注：［日］佐口透著、鲁忠慧译：《中国穆斯林研究之回族与展望》，《回族研究》1997年第4期。）这些自评和他评无疑肯定了杜磊关于“伊斯兰教在西北苏非社区复兴”这一论断的“客观性”。
杜磊关于中国西北回族的研究，自然引起我们这些生长于回族文化中的实践者和研习者的关注。一方面，我们对西北回族农村的生活是很熟悉的；另一方面，我们却对杜磊就我们所熟知的西北回族农村所“做”的上述“话语”(discourse)颇感陌生。有鉴于此，笔者也对纳家户回族社区做了一次访查。此次访查乃是基于如下考虑：杜磊在研究一个对他而言较为陌生的族群和文化时，可能会受到自己主位文化的深刻影响，而这就可能导致某种“误读”。以我们的经验来看，他对纳家户伊斯兰教复兴的论断就明显具有这一倾向。笔者希望通过对纳家户的访查，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对同一社区的比较研究和相互评论。
纳家户：并非典型的西北回族农村
在我们看来，纳家户并不像杜磊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典型的西北回族农村。
从银川老城区沿着109国道南行15公里，便可到达永宁县政府驻地杨和镇。从杨和镇沿柏油路西行约1公里，就可到达纳家户村。事实上，纳家户的居民主要分布在这条宽敞公路的两侧。村口的“纳家闸”石桥则将纳家户同东部的杨和镇连接起来。
纳家户村共有11个小队（现在称为村民小组），但环绕该村清真大寺而居的只是其中的9个小队，另外的两个小队（一队和十一队）距离这9个小队至少有两公里之远。这两个小队（其中含有少数汉民）是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因土地调整而划入纳家户村（时称朝阳大队）的。（注：参见宋志斌、张同基主编：《一个回族村的当代变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因此，纳家户村实际上包括两个自然村：二至十队是一个自然村，即原来的纳家户；后来划入的一队和十一队则形成另一个自然村。
纳家户常住人口为4239人，其中：回族人口4101人，汉族人口138人，分别占总人口的96.7%和3.3%；农村户口4203人，城镇户口（非农业人口）36人，分别占99.2%和0.8%。此外，本村尚有非常住人口145人（1995年），多为本地村民所雇用的外来人口。（注：参见宋志斌、张同基主编：《一个回族村的当代变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杜磊曾把纳家户说成是一个“典型的西北回族农村”，但我们觉得，纳家户更像是一个城镇。事实上，历史上的纳家户就曾是当地重要的集镇。清同治以后，纳家户从堡子扩建成大寨子。民国初年，寨子里有各种商号、铺面数十家以及一些粮油加工和手工业作坊，甚至还有一家洋行，是该地区闻名的民族集镇和商品集散地。1941年成立永宁县，县政府驻地设在村旁的杨和，纳家户的集镇地位遂为杨和镇所代替。（注：参见宋志斌、张同基主编：《一个回族村的当代变迁》，第214页。）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4年，纳家户全村1921名劳动力中已有17.7%基本上脱离了土地，向第二、三产业发展。养殖业、屠宰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已成为该村辐射最广、经营收入比重最大的支柱产业。另外，运输业、服务业、建材建筑业、塑料制品业及电焊、修理等行业也得到迅速发展。据1996年对该村103户家庭303名劳动力从业状况的调查，从事种植业之外的其他专业经营或到县、乡企业当工人的已占43.8%。（注：参见宋志斌、张同基主编：《一个回族村的当代变迁》，第3、78页。）根据我们的观察，纳家户至少有三家理发店（或发廊）、两家诊所、一家饭馆、两个修鞋点和四个修车处，大大小小的零售商店多达十余个。开设这些店铺的不仅有纳家户本村的人，而且还有来自邻近村落的人。
现在的纳家户地处城乡结合部，新修的姚叶高速公路又从村旁经过，这就使得纳家户不可能是那种封闭保守的“典型的西北回族农村”。这不仅是我们自己的体会，而且也引起正在该村进行调研的日本研究生高桥健太郎的共鸣。或许正是杜磊对纳家户的“西北典型回族农村”这一定位，启发了高桥要到纳家户进行“都市与农村比较研究”的想法，但同时，杜磊的这一定位也对高桥产生了某种误导，因为纳家户并非是“典型的农村”。
杜磊走马观花式的田野工作，虽然使他在从“罗家庄”（注：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Minority Nationality,Introduction.罗家庄隶属银川郊区，是原宁夏教育学院（今宁夏大学南校区）所在地，距离纳家户约20公里。杜磊在宁夏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当时的教育学院里。）到调查点的往来途中看到了“主要生态变化”，但却使他“错过了在一个社区观察全年各种日常耕作活动的机会”。（注：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Minority Nationality,Introduction.）这样，他对中国西北回族农村的理解就是断章取义和残缺不全的。事实上，要真正了解纳家户，即使观察到当地全年的耕作活动，也还是远远不够的。
苏非教派：纳家户的历史记忆
杜磊在其著作中称：“纳家户回族属于虎非耶门宦，……而虎非耶教派日呈分散的状况在宁夏北部和其他地区很是常见。虽然他们同其他的虎非耶已失去紧密的联系，但苏非派的背景仍继续影响着他们日常的生活和仪式。”（注：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p.59.“虎非耶”(al-Khutiyyah)系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隐蔽的、低声的”，因该派主张低声念诵赞词，故名。该派由中亚人穆罕默德·白哈乌丁(1318-1388)创传，17世纪从阿拉伯经新疆传入甘肃、宁夏、青海等地，逐渐形成了20余个互不隶属的支系，一般称之为“门宦”。宁夏地区虎非耶的最大支系是洪门门宦。）
杜磊曾“亲自”参加过一次纳家户村民纪念亡人的“三七”仪式，并记录道：“开始时，他们是以虎非耶特有的抑扬顿挫的节奏吟唱‘舍哈代’。但在吟唱‘舍哈代’的最后一些音节时，情况有了一些改变，祈祷者提高了音量，并且有节奏地左右摇晃身体。……当时我坐在后排，夹在老人们之间，也只好跟他们一起来回晃动。我尽量使自己习惯于聆听他们长达15分钟到30分钟的高声赞颂。”（注：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p.70.“三七”是亡入逝世三周时举行的纪念仪式。“舍哈代”是阿拉伯语音译，汉语一般称为“清真言”，即伊斯兰教信仰的核心表白，意为“除真主外没有应受崇拜的，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杜磊想以此证明纳家户属于“苏非社区”。
虽然杜磊的描写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但纳家户在教派上的归属是很难从一次“三七”仪式中看出的。事实上，杜磊的这种判断有失偏颇。
无论是各种既有的中国文本，还是笔者对纳家户的实地调查，都可以证明纳家户基本上是一个格底木社区，而不是苏非社区。新中国成立后对宁夏伊斯兰教派状况的调查显示：“格底木教徒，遍布于自治区各个地区，……其次，集中分布于……永宁县的通贵、纳家户”，“格底木清真寺中，以平罗的宝丰清真大寺的建筑规模最大，其次为永宁县纳家户大寺”。（注：宁夏回族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宁夏伊斯兰教各教派内幕之一（草稿）》，1965年油印本，第10页。“格底本”(Qadim)系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古老的、陈旧的”，汉语称“老教”，是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四大教派中最古老的一个，也是分布地区最广、人数最多的一个派别。其特点是在礼仪、仪式方面中国化的程度比较深，实行教坊制，彼此之间没有隶属关系。）
把纳家户确定为格底木社区有以下理由：首先，纳家户是典型的格底木教坊制，与其他清真寺之间没有隶属关系。纳家户清真寺在民国之前实行三掌教制，“教职人员除了掌教（依玛目）外，还有督教（海推布）和副教（穆安津），由本村有势力的穆斯林担任，而且可以世袭”。（注：宋志斌、张同基主编：《一个回族村的当代变迁》，第229页。）松散的教坊制和三掌教制是格底木的典型特色。而苏非门宦通常是上有教主、道堂、拱北，下有清真寺，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教主一呼百应，教徒惟命是从。（注：参见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页。）其次，纳家户清真寺在各种宗教活动中主张聚众高念《古兰经》。调查发现，在主麻聚礼、上坟或在村民家里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时，都要聚众高念《古兰经》，称为“大念”。此外，纳家户清真寺在为亡人举行三日、七日、二七、三七、月头、四十日、百日、周年等念经活动时，还收取钱物。这也是格底木的特色。
不过，在历史上的确有部分纳家户村民曾经接受过苏非派思想。新中国建立初期的调查显示，宁夏虎非耶的一支——通贵门宦，其“教徒主要散布在……永宁县的通贵、纳家户、杨和等地”。（注：宁夏回族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宁夏伊斯兰教各教派内幕之一（草稿）》，第48页。通贵门宦是宁夏地区虎非耶门宦的支系之一，由马金贵(?-1936)创立，教徒约数百户，分散在银川市郊区通贵乡和永宁县、平罗县等地，解放后已日渐衰落。）因此纳家户的宗教生活中至今还残留着一些苏非派的痕迹。这些痕迹主要表现为：第一，在主麻聚礼时诵读赞圣诗《穆罕麦斯》中的两段；第二，在纪念亡人“三七”的仪式上念“大了”，即齐声诵读清真言的前两句（阿拉伯语为"Lā Ilāha Illallāhu"，意思是“除真主外没有应受崇拜的”）共99遍，念时左右摇头，达到高潮时接近陶醉，只念"hu"音，这也正是杜磊所描写的场面。
但值得注意的是，诵读《穆罕麦斯》的只是本村的一些老年人，而包括清真寺学经的满拉在内的绝大部分人都不大会诵读；而且当地人认为，这种残存的苏非特色将随着老年人的逝去而趋于消失。至于吟唱“舍哈代”的“三七”仪式，也并非纳家户的普遍现象。据村民说，只有在某些家庭特别要求时才会出现这种特定场面。因此，这也同样是一种残存的苏非派痕迹。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虽然有的村民自称是“老虎非耶”，但阿訇和满拉则认为本教坊是“老格底木”。而宁夏学者在最近的研究成果中也指出，纳家户穆斯林“除少数人具有伊赫瓦尼、虎非耶和哲赫忍耶倾向外，（均）属于格底木教派”。（注：宋志斌、张同基主编：《一个回族村的当代变迁》，第228页。在纳家户穆斯林的宗教仪式中，有人念诵赞圣诗《穆罕麦斯》，并高声赞念清真言，这些都带有明显的哲赫忍耶门宦的色彩，表明历史上这一带曾经受到哲赫忍耶的影响。“哲赫忍耶”(al-Jahriyyah)系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高声的”，因该派主张在宗教仪式中高声赞念，故名。哲赫忍耶是中国伊斯兰教四大苏非派之一，在宁夏地区分沙沟、板桥两支，有广泛的影响。）这个结论更符合纳家户的事实。
杜磊对此似乎也有察觉，他在书中曾提及，“纳家户村民已不再实行苏非圣徒崇拜。这样，他们就以清真寺为中心，形成一个保持苏非仪式形式的格底木社团。”（注：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uslim Mationality,p.59.）但杜磊却仍然把纳家户当作“西北苏非社区”的一个典型，这其中的原因就有些耐人寻味。我们知道，国外学者往往把苏非门宦在中国的产生和分化视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标志。这样，似乎就只有将纳家户归入苏非社区，才能体现出伊斯兰教的复兴倾向。
杜磊的结论受到“旅行式”田野工作的局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田野工作存在着“进不去”的巨大困境。当然，对于一个存在着双重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汉文化）间隔的异文化研究者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这并非杜磊一人的困境，而是整个以研究异文化为己任的人类学家的困境，这或许就是费孝通教授所说的人类学研究的先天不足和缺陷。（注：参见费孝通：《跨文化的“席明纳”》，《读书》1997年第10期。）
纳家户：难寻伊斯兰教复兴的迹象
近年来，有关伊斯兰教复兴的论述似乎已成为西方“话语”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这种论述所关注的对象从伊斯兰教中心的西亚悄悄地转向其边缘地带时，杜磊有关伊斯兰教在中国西北苏非社区复兴的论述，就恰好迎合了这一时髦“话语”。或者可以这样认为，杜磊关于“伊斯兰教在西北苏非社区复兴”的论述，与其说是“亲自参观了纳家户之后的切身体验”，还不如说是在“听说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回族中有所抬头”（注：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p.57.）这一流行“话语”后所做的捧场或附和。
纳家户的宗教实践与其经济活动息息相关。从春天到秋天，纳家户居民在忙碌于农活的同时也在从事商业、服务业等其他行业。由于夏天农活较多，加上副业繁忙，因此这一季节到清真寺做礼拜的人并不多。我们看到的一个主麻日聚礼只有225人参加，约占纳家户人口总数的5%。（注：而杜磊提到的礼“主麻”的人数为500多人，占全村人口总数的13%。“主麻日”即星期五，是伊斯兰教的聚礼日，届时一个社区的男性穆斯林都有义务到清真寺参加集体礼拜。）每天参加五番礼拜的人数则只有50-80人，不到纳家户人口总数（1996年为4239人）的2%。到了冬天，由于农闲以及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口有所减少，因此到清真寺做礼拜的人数略有增加。（注：杜磊所引证的有关纳家户回族参加礼拜的人数，得自政府的统计，其时间是在冬天，即1985年1月。）这反映了纳家户生态环境和谋生方式对宗教生活的影响。从这一点来说，“完全民族志”(complete ethnography)的记述仍然极其重要，因为它至少可以避免“实验民族志”(experimental ethnography)对文化全貌的断章取义。
同杜磊所描绘的“复兴”画面相反，我们在纳家户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情形。自1979年纳家户清真寺重新开放至今，宗教活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寺管会、阿訇）主要是老年人，那些残存的苏非仪式的实践者也主要是老年人。这与其说是“伊斯兰教复兴”，还不如说是“文革”后老年人被压抑的宗教感情的复活。而青年人对宗教生活的参与和重视程度并没有让人感觉到“伊斯兰教的复兴”。青年可以在村内公开吸烟，而妇女几乎都不戴“盖头”。这在其他西北回族农村（如河湟地带）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在缔结婚姻的方式上，纳家户的男女青年不经他人介绍，通过自由恋爱自定终身的事已不罕见，（注：参见宋志斌、张同基主编：《一个回族村的当代变迁》，第180页。）并不存在杜磊所说的那种“伊斯兰保守倾向的抬头”。（注：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p.64.）我们还注意到，在纳家户清真寺的9个满拉中，除1名是本村人外，其他人都来自外地。从这方面来看，也不像杜磊所想象的那样，存在“适龄儿童入学率降低，而在附属于清真寺的私立经学校学习宗教的人员增多”的现象。（注：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p.63.）至于说近年来清真寺的收入有所增加，这与纳家户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直接关系，并不能用以证明“伊斯兰教的复兴”。
凡此种种，都表明杜磊关于“纳家户苏非社区宗教复兴”的论断并不是对纳家户日常生活的记述，而是一种先入为主的理论建构。而要把握杜磊有关纳家户伊斯兰教复兴的论述，就必须联系到他的族群理论。
结语：第四种族群理论及其实践
杜磊的《中国穆斯林：人民共和国的族群民族主义》一书对中国回族文化进行了区域化分解。这从他选定的四个回族社区即可看出。为了描述这四个社区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他首先提出，西北地区的回族认同“超越了民族认同，他们的认同是一种民族宗教认同”(ethno-religious identity)，在西北，“是回族就是穆斯林”。（注：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p.58.）然后，他就回族文化中的伊斯兰教特质，在其选定的社区中，构建出一种依次淡化（以北京牛街和朝阳区长营回族乡为例）乃至消亡（以福建泉州陈埭回族镇为例）的规律；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从西北到东南的回族社区中，汉文化特色则呈现出依次递增的规律。在陈埭，那里的回族认为：“我们之所以是回族，就在于我们的祖先是外来穆斯林”。（注：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p.54.）杜磊之所以突出纳家户回族社区的伊斯兰教特色，就是为了显示这四个回族社区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以此来解构“文化民族模式”，（注：杜磊所谓的“文化民族模式”实际上是指以文化标志(cultural mark)来界定民族的模式，这种模式同中国的民族实践关系紧密。）并进而构建他的“第四种族群理论”——“关系理论”(Relational Approach)。（注：“关系理论”是杜磊对自治社群和游牧部落研究的结合，它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之上。具体地讲，该理论即认为，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回族认同间互动磨合的关系过程缔造了民族国家时代的回族。）
由于“中国—斯大林”(Chinese-Stalinist)民族模式（注：即斯大林民族定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或中国化了的斯大林民族定义。）不能解释回族社会事实，而“场景—功能”(circumstantialist-instrumentalist)模式应用于回族时也弊端自现，所以杜磊对以往族群模式的解构集中在“文化”模式上。事实上，他对文化民族模式的解构，与其说是对回族文化的解构，还不如说是对理想化的“单一文化”的“单一民族”的解构。中国回族作为一个拥有多种文化（甚至文明）的民族，其内部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是不言自明的，难以用“文化”族群模式进行论述，而且回族文化的差异性随着政治、经济、地理等多种因素而彼消此长。所谓文化的融合或变迁并不意味着相互接触的文化特质必然存在等同的数量交换关系。当然，杜磊对回族文化的区域化分解同国内学者对回族文化多样性的探讨不无关系。
在对回族文化的“巨大差异性”做出分区描述后，杜磊提出：“回族内部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不是一个民族(ethnic group)。但无论这种差别有多大，回族成员都确信他们共同享有某种东西。这种情感经由国家得以制度化和合法化。这就以关系的方式，导致了对族群性(ethnicity)的进一步表述乃至创造(invention)。”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回族在1950年民族识别之前，还不是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回族是在从帝国向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随着本世纪初清帝国的覆灭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回族作为一个寻求被承认的民族而出现了。回族正是通过自我认同和国家承认之间的关系互动，并在国家将其制度化之后，才最终成为一个族群(ethnic group)或民族(minzu)”。（注：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p.49.）为了以“关系理论”在回族文化的差异性和回族民族认同的统一性之间作出解释，杜磊将纳家户社区“苏非化”（苏非化则意味着“伊斯兰化”），而将陈埭回族社区“汉化”，从而否定“回族”存在的“共同文化”基础，以便适合他的理论构建——“国家政策与回回的磨合产生出回族”。于是，在对中国回族进行具体阐释时，杜磊的关系理论就给回族的族群性定下了主观性的基调。这反映了中外学者对族群理论的两种不同态度：中国的民族理论是从客观出发的，西方人则认为族群意识是主观的。（注：参见《郝瑞(Harrell)谈美国学者关于中国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央民族大学科研处编：《民族研究信息》1997年第3期。）当然，能否用西方的"ethnicity"理论（包括杜磊的“关系理论”）解释中国的民族或族群问题，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但无论杜磊以“关系理论”对回族进行怎样的具体阐释，有一点是应当明确的，即：将理论的构建同对社区（如纳家户）生活的曲解和“想象”联系在一起，是不可取的。
我们在访谈中发现，杜磊所谓的“实际调查”和“田野工作”只是“单向的民族志记述”。据一位当地人反映，杜磊曾以一个“陌生”的看客身份，在“公家人员”的陪同下，对纳家户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观察”，主要是对一户纳姓人家纪念亡人的“三七”仪式进行“参观”。由此不难理解，如同杜磊对他的调查对象异常陌生一样，在纳家户，也只有几户人家（主要是各级领导、穆斯林领袖、“模范”家庭）对他还留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印象。纳家户居民仅仅例行公事地将杜磊当作政府安排的司空见惯的游客予以接待，因为有很多外国游客经常到纳家户参观。
杜磊博士因对纳家户的陌生而导致了对纳家户社区的“误读”。被他描述为“典型的西北农村”并正经历“伊斯兰教复兴”的纳家户“苏非”社区，在现实社会中是找不到的，它只是作为一个“想象中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出现在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报告中。
——对宁夏纳家户村的再认识
作者：马海云、周传斌
来源：《民族研究》2001年5期
摘要：1991年,美国夏威夷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的杜磊博士出版了<中国穆斯林:人民共和国的族群民族主义>一书.他在书中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纳家户村的"民族志描述"引起了笔者的关注.这是因为,杜磊正是在对纳家户的"文化写作"中,提出了"伊斯兰教在西北苏非社区复兴"的命题.而笔者以为,杜磊的这一命题是大有商榷余地的.他的"异文化"学者的身份导致了他对纳家户日常生活的误读,他对纳家户的"田野工作"及"文化写作"也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简要分析.
