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兵团农二师门户网站 http://33t.nes.gov.cn/10054/10054/10000/2013/78005.htm
发表时间：2013-06-10
新一轮援疆首批三年即将画上句号，三年中，在一批批援疆人的无私奉献下，在一个个援疆项目的落成剪彩下，承德市对口支援三十三团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三年来，承德市在资金、项目、人才、科技、产业等方面给与我们大力支持，在此，我们怀着一种感恩的心记录三年中承德市援助三十三团的点点滴滴。
资金援疆，加大资金保障力度
承德市在河北省统一筹措援疆资金的基础上，每年按上年度地方财政一般性预算收入的0.1%筹措资金作为支援33团专项资金（每年600万元左右，五年3000万元左右）。积极组织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民营企业募集资金参与对口支援工作。在援疆干部桑爱民的协调下，承德市隆化县拿出援助资金30万元完善了33团医院的医疗卫生器械，给全团职工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截至目前，承德市在项目、人才等方面共完成援助资金1500余万元，给与对口支援33团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力度。
项目援疆，突出民生，助推三十三团“三化”建设快速发展
为保证对口支援三十三团工作取得佳绩，承德市制定了五年项目支持计划，根据计划分批建设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生态广场、垃圾处理厂、人饮水厂以及新塔里木垦区养老院项目。
第一批援助项目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总投资900万元，总建筑面积5000余平方米，五层框架结构，该项目于2011年7月开工建设，于2012年8月完工，并于当年10月通过由承德市发改委、住建委、财务局、审计局等组成的联合验收小组验收合格。
第二批援建生态广场项目，总投资800万元，建设及绿化、景观、广场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广场，目前正在紧张的施工中，建成后该广场将成为塔里木垦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既显示了三十三团完美的城镇化风貌，更彰显了承德市对口支援33团的丰硕成果。
在前两批援疆项目取得成效的同时，积极运作，筹划第三批及后续援建项目的前期工作，争取利用五年的时间完成所有援建民生项目，力争加快三十三团“三化”建设步伐。
人才援疆，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进行人才支持，强化干部、人才培养，建立干部、人才交流长效机制。承德市根据三十三团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建设中管理型人才匮乏以及医疗、卫生人才整体水平不高，学校管理和教师教学经验相对落后等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承德市教育和人才优势，以点带面开展人才援助工作。一是强化干部人才培养，建立干部交流机制。围绕团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利用干部援疆、双向挂职等方式大力培养和选拔优秀人才，全面提高33团人才队伍整体素质。二是建立对口支援33团人才库，定期选派一批高素质人才赴33团，为其提供技术、人才支持。三是除河北省统一培训计划外，充分利用承德市教学理论，选派中小学优秀教师，对33团进行对口支援，并安排33团教师到承德进修。四是除河北省统一培训计划外，定期选派妇产科、骨科、检验科、急诊、普外科等方面专业人员对33团进行对口支援，并安排33团医护人员到承德市医院科室进修。
截至目前，通过援疆干部桑爱民的协调，承德市与33团在教育、医疗、农业和经营管理等多个领域的人才交流就多达130余人，在承德市人才援助的”传、帮、带“的推进下，三十三团人才队伍素质得到了提高，为三十三团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队伍建设的支持。
规划援疆，加大城镇规划力度
承德市城乡规划局多次到33团进行实地考察，针对33团地域特点、人文特色、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为我团编制33团城镇总体规划，命名为承德新区，承德新区整体规划按照行政区、住宅区、休闲区、商务区和教育区五个功能区域打造，是33团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援疆项目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新区生态广场均坐落于此，该规划通过了师建设局组织，自治区、兵团、巴州、农二师组成的专家团评审。城镇规划起点高、特色突出、全面科学、发展支撑点详细。为三十三团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强力的规划支持。
三年来，在一批批燕赵人的辛勤努力下，在3000公里外天山脚下的33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疆冀两地架起了有意的桥梁，在这里必将会绽放援疆幸福之花。（王元朕）
星期五, 2月 28, 2014
菊尔•伊力哈木：我的父亲伊力哈木•土赫提
来源：美国之音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interview-illham-20140219/1854617.html
更新时间：19.02.2014 15:38
华盛顿 — 中国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遭到刑事拘留已经超过35天，家属及律师仍然没有获得任何通知。伊力哈木的女儿菊尔·伊力哈木(Jewher Ilham)最近在自己的推特上为父亲的自由进行公开呼吁，星期三她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专访时说，与父亲同时被捕的两名维族学生的家属已经接获通知，他们被关押在乌鲁木齐，因此她与家人猜测，父亲应该也被关在那里。
菊尔·伊力哈木说，她星期二晚上才与北京的家人通电话，目前还是没有收到官方给的任何通知。菊尔说，她的父亲行事温和，从小就教她要和汉族同学和平相处，不要起冲突，记住自己是维吾尔人，但不要总是强调维汉之间的区别。
菊尔说，自己从小在北京长大，同学都是汉人，父亲常提醒她，也会告诉自己的学生，行事不要冲动。菊尔说，父亲经常给他们说维吾尔的历史，但是从来没有提到暴力解决或分裂问题，“从来没有，一次都没有”。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1月25日在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伊力哈木•土赫提与境外‘东突’势力勾结，利用互联网鼓吹‘新疆独立’，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
菊尔说，父亲的网站“维吾尔在线”是开放式的，许多网友也可以发帖，如果有一些含有恶意的发帖，都会遭到父亲删除。菊尔说，父亲在教书之余，没日没夜地经营这个网站，就是希望提供大家讨论发帖的空间，希望能帮助维吾尔人。
19岁的菊尔是在去年来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进修，校方对她父亲的处境也非常关注。上周日菊尔和学校教授在学校播放了一部电影“对话”，里头提到中藏关系，以及有关她父亲的15分钟片段。会上也展示了要求当局释放其父亲的联署书。
菊尔表示，以前父亲不希望她太过介入这些事，自己对父亲在维吾尔社区的影响力也不太了解，现在她除了对父亲有更多的敬佩，也对各界的支持和营救努力表达感谢。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interview-illham-20140219/1854617.html
更新时间：19.02.2014 15:38
华盛顿 — 中国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遭到刑事拘留已经超过35天，家属及律师仍然没有获得任何通知。伊力哈木的女儿菊尔·伊力哈木(Jewher Ilham)最近在自己的推特上为父亲的自由进行公开呼吁，星期三她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专访时说，与父亲同时被捕的两名维族学生的家属已经接获通知，他们被关押在乌鲁木齐，因此她与家人猜测，父亲应该也被关在那里。
菊尔·伊力哈木说，她星期二晚上才与北京的家人通电话，目前还是没有收到官方给的任何通知。菊尔说，她的父亲行事温和，从小就教她要和汉族同学和平相处，不要起冲突，记住自己是维吾尔人，但不要总是强调维汉之间的区别。
菊尔说，自己从小在北京长大，同学都是汉人，父亲常提醒她，也会告诉自己的学生，行事不要冲动。菊尔说，父亲经常给他们说维吾尔的历史，但是从来没有提到暴力解决或分裂问题，“从来没有，一次都没有”。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1月25日在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伊力哈木•土赫提与境外‘东突’势力勾结，利用互联网鼓吹‘新疆独立’，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
菊尔说，父亲的网站“维吾尔在线”是开放式的，许多网友也可以发帖，如果有一些含有恶意的发帖，都会遭到父亲删除。菊尔说，父亲在教书之余，没日没夜地经营这个网站，就是希望提供大家讨论发帖的空间，希望能帮助维吾尔人。
19岁的菊尔是在去年来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进修，校方对她父亲的处境也非常关注。上周日菊尔和学校教授在学校播放了一部电影“对话”，里头提到中藏关系，以及有关她父亲的15分钟片段。会上也展示了要求当局释放其父亲的联署书。
菊尔表示，以前父亲不希望她太过介入这些事，自己对父亲在维吾尔社区的影响力也不太了解，现在她除了对父亲有更多的敬佩，也对各界的支持和营救努力表达感谢。
汪立珍：美国著名满学家、清史专家柯娇燕教授谈满学与清史
作者：汪立珍，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来源：《满族研究》（沈阳），2010年第3期，第97—100页
http://www.iqh.net.cn/info.asp?column_id=6023
摘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汪立珍，就当今世界有关满族历史、满语、清史等问题，采访了美国著名满学家、清史专家柯娇燕教授。柯娇燕教授认为学习满语很重要，清乾隆时期将满文标准化、简单化，而只有在民间满族人使用的满语才是真正的满语。所以，柯娇燕教授认为目前保护好存留的满语非常重要，她还对满族史和清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介绍了美国学者的观点。
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1955生，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历史系教授，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特长是清史、满族史、中国近现代史、比较历史和全球史，掌握英、汉、日、韩、德、法以及满语、蒙古语等多种语言文字。曾获古根海姆学者奖（Guggenheim Fellowship），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出版专著主要有：《满族》，1997年美国出版，2001年美国再版，2003年翻译成西班牙语；《半透明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身份认同》；《孤儿勇士：三代满族人与清世界的结束》；《全球史》、《全球社会》、《不中庸》等多部。
2009年8月———2010年8月，我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与柯娇燕教授学习满语文、清史等，2010年4月29日，我就当今世界有关满族历史、满语、清史研究中的一些焦点问题，专门请教了柯娇燕教授，她从世界的角度，对满族历史、满语、清史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独特而精辟的观点和看法。
1．你作为美国学者是如何把满族史、清史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汪）
我上大学期间，最亲密的朋友是从中国香港及马来西亚来到美国的华人，他们喜欢讲广东话，我也渐渐听懂广东话。从此，我渐渐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研究生、博士学习期间就读于耶鲁大学，指导老师是美国著名的清史学家史景迁，在他的引导下，我开始从事中国清史研究。在美国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一般都要学清史，不学清史大家觉得很奇怪。而从事清史研究的学者，一般都要学满文。研究生期间，在我的导师推荐下，我来到到哈佛学习满文，老师是美国著名的满学家JosephF．．Fletcher。从这个时候起，我渐渐开始掌握满文，能够阅读满文文献。
2．你是美国著名的满族史、清史研究专家，出版了《满族》（英文版）、《半透明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身份认同》（汉文版）等多部关于满族历史的论著，你是如何看待满族史和清史的？（汪）
我开始从事清史研究的时候，发现从事清史研究的美国学者，普遍认为清朝继承了明朝的体制和制度，是明朝体制、传统的继续，所以提到清朝历史都加明清历史，他们重视明朝体制、传统在清朝的继续发展，而不看其他方面。研究清史的美国学者认为，满族进驻中原持续了近300年，他们很早开始学习中原汉族文化，这是满族来到中原的好处，他们很聪明，很快的掌握了中原汉族文化。但是，清朝在体制等方面继承明朝的并不多，我认为明清在体制、传统等方面是小同大异。中国文化不是固定的，而是不停地改变，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移民文化，唐朝文化和突厥人以及从中亚来到中原的民族有密切关系，我们看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化，如，宋、明文化不是一样的，所以我还是决定研究清朝的八旗驻防，从事这个方面研究的外国学者，我不是第一个，一个叫kaye Soon Kim的韩国人很早写了此方面的论文。我开始研究时，看到八旗人的生活和普通的中国人不一样，这与人的语言、外貌等无关，而与他们内在的心理认知有关系。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欧洲对民族界定的基本条件，不是绝对以语言、宗教、居住地、祖先等为衡量标准，而是以人们内在的心理认知为基本前提，而这个时期，中国衡量民族还是用以前的条件，如，宗教、地域、语言、经济等因素作为标准。综合考虑东西方界定民族的观点，我发现我们的学术研究视野改变了很多，我自己从事八旗驻防文化研究，我认为八旗驻防文化不是满洲人早有的文化，他们是移民，在理论上看他们的文化、经验，要以移民的特点为基础，当然美国及中国各地移民的共同性是，他们的文化、风俗不完全和他们的祖先一样，这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认知以及他们与周边民族的区别。
3．你在1997年出版了《满族》（英文）一书，你在书里为什么把清朝界定为大清帝国？
我们历史学者的责任是用事实看历史，我们看历史的方式，不是通常的民族、国家的方式，而是与文化、经济等元素相关联的。我把清朝界定为帝国是有原因和事实依据的。我们看看事实吧，我们说大清时候当然知道这是帝国，首先，因为有皇帝，皇帝不是一个人而已，皇帝是政府的一种，是一个制度，有皇帝有朝廷，有法律尊敬皇帝的权利，有皇帝的制度，就是一个帝国，这是帝国的特性之一；其次，清朝的政府构造很特别，我认为清朝实际上有3个政府管理体系，最早的也是第一个政府管理体系是蒙古衙门，蒙古衙门是他们跟外界往来的职能部门，他们往西走的时候，进一步接近中国明朝的地方机关，他们学习了明朝政府设置，然后把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第二个政府管理体系是八旗，努尔哈赤、皇太极都是用八旗制度控制人口，所以说八旗是第二个政府管理体系；第三个政府管理体系是从明朝沿袭下来的的管理体制。所以说清帝国包括了3个政府管理体系，这是帝国的特性之二；还有，他们控制的地域非常广大，清朝在历史上控制了很多在文化上不同的地方，他们的疆域极其辽阔，这是帝国的第三个特点。
4．近年来不断有一些中国、韩国的博士后或访问学者，主动与您联系，希望与你学习满文、满族历史和文化，你为何保持这种满语教学传统？你的满语教学方法很好，跟你学习不到半年，就能基本看懂满文，你的教学方法与一般的满语教学方法相比有哪些突破？
保持满文教学传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很重要的。第一，现在有好多从事清史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要研究清史一定看满文材料，我自己有这个技术，如果从国外来的学生到美国来和我学习满族史、满族文化，不是研究生的话，就不用讲授基本的历史内容了，可以加新的技术，那就是看满文文献，这是我们从事清史、满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都必须作的，作为清史研究者，我很愿意把这项工作传承下去。第二，这对我个人也有好处，我们在一起学习满文历史文献、阅读满族民间史诗《尼桑萨满》的过程中，我也重新温习满文，这对我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我的教学方法重视满语语法以及具体满文文献的实践阅读，比方说，我在教学中，缩短语音教学时间，增加实践阅读机会，让学生接触实际满文材料，通过查字典的方法阅读、认识满文，在实际阅读满文文献中掌握满文，我认为语法是最重要的，在阅读中让学生掌握语法规律，先看动词，再看介词，最后看名词。这样就能很快地阅读满文文献，在阅读中学习、了解、掌握满文。
我们要说清楚，我们现在学习和阅读的是清朝的满文，清朝的满文很特别，因为乾隆皇帝希望清朝满族人都学满文用满文，所以他让一些满族学者把满文标准化，而标准的满文是简单的，这样人们可以很快的学习满文，认识满文，阅读各种官方满文材料。现在有大量的满文资料保存在世界上，我们研究满族文化、清史要看这些材料。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教学方法，那就是应该快、简单，也就是我在前面讲过的，要重视语法，在实际阅读实践中学习提高满文。
5．满语曾经是清朝的国语，使用了近300年，而今天在中国会讲满语的人极少，只有在黑龙江省的偏远满族聚居地区还有一些年长的满族老人能讲满语，满语的确处于濒危状态，您作为满族史、清史专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对于我们从事满族史、清史的学者来讲，教研究生的时候，首先要求研究生先学中文，会讲中文，然后学习满文。因为我们到中国做研究，首先用到的是中文，然后是满文。看满文材料非常重要，但是讲满语不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到中国的时候碰见一个只能讲满语的人不可能。对于我们研究清史的人来说，满语包括满文最大的价值是，乾隆政府18世纪把满文标准化、简单化，我们知道那不是真正的满语，那不是人们使用的满语，没有地方性，真正会讲满语的旗人，如果用他们使用的方言写东西，这在地方行不通的，因为皇帝会批评他们为什么不使用标准的满语。现在我们知道满族人在民间使用的满语是真正的满语。
所以说，目前在中国黑龙江省一些地区保留的民间满语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把现在一些地方讲的满语，和18世纪的满文材料进行比较，看看清朝皇帝政府在18世纪把满语改变多少，这对我们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好处。总之，所有的人类语言只要能保护下来的，我们都要保护，因为这是人类的思想法，很多认为人类的思想保存在语言里，如果人们使用的语言不存在了，我们不能接触人类的思想。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过去的人类语言多半都消失了，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那就是历史的发展轨迹。满语运气很好，现在保留下大量满文资料，还有会讲满语的人，还有锡伯族讲的满语方言还在使用，在中国、美国还有教满语学习满语的人，满文满语还在，当然要保护。
我认为，现在民族认同和语言没有多大的关系，比如，在美国，认同共同体很多，如亚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非洲美国人，很多很多，他们都讲英文，在学术上我们已经好久不是依靠语言来识别民族，也不是依靠服装、居住地等现象，而是要看文学、民间风俗，最重要的是要看历史，一个民族和历史的关系，一个民族成员和民族共同体的关系以及民族内在的自我认知，语言对民族认同当然有影响，但不是很重要的，我们都是人，我们可以说同一种语言，尽管我们说同一种语言，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无论哪一种语言都可以表达你的思想。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人类的成就、经验，当然我们要接触出多种语言。我们要了解人类的思想有多少不同的样子，没有语言我们就不知道。
现在美国常常强调人类认同多样性，如，欧洲以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等多个国家，现在成立欧洲联邦政府，假如你是德国人的话，你现在可以说我是德国人，也可以说是欧洲人，所以说，现在人类的认同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多样化的。同样，如果你是满族，你的认同包括满族人，中国人，亚洲人，等等，这些都是你的认同，不是一个而是多个。现在世界上的每个国家渐渐都承认多种民族认同观。
6．你的《满族》一书，写作思路和材料非常开阔丰富，你完全把满族放在世界的舞台上来写，其中提到很多重要的问题，如，“塔塔尔”一词的国际意义、满族和朝鲜族的关系等等，你是如何获得这些信息和资料的？
我大学期间开始学习中文、日文，研究生期间学习了满文，后来我又学习了法文、德文、俄文、韩文、蒙文，这些语言的掌握，对我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我可以查看不同的材料。用不同语言记载清朝历史的资料非常丰富，中文、日文、法文、德文、俄文、韩文、蒙文都有。
“塔塔尔”这个概念是欧洲人的说法，欧洲人不太熟悉中亚以及中国早期北方民族的关系，他们认为那些地处边疆的民族进入中原，建立帝国，统治中国，这些人就是“塔塔尔”，实际上，塔塔尔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上早有记载，如，旧唐书里就有这个称呼；明朝的时候住在辽阳的明官人，他们叫女真人一部分为鞑子，女真人叫蒙古人为鞑子，也有达达，在黑龙江也有鞑鞑这个名字，达达这个名字很早就有的，后来在不同的地方也出现，形成不同的说法，有时候他们自己称自己为达达，但是常常是别人称呼他们为达达。
满族和朝鲜族的关系非常密切。在美国研究清史的，都会用朝鲜实录。清代朝鲜李朝（1391－1910）实录稿主要是以汉语的文言文为基础，有的时候，朝鲜语的语法秩序不是完全和中文一样，如果你学习了汉语文言文，可以看朝鲜古代书稿，如果看现在韩国的学术作品，当然要学韩文。
7．当代美国的满学和清史研究有什么特点？
现在从事清史研究的一些美国学者强调新清史，我对这个观点有些异议。新清史的主要观点是：一是，清朝是满族帝国，你要了解满清帝国的行为或看法，要先了解满族文化；二是，要了解满族文化，先了解阿尔泰文化。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要了解大清帝国，要先了解大清帝国的3个政府管理体系。新清史是要建立以满族为中心的历史，我觉得这是个错误。还有，他们认为了解满族文化先要了解阿尔泰文化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我觉得事实上没有阿尔泰语系，我们知道阿尔泰语言之间有关系，但是他们的关系是横的，因为他们在经济贸易等方面发生联系，在语言上互相影响，他们的词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区别，我们仔细分析他们的词汇区别，我们知道他们本来不是一个民族，没有一个本来的阿尔泰民族。但是持有“新清史”观点的学者认为，第一，要了解大清历史，先了解满族文化，阿尔泰文化，但是事实上没有阿尔泰文化。我觉得满族文化很重要，当然要了解，但是不必发明阿尔泰这个很大的历史文化概念，也不要美化它。他们认为满洲文化不够大，不够古老，要说阿尔泰，因为阿尔泰文化悠久古老，亚洲、欧洲每个地方都有关系，所以他们说看清史要看满洲文化，阿尔泰文化。我自己认为不对，第一，这不是很重要了，也没有这个历史意义了。第二，我们看旗人是移民，当然他们学地方文化没有什么特别，也不能说他们完全变成汉人，因为他们还有自己的看法。我不是从事新清史研究的。我的观点和他们有很大不同。我不同意他们的历史分析，他们特别重视满洲文化，不愿承认满洲文化改变了，中国文化不停地改变，当然满族文化也不停改变。我认为满洲文化在中国属于大清帝国国，我认为文化是真的、重要的，文化对历史有影响的，因为所有的帝国是超文化的，满族文化、满族史是清史的一部分，清史的文化内涵很广泛，包括蒙古族、突厥、汉族，甚至还有天主教的文化也包括在大清帝国，大清帝国文化很丰富，我的《半透明镜》（已经在中国出版）一书的基本概念是：按照皇帝自己的理论，帝国包括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历史，皇帝自己在文化上面的，皇权没有文化内容，皇帝自己代表一种文化。
来源：《满族研究》（沈阳），2010年第3期，第97—100页
http://www.iqh.net.cn/info.asp?column_id=6023
摘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汪立珍，就当今世界有关满族历史、满语、清史等问题，采访了美国著名满学家、清史专家柯娇燕教授。柯娇燕教授认为学习满语很重要，清乾隆时期将满文标准化、简单化，而只有在民间满族人使用的满语才是真正的满语。所以，柯娇燕教授认为目前保护好存留的满语非常重要，她还对满族史和清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介绍了美国学者的观点。
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1955生，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历史系教授，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特长是清史、满族史、中国近现代史、比较历史和全球史，掌握英、汉、日、韩、德、法以及满语、蒙古语等多种语言文字。曾获古根海姆学者奖（Guggenheim Fellowship），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出版专著主要有：《满族》，1997年美国出版，2001年美国再版，2003年翻译成西班牙语；《半透明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身份认同》；《孤儿勇士：三代满族人与清世界的结束》；《全球史》、《全球社会》、《不中庸》等多部。
2009年8月———2010年8月，我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与柯娇燕教授学习满语文、清史等，2010年4月29日，我就当今世界有关满族历史、满语、清史研究中的一些焦点问题，专门请教了柯娇燕教授，她从世界的角度，对满族历史、满语、清史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独特而精辟的观点和看法。
1．你作为美国学者是如何把满族史、清史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汪）
我上大学期间，最亲密的朋友是从中国香港及马来西亚来到美国的华人，他们喜欢讲广东话，我也渐渐听懂广东话。从此，我渐渐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研究生、博士学习期间就读于耶鲁大学，指导老师是美国著名的清史学家史景迁，在他的引导下，我开始从事中国清史研究。在美国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一般都要学清史，不学清史大家觉得很奇怪。而从事清史研究的学者，一般都要学满文。研究生期间，在我的导师推荐下，我来到到哈佛学习满文，老师是美国著名的满学家JosephF．．Fletcher。从这个时候起，我渐渐开始掌握满文，能够阅读满文文献。
2．你是美国著名的满族史、清史研究专家，出版了《满族》（英文版）、《半透明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身份认同》（汉文版）等多部关于满族历史的论著，你是如何看待满族史和清史的？（汪）
我开始从事清史研究的时候，发现从事清史研究的美国学者，普遍认为清朝继承了明朝的体制和制度，是明朝体制、传统的继续，所以提到清朝历史都加明清历史，他们重视明朝体制、传统在清朝的继续发展，而不看其他方面。研究清史的美国学者认为，满族进驻中原持续了近300年，他们很早开始学习中原汉族文化，这是满族来到中原的好处，他们很聪明，很快的掌握了中原汉族文化。但是，清朝在体制等方面继承明朝的并不多，我认为明清在体制、传统等方面是小同大异。中国文化不是固定的，而是不停地改变，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移民文化，唐朝文化和突厥人以及从中亚来到中原的民族有密切关系，我们看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化，如，宋、明文化不是一样的，所以我还是决定研究清朝的八旗驻防，从事这个方面研究的外国学者，我不是第一个，一个叫kaye Soon Kim的韩国人很早写了此方面的论文。我开始研究时，看到八旗人的生活和普通的中国人不一样，这与人的语言、外貌等无关，而与他们内在的心理认知有关系。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欧洲对民族界定的基本条件，不是绝对以语言、宗教、居住地、祖先等为衡量标准，而是以人们内在的心理认知为基本前提，而这个时期，中国衡量民族还是用以前的条件，如，宗教、地域、语言、经济等因素作为标准。综合考虑东西方界定民族的观点，我发现我们的学术研究视野改变了很多，我自己从事八旗驻防文化研究，我认为八旗驻防文化不是满洲人早有的文化，他们是移民，在理论上看他们的文化、经验，要以移民的特点为基础，当然美国及中国各地移民的共同性是，他们的文化、风俗不完全和他们的祖先一样，这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认知以及他们与周边民族的区别。
3．你在1997年出版了《满族》（英文）一书，你在书里为什么把清朝界定为大清帝国？
我们历史学者的责任是用事实看历史，我们看历史的方式，不是通常的民族、国家的方式，而是与文化、经济等元素相关联的。我把清朝界定为帝国是有原因和事实依据的。我们看看事实吧，我们说大清时候当然知道这是帝国，首先，因为有皇帝，皇帝不是一个人而已，皇帝是政府的一种，是一个制度，有皇帝有朝廷，有法律尊敬皇帝的权利，有皇帝的制度，就是一个帝国，这是帝国的特性之一；其次，清朝的政府构造很特别，我认为清朝实际上有3个政府管理体系，最早的也是第一个政府管理体系是蒙古衙门，蒙古衙门是他们跟外界往来的职能部门，他们往西走的时候，进一步接近中国明朝的地方机关，他们学习了明朝政府设置，然后把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第二个政府管理体系是八旗，努尔哈赤、皇太极都是用八旗制度控制人口，所以说八旗是第二个政府管理体系；第三个政府管理体系是从明朝沿袭下来的的管理体制。所以说清帝国包括了3个政府管理体系，这是帝国的特性之二；还有，他们控制的地域非常广大，清朝在历史上控制了很多在文化上不同的地方，他们的疆域极其辽阔，这是帝国的第三个特点。
4．近年来不断有一些中国、韩国的博士后或访问学者，主动与您联系，希望与你学习满文、满族历史和文化，你为何保持这种满语教学传统？你的满语教学方法很好，跟你学习不到半年，就能基本看懂满文，你的教学方法与一般的满语教学方法相比有哪些突破？
保持满文教学传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很重要的。第一，现在有好多从事清史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要研究清史一定看满文材料，我自己有这个技术，如果从国外来的学生到美国来和我学习满族史、满族文化，不是研究生的话，就不用讲授基本的历史内容了，可以加新的技术，那就是看满文文献，这是我们从事清史、满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都必须作的，作为清史研究者，我很愿意把这项工作传承下去。第二，这对我个人也有好处，我们在一起学习满文历史文献、阅读满族民间史诗《尼桑萨满》的过程中，我也重新温习满文，这对我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我的教学方法重视满语语法以及具体满文文献的实践阅读，比方说，我在教学中，缩短语音教学时间，增加实践阅读机会，让学生接触实际满文材料，通过查字典的方法阅读、认识满文，在实际阅读满文文献中掌握满文，我认为语法是最重要的，在阅读中让学生掌握语法规律，先看动词，再看介词，最后看名词。这样就能很快地阅读满文文献，在阅读中学习、了解、掌握满文。
我们要说清楚，我们现在学习和阅读的是清朝的满文，清朝的满文很特别，因为乾隆皇帝希望清朝满族人都学满文用满文，所以他让一些满族学者把满文标准化，而标准的满文是简单的，这样人们可以很快的学习满文，认识满文，阅读各种官方满文材料。现在有大量的满文资料保存在世界上，我们研究满族文化、清史要看这些材料。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教学方法，那就是应该快、简单，也就是我在前面讲过的，要重视语法，在实际阅读实践中学习提高满文。
5．满语曾经是清朝的国语，使用了近300年，而今天在中国会讲满语的人极少，只有在黑龙江省的偏远满族聚居地区还有一些年长的满族老人能讲满语，满语的确处于濒危状态，您作为满族史、清史专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对于我们从事满族史、清史的学者来讲，教研究生的时候，首先要求研究生先学中文，会讲中文，然后学习满文。因为我们到中国做研究，首先用到的是中文，然后是满文。看满文材料非常重要，但是讲满语不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到中国的时候碰见一个只能讲满语的人不可能。对于我们研究清史的人来说，满语包括满文最大的价值是，乾隆政府18世纪把满文标准化、简单化，我们知道那不是真正的满语，那不是人们使用的满语，没有地方性，真正会讲满语的旗人，如果用他们使用的方言写东西，这在地方行不通的，因为皇帝会批评他们为什么不使用标准的满语。现在我们知道满族人在民间使用的满语是真正的满语。
所以说，目前在中国黑龙江省一些地区保留的民间满语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把现在一些地方讲的满语，和18世纪的满文材料进行比较，看看清朝皇帝政府在18世纪把满语改变多少，这对我们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好处。总之，所有的人类语言只要能保护下来的，我们都要保护，因为这是人类的思想法，很多认为人类的思想保存在语言里，如果人们使用的语言不存在了，我们不能接触人类的思想。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过去的人类语言多半都消失了，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那就是历史的发展轨迹。满语运气很好，现在保留下大量满文资料，还有会讲满语的人，还有锡伯族讲的满语方言还在使用，在中国、美国还有教满语学习满语的人，满文满语还在，当然要保护。
我认为，现在民族认同和语言没有多大的关系，比如，在美国，认同共同体很多，如亚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非洲美国人，很多很多，他们都讲英文，在学术上我们已经好久不是依靠语言来识别民族，也不是依靠服装、居住地等现象，而是要看文学、民间风俗，最重要的是要看历史，一个民族和历史的关系，一个民族成员和民族共同体的关系以及民族内在的自我认知，语言对民族认同当然有影响，但不是很重要的，我们都是人，我们可以说同一种语言，尽管我们说同一种语言，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无论哪一种语言都可以表达你的思想。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人类的成就、经验，当然我们要接触出多种语言。我们要了解人类的思想有多少不同的样子，没有语言我们就不知道。
现在美国常常强调人类认同多样性，如，欧洲以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等多个国家，现在成立欧洲联邦政府，假如你是德国人的话，你现在可以说我是德国人，也可以说是欧洲人，所以说，现在人类的认同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多样化的。同样，如果你是满族，你的认同包括满族人，中国人，亚洲人，等等，这些都是你的认同，不是一个而是多个。现在世界上的每个国家渐渐都承认多种民族认同观。
6．你的《满族》一书，写作思路和材料非常开阔丰富，你完全把满族放在世界的舞台上来写，其中提到很多重要的问题，如，“塔塔尔”一词的国际意义、满族和朝鲜族的关系等等，你是如何获得这些信息和资料的？
我大学期间开始学习中文、日文，研究生期间学习了满文，后来我又学习了法文、德文、俄文、韩文、蒙文，这些语言的掌握，对我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我可以查看不同的材料。用不同语言记载清朝历史的资料非常丰富，中文、日文、法文、德文、俄文、韩文、蒙文都有。
“塔塔尔”这个概念是欧洲人的说法，欧洲人不太熟悉中亚以及中国早期北方民族的关系，他们认为那些地处边疆的民族进入中原，建立帝国，统治中国，这些人就是“塔塔尔”，实际上，塔塔尔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上早有记载，如，旧唐书里就有这个称呼；明朝的时候住在辽阳的明官人，他们叫女真人一部分为鞑子，女真人叫蒙古人为鞑子，也有达达，在黑龙江也有鞑鞑这个名字，达达这个名字很早就有的，后来在不同的地方也出现，形成不同的说法，有时候他们自己称自己为达达，但是常常是别人称呼他们为达达。
满族和朝鲜族的关系非常密切。在美国研究清史的，都会用朝鲜实录。清代朝鲜李朝（1391－1910）实录稿主要是以汉语的文言文为基础，有的时候，朝鲜语的语法秩序不是完全和中文一样，如果你学习了汉语文言文，可以看朝鲜古代书稿，如果看现在韩国的学术作品，当然要学韩文。
7．当代美国的满学和清史研究有什么特点？
现在从事清史研究的一些美国学者强调新清史，我对这个观点有些异议。新清史的主要观点是：一是，清朝是满族帝国，你要了解满清帝国的行为或看法，要先了解满族文化；二是，要了解满族文化，先了解阿尔泰文化。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要了解大清帝国，要先了解大清帝国的3个政府管理体系。新清史是要建立以满族为中心的历史，我觉得这是个错误。还有，他们认为了解满族文化先要了解阿尔泰文化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我觉得事实上没有阿尔泰语系，我们知道阿尔泰语言之间有关系，但是他们的关系是横的，因为他们在经济贸易等方面发生联系，在语言上互相影响，他们的词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区别，我们仔细分析他们的词汇区别，我们知道他们本来不是一个民族，没有一个本来的阿尔泰民族。但是持有“新清史”观点的学者认为，第一，要了解大清历史，先了解满族文化，阿尔泰文化，但是事实上没有阿尔泰文化。我觉得满族文化很重要，当然要了解，但是不必发明阿尔泰这个很大的历史文化概念，也不要美化它。他们认为满洲文化不够大，不够古老，要说阿尔泰，因为阿尔泰文化悠久古老，亚洲、欧洲每个地方都有关系，所以他们说看清史要看满洲文化，阿尔泰文化。我自己认为不对，第一，这不是很重要了，也没有这个历史意义了。第二，我们看旗人是移民，当然他们学地方文化没有什么特别，也不能说他们完全变成汉人，因为他们还有自己的看法。我不是从事新清史研究的。我的观点和他们有很大不同。我不同意他们的历史分析，他们特别重视满洲文化，不愿承认满洲文化改变了，中国文化不停地改变，当然满族文化也不停改变。我认为满洲文化在中国属于大清帝国国，我认为文化是真的、重要的，文化对历史有影响的，因为所有的帝国是超文化的，满族文化、满族史是清史的一部分，清史的文化内涵很广泛，包括蒙古族、突厥、汉族，甚至还有天主教的文化也包括在大清帝国，大清帝国文化很丰富，我的《半透明镜》（已经在中国出版）一书的基本概念是：按照皇帝自己的理论，帝国包括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历史，皇帝自己在文化上面的，皇权没有文化内容，皇帝自己代表一种文化。
自治区团委和田地区蹲点工作纪实
发表时间：2013-10-27 2:07:00
来源：新疆日报 http://www.xjdaily.com.cn/special/2013/016/10/976036.shtml
今年7月底以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自治区团委选派3名干部到和田地区蹲点指导工作半年，并将和田地区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教育活动，融入自治区团委“现代文化与青年同行”教育实践活动，重点确立了摸清青年底数、组建青年宣讲队、组织文艺演出、持续固定开展乡村体育赛事、开播青年之声乡村广播、组织知识竞赛、揭批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极端思想危害、开展十八岁成人礼或十四岁集体生日等8个方面重点工作。
摸清青年底数
“做青年工作，首先要熟悉青年人的情况。”利用8月一个月的时间，自治区团委工作组和和田地区团委积极开展了摸底调查工作，向14岁—35岁的2241名青年发放问卷，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自治区团委副书记赵川介绍，“和田青年群体的主流思想认识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少青年群体在思想认识上存在偏差，有的青年不知道宪法规定公民也有不信教自由，还有的认为未经法律允许教经、学经是对的。”
与此同时，工作组还对和田地区青少年现状、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场所、青少年全面发展状况、基层团干部及团组织现状作详细调研，并制定了第一步工作任务，明确了和田地区各级团干部每年不少于50户摸底调研任务。
“找到问题所在，就要对症下药。”和田地区团委书记艾则孜·艾力对记者说，在自治区团委的指导帮助下，分别形成了自治区团委农村青年状况和和田地区青少年思想及团组织状况的调研报告，并着手找准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切入点，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和帮助青年学习，积极为青年提供必要的学习、培训机会，尤其是创新和开发网络思想教育及培训阵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方式和方法，激发青年学习热情，拓展学习领域，增加学习兴趣。
建立工作模式
“我们一定能拿到这一季的冠军。”9月25日，策勒县策勒乡的VBA乡村篮球联赛第二季拉开序幕，铁热克艾热克村代表队队长阿里木江·买提萨依木信心十足。
自治区团委倡议和田乡镇团组织开展VBA乡村篮球联赛，赛制参照NBA、CBA，青年们参与积极性非常高，墨玉县、策勒县、和田县、洛浦县各乡镇均在8月初开展了第一季比赛，由于进入外出务工拾棉花季节，因此，第二季比赛安排在了9月底、10月初。
“活动是宣传的载体，在文体活动中我们还穿插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有奖知识问答，群众参与热情很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听宣讲、受教育群众相对固定的现状。”策勒县委常委古丽夏提·阿西木说，策勒县开展文化活动基础好，各族群众参与现代文化热情十足，各类文体活动设施在全地区也是最好的，因此，开展什么样的活动，怎样开展活动成为各级党团组织工作的重点。
10月20日，古尔邦节假期刚过，和田县团委又开始准备新一期农村智慧之星大赛，“借鉴江苏卫视《一站到底》等流行的益智类节目形式，今年8月，县电视台开播了农村智慧之星节目，周赛、月赛、季赛，最终还将举行年度总决赛。”和田县团委书记田晓元介绍，“将宣讲内容和自然、人文科学知识一并融在题库里，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教育，效果非常明显。”
“自治区团委住村蹲点指导工作，目的就是要带来一种思维方式，创造一种长效、可操作性强、可持续的工作模式，发挥各级团组织优势，团结青年群体。”赵川如是说。
树立青年典型
“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减少村里的贫困户。”第十二届“新疆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艾力·克热木拉是墨玉县阿克萨拉依乡塔喀依拉村党支部书记，他每周都会召集村里的年轻人举办一次梦想恳谈会，“通过恳谈会我帮村民联系了木工、语言、电脑等内容的技术培训学习，还解决了一些低保、就业问题。”
艾力·克热木拉是自治区团委在和田蹲点工作中树立起的青年榜样，“组织一些优秀的维吾尔族青年典型，到各县市开报告会，可以引导青年树立‘只有努力才能改变、只要努力就能改变’的观念，帮助和田青年建立开放的思维。”和田地委书记闫国灿说。
“伊明江哥哥都读到博士了，我崇拜他。”“我们用微信和新疆电视台的主持人聊天呢。”9月25日，在墨玉县喀尔赛乡第一中学，同学们兴奋地向记者讲述了他们与青年典型模范的互动交流。
“我们从青联群体中选择了一些大家熟悉的典型人物，通过网络、现场交流等方式，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激发青年努力奋斗的激情。”赵川介绍，除了邀请以外，和田各级团组织还有意识地培养了不少当地青年典型，“大家身边熟悉的人讲述自己的成长，更能唤起青年群体的共鸣。”
蹲点工作让赵川十分感慨，他说：“每一个优秀青年就像一个个火苗，把他们汇聚在一起，就会成为熊熊烈焰，不断发出正能量，改变周围，改变和田。共青团应该肩负起联系、汇聚这些小火苗的作用，为了他们，也为了未来。”（本报记者/姚彤）
来源：新疆日报 http://www.xjdaily.com.cn/special/2013/016/10/976036.shtml
今年7月底以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自治区团委选派3名干部到和田地区蹲点指导工作半年，并将和田地区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教育活动，融入自治区团委“现代文化与青年同行”教育实践活动，重点确立了摸清青年底数、组建青年宣讲队、组织文艺演出、持续固定开展乡村体育赛事、开播青年之声乡村广播、组织知识竞赛、揭批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极端思想危害、开展十八岁成人礼或十四岁集体生日等8个方面重点工作。
摸清青年底数
“做青年工作，首先要熟悉青年人的情况。”利用8月一个月的时间，自治区团委工作组和和田地区团委积极开展了摸底调查工作，向14岁—35岁的2241名青年发放问卷，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自治区团委副书记赵川介绍，“和田青年群体的主流思想认识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少青年群体在思想认识上存在偏差，有的青年不知道宪法规定公民也有不信教自由，还有的认为未经法律允许教经、学经是对的。”
与此同时，工作组还对和田地区青少年现状、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场所、青少年全面发展状况、基层团干部及团组织现状作详细调研，并制定了第一步工作任务，明确了和田地区各级团干部每年不少于50户摸底调研任务。
“找到问题所在，就要对症下药。”和田地区团委书记艾则孜·艾力对记者说，在自治区团委的指导帮助下，分别形成了自治区团委农村青年状况和和田地区青少年思想及团组织状况的调研报告，并着手找准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切入点，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和帮助青年学习，积极为青年提供必要的学习、培训机会，尤其是创新和开发网络思想教育及培训阵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方式和方法，激发青年学习热情，拓展学习领域，增加学习兴趣。
建立工作模式
“我们一定能拿到这一季的冠军。”9月25日，策勒县策勒乡的VBA乡村篮球联赛第二季拉开序幕，铁热克艾热克村代表队队长阿里木江·买提萨依木信心十足。
自治区团委倡议和田乡镇团组织开展VBA乡村篮球联赛，赛制参照NBA、CBA，青年们参与积极性非常高，墨玉县、策勒县、和田县、洛浦县各乡镇均在8月初开展了第一季比赛，由于进入外出务工拾棉花季节，因此，第二季比赛安排在了9月底、10月初。
“活动是宣传的载体，在文体活动中我们还穿插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有奖知识问答，群众参与热情很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听宣讲、受教育群众相对固定的现状。”策勒县委常委古丽夏提·阿西木说，策勒县开展文化活动基础好，各族群众参与现代文化热情十足，各类文体活动设施在全地区也是最好的，因此，开展什么样的活动，怎样开展活动成为各级党团组织工作的重点。
10月20日，古尔邦节假期刚过，和田县团委又开始准备新一期农村智慧之星大赛，“借鉴江苏卫视《一站到底》等流行的益智类节目形式，今年8月，县电视台开播了农村智慧之星节目，周赛、月赛、季赛，最终还将举行年度总决赛。”和田县团委书记田晓元介绍，“将宣讲内容和自然、人文科学知识一并融在题库里，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教育，效果非常明显。”
“自治区团委住村蹲点指导工作，目的就是要带来一种思维方式，创造一种长效、可操作性强、可持续的工作模式，发挥各级团组织优势，团结青年群体。”赵川如是说。
树立青年典型
“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减少村里的贫困户。”第十二届“新疆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艾力·克热木拉是墨玉县阿克萨拉依乡塔喀依拉村党支部书记，他每周都会召集村里的年轻人举办一次梦想恳谈会，“通过恳谈会我帮村民联系了木工、语言、电脑等内容的技术培训学习，还解决了一些低保、就业问题。”
艾力·克热木拉是自治区团委在和田蹲点工作中树立起的青年榜样，“组织一些优秀的维吾尔族青年典型，到各县市开报告会，可以引导青年树立‘只有努力才能改变、只要努力就能改变’的观念，帮助和田青年建立开放的思维。”和田地委书记闫国灿说。
“伊明江哥哥都读到博士了，我崇拜他。”“我们用微信和新疆电视台的主持人聊天呢。”9月25日，在墨玉县喀尔赛乡第一中学，同学们兴奋地向记者讲述了他们与青年典型模范的互动交流。
“我们从青联群体中选择了一些大家熟悉的典型人物，通过网络、现场交流等方式，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激发青年努力奋斗的激情。”赵川介绍，除了邀请以外，和田各级团组织还有意识地培养了不少当地青年典型，“大家身边熟悉的人讲述自己的成长，更能唤起青年群体的共鸣。”
蹲点工作让赵川十分感慨，他说：“每一个优秀青年就像一个个火苗，把他们汇聚在一起，就会成为熊熊烈焰，不断发出正能量，改变周围，改变和田。共青团应该肩负起联系、汇聚这些小火苗的作用，为了他们，也为了未来。”（本报记者/姚彤）
戈尔斯坦：《西藏现代史》卷三前言
作者：Dr. Melvyn Goldstein
译者：David Peng
来源：http://wp.me/p9bO-1Dx
我第一次接触到错综复杂的西藏现代史要回溯到1964年；彼时，我还只是华盛顿大学进行人类学和西藏研究的博士生。学校的远东和俄罗斯研究所邀请了索康旺钦格勒(Wangchen Gelek Surkhang)，西藏传统政府中著名的噶伦（噶厦部长），到学校参加一年的内亚项目，结果他和我住了一年。尽管我当时名义上在人类学系，我已经拿到了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士和硕士学位，沉浸于试图理解现代西藏社会和历史的热情之中，我的博士论文项目将通过访谈印度流亡藏人，重构西藏政府和社会经济制度。因此，索康的到访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得以理清对西藏历史和社会的很多疑惑。
那一年棒极了。我们一般一起吃晚饭，然后回到客厅喝茶，大侃现代历史事件和人物，和其他索康噶伦想要聊的话题。索康的记忆力超群，对细节一丝不差，他回忆现代西藏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例如热振仁波切(Reting Rinpoche)、龙厦(Lungshar)、贡培拉(Kunphela)、擦绒达桑(Tsarong Dzasa)、赤门(Trimön)、噶雪巴(Kapshöba)和琼让(Khyungram)。回想起来，那就好比一位研究越战的学生得到亨利·基辛格一年的独家授课。
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当时已有的经典西藏历史研究例如黎吉生（Hugh Richardson）的《西藏及其历史(Tibet and Its History)》是不够的，人们需要另外一个层面的分析来有意义地理解现代西藏历史；我立下志愿，一旦我得到人类学博士学位，在学术界立足，我将撰写这样一部历史。
所有这些比我预期的要久，直到1980年我才有时间协调计划，收集现存英国和美国档案中的原始材料，对前官员展开大规模口头访谈。我最初的计划是写一步新的，细致入微的单卷版西藏现代历史，然而，这一计划最后变成了四卷本现代历史项目，两卷已经完成，本书为第三卷。
从一开始，我将“现代西藏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13年到1951年；在此期间，西藏是一个事实独立政体，由达赖喇嘛和一个僧俗官员组成的“官僚机构”统治。这一时期是卷一《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的主题。
第二时期始于1951年事实独立终结，到1959年西藏起义失败，西藏政府和庄园制度结束为止。这一时期的前半期，1951-1955，在卷二《西藏现代史：风暴前的宁静，1951-1955》中得以叙述。
我起初计划本卷——卷三——叙述剩下的时期（即1955-1959），但是当我开始写作后，很明显中藏双方出现了太多新材料，我无法将他们压缩到一卷之中，因此我决定将这段时间分为两卷。卷三始于1955年6月达赖喇嘛经过四个月对中国的访问后回到西藏，止于1957年春，发生了两件主要事件。
在西藏一边，尽管达赖喇嘛始终受到压力逃离西藏，领导一个流亡组织，他决定最好还是回到西藏，1957年4月1日，他回到拉萨。
在中国一边，在同一时间，毛泽东也做出重要决定，不在西藏实行改革，解散范明的“大扩张”——范明准备以此开始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替之以毛泽东自己的“大收缩”。
此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将是下一卷也是最后一卷的主题。
书写当代西藏历史
已故孜本夏格巴是现代西藏历史和政治伟人之一，他曾经跟我说，不要书写任何损害“西藏事业”的文字。我理解他的观点，但是最终当我写下西藏历史的研究文字时，作为一位美国学者我无法那样做——就像我撰写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历史时，忽略阿布格莱布或关塔那摩，理由是这会损坏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名声和关系。
我在本卷中的做法，和前两卷相同。即：我呈现出现代西藏的详细叙述，超越简单的一般化和天真、非白即黑的陈述，以此来检验其中复杂的向心力和离心力；这些力量与各异的意识形态、策略和战略相结合，力图控制事件的走向。这一时期的历史杂乱、无序且令人迷惑，事件发展的其他可能性与事件的历史本身一样有趣。最后，我希望在一个新的细微和复杂的层面上阐明1950年代的历史，但是以一种平衡的方式，而不考虑这些信息将如何影响当前有关西藏与中国有关的政治地位的冲突，也无论部分信息是否与人们固有的理念或认知相矛盾。
资料来源
主要资料：政府记录和档案
美国政府通过国家档案和美国外交出版系列提供对国务院档案的有限开放，但是许多档案被撤销，尽管我以“信息自由”为由申请和上诉，这些档案也没有开放。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实际上没有开放任何档案。这些事件已经发生55年，这听上去有点荒谬，但是这就是我从事研究时遇到的现实。
英国国家档案（公共档案馆）包含一些此时期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数量和质量都有限，尤其是1953年后，印度政府不再将其月度拉萨使团报告抄送给伦敦。
我无法得到中国政府档案，但是我在印度得到大批特别重要的中国政府文件，他们在文革后被带到印度。我将这些文件归档为《对西藏工作的重要知识》，在脚注中称为DPRC（ Documen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件）。其他重要的中国文件可见于中国出版的官方档案汇集——例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西藏讲话摘要——以及这一时期出版的书籍。类似的，我从西藏流亡政府和达兰萨拉西藏工作档案馆得到了一些重要书籍和手稿。
此外，夏格巴家族慷慨地向我提供了已故孜本夏格巴图书馆的一些文件，包括他保存的西藏幸福事业会（Jenkhentsisum，位于噶伦堡／大吉岭的重要流亡团体）的数卷手写日记。在这本日记中，孜本夏格巴按照时间顺序用草写体记录在学校用抄本上；夏格巴是团体的主要人物之一，因为他的藏文好而担任“秘书”。这些记录讨论了内外部会议的内容，也包括三位领导人与他人的谈话记录。
所有这些原始材料合在一起，为我了解1950年代的历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窗口。当然，这段历史还有空白和困惑，等待剩余的资料公布于众，但是我目前拥有的原始材料的数量和质量非常重要，前所未有。这些材料让我能够对这一时期进行相当复杂度的分析，比迄今为止可能的其他研究要深入得多。
鉴于本卷中绝大多数文档未在其他地方发布，如同此前出版的各卷一样，我尽可能地包含相关文档全文，读者因此可能看到整个文档的实际内容，而不依赖于我的一两句综述。此外，因为同一原因，在许多情况下我也提供了关键语句的藏文和中文原文（中文拼音和藏语罗马转写）。
口述历史材料
口述历史（就某一时期或事件采访证人，形成的原始历史材料）能够提供高价值的信息，是官方档案的补充；在无法获得这些档案尤其有用。全美人文学科基金会提供了资金（RO-22251-91和 RO-22754-94），使得我能够就1950年代的历史访问100多名中国、印度、尼泊尔、英国和北美的官员和其他相关人士。这些访谈包括西藏重要人物，例如达赖喇嘛，阿沛(Ngabö)，拉鲁(Lhalu)，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塔泽仁波切(Taktse Rinpoche)和塔拉（平措扎西Takla, Phüntso Tashi），以及重要的汉藏干部如范明，张向明，降边嘉措(Jambey Gyatso)和平措汪杰(Phüntso Wangye)。我也当面或电话采访了一些当时涉藏的一些前中情局成员，包括Frank Holober, John Reagan, John Rowland和 Roger McCarthy。
此外，本卷也采用了部分原来为这部西藏现代史系列第一卷安排的采访记录。这些大多数是在印度采访的，得到全美人文学科基金会的资助（RO-20261-82和RO-20886-85）。
大体上，大部分采访都在家中进行，录音在磁带上，很多采访都有后续访问，以澄清一些初次采访中的信息，或补充开始没有讨论到的事件。这些采访的英文整理稿构成了六千多页的资料库。
巴究擦绒博士(Dr. Paljor Tsarong)独自进行了印度的大部分采访，或者和我一起；我在英国、香港、西藏和中国其他地方进行采访。擦绒博士和我都在美国进行采访。
我也得到友好许可，使用西藏流亡政府公共办公室和西藏工作档案馆在达兰萨拉进行的一些重要采访的文字稿，一些采访对象是重要的西藏官员，例如帕拉土登旺登(Thubden Wönden)，他们没有接受其他采访。
当我收集到重要事件相互矛盾的版本，我考量以下几点：（1）理解传统制度是如何运转的；（2）其他说法；（3）信息来源（听说还是一手）；（4）对象与事件的关系——例如，他是否是事件人物的亲属或盟友——以及（5）对象的名声，是否诚实或欺骗。在许多重要事件中，我不得不决定采用哪个版本；我花了大量时间重新采访或采访新人，以试图理清真相。尽管有时我附上事件的其他说法，常常附在脚注中，这有时不可能或者我不愿如此。
我目前正在主持翻译编辑这些采访，将它们收入西藏研究中心西藏口述历史在线存档项目；这个项目得到了Henry Luce基金会和全美人文学科 基金会的资助（RO-22251-91, RZ-20585-00, RZ-50326-05, RZ-50845-08）。最终，我希望将这些存档收入国会图书馆亚洲分部网上档案，对学者和学生开放，
中国内部出版物
我幸运地从中国得到了一些重要材料，它们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出版——也就是说，公众无法得到这些材料。其中之一是官方的《中国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94）》。这本书按照时间记录历史事件，包括文档、电报和其他资料的摘要和引述；此书出版了几个版本，涵盖了不同历史时期。此外，我还能够利用一些中国出版的重要书籍，内部出版或短暂出版后被收回——例如，吉柚权1993年著的《白雪》。
回忆录和自传
参与者出版的此期记录构成了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这些“回忆”材料以藏语和汉语在中国和印度出版，一些以英语出版。它们包括阿乐群则(Alo Chöndze)、昆德林(Kundeling)、范明和南色林(Namseling)写的书，也包括期刊杂志和文集中的文章，例如《གསར་བརྗེའི་དྲན་ཐོ（革命回忆录）》。
报纸和二手资料
通过《中国大陆出版汇集》，我可以利用中国在这段时期出版的杂志。我也参考了西方国家和印度的报纸，以及在噶伦堡发行的藏语报纸ཡུལ་ཕྱོགས་སོ་སོའི་གསར་འགྱུར་མེ་ལོ（世界新闻镜报，或在英文中以Tibetan Mirror知名）。当然，我也参考了中国和西方出版的图书。其中许多包含一些一手的采访，或中国一边我无法得到的政府记录。我也利用了1950年代的བོད་ལྗོངས་ཉིན་རེའི་ཚགས་པར་（《西藏日报》）。
因此，尽管我无法得到所有官方政府记录，本研究仍然基于大量原始资料库。
引用规范
全书中，我用方括号代表我增加的注释或澄清。例如，在下面的引用中，我增加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帮助读者理解：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绝对要在军事上反击，按照“对我们有理、有利、有节［Ch. youli youli youjie]”的原则夺取胜利。
短语“Ch. youli youli youjie”代表中文原文的拼音，被翻译为“reasonable, moderate and beneficial to us（对我们有理、有利、有节）”。
罗马化原则
藏语书写和读音形式区别很大，书写形式包含辅音群，无法拼读。例如书写形式的藏语bsgrubs实际上读音为”drub”, 书写的rtsis dpon（孜本）读音为”tsipön”。在本书的叙述中，除了少数例外，仅使用藏语的读音形式；但是藏语词汇的正确拼写形式，按照威利转写法附在本书末的附录B“正确的藏语拼写”中。
引用藏语写的文章或书籍中的作者名字采用罗马书写方式。但是考虑到书写和读音形式的区别，如果藏族作者的名字也以读音形式出现在正文叙述中，该名字的读音形式也被包括在引用中，使得读者可以把文章和书的作者与正文中出现的人联系起来——例如：Zhwa sgab pa[Shakabpa], Dbang phyug bde ldan（夏格巴旺秋德丹）. 1976.
