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发展是新疆的第一要务”这句话是真的吗？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71623.html
发表时间：2008-04-03 15:37:00

看着流动的网页苦思冥想，数着夜空闪闪的繁星痛定思痛，从和田光着脚下地农民那暗淡麻木的眼神，到科学院戴着老花镜思索的学者那忧郁悲哀的眼睛；从天山南北那一双双汉族人投过来的不信任乃至仇视的眼光，到内地人那以好奇包裹着看过来的歧视乃至嘲弄的目光。这冷飕飕、火辣辣的存在，虽然不是水深火热，但却逼真得使人崩溃；这活生生、赤裸裸的现实，虽然不是民不聊生，但却严酷得令人窒息。　　

曾几何时，一个创造了人类历史上非凡卓越的丝绸之路，勇敢顽强地穿梭于欧亚大陆，热情而赋予使命感地传播与交流东西方文化，并使自己也辉煌一时的民族，到了２０世纪却陡然沉寂；又是一个曾几何时，一个主动吸收西方文明，创办了中国民间第一批实行新式教育的现代学校，使民族整体开始逐渐觉悟，从而拿起武器，准备走上波澜壮阔的民族自决、追求现代文明民主自由的解放道路，在最终选择了和平友好的斗争方式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理性民族，到了２０世纪下半页却突然万马齐暗。

不仅早已升入天堂的先祖默哈穆德·喀什葛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和艾力西丁·纳瓦依感到莫名的纳闷，死不瞑目的艾合买提江·卡斯木、阿不索夫·阿布都克力木等几万革命志士感到无限的懊悔，就连我们这些几十万维吾尔当代知识精英和广大普通民众也感到深切的困惑与迷惘。一个当年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民族，一个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于东西方世界的民族今天何在？我心中至高无上的伟大而善良的母亲——维吾尔民族这是到底怎么了？？？

１９４５年国民党西北最高长官张治中来到乌鲁木齐，与三区临时政府代表谈判，最终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建立了新疆联合政府张治中，副主席主席艾合买提江·卡斯木。政党新疆人为此感到欢心鼓舞时，这个临时凭凑起来的联合政府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当局缺乏诚意，联合政府流产，艾合买提江·卡斯木等三区方面的首脑回到了伊宁。１９４９年在原苏联斯大林的挑停下，拥兵割据的三区临时政府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实现新疆的和平解放，可是艾合买提江·卡斯木等５名三区方面的领导在赴北京参加全国一次政协会议途中莫名其妙的遇难，于是十来万三区革命者突然群龙无首。紧接着王震借助全国性的红色恐怖，在全疆一面遣散民族军将士，一面大范围严厉镇压维吾尔民族的社会上层人士（三反五反和土改），从肉体上将大量的维吾尔民族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商人、地主以及宗教高层神职人员清除殆尽。

在新疆扩大化地实行红色恐怖政策和借机实行民族迫害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胡子去世了，临终遗言竟然要将其骨灰撒向天山。到最后，中国政府还真的默许了这个严重违反人性的荒唐致极的“遗言”，将一个仇恨新疆维吾尔民族的汉族人的骨灰，强行撒向了一千多万穆斯林世世代代饮用水的源头——天山，又一次从精神上无耻地凌辱了维吾尔民族的感情，粗暴地强奸了维吾尔民族的意志，同时也使一千多万虔诚的新疆穆斯林陪绑，被迫破戒天天饮用这些被污染的不清真的生命之水。恐怕屠杀了６００万犹太人的希特勒，也没有想出如此歹毒的摧残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绝招吧？

以后继续一贯围堵和迫害维吾尔民族文化，实行野蛮民族同化政策的大汉族主义分子龙树金、汪峰和王恩茂就不提了，就说说这位长期坚定地实行“稳定压倒一切”政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王稳定"吧。“王稳定”主政新疆的十几年以来，以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为纲（与文革时期盛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如出一辙），借口新疆零星的一些恐怖案件和少数民族干部群众正常存在的起码的民族意识，对土著民族实行了全面的民族同化、文化围剿、语言霸权、意识形态强加和遏制民族经济发展的高压政策，搞得新疆大汉族主义盛行，维吾尔民族社会万马齐暗，民族人士敢怒不敢言，民族干部出卖灵魂钻营官场，一般群众思想麻木颓废，维吾尔人聚居的南疆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维吾尔农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甚至那些长期从事民族语言翻译工作的汉族翻译们，都感到自己在新疆受到了同胞的排挤和嫌弃。实际上，“王稳定”嘴里和手里“维护稳定”这个“万能药”，名副其实地成了打压和禁锢维吾尔人人身和思想自由的大棒，想打谁就打谁，想灭谁就灭谁，维吾尔人不能有民族意识，维吾尔人不能有正当的利益诉求，维吾尔人不能研究自己的历史，维吾尔语学校不能用自己的语言授课，维吾尔干部不能批评某些汉族干部的盛气凌人和贪污腐败现象，维吾尔人甚至不能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野鸽子》事件），不能出版自己历史学术著作（批判三本书事件），不能举办自己的麦西来甫——民间歌舞聚会（弹拨尔事件）。如此的高压政策最后只能导致物极必反，甚至是官逼民反，实际上，“王稳定”稳定新疆的十几年，恰恰正是新疆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比较严重的十几年。