作为民族志材料源泉的社区，曾给注重“田野工作”和“参与观察”的人类学家带来素材和蜚名；而随着这些人类学著述的发表，那些作为人类学家工作“田野”的社区也逐渐为人们所了解。例如，吉尔茨(Geertz)对巴厘岛的研究使他一举成名，巴厘岛也因他的著述而为更多的人所知晓。至于宁夏的纳家户村，只是美国学者杜磊(Dru C.Gladney)博士在《中国穆斯林：人民共和国的族群民族主义》(Muslim Chinese: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一书中借以构建其理论的四个社区之一，但正是纳家户使杜磊为国际人类学界所了解。（注：Dru C.Gladney,Muslim Chinese: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Republic.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1996.在中央民族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有人曾就"Ethnic Nationalism"的涵义质询杜磊，杜磊认为此词无法译成中文。但只要看一下该书带有煽动性的封面，杜磊的意思就不言自明了——他想表述的不外是族群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他关于纳家户这个“典型的中国西北苏非社区”（注：“苏非”(Sūfi)系阿拉伯语音译，一般认为源自“苏夫”（Sūf，即羊毛）一词，用以指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因该派成员身着粗毛衫，过苦行生活而得名。中国回族伊斯兰教中的苏非主义派别主要分属于四大支系：虎非耶、哲赫忍耶、嘎德忍耶和库卜忍耶。）的研究成果，似已成为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回族的必读“文本”。（注：日本驹泽大学硕士研究生高桥健太郎的研究便是这种影响的明证。参见高桥健太郎：《回族的居住分布与清真寺的功能——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都市与农村的比较》，《地理学研究》（日本驹泽大学大学院），1998(26)。）国内学者虽然不必将纳家户作为回族研究的必经之道，但对杜磊有关纳家户的描述却不可不作了解，因为杜磊正是以其在纳家户的所谓“田野工作”和“参与观察”，作出了“伊斯兰教在西北苏非社区复兴”的论断。（注：参见Dru C.Gladney,Muslim Chinese: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Republic(1996)第三章“西北苏非社区的民族宗教复兴”。）
事实上，有关伊斯兰教在中国复兴的说法并不是杜磊的独到见解，国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对此津津乐道，其中就包括以色列利(Raphael Israeli)教授。（注：Raphael Israeli,A New Wave of Muslim Revivalism in China.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1997,Vol.17,No.2.）但是，以色列利教授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做过田野调查，因此其论述的可靠性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杜磊则有所不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研究是“建立在三年的田野调研基础之上的”。（注：Dru C.Gladney,Muslim Chinese: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Republic,Preface,xvi.）日本学者佐口透在谈到杜磊的这本书时曾说：“此书是一本对当地回民的调查报告，也是以国内外许多论著为资料对现代回族的族群性和民族主义问题进行评论的著作”。（注：［日］佐口透著、鲁忠慧译：《中国穆斯林研究之回族与展望》，《回族研究》1997年第4期。）这些自评和他评无疑肯定了杜磊关于“伊斯兰教在西北苏非社区复兴”这一论断的“客观性”。
杜磊关于中国西北回族的研究，自然引起我们这些生长于回族文化中的实践者和研习者的关注。一方面，我们对西北回族农村的生活是很熟悉的；另一方面，我们却对杜磊就我们所熟知的西北回族农村所“做”的上述“话语”(discourse)颇感陌生。有鉴于此，笔者也对纳家户回族社区做了一次访查。此次访查乃是基于如下考虑：杜磊在研究一个对他而言较为陌生的族群和文化时，可能会受到自己主位文化的深刻影响，而这就可能导致某种“误读”。以我们的经验来看，他对纳家户伊斯兰教复兴的论断就明显具有这一倾向。笔者希望通过对纳家户的访查，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对同一社区的比较研究和相互评论。
纳家户：并非典型的西北回族农村
在我们看来，纳家户并不像杜磊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典型的西北回族农村。
从银川老城区沿着109国道南行15公里，便可到达永宁县政府驻地杨和镇。从杨和镇沿柏油路西行约1公里，就可到达纳家户村。事实上，纳家户的居民主要分布在这条宽敞公路的两侧。村口的“纳家闸”石桥则将纳家户同东部的杨和镇连接起来。
纳家户村共有11个小队（现在称为村民小组），但环绕该村清真大寺而居的只是其中的9个小队，另外的两个小队（一队和十一队）距离这9个小队至少有两公里之远。这两个小队（其中含有少数汉民）是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因土地调整而划入纳家户村（时称朝阳大队）的。（注：参见宋志斌、张同基主编：《一个回族村的当代变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因此，纳家户村实际上包括两个自然村：二至十队是一个自然村，即原来的纳家户；后来划入的一队和十一队则形成另一个自然村。
纳家户常住人口为4239人，其中：回族人口4101人，汉族人口138人，分别占总人口的96.7%和3.3%；农村户口4203人，城镇户口（非农业人口）36人，分别占99.2%和0.8%。此外，本村尚有非常住人口145人（1995年），多为本地村民所雇用的外来人口。（注：参见宋志斌、张同基主编：《一个回族村的当代变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杜磊曾把纳家户说成是一个“典型的西北回族农村”，但我们觉得，纳家户更像是一个城镇。事实上，历史上的纳家户就曾是当地重要的集镇。清同治以后，纳家户从堡子扩建成大寨子。民国初年，寨子里有各种商号、铺面数十家以及一些粮油加工和手工业作坊，甚至还有一家洋行，是该地区闻名的民族集镇和商品集散地。1941年成立永宁县，县政府驻地设在村旁的杨和，纳家户的集镇地位遂为杨和镇所代替。（注：参见宋志斌、张同基主编：《一个回族村的当代变迁》，第214页。）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4年，纳家户全村1921名劳动力中已有17.7%基本上脱离了土地，向第二、三产业发展。养殖业、屠宰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已成为该村辐射最广、经营收入比重最大的支柱产业。另外，运输业、服务业、建材建筑业、塑料制品业及电焊、修理等行业也得到迅速发展。据1996年对该村103户家庭303名劳动力从业状况的调查，从事种植业之外的其他专业经营或到县、乡企业当工人的已占43.8%。（注：参见宋志斌、张同基主编：《一个回族村的当代变迁》，第3、78页。）根据我们的观察，纳家户至少有三家理发店（或发廊）、两家诊所、一家饭馆、两个修鞋点和四个修车处，大大小小的零售商店多达十余个。开设这些店铺的不仅有纳家户本村的人，而且还有来自邻近村落的人。
现在的纳家户地处城乡结合部，新修的姚叶高速公路又从村旁经过，这就使得纳家户不可能是那种封闭保守的“典型的西北回族农村”。这不仅是我们自己的体会，而且也引起正在该村进行调研的日本研究生高桥健太郎的共鸣。或许正是杜磊对纳家户的“西北典型回族农村”这一定位，启发了高桥要到纳家户进行“都市与农村比较研究”的想法，但同时，杜磊的这一定位也对高桥产生了某种误导，因为纳家户并非是“典型的农村”。
杜磊走马观花式的田野工作，虽然使他在从“罗家庄”（注：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Minority Nationality,Introduction.罗家庄隶属银川郊区，是原宁夏教育学院（今宁夏大学南校区）所在地，距离纳家户约20公里。杜磊在宁夏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当时的教育学院里。）到调查点的往来途中看到了“主要生态变化”，但却使他“错过了在一个社区观察全年各种日常耕作活动的机会”。（注：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Minority Nationality,Introduction.）这样，他对中国西北回族农村的理解就是断章取义和残缺不全的。事实上，要真正了解纳家户，即使观察到当地全年的耕作活动，也还是远远不够的。
苏非教派：纳家户的历史记忆
杜磊在其著作中称：“纳家户回族属于虎非耶门宦，……而虎非耶教派日呈分散的状况在宁夏北部和其他地区很是常见。虽然他们同其他的虎非耶已失去紧密的联系，但苏非派的背景仍继续影响着他们日常的生活和仪式。”（注：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p.59.“虎非耶”(al-Khutiyyah)系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隐蔽的、低声的”，因该派主张低声念诵赞词，故名。该派由中亚人穆罕默德·白哈乌丁(1318-1388)创传，17世纪从阿拉伯经新疆传入甘肃、宁夏、青海等地，逐渐形成了20余个互不隶属的支系，一般称之为“门宦”。宁夏地区虎非耶的最大支系是洪门门宦。）
杜磊曾“亲自”参加过一次纳家户村民纪念亡人的“三七”仪式，并记录道：“开始时，他们是以虎非耶特有的抑扬顿挫的节奏吟唱‘舍哈代’。但在吟唱‘舍哈代’的最后一些音节时，情况有了一些改变，祈祷者提高了音量，并且有节奏地左右摇晃身体。……当时我坐在后排，夹在老人们之间，也只好跟他们一起来回晃动。我尽量使自己习惯于聆听他们长达15分钟到30分钟的高声赞颂。”（注：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p.70.“三七”是亡入逝世三周时举行的纪念仪式。“舍哈代”是阿拉伯语音译，汉语一般称为“清真言”，即伊斯兰教信仰的核心表白，意为“除真主外没有应受崇拜的，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杜磊想以此证明纳家户属于“苏非社区”。
虽然杜磊的描写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但纳家户在教派上的归属是很难从一次“三七”仪式中看出的。事实上，杜磊的这种判断有失偏颇。
无论是各种既有的中国文本，还是笔者对纳家户的实地调查，都可以证明纳家户基本上是一个格底木社区，而不是苏非社区。新中国成立后对宁夏伊斯兰教派状况的调查显示：“格底木教徒，遍布于自治区各个地区，……其次，集中分布于……永宁县的通贵、纳家户”，“格底木清真寺中，以平罗的宝丰清真大寺的建筑规模最大，其次为永宁县纳家户大寺”。（注：宁夏回族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宁夏伊斯兰教各教派内幕之一（草稿）》，1965年油印本，第10页。“格底本”(Qadim)系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古老的、陈旧的”，汉语称“老教”，是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四大教派中最古老的一个，也是分布地区最广、人数最多的一个派别。其特点是在礼仪、仪式方面中国化的程度比较深，实行教坊制，彼此之间没有隶属关系。）
把纳家户确定为格底木社区有以下理由：首先，纳家户是典型的格底木教坊制，与其他清真寺之间没有隶属关系。纳家户清真寺在民国之前实行三掌教制，“教职人员除了掌教（依玛目）外，还有督教（海推布）和副教（穆安津），由本村有势力的穆斯林担任，而且可以世袭”。（注：宋志斌、张同基主编：《一个回族村的当代变迁》，第229页。）松散的教坊制和三掌教制是格底木的典型特色。而苏非门宦通常是上有教主、道堂、拱北，下有清真寺，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教主一呼百应，教徒惟命是从。（注：参见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页。）其次，纳家户清真寺在各种宗教活动中主张聚众高念《古兰经》。调查发现，在主麻聚礼、上坟或在村民家里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时，都要聚众高念《古兰经》，称为“大念”。此外，纳家户清真寺在为亡人举行三日、七日、二七、三七、月头、四十日、百日、周年等念经活动时，还收取钱物。这也是格底木的特色。
不过，在历史上的确有部分纳家户村民曾经接受过苏非派思想。新中国建立初期的调查显示，宁夏虎非耶的一支——通贵门宦，其“教徒主要散布在……永宁县的通贵、纳家户、杨和等地”。（注：宁夏回族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宁夏伊斯兰教各教派内幕之一（草稿）》，第48页。通贵门宦是宁夏地区虎非耶门宦的支系之一，由马金贵(?-1936)创立，教徒约数百户，分散在银川市郊区通贵乡和永宁县、平罗县等地，解放后已日渐衰落。）因此纳家户的宗教生活中至今还残留着一些苏非派的痕迹。这些痕迹主要表现为：第一，在主麻聚礼时诵读赞圣诗《穆罕麦斯》中的两段；第二，在纪念亡人“三七”的仪式上念“大了”，即齐声诵读清真言的前两句（阿拉伯语为"Lā Ilāha Illallāhu"，意思是“除真主外没有应受崇拜的”）共99遍，念时左右摇头，达到高潮时接近陶醉，只念"hu"音，这也正是杜磊所描写的场面。
但值得注意的是，诵读《穆罕麦斯》的只是本村的一些老年人，而包括清真寺学经的满拉在内的绝大部分人都不大会诵读；而且当地人认为，这种残存的苏非特色将随着老年人的逝去而趋于消失。至于吟唱“舍哈代”的“三七”仪式，也并非纳家户的普遍现象。据村民说，只有在某些家庭特别要求时才会出现这种特定场面。因此，这也同样是一种残存的苏非派痕迹。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虽然有的村民自称是“老虎非耶”，但阿訇和满拉则认为本教坊是“老格底木”。而宁夏学者在最近的研究成果中也指出，纳家户穆斯林“除少数人具有伊赫瓦尼、虎非耶和哲赫忍耶倾向外，（均）属于格底木教派”。（注：宋志斌、张同基主编：《一个回族村的当代变迁》，第228页。在纳家户穆斯林的宗教仪式中，有人念诵赞圣诗《穆罕麦斯》，并高声赞念清真言，这些都带有明显的哲赫忍耶门宦的色彩，表明历史上这一带曾经受到哲赫忍耶的影响。“哲赫忍耶”(al-Jahriyyah)系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高声的”，因该派主张在宗教仪式中高声赞念，故名。哲赫忍耶是中国伊斯兰教四大苏非派之一，在宁夏地区分沙沟、板桥两支，有广泛的影响。）这个结论更符合纳家户的事实。
杜磊对此似乎也有察觉，他在书中曾提及，“纳家户村民已不再实行苏非圣徒崇拜。这样，他们就以清真寺为中心，形成一个保持苏非仪式形式的格底木社团。”（注：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uslim Mationality,p.59.）但杜磊却仍然把纳家户当作“西北苏非社区”的一个典型，这其中的原因就有些耐人寻味。我们知道，国外学者往往把苏非门宦在中国的产生和分化视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标志。这样，似乎就只有将纳家户归入苏非社区，才能体现出伊斯兰教的复兴倾向。
杜磊的结论受到“旅行式”田野工作的局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田野工作存在着“进不去”的巨大困境。当然，对于一个存在着双重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汉文化）间隔的异文化研究者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这并非杜磊一人的困境，而是整个以研究异文化为己任的人类学家的困境，这或许就是费孝通教授所说的人类学研究的先天不足和缺陷。（注：参见费孝通：《跨文化的“席明纳”》，《读书》1997年第10期。）
纳家户：难寻伊斯兰教复兴的迹象
近年来，有关伊斯兰教复兴的论述似乎已成为西方“话语”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这种论述所关注的对象从伊斯兰教中心的西亚悄悄地转向其边缘地带时，杜磊有关伊斯兰教在中国西北苏非社区复兴的论述，就恰好迎合了这一时髦“话语”。或者可以这样认为，杜磊关于“伊斯兰教在西北苏非社区复兴”的论述，与其说是“亲自参观了纳家户之后的切身体验”，还不如说是在“听说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回族中有所抬头”（注：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p.57.）这一流行“话语”后所做的捧场或附和。
纳家户的宗教实践与其经济活动息息相关。从春天到秋天，纳家户居民在忙碌于农活的同时也在从事商业、服务业等其他行业。由于夏天农活较多，加上副业繁忙，因此这一季节到清真寺做礼拜的人并不多。我们看到的一个主麻日聚礼只有225人参加，约占纳家户人口总数的5%。（注：而杜磊提到的礼“主麻”的人数为500多人，占全村人口总数的13%。“主麻日”即星期五，是伊斯兰教的聚礼日，届时一个社区的男性穆斯林都有义务到清真寺参加集体礼拜。）每天参加五番礼拜的人数则只有50-80人，不到纳家户人口总数（1996年为4239人）的2%。到了冬天，由于农闲以及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口有所减少，因此到清真寺做礼拜的人数略有增加。（注：杜磊所引证的有关纳家户回族参加礼拜的人数，得自政府的统计，其时间是在冬天，即1985年1月。）这反映了纳家户生态环境和谋生方式对宗教生活的影响。从这一点来说，“完全民族志”(complete ethnography)的记述仍然极其重要，因为它至少可以避免“实验民族志”(experimental ethnography)对文化全貌的断章取义。
同杜磊所描绘的“复兴”画面相反，我们在纳家户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情形。自1979年纳家户清真寺重新开放至今，宗教活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寺管会、阿訇）主要是老年人，那些残存的苏非仪式的实践者也主要是老年人。这与其说是“伊斯兰教复兴”，还不如说是“文革”后老年人被压抑的宗教感情的复活。而青年人对宗教生活的参与和重视程度并没有让人感觉到“伊斯兰教的复兴”。青年可以在村内公开吸烟，而妇女几乎都不戴“盖头”。这在其他西北回族农村（如河湟地带）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在缔结婚姻的方式上，纳家户的男女青年不经他人介绍，通过自由恋爱自定终身的事已不罕见，（注：参见宋志斌、张同基主编：《一个回族村的当代变迁》，第180页。）并不存在杜磊所说的那种“伊斯兰保守倾向的抬头”。（注：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p.64.）我们还注意到，在纳家户清真寺的9个满拉中，除1名是本村人外，其他人都来自外地。从这方面来看，也不像杜磊所想象的那样，存在“适龄儿童入学率降低，而在附属于清真寺的私立经学校学习宗教的人员增多”的现象。（注：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p.63.）至于说近年来清真寺的收入有所增加，这与纳家户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直接关系，并不能用以证明“伊斯兰教的复兴”。
凡此种种，都表明杜磊关于“纳家户苏非社区宗教复兴”的论断并不是对纳家户日常生活的记述，而是一种先入为主的理论建构。而要把握杜磊有关纳家户伊斯兰教复兴的论述，就必须联系到他的族群理论。
结语：第四种族群理论及其实践
杜磊的《中国穆斯林：人民共和国的族群民族主义》一书对中国回族文化进行了区域化分解。这从他选定的四个回族社区即可看出。为了描述这四个社区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他首先提出，西北地区的回族认同“超越了民族认同，他们的认同是一种民族宗教认同”(ethno-religious identity)，在西北，“是回族就是穆斯林”。（注：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p.58.）然后，他就回族文化中的伊斯兰教特质，在其选定的社区中，构建出一种依次淡化（以北京牛街和朝阳区长营回族乡为例）乃至消亡（以福建泉州陈埭回族镇为例）的规律；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从西北到东南的回族社区中，汉文化特色则呈现出依次递增的规律。在陈埭，那里的回族认为：“我们之所以是回族，就在于我们的祖先是外来穆斯林”。（注：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p.54.）杜磊之所以突出纳家户回族社区的伊斯兰教特色，就是为了显示这四个回族社区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以此来解构“文化民族模式”，（注：杜磊所谓的“文化民族模式”实际上是指以文化标志(cultural mark)来界定民族的模式，这种模式同中国的民族实践关系紧密。）并进而构建他的“第四种族群理论”——“关系理论”(Relational Approach)。（注：“关系理论”是杜磊对自治社群和游牧部落研究的结合，它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之上。具体地讲，该理论即认为，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回族认同间互动磨合的关系过程缔造了民族国家时代的回族。）
由于“中国—斯大林”(Chinese-Stalinist)民族模式（注：即斯大林民族定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或中国化了的斯大林民族定义。）不能解释回族社会事实，而“场景—功能”(circumstantialist-instrumentalist)模式应用于回族时也弊端自现，所以杜磊对以往族群模式的解构集中在“文化”模式上。事实上，他对文化民族模式的解构，与其说是对回族文化的解构，还不如说是对理想化的“单一文化”的“单一民族”的解构。中国回族作为一个拥有多种文化（甚至文明）的民族，其内部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是不言自明的，难以用“文化”族群模式进行论述，而且回族文化的差异性随着政治、经济、地理等多种因素而彼消此长。所谓文化的融合或变迁并不意味着相互接触的文化特质必然存在等同的数量交换关系。当然，杜磊对回族文化的区域化分解同国内学者对回族文化多样性的探讨不无关系。
在对回族文化的“巨大差异性”做出分区描述后，杜磊提出：“回族内部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不是一个民族(ethnic group)。但无论这种差别有多大，回族成员都确信他们共同享有某种东西。这种情感经由国家得以制度化和合法化。这就以关系的方式，导致了对族群性(ethnicity)的进一步表述乃至创造(invention)。”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回族在1950年民族识别之前，还不是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回族是在从帝国向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随着本世纪初清帝国的覆灭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回族作为一个寻求被承认的民族而出现了。回族正是通过自我认同和国家承认之间的关系互动，并在国家将其制度化之后，才最终成为一个族群(ethnic group)或民族(minzu)”。（注：Dru C.Gladney,Ethnic Identity in China: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p.49.）为了以“关系理论”在回族文化的差异性和回族民族认同的统一性之间作出解释，杜磊将纳家户社区“苏非化”（苏非化则意味着“伊斯兰化”），而将陈埭回族社区“汉化”，从而否定“回族”存在的“共同文化”基础，以便适合他的理论构建——“国家政策与回回的磨合产生出回族”。于是，在对中国回族进行具体阐释时，杜磊的关系理论就给回族的族群性定下了主观性的基调。这反映了中外学者对族群理论的两种不同态度：中国的民族理论是从客观出发的，西方人则认为族群意识是主观的。（注：参见《郝瑞(Harrell)谈美国学者关于中国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央民族大学科研处编：《民族研究信息》1997年第3期。）当然，能否用西方的"ethnicity"理论（包括杜磊的“关系理论”）解释中国的民族或族群问题，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但无论杜磊以“关系理论”对回族进行怎样的具体阐释，有一点是应当明确的，即：将理论的构建同对社区（如纳家户）生活的曲解和“想象”联系在一起，是不可取的。
我们在访谈中发现，杜磊所谓的“实际调查”和“田野工作”只是“单向的民族志记述”。据一位当地人反映，杜磊曾以一个“陌生”的看客身份，在“公家人员”的陪同下，对纳家户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观察”，主要是对一户纳姓人家纪念亡人的“三七”仪式进行“参观”。由此不难理解，如同杜磊对他的调查对象异常陌生一样，在纳家户，也只有几户人家（主要是各级领导、穆斯林领袖、“模范”家庭）对他还留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印象。纳家户居民仅仅例行公事地将杜磊当作政府安排的司空见惯的游客予以接待，因为有很多外国游客经常到纳家户参观。
杜磊博士因对纳家户的陌生而导致了对纳家户社区的“误读”。被他描述为“典型的西北农村”并正经历“伊斯兰教复兴”的纳家户“苏非”社区，在现实社会中是找不到的，它只是作为一个“想象中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出现在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报告中。
中國對藏政策：變還是不變？
作者：丁一夫
来源：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13/08/blog-post_19.html
巨大的冰塊上的裂紋
前一陣，有關中國政府對藏政策有所鬆動的傳聞，引起了海內外關心西藏問題人士的重視。據說青海省海南州的寺院裡傳達了允許懸掛達賴喇嘛照片的上級精神，而且規定以後不得污衊攻擊達賴喇嘛。類似的消息以前也出現過，後來又悄悄地消失了。這次我向和藏區有關的多人求證，有些人肯定有這樣的事情，另一些人卻說無法取得當地確有其事的證明。甚至從中國國安部門也傳出過肯定有此事的消息，但是中國政府的官方發言人後來在國際上又斷然否認中國政府的對藏政策有任何鬆動，仍然堅持「對達賴集團的鬥爭」。
那麼，這一陣似有似無的風，來了又去了，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和不少關心西藏問題的人討論過這個現象，特別是一些長期在藏區工作的漢藏幹部和現在還在藏區的漢藏人士。中國的藏區，分佈在四省一區，現在的局面看上去就像一塊巨大的冰塊，但是冰塊下到底在發生什麼，確實撲朔迷離，因為中國政府把西藏問題弄成了敏感中的敏感，除了官方的假話空話大話，有用的信息實在太少，人人都只能以猜測來判斷。更可怕的是，別以為到了上層就掌握真實情況，雖然他們有龐大的監控和情報收集、分析、傳遞系統，可是長期高壓政策已經迫使藏區所有活著的人進化適應，只說可以說的話，所以越到上面越脫離現實，越不知道藏區的現實真相，而對藏政策就是由這樣脫離現實脫離群眾的最高層所決定的。
根據我對藏區情況的瞭解以及同漢藏朋友的討論，我的結論是，傳言在藏區某些地方的寺院傳達允許懸掛達賴喇嘛照片的「上級指示」很可能是真實的，但它還遠不是最高層運籌帷幄、通盤決策的一部分。它不是來自於最高層的某個指令，而是來自現實層面上幹部群眾的大膽試探，最多是得到了某一層級領導的默許，它反映的是冰塊上的裂紋。
官方和民眾「兩層皮」
我的這一判斷，緣於我在藏區看到普遍的官方和民眾「兩層皮」現象。一方面是官方的高壓政策，在藏區的大街上，說錯一句話、表錯一個情，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一個藏人膽敢拿著一張達賴喇嘛的照片走在馬路上，那是要坐牢的，在牢裡受到的待遇會讓你能否活著坐滿刑期都成問題。另一方面是藏人民眾普遍的對達賴喇嘛的思念和崇拜。寺院和老百姓家裡，幾乎家家都悄悄地掛達賴喇嘛照片，根本就不是秘密。中國政府曾經一度以為藏人是有個照片就要掛的民族，所以想出了一個主意，送了大量中共毛鄧江胡四個領袖的像到藏區去，畫像帶有佛光的風格，印刷精美且免費。向上層提供這個餿主意的人，一定以為藏人都沒頭腦，同時也一定沒有向上面匯報，藏人懸掛什麼照片，也要通過腦子想過的，要不然為什麼他們都不掛中國政府認定的班禪靈童的照片呢？
從二○○九年以來，藏區一百二十例藏人的慘烈自焚，在漢地可以封鎖消息、可以禁止討論，在藏區卻不可能做到密不透風。佛教講同理心、慈悲心，幾乎全民信佛的藏人群眾感同身受，自焚之悲慘痛楚，政府極盡淡化掩蓋卻無補於事，唯一的辦法是高壓，將民心封閉在冰塊之下，強迫不了你的心，就強迫你的口。然而，也正是這種蠻橫的殖民者風格的高壓政策，使得廣袤藏區的所有藏人在腦子裡明白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民族認同達到了藏民族有史以來的最高最強水平。無論是老人還是年輕人，無論是喇嘛還是經過多年培養的民族幹部，無論是經商成功的商人還是草原上的牧民，對中國政府高壓政策的批評，要求變的願望，是一致的。
中國政府最失策的地方是，決策層竟然多年看不到一個簡單的事實，以達賴喇嘛為敵就是以全藏族為敵，而達賴喇嘛恰恰是中國非漢民族中歷來願意和中國政府合作、尋求妥協和雙贏、最有佛教的慈悲和智慧理念、反對暴力且最具國際威望的領袖。