藏语名的读音转写还没用普遍接受的标准，所以书中正文使用的藏语名和术语或引用中有时不大一样。例如，Dzongpön(宗本)在有些引用中被拼写为Jongpoen，Lobsang Samden（洛桑桑登）有时被写作Lopsang Samten 。
引用的中文名字中姓在名的前面——例如，在张国华中，张是姓，国华是名。藏语名字前面是姓，然后是逗号，接着是名。逗号是必须的，因为不是所有藏族人有姓。例如，在Changöba, Dorje Ngüdrub中， Changöba是姓，Dorje Ngüdrub是名。但是，在Tsering Dolma（次仁卓玛）中，没有姓，Tsering Dolma是名字。
译者：David Peng
来源：http://wp.me/p9bO-1Dx
我第一次接触到错综复杂的西藏现代史要回溯到1964年；彼时，我还只是华盛顿大学进行人类学和西藏研究的博士生。学校的远东和俄罗斯研究所邀请了索康旺钦格勒(Wangchen Gelek Surkhang)，西藏传统政府中著名的噶伦（噶厦部长），到学校参加一年的内亚项目，结果他和我住了一年。尽管我当时名义上在人类学系，我已经拿到了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士和硕士学位，沉浸于试图理解现代西藏社会和历史的热情之中，我的博士论文项目将通过访谈印度流亡藏人，重构西藏政府和社会经济制度。因此，索康的到访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得以理清对西藏历史和社会的很多疑惑。
那一年棒极了。我们一般一起吃晚饭，然后回到客厅喝茶，大侃现代历史事件和人物，和其他索康噶伦想要聊的话题。索康的记忆力超群，对细节一丝不差，他回忆现代西藏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例如热振仁波切(Reting Rinpoche)、龙厦(Lungshar)、贡培拉(Kunphela)、擦绒达桑(Tsarong Dzasa)、赤门(Trimön)、噶雪巴(Kapshöba)和琼让(Khyungram)。回想起来，那就好比一位研究越战的学生得到亨利·基辛格一年的独家授课。
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当时已有的经典西藏历史研究例如黎吉生（Hugh Richardson）的《西藏及其历史(Tibet and Its History)》是不够的，人们需要另外一个层面的分析来有意义地理解现代西藏历史；我立下志愿，一旦我得到人类学博士学位，在学术界立足，我将撰写这样一部历史。
所有这些比我预期的要久，直到1980年我才有时间协调计划，收集现存英国和美国档案中的原始材料，对前官员展开大规模口头访谈。我最初的计划是写一步新的，细致入微的单卷版西藏现代历史，然而，这一计划最后变成了四卷本现代历史项目，两卷已经完成，本书为第三卷。
从一开始，我将“现代西藏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13年到1951年；在此期间，西藏是一个事实独立政体，由达赖喇嘛和一个僧俗官员组成的“官僚机构”统治。这一时期是卷一《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的主题。
第二时期始于1951年事实独立终结，到1959年西藏起义失败，西藏政府和庄园制度结束为止。这一时期的前半期，1951-1955，在卷二《西藏现代史：风暴前的宁静，1951-1955》中得以叙述。
我起初计划本卷——卷三——叙述剩下的时期（即1955-1959），但是当我开始写作后，很明显中藏双方出现了太多新材料，我无法将他们压缩到一卷之中，因此我决定将这段时间分为两卷。卷三始于1955年6月达赖喇嘛经过四个月对中国的访问后回到西藏，止于1957年春，发生了两件主要事件。
在西藏一边，尽管达赖喇嘛始终受到压力逃离西藏，领导一个流亡组织，他决定最好还是回到西藏，1957年4月1日，他回到拉萨。
在中国一边，在同一时间，毛泽东也做出重要决定，不在西藏实行改革，解散范明的“大扩张”——范明准备以此开始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替之以毛泽东自己的“大收缩”。
此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将是下一卷也是最后一卷的主题。
书写当代西藏历史
已故孜本夏格巴是现代西藏历史和政治伟人之一，他曾经跟我说，不要书写任何损害“西藏事业”的文字。我理解他的观点，但是最终当我写下西藏历史的研究文字时，作为一位美国学者我无法那样做——就像我撰写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历史时，忽略阿布格莱布或关塔那摩，理由是这会损坏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名声和关系。
我在本卷中的做法，和前两卷相同。即：我呈现出现代西藏的详细叙述，超越简单的一般化和天真、非白即黑的陈述，以此来检验其中复杂的向心力和离心力；这些力量与各异的意识形态、策略和战略相结合，力图控制事件的走向。这一时期的历史杂乱、无序且令人迷惑，事件发展的其他可能性与事件的历史本身一样有趣。最后，我希望在一个新的细微和复杂的层面上阐明1950年代的历史，但是以一种平衡的方式，而不考虑这些信息将如何影响当前有关西藏与中国有关的政治地位的冲突，也无论部分信息是否与人们固有的理念或认知相矛盾。
资料来源
主要资料：政府记录和档案
美国政府通过国家档案和美国外交出版系列提供对国务院档案的有限开放，但是许多档案被撤销，尽管我以“信息自由”为由申请和上诉，这些档案也没有开放。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实际上没有开放任何档案。这些事件已经发生55年，这听上去有点荒谬，但是这就是我从事研究时遇到的现实。
英国国家档案（公共档案馆）包含一些此时期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数量和质量都有限，尤其是1953年后，印度政府不再将其月度拉萨使团报告抄送给伦敦。
我无法得到中国政府档案，但是我在印度得到大批特别重要的中国政府文件，他们在文革后被带到印度。我将这些文件归档为《对西藏工作的重要知识》，在脚注中称为DPRC（ Documen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件）。其他重要的中国文件可见于中国出版的官方档案汇集——例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西藏讲话摘要——以及这一时期出版的书籍。类似的，我从西藏流亡政府和达兰萨拉西藏工作档案馆得到了一些重要书籍和手稿。
此外，夏格巴家族慷慨地向我提供了已故孜本夏格巴图书馆的一些文件，包括他保存的西藏幸福事业会（Jenkhentsisum，位于噶伦堡／大吉岭的重要流亡团体）的数卷手写日记。在这本日记中，孜本夏格巴按照时间顺序用草写体记录在学校用抄本上；夏格巴是团体的主要人物之一，因为他的藏文好而担任“秘书”。这些记录讨论了内外部会议的内容，也包括三位领导人与他人的谈话记录。
所有这些原始材料合在一起，为我了解1950年代的历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窗口。当然，这段历史还有空白和困惑，等待剩余的资料公布于众，但是我目前拥有的原始材料的数量和质量非常重要，前所未有。这些材料让我能够对这一时期进行相当复杂度的分析，比迄今为止可能的其他研究要深入得多。
鉴于本卷中绝大多数文档未在其他地方发布，如同此前出版的各卷一样，我尽可能地包含相关文档全文，读者因此可能看到整个文档的实际内容，而不依赖于我的一两句综述。此外，因为同一原因，在许多情况下我也提供了关键语句的藏文和中文原文（中文拼音和藏语罗马转写）。
口述历史材料
口述历史（就某一时期或事件采访证人，形成的原始历史材料）能够提供高价值的信息，是官方档案的补充；在无法获得这些档案尤其有用。全美人文学科基金会提供了资金（RO-22251-91和 RO-22754-94），使得我能够就1950年代的历史访问100多名中国、印度、尼泊尔、英国和北美的官员和其他相关人士。这些访谈包括西藏重要人物，例如达赖喇嘛，阿沛(Ngabö)，拉鲁(Lhalu)，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塔泽仁波切(Taktse Rinpoche)和塔拉（平措扎西Takla, Phüntso Tashi），以及重要的汉藏干部如范明，张向明，降边嘉措(Jambey Gyatso)和平措汪杰(Phüntso Wangye)。我也当面或电话采访了一些当时涉藏的一些前中情局成员，包括Frank Holober, John Reagan, John Rowland和 Roger McCarthy。
此外，本卷也采用了部分原来为这部西藏现代史系列第一卷安排的采访记录。这些大多数是在印度采访的，得到全美人文学科基金会的资助（RO-20261-82和RO-20886-85）。
大体上，大部分采访都在家中进行，录音在磁带上，很多采访都有后续访问，以澄清一些初次采访中的信息，或补充开始没有讨论到的事件。这些采访的英文整理稿构成了六千多页的资料库。
巴究擦绒博士(Dr. Paljor Tsarong)独自进行了印度的大部分采访，或者和我一起；我在英国、香港、西藏和中国其他地方进行采访。擦绒博士和我都在美国进行采访。
我也得到友好许可，使用西藏流亡政府公共办公室和西藏工作档案馆在达兰萨拉进行的一些重要采访的文字稿，一些采访对象是重要的西藏官员，例如帕拉土登旺登(Thubden Wönden)，他们没有接受其他采访。
当我收集到重要事件相互矛盾的版本，我考量以下几点：（1）理解传统制度是如何运转的；（2）其他说法；（3）信息来源（听说还是一手）；（4）对象与事件的关系——例如，他是否是事件人物的亲属或盟友——以及（5）对象的名声，是否诚实或欺骗。在许多重要事件中，我不得不决定采用哪个版本；我花了大量时间重新采访或采访新人，以试图理清真相。尽管有时我附上事件的其他说法，常常附在脚注中，这有时不可能或者我不愿如此。
我目前正在主持翻译编辑这些采访，将它们收入西藏研究中心西藏口述历史在线存档项目；这个项目得到了Henry Luce基金会和全美人文学科 基金会的资助（RO-22251-91, RZ-20585-00, RZ-50326-05, RZ-50845-08）。最终，我希望将这些存档收入国会图书馆亚洲分部网上档案，对学者和学生开放，
中国内部出版物
我幸运地从中国得到了一些重要材料，它们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出版——也就是说，公众无法得到这些材料。其中之一是官方的《中国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94）》。这本书按照时间记录历史事件，包括文档、电报和其他资料的摘要和引述；此书出版了几个版本，涵盖了不同历史时期。此外，我还能够利用一些中国出版的重要书籍，内部出版或短暂出版后被收回——例如，吉柚权1993年著的《白雪》。
回忆录和自传
参与者出版的此期记录构成了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这些“回忆”材料以藏语和汉语在中国和印度出版，一些以英语出版。它们包括阿乐群则(Alo Chöndze)、昆德林(Kundeling)、范明和南色林(Namseling)写的书，也包括期刊杂志和文集中的文章，例如《གསར་བརྗེའི་དྲན་ཐོ（革命回忆录）》。
报纸和二手资料
通过《中国大陆出版汇集》，我可以利用中国在这段时期出版的杂志。我也参考了西方国家和印度的报纸，以及在噶伦堡发行的藏语报纸ཡུལ་ཕྱོགས་སོ་སོའི་གསར་འགྱུར་མེ་ལོ（世界新闻镜报，或在英文中以Tibetan Mirror知名）。当然，我也参考了中国和西方出版的图书。其中许多包含一些一手的采访，或中国一边我无法得到的政府记录。我也利用了1950年代的བོད་ལྗོངས་ཉིན་རེའི་ཚགས་པར་（《西藏日报》）。
因此，尽管我无法得到所有官方政府记录，本研究仍然基于大量原始资料库。
引用规范
全书中，我用方括号代表我增加的注释或澄清。例如，在下面的引用中，我增加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帮助读者理解：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绝对要在军事上反击，按照“对我们有理、有利、有节［Ch. youli youli youjie]”的原则夺取胜利。
短语“Ch. youli youli youjie”代表中文原文的拼音，被翻译为“reasonable, moderate and beneficial to us（对我们有理、有利、有节）”。
罗马化原则
藏语书写和读音形式区别很大，书写形式包含辅音群，无法拼读。例如书写形式的藏语bsgrubs实际上读音为”drub”, 书写的rtsis dpon（孜本）读音为”tsipön”。在本书的叙述中，除了少数例外，仅使用藏语的读音形式；但是藏语词汇的正确拼写形式，按照威利转写法附在本书末的附录B“正确的藏语拼写”中。
引用藏语写的文章或书籍中的作者名字采用罗马书写方式。但是考虑到书写和读音形式的区别，如果藏族作者的名字也以读音形式出现在正文叙述中，该名字的读音形式也被包括在引用中，使得读者可以把文章和书的作者与正文中出现的人联系起来——例如：Zhwa sgab pa[Shakabpa], Dbang phyug bde ldan（夏格巴旺秋德丹）. 1976.
藏语名的读音转写还没用普遍接受的标准，所以书中正文使用的藏语名和术语或引用中有时不大一样。例如，Dzongpön(宗本)在有些引用中被拼写为Jongpoen，Lobsang Samden（洛桑桑登）有时被写作Lopsang Samten 。
引用的中文名字中姓在名的前面——例如，在张国华中，张是姓，国华是名。藏语名字前面是姓，然后是逗号，接着是名。逗号是必须的，因为不是所有藏族人有姓。例如，在Changöba, Dorje Ngüdrub中， Changöba是姓，Dorje Ngüdrub是名。但是，在Tsering Dolma（次仁卓玛）中，没有姓，Tsering Dolma是名字。
星期日, 2月 16, 2014
海莱提决定上诉 聘请律师过程曲折
时间：2010年07月30日
来源：德国之声
http://dailynews.sina.com/gb/chn/chnpolitics/dwworld/20100730/05111697626.html
原定于7月28日开庭审理的维吾尔族记者海莱提一案，实际上早在上周就进行了15年监禁的口头宣判。而海莱提当庭表示提出上诉。目前，三位北京维权律师已抵达乌鲁木齐希望为其做无罪辩护，但其家人表示拒绝。
口头宣判后决定上诉
7月22日，开庭审理海莱提一案的一家新疆法 院在宣判时并未拿出任何文字依据，只是口头对当事人进行了宣判。就在当事人决定上诉之后，打算为海莱提·尼亚孜进行二审辩护的三位北京律师赶赴乌鲁木齐， 他们希望通过海莱提的家人了解更多庭审的详细情况。但没想到是，海莱提的妻子原本同意由北京律师为丈夫担任辩护之后，却又表示拒绝。海莱提曾经任职的"维吾尔在线"网站负责人、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对德国之声记者这样说："海莱提的太太其实很愿意接受北京律师的帮助，但是海莱提的弟弟坚持不愿意。她怀疑是不是政府对他弟弟说过什么，或者是有什么别的因素。"
聘请律师 家属说法前后不一
伊力哈木补充说，海莱提的妻子在上周庭审后曾经接到过公安人员的一张纸条，上边是海莱提写给妻子的一个电话号码。而这个号码就是伊力哈木的电话，海莱提告 诉妻子要相信伊力哈木能够帮助他们。结果在找到律师之后，伊力哈木却得到了这样的消息："在她妻子的请求下，我们找到了律师。结果家属很高兴，表示十分愿 意。但后来，我们又得到消息说，海莱提已经有律师了，并且确认了律师的名字。这样我们又给家属打电话，但家属表示不知道海莱提已经有律师了。"
至此，伊力哈木一直没有得到海莱提家属的明确信号，而且家属也并未说明这位已找到的律师，是否是官方指定的人选，伊力哈木说："他太太一开始的态度是不信任律师的。她原话说的是，'如果在中国法律有用、律师有用的话，海莱提不会关那么长时间'。"
呼吁释放海莱提
最终，海莱提失去了伊力哈木从北京请去的律师的帮助。 与此同时，40余位北京学者、律师等社会各界人士已经起草了一份呼吁释放记者海莱提的公开信。而伊力哈木则提醒说，"呼吁书千万不要找维吾尔人签字，不要害了他们。"
虽然，目前正处于暑期休假时间，但伊力哈木却比工作时还要忙，他对记者表示，自从去年海莱提被逮捕之后，他没有一天不在担心自己也会遭遇同样的处境。可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呼吁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希望，中央政府不要试图通过这样的打压方式，处理维汉矛盾。
作者：严严
来源：德国之声
http://dailynews.sina.com/gb/chn/chnpolitics/dwworld/20100730/05111697626.html
原定于7月28日开庭审理的维吾尔族记者海莱提一案，实际上早在上周就进行了15年监禁的口头宣判。而海莱提当庭表示提出上诉。目前，三位北京维权律师已抵达乌鲁木齐希望为其做无罪辩护，但其家人表示拒绝。
口头宣判后决定上诉
7月22日，开庭审理海莱提一案的一家新疆法 院在宣判时并未拿出任何文字依据，只是口头对当事人进行了宣判。就在当事人决定上诉之后，打算为海莱提·尼亚孜进行二审辩护的三位北京律师赶赴乌鲁木齐， 他们希望通过海莱提的家人了解更多庭审的详细情况。但没想到是，海莱提的妻子原本同意由北京律师为丈夫担任辩护之后，却又表示拒绝。海莱提曾经任职的"维吾尔在线"网站负责人、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对德国之声记者这样说："海莱提的太太其实很愿意接受北京律师的帮助，但是海莱提的弟弟坚持不愿意。她怀疑是不是政府对他弟弟说过什么，或者是有什么别的因素。"
聘请律师 家属说法前后不一
伊力哈木补充说，海莱提的妻子在上周庭审后曾经接到过公安人员的一张纸条，上边是海莱提写给妻子的一个电话号码。而这个号码就是伊力哈木的电话，海莱提告 诉妻子要相信伊力哈木能够帮助他们。结果在找到律师之后，伊力哈木却得到了这样的消息："在她妻子的请求下，我们找到了律师。结果家属很高兴，表示十分愿 意。但后来，我们又得到消息说，海莱提已经有律师了，并且确认了律师的名字。这样我们又给家属打电话，但家属表示不知道海莱提已经有律师了。"
至此，伊力哈木一直没有得到海莱提家属的明确信号，而且家属也并未说明这位已找到的律师，是否是官方指定的人选，伊力哈木说："他太太一开始的态度是不信任律师的。她原话说的是，'如果在中国法律有用、律师有用的话，海莱提不会关那么长时间'。"
呼吁释放海莱提
最终，海莱提失去了伊力哈木从北京请去的律师的帮助。 与此同时，40余位北京学者、律师等社会各界人士已经起草了一份呼吁释放记者海莱提的公开信。而伊力哈木则提醒说，"呼吁书千万不要找维吾尔人签字，不要害了他们。"
虽然，目前正处于暑期休假时间，但伊力哈木却比工作时还要忙，他对记者表示，自从去年海莱提被逮捕之后，他没有一天不在担心自己也会遭遇同样的处境。可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呼吁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希望，中央政府不要试图通过这样的打压方式，处理维汉矛盾。
作者：严严
维族新闻人士被判刑－中国知识界发出呼吁
来源：德国之声
http://dw.de/p/OYr2
日期：2010.07.31
上周五，乌鲁木齐法院判处新疆维吾尔族记者、作家海莱提15年徒刑。中国知识界王力雄等数十人日前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释放他。据法新社等来源消息，上周还有3名维吾尔语网站站长分别被判处3至10年徒刑。
中国知识界发出呼吁
最近，51岁的维吾尔族记者、作家海莱提·尼亚孜(Gehyret Niyaz)被乌鲁木齐中级法院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刑15年。就此，王力雄、茅于轼、崔卫平、伊力哈木、唯色、徐友渔等数十名中国知识分子联名发表公开信，标题是"释放新疆记者 尊重言论自由"。
这封公开信里说："海莱特（即海莱提）是一个保持独立精神、长期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关注民生问题的维族知识分子。他主张维汉民族应该加强理解，其政治文化观点一直温和理发，甚至被认为明显具有新体制的倾向。这样的知识分子对民族沟通和民族和解都是非常重要的。对海莱特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以重刑，势必会助长极端化情绪和行为，把更的人推向对立面，极大地伤害包括维族、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感情。"
公开信最后说："我们认为，海莱特等新闻工作者因言获罪，与'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宪法承诺相违背，与我国宪法明文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的精神相冲突，与和国已经加入并且生效的《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人权条约背道而驰。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尊重法治，有魄力、有智慧地创造保障公民自由和尊严的基本条件，这也将是化解民族矛盾、维护社会和平与国家统一的坚实基础。"
因接受海外媒体采访被判刑
新加坡《联合早报》文章认为，海莱提"是因为接受香港《亚洲周刊》采访、谈论去年'7.5骚乱'事件而获罪。"
海莱提在接受香港《亚洲周刊》采访时说，2009年广东韶关事件发生后，他关注网上的维族人反应，认为7月5日要出大事，于7月4日晚上8点向有关部门预警，并于7月5日上午10点面见新疆自治区主要领导，提出3项建议。但没有被采纳。他撰写文章，指出近20年来维吾尔民族在经济上被边缘化，贫穷化，而新疆当地政府将反恐政策扩大化，使维吾尔人处于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加剧了民族矛盾。
《维吾尔在线》的社长、中央民族大学学者伊力哈木·海赫提7月30日对澳洲广播电台中文网说，海莱提其实"是保持跟政府一样观点的人。他自己把自己认作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一个干部。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当局会对他采取象现在这样的措施。"
伊力哈木说，海莱提受的是中文教育，维语很差，不能用维语来书写。他2006年到《维吾尔在线》来工作，在线人员的感觉甚至是"他是政府派来监督我们的"。他说，海莱提是个"两面不讨好"的人，"在维吾尔族里很多人不喜欢他，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我为他呼吁。这几天我们发出呼吁之后我也注意到海外的一些维吾尔人写文章，对他极不赞同，说他忠诚于党和汉人。然后得到了15年的'奖赏'，把判刑说成是奖赏。"
还有三名维族新闻人被判刑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法新社报道，上周，除海莱提外，还有3名去年7月新疆骚乱后被逮捕的维吾尔族人被中国法院判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判刑。这3人分别是迪夏特（Dilsh at Perhat），被判3年，努雷力（Nureli）被判3年，尼杰特（Nijat Azat）被判10年。
他们3人分别是维吾尔语网站Diyarim、Salkin和Shabnam的站长。这3个网站很受维吾尔人欢迎，在去年"7.5骚乱"后都被封。
法新社说，这3人是上周在乌鲁木齐经过法庭的不公开审判后被判刑的。法新社在发表报导前曾试图向乌鲁木齐法庭求证，但是没有能够取得联系。
综合报导：平心
责编：叶宣
日期：2010.07.31
上周五，乌鲁木齐法院判处新疆维吾尔族记者、作家海莱提15年徒刑。中国知识界王力雄等数十人日前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释放他。据法新社等来源消息，上周还有3名维吾尔语网站站长分别被判处3至10年徒刑。
中国知识界发出呼吁
最近，51岁的维吾尔族记者、作家海莱提·尼亚孜(Gehyret Niyaz)被乌鲁木齐中级法院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刑15年。就此，王力雄、茅于轼、崔卫平、伊力哈木、唯色、徐友渔等数十名中国知识分子联名发表公开信，标题是"释放新疆记者 尊重言论自由"。
这封公开信里说："海莱特（即海莱提）是一个保持独立精神、长期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关注民生问题的维族知识分子。他主张维汉民族应该加强理解，其政治文化观点一直温和理发，甚至被认为明显具有新体制的倾向。这样的知识分子对民族沟通和民族和解都是非常重要的。对海莱特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以重刑，势必会助长极端化情绪和行为，把更的人推向对立面，极大地伤害包括维族、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感情。"
公开信最后说："我们认为，海莱特等新闻工作者因言获罪，与'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宪法承诺相违背，与我国宪法明文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的精神相冲突，与和国已经加入并且生效的《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人权条约背道而驰。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尊重法治，有魄力、有智慧地创造保障公民自由和尊严的基本条件，这也将是化解民族矛盾、维护社会和平与国家统一的坚实基础。"
因接受海外媒体采访被判刑
新加坡《联合早报》文章认为，海莱提"是因为接受香港《亚洲周刊》采访、谈论去年'7.5骚乱'事件而获罪。"
海莱提在接受香港《亚洲周刊》采访时说，2009年广东韶关事件发生后，他关注网上的维族人反应，认为7月5日要出大事，于7月4日晚上8点向有关部门预警，并于7月5日上午10点面见新疆自治区主要领导，提出3项建议。但没有被采纳。他撰写文章，指出近20年来维吾尔民族在经济上被边缘化，贫穷化，而新疆当地政府将反恐政策扩大化，使维吾尔人处于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加剧了民族矛盾。
《维吾尔在线》的社长、中央民族大学学者伊力哈木·海赫提7月30日对澳洲广播电台中文网说，海莱提其实"是保持跟政府一样观点的人。他自己把自己认作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一个干部。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当局会对他采取象现在这样的措施。"
伊力哈木说，海莱提受的是中文教育，维语很差，不能用维语来书写。他2006年到《维吾尔在线》来工作，在线人员的感觉甚至是"他是政府派来监督我们的"。他说，海莱提是个"两面不讨好"的人，"在维吾尔族里很多人不喜欢他，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我为他呼吁。这几天我们发出呼吁之后我也注意到海外的一些维吾尔人写文章，对他极不赞同，说他忠诚于党和汉人。然后得到了15年的'奖赏'，把判刑说成是奖赏。"
还有三名维族新闻人被判刑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法新社报道，上周，除海莱提外，还有3名去年7月新疆骚乱后被逮捕的维吾尔族人被中国法院判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判刑。这3人分别是迪夏特（Dilsh at Perhat），被判3年，努雷力（Nureli）被判3年，尼杰特（Nijat Azat）被判10年。
他们3人分别是维吾尔语网站Diyarim、Salkin和Shabnam的站长。这3个网站很受维吾尔人欢迎，在去年"7.5骚乱"后都被封。
法新社说，这3人是上周在乌鲁木齐经过法庭的不公开审判后被判刑的。法新社在发表报导前曾试图向乌鲁木齐法庭求证，但是没有能够取得联系。
综合报导：平心
责编：叶宣
专访维族NGO工作者、前新疆法制报总编室主任海莱特，他在七五事件前就预警
作者：李永峰
来源：《亚洲周刊》 二〇〇九年第三十期
新疆维族知识分子海莱特在七五事件前一天就向新疆领导部门提出预警，但未被采纳。他目击现场，认为组织者是南疆非法宗教组织「伊扎布特」。事件诱因是推行双语教育和政府组织维人外出务工。
新疆乌鲁木齐，七月五日，一群有组织的维族暴徒针对汉族人的袭击，造成了巨大伤亡；七月七日，愤怒的汉族人大反攻，也给维族居民带来巨大恐慌。这两个日子后，新疆的民族裂痕，已经无法回避。
海莱特·尼亚孜和伊力哈木，因为他们坚持在互联网上用汉语撰写文章，这几年已经成为众多网民关注的维族知识分子。他们的文章成为新疆之外的中国人，了解新疆的重要窗口。海莱特在网易和凤凰网有两个博客；伊力哈木创办的维吾尔在线，则是当前最大的以维吾尔为主题的中文论坛。
海莱特生于新疆长于新疆，对新疆问题既有切身感受，也有系统研究。广东韶关事件发生后，他关注网上维族人的反应，判断出七月五日要出大事，于七月四日下午八点，向有关部门提出预警；并于七月五日上午十点，面见新疆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当面提出三条建议，可惜未获得采纳。七月五日下午，他根据现场观察认为，七五事件的组织者可能是活跃于南疆的非法宗教组织「伊扎布特」。七月二十一日下午，海莱特接受亚洲周刊专访，以下是访问摘要：
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七月五日可能会出事？
广东韶关的事情出来以后，我就感觉要出大事、要流血。因为在韶关事件之前，新疆已经有了要出事的苗头。韶关事件之后，我在博客里一共写了三篇文章分析这个事情的影响，分析下来，越发坚持了这个判断。
你是否认为七五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从目前来看，确实是有组织的。至于预谋，从六月二十六日到七月五日，这么长的时间也够了。但最关键的是，政府没有采取一些及时的措施，避免事态的恶化。七月四日，我一直在听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那天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他们确实有点不一般，几乎所有的头头脑脑全都上来讲话。晚上八点左右，我给政府部门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我说明天要出事了，你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也把热比娅讲话的网址给了他们，让他们听一下。他们说会向上汇报。第二天上午，我又打了电话。十点左右，在一个朋友陪同下见到了自治区政府的主要领导。我对他说，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正常人，我有必要提醒你，今天肯定要流血，赶紧采取措施，启动紧急预案。然后我又提了三条建议，
第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出来发表讲话，必须要在中午十二点以前；
第二，通知民族聚居区的汉族商人，早点关门回家；
第三，你能调动多少部队就调动多少部队，首先把民族聚居区隔离起来，在一些关键路口进行封锁、巡逻，下班以后戒严。
这位领导当时表示，要打电话请示。结果三条建议一条都没被采纳。其实四日那天，我也不是最早向有关部门提出预警的人。四日下午六点多，已经有人提出过预警了。
你说韶关事件之前，新疆已经有了要出事的苗头，这是指什么？
之所以发生七五这样的事情，直接诱因有两个：一个是推行双语教育；另一个就是政府组织维族人外出务工。这两个政策都有很多维族干部反对，但是谁要是敢说出一个「不」字，马上就要被处理。推行双语教育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以前搞民族教育的教师，几万名教师因为汉语不过关面临下岗，搞得基层教育人心浮动。至于组织维族人外出务工，在民族主义者眼中，开什么玩笑都可以，但是开女人的玩笑不行。最早组织的几批外出务工人员，几乎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当时地方上的一些长老就说话了，「这些女孩子一百个里面有六十个会做婊子，四十个会嫁给汉族人」，这引起了很大的反感。政府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第一，没做好思想工作；第二，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
在推行这两项政策之前，新疆的民族关系如何？
五十年代，虽然毛泽东批评过新疆的大汉族主义，但是当时的新疆民族政策没有走向破裂。就是近二十年以来，新疆的民族关系越来越紧张。王乐泉书记上台以后，采用高压态势，不能容许少数民族有任何民族情绪。比如说，一个民族干部，在会议上稍微发点牢骚，就肯定得不到提拔，还有可能被开除。他把反分裂问题看重了，扩大化了。其实，每个国家的边疆省份只要跟外国有点关系，文化的、语言的、人种的，这种分裂倾向肯定有。现在新疆的反分裂斗争，不仅仅是政法机关的事情，而成为全社会的事情了。
那么这种民族关系的紧张，有没有导致了维族人独立意识的加强？
我父亲就是三区革命的，而且他还是三区革命的军人。按理说，如果说有什么独立意识，他应该更典型。但是据我了解，连他这样的都没有独立倾向，像我就更没有了。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在沙漠地区的维吾尔民族，很早就进入了农业社会，发展出了非常精致的文明，它的民族性格，已经决定了它不张扬、不好斗，就在它最强大的时候，也并没有搞什么扩张。而且，契丹人来的时候，维吾尔人很快就投降了；蒙古人来了，维族人也基本上没打仗就投降了。从历史上看，维族人本身就不好斗，也没有什么独立的基础。
如何看待东突厥斯坦的提法？
东突厥这个词，本身就不是维族人发明的，而是欧洲人创造，然后被土耳其人发酵了一下，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维族人本身并没有东突厥这样的概念。维族人从历史到现在，都把新疆称为「维族人的疆土」，从来没有人说过新疆是「土耳其的疆土」，更没有人说什么「东土耳其的疆土」。
既然这样，为什么很多疆独分子会把东突厥作为理论基础？
以前丝绸之路的时候，维族人还有机会周游列国，思想比较开放。但是后来，海路开通，维族人就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在这种落后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外面的和尚会念经」。就像我们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各种思想泥石俱下，也不知道什么对什么错。再加上近几十年本土维族精英始终受到共产党左倾政策的压制，思想得不到发挥。国外一些人一喊「东突厥」，我们民族的很多人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本土维族知识分子如何看待热比娅？
没兴趣。热比娅基本上没什么思想。
境外势力可以组织七五事件，是不是说明他们在国内还有很大力量？
有，肯定有。我总觉得七五这个事件，是「伊扎布特」组织的，这是一个非法宗教组织，这几年在南疆发展得太快了。这个组织我研究过，是由一个阿富汗人创立，这个阿富汗人死了以后，由他的学生一个巴基斯坦的医生进行重新整合、发展。「伊扎布特」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处于地下状态。一九九七年，「伊扎布特」刚刚在新疆出现的时候，大概只有几百名成员。据有关部门去年公布的数据，这个组织目前在新疆可能已经有上万名成员。
七月五日那一天，我在新华南路一直看暴徒们打砸抢，一百多人，一聚一散，非常具有组织性，而且一律穿球鞋；从他们的口音看，基本上是喀什、和田那边的，不过我没有看到他们拿刀。从他们的口号，我分析可能是「伊扎布特」。暴徒们当时的口号是「汉族人滚回去、杀死汉族人」，除了这些以外，然后就是「我们要建立伊斯兰国家，要严格执行伊斯兰法」。因为「伊扎布特」的主旨就是要恢复伊斯兰政教合一的政权，严格执行伊斯兰法，属于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分支。这个组织非常严密，人员结构也很怪，就是吸收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而且基本上都是农民。其实这个组织非常落后，在维族人中完全没有社会基础，只要稍微受过点教育的，就不会对他们有兴趣。境外渗透过来的这些组织，影响毕竟还是小。因为他们抬不到桌面上来，只要专政部门严厉打击，完全可以打掉。新疆没必要整个社会都搞反恐。
你觉得新疆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我不认为新疆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民族分裂。新疆当前的关键问题还在经济发展上面。其实所谓的民族矛盾，说到底还是利益的矛盾。去年两会的时候，胡锦涛主席会见新疆代表团时候的讲话视频，我看了很多遍。胡主席也说新疆要重视发展，只是在最后才提了一句稳定。接下来我打算写一系列文章，讲明我的这个观点。
————————————————————
海莱特小档案
新疆塔城额敏县人，1982年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毕业。1982—1996年，新疆法制报社汉编部编辑、总编室主任。1996—2002年，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法治纵横杂志社副社长。期间专门研究过新疆非法组织。因写过一些批评文章，被迫离开公职机关。现投身NGO组织，推动防治艾滋病事业。
来源：《亚洲周刊》 二〇〇九年第三十期
新疆维族知识分子海莱特在七五事件前一天就向新疆领导部门提出预警，但未被采纳。他目击现场，认为组织者是南疆非法宗教组织「伊扎布特」。事件诱因是推行双语教育和政府组织维人外出务工。
新疆乌鲁木齐，七月五日，一群有组织的维族暴徒针对汉族人的袭击，造成了巨大伤亡；七月七日，愤怒的汉族人大反攻，也给维族居民带来巨大恐慌。这两个日子后，新疆的民族裂痕，已经无法回避。
海莱特·尼亚孜和伊力哈木，因为他们坚持在互联网上用汉语撰写文章，这几年已经成为众多网民关注的维族知识分子。他们的文章成为新疆之外的中国人，了解新疆的重要窗口。海莱特在网易和凤凰网有两个博客；伊力哈木创办的维吾尔在线，则是当前最大的以维吾尔为主题的中文论坛。
海莱特生于新疆长于新疆，对新疆问题既有切身感受，也有系统研究。广东韶关事件发生后，他关注网上维族人的反应，判断出七月五日要出大事，于七月四日下午八点，向有关部门提出预警；并于七月五日上午十点，面见新疆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当面提出三条建议，可惜未获得采纳。七月五日下午，他根据现场观察认为，七五事件的组织者可能是活跃于南疆的非法宗教组织「伊扎布特」。七月二十一日下午，海莱特接受亚洲周刊专访，以下是访问摘要：
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七月五日可能会出事？
广东韶关的事情出来以后，我就感觉要出大事、要流血。因为在韶关事件之前，新疆已经有了要出事的苗头。韶关事件之后，我在博客里一共写了三篇文章分析这个事情的影响，分析下来，越发坚持了这个判断。
你是否认为七五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从目前来看，确实是有组织的。至于预谋，从六月二十六日到七月五日，这么长的时间也够了。但最关键的是，政府没有采取一些及时的措施，避免事态的恶化。七月四日，我一直在听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那天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他们确实有点不一般，几乎所有的头头脑脑全都上来讲话。晚上八点左右，我给政府部门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我说明天要出事了，你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也把热比娅讲话的网址给了他们，让他们听一下。他们说会向上汇报。第二天上午，我又打了电话。十点左右，在一个朋友陪同下见到了自治区政府的主要领导。我对他说，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正常人，我有必要提醒你，今天肯定要流血，赶紧采取措施，启动紧急预案。然后我又提了三条建议，
第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出来发表讲话，必须要在中午十二点以前；
第二，通知民族聚居区的汉族商人，早点关门回家；
第三，你能调动多少部队就调动多少部队，首先把民族聚居区隔离起来，在一些关键路口进行封锁、巡逻，下班以后戒严。
这位领导当时表示，要打电话请示。结果三条建议一条都没被采纳。其实四日那天，我也不是最早向有关部门提出预警的人。四日下午六点多，已经有人提出过预警了。
你说韶关事件之前，新疆已经有了要出事的苗头，这是指什么？
之所以发生七五这样的事情，直接诱因有两个：一个是推行双语教育；另一个就是政府组织维族人外出务工。这两个政策都有很多维族干部反对，但是谁要是敢说出一个「不」字，马上就要被处理。推行双语教育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以前搞民族教育的教师，几万名教师因为汉语不过关面临下岗，搞得基层教育人心浮动。至于组织维族人外出务工，在民族主义者眼中，开什么玩笑都可以，但是开女人的玩笑不行。最早组织的几批外出务工人员，几乎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当时地方上的一些长老就说话了，「这些女孩子一百个里面有六十个会做婊子，四十个会嫁给汉族人」，这引起了很大的反感。政府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第一，没做好思想工作；第二，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
在推行这两项政策之前，新疆的民族关系如何？
五十年代，虽然毛泽东批评过新疆的大汉族主义，但是当时的新疆民族政策没有走向破裂。就是近二十年以来，新疆的民族关系越来越紧张。王乐泉书记上台以后，采用高压态势，不能容许少数民族有任何民族情绪。比如说，一个民族干部，在会议上稍微发点牢骚，就肯定得不到提拔，还有可能被开除。他把反分裂问题看重了，扩大化了。其实，每个国家的边疆省份只要跟外国有点关系，文化的、语言的、人种的，这种分裂倾向肯定有。现在新疆的反分裂斗争，不仅仅是政法机关的事情，而成为全社会的事情了。
那么这种民族关系的紧张，有没有导致了维族人独立意识的加强？
我父亲就是三区革命的，而且他还是三区革命的军人。按理说，如果说有什么独立意识，他应该更典型。但是据我了解，连他这样的都没有独立倾向，像我就更没有了。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在沙漠地区的维吾尔民族，很早就进入了农业社会，发展出了非常精致的文明，它的民族性格，已经决定了它不张扬、不好斗，就在它最强大的时候，也并没有搞什么扩张。而且，契丹人来的时候，维吾尔人很快就投降了；蒙古人来了，维族人也基本上没打仗就投降了。从历史上看，维族人本身就不好斗，也没有什么独立的基础。
如何看待东突厥斯坦的提法？
东突厥这个词，本身就不是维族人发明的，而是欧洲人创造，然后被土耳其人发酵了一下，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维族人本身并没有东突厥这样的概念。维族人从历史到现在，都把新疆称为「维族人的疆土」，从来没有人说过新疆是「土耳其的疆土」，更没有人说什么「东土耳其的疆土」。
既然这样，为什么很多疆独分子会把东突厥作为理论基础？
以前丝绸之路的时候，维族人还有机会周游列国，思想比较开放。但是后来，海路开通，维族人就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在这种落后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外面的和尚会念经」。就像我们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各种思想泥石俱下，也不知道什么对什么错。再加上近几十年本土维族精英始终受到共产党左倾政策的压制，思想得不到发挥。国外一些人一喊「东突厥」，我们民族的很多人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本土维族知识分子如何看待热比娅？
没兴趣。热比娅基本上没什么思想。
境外势力可以组织七五事件，是不是说明他们在国内还有很大力量？
有，肯定有。我总觉得七五这个事件，是「伊扎布特」组织的，这是一个非法宗教组织，这几年在南疆发展得太快了。这个组织我研究过，是由一个阿富汗人创立，这个阿富汗人死了以后，由他的学生一个巴基斯坦的医生进行重新整合、发展。「伊扎布特」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处于地下状态。一九九七年，「伊扎布特」刚刚在新疆出现的时候，大概只有几百名成员。据有关部门去年公布的数据，这个组织目前在新疆可能已经有上万名成员。
七月五日那一天，我在新华南路一直看暴徒们打砸抢，一百多人，一聚一散，非常具有组织性，而且一律穿球鞋；从他们的口音看，基本上是喀什、和田那边的，不过我没有看到他们拿刀。从他们的口号，我分析可能是「伊扎布特」。暴徒们当时的口号是「汉族人滚回去、杀死汉族人」，除了这些以外，然后就是「我们要建立伊斯兰国家，要严格执行伊斯兰法」。因为「伊扎布特」的主旨就是要恢复伊斯兰政教合一的政权，严格执行伊斯兰法，属于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分支。这个组织非常严密，人员结构也很怪，就是吸收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而且基本上都是农民。其实这个组织非常落后，在维族人中完全没有社会基础，只要稍微受过点教育的，就不会对他们有兴趣。境外渗透过来的这些组织，影响毕竟还是小。因为他们抬不到桌面上来，只要专政部门严厉打击，完全可以打掉。新疆没必要整个社会都搞反恐。
你觉得新疆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我不认为新疆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民族分裂。新疆当前的关键问题还在经济发展上面。其实所谓的民族矛盾，说到底还是利益的矛盾。去年两会的时候，胡锦涛主席会见新疆代表团时候的讲话视频，我看了很多遍。胡主席也说新疆要重视发展，只是在最后才提了一句稳定。接下来我打算写一系列文章，讲明我的这个观点。
————————————————————
海莱特小档案
新疆塔城额敏县人，1982年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毕业。1982—1996年，新疆法制报社汉编部编辑、总编室主任。1996—2002年，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法治纵横杂志社副社长。期间专门研究过新疆非法组织。因写过一些批评文章，被迫离开公职机关。现投身NGO组织，推动防治艾滋病事业。
新疆经济报社法律顾问 针对海来特的声明
来源：亚心网
http://news.iyaxin.com/content/2009-10/19/content_1295943.htm
经新疆经济报社授权，本律师在此严正声明：在香港2009年第27期《凤凰周刊》上发表的题为 《“扎针风波”中的乌鲁木齐》的文章中，引用了海来特·尼亚孜的一段话，头衔是新疆经济报社的记者，此人已于2007年12月1日自动离岗，他的言行已与新疆经济报社无关。
新疆经济报社法律顾问 陈东
2009年10月16日
http://news.iyaxin.com/content/2009-10/19/content_1295943.htm
经新疆经济报社授权，本律师在此严正声明：在香港2009年第27期《凤凰周刊》上发表的题为 《“扎针风波”中的乌鲁木齐》的文章中，引用了海来特·尼亚孜的一段话，头衔是新疆经济报社的记者，此人已于2007年12月1日自动离岗，他的言行已与新疆经济报社无关。
新疆经济报社法律顾问 陈东
2009年10月16日
维族资深记者海来特：暴徒呼喊“建政教合一国”，策划者或是“伊扎布特”
作者：韩咏红
来源：联合早报 (2009-07-26)
迹象表明“七·五”是有组织的暴力行动，但组织者是否就是世维会及其首领热比娅，则是另一个问题。
事发后，中国立即将矛头指向境外“分裂势力”，高调指控热比娅为操作者，当局的窘迫在于没有证据证明热比娅与暴民在组织上存在上下领导的关系。
“热比娅参与了唆使是肯定的，但不一定是策划者。”乌鲁木齐著名维族知识分子、资深记者海来特·尼亚孜在受访时告诉本报，“七·五”事件官方肯定有预警，包括他本人就给安全部门的朋友打过两次电话。
他从6月26日韶关事件以后一直紧盯互联网，看到维汉对立情势快速发展。7月4日，他看到世维会主席热比娅与其他重要人物都上网讲话，警觉到情况非同一般。
他建议努尔·白克力在7月5日上午发表电视讲话，启动应急预案，急调部队，但他的建议一条都没被接受。
50岁的海来特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毕业于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他在个人博客里发表大量关于维族生活的文章，他在博客中自我介绍为“维族记者”，曾经在新疆法制报社担任总编室主任、自治区政法委法治纵横杂志社副社长。
海来特7月5日晚上在街上近距离观察了暴徒的行为，也曾阻止暴徒殴打汉族妇女，他听到呼喊建立政教合一国家口号，他由此推论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是近年在新疆地区活跃的地下极端宗教组织“伊扎布特”（编按：Hizb-e Tahrir，意译“伊斯兰解放党”）。
关于伊扎布特的来源，外界有不同说法，从一些公开资料看，它成立于1950年代，最初活跃于阿拉伯世界。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该组织利用伊斯兰教迅速进入中亚，1990年末再渗入中国，在乌鲁木齐设立总部。
伊扎布特的公开目标是通过发动非暴力的和平“圣战”，建立单一的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哈里发”国家。但是2001年以来，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都曾经在逮捕伊扎布特成员时，搜缴出武器、炸弹等物品。该组织也与卡依达组织等国际恐怖组织有联系。
中国官方媒体曾经报道过伊扎布特，去年7月，乌鲁木齐警方击破他们的一个“圣战培训部”组织，当场击毙五人，据说该组织曾经在和田策划三起游行。
据说，中国政府2003年下达过文件专门关注伊扎布特暴力犯罪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以来，喀什区共查获伊扎布特涉案人员近1300人，抓获1085人，刑事打击243人。
海来特认为，伊扎布特在新疆渗透程度深，1990年代末只有数百人，现在全疆成员达到2万名。 “新疆这类组织有好几个，现在大多都没有什么影响，只有这个还在上升阶段。”
来源：联合早报 (2009-07-26)
迹象表明“七·五”是有组织的暴力行动，但组织者是否就是世维会及其首领热比娅，则是另一个问题。
事发后，中国立即将矛头指向境外“分裂势力”，高调指控热比娅为操作者，当局的窘迫在于没有证据证明热比娅与暴民在组织上存在上下领导的关系。
“热比娅参与了唆使是肯定的，但不一定是策划者。”乌鲁木齐著名维族知识分子、资深记者海来特·尼亚孜在受访时告诉本报，“七·五”事件官方肯定有预警，包括他本人就给安全部门的朋友打过两次电话。
他从6月26日韶关事件以后一直紧盯互联网，看到维汉对立情势快速发展。7月4日，他看到世维会主席热比娅与其他重要人物都上网讲话，警觉到情况非同一般。
他建议努尔·白克力在7月5日上午发表电视讲话，启动应急预案，急调部队，但他的建议一条都没被接受。
50岁的海来特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毕业于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他在个人博客里发表大量关于维族生活的文章，他在博客中自我介绍为“维族记者”，曾经在新疆法制报社担任总编室主任、自治区政法委法治纵横杂志社副社长。
海来特7月5日晚上在街上近距离观察了暴徒的行为，也曾阻止暴徒殴打汉族妇女，他听到呼喊建立政教合一国家口号，他由此推论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是近年在新疆地区活跃的地下极端宗教组织“伊扎布特”（编按：Hizb-e Tahrir，意译“伊斯兰解放党”）。
关于伊扎布特的来源，外界有不同说法，从一些公开资料看，它成立于1950年代，最初活跃于阿拉伯世界。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该组织利用伊斯兰教迅速进入中亚，1990年末再渗入中国，在乌鲁木齐设立总部。
伊扎布特的公开目标是通过发动非暴力的和平“圣战”，建立单一的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哈里发”国家。但是2001年以来，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都曾经在逮捕伊扎布特成员时，搜缴出武器、炸弹等物品。该组织也与卡依达组织等国际恐怖组织有联系。
中国官方媒体曾经报道过伊扎布特，去年7月，乌鲁木齐警方击破他们的一个“圣战培训部”组织，当场击毙五人，据说该组织曾经在和田策划三起游行。
据说，中国政府2003年下达过文件专门关注伊扎布特暴力犯罪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以来，喀什区共查获伊扎布特涉案人员近1300人，抓获1085人，刑事打击243人。
海来特认为，伊扎布特在新疆渗透程度深，1990年代末只有数百人，现在全疆成员达到2万名。 “新疆这类组织有好几个，现在大多都没有什么影响，只有这个还在上升阶段。”
新疆主要威胁不是分裂倾向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联合早报，2009年7月29日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cnpol/pages2/cnpol090729.shtml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新疆部分维吾尔人群被戴上民族分裂的大帽子，维吾尔知识分子被政府组织进行反分裂斗争，在大会小会上表态，人人过关，在大批特批恐怖主义思想的同时，刨析自己的民族分裂倾向和民族情绪；广大百姓也未能幸免，村与村之间设卡盘查，人人必须携带身份证，以备公安联防人员检查。