发展新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的确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依法严厉打击恐怖主义和正确处理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同样无可非厚，但是为了“王稳定”“制造”出来的极少数恐怖主义活动和逼出来的少数民族逆反心理，竟然裹胁无辜的一千多万维吾尔大众陪绑{事实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维吾尔人同样坚决地反对三种势力），使依法严厉打击“三种势力”的政治斗争，变成了打压全体维吾尔社会的“民族清剿”运动，使“稳定压倒一切”成了套在全体维吾尔人头上挥之不去的“紧箍咒”。反恐等反对三种势力斗争扩大化，实现民族融合的政治思想工作强制化，新疆就稳定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维吾尔民族是一个很现实的民族，绝大多数的维吾尔人思稳定、求富足、盼发展，梦想着自己的生活质量蒸蒸日上，幻想着真正得到祖国富强与复兴的实惠，憧憬着民族文化（包括宗教信仰和语言）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而正常发展，自己也像周围的汉族人一样有尊严地生活。在日益认同祖国的同时，也希望祖国不要丢弃他们，更不要让他们失去有限的一点自由。所以，当听到胡锦涛总书记在新疆代表团强调“发展是新疆的第一要务”时，许多维吾尔知识分子激动得热泪盈眶，俨然有某种重新得到解放的感觉。新疆某报社的一位中层维吾尔干部看到电视实况直播时，几乎是流着热泪看完的，晚上我们在一起喝酒聊天时，他说起此事仍然眼含热泪。是啊，因为这意味着“王稳定”的“稳定压倒一切”为纲的政策就要寿终正寝，谋求各民族经济文化的科学和谐发展，将成为我们党新疆工作的重心。维吾尔人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但是自建国以来，维吾尔人的竞争力一直被认为地压制着，说穿了，就是被国家主体民族的不信任或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情结和既得利益压制着，以前是王胡子以打击民族叛乱的名义压制，现在是王乐泉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名义压制。总书记最近这个相当具有针对性的一话句，也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切中了新疆的时弊：“发展是新疆的第一要务”，使新疆的全体维吾尔人重新看到了希望。但愿我的同胞们从此抬起头来，恢复自信，以其旺盛的竞争力，奋勇搏击于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因此，我们维吾尔知识分子激动得都不敢相信自己眼睛和耳朵了，不得不再重新核实一下：“胡锦涛总书记，发展是新疆的第一要务这句话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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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1：希望网友们理智地议论新疆问题
自从上了这个网站(维吾尔在线论坛)之后，特别是通过所谓王力雄先生有关新疆问题的一些帖子，发现这个网站广大的汉民族朋友和一些本民族的网友被他所谓真实的言论误导了，感到我必须说点儿新疆的真实问题。新疆目前的主要社会矛盾实际上不是所谓的民族问题（包括东突恐怖问题、也不是维吾尔民族整体具有分离倾向），而是社会经济、汉族移民与土著民族和地区发展严重失横问题。

维吾尔民族目前实际上就是当地最主要的土著民族之一，而新疆虽然地大物博，自然和社会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但自然环境就是这么脆弱，只占区域面积10%的所谓绿洲承载了100%的居民，每平方公里人均208人（这还是十几年前的统计数字），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由于水资源的极度缺乏和可耕地数量的有限，绝对容纳不下更多的人口（目前新疆实际人口早已超过了两千万，现在应该是两千五百万），受到自然法则的制横，所以新疆目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是人地矛盾，人和自然的矛盾。高度的城市化水平也许可以改变这种生存危机，但归根到底这个城市化水平还是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水资源问题。对庞大的天山冰川的过度开发最后只能导致温室效应，从根本上摧毁人类的生存环境。而油气资源的过度开发只能用同量等级的水资源进行填充，不然会导致“天塌地陷”。所以中央将新疆作为油气资源的战略开发基地本身就是错误的，这将从根本上进一步加剧弱化新疆人类得以继续生存的基础，所以，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说，适度把握油气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就成为我们不得不考虑的关系两千多万新疆各族人民子孙后代命运的现实问题。所以，我天天都在祈祷我人民海军真正壮大势力，大力发展航母等全球战略威慑能力，真正能够抗衡美国的压力和遏制行为，尽量减轻新疆直面的油气资源过度开发的压力。这应该是自治区党委首先考虑的关系新疆各族人民千秋万代的最大民生问题。