這樣的對藏政策錯得那麼明顯，所以藏區的老百姓和幹部都在問，為什麼以達賴喇嘛為敵的錯誤政策不改變？這一疑問，可以說在藏區上上下下的藏族幹部群眾都在問。於是，厚重的冰塊裡，裂縫出現了。
倒逼上層決策的「下面先動」
就像一位在藏區工作了半個世紀的老幹部所說的，不派那麼多武警戰士在藏區大街上每天全副武裝地走來走去，藏人就會叛亂了嗎？讓藏人自由懸掛達賴喇嘛的照片，天就會塌下來嗎？
這樣的提問，在藏區的群眾和基層幹部中，其實是共識，這共識也普及到了幹部中相當高的層級。於是，在一些不太緊張的地區，比如青海省的海南州，就會有幹部作出嘗試的動作，在比較偏僻的寺院裡「傳達允許懸掛達賴喇嘛照片的上級指示」。
這種下面先動，最後促使上層順風順水的做法，中共歷史上不乏實例。「乒乓外交」是莊則棟先動起來的，包產到戶是小崗村農民先動起來的，中共歷史上要糾正自己的錯誤，往往需要下面某個層面上有人先動一下，若效果是好的，捅到上面，再得到上面的支持，才能變過來。如果上面通不過，那麼下面率先動起來的人，往往成了時代的犧牲品。
現在藏區形勢不好，這一點恐怕最高層也不得不承認。變──是上下都在等待的。問題是，上層更關心一個規律：對於一個不好的政局，最危險的時候是它開始變革的時候。對統治者來說，弄不好改革失控，就會變成自殺。藏區政策更是如此。中國現在一再說自信，正是因為缺自信。因為缺自信，所以中國政府變得非常地要臉面，它不敢在世人面前垮了自己的形象，它怕垮了收不住。所以，藏區下面小小的變，它能容忍甚至鼓勵，但是如果外界把這種變動解釋為中國政府認錯了，解釋為是大變動的開端，它就決不會承認，斷然堅持自己仍然要「堅決鬥爭」。
於是，變還是不變，仍然是中國對藏政策的一個問題。
原载《动向》2013年8月号
来源：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13/08/blog-post_19.html
巨大的冰塊上的裂紋
前一陣，有關中國政府對藏政策有所鬆動的傳聞，引起了海內外關心西藏問題人士的重視。據說青海省海南州的寺院裡傳達了允許懸掛達賴喇嘛照片的上級精神，而且規定以後不得污衊攻擊達賴喇嘛。類似的消息以前也出現過，後來又悄悄地消失了。這次我向和藏區有關的多人求證，有些人肯定有這樣的事情，另一些人卻說無法取得當地確有其事的證明。甚至從中國國安部門也傳出過肯定有此事的消息，但是中國政府的官方發言人後來在國際上又斷然否認中國政府的對藏政策有任何鬆動，仍然堅持「對達賴集團的鬥爭」。
那麼，這一陣似有似無的風，來了又去了，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和不少關心西藏問題的人討論過這個現象，特別是一些長期在藏區工作的漢藏幹部和現在還在藏區的漢藏人士。中國的藏區，分佈在四省一區，現在的局面看上去就像一塊巨大的冰塊，但是冰塊下到底在發生什麼，確實撲朔迷離，因為中國政府把西藏問題弄成了敏感中的敏感，除了官方的假話空話大話，有用的信息實在太少，人人都只能以猜測來判斷。更可怕的是，別以為到了上層就掌握真實情況，雖然他們有龐大的監控和情報收集、分析、傳遞系統，可是長期高壓政策已經迫使藏區所有活著的人進化適應，只說可以說的話，所以越到上面越脫離現實，越不知道藏區的現實真相，而對藏政策就是由這樣脫離現實脫離群眾的最高層所決定的。
根據我對藏區情況的瞭解以及同漢藏朋友的討論，我的結論是，傳言在藏區某些地方的寺院傳達允許懸掛達賴喇嘛照片的「上級指示」很可能是真實的，但它還遠不是最高層運籌帷幄、通盤決策的一部分。它不是來自於最高層的某個指令，而是來自現實層面上幹部群眾的大膽試探，最多是得到了某一層級領導的默許，它反映的是冰塊上的裂紋。
官方和民眾「兩層皮」
我的這一判斷，緣於我在藏區看到普遍的官方和民眾「兩層皮」現象。一方面是官方的高壓政策，在藏區的大街上，說錯一句話、表錯一個情，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一個藏人膽敢拿著一張達賴喇嘛的照片走在馬路上，那是要坐牢的，在牢裡受到的待遇會讓你能否活著坐滿刑期都成問題。另一方面是藏人民眾普遍的對達賴喇嘛的思念和崇拜。寺院和老百姓家裡，幾乎家家都悄悄地掛達賴喇嘛照片，根本就不是秘密。中國政府曾經一度以為藏人是有個照片就要掛的民族，所以想出了一個主意，送了大量中共毛鄧江胡四個領袖的像到藏區去，畫像帶有佛光的風格，印刷精美且免費。向上層提供這個餿主意的人，一定以為藏人都沒頭腦，同時也一定沒有向上面匯報，藏人懸掛什麼照片，也要通過腦子想過的，要不然為什麼他們都不掛中國政府認定的班禪靈童的照片呢？
從二○○九年以來，藏區一百二十例藏人的慘烈自焚，在漢地可以封鎖消息、可以禁止討論，在藏區卻不可能做到密不透風。佛教講同理心、慈悲心，幾乎全民信佛的藏人群眾感同身受，自焚之悲慘痛楚，政府極盡淡化掩蓋卻無補於事，唯一的辦法是高壓，將民心封閉在冰塊之下，強迫不了你的心，就強迫你的口。然而，也正是這種蠻橫的殖民者風格的高壓政策，使得廣袤藏區的所有藏人在腦子裡明白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民族認同達到了藏民族有史以來的最高最強水平。無論是老人還是年輕人，無論是喇嘛還是經過多年培養的民族幹部，無論是經商成功的商人還是草原上的牧民，對中國政府高壓政策的批評，要求變的願望，是一致的。
中國政府最失策的地方是，決策層竟然多年看不到一個簡單的事實，以達賴喇嘛為敵就是以全藏族為敵，而達賴喇嘛恰恰是中國非漢民族中歷來願意和中國政府合作、尋求妥協和雙贏、最有佛教的慈悲和智慧理念、反對暴力且最具國際威望的領袖。
這樣的對藏政策錯得那麼明顯，所以藏區的老百姓和幹部都在問，為什麼以達賴喇嘛為敵的錯誤政策不改變？這一疑問，可以說在藏區上上下下的藏族幹部群眾都在問。於是，厚重的冰塊裡，裂縫出現了。
倒逼上層決策的「下面先動」
就像一位在藏區工作了半個世紀的老幹部所說的，不派那麼多武警戰士在藏區大街上每天全副武裝地走來走去，藏人就會叛亂了嗎？讓藏人自由懸掛達賴喇嘛的照片，天就會塌下來嗎？
這樣的提問，在藏區的群眾和基層幹部中，其實是共識，這共識也普及到了幹部中相當高的層級。於是，在一些不太緊張的地區，比如青海省的海南州，就會有幹部作出嘗試的動作，在比較偏僻的寺院裡「傳達允許懸掛達賴喇嘛照片的上級指示」。
這種下面先動，最後促使上層順風順水的做法，中共歷史上不乏實例。「乒乓外交」是莊則棟先動起來的，包產到戶是小崗村農民先動起來的，中共歷史上要糾正自己的錯誤，往往需要下面某個層面上有人先動一下，若效果是好的，捅到上面，再得到上面的支持，才能變過來。如果上面通不過，那麼下面率先動起來的人，往往成了時代的犧牲品。
現在藏區形勢不好，這一點恐怕最高層也不得不承認。變──是上下都在等待的。問題是，上層更關心一個規律：對於一個不好的政局，最危險的時候是它開始變革的時候。對統治者來說，弄不好改革失控，就會變成自殺。藏區政策更是如此。中國現在一再說自信，正是因為缺自信。因為缺自信，所以中國政府變得非常地要臉面，它不敢在世人面前垮了自己的形象，它怕垮了收不住。所以，藏區下面小小的變，它能容忍甚至鼓勵，但是如果外界把這種變動解釋為中國政府認錯了，解釋為是大變動的開端，它就決不會承認，斷然堅持自己仍然要「堅決鬥爭」。
於是，變還是不變，仍然是中國對藏政策的一個問題。
原载《动向》2013年8月号
为泥足者序
作者：张承志：
来源：《乃格什班底耶的源与流》序言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3050
大约在《心灵史》出版十年以后，我听到了来自学术界的某种回声。质疑无一例外，都根据后人整理的、美国学者弗莱彻的研究遗稿《中国西北的乃格什板顶耶》（The Naqshbandiyya in Northwest China, Joseph Fletcher）。也就是说，驳难的表露，那 时尚主要集中在哲合忍耶派的传承起源问题上。
我更在意的，是其他内容的驳难--我想那是自然的：我的立场、以及这一立场招致的资料涌现，使得体制 内的学术感到了一点难堪。但我想：风既从此吹来，就说明学术的牙城，尚未被百姓光顾；满脚污泥的民间学者，尚无插嘴学术的能力--是的，他们怎能读得懂弗 莱彻呢？仅仅昨天他们还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但这也是一种动力；黄土高原上正涌动着求学的大潮，它加入进来，化做了催促和监督。②
确 实，长久以来，包括《心灵史》在内，哲合忍耶穆斯林对于自己自西亚抑或中亚传来的源流，不仅没有下大的功夫追究，也并未抱着多大的兴趣。承续的系谱，既然 是几迭重译的传说，也早就迷濛诡异虚实混杂，难以逐一实证，更难解释清楚。因为对他们来说，源流只不过又是一块自豪和笃信的阶石；他们与遥远的穆罕印迪尼 （谁也不问他究竟是西班牙的穆罕印迪尼•伊本•阿拉比还是穆罕印迪尼•阿卜杜伽迪尔•吉兰尼）、以及与乃格什板丁耶的领袖普哈丁尼、甚至与亲切的"也门太 爷"之间的关系--不是派别链条的承继，而仅仅是认同的表示。而且,前者并非达到了对一个伟大思想的追认，后者也没有与一套功干仪礼去接轨。
至于这个传承的谱系，在中国称为"尼斯巴提"（nasabat,维吾尔人多用另一个词silsilat），多数有修养的哲合忍耶派穆斯林,家中都藏着它，如传家宝。
它的所谓也门七辈是这样的：
مُحْىِ الّدِينِ ••• بِهَاءُالّدِينِ•••تَاجِ الّدِينِ••• بَا قِى ••• زَيْنِ••عَبْدُالْخَالِق••• اِبْنِ زَيْنِ
穆罕引丁尼→→普哈丁尼→→塔准丁尼→→巴给→→载尼→→阿卜杜哈里格→→伊本载尼
在乾隆四十六、九年清廷对哲合忍耶穆斯林进行了残酷镇压之后，这个派别潜入了地下。此后不久，大约在清嘉庆年间，大学者关里爷怀着悲愤的举意，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作了《热什哈尔》（Al-rashah），秘藏民间。
此 书叙述马明心的异乡求学时，没有提及"也门"一语。至民国初年，它的续作或称仿作《哲合忍耶道统史传》和《曼纳给布》追逐杀青，使得该派内部有了三部阿拉 伯-波斯文的史籍。后出的两部据尼斯巴提，才最初写出了"也门沙赫"这一称呼和地名。此外，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曼丹叶合》末尾，有一个祷词（都瓦）系列 --也是一个未提及所谓也门七辈的谱系。
这些显然都为弗莱彻所不知。清末民初，沙沟太爷马元章在甘肃宣化岗揖迎八方。一个题为《道之本源》的汉文名簿在那时抄印，流入了活动于甘肃的欧洲传教士手中。
后 来，从三十年代直到中国大陆解放前夕，西方的传教士和学者仍继续固执地进行情报搜集，如在内蒙包头（日本岩村忍等）或宁夏板桥（C•泰勒）对哲合忍耶派进 行摸底。但他们不外听说了类似《道之本源》的一个名单，得以窥知了哲派的传承接续链条；而全然不知尚更重要的阿拉伯-波斯文《热什哈尔》，以及《尼斯巴 提》的阿文写本。
1958年在极左的政治中穆斯林堕入浩劫，由《热什哈尔》衍生的《哲合忍耶道统史传》被官宪搜走。1980年银川伊斯兰学术会议 上，它的节译本被印刷散发，是为《哲合忍耶道统史小集》的缘起。中国学界也因此知道了这个链条的大概--以上，即是哲合忍耶源流被外界所知的大致脉络。
弗莱彻从传教士的搜集中，得知了这个模糊的名单。他并以在阿拉伯世界访查的手段，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简言之，他从苏非世界繁复的线索交织中，发现了一个中国穆斯林也在讲述的名字，即伊本·载尼（اِبْنِزَيْنِ）。无疑这是一个好消息。
弗 莱彻的发现，于两点对中国穆斯林有着学术的意义：一是他的发现若可实证，则马明心曾在 "也门"求学而不像魏源所说"不过在喀什噶尔念经"的说法，便又多 获一分；二是这一缕线扯出的流脉有些异样，与中国常说的"乃格什板丁耶"有所不同。弗莱彻的提示是有益的--即必须留意栽尼其人可能真实存在、留意"尼斯 巴提"里七辈与其它乃格什板丁耶各支谱系的差异。
弗莱彻很谨慎。他直至逝世都没有刊布自己的成果。八十年代付梓的《中国西北的乃格什板丁耶》是由他的弟子犹太人学者李普曼整理出版的，书是否全合弗莱彻的本意，尚不得而知。
除了西洋的弗莱彻，另一个乃格什板丁耶的追寻者是东洋的佐口透。在读到据《心灵史》改写的日文版《殉教的中国伊斯兰》（亚纪书房，1992）后，他来信表白了自己的"震惊"。③
西 方的传教士和学者们，没有深入信仰世界的内部。传说的链条固然重要，但链条也惯于缠成一个乱团。它随时会阙失、中断、假托。特别在苏非派的广阔农村，念辞 和凭证的授予，被许多因素所左右。它的授受，虽不能说随意，有时也是比较容易的。往往父亲传给了某甲，殊不知父亲的徒弟又传了某甲的朋友。诚然地名人名皆 是线索，但苏菲世界更是活跃的和变动的；其间经名道号，纵横穿插，托言讹误，不能尽免。久而久之，一道溪水长流蜿蜒，其间的细微，已很难实考。
访得一个也门的称谓，并不是摸清了一个教派。若把一次对号，看得超过了文化主人的历史记载以及民族记忆，就不仅偏离了学问的道德约束，也违背了学术的方法本身。
西方学者由于被西亚-中亚苏非派的话语影响，思路中有固执于低念和高念、以及把源流看做派别的倾向。他们在叙述中，总是用境外的苏非猜测甘肃的门宦，有时连维族与回族也没有弄清。殊不知，一切在进入中国之后，变化首先就表现为对西亚苏非气质的扬弃，而演变为中国的形式。
比 起自拿破仑军队进入埃及开始、直到奥斯曼帝国瓦解之后，英法军队带着详尽的调查表进入中东、逐村逐户进行的考古、民族、宗教调查，那场大规模的情报搜集行 动指导着直至今日他们在中东的战略--传教士所做的一点哲合忍耶调查算得了什么？从内容杂芜的皮肯斯书信中读到的，与其说是对学术的执着，莫若说是对情报 的贪婪。
涉及事情重大，关系教门信仰。人在压力下应答，未必尽吐真心。口头的问答做为研究手段，是大可商榷的。但是这种搜集他者信息的方法，久之 居然成了一种传承的学术；也许今天我们尚未抵达对之进行方法论清算的历史关口，但我们已经感受了它成为一种霸道的学术话语后，给予文明主人的压迫。④
在广袤的中亚和阿拉伯，教门链条横竖钩织，早是一片密密的蛛网。它们彼此触交、互作搭桥、攀附伪说、虚虚实实。即便从尼斯巴提也可以看出端倪：所谓也门七辈，其实言之不详。
从 关里爷的文脉中可知，哪怕在清代人们对"也门"或"罗姆"已不求甚解。仅仅七辈的这个链条，已经有着认同或攀附--不消说第一辈穆罕引迪尼、甚至第二辈即 大名鼎鼎的乃格什板丁耶·普哈丁尼，也更像是一种认同而已。可信的只是最后的几辈，尤其是弗莱彻碰到了线索的载尼父子。
这一线索的重要，仍在于那个逻辑--赤贫而且闭锁绝地的百姓，不可能虚构"也门"那么陌生的地理概念。其次，《热什哈尔》提示的云南路即海路，也更指向着阿拉伯包括也门的方向。
但是它与中亚的纠葛，依旧诱人生疑。载尼的存在，尚不能说明一股清水唯自也门流来。蛛丝马迹中窥见的哲合忍耶与中亚苏非系统的关系，直至今天我们仍不敢浪言。
在 比较维吾尔族的仪式后可以明白：除开清晨邦达和下午迪格尔的礼拜后、对少量赞辞的诵念及同时的身体动作，哲合忍耶并未保留多少苏非派的"即克尔" （zikr）仪式。从四月八太爷马以德在打麦场上率众挥动连枷、踏着步点大念即可尔的记载又透露，在马明心时代还是存在西-中亚式的即可尔的，但是很快就 销声匿迹了。无论高念或是低念，在中国都无一例外必须减少；因为它们只要想生存，就必须适应这个国度的信者气质、以及宗教的谨严形象。
所以，对仪 礼做了大幅扬弃的哲合忍耶，虽然不仅追认了穆罕引迪尼而且追认了普哈丁尼，但还是和乃格什板丁耶各派清晰地划分开了。包括对道谱的态度。哪怕比较一些小派 别，如自述源于新疆吐鲁番的一个派别，其流脉的传承达45辈、来自麦加的甘肃法门（链条接续近50辈）、以及活跃于欧美的一个乃格什板丁耶组织（链条40 辈）；不用说新疆塔里木盆地南北的各苏非支系，人家都有动辄写满几丈长卷的谱系--哲合忍耶的也门七辈显得记录太少。甚至使人怀疑，它只是一个道谱的"节 选"。
因为要紧的从来只是当代。弗莱彻找到的那个名字,以及包括了"也门太爷"的可能有过的"高念即克尔"的时代，已经"封印"而且消亡了。从被尊称为道祖太爷的伟大苏菲马明心归国之日起，他创建的哲合忍耶一步步踏入的，是一部封建中国的历史。⑤
大学教授们在居高临下地俯瞰，批评我们没有读过弗莱彻。似乎弗莱彻的调查，是比《热什哈尔》和《尼斯巴提》更大的史源。
我 们是否也该批评他们--没有企图去同情和支持民众的信仰呢？他们是否也该懂得：学术的立场与道德本身，有时也能直接变为成果呢？不，即便只把讨论止于学术 一隅，他们的方法论也未能战胜：那根最古老﹑最可靠的链条，其实本来就存在于民间；接近它，唯需让脚踏入泥泞，并决意毁名弃利。
关里爷的《热什哈尔》及其一系列仿作，与二十世纪初在中国活跃地进行文化盗掘的列强学者的擦肩而过，是一个讽刺也是一个标志。崇拜资料的学术拜物教，没有引导它的信徒获得苦寻的"资料"。这一因果过程，不仅是一种拒绝的象征，更是一种价值的判决。
在 1991年出版的《心灵史》中，哲合忍耶派首次披露了《热什哈尔》的存在并公布了部分内容。随即《热什哈尔》汉译本先于大陆在三联书店（1993）、后在 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出版。此外《曼丹叶合》、《穆罕麦斯》、《哲合忍耶道统史传》的阿文本也随后接连印出；涉及哲合忍耶传承的资料，大体都已由主 人公布。应当指出：第一性的史料是《热什哈尔》和《尼斯巴提》，继而是《曼纳给布》、《哲合忍耶道统史传》、还有《道之本源》等晚近的汉文钞本、以及最初 引用了它们的《心灵史》。因为它们是穆斯林表述自己的尝试，是对包括学术优越在内的歧视的反抗，是出自文明内部的发言。回忆八十年代，我曾与日本的佐口透、中田吉信等故人促膝潜心、深谈这个魅人的领域。他们给了我很大启发，也促我深深陷入反思。在象牙之塔，我独自思索--怎样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呢？
后 来我在东洋文库撰文介绍了《热什哈尔》（东洋学报，1992-1）。当日本友人建议我把这部书深入做好、争取在名著系列《东洋文库》中出版时，我表示：我 出身学界，但我幻想昔日褴褛的农民、入主学术大雅之堂的未来。感悟他们遭受过的苦难，这一事业不该是名利之饵。它应留给泥巴黄土的农民来做，我的任务只是 秘书或助手，尽力帮助他们--依稀记得，那时动情的吐露，使友人们怎样兴奋。
以清真寺的通俗散谈与讲稿写作结合的《寺里的学术》，是这类"助手" 工作的一步。2004年经由云南盘溪，弗莱彻的英文原著被传达给清真寺。我们在网络上动员全国穆斯林，介入苏非起源问题的研究。2005年在北京，我们不 分教派组织伊斯兰青年学者，整理出版了阿汉合璧的《曼丹叶合》。
是的，这些行为不过是一些象征。
但它更是一种理想。我坚信随着人类的进 步，文明阐释的话语权，迟早会迎来改变甚至革命。文明内部的发言，会随着资本主义的退潮一步步逐日醒目，虽然今天离它的实现，尚隔着许多时日。在这样的视 野和背景下，我蔑视在大学或研究院里被体制豢养因工资职称才弄学从业的知识分子，尤其不想容忍那些攀附伊斯兰以谋食、又歧视伊斯兰的一群。
不消说，若我的思路被认定偏激排外，我们将缺乏讨论的基础。但重要的是因为泥足的学者，今天已朝着学术之塔上路了。⑥
一 个小小的讨论自己源流的行动，正在穆斯林中间酝酿。比起昨天，他们已有了生活的余裕，也有了研究的基础。这本主要是资料展示的小书，姑且算一次练兵或初 试。此刻还必须补充说：无论弗莱彻或佐口透，虽然生老于他们的局限，倒是没有因一孔之见而轻慢民间。他们的劳作积累的读者，也许更是莽莽底层的农民。因为 唯有这些人并无心雕虫逞技，而只想追寻信仰的源头。这本小书的著译者，无一不是穆斯林农民的儿子。如雨后的荒山，泥流正在汇聚。它会倔强地前行，坚韧地穿过封锁。
莫 笑话这本小册子皮青瓤苦，昨天它还草纸别字活像光着屁股。就是它们，居然在盘算--嘲笑和超越以学术歧视、甚至对信仰实施压迫的学院体制。这本小册子还会 唤来续集，所谓挖山不止、无穷匮也。这种行为究竟是一齣南柯梦还是一场祝家庄，自会迎面严肃的判断。不同意见的驳难尚在其次，最终的关口，仍是举意的指 问。
在广阔的中国南北，穆斯林内部兴起的兴学求知与自我表述的运动，正方兴未艾。莫小觑昔日的贫贱者，他们已要问鼎伊斯兰的学术。虽然他们从思想到脚板，尚还污泥点点，谋求一家的温饱，尚是奔波的目的；但有志者事竟成，因为一切之外，尚有不可预测的判断与襄助。
大潮已然涌动。
此次触及不过一滴露珠。
张承志
初稿于 2009年11月，牺牲节
2009年12月16日改定
《乃格什班底耶的源与流》 作者：冶福东/译 张承志/作序，香港伊斯兰文化协会2010-3-1出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简介: 张承志
回族，1948年生于北京。原籍山东济南。1967年清华附中毕业到内蒙古乌珠穆沁旗插队四年。1975年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学士，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1981年获得硕士学位，主要进行北方民族史研究工作。曾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等处。现为自由职业作家。1978年开始写作。曾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已出版著作30余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理想主义气质”著称。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北方的河》《黑骏马》《西省暗杀考》《清洁的精神》《心灵史》。短篇小说《雪路》《晚潮》《辉煌的波马》《北望长城外》《胡涂乱抹》《大坂》《顶峰》《美丽瞬间》等，多次获奖。其中1991年出版的《心灵史》，描写西北哲合忍耶人苦难的信仰历程，有评论认为是当代文坛少见的“寻找精神价值，向世俗挑战的旗帜”。近作有2005 年出版的游记《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散文集《聋子的耳朵》，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年出版。
来源：《乃格什班底耶的源与流》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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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心灵史》出版十年以后，我听到了来自学术界的某种回声。质疑无一例外，都根据后人整理的、美国学者弗莱彻的研究遗稿《中国西北的乃格什板顶耶》（The Naqshbandiyya in Northwest China, Joseph Fletcher）。也就是说，驳难的表露，那 时尚主要集中在哲合忍耶派的传承起源问题上。
我更在意的，是其他内容的驳难--我想那是自然的：我的立场、以及这一立场招致的资料涌现，使得体制 内的学术感到了一点难堪。但我想：风既从此吹来，就说明学术的牙城，尚未被百姓光顾；满脚污泥的民间学者，尚无插嘴学术的能力--是的，他们怎能读得懂弗 莱彻呢？仅仅昨天他们还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但这也是一种动力；黄土高原上正涌动着求学的大潮，它加入进来，化做了催促和监督。②
确 实，长久以来，包括《心灵史》在内，哲合忍耶穆斯林对于自己自西亚抑或中亚传来的源流，不仅没有下大的功夫追究，也并未抱着多大的兴趣。承续的系谱，既然 是几迭重译的传说，也早就迷濛诡异虚实混杂，难以逐一实证，更难解释清楚。因为对他们来说，源流只不过又是一块自豪和笃信的阶石；他们与遥远的穆罕印迪尼 （谁也不问他究竟是西班牙的穆罕印迪尼•伊本•阿拉比还是穆罕印迪尼•阿卜杜伽迪尔•吉兰尼）、以及与乃格什板丁耶的领袖普哈丁尼、甚至与亲切的"也门太 爷"之间的关系--不是派别链条的承继，而仅仅是认同的表示。而且,前者并非达到了对一个伟大思想的追认，后者也没有与一套功干仪礼去接轨。
至于这个传承的谱系，在中国称为"尼斯巴提"（nasabat,维吾尔人多用另一个词silsilat），多数有修养的哲合忍耶派穆斯林,家中都藏着它，如传家宝。
它的所谓也门七辈是这样的：
مُحْىِ الّدِينِ ••• بِهَاءُالّدِينِ•••تَاجِ الّدِينِ••• بَا قِى ••• زَيْنِ••عَبْدُالْخَالِق••• اِبْنِ زَيْنِ
穆罕引丁尼→→普哈丁尼→→塔准丁尼→→巴给→→载尼→→阿卜杜哈里格→→伊本载尼
在乾隆四十六、九年清廷对哲合忍耶穆斯林进行了残酷镇压之后，这个派别潜入了地下。此后不久，大约在清嘉庆年间，大学者关里爷怀着悲愤的举意，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作了《热什哈尔》（Al-rashah），秘藏民间。
此 书叙述马明心的异乡求学时，没有提及"也门"一语。至民国初年，它的续作或称仿作《哲合忍耶道统史传》和《曼纳给布》追逐杀青，使得该派内部有了三部阿拉 伯-波斯文的史籍。后出的两部据尼斯巴提，才最初写出了"也门沙赫"这一称呼和地名。此外，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曼丹叶合》末尾，有一个祷词（都瓦）系列 --也是一个未提及所谓也门七辈的谱系。
这些显然都为弗莱彻所不知。清末民初，沙沟太爷马元章在甘肃宣化岗揖迎八方。一个题为《道之本源》的汉文名簿在那时抄印，流入了活动于甘肃的欧洲传教士手中。
后 来，从三十年代直到中国大陆解放前夕，西方的传教士和学者仍继续固执地进行情报搜集，如在内蒙包头（日本岩村忍等）或宁夏板桥（C•泰勒）对哲合忍耶派进 行摸底。但他们不外听说了类似《道之本源》的一个名单，得以窥知了哲派的传承接续链条；而全然不知尚更重要的阿拉伯-波斯文《热什哈尔》，以及《尼斯巴 提》的阿文写本。
1958年在极左的政治中穆斯林堕入浩劫，由《热什哈尔》衍生的《哲合忍耶道统史传》被官宪搜走。1980年银川伊斯兰学术会议 上，它的节译本被印刷散发，是为《哲合忍耶道统史小集》的缘起。中国学界也因此知道了这个链条的大概--以上，即是哲合忍耶源流被外界所知的大致脉络。
弗莱彻从传教士的搜集中，得知了这个模糊的名单。他并以在阿拉伯世界访查的手段，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简言之，他从苏非世界繁复的线索交织中，发现了一个中国穆斯林也在讲述的名字，即伊本·载尼（اِبْنِزَيْنِ）。无疑这是一个好消息。
弗 莱彻的发现，于两点对中国穆斯林有着学术的意义：一是他的发现若可实证，则马明心曾在 "也门"求学而不像魏源所说"不过在喀什噶尔念经"的说法，便又多 获一分；二是这一缕线扯出的流脉有些异样，与中国常说的"乃格什板丁耶"有所不同。弗莱彻的提示是有益的--即必须留意栽尼其人可能真实存在、留意"尼斯 巴提"里七辈与其它乃格什板丁耶各支谱系的差异。
弗莱彻很谨慎。他直至逝世都没有刊布自己的成果。八十年代付梓的《中国西北的乃格什板丁耶》是由他的弟子犹太人学者李普曼整理出版的，书是否全合弗莱彻的本意，尚不得而知。
除了西洋的弗莱彻，另一个乃格什板丁耶的追寻者是东洋的佐口透。在读到据《心灵史》改写的日文版《殉教的中国伊斯兰》（亚纪书房，1992）后，他来信表白了自己的"震惊"。③
西 方的传教士和学者们，没有深入信仰世界的内部。传说的链条固然重要，但链条也惯于缠成一个乱团。它随时会阙失、中断、假托。特别在苏非派的广阔农村，念辞 和凭证的授予，被许多因素所左右。它的授受，虽不能说随意，有时也是比较容易的。往往父亲传给了某甲，殊不知父亲的徒弟又传了某甲的朋友。诚然地名人名皆 是线索，但苏菲世界更是活跃的和变动的；其间经名道号，纵横穿插，托言讹误，不能尽免。久而久之，一道溪水长流蜿蜒，其间的细微，已很难实考。
访得一个也门的称谓，并不是摸清了一个教派。若把一次对号，看得超过了文化主人的历史记载以及民族记忆，就不仅偏离了学问的道德约束，也违背了学术的方法本身。
西方学者由于被西亚-中亚苏非派的话语影响，思路中有固执于低念和高念、以及把源流看做派别的倾向。他们在叙述中，总是用境外的苏非猜测甘肃的门宦，有时连维族与回族也没有弄清。殊不知，一切在进入中国之后，变化首先就表现为对西亚苏非气质的扬弃，而演变为中国的形式。
比 起自拿破仑军队进入埃及开始、直到奥斯曼帝国瓦解之后，英法军队带着详尽的调查表进入中东、逐村逐户进行的考古、民族、宗教调查，那场大规模的情报搜集行 动指导着直至今日他们在中东的战略--传教士所做的一点哲合忍耶调查算得了什么？从内容杂芜的皮肯斯书信中读到的，与其说是对学术的执着，莫若说是对情报 的贪婪。
涉及事情重大，关系教门信仰。人在压力下应答，未必尽吐真心。口头的问答做为研究手段，是大可商榷的。但是这种搜集他者信息的方法，久之 居然成了一种传承的学术；也许今天我们尚未抵达对之进行方法论清算的历史关口，但我们已经感受了它成为一种霸道的学术话语后，给予文明主人的压迫。④
在广袤的中亚和阿拉伯，教门链条横竖钩织，早是一片密密的蛛网。它们彼此触交、互作搭桥、攀附伪说、虚虚实实。即便从尼斯巴提也可以看出端倪：所谓也门七辈，其实言之不详。
从 关里爷的文脉中可知，哪怕在清代人们对"也门"或"罗姆"已不求甚解。仅仅七辈的这个链条，已经有着认同或攀附--不消说第一辈穆罕引迪尼、甚至第二辈即 大名鼎鼎的乃格什板丁耶·普哈丁尼，也更像是一种认同而已。可信的只是最后的几辈，尤其是弗莱彻碰到了线索的载尼父子。
这一线索的重要，仍在于那个逻辑--赤贫而且闭锁绝地的百姓，不可能虚构"也门"那么陌生的地理概念。其次，《热什哈尔》提示的云南路即海路，也更指向着阿拉伯包括也门的方向。
但是它与中亚的纠葛，依旧诱人生疑。载尼的存在，尚不能说明一股清水唯自也门流来。蛛丝马迹中窥见的哲合忍耶与中亚苏非系统的关系，直至今天我们仍不敢浪言。
在 比较维吾尔族的仪式后可以明白：除开清晨邦达和下午迪格尔的礼拜后、对少量赞辞的诵念及同时的身体动作，哲合忍耶并未保留多少苏非派的"即克尔" （zikr）仪式。从四月八太爷马以德在打麦场上率众挥动连枷、踏着步点大念即可尔的记载又透露，在马明心时代还是存在西-中亚式的即可尔的，但是很快就 销声匿迹了。无论高念或是低念，在中国都无一例外必须减少；因为它们只要想生存，就必须适应这个国度的信者气质、以及宗教的谨严形象。
所以，对仪 礼做了大幅扬弃的哲合忍耶，虽然不仅追认了穆罕引迪尼而且追认了普哈丁尼，但还是和乃格什板丁耶各派清晰地划分开了。包括对道谱的态度。哪怕比较一些小派 别，如自述源于新疆吐鲁番的一个派别，其流脉的传承达45辈、来自麦加的甘肃法门（链条接续近50辈）、以及活跃于欧美的一个乃格什板丁耶组织（链条40 辈）；不用说新疆塔里木盆地南北的各苏非支系，人家都有动辄写满几丈长卷的谱系--哲合忍耶的也门七辈显得记录太少。甚至使人怀疑，它只是一个道谱的"节 选"。
因为要紧的从来只是当代。弗莱彻找到的那个名字,以及包括了"也门太爷"的可能有过的"高念即克尔"的时代，已经"封印"而且消亡了。从被尊称为道祖太爷的伟大苏菲马明心归国之日起，他创建的哲合忍耶一步步踏入的，是一部封建中国的历史。⑤
大学教授们在居高临下地俯瞰，批评我们没有读过弗莱彻。似乎弗莱彻的调查，是比《热什哈尔》和《尼斯巴提》更大的史源。
我 们是否也该批评他们--没有企图去同情和支持民众的信仰呢？他们是否也该懂得：学术的立场与道德本身，有时也能直接变为成果呢？不，即便只把讨论止于学术 一隅，他们的方法论也未能战胜：那根最古老﹑最可靠的链条，其实本来就存在于民间；接近它，唯需让脚踏入泥泞，并决意毁名弃利。
关里爷的《热什哈尔》及其一系列仿作，与二十世纪初在中国活跃地进行文化盗掘的列强学者的擦肩而过，是一个讽刺也是一个标志。崇拜资料的学术拜物教，没有引导它的信徒获得苦寻的"资料"。这一因果过程，不仅是一种拒绝的象征，更是一种价值的判决。
在 1991年出版的《心灵史》中，哲合忍耶派首次披露了《热什哈尔》的存在并公布了部分内容。随即《热什哈尔》汉译本先于大陆在三联书店（1993）、后在 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出版。此外《曼丹叶合》、《穆罕麦斯》、《哲合忍耶道统史传》的阿文本也随后接连印出；涉及哲合忍耶传承的资料，大体都已由主 人公布。应当指出：第一性的史料是《热什哈尔》和《尼斯巴提》，继而是《曼纳给布》、《哲合忍耶道统史传》、还有《道之本源》等晚近的汉文钞本、以及最初 引用了它们的《心灵史》。因为它们是穆斯林表述自己的尝试，是对包括学术优越在内的歧视的反抗，是出自文明内部的发言。回忆八十年代，我曾与日本的佐口透、中田吉信等故人促膝潜心、深谈这个魅人的领域。他们给了我很大启发，也促我深深陷入反思。在象牙之塔，我独自思索--怎样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呢？