其实，维吾尔民族的整体进入农耕社会已经一千多年，是一个典型的绿洲农耕民族，其部分祖先（西域36国）从事农耕生产的时间更长，绝对不晚于中原的农业社会，小麦和棉花种植技术，就是通过西域传到中原地区的。自喀喇汗王朝时期，维吾尔民族整体从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而彻底地完成了从游牧社会到农业社会的转型，彻底成为一个典型的农业民族，形成了农业民族的民族性格。从强大的喀喇汗王朝放弃西都巴拉沙滚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开始，维吾尔民族似乎已经放弃了攻城掠地的生活方式，转为固守一个地域进行农耕生产的生活方式。
独立意识绝不是社会主流
《富乐智慧》一书的出现和流传，维吾尔帝王、民族精英和民众的思想越来越趋于保守，似乎失去了民族独立生存的欲望。特别是叶尔羌王朝，几乎就是主动接受了社会形态比自己落后的西辽契丹人的统治，从那以后，高昌王国和叶尔羌王朝都主动接受了成吉思汗的统治。维吾尔人不仅主动接受了蒙古人的统治，而且其大批的民族精英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蒙古人所用，帮助蒙古人横扫欧洲，建立了元朝。
在这之后，又长期接受各蒙古封王的统治。帖木儿拐子强大起来后，维吾尔人再一次为他所用。随后，维吾尔统治精英接受了清朝的册封。近代史时期，南疆的维吾尔人几乎又是主动接受了乌兹别克人阿古柏的统治。左宗棠平定阿古柏之乱以后，维吾尔人又一次接受大清和民国政府的册封，杨增新、金书仁和盛世才等人，仅用很小的军事实力统治维吾尔民族几十年，也没见过维吾尔人大规模的反抗，或谋取民族独立。1944年，由于苏联的幕后扶持，北疆的维吾尔人成为中、苏、美、英等大国博弈的牺牲品，用外蒙给中国换来了新疆这个边疆省区，全体维吾尔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子民。
这些历史事实，证明了在千年来的历史进程中，维吾尔人一次又一次地几乎主动放弃了各种独立自决的历史机遇，就几乎没有独立自决或者分裂的意识。起码可以这样说，独立自决或者分裂的意识，绝对不是维吾尔民族社会的主流。对于这一点，我也没有办法，我们祖先就是这么选择的，我只能实话实说。
“东突”这个地理或政治概念，跟维吾尔人几乎没有关系，维吾尔人历来就将自己生存繁衍的地方——新疆，一直都叫做维吾尔地域（维吾尔迪亚尔），而不是什么“东突”。“东突”这个概念，最初是由沙俄帝国的塔塔尔人在19世纪末提出的，经过上个世纪初大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发酵，被以艾沙和伊力汗为代表的极少数民族主义者所接受和利用，逆历史潮流而动，曾经在喀什和伊犁出演过一两出闹剧，但不得民心，没有得到广大维吾尔进步知识分子的认可，因为维吾尔绝大多数的民族精英早已摒弃了中世纪时代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
对新疆政策的失误
综上所述，新疆维吾尔民族的主体，基本上没有分裂意识，分裂意识从来就不是维吾尔社会的主流。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境外各种东突势力根本不能代表新疆维吾尔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境内的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在新疆维吾尔民众中缺乏生长发育的土壤，成不了气候，司法部门是完全可以打掉的。
总之，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社会的分析判断是错误的，也是缺乏历史根据的。错误的分析判断，只能导致错误的政策。希望各级政府通过7·5事件汲取经验教训。
中国基本上一直沿用原苏联的一套民族理论，所制定的民族政策受到这种理论的指导。这些民族政策也许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比较好用，可是原苏联崩溃的事实证明，这套理论和政策是失败的。而中国在全面实现市场经济的同时，政治理论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缓慢，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关系的实质就是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我们在进行市场经济建设时，如果不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或原则，因地制宜、因族制宜，及时用法律手段调整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建立民族利益关系的平衡体系，民族矛盾将只能越演越烈。
以新疆为例，维吾尔民族作为新疆主体的自治民族，在理论上享受了政治平等的民主自由权利，可是在经济利益上却享受不到资源优势带来的各种实惠，缺乏保障维吾尔民族经济利益的法律法规，使维吾尔民族游离于西部大开发的体制之外，维吾尔人群的生活质量，普遍低于最近60年移民过来的汉族人群。如此差别，不能不使维吾尔人群心情压抑。这就是新疆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所在。
另外，近二十年来新疆政府错误的反恐扩大化的政策，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分裂斗争，或者大面积非人性化的人身检查、村与村之间的设卡盘查，极大地伤害了维吾尔人群的感情，使他们处于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在政治层面上加剧了民族矛盾。
来源：联合早报，2009年7月29日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cnpol/pages2/cnpol090729.shtml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新疆部分维吾尔人群被戴上民族分裂的大帽子，维吾尔知识分子被政府组织进行反分裂斗争，在大会小会上表态，人人过关，在大批特批恐怖主义思想的同时，刨析自己的民族分裂倾向和民族情绪；广大百姓也未能幸免，村与村之间设卡盘查，人人必须携带身份证，以备公安联防人员检查。
其实，维吾尔民族的整体进入农耕社会已经一千多年，是一个典型的绿洲农耕民族，其部分祖先（西域36国）从事农耕生产的时间更长，绝对不晚于中原的农业社会，小麦和棉花种植技术，就是通过西域传到中原地区的。自喀喇汗王朝时期，维吾尔民族整体从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而彻底地完成了从游牧社会到农业社会的转型，彻底成为一个典型的农业民族，形成了农业民族的民族性格。从强大的喀喇汗王朝放弃西都巴拉沙滚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开始，维吾尔民族似乎已经放弃了攻城掠地的生活方式，转为固守一个地域进行农耕生产的生活方式。
独立意识绝不是社会主流
《富乐智慧》一书的出现和流传，维吾尔帝王、民族精英和民众的思想越来越趋于保守，似乎失去了民族独立生存的欲望。特别是叶尔羌王朝，几乎就是主动接受了社会形态比自己落后的西辽契丹人的统治，从那以后，高昌王国和叶尔羌王朝都主动接受了成吉思汗的统治。维吾尔人不仅主动接受了蒙古人的统治，而且其大批的民族精英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蒙古人所用，帮助蒙古人横扫欧洲，建立了元朝。
在这之后，又长期接受各蒙古封王的统治。帖木儿拐子强大起来后，维吾尔人再一次为他所用。随后，维吾尔统治精英接受了清朝的册封。近代史时期，南疆的维吾尔人几乎又是主动接受了乌兹别克人阿古柏的统治。左宗棠平定阿古柏之乱以后，维吾尔人又一次接受大清和民国政府的册封，杨增新、金书仁和盛世才等人，仅用很小的军事实力统治维吾尔民族几十年，也没见过维吾尔人大规模的反抗，或谋取民族独立。1944年，由于苏联的幕后扶持，北疆的维吾尔人成为中、苏、美、英等大国博弈的牺牲品，用外蒙给中国换来了新疆这个边疆省区，全体维吾尔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子民。
这些历史事实，证明了在千年来的历史进程中，维吾尔人一次又一次地几乎主动放弃了各种独立自决的历史机遇，就几乎没有独立自决或者分裂的意识。起码可以这样说，独立自决或者分裂的意识，绝对不是维吾尔民族社会的主流。对于这一点，我也没有办法，我们祖先就是这么选择的，我只能实话实说。
“东突”这个地理或政治概念，跟维吾尔人几乎没有关系，维吾尔人历来就将自己生存繁衍的地方——新疆，一直都叫做维吾尔地域（维吾尔迪亚尔），而不是什么“东突”。“东突”这个概念，最初是由沙俄帝国的塔塔尔人在19世纪末提出的，经过上个世纪初大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发酵，被以艾沙和伊力汗为代表的极少数民族主义者所接受和利用，逆历史潮流而动，曾经在喀什和伊犁出演过一两出闹剧，但不得民心，没有得到广大维吾尔进步知识分子的认可，因为维吾尔绝大多数的民族精英早已摒弃了中世纪时代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
对新疆政策的失误
综上所述，新疆维吾尔民族的主体，基本上没有分裂意识，分裂意识从来就不是维吾尔社会的主流。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境外各种东突势力根本不能代表新疆维吾尔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境内的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在新疆维吾尔民众中缺乏生长发育的土壤，成不了气候，司法部门是完全可以打掉的。
总之，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社会的分析判断是错误的，也是缺乏历史根据的。错误的分析判断，只能导致错误的政策。希望各级政府通过7·5事件汲取经验教训。
中国基本上一直沿用原苏联的一套民族理论，所制定的民族政策受到这种理论的指导。这些民族政策也许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比较好用，可是原苏联崩溃的事实证明，这套理论和政策是失败的。而中国在全面实现市场经济的同时，政治理论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缓慢，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关系的实质就是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我们在进行市场经济建设时，如果不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或原则，因地制宜、因族制宜，及时用法律手段调整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建立民族利益关系的平衡体系，民族矛盾将只能越演越烈。
以新疆为例，维吾尔民族作为新疆主体的自治民族，在理论上享受了政治平等的民主自由权利，可是在经济利益上却享受不到资源优势带来的各种实惠，缺乏保障维吾尔民族经济利益的法律法规，使维吾尔民族游离于西部大开发的体制之外，维吾尔人群的生活质量，普遍低于最近60年移民过来的汉族人群。如此差别，不能不使维吾尔人群心情压抑。这就是新疆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所在。
另外，近二十年来新疆政府错误的反恐扩大化的政策，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分裂斗争，或者大面积非人性化的人身检查、村与村之间的设卡盘查，极大地伤害了维吾尔人群的感情，使他们处于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在政治层面上加剧了民族矛盾。
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的基本情况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163.com/hltnyz@126/blog/static/11678631200902025345/
发表时间：2009-01-20 14:05:34
全疆唯一的，也是全国少有的第一家民间禁毒防艾网站——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成立于2006年10月15日，是在自治区禁毒办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创建的。
当时自治区禁毒办支援了5万元网站启动费，再加上网站法人阿合麦提·库尔班的个人投资，购买了一批电脑等硬件设备，这些设备是电脑（台式）5台、打印机2台，办公桌椅5套、电源等辅助设备5套等。5部电脑全部上网，每台电脑宽带通讯费每月100元，以每年5000多元的价格，租用了电信公司的服务器，聘请有关电脑网络公司的技术人员，设计制作了网站的版式和栏目，雇佣了网站工作人员7名，其中主编维汉文各一名、编辑各一名、翻译两名、办公室主任兼财务一名。以每年12000元的价格租用一套民房，解决办公用房问题。经过近两个月的准备，网站于2006年10月15日网站以维汉文两语言开始了试运行。
网站页面分为禁毒和防艾两大版块，共有各种栏目50余个，禁毒版块主要栏目为《禁毒政策》、《禁毒法规》、《禁毒机构》、《禁毒新闻》（分为新疆新闻、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禁毒利剑》、《禁毒人物》、《禁毒热线》、《毒品知识》、《禁毒瞭望》、《戒毒院所》、《禁毒文章》、《禁毒影视》、《志愿者天地》和《亚普行动》等；防艾版块主要栏目为《防艾政策》、《艾防机构》、《关注艾滋》、《预防艾滋》、《艾滋世界》、《艾滋病知识》、《艾滋与吸毒》、《艾滋你我他》、《抗艾大使》、《艾防项目》和《红丝带》等。
网站试运行后，得到了各方关注，特别是引起了国家和自治区禁毒防艾部门的高度重视，多次专门指示我们一定要保持严肃的政治立场，严把帖子的质量关，提高网站的质量。近两年来，我们也确实做到了网站没有出任何政治问题。许多禁毒防艾专业网站要求友好链接，本网站发表的各类文章也在他们的网站转载。由于这是新疆第一家维吾尔文禁毒防艾网站，填补了国内相似网站没有维吾尔文版的空白，更是为广大维吾尔族禁毒防艾工作者和群众提供了维吾尔文的禁毒防艾资料，本网站的维吾尔文禁毒防艾内容的帖子，大量地在我区各维吾尔网站上频繁转载，为动员全社会力量，包括广大的维吾尔群众参与禁毒防艾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网站的社会效益很好，已经成为自治区禁毒防艾战线上的一支重要舆论力量，正在为自治区的禁毒防艾事业发挥着不可估量的良好社会效益。
2007年6月6日，在寰球大厦由自治区禁毒办主办的新疆全国著名禁毒人士宣讲团首场演讲仪式上，自治区党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张秀明，庄重地点击了主席台上的一部笔记本电脑，连接投影到会场大屏幕上，立刻显现出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的主页，宣告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正式开通运行。
2008年3月，乌鲁木齐劳教所申报澳大利亚禁毒艾防项目成功后，建立了西域阳光戒毒康复中心，为了推动项目宣传工作，他们提出了跟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合作的意向，本站立即予以热烈响应，协助他们创立了西域阳光戒毒康复网，并成功地挂靠在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的主页上，为澳大利亚禁毒艾防项目——西域阳光戒毒康复中心的宣传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2008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门户网站——天山网开始注意到我们的网站，主动要求与我们网站进行战略合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协商与论证，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终于与天山网达成合作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与天山网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做好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的运行工作。
我们合作双方坚信，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这家民间专业禁毒防艾网站，由于搭乘上了天山网这个强大的政府官方的网络平台，将开创民间网络平台与官方网络精诚合作的先例，这将进一步有力地整合优化我区的禁毒防艾网络资源，为新疆禁毒防艾事业的健康发展发挥更加辉煌的推动作用。
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现在的网址为www//yarp.net.cn，也可以直接点开天山网，在主页下面的“合作网站栏目项”里点击“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进入。我们合作双方初步拟定于2009年2月份择日举办两个网站的合作仪式，届时烦请我们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的初始娘家——自治区禁毒办的领导光临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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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疆唯一的，也是全国少有的第一家民间禁毒防艾网站——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成立于2006年10月15日，是在自治区禁毒办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创建的。
当时自治区禁毒办支援了5万元网站启动费，再加上网站法人阿合麦提·库尔班的个人投资，购买了一批电脑等硬件设备，这些设备是电脑（台式）5台、打印机2台，办公桌椅5套、电源等辅助设备5套等。5部电脑全部上网，每台电脑宽带通讯费每月100元，以每年5000多元的价格，租用了电信公司的服务器，聘请有关电脑网络公司的技术人员，设计制作了网站的版式和栏目，雇佣了网站工作人员7名，其中主编维汉文各一名、编辑各一名、翻译两名、办公室主任兼财务一名。以每年12000元的价格租用一套民房，解决办公用房问题。经过近两个月的准备，网站于2006年10月15日网站以维汉文两语言开始了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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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6日，在寰球大厦由自治区禁毒办主办的新疆全国著名禁毒人士宣讲团首场演讲仪式上，自治区党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张秀明，庄重地点击了主席台上的一部笔记本电脑，连接投影到会场大屏幕上，立刻显现出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的主页，宣告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正式开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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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在线重新开张 我的几句心里话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163.com/hltnyz@126/blog/static/1167863120088441816473/
发表时间：2008-09-04 16:18:16
各位网友，你们好！
自从我在本论坛贴了那篇《胡锦涛总书记，发展是新疆的第一要务这句话是真的吗？》主帖，特别是从本网站被关闭以来，在新疆以及乌鲁木齐地面和网络上，关于我的谣传特别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一是谣传我已经被关了起来，到塔里木蹲大狱去了；二是我被单位开除，现在成了无业游民，到处混饭吃混酒喝呢；三是奥运期间我被“和谐”（软禁）起来了。期间，我于今年５月初去了一趟山东，有那么几场维吾尔民族社会的文化活动和婚、葬礼没有去成，导致这种谣传更加蔓延起来。许多朋友、网友和熟人纷纷打来电话、通过ＱＱ聊天和电子邮箱来往，询问我是否还好。
其实，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毫发无损，安然无恙地活着。这期间，甚至单位和有关部门（包括宣传、司法机关）都跟我没有进行过一次谈话。
在这里，我感谢所有关心我和维吾尔在线，热切地询问我和维吾尔在线近况的朋友和网友，感谢你们对我和本网站命运的关心和关注。ＨＵＤＡＨＡ ＡＭＡＮＥＴ，ＡＩＩ ＡＭＡＮ，ＵＩＧＨＵＲＢＩＺ.ＣＮ ＡＭＡＮ，ＨＡＩＲＡＴ ＡＭＡＮ。托这个时代和各位朋友及网友的福，大家（人民）吉祥，维吾尔在线吉祥，海来特·尼亚孜吉祥。呵呵！
那么，这种无稽之谈似的谣言为什么竟会不径而走？人们为什么会轻易相信这种谣言呢？这恐怕得坐下来认真分析了。首先是人们的惯性思维在作崇，还不理解当今时代的特征。
简单地说，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17大以前）之中国，自从17大将政治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以来，中国基本上或实际上已经放开了言禁，实事求是地默认了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共同存在，因此，国内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潮抬头，企图争取以国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代替以往一贯标榜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很好，可是问题又出现了，国内客观存在着主体民族和非主体民族，非主体民族是否接受主体民族的意识形态？因为一些非主体民族（如维吾尔等）具有自己比较完整的意识形态（民族传统文化的总合），你可以用所谓较高级的意识形态（比如共产主义）压服非主体民族的意识形态，但用几乎同样级别的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去压服非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恐怕很难。所以，当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潮抬头的同时，一些非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肯定也要发展，“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情况肯定不合理。因此，放宽对非主体民族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度势在必行。也就是说，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国内民族矛盾的激化，国家正在也只能逐步放开针对少数民族人士的某些言禁，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统一，以及各民族团结友爱共同发展的这个大前提下，允许少数民族适当通过正当的渠道和手段，提出非主体民族谋求发展的正当合理诉求，适当争取自身民族的一些合法利益。
我真诚地希望，甚至是虔诚地祈祷，以前那些令人不堪回首的因为一不小心触犯言禁而遭牢狱之灾和不公平待遇的悲惨往事不再重演，愿那些当事人不朽的灵魂，不仅永远活在所有维吾尔人的心中，而且永驻天堂乐园。
其二恐怕是我们民族社会成员的个人素质问题。谣言是要靠人传播的，对于某个我们民族社会成员的 谣言，只有靠我们民族内部的人传播才具有“可信度”和“杀伤力”。而民族内部传播谣言的人，除了别有用心和个人恩怨因素外，恐怕主要的还是私心太重，因嫉妒心理而隔岸观火，还有冷漠无情的袖手旁观之辈吧？俗话说，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那么，我们民族最大的敌人就是这群私欲薰心祸害整个民族的败类。还有一句话来嘲讽这些谣言传播者，谣言止于智者。
其次恐怕就是那些习惯于传统思维定式，思想僵化的卫道士们，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无非就是威胁、恐吓少数民族仁人志士，封住其嘴，混淆视听，继续愚弄。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理解和看法，暂且作为恭贺UO重新开张的祝词吧，并不代表我们的民族和维吾尔在线，谬误之处，请大家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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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8-09-04 16:18:16
各位网友，你们好！
自从我在本论坛贴了那篇《胡锦涛总书记，发展是新疆的第一要务这句话是真的吗？》主帖，特别是从本网站被关闭以来，在新疆以及乌鲁木齐地面和网络上，关于我的谣传特别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一是谣传我已经被关了起来，到塔里木蹲大狱去了；二是我被单位开除，现在成了无业游民，到处混饭吃混酒喝呢；三是奥运期间我被“和谐”（软禁）起来了。期间，我于今年５月初去了一趟山东，有那么几场维吾尔民族社会的文化活动和婚、葬礼没有去成，导致这种谣传更加蔓延起来。许多朋友、网友和熟人纷纷打来电话、通过ＱＱ聊天和电子邮箱来往，询问我是否还好。
其实，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毫发无损，安然无恙地活着。这期间，甚至单位和有关部门（包括宣传、司法机关）都跟我没有进行过一次谈话。
在这里，我感谢所有关心我和维吾尔在线，热切地询问我和维吾尔在线近况的朋友和网友，感谢你们对我和本网站命运的关心和关注。ＨＵＤＡＨＡ ＡＭＡＮＥＴ，ＡＩＩ ＡＭＡＮ，ＵＩＧＨＵＲＢＩＺ.ＣＮ ＡＭＡＮ，ＨＡＩＲＡＴ ＡＭＡＮ。托这个时代和各位朋友及网友的福，大家（人民）吉祥，维吾尔在线吉祥，海来特·尼亚孜吉祥。呵呵！
那么，这种无稽之谈似的谣言为什么竟会不径而走？人们为什么会轻易相信这种谣言呢？这恐怕得坐下来认真分析了。首先是人们的惯性思维在作崇，还不理解当今时代的特征。
简单地说，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17大以前）之中国，自从17大将政治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以来，中国基本上或实际上已经放开了言禁，实事求是地默认了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共同存在，因此，国内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潮抬头，企图争取以国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代替以往一贯标榜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很好，可是问题又出现了，国内客观存在着主体民族和非主体民族，非主体民族是否接受主体民族的意识形态？因为一些非主体民族（如维吾尔等）具有自己比较完整的意识形态（民族传统文化的总合），你可以用所谓较高级的意识形态（比如共产主义）压服非主体民族的意识形态，但用几乎同样级别的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去压服非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恐怕很难。所以，当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潮抬头的同时，一些非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肯定也要发展，“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情况肯定不合理。因此，放宽对非主体民族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度势在必行。也就是说，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国内民族矛盾的激化，国家正在也只能逐步放开针对少数民族人士的某些言禁，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统一，以及各民族团结友爱共同发展的这个大前提下，允许少数民族适当通过正当的渠道和手段，提出非主体民族谋求发展的正当合理诉求，适当争取自身民族的一些合法利益。
我真诚地希望，甚至是虔诚地祈祷，以前那些令人不堪回首的因为一不小心触犯言禁而遭牢狱之灾和不公平待遇的悲惨往事不再重演，愿那些当事人不朽的灵魂，不仅永远活在所有维吾尔人的心中，而且永驻天堂乐园。
其二恐怕是我们民族社会成员的个人素质问题。谣言是要靠人传播的，对于某个我们民族社会成员的 谣言，只有靠我们民族内部的人传播才具有“可信度”和“杀伤力”。而民族内部传播谣言的人，除了别有用心和个人恩怨因素外，恐怕主要的还是私心太重，因嫉妒心理而隔岸观火，还有冷漠无情的袖手旁观之辈吧？俗话说，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那么，我们民族最大的敌人就是这群私欲薰心祸害整个民族的败类。还有一句话来嘲讽这些谣言传播者，谣言止于智者。
其次恐怕就是那些习惯于传统思维定式，思想僵化的卫道士们，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无非就是威胁、恐吓少数民族仁人志士，封住其嘴，混淆视听，继续愚弄。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理解和看法，暂且作为恭贺UO重新开张的祝词吧，并不代表我们的民族和维吾尔在线，谬误之处，请大家斧正。
过去的辉煌并不能粉饰今天的落后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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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8-03-04 20:21:56
前几天，记者在浏览一家维吾尔文网站的聊天室时，看到两位同胞在那里大谈特谈维吾尔民族过去是如何如何地辉煌，民族历史文化是如何如何地发达超前，我们的前辈发明了多少世界之最，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如何地伟大英明等等，给人的感觉是地球的历史好象都是维吾尔先民推动的，人类的文明似乎都是维吾尔先民创造的。记者不禁想问一句，即便如此，那二位又为何要用别的民族发明的电脑，在别的民族发明的网络上聊天呢？一个所谓的先进民族又为何一边享用别人创造的先进科技，又一边如井底之蛙似的大言不惭呢？
是的，维吾尔先民在历史上的确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也的确曾是个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但那只是过去，并不能代表现在。一个民族过去的辉煌，并不能代表该民族今天也辉煌；一个民族过去的辉煌，更不能粉饰该民族今天的落后。古希腊文明不文明？古埃及文明不文明？古罗马强盛不强盛？古中华文明不文明？这些文明的确是代表人类过去辉煌的文明，可这些国度今天又如何呢？众所周知，历史上辉煌一时的维吾尔民族，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维吾尔民族目前的社会发展形态，基本上还是农业社会，手工业作坊千年一贯地原地踏步，基本还是老样子，不能进化成现代工厂，几乎没有象样的工业产业；曾经与犹太人比肩的阿图什商人，也并没有建成什么像华尔街、伦敦和东京一样的金融帝国，到今天还不知股票期货为何物；就更没有资格提什么都市文化、工业文化、前卫的文艺流派和后现代主义等文学艺术了。而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就在我们还为先民的辉煌沾沾自喜的短短几百年里，曾经让我们瞧不起的那些所谓野蛮的西方草原民族，早已进化成了海上民族、工业民族和后工业民族，正在生产给我们自我吹嘘的电脑科技和网络载体。
《突厥大词典》的确曾经风靡欧亚大陆，但当今世界的通行语言是英语和即将流行的汉语；《福乐智慧》曾经也是风靡中西亚，成为历代帝王治国安邦的工具，但当今世界推崇的是健全的法制国家和依法治国方略；“坎儿井”的确曾是伟大的干旱区灌溉技术，但它比得上依色列的现代滴灌微灌技术吗？我们的祖先的确改进并向西方传递了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但现在的世界玩的是微电子网络科技，正在淘汰纸介媒体；我们创办了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个宗教学院（公元10世纪喀什的沙其也买德列斯）又能怎样？当今世界顶尖的最高学府还是人家的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火铳的确是冷兵器时代的王子，但现在人家正在摆弄宇宙空间和纳米兵器。我们还剩下什么可以和人家发达民族相比呢？只剩下可怜的民族歌舞和民俗民风了。这是一个何等可笑的悲剧啊，可笑是我们有些同胞成天泡在传统的辉煌上自吹自擂，可悲的是睁着眼睛看不见周围的世界在巨变。
西方有一个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对包括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在内所有古董进行了深刻彻底的反思；内地有一个“五四”青年运动，对包括孔圣人、盛唐遗风在内两千年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审查批判。敢于和善于反思，敢于和善于揭丑揭短，敢于和善于自我理性的批判，所以人家进步了，发展了。而我们所谓的文化反思却虎头蛇尾，遮遮掩掩，根本不敢触及传统，生怕暴露自己民族落后的现实。更为可恨的是还恬不知耻地五十步笑一百步，居然歧视和嘲笑比自己落后的民族，企图矮子里头拔出个将军，寥以自慰。
还是睁开眼睛吧我的同胞们，睁开眼睛正视现实，承认现实，承认落后，知耻而后勇，摔掉包袱，奋起直追。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163.com/hltnyz@126/blog/static/116786312008248215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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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记者在浏览一家维吾尔文网站的聊天室时，看到两位同胞在那里大谈特谈维吾尔民族过去是如何如何地辉煌，民族历史文化是如何如何地发达超前，我们的前辈发明了多少世界之最，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如何地伟大英明等等，给人的感觉是地球的历史好象都是维吾尔先民推动的，人类的文明似乎都是维吾尔先民创造的。记者不禁想问一句，即便如此，那二位又为何要用别的民族发明的电脑，在别的民族发明的网络上聊天呢？一个所谓的先进民族又为何一边享用别人创造的先进科技，又一边如井底之蛙似的大言不惭呢？
是的，维吾尔先民在历史上的确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也的确曾是个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但那只是过去，并不能代表现在。一个民族过去的辉煌，并不能代表该民族今天也辉煌；一个民族过去的辉煌，更不能粉饰该民族今天的落后。古希腊文明不文明？古埃及文明不文明？古罗马强盛不强盛？古中华文明不文明？这些文明的确是代表人类过去辉煌的文明，可这些国度今天又如何呢？众所周知，历史上辉煌一时的维吾尔民族，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维吾尔民族目前的社会发展形态，基本上还是农业社会，手工业作坊千年一贯地原地踏步，基本还是老样子，不能进化成现代工厂，几乎没有象样的工业产业；曾经与犹太人比肩的阿图什商人，也并没有建成什么像华尔街、伦敦和东京一样的金融帝国，到今天还不知股票期货为何物；就更没有资格提什么都市文化、工业文化、前卫的文艺流派和后现代主义等文学艺术了。而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就在我们还为先民的辉煌沾沾自喜的短短几百年里，曾经让我们瞧不起的那些所谓野蛮的西方草原民族，早已进化成了海上民族、工业民族和后工业民族，正在生产给我们自我吹嘘的电脑科技和网络载体。
《突厥大词典》的确曾经风靡欧亚大陆，但当今世界的通行语言是英语和即将流行的汉语；《福乐智慧》曾经也是风靡中西亚，成为历代帝王治国安邦的工具，但当今世界推崇的是健全的法制国家和依法治国方略；“坎儿井”的确曾是伟大的干旱区灌溉技术，但它比得上依色列的现代滴灌微灌技术吗？我们的祖先的确改进并向西方传递了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但现在的世界玩的是微电子网络科技，正在淘汰纸介媒体；我们创办了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个宗教学院（公元10世纪喀什的沙其也买德列斯）又能怎样？当今世界顶尖的最高学府还是人家的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火铳的确是冷兵器时代的王子，但现在人家正在摆弄宇宙空间和纳米兵器。我们还剩下什么可以和人家发达民族相比呢？只剩下可怜的民族歌舞和民俗民风了。这是一个何等可笑的悲剧啊，可笑是我们有些同胞成天泡在传统的辉煌上自吹自擂，可悲的是睁着眼睛看不见周围的世界在巨变。
西方有一个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对包括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在内所有古董进行了深刻彻底的反思；内地有一个“五四”青年运动，对包括孔圣人、盛唐遗风在内两千年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审查批判。敢于和善于反思，敢于和善于揭丑揭短，敢于和善于自我理性的批判，所以人家进步了，发展了。而我们所谓的文化反思却虎头蛇尾，遮遮掩掩，根本不敢触及传统，生怕暴露自己民族落后的现实。更为可恨的是还恬不知耻地五十步笑一百步，居然歧视和嘲笑比自己落后的民族，企图矮子里头拔出个将军，寥以自慰。
还是睁开眼睛吧我的同胞们，睁开眼睛正视现实，承认现实，承认落后，知耻而后勇，摔掉包袱，奋起直追。
情系84名孤儿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78424.html
发表时间：2008-04-07 23:07:13
2006年7月24日中午，灼热的阳光煎烤着大地，使人有一种被架在馕坑或烤炉上的感觉。行人就像老鼠躲猫一样，心情烦躁，火烧火燎地逃离尖刀似的紫外线，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乌鲁木齐火车南站三号站台上，一位中年维吾尔男子流着热泪，频频向从车窗内探出头来的一张张小脸招手，嘴里不听地说着什么。车窗里的几十个孩子，早已哭成了泪人，一个个挥动着小手，一遍又一遍地喊着“爸爸再见！”。列车已经启动，这位男子挥手的动作幅度突然大了起来，并不由自主地追着缓缓启动的列车，像是要拉住这个逐渐加快速度的庞然大物。就连几位送别亲友的局外人，也被这一场景感动，同时更想搞清心中的疑问：一个男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10来位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也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一个个偷偷地抹泪。尤其是那几位漂亮时髦的女记者，已经顾不了破妆，不停地换着擦泪的纸巾。
这些记者已经跟着这些孩子，在乌鲁木齐活动四天了。他们在定格这幕感人的送别场景同时，脑海里闪过一幕幕意想不到竟又震撼人心的镜头。
四天前，岳普湖县孤儿院的40名孩子，闪动着兴奋、惶恐和好奇的眼神，就像察觉到异常情况的小兔子，一个个非常拘谨地从这里下了车，簇拥着他们的“爸爸”——新疆爱德扶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艾尼瓦尔·买买提，走出了出站口。艾尼瓦尔则像护卫鸡仔的老母鸡，尽量张开他那并不博大的双臂，拥着40个孩子，回答着记者的提问。镁光灯在闪烁，摄影机在转动，麦克风在记录，采访笔在流动。
关注媒体报道的人们都知道，艾尼瓦尔于两年前慷慨解囊，使濒临关门的岳普湖县孤儿院重新运转起来，同时也意外地成为84名孤儿的“爸爸”。两年来，84名孤儿成了他的最爱，成了他最大的财富，也成了他津津乐道的话题。他时刻牵挂着84名孩子的学习、生活和成长情况，为他们三番五次地送去学习和生活用品，打电话一一询问他们的近况,甚至送去游艇帮助他们创收，改善孤儿院的学习生活条件。暑假刚开始，他为了让生活在偏僻乡村的孩子们开开眼界，长长见识，特意安排他们来到首府观光学习。虽然他们以前的命运是不幸的，但他们这次能够如愿完成“心愿之旅”，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至今为止，还有许多父母双全的南疆贫困地区乡下的孩子，也许这一辈子都捞不着这样的机会，来大都市开开眼。
当然，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一举措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广告策划，因为艾尼瓦尔毕竟是个生意人，他绝对不做赔钱的买卖。只是他将经营行为与社会公益事业结合得如此巧妙，真可谓天衣无缝，无可挑剔，就是在商业运作上也是高屋建瓴，大家风范，让人不得不心服口服。按照他自己的话说，自己刚开始筹措这件扶贫济困的善举时，商业功利目的是重了一点，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毕竟是84个有血有肉的生灵啊，与这些幼小脆弱的孤儿接触久了，自然就会混出感情来，逐渐地忘却了最初的功利目的，自己也好象变得高尚起来，心灵也变得纯洁了。他现在已经非常喜欢这些可爱的孩子，每天不给其中的一个孩子打个电话聊聊，就觉得身上少了什么。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况拼杀商场的热血男儿？其实，越是表面上看去非常冷血的商战大将，就越是渴望人间烟火，更注重儿女情长和天伦之乐。只是他们将这些情感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男儿有泪不轻弹罢了。面相显得过于冷峻和干练的艾尼瓦尔，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在商战方面肯定也是个铁腕人物。可人们没有想到他却以实际行动，实践着维吾尔等中华民族尊老爱幼、扶弱济贫的传统美德，并在其中得到了某种人格上的升华，心灵上的慰籍，情感上的寄托，使自己的善良人性和爱心柔肠找到了得以释放的平台，情感生活充实而萧洒，可谓其乐融融也。
何止艾尼瓦尔一个人如此，这40名孤儿的到来，引起了首府各种人物的关注，拨动了人们内心同情弱者和人性向善的那根神经，引发了人们一系列行侠仗义的举动。这不，自治区党委常委肖凯提·依敏来了，他代表自治区党政领导，专程来到这些孤儿中间，问寒问暖，亲切勉励，同时首肯艾尼瓦尔的善举；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肉孜·司马义等民政、劳动保障、妇联、共青团部门的领导和慈善总会、文艺团体的代表来了，他们代表社会各界人士，给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孤儿，献上了一分爱心和安慰，并阐发和传递出这个社会倡导扶贫济困等道德价值取向的社会舆论导向；著名的以自己微薄的退休工资捐资帮助贫困学子完成学业，被人们亲切的称为“慈祥的母亲”群体的代表热依汗·卡斯木来了，她以不太熟练的汉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她不无幽默地说：“谁说岳普湖县孤儿院的孩子们只有父亲没有母亲？我们30名老太婆就是你们的妈妈，就是你们的奶奶。”引起台下听众一阵儿会意的笑声。乌鲁木齐“SOS”儿童村的20名孩子来了，带着他们稚嫩无暇的友情和精心编排的节目，与来自乡下的兄弟姐妹同台翩翩起舞，欢声笑语，将晚会推向高潮。参加联谊活动的人们虽然不停地热情鼓掌，但一个个面色沉重。孩子们充满童真和欢快的文艺表演，与现场观众凝重的恻隐之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人感到呼吸沉重，无法面带笑容。大部分女士们眼里闪着泪花，因为她们心理明白，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少儿联谊，而是一群曾经内心充满失去爹妈的酸楚和痛苦的孤儿之会。
乌鲁木齐华瑞大酒店则无偿提供了活动场地和服务，表达出企业界对社会福利事业的关注和对艾尼瓦尔扶贫济弱义举的支持。
第二天一大早，传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孩子们下塌的百川大酒店总经理马士红作出了一个义举，为孩子们提供4天的免费住宿，并给每个孩子准备了学习用具。接着，此类消息和情况接踵而来。新疆大学后勤服务中心泉湖餐厅负责人吐尔逊娜依·阿布力米提、绿洲宴会厅经理努尔尼沙·吐尔逊、故乡宴会厅经理阿米娜·卡斯木、阿克尤里宴会厅经理阿米娜·阿图什、乌市苏碧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伊力亚斯·买买提和新疆天牧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萍等一批古道热肠的企业家，分别以自己的方式，无偿资助了孩子们在乌鲁木齐的活动，表现了自己扶弱济困的美意。热依汗代表30位“慈祥的母亲”，与伊力亚斯·买买提一样，分别为这84名孩子购置了新衣服。就连国际大巴扎门前3号冷饮店的小老板玉素甫·亚森也力所能及，在这三伏酷暑为孩子们免费提供了冷饮和西瓜等。他们在潇洒地实施这些义举时，面部表情是肃穆的，怀着某种信徒进入圣殿时的虔诚和庄重，使人无法理解他们此时此刻是在赎罪，还是在还愿。此外，八路军驻疆办事处遗址纪念馆、乌鲁木齐烈士陵园、国际大巴扎、水上乐园、动物园、红山公园、水西沟风景区和自治区博物馆等单位，也毅然放弃在这旅游旺季大赚一笔的念头，为这些孤儿提供了免费服务。可以这么说，这4天无论这些孩子走到哪里，那里就有一片爱的绿荫；无论他们出现在哪里，那里就弥漫着某种同情与爱怜的氛围。人们以各自的方式，或伸出援助的臂膀，或投去关注的一瞥，使这些孤儿感到了人心的善良和社会的温暖。
这4天，艾尼瓦尔始终和这些孩子待在一起，同吃同行，不是跟这个孩子谈几句，就是与那个孩子聊一阵儿，显得异常兴奋，心情也格外的愉快惬意。而这些孩子也逐渐放开了自己，不像刚来时那么拘谨，频频在他面前撒娇、做鬼脸。特别是几个年纪较小的孩子，像敖敖待哺的小鸟，争相伸出小嘴，让他喂饭，看上去一片亲情交融，共享天伦之乐的温馨景象。
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特殊的生长境遇决定了这些孩子很有素质，他们都格外地懂事听话，集体意识和纪律性极强。这一点在他们到“SOS”儿童村话别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儿童村的孩子可能因为见多识广，一个个活拨好动，顽皮不羁，而他们则一个个像个小大人，显得规规矩矩，按部就班，整齐划一，很少骚动，像是临来首府前受过专门训练。人们在赞叹他们乖巧的同时，不得不体察到失去亲生父母给他们造成的心理阴影、性格缺失和某种先天性的拘谨懦弱，缺少应有的童真童趣，更加使人感到心情沉重。此情此景使许多看到这些孩子的人，动了想收养其中几个孩子的念头。而听到这种议论的艾尼瓦尔，则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对着手机大喊：“我收养你的孩子行不行？”
真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洋溢着爱心与温馨快乐的4天，就这样很快过去了，他们最不愿意想象的分别就在眼前。虽然艾尼瓦尔和孩子们分手前都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可到了车站月台，还是抑制不住喷涌而出的泪水。分别的泪水虽然有点儿辛酸苦涩，但也流得畅快淋漓，流得赏心悦目，流过之后便是甜甜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对于随同采访的记者，流泪也许意味着感悟人性与人情的情感支付，理解和诠释真善美的思想投入，同时也许是洗礼身心和荡涤灵魂的必须。
是的，喧闹的都市，激烈的竞争，无情的钢筋水泥，使久居城市的人心变得日益烦躁冷漠甚至麻木。这84名孤儿的到来，使一些与之朝夕相处的人们，经历了一次感悟人之初性本善的心理旅程，至少可以找回一点自己原本存在的本性中的善良一面，回归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真善美之中。
而这些孤儿的心愿之旅，则将在今后的成长过程中，对他们修复心理障碍，重新建立自信，重塑一个完整自我产生积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心愿之旅使他们大开眼界，思绪万千，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使他们从此产生一种博大的开放心态，知道山外有山，而且那山还比这山高，从而激起他们奋发向上的勇气。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在都市的某个角落，碰到他们之中成功的几位呢。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78424.html
发表时间：2008-04-07 23:07:13
2006年7月24日中午，灼热的阳光煎烤着大地，使人有一种被架在馕坑或烤炉上的感觉。行人就像老鼠躲猫一样，心情烦躁，火烧火燎地逃离尖刀似的紫外线，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乌鲁木齐火车南站三号站台上，一位中年维吾尔男子流着热泪，频频向从车窗内探出头来的一张张小脸招手，嘴里不听地说着什么。车窗里的几十个孩子，早已哭成了泪人，一个个挥动着小手，一遍又一遍地喊着“爸爸再见！”。列车已经启动，这位男子挥手的动作幅度突然大了起来，并不由自主地追着缓缓启动的列车，像是要拉住这个逐渐加快速度的庞然大物。就连几位送别亲友的局外人，也被这一场景感动，同时更想搞清心中的疑问：一个男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10来位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也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一个个偷偷地抹泪。尤其是那几位漂亮时髦的女记者，已经顾不了破妆，不停地换着擦泪的纸巾。
这些记者已经跟着这些孩子，在乌鲁木齐活动四天了。他们在定格这幕感人的送别场景同时，脑海里闪过一幕幕意想不到竟又震撼人心的镜头。
四天前，岳普湖县孤儿院的40名孩子，闪动着兴奋、惶恐和好奇的眼神，就像察觉到异常情况的小兔子，一个个非常拘谨地从这里下了车，簇拥着他们的“爸爸”——新疆爱德扶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艾尼瓦尔·买买提，走出了出站口。艾尼瓦尔则像护卫鸡仔的老母鸡，尽量张开他那并不博大的双臂，拥着40个孩子，回答着记者的提问。镁光灯在闪烁，摄影机在转动，麦克风在记录，采访笔在流动。
关注媒体报道的人们都知道，艾尼瓦尔于两年前慷慨解囊，使濒临关门的岳普湖县孤儿院重新运转起来，同时也意外地成为84名孤儿的“爸爸”。两年来，84名孤儿成了他的最爱，成了他最大的财富，也成了他津津乐道的话题。他时刻牵挂着84名孩子的学习、生活和成长情况，为他们三番五次地送去学习和生活用品，打电话一一询问他们的近况,甚至送去游艇帮助他们创收，改善孤儿院的学习生活条件。暑假刚开始，他为了让生活在偏僻乡村的孩子们开开眼界，长长见识，特意安排他们来到首府观光学习。虽然他们以前的命运是不幸的，但他们这次能够如愿完成“心愿之旅”，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至今为止，还有许多父母双全的南疆贫困地区乡下的孩子，也许这一辈子都捞不着这样的机会，来大都市开开眼。
当然，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一举措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广告策划，因为艾尼瓦尔毕竟是个生意人，他绝对不做赔钱的买卖。只是他将经营行为与社会公益事业结合得如此巧妙，真可谓天衣无缝，无可挑剔，就是在商业运作上也是高屋建瓴，大家风范，让人不得不心服口服。按照他自己的话说，自己刚开始筹措这件扶贫济困的善举时，商业功利目的是重了一点，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毕竟是84个有血有肉的生灵啊，与这些幼小脆弱的孤儿接触久了，自然就会混出感情来，逐渐地忘却了最初的功利目的，自己也好象变得高尚起来，心灵也变得纯洁了。他现在已经非常喜欢这些可爱的孩子，每天不给其中的一个孩子打个电话聊聊，就觉得身上少了什么。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况拼杀商场的热血男儿？其实，越是表面上看去非常冷血的商战大将，就越是渴望人间烟火，更注重儿女情长和天伦之乐。只是他们将这些情感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男儿有泪不轻弹罢了。面相显得过于冷峻和干练的艾尼瓦尔，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在商战方面肯定也是个铁腕人物。可人们没有想到他却以实际行动，实践着维吾尔等中华民族尊老爱幼、扶弱济贫的传统美德，并在其中得到了某种人格上的升华，心灵上的慰籍，情感上的寄托，使自己的善良人性和爱心柔肠找到了得以释放的平台，情感生活充实而萧洒，可谓其乐融融也。