但是，新疆领导人的现实问题却根本不与这种理念打界，反而唐而皇之地纠缠于所谓“东突”问题，不顾南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提出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并以所谓的“东突”问题作为考核各级领导干部政绩的唯一标准，这简直就是糊弄老百姓。那么我们就退一万步，看看所谓“东突”问题到底有多么严重吧；自从塔塔尔人在原沙俄于18世纪提出“泛突厥主义”理论以来，所谓“东突”的影子就一直影响着新疆的一些民族人士，但近二百年来也没有形成什么大的气候，虽然当时维吾尔民族的确好几次具有很好的独立机会。我们民族的精英人物早就审时度势，发现在中俄两大民族的夹缝中实现独立，只能投靠一方，而当时投靠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是死路一条（新疆不同于外蒙古）。况且上世纪3、40年代进一步发现并明确，维吾尔民族与印度一样，历来就属于东方文化的范畴，跟曾经在历史上落后于我们的沙俄草民根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所以我们民族精英人物的明智选择是非常英明的，再一次显示了我们祖先的《福乐智慧》所揭示的聪慧。我们的精英人物不是傻瓜，他们具有更深层次的历史考量，这也是我父亲作为三区革命民族军一名普通战士临终前告戒我的一句大实话。而这个世纪元年前后的一系列的所谓“东突”事件和“分裂”言论，本质上就是维吾尔民族的一些激进分子对解放以来政府反人道的过“左”行为（包括文革等历史文化倒退，严重羞辱维吾尔传统文化和民族感情）的报复和反弹，因为他们忍受了太长时间的文化羞辱和民族同化，需要一个哪怕是不正常的发泄途径和方式。而那些境外各种敌对势力的影响只是一些外因罢了。

文化的多元共存本来就是人类文明历史的真实反映，也是新疆（西域）几千年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现实，更是将来所谓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延续自己独特文化的必然诉求，因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更何况维吾尔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民族，本来就是所谓中世纪世界文明中心——中亚文明的具体承载者，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并十分荣欣地成为所谓“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具体传承者，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维吾尔民族的先民向东方传播了“衣食父母”——小麦和棉花的种植技术。这样一个在欧亚大陆充当东西方文化传播使者的民族，应该具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可是在上个世纪我们一再被俄罗斯和汉两大民族欺骗与羞辱，民族解放运动的目的不是一个集权政府玩弄一个弱小民族整体智商的资本，民族区域自治也不是同样一个集权政府玩弄一个弱小民族的遮羞布。而被无耻欺骗的这个民族的一些过激分子闹腾那么两下子，并没有代表民族整体的真实意愿，这有什么可以感到奇怪和不理解的呢？在一个法治国家，这些行为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还是那句话，恺撒的归恺撒的，罪犯的归罪犯的，该怎么处置都是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完全没有必要将整个民族牵扯进去赔罪。所以，大国博弈，吃亏和倒霉的往往都是被夹在中间的弱小民族，民族平等也往往是他们挂在嘴边的华而不实的辞藻，而这种美丽动听的陈词滥调背后是什么？大家都应该看得很清楚。

然而，我们维吾尔民族是一个很讲实际的民族，更不是一个容易记仇的民族，过去的一页就让它翻过去吧，明天早晨太阳照样升起，空气照样流动，我们照样活着，虽然活得很悲凉很不开心，但毕竟还活着。我绝对相信我们的塔里木母亲依然不会要求很高，但希望吃饱穿暖，有权享受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实惠，200多万失业农民解决重新就业问题，绝大多数民族成员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能够享受优良的教育（包括民族历史文化教育）、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像新疆汉人一样活得有一点儿尊严和自信。