后 来我在东洋文库撰文介绍了《热什哈尔》（东洋学报，1992-1）。当日本友人建议我把这部书深入做好、争取在名著系列《东洋文库》中出版时，我表示：我 出身学界，但我幻想昔日褴褛的农民、入主学术大雅之堂的未来。感悟他们遭受过的苦难，这一事业不该是名利之饵。它应留给泥巴黄土的农民来做，我的任务只是 秘书或助手，尽力帮助他们--依稀记得，那时动情的吐露，使友人们怎样兴奋。
以清真寺的通俗散谈与讲稿写作结合的《寺里的学术》，是这类"助手" 工作的一步。2004年经由云南盘溪，弗莱彻的英文原著被传达给清真寺。我们在网络上动员全国穆斯林，介入苏非起源问题的研究。2005年在北京，我们不 分教派组织伊斯兰青年学者，整理出版了阿汉合璧的《曼丹叶合》。
是的，这些行为不过是一些象征。
但它更是一种理想。我坚信随着人类的进 步，文明阐释的话语权，迟早会迎来改变甚至革命。文明内部的发言，会随着资本主义的退潮一步步逐日醒目，虽然今天离它的实现，尚隔着许多时日。在这样的视 野和背景下，我蔑视在大学或研究院里被体制豢养因工资职称才弄学从业的知识分子，尤其不想容忍那些攀附伊斯兰以谋食、又歧视伊斯兰的一群。
不消说，若我的思路被认定偏激排外，我们将缺乏讨论的基础。但重要的是因为泥足的学者，今天已朝着学术之塔上路了。⑥
一 个小小的讨论自己源流的行动，正在穆斯林中间酝酿。比起昨天，他们已有了生活的余裕，也有了研究的基础。这本主要是资料展示的小书，姑且算一次练兵或初 试。此刻还必须补充说：无论弗莱彻或佐口透，虽然生老于他们的局限，倒是没有因一孔之见而轻慢民间。他们的劳作积累的读者，也许更是莽莽底层的农民。因为 唯有这些人并无心雕虫逞技，而只想追寻信仰的源头。这本小书的著译者，无一不是穆斯林农民的儿子。如雨后的荒山，泥流正在汇聚。它会倔强地前行，坚韧地穿过封锁。
莫 笑话这本小册子皮青瓤苦，昨天它还草纸别字活像光着屁股。就是它们，居然在盘算--嘲笑和超越以学术歧视、甚至对信仰实施压迫的学院体制。这本小册子还会 唤来续集，所谓挖山不止、无穷匮也。这种行为究竟是一齣南柯梦还是一场祝家庄，自会迎面严肃的判断。不同意见的驳难尚在其次，最终的关口，仍是举意的指 问。
在广阔的中国南北，穆斯林内部兴起的兴学求知与自我表述的运动，正方兴未艾。莫小觑昔日的贫贱者，他们已要问鼎伊斯兰的学术。虽然他们从思想到脚板，尚还污泥点点，谋求一家的温饱，尚是奔波的目的；但有志者事竟成，因为一切之外，尚有不可预测的判断与襄助。
大潮已然涌动。
此次触及不过一滴露珠。
张承志
初稿于 2009年11月，牺牲节
2009年12月16日改定
《乃格什班底耶的源与流》 作者：冶福东/译 张承志/作序，香港伊斯兰文化协会2010-3-1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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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承志
回族，1948年生于北京。原籍山东济南。1967年清华附中毕业到内蒙古乌珠穆沁旗插队四年。1975年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学士，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1981年获得硕士学位，主要进行北方民族史研究工作。曾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等处。现为自由职业作家。1978年开始写作。曾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已出版著作30余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理想主义气质”著称。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北方的河》《黑骏马》《西省暗杀考》《清洁的精神》《心灵史》。短篇小说《雪路》《晚潮》《辉煌的波马》《北望长城外》《胡涂乱抹》《大坂》《顶峰》《美丽瞬间》等，多次获奖。其中1991年出版的《心灵史》，描写西北哲合忍耶人苦难的信仰历程，有评论认为是当代文坛少见的“寻找精神价值，向世俗挑战的旗帜”。近作有2005 年出版的游记《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散文集《聋子的耳朵》，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年出版。
星期二, 8月 20, 2013
1990－2007：中国反击“东突”十七年
作者：陈蓝
来源：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498
“击毙恐怖分子18名，捕获17名。”1月8日，新疆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巴燕介绍了新疆公安机关在今年1月5日对“东突”恐怖分子的打击行动。行动中，新疆公安机关在新疆南部帕米尔高原山区摧毁了一个恐怖分子训练基地。
“从公开的资料看，这是历年对‘东突’组织的打击行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告诉本报记者。
从1990年“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发动“巴仁乡暴乱”起，中国打击“东突”恐怖势力已经走过17年历程。
其间，新疆挺过10年恐怖事件高发期，中国加大打击力度，境内“东突”恐怖势力近乎绝迹；而在“东突”势力与国际恐怖势力同流合污之时，中国大力构建国际反恐网络。
不过，“东突”显然没有放弃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努力，在李伟看来，这一次也许可以看作“东突”准备重返中国境内的一个信号。1月9日，本报记者就此采访公安部，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也表示，中国“正严密关注事态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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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
□本报记者 陈蓝
念着咒语，一个个恐怖分子从国际恐怖训练营地出发，让一个和平美丽的世界瞬间变成人间地狱。
境外培训，境内破坏
经过塔利班基地培训出来的恐怖分子，早已把宝贵的生命看得贱如草芥，声称“对死的渴望，超过对生的渴望”。
艾山·买合苏木，新疆疏勒县人，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主席。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被国际上认为是“最暴力化的组织”。2002年9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将这个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和个人名单。9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中外记者会上指出，“东突伊斯兰运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组织，它的宗旨就是要通过恐怖主义活动分裂中国。
1990年代初，艾山·买合苏木因参与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被公安机关处以3年劳动教养。1996年解除劳教后去往国外，1997年4月，他在巴基斯坦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之后又投靠了“塔利班”奥玛尔和本·拉丹，在这里，他的职务是“基地组织”的“共同问题顾问”。艾山·买合苏木与本· 拉丹的“共同问题”就是将新疆的恐怖组织和塔利班和本·拉丹联成一体，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一部分。
2003年10月2日，在巴基斯坦北部山区，艾山·买合苏木被美国和巴方军队的联合围剿击毙。
但是，艾山·买合苏木和塔利班培养出来的恐怖分子并没有停止行动。
自1997年起依托阿富汗“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地，艾山·买合苏木网罗新疆籍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进行培训，随后送往阿富汗战争中进行实战锻炼，然后再遣入中国境内进行恐怖破坏活动。
木塔里甫·哈斯木就是一个知名国际恐怖分子，他被新疆警方抓获后交代：艾山·买合苏木说要把“孩子们”带去学做爆炸物，说不进行爆炸活动不行。
木塔里甫·哈斯木被带到了本·拉丹的营地，当时本·拉丹正好在场，“我没有和他问候，只是站在离他五六米处远望着”。
“塔利班向他们提供武器，有时为了配合训练，还配备一些坦克，也有一般武器。到了基地首先要学习的科目有：轻武器、跑步、军事演习等。因训练强度太大有些人死了。”
“艾山·买合苏木的目的不仅是分裂新疆，还要建立国家。先在本土建国，然后逐渐扩大。”木塔里甫·哈斯木说。
海米提·买买提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恐怖分子，他说，在这个训练营里，他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学了放火、杀人两种技能”。
“境外指挥，境内行动，境外培训，境内破坏”，一时间新疆反恐形势险恶。
在国内建立大量的恐怖训练营地和直接送到阿富汗的塔利班营地中进行训练，恐怖组织可以快速把一名宗教狂热分子制造成恐怖分子。尤其是经过塔利班基地培训出来的恐怖分子，早已把宝贵的生命看得贱如草芥，声称“对死的渴望，超过对生的渴望”。
恐怖分子的祖师爷
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是新疆恐怖分子的祖师爷，是他提出了从1990年代起，发动10年游击战、10年正规战的20年战略图谋，为此他必须借助宗教行事。
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是新疆库车县的一个农民，瘦高的身材，平日总戴着一副墨镜，给人一种谦和文弱的感觉，就是这个人成立了新疆第一个恐怖组织———东突伊斯兰党，1992年2月25日乌鲁木齐爆炸案就是该党所为。这个恐怖组织在新疆共制造了25起爆炸案。
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在库车办了多个讲经班，从筹集资金、组织人员到亲自讲授，乐此不疲。每个讲经班的学员都会被他组织起来，穿着统一的服装，在库车的新城、老城里进行无声地游行。此外他还召开“伊斯兰表彰大会”，让他讲经班的学生在学校中当教师的，在学校的讲堂上公开宣讲。
东突厥伊斯兰党从一开始就有境外极端宗教组织的背景。仅半年的时间内，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就培训了近千名弟子。他把他的成绩拍摄下来，寄往境外的极端宗教组织，告诉他们自己在新疆所做的工作，以申请更多的经费，用于更大的活动。
几乎所有的恐怖行为都以狂热的信仰为精神支柱，那么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讲的是什么经，布的是什么道，为什么在接受这样的“讲经”之后，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乡村农民，一个个有家有口有财产的人会放弃平安的生活，变成一个暴徒并将自己活生生的躯体去充当人体炸弹？
新疆警方对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恐怖集团和1990年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制造新疆第一起武装暴乱的则丁·玉素甫的调查发现，所有的根源都指向一个人，就是新疆叶城县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1990年代上半段，逮捕到的恐怖分子，无一例外地都是他的弟子。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参加过一次恐怖行动，实际上却是新疆恐怖分子的祖师爷。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谦和善良的长者。然而就是他提出了从1990年代起，用发动10年游击战，10年正规战的20年战略图谋。
恐怖组织的分水岭
如果说墨玉会议显示出来的是恐怖组织的幼稚，那么1996年11月29日召开的和田会议，从行动纲领制定到恐怖行为的落实，到保秘与忠诚，都极其严密。
1992年12月12日，活动在境外的分裂组织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了的第一届“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1993年4月，在土耳其举行并成立了 “东突筹备委员会”会议，1996年11月再次召开东突厥斯坦代表大会预备会。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境内的分裂分子在秘密召开“墨玉会议”、“和田会议”。
1994年11月30日至31日，来自全疆各地15名恐怖组织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代表暗中聚集墨玉县。会议参加人买买提·吐鲁普说，他们在一个农家的土炕上召开了这次会议，房间的门都是堵死的。会议讨论的其中一个事项就是怎么筹集资金，怎么发展力量，还制定了购买武器、建立“伊斯兰敢死队”等任务，并拟定 1995年春节前夕在叶城县再次召集会议，以确定最后行动计划。
1995年1月14日，“墨玉会议”代表之一吾买尔·买合苏等3人，在莎车县牙瓦乡进行蒙面抢劫时被抓获，警方得知，原来他们的筹集资金就是以这种刑事犯罪进行。
这次抓获的3人，交代了“墨玉会议”的基本情况，因而使大部分“墨玉会议”人员落网，墨玉会议的罪恶图谋未能得逞。
如果说墨玉会议显示出来的是恐怖组织的幼稚，那么1996年11月29日在和田召开的和田会议就是一个“完美会议”，从行动纲领制定到恐怖行为的落实，到保秘与忠诚，都极其严密。
29日这天，“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分布于全疆11个地州的22名代表，秘密潜入和田市。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各地各分部的关于组织纲领的修改意见、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前来参加会议。
从中央电视台披露的一段录像中，人们看到了恐怖分子策划于密室的真实情景。所有的人都戴着面具，很多人遮掩得甚至连眼睛都看不到。据后来被抓获的参加会议的恐怖分子交代，蒙面是为了让开会的人彼此不认识，以避免墨玉会议的疏漏：抓住一个交代出一片。
这段录像本来是他们记载这次“重要会议”的所谓“史料”，要留作日后的珍贵档案，还要向境外的组织发送，以争取国际支持。
会议通过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真主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研究了新的恐怖暗杀计划和统一行动问题等。将各地代表带来的暗杀名单进行了汇总，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具体行动计划。
这就是“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斋月的第17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黑名单上首先倒下的是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宗教人士阿肯木·斯迪克，子弹射中了他的胸膛。
接下来更大的恐怖行动便是伊宁骚乱。
“墨玉会议”、“和田会议”是一个分水岭，一批恐怖分子被培养了出来，取得了经营恐怖组织经验。
正是在墨玉、和田会议之后，境内的分裂势力和境外联系更为紧密，并且直接得到国际恐怖主义“老大”塔利班的支持，因而其在新疆境内的破坏活动也更为剧烈。
1997年发生伊宁骚乱和乌鲁木齐公共汽车系列爆炸案后，中央召开专题会议讨论新疆问题，确定了重点打击的三种人：民族分裂的骨干分子、暴力恐怖犯罪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为首分子。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新疆自治区党委调集万余党政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新疆的18个重点县市进行“集中整治”。恐怖分子的活动空间一下子被压缩，全疆各地只要恐怖阴谋稍有露头就会遭到沉重打击。
血债
爆炸、暗杀、袭击、绑架与劫持人质等恐怖分子通常的手段，新疆的恐怖分子几乎都用到了。在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间，据不完全统计，恐怖分子们共在新疆境内至少制造了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6人丧生，400多人受伤。
1990：第一起恐怖事件
“巴仁乡暴乱”是新疆解放40年最为严重的一场武装暴乱，是进入1990年代后发生在新疆的第一起恐怖事件。它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开始。此后，大规模的暴力恐怖活动在1990年代的新疆相继发生。
一辈子生活在巴仁乡的依敏·玉买尔老人，是巴仁乡暴乱事件的见证人，1990年春天，老人觉察到村子里有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气氛。
有一些人在村民当中串连，强迫信奉伊斯兰教的教民捐钱，并且要求每人“抱经宣誓”，参加一个“党”。参加他们“党”的人，每人至少交50元，其中20元是活动经费，20元购买白球鞋，10元购买刀子。谁不做，这些人就用刀子进行威胁。
3月底，巴仁乡土尔村清真寺院内竟然架起高音喇叭，宣传圣战。他们说“穆罕默德同异教徒打过仗，我们也不得不打仗，每天做五次‘乃玛孜’不解决问题，要打仗”。
操纵这一切的是一个叫则丁·玉素甫的人。1980年代末，则丁·玉素甫到喀什学经，回到巴仁乡后，组建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这些异常现象引起了阿克陶县委、县政府的注意。当发现公安机关开始调查时，则丁·玉素甫决定提前暴动。4月4日下午，切克村清真寺聚集了200多人。当天下午6时30分，聚事者开始围攻乡政府。
因为无法对事件的性质做出判断和怕伤及信教的民族群众，所有现场武警都执行着不开枪的命令，尽管已经有多名武警战士被打死，5名武警战士被抓做人质。
直到4时10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接到中央批示，事件性质为武装暴乱。武警和公安人员开始还击。则丁·玉素甫被击毙。
1990年当分裂与恐怖势力初起的时候，表现形式是狂热的宗教情绪，一些不明就里的信教群众被恐怖分子利用，宗教与非法宗教的界线难以划分，正常的宗教活动与恐怖活动也难甄别。面对恐怖主义新疆最初采取的是谨慎的态度，新疆恐怖组织的定性是10年之后。
1991：第一个恐怖训练基地
1992年2月5日，大年初二，这个从来都是喜庆的节日变成了一个哀伤的节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公共汽车、影剧院、住宅楼里被安放了四颗定时炸弹。2路公共汽车的爆炸异常惨烈。
在此之前，新疆，甚至全国没有人见过这种以危害公共安全制造社会恐怖为目的的爆炸。新疆人一时“懵了”。自治区公安厅很快做出了推断：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谋杀，一次有组织的恐怖性爆炸。
7个多月后爆炸案告破，这是一个叫做“东突厥伊斯兰改革党”的暴力组织所为。1991年2月28日，这个组织成员首先在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制造了新疆第一起恐怖爆炸案件，造成无辜群众死1人，伤13人。小试成功后，他们便将目标锁定乌鲁木齐，然后进行了一年多的筹划和准备。在乌鲁木齐爆炸案之后，他们又一口气在新疆境内针对无辜公众制造了15起爆炸案。
为筹集经费，1991年11月13日，这个组织曾在沙雅县制造了解放以来全国最大的一起银行运钞车抢劫案，劫走农行棉花款50万元。然后悄悄转移到了1000多公里外的喀什叶城县的一所不起眼的院落里，在这个院子里他们建立了新疆第一个恐怖训练基地，先后培训了3期数十名恐怖分子。
1993：新疆系列爆炸案
乌鲁木齐爆炸案的侦办让“东突厥斯坦伊斯兰改革党突击队”遭受了打击，但是漏网分子迅速潜入了新疆各地。他们的下一个目标选择的是南疆重镇喀什。
1993年6月17日，位于喀什市中心的喀什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发生爆炸，两名无辜群众身亡，另有1人重伤、7人轻伤。自治区领导和新疆警方奔赴喀什，但是，暗杀公安民警、爱国宗教人士等一系列爆炸和暗杀案件，几乎就是在工作组的眼皮底下发生。
这一年的10月，散处于新疆巴音郭楞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吐鲁番地区、塔城地区等地的17名暴力恐怖分子，被一个叫艾尔肯·阿不拉的和一个叫阿不都·米吉提的重新纠集起来，成立了一个新的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
这个恐怖组织成立后，并没有立即活动，而是秘密发展成员，扩大组织，在全疆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建立训练基地，培训恐怖分子，并派遣成员通过抢劫、盗窃等方式筹集经费。
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成势后，新疆再一次遭遇1996、1997年的暴力恐怖高峰。
1996－1997：“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
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千里奔赴各地，计划在斋月的第17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
1996年5月12日6点30分，是黎明前的最黑暗时刻，70多岁的阿荣汉·阿吉和他的儿子准时出现在喀什羊肠般幽暗的小巷中。每天他都踏着人们酣然的睡梦，在这个时刻前往艾提尕尔清真寺主持太阳出来前的第一次祷告。但是这一天与所有的日子都不同，闪亮的匕首在前面等着他。
阿荣汉·阿吉和他的儿子被救了过来。身中20多刀没有死去，几乎是一个奇迹。在抓获刺杀者进行审讯时，刺杀者说出了当时的矛盾心理：既要完成任务，又因为对宗教领袖阿荣汉·阿吉的敬畏而无法下手。
新疆凡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都知道艾提尕尔清真寺和阿荣汉意味着什么。艾提尕尔清真寺是中国最大的清真寺，具有550年的历史。它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中心，主持清真寺的阿吉也被认为是最有学问最能领会宗教教义最德高望重的人。
伊斯兰反对党将这一系列暗杀活动称作“断桥”、“赶汉”，他们将反对其分裂图谋的宗教人士都划为谋杀的范围，借此斩断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血肉联系。
幸运的是，新疆警方很快就找到了破获该行动的线索，斩断黑名单的暗杀行动。
1997：“2·5骚乱”重创伊宁
位于美丽的伊犁河谷的伊宁是新疆天山东部的重镇，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云集之地。
1997年2月5日上午9时许，伊宁市的大街上突然冲出一伙人，手举横幅，呼喊口号，沿伊宁市主要街道游行。如滚雪球一样，到了12时许，游行人数从100多人增至千余人。随后，手持棍棒、砖块、刀具的骚乱分子开始了他们的暴力行为。
人民医院门口一对青年夫妇被骚乱分子围住，女的被人在脸上用刀乱割乱划，连踢带踏，当场死亡，男的也被打成重伤。
一位回家探亲的战士途经前进街时，被石头活活砸死。
一位乡文化站的秘书在伊犁街街口被他们用刀捅死后，又被扔进点燃的纸堆里焚烧。
警方调查的结果表明，组织“2·5”骚乱的骨干分子是从喀什、和田分别到达伊宁的，属于东突厥伊斯兰真主党，他们到达伊宁后就走街串巷煽动群众，并让群众烧毁身份证、结婚证等政府发放的证件。
1997：爆炸再袭乌鲁木齐
事隔5年，恐怖分子再一次选择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并且将时间选在1997年2月25日，这一天邓小平同志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炸弹被精心安放在乌鲁木齐南、北、西、东四个不同的方向，并且是在乌鲁木齐人最多最集中的地方，所有的炸弹都被定在同一时间爆炸。警方调查发现，炸弹里满满地填充着铁钉子、钢珠、螺帽、螺杆，这些东西被强烈的硝酸炸药喷射出来，威力无异于一颗颗子弹。恐怖分子的冷血和残酷让人震惊。
一位汉族父亲失去了9岁的女儿。当时他的两个可爱的女儿刚刚放学。一声巨响后，整个公共汽车的后部不见了，他的大女儿受了重伤，小女儿当场死亡。
一位维吾尔族的父亲也失去了女儿。9年过去了，这个父亲还是不能看女儿的照片，不能听别人说这件事。9年的日子再也没有快乐。
一位回族的父亲失去了儿子。每年的2月25日，夫妇两人整天都不能从床上起来干任何事。这一天准时会到来，不用刻意去看日历，一点都不差。
一个邪恶的计划得逞了，一些无辜的生命在瞬间寂灭了，一切都将面目全非，更多的活着的人的生活因此而改变。记忆永远停留在了那罪恶而黑暗的时刻。
(本报记者陈蓝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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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战
□本报记者 陈蓝
当一颗炸弹炸响的时候，恐怖分子往往早已匿迹于人海，或者在某个地方安逸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一个偏避的沙漠深处的小村庄里的一次合谋，能让几千公里之外的大城市遭受打击。反恐是正义和邪恶的对峙，是一场理性和非理性的对抗。它是一场战争而更难于战争，想打赢这场战争，就要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在内的综合性力量，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智慧和毅力。我们不能忘记天山脚下为反恐作出巨大牺牲的人们，正是他们的牺牲和努力，我们才能过上平静的日子。
昆仑山追逃
1992年2月5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爆炸案告破于1500公里远的喀什。当案件侦破势如破竹时，主要的犯罪嫌疑人已经逃跑，准备从昆仑山口逃向国外。
等新疆警方追捕队伍赶到昆仑山下，嫌犯已经在昆仑山炸山封路之前逃上了昆仑山。怎么办？所有的山路全部已经被堵死了，海拔5000多米，车上不去，人也上不去。直升飞机！乘坐直升机将侦查人员空运到昆仑山！
8月的昆仑山正是积雪融化的季节，恐怖分子也寸步难行。突然山洪暴发让他们的向导和骆驼被洪水冲走，只好掉头下山，此时正好和追捕的公安民警撞个正着。
荒凉的昆仑山上，突然出现了7个人，侦查员全部都警觉了起来。弯曲的山路仅容一车行驶，侦查员一脚刹车将车停在一个人前面，挡住了去路。
突然到来的警察让7个人愣住了，他们本能地举起手由警察搜身。一个人的口袋里先搜出了一支手枪，再一搜是只军用手榴弹，又搜出一支手枪，突然，“咕咚” 一声，一名恐怖分子将警察压倒在地。一边是壁立的高山，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河水，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搏斗意味着体能的超强消耗和力不从心。
一名警员二话没说“哗”地打出一梭子子弹。枪声使暴行稍有迟疑，就是这个机会，骚乱被镇了下去。
这场战斗当场击毙犯罪分子2名、活捉5名。1992年“2·5”爆炸案主要罪犯全部落入法网。对于新疆警方来说，这仅仅是开始。
缉枪行动
缉枪行动的成功，不仅仅瓦解了许许多多酝酿中的阴谋，更重要的是让新疆警方在反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掌握了制敌的主动权，扭转了跟着恐怖事件转的被动局面。
1998年4月6日，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一辆从哈萨克斯坦入境的外籍货运车上，查出苏制军用手枪、冲锋枪、各种口径的子弹等武器。警方随即发出了抓捕偷运武器案的重要疑犯的通缉令。
一名境外暴力恐怖分子落网后交待：斋月刚过从2月份至4月份通过运茶叶偷运过一次武器，4月份后又用送羊毛等方式运进过武器。
巨大的危险显露了出来，究竟有多少枪被秘密运送了进来，现在这些武器在什么地方？恐怖分子在拥有了先进的武器的时候，正准备着怎样的阴谋？必须把所有的武器都挖出来！
在这次深挖恐怖分子和其隐藏的枪支的战斗中，公安和武警战士和恐怖分子发生多次激烈的枪战。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民警龙飞、孔永强、刑警支队民警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是在缉枪战斗中牺牲的。
1998年4月19日晚，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一中队一分队队长龙飞受命随防暴队紧急出动，前往围捕“4·6”武器偷运案的暴力恐怖分子。
那一天一直在下雨。恐怖分子缩在一所农村的土房子里。20日凌晨，龙飞率先翻墙入院，逼近暴徒藏身的房间。就在龙飞破门而入的一刹那，龟缩房内的暴徒开枪了。对射中，龙飞在击伤对方的同时，也被暴徒射出的子弹击中了颈部。
黑暗中，后面的战友知道有人倒下了，但不知倒下的是谁。直到最后清点人的时候才知道是龙飞倒下了。