何止艾尼瓦尔一个人如此，这40名孤儿的到来，引起了首府各种人物的关注，拨动了人们内心同情弱者和人性向善的那根神经，引发了人们一系列行侠仗义的举动。这不，自治区党委常委肖凯提·依敏来了，他代表自治区党政领导，专程来到这些孤儿中间，问寒问暖，亲切勉励，同时首肯艾尼瓦尔的善举；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肉孜·司马义等民政、劳动保障、妇联、共青团部门的领导和慈善总会、文艺团体的代表来了，他们代表社会各界人士，给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孤儿，献上了一分爱心和安慰，并阐发和传递出这个社会倡导扶贫济困等道德价值取向的社会舆论导向；著名的以自己微薄的退休工资捐资帮助贫困学子完成学业，被人们亲切的称为“慈祥的母亲”群体的代表热依汗·卡斯木来了，她以不太熟练的汉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她不无幽默地说：“谁说岳普湖县孤儿院的孩子们只有父亲没有母亲？我们30名老太婆就是你们的妈妈，就是你们的奶奶。”引起台下听众一阵儿会意的笑声。乌鲁木齐“SOS”儿童村的20名孩子来了，带着他们稚嫩无暇的友情和精心编排的节目，与来自乡下的兄弟姐妹同台翩翩起舞，欢声笑语，将晚会推向高潮。参加联谊活动的人们虽然不停地热情鼓掌，但一个个面色沉重。孩子们充满童真和欢快的文艺表演，与现场观众凝重的恻隐之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人感到呼吸沉重，无法面带笑容。大部分女士们眼里闪着泪花，因为她们心理明白，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少儿联谊，而是一群曾经内心充满失去爹妈的酸楚和痛苦的孤儿之会。
乌鲁木齐华瑞大酒店则无偿提供了活动场地和服务，表达出企业界对社会福利事业的关注和对艾尼瓦尔扶贫济弱义举的支持。
第二天一大早，传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孩子们下塌的百川大酒店总经理马士红作出了一个义举，为孩子们提供4天的免费住宿，并给每个孩子准备了学习用具。接着，此类消息和情况接踵而来。新疆大学后勤服务中心泉湖餐厅负责人吐尔逊娜依·阿布力米提、绿洲宴会厅经理努尔尼沙·吐尔逊、故乡宴会厅经理阿米娜·卡斯木、阿克尤里宴会厅经理阿米娜·阿图什、乌市苏碧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伊力亚斯·买买提和新疆天牧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萍等一批古道热肠的企业家，分别以自己的方式，无偿资助了孩子们在乌鲁木齐的活动，表现了自己扶弱济困的美意。热依汗代表30位“慈祥的母亲”，与伊力亚斯·买买提一样，分别为这84名孩子购置了新衣服。就连国际大巴扎门前3号冷饮店的小老板玉素甫·亚森也力所能及，在这三伏酷暑为孩子们免费提供了冷饮和西瓜等。他们在潇洒地实施这些义举时，面部表情是肃穆的，怀着某种信徒进入圣殿时的虔诚和庄重，使人无法理解他们此时此刻是在赎罪，还是在还愿。此外，八路军驻疆办事处遗址纪念馆、乌鲁木齐烈士陵园、国际大巴扎、水上乐园、动物园、红山公园、水西沟风景区和自治区博物馆等单位，也毅然放弃在这旅游旺季大赚一笔的念头，为这些孤儿提供了免费服务。可以这么说，这4天无论这些孩子走到哪里，那里就有一片爱的绿荫；无论他们出现在哪里，那里就弥漫着某种同情与爱怜的氛围。人们以各自的方式，或伸出援助的臂膀，或投去关注的一瞥，使这些孤儿感到了人心的善良和社会的温暖。
这4天，艾尼瓦尔始终和这些孩子待在一起，同吃同行，不是跟这个孩子谈几句，就是与那个孩子聊一阵儿，显得异常兴奋，心情也格外的愉快惬意。而这些孩子也逐渐放开了自己，不像刚来时那么拘谨，频频在他面前撒娇、做鬼脸。特别是几个年纪较小的孩子，像敖敖待哺的小鸟，争相伸出小嘴，让他喂饭，看上去一片亲情交融，共享天伦之乐的温馨景象。
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特殊的生长境遇决定了这些孩子很有素质，他们都格外地懂事听话，集体意识和纪律性极强。这一点在他们到“SOS”儿童村话别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儿童村的孩子可能因为见多识广，一个个活拨好动，顽皮不羁，而他们则一个个像个小大人，显得规规矩矩，按部就班，整齐划一，很少骚动，像是临来首府前受过专门训练。人们在赞叹他们乖巧的同时，不得不体察到失去亲生父母给他们造成的心理阴影、性格缺失和某种先天性的拘谨懦弱，缺少应有的童真童趣，更加使人感到心情沉重。此情此景使许多看到这些孩子的人，动了想收养其中几个孩子的念头。而听到这种议论的艾尼瓦尔，则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对着手机大喊：“我收养你的孩子行不行？”
真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洋溢着爱心与温馨快乐的4天，就这样很快过去了，他们最不愿意想象的分别就在眼前。虽然艾尼瓦尔和孩子们分手前都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可到了车站月台，还是抑制不住喷涌而出的泪水。分别的泪水虽然有点儿辛酸苦涩，但也流得畅快淋漓，流得赏心悦目，流过之后便是甜甜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对于随同采访的记者，流泪也许意味着感悟人性与人情的情感支付，理解和诠释真善美的思想投入，同时也许是洗礼身心和荡涤灵魂的必须。
是的，喧闹的都市，激烈的竞争，无情的钢筋水泥，使久居城市的人心变得日益烦躁冷漠甚至麻木。这84名孤儿的到来，使一些与之朝夕相处的人们，经历了一次感悟人之初性本善的心理旅程，至少可以找回一点自己原本存在的本性中的善良一面，回归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真善美之中。
而这些孤儿的心愿之旅，则将在今后的成长过程中，对他们修复心理障碍，重新建立自信，重塑一个完整自我产生积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心愿之旅使他们大开眼界，思绪万千，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使他们从此产生一种博大的开放心态，知道山外有山，而且那山还比这山高，从而激起他们奋发向上的勇气。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在都市的某个角落，碰到他们之中成功的几位呢。
浅析维吾尔绿洲文明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71675.html
发表时间：2008-04-03 16:07:14
新疆，古称西域，是维吾尔等中华各民族休养生息的地域。它位于欧亚大陆板块中部，中亚腹地。一条高耸入云，蜿蜒数千公里的天山山脉，将新疆分成南北两个盆地，而被夹在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之间的塔里木盆地，天山东部的山间盆地——吐哈盆地，则是维吾尔民族的主要聚居地。由于塔里木盆地和吐哈盆地的主体，是由世界第三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及库木塔格沙漠构成，因此这里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沙漠干旱气候。干热干旱、降雨稀少的自然环境，使这里众多的河流呈现出流程短，水量小，河水蒸发很快的特点。缺水干旱使这里土地大部分裸露，风起沙土就扬，风速大于每秒5米就能扬起沙暴，风速小于每秒5米也能刮起尘土，这里的沙尘天气平均都在每年100天以上。如此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使勤劳勇敢的维吾尔先民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经过千百年的艰苦奋斗，创造了辉煌一时的绿洲文化。
这种绿洲文化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因为它是在干旱少雨的沙漠边缘，人为地开拓出一片片适于人类生存的绿洲，并在这些绿洲上从事农业生产，这方面的明证就是吐鲁番地区的坎儿井农业。而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是建立在相对湿润多雨、水系发达的海洋性气候等自然环境上的。因此，这两种农业文明虽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在特征上却表现出某些差异性。比如绿洲文明耕牧紧密结合的特征，就是因为受到恶劣生存环境的制约。虽然维吾尔先民从草原文明转型为农业文明的时间很长，但从来就没有放弃牧业，将蓄牧业作为绿洲农业的主要补充，形成了一种完全自给自足的耕牧经济模式。
近来，一些学者将构筑在绿洲上的这种农业文明，称为维吾尔绿洲文明、绿洲文化、绿洲农业文明和绿洲耕牧文化，笔者比较倾向于后者。它有别于中外史学界所谓的塔里木文明，但起码应该是遥远模糊的塔里木文明在绿洲的某种延续。下面就试着对维吾尔绿洲耕牧文化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对它的过去、现状和将来的发展变化趋势，谈谈一些个人粗浅的看法。
一、绿洲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农业经济模式，而是整个维吾尔传统文化的基石
按照目前比较传统的说法，维吾尔族的先民回鹘人，是从公元840 年开始从鄂尔恽河畔西迁，大量进入塔里木盆地定居，进一步融合了当地的一些回鹘氏族部落和其他突厥部落，逐步从草原民族转型为农业民族，从事绿洲耕牧经济活动的。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确切地说，古代回鹘人西迁到塔里木河流域定居，首先是促成了维吾尔民族的正式形成，其次是逐步完成了维吾尔民族整体从草原游牧部落到农业民族的转变，也就是完成了从草原文化到绿洲耕牧经济文化的转型，再次是直接导致了国家概念和阶级社会等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的定型。
其实，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维吾尔先民在840 年前的经济文化模式并不是铁板一块，不是所谓的单纯草原文化，而是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多元化倾向，最起码的情况应该是，鄂尔恽河畔的回鹘游牧经济文化模式，与塔里木河流域的维吾尔农耕经济文化模式是同时并存的，而且这个并存的时间不会太短，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一些具体的历史现象，比如维吾尔先民在佛教东传和丝路贸易史上发挥的独特作用。
我们先来看看绿洲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绿洲文化呈现出基础的生态脆弱性特点，同时折射出文化的载体——维吾尔民族强烈的生态环保意识。
从飞机上看塔里木河流域的绿洲，这条国内最大的内陆河系，时断时续地蜿蜒上千公里，在方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担着相对成片的五大块绿洲。它们依此为西部的喀什河和叶尔羌河流域绿洲，中游北岸的阿克苏河、谓干河和轮台河流域绿洲，中游南岸的和田河和尼雅河流域绿洲，下游南岸的若羌且末绿洲和下游北岸的吐哈绿洲。实际上，这些大绿洲是由以塔里木河许多支流的冲积扇平原为构成单元，以县乡为片的众多小绿洲组成，它们并不成片，彼此互不相连，相距遥远。在和田地区的一些地方，一个乡就是一个绿洲，甚至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小绿洲，而各个绿洲之间倒是成片的沙漠和戈壁。风起沙扬，不是沙进人退，就是人进沙退，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死之战。千百年来，多少绿洲被荒沙埋没，又有多少绿洲被顽强地开拓出来，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只能看到交河和高昌古城的残垣断壁，只知道沙埋楼兰和尼雅古城的传说，只能想象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埋没了什么样的人类文明之谜。
生存在如此环境中的民族，血液里只能流淌绿色，从心底里崇尚绿色，用人为的绿色抵抗荒沙是民族生存和延续的前提，植树造林维护绿洲生态平衡，不仅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第一生存需要，而且更成为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如古代维吾尔民族崇尚的颜色是一种浅浅的黄绿色，只是在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以后，才改成了现在的墨绿。除了大面积地营造农田防护林外，他们还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种上一些果树和花草，使自己的居所隐没在绿荫之中，营造出自己得以休养生息的绿色世界。他们在千百年的植树造林实践中，逐渐总结出了适应当地生态条件的造林方式。如在沙漠边缘缺少水源的地区，主要以营造抗旱能力强的胡杨、沙枣林和梭梭林为主，这些荒漠植被耐旱抗碱，给一点阳光和水份就格外灿烂，生机盎然，生存能力极强，特别是被称为沙漠神树的胡杨，可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朽，从而形成了抵御风沙维护绿洲生态平衡的第一道屏障；在农田周围和渠河道路边上，则主要以营造平原白杨、榆树和红柳为主，成为抵御土壤沙化的有力保障；在村落居所附近，主要以种植各种果树林为主，既美化了家园，又可以开展独具干旱地区特色的庭院经济。
这些浮动于流沙中大大小小的绿洲，就像茫茫大海中飘动的陆地，不仅是维吾尔民族赖以生存延续的家园，而且成为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传统文化诞生和发展的基础。换句话说，维吾尔民族在历史上创立的所有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都不同程度地与其生存的绿洲有关。在历史上，他们既图腾崇拜苍狼，挥舞着狼头旗征战，也图腾崇拜树，认为自己的祖先是树的后裔（见《多桑蒙古史》和《乌古斯可汗的传说》）。至今南疆的一些地方还保留着祭祀树荫浓郁之古树的风俗，被祭祀的古树上挂满了各色小布条，人们借助古树的神力来祈祷家庭幸福，人丁兴旺。在维吾尔民间，还保留着不允许砍伐院内、田边、河边的独树，不能在树干和树枝上晾晒衣服，不能在树下倒污水、血水和大小便等禁忌；经过胡杨林和老树时，必须下马、下车等习俗。由此可见，维吾尔民族许多古老而优秀的传统文明，都是建立在崇尚绿色，营造和维持家园——绿洲生态平衡基础上的。这种情况也是绿洲的园林业相对发达，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维吾尔园艺文化。
（二）由于绿洲周边生态平衡的脆弱，耕牧紧密结合，二者互补遗缺，决定了维吾尔民族传统文化中，农业文化因子与草原文化因子有机兼容的特点。
由于干旱缺水，绿洲农业基础的脆弱性显而易见。仅仅依靠如此脆弱的绿洲农业，延续一个民族的发展，那肯定是绝对靠不住的。因此维吾尔先民在转入农业经济时，并没有放弃畜牧业，只是因地制宜，根据新的生存环境，将过去那种驰骋草原的放牧方式，创造性地改为一家一户的定居圈养，并使农牧紧密结合，互为依托，既解决了农业欠收时的吃饭问题，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肥料来源，并为多样性的手工业提供了资源空间，比较成功地建立了绿洲内的生态平衡系统。
最近听说美国、澳大利亚和依色列等国，正在搞一种非常现代化的新型生态大农业。这种所谓的生态大农业，就是在有一定水源、道路和通讯条件下，使用现代化高科技手段和大型现代农机具，开垦几万亩土地，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节能的和可以维持局部生态良性循环的生物圈，经营类似新疆绿洲耕牧结合的现代农业。如使用现代技术，以农作物秸杆和部分动物粪便发酵制造沼气，建设现代化沼气电厂等能源设施，现场加工生产各种高端农产品，即各种动植物蛋白产品。整个农业基地的全部生产和销售过程，只需30来位工程师通过现代通信网络，进行近、远程操控。一句话，这种农业就是这一头只要有水流进去，那一头就流出配方科学营养丰富的动植物蛋白食品，而且这一切过程都是无烟环保。
这当然是当今人类现代高科技的杰作，当然不能与落后的粗放的绿洲耕牧同日而语，但是它的原理，却与绿洲耕牧紧密结合的道理如出一辙，可见绿洲耕牧结合的生产方式，的确自有它的道理。
绿洲耕牧紧密结合的生产方式，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不仅提炼出较发达的耕牧技术，如伟大的坎儿井灌溉技术，驯养出品质优良的天山良马等牲畜，栽培出不胜枚举的瓜果品种而驰名中外，而且也孕育了品位很高的《十二个木卡姆》等文学艺术、园艺、建筑、服饰、饮食等维吾尔传统文化，更造就了维吾尔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在他们身上，既有草原民族的豪放，又具农业民族的精细。而且这种豪放和精细的民族性格，犹如他们独特的绿洲耕牧并举的生产方式一样，也是有机的统一。草原民族特有的流动性格，以及扼居古代东西方交通咽喉地带的地缘优势，使这个民族的商贸意识相当浓厚，使之成为丝绸之路的主要凿空拓荒者之一；而农耕民族特有的精细性格，又使维吾尔民族的园林业、饮食业和手工业等也相对发达，创造了一大批闻名中外的手工艺品，并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巴扎文化。
（三）由于分居各个独立封闭的绿洲，绿洲文明呈现出高度的自给自足经济特色，与同样高度同一的民族社会生活方式和谐统一的特征。
笔者通过二十多年的记者生涯，几乎走过全疆八十多个县市和近一半的乡镇，特别是南疆的一些乡村，深刻体味到了新疆各个绿洲之间的遥远。大部分行署所在地和县府所在地，距所属最远的乡村都是上百公里，有的甚至几百公里。这种距离，在中原地区是要跨省的，在欧洲甚至可能是要跨国的。各个绿洲如此遥远的距离，在恶劣的荒漠环境和古代交通条件下，仅靠畜力经常来往是不现实的，这就决定了各个绿洲之间的鸡犬之声根本无法相闻，除了常年浪迹于商贾之道的商人驼客，一般人根本无法经常走动，也没有经常走动的必要，从而形成了每个绿洲之间的相对封闭性。如此封闭的生存环境，使每个绿洲就自然成为一个高度自给自足的农牧经济生态圈，进而影响了所有农户，形成每个农户高度自给自足的谋生之道。比如种粮吃馕；种了黄罗卜和皮芽子，就可以吃抓饭；圈畜牛羊，不但可以吃肉，还制革、制毡和织毯；种树吃果；种棉纺布；养蚕穿艾德来斯；女孩子家想美容吗，自家院子里有的是奥斯玛、树胶、紫草叶和海纳。农闲时节，自己制作木碗等家什，做多了还可以拿到远不过自家小毛驴跑一天之遥的巴扎，换回一些自家没有的东西。
绿洲耕牧经济如此高度自给自足的现象，反过来又阻碍了各绿洲之间的来往，促使维吾尔民族生存在塔里木盆地周围一个个分散独立的绿洲生态圈里，而各个绿洲间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同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一样，竟然如此高度的同一。如南北疆的维吾尔百姓每天都缺不了馕，而且适应干旱气候条件的绿洲传统平顶农舍建筑，南疆和北疆都是一个模式。欧洲的多瑙河，蜿蜒上千公里，养育了几个国家不同种族的人民。而塔里木河时断时续也是上千公里，只是流过了维吾尔民族同一生产生活方式的几大绿洲而已。
根据萨特存在决定一切的论断，存在决定意识，人的生存环境造就这个人的所有秉性。换句话说，一个民族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生存环境，同样决定这个民族只能成为这个民族，而不是其他民族。千年一贯制高度同一的绿洲耕牧自给自足经济，形成了维吾尔民族同一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概括起来就是：绝大多数人被大自然封闭在相对独立的各个绿洲，从事耕牧生产和手工劳动，所有单个绿洲的经济高度自给自足，自己生产的产品自己消费，包括比较丰富的粮食、肉禽副食品和水果，甚至一些简单的农具和生活用品，也可以自己打造，并且几乎不用跨出自己所在的城乡或绿洲一步，就能买到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和生活必需品。
二、绿洲文化的利弊
事实求实地讲，在维吾尔民族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绿洲文化曾经辉煌一时，的确创造出一些丰功伟绩，包括一些世界级的人类文化遗产，充实并丰富了维吾尔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使其以比较高的全民文化素质，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顽强地延续到现在。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应该承认绿洲文化的历史作用，特别是要充分肯定绿洲文化所培育的一些维吾尔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它们同样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更是人类在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的斗争中，所创造的一切社会文明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这些优秀文化传统的精华，了解和学习当代的文明思想和科技知识，使其以自己的发展变化方式，尽快地转型为具有绿洲特色的工业文明，并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进程。
通过上述分析，绿洲文明受其自然生存环境和自身弊端的限制，自然地暴露出自身不可避免的诸多缺陷。
（一）绿洲耕牧经济虽然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但还是无法突出流沙的重围，那些古老的绿洲仍然是流沙中的几个孤岛。在长期干旱缺水和沙尘天气的侵蚀下，绿洲中有限的可耕地沙化和盐碱化的情况日益严重，绿洲的总面积日益减少。一方面是人口极度膨胀，由于过去维吾尔社会没有计划生育的概念，绿洲内部的人口密度天天都在增长，使绿洲无法承载。从表面上看新疆地大人少，但实际上新疆90%以上的面积都是高山、沙漠和戈壁，根本不适宜人类居住，所以新疆全部的人口只能集中居住在不到全疆面积10%的绿洲上，形成绿洲人口严重超载。据某些资料显示，南疆绿洲的人口密度，早已超过全国平均每平方公里120人的水平，达到了每平方公里300人。如此众多的人口挤在一个个小小的绿洲上，必然造成人多地少的窘境，目前绿洲人均可耕地不到两亩。另一方面由于土壤沙化盐碱化日趋严重，绿洲内的可耕地锐减，这就形成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人口爆炸和土壤沙化最终将撑破绿洲。我们平时经常说南疆贫困，这种贫困不仅仅是生活的贫困，更重要的是人均占有土地、水量和其它自然资源量的贫困，并由此延伸为人均占有各种社会文化资源的贫困。
（二）从绿洲的宏观经济形态上说，绿洲耕牧自给自足经济方式的封闭性，限制了绿洲内部社会生产的进一步专业化分工和产品在绿洲外部的交换，绿洲工商业发展缓慢，二产和三产很难从一产中完全脱离出来，无法形成多元化的产业格局。整个绿洲的生产和交换，缺乏进一步扩张的原动力——消费需求，绿洲内部所有的社会生产，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绿洲内部自给自足消费需求。这种绿洲耕牧经济，只能简单地重复低水平的生产，不可能通过不断发展变化的市场消费需求，强有力地刺激科技的发展，提高生产技术，扩大社会再生产。这一点可以从海上商路开通之后，著名的丝路贸易便就此沉寂，绿洲耕牧经济一蹶不振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在丝路贸易鼎盛的时期，绿洲大范围市场交换的消费需求，曾经刺激了绿洲耕牧经济的跳跃式发展，特别是绿洲的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迅速，不仅产品远销地中海沿岸和中原大地，而且这些地方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也不断地刺激着绿洲手工业的发展。欧洲人通过得天独厚的海上贸易，几乎垄断了当时的世界贸易，使自己顺利完成了从草原民族到海上商业民族的转型。而维吾尔民族由于绿洲耕牧经济的束缚，科技方面的先天不足，农耕民族缺乏民族整体远途迁涉的心理素质等原因，在失去了丝路贸易的同时，也失去了绿洲耕牧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原动力，回到了千年一贯制的绿洲耕牧经济的怪圈之中。到解放前，南疆绿洲几乎没有现代意义的工商业，更没有现代产业工人和银行业。
（三）相对封闭静止的绿洲耕牧生产方式，使原本追逐水草自由流动的马背民族，游到流沙地带便被陷住了，从此停止了往日游动的生活方式，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延续，必须与流沙展开正面搏斗，精心维护自己的家园——绿洲生态的低水平平衡。自给自足的绿洲耕牧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消弱和瞑灭了草原民族原有的活性心理元素，虽然这种消弱的进度没有中原农耕民族来得那么快和彻底，但绝对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滴水石穿、潜移默化、滲入骨髓的转变。一种追求安逸、容易满足、固步自封、不思变化进取和缺乏创新意识的保守心理元素，逐渐成为绿洲人的主导心理，小农思想逐渐成为整个绿洲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生产只是满足于绿洲内的自给自足，产品交换长期停留在绿洲内部，生产技术止步不前，而且这么一停就是上千年的历史，形成一种千年一贯的独尊耕牧，万马齐暗的可悲局面，使绿洲民族痛失许多发展和转型的重大历史机遇。比如没能借助成吉思汗的铁骑，冲破单一耕牧经济的羁绊，进一步发扬光大自己的经商传统，成为一个真正的大陆商业民族；也没能借助苏俄的影响，大力改善和提高民族的现代文化素质，提高民族的现代文明程度。当前，在祖国整体的社会转型如火如荼万马争先的关键时刻，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绿洲成员还在观望，企图依然保守落后单一的绿洲耕牧经济方式，使维吾尔民族在社会转型中成为落群之马而遗恨千古。这些落后传统思维方式滋生的土壤，正是千年一贯保守的绿洲耕牧生产方式。它已经严重阻碍了维吾尔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正在阻碍民族整体的社会转型进度。
（四）产生于西亚绿洲的伊斯兰教思想，与塔河流域的绿洲文化，在本质上有许多类似之处，所以深得塔河绿洲成员的认同，很快就被王公贵族和封建伯克阶层移植到绿洲内，不仅成为绿洲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而且成为进一步融合和凝聚绿洲民族精神的思想工具。由于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等世俗化思想，所以它到了绿洲以后，很快就出现绿洲耕牧文化的全面伊斯兰化和伊斯兰教的绿洲世俗化现象，许多教规教义成为绿洲成员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伊斯兰教思想也成为绿洲成员价值取向的主要依据。我们应该承认，伊斯兰教思想在凝聚绿洲民族精神，创立维吾尔绿洲文化的历史过程中，产生过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宣扬的平等正义、从善如流、尊老爱幼、扶贫济困和勤捡节约等道德评价系统，在目前和将来还是有一定正面意义的；它所倡导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得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不得弱肉强食等价值取向，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但需要指出的是，伊斯兰教几百年血与火的传教方式以及连绵不断的教派混战，在严重破坏了绿洲耕牧经济脆弱的生产条件同时，也给绿洲殖入了阿拉伯文明。绿洲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相互交融的结果，使绿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自身的开放性特点，认为伊斯兰教义规定的一切才是唯一的文明，开始排斥一切异质文化，甚至丢弃了自身原有的一些与伊斯兰教义相孛的优秀传统，完成了绿洲从生产方式到意识形态的全面封建化进程，开始了绿洲的中世纪黑暗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全面停顿，只是简单地重复低水平的供求平衡，特别是绿洲成员的思想受到经文教育的全面禁锢，一切先进和异质文化遭遇全面排斥和抵制。全面封闭的绿洲，充满了单一的封建耕牧传统和浓厚的宗教思想。在这种土壤上，不可能自然地产生近代意义的文艺复兴运动，更不可能发生类似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因此从理论上讲，高度伊斯兰化的绿洲文化，不可能自然地向现代工业文明过度。
三、绿洲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曙光
千年一贯制的绿洲文明，发展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才似乎出现了一些松动迹象。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进了绿洲，率先进行土地联产承包制的农民开始勤劳致富，这犹如一针强心剂，催活了绿洲成员僵死了上千年的致富意识，大部分农民开始相信通过勤劳可以致富，他们开始真正为自己种地。于是，一种求富求变的心态，逐渐成为绿洲的主流意识。农民只有在没有任何依附关系和羁绊的情况，才能真正发挥种地的主观能动性，对土地进行投入，包括引进先进农业技术提高产量，进行集约化产业化经营寻求规模效益。如此一来，绿洲内的社会分工只会越来越细，除了部分种田能手、致富能手继续留在土地上精耕细作外，大部分农民必然脱离土地。他们中的很小一部分素质较高的人，按照绿洲传统的方式，分流到手工业和商业领域，而其中的大部分，还得寻求到别的地方出卖劳动力谋生，这就使古老的游牧民族开始重新流动起来。这种变化的代表，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阿图什“香港巴扎”的兴起，促成大批农民因经商而流向全国甚至世界。流动使他们血液里草原民族原有的秉性得以复苏，求实、冒险、拼搏、开拓和创新的意识必将成为他们的座右铭，更会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其实，这种流动已经早在二三百年前就开始了。满清王朝为了巩固西部边防，分几批从南疆绿洲往北疆移民，形成了脱胎于绿洲文化的维吾尔“塔兰其”文化。由于“塔兰其”文化是建立在较为开放的自然地理环境上，再加之长途迁涉、多民族杂居、接受苏俄影响和开拓开创等因素，使得“塔兰其”整体和一部分自流到北疆的阿图什等地的农民，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他们学习吸收其他民族先进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能力相对较强，因此他们除了在维吾尔民族里率先大批量经营西方工业产品、兴办近现代产业外，最重要的是率先引进了现代教育概念，打破了伊斯兰经文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相对于南疆绿洲，“塔兰其”和自流到北疆的农民较早接触了西方文明，思维比较开放，思想较为民主，使这里曾出现了一些社会转型的萌芽。
建国以来，虽不断受到极左思想和计划经济的影响，但绿洲文化还是在不断受到来自东西两面的现代文明冲击，工业产品开始大量进入绿洲，迅速改变了绿洲巴扎交易的传统内容，特别是近几年西部大开发，国家大力开发石油等资源的新型工业建设，民航、铁路和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及通信设施的开发建设，不仅刺激和拉动了绿洲经济形态的进一步转型，社会分工正在进一步细化，餐饮等二产三产发展迅速，多元化的产业结构显出雏形，而且也逐渐促动着绿洲民族生活方式的转型，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维吾尔传统服装“恰襻”，已经正式退出绿洲。二十年前，首府乌鲁木齐除了20多万维吾尔常住居民外，几乎没有外来维吾尔流动人口。如今，仅位于新华南路的华侨公寓小区内的业主，50%以上都是来自绿洲的维吾尔商人，这说明绿洲成员的城市化水平也在逐年提高。最重要的是国家大力扶持绿洲科教文化事业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绿洲现代知识分子，使得绿洲文明的转型成为现实的可能。
上述观点只是个人的一些学习心得，难免谬孛疏漏，恳请各位专家指点。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71675.html
发表时间：2008-04-03 16:07:14
新疆，古称西域，是维吾尔等中华各民族休养生息的地域。它位于欧亚大陆板块中部，中亚腹地。一条高耸入云，蜿蜒数千公里的天山山脉，将新疆分成南北两个盆地，而被夹在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之间的塔里木盆地，天山东部的山间盆地——吐哈盆地，则是维吾尔民族的主要聚居地。由于塔里木盆地和吐哈盆地的主体，是由世界第三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及库木塔格沙漠构成，因此这里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沙漠干旱气候。干热干旱、降雨稀少的自然环境，使这里众多的河流呈现出流程短，水量小，河水蒸发很快的特点。缺水干旱使这里土地大部分裸露，风起沙土就扬，风速大于每秒5米就能扬起沙暴，风速小于每秒5米也能刮起尘土，这里的沙尘天气平均都在每年100天以上。如此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使勤劳勇敢的维吾尔先民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经过千百年的艰苦奋斗，创造了辉煌一时的绿洲文化。
这种绿洲文化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因为它是在干旱少雨的沙漠边缘，人为地开拓出一片片适于人类生存的绿洲，并在这些绿洲上从事农业生产，这方面的明证就是吐鲁番地区的坎儿井农业。而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是建立在相对湿润多雨、水系发达的海洋性气候等自然环境上的。因此，这两种农业文明虽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在特征上却表现出某些差异性。比如绿洲文明耕牧紧密结合的特征，就是因为受到恶劣生存环境的制约。虽然维吾尔先民从草原文明转型为农业文明的时间很长，但从来就没有放弃牧业，将蓄牧业作为绿洲农业的主要补充，形成了一种完全自给自足的耕牧经济模式。
近来，一些学者将构筑在绿洲上的这种农业文明，称为维吾尔绿洲文明、绿洲文化、绿洲农业文明和绿洲耕牧文化，笔者比较倾向于后者。它有别于中外史学界所谓的塔里木文明，但起码应该是遥远模糊的塔里木文明在绿洲的某种延续。下面就试着对维吾尔绿洲耕牧文化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对它的过去、现状和将来的发展变化趋势，谈谈一些个人粗浅的看法。
一、绿洲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农业经济模式，而是整个维吾尔传统文化的基石
按照目前比较传统的说法，维吾尔族的先民回鹘人，是从公元840 年开始从鄂尔恽河畔西迁，大量进入塔里木盆地定居，进一步融合了当地的一些回鹘氏族部落和其他突厥部落，逐步从草原民族转型为农业民族，从事绿洲耕牧经济活动的。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确切地说，古代回鹘人西迁到塔里木河流域定居，首先是促成了维吾尔民族的正式形成，其次是逐步完成了维吾尔民族整体从草原游牧部落到农业民族的转变，也就是完成了从草原文化到绿洲耕牧经济文化的转型，再次是直接导致了国家概念和阶级社会等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的定型。
其实，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维吾尔先民在840 年前的经济文化模式并不是铁板一块，不是所谓的单纯草原文化，而是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多元化倾向，最起码的情况应该是，鄂尔恽河畔的回鹘游牧经济文化模式，与塔里木河流域的维吾尔农耕经济文化模式是同时并存的，而且这个并存的时间不会太短，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一些具体的历史现象，比如维吾尔先民在佛教东传和丝路贸易史上发挥的独特作用。
我们先来看看绿洲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绿洲文化呈现出基础的生态脆弱性特点，同时折射出文化的载体——维吾尔民族强烈的生态环保意识。
从飞机上看塔里木河流域的绿洲，这条国内最大的内陆河系，时断时续地蜿蜒上千公里，在方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担着相对成片的五大块绿洲。它们依此为西部的喀什河和叶尔羌河流域绿洲，中游北岸的阿克苏河、谓干河和轮台河流域绿洲，中游南岸的和田河和尼雅河流域绿洲，下游南岸的若羌且末绿洲和下游北岸的吐哈绿洲。实际上，这些大绿洲是由以塔里木河许多支流的冲积扇平原为构成单元，以县乡为片的众多小绿洲组成，它们并不成片，彼此互不相连，相距遥远。在和田地区的一些地方，一个乡就是一个绿洲，甚至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小绿洲，而各个绿洲之间倒是成片的沙漠和戈壁。风起沙扬，不是沙进人退，就是人进沙退，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死之战。千百年来，多少绿洲被荒沙埋没，又有多少绿洲被顽强地开拓出来，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只能看到交河和高昌古城的残垣断壁，只知道沙埋楼兰和尼雅古城的传说，只能想象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埋没了什么样的人类文明之谜。
生存在如此环境中的民族，血液里只能流淌绿色，从心底里崇尚绿色，用人为的绿色抵抗荒沙是民族生存和延续的前提，植树造林维护绿洲生态平衡，不仅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第一生存需要，而且更成为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如古代维吾尔民族崇尚的颜色是一种浅浅的黄绿色，只是在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以后，才改成了现在的墨绿。除了大面积地营造农田防护林外，他们还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种上一些果树和花草，使自己的居所隐没在绿荫之中，营造出自己得以休养生息的绿色世界。他们在千百年的植树造林实践中，逐渐总结出了适应当地生态条件的造林方式。如在沙漠边缘缺少水源的地区，主要以营造抗旱能力强的胡杨、沙枣林和梭梭林为主，这些荒漠植被耐旱抗碱，给一点阳光和水份就格外灿烂，生机盎然，生存能力极强，特别是被称为沙漠神树的胡杨，可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朽，从而形成了抵御风沙维护绿洲生态平衡的第一道屏障；在农田周围和渠河道路边上，则主要以营造平原白杨、榆树和红柳为主，成为抵御土壤沙化的有力保障；在村落居所附近，主要以种植各种果树林为主，既美化了家园，又可以开展独具干旱地区特色的庭院经济。
这些浮动于流沙中大大小小的绿洲，就像茫茫大海中飘动的陆地，不仅是维吾尔民族赖以生存延续的家园，而且成为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传统文化诞生和发展的基础。换句话说，维吾尔民族在历史上创立的所有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都不同程度地与其生存的绿洲有关。在历史上，他们既图腾崇拜苍狼，挥舞着狼头旗征战，也图腾崇拜树，认为自己的祖先是树的后裔（见《多桑蒙古史》和《乌古斯可汗的传说》）。至今南疆的一些地方还保留着祭祀树荫浓郁之古树的风俗，被祭祀的古树上挂满了各色小布条，人们借助古树的神力来祈祷家庭幸福，人丁兴旺。在维吾尔民间，还保留着不允许砍伐院内、田边、河边的独树，不能在树干和树枝上晾晒衣服，不能在树下倒污水、血水和大小便等禁忌；经过胡杨林和老树时，必须下马、下车等习俗。由此可见，维吾尔民族许多古老而优秀的传统文明，都是建立在崇尚绿色，营造和维持家园——绿洲生态平衡基础上的。这种情况也是绿洲的园林业相对发达，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维吾尔园艺文化。
（二）由于绿洲周边生态平衡的脆弱，耕牧紧密结合，二者互补遗缺，决定了维吾尔民族传统文化中，农业文化因子与草原文化因子有机兼容的特点。
由于干旱缺水，绿洲农业基础的脆弱性显而易见。仅仅依靠如此脆弱的绿洲农业，延续一个民族的发展，那肯定是绝对靠不住的。因此维吾尔先民在转入农业经济时，并没有放弃畜牧业，只是因地制宜，根据新的生存环境，将过去那种驰骋草原的放牧方式，创造性地改为一家一户的定居圈养，并使农牧紧密结合，互为依托，既解决了农业欠收时的吃饭问题，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肥料来源，并为多样性的手工业提供了资源空间，比较成功地建立了绿洲内的生态平衡系统。
最近听说美国、澳大利亚和依色列等国，正在搞一种非常现代化的新型生态大农业。这种所谓的生态大农业，就是在有一定水源、道路和通讯条件下，使用现代化高科技手段和大型现代农机具，开垦几万亩土地，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节能的和可以维持局部生态良性循环的生物圈，经营类似新疆绿洲耕牧结合的现代农业。如使用现代技术，以农作物秸杆和部分动物粪便发酵制造沼气，建设现代化沼气电厂等能源设施，现场加工生产各种高端农产品，即各种动植物蛋白产品。整个农业基地的全部生产和销售过程，只需30来位工程师通过现代通信网络，进行近、远程操控。一句话，这种农业就是这一头只要有水流进去，那一头就流出配方科学营养丰富的动植物蛋白食品，而且这一切过程都是无烟环保。
这当然是当今人类现代高科技的杰作，当然不能与落后的粗放的绿洲耕牧同日而语，但是它的原理，却与绿洲耕牧紧密结合的道理如出一辙，可见绿洲耕牧结合的生产方式，的确自有它的道理。
绿洲耕牧紧密结合的生产方式，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不仅提炼出较发达的耕牧技术，如伟大的坎儿井灌溉技术，驯养出品质优良的天山良马等牲畜，栽培出不胜枚举的瓜果品种而驰名中外，而且也孕育了品位很高的《十二个木卡姆》等文学艺术、园艺、建筑、服饰、饮食等维吾尔传统文化，更造就了维吾尔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在他们身上，既有草原民族的豪放，又具农业民族的精细。而且这种豪放和精细的民族性格，犹如他们独特的绿洲耕牧并举的生产方式一样，也是有机的统一。草原民族特有的流动性格，以及扼居古代东西方交通咽喉地带的地缘优势，使这个民族的商贸意识相当浓厚，使之成为丝绸之路的主要凿空拓荒者之一；而农耕民族特有的精细性格，又使维吾尔民族的园林业、饮食业和手工业等也相对发达，创造了一大批闻名中外的手工艺品，并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巴扎文化。
（三）由于分居各个独立封闭的绿洲，绿洲文明呈现出高度的自给自足经济特色，与同样高度同一的民族社会生活方式和谐统一的特征。
笔者通过二十多年的记者生涯，几乎走过全疆八十多个县市和近一半的乡镇，特别是南疆的一些乡村，深刻体味到了新疆各个绿洲之间的遥远。大部分行署所在地和县府所在地，距所属最远的乡村都是上百公里，有的甚至几百公里。这种距离，在中原地区是要跨省的，在欧洲甚至可能是要跨国的。各个绿洲如此遥远的距离，在恶劣的荒漠环境和古代交通条件下，仅靠畜力经常来往是不现实的，这就决定了各个绿洲之间的鸡犬之声根本无法相闻，除了常年浪迹于商贾之道的商人驼客，一般人根本无法经常走动，也没有经常走动的必要，从而形成了每个绿洲之间的相对封闭性。如此封闭的生存环境，使每个绿洲就自然成为一个高度自给自足的农牧经济生态圈，进而影响了所有农户，形成每个农户高度自给自足的谋生之道。比如种粮吃馕；种了黄罗卜和皮芽子，就可以吃抓饭；圈畜牛羊，不但可以吃肉，还制革、制毡和织毯；种树吃果；种棉纺布；养蚕穿艾德来斯；女孩子家想美容吗，自家院子里有的是奥斯玛、树胶、紫草叶和海纳。农闲时节，自己制作木碗等家什，做多了还可以拿到远不过自家小毛驴跑一天之遥的巴扎，换回一些自家没有的东西。
绿洲耕牧经济如此高度自给自足的现象，反过来又阻碍了各绿洲之间的来往，促使维吾尔民族生存在塔里木盆地周围一个个分散独立的绿洲生态圈里，而各个绿洲间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同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一样，竟然如此高度的同一。如南北疆的维吾尔百姓每天都缺不了馕，而且适应干旱气候条件的绿洲传统平顶农舍建筑，南疆和北疆都是一个模式。欧洲的多瑙河，蜿蜒上千公里，养育了几个国家不同种族的人民。而塔里木河时断时续也是上千公里，只是流过了维吾尔民族同一生产生活方式的几大绿洲而已。
根据萨特存在决定一切的论断，存在决定意识，人的生存环境造就这个人的所有秉性。换句话说，一个民族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生存环境，同样决定这个民族只能成为这个民族，而不是其他民族。千年一贯制高度同一的绿洲耕牧自给自足经济，形成了维吾尔民族同一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概括起来就是：绝大多数人被大自然封闭在相对独立的各个绿洲，从事耕牧生产和手工劳动，所有单个绿洲的经济高度自给自足，自己生产的产品自己消费，包括比较丰富的粮食、肉禽副食品和水果，甚至一些简单的农具和生活用品，也可以自己打造，并且几乎不用跨出自己所在的城乡或绿洲一步，就能买到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和生活必需品。
二、绿洲文化的利弊
事实求实地讲，在维吾尔民族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绿洲文化曾经辉煌一时，的确创造出一些丰功伟绩，包括一些世界级的人类文化遗产，充实并丰富了维吾尔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使其以比较高的全民文化素质，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顽强地延续到现在。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应该承认绿洲文化的历史作用，特别是要充分肯定绿洲文化所培育的一些维吾尔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它们同样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更是人类在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的斗争中，所创造的一切社会文明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这些优秀文化传统的精华，了解和学习当代的文明思想和科技知识，使其以自己的发展变化方式，尽快地转型为具有绿洲特色的工业文明，并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进程。
通过上述分析，绿洲文明受其自然生存环境和自身弊端的限制，自然地暴露出自身不可避免的诸多缺陷。
（一）绿洲耕牧经济虽然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但还是无法突出流沙的重围，那些古老的绿洲仍然是流沙中的几个孤岛。在长期干旱缺水和沙尘天气的侵蚀下，绿洲中有限的可耕地沙化和盐碱化的情况日益严重，绿洲的总面积日益减少。一方面是人口极度膨胀，由于过去维吾尔社会没有计划生育的概念，绿洲内部的人口密度天天都在增长，使绿洲无法承载。从表面上看新疆地大人少，但实际上新疆90%以上的面积都是高山、沙漠和戈壁，根本不适宜人类居住，所以新疆全部的人口只能集中居住在不到全疆面积10%的绿洲上，形成绿洲人口严重超载。据某些资料显示，南疆绿洲的人口密度，早已超过全国平均每平方公里120人的水平，达到了每平方公里300人。如此众多的人口挤在一个个小小的绿洲上，必然造成人多地少的窘境，目前绿洲人均可耕地不到两亩。另一方面由于土壤沙化盐碱化日趋严重，绿洲内的可耕地锐减，这就形成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人口爆炸和土壤沙化最终将撑破绿洲。我们平时经常说南疆贫困，这种贫困不仅仅是生活的贫困，更重要的是人均占有土地、水量和其它自然资源量的贫困，并由此延伸为人均占有各种社会文化资源的贫困。
（二）从绿洲的宏观经济形态上说，绿洲耕牧自给自足经济方式的封闭性，限制了绿洲内部社会生产的进一步专业化分工和产品在绿洲外部的交换，绿洲工商业发展缓慢，二产和三产很难从一产中完全脱离出来，无法形成多元化的产业格局。整个绿洲的生产和交换，缺乏进一步扩张的原动力——消费需求，绿洲内部所有的社会生产，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绿洲内部自给自足消费需求。这种绿洲耕牧经济，只能简单地重复低水平的生产，不可能通过不断发展变化的市场消费需求，强有力地刺激科技的发展，提高生产技术，扩大社会再生产。这一点可以从海上商路开通之后，著名的丝路贸易便就此沉寂，绿洲耕牧经济一蹶不振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在丝路贸易鼎盛的时期，绿洲大范围市场交换的消费需求，曾经刺激了绿洲耕牧经济的跳跃式发展，特别是绿洲的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迅速，不仅产品远销地中海沿岸和中原大地，而且这些地方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也不断地刺激着绿洲手工业的发展。欧洲人通过得天独厚的海上贸易，几乎垄断了当时的世界贸易，使自己顺利完成了从草原民族到海上商业民族的转型。而维吾尔民族由于绿洲耕牧经济的束缚，科技方面的先天不足，农耕民族缺乏民族整体远途迁涉的心理素质等原因，在失去了丝路贸易的同时，也失去了绿洲耕牧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原动力，回到了千年一贯制的绿洲耕牧经济的怪圈之中。到解放前，南疆绿洲几乎没有现代意义的工商业，更没有现代产业工人和银行业。
（三）相对封闭静止的绿洲耕牧生产方式，使原本追逐水草自由流动的马背民族，游到流沙地带便被陷住了，从此停止了往日游动的生活方式，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延续，必须与流沙展开正面搏斗，精心维护自己的家园——绿洲生态的低水平平衡。自给自足的绿洲耕牧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消弱和瞑灭了草原民族原有的活性心理元素，虽然这种消弱的进度没有中原农耕民族来得那么快和彻底，但绝对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滴水石穿、潜移默化、滲入骨髓的转变。一种追求安逸、容易满足、固步自封、不思变化进取和缺乏创新意识的保守心理元素，逐渐成为绿洲人的主导心理，小农思想逐渐成为整个绿洲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生产只是满足于绿洲内的自给自足，产品交换长期停留在绿洲内部，生产技术止步不前，而且这么一停就是上千年的历史，形成一种千年一贯的独尊耕牧，万马齐暗的可悲局面，使绿洲民族痛失许多发展和转型的重大历史机遇。比如没能借助成吉思汗的铁骑，冲破单一耕牧经济的羁绊，进一步发扬光大自己的经商传统，成为一个真正的大陆商业民族；也没能借助苏俄的影响，大力改善和提高民族的现代文化素质，提高民族的现代文明程度。当前，在祖国整体的社会转型如火如荼万马争先的关键时刻，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绿洲成员还在观望，企图依然保守落后单一的绿洲耕牧经济方式，使维吾尔民族在社会转型中成为落群之马而遗恨千古。这些落后传统思维方式滋生的土壤，正是千年一贯保守的绿洲耕牧生产方式。它已经严重阻碍了维吾尔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正在阻碍民族整体的社会转型进度。
（四）产生于西亚绿洲的伊斯兰教思想，与塔河流域的绿洲文化，在本质上有许多类似之处，所以深得塔河绿洲成员的认同，很快就被王公贵族和封建伯克阶层移植到绿洲内，不仅成为绿洲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而且成为进一步融合和凝聚绿洲民族精神的思想工具。由于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等世俗化思想，所以它到了绿洲以后，很快就出现绿洲耕牧文化的全面伊斯兰化和伊斯兰教的绿洲世俗化现象，许多教规教义成为绿洲成员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伊斯兰教思想也成为绿洲成员价值取向的主要依据。我们应该承认，伊斯兰教思想在凝聚绿洲民族精神，创立维吾尔绿洲文化的历史过程中，产生过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宣扬的平等正义、从善如流、尊老爱幼、扶贫济困和勤捡节约等道德评价系统，在目前和将来还是有一定正面意义的；它所倡导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得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不得弱肉强食等价值取向，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但需要指出的是，伊斯兰教几百年血与火的传教方式以及连绵不断的教派混战，在严重破坏了绿洲耕牧经济脆弱的生产条件同时，也给绿洲殖入了阿拉伯文明。绿洲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相互交融的结果，使绿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自身的开放性特点，认为伊斯兰教义规定的一切才是唯一的文明，开始排斥一切异质文化，甚至丢弃了自身原有的一些与伊斯兰教义相孛的优秀传统，完成了绿洲从生产方式到意识形态的全面封建化进程，开始了绿洲的中世纪黑暗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全面停顿，只是简单地重复低水平的供求平衡，特别是绿洲成员的思想受到经文教育的全面禁锢，一切先进和异质文化遭遇全面排斥和抵制。全面封闭的绿洲，充满了单一的封建耕牧传统和浓厚的宗教思想。在这种土壤上，不可能自然地产生近代意义的文艺复兴运动，更不可能发生类似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因此从理论上讲，高度伊斯兰化的绿洲文化，不可能自然地向现代工业文明过度。