附文2：有了民族情绪就一定不可靠吗？

现在社会上流行这么一个段子：试金子可以用火，试女人可以用金子，试男人可以用女人。在我们新疆应该再加一句：试少数民族干部，可以用“民族情绪”。

在新疆的官场上，或多或少有一个十分可笑而又毫无人性的政治现象，就是几乎所有主管人事和组织工作的汉族干部有一种心理，或者存在一种“潜规则”，具体归纳为，在考察任何一位少数民族干部时，首先关注的是这位少数民族干部有无民族情绪，至于这位少数民族干部的水平和能力，甚至人品问题则是其后考虑的问题。只要认定这位少数民族干部没有民族情绪，就可以大胆提拔使用，而且还可以委以重任。

那么，什么是所谓民族情绪呢？民族情绪就是热爱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化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或自豪感，尽可能地利用一切现有的政策维护少数民族的实际利益，敢于蔑视一些汉族干部在具体工作中自觉不自觉的民族歧视行为，敢于批评某些汉族干部不顾新疆特殊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些伤害少数民族感情的行政行为，敢于提出符合当地少数民族实际利益的行政动议。特别是反感某些汉族干部的救世主心态，不尊重当地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内心里瞧不起少数民族的言行。  

所谓民族情绪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有些少数民族干部对前些时期在反分裂、反恐斗争扩大化，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出现过左行为时提出异议（对于这种少数民族干部立刻和事后已经免职或提前退休、退居二线），或表现不太积极，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态度暧昧”，平时敢于议论某些汉族干部的民族歧视言行，对一些实际存在的民族不平等问题表示不满，经常提到南疆贫苦百姓如何贫穷，埋怨当地政府只顾稳定工作、却不管脱贫和发展经济工作，指责党政不分和党委包办一切行政事物现象，行政权利实际上被汉族书记控制、少数民族行政主官没有实际权利现象等。　　　　　　　　　

总之，只要少数民族干部与上述情况一沾边，就立刻失去组织人事部门的信任，得不到提拔使用。而一些才能平庸，不学无术，人格残缺，但善于伪装表现自己，善于钻营，毫无民族自觉感，甚至欺压同胞，授受贿赂，大赚同胞血汗，恶贯满盈，坏事做绝，民怨极大的所谓少数民族干部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我们新疆人都知道这么一件事，自治区原副主席玉素甫·艾沙先生是一位才能出众，敢于说话，为民敢办实事的优秀少数民族高级干部。据说当时中央拨来一笔数目不菲的支持南疆农田水利建设的专项资金，当时主管农业的玉素甫·艾沙副主席立即批转了有关部门。可事后他发现这笔巨款被自治区党委某书记批示挪用，“借给”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某各项目。玉素甫·艾沙副主席二话不说，不顾与这位书记结怨的可能，立即去银行将这笔巨款追了回来，但他如此的“不听话”行为，的确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结果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自治区副主席，不仅没有荣升主席，反而就干了一届副主席，直接进了人大“养老”。

这恐怕是反映新疆少数民族干部民族情绪的典型个案吧。对这件事情，当地的汉族一般不是正常地理解为如何纠正违纪行政的问题，而是理解为这位少数民族干部有严重的民族情绪，甚至理解为这位少数民族干部具有民族分裂倾向，而打压民族分裂的苗头在新疆则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无论谁跟这个粘上边儿都是要倒霉的。这种思想逻辑，无形之中就给当地少数民族干部以很大的心理压力，从此不敢放手大胆积极地进行开拓性的工作，造成新疆少数民族干部唯唯诺诺，碌碌无为，只求平安的消极心理。

众所周知，民族情绪是一个正常人应该具有的起码人性，民族情绪是一个正常人生于俱来的起码人味。一个人首先应该爱家，然后是爱自己的民族，然后再是爱祖国。我相信所有的汉族母亲都是把自己的孩子当作汉族人来生育的，绝不可能希望自己生的孩子变成日本人或汉奸。一个敢于随便出卖自己民族或所属团体利益的“少数民族干部”，难道就不能出卖党国的利益吗？还是诸葛亮等中国历史上的贤士伟人们英明，对于叛徒利用完了立即斩首，不留后患。如果一个人不爱自己的民族，并时刻隐瞒和随便放弃自己的民族属性，那么这个人还能被称为人吗？

当然，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明白，所谓的民族情绪也不能无限地放大，发泄或表达自己的民族情绪也应该有个度，不然物极必反，会使民族情绪发生变异的。而在具体的工作时时处处刻意表现民族情绪，消极怠工，是无法做好任何事情的。所以我们提倡56族共和，本着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各民族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