两个月后，1998年6月26日凌晨，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再一次受命出击，对偷运武器案的暴力恐怖分子藏匿窝点进行统一搜捕。这次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袭，打掉了对方的指挥体系，粉碎了对方企图于6月30日在伊犁地区进行恐怖爆炸的计划。但在搜捕过程中，参战民警遭遇恐怖分子的持枪顽抗，战斗中，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一中队二分队队长孔永强和伊犁地区公安局刑警支队民警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壮烈牺牲。
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牺牲后，他的姐姐发现了弟弟的一本日记，日记上写着：“现在我就要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为维护人民的利益。我是一名警察，我热爱这个职业。”
这是他的最后一篇日记。
伊宁城为反恐英雄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那天，伊宁小城泪雨纷飞，万人空巷。
龙飞、孔永强、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生前是好朋友。烈士身后，人们将龙飞和孔永强合葬在一起，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按照伊斯兰风俗葬在伊斯兰墓地里，但他们都回到了大地的怀抱，都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与阴谋赛跑
敌人在暗处筹划着行动，缔结着巨大的网络。警方在幽冥之中凭借蛛丝马迹捕捉着敌人的行踪，反恐的最高境界，是能够将恐怖阴谋消灭在策划阶段，将其组织瓦解在萌动状态，这是一场智谋的角斗。
1998年年底，警方获知一个叫库来西的人在和田活动，酝酿着一场阴谋。但是警方并不知道这个库来西长什么样，是什么地方的人，正在进行什么阴谋。
在一次行动中，一枚自制手雷炸响，这让新疆警方大吃一惊，他们意识到库来西的步伐加快了。这是第一枚在新疆炸响的自制手雷，它的威力已经相当于军用手雷，这比之前的恐怖分子使用的爆炸装置大大地进了一步。
警方焦急万分，库来西却杳无音信。此时更严重的情况出现了：在一次路口的例行检查中，查出509枚手雷，这些手雷是准备偷运到和田去的。警方迅速作出判断，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恐怖阴谋，并且这个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
风雨欲来，黑云压城。
接着，在抓捕库来西团伙另一头目的时候，再一次发现手枪和手雷。
一枚枚手雷，一支支枪，一个个的恐怖分子，向着阴谋迅跑的脚步声仿佛在耳。当一次发现2000枚手雷时，警方感觉到最后的时候到了，敌人就要行动了。
新疆自治区党委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决定在和田开展一场打击库来西团伙的专项斗争。从此，和田的“打库”，不再是警方一家力量，而是调动了全新疆、全和田的力量。
8月25日和田警方逮捕了库来西团伙的2名联络员，找到了库来西的行踪。库来西就藏匿于和田地区外宾馆出纳米娜瓦家中。9月4日凌晨，和田警方包围了库来西藏身之地，库来西劫持米娜瓦之子为人质，为确保人质安全，我公安民警果断将库来西当场击毙，战斗中和田公安民警吐尔逊·托乎提光荣牺牲。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争，库来西集团完全破获后，人们才发现，这是一个纠集了数百名恐怖分子的巨大团伙，这些恐怖分子不仅来自于新疆各个地区，还有大量境外派遣的国际恐怖分子。他们自制了数千枚手雷，100多支枪，经营了10多处恐怖训练点和51处制枪窝点。
在艰难而持久的十多年打击之后，在国际恐怖活动给世界带来更大不安定的时候，新疆反而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和平的时候。只有战斗在反恐第一线的人才最为深切地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得来的是多么地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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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展望
□本报记者 史哲 郭力 □实习生 黄鸣
恐怖主义之所以世界共诛之，是因为一切恐怖主义都有违人类的文明与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疆的反恐就不再是新疆的事，也不仅是中国的事，而是世界反恐的一部分
“东突”的四个中心、两个通道
许多人可能至今仍对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乌鲁木齐的公共汽车炸弹事件记忆犹新。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告诉记者：“当时大家都比较紧张。不敢坐公共汽车，上车都比较小心，如果看到哪个手提包没有主人的话，就会小心、警惕。”
不过，那时却很少有人知道，在新疆，中国与恐怖主义的战斗已经开始。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时期。1999年，在国庆50周年之后的两个月，渐成气候的“东突”分裂组织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确立了暴力夺权的方针，并计划实施恐怖战等。
这绝不是说说而已，“东突”分裂组织很早就融入了国际恐怖主义的“主渠道”。还在“东突”的伊斯坦布尔会议之前，一些组织就已经有计划地借助国际资金走私武器，派遣成员在阿富汗、车臣、克什米尔等地参加实战锻炼———俄罗斯军队和美国军队都分别在车臣、阿富汗抓获过“东突”成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研究员介绍说，“9·11”之后，“基地组织”与塔利班开始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中亚大规模建立训练营地，大量“东突”人员在其中接受了培训。
其中，最为激进的当属在阿富汗组建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在塔利班的阵营内，甚至有一个由“东伊运”组成的“中国营”，全部由来自新疆的约320名恐怖分子组成。2001年2月，本·拉丹恐怖势力与塔利班高层人物在坎大哈又商谈训练“东突”恐怖分子的事宜，决定拨巨款帮助训练 “东突”恐怖分子。
据《新疆反恐十年成果展览》资料统计，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东突”分裂势力在新疆实施暴力恐怖案件250多起，造成 600多人伤亡。在本世纪初中国建立地区性反恐机制之前，中国曾独立抗击恐怖主义近10年。2001年9月11日，当纽约世贸中心轰然倒塌之时，中国境内基本上已无“东突”势力有组织的活动了。
据新疆公安机关新闻发言人在1月8日介绍，“东伊运”派遣骨干分子入境，纠集一伙暴力恐怖分子潜入中国帕米尔高原山区，建立恐怖活动训练营地，进行恐怖训练活动。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年一份名为《“东突”恐怖势力罪责难逃》的文件显示，中国境内外的“东突”分裂组织有50多个，40多个主要在境外活动。
反恐专家李伟告诉本报记者，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这些组织基本形成了4个活动中心：中亚、土耳其、美国与德国。
中亚的东突组织大约有11个，其中有4个直接从事暴力恐怖活动；有约20个在土耳其活动，其中3个训练恐怖分子，组织武装，向中国境内偷运武器；还有3 个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处的山区活动，分别从事策反和接应外逃人员，偷运武器，进行政治、宗教渗透；而“东突”的政治组织主要集中在德国。
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组织，其训练营地目前主要集中在中亚和巴基斯坦、阿富汗边界地区。巴阿边界一向是国际恐怖主义的老巢，过去就曾有大批“东突”人员在这里接受培训，今天，它的这一功能毫无退化。
而此次被新疆公安机关捣毁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位于帕米尔高原山区，正靠近中国西部与中亚国家接壤的边境。
暴力后的两手：渗透与依靠西方
随着“东突”的暴力行动在中国屡遭挫败，一些不甘心失败的极端分子开始把目标对准了海外中国人，并制造了一系列血案。
2000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青年联盟”主席尼合买提·波萨科夫因拒绝与恐怖组织“东突解放组织”合作，被该组织成员枪杀在家门口。
2002年5月，境外“维吾尔解放组织”成员，为筹集资金，绑架了一新疆商人，勒索10万美金，并杀害了该商人的侄子，之后又纵火焚烧了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行凶后，恐怖分子潜逃至哈萨克斯坦，并于同年9月在阿拉木图市杀害了两名哈萨克斯坦警察。
2003年3月，“东伊运”武装分子袭击了一辆来往于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间的国际班车，恐怖分子杀害了全部21名乘客，其中中国公民18人(包括15名维吾尔族同胞)。
……
不过，大多数“东突”组织选择了其他方式，例如派遣骨干分子入境，加强对境内“东突”势力的扶持和领导。他们立足中亚这一前沿阵地，对新疆进行思想渗透；设立专门出版机构，编篡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通过各种渠道不断输入新疆；设立专门电台，使用民族语言对新疆广播，大肆进行“心战”宣传；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表公开信，叫嚷新疆独立，寻求国际敌对势力支持；拉拢、收买、策反大陆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圣、留学人员，进行情报搜集、勾联和颠覆活动等等。
在暴力的声势日渐衰微之时，“东突”的政治声浪却逐渐高涨起来。
2004年4月中旬，以“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为首，纠合了一小撮“东突”分子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
依靠西方，更成为“东突”的救命稻草。2004年9月，在美国，“东突流亡政府”宣告成立。澳大利亚的“东突协会”主席艾哈迈德·埃根贝尔迪自封为总统，任命“东突民族自由中心”艾尼瓦尔·玉素甫为总理。
在这个“流亡政府”的成立声明中，艾尼瓦尔·玉素甫称：“……成百上千万的东突厥斯坦人却深知和热爱美国……我们向美国寻求帮助。”
中亚地区“东突”分裂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就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
“既是政治分裂组织，又是军事恐怖组织”
“‘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不久之前刚刚完成了‘换届选举’。”李伟介绍说。
他所指的新当选者，为首的名叫热比娅·卡德尔。她曾是新疆女首富，前全国政协委员，因贩毒被判刑后保外就医，现在被“东突”的大部分分支组织供奉为“维吾尔之母”，2006年9月，她被瑞典议会议员埃诺克松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新疆区委副书记努尔·白克力评价说，所谓“维吾尔之母”“是对一个民族的污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也表示，提名“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然而，这其中体现的“东突”恐怖势力的新动向，或许更值得关注。诚如香港媒体评论所言，在经历了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共同打击之后，流亡国外的所有“东突”势力正热切希望借热比娅的名字重整力量，图谋反击。
“境外‘东突’的各股力量之间，其实并不统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研究员说。
“‘流亡政府’、‘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等组织，为使自己的路线适应当地的政治气候，力图在公开的主张上和恐怖主义保持距离。”许涛说，“而其他的一些非主流的‘东突’武装，为了显示存在，就必须采取更具冲击力的、激进的手段。”
2005年，新疆解放50周年庆典前，“东伊运”突然发布了一段录像，扬言“要血战到底”。录像中，蒙面的发言人、作为背景的“东突”的“国旗”、举枪宣誓，这些“完全模仿‘基地组织’的宣传形式，这在‘东突’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许涛说。
但是，“从‘东突’的各个派别的实际行动上看，他们其实是在搞‘两手策略’。”李伟说，“他们的政治组织和武装组织表面上各走各路，实际上相互呼应。”
尽管“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总是说，他们“一贯主张用和平手段争取新疆独立”，但是他也始终没有否认“武装抗争”的可能性。
事实上，就在“世维会”新一届班底当选不久，“东伊运”的武装人员就潜入中国境内，重新建立训练营。在李伟看来，这个时间上的配合“也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刚刚在西班牙制造了机场爆炸事件的恐怖组织‘埃塔’，本身就有政治活动。主张北爱尔兰独立的新芬党，和制造了众多恐怖事件的‘爱尔兰共和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李伟说。
“‘东突’的政治分裂组织、军事恐怖组织，同样是一脉相承。”李伟说。
国际合作帮助捣毁恐怖训练基地
“东突”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国际分裂运动的色彩，但是打击“东突”势力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并非朝夕之功。
南开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高永久教授在其研究中指出：中亚国家在一方面同中俄合作维护该地区稳定的长期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来换取其经济援助的短期利益。
不过，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国家利益的考虑，“相关国家的共同认识还是越来越明确：地区安全，仅靠一国努力是很难实现的。”许涛说。
这种认识的结果之一，就是“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6月通过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海公约》。
而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将“加强国际合作”提到了中国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原则”高度上。
“具体的合作机制，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主要就是职能部门之间的情报交换、共享。”许涛介绍说。
据了解，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互设在他国大使馆的安全代表的重要职责，就是定期交换关于地区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的情报。
而设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的“地区反恐中心”则是情报协调的另一个主要的平台。
“最好的反恐手段是预警，因为一旦恐怖事件发生了，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许涛说，“而预警就要依靠情报。”
“此次中国能够及时获知‘东伊运’重建训练营，得益于国际合作。”李伟分析。
但与此同时，国家间的情报交流也面临着现实的困难。“毕竟不同的国家在利益定位上总是有差别的。”许涛说，“而且不同的国情下，对‘东突’的看法也有不同，对情报重要性的判断也不一样。”
无论如何，国际反恐合作正在全方位铺开。在司法合作的领域，“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重点打击的毒品犯罪和非法移民，也和反“东突”的成败息息相关，因为毒品已经成为中亚地区“东突”组织的重要经济来源，而恐怖分子也常常是通过非法移民的手段逃避各国追查，出入设在别国的训练营的。
如果从1990年代前期“东突”的主要组织正式建立算起，中国对这一恐怖势力的打击，已持续17年。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告诉记者，“我们发挥了传统政治优势，通过发动群众、巩固基层组织建设，遏止住了分裂势力的活动势头。”“只要组织坚强起来，虽然地广人稀，他们(恐怖分子)一旦出来，就落进农牧民的汪洋大海。只要他们有动作，我们就能知道。我们不像美军在伊拉克那么盲目。”
“中国的反恐政策，和美国的不一样。”李伟说，“在阿富汗战争以后，美国的反恐越来越多地着力于恐怖主义以外的利益上。而中国反恐的着眼点相对纯粹，而且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中，比较好地遵守了‘和平共处’的原则。”
“但是，‘东突’势力已经从事了许多恐怖活动，而且还会继续活动下去。”李伟说，“它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现实的恐怖主义威胁。”“他们只是极少部分人。因为是极少部分，所以他们才需要用恐怖袭击来放大他们的所谓诉求。”
2003年底“东伊运”首领艾山·买合苏木在巴基斯坦被击毙之后，国内曾经有乐观的看法，认为这个曾经在国内制造多起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的组织已经被打散。但是这一次重新破获这个组织的训练营，“提醒我们要对其活动能力重新评估。”李伟说。
“地方公安机关还在追捕，案子还没有完。”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告诉本报记者。
来源：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498
“击毙恐怖分子18名，捕获17名。”1月8日，新疆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巴燕介绍了新疆公安机关在今年1月5日对“东突”恐怖分子的打击行动。行动中，新疆公安机关在新疆南部帕米尔高原山区摧毁了一个恐怖分子训练基地。
“从公开的资料看，这是历年对‘东突’组织的打击行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告诉本报记者。
从1990年“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发动“巴仁乡暴乱”起，中国打击“东突”恐怖势力已经走过17年历程。
其间，新疆挺过10年恐怖事件高发期，中国加大打击力度，境内“东突”恐怖势力近乎绝迹；而在“东突”势力与国际恐怖势力同流合污之时，中国大力构建国际反恐网络。
不过，“东突”显然没有放弃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努力，在李伟看来，这一次也许可以看作“东突”准备重返中国境内的一个信号。1月9日，本报记者就此采访公安部，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也表示，中国“正严密关注事态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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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
□本报记者 陈蓝
念着咒语，一个个恐怖分子从国际恐怖训练营地出发，让一个和平美丽的世界瞬间变成人间地狱。
境外培训，境内破坏
经过塔利班基地培训出来的恐怖分子，早已把宝贵的生命看得贱如草芥，声称“对死的渴望，超过对生的渴望”。
艾山·买合苏木，新疆疏勒县人，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主席。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被国际上认为是“最暴力化的组织”。2002年9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将这个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和个人名单。9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中外记者会上指出，“东突伊斯兰运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组织，它的宗旨就是要通过恐怖主义活动分裂中国。
1990年代初，艾山·买合苏木因参与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被公安机关处以3年劳动教养。1996年解除劳教后去往国外，1997年4月，他在巴基斯坦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之后又投靠了“塔利班”奥玛尔和本·拉丹，在这里，他的职务是“基地组织”的“共同问题顾问”。艾山·买合苏木与本· 拉丹的“共同问题”就是将新疆的恐怖组织和塔利班和本·拉丹联成一体，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一部分。
2003年10月2日，在巴基斯坦北部山区，艾山·买合苏木被美国和巴方军队的联合围剿击毙。
但是，艾山·买合苏木和塔利班培养出来的恐怖分子并没有停止行动。
自1997年起依托阿富汗“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地，艾山·买合苏木网罗新疆籍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进行培训，随后送往阿富汗战争中进行实战锻炼，然后再遣入中国境内进行恐怖破坏活动。
木塔里甫·哈斯木就是一个知名国际恐怖分子，他被新疆警方抓获后交代：艾山·买合苏木说要把“孩子们”带去学做爆炸物，说不进行爆炸活动不行。
木塔里甫·哈斯木被带到了本·拉丹的营地，当时本·拉丹正好在场，“我没有和他问候，只是站在离他五六米处远望着”。
“塔利班向他们提供武器，有时为了配合训练，还配备一些坦克，也有一般武器。到了基地首先要学习的科目有：轻武器、跑步、军事演习等。因训练强度太大有些人死了。”
“艾山·买合苏木的目的不仅是分裂新疆，还要建立国家。先在本土建国，然后逐渐扩大。”木塔里甫·哈斯木说。
海米提·买买提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恐怖分子，他说，在这个训练营里，他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学了放火、杀人两种技能”。
“境外指挥，境内行动，境外培训，境内破坏”，一时间新疆反恐形势险恶。
在国内建立大量的恐怖训练营地和直接送到阿富汗的塔利班营地中进行训练，恐怖组织可以快速把一名宗教狂热分子制造成恐怖分子。尤其是经过塔利班基地培训出来的恐怖分子，早已把宝贵的生命看得贱如草芥，声称“对死的渴望，超过对生的渴望”。
恐怖分子的祖师爷
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是新疆恐怖分子的祖师爷，是他提出了从1990年代起，发动10年游击战、10年正规战的20年战略图谋，为此他必须借助宗教行事。
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是新疆库车县的一个农民，瘦高的身材，平日总戴着一副墨镜，给人一种谦和文弱的感觉，就是这个人成立了新疆第一个恐怖组织———东突伊斯兰党，1992年2月25日乌鲁木齐爆炸案就是该党所为。这个恐怖组织在新疆共制造了25起爆炸案。
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在库车办了多个讲经班，从筹集资金、组织人员到亲自讲授，乐此不疲。每个讲经班的学员都会被他组织起来，穿着统一的服装，在库车的新城、老城里进行无声地游行。此外他还召开“伊斯兰表彰大会”，让他讲经班的学生在学校中当教师的，在学校的讲堂上公开宣讲。
东突厥伊斯兰党从一开始就有境外极端宗教组织的背景。仅半年的时间内，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就培训了近千名弟子。他把他的成绩拍摄下来，寄往境外的极端宗教组织，告诉他们自己在新疆所做的工作，以申请更多的经费，用于更大的活动。
几乎所有的恐怖行为都以狂热的信仰为精神支柱，那么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讲的是什么经，布的是什么道，为什么在接受这样的“讲经”之后，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乡村农民，一个个有家有口有财产的人会放弃平安的生活，变成一个暴徒并将自己活生生的躯体去充当人体炸弹？
新疆警方对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恐怖集团和1990年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制造新疆第一起武装暴乱的则丁·玉素甫的调查发现，所有的根源都指向一个人，就是新疆叶城县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1990年代上半段，逮捕到的恐怖分子，无一例外地都是他的弟子。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参加过一次恐怖行动，实际上却是新疆恐怖分子的祖师爷。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谦和善良的长者。然而就是他提出了从1990年代起，用发动10年游击战，10年正规战的20年战略图谋。
恐怖组织的分水岭
如果说墨玉会议显示出来的是恐怖组织的幼稚，那么1996年11月29日召开的和田会议，从行动纲领制定到恐怖行为的落实，到保秘与忠诚，都极其严密。
1992年12月12日，活动在境外的分裂组织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了的第一届“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1993年4月，在土耳其举行并成立了 “东突筹备委员会”会议，1996年11月再次召开东突厥斯坦代表大会预备会。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境内的分裂分子在秘密召开“墨玉会议”、“和田会议”。
1994年11月30日至31日，来自全疆各地15名恐怖组织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代表暗中聚集墨玉县。会议参加人买买提·吐鲁普说，他们在一个农家的土炕上召开了这次会议，房间的门都是堵死的。会议讨论的其中一个事项就是怎么筹集资金，怎么发展力量，还制定了购买武器、建立“伊斯兰敢死队”等任务，并拟定 1995年春节前夕在叶城县再次召集会议，以确定最后行动计划。
1995年1月14日，“墨玉会议”代表之一吾买尔·买合苏等3人，在莎车县牙瓦乡进行蒙面抢劫时被抓获，警方得知，原来他们的筹集资金就是以这种刑事犯罪进行。
这次抓获的3人，交代了“墨玉会议”的基本情况，因而使大部分“墨玉会议”人员落网，墨玉会议的罪恶图谋未能得逞。
如果说墨玉会议显示出来的是恐怖组织的幼稚，那么1996年11月29日在和田召开的和田会议就是一个“完美会议”，从行动纲领制定到恐怖行为的落实，到保秘与忠诚，都极其严密。
29日这天，“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分布于全疆11个地州的22名代表，秘密潜入和田市。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各地各分部的关于组织纲领的修改意见、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前来参加会议。
从中央电视台披露的一段录像中，人们看到了恐怖分子策划于密室的真实情景。所有的人都戴着面具，很多人遮掩得甚至连眼睛都看不到。据后来被抓获的参加会议的恐怖分子交代，蒙面是为了让开会的人彼此不认识，以避免墨玉会议的疏漏：抓住一个交代出一片。
这段录像本来是他们记载这次“重要会议”的所谓“史料”，要留作日后的珍贵档案，还要向境外的组织发送，以争取国际支持。
会议通过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真主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研究了新的恐怖暗杀计划和统一行动问题等。将各地代表带来的暗杀名单进行了汇总，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具体行动计划。
这就是“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斋月的第17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黑名单上首先倒下的是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宗教人士阿肯木·斯迪克，子弹射中了他的胸膛。
接下来更大的恐怖行动便是伊宁骚乱。
“墨玉会议”、“和田会议”是一个分水岭，一批恐怖分子被培养了出来，取得了经营恐怖组织经验。
正是在墨玉、和田会议之后，境内的分裂势力和境外联系更为紧密，并且直接得到国际恐怖主义“老大”塔利班的支持，因而其在新疆境内的破坏活动也更为剧烈。