三、绿洲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曙光
千年一贯制的绿洲文明，发展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才似乎出现了一些松动迹象。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进了绿洲，率先进行土地联产承包制的农民开始勤劳致富，这犹如一针强心剂，催活了绿洲成员僵死了上千年的致富意识，大部分农民开始相信通过勤劳可以致富，他们开始真正为自己种地。于是，一种求富求变的心态，逐渐成为绿洲的主流意识。农民只有在没有任何依附关系和羁绊的情况，才能真正发挥种地的主观能动性，对土地进行投入，包括引进先进农业技术提高产量，进行集约化产业化经营寻求规模效益。如此一来，绿洲内的社会分工只会越来越细，除了部分种田能手、致富能手继续留在土地上精耕细作外，大部分农民必然脱离土地。他们中的很小一部分素质较高的人，按照绿洲传统的方式，分流到手工业和商业领域，而其中的大部分，还得寻求到别的地方出卖劳动力谋生，这就使古老的游牧民族开始重新流动起来。这种变化的代表，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阿图什“香港巴扎”的兴起，促成大批农民因经商而流向全国甚至世界。流动使他们血液里草原民族原有的秉性得以复苏，求实、冒险、拼搏、开拓和创新的意识必将成为他们的座右铭，更会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其实，这种流动已经早在二三百年前就开始了。满清王朝为了巩固西部边防，分几批从南疆绿洲往北疆移民，形成了脱胎于绿洲文化的维吾尔“塔兰其”文化。由于“塔兰其”文化是建立在较为开放的自然地理环境上，再加之长途迁涉、多民族杂居、接受苏俄影响和开拓开创等因素，使得“塔兰其”整体和一部分自流到北疆的阿图什等地的农民，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他们学习吸收其他民族先进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能力相对较强，因此他们除了在维吾尔民族里率先大批量经营西方工业产品、兴办近现代产业外，最重要的是率先引进了现代教育概念，打破了伊斯兰经文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相对于南疆绿洲，“塔兰其”和自流到北疆的农民较早接触了西方文明，思维比较开放，思想较为民主，使这里曾出现了一些社会转型的萌芽。
建国以来，虽不断受到极左思想和计划经济的影响，但绿洲文化还是在不断受到来自东西两面的现代文明冲击，工业产品开始大量进入绿洲，迅速改变了绿洲巴扎交易的传统内容，特别是近几年西部大开发，国家大力开发石油等资源的新型工业建设，民航、铁路和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及通信设施的开发建设，不仅刺激和拉动了绿洲经济形态的进一步转型，社会分工正在进一步细化，餐饮等二产三产发展迅速，多元化的产业结构显出雏形，而且也逐渐促动着绿洲民族生活方式的转型，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维吾尔传统服装“恰襻”，已经正式退出绿洲。二十年前，首府乌鲁木齐除了20多万维吾尔常住居民外，几乎没有外来维吾尔流动人口。如今，仅位于新华南路的华侨公寓小区内的业主，50%以上都是来自绿洲的维吾尔商人，这说明绿洲成员的城市化水平也在逐年提高。最重要的是国家大力扶持绿洲科教文化事业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绿洲现代知识分子，使得绿洲文明的转型成为现实的可能。
上述观点只是个人的一些学习心得，难免谬孛疏漏，恳请各位专家指点。
胡锦涛总书记：“发展是新疆的第一要务”这句话是真的吗？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71623.html
发表时间：2008-04-03 15:37:00
看着流动的网页苦思冥想，数着夜空闪闪的繁星痛定思痛，从和田光着脚下地农民那暗淡麻木的眼神，到科学院戴着老花镜思索的学者那忧郁悲哀的眼睛；从天山南北那一双双汉族人投过来的不信任乃至仇视的眼光，到内地人那以好奇包裹着看过来的歧视乃至嘲弄的目光。这冷飕飕、火辣辣的存在，虽然不是水深火热，但却逼真得使人崩溃；这活生生、赤裸裸的现实，虽然不是民不聊生，但却严酷得令人窒息。
曾几何时，一个创造了人类历史上非凡卓越的丝绸之路，勇敢顽强地穿梭于欧亚大陆，热情而赋予使命感地传播与交流东西方文化，并使自己也辉煌一时的民族，到了２０世纪却陡然沉寂；又是一个曾几何时，一个主动吸收西方文明，创办了中国民间第一批实行新式教育的现代学校，使民族整体开始逐渐觉悟，从而拿起武器，准备走上波澜壮阔的民族自决、追求现代文明民主自由的解放道路，在最终选择了和平友好的斗争方式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理性民族，到了２０世纪下半页却突然万马齐暗。
不仅早已升入天堂的先祖默哈穆德·喀什葛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和艾力西丁·纳瓦依感到莫名的纳闷，死不瞑目的艾合买提江·卡斯木、阿不索夫·阿布都克力木等几万革命志士感到无限的懊悔，就连我们这些几十万维吾尔当代知识精英和广大普通民众也感到深切的困惑与迷惘。一个当年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民族，一个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于东西方世界的民族今天何在？我心中至高无上的伟大而善良的母亲——维吾尔民族这是到底怎么了？？？
１９４５年国民党西北最高长官张治中来到乌鲁木齐，与三区临时政府代表谈判，最终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建立了新疆联合政府张治中，副主席主席艾合买提江·卡斯木。政党新疆人为此感到欢心鼓舞时，这个临时凭凑起来的联合政府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当局缺乏诚意，联合政府流产，艾合买提江·卡斯木等三区方面的首脑回到了伊宁。１９４９年在原苏联斯大林的挑停下，拥兵割据的三区临时政府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实现新疆的和平解放，可是艾合买提江·卡斯木等５名三区方面的领导在赴北京参加全国一次政协会议途中莫名其妙的遇难，于是十来万三区革命者突然群龙无首。紧接着王震借助全国性的红色恐怖，在全疆一面遣散民族军将士，一面大范围严厉镇压维吾尔民族的社会上层人士（三反五反和土改），从肉体上将大量的维吾尔民族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商人、地主以及宗教高层神职人员清除殆尽。
在新疆扩大化地实行红色恐怖政策和借机实行民族迫害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胡子去世了，临终遗言竟然要将其骨灰撒向天山。到最后，中国政府还真的默许了这个严重违反人性的荒唐致极的“遗言”，将一个仇恨新疆维吾尔民族的汉族人的骨灰，强行撒向了一千多万穆斯林世世代代饮用水的源头——天山，又一次从精神上无耻地凌辱了维吾尔民族的感情，粗暴地强奸了维吾尔民族的意志，同时也使一千多万虔诚的新疆穆斯林陪绑，被迫破戒天天饮用这些被污染的不清真的生命之水。恐怕屠杀了６００万犹太人的希特勒，也没有想出如此歹毒的摧残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绝招吧？
以后继续一贯围堵和迫害维吾尔民族文化，实行野蛮民族同化政策的大汉族主义分子龙树金、汪峰和王恩茂就不提了，就说说这位长期坚定地实行“稳定压倒一切”政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王稳定"吧。“王稳定”主政新疆的十几年以来，以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为纲（与文革时期盛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如出一辙），借口新疆零星的一些恐怖案件和少数民族干部群众正常存在的起码的民族意识，对土著民族实行了全面的民族同化、文化围剿、语言霸权、意识形态强加和遏制民族经济发展的高压政策，搞得新疆大汉族主义盛行，维吾尔民族社会万马齐暗，民族人士敢怒不敢言，民族干部出卖灵魂钻营官场，一般群众思想麻木颓废，维吾尔人聚居的南疆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维吾尔农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甚至那些长期从事民族语言翻译工作的汉族翻译们，都感到自己在新疆受到了同胞的排挤和嫌弃。实际上，“王稳定”嘴里和手里“维护稳定”这个“万能药”，名副其实地成了打压和禁锢维吾尔人人身和思想自由的大棒，想打谁就打谁，想灭谁就灭谁，维吾尔人不能有民族意识，维吾尔人不能有正当的利益诉求，维吾尔人不能研究自己的历史，维吾尔语学校不能用自己的语言授课，维吾尔干部不能批评某些汉族干部的盛气凌人和贪污腐败现象，维吾尔人甚至不能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野鸽子》事件），不能出版自己历史学术著作（批判三本书事件），不能举办自己的麦西来甫——民间歌舞聚会（弹拨尔事件）。如此的高压政策最后只能导致物极必反，甚至是官逼民反，实际上，“王稳定”稳定新疆的十几年，恰恰正是新疆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比较严重的十几年。
发展新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的确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依法严厉打击恐怖主义和正确处理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同样无可非厚，但是为了“王稳定”“制造”出来的极少数恐怖主义活动和逼出来的少数民族逆反心理，竟然裹胁无辜的一千多万维吾尔大众陪绑{事实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维吾尔人同样坚决地反对三种势力），使依法严厉打击“三种势力”的政治斗争，变成了打压全体维吾尔社会的“民族清剿”运动，使“稳定压倒一切”成了套在全体维吾尔人头上挥之不去的“紧箍咒”。反恐等反对三种势力斗争扩大化，实现民族融合的政治思想工作强制化，新疆就稳定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维吾尔民族是一个很现实的民族，绝大多数的维吾尔人思稳定、求富足、盼发展，梦想着自己的生活质量蒸蒸日上，幻想着真正得到祖国富强与复兴的实惠，憧憬着民族文化（包括宗教信仰和语言）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而正常发展，自己也像周围的汉族人一样有尊严地生活。在日益认同祖国的同时，也希望祖国不要丢弃他们，更不要让他们失去有限的一点自由。所以，当听到胡锦涛总书记在新疆代表团强调“发展是新疆的第一要务”时，许多维吾尔知识分子激动得热泪盈眶，俨然有某种重新得到解放的感觉。新疆某报社的一位中层维吾尔干部看到电视实况直播时，几乎是流着热泪看完的，晚上我们在一起喝酒聊天时，他说起此事仍然眼含热泪。是啊，因为这意味着“王稳定”的“稳定压倒一切”为纲的政策就要寿终正寝，谋求各民族经济文化的科学和谐发展，将成为我们党新疆工作的重心。维吾尔人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但是自建国以来，维吾尔人的竞争力一直被认为地压制着，说穿了，就是被国家主体民族的不信任或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情结和既得利益压制着，以前是王胡子以打击民族叛乱的名义压制，现在是王乐泉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名义压制。总书记最近这个相当具有针对性的一话句，也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切中了新疆的时弊：“发展是新疆的第一要务”，使新疆的全体维吾尔人重新看到了希望。但愿我的同胞们从此抬起头来，恢复自信，以其旺盛的竞争力，奋勇搏击于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因此，我们维吾尔知识分子激动得都不敢相信自己眼睛和耳朵了，不得不再重新核实一下：“胡锦涛总书记，发展是新疆的第一要务这句话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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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1：希望网友们理智地议论新疆问题
自从上了这个网站(维吾尔在线论坛)之后，特别是通过所谓王力雄先生有关新疆问题的一些帖子，发现这个网站广大的汉民族朋友和一些本民族的网友被他所谓真实的言论误导了，感到我必须说点儿新疆的真实问题。新疆目前的主要社会矛盾实际上不是所谓的民族问题（包括东突恐怖问题、也不是维吾尔民族整体具有分离倾向），而是社会经济、汉族移民与土著民族和地区发展严重失横问题。
维吾尔民族目前实际上就是当地最主要的土著民族之一，而新疆虽然地大物博，自然和社会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但自然环境就是这么脆弱，只占区域面积10%的所谓绿洲承载了100%的居民，每平方公里人均208人（这还是十几年前的统计数字），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由于水资源的极度缺乏和可耕地数量的有限，绝对容纳不下更多的人口（目前新疆实际人口早已超过了两千万，现在应该是两千五百万），受到自然法则的制横，所以新疆目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是人地矛盾，人和自然的矛盾。高度的城市化水平也许可以改变这种生存危机，但归根到底这个城市化水平还是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水资源问题。对庞大的天山冰川的过度开发最后只能导致温室效应，从根本上摧毁人类的生存环境。而油气资源的过度开发只能用同量等级的水资源进行填充，不然会导致“天塌地陷”。所以中央将新疆作为油气资源的战略开发基地本身就是错误的，这将从根本上进一步加剧弱化新疆人类得以继续生存的基础，所以，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说，适度把握油气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就成为我们不得不考虑的关系两千多万新疆各族人民子孙后代命运的现实问题。所以，我天天都在祈祷我人民海军真正壮大势力，大力发展航母等全球战略威慑能力，真正能够抗衡美国的压力和遏制行为，尽量减轻新疆直面的油气资源过度开发的压力。这应该是自治区党委首先考虑的关系新疆各族人民千秋万代的最大民生问题。
但是，新疆领导人的现实问题却根本不与这种理念打界，反而唐而皇之地纠缠于所谓“东突”问题，不顾南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提出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并以所谓的“东突”问题作为考核各级领导干部政绩的唯一标准，这简直就是糊弄老百姓。那么我们就退一万步，看看所谓“东突”问题到底有多么严重吧；自从塔塔尔人在原沙俄于18世纪提出“泛突厥主义”理论以来，所谓“东突”的影子就一直影响着新疆的一些民族人士，但近二百年来也没有形成什么大的气候，虽然当时维吾尔民族的确好几次具有很好的独立机会。我们民族的精英人物早就审时度势，发现在中俄两大民族的夹缝中实现独立，只能投靠一方，而当时投靠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是死路一条（新疆不同于外蒙古）。况且上世纪3、40年代进一步发现并明确，维吾尔民族与印度一样，历来就属于东方文化的范畴，跟曾经在历史上落后于我们的沙俄草民根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所以我们民族精英人物的明智选择是非常英明的，再一次显示了我们祖先的《福乐智慧》所揭示的聪慧。我们的精英人物不是傻瓜，他们具有更深层次的历史考量，这也是我父亲作为三区革命民族军一名普通战士临终前告戒我的一句大实话。而这个世纪元年前后的一系列的所谓“东突”事件和“分裂”言论，本质上就是维吾尔民族的一些激进分子对解放以来政府反人道的过“左”行为（包括文革等历史文化倒退，严重羞辱维吾尔传统文化和民族感情）的报复和反弹，因为他们忍受了太长时间的文化羞辱和民族同化，需要一个哪怕是不正常的发泄途径和方式。而那些境外各种敌对势力的影响只是一些外因罢了。
文化的多元共存本来就是人类文明历史的真实反映，也是新疆（西域）几千年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现实，更是将来所谓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延续自己独特文化的必然诉求，因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更何况维吾尔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民族，本来就是所谓中世纪世界文明中心——中亚文明的具体承载者，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并十分荣欣地成为所谓“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具体传承者，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维吾尔民族的先民向东方传播了“衣食父母”——小麦和棉花的种植技术。这样一个在欧亚大陆充当东西方文化传播使者的民族，应该具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可是在上个世纪我们一再被俄罗斯和汉两大民族欺骗与羞辱，民族解放运动的目的不是一个集权政府玩弄一个弱小民族整体智商的资本，民族区域自治也不是同样一个集权政府玩弄一个弱小民族的遮羞布。而被无耻欺骗的这个民族的一些过激分子闹腾那么两下子，并没有代表民族整体的真实意愿，这有什么可以感到奇怪和不理解的呢？在一个法治国家，这些行为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还是那句话，恺撒的归恺撒的，罪犯的归罪犯的，该怎么处置都是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完全没有必要将整个民族牵扯进去赔罪。所以，大国博弈，吃亏和倒霉的往往都是被夹在中间的弱小民族，民族平等也往往是他们挂在嘴边的华而不实的辞藻，而这种美丽动听的陈词滥调背后是什么？大家都应该看得很清楚。
然而，我们维吾尔民族是一个很讲实际的民族，更不是一个容易记仇的民族，过去的一页就让它翻过去吧，明天早晨太阳照样升起，空气照样流动，我们照样活着，虽然活得很悲凉很不开心，但毕竟还活着。我绝对相信我们的塔里木母亲依然不会要求很高，但希望吃饱穿暖，有权享受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实惠，200多万失业农民解决重新就业问题，绝大多数民族成员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能够享受优良的教育（包括民族历史文化教育）、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像新疆汉人一样活得有一点儿尊严和自信。
附文2：有了民族情绪就一定不可靠吗？
现在社会上流行这么一个段子：试金子可以用火，试女人可以用金子，试男人可以用女人。在我们新疆应该再加一句：试少数民族干部，可以用“民族情绪”。
在新疆的官场上，或多或少有一个十分可笑而又毫无人性的政治现象，就是几乎所有主管人事和组织工作的汉族干部有一种心理，或者存在一种“潜规则”，具体归纳为，在考察任何一位少数民族干部时，首先关注的是这位少数民族干部有无民族情绪，至于这位少数民族干部的水平和能力，甚至人品问题则是其后考虑的问题。只要认定这位少数民族干部没有民族情绪，就可以大胆提拔使用，而且还可以委以重任。
那么，什么是所谓民族情绪呢？民族情绪就是热爱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化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或自豪感，尽可能地利用一切现有的政策维护少数民族的实际利益，敢于蔑视一些汉族干部在具体工作中自觉不自觉的民族歧视行为，敢于批评某些汉族干部不顾新疆特殊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些伤害少数民族感情的行政行为，敢于提出符合当地少数民族实际利益的行政动议。特别是反感某些汉族干部的救世主心态，不尊重当地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内心里瞧不起少数民族的言行。
所谓民族情绪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有些少数民族干部对前些时期在反分裂、反恐斗争扩大化，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出现过左行为时提出异议（对于这种少数民族干部立刻和事后已经免职或提前退休、退居二线），或表现不太积极，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态度暧昧”，平时敢于议论某些汉族干部的民族歧视言行，对一些实际存在的民族不平等问题表示不满，经常提到南疆贫苦百姓如何贫穷，埋怨当地政府只顾稳定工作、却不管脱贫和发展经济工作，指责党政不分和党委包办一切行政事物现象，行政权利实际上被汉族书记控制、少数民族行政主官没有实际权利现象等。
总之，只要少数民族干部与上述情况一沾边，就立刻失去组织人事部门的信任，得不到提拔使用。而一些才能平庸，不学无术，人格残缺，但善于伪装表现自己，善于钻营，毫无民族自觉感，甚至欺压同胞，授受贿赂，大赚同胞血汗，恶贯满盈，坏事做绝，民怨极大的所谓少数民族干部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我们新疆人都知道这么一件事，自治区原副主席玉素甫·艾沙先生是一位才能出众，敢于说话，为民敢办实事的优秀少数民族高级干部。据说当时中央拨来一笔数目不菲的支持南疆农田水利建设的专项资金，当时主管农业的玉素甫·艾沙副主席立即批转了有关部门。可事后他发现这笔巨款被自治区党委某书记批示挪用，“借给”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某各项目。玉素甫·艾沙副主席二话不说，不顾与这位书记结怨的可能，立即去银行将这笔巨款追了回来，但他如此的“不听话”行为，的确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结果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自治区副主席，不仅没有荣升主席，反而就干了一届副主席，直接进了人大“养老”。
这恐怕是反映新疆少数民族干部民族情绪的典型个案吧。对这件事情，当地的汉族一般不是正常地理解为如何纠正违纪行政的问题，而是理解为这位少数民族干部有严重的民族情绪，甚至理解为这位少数民族干部具有民族分裂倾向，而打压民族分裂的苗头在新疆则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无论谁跟这个粘上边儿都是要倒霉的。这种思想逻辑，无形之中就给当地少数民族干部以很大的心理压力，从此不敢放手大胆积极地进行开拓性的工作，造成新疆少数民族干部唯唯诺诺，碌碌无为，只求平安的消极心理。
众所周知，民族情绪是一个正常人应该具有的起码人性，民族情绪是一个正常人生于俱来的起码人味。一个人首先应该爱家，然后是爱自己的民族，然后再是爱祖国。我相信所有的汉族母亲都是把自己的孩子当作汉族人来生育的，绝不可能希望自己生的孩子变成日本人或汉奸。一个敢于随便出卖自己民族或所属团体利益的“少数民族干部”，难道就不能出卖党国的利益吗？还是诸葛亮等中国历史上的贤士伟人们英明，对于叛徒利用完了立即斩首，不留后患。如果一个人不爱自己的民族，并时刻隐瞒和随便放弃自己的民族属性，那么这个人还能被称为人吗？
当然，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明白，所谓的民族情绪也不能无限地放大，发泄或表达自己的民族情绪也应该有个度，不然物极必反，会使民族情绪发生变异的。而在具体的工作时时处处刻意表现民族情绪，消极怠工，是无法做好任何事情的。所以我们提倡56族共和，本着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各民族和谐相处。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71623.html
发表时间：2008-04-03 15:37:00
看着流动的网页苦思冥想，数着夜空闪闪的繁星痛定思痛，从和田光着脚下地农民那暗淡麻木的眼神，到科学院戴着老花镜思索的学者那忧郁悲哀的眼睛；从天山南北那一双双汉族人投过来的不信任乃至仇视的眼光，到内地人那以好奇包裹着看过来的歧视乃至嘲弄的目光。这冷飕飕、火辣辣的存在，虽然不是水深火热，但却逼真得使人崩溃；这活生生、赤裸裸的现实，虽然不是民不聊生，但却严酷得令人窒息。
曾几何时，一个创造了人类历史上非凡卓越的丝绸之路，勇敢顽强地穿梭于欧亚大陆，热情而赋予使命感地传播与交流东西方文化，并使自己也辉煌一时的民族，到了２０世纪却陡然沉寂；又是一个曾几何时，一个主动吸收西方文明，创办了中国民间第一批实行新式教育的现代学校，使民族整体开始逐渐觉悟，从而拿起武器，准备走上波澜壮阔的民族自决、追求现代文明民主自由的解放道路，在最终选择了和平友好的斗争方式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理性民族，到了２０世纪下半页却突然万马齐暗。
不仅早已升入天堂的先祖默哈穆德·喀什葛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和艾力西丁·纳瓦依感到莫名的纳闷，死不瞑目的艾合买提江·卡斯木、阿不索夫·阿布都克力木等几万革命志士感到无限的懊悔，就连我们这些几十万维吾尔当代知识精英和广大普通民众也感到深切的困惑与迷惘。一个当年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民族，一个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于东西方世界的民族今天何在？我心中至高无上的伟大而善良的母亲——维吾尔民族这是到底怎么了？？？
１９４５年国民党西北最高长官张治中来到乌鲁木齐，与三区临时政府代表谈判，最终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建立了新疆联合政府张治中，副主席主席艾合买提江·卡斯木。政党新疆人为此感到欢心鼓舞时，这个临时凭凑起来的联合政府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当局缺乏诚意，联合政府流产，艾合买提江·卡斯木等三区方面的首脑回到了伊宁。１９４９年在原苏联斯大林的挑停下，拥兵割据的三区临时政府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实现新疆的和平解放，可是艾合买提江·卡斯木等５名三区方面的领导在赴北京参加全国一次政协会议途中莫名其妙的遇难，于是十来万三区革命者突然群龙无首。紧接着王震借助全国性的红色恐怖，在全疆一面遣散民族军将士，一面大范围严厉镇压维吾尔民族的社会上层人士（三反五反和土改），从肉体上将大量的维吾尔民族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商人、地主以及宗教高层神职人员清除殆尽。
在新疆扩大化地实行红色恐怖政策和借机实行民族迫害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胡子去世了，临终遗言竟然要将其骨灰撒向天山。到最后，中国政府还真的默许了这个严重违反人性的荒唐致极的“遗言”，将一个仇恨新疆维吾尔民族的汉族人的骨灰，强行撒向了一千多万穆斯林世世代代饮用水的源头——天山，又一次从精神上无耻地凌辱了维吾尔民族的感情，粗暴地强奸了维吾尔民族的意志，同时也使一千多万虔诚的新疆穆斯林陪绑，被迫破戒天天饮用这些被污染的不清真的生命之水。恐怕屠杀了６００万犹太人的希特勒，也没有想出如此歹毒的摧残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绝招吧？
以后继续一贯围堵和迫害维吾尔民族文化，实行野蛮民族同化政策的大汉族主义分子龙树金、汪峰和王恩茂就不提了，就说说这位长期坚定地实行“稳定压倒一切”政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王稳定"吧。“王稳定”主政新疆的十几年以来，以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为纲（与文革时期盛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如出一辙），借口新疆零星的一些恐怖案件和少数民族干部群众正常存在的起码的民族意识，对土著民族实行了全面的民族同化、文化围剿、语言霸权、意识形态强加和遏制民族经济发展的高压政策，搞得新疆大汉族主义盛行，维吾尔民族社会万马齐暗，民族人士敢怒不敢言，民族干部出卖灵魂钻营官场，一般群众思想麻木颓废，维吾尔人聚居的南疆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维吾尔农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甚至那些长期从事民族语言翻译工作的汉族翻译们，都感到自己在新疆受到了同胞的排挤和嫌弃。实际上，“王稳定”嘴里和手里“维护稳定”这个“万能药”，名副其实地成了打压和禁锢维吾尔人人身和思想自由的大棒，想打谁就打谁，想灭谁就灭谁，维吾尔人不能有民族意识，维吾尔人不能有正当的利益诉求，维吾尔人不能研究自己的历史，维吾尔语学校不能用自己的语言授课，维吾尔干部不能批评某些汉族干部的盛气凌人和贪污腐败现象，维吾尔人甚至不能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野鸽子》事件），不能出版自己历史学术著作（批判三本书事件），不能举办自己的麦西来甫——民间歌舞聚会（弹拨尔事件）。如此的高压政策最后只能导致物极必反，甚至是官逼民反，实际上，“王稳定”稳定新疆的十几年，恰恰正是新疆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比较严重的十几年。
发展新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的确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依法严厉打击恐怖主义和正确处理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同样无可非厚，但是为了“王稳定”“制造”出来的极少数恐怖主义活动和逼出来的少数民族逆反心理，竟然裹胁无辜的一千多万维吾尔大众陪绑{事实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维吾尔人同样坚决地反对三种势力），使依法严厉打击“三种势力”的政治斗争，变成了打压全体维吾尔社会的“民族清剿”运动，使“稳定压倒一切”成了套在全体维吾尔人头上挥之不去的“紧箍咒”。反恐等反对三种势力斗争扩大化，实现民族融合的政治思想工作强制化，新疆就稳定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维吾尔民族是一个很现实的民族，绝大多数的维吾尔人思稳定、求富足、盼发展，梦想着自己的生活质量蒸蒸日上，幻想着真正得到祖国富强与复兴的实惠，憧憬着民族文化（包括宗教信仰和语言）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而正常发展，自己也像周围的汉族人一样有尊严地生活。在日益认同祖国的同时，也希望祖国不要丢弃他们，更不要让他们失去有限的一点自由。所以，当听到胡锦涛总书记在新疆代表团强调“发展是新疆的第一要务”时，许多维吾尔知识分子激动得热泪盈眶，俨然有某种重新得到解放的感觉。新疆某报社的一位中层维吾尔干部看到电视实况直播时，几乎是流着热泪看完的，晚上我们在一起喝酒聊天时，他说起此事仍然眼含热泪。是啊，因为这意味着“王稳定”的“稳定压倒一切”为纲的政策就要寿终正寝，谋求各民族经济文化的科学和谐发展，将成为我们党新疆工作的重心。维吾尔人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但是自建国以来，维吾尔人的竞争力一直被认为地压制着，说穿了，就是被国家主体民族的不信任或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情结和既得利益压制着，以前是王胡子以打击民族叛乱的名义压制，现在是王乐泉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名义压制。总书记最近这个相当具有针对性的一话句，也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切中了新疆的时弊：“发展是新疆的第一要务”，使新疆的全体维吾尔人重新看到了希望。但愿我的同胞们从此抬起头来，恢复自信，以其旺盛的竞争力，奋勇搏击于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因此，我们维吾尔知识分子激动得都不敢相信自己眼睛和耳朵了，不得不再重新核实一下：“胡锦涛总书记，发展是新疆的第一要务这句话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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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1：希望网友们理智地议论新疆问题
自从上了这个网站(维吾尔在线论坛)之后，特别是通过所谓王力雄先生有关新疆问题的一些帖子，发现这个网站广大的汉民族朋友和一些本民族的网友被他所谓真实的言论误导了，感到我必须说点儿新疆的真实问题。新疆目前的主要社会矛盾实际上不是所谓的民族问题（包括东突恐怖问题、也不是维吾尔民族整体具有分离倾向），而是社会经济、汉族移民与土著民族和地区发展严重失横问题。
维吾尔民族目前实际上就是当地最主要的土著民族之一，而新疆虽然地大物博，自然和社会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但自然环境就是这么脆弱，只占区域面积10%的所谓绿洲承载了100%的居民，每平方公里人均208人（这还是十几年前的统计数字），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由于水资源的极度缺乏和可耕地数量的有限，绝对容纳不下更多的人口（目前新疆实际人口早已超过了两千万，现在应该是两千五百万），受到自然法则的制横，所以新疆目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是人地矛盾，人和自然的矛盾。高度的城市化水平也许可以改变这种生存危机，但归根到底这个城市化水平还是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水资源问题。对庞大的天山冰川的过度开发最后只能导致温室效应，从根本上摧毁人类的生存环境。而油气资源的过度开发只能用同量等级的水资源进行填充，不然会导致“天塌地陷”。所以中央将新疆作为油气资源的战略开发基地本身就是错误的，这将从根本上进一步加剧弱化新疆人类得以继续生存的基础，所以，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说，适度把握油气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就成为我们不得不考虑的关系两千多万新疆各族人民子孙后代命运的现实问题。所以，我天天都在祈祷我人民海军真正壮大势力，大力发展航母等全球战略威慑能力，真正能够抗衡美国的压力和遏制行为，尽量减轻新疆直面的油气资源过度开发的压力。这应该是自治区党委首先考虑的关系新疆各族人民千秋万代的最大民生问题。
但是，新疆领导人的现实问题却根本不与这种理念打界，反而唐而皇之地纠缠于所谓“东突”问题，不顾南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提出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并以所谓的“东突”问题作为考核各级领导干部政绩的唯一标准，这简直就是糊弄老百姓。那么我们就退一万步，看看所谓“东突”问题到底有多么严重吧；自从塔塔尔人在原沙俄于18世纪提出“泛突厥主义”理论以来，所谓“东突”的影子就一直影响着新疆的一些民族人士，但近二百年来也没有形成什么大的气候，虽然当时维吾尔民族的确好几次具有很好的独立机会。我们民族的精英人物早就审时度势，发现在中俄两大民族的夹缝中实现独立，只能投靠一方，而当时投靠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是死路一条（新疆不同于外蒙古）。况且上世纪3、40年代进一步发现并明确，维吾尔民族与印度一样，历来就属于东方文化的范畴，跟曾经在历史上落后于我们的沙俄草民根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所以我们民族精英人物的明智选择是非常英明的，再一次显示了我们祖先的《福乐智慧》所揭示的聪慧。我们的精英人物不是傻瓜，他们具有更深层次的历史考量，这也是我父亲作为三区革命民族军一名普通战士临终前告戒我的一句大实话。而这个世纪元年前后的一系列的所谓“东突”事件和“分裂”言论，本质上就是维吾尔民族的一些激进分子对解放以来政府反人道的过“左”行为（包括文革等历史文化倒退，严重羞辱维吾尔传统文化和民族感情）的报复和反弹，因为他们忍受了太长时间的文化羞辱和民族同化，需要一个哪怕是不正常的发泄途径和方式。而那些境外各种敌对势力的影响只是一些外因罢了。
文化的多元共存本来就是人类文明历史的真实反映，也是新疆（西域）几千年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现实，更是将来所谓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延续自己独特文化的必然诉求，因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更何况维吾尔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民族，本来就是所谓中世纪世界文明中心——中亚文明的具体承载者，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并十分荣欣地成为所谓“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具体传承者，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维吾尔民族的先民向东方传播了“衣食父母”——小麦和棉花的种植技术。这样一个在欧亚大陆充当东西方文化传播使者的民族，应该具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可是在上个世纪我们一再被俄罗斯和汉两大民族欺骗与羞辱，民族解放运动的目的不是一个集权政府玩弄一个弱小民族整体智商的资本，民族区域自治也不是同样一个集权政府玩弄一个弱小民族的遮羞布。而被无耻欺骗的这个民族的一些过激分子闹腾那么两下子，并没有代表民族整体的真实意愿，这有什么可以感到奇怪和不理解的呢？在一个法治国家，这些行为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还是那句话，恺撒的归恺撒的，罪犯的归罪犯的，该怎么处置都是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完全没有必要将整个民族牵扯进去赔罪。所以，大国博弈，吃亏和倒霉的往往都是被夹在中间的弱小民族，民族平等也往往是他们挂在嘴边的华而不实的辞藻，而这种美丽动听的陈词滥调背后是什么？大家都应该看得很清楚。
然而，我们维吾尔民族是一个很讲实际的民族，更不是一个容易记仇的民族，过去的一页就让它翻过去吧，明天早晨太阳照样升起，空气照样流动，我们照样活着，虽然活得很悲凉很不开心，但毕竟还活着。我绝对相信我们的塔里木母亲依然不会要求很高，但希望吃饱穿暖，有权享受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实惠，200多万失业农民解决重新就业问题，绝大多数民族成员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能够享受优良的教育（包括民族历史文化教育）、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像新疆汉人一样活得有一点儿尊严和自信。
附文2：有了民族情绪就一定不可靠吗？
现在社会上流行这么一个段子：试金子可以用火，试女人可以用金子，试男人可以用女人。在我们新疆应该再加一句：试少数民族干部，可以用“民族情绪”。
在新疆的官场上，或多或少有一个十分可笑而又毫无人性的政治现象，就是几乎所有主管人事和组织工作的汉族干部有一种心理，或者存在一种“潜规则”，具体归纳为，在考察任何一位少数民族干部时，首先关注的是这位少数民族干部有无民族情绪，至于这位少数民族干部的水平和能力，甚至人品问题则是其后考虑的问题。只要认定这位少数民族干部没有民族情绪，就可以大胆提拔使用，而且还可以委以重任。
那么，什么是所谓民族情绪呢？民族情绪就是热爱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化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或自豪感，尽可能地利用一切现有的政策维护少数民族的实际利益，敢于蔑视一些汉族干部在具体工作中自觉不自觉的民族歧视行为，敢于批评某些汉族干部不顾新疆特殊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些伤害少数民族感情的行政行为，敢于提出符合当地少数民族实际利益的行政动议。特别是反感某些汉族干部的救世主心态，不尊重当地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内心里瞧不起少数民族的言行。
所谓民族情绪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有些少数民族干部对前些时期在反分裂、反恐斗争扩大化，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出现过左行为时提出异议（对于这种少数民族干部立刻和事后已经免职或提前退休、退居二线），或表现不太积极，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态度暧昧”，平时敢于议论某些汉族干部的民族歧视言行，对一些实际存在的民族不平等问题表示不满，经常提到南疆贫苦百姓如何贫穷，埋怨当地政府只顾稳定工作、却不管脱贫和发展经济工作，指责党政不分和党委包办一切行政事物现象，行政权利实际上被汉族书记控制、少数民族行政主官没有实际权利现象等。
总之，只要少数民族干部与上述情况一沾边，就立刻失去组织人事部门的信任，得不到提拔使用。而一些才能平庸，不学无术，人格残缺，但善于伪装表现自己，善于钻营，毫无民族自觉感，甚至欺压同胞，授受贿赂，大赚同胞血汗，恶贯满盈，坏事做绝，民怨极大的所谓少数民族干部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我们新疆人都知道这么一件事，自治区原副主席玉素甫·艾沙先生是一位才能出众，敢于说话，为民敢办实事的优秀少数民族高级干部。据说当时中央拨来一笔数目不菲的支持南疆农田水利建设的专项资金，当时主管农业的玉素甫·艾沙副主席立即批转了有关部门。可事后他发现这笔巨款被自治区党委某书记批示挪用，“借给”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某各项目。玉素甫·艾沙副主席二话不说，不顾与这位书记结怨的可能，立即去银行将这笔巨款追了回来，但他如此的“不听话”行为，的确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结果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自治区副主席，不仅没有荣升主席，反而就干了一届副主席，直接进了人大“养老”。
这恐怕是反映新疆少数民族干部民族情绪的典型个案吧。对这件事情，当地的汉族一般不是正常地理解为如何纠正违纪行政的问题，而是理解为这位少数民族干部有严重的民族情绪，甚至理解为这位少数民族干部具有民族分裂倾向，而打压民族分裂的苗头在新疆则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无论谁跟这个粘上边儿都是要倒霉的。这种思想逻辑，无形之中就给当地少数民族干部以很大的心理压力，从此不敢放手大胆积极地进行开拓性的工作，造成新疆少数民族干部唯唯诺诺，碌碌无为，只求平安的消极心理。
众所周知，民族情绪是一个正常人应该具有的起码人性，民族情绪是一个正常人生于俱来的起码人味。一个人首先应该爱家，然后是爱自己的民族，然后再是爱祖国。我相信所有的汉族母亲都是把自己的孩子当作汉族人来生育的，绝不可能希望自己生的孩子变成日本人或汉奸。一个敢于随便出卖自己民族或所属团体利益的“少数民族干部”，难道就不能出卖党国的利益吗？还是诸葛亮等中国历史上的贤士伟人们英明，对于叛徒利用完了立即斩首，不留后患。如果一个人不爱自己的民族，并时刻隐瞒和随便放弃自己的民族属性，那么这个人还能被称为人吗？
当然，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明白，所谓的民族情绪也不能无限地放大，发泄或表达自己的民族情绪也应该有个度，不然物极必反，会使民族情绪发生变异的。而在具体的工作时时处处刻意表现民族情绪，消极怠工，是无法做好任何事情的。所以我们提倡56族共和，本着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各民族和谐相处。
情急艾滋病患者的公务员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78424.html
发表时间：2008-04-07 23:07:13
今年春节前，一位维吾尔中年汉子来到位于乌鲁木齐市团结路的一个社区，直奔居民刘淑琴（化名）家里，从车上卸下一袋子白面、一袋子大米和一桶清油，还有水果和干果等年货，送进小刘家里，并说自己提前给小刘拜年了。
刘淑琴今年30来岁，是乌鲁木齐某医院的一名护士，一年前在医院进行产前例行体检期间，发现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毒。这个不幸的消息犹如五雷轰顶，立刻击垮了这个小家庭。经查，小刘的丈夫并没有感染艾滋病毒，所以，他在为自己妻子竟然感染艾滋病毒的严酷现实感到震惊之余，更多地是感到某种上当受骗的悲愤。思虑再三，他还是决定离婚。小刘在万念俱灰、十分痛苦的同时，还是理解了丈夫的苦衷，打掉了身怀六甲的孩子，辞掉了工作，闭门不出，成天生活在生存还是死亡的极度矛盾之中。她恨死了给她带来灭顶之灾的前男友，痛悔自己婚前的不洁性行为。在她两度自杀未遂之时，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还是向她伸出了友爱之手，将她介绍到了乌鲁木齐亚普综合门诊部，进行心理康复治疗。
在这家以心理治疗和咨询为特色的医院治疗和调理心理疾病期间，就是这位干部模样的维吾尔中年汉子，第一次带着鲜花等礼物来到了她的病榻前，问寒问暖，鼓励她正视现实，重新站立起来，建立自强自立的信心，艾滋病并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自己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这位留着小胡子的维吾尔中年汉子看到她形如枯槁的病弱身躯，神情恍惚而颓废的精神状态时，连连郑重地承诺，以后将经常来看望她。当医生安尼瓦尔热情而小心地向她介绍这位来宾，是乌鲁木齐市国税局稽查局党总支书记、副局长艾力江·艾比不拉时，小刘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若有思索地点了一下头。该院的护士欧尔尼沙发现，从这以后，小刘在探视她病情的亲朋好友面前，更多地露出了几丝笑容。
经过亚普医院的精心治疗和调理，在经过许多热心的亲朋好友劝解帮忙，特别是在这位素不相识的艾力江·艾比不拉大哥的劝慰下，小刘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重新以正常人的姿态走向了社会。
年轻的“老税官”
艾力江·艾比不拉，维吾尔族，1964年12月26日出生，1986年10月1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乌鲁木齐市国税局稽查局党总支书记、副局长，经济师。自艾力江·艾比不拉1982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就在国家税务机关摸爬滚打，是党和政府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维吾尔族国税税官的优秀代表之一，历任塔城地区额敏县税务局税务员（1982年到1986年）、乌鲁木齐市税务局干部（1986年到1987年）、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税务局干部（1987年到1989年）、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大队和稽查局干部（1989年至1999年）、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国税局副主任科员（1999年至2001年）、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国税局党组成员、副局长（2001年至2007年9月）、乌鲁木齐市政府组织的集中整治工作队员、乌鲁木齐市国税局稽查局党总支书记、副局长（2007年9月至今）。这些看似枯燥的工作履历充分说明，艾力江·艾比不拉不亏是一位脚踏实地，艰苦创业，一步一步奋斗过来的久经考验的好税官。
在国税部门工作的27年来，艾力江·艾比不拉先后在新疆财经学院和自治区党校函授本科班，比较系统地学习财经管理专业和经济管理专业，并在扬州进修了几个月，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取得了大学本科文凭，并获得了经济师的技术职称。
艾力江·艾比不拉在27年的工作中，不断努力学习，提高综合素质，很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多次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奖励，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公务员和先进工作者，他的工作成绩和综合业务能力得到了组织和上级领导的认可，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和嘉奖，成为自治区国税系统人人皆知的年轻的“老税官”。
个体户与大老板
朱美文，在2002年前是中亚闻名的乌鲁木齐华凌市场里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小老板，苦心经营者一间不大的家具小作坊。
最近几年，由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步伐的加快和深入，新疆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乌鲁木齐的国际商贸旅游大都市的地位日益突出，华凌市场这座昔日的菜地，在不经意之间已经成为目前国际闻名的现代化的超级物流中心，为朱美文这样的昔日个体户成为今天大企业的大老板奠定了基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朱美文们”都成了大企业的大老板，其中的许多小个体户们正在上下求索，艰苦创业。而朱美文这位昔日普通的个体户，之所以发展成为今日的大老板，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捷径”。
2002年，朱美文开始在华凌市场开了一间家具小作坊，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时任水磨沟区国税局副局长的艾力江·艾比不拉，就在此时与朱美文这位年上缴税利不到两万元的个体户成为“莫逆之交”。 艾力江·艾比不拉从此经常光顾朱美文的家具作坊，给他讲解税务知识和党和国家各项有关发展经济的大好政策，在经营管理和财务制度方面替他出谋划策，规范具体的经营行为。
在与朱美文交往中，艾力江·艾比不拉得知朱美文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急需扩大经营场地，进行扩大再生产等愿望时，他立刻帮助朱美文起草了有关申请地皮的报告，陪同朱美文开始了在市区两级政府的发改委、土地、规划建设等部门之间周游列国式的“公文旅行”，经过近半年“艰苦卓绝”的穿梭“烧香、求爷爷、告奶奶”，磨破了几层嘴皮子，踏破了几双皮鞋，终于批上了生产用地手续和部分建设资金（包括贷款），盖起了标准的家具工厂，再加上水么沟国税局予以了一定的税收政策优惠，使朱美文的家具小作坊发展一跃成为现代化的家具制售企业——好美都家具有限公司，年营业额500多万元，产品远销中亚等国际市场，生意蒸蒸日上，到2007年年上缴各种利税达到20多万元。
