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主要威胁不是分裂倾向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联合早报，2009年7月29日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cnpol/pages2/cnpol090729.shtml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新疆部分维吾尔人群被戴上民族分裂的大帽子，维吾尔知识分子被政府组织进行反分裂斗争，在大会小会上表态，人人过关，在大批特批恐怖主义思想的同时，刨析自己的民族分裂倾向和民族情绪；广大百姓也未能幸免，村与村之间设卡盘查，人人必须携带身份证，以备公安联防人员检查。

其实，维吾尔民族的整体进入农耕社会已经一千多年，是一个典型的绿洲农耕民族，其部分祖先（西域36国）从事农耕生产的时间更长，绝对不晚于中原的农业社会，小麦和棉花种植技术，就是通过西域传到中原地区的。自喀喇汗王朝时期，维吾尔民族整体从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而彻底地完成了从游牧社会到农业社会的转型，彻底成为一个典型的农业民族，形成了农业民族的民族性格。从强大的喀喇汗王朝放弃西都巴拉沙滚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开始，维吾尔民族似乎已经放弃了攻城掠地的生活方式，转为固守一个地域进行农耕生产的生活方式。

独立意识绝不是社会主流

《富乐智慧》一书的出现和流传，维吾尔帝王、民族精英和民众的思想越来越趋于保守，似乎失去了民族独立生存的欲望。特别是叶尔羌王朝，几乎就是主动接受了社会形态比自己落后的西辽契丹人的统治，从那以后，高昌王国和叶尔羌王朝都主动接受了成吉思汗的统治。维吾尔人不仅主动接受了蒙古人的统治，而且其大批的民族精英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蒙古人所用，帮助蒙古人横扫欧洲，建立了元朝。

在这之后，又长期接受各蒙古封王的统治。帖木儿拐子强大起来后，维吾尔人再一次为他所用。随后，维吾尔统治精英接受了清朝的册封。近代史时期，南疆的维吾尔人几乎又是主动接受了乌兹别克人阿古柏的统治。左宗棠平定阿古柏之乱以后，维吾尔人又一次接受大清和民国政府的册封，杨增新、金书仁和盛世才等人，仅用很小的军事实力统治维吾尔民族几十年，也没见过维吾尔人大规模的反抗，或谋取民族独立。1944年，由于苏联的幕后扶持，北疆的维吾尔人成为中、苏、美、英等大国博弈的牺牲品，用外蒙给中国换来了新疆这个边疆省区，全体维吾尔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子民。

这些历史事实，证明了在千年来的历史进程中，维吾尔人一次又一次地几乎主动放弃了各种独立自决的历史机遇，就几乎没有独立自决或者分裂的意识。起码可以这样说，独立自决或者分裂的意识，绝对不是维吾尔民族社会的主流。对于这一点，我也没有办法，我们祖先就是这么选择的，我只能实话实说。

“东突”这个地理或政治概念，跟维吾尔人几乎没有关系，维吾尔人历来就将自己生存繁衍的地方——新疆，一直都叫做维吾尔地域（维吾尔迪亚尔），而不是什么“东突”。“东突”这个概念，最初是由沙俄帝国的塔塔尔人在19世纪末提出的，经过上个世纪初大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发酵，被以艾沙和伊力汗为代表的极少数民族主义者所接受和利用，逆历史潮流而动，曾经在喀什和伊犁出演过一两出闹剧，但不得民心，没有得到广大维吾尔进步知识分子的认可，因为维吾尔绝大多数的民族精英早已摒弃了中世纪时代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

对新疆政策的失误

综上所述，新疆维吾尔民族的主体，基本上没有分裂意识，分裂意识从来就不是维吾尔社会的主流。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境外各种东突势力根本不能代表新疆维吾尔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境内的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在新疆维吾尔民众中缺乏生长发育的土壤，成不了气候，司法部门是完全可以打掉的。

总之，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社会的分析判断是错误的，也是缺乏历史根据的。错误的分析判断，只能导致错误的政策。希望各级政府通过7·5事件汲取经验教训。

中国基本上一直沿用原苏联的一套民族理论，所制定的民族政策受到这种理论的指导。这些民族政策也许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比较好用，可是原苏联崩溃的事实证明，这套理论和政策是失败的。而中国在全面实现市场经济的同时，政治理论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缓慢，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关系的实质就是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我们在进行市场经济建设时，如果不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或原则，因地制宜、因族制宜，及时用法律手段调整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建立民族利益关系的平衡体系，民族矛盾将只能越演越烈。

以新疆为例，维吾尔民族作为新疆主体的自治民族，在理论上享受了政治平等的民主自由权利，可是在经济利益上却享受不到资源优势带来的各种实惠，缺乏保障维吾尔民族经济利益的法律法规，使维吾尔民族游离于西部大开发的体制之外，维吾尔人群的生活质量，普遍低于最近60年移民过来的汉族人群。如此差别，不能不使维吾尔人群心情压抑。这就是新疆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所在。

另外，近二十年来新疆政府错误的反恐扩大化的政策，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分裂斗争，或者大面积非人性化的人身检查、村与村之间的设卡盘查，极大地伤害了维吾尔人群的感情，使他们处于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在政治层面上加剧了民族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