1997年发生伊宁骚乱和乌鲁木齐公共汽车系列爆炸案后，中央召开专题会议讨论新疆问题，确定了重点打击的三种人：民族分裂的骨干分子、暴力恐怖犯罪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为首分子。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新疆自治区党委调集万余党政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新疆的18个重点县市进行“集中整治”。恐怖分子的活动空间一下子被压缩，全疆各地只要恐怖阴谋稍有露头就会遭到沉重打击。
血债
爆炸、暗杀、袭击、绑架与劫持人质等恐怖分子通常的手段，新疆的恐怖分子几乎都用到了。在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间，据不完全统计，恐怖分子们共在新疆境内至少制造了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6人丧生，400多人受伤。
1990：第一起恐怖事件
“巴仁乡暴乱”是新疆解放40年最为严重的一场武装暴乱，是进入1990年代后发生在新疆的第一起恐怖事件。它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开始。此后，大规模的暴力恐怖活动在1990年代的新疆相继发生。
一辈子生活在巴仁乡的依敏·玉买尔老人，是巴仁乡暴乱事件的见证人，1990年春天，老人觉察到村子里有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气氛。
有一些人在村民当中串连，强迫信奉伊斯兰教的教民捐钱，并且要求每人“抱经宣誓”，参加一个“党”。参加他们“党”的人，每人至少交50元，其中20元是活动经费，20元购买白球鞋，10元购买刀子。谁不做，这些人就用刀子进行威胁。
3月底，巴仁乡土尔村清真寺院内竟然架起高音喇叭，宣传圣战。他们说“穆罕默德同异教徒打过仗，我们也不得不打仗，每天做五次‘乃玛孜’不解决问题，要打仗”。
操纵这一切的是一个叫则丁·玉素甫的人。1980年代末，则丁·玉素甫到喀什学经，回到巴仁乡后，组建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这些异常现象引起了阿克陶县委、县政府的注意。当发现公安机关开始调查时，则丁·玉素甫决定提前暴动。4月4日下午，切克村清真寺聚集了200多人。当天下午6时30分，聚事者开始围攻乡政府。
因为无法对事件的性质做出判断和怕伤及信教的民族群众，所有现场武警都执行着不开枪的命令，尽管已经有多名武警战士被打死，5名武警战士被抓做人质。
直到4时10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接到中央批示，事件性质为武装暴乱。武警和公安人员开始还击。则丁·玉素甫被击毙。
1990年当分裂与恐怖势力初起的时候，表现形式是狂热的宗教情绪，一些不明就里的信教群众被恐怖分子利用，宗教与非法宗教的界线难以划分，正常的宗教活动与恐怖活动也难甄别。面对恐怖主义新疆最初采取的是谨慎的态度，新疆恐怖组织的定性是10年之后。
1991：第一个恐怖训练基地
1992年2月5日，大年初二，这个从来都是喜庆的节日变成了一个哀伤的节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公共汽车、影剧院、住宅楼里被安放了四颗定时炸弹。2路公共汽车的爆炸异常惨烈。
在此之前，新疆，甚至全国没有人见过这种以危害公共安全制造社会恐怖为目的的爆炸。新疆人一时“懵了”。自治区公安厅很快做出了推断：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谋杀，一次有组织的恐怖性爆炸。
7个多月后爆炸案告破，这是一个叫做“东突厥伊斯兰改革党”的暴力组织所为。1991年2月28日，这个组织成员首先在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制造了新疆第一起恐怖爆炸案件，造成无辜群众死1人，伤13人。小试成功后，他们便将目标锁定乌鲁木齐，然后进行了一年多的筹划和准备。在乌鲁木齐爆炸案之后，他们又一口气在新疆境内针对无辜公众制造了15起爆炸案。
为筹集经费，1991年11月13日，这个组织曾在沙雅县制造了解放以来全国最大的一起银行运钞车抢劫案，劫走农行棉花款50万元。然后悄悄转移到了1000多公里外的喀什叶城县的一所不起眼的院落里，在这个院子里他们建立了新疆第一个恐怖训练基地，先后培训了3期数十名恐怖分子。
1993：新疆系列爆炸案
乌鲁木齐爆炸案的侦办让“东突厥斯坦伊斯兰改革党突击队”遭受了打击，但是漏网分子迅速潜入了新疆各地。他们的下一个目标选择的是南疆重镇喀什。
1993年6月17日，位于喀什市中心的喀什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发生爆炸，两名无辜群众身亡，另有1人重伤、7人轻伤。自治区领导和新疆警方奔赴喀什，但是，暗杀公安民警、爱国宗教人士等一系列爆炸和暗杀案件，几乎就是在工作组的眼皮底下发生。
这一年的10月，散处于新疆巴音郭楞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吐鲁番地区、塔城地区等地的17名暴力恐怖分子，被一个叫艾尔肯·阿不拉的和一个叫阿不都·米吉提的重新纠集起来，成立了一个新的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
这个恐怖组织成立后，并没有立即活动，而是秘密发展成员，扩大组织，在全疆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建立训练基地，培训恐怖分子，并派遣成员通过抢劫、盗窃等方式筹集经费。
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成势后，新疆再一次遭遇1996、1997年的暴力恐怖高峰。
1996－1997：“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
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千里奔赴各地，计划在斋月的第17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
1996年5月12日6点30分，是黎明前的最黑暗时刻，70多岁的阿荣汉·阿吉和他的儿子准时出现在喀什羊肠般幽暗的小巷中。每天他都踏着人们酣然的睡梦，在这个时刻前往艾提尕尔清真寺主持太阳出来前的第一次祷告。但是这一天与所有的日子都不同，闪亮的匕首在前面等着他。
阿荣汉·阿吉和他的儿子被救了过来。身中20多刀没有死去，几乎是一个奇迹。在抓获刺杀者进行审讯时，刺杀者说出了当时的矛盾心理：既要完成任务，又因为对宗教领袖阿荣汉·阿吉的敬畏而无法下手。
新疆凡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都知道艾提尕尔清真寺和阿荣汉意味着什么。艾提尕尔清真寺是中国最大的清真寺，具有550年的历史。它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中心，主持清真寺的阿吉也被认为是最有学问最能领会宗教教义最德高望重的人。
伊斯兰反对党将这一系列暗杀活动称作“断桥”、“赶汉”，他们将反对其分裂图谋的宗教人士都划为谋杀的范围，借此斩断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血肉联系。
幸运的是，新疆警方很快就找到了破获该行动的线索，斩断黑名单的暗杀行动。
1997：“2·5骚乱”重创伊宁
位于美丽的伊犁河谷的伊宁是新疆天山东部的重镇，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云集之地。
1997年2月5日上午9时许，伊宁市的大街上突然冲出一伙人，手举横幅，呼喊口号，沿伊宁市主要街道游行。如滚雪球一样，到了12时许，游行人数从100多人增至千余人。随后，手持棍棒、砖块、刀具的骚乱分子开始了他们的暴力行为。
人民医院门口一对青年夫妇被骚乱分子围住，女的被人在脸上用刀乱割乱划，连踢带踏，当场死亡，男的也被打成重伤。
一位回家探亲的战士途经前进街时，被石头活活砸死。
一位乡文化站的秘书在伊犁街街口被他们用刀捅死后，又被扔进点燃的纸堆里焚烧。
警方调查的结果表明，组织“2·5”骚乱的骨干分子是从喀什、和田分别到达伊宁的，属于东突厥伊斯兰真主党，他们到达伊宁后就走街串巷煽动群众，并让群众烧毁身份证、结婚证等政府发放的证件。
1997：爆炸再袭乌鲁木齐
事隔5年，恐怖分子再一次选择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并且将时间选在1997年2月25日，这一天邓小平同志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炸弹被精心安放在乌鲁木齐南、北、西、东四个不同的方向，并且是在乌鲁木齐人最多最集中的地方，所有的炸弹都被定在同一时间爆炸。警方调查发现，炸弹里满满地填充着铁钉子、钢珠、螺帽、螺杆，这些东西被强烈的硝酸炸药喷射出来，威力无异于一颗颗子弹。恐怖分子的冷血和残酷让人震惊。
一位汉族父亲失去了9岁的女儿。当时他的两个可爱的女儿刚刚放学。一声巨响后，整个公共汽车的后部不见了，他的大女儿受了重伤，小女儿当场死亡。
一位维吾尔族的父亲也失去了女儿。9年过去了，这个父亲还是不能看女儿的照片，不能听别人说这件事。9年的日子再也没有快乐。
一位回族的父亲失去了儿子。每年的2月25日，夫妇两人整天都不能从床上起来干任何事。这一天准时会到来，不用刻意去看日历，一点都不差。
一个邪恶的计划得逞了，一些无辜的生命在瞬间寂灭了，一切都将面目全非，更多的活着的人的生活因此而改变。记忆永远停留在了那罪恶而黑暗的时刻。
(本报记者陈蓝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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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战
□本报记者 陈蓝
当一颗炸弹炸响的时候，恐怖分子往往早已匿迹于人海，或者在某个地方安逸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一个偏避的沙漠深处的小村庄里的一次合谋，能让几千公里之外的大城市遭受打击。反恐是正义和邪恶的对峙，是一场理性和非理性的对抗。它是一场战争而更难于战争，想打赢这场战争，就要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在内的综合性力量，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智慧和毅力。我们不能忘记天山脚下为反恐作出巨大牺牲的人们，正是他们的牺牲和努力，我们才能过上平静的日子。
昆仑山追逃
1992年2月5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爆炸案告破于1500公里远的喀什。当案件侦破势如破竹时，主要的犯罪嫌疑人已经逃跑，准备从昆仑山口逃向国外。
等新疆警方追捕队伍赶到昆仑山下，嫌犯已经在昆仑山炸山封路之前逃上了昆仑山。怎么办？所有的山路全部已经被堵死了，海拔5000多米，车上不去，人也上不去。直升飞机！乘坐直升机将侦查人员空运到昆仑山！
8月的昆仑山正是积雪融化的季节，恐怖分子也寸步难行。突然山洪暴发让他们的向导和骆驼被洪水冲走，只好掉头下山，此时正好和追捕的公安民警撞个正着。
荒凉的昆仑山上，突然出现了7个人，侦查员全部都警觉了起来。弯曲的山路仅容一车行驶，侦查员一脚刹车将车停在一个人前面，挡住了去路。
突然到来的警察让7个人愣住了，他们本能地举起手由警察搜身。一个人的口袋里先搜出了一支手枪，再一搜是只军用手榴弹，又搜出一支手枪，突然，“咕咚” 一声，一名恐怖分子将警察压倒在地。一边是壁立的高山，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河水，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搏斗意味着体能的超强消耗和力不从心。
一名警员二话没说“哗”地打出一梭子子弹。枪声使暴行稍有迟疑，就是这个机会，骚乱被镇了下去。
这场战斗当场击毙犯罪分子2名、活捉5名。1992年“2·5”爆炸案主要罪犯全部落入法网。对于新疆警方来说，这仅仅是开始。
缉枪行动
缉枪行动的成功，不仅仅瓦解了许许多多酝酿中的阴谋，更重要的是让新疆警方在反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掌握了制敌的主动权，扭转了跟着恐怖事件转的被动局面。
1998年4月6日，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一辆从哈萨克斯坦入境的外籍货运车上，查出苏制军用手枪、冲锋枪、各种口径的子弹等武器。警方随即发出了抓捕偷运武器案的重要疑犯的通缉令。
一名境外暴力恐怖分子落网后交待：斋月刚过从2月份至4月份通过运茶叶偷运过一次武器，4月份后又用送羊毛等方式运进过武器。
巨大的危险显露了出来，究竟有多少枪被秘密运送了进来，现在这些武器在什么地方？恐怖分子在拥有了先进的武器的时候，正准备着怎样的阴谋？必须把所有的武器都挖出来！
在这次深挖恐怖分子和其隐藏的枪支的战斗中，公安和武警战士和恐怖分子发生多次激烈的枪战。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民警龙飞、孔永强、刑警支队民警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是在缉枪战斗中牺牲的。
1998年4月19日晚，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一中队一分队队长龙飞受命随防暴队紧急出动，前往围捕“4·6”武器偷运案的暴力恐怖分子。
那一天一直在下雨。恐怖分子缩在一所农村的土房子里。20日凌晨，龙飞率先翻墙入院，逼近暴徒藏身的房间。就在龙飞破门而入的一刹那，龟缩房内的暴徒开枪了。对射中，龙飞在击伤对方的同时，也被暴徒射出的子弹击中了颈部。
黑暗中，后面的战友知道有人倒下了，但不知倒下的是谁。直到最后清点人的时候才知道是龙飞倒下了。
两个月后，1998年6月26日凌晨，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再一次受命出击，对偷运武器案的暴力恐怖分子藏匿窝点进行统一搜捕。这次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袭，打掉了对方的指挥体系，粉碎了对方企图于6月30日在伊犁地区进行恐怖爆炸的计划。但在搜捕过程中，参战民警遭遇恐怖分子的持枪顽抗，战斗中，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一中队二分队队长孔永强和伊犁地区公安局刑警支队民警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壮烈牺牲。
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牺牲后，他的姐姐发现了弟弟的一本日记，日记上写着：“现在我就要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为维护人民的利益。我是一名警察，我热爱这个职业。”
这是他的最后一篇日记。
伊宁城为反恐英雄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那天，伊宁小城泪雨纷飞，万人空巷。
龙飞、孔永强、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生前是好朋友。烈士身后，人们将龙飞和孔永强合葬在一起，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按照伊斯兰风俗葬在伊斯兰墓地里，但他们都回到了大地的怀抱，都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与阴谋赛跑
敌人在暗处筹划着行动，缔结着巨大的网络。警方在幽冥之中凭借蛛丝马迹捕捉着敌人的行踪，反恐的最高境界，是能够将恐怖阴谋消灭在策划阶段，将其组织瓦解在萌动状态，这是一场智谋的角斗。
1998年年底，警方获知一个叫库来西的人在和田活动，酝酿着一场阴谋。但是警方并不知道这个库来西长什么样，是什么地方的人，正在进行什么阴谋。
在一次行动中，一枚自制手雷炸响，这让新疆警方大吃一惊，他们意识到库来西的步伐加快了。这是第一枚在新疆炸响的自制手雷，它的威力已经相当于军用手雷，这比之前的恐怖分子使用的爆炸装置大大地进了一步。
警方焦急万分，库来西却杳无音信。此时更严重的情况出现了：在一次路口的例行检查中，查出509枚手雷，这些手雷是准备偷运到和田去的。警方迅速作出判断，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恐怖阴谋，并且这个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
风雨欲来，黑云压城。
接着，在抓捕库来西团伙另一头目的时候，再一次发现手枪和手雷。
一枚枚手雷，一支支枪，一个个的恐怖分子，向着阴谋迅跑的脚步声仿佛在耳。当一次发现2000枚手雷时，警方感觉到最后的时候到了，敌人就要行动了。
新疆自治区党委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决定在和田开展一场打击库来西团伙的专项斗争。从此，和田的“打库”，不再是警方一家力量，而是调动了全新疆、全和田的力量。
8月25日和田警方逮捕了库来西团伙的2名联络员，找到了库来西的行踪。库来西就藏匿于和田地区外宾馆出纳米娜瓦家中。9月4日凌晨，和田警方包围了库来西藏身之地，库来西劫持米娜瓦之子为人质，为确保人质安全，我公安民警果断将库来西当场击毙，战斗中和田公安民警吐尔逊·托乎提光荣牺牲。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争，库来西集团完全破获后，人们才发现，这是一个纠集了数百名恐怖分子的巨大团伙，这些恐怖分子不仅来自于新疆各个地区，还有大量境外派遣的国际恐怖分子。他们自制了数千枚手雷，100多支枪，经营了10多处恐怖训练点和51处制枪窝点。
在艰难而持久的十多年打击之后，在国际恐怖活动给世界带来更大不安定的时候，新疆反而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和平的时候。只有战斗在反恐第一线的人才最为深切地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得来的是多么地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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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展望
□本报记者 史哲 郭力 □实习生 黄鸣
恐怖主义之所以世界共诛之，是因为一切恐怖主义都有违人类的文明与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疆的反恐就不再是新疆的事，也不仅是中国的事，而是世界反恐的一部分
“东突”的四个中心、两个通道
许多人可能至今仍对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乌鲁木齐的公共汽车炸弹事件记忆犹新。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告诉记者：“当时大家都比较紧张。不敢坐公共汽车，上车都比较小心，如果看到哪个手提包没有主人的话，就会小心、警惕。”
不过，那时却很少有人知道，在新疆，中国与恐怖主义的战斗已经开始。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时期。1999年，在国庆50周年之后的两个月，渐成气候的“东突”分裂组织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确立了暴力夺权的方针，并计划实施恐怖战等。
这绝不是说说而已，“东突”分裂组织很早就融入了国际恐怖主义的“主渠道”。还在“东突”的伊斯坦布尔会议之前，一些组织就已经有计划地借助国际资金走私武器，派遣成员在阿富汗、车臣、克什米尔等地参加实战锻炼———俄罗斯军队和美国军队都分别在车臣、阿富汗抓获过“东突”成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研究员介绍说，“9·11”之后，“基地组织”与塔利班开始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中亚大规模建立训练营地，大量“东突”人员在其中接受了培训。
其中，最为激进的当属在阿富汗组建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在塔利班的阵营内，甚至有一个由“东伊运”组成的“中国营”，全部由来自新疆的约320名恐怖分子组成。2001年2月，本·拉丹恐怖势力与塔利班高层人物在坎大哈又商谈训练“东突”恐怖分子的事宜，决定拨巨款帮助训练 “东突”恐怖分子。
据《新疆反恐十年成果展览》资料统计，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东突”分裂势力在新疆实施暴力恐怖案件250多起，造成 600多人伤亡。在本世纪初中国建立地区性反恐机制之前，中国曾独立抗击恐怖主义近10年。2001年9月11日，当纽约世贸中心轰然倒塌之时，中国境内基本上已无“东突”势力有组织的活动了。
据新疆公安机关新闻发言人在1月8日介绍，“东伊运”派遣骨干分子入境，纠集一伙暴力恐怖分子潜入中国帕米尔高原山区，建立恐怖活动训练营地，进行恐怖训练活动。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年一份名为《“东突”恐怖势力罪责难逃》的文件显示，中国境内外的“东突”分裂组织有50多个，40多个主要在境外活动。
反恐专家李伟告诉本报记者，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这些组织基本形成了4个活动中心：中亚、土耳其、美国与德国。
中亚的东突组织大约有11个，其中有4个直接从事暴力恐怖活动；有约20个在土耳其活动，其中3个训练恐怖分子，组织武装，向中国境内偷运武器；还有3 个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处的山区活动，分别从事策反和接应外逃人员，偷运武器，进行政治、宗教渗透；而“东突”的政治组织主要集中在德国。
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组织，其训练营地目前主要集中在中亚和巴基斯坦、阿富汗边界地区。巴阿边界一向是国际恐怖主义的老巢，过去就曾有大批“东突”人员在这里接受培训，今天，它的这一功能毫无退化。
而此次被新疆公安机关捣毁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位于帕米尔高原山区，正靠近中国西部与中亚国家接壤的边境。
暴力后的两手：渗透与依靠西方
随着“东突”的暴力行动在中国屡遭挫败，一些不甘心失败的极端分子开始把目标对准了海外中国人，并制造了一系列血案。
2000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青年联盟”主席尼合买提·波萨科夫因拒绝与恐怖组织“东突解放组织”合作，被该组织成员枪杀在家门口。
2002年5月，境外“维吾尔解放组织”成员，为筹集资金，绑架了一新疆商人，勒索10万美金，并杀害了该商人的侄子，之后又纵火焚烧了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行凶后，恐怖分子潜逃至哈萨克斯坦，并于同年9月在阿拉木图市杀害了两名哈萨克斯坦警察。
2003年3月，“东伊运”武装分子袭击了一辆来往于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间的国际班车，恐怖分子杀害了全部21名乘客，其中中国公民18人(包括15名维吾尔族同胞)。
……
不过，大多数“东突”组织选择了其他方式，例如派遣骨干分子入境，加强对境内“东突”势力的扶持和领导。他们立足中亚这一前沿阵地，对新疆进行思想渗透；设立专门出版机构，编篡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通过各种渠道不断输入新疆；设立专门电台，使用民族语言对新疆广播，大肆进行“心战”宣传；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表公开信，叫嚷新疆独立，寻求国际敌对势力支持；拉拢、收买、策反大陆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圣、留学人员，进行情报搜集、勾联和颠覆活动等等。
在暴力的声势日渐衰微之时，“东突”的政治声浪却逐渐高涨起来。
2004年4月中旬，以“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为首，纠合了一小撮“东突”分子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
依靠西方，更成为“东突”的救命稻草。2004年9月，在美国，“东突流亡政府”宣告成立。澳大利亚的“东突协会”主席艾哈迈德·埃根贝尔迪自封为总统，任命“东突民族自由中心”艾尼瓦尔·玉素甫为总理。
在这个“流亡政府”的成立声明中，艾尼瓦尔·玉素甫称：“……成百上千万的东突厥斯坦人却深知和热爱美国……我们向美国寻求帮助。”
中亚地区“东突”分裂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就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
“既是政治分裂组织，又是军事恐怖组织”
“‘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不久之前刚刚完成了‘换届选举’。”李伟介绍说。
他所指的新当选者，为首的名叫热比娅·卡德尔。她曾是新疆女首富，前全国政协委员，因贩毒被判刑后保外就医，现在被“东突”的大部分分支组织供奉为“维吾尔之母”，2006年9月，她被瑞典议会议员埃诺克松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新疆区委副书记努尔·白克力评价说，所谓“维吾尔之母”“是对一个民族的污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也表示，提名“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然而，这其中体现的“东突”恐怖势力的新动向，或许更值得关注。诚如香港媒体评论所言，在经历了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共同打击之后，流亡国外的所有“东突”势力正热切希望借热比娅的名字重整力量，图谋反击。
“境外‘东突’的各股力量之间，其实并不统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研究员说。
“‘流亡政府’、‘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等组织，为使自己的路线适应当地的政治气候，力图在公开的主张上和恐怖主义保持距离。”许涛说，“而其他的一些非主流的‘东突’武装，为了显示存在，就必须采取更具冲击力的、激进的手段。”
2005年，新疆解放50周年庆典前，“东伊运”突然发布了一段录像，扬言“要血战到底”。录像中，蒙面的发言人、作为背景的“东突”的“国旗”、举枪宣誓，这些“完全模仿‘基地组织’的宣传形式，这在‘东突’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许涛说。
但是，“从‘东突’的各个派别的实际行动上看，他们其实是在搞‘两手策略’。”李伟说，“他们的政治组织和武装组织表面上各走各路，实际上相互呼应。”
尽管“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总是说，他们“一贯主张用和平手段争取新疆独立”，但是他也始终没有否认“武装抗争”的可能性。
事实上，就在“世维会”新一届班底当选不久，“东伊运”的武装人员就潜入中国境内，重新建立训练营。在李伟看来，这个时间上的配合“也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刚刚在西班牙制造了机场爆炸事件的恐怖组织‘埃塔’，本身就有政治活动。主张北爱尔兰独立的新芬党，和制造了众多恐怖事件的‘爱尔兰共和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李伟说。
“‘东突’的政治分裂组织、军事恐怖组织，同样是一脉相承。”李伟说。
国际合作帮助捣毁恐怖训练基地
“东突”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国际分裂运动的色彩，但是打击“东突”势力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并非朝夕之功。
南开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高永久教授在其研究中指出：中亚国家在一方面同中俄合作维护该地区稳定的长期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来换取其经济援助的短期利益。
不过，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国家利益的考虑，“相关国家的共同认识还是越来越明确：地区安全，仅靠一国努力是很难实现的。”许涛说。
这种认识的结果之一，就是“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6月通过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海公约》。
而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将“加强国际合作”提到了中国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原则”高度上。
“具体的合作机制，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主要就是职能部门之间的情报交换、共享。”许涛介绍说。
据了解，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互设在他国大使馆的安全代表的重要职责，就是定期交换关于地区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的情报。
而设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的“地区反恐中心”则是情报协调的另一个主要的平台。
“最好的反恐手段是预警，因为一旦恐怖事件发生了，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许涛说，“而预警就要依靠情报。”
“此次中国能够及时获知‘东伊运’重建训练营，得益于国际合作。”李伟分析。
但与此同时，国家间的情报交流也面临着现实的困难。“毕竟不同的国家在利益定位上总是有差别的。”许涛说，“而且不同的国情下，对‘东突’的看法也有不同，对情报重要性的判断也不一样。”