艾力江·艾比不拉对此深有体会地说，国税来自民间，重养也重收，只要有了良好的税源，收起来当然没有问题啦。我们国税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如何培养税源上来，只要经济发展了，就不愁收不上国税。正是有了这样的服务意识、工作思路、工作作风和工作业绩，艾力江·艾比不拉担任副局长的水磨沟区国税局及华凌分局，自2004年以来获得了市政府命名的市级纠风建设示范窗口、自治区文明单位、自治区青年文明号、市国税系统先进单位和市国税系统先进基层党支部等荣誉称号。
两本书的故事
在乌鲁木齐国税系统，绝大部分税官都知道艾力江·艾比不拉局长曾经主持编写过两本书，这两本书的书名分别为《基层国税系统工作手册》和《国税系统内部管理手册》。
自从艾力江·艾比不拉走上领导岗位以来，就发现国税机关内部存在工作程序不规范、税收流程不完备、从业人员税收政策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欠缺、知识结构不平衡、各级部门和科室岗位职责不明确不细化和很少量化等问题。为了较好地解决这些实际问题，他经过几年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总结摸索，终于想出了一个操作性比较强的解决办法，这就是组织水么沟区办公室有关人员，详细周密的搜集和整理有关材料，编写了这两本乌鲁木齐国税系统内部通行的基层国税系统工作手册。
该两本手册可以说包罗万象，从业务税收和税务稽查工作、机关内部管理制度、员工业绩考核和表彰程序，到基层党组织建设、工、青、妇工作、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教育培训、行风廉政勤政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几乎囊括了基层国税单位所有的工作规程和制度，成为目前乌鲁木齐国税系统内唯一的操作性很强的国税部门工作“职业百科全书”，深受广大国税干部欢迎的“掌中宝”。不仅如此，一些基层财政、纪检、监察、城建和规划部门也纷纷要求水磨沟区国税局出借这两本书，请求按图求所，借鉴这两本书中的基层行政管理模式和经验。
具体分管机关办公室、党务和工会等工作的副局长艾力江·艾比不拉，由于以编写这两本书为具体的工作切入点，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和作为领导在各方面率先垂范，团结领导班子成员，带领全局国税干部艰苦创业，使水么沟区国税局的各项工作名列乌鲁木齐国税系统前茅，先后多次荣获了市级国税系统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优秀单位、市局系统目标管理考核第二名、市局系统先进基层工会、市直机关工会先进基层工会、市局系统“五好领导班子”等光荣称号。
好人有好心
今年古尔邦节期间，艾力江·艾比不拉，坐着出租车来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社区艾山江和帕提古丽（均为化名）家里，卸下了一只活羊和一些馓子、糕点之类的年货。他在这俩口子的帮助下，很麻利地屠宰并收拾了这只羊，然后与他们共庆穆斯林群众的传统节日。
关怀弱势群体，扶助残病人员是党和国家提倡的每个公民应当具备的社会公德，更是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美德和良好修养。一名国家公务员对待特殊贫困残病人群的基本态度，实际上也决定了他对人民的感情和态度，将决定他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和程度。由于从小受到父母传统教育，艾力江·艾比不拉除了模范地遵守公务员的所有操守之外，还比较崇尚一些维吾尔民族传统的风俗习惯和乐善好施的道德观念，经常以一些常人不注意和不怎么起眼儿的举动，博得周围维吾尔和汉族群众的好评。
正是出于这样的愿望，自2007年9月份起，艾力江·艾比不拉获悉艾山江和妻子帕提古丽感染艾滋病毒以来，便开始多次上门拜访这小俩口子，给他们带去米、面、清油、蔬菜和羊肉，领着他们寻医访药，垫付他们的医疗费用，并将一些药品和安全套亲自送到他们手中，苦口婆心地给他们讲解艾滋病的有关知识，鼓励他们重新鼓起生活的信心，奋发自强，争取自立，并且跑前跑后，联系他们的谋生和就业问题，俨然成了这小俩口子的大哥。艾山江和妻子帕提古丽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社区的无业市民，在艾力江·艾比不拉这位知冷知热的大哥的帮助和鼓励下，重新树立起了生活下去的勇气，正视自己的不幸命运，正在以正常人的姿态，开始了新的自食其力的生活。
长期以来，艾力江·艾比不拉一直就在资助雅玛里克社区雪莲小学的小学生古丽、艾尔肯和木沙江等四位贫困学生小朋友，帮助他们支付学费和学杂费，节假日还将他们领到自己的家里，跟自己的孩子同吃同乐，让他们感受到了生活在祖国这个大家庭的温馨与快乐。
另外，艾力江·艾比不拉手里还有一份20余名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贫困学生的名单、县市乡村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和这些院校出具的证明材料，这是他为了经常捐资助困而从有关部门特意要来的，近几年来，他已经给这些贫困大学生定期捐资两万多元，以实际行动帮助这些贫困学子完成学业，早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自从2007年9月艾力江·艾比不拉担任乌鲁木齐市国税局稽查局党总支书记、副局长等新的领导职务以来，更加严于律己，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决心在更高的起点上艰苦创业，踏实工作，任劳任怨，默默奉献，在工作和生活中争取创造更大的人生辉煌。
作为一名记者，也仅代表所有受惠于艾力江·艾比不拉爱心的各族普通人民群众，轻轻地说一声：希望艾力江·艾比不拉好人有好报，好人一路平安，一生平安。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78424.html
发表时间：2008-04-07 23:07:13
今年春节前，一位维吾尔中年汉子来到位于乌鲁木齐市团结路的一个社区，直奔居民刘淑琴（化名）家里，从车上卸下一袋子白面、一袋子大米和一桶清油，还有水果和干果等年货，送进小刘家里，并说自己提前给小刘拜年了。
刘淑琴今年30来岁，是乌鲁木齐某医院的一名护士，一年前在医院进行产前例行体检期间，发现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毒。这个不幸的消息犹如五雷轰顶，立刻击垮了这个小家庭。经查，小刘的丈夫并没有感染艾滋病毒，所以，他在为自己妻子竟然感染艾滋病毒的严酷现实感到震惊之余，更多地是感到某种上当受骗的悲愤。思虑再三，他还是决定离婚。小刘在万念俱灰、十分痛苦的同时，还是理解了丈夫的苦衷，打掉了身怀六甲的孩子，辞掉了工作，闭门不出，成天生活在生存还是死亡的极度矛盾之中。她恨死了给她带来灭顶之灾的前男友，痛悔自己婚前的不洁性行为。在她两度自杀未遂之时，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还是向她伸出了友爱之手，将她介绍到了乌鲁木齐亚普综合门诊部，进行心理康复治疗。
在这家以心理治疗和咨询为特色的医院治疗和调理心理疾病期间，就是这位干部模样的维吾尔中年汉子，第一次带着鲜花等礼物来到了她的病榻前，问寒问暖，鼓励她正视现实，重新站立起来，建立自强自立的信心，艾滋病并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自己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这位留着小胡子的维吾尔中年汉子看到她形如枯槁的病弱身躯，神情恍惚而颓废的精神状态时，连连郑重地承诺，以后将经常来看望她。当医生安尼瓦尔热情而小心地向她介绍这位来宾，是乌鲁木齐市国税局稽查局党总支书记、副局长艾力江·艾比不拉时，小刘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若有思索地点了一下头。该院的护士欧尔尼沙发现，从这以后，小刘在探视她病情的亲朋好友面前，更多地露出了几丝笑容。
经过亚普医院的精心治疗和调理，在经过许多热心的亲朋好友劝解帮忙，特别是在这位素不相识的艾力江·艾比不拉大哥的劝慰下，小刘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重新以正常人的姿态走向了社会。
年轻的“老税官”
艾力江·艾比不拉，维吾尔族，1964年12月26日出生，1986年10月1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乌鲁木齐市国税局稽查局党总支书记、副局长，经济师。自艾力江·艾比不拉1982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就在国家税务机关摸爬滚打，是党和政府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维吾尔族国税税官的优秀代表之一，历任塔城地区额敏县税务局税务员（1982年到1986年）、乌鲁木齐市税务局干部（1986年到1987年）、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税务局干部（1987年到1989年）、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大队和稽查局干部（1989年至1999年）、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国税局副主任科员（1999年至2001年）、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国税局党组成员、副局长（2001年至2007年9月）、乌鲁木齐市政府组织的集中整治工作队员、乌鲁木齐市国税局稽查局党总支书记、副局长（2007年9月至今）。这些看似枯燥的工作履历充分说明，艾力江·艾比不拉不亏是一位脚踏实地，艰苦创业，一步一步奋斗过来的久经考验的好税官。
在国税部门工作的27年来，艾力江·艾比不拉先后在新疆财经学院和自治区党校函授本科班，比较系统地学习财经管理专业和经济管理专业，并在扬州进修了几个月，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取得了大学本科文凭，并获得了经济师的技术职称。
艾力江·艾比不拉在27年的工作中，不断努力学习，提高综合素质，很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多次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奖励，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公务员和先进工作者，他的工作成绩和综合业务能力得到了组织和上级领导的认可，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和嘉奖，成为自治区国税系统人人皆知的年轻的“老税官”。
个体户与大老板
朱美文，在2002年前是中亚闻名的乌鲁木齐华凌市场里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小老板，苦心经营者一间不大的家具小作坊。
最近几年，由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步伐的加快和深入，新疆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乌鲁木齐的国际商贸旅游大都市的地位日益突出，华凌市场这座昔日的菜地，在不经意之间已经成为目前国际闻名的现代化的超级物流中心，为朱美文这样的昔日个体户成为今天大企业的大老板奠定了基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朱美文们”都成了大企业的大老板，其中的许多小个体户们正在上下求索，艰苦创业。而朱美文这位昔日普通的个体户，之所以发展成为今日的大老板，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捷径”。
2002年，朱美文开始在华凌市场开了一间家具小作坊，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时任水磨沟区国税局副局长的艾力江·艾比不拉，就在此时与朱美文这位年上缴税利不到两万元的个体户成为“莫逆之交”。 艾力江·艾比不拉从此经常光顾朱美文的家具作坊，给他讲解税务知识和党和国家各项有关发展经济的大好政策，在经营管理和财务制度方面替他出谋划策，规范具体的经营行为。
在与朱美文交往中，艾力江·艾比不拉得知朱美文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急需扩大经营场地，进行扩大再生产等愿望时，他立刻帮助朱美文起草了有关申请地皮的报告，陪同朱美文开始了在市区两级政府的发改委、土地、规划建设等部门之间周游列国式的“公文旅行”，经过近半年“艰苦卓绝”的穿梭“烧香、求爷爷、告奶奶”，磨破了几层嘴皮子，踏破了几双皮鞋，终于批上了生产用地手续和部分建设资金（包括贷款），盖起了标准的家具工厂，再加上水么沟国税局予以了一定的税收政策优惠，使朱美文的家具小作坊发展一跃成为现代化的家具制售企业——好美都家具有限公司，年营业额500多万元，产品远销中亚等国际市场，生意蒸蒸日上，到2007年年上缴各种利税达到20多万元。
艾力江·艾比不拉对此深有体会地说，国税来自民间，重养也重收，只要有了良好的税源，收起来当然没有问题啦。我们国税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如何培养税源上来，只要经济发展了，就不愁收不上国税。正是有了这样的服务意识、工作思路、工作作风和工作业绩，艾力江·艾比不拉担任副局长的水磨沟区国税局及华凌分局，自2004年以来获得了市政府命名的市级纠风建设示范窗口、自治区文明单位、自治区青年文明号、市国税系统先进单位和市国税系统先进基层党支部等荣誉称号。
两本书的故事
在乌鲁木齐国税系统，绝大部分税官都知道艾力江·艾比不拉局长曾经主持编写过两本书，这两本书的书名分别为《基层国税系统工作手册》和《国税系统内部管理手册》。
自从艾力江·艾比不拉走上领导岗位以来，就发现国税机关内部存在工作程序不规范、税收流程不完备、从业人员税收政策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欠缺、知识结构不平衡、各级部门和科室岗位职责不明确不细化和很少量化等问题。为了较好地解决这些实际问题，他经过几年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总结摸索，终于想出了一个操作性比较强的解决办法，这就是组织水么沟区办公室有关人员，详细周密的搜集和整理有关材料，编写了这两本乌鲁木齐国税系统内部通行的基层国税系统工作手册。
该两本手册可以说包罗万象，从业务税收和税务稽查工作、机关内部管理制度、员工业绩考核和表彰程序，到基层党组织建设、工、青、妇工作、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教育培训、行风廉政勤政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几乎囊括了基层国税单位所有的工作规程和制度，成为目前乌鲁木齐国税系统内唯一的操作性很强的国税部门工作“职业百科全书”，深受广大国税干部欢迎的“掌中宝”。不仅如此，一些基层财政、纪检、监察、城建和规划部门也纷纷要求水磨沟区国税局出借这两本书，请求按图求所，借鉴这两本书中的基层行政管理模式和经验。
具体分管机关办公室、党务和工会等工作的副局长艾力江·艾比不拉，由于以编写这两本书为具体的工作切入点，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和作为领导在各方面率先垂范，团结领导班子成员，带领全局国税干部艰苦创业，使水么沟区国税局的各项工作名列乌鲁木齐国税系统前茅，先后多次荣获了市级国税系统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优秀单位、市局系统目标管理考核第二名、市局系统先进基层工会、市直机关工会先进基层工会、市局系统“五好领导班子”等光荣称号。
好人有好心
今年古尔邦节期间，艾力江·艾比不拉，坐着出租车来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社区艾山江和帕提古丽（均为化名）家里，卸下了一只活羊和一些馓子、糕点之类的年货。他在这俩口子的帮助下，很麻利地屠宰并收拾了这只羊，然后与他们共庆穆斯林群众的传统节日。
关怀弱势群体，扶助残病人员是党和国家提倡的每个公民应当具备的社会公德，更是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美德和良好修养。一名国家公务员对待特殊贫困残病人群的基本态度，实际上也决定了他对人民的感情和态度，将决定他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和程度。由于从小受到父母传统教育，艾力江·艾比不拉除了模范地遵守公务员的所有操守之外，还比较崇尚一些维吾尔民族传统的风俗习惯和乐善好施的道德观念，经常以一些常人不注意和不怎么起眼儿的举动，博得周围维吾尔和汉族群众的好评。
正是出于这样的愿望，自2007年9月份起，艾力江·艾比不拉获悉艾山江和妻子帕提古丽感染艾滋病毒以来，便开始多次上门拜访这小俩口子，给他们带去米、面、清油、蔬菜和羊肉，领着他们寻医访药，垫付他们的医疗费用，并将一些药品和安全套亲自送到他们手中，苦口婆心地给他们讲解艾滋病的有关知识，鼓励他们重新鼓起生活的信心，奋发自强，争取自立，并且跑前跑后，联系他们的谋生和就业问题，俨然成了这小俩口子的大哥。艾山江和妻子帕提古丽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社区的无业市民，在艾力江·艾比不拉这位知冷知热的大哥的帮助和鼓励下，重新树立起了生活下去的勇气，正视自己的不幸命运，正在以正常人的姿态，开始了新的自食其力的生活。
长期以来，艾力江·艾比不拉一直就在资助雅玛里克社区雪莲小学的小学生古丽、艾尔肯和木沙江等四位贫困学生小朋友，帮助他们支付学费和学杂费，节假日还将他们领到自己的家里，跟自己的孩子同吃同乐，让他们感受到了生活在祖国这个大家庭的温馨与快乐。
另外，艾力江·艾比不拉手里还有一份20余名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贫困学生的名单、县市乡村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和这些院校出具的证明材料，这是他为了经常捐资助困而从有关部门特意要来的，近几年来，他已经给这些贫困大学生定期捐资两万多元，以实际行动帮助这些贫困学子完成学业，早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自从2007年9月艾力江·艾比不拉担任乌鲁木齐市国税局稽查局党总支书记、副局长等新的领导职务以来，更加严于律己，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决心在更高的起点上艰苦创业，踏实工作，任劳任怨，默默奉献，在工作和生活中争取创造更大的人生辉煌。
作为一名记者，也仅代表所有受惠于艾力江·艾比不拉爱心的各族普通人民群众，轻轻地说一声：希望艾力江·艾比不拉好人有好报，好人一路平安，一生平安。
青春献给禁毒防艾事业——访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青年志愿者扎依旦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163.com/hltnyz@126/blog/static/116786312009228112720187/
发表时间：2009-03-28 11:27:20
扎依旦·吐尔逊，女，26岁，现任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主任，全球基金新疆第六轮艾滋病项目新疆亚普禁毒防艾工作站主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局特邀执法监督员，乌鲁木齐市十佳杰出中国志愿者。
热情周到的服务换来了珍贵的友谊
2007年6月份，扎依旦·吐尔逊接受自治区禁毒办领导的邀请，以禁毒防艾志愿者的身份，加入自治区禁毒办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的2005年度全国十大民间人士禁毒宣讲团，发挥她的计算机特长，在极短的时间内废寝忘食加班加点，协助汪俊豪、孟繁英、林鸿汉和阿合麦提·库尔班四位全国十大民间人士草拟演讲稿，及时制作了图文并茂的多媒体课件，随宣讲团到乌鲁木齐、伊犁、喀什等地区，在各会场的大屏幕上，即时播放了四位全国十大民间人士演讲稿 图文并茂的多媒体课件，使演讲收到了良好视觉和听觉效果。与此同时，她忙前忙后，积极配合宣讲团工作人员，任劳任怨地参与了通讯联络、安排饮食起居、会场布置、音像设备的调试等具体工作。在活动期间，扎依旦·吐尔逊还主动成为来自内地的四位全国十大民间人士的义务导游，热情地向他们介绍新疆的风土人情，甚至将他们热情邀请到她伊宁的父母家里，按照维吾尔人最隆重的“麦西来甫”仪式进行热情款待，使这些来自内地的客人满怀希望而来，满载新疆各族人民的深情厚意而去。由于扎依旦·吐尔逊的热情与真诚，她很快与这些客人成为莫逆之交，至今与他们保持着书信和电话联系。她在这场活动中的突出表现，不仅得到自治区禁毒办领导的高度评价，而且也得到了四位全国十大民间人士的热情赞誉，更得到了参与演讲活动的地州市有关领导和广大受众的充分肯定，表现出了一名民间禁毒防艾志愿者的崇高使命感和优秀的个人素质。
崇高的使命感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敬
自2007年9月22日至今，扎依旦·吐尔逊代表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开始了在乌鲁木齐市各中学和大专院校的禁毒防艾讲座活动，迄今为止已经进行了28场禁毒防艾讲座，听众已达到6万人次，各族学生和校外青年在听了她的禁毒防艾讲座以后，积极踊跃地报名，申请加入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的志愿者队伍，经过该网站的认真审核，目前已经发展了1478名青年学生志愿者，并且为他们全部建立了详细的档案，为将来组建新疆亚普禁毒防艾志愿者协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辛勤的艾防项目工作使之成为优秀草根的代表
自2008年8月份开始，扎依旦·吐尔逊积极参与亚普网站申请第六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的工作，认真学习第六轮全球基金艾滋病和相关知识，细心草拟项目申报材料，仅项目申请书，就来回改动了9次，终于得到了自治区疾控中心第六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预防项目办的认可，争取到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宝贵项目。
全球基金新疆第六轮艾滋病项目新疆亚普禁毒防艾项目工作站成立后，扎依旦·吐尔逊作为主任，全权负责全球基金新疆第六轮艾滋病预防项目“针对静脉注射吸毒患者及其家属的干预和关怀项目”具体实施工作，先后完成了300名静脉注射吸毒患者及其家属基本情况的基线调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档案资料，组织志愿者培训班4天，先后培训了28名项目志愿者，并给他们举办提高班3期。接着，又组织这28名志愿者深入300名静脉注射吸毒患者（IDU）及其家属家庭，针对目标人群的健康宣传教育活动12次，参加的IDU人数为314名，举办目标人群座谈会6次，进行目标人群户外活动一次。由于实施了有效的干预和关怀行动，成功实现了美沙酮转介21例，将167名静脉注射吸毒患者介绍到了附近的社区针具交换站，VCT（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转介46名，给IDU人群及其家属发放安全套4010支。由于扎依旦·吐尔逊等项目工作人的努力，新疆亚普禁毒防艾项目工作站的项目实施工作，得到了自治区疾控中心第六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预防项目办领导的高度认可，促使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最近又顺利申请到了2009年度的第六轮全球基金新疆艾滋病预防项目“针对静脉注射吸毒患者的干预和关怀项目”，并由她出任该项目的实施经理。
扎实无私的奉献——社会工作者的美誉
2007年8月，新疆自治区政府法制局的有关领导得知扎依旦·吐尔逊的事迹后，经过审核手续，破例给她颁发执法监督员证书，使她成为自治区目前最小的一名执法监。
由于扎依旦·吐尔逊等网站工作人员的艰辛努力，使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这个民间禁毒防艾网站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已于去年底成功地并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门户网——天山网，成为这个新疆最大也最权威的地方综合性网站的子网。
扎依旦·吐尔逊经常主动深入乌拉泊劳教所和新疆女子劳教所，详细了解正在戒毒的戒毒康复人员的情况，聆听他们如何走上这条不归之路的辛酸经历，鼓励他们树立信心，争取重新做人，回归社会。
2007年11月30日，为了庆祝国际艾滋病日和世界志愿者日，扎依旦·吐尔逊应乌鲁木齐劳教所之邀，以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与“新疆西域阳光戒毒康复中心”（中澳禁毒防艾合作项目之一）合作的形式，在乌鲁木齐有关社区举行了禁毒防艾系列文艺演出活动，受到广大各族群众的欢迎。
扎依旦·吐尔逊还主动热情地参与了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卫生厅、自治区劳教局、乌鲁木齐劳教所、新疆女子劳教所、新疆师范大学和新疆艺术学院等单位举办的各项禁毒防艾宣传活动，并作为新疆禁毒防艾事业民间草根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全国性（云南昆明）的艾滋病预防工作会议一次。
鉴于扎依旦·吐尔逊同志以上作为禁毒防艾青年志愿者的先进事迹，经自治区禁毒办的批准，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受自治区禁毒办的委托，正式推荐扎依旦·吐尔逊参与乌鲁木齐市团委组织的乌鲁木齐市级十佳杰出中国青年志愿者的评选。经过激烈的竞争，扎依旦·吐尔逊以扎实的禁毒防艾工作成绩，于2008年4月30日终于获得了乌鲁木齐市十佳杰出中国青年志愿者的光荣称号。
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优秀志愿者的心路
良好的个人品行和优秀的个人素质，来自于父母的精心培育和学校的良好教育，扎依旦·吐尔逊1982年7月6日出生于伊宁市，好学上进的她，从小就刻苦学习，一直担任班里学习委员、班长职务，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新疆大学计算机专业。上大学期间，她积极参与学院的学生会工作，2002-2003年度被评为学校“优秀学生干部”奖，2003-2004年中获得学校奖学金，“优秀组织者”奖，2004-2005年在校庆文艺汇演中表现突出，被评为“优秀个人”。
2006年扎依旦·吐尔逊毕业到新疆联通公司工作期间，就申请加入了新疆亚普禁毒防艾志愿者队伍，为新疆的禁毒防艾工作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2005、2006年度全国十大民间人士阿合麦提·库尔班看到她真诚好学，就聘请扎依旦·吐尔逊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亚普综合门诊部和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工作，她义无返顾地辞去了联通公司的工作，愉快地接受了阿合麦提·库尔班的邀请。自从扎依旦·吐尔逊加入到这个团队以后，就正式的开始了禁毒防艾宣传的生涯。她不断学习禁毒和预防艾滋病的有关知识，有时间就跟学生志愿者和社会人士交谈，进行各种小型的禁毒防艾志愿者活动。
在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工作期间，扎依旦·吐尔逊慢慢了解到：新疆是全国毒品和艾滋病毒感染灾情最严重的省区之一，又面临目前国际制毒贩毒中心“金新月”地区的严重威胁，而维吾尔民族的吸毒患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人数，占到全区吸毒患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总人数的80%以上。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再加上全国两届十大民间禁毒人士阿合麦提·库尔班大哥的言传身教，使她深感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默默地许下心中的志愿，决心为自治区的禁毒防艾事业添砖加瓦，力所能及，矢志不移，尽力做一点儿自己微薄的贡献。
巨大的荣誉并没有使扎依旦·吐尔逊止步不前，有所松懈，而是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积极地投身于禁毒防艾事业。她身兼乌鲁木齐天山区亚普综合门诊部出纳、助理心理测评师、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办公室主任、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讲师、全球基金新疆第六轮艾滋病预防项目新疆亚普禁毒防艾项目工作站主任和项目实施经理等数职，整天从早忙到黑，东奔西跑，艰辛操劳，除了经常性地一如既往地深入大专院校和中学举办禁毒防艾知识讲座之外，她于2008年6月又积极参与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举办的大型《禁毒法》颁布实施宣传展览的组织实施工作，每天跑彩印社，组织编写图片说明、校对等，监督彩印社彩喷展板图样，制作展板150块，搬运展板到展厅里进行布展，经常加班到深夜，终于使这个新疆第一次由民间举办的大型禁毒防艾展览如期开展，并在展览期间担任了讲解员的职务，为上万名前来参观展览的各族群众耐心讲解，深受所有观众的热情赞誉。
告诉读者一个小秘密：扎依旦·吐尔逊的QQ昵称叫“小草”，个性签名为“我简单地快乐着，我要做快乐小天使”。这也从某种角度说明了她的成长经历和心路，难道不是吗？
无微不至的关怀——特殊弱势群体的良师益友
扎依旦·吐尔逊作为一名禁毒防艾志愿者，在平时的禁毒防艾宣传活动中，结交了许多吸毒患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朋友。她在跟些特殊的弱势群体人员打交道的过程中，平易近人，关怀备至，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成为这些特殊群体的良师益友。家住团结路陶瓷厂社区的古丽（化名）不幸感染了艾滋病毒，正当她苦闷无奈、孤独无助的时候，她通过亚普禁毒防艾网，认识了扎依旦·吐尔逊，并前来网站进行心理测试和有关咨询。扎依旦·吐尔逊很快与她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给她详细讲解和介绍了艾滋病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并热情鼓励她振作精神，勇敢地面对现实，正视自己的病情，正确地理解社会上和亲朋好友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误解、恐惧和排斥心理，以健康豁达、饱满热情的信心与价值观对待自己，对待人生，主动热情地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扎依旦·吐尔逊的热情帮助和鼓励下，古丽已经成为新疆亚普第六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预防项目工作站的骨干志愿者，正在愉快地为该项目的目标人群提供着热情周到的服务。她现在心情舒畅，精神饱满，豁达自信，热情勤快，与刚刚前来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进行咨询时判若两人。
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和新疆亚普禁毒防艾项目工作站，作为常年自愿自费开展禁毒防艾工作的民间草根组织，其存在的本身就是得益于自治区禁毒办和自治区卫生厅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他们开展的所有禁毒防艾工作都离不开自治区禁毒办、自治区卫生厅和自治区劳教局有关领导的热情支持和关怀鼓励，他 们在感恩的同时，也为这样的民间草根组织能够涌现扎依旦·吐尔逊这样优秀的禁毒防艾青年志愿者而感到无限欣慰。但愿这只我区民间禁毒防艾战线上的雏鹰越飞
越高，早日实现她日夜梦想的铲除新疆的毒品隐患、杜绝艾滋病毒扩散的远大美好理想。
草根兼志愿者的身份——新闻媒体热捧的明星
优秀青年禁毒防艾志愿者扎依旦·吐尔逊的先进事迹，已经被新疆电视台二频道、九频道，乌鲁木齐市电视台，《新疆日报》、《新疆经济报》，《新疆法制报》，《乌鲁木齐晚报》，《都市报》和天山网、新浪网、网易等多家主流新闻媒体多次报道。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163.com/hltnyz@126/blog/static/1167863120092281127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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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依旦·吐尔逊，女，26岁，现任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主任，全球基金新疆第六轮艾滋病项目新疆亚普禁毒防艾工作站主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局特邀执法监督员，乌鲁木齐市十佳杰出中国志愿者。
热情周到的服务换来了珍贵的友谊
2007年6月份，扎依旦·吐尔逊接受自治区禁毒办领导的邀请，以禁毒防艾志愿者的身份，加入自治区禁毒办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的2005年度全国十大民间人士禁毒宣讲团，发挥她的计算机特长，在极短的时间内废寝忘食加班加点，协助汪俊豪、孟繁英、林鸿汉和阿合麦提·库尔班四位全国十大民间人士草拟演讲稿，及时制作了图文并茂的多媒体课件，随宣讲团到乌鲁木齐、伊犁、喀什等地区，在各会场的大屏幕上，即时播放了四位全国十大民间人士演讲稿 图文并茂的多媒体课件，使演讲收到了良好视觉和听觉效果。与此同时，她忙前忙后，积极配合宣讲团工作人员，任劳任怨地参与了通讯联络、安排饮食起居、会场布置、音像设备的调试等具体工作。在活动期间，扎依旦·吐尔逊还主动成为来自内地的四位全国十大民间人士的义务导游，热情地向他们介绍新疆的风土人情，甚至将他们热情邀请到她伊宁的父母家里，按照维吾尔人最隆重的“麦西来甫”仪式进行热情款待，使这些来自内地的客人满怀希望而来，满载新疆各族人民的深情厚意而去。由于扎依旦·吐尔逊的热情与真诚，她很快与这些客人成为莫逆之交，至今与他们保持着书信和电话联系。她在这场活动中的突出表现，不仅得到自治区禁毒办领导的高度评价，而且也得到了四位全国十大民间人士的热情赞誉，更得到了参与演讲活动的地州市有关领导和广大受众的充分肯定，表现出了一名民间禁毒防艾志愿者的崇高使命感和优秀的个人素质。
崇高的使命感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敬
自2007年9月22日至今，扎依旦·吐尔逊代表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开始了在乌鲁木齐市各中学和大专院校的禁毒防艾讲座活动，迄今为止已经进行了28场禁毒防艾讲座，听众已达到6万人次，各族学生和校外青年在听了她的禁毒防艾讲座以后，积极踊跃地报名，申请加入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的志愿者队伍，经过该网站的认真审核，目前已经发展了1478名青年学生志愿者，并且为他们全部建立了详细的档案，为将来组建新疆亚普禁毒防艾志愿者协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辛勤的艾防项目工作使之成为优秀草根的代表
自2008年8月份开始，扎依旦·吐尔逊积极参与亚普网站申请第六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的工作，认真学习第六轮全球基金艾滋病和相关知识，细心草拟项目申报材料，仅项目申请书，就来回改动了9次，终于得到了自治区疾控中心第六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预防项目办的认可，争取到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宝贵项目。
全球基金新疆第六轮艾滋病项目新疆亚普禁毒防艾项目工作站成立后，扎依旦·吐尔逊作为主任，全权负责全球基金新疆第六轮艾滋病预防项目“针对静脉注射吸毒患者及其家属的干预和关怀项目”具体实施工作，先后完成了300名静脉注射吸毒患者及其家属基本情况的基线调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档案资料，组织志愿者培训班4天，先后培训了28名项目志愿者，并给他们举办提高班3期。接着，又组织这28名志愿者深入300名静脉注射吸毒患者（IDU）及其家属家庭，针对目标人群的健康宣传教育活动12次，参加的IDU人数为314名，举办目标人群座谈会6次，进行目标人群户外活动一次。由于实施了有效的干预和关怀行动，成功实现了美沙酮转介21例，将167名静脉注射吸毒患者介绍到了附近的社区针具交换站，VCT（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转介46名，给IDU人群及其家属发放安全套4010支。由于扎依旦·吐尔逊等项目工作人的努力，新疆亚普禁毒防艾项目工作站的项目实施工作，得到了自治区疾控中心第六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预防项目办领导的高度认可，促使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最近又顺利申请到了2009年度的第六轮全球基金新疆艾滋病预防项目“针对静脉注射吸毒患者的干预和关怀项目”，并由她出任该项目的实施经理。
扎实无私的奉献——社会工作者的美誉
2007年8月，新疆自治区政府法制局的有关领导得知扎依旦·吐尔逊的事迹后，经过审核手续，破例给她颁发执法监督员证书，使她成为自治区目前最小的一名执法监。
由于扎依旦·吐尔逊等网站工作人员的艰辛努力，使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这个民间禁毒防艾网站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已于去年底成功地并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门户网——天山网，成为这个新疆最大也最权威的地方综合性网站的子网。
扎依旦·吐尔逊经常主动深入乌拉泊劳教所和新疆女子劳教所，详细了解正在戒毒的戒毒康复人员的情况，聆听他们如何走上这条不归之路的辛酸经历，鼓励他们树立信心，争取重新做人，回归社会。
2007年11月30日，为了庆祝国际艾滋病日和世界志愿者日，扎依旦·吐尔逊应乌鲁木齐劳教所之邀，以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与“新疆西域阳光戒毒康复中心”（中澳禁毒防艾合作项目之一）合作的形式，在乌鲁木齐有关社区举行了禁毒防艾系列文艺演出活动，受到广大各族群众的欢迎。
扎依旦·吐尔逊还主动热情地参与了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卫生厅、自治区劳教局、乌鲁木齐劳教所、新疆女子劳教所、新疆师范大学和新疆艺术学院等单位举办的各项禁毒防艾宣传活动，并作为新疆禁毒防艾事业民间草根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全国性（云南昆明）的艾滋病预防工作会议一次。
鉴于扎依旦·吐尔逊同志以上作为禁毒防艾青年志愿者的先进事迹，经自治区禁毒办的批准，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受自治区禁毒办的委托，正式推荐扎依旦·吐尔逊参与乌鲁木齐市团委组织的乌鲁木齐市级十佳杰出中国青年志愿者的评选。经过激烈的竞争，扎依旦·吐尔逊以扎实的禁毒防艾工作成绩，于2008年4月30日终于获得了乌鲁木齐市十佳杰出中国青年志愿者的光荣称号。
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优秀志愿者的心路
良好的个人品行和优秀的个人素质，来自于父母的精心培育和学校的良好教育，扎依旦·吐尔逊1982年7月6日出生于伊宁市，好学上进的她，从小就刻苦学习，一直担任班里学习委员、班长职务，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新疆大学计算机专业。上大学期间，她积极参与学院的学生会工作，2002-2003年度被评为学校“优秀学生干部”奖，2003-2004年中获得学校奖学金，“优秀组织者”奖，2004-2005年在校庆文艺汇演中表现突出，被评为“优秀个人”。
2006年扎依旦·吐尔逊毕业到新疆联通公司工作期间，就申请加入了新疆亚普禁毒防艾志愿者队伍，为新疆的禁毒防艾工作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2005、2006年度全国十大民间人士阿合麦提·库尔班看到她真诚好学，就聘请扎依旦·吐尔逊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亚普综合门诊部和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工作，她义无返顾地辞去了联通公司的工作，愉快地接受了阿合麦提·库尔班的邀请。自从扎依旦·吐尔逊加入到这个团队以后，就正式的开始了禁毒防艾宣传的生涯。她不断学习禁毒和预防艾滋病的有关知识，有时间就跟学生志愿者和社会人士交谈，进行各种小型的禁毒防艾志愿者活动。
在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工作期间，扎依旦·吐尔逊慢慢了解到：新疆是全国毒品和艾滋病毒感染灾情最严重的省区之一，又面临目前国际制毒贩毒中心“金新月”地区的严重威胁，而维吾尔民族的吸毒患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人数，占到全区吸毒患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总人数的80%以上。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再加上全国两届十大民间禁毒人士阿合麦提·库尔班大哥的言传身教，使她深感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默默地许下心中的志愿，决心为自治区的禁毒防艾事业添砖加瓦，力所能及，矢志不移，尽力做一点儿自己微薄的贡献。
巨大的荣誉并没有使扎依旦·吐尔逊止步不前，有所松懈，而是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积极地投身于禁毒防艾事业。她身兼乌鲁木齐天山区亚普综合门诊部出纳、助理心理测评师、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办公室主任、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讲师、全球基金新疆第六轮艾滋病预防项目新疆亚普禁毒防艾项目工作站主任和项目实施经理等数职，整天从早忙到黑，东奔西跑，艰辛操劳，除了经常性地一如既往地深入大专院校和中学举办禁毒防艾知识讲座之外，她于2008年6月又积极参与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举办的大型《禁毒法》颁布实施宣传展览的组织实施工作，每天跑彩印社，组织编写图片说明、校对等，监督彩印社彩喷展板图样，制作展板150块，搬运展板到展厅里进行布展，经常加班到深夜，终于使这个新疆第一次由民间举办的大型禁毒防艾展览如期开展，并在展览期间担任了讲解员的职务，为上万名前来参观展览的各族群众耐心讲解，深受所有观众的热情赞誉。
告诉读者一个小秘密：扎依旦·吐尔逊的QQ昵称叫“小草”，个性签名为“我简单地快乐着，我要做快乐小天使”。这也从某种角度说明了她的成长经历和心路，难道不是吗？
无微不至的关怀——特殊弱势群体的良师益友
扎依旦·吐尔逊作为一名禁毒防艾志愿者，在平时的禁毒防艾宣传活动中，结交了许多吸毒患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朋友。她在跟些特殊的弱势群体人员打交道的过程中，平易近人，关怀备至，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成为这些特殊群体的良师益友。家住团结路陶瓷厂社区的古丽（化名）不幸感染了艾滋病毒，正当她苦闷无奈、孤独无助的时候，她通过亚普禁毒防艾网，认识了扎依旦·吐尔逊，并前来网站进行心理测试和有关咨询。扎依旦·吐尔逊很快与她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给她详细讲解和介绍了艾滋病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并热情鼓励她振作精神，勇敢地面对现实，正视自己的病情，正确地理解社会上和亲朋好友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误解、恐惧和排斥心理，以健康豁达、饱满热情的信心与价值观对待自己，对待人生，主动热情地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扎依旦·吐尔逊的热情帮助和鼓励下，古丽已经成为新疆亚普第六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预防项目工作站的骨干志愿者，正在愉快地为该项目的目标人群提供着热情周到的服务。她现在心情舒畅，精神饱满，豁达自信，热情勤快，与刚刚前来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进行咨询时判若两人。
新疆亚普禁毒防艾网站和新疆亚普禁毒防艾项目工作站，作为常年自愿自费开展禁毒防艾工作的民间草根组织，其存在的本身就是得益于自治区禁毒办和自治区卫生厅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他们开展的所有禁毒防艾工作都离不开自治区禁毒办、自治区卫生厅和自治区劳教局有关领导的热情支持和关怀鼓励，他 们在感恩的同时，也为这样的民间草根组织能够涌现扎依旦·吐尔逊这样优秀的禁毒防艾青年志愿者而感到无限欣慰。但愿这只我区民间禁毒防艾战线上的雏鹰越飞
越高，早日实现她日夜梦想的铲除新疆的毒品隐患、杜绝艾滋病毒扩散的远大美好理想。
草根兼志愿者的身份——新闻媒体热捧的明星
优秀青年禁毒防艾志愿者扎依旦·吐尔逊的先进事迹，已经被新疆电视台二频道、九频道，乌鲁木齐市电视台，《新疆日报》、《新疆经济报》，《新疆法制报》，《乌鲁木齐晚报》，《都市报》和天山网、新浪网、网易等多家主流新闻媒体多次报道。
全国十大民间禁毒人士阿合麦提·库尔班事迹材料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163.com/hltnyz@126/blog/static/1167863120082190328591/
发表时间：2008-03-19 12:32:08
阿合麦提·库尔班，今年40岁，是乌鲁木齐市亚普医院的负责人，同时也是自治区连续多年的禁毒形象大使。今年6月份，经自治区禁毒委推举，通过全国性的互联网投票选举，他又获得全国十大民间禁毒人士的殊荣，为新疆各族人民赢得了无尚光荣。
自从他1992年毕业于新疆医科大学，被分配到乌鲁木齐市第四医院药物依赖研究中心工作以后，就与禁毒工作系下了不解之缘。他所负责的禁毒科每年都要收治大量的吸毒患者，其中许多吸毒患者都是他亲手治疗的，他买了一辆自行车，经常随访吸毒患者，同时也深入强制戒毒所，了解到了吸毒患者悲惨的生活境遇。残酷的事实告诉他，毒品，是使人类文明荡尽，道德沦丧的罪恶工具。其实，毒品本身并无关太多是非，也难以担当太多罪过，是人的观念和行为造就了今日毒品的悲剧。人们对金钱的追逐，对诱惑的屈从，以及对自身的麻痹，远比罂粟花可怖得多。可以说，毒枭的铤而走险、丧尽天良，毒贩的唯利是图、无所畏惧，以及受害者的盲动乃至失去理智，才是毒品肆虐横行、无孔不入的罪魁祸首。
首先在这里给大家讲几个吸毒患者悲惨的故事，以便大家对吸毒患者及其亲属的生活状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记得1993年3月的一天，他负责治疗的一位维吾尔族吸毒患者的母亲，将她24岁的二儿子领到了阿合买提·库尔班的眼前，只见他面目清秀，还真是个帅哥，但阿合买提·库尔班例行检查时，却发现他的全身因吸毒过量已经开始溃烂。他母亲哭诉说，她的大儿子长期吸毒，在强制戒毒所戒过几次毒，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但他不思悔改，从强制戒毒所里出来又一次复吸，没钱买毒品，就心生歹念，抢劫了一位铁皮匠60元钱，也就是能买一包毒品的钱，被司法部门判了死刑，老伴也因此含恨离世。没想到老二也开始吸上了这要命的白粉，我一个孤老婆子能有什么办法呀？只能将家里的地毯、电视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凑了这点钱，希望医生帮他戒除毒瘾。但是那几百元能戒几天毒啊，一个月以后，这个吸毒者在一个臭轰轰的垃圾堆边上，注射了过量的毒品致死，他那位可怜的只有50多岁的母亲，受不了如此打击，随后也饮恨过世了。
每一位母亲和即将成为母亲的妇女一样，都是养育了我们的伟大而慈祥的母亲，本来应该享受儿女们的孝心与拥戴，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安度晚年，可是万恶不赦的毒品，不仅断送了一个又一个年轻而鲜活的生命，也让他们年迈的母亲，或悲惨地含恨离开人世，或忍受痛失爱子和贫穷潦倒的煎熬。也就是在这一年4月份，一位汉族下岗母亲，用自己卖血得来的二百多元钱，含泪将她吸毒的儿子送到他们科里。经过他们减免费用的一段时间的治疗，这位吸毒者出院了。可是在阿合买提·库尔班进行随访时知道，这位汉族母亲的儿子已经因过量吸毒而死亡，尸体在家已经放了好几天，因为这位母亲无钱将尸体火花，更无钱办理后事。
1995年8月的一天，一个维吾尔族家庭，刚刚遭受了失去两名吸毒兄弟的悲痛，那年只有17岁的老三虽然也是一个瘾君子，但亲眼看到两个哥哥因吸毒而夭折，参加了几乎同时死亡的两个兄弟的“乃孜尔”，痛定思痛，决心戒毒，怀揣家人东拼西凑的钱，找到了他们医院进行治疗。但在他两位亡兄的四十忌日那天，他在两位亡兄的坟前，感慨万千，再一次发誓要坚决戒除毒瘾，重新做人，以告慰哭成泪人的双亲。他一遍又一遍请人念经祷告，似乎在寻求真主的帮助。就这样，他在墓地默默地跪了好几个小时。可能是过度的悲伤和劳累，他忽然感觉到浑身没劲儿，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其实，这是他的毒瘾犯了。一个长年吸毒的患者，在戒除了生理毒瘾之后，心理毒瘾却很难戒除。特别是在情绪低落和精神空虚时，心理毒瘾就会像潮水一样无法阻挡。万虫闹心般的焦虑，万刀刮骨般的疼痛，折磨得他想到了毒品。请你们这些鬼魂作证，当着两位因吸毒而离开人间的兄长，再吸最后一口，以后永远都不再看毒品一眼。就这样，他因注射了过量的毒品，最后竟然惨死在两位因吸毒而亡的兄长坟头上。即使按照穆斯林的习惯，即使他在两位亡兄的坟前祷告一千遍，但只要他不能彻底战胜自我，珍惜自己的生命，远离毒品，他也只能直接进入地狱，继续遭受非人的身心折磨。
吸毒，一缕青烟荡尽文明。毒品猛于虎、残似狼、凶如兽，是人类的天敌、仇敌、大敌，非但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而且严重威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毒品问题诱发大量违法犯罪活动，因贩毒、吸毒派生而出的暴力、凶杀、卖淫、艾滋病传播等，营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一些地区的抢劫、抢夺和盗窃案件中有60%甚至80%是吸毒人员所为，已严重危害到国家的稳定发展。诚如一位医生所指，如果一个国家的吸毒问题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而不断蔓延，那么这个民族不用任何外力征服就会自己垮掉。的确如此，毒品泛滥非但可以毁掉一个人、单个家庭，也能使一代人、一个民族坠入万劫不复之地。百余年前禁毒英雄林则徐的警告：“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些话在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如果说吸食毒品是在残酷地摧残自己的生命，连累家人受苦的话，那么这个故事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是：毒品是万恶之源，它毁掉的不仅仅是人的生命，而是可以在顷刻之间毁掉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包括亲情、友谊、家庭、企业和社会。1998年10月份，家住乌鲁木齐市青年路的一户汉族人家，两个儿子都是共产党员，父亲是一家有几百人混饭吃的企业老板。也不知为何，两个儿子都染上了毒瘾，这位企业家父亲供养两个瘾君子吞云吐雾，致使企业效益滑坡，最后不得不靠变卖企业财产，来维持两个儿子的毒资和戒毒费用。36岁的大儿子有一天竟过量注射毒品，死在了父母家的厕所里。濒临破产的企业和儿子的夭折，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使父亲心脏病突发而卒死。两个月后，在一个有上千人的车间当主任的二儿子，也因吸毒过量致死，母亲悲痛于绝，竟在这三位亲人的骨灰前上吊自尽，年仅58岁。万恶不赦的毒品，就这么使一个好端端的幸福之家毁于一旦，不仅将四条活生生的生命带进了地狱，而且还引发了几百名企业职工下岗的社会问题。
通过上面悲惨的事实，我们看到了毒品的危害。可以这么说，毒品既可以使吸毒者的亲人悲痛欲绝而上吊自杀，也可以使吸毒者的亲人因孩子戒毒成功而高兴得心脏病突发。1994年的一天，乌鲁木齐市一位著名的民族企业家掏出几万块钱，领着自己吸毒的儿子和他六个在一起吸毒的朋友，来到他们医院戒毒。起初，他们七位还能接受戒毒治疗，可没几天，六位朋友不愿意了。这位企业家为了他们能陪儿子戒毒，苦口婆心地耐心劝导他们，那表情几乎是在哀求他们。可他们却以为，他们不是要饭的，不用他的施舍，再说自己花钱吸毒又没花他的一分钱，为什么要陪他的儿子戒毒？他们傲慢地说完这些非常刺耳的话，一个个扬场而去。这位企业家的一番好意就这么被误解，令他十分伤心。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在这位民族企业家的百般努力下，他的儿子终于戒毒成功。看到儿子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这位企业家高兴得几天几夜都无法入睡，结果却因兴奋过度和休息不好而心脏病突发，住院治疗三个月无效而去世。好在这位慈祥而善良的父亲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儿子至今没有复吸，基本上摆脱了毒品恶魔一般的纠缠。