无论如何，国际反恐合作正在全方位铺开。在司法合作的领域，“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重点打击的毒品犯罪和非法移民，也和反“东突”的成败息息相关，因为毒品已经成为中亚地区“东突”组织的重要经济来源，而恐怖分子也常常是通过非法移民的手段逃避各国追查，出入设在别国的训练营的。
如果从1990年代前期“东突”的主要组织正式建立算起，中国对这一恐怖势力的打击，已持续17年。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告诉记者，“我们发挥了传统政治优势，通过发动群众、巩固基层组织建设，遏止住了分裂势力的活动势头。”“只要组织坚强起来，虽然地广人稀，他们(恐怖分子)一旦出来，就落进农牧民的汪洋大海。只要他们有动作，我们就能知道。我们不像美军在伊拉克那么盲目。”
“中国的反恐政策，和美国的不一样。”李伟说，“在阿富汗战争以后，美国的反恐越来越多地着力于恐怖主义以外的利益上。而中国反恐的着眼点相对纯粹，而且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中，比较好地遵守了‘和平共处’的原则。”
“但是，‘东突’势力已经从事了许多恐怖活动，而且还会继续活动下去。”李伟说，“它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现实的恐怖主义威胁。”“他们只是极少部分人。因为是极少部分，所以他们才需要用恐怖袭击来放大他们的所谓诉求。”
2003年底“东伊运”首领艾山·买合苏木在巴基斯坦被击毙之后，国内曾经有乐观的看法，认为这个曾经在国内制造多起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的组织已经被打散。但是这一次重新破获这个组织的训练营，“提醒我们要对其活动能力重新评估。”李伟说。
“地方公安机关还在追捕，案子还没有完。”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告诉本报记者。
吐鲁番亲政府宗教人士被害案告破 当局要求继续高压
来源：维吾尔在线
时间：2013/08/20
维吾尔在线综合报道 维吾尔自治区警方破获吐鲁番地区伊斯兰协会副主席、亲政府宗教人士阿布都热依木· 大毛拉被害案，迪力木拉提•吾普尔等3人被捉获，维吾尔自治区官方称之为吐鲁番“8•15”宗教人士被害案。
据吐鲁番网报道称，8月18日，公安机关侦破吐鲁番“8·15”宗教人士被害案，迪力木拉提·吾甫尔等三名凶手全部抓获。该报道还称成功打掉一涉案“暴恐团伙”，但报道未透露案件的具体细节。
此前，据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的报道，8月15日，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伊斯兰协会副主席阿布都热依木·大毛拉 (Abdurehim Damolla) 疑因向警方举报当地6·26暴力袭击事件疑犯的行踪，以及支持政府的政策，上周三晚在其家门前遭人杀害。
吐鲁番主管民族宗教事务的联合工作部门干部阿里木. 阿不力米提 (Alim Ablimit) 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74岁的阿布都热依木. 大毛拉是一名支持中共党政的高级宗教人员，他被袭击是因为坚持打击三种势力。阿不力米提说，今年6月26日，吐鲁番鄯善县鲁克沁镇的暴力袭击导致36人死亡事件发生后，当地进行打击三种势力的大规模政治教育和宣传运动，大毛拉不但率先执行，还公开在清真寺内谴责袭击者为恐怖分子。部分人士特别是年青的维吾尔人经常对其支持政府的言论感到失望和愤怒。
另据吐鲁番地区统战部人员向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门透露，每当吐鲁番地区发生民族冲突，甚至是中国内地发生维吾尔人与汉人的冲突时，阿布都热依木·大毛拉都会被当局叫来参与事件的平息。而他在事件的处理过中，始终站在当局一方，维护当局的利益。
据当地政府的另一位维吾尔族官员阿里木. 萨塔尔 (Alim Sattar) 介绍，在大毛拉遇袭前一个月，已被提醒停止发表有关支持政府要求维吾尔人剪胡子和不要戴民族服饰的言论。
当地亦有居民声称，大毛拉被袭是因为他向警方举报吐鲁番6·26暴力袭击事件疑犯的行踪，导致他们被警察抓捕。
另据报道，8月18日，吐鲁番地委书记张文全主持召开2013年地区四套班子第七次会议，会议通报了阿布都热依木·大毛拉被害案的侦破情况，并要求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张文全表示，该起案件的侦破，对第22届葡萄节的成功举办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目前葡萄节已经临近，各县市、各相关部门要时刻绷紧安保这根弦，所有联防队、工作队、督查组要保证24小时安保机制正常运转，保持严打高压态势，确保吐鲁番社会大局稳定和葡萄节、亚欧博览会的平稳举办。
另据报道，从8月19日起至9月10日，吐鲁番市城区将开展为期20余天的社会面网格化巡逻防控。据悉，此次社会面网格化巡控是由几十个地直单位抽调的185名干部组成，共分成17个小队，采取白天、夜晚24小时、交叉不间断巡逻的方式，对全市所有路段、部位进行全方位、全天候巡防，确保治安防控工作不留死角，构筑起一道24小时不间断的社会治安防控网，为葡萄节、亚欧博览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时间：2013/08/20
维吾尔在线综合报道 维吾尔自治区警方破获吐鲁番地区伊斯兰协会副主席、亲政府宗教人士阿布都热依木· 大毛拉被害案，迪力木拉提•吾普尔等3人被捉获，维吾尔自治区官方称之为吐鲁番“8•15”宗教人士被害案。
据吐鲁番网报道称，8月18日，公安机关侦破吐鲁番“8·15”宗教人士被害案，迪力木拉提·吾甫尔等三名凶手全部抓获。该报道还称成功打掉一涉案“暴恐团伙”，但报道未透露案件的具体细节。
此前，据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的报道，8月15日，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伊斯兰协会副主席阿布都热依木·大毛拉 (Abdurehim Damolla) 疑因向警方举报当地6·26暴力袭击事件疑犯的行踪，以及支持政府的政策，上周三晚在其家门前遭人杀害。
吐鲁番主管民族宗教事务的联合工作部门干部阿里木. 阿不力米提 (Alim Ablimit) 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74岁的阿布都热依木. 大毛拉是一名支持中共党政的高级宗教人员，他被袭击是因为坚持打击三种势力。阿不力米提说，今年6月26日，吐鲁番鄯善县鲁克沁镇的暴力袭击导致36人死亡事件发生后，当地进行打击三种势力的大规模政治教育和宣传运动，大毛拉不但率先执行，还公开在清真寺内谴责袭击者为恐怖分子。部分人士特别是年青的维吾尔人经常对其支持政府的言论感到失望和愤怒。
另据吐鲁番地区统战部人员向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门透露，每当吐鲁番地区发生民族冲突，甚至是中国内地发生维吾尔人与汉人的冲突时，阿布都热依木·大毛拉都会被当局叫来参与事件的平息。而他在事件的处理过中，始终站在当局一方，维护当局的利益。
据当地政府的另一位维吾尔族官员阿里木. 萨塔尔 (Alim Sattar) 介绍，在大毛拉遇袭前一个月，已被提醒停止发表有关支持政府要求维吾尔人剪胡子和不要戴民族服饰的言论。
当地亦有居民声称，大毛拉被袭是因为他向警方举报吐鲁番6·26暴力袭击事件疑犯的行踪，导致他们被警察抓捕。
另据报道，8月18日，吐鲁番地委书记张文全主持召开2013年地区四套班子第七次会议，会议通报了阿布都热依木·大毛拉被害案的侦破情况，并要求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张文全表示，该起案件的侦破，对第22届葡萄节的成功举办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目前葡萄节已经临近，各县市、各相关部门要时刻绷紧安保这根弦，所有联防队、工作队、督查组要保证24小时安保机制正常运转，保持严打高压态势，确保吐鲁番社会大局稳定和葡萄节、亚欧博览会的平稳举办。
另据报道，从8月19日起至9月10日，吐鲁番市城区将开展为期20余天的社会面网格化巡逻防控。据悉，此次社会面网格化巡控是由几十个地直单位抽调的185名干部组成，共分成17个小队，采取白天、夜晚24小时、交叉不间断巡逻的方式，对全市所有路段、部位进行全方位、全天候巡防，确保治安防控工作不留死角，构筑起一道24小时不间断的社会治安防控网，为葡萄节、亚欧博览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星期四, 8月 15, 2013
东突恐怖势力情报源的确定问题研究
作者：翟金鹏
来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http://euroasia.cass.cn/news/405648.htm
反恐情报源即反恐情报的最初来源。研究反恐情报源对于认识恐怖活动的规律、特点、打击恐怖犯罪活动, 防范恐怖活动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东突情报源的确定, 笔者认为应主要考虑 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研究确定情报源的基本方 法, 研究如何确定关于东突情报信息的监测 时点, 研究如何确定防范东突 活动的重要时 间点、段以及如何确定反东突 恐怖势力的情 报源。
一、确定情报源的基本方法与思路
所谓研究确定情报源的基本方法, 是指有效判断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情报隐藏于何时何地的方法。
确定恐怖主义情报源的基本方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根据恐怖主义行为来确定; 根据具体的恐怖主义组 织类型来确定; 根据恐怖主义组织宣传、煽动、组 织、指挥、吸收、教育训练、渗透、踩点、实施等 不同行为类型的外在表现形式来确定; 根据相关的高危人员 来确定; 根据以公开合法形式为掩护 的各种非法活动来确定。
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为我们如何发现寻找恐怖主义情报源提供了如下工作思路: 从人( 普通人 群) 中找人(恐怖分子、高危人员); 从事(普通 的各种社会活动) 中找事(与东突 恐怖势力 有关的各种可疑的社会活动); 从空间(各种普通 的或者特殊的地理空间) 中找人(恐怖分子、高 危人员)、找事(与东突 恐怖势力有关的各种 可疑的社会活动); 从人（貌似普通公民的人) 中 找事(其从事的不正常或可疑的活动); 从非恐怖 主义违法犯罪中找东突 恐怖势力的有关信息; 从情报交流(内部与外部) 中找东突 恐怖势 力的有关信息; 从媒体(平面、流媒体) 传播信 息中寻找东突 恐怖势力的有关信息; 从打击 其他犯罪活动中寻找、发现/东突 恐怖势力的 有关信息等等。
二、研究如何确定关于东突情报 信息的监测时点
确定情报信息的监测时点是情报工作的重要内 容, 其对于确定情报源亦具有特殊的意义。笔者认 为, 可以根据东突 恐怖势力经常实施恐怖活 动的地区、场所、容易遭受恐怖活动侵犯的地区、场所、目标、资金流通环节、武器流通环节、煽动 宣传环节、地下训练环节、组织招募人员环节、恐 怖分子出入境环节、高危恐怖势力嫌疑人员环节、 涉嫌恐怖活动的严重暴力犯罪、国外宣传煽动环 节、策划具体实施恐怖活动的环节等方面研究确定 情报信息的监测重点。具体来说, 重点监测点、时段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作监测的重点行业、机构
东突 恐怖势力渗透、利用、准备侵犯的重 点行业、机构就是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作监测 的重点行业、机构。东突 恐怖势力进行宗教渗 透的行业主要有新疆的各级文化教育机构、出版新 闻机构。这些机构主要是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县、 乡、镇、村的中小学校, 位于城市的大中院校, 尤 其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落到实处、存在思想教育漏 洞的大中院校; 东突 恐怖势力以政掩商0 所 利用的经济领域; 组织公民出入境的旅游中介组 织; 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 全国尤其是新疆的公共 交通运输系统; 党、政、军、政法机关。
(二) 确定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作的重点时段
东突恐怖势力实施或拟实施恐怖活动的重 点时段是我们确定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作重点 时段的基本依据。根据恐怖主义组织追求恐怖活动 效果的最大化、通过渲染恐怖活动增强社会公众恐 怖感的基本原则, 恐怖活动的实施时机往往选择在 一些特殊的节日庆典、大型的公众活动或者国家地 区举行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期间。另外, 国外恐怖活动猖獗时期也是我国可能突发恐怖活动 的时期。根据这一规律, 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 作的重点监测时段应该是我国传统的民族节日、新 疆维族的传统节日、特殊庆典或者大型的公共活 动、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举行时段及之前的 一定时间段。这是防范具体恐怖活动的重要时间 段。因此, 在这些特定节日、举办特殊活动之前及 持续期间的特定时间段加强情报的搜集力度, 加大 防范恐怖活动的力度尤其必要。
(三) 确定反东突情报信息工作的重点区域
东突 恐怖势力活动的重点区域即是反东突情报信息工作的重点监测区域。应该说/东 突0 恐怖势力活跃、恐怖分子经常出没的地方, 如新疆较为偏僻的宗教气氛较为浓厚的乡村地区不仅是/东突 恐怖势力进行宗教渗透的重点地方, 也是其蛊惑、招募人员及为实施恐怖活动进行秘密 训练的地方, 首都、特大城市、各地尤其是新疆的 中心城市, 民族宗教敏感地区、沿海发达地区以及 其他重要目标, 境外反华势力、恐怖组织等较为集 中的有关国家和地区都属于重点监测区域。当然, 不同地方、不同级别的公安机关及其反恐机构, 应 根据各自区域特点、地缘优势和职责分工, 有的放 矢地开展工作, 充分发挥反恐情报工作的效能。
(四) 确定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作的重点监 控对象
重点监控对象分为两类: 一是我们已经掌握的东突 恐怖分子; 二是那些具有极端宗教色彩、 极易转化为恐怖分子的高危人群。
上述四个方面仅仅是反东突 情报工作的 重点, 至于具体的情报工作细节见下述关于情报源 的分析。
三、根据恐怖主义行为的构成 因素确定情报源
恐怖主义行为是指行为主体基于恐怖主义的宗 旨而实施的各种暴力性活动, 以及为了直接暴力恐 怖活动的实现而实施的各种辅助行为的总称。恐怖 主义行为是一个行为系统, 它可以分为这样几个层 次: 核心行为层。核心行为是恐怖行为主体为了恐 怖宗旨的实现而针对选定对象实施的直接暴力性攻 击行动。第二行为层。第二层次的行为是指为了核 心行为的实现而进行的各种辅助行为。辅助行为包 括这样几个方面: 恐怖活动资金的筹集行为及洗钱 行为, 这是恐怖主义组织得以存在以及发动恐怖攻 击的物质基础; 制造、购买武器的行为, 这是增强 恐怖攻击效果的必要条件; 制造各种假证件的行 为, 这是跨国性恐怖攻击得以实现以及恐怖分子逃 避追捕的一个必要条件; 借助各种信息传播媒介进 行信息沟通的行为, 这是恐怖攻击指令得以传送以 及恐怖活动得以协调进行的必要条件; 收集攻击对 象相关情报的行为, 这是恐怖攻击得以成功的前提 条件之一; 招募成员并进行控制的行为; 与其他极 端组织的联络行为。
在这一部分, 我们主要就恐怖主义组织、恐怖主义分子直接、间接实施的恐怖活动方式以及相关的辅助行为进行分析。通过这种分析, 以期为确定关于恐怖主义组织的情报源以及情报源的具体表现形式提供思路。
(一) 核心行为的具体表现方式
1、恐怖主义核心行为侵犯的对象。恐怖主义 在过去主要表现为暗杀、大规模的公开杀戮, 炸药 发明之后, 又出现了爆炸, 现代意义上的恐怖活动 表现为爆炸、劫机、暗杀、(武装) 袭击、绑架、 劫持人质、投放毒物等危险物质等等方式, 其中爆 炸、劫持人质占有绝对的比例。行为和行为对象是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19世纪, 恐怖主义打击的 目标主要集中于各国的君主和高级官员, 现在由于 国家对一些重点目标的防范措施越来越严, 实施恐 怖袭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因此恐怖主义袭击的目 标会发生新的变化。恐怖主义者大规模屠杀毫无防 卫能力、无辜的民众, 并肆无忌惮毁灭一切美好的 事物, 且规模日趋扩大, 危害后果也更加严重, 具 体来说主要针对政府防不胜防的目标, 这些目标可 能没有国家象征意义, 如医院、城市供水系统、供 电系统、能源系统、复杂公共场所(商场、影剧 院、歌舞厅、宾馆、饭店、办公场所等)、公共交 通运输系统、行使中的油罐车、旅游胜地等。侵害 对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具体怎样变化会遵循这样 一个规律: 被攻击过的防范加强的目标逐渐被放 弃, 接着转向没有防范或者不易防范或者防范薄弱 的软目标; 当新的攻击目标的防范加强时, 又会转 向那些被忽视的缺乏防范的目标。无论是什么目 标, 只要有机可乘, 只要能够造成一定的影响, 就 有可能成为被袭击对象。
近年来我国的恐怖主义组织东突独恐怖 分子接连进行了一系列的恐怖活动, 其实现恐怖活 动的方式主要有制造爆炸、纵火、投毒、暗杀、策 划、组织骚乱、暴乱事件; 实施恐怖活动的地点主 要在境内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喀什、和田等市 地, 我国驻中亚、西亚的使领馆, 如哈萨克斯坦、 土耳其等地; 侵害的目标可分为: 人员对象, 如新 疆爱好和平的伊斯兰教知名人士、基层干部(包 括维族、汉族干部)、无辜的各民族群众、警察 等; 物、场所、机构, 如无辜群众的财产、公共汽 车、党政机关的办公场所等。
根据恐怖活动的这一特点, 我国新疆整个行政区域都属于东突 恐怖势力的地理情报源, 但是具体来说, 乌鲁木齐、喀什、和田等地是重点地区。在这些地区, 党政机构, 旅游景点, 人员较为密集的公共场所, 交通运输系统, 标志性建筑物, 城市能源、供电、供水等公共基础性设施, 文教卫生等公共教育医疗机构属于相对具体的地理情报源。在全新疆或者某些地区、县、市、乡、村等有一定知名度的少数民族爱国宗教人士、政府工作人员属于重点的人身情报源。流动的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属于重点的物体情报源。由于这些对象属于恐怖活动袭击的重点对象, 因此, 围绕这些目标就会形成若干个有关东突 恐怖势力实施恐怖活动的情报信息聚集中心。所以, 充分关注这些不同的情报源并采取有效的持续的监控措施, 一方面可以增加/东突 恐怖势力实施恐怖活动的成本, 从而在客观上减少这些目标遭侵犯的机会; 另一方面可以发现相关的可疑迹象, 为挫败、控制具体的恐怖活动提供有力的情报支持。
2、领导行为。领导行为属于恐怖主义核心行 为的范围, 因此, 我们对领导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 进行如下分析: 领导行为对于一个恐怖主义组织来 说应是一个集体行为, 或者说是一种合成行为。一 个完善的恐怖主义组织一般都有一个金字塔形的领 导层, 所有居于金字塔领导层范围内的领导成员的 指挥、策划行为共同构成了该恐怖主义组织的领导 行为。抽象的总体的领导行为依据领导成员在领导 层的地位不同, 领导行为可相应地分解为: 核心的 领导行为、中间层次的领导行为、低层次的领导行 为。核心的领导行为决定整个恐怖主义活动的方 向、恐怖主义组织的生存方式; 中间层次的领导行 为一是执行核心领导层的指令, 二是负责自己区域 范围内的恐怖活动的指挥、协调等工作; 低层次的 领导行为主要是直接执行来自上一层领导的指令, 同时指挥、决定职责范围内的具体事项, 或者根据 组织本身的特殊的原则性的行动指令独自决定是否 进行恐怖活动。领导行为不限于对于恐怖主义活动 的直接指挥、决策行为, 它还应包括整个组织的具 体管理行为, 如武器的采购、研制计划, 恐怖资金 的管理、使用, 组织目的的宣传活动管理, 后勤管 理等等支撑恐怖主义组织生存以及顺利实施恐怖主 义活动的各项管理工作。
正是由于恐怖组织领导的核心作用, 因此, 寻找、发现、抓获甚至击毙东突 恐怖势力领导成员就成为压缩该组织生存空间的重要行动方向。
东突恐怖势力领导成员在国内外的活动地点周 围必会形成一个各种信息集中的情报源。所以, 采 取有效手段从不同视角发现、确定这一情报源将具 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 恐怖活动的资金流通恐怖活动的资金流通主要分为筹集资金、募集 资金、资金流转等环节。
就恐怖资金的筹集来看, 主要有: 通过非法活 动筹集进行恐怖活动所需的资金; 通过合法的形式 赚取恐怖活动所需的资金等形式。东突独恐怖 主义组织资金的筹集方式多种多样, 既有公开的, 也有秘密的。
恐怖活动资金的洗钱行为主要是指把违法犯罪活动所得资金经过特殊的、隐蔽的资金流动环节转化为合法资金的一种资金非法流通形式。
资助行为。资助行为在整个恐怖主义活动中处于辅助的地位, 是恐怖主义活动顺利实施的帮助行为。资助行为既可表现为对于具体恐怖主义行动的 直接、间接物资援助, 也表现为对于恐怖主义组织活动(非直接的恐怖活动) 的直接、间接资助。
资助行为的表现形式有:
1、直接将资金提供给恐怖主义组织以公开身 份开展活动的各种慈善机构、文化教育机构等各种 与公益事业有关的机构。
2、秘密直接向恐怖主义组织的秘密募捐网点 捐赠。
3、国家以秘密的形式对恐怖主义组织进行资 助。国家对恐怖组织的经费支持形式多种多样: 一 是为针对敌国的恐怖组织提供训练营地、差旅费, 甚至发放薪金; 二是通过驻外使馆为恐怖分子运送 资金; 三是在某些地区为恐怖组织开设银行账户; 四是情报机构直接参与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的 行动。
4、直接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进行恐怖活动的 便利。这种便利有时不是以货币化的现金来支付 的, 而是以物化的形式进行。例如为恐怖主义分子 提供机票、策划恐怖活动的场所、实施恐怖活动前 的住所等具体的物。
5、以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教育机会的形式进 行教育、生活经费赞助, 实际上恐怖主义分子是借 学习的名义秘密策划恐怖主义活动。
6、与恐怖主义组织开办的经营公司进行密切 的交易, 在交易过程中为实际上是恐怖主义组织开 办的公司提供不正常的好处作为援助资金。
7、把资金直接交给走私军火商, 让其为恐怖 主义组织提供军火。
8、以其他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形式为恐怖主 义组织或个人提供经济援助的行为。
资金是/东突 恐怖势力实施恐怖活动、进行非法宣传煽动的供给站。围绕恐怖活动资金的流转必然会形成一个特殊的资金汇集信息的情报源。
监控金融机构发生的异常资金流动、努力寻找地下钱庄以及打击东突 恐怖势力实施的毒品犯罪与其他侵财型犯罪活动将是发现这一情报源的重要方法。
四、根据东突恐怖势力的具体 表现形式确定相应的情报源
(一) 东突 恐怖势力在国外进行活动的表 现形式及相应的情报源
在国外的活动地点。东突 恐怖组织基本上 都设立在国外, 主要集中在中亚地区, 其公开活动 的据点也是在国外。东突 分子目前主要有两个 活动中心: 一个中心在西方, 主要集中在德国、意 大利, 借助西方所谓中国人权的观点来攻击中国政 府; 另一个是在中亚, 于20世纪90年代初中亚各 国独立初期局势混乱之机, 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等国先后出现, 如东突厥斯坦解放阵线组 织, 曾于1994年在哈萨克斯坦注册过, 后被哈官 方取缔。因此, 中亚以及土耳其、德国、美国等国 家是东突 恐怖势力活动的重点区域, 这些国 家属于有关/东突 恐怖势力情报工作的国外地 理情报源。
在国外的活动方式。在他们成立之初, 由于所 在国的政府持打击态度, 所以其活动一般是处于地 下状态, 但是, 随着中亚和西亚地缘政治形势的发 展变化, 这些民族分裂组织基本上由地下转为公 开, 同时采取了 境外策划、境外指挥、境外派 遣、境内实施0 的策略。以前他们主要经由阿富 汗和中亚国家渗透入境, 现在中国根据上海合作机 制与中亚国家合作, 挤压了东突 的生存空间, 使他们的策略有所改变, 通过不太引人注目的第三 国由沿海城市入境, 而且实施活动的地点不限于新 疆, 有转向内地的趋势。因此, 新疆以及沿海城市 的出入境口岸也是重要的地点情报源。
在国外的舆论宣传形式。借助各种手段, 通过 多种渠道积极进行反华、分裂祖国的舆论宣传。近 年来, 他们设立专门的出版机构, 设立专门的电台 (原设在德国的/ 解放电台和 自由欧洲电台0 已前移到捷克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 并在土耳 其增设了独立解放电台，近来又在与新疆接壤 的中亚国家边境设立维语电台进行民族分裂煽动), 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 表公开信, 叫嚷新疆独立; 拉拢、收买、策反大陆 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圣、留学人员, 进行情报 搜集、勾联和颠覆活动; 以探亲旅游为名, 来新疆 四处游说, 煽动群众与政府对抗, 宣传 赶走汉 人, 建立独立国家0; 用金钱收买新疆中上层知识 分子、干部和宗教人士, 藉以建立关系, 扩展分裂 势力; 利用宗教进行渗透, 煽动宗教狂热, 以奠 定独立的群众基础 [ 1]。
与国外反华势力的勾联形式。如中亚地区分裂 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曾在一次核心层会议上 说: /要实现独立的目标, 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 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 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 行。要打- 国际牌. , 使新疆问题国际化。近年 来, 他们通过内部磋商, 确立了推动国际化的策 略: 扩大在中亚、西亚等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影响和 生存空间, 淡化分裂活动的民族宗教色彩, 将所谓 民族宗教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 把分裂活动提升为 / 民族解放运动0, 争取西方大国的支持[ 1]。为抹 掉自己的恐怖主义印记, 藏匿自己戴上的恐怖组织 的帽子, 他们要求其成员暂时不要发表过激言论, 避免所在国将其与恐怖组织联系在一起。
由此可见, 中亚、德国、土耳其等国作为境外东突 恐怖势力活动的政治舞台, 通过公开以及其他渠道密切关注有关宣传/东突 恐怖势力的新闻媒体等媒体情报源, 可以研究东突 恐怖势力在国外的走势、国外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对其的态度以及对国内恐怖活动的影响。另外, 出国探亲、朝圣、留学的维族人员、入境探亲旅游的维族人员以及可能被恐怖势力收买、策反的国内维族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干部和宗教人士均属于敏感人员情报源。
境外恐怖活动资金的来源形式。主要形式有: 拉登和其他恐怖势力的资助; 反华势力的暗中资 助; 贩毒收入, /东突 各组织几乎都参与了西亚 的毒品交易; 在海外开办企业; 黄金交易; 绑架、 抢劫; 强收保护费; 境内少数民族分裂分子通过在 境内开公司、办企业、经商等合法渠道, 构筑经济 基础, 筹集资金, 资助境外三股势力, 等等。
境外东突 领导人员组成情况。东突 恐 怖组织成员主要由中亚、西亚一些极端的泛伊斯兰 主义、泛突厥主义的狂热分子组成, 如 维吾尔 人国际联盟 的首领就是哈萨克斯坦科学院一名 维吾尔研究人员, 另外还有新疆一些极端的民族分裂分子, 如东突厥斯坦解放阵线组织的核心 人物阿希尔瓦依丁曾是新疆自治区的一名高级干 部。境外/东突 人员主要由出境的一些极端宗 教分子组成, 因此, 国内尤其是新疆那些在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研究机构内具有极端宗教民族 观念的人属于重点高危人员情报源。这些人具有相 对较高的文化素质, 或者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并 在一些场合表现出极端宗教或民族情绪。
(二) 东恐怖主义组织活动在国内的主 要表现形式及相应的情报源
恐怖分子实施的预备恐怖活动。恐怖分子为了 在境内进行恐怖活动, 他们建立秘密训练基地, 筹 集、制造武器弹药。如, 1990年 伊斯兰改革者 党突击队在叶城县伯西热克乡一偏僻地建立了 训练恐怖分子的基地。该基地先后办了3 期训练 班, 共培训了60余名恐怖分子。除了这种比较集 中的基地外, 还有大量零散的、3至5人一组的训 练点。一些训练点同时也是武器、弹药和爆炸装置 的制造窝点。这些训练基地不仅偏僻, 而且也是极 端宗教势力比较盛行的地方。因此, 这些地方不仅 适于训练培训恐怖分子, 而且也是极端宗教分子进 行非法煽动蛊惑招募后备极端宗教分子的地点。所 以, 新疆这些较为偏僻的适于隐蔽的乡村地区就成 为有关东突 恐怖势力的地点情报源。
境内舆论宣传形式。他们利用图书期刊、广播 电台、音像制品等造谣惑众, 把一些社会的热点、 难点问题引发、歪曲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 并上 升到有利于自己的政治高度; 利用文学作品、学术 论文和文艺演出等形式, 借题讽喻, 宣泄不满, 传 播民族分裂思想, 危害民族团结; 利用互联网传播 民族分裂思想, 不断宣扬反动观点, 腐蚀群众特别 是青少年的思想。恐怖分子打着宗教的幌子, 利用 宗教在少数民族地区中的影响力, 在环境复杂的乡 村建立以清真寺为核心的据点, 利用宗教人员的合 法身份作掩护, 秘密发展分裂恐怖分子, 建立地下 组织, 甚至还对普通的伊斯兰群众采取强迫手段迫 使其屈服。同时, 在新疆还出现了大量的地下教经 点, 同时在内地一些省份, 如河南、宁夏等地也出 现了一些地下教经点。一些民族分裂组织、暴力恐 怖团伙为扩大组织、发展人员, 与地下教经点都保 持了密切的联系, 有的就干脆自己搞地下教经点, 以讲经论道为掩护, 同时还在点上习拳练武、学习 制造武器弹药、安装爆炸装置等的一连串暴力恐怖 技术的培训, 进行危害国家的宣传煽动和分裂破坏活动。/三股势力0 在国内借助合法宗教讲坛, 甚 至借助某种不为人知、我国政府没有对其进行定性 的宗教组织, 如/ 伊扎布特0 组织, 秘密进行反 动宣传。还有一些极端分子借助国内某些正常的文 化、教育、经济活动的舞台进行极端宗教思想的煽 动、宣传。一些敌对分裂势力、组织和分子还利用 宗教, 披着合法的外衣进行/西化0、/分化 渗 透, 他们把持的个别宗教场所已成为危害国家安全 活动的阵地。非法宗教活动形式多样、猖獗, 如 台比力克 活动不仅表现在讲经场所, 还在民间 的婚情场所出现。上述极端宗教思想的宣传形式是 东突 恐怖势力争取/民心、扩大势力、招募 后备人员的重要手段, 因此, 有关的非法极端宗教 出版物、宣传品、网络信息就成为有关东突 恐怖势力的舆情情报源。新疆、甘肃、宁夏、河南 以及其他省份的合法宗教活动场所, 上述地区的非 法教经点、习武点属于高危地点情报源。利用国内 未定性的一些宗教组织进行非法宣传的 伊扎布 特等组织属于未定性宗教组织情报源。通过公 开或者秘密手段发现上述情报源是在意识形态领域 争夺群众阵地的重要方法。通过发现、控制、打击 这些非法活动以减少被非法蛊惑的群众特别是青少 年儿童的数量, 发现、控制高危人员并对其采取正 面的转化工作, 从而也就可以减少东突 恐怖 势力后备队伍的壮大。