这些悲惨而血淋淋的事实虽然都发生在别人中间，但由于他是一名负责戒毒的心理医生，几乎天天都可以碰到，看着这些生命的陨落，看到这些家庭的破碎，他感觉自己责任重大，也就更加全身心地投入戒毒治疗工作，通过自己发奋努力的业务工作，希望能够多挽救一个被毒品吞噬的生命，能够减缓每一个吸毒者家庭忍受的痛苦。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亲生哥哥，竟也惨死在吸毒者的罪恶之手。1993年3月9日，两名维吾尔族吸毒青年，为了筹集毒资，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乌鲁木齐市团结路电影放映公司门前抢劫一对汉族夫妇。他哥哥正好此时路过那里，便上前试图阻止他们的犯罪行为。但那两名歹徒为了抢钱缓解自己的毒瘾，早已丧失了人性，他们嘴里骂着他哥哥，一个维族人管什么汉族人的闲事，挥舞手中的匕首，刺穿了他哥哥的腿股动脉。他哥哥因失血过多，没能抢救过来，最后惨死在医院。顷刻间失去亲人对他刺激很大，使他想了很多。长期的戒除毒瘾治疗工作使他意识到，仅仅依靠药物治疗是无法从根N上全面解决毒品问题的，因为医学治疗只能解决吸毒患者生理上的依赖问题，不能彻底解决毒品对吸毒患者心理上的诱惑，不解决吸毒患者的心理毒瘾，患者复吸的几率就非常大，毒品也会屡禁不止，继续肆虐家庭和社会，因此禁毒宣传工作就成为彻底解决毒品问题的重中之重。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开展广泛深入的禁毒宣传工作，使毒品的危害和正确的戒毒知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形成打击毒品犯罪和禁毒的人民战争，铸就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铜墙铁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毒品犯罪这一日趋严峻的社会问题。于是，阿合麦提·库尔班开始全身心地积极投身各种禁毒宣传活动。
1995年，他根据新疆缺乏民族文字普及禁毒知识宣传材料的实际，利用业余时间，根据自己多年戒除毒瘾治疗工作的丰富经验和广博的毒品知识，废寝忘食地著书立说，用了四年时间，就完成了维吾尔文《禁毒知识问答》和《海洛因》两本书的写作。他在东奔西走联系落实了有关出版手续之后，毫不犹豫地举债8万多元，自费印刷出版三万册，无偿分发赠送给各族群众，填补了新疆没有维吾尔文版禁毒书籍的空白。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乐泉同志，还在百忙之中亲自给《海洛因》这本20多万字的书撰写了题词：全社会动员起来，同毒品犯罪作斗争。自治区禁毒办还隆重举行了该书的首发仪式，高度褒奖了阿合麦提·库尔班积极关注禁毒事业、不辞辛苦、无私奉献、举债出书的崇高精神。由于《海洛因》和《禁毒知识问答》两本书全面、翔实、科学地介绍了禁毒知识，立即被自治区禁毒办和教委指定为新疆民族学校普及禁毒知识的必读书目，到目前为止已经重印了好几次，印数达几十万之多，阿合麦提·库尔班也因此在一夜之间就成为新疆禁毒界的知名人物。可是，因为出书他还欠印刷厂的一些钱，由于他经常自费进行禁毒宣传工作而经济拮据，没有及时清偿这些债务，印刷厂竟然通过他们单位，从他每月的工资中实施划扣，扣了将近两年，搞得他在单位和家庭里外不是人，心里不是滋味。
从1999年起的每年“6·26”国际禁毒日这天，阿合麦提·库尔班以禁毒志愿者的身份，都要积极参与自治区和市里组织的各种禁毒宣传活动。他每年都要自掏腰包两万多元，自费翻译打印各种禁毒宣传材料，制作宣传横幅，身披红色禁毒宣传绶带，分发《海洛因》等书籍，现场征集社会各界关注禁毒问题人士的签名，解答有关禁毒知识。他还根据有关部门各种禁毒宣传的活动安排，积极奔赴南北疆进行禁毒宣传活动，足迹几乎遍布新疆所有的城乡工矿企业、乡村、牧区和大中小学。除此之外，他利用业余时间，应邀或通过主动联系，深入各中小学进行禁毒宣传讲座，使禁毒知识渗入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2002年，由于业余从事禁毒宣传工作成绩突出，经有关部门推举，广大群众投票，阿合麦提·库尔班荣幸地当选为自治区禁毒形象大使。领导的信任，广大群众的拥戴，更加激发了他积极投身禁毒事业的热情。从此，人们在电视上、报刊中，可以频频看N他斜披禁毒形象大使绶带的身影，看到他充满自信的微笑，读到他常年坚持自费从事禁毒事业的感人事迹，他已经成为新疆家喻户晓的传奇禁毒人物，似乎成了禁毒的代名词，成为吸毒者及其家属的良师益友，成为广大禁毒志愿者心目中的楷模。假如想全面了解新疆近几年禁毒事业的大事，就必须采访阿合麦提·库尔班，因为他就是这一系列禁毒宣传活动的亲历者和见证者。2002年到2006年，自治区有关部门组织的新疆禁毒宣传有奖征文、中小学生禁毒知识竞赛、禁毒戒毒“现身说法”活动、“禁毒之剑”火种采集和传递活动、禁毒铜鼎采集火种宣传活动和国家公安部拍摄电视片《中国拒绝毒品》的拍摄现场、无数次的“6·26”大型禁毒公益文艺晚会等，都有阿合麦提·库尔班身披自治区禁毒形象大使绶带，双手高举禁毒火把的身影。就在今年10月中旬，阿合麦提·库尔班自费陪同全国禁毒形象大使濮存晰和全国预防艾滋病、禁毒宣传员蔡国庆，奔赴伊犁、克拉玛依和乌鲁木齐等地，开展了一系列的预防艾滋病和禁毒宣传活动。
众所周知，新疆是中国毒品犯罪的重灾区之一，万劫不赦的毒品每时每刻都在残害和吞噬着无数的生命，像可恶的蛀虫侵蚀着我们社会健康的肌体，衍生出无数的人间悲剧和违法犯罪现象，影响着和谐社会的构建。毒品之所以似瘟疫般迅速蔓延，毒枭之所以为非作歹，毒贩之所以招摇撞骗，吸毒者之所以日见增多，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之所以日趋严重，贯穿其始终的是丧失良知的人，是毒枭、毒贩以及吸毒者，毒品不过是罪恶的工具而已，无关是非，也承载不了更多的道义和良知。“珍惜生命，远离毒品”的主题，就在于体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是要使更多的人们成为有识别、判断能力的健康之人，成为懂得珍惜和自爱的文明之人，而非毒品的附庸、罪恶的奴隶。 深悉这一严峻形势和紧迫任务的阿合麦提·库尔班，为了腾出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更好地从事禁毒宣传和戒除毒瘾治疗工作，倡导各人民族群众远离毒品，珍惜生命，他于2002年毅然决然地辞去了第四医院戒毒科主任的公职，筹资开办了自己的非营利性禁毒咨询门诊部——乌鲁木齐市亚普门诊部，更加专心地开展医学戒毒和禁毒宣传事业。他决心不仅要作戒除毒瘾治疗的啄木鸟，而且还要作大唱禁毒宣传之歌的百灵鸟，通过自己不厌其烦的游说和身体力行的具体业务工作，引导各族百姓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以健康向上的心态和强健的体魄，积极投身于祖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伟大社会实践。
创办实业的艰辛和经常自费外出从事禁毒宣传的经济压力，不仅没有消磨阿合麦提·库尔班的意志，反而使他像上紧了发条的时钟，一刻不停地奔走于天山南北，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勃发的精神，继续着他的禁毒宣传事业。而他的免费禁毒门诊部也从小小的诊所，发展成为设备齐全、专业人才N备的营利性综合门诊部，而且还聘用了3位戒毒后找不到工作的青年，并且开通了新疆惟一的免费禁毒热线电话——2865305、8537631，开展日常的免费禁毒戒毒咨询。他还随时跟踪访问吸毒患者，免费进行尿样抽检，开展心理测评和心理咨询治疗，定期深入基层社区和强制戒毒所，免费举办禁毒知识讲座。对于前来就诊的贫困户和下岗人员等弱势群体，酌情减免医疗费，挽救和治愈了许多吸毒和心理疾病患者，博得广大患者的一致称赞，引起了疆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
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带上那幅写有中央政治局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题词“全社会动员起来，同毒品犯罪作斗争”征集万人签名的横幅，身披禁毒形象大使和全国十大民间禁毒人士的绶带，继续征集社会各界人士支持禁毒事业的签名，目前这条横幅的长度已经超过一千米，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各少数民族文字和汉文签名。
我们知道每年都有一个国际禁毒日，在这几天，全国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大力打击贩毒犯罪分子，举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禁毒宣传等形式，以实际行动推动禁毒工作，并以此唤起全社会关注禁毒、打击毒品犯罪的群体参与意识，实在是值得推崇的务实之举。但需要指出的是，禁毒事业任重而道远，禁毒是一场长期的人民战争，需要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关注，也需要新闻媒体去呼吁，更需要相关部门的协力配合。一阵热闹的纪念过后，尤需要相关的后续工作及时跟进。我们更需要实现禁毒斗争的彻底胜利，依然需要更多的人走进禁毒的行列，需要长期的坚持，而不仅仅是搞一阵风。可以说，要创建健康良好的社会环境，就必须首先树立“全民动员起来，与毒品犯罪进行长期而坚决的斗争”的观念，从精神上抵制毒品的泛滥。如果说阿合麦提·库尔班在2002年以前参与的禁毒宣传工作带有某种政府行为的性质，而且是不连贯的重大禁毒活动的话，那么在辞职创办私营门诊部以后，他的禁毒宣传工作就成为日常性的禁毒宣传，并且逐渐实现着禁毒宣传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也就是说，他现在除了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政府组织的各种大型禁毒宣传活动之外，更多的是自己投资，自己跑腿，结合自己门诊部的业务工作，利用自己特殊的禁毒形象大使和全国十大民间禁毒人士身份，默默地开展常年日常性制度化的禁毒宣传工作，使门诊部正常的业务工作与禁毒宣传有机地结合起来，门诊部的日常业务工作促进禁毒宣传，在禁毒宣传中拓展门诊部的业务范围，提高门诊部的社会声誉。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六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需要、归属需要、自尊需要和表现需要，其中前三种需要是普通人低层次的基础性需要，也就是物质需要；后三种需要则是道德人的高层次需要，属于人精神境界的高级需要，所以也称为精神需要。祖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继续深入，使各族人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不仅正在日益满足丰富的物质需要，而且已经开始出现追求满足精神需要的所谓道德人群体，如目前社会上自觉热心各种公益事业的人正在增多，热心奥运、爱心助教和关注艾孜病的志愿者队伍也在不断扩大，阿合买提·库尔班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自觉热心禁毒公益事业的人。从理论上讲，像阿合买提·库尔班这样的人之所以热心禁毒公益事业，是因为他们的追求是某种复合体，既追求物质利益的满足，又追求精神需求的满足，他们的生产经营主体与消费主体是同一的，只有同时满足了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他们才能产生惬意、充实和满足等幸福感，所以他们的满足感是一种内在的心理需求，别人一般只能理解而无法消费。而普通人只追求物质需求的最大满足，普通人的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是分离的，他们进行物质生产，只是为了满足物质消费的需求，这种简单地反复过程久而久之，特别是在人的所有物质需求逐渐得到满足时，便会使人逐渐失去继续生产的兴趣，不能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更无法实现人的全面进步。虽然阿合买提·库尔班目前也是一位医疗企业的法人，是个典型的古典经济人，同样以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企业经营的目标，但他已经开始跨入了现代经济人的行列，他所追求的最大化经济利益，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经济利益，他的追求开始出现超越经济利益范畴，并开始发生经济利益载体和含义的泛化，使他追求的医疗经营效益，开始呈现出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态势，而且正在向着将经营效益投资于公益事业的方向转化。这无疑是一种时代的进步，而时代的这种进步，又促使像阿合买提·库尔班这样热心公益的人，正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始涌现。更何况维吾尔民族本来就有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嫉恶如仇、热心公益事业的优良传统，他很好地继承了这些优秀的民族传统，关注毒品受害群体，热心禁毒事业，将禁毒宣传当作利国利民、促使民族全体成员远离毒品，保障民族血脉正常健康地延续，维护民族身心健康的公益事业，契而不舍，孜孜追求，像永不疲倦的啄木鸟和百灵鸟一样，为自治区的禁毒事业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全部才华和心血。
由于创办的实业刚刚起步，业务工作局面尚未全面打开，资金还很缺乏，门诊部的经营举步维艰，使阿合麦提·库尔班许多有关禁毒宣传的理想目前还暂时无法实现，比如创办和经营亚普禁毒防艾爱心网站、在红山公园里的著名近代禁毒民族英雄林则徐纪念碑旁，建立一个设施齐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立少数民族禁毒宣传和戒毒人员培训中心；准备于明年“6·26”前夕自费邀请其他九位全国民间禁毒人士到新疆来，组织开展一系列的禁毒宣传活动等。但我们相信，凭着艾合买提·库尔班顽强执著的精神和乐于奉献的优良作风，有党和国家及各族群众的大力扶持和支持，他的这些宏伟设想都能顺利实现，早日铲除毒品危害的伟大理想也能得以实现。
值此大力宣传全国十大民间禁毒人士阿合麦提·库尔班的禁毒事迹之际，我们要强烈呼吁，我们要振臂高呼，国家有关部门非但要继续实施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斗争，对吸毒人员进行“大普查、大收戒、大帮教”，更为重要的是，在国际贩毒中心转移到我们临近的“金新月”地区时，我们必须经常性地开展禁毒宣传，在各族人民群众中积极倡导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让“毒品不是儿戏”深入人心，让“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成为共识，让“珍惜自我，健康抉择”家喻户晓，让拒绝毒品形成人民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实现遏制毒品危害的目标，才能创造一个没有毒品、远离犯罪的美好明天，才能有效构建新疆的和谐社会。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163.com/hltnyz@126/blog/static/1167863120082190328591/
发表时间：2008-03-19 12:32:08
阿合麦提·库尔班，今年40岁，是乌鲁木齐市亚普医院的负责人，同时也是自治区连续多年的禁毒形象大使。今年6月份，经自治区禁毒委推举，通过全国性的互联网投票选举，他又获得全国十大民间禁毒人士的殊荣，为新疆各族人民赢得了无尚光荣。
自从他1992年毕业于新疆医科大学，被分配到乌鲁木齐市第四医院药物依赖研究中心工作以后，就与禁毒工作系下了不解之缘。他所负责的禁毒科每年都要收治大量的吸毒患者，其中许多吸毒患者都是他亲手治疗的，他买了一辆自行车，经常随访吸毒患者，同时也深入强制戒毒所，了解到了吸毒患者悲惨的生活境遇。残酷的事实告诉他，毒品，是使人类文明荡尽，道德沦丧的罪恶工具。其实，毒品本身并无关太多是非，也难以担当太多罪过，是人的观念和行为造就了今日毒品的悲剧。人们对金钱的追逐，对诱惑的屈从，以及对自身的麻痹，远比罂粟花可怖得多。可以说，毒枭的铤而走险、丧尽天良，毒贩的唯利是图、无所畏惧，以及受害者的盲动乃至失去理智，才是毒品肆虐横行、无孔不入的罪魁祸首。
首先在这里给大家讲几个吸毒患者悲惨的故事，以便大家对吸毒患者及其亲属的生活状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记得1993年3月的一天，他负责治疗的一位维吾尔族吸毒患者的母亲，将她24岁的二儿子领到了阿合买提·库尔班的眼前，只见他面目清秀，还真是个帅哥，但阿合买提·库尔班例行检查时，却发现他的全身因吸毒过量已经开始溃烂。他母亲哭诉说，她的大儿子长期吸毒，在强制戒毒所戒过几次毒，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但他不思悔改，从强制戒毒所里出来又一次复吸，没钱买毒品，就心生歹念，抢劫了一位铁皮匠60元钱，也就是能买一包毒品的钱，被司法部门判了死刑，老伴也因此含恨离世。没想到老二也开始吸上了这要命的白粉，我一个孤老婆子能有什么办法呀？只能将家里的地毯、电视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凑了这点钱，希望医生帮他戒除毒瘾。但是那几百元能戒几天毒啊，一个月以后，这个吸毒者在一个臭轰轰的垃圾堆边上，注射了过量的毒品致死，他那位可怜的只有50多岁的母亲，受不了如此打击，随后也饮恨过世了。
每一位母亲和即将成为母亲的妇女一样，都是养育了我们的伟大而慈祥的母亲，本来应该享受儿女们的孝心与拥戴，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安度晚年，可是万恶不赦的毒品，不仅断送了一个又一个年轻而鲜活的生命，也让他们年迈的母亲，或悲惨地含恨离开人世，或忍受痛失爱子和贫穷潦倒的煎熬。也就是在这一年4月份，一位汉族下岗母亲，用自己卖血得来的二百多元钱，含泪将她吸毒的儿子送到他们科里。经过他们减免费用的一段时间的治疗，这位吸毒者出院了。可是在阿合买提·库尔班进行随访时知道，这位汉族母亲的儿子已经因过量吸毒而死亡，尸体在家已经放了好几天，因为这位母亲无钱将尸体火花，更无钱办理后事。
1995年8月的一天，一个维吾尔族家庭，刚刚遭受了失去两名吸毒兄弟的悲痛，那年只有17岁的老三虽然也是一个瘾君子，但亲眼看到两个哥哥因吸毒而夭折，参加了几乎同时死亡的两个兄弟的“乃孜尔”，痛定思痛，决心戒毒，怀揣家人东拼西凑的钱，找到了他们医院进行治疗。但在他两位亡兄的四十忌日那天，他在两位亡兄的坟前，感慨万千，再一次发誓要坚决戒除毒瘾，重新做人，以告慰哭成泪人的双亲。他一遍又一遍请人念经祷告，似乎在寻求真主的帮助。就这样，他在墓地默默地跪了好几个小时。可能是过度的悲伤和劳累，他忽然感觉到浑身没劲儿，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其实，这是他的毒瘾犯了。一个长年吸毒的患者，在戒除了生理毒瘾之后，心理毒瘾却很难戒除。特别是在情绪低落和精神空虚时，心理毒瘾就会像潮水一样无法阻挡。万虫闹心般的焦虑，万刀刮骨般的疼痛，折磨得他想到了毒品。请你们这些鬼魂作证，当着两位因吸毒而离开人间的兄长，再吸最后一口，以后永远都不再看毒品一眼。就这样，他因注射了过量的毒品，最后竟然惨死在两位因吸毒而亡的兄长坟头上。即使按照穆斯林的习惯，即使他在两位亡兄的坟前祷告一千遍，但只要他不能彻底战胜自我，珍惜自己的生命，远离毒品，他也只能直接进入地狱，继续遭受非人的身心折磨。
吸毒，一缕青烟荡尽文明。毒品猛于虎、残似狼、凶如兽，是人类的天敌、仇敌、大敌，非但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而且严重威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毒品问题诱发大量违法犯罪活动，因贩毒、吸毒派生而出的暴力、凶杀、卖淫、艾滋病传播等，营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一些地区的抢劫、抢夺和盗窃案件中有60%甚至80%是吸毒人员所为，已严重危害到国家的稳定发展。诚如一位医生所指，如果一个国家的吸毒问题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而不断蔓延，那么这个民族不用任何外力征服就会自己垮掉。的确如此，毒品泛滥非但可以毁掉一个人、单个家庭，也能使一代人、一个民族坠入万劫不复之地。百余年前禁毒英雄林则徐的警告：“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些话在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如果说吸食毒品是在残酷地摧残自己的生命，连累家人受苦的话，那么这个故事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是：毒品是万恶之源，它毁掉的不仅仅是人的生命，而是可以在顷刻之间毁掉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包括亲情、友谊、家庭、企业和社会。1998年10月份，家住乌鲁木齐市青年路的一户汉族人家，两个儿子都是共产党员，父亲是一家有几百人混饭吃的企业老板。也不知为何，两个儿子都染上了毒瘾，这位企业家父亲供养两个瘾君子吞云吐雾，致使企业效益滑坡，最后不得不靠变卖企业财产，来维持两个儿子的毒资和戒毒费用。36岁的大儿子有一天竟过量注射毒品，死在了父母家的厕所里。濒临破产的企业和儿子的夭折，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使父亲心脏病突发而卒死。两个月后，在一个有上千人的车间当主任的二儿子，也因吸毒过量致死，母亲悲痛于绝，竟在这三位亲人的骨灰前上吊自尽，年仅58岁。万恶不赦的毒品，就这么使一个好端端的幸福之家毁于一旦，不仅将四条活生生的生命带进了地狱，而且还引发了几百名企业职工下岗的社会问题。
通过上面悲惨的事实，我们看到了毒品的危害。可以这么说，毒品既可以使吸毒者的亲人悲痛欲绝而上吊自杀，也可以使吸毒者的亲人因孩子戒毒成功而高兴得心脏病突发。1994年的一天，乌鲁木齐市一位著名的民族企业家掏出几万块钱，领着自己吸毒的儿子和他六个在一起吸毒的朋友，来到他们医院戒毒。起初，他们七位还能接受戒毒治疗，可没几天，六位朋友不愿意了。这位企业家为了他们能陪儿子戒毒，苦口婆心地耐心劝导他们，那表情几乎是在哀求他们。可他们却以为，他们不是要饭的，不用他的施舍，再说自己花钱吸毒又没花他的一分钱，为什么要陪他的儿子戒毒？他们傲慢地说完这些非常刺耳的话，一个个扬场而去。这位企业家的一番好意就这么被误解，令他十分伤心。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在这位民族企业家的百般努力下，他的儿子终于戒毒成功。看到儿子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这位企业家高兴得几天几夜都无法入睡，结果却因兴奋过度和休息不好而心脏病突发，住院治疗三个月无效而去世。好在这位慈祥而善良的父亲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儿子至今没有复吸，基本上摆脱了毒品恶魔一般的纠缠。
这些悲惨而血淋淋的事实虽然都发生在别人中间，但由于他是一名负责戒毒的心理医生，几乎天天都可以碰到，看着这些生命的陨落，看到这些家庭的破碎，他感觉自己责任重大，也就更加全身心地投入戒毒治疗工作，通过自己发奋努力的业务工作，希望能够多挽救一个被毒品吞噬的生命，能够减缓每一个吸毒者家庭忍受的痛苦。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亲生哥哥，竟也惨死在吸毒者的罪恶之手。1993年3月9日，两名维吾尔族吸毒青年，为了筹集毒资，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乌鲁木齐市团结路电影放映公司门前抢劫一对汉族夫妇。他哥哥正好此时路过那里，便上前试图阻止他们的犯罪行为。但那两名歹徒为了抢钱缓解自己的毒瘾，早已丧失了人性，他们嘴里骂着他哥哥，一个维族人管什么汉族人的闲事，挥舞手中的匕首，刺穿了他哥哥的腿股动脉。他哥哥因失血过多，没能抢救过来，最后惨死在医院。顷刻间失去亲人对他刺激很大，使他想了很多。长期的戒除毒瘾治疗工作使他意识到，仅仅依靠药物治疗是无法从根N上全面解决毒品问题的，因为医学治疗只能解决吸毒患者生理上的依赖问题，不能彻底解决毒品对吸毒患者心理上的诱惑，不解决吸毒患者的心理毒瘾，患者复吸的几率就非常大，毒品也会屡禁不止，继续肆虐家庭和社会，因此禁毒宣传工作就成为彻底解决毒品问题的重中之重。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开展广泛深入的禁毒宣传工作，使毒品的危害和正确的戒毒知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形成打击毒品犯罪和禁毒的人民战争，铸就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铜墙铁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毒品犯罪这一日趋严峻的社会问题。于是，阿合麦提·库尔班开始全身心地积极投身各种禁毒宣传活动。
1995年，他根据新疆缺乏民族文字普及禁毒知识宣传材料的实际，利用业余时间，根据自己多年戒除毒瘾治疗工作的丰富经验和广博的毒品知识，废寝忘食地著书立说，用了四年时间，就完成了维吾尔文《禁毒知识问答》和《海洛因》两本书的写作。他在东奔西走联系落实了有关出版手续之后，毫不犹豫地举债8万多元，自费印刷出版三万册，无偿分发赠送给各族群众，填补了新疆没有维吾尔文版禁毒书籍的空白。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乐泉同志，还在百忙之中亲自给《海洛因》这本20多万字的书撰写了题词：全社会动员起来，同毒品犯罪作斗争。自治区禁毒办还隆重举行了该书的首发仪式，高度褒奖了阿合麦提·库尔班积极关注禁毒事业、不辞辛苦、无私奉献、举债出书的崇高精神。由于《海洛因》和《禁毒知识问答》两本书全面、翔实、科学地介绍了禁毒知识，立即被自治区禁毒办和教委指定为新疆民族学校普及禁毒知识的必读书目，到目前为止已经重印了好几次，印数达几十万之多，阿合麦提·库尔班也因此在一夜之间就成为新疆禁毒界的知名人物。可是，因为出书他还欠印刷厂的一些钱，由于他经常自费进行禁毒宣传工作而经济拮据，没有及时清偿这些债务，印刷厂竟然通过他们单位，从他每月的工资中实施划扣，扣了将近两年，搞得他在单位和家庭里外不是人，心里不是滋味。
从1999年起的每年“6·26”国际禁毒日这天，阿合麦提·库尔班以禁毒志愿者的身份，都要积极参与自治区和市里组织的各种禁毒宣传活动。他每年都要自掏腰包两万多元，自费翻译打印各种禁毒宣传材料，制作宣传横幅，身披红色禁毒宣传绶带，分发《海洛因》等书籍，现场征集社会各界关注禁毒问题人士的签名，解答有关禁毒知识。他还根据有关部门各种禁毒宣传的活动安排，积极奔赴南北疆进行禁毒宣传活动，足迹几乎遍布新疆所有的城乡工矿企业、乡村、牧区和大中小学。除此之外，他利用业余时间，应邀或通过主动联系，深入各中小学进行禁毒宣传讲座，使禁毒知识渗入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2002年，由于业余从事禁毒宣传工作成绩突出，经有关部门推举，广大群众投票，阿合麦提·库尔班荣幸地当选为自治区禁毒形象大使。领导的信任，广大群众的拥戴，更加激发了他积极投身禁毒事业的热情。从此，人们在电视上、报刊中，可以频频看N他斜披禁毒形象大使绶带的身影，看到他充满自信的微笑，读到他常年坚持自费从事禁毒事业的感人事迹，他已经成为新疆家喻户晓的传奇禁毒人物，似乎成了禁毒的代名词，成为吸毒者及其家属的良师益友，成为广大禁毒志愿者心目中的楷模。假如想全面了解新疆近几年禁毒事业的大事，就必须采访阿合麦提·库尔班，因为他就是这一系列禁毒宣传活动的亲历者和见证者。2002年到2006年，自治区有关部门组织的新疆禁毒宣传有奖征文、中小学生禁毒知识竞赛、禁毒戒毒“现身说法”活动、“禁毒之剑”火种采集和传递活动、禁毒铜鼎采集火种宣传活动和国家公安部拍摄电视片《中国拒绝毒品》的拍摄现场、无数次的“6·26”大型禁毒公益文艺晚会等，都有阿合麦提·库尔班身披自治区禁毒形象大使绶带，双手高举禁毒火把的身影。就在今年10月中旬，阿合麦提·库尔班自费陪同全国禁毒形象大使濮存晰和全国预防艾滋病、禁毒宣传员蔡国庆，奔赴伊犁、克拉玛依和乌鲁木齐等地，开展了一系列的预防艾滋病和禁毒宣传活动。
众所周知，新疆是中国毒品犯罪的重灾区之一，万劫不赦的毒品每时每刻都在残害和吞噬着无数的生命，像可恶的蛀虫侵蚀着我们社会健康的肌体，衍生出无数的人间悲剧和违法犯罪现象，影响着和谐社会的构建。毒品之所以似瘟疫般迅速蔓延，毒枭之所以为非作歹，毒贩之所以招摇撞骗，吸毒者之所以日见增多，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之所以日趋严重，贯穿其始终的是丧失良知的人，是毒枭、毒贩以及吸毒者，毒品不过是罪恶的工具而已，无关是非，也承载不了更多的道义和良知。“珍惜生命，远离毒品”的主题，就在于体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是要使更多的人们成为有识别、判断能力的健康之人，成为懂得珍惜和自爱的文明之人，而非毒品的附庸、罪恶的奴隶。 深悉这一严峻形势和紧迫任务的阿合麦提·库尔班，为了腾出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更好地从事禁毒宣传和戒除毒瘾治疗工作，倡导各人民族群众远离毒品，珍惜生命，他于2002年毅然决然地辞去了第四医院戒毒科主任的公职，筹资开办了自己的非营利性禁毒咨询门诊部——乌鲁木齐市亚普门诊部，更加专心地开展医学戒毒和禁毒宣传事业。他决心不仅要作戒除毒瘾治疗的啄木鸟，而且还要作大唱禁毒宣传之歌的百灵鸟，通过自己不厌其烦的游说和身体力行的具体业务工作，引导各族百姓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以健康向上的心态和强健的体魄，积极投身于祖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伟大社会实践。
创办实业的艰辛和经常自费外出从事禁毒宣传的经济压力，不仅没有消磨阿合麦提·库尔班的意志，反而使他像上紧了发条的时钟，一刻不停地奔走于天山南北，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勃发的精神，继续着他的禁毒宣传事业。而他的免费禁毒门诊部也从小小的诊所，发展成为设备齐全、专业人才N备的营利性综合门诊部，而且还聘用了3位戒毒后找不到工作的青年，并且开通了新疆惟一的免费禁毒热线电话——2865305、8537631，开展日常的免费禁毒戒毒咨询。他还随时跟踪访问吸毒患者，免费进行尿样抽检，开展心理测评和心理咨询治疗，定期深入基层社区和强制戒毒所，免费举办禁毒知识讲座。对于前来就诊的贫困户和下岗人员等弱势群体，酌情减免医疗费，挽救和治愈了许多吸毒和心理疾病患者，博得广大患者的一致称赞，引起了疆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
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带上那幅写有中央政治局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题词“全社会动员起来，同毒品犯罪作斗争”征集万人签名的横幅，身披禁毒形象大使和全国十大民间禁毒人士的绶带，继续征集社会各界人士支持禁毒事业的签名，目前这条横幅的长度已经超过一千米，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各少数民族文字和汉文签名。
我们知道每年都有一个国际禁毒日，在这几天，全国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大力打击贩毒犯罪分子，举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禁毒宣传等形式，以实际行动推动禁毒工作，并以此唤起全社会关注禁毒、打击毒品犯罪的群体参与意识，实在是值得推崇的务实之举。但需要指出的是，禁毒事业任重而道远，禁毒是一场长期的人民战争，需要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关注，也需要新闻媒体去呼吁，更需要相关部门的协力配合。一阵热闹的纪念过后，尤需要相关的后续工作及时跟进。我们更需要实现禁毒斗争的彻底胜利，依然需要更多的人走进禁毒的行列，需要长期的坚持，而不仅仅是搞一阵风。可以说，要创建健康良好的社会环境，就必须首先树立“全民动员起来，与毒品犯罪进行长期而坚决的斗争”的观念，从精神上抵制毒品的泛滥。如果说阿合麦提·库尔班在2002年以前参与的禁毒宣传工作带有某种政府行为的性质，而且是不连贯的重大禁毒活动的话，那么在辞职创办私营门诊部以后，他的禁毒宣传工作就成为日常性的禁毒宣传，并且逐渐实现着禁毒宣传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也就是说，他现在除了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政府组织的各种大型禁毒宣传活动之外，更多的是自己投资，自己跑腿，结合自己门诊部的业务工作，利用自己特殊的禁毒形象大使和全国十大民间禁毒人士身份，默默地开展常年日常性制度化的禁毒宣传工作，使门诊部正常的业务工作与禁毒宣传有机地结合起来，门诊部的日常业务工作促进禁毒宣传，在禁毒宣传中拓展门诊部的业务范围，提高门诊部的社会声誉。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六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需要、归属需要、自尊需要和表现需要，其中前三种需要是普通人低层次的基础性需要，也就是物质需要；后三种需要则是道德人的高层次需要，属于人精神境界的高级需要，所以也称为精神需要。祖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继续深入，使各族人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不仅正在日益满足丰富的物质需要，而且已经开始出现追求满足精神需要的所谓道德人群体，如目前社会上自觉热心各种公益事业的人正在增多，热心奥运、爱心助教和关注艾孜病的志愿者队伍也在不断扩大，阿合买提·库尔班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自觉热心禁毒公益事业的人。从理论上讲，像阿合买提·库尔班这样的人之所以热心禁毒公益事业，是因为他们的追求是某种复合体，既追求物质利益的满足，又追求精神需求的满足，他们的生产经营主体与消费主体是同一的，只有同时满足了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他们才能产生惬意、充实和满足等幸福感，所以他们的满足感是一种内在的心理需求，别人一般只能理解而无法消费。而普通人只追求物质需求的最大满足，普通人的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是分离的，他们进行物质生产，只是为了满足物质消费的需求，这种简单地反复过程久而久之，特别是在人的所有物质需求逐渐得到满足时，便会使人逐渐失去继续生产的兴趣，不能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更无法实现人的全面进步。虽然阿合买提·库尔班目前也是一位医疗企业的法人，是个典型的古典经济人，同样以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企业经营的目标，但他已经开始跨入了现代经济人的行列，他所追求的最大化经济利益，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经济利益，他的追求开始出现超越经济利益范畴，并开始发生经济利益载体和含义的泛化，使他追求的医疗经营效益，开始呈现出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态势，而且正在向着将经营效益投资于公益事业的方向转化。这无疑是一种时代的进步，而时代的这种进步，又促使像阿合买提·库尔班这样热心公益的人，正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始涌现。更何况维吾尔民族本来就有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嫉恶如仇、热心公益事业的优良传统，他很好地继承了这些优秀的民族传统，关注毒品受害群体，热心禁毒事业，将禁毒宣传当作利国利民、促使民族全体成员远离毒品，保障民族血脉正常健康地延续，维护民族身心健康的公益事业，契而不舍，孜孜追求，像永不疲倦的啄木鸟和百灵鸟一样，为自治区的禁毒事业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全部才华和心血。
由于创办的实业刚刚起步，业务工作局面尚未全面打开，资金还很缺乏，门诊部的经营举步维艰，使阿合麦提·库尔班许多有关禁毒宣传的理想目前还暂时无法实现，比如创办和经营亚普禁毒防艾爱心网站、在红山公园里的著名近代禁毒民族英雄林则徐纪念碑旁，建立一个设施齐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立少数民族禁毒宣传和戒毒人员培训中心；准备于明年“6·26”前夕自费邀请其他九位全国民间禁毒人士到新疆来，组织开展一系列的禁毒宣传活动等。但我们相信，凭着艾合买提·库尔班顽强执著的精神和乐于奉献的优良作风，有党和国家及各族群众的大力扶持和支持，他的这些宏伟设想都能顺利实现，早日铲除毒品危害的伟大理想也能得以实现。
值此大力宣传全国十大民间禁毒人士阿合麦提·库尔班的禁毒事迹之际，我们要强烈呼吁，我们要振臂高呼，国家有关部门非但要继续实施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斗争，对吸毒人员进行“大普查、大收戒、大帮教”，更为重要的是，在国际贩毒中心转移到我们临近的“金新月”地区时，我们必须经常性地开展禁毒宣传，在各族人民群众中积极倡导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让“毒品不是儿戏”深入人心，让“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成为共识，让“珍惜自我，健康抉择”家喻户晓，让拒绝毒品形成人民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实现遏制毒品危害的目标，才能创造一个没有毒品、远离犯罪的美好明天，才能有效构建新疆的和谐社会。
2008年春天西藏抗議活動——民族與國家之間的衝突
作者：羅伯特‧巴聂特（Robert Barnett ）
译者：台湾懸鉤子
原文来源：The Tibet Protests of Spring 2008: Conflict between the Nation and the State
（法國《China Perspectives》雜誌 2009年 第三期）
译文来源：http://lovetibet.ti-da.net/e2985660.html
2008年春天西藏地區發生了多起抗議活動，初步的估計是九十五到一百五十起，甚至更多，暗示著它們比起過去的抗議事件更加廣泛普及，也 有更多俗人、農夫、牧人、學生參與。本文作為初步評量，欲申論的是，在中國境內與其他地方為了如何述說這些抗議事件的爭論之中，暴力的問題佔據了太多的篇 幅，很少注意到政策問題與社會議題。這篇文章描述這場辯論的基本觀念，並且簡要地勾勒出可能導致抗議發生的歷史因素。
歷史上，中國政府只有兩次嘗試直接統治西藏。每一次的嘗試主要都是軍事行動，也都遭遇激烈與重複發生的抵抗。第 一次嘗試，是1910-12年中國軍隊短暫地佔領了拉薩，與西藏士兵巷戰後幾個月後，鎩羽而歸。那一次短暫的直接統治，導致了西藏的領導階層流亡，也造成 了一次民族認同危機，還讓西藏人對於他們視為合作者的統治菁英中的一些人感到極為憤怒，雖然它也引發了現代化的努力。第二次中國試圖直接統治西藏是現代進 行式，卻有著非常類同的結果，繼續遭遇到相當大的抵抗。
中國在1950年再度取得對西藏領土的控制權，九年後終於取代了傳統的西藏政府，開始了第二次直接統治西藏的嘗試。在頭二十年裏，中國對西藏的經營見到了 三波重大的反對浪潮：1956-1958年在西藏東部、1959年在拉薩、與1969年在尼木與其他鄉村地方，另外還有流亡人士以尼泊爾為基地所進行的游 擊攻擊，時間從1960年一直持續到1974年為止。上述事件主要由武裝反抗或非正規的軍隊、村里組織的抵抗隊伍，或游擊戰士所構成。自從1976年毛澤 東過世以來，中國出現了持續將中國社會自由化的努力，對於多元文化、宗教、旅行等等的寬容度都更大了。在這樣情況下的藏人抗議主要是由街頭抗議所組成的， 最明顯的是在1987年10月到1989年3月之間的四大示威活動，1989年到1996年的小型卻延續不停的示威活動，以及2008年3月至4月的抗議 活動，至今仍然還在繼續。這兩個主要的抗議浪潮－－1989年3月與2008年3月的－－導致了主要是軍事行動的回應：1989年3月起拉薩實施了十三個 月的戒嚴、2008年3月拉薩街頭與其他藏區的武裝軍警駐守戒備，已經十五個月了，直到寫作這篇文章的時間為止（2009年5月），仍然沒有解除的跡象。
1979年後的西藏示威浪潮並不是對共產主義教條的反應。它們在中國早已開始做一些毛澤東統治時期未能做到的事情－－改善基層經濟、向外面的世界開放、允 許一些宗教信仰活動、慶祝文化多元化，以及鼓勵某種程度的知識活動後－－才開始。藏人的抗議活動在這個新的、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出現，不啻提出了困難的問 題。它們也與中國本土典型的散沙化、受到經濟問題驅使的抗議活動不同，西藏的抗議是由分享著共同價值觀的單一民族之成員所採取的多次行動，而且抗議活動的 方向，在反對中國國家統治這些區域的權利。對一些人而言，它們似乎是在中國目前的繁榮富裕中，為了追求地方的利益而投機式作法；另外的一些人，則認為它們 構成了中國領導班子在非漢族的被統治者之中的正統性危機。不論採取的是哪一種看法，這些騷亂的週期性出現，對於現代中國之建國計畫，提出了至為重要的關鍵 議題：這個計畫提供的是什麼？它能處理異質性嗎？它所包含的對象是誰？
2008年的西藏騷亂具有重大的政治衝擊。它鞏固了國際對中國作為專制政權的印象，就在中國似乎要在那年八月藉由奧運會擺脫這樣的印象之時；它把西藏議題 拉抬到中美關係與中歐關係中幾乎最首要的部份；而它也導致中歐關係惡化，變成中國禁止歐洲各國處理或干涉西藏事務為主。它也導致了所有藏地重又出現大批的 軍隊或武警於普通民眾之中，這樣權力的展示一定影響這些地方的人，使他們對中國國家的觀感更加負面。西藏的擾攘不安，再加上世界各地對於奧運火炬接力的抗 議，也改變了中國境內對於政治應如何操作與考量的方式。中國境內官方媒體與民間輿論所出現的，對外國媒體呈現2008年事件方式之強烈攻擊，本身並不是什 麼新鮮事－－數十年來，如果不是數百年來，西藏人的政治動作都被他們的鄰國與其他有利害關係的群體重新塑造，以符合他們各自迥然相異、又相互矛盾的解釋。 但這是網路時代所發生的第一次大型藏人抗議事件，而它們驅使了年輕的中國人，所謂的憤青，「憤怒青年」，以有創意的方式運用新科技，努力地想從國際或西方 那裏，重新奪回漢族對此事件的話語權。
在這麼做的時候，不論是在國內或國外的中國愛國青年，創造出中國知識份子與國家之間的新連盟，並且將國內的輿論，甚至是黨與政府的政策，推到更加極端的立 場上。這樣的立場，又反過來影響了西藏內部的政治觀感，從本來理論上平等的民族團體之社會主義協商模式，變成種族對立的模式，而後者往往是跟殖民政權的行 政方式連繫起來的。另一個類似的改變，似乎也發生在中國負責西藏事務的決策者與評論者之間。在中國境內的藏人之中，看法可能是由日常生活的改變所影響的， 例如愈亦增加的限制、關押、與軍隊的出現，但在中國境內，整體而言改變是由事件被代表的方式所驅使的－－修辭方式、媒體與公共討論的轉變－－創造出我在這 篇論文內所討論的關鍵性的不對等現象。
在西藏地區進行研究的困難，意謂著這篇論文並不討論任何政治或社會詮釋中本應該最為重要的議題－－也就是參與者的想法與經驗之研究。(1) 相反的，我先處理的是2008年春天外界所知道的事件，並且評估這些事件的哪些方面，對於中國的政治領袖與政策分析者似乎才是最重要的。第二點，我再檢視 這些事件呈現時所產生的衝突，以及局外人之間－－中國人、流亡者、西方人、等等－－對於這些事件應該如何詮釋與操弄所產生的爭論。
這篇論文的焦點，是在中國境內所發生的事件，而不是流亡社區或國際場域中的事件。如同任何這樣的研究，在這裏所呈現的、與西藏事件有關的資料，都是臨時性 質的，並且只提出來作為一般性的指標而已，因為尚沒有已經完成的真正田野調查研究，就算真有這樣的研究，大概也不會公諸於世。同樣地，中國人、西藏人、西 方人等名詞，都是以它們最普通的意義在這裏使用，以作為指導性的指標，因為每個群體在為了民族（根據《牛津英文字典》的定義，是一個緊密的社群，「受到諸 如共同的祖先、語言、文化、歷史或居於同一塊土地等因素所結合，以致於形成了一個鮮明獨特的群體）或國家（前引書，「構成民事政府基礎的政治組織」）辯護 時，都會有各式各樣的想法、觀感、態度與利害關係。
(1) 關於抗議事件的藏人觀點，已經有兩本重要的作品集在西藏由私人付梓出版了，(a) 'Gar rtse 'Jigs med (ed.) Btsan po'i snying stobs (《無畏的勇氣》), Vol. 1 私人出版（大概是在安多，2008年），(b) 西北民族大學 《東方海螺般的雪山》，編輯群（Drolma, Kirti Kyab, Tsering Dorje et al. )，Shar dung ri （《夏東日》）－－﹝英文標題：The Eastern Snow Mountain, Vol. 21 (2008)﹞這份期刊裏面大約有一半的文章被翻譯成英文，收錄在A Great Mountain Burned by Fire: China's Crackdown in Tibet, ICT, Washington, D.C., March 2009, pp. 70-105. （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火焚大山：中國在西藏的鎮壓》，華府，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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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的模式
就資訊流動的觀點而言，2008年的抗議事件與西藏先前任一階段的抗議都不相同。在1959年達賴喇嘛遠走他國之後的二十年裏，幾乎少有任何西藏人能夠逃 離西藏，但自從一九八零年代早期開始，一年大約有兩千位藏人從西藏旅行到印度、或到西方去定居，形成了一個將他們與家鄉的親戚朋友連繫在一起的社會網路。 當抗議事件在2008年3月的拉薩發生時，西藏境內普及的行動電話與網路科技允許了資訊快速地旅行到那些才剛剛出來流亡的藏人那裏，也到了像我這樣的觀察 者這裏。
在中國境內，一個非官方的報導網路，由異議西藏詩人與網路作家唯色、與她的先生，漢人作家王力雄在北京設立，一些藏人知識份子把他們地區的消息傳遞出來， 經過確認後公布在她的網站 woeser.middle-way.net 。這些情報大部份由駐北京的西方新聞記者，使用他們在當地的連絡人所證實或補充(2)， 或者由以印度為基地的流亡組織、或由自由亞洲電台的藏語台、一家以華府為基地，並由美國國會所資助的廣播電台，這家電台的報導以電話訪談目擊者為基礎。流 亡人士取得了、並且在網路上流傳了（甘肅夏河縣）拉卜愣寺、（甘肅）瑪曲、（青海）海南州魯倉寺（Lutsa monastery）和平非暴力抗議的視頻資料。西方的新聞機構取得了在拉薩所發生事件的視頻資料，或者親派記者到拉卜愣寺（英國《衛報》，3月1日）， 或在夏河縣博拉鄉（Amchok Bora，加拿大電視網的史帝夫‧趙於3月15日）拍攝抗議事件。這個調查裏，我只將有目擊者證實的消息，或那些清楚有不同消息來源，顯示內含第一手情報 的細節材料包含進來。
證實這些消息的過程比起從前容易了，因為中國當局在2008年西藏騷亂之初時就採取的一個新政策，試圖取得話語權（control of representations）：官方媒體幾乎總是在十二個小時內就回應外國媒體所報導的任何一件西藏事件，通常是證實外媒報導梗概，但定的調子卻不 同。在一件或兩件的案例中，剛好西藏的抗議者似乎為惡的樣子，例如涉及到暴力的抗議活動，中國的官媒就會搶先西方的報導。在四川的兩個例子中，報導說警察 開槍擊斃抗議者，但除了其中一件以外，這樣的說法第二天就被撤回了(3)，他們不承認殺死任何抗議者。拉薩的抗議、3月14-16日甘肅南部的抗議活動，在中國的電視頻道上播放，但是只有抗議者展示暴力行為的才會出現。(4) 就這樣，有史以來第一次，中國境內出現了數量相當多的藏人抗議的官方報導，包括鄉下地方所發生的事件在內。這些官媒的報導把示威者刻畫為相當負面的人物，但是他們在如此做的時候，也證實了唯色與其他人所收集的初步資訊。
交替檢驗這些消息，很清楚，從2008年3月10日至4月5日的三個半星期裏，至少有九十五個分別的抗議事件在中國境內的藏區發生。所有抗議事件加總起來 的數量，很有可能至少是一百五十件，鑑於在偏遠鄉村地區許多事件可能沒有受到報導，特別是在甘南（Kanhlo，甘肅省南部的一個藏族自治州(5)）。
這樣的數字，比較起每一年據說在中國發生的八萬件左右、為了土地與貪污問題所引起的農村抗議事件、似乎是很微不足道的，而中國農村所發生的種種抗議活動也 往往包含了暴力，卻明顯然不被中國政府或黨認為是主要的政治挑戰。為什麼中國當局將西藏的抗議活動分開來對待，視為一種需要跨區調動軍隊來加以回應的事 件？其中一些理由是很清楚的－－西藏的抗議有一致的目標，顯示出可能有組織的跡象，擁有民族與宗教的面向，還對國外有影響力，可以在國外號召支持，也質疑 了中國政府統治的權利，而不只是抗議地區官員過份的行徑。其他的因素則由一些統計數字指出：在清楚而明白地公開表示反對中國的統治的意義上，這是十二年以 來西藏地區第一次發生的街頭抗議活動。之前的兩年也曾經發生過小型的事件－－2005年11月拉薩哲蚌寺曾經發生反對限制宗教的靜坐抗議、2006年甘丹 寺的僧人之間為了一個有爭議的教派而發生衝突，同一年也發生了對於生態環境與野生動物議題的象徵性抗議動作，2006年在拉薩也發生了針對畢業生找不到工 作的抗議，2007年7月因為族群衝突而發生的之臨時性、沒有事先組織策劃、快速形成的群體暴動（flash-riots），2007年10月發生了為紀 念達賴喇嘛收到美國國會的金質獎章，而象徵性地重漆了他曾經住過的地方的事件。但西藏人為了反對中國統治而走上街頭做政治性的抗議，即使是非常小型的事 件，都在1996年戛然而止了，顯然是因為維穩部隊（穿著便衣的隊伍、布署守候在大昭寺週圍、也是拉薩主要抗議事件發生的地點）愈來愈迅速地對這些事件做 出反應，而抗議者被求處的刑期相當嚴重（任何公開抗議，不論時間多短，平均的刑期大約是六年半），都造成抗議代價過於高昂、不值得進行，特別是這類事件的 消息很少傳遞到外界、或吸引媒體的注意。拉薩沒有發生大型又明擺著反對政府的街頭抗議，已經十九年之久了。
在那些年歲裏，西藏地區的經濟是歷史上成長最快的時期，西藏自治區已經連續十四年每年都有兩位數字的GDP成長，這是北京猛烈地專注於基礎建設發展、拉抬 GDP數字、以及對中國西部、特別是西藏自治區挹注以補助款之政策所導致的結果。在中國境內，似乎這些就被當成藏族已經心滿意足的證據。還有，西藏地區的 領導人不只向北京稟報，也向公眾宣傳，說因為經濟已經大幅進步與其他因素，如密集的政治教育等等的結果，藏族愈來愈支持中國政府，不但不再對達賴喇嘛感到 興趣，也不想要再反對政府了。這種地方領導人物隱瞞誤導的習慣，特別是中央相信這樣的報告的現象，對於中國當局如何處理西藏議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這種 中央－邊緣資訊不對等，解釋了2008年的抗議活動在中國境內擁有不成比例的高衝擊力；如果不曾鼓勵錯報當地的民情，政府應該早就可以預測到西藏將會發生 騷動。無論如何，這些抗議事件似乎已經駁斥了前述的假設，也似乎就是一九七零年代末期即構成對少數民族政策之基礎的假設，那就是財富愈增加，社會就會愈有 秩序，也會增加對於提供財富者的效忠，亦即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
(2) 對於西藏的報導，駐北京最重要的西方新聞機構是《泰晤士報》（倫敦），它已經建立起自己的消息情報網路，《美聯社》、《路透社》、《紐約時報》、《洛杉磯 時報》、《華盛頓郵報》，都有獨立的消息來源來證實他們所收到的報導。某些事件的消息，例如在拉薩或北京發生的事件，都是直接傳送的。
(3)中國當局承認在3月16日殺死四名在阿壩的藏人抗議者。(see "URGENT: Four Rioters Shot Dead Sunday in Aba of SW China, Police sources, " http://www.highbeam.com/reg/reg1.aspx? full=yes&refid=ency_prev&origurl=/doc/1P2-15586314.html) （新華社2008年3月20日，〈要聞：公安消息來源說：四名暴徒星期日在中國西南方的阿壩被擊斃〉）。這個消息在第二天沒有任何解釋地，就 被"Police: 4 rioters wounded in Aba of Sichuan," (http://www.china.org.cn/2008-03/21/content_13190976.htm)〈警方稱：四名暴徒在四川阿壩受 傷〉所取代。）（譯按：香港《聯合早報》2008年3月21日有一條〈暴徒搶槍，四川阿壩警方開槍自衛〉的新聞。）而原來的報導已經無法再從中國官方的網 站上看到了。
(4) 請見"The True Account of the Violent Events of Beating, Smashing, Looting, and Burning in some Counties and Townships in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acture" （《甘南藏族自治州某些鄉鎮打砸搶燒暴力事件真相紀實》），這是一份甘南電視台所拍攝長度二十分鐘、以中文配音的視頻資料合輯，當時由中國當局發給外國記 者。
(5)新華網北京4月1日，李斌、李亞杰，〈達賴集團組織策劃實施"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內幕〉內文提到：「從3月10日至25日，西藏、四川、青海、甘 肅四個藏區發生打砸搶燒事件150起」。並且在「人權觀察」組織3月9日的報告 "China: Hundreds of Tibetan Detainees and Prisoners Unaccounted for," （〈中國：成千上百的被押、被囚藏人不知所踪〉）中引述。唯色博客 www.woesermiddle-way.net 在3月24日的紀錄中提到：（據新華網甘肅夏河3月23日電）「記者從甘肅甘南藏族自州政府瞭解到，在此次事件中，甘南州105縣市直屬部門、27個鄉鎮 及113個鄉鎮所屬單位、22個村委會受到衝擊。」以華府為基地的西藏支援組織，「國際聲援西藏運動」估計從2008年3月10日到6月22日，約有 130件抗議事件。(Tibet at a Turning Point: The Spring Uprising and China's New Crackdown, ICT, Washington, D.C., 6 August 2008, pp. 19-22. （《西藏在轉捩點上：春天起義與中國的新一波鎮壓》，2008年8月6日，頁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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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的政治學