境内恐怖活动呈现交织性特点。境内/东突势力的恐怖活动不仅仅表现在由该组织单独实施方面, 而且还与新疆内外的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以及其他性质的一些犯罪团伙进行合作。通过实施犯罪制造恐怖氛围, 同时增加活动资金的来源渠道, 扩大吸收成员的方式。另外, 他们还利用境内外商务中介机构代为交接、跨国转移资金; /以商养政0、/以商掩政0; 贩毒; 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内地黑社会性质集团取得的收入; 利用其他关系接受捐助, 等等。这属于/东突 恐怖势力的关联犯罪情报源。通过打击毒品、侵财类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以及资助恐怖活动的犯罪, 发现/东突恐怖势力筹集资金的渠道, 尽量减少、阻断其经济来源, 从而达到压缩、遏制其开展恐怖活动的能力。
境内恐怖势力成员的隐藏特点。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分子利用内地一些地方对民族宗教政策把握不准和语言障碍而产生的漏洞, 常常在新疆加大打击力度时乘坐火车等交通工具逃往内地, 以躲避打击的锋芒。近几年来, 河南、河北、天津等地均出现了受到打击到内地逃窜隐藏的东突 分子。
境内恐怖分子的这种隐藏特点要求内地公安机关要充分认识到聚集在内地城市进行非法活动的一些少数民族群体同样是有关东突 恐怖势力的重要情报源。
出入境形式。东突 恐怖势力想尽各种办 法, 妄图利用公民正常出入境的方式进出新疆等边 境地区。如2003年4月,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办理 了一起某中介公司为 三股势力非法办理出境 服务的案件。2005年和田地区公安局经侦支队组 织侦办的一起涉嫌出售出入境证件案件, 已经发现 有三股势力 嫌疑人员利用这种渠道潜进潜出。
此外, 东突 恐怖分子还从新疆与中亚国家接壤 的一些比较偏僻、防范力量较弱的边境地区潜入潜 出。这种现象说明, 各出入境口岸尤其是新疆的出 入境口岸是重要的关口情报源, 从事出入境业务的 中介组织属于行业情报源, 偏僻的边境沿线属于特 殊的地理情报源。加强对这些点、线、行业的控 制, 是发现、打击恐怖分子的重要途径。
境内恐怖势力成员的组成。处于组织底层的主体是文化层次较低的具有较为强烈的极端宗教信仰的激进的普通维族群众, 中高层主要是一些具有一 定文化水平、在某些方面有一定影响的极端宗教信仰者。另外, 新疆偏僻农村的一些受到非法宗教蛊惑的普通信教群众, 在学校里接受过非法宗教教育的学生, 在地下讲经点、习武点接受过培训的学员, 以及一些受过打击处理的违法犯罪人员, 在征地拆迁等政策性活动中存有怨言的普通信教群众, 都有可能成为/东突 恐怖势力的潜在成员。上述人员有可能成为东突 恐怖势力潜在的后备力量, 因此, 他们属于高危人员情报源。明确这一点, 既要求我们极力关注他们的思想状态及行为动向, 更要求我们的有关部门在工作中尽力避免采取导致普通维族群众不满情绪的工作方法, 同时要及时化解他们的矛盾与不满, 尽量使其不走向我们的对立面。
来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http://euroasia.cass.cn/news/405648.htm
反恐情报源即反恐情报的最初来源。研究反恐情报源对于认识恐怖活动的规律、特点、打击恐怖犯罪活动, 防范恐怖活动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东突情报源的确定, 笔者认为应主要考虑 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研究确定情报源的基本方 法, 研究如何确定关于东突情报信息的监测 时点, 研究如何确定防范东突 活动的重要时 间点、段以及如何确定反东突 恐怖势力的情 报源。
一、确定情报源的基本方法与思路
所谓研究确定情报源的基本方法, 是指有效判断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情报隐藏于何时何地的方法。
确定恐怖主义情报源的基本方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根据恐怖主义行为来确定; 根据具体的恐怖主义组 织类型来确定; 根据恐怖主义组织宣传、煽动、组 织、指挥、吸收、教育训练、渗透、踩点、实施等 不同行为类型的外在表现形式来确定; 根据相关的高危人员 来确定; 根据以公开合法形式为掩护 的各种非法活动来确定。
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为我们如何发现寻找恐怖主义情报源提供了如下工作思路: 从人( 普通人 群) 中找人(恐怖分子、高危人员); 从事(普通 的各种社会活动) 中找事(与东突 恐怖势力 有关的各种可疑的社会活动); 从空间(各种普通 的或者特殊的地理空间) 中找人(恐怖分子、高 危人员)、找事(与东突 恐怖势力有关的各种 可疑的社会活动); 从人（貌似普通公民的人) 中 找事(其从事的不正常或可疑的活动); 从非恐怖 主义违法犯罪中找东突 恐怖势力的有关信息; 从情报交流(内部与外部) 中找东突 恐怖势 力的有关信息; 从媒体(平面、流媒体) 传播信 息中寻找东突 恐怖势力的有关信息; 从打击 其他犯罪活动中寻找、发现/东突 恐怖势力的 有关信息等等。
二、研究如何确定关于东突情报 信息的监测时点
确定情报信息的监测时点是情报工作的重要内 容, 其对于确定情报源亦具有特殊的意义。笔者认 为, 可以根据东突 恐怖势力经常实施恐怖活 动的地区、场所、容易遭受恐怖活动侵犯的地区、场所、目标、资金流通环节、武器流通环节、煽动 宣传环节、地下训练环节、组织招募人员环节、恐 怖分子出入境环节、高危恐怖势力嫌疑人员环节、 涉嫌恐怖活动的严重暴力犯罪、国外宣传煽动环 节、策划具体实施恐怖活动的环节等方面研究确定 情报信息的监测重点。具体来说, 重点监测点、时段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作监测的重点行业、机构
东突 恐怖势力渗透、利用、准备侵犯的重 点行业、机构就是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作监测 的重点行业、机构。东突 恐怖势力进行宗教渗 透的行业主要有新疆的各级文化教育机构、出版新 闻机构。这些机构主要是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县、 乡、镇、村的中小学校, 位于城市的大中院校, 尤 其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落到实处、存在思想教育漏 洞的大中院校; 东突 恐怖势力以政掩商0 所 利用的经济领域; 组织公民出入境的旅游中介组 织; 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 全国尤其是新疆的公共 交通运输系统; 党、政、军、政法机关。
(二) 确定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作的重点时段
东突恐怖势力实施或拟实施恐怖活动的重 点时段是我们确定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作重点 时段的基本依据。根据恐怖主义组织追求恐怖活动 效果的最大化、通过渲染恐怖活动增强社会公众恐 怖感的基本原则, 恐怖活动的实施时机往往选择在 一些特殊的节日庆典、大型的公众活动或者国家地 区举行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期间。另外, 国外恐怖活动猖獗时期也是我国可能突发恐怖活动 的时期。根据这一规律, 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 作的重点监测时段应该是我国传统的民族节日、新 疆维族的传统节日、特殊庆典或者大型的公共活 动、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举行时段及之前的 一定时间段。这是防范具体恐怖活动的重要时间 段。因此, 在这些特定节日、举办特殊活动之前及 持续期间的特定时间段加强情报的搜集力度, 加大 防范恐怖活动的力度尤其必要。
(三) 确定反东突情报信息工作的重点区域
东突 恐怖势力活动的重点区域即是反东突情报信息工作的重点监测区域。应该说/东 突0 恐怖势力活跃、恐怖分子经常出没的地方, 如新疆较为偏僻的宗教气氛较为浓厚的乡村地区不仅是/东突 恐怖势力进行宗教渗透的重点地方, 也是其蛊惑、招募人员及为实施恐怖活动进行秘密 训练的地方, 首都、特大城市、各地尤其是新疆的 中心城市, 民族宗教敏感地区、沿海发达地区以及 其他重要目标, 境外反华势力、恐怖组织等较为集 中的有关国家和地区都属于重点监测区域。当然, 不同地方、不同级别的公安机关及其反恐机构, 应 根据各自区域特点、地缘优势和职责分工, 有的放 矢地开展工作, 充分发挥反恐情报工作的效能。
(四) 确定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作的重点监 控对象
重点监控对象分为两类: 一是我们已经掌握的东突 恐怖分子; 二是那些具有极端宗教色彩、 极易转化为恐怖分子的高危人群。
上述四个方面仅仅是反东突 情报工作的 重点, 至于具体的情报工作细节见下述关于情报源 的分析。
三、根据恐怖主义行为的构成 因素确定情报源
恐怖主义行为是指行为主体基于恐怖主义的宗 旨而实施的各种暴力性活动, 以及为了直接暴力恐 怖活动的实现而实施的各种辅助行为的总称。恐怖 主义行为是一个行为系统, 它可以分为这样几个层 次: 核心行为层。核心行为是恐怖行为主体为了恐 怖宗旨的实现而针对选定对象实施的直接暴力性攻 击行动。第二行为层。第二层次的行为是指为了核 心行为的实现而进行的各种辅助行为。辅助行为包 括这样几个方面: 恐怖活动资金的筹集行为及洗钱 行为, 这是恐怖主义组织得以存在以及发动恐怖攻 击的物质基础; 制造、购买武器的行为, 这是增强 恐怖攻击效果的必要条件; 制造各种假证件的行 为, 这是跨国性恐怖攻击得以实现以及恐怖分子逃 避追捕的一个必要条件; 借助各种信息传播媒介进 行信息沟通的行为, 这是恐怖攻击指令得以传送以 及恐怖活动得以协调进行的必要条件; 收集攻击对 象相关情报的行为, 这是恐怖攻击得以成功的前提 条件之一; 招募成员并进行控制的行为; 与其他极 端组织的联络行为。
在这一部分, 我们主要就恐怖主义组织、恐怖主义分子直接、间接实施的恐怖活动方式以及相关的辅助行为进行分析。通过这种分析, 以期为确定关于恐怖主义组织的情报源以及情报源的具体表现形式提供思路。
(一) 核心行为的具体表现方式
1、恐怖主义核心行为侵犯的对象。恐怖主义 在过去主要表现为暗杀、大规模的公开杀戮, 炸药 发明之后, 又出现了爆炸, 现代意义上的恐怖活动 表现为爆炸、劫机、暗杀、(武装) 袭击、绑架、 劫持人质、投放毒物等危险物质等等方式, 其中爆 炸、劫持人质占有绝对的比例。行为和行为对象是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19世纪, 恐怖主义打击的 目标主要集中于各国的君主和高级官员, 现在由于 国家对一些重点目标的防范措施越来越严, 实施恐 怖袭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因此恐怖主义袭击的目 标会发生新的变化。恐怖主义者大规模屠杀毫无防 卫能力、无辜的民众, 并肆无忌惮毁灭一切美好的 事物, 且规模日趋扩大, 危害后果也更加严重, 具 体来说主要针对政府防不胜防的目标, 这些目标可 能没有国家象征意义, 如医院、城市供水系统、供 电系统、能源系统、复杂公共场所(商场、影剧 院、歌舞厅、宾馆、饭店、办公场所等)、公共交 通运输系统、行使中的油罐车、旅游胜地等。侵害 对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具体怎样变化会遵循这样 一个规律: 被攻击过的防范加强的目标逐渐被放 弃, 接着转向没有防范或者不易防范或者防范薄弱 的软目标; 当新的攻击目标的防范加强时, 又会转 向那些被忽视的缺乏防范的目标。无论是什么目 标, 只要有机可乘, 只要能够造成一定的影响, 就 有可能成为被袭击对象。
近年来我国的恐怖主义组织东突独恐怖 分子接连进行了一系列的恐怖活动, 其实现恐怖活 动的方式主要有制造爆炸、纵火、投毒、暗杀、策 划、组织骚乱、暴乱事件; 实施恐怖活动的地点主 要在境内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喀什、和田等市 地, 我国驻中亚、西亚的使领馆, 如哈萨克斯坦、 土耳其等地; 侵害的目标可分为: 人员对象, 如新 疆爱好和平的伊斯兰教知名人士、基层干部(包 括维族、汉族干部)、无辜的各民族群众、警察 等; 物、场所、机构, 如无辜群众的财产、公共汽 车、党政机关的办公场所等。
根据恐怖活动的这一特点, 我国新疆整个行政区域都属于东突 恐怖势力的地理情报源, 但是具体来说, 乌鲁木齐、喀什、和田等地是重点地区。在这些地区, 党政机构, 旅游景点, 人员较为密集的公共场所, 交通运输系统, 标志性建筑物, 城市能源、供电、供水等公共基础性设施, 文教卫生等公共教育医疗机构属于相对具体的地理情报源。在全新疆或者某些地区、县、市、乡、村等有一定知名度的少数民族爱国宗教人士、政府工作人员属于重点的人身情报源。流动的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属于重点的物体情报源。由于这些对象属于恐怖活动袭击的重点对象, 因此, 围绕这些目标就会形成若干个有关东突 恐怖势力实施恐怖活动的情报信息聚集中心。所以, 充分关注这些不同的情报源并采取有效的持续的监控措施, 一方面可以增加/东突 恐怖势力实施恐怖活动的成本, 从而在客观上减少这些目标遭侵犯的机会; 另一方面可以发现相关的可疑迹象, 为挫败、控制具体的恐怖活动提供有力的情报支持。
2、领导行为。领导行为属于恐怖主义核心行 为的范围, 因此, 我们对领导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 进行如下分析: 领导行为对于一个恐怖主义组织来 说应是一个集体行为, 或者说是一种合成行为。一 个完善的恐怖主义组织一般都有一个金字塔形的领 导层, 所有居于金字塔领导层范围内的领导成员的 指挥、策划行为共同构成了该恐怖主义组织的领导 行为。抽象的总体的领导行为依据领导成员在领导 层的地位不同, 领导行为可相应地分解为: 核心的 领导行为、中间层次的领导行为、低层次的领导行 为。核心的领导行为决定整个恐怖主义活动的方 向、恐怖主义组织的生存方式; 中间层次的领导行 为一是执行核心领导层的指令, 二是负责自己区域 范围内的恐怖活动的指挥、协调等工作; 低层次的 领导行为主要是直接执行来自上一层领导的指令, 同时指挥、决定职责范围内的具体事项, 或者根据 组织本身的特殊的原则性的行动指令独自决定是否 进行恐怖活动。领导行为不限于对于恐怖主义活动 的直接指挥、决策行为, 它还应包括整个组织的具 体管理行为, 如武器的采购、研制计划, 恐怖资金 的管理、使用, 组织目的的宣传活动管理, 后勤管 理等等支撑恐怖主义组织生存以及顺利实施恐怖主 义活动的各项管理工作。
正是由于恐怖组织领导的核心作用, 因此, 寻找、发现、抓获甚至击毙东突 恐怖势力领导成员就成为压缩该组织生存空间的重要行动方向。
东突恐怖势力领导成员在国内外的活动地点周 围必会形成一个各种信息集中的情报源。所以, 采 取有效手段从不同视角发现、确定这一情报源将具 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 恐怖活动的资金流通恐怖活动的资金流通主要分为筹集资金、募集 资金、资金流转等环节。
就恐怖资金的筹集来看, 主要有: 通过非法活 动筹集进行恐怖活动所需的资金; 通过合法的形式 赚取恐怖活动所需的资金等形式。东突独恐怖 主义组织资金的筹集方式多种多样, 既有公开的, 也有秘密的。
恐怖活动资金的洗钱行为主要是指把违法犯罪活动所得资金经过特殊的、隐蔽的资金流动环节转化为合法资金的一种资金非法流通形式。
资助行为。资助行为在整个恐怖主义活动中处于辅助的地位, 是恐怖主义活动顺利实施的帮助行为。资助行为既可表现为对于具体恐怖主义行动的 直接、间接物资援助, 也表现为对于恐怖主义组织活动(非直接的恐怖活动) 的直接、间接资助。
资助行为的表现形式有:
1、直接将资金提供给恐怖主义组织以公开身 份开展活动的各种慈善机构、文化教育机构等各种 与公益事业有关的机构。
2、秘密直接向恐怖主义组织的秘密募捐网点 捐赠。
3、国家以秘密的形式对恐怖主义组织进行资 助。国家对恐怖组织的经费支持形式多种多样: 一 是为针对敌国的恐怖组织提供训练营地、差旅费, 甚至发放薪金; 二是通过驻外使馆为恐怖分子运送 资金; 三是在某些地区为恐怖组织开设银行账户; 四是情报机构直接参与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的 行动。
4、直接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进行恐怖活动的 便利。这种便利有时不是以货币化的现金来支付 的, 而是以物化的形式进行。例如为恐怖主义分子 提供机票、策划恐怖活动的场所、实施恐怖活动前 的住所等具体的物。
5、以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教育机会的形式进 行教育、生活经费赞助, 实际上恐怖主义分子是借 学习的名义秘密策划恐怖主义活动。
6、与恐怖主义组织开办的经营公司进行密切 的交易, 在交易过程中为实际上是恐怖主义组织开 办的公司提供不正常的好处作为援助资金。
7、把资金直接交给走私军火商, 让其为恐怖 主义组织提供军火。
8、以其他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形式为恐怖主 义组织或个人提供经济援助的行为。
资金是/东突 恐怖势力实施恐怖活动、进行非法宣传煽动的供给站。围绕恐怖活动资金的流转必然会形成一个特殊的资金汇集信息的情报源。
监控金融机构发生的异常资金流动、努力寻找地下钱庄以及打击东突 恐怖势力实施的毒品犯罪与其他侵财型犯罪活动将是发现这一情报源的重要方法。
四、根据东突恐怖势力的具体 表现形式确定相应的情报源
(一) 东突 恐怖势力在国外进行活动的表 现形式及相应的情报源
在国外的活动地点。东突 恐怖组织基本上 都设立在国外, 主要集中在中亚地区, 其公开活动 的据点也是在国外。东突 分子目前主要有两个 活动中心: 一个中心在西方, 主要集中在德国、意 大利, 借助西方所谓中国人权的观点来攻击中国政 府; 另一个是在中亚, 于20世纪90年代初中亚各 国独立初期局势混乱之机, 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等国先后出现, 如东突厥斯坦解放阵线组 织, 曾于1994年在哈萨克斯坦注册过, 后被哈官 方取缔。因此, 中亚以及土耳其、德国、美国等国 家是东突 恐怖势力活动的重点区域, 这些国 家属于有关/东突 恐怖势力情报工作的国外地 理情报源。
在国外的活动方式。在他们成立之初, 由于所 在国的政府持打击态度, 所以其活动一般是处于地 下状态, 但是, 随着中亚和西亚地缘政治形势的发 展变化, 这些民族分裂组织基本上由地下转为公 开, 同时采取了 境外策划、境外指挥、境外派 遣、境内实施0 的策略。以前他们主要经由阿富 汗和中亚国家渗透入境, 现在中国根据上海合作机 制与中亚国家合作, 挤压了东突 的生存空间, 使他们的策略有所改变, 通过不太引人注目的第三 国由沿海城市入境, 而且实施活动的地点不限于新 疆, 有转向内地的趋势。因此, 新疆以及沿海城市 的出入境口岸也是重要的地点情报源。
在国外的舆论宣传形式。借助各种手段, 通过 多种渠道积极进行反华、分裂祖国的舆论宣传。近 年来, 他们设立专门的出版机构, 设立专门的电台 (原设在德国的/ 解放电台和 自由欧洲电台0 已前移到捷克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 并在土耳 其增设了独立解放电台，近来又在与新疆接壤 的中亚国家边境设立维语电台进行民族分裂煽动), 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 表公开信, 叫嚷新疆独立; 拉拢、收买、策反大陆 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圣、留学人员, 进行情报 搜集、勾联和颠覆活动; 以探亲旅游为名, 来新疆 四处游说, 煽动群众与政府对抗, 宣传 赶走汉 人, 建立独立国家0; 用金钱收买新疆中上层知识 分子、干部和宗教人士, 藉以建立关系, 扩展分裂 势力; 利用宗教进行渗透, 煽动宗教狂热, 以奠 定独立的群众基础 [ 1]。
与国外反华势力的勾联形式。如中亚地区分裂 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曾在一次核心层会议上 说: /要实现独立的目标, 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 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 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 行。要打- 国际牌. , 使新疆问题国际化。近年 来, 他们通过内部磋商, 确立了推动国际化的策 略: 扩大在中亚、西亚等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影响和 生存空间, 淡化分裂活动的民族宗教色彩, 将所谓 民族宗教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 把分裂活动提升为 / 民族解放运动0, 争取西方大国的支持[ 1]。为抹 掉自己的恐怖主义印记, 藏匿自己戴上的恐怖组织 的帽子, 他们要求其成员暂时不要发表过激言论, 避免所在国将其与恐怖组织联系在一起。
由此可见, 中亚、德国、土耳其等国作为境外东突 恐怖势力活动的政治舞台, 通过公开以及其他渠道密切关注有关宣传/东突 恐怖势力的新闻媒体等媒体情报源, 可以研究东突 恐怖势力在国外的走势、国外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对其的态度以及对国内恐怖活动的影响。另外, 出国探亲、朝圣、留学的维族人员、入境探亲旅游的维族人员以及可能被恐怖势力收买、策反的国内维族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干部和宗教人士均属于敏感人员情报源。
境外恐怖活动资金的来源形式。主要形式有: 拉登和其他恐怖势力的资助; 反华势力的暗中资 助; 贩毒收入, /东突 各组织几乎都参与了西亚 的毒品交易; 在海外开办企业; 黄金交易; 绑架、 抢劫; 强收保护费; 境内少数民族分裂分子通过在 境内开公司、办企业、经商等合法渠道, 构筑经济 基础, 筹集资金, 资助境外三股势力, 等等。
境外东突 领导人员组成情况。东突 恐 怖组织成员主要由中亚、西亚一些极端的泛伊斯兰 主义、泛突厥主义的狂热分子组成, 如 维吾尔 人国际联盟 的首领就是哈萨克斯坦科学院一名 维吾尔研究人员, 另外还有新疆一些极端的民族分裂分子, 如东突厥斯坦解放阵线组织的核心 人物阿希尔瓦依丁曾是新疆自治区的一名高级干 部。境外/东突 人员主要由出境的一些极端宗 教分子组成, 因此, 国内尤其是新疆那些在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研究机构内具有极端宗教民族 观念的人属于重点高危人员情报源。这些人具有相 对较高的文化素质, 或者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并 在一些场合表现出极端宗教或民族情绪。
(二) 东恐怖主义组织活动在国内的主 要表现形式及相应的情报源
恐怖分子实施的预备恐怖活动。恐怖分子为了 在境内进行恐怖活动, 他们建立秘密训练基地, 筹 集、制造武器弹药。如, 1990年 伊斯兰改革者 党突击队在叶城县伯西热克乡一偏僻地建立了 训练恐怖分子的基地。该基地先后办了3 期训练 班, 共培训了60余名恐怖分子。除了这种比较集 中的基地外, 还有大量零散的、3至5人一组的训 练点。一些训练点同时也是武器、弹药和爆炸装置 的制造窝点。这些训练基地不仅偏僻, 而且也是极 端宗教势力比较盛行的地方。因此, 这些地方不仅 适于训练培训恐怖分子, 而且也是极端宗教分子进 行非法煽动蛊惑招募后备极端宗教分子的地点。所 以, 新疆这些较为偏僻的适于隐蔽的乡村地区就成 为有关东突 恐怖势力的地点情报源。
境内舆论宣传形式。他们利用图书期刊、广播 电台、音像制品等造谣惑众, 把一些社会的热点、 难点问题引发、歪曲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 并上 升到有利于自己的政治高度; 利用文学作品、学术 论文和文艺演出等形式, 借题讽喻, 宣泄不满, 传 播民族分裂思想, 危害民族团结; 利用互联网传播 民族分裂思想, 不断宣扬反动观点, 腐蚀群众特别 是青少年的思想。恐怖分子打着宗教的幌子, 利用 宗教在少数民族地区中的影响力, 在环境复杂的乡 村建立以清真寺为核心的据点, 利用宗教人员的合 法身份作掩护, 秘密发展分裂恐怖分子, 建立地下 组织, 甚至还对普通的伊斯兰群众采取强迫手段迫 使其屈服。同时, 在新疆还出现了大量的地下教经 点, 同时在内地一些省份, 如河南、宁夏等地也出 现了一些地下教经点。一些民族分裂组织、暴力恐 怖团伙为扩大组织、发展人员, 与地下教经点都保 持了密切的联系, 有的就干脆自己搞地下教经点, 以讲经论道为掩护, 同时还在点上习拳练武、学习 制造武器弹药、安装爆炸装置等的一连串暴力恐怖 技术的培训, 进行危害国家的宣传煽动和分裂破坏活动。/三股势力0 在国内借助合法宗教讲坛, 甚 至借助某种不为人知、我国政府没有对其进行定性 的宗教组织, 如/ 伊扎布特0 组织, 秘密进行反 动宣传。还有一些极端分子借助国内某些正常的文 化、教育、经济活动的舞台进行极端宗教思想的煽 动、宣传。一些敌对分裂势力、组织和分子还利用 宗教, 披着合法的外衣进行/西化0、/分化 渗 透, 他们把持的个别宗教场所已成为危害国家安全 活动的阵地。非法宗教活动形式多样、猖獗, 如 台比力克 活动不仅表现在讲经场所, 还在民间 的婚情场所出现。上述极端宗教思想的宣传形式是 东突 恐怖势力争取/民心、扩大势力、招募 后备人员的重要手段, 因此, 有关的非法极端宗教 出版物、宣传品、网络信息就成为有关东突 恐怖势力的舆情情报源。新疆、甘肃、宁夏、河南 以及其他省份的合法宗教活动场所, 上述地区的非 法教经点、习武点属于高危地点情报源。利用国内 未定性的一些宗教组织进行非法宣传的 伊扎布 特等组织属于未定性宗教组织情报源。通过公 开或者秘密手段发现上述情报源是在意识形态领域 争夺群众阵地的重要方法。通过发现、控制、打击 这些非法活动以减少被非法蛊惑的群众特别是青少 年儿童的数量, 发现、控制高危人员并对其采取正 面的转化工作, 从而也就可以减少东突 恐怖 势力后备队伍的壮大。
境内恐怖活动呈现交织性特点。境内/东突势力的恐怖活动不仅仅表现在由该组织单独实施方面, 而且还与新疆内外的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以及其他性质的一些犯罪团伙进行合作。通过实施犯罪制造恐怖氛围, 同时增加活动资金的来源渠道, 扩大吸收成员的方式。另外, 他们还利用境内外商务中介机构代为交接、跨国转移资金; /以商养政0、/以商掩政0; 贩毒; 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内地黑社会性质集团取得的收入; 利用其他关系接受捐助, 等等。这属于/东突 恐怖势力的关联犯罪情报源。通过打击毒品、侵财类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以及资助恐怖活动的犯罪, 发现/东突恐怖势力筹集资金的渠道, 尽量减少、阻断其经济来源, 从而达到压缩、遏制其开展恐怖活动的能力。
境内恐怖势力成员的隐藏特点。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分子利用内地一些地方对民族宗教政策把握不准和语言障碍而产生的漏洞, 常常在新疆加大打击力度时乘坐火车等交通工具逃往内地, 以躲避打击的锋芒。近几年来, 河南、河北、天津等地均出现了受到打击到内地逃窜隐藏的东突 分子。
境内恐怖分子的这种隐藏特点要求内地公安机关要充分认识到聚集在内地城市进行非法活动的一些少数民族群体同样是有关东突 恐怖势力的重要情报源。
出入境形式。东突 恐怖势力想尽各种办 法, 妄图利用公民正常出入境的方式进出新疆等边 境地区。如2003年4月,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办理 了一起某中介公司为 三股势力非法办理出境 服务的案件。2005年和田地区公安局经侦支队组 织侦办的一起涉嫌出售出入境证件案件, 已经发现 有三股势力 嫌疑人员利用这种渠道潜进潜出。
此外, 东突 恐怖分子还从新疆与中亚国家接壤 的一些比较偏僻、防范力量较弱的边境地区潜入潜 出。这种现象说明, 各出入境口岸尤其是新疆的出 入境口岸是重要的关口情报源, 从事出入境业务的 中介组织属于行业情报源, 偏僻的边境沿线属于特 殊的地理情报源。加强对这些点、线、行业的控 制, 是发现、打击恐怖分子的重要途径。
境内恐怖势力成员的组成。处于组织底层的主体是文化层次较低的具有较为强烈的极端宗教信仰的激进的普通维族群众, 中高层主要是一些具有一 定文化水平、在某些方面有一定影响的极端宗教信仰者。另外, 新疆偏僻农村的一些受到非法宗教蛊惑的普通信教群众, 在学校里接受过非法宗教教育的学生, 在地下讲经点、习武点接受过培训的学员, 以及一些受过打击处理的违法犯罪人员, 在征地拆迁等政策性活动中存有怨言的普通信教群众, 都有可能成为/东突 恐怖势力的潜在成员。上述人员有可能成为东突 恐怖势力潜在的后备力量, 因此, 他们属于高危人员情报源。明确这一点, 既要求我们极力关注他们的思想状态及行为动向, 更要求我们的有关部门在工作中尽力避免采取导致普通维族群众不满情绪的工作方法, 同时要及时化解他们的矛盾与不满, 尽量使其不走向我们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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