這些抗議的細節，指出了為什麼這些事件對於中國的領袖具有非比尋常的政治重要性。一九八零年代晚期所發生的事件，大體上都是在拉薩發生的，然而這些新的事 件卻涵括了整個西藏高原。在1987年到1996年之間，共有213起政治抗議事件從西藏被報導，其中160件受到證實(6)，但其中只有5件是在西藏自 治區以外的地方發生。2008年的抗議潮中，95件被報導的事件中，只有22件在西藏自治區發生（包括了西藏自治區極西邊與北邊地廣人稀的地方），75件 發生在西藏高原的東部地區，不是在東北部傳統上稱之為安多的地方，就是在東部傳統上稱之為康的地方。若以中國現在的行政區域來統計，青海省發生了三十件， 四川省有二十三件，甘肅省南部有二十二件。這意謂著，在中國五個擁有藏族自治區的省級的行政體系裏裏，只有雲南省沒有發生抗議活動。在村級與鄉級所發生的 事件，因為尚未受到證實，所以並沒有被包括在這些數字裏，也都是發生在西藏東部地區，而2008年4月以後所發生的四十件或更多的抗議活動，也都是在東部 地區。
這個事實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它顯示了示威表示不滿的地區比起過去已經更加擴大了。位於西藏自治區之外的藏區，在一九八零年代奉行的政策比西藏自治區溫 和許多，以致於有時候它們被描述為民族與國家和諧相處的可行範例，又是地方自治與文化尊重的實際榜樣，甚至西方的記者也這樣認為。(7) 只有在這些地區才有說藏語的中學（西藏自治區裏連一所都沒有），他們也不受到1989年戒嚴令的影響，這些地方的領導階層裏，藏人的比例也比較高，而其行 政的模式似乎也比較自主化。一般說起來，這裏有比較大型的寺院，在宗教的信仰上也比較少受到干涉，還有許多以藏文出版的刊物，還有以藏語為媒界的文化與智 識活動－－西藏作家、詩人、非官方的雜誌、出版社、導演、博客作家、音樂家在這些區域都十分活躍，主導了藏人的文化生活。每個藏人都知道至少從1987年 的抗議開始，西藏自治區的限制就比東部藏區的更多，而外國學者的田野也幾乎只限於這些東部地區才能進行。外國遊客自從1989年以來沒有辦法合法地以個人 身份進入西藏自治區，但東部所有的藏區則對個別的外國旅客開放，不用申請特別的許可，至少十年前如此。以常識來判斷，自從一九八零年代以來，西藏東部地區 比起西藏自治區，應該對中國國家的滿意度較高，而失去了那樣的支持，顯示了在那些地區的西藏人民在忠誠上有了重大的轉變。
讓中國的決策者也許對康與安多騷動增加感到擔憂的，還有其他的原因。雖然這些地區的書寫語言，幾乎與西藏中部地區相同，然而口語的方言幾乎是彼此不能相通 的。在中共接收這個地方之前，此地的社會系統也跟西藏中部不同：西藏中部地區貴族所擁有的大型莊園，在東部地區是幾乎沒有的。而且歷史上，大部份的東部地 區已經不受拉薩統治有百年之久。在二十世紀早期，拉薩政府短暫地收復了康的部份區域，但康的東部區域與整個安多區，已不受拉薩控制至少兩百年之久。雖然拉 薩當局在1913年的西姆拉會議裏包括了它想要在這些地方保持一個特殊的角色或利益的條款，當人民解放軍在1949年至1959年接收這些地方的時候，拉 薩沒有正式表達抗議，只有等到中國軍隊越過金沙江進入現在的西藏自治區時，才講起受到入侵。西藏東部與西部同時爆發抗議活動，只有到了一九五零年代晚期才 發生，而現在這個現象又再度重演，不啻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8)
抗議事件之東西疊合，這個非比尋常的特徵，只有在我們思考這些示威者所作出的要求時，才更為清楚。三月十日哲蚌寺僧人上街遊行，據說他們有三個具體、非政 治性的要求，例如要求釋放五位在2007年10月因為前面提到的重新粉刷達賴喇嘛前住處事件而被關押的僧人。3月16日西北民族大學的學生抗議活動，拉出 的布條僅只簡單地說：「藏人休戚與共」（Bod mi'i skyid sdug mnyam myong）。然而這樣小心翼翼的措詞是非 比尋常的。特別是在3月14日以後，抗議活動似乎不再有什麼組織，也很少表示單一或特定的要求或口號，更不用說策略上有經過什麼精密計算了。描述示威者喊 口號、提要求的絕大多數報導中，說許多呼求與達賴喇嘛有關－－一幅手寫的布條寫著：「邀請尊者，爭取自由」（Gong sa gdan zhu／rang dbang rtsol）－－ 而許多抗議的照片顯示著人們高舉著西藏流亡領袖的圖像。這個與抗議者在一九八零年代晚期的口號截然不同，當時他們典型呼求的是獨立，還有中國人離西藏。這 大概是反映出達賴喇嘛在過去二十年改變了西藏議題的政治焦點的程度－－從獨立轉變成為與中國當局協商。它也顯示了海外的藏語廣播電台－－以美國與挪威為基 地的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西藏之聲，從一九九零年以來，每日提供了海外的西藏相關事件之報導－－傳達消息之範圍廣泛。但是使得達賴喇嘛在西藏境內地位 愈亦崇高，最大的理由，就是中共攻擊他的政策，這個政策只有在1994年才開始，當時中共決定把西藏議題簡化為只是他個人的地位問題，重覆地在媒體上攻擊 他，還要求僧人、阿尼、與其他人譴責他。
許多事件的報導都描述了人們大喊西藏獨立：重要的是，這些抗議事件顯示了藏人之間有一種廣泛的看法，那就是西藏在過去是個獨立的國家。我們已經確知，至少 在十一個事件裏，抗議者拿著西藏國旗，這個旗子在中國是嚴禁的，而且展示它是極度危險的一件事（1988年12月，拉薩的武裝警察近距離射殺了兩位藏人， 就因為他們展示了旗子）。2008年的抗議事件中，十個展示國旗的例子，發生在西藏東部地區－－大部份在該旗幟從來沒有飄揚過的安多部份地區，也是數世紀 未受西藏政府統治的地方，在1949年以前這個地區的人並不認為他們是西藏這個單一政體的一部份。西藏國旗的使用並不必然顯示（如某些人這樣以為）這些抗 議者是在要求獨立－－然而達賴喇嘛的圖像幾乎在每一場抗議裏都出現，顯示著，像他一樣，他們認為西藏過去是獨立的，但還是接受一個妥協的方案，即使有些人 希望未來能夠獨立。但它們的確表示了這是西藏民族主義的一種現象，還有西藏作為一個不同民族的觀念比起二十年前更加廣泛普遍了。
(6) 見"Demonstrations September 1987 to August 1992,"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Background Papers on Tibet -- September 1992,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September 1992,（西藏資訊網，1992年9月，〈1987年9月至1992年8月的示威〉，《西藏資訊網西藏背景報告書：1992年9月》） "Reported Demonstrations 1992-93: List," TIN News Compilation, October 1993--Reports from Tibet 1992-3,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October 1993, p. 31. （西藏資訊網，1993年10月，〈1992-93年有報導的示威活動：清單〉，《1993年10月西藏資訊網新聞合輯－－1992-3來自西藏的報 導》，第31頁。）
(7) 例子請見：Fred Lane, "The Warrior Tribes of Kham," Asiaweek, 2 March 1994. （弗來德‧蘭恩，〈康的武士部落〉，《亞洲週刊》1994年3月2日。）
(8) 安多抗議事件的發生地點，似乎與過去曾經與解放軍發生重大衝突的地方，或者1957-58年鎮壓運動（平叛）造成死傷慘重的地方，有密切的關連。這些事件的回憶錄，最近才剛使在西藏流傳，其方式不是以口述傳播，就是以非官方的出版品，如Nus Blo, Nags tshang zhi lu'i skyid sdug（那倉‧努旦洛桑《那倉男孩的辛酸史》，又譯《一個藏人的童年》），由作者在2007年於西寧自費出版，還有Rin bzang gi mu 'brel zin tho （《Ringzang的系列筆記》），包括Rin bzang, Nga'i pha yul dang zhi ba'i bcing grol （《我的家鄉與和平解放》）；Rin bzang, Nga'i pha yul dang gzab nya （《我的家鄉與仔細聆聽》）；Blo bzang Don 'grub, Nga tsho'i mi rigs dang nga tsho'i bsam blo （洛桑頓珠，《我們的民族與我們的想法》），大概都是在安多由私人自費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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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與抗議
圖說：俗人、僧眾、尼眾與學生參與抗議的圓餅圖。
2008年的抗議事件還顯示了另外一個與前期抗議活動迥然相異的地方：參與者來自各行各業與各種階級。一九八零年代晚期在拉薩發生的政治抗議事件，都是由
僧人與阿尼所領導的，俗人偶爾參與時，他們通常是來自小商販的這個新興階級－－一九八零年代中期才剛獲得再度信仰宗教的許可，並且在聖城大昭寺附近的街頭
市場裏開設小店鋪的城市商人－－1993年時，有七個政治事件是由農夫在村子裏發動的；廣為人知的、1988年有兩個學生受到逮捕；而至少有兩個象徵性、
非政治的抗議是由學生在1989年與1993年所發起－－但一般而言，參與者的出身背景是相當狹窄的。這個現象似乎必須為中國決策者之所以決定增加藏人中
產階級的人數與財富（這些人不超過藏人總人口的百分之五至十），好收買人心、減少抗議，負起部份的責任，這個關鍵的理論也是他們決定1992年以後增加西
藏政府僱員的薪水、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的原因。
但即使是從我們可以得到的粗略報導中，很清楚的，2008年的抗議事件有更多不同階級的人參與。九十五件受到報導的事件中，有百分之三十發生在村子或鄉里 中，而且一旦有更多資訊流傳出來，鄉村地區所發生的事件件數，很有可能比以上的數字高出甚多。這一定意謂著相當高比例的農民參與了，而且在某些案例裏，游 牧人也參與了。其餘的事件絕大多數是發生在縣裏，這些地區往往總人口只有五千到一萬人，而這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可能會被認為是鄉下的社區。這意謂著在中國的 官方術語中，這些事件會被歸類為農民鬥爭或起義，而它們是由傳統上被視為黨的權力基礎來源的人所發起的－－理論上在一九五零年代因為中國直接統治而短暫地 得到土地、並且在一九七零年代末期再因為人民公社解散，獲得最大好處的社會階級。
僧眾與尼眾在上一波的抗議潮中，發起了絕大多數的抗議活動，所以在一九九四年，一個在北京召開的稱之為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之後，中共中央決定把西藏所有 「宗教專業人士」視為潛在的政治可疑分子，加以鎖定後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這就是推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基本思維，從1996年5月開始派黨內官員所組成 的工作組，到每個僧院、尼寺中要求出家人寫下對國家宣布效忠、譴責達賴喇嘛的書面聲明。西藏的僧尼名額已早已經被凍結，不會再增加，而每一個寺院中的出家 人的人數也是固定的。拉薩甚至還出現了一種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僧尼沒有得到事先許可，不得進入公家機關，如西藏大學等等。這樣的排查似乎是打算要管理發 生抗議的主要來源。但是2008年春天的抗議行動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的事件完全是由僧尼所組成；其他事件都是由俗人所領導，不然就是由大批的俗人參與 的。三月十日開始，僧人組織了前三天的抗議活動，但從那時候以後，絕大多數的事件都是由俗人所主導的。這一點就是與先前的抗議模式不同之處。
在前一波的西藏抗議潮裏，菁英分子少有參與－－官員、喇嘛、大商人、俗人的知識份子。現在我們３也不清楚，這個群體裏的人，是否曾經參與2008年的抗議 活動，然而最初受到報導的九十五件抗議活動裏，有十七件是由學生發起的，包括擁有藏語系的五所少數民族院校的四所在內（這是中國特別用來訓練少數民族幹部 的特殊學校）。當局在抗議之後所進行的嫌犯掃蕩中，我們發現了知識份子兼歌手加羊吉（Jamyang Kyi）、作家與博主更嘎倉央（Kunga Tsangyang，剛尼）、貢卻才培（Kunchok Tsephel）、羅桑格德（Lobsang Kirti）、圖桑（Thuksam）、卓日次成（Dokru Tultrim）、洛珠旺波（Lodro Wangbo）、江央平措（Jamyang Phuntsok）、根雪樂嘉措（Go Sherab Gyatso）；電影製作人當知項欠（Dhondup Wangchen）；歌手達貝（Dabe）、卓瑪姬（Drolma Kyi）、恒周（Lhundrup）、丹增（Tenzin）、扎西東知（Tashi Dondrup）；教師巴千洽（Palchen Kyab）與索朗（Sonam）；喇嘛普布澤仁（譯：布絨朗仁波切）；以及愛滋病教育工作者旺堆（Wangdu）。
這意味著2008年絕大多數的事件大致上都是鄉村的、大部份由俗人所發起，有重要的菁英參與或支持。這些數字並不能解決抗議者所代表的西藏人口比例問題 －－中國有一個統計是，參與抗議事件的人約有三萬人，是藏族人口的0.5%。但很清楚的是，範圍相當廣泛的社會群體與不同階級都以相當重要的方式在這些事 件中被代表了，而整個藏地，穿越空間、階級，對達賴喇嘛的支持、相信西藏過去是個不同的國家的這些信念，已經頗為普遍地傳播開來了。
表格：1987-1996年、2008年3-4月抗議事件中發生暴力之種類與程度
註釋：數字皆是估計值。
一、1993年拉薩附近農村的抗議事件中，亦曾經發生小型的暴力事件，然而關於這些事件的詳情依然不明確。
二、注意到2008年大部份的暴力事件都發生在拉薩市裏、或拉薩附近、在四川、或者甘肅南部。甘肅的抗議中沒有人死亡。
三、十八人死亡發生在三月十四日的拉薩暴動中，其中有132座建築物受到燒毀，而3月15日拉薩東邊的達孜縣德慶鎮所發生的較小型暴動之中，共有23座建 築物被燒毀。11位漢人與1位藏人在藏人的縱火事件中被燒死，縱火者也許不知道這些商店是有人在裏面的。其他六個人的死因不清楚。
四、這個數字並不包括藏族對回族所進行的偶發性族群暴動（不是政治性抗議）。
五、對於漢族與回族民工的財產所作的攻擊發生在拉薩（3月14日）、達孜縣德慶鎮（3月15日）、瑪曲（3月16日）、阿壩（3月16日）。
六、3月14或15日於拉薩或德慶鎮的暴動中，有一個警察死亡，3月24日可能有一個警察或軍人死於四川爐霍。有許多受重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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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的分類
2008年的抗議活動，相當與眾不同的特色是發生了相對高量的暴力。當這些事件被絕大多數媒體再現時，此暴力變成了主要強調的重點，特別是在中國，並且被 用來作為塑造主流意見的決定性因素，不同的團體不是誇張它，不然就是否認它。然而，2008年抗議事件中所發生的暴力，應該與先前規模、組成人士都類同的 事件相比較，因為暴力在西藏通常是發生在大批的俗人參與、或者鄉村地區的事件裏發生。在2008年的抗議事件中，每一次抗議參與者的人數，都比前一波的抗 議事件裏，多出數倍以上，每一次的事件中都大概有一百個人參與，如果不是更多的話，然而在過去抗議事件的參與者往往只有二十位左右。2008年的抗議事件 超過一半以上，有俗人的參與，對比前一波的十分之一。規模龐大、絕大多數都是俗人參與的抗議活動、最後導致暴力事件的發生，這是正常的事情：首先他們對抗 的是公安武警，然後再對付政府財產，最後，如果不受警察攔阻的話，再對付移民的店鋪。(9) 一個粗略的比較顯示在2008年俗人佔絕大多數、鄉下的抗議事件，最後導致暴力事件發生者，大概是36%，比起一九八零年代的43%少多了(10)。然而，因為三月十四日、十五日拉薩與（達孜縣）德慶鎮抗議者攻擊所造成的平民旁觀者，主要是漢人的死亡人數，卻比任何先前的事件都來得高。
2008年抗議事件中，關於藏人抗議者被警察軍隊開槍打死、或者後來在羈押期間死亡的人數，有過非常激烈的爭辯，造成這個數字從八人到兩百人不等。中國當 局承認軍隊在四川的兩次抗議事件裏為了自衛而開槍，但卻說拉薩的軍隊沒有使用任何槍枝，這一點與好幾位目擊者的報告矛盾。中國當局在數次不同的報導中說， 有八個藏人抗議者不是在抗議過程中、不然就是在之後不久死亡，但不是暗示他們的部隊不必負責，就是在後來更改了這些報告。(11)
表格：2008年3-4月抗議事件死亡人數估計值：
註釋：一、流亡者所給的最詳細紀錄裏，說明至少有八個藏 人在三月十六日於四川阿壩被槍殺；四月三日在四川甘孜州附近的煌源有十人死亡；三月十八日在四川甘孜有四人死亡；三月十六日在四川稻城有三人死亡；三月十 五日在拉薩附近的林周縣有一人死亡；三月二十四日在四川的爐霍有一人死亡。
如果我們檢驗抗議事件的分類的話，2008年抗議事件之與眾不同更加明確。我們可以大略把它們分成六個種類：
(1)和平步行。這些是事先組織的抗議活動，針對的是特定的限制或政策，其中大批的人，通常為僧人或尼眾，聚集在一起，進行步行或者靜坐。這就是三月十 日、十一日哲蚌寺與色拉寺的僧人所做的，也許是仿效著緬甸僧人抗議的模式。這些事件主要是和平的，除了警察試圖逮捕他們時候發生拉扯衝突之外。
(2)烏合之眾的暴動。因為一個謠言或者當地所發生的一個事件，人群自發地、快速地形成，如2008年2月21日在青海熱貢所發生的抗議事件，以及3月14-15日拉薩與達孜縣德慶鎮所發生的事件。(12) 這些活動通常沒有明確的焦點，傾向於破壞財產，如果沒有公安武警有效地制止的話，可以持續很久。他們沒有明確的領袖、目的、或者口號，而且似乎觸及了一般的不滿或偏見，所以常常帶有民族的面向。
(3)聲援別的地方發生的抗議事件。這些是在鄉村小鎮裏有焦點的抗議活動，以作為對於在別的地方所發生的事件或者週年紀念日的回應。這些事件傾向於擁有廣 泛共享的目標與口號。它們也許還有自己製作的布條，而且通常以前往某個特定地點的步行活動開始，可能是政府的建築物或辦公廳。它們也許會導致針對財產或者 人員的暴力，通常是政府的財產。2008年3月在（青海化隆回族自治縣）魯倉寺、德查寺、與（甘肅）拉卜愣寺，還有（西藏自治區）林周、達孜、墨竹工卡， （四川）阿壩、（甘肅）卓尼、迭部、碌曲等地所發生的抗議，都屬於這個類型，以標記1959年的起義週年日、或者回應拉薩三月十四所發生的事件。
(4)反對當地所發生的事件之抗議。這些也是在鄉村小鎮裏有焦點的抗議活動，但所回應的是當地所發生的特定事件，特別是地方官員的胡作非為，例如逮捕了當 地寺院的僧人等等。再度，群眾的要求與目標，相對而言，是相當具體的。這種抗議發生在2008年4月初，在三月底愛國主義教育工作組、或者搜查部隊進入地 方的寺院以後，就在（四川）爐霍、煌源、（甘孜道孚）靈雀寺、（西藏自治區）墨竹工卡以及其他的地方發生。
(5)表達休戚與共的抗議。這些是守夜或者步行的活動，為了表達與在之前抗議活動中受苦難者感同身受。民族院校裏的學生抗議活動就屬於這類。這些是和平的，未受警察強力驅散的。
(6)單人抗議。這些活動只有單一的個人或者人數非常少的群體，通常是僧人或尼眾，在小鎮的中心舉行的象徵性抗議活動，往往只拉出一個布條。這樣的動作， 不啻於將自己置於逮捕與毒打的命運，只為代表了整個社區的心情，或者是為了一個理念原則，從2008年3月以來愈來愈常發生在四川。這些活動往往是由女性 發動的。這種活動一成不變，皆為和平的（雖然2009年2月27日在阿壩發生的事件裏，涉及了自焚的動作）但一定導致了立即逮捕，而且是非常殘暴地被逮 捕，而且在某些例子裏，抗議者據說還受到槍擊。
第二類的烏和之眾暴動在西藏並不是首次發生。1987、1988、1989年的拉薩暴動都是反對中國政府的，而不是受到族群敵意所驅使；1995年拉薩所 發生的小型暴動、2002年青海尖扎、2007年7月青海果洛，則是明顯的族群衝突，這些例子中是針對回族穆斯林。廣泛的暴力動作、族群攻擊是此類抗議事 件的常態，不論是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皆如此。第六類的單人抗議活動則與一九八零年代所發生的絕大多數抗議事件類似。第四類的抗議形式則往往在鄉下地區發 生，也是涉及暴力的，在去年的藏地大大地增加了，但在大體上與中國各地所發生的無數抗議活動極為類似。如果單就此種類型來考慮，它們也許對中共領導人物而 言，沒有太過費心的必要，因為它們並不隱含著組織協調，而且在理論上可以只藉著地方政策改弦更章，或者懲戒、替換地方官員，就能避免此種的抗議產生。
然而，其他三類的抗議活動，卻是新的：大批僧人有組織地進行緬甸式和平步行、靜坐；村里為了數百英哩之外的事件、甚至數十年以前所發生的事件，想表達支持 而進行抗議；還有菁英學生明白表示同情而行動。2008年3月底以後所發生的大部份抗議活動，不是第五類就是第六類－－為了回應地方官員針對三月事件採取 的行動（特別是再度派遣愛國主義教育工作隊、武警軍隊進入地方寺院）。這些抵抗的形式，使得先前不參與暴動的人口之絕大多數也參與了，而它們暗示著對於歷 史的覺識、整個西藏消息的快速傳播、還有共同的信念。尤其是第三類的鄉村抗議事件，代表了人數最多的藏人人口－－西藏自治區百分之八十五的藏人都住在鄉村 地區。鄉村中往往沒有有組織、和平抗議的傳統，因此這裏發生事件的話，一定程度的暴力是很可能的，雖然達賴喇嘛不斷呼籲大家非暴力。
從這裏，我們可以指認出2008年抗議事件非比尋常的特徵：烏合之眾所引發的暴動中，暴力發生的程度更加嚴重了，但這是因為新的抗議活動比較起從前的事 件，每一次都有了更多的人員參與；更多的俗人成為抗議事件的參與者；更多鄉下人、學生、有組織的僧人；整個高原上消息傳遞地更快、而且擁有一種休戚與共的 感覺。如果我們把這個跟事件在地理上、社會階級上的散播結合在一起，我們可以看到，2008年的抗議事件指出了先前靜默的藏人俗人階級，已經政治化、激進 化了，特別是西藏東部地方的農夫與牧人，由新興的都市中產階級的學生所支持，也由愈來愈成熟的寺院團體所支持。
(9) 1989年3月5日的拉薩抗議、和2008年3月14日的拉薩抗議，皆見到暴力從本來對公安警察的攻擊，升級變為對漢人店鋪的廣泛攻擊，因為至少好幾個小 時當局只派少數警察，或者根本沒有派警察維持治安。青海政協主席白瑪說：「很遺憾拉薩當局在三月十四日的暴動的頭幾個小時沒有採取堅定的行動來控制局 勢，」以及「高壓與專橫的策略只會製造更多敵意」（Shi Jiangtao, "Solution over Tibetans is 'more control,'" South China Monring Post, 26 April 2008. 《南華早報》史江濤，〈西藏問題的解決之道是「更多控制」〉，2008年4月26日）。
(10) 1987-96年的抗議活動只有很少人參與，大約一次十到二十人左右，甚至更少，幾乎總是僧人或尼眾。在這些事件總是和平非暴力的。
(11) 中國當局說有三位抗議者於3月14日或15日死在拉薩（「其中一位在警察逮捕他時，跳樓死亡」，「另兩位則在混亂中受傷」，Materials on March 14 Incident in Tibet (I),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ijing, 2008, p. 32）；3月16日有四人在阿壩被擊斃（此報導在第二天就被移除了，見註3）；而名為丹達的藏人是「在家等候審判期間」「得病」而死於拉薩城 （"Police violence video a lie from Dalai Lama group," China Daily, 24 March 2009 《中國日報》：〈警察暴力視頻錄像是達賴集團的一個謊言〉，譯按：可參考BBC的報導： 〈中國：西藏毆打視頻屬“謊言”〉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960000/newsid_7962900/7962915.stm）
(12) 熱貢事件之來龍去脈請見Charlene Makley, "Ballooning Unrest: Tibet, State Violence, and the Incredible Lightness of Knowledge," in Kate Merkel-Hess, Kenneth L. Pommeranz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eds.) China in 2008: A Year of Great Significanc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pp. 44-56.（莎琳‧梅克里，〈騷亂的急速擴大：西藏、國家暴力、與知識難以置信的輕〉，收錄於在凱特‧梅克爾-漢斯、彭慕蘭、華志堅編緝，《中 國，2008年：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年》，2009年，第44-56頁。）
圖說：2008年3月10日到4月5日每個省份每日發生抗議事件的數量長條圖。圖中單日抗議事件發生量最高的，是三月十七日。所有的數字都是還可能會變動的，其來源是根據的是網路與媒體的報導，包括尚未確認的消息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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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代言與原因的糾結
那麼，為什麼有關於2008年抗議的討論有這麼多的篇幅都是集中在暴力的問題之上？對於政治領導人物而言，主要的問題是、或者應該是，政治活動與政治意識 為什麼在西藏人之間如此廣泛地傳播。暴力的敍事法不但幫忙兩邊避開了其他的問題，又鞏固了他們的立場。從一個藏人的角度看來，暴力是中國國家機器所犯下 的，並且曝露了它是一個壓迫的政權，在此同時，它也讓抗議者的暴力顯得義正言辭。從一個中國的角度看來，暴力是藏人民族主義者所犯下的，也解釋了強力的軍 事舉措是有必要的，又在另一方面（沒有清楚原因的）繼續火上添油地說騷動是外在勢力唆使的。事實上，除了暴力作為影像可以對情緒造成衝擊之外，卻無法解釋 抗議發生的原因，因為除了那些直接導致動盪的事件之外，還可以有許多其他的理由。要解釋騷動的來龍去脈，只有兩個辦法，不是去找出組織性地唆使煽動的證 據，就是研究系統性的理由，如政府的政策、或社會狀況等等。然而在西藏的例子裏，這些問題的研究大致被媒體裏爭吵著騷動之意義與性質的討論所取代了。所以 有關於它為什麼會發生之原因的論點論據，變得與它們被描述的方式無法區別了。在這個案例中，代言（representation），甚至公開的操弄資料， 被每一邊利用，以作為規避回答為什麼會發生抗議的問題的藉口。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媒體上少有騷動發生原因的嚴肅討論。(13)
對於分析者而言，考慮2008年的事件是否受過組織策劃，確實有合理的根據。它們包括了類似的政治活動在相距遙遠的不同地點同時發生，而且到了一個前所未 見的程度。三月十日發生了五個類似的事件－－大批的僧人進行和平抗議－－分別在相距一千公里的不同地點發生（西藏自治區的拉薩、青海的德查寺與魯倉寺）。 此現象又與印度五個流亡團體打算進行他們稱之為「人民的起義」（"People's Uprising"）的運動，其內容包括一百位流亡藏人當天從新德里開始的「和平步行」（"Peace March"），其目標據宣稱是要越過邊界進入西藏。流亡人士明言他們的計畫就是要激發讓奧運比賽難看的活動，即將在當年八月在北京舉行的奧運，也普遍被 認為是一個中國能否為國際社區所接受的一個測試。第二波的抗議活動，亦即那些從三月十四日拉薩暴動而引發的，也顯示了相距遙遠不同地點近乎不約而同的活 動。接下來一個月所發生的九十件抗議事件中，並不是均勻分布的：至少有六十四件，甚至可能更多，是在拉薩暴動的七十二小時之內發生。這個，也有可能被認為 是某種協調與組織的一種可能指標。
三月十四日的暴動發生後幾個小時內，中國的媒體就宣稱是達賴喇嘛計劃了這次的事件，包括暴力在內。中國的部份媒體甚至暗示，就是達賴喇嘛本人策劃了抗議和 有預謀的暴力活動。而在更高的領導階層裏，罪責被更有外交手腕地放在「達賴集團」身上。如同中國總理在三月十八日所說的：「這次事件由達賴集團有組織、有 預謀、精心策劃煽動的。」(14) 支持這個說法的證據由中國的媒體在三月三十一日公布。(15)
然而，這個證據大體上被國際媒體與政治人物拒絕，認為無具體內容：它不是無法證實，不然就似乎是顯示流亡的運動團體的正常修辭，其目的是為了要動員其他流亡人士，而不是在西藏境內的人。其中的絕大部份說詞，跟流亡團體喊了多年的口號，沒有太大的區別。
學者如茨仁夏加指出，在流亡地的活躍人士已顯示出，他們在西藏境內組織任何活動的能力微不足道到幾乎等於零的地步，他們也沒有辦法在西藏境內作出重要的連繫，又暗示他們的絕大多數說詞口號，也許都只是夸夸其談而已。(16) 在過去，的確有地下組織在西藏活動，然而絕大多數已經在1993年被改善後的政府維安行動給徹底收拾了，而自從那時候開始，任何活動似乎都只限於資訊流通 而已。雖然媒體常常在審判尚未開始就祭起反華勢力煽動的說詞，然而過去二十年裏，中國的國安單位，據我們所瞭解，並未能提出任何顯示流亡人士與西藏境內抗 議活動有重要關連的法庭案件。(17) 在過去五年裏，愈來愈多曾經「非法」在 流亡學校讀過書的藏人回到拉薩與其他藏區，常常胸懷熱烈的民族情感，然而他們的活動與身份太過突出顯眼，公安警察很容易可以制止他們可能考慮進行的任何努 力。如同先前的例子，國家機器通常只指控這些歸國者散播消息，而不是策動抗議或騷動。
「達賴集團唆使煽動」的看法，最主要的問題是，更簡單的解釋大量存在著。讓事件得以在大致上相同時機發生的所有必要資訊，都廣泛地在國際媒體裏流通著，而 這些媒體的出口，透過外國的短波電台與衛星廣播，對大多數藏人而言，都是輕易可以得到的訊息，而且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好幾年了。這些廣播可以很容易地就到 達西藏的鄉下地方，甚至比都會地區更容易，因為都會地區集中了許多各種蓋台的電波干擾機。對於流亡團體計劃阻撓中國奧運籌備工作、在三月十日為了紀念 1959年導致達賴喇嘛流亡的起義事件，打算在印度舉行步行等等活動，在中國之外的媒體上、廣播電台上都有廣泛的報導。這些報導中暗示著中國不太可能在籌 備奧運的期間使用致命的武器，而達賴喇嘛正在與中國當局磋商談判的事情，是廣為人知的消息，後者也許就是抗議者也許希望能夠影響的。一旦拉薩發生了一件抗 議的活動，因為行動電話的使用在藏人之間是很普遍的，而且許多西藏東部的人都以僧人、商人、與政府員工的身份住在拉薩，消息很快就如野火燎原般在藏人的社 區裏散播開來了。西藏東部地區的社會網路在三月十日那一天一定特別忙碌，因為那天拉薩的第二場抗議活動是由十四位來自安多的僧人所發起的，而他們被關押、 毒打的消息，一定被很快地傳到他們的親戚與東部的僧人同修之間。一些中國的網路活動人士說，三月十四日拉薩抗議的消息，是由外國的廣播電台傳播的，而西方 媒體報導，中國當局不准暴動的視頻在中國本土播放，直到事件發生兩天以後（理論上是因為中國民族主義分子已經在網路上看到暴力的視頻，所以鼓噪要求的結果(18)），但一些安多的藏人說拉薩暴動中暴力的視頻，在三月十四日當天就已經在他們地區的電視上播放了。(19)
有些抗議活動顯示了某種程度的計畫與組織，例如哲蚌與色拉寺僧人在三月十日與十一日所舉行的和平步行活動，他們呼喊著措詞謹慎的口號、在策略上也以節制為 考量，然而這種程度的自我規範，是同質性高又連繫緊密的團體預料之中的表現。但是這些抗議活動並非中國媒體重點播放的對象。相反的，中國的媒體與網路論壇 都把焦點都放在發生暴力的事件上，主要是三月十四日在拉薩所發生的事件。換言之，他們討論的是暴動，而忽略了示威遊行。就像大部份的暴動一樣，西藏的暴動 本質上也是毫無秩序又混亂的，並未顯示出任何經過組織的明顯跡象，沒有事先準備好的抗議布條，也沒有具體的訴求，更無明顯的領袖人物指揮或調度的證據。媒 體對該事件的描述，或者中國官員們，都把焦點放在其他更加隱微、可能顯示暴動中有間諜特務的跡象上面。一家香港的報紙引述拉薩的一位旁觀者說法（顯然是漢 人，但此人的族別身份在報上並沒有披露），他說一定需要特殊的專業知識，才會知道要如何焚燒一輛車；一些博主說一定需要特殊的裝備才能很快把店鋪燒光；其 他的評論者則報告說，藏族抗議者身上早就背著裝滿石塊的背包。(20) 公安部宣布某些參與者在審訊中已經坦白，說他們拿了一個被指名道姓、曾經坐過牢的僧人的錢，才火燒店鋪，攻擊非藏人的。(21) 電視與報紙都展示警察在西藏高原各地的一些寺院裏所找到的槍枝與其他武器的照片。(22) 一個美國的獨立作者想出了一個更完整的理論，想證明西藏的抗議 事件是以華府為基地的美國民主基金會所策劃與出錢資助的。這位作者曾經出版過一些著述，主張2001年世貿中心受到摧毀（譯按：911事件）是美國情報單 位的陰謀，他稍後就在法律訴訟的威脅之下，撤回了那篇西藏抗議事件的文章，但到了那個時候，這篇文章已經被中國的主要電視節目當成頭條新聞播放了好幾次， 也在中國、新加坡與香港的報紙上全文登出。(23)
在西藏流亡社區與他們的支持者之間，也出現了類同的各式陰謀論，沒有證據地認為暴動是由漢人間諜偽裝成藏人所刻意挑唆的。這些論點對於他們的支持者沒有策 略上的好處，除了表面上舒解了大家在瞭解藏人也會使用暴力之後所引起的尷尬以外。一位加拿大的陰謀論者寫了一篇文章，聲稱英國的情報單位拍到了衛星照片， 顯示解放軍換上僧人的袈裟；一個不具名的泰國遊客據說曾經告訴一個流亡人士，她認出一個藏人警察混在暴動者之間；法輪功的報紙《大紀元》刊出了幾篇文章， 引述中國異議份子唐達獻未獲證實的說法，並將之呈現為事實的樣子－－他說1989年中國當局曾經利用特務挑唆拉薩暴動，而數位藏人的博主認為中國媒體照片 上所顯示的一位拿著一把太長刀子的藏族暴民，明顯是假的。一張中國士兵拿著僧袍的照片，在網路上廣為流傳，以作為士兵偽裝成僧人的證據（雖然拉薩的暴動之 中少有僧人參與）。這張照片事實上是2001年士兵在拉薩為了楊紫瓊所主演的一部香港電影《天脈傳奇》充當臨時演員，在戲中打扮成僧人的外景照片。流亡政 府的總理（譯：桑東仁波切）重述了這張照片證明了拉薩的暴動者就是中國人假裝的說法，甚至根據某些報導，達賴喇嘛也曾經提到此說。中國媒體以刊登曾經在七 年前領導士兵們參與拍片過程的軍官的訪談，來奚落嘲笑這樣的說法。(24)
這兩種彼此矛盾的看法，雙方各自認為對方幹著陰謀欺暪的勾當，已經牢牢地嵌入「代言」的複雜網絡之中，然而「代言」的方式比起陰謀理論本身更重要、更深入 人心。兩種看法，皆以去曾經發生過的事件，早就已經形成的、對其性質以及原因的基本詮釋為基礎，每一種看法都使用不同的語彚來形容這些事件、運用不同的圖 像來配合他們自己的核心詮釋，還有雖然不同但符合邏輯的步驟來引導人們至截然相反的政治結論。
在這個例子中，我們不但可以識別出兩種極端的看法，也可以辨明出那些附屬於主流意見的次意見。「Ａ型」論述，大部份時候跟「中國人」連繫在一起（當然也有 許多非中國的人也這樣想，有些人雖然是中國人卻不一定這樣認為），基本的前提是，2008年3月的事件是暴動（在社會主義時期，它們應該被稱之為造反）， 而這些事件的主要特色就是無紀律的暴力攻擊。這種看法可以造成的情緒上之衝擊，不但遭到確保，又被強化了，因為媒體上重覆播放，翻來覆去就是那幾個的錄像 視頻資料、還有一般中國人被拿著刀的藏人追逐、痛打的照片，還有藏人年輕人攻擊店鋪的圖像。一些照片與文章特別強調僧人參與此騷動。而把這種看法火上加油 的圖像與論述，在網路上的展示空間裏被中國本土以及海外的漢人積極分子大張旗鼓地強調著，例如YouTube上稱之為「西藏過去，現在，將來永遠是中國的 一部分」的視頻，還有anti-cnn.com的網站(25)， 然而以同樣的圖像與反駁流亡團體的指控，也由中國政府大力地宣傳，例如在中國境內各地方舉行的圖片展。(26)
從「A型」的角度，暴力之隨機、不一致性，看起來像是種族仇恨，因此可以導出一個論點，彷彿不需證據就已經很清楚了，那就是這種仇恨是藏族嫉妒漢族與回族 經濟上成功所造成的結果。它並且認為這種嫉妒被西藏流亡領袖或其西方的朋友所利用，他們利用族群之間的貧富差距來增加西藏民族主義，好顛覆中國。這導致了 三個主要的結論：不論西藏流亡領袖口頭上怎麼說，他事實上秘密地追求獨立，另一方面卻又假裝只要自治；達賴喇嘛是偽善的說謊之徒，試圖破壞中國，欺騙世 界；而藏人正在計畫恐怖主義行動，或者天生就有暴力的傾向。這些結論，在所有中國官方媒體對騷亂的報導中暗示著，網路上的公共論壇裏各色帖子也有一模一樣 的結論。頭兩個結論，於2008年11月10日，在中共高層的西藏政策制定者對於流亡藏人所提出的自治提案之公開反駁之中，幾乎是一字不漏地再度重述了一 次。
「Ｂ型」觀點，與西藏流亡人士與他們的支持者連繫在一起，使用「抗議」這個名詞來描述2008的騷亂；而在更加熱忱的民族主義者中，使用的是「起義」一 詞。「暴動」("riot")這個字，即使是在描述三月十四日的事件時，都被避免了。抗議事件被描述為大致上是和平的。強化這種觀點的關鍵照片，是三月十 六日在阿壩被射殺的抗議者照片，還有在抗議事件中被殺死的年輕女子與僧人，或者那些從事件發生後就失去踪跡的藏人。而西藏高原之所以擾攘不安，被解釋為藏 人對中國作為一種佔領勢力繼續存在西藏的一種無法控制的挫折感，或者依照不同個人的看法，是對於中國目前施行的政策的反應。把西藏的騷動比擬為一個正在沸 滾的鍋子或者壓力鍋，或者提起長期隱忍憤怒恐懼、一遇機會就爆發的說法，也常常出現。在這種論述中，其結論有時候是中國會因為這樣的真相被揭露就感到尬 尷、失去威望、被迫改變其政策。在此群觀點之中，屬於次要、卻更加情緒強烈的觀念，輒強調軍警做出的殘暴行徑，認為藏人被視為草芥，是受難者，另外，如同 我們已經見到的，有時認為抗議中發生的暴力行為是由中國特務偽裝成藏人所煽動的。這類觀點所下的一般結論是，藏人絕大部份一致反對中國統治，另外，中國當 局缺乏道德或實質上的合法性，為了人道的理由，藏人值得世人同情他們的苦難，一個更極端的激進人士與他們的支持者所形成的次團體中，下了一個更特定的結 論，亦即此次的騷動不安證實了西藏境內的藏人尋求的，是恢復西藏之獨立，而達賴喇嘛與流亡領導人物所做的協商努力，在政治上、甚至道德上，是不正確的。
(13) 西藏動蕩的社會與經濟原因之細節，在中國首次有人提出，是一個中國的非政府組織，公盟，所提出來的。（請看本雜誌中Holzman的文章。）
(14) "China blames Dalai Lama for riots," BBC World Service, 18 March 2008 at http://news.bbc.co.uk/1/hi/7302021.stm （BBC世界廣播服務，2008年3月18日，〈中國責怪達賴喇嘛煽動騷亂〉）
(15)"Dalai clique's masterminding of Lhasa violence exposed", China Daily, 2008年3月30日。（譯按：中文的原版本應該是〈益多：達賴集團是拉薩暴力的策劃和煽動者〉，新華社2008年3月30日，英文版的開頭多了如下故 事：「一名被依法刑事拘留的受达赖集团派遣、煽动组织策划“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骨干分子交代：自2006年11月起和“流亡政府”“安全部”某 官员建立了联系，并在其授意、指使下积极从事民族分裂活动。」）
(16) 「在印度的西藏流亡團體卻實得到﹝美國﹞的資金，但那並不能代表他們有能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進行動員。在印度的藏人與西藏自治區的藏人之間，有一個廣 大的社會文化鴻溝，即使是在音樂的品味上，兩群人皆很不相同。」（茨仁夏加，〈個人專訪：西藏問題〉《新左評論》第51期，2008年5-6月，第22 頁。）
(17) 就我所知，唯一記錄在案，流亡人士在西藏境內製造事件的，是1985年西藏自治區慶祝成立二十週年的典禮上，有人企圖引發小型的爆炸，該爆炸裝置卻點燃失敗。
(18) 見"State TV switches to non-stop footage of Chinese under attack," The Guardian, 18 March 2008 at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8/mar/18/tibet.china1 （英國《衛報》2008年3月18日，〈國家電視台不停播放漢人遭攻擊的視頻〉）
(19) Mgar mi, "Zungs Khrag dang tshe srog gi gtug bsher" （〈元氣與生命力的例子〉）收藏於《夏東日》（東方海螺般的雪山）第21期（2008年），第117頁。由國際聲援西藏運動出版於《燃燒的大山》，第 99-102頁。
(20) 拉薩人在1987年的抗議事件中，立刻就知道如何焚燒汽車，因為很容易（只要點燃布條，然後塞進汽車的油箱裏就可以了）；店鋪很快就燒起來，因為縱火者只要把每家店裏都有的瓦斯筒開啟點燃即可；石頭在拉薩城裏隨地都有，因為有許多新建築物的工地。
(21)見〈西藏拉薩“3.14”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真相〉（中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公安要聞，2008年3月22日。http://app.mps.gov.cn:9080/cenweb/brjlCenweb/jsp/common/article.jsp?infoid=ABC00000000000043861
(22) 對於這些大批的武器的描述，藏人相當不以為然，他們指出這些武器通常都是儲放在寺院的護法神殿裏，作為某些特別的法事的部份儀軌。（見Bud Dha, Phyir rtog dang bsam gzhig (回顧與反思)，《夏東日》（東方海螺般的雪山），第21冊(2008年)，第95-6頁；英文翻譯請見國際聲援西藏組織，《大山》，第84頁）。至少自 1987年10月以來，未有中國的任何媒體或任何官員稱聲藏人在抗議中使用武器。）
(23) F. William Engdal, "Risky Geopolitical Game: Washington Plays 'Tibet Roulette' with China," Global Reserach, 10 April 2008. （威廉‧恩道爾，〈冒險的地緣政治遊戲：華盛頓和北京玩“西藏輪盤賭”〉，全球研究網站4月10日。譯按：網路上有《環球時報》中文譯 文。）"Tibetan Riots: The Crimson Revolution's True Color," 19 June 2008 at http://english.chinatibetnews.com/voices/2008-06/19/content_107704.htm (中國西藏新聞中心2008年6月19日，〈西藏騷亂事件：深紅色革命的真顏色〉) 原文Ching Cheong, "The crimson revolution's true colors," Straits Times, 22 April 2008.（《海峽時報》2008年4月22日，程翔，〈深紅色革命的真顏色〉）(譯按：中國國內的媒體比新加坡的海峽時報更早就報導這篇文章，見《中國 青年報》4月16日，劉坤喆，〈美学者:西藏骚乱事件是华盛顿最新策划的"颜色革命"〉)。
(24) Gordon Thomas, "Beijing orchestrating Tibet riots: Brit spies confirm Dalai Lama's report of staged violence," Canada Free Press, 21 March 2008; （加拿大自由媒體2008年3月21日，高登‧湯瑪士，〈北京指揮西藏暴動：英國間諜證實達賴喇嘛的暴力設計製造說〉）"China disguising soldiers as monks to incite riots: Dalai Lama" IANS, 20 March 2008 http://www.dnaindia.com/india/report_china-disguising-soldiers-as-monks-to-incite-riots-dalai-lama_1157973; （印度亞洲新聞社2008年3月20日，〈中國偽裝士兵為僧人以煽起暴動：達賴喇嘛〉）"China rejects rumor of soldiers disguising as rioting monks," Xinhua, 31 March 2008 a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8-03/31/content_7893926.htm. （新華社2008年3月31日，〈姜瑜：達賴用道聽途說的謠言無法改變事件真相〉）
(2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KNzRXNmSdM
(26) 僧人進行抗議活動之大型照片所構成的圖片展，於2008年夏天在中國全國巡迴展出。請見
http://eng.tibet.cn/news/today/200806/t20080622_408489.htm（中國西藏訊息中心，〈拉萨“314”事件真相暨西藏今昔大型圖片展在廣西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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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觀點與其後果：民族 v. 國家
這兩個立場的一些原素似乎是類似的。雙方皆尋找陰謀的證據，雙方都把焦點放在暴力，雙方都認為在藏人之中，民族主義情緒有急劇增加的現象。如果我們努力辨 別形成每個觀點的基礎的框架觀念，其中的差別就差為清楚了。在我看來，雙方的思想核心，都是情緒化的一種信念，認為民族國家是唯一整合政治與歷史的觀念， 甚至是公共生活的唯一構成概念，如杜贊奇所提出的。(27) 然而兩邊對民族國 家有著迥然相異的看法，才造成二者的分道揚鑣。「Ａ型」這一邊認為民族國家，進而涵括一個國家的所有政治生活，其主要意義是一種行政實體，而這個實體有權 利要求自己的公民在某些方面百依百順，只要它能夠提供他們某些物質，而這個行政實體亦有權利在必要時使用致命的武力，以保護統計數字上佔絕大多數者的福 祉。在這種觀點中，一個社區裏的兩個團體發生衝突乃無可避免之事，因為雙方利益本不相同，而只有握有大權的國家才能節制、平衡彼此矛盾的利益。這種國家主 義觀的關鍵概念，在目前中國的脈絡底下，是由「穩定」、「和諧」等名詞來表達的，意謂著一套限制公民之必要且有益處的規則，以維持一個架構完整、所有人共 享的平衡。最近，擁護這種看法的人，運用儒家思想的觀念作為這個模式的文化解釋，或指出這種方式中，家庭就是社會秩序的基礎。
這種觀點與現實主義者的看法大體上類似。全球各地的國家主義者，皆傾向把世界看成機械式的，不具人文至上的意義，是一種必要的人為設計，而此套系統制度必 定得平衡內部矛盾的利害關係。國家的性質與定義，就如同它的國界一樣，是不容質疑的，另外，經濟關係似乎不證自明，即已是最符合邏輯的方式，既可以用來理 解、還可以用來調和差異分歧與利益衝突。這個框架，把西藏人或其他人視作經濟動物，一心一意想的都是為了獲取更多的資源、財富、收入，通常都是在國家主義 的範疇內開展其論述，也往往不自覺地強化了國家主義的觀點。相同地，民族性、族群、與民族衝突都屬於這個框架，暗示著一種以利益為基礎來解釋族群的看法， 認為族群之間彼此競爭、互不相讓的欲望與需要，只能靠強大有力的機構，如國家（機器），才能居中調解，或加以節制。(28)
「Ｂ型」的觀點似乎把民族的觀念當成其基本的框架。民族被視為一種只屬於某特定的群體，而不屬於其他群體，整體上相當含糊的無形資產之傳承，而此傳承只能 由該特定群體的成員來承繼、與充份地理解掌握。它認為該群體有一個共同目標，這個目標從來不是純然經濟性的，而是如同雷南（Renan）所稱為「靈性原 則」的東西(29)，而它認為外來者跑來擾亂此原則，根本上就是不公正與不人道的。在許多、但不是所有的例子中，它也與領土的觀念結合在一起，雖然它也可 以同樣容易地以語言、習俗、宗教為基礎。它受到一個求生存、害怕滅亡的觀念所驅策，而其所欲救亡圖存的，是它讚美推崇的，本質上難以定義、指認的某種東 西。如果它必須提起民族的次要原素，其熒熒大者是文化、歷史、自然，而不是經濟。其主要的關懷不是利害或金錢，而是權利與自由，而它尋求的是系統層級的改 變作為解決的方式。它常常想像這個它稱為一個民族的集合體，彷彿它是一個個體，是一個有機的實體，有著看不見的需要與焦慮，就像個人一樣，而且很容易受到 傷害，容易變弱，需要滋養、保護與支持。
把這兩個立場簡化為它們主要的相異之處、和基本的隱喻，使得它們之間無從理解的鴻構變得更加清楚。在理論上它也指出了彼此可以找到共同利益的方式。如同認知語言學家雷可夫（George Lakoff）在描寫目前區別美國政黨之隔閡時提到：
啟蒙時代的理性理論［譯按：即人類只要知道了事實，就會根據理性作出最有利的選擇］無法描述人們是如何運作的。人類主要是藉著文化敘述、刻板印象、框架與隱喻來思考事情的。‧‧‧真實很重要。若欲傳達真實，你必須使用真正的理性。(30)
這裏所勾勒的Ｂ型，亦即以民族為基礎的觀點，已經有了重要的後果：例如已在西藏流亡社區裏造成兩極化的意見，一些人認為2008年藏地之騷動不安就是西藏 人民希望流亡政府對中國施壓，繼續進行協商的委任書，另外一些人則認為它證明了親獨立派的主張是正確的，也是對達賴喇嘛讓步妥協方法的拒斥。對這兩派而 言，受害的敘事暗示著住在西藏境內的藏人、流亡在外的藏人，有了一個共同的目的，但卻提供不了讓這個故事容易理解或者有用的任何細節。它們顯示了許多住在 西藏境內的人強烈反對中國的統治，卻沒有指出他們譴責的，是該統治裏的哪些面向，或者他們認為怎麼樣的解決方案是可行的。
國家主義，亦即Ａ型的觀點所製造出來的敘事，有更為嚴重的後果，因為在中國的情況裏，它們已經被消化吸收，被反復流傳，如果不是被強大的政府，以及中國的 網路活躍份子所唆使挑動的話。在一方面，這已經在許多中國人民之間種植了、培養了一波新的、很受歡迎的民族主義，不只在中國國內，也在中國國外，以作為對 西藏騷亂的回應，所以他們理直氣狀、覺得有權以他們自己的定義與規則，挑戰西方或對中國有敵意的人對中國或其政策的描述方式。憤青們已經成功地對外國表述 西藏的方式提出了異議與反對，而且似乎也影響了至少是中國內部、海外的華僑的政策決定與公共輿論，其方式若不是提供一致的反駁論述，就是用群眾來抵制法國 公司。這種方式似乎也被北京所採納，並運用在它的國際關係上，因為它已經大大地提高對任何打算與達賴喇嘛見面的西方領袖的威脅，甚至在2008年12月取 消了歐盟-中國高峰會，就為了法國總統與西藏領袖有一個事先安排好的見面行程。對這些新興的民族主義者而言，他們在網路政治上成功，是以失去了更大的人文 願景為代價的：有辦法說服成成千上萬的人，達賴喇嘛就是巴結西方的偽君子，雖然顯示了他們言說能力很強，判斷能力上卻是很有問題的，因為不論是中期或長 期，各個民族都會從即使是有缺點的道德楷模與民族和解的主張者那裏得到好處，而不是從摧毀他們而得到好處。
對於中國政府而言，陰謀論的敘事已經造成了更為嚴重的後果。把西藏的騷亂當成外國陰謀煽動，允許當地的相關官員繼續當權，逃過審查。它也製造了國內對國家 機器鎮壓藏人的支持。但它也摧毀了，或至少在目前中止了讓共產黨得以當權的兩個重要關鍵－－亦即它對基層需求可以即時而有彈性反應，以避免重大挑戰的能 力，還有它建國時的基本宗旨－－要平等對待所有的公民，或者至少對那些被指認的公民團體，如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公開指控達賴喇嘛本人策劃了西藏的暴動，長 期而言中共不用付出什麼代價，如果它也在同時，在發生暴動與抗議事件的藏人社區裏進行基層的調查，瞭解哪些政策就是讓騷亂火上加油的原因，需要改變。雖然 中國已經派了至少五個調查組到西藏去，然而藏人官員們都說，沒有一個調查組的成員敢在他們的報告中指出騷亂的原因是失敗的政策，而不是達賴喇嘛或他的同事 所煽動的結果。(31) 在騷亂開始的一年以後，雖然有高層的西藏領導人如阿稱與向巴平措，公開暗示，去瞭解政策的失誤比陰謀更重要(32)，北京卻沒有顯出任何注意到當地民怨、或者重新考慮它的西藏政策的跡象。
同時，中國境內普遍流傳的外國威脅論，已經導致了西藏人皆是隱性恐怖分子或天生就很暴戾的新觀感。2009年3月19日，當一個目擊者表示看到一位「膚色暗男子」在重慶射殺了一個士兵時，即使是中國最重要的英文新聞機構，《中國日報》，都宣布這意謂著該嫌犯大概是藏族。(33) 對許多都會地區的藏人而言，2008年3月以後，中國政策當前最重要的指標，就是他們旅行到中國本土時，大部份的旅館都不讓他們投宿，而在中國的機場裏， 他們被挑出來作特別的搜查，就因為他們是藏人。這些新的規定，在我寫作此文章時仍然在施行，對許多藏人來說，比起廣泛而長期對宗教、言論、與寫作的限制更 為重要，因為它們使得黨長期以來宣稱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理念，變成一句空言－－與許多外國觀察家所期待的相反，這個理念，在西藏被廣泛地認為是黨在正式的 法律、公開的政策宣示上一直有信守的，直到現在為止。對任何人而言，瞭解一個專制的政權為什麼嚴禁藏人信仰達賴喇嘛，不是很難的一件事，因為達賴喇嘛在西 藏比任何國家領導人都受歡迎；為什麼它拒絕准許街頭示威來批評政府政策、不准歷史學家自由地研究西藏過去的地位，因為這些活動可能會破壞他們的合法性。但 不管一個人多實際，不對專制政府有太高的期待，都很難解釋北京政府為何放任禁止藏人（還有維吾爾人、有時候是蒙古人）在上海、西安旅館裏訂房，就因為他們 本人所屬民族的政策繼續，而不加以改變之邏輯何在。
對中國而言，把2008年的騷亂說成是一個外國陰謀，其短期所帶來的好處，就此製造了一個長期的問題，亦即這個國家機器現在愈來愈可能被藏人看成是一個遵 循著漢族優越與民族命運的目標而行事。現代中國要求藏人把各種難處與矛盾看成是單一的民族國家裏不均衡發展所造成的問題，現在卻更有可能被西藏的藏人看成 是類似殖民統治，或廣泛的國家歧視，既然中國境內最首要、最容易注意到的言論與修辭，與該國的網路活躍份子，皆已展現了該種態度的典型特徵。
(27) 「現代領土性國家，與線性的歷史，有著親密的關係。確實，你可以說他們彼此反饋、彼此製造，成為二十世紀主要的歸屬模式。個人學著認同理論上經歷長時期演 化的民族國家，並感覺其領土與歷史之二元一體，因此而得以掌控未來。」（Prasenjit Duara, "The Regime of Authenticity: Timelessness, Gender 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7, Issue 3, October 1998, pp. 287-308. 杜贊奇，〈真實性的規則：現代中國的永恆性、性別、民族歷史〉，《歷史與理論》，第37卷，第3期，1998年10月，第287-308頁。）
(28)自從一九九零年代以來，「族群」("ethnicity")的方法在中國變得愈來愈重要了，國家在1995年左右決定把「民族」一詞的英譯，從 "nationality" 改成 "ethnic" 或 "ethnicity"。2008年當局把中央民族大學的英文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改成 "the 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也顯示了中國官員決定避免使用英文中的 "nationality" 來描述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因為這個字通常指的是一個擁有自己國家的一群人。
(29) 「一個民族就是一個靈魂，或是一個靈性的原則‧‧‧因此一個民族是巨大的團結，由已作出犠牲、還會繼續犧牲的感覺所組成。」艾內斯特‧雷南（Ernest Renan, 1823-92）〈什麼是民族？〉1882年3月11日在（巴黎）索爾本大學的演講，由馬丁‧梭恩（Martin Thorn）翻譯，收錄於Homi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 8-22. （霍米‧巴巴(編)，《民族與敘事》，倫敦，1990年）。
(30) "Don't think of a Maverick! Could the Obama Campaign be Improved?" George Lakoff, Huffington Post, 11 September 2008,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george-lakoff/dont-think-of-a-maverick_b_125850.html
(31) 對一位中階的藏族官員之訪談，2009年。姓名與日期皆保留。
(32) 西藏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說：「［暴動中］各種人都有，有些人不滿意我們的政策，或者對政策有意見，或者因為我們政府的工作尚未完全完成。不是每個人都是分 裂分子。」（Lucy Hornby, "Tibet chief rules out 'big problems' during anniversaries," Reuters, 5 March 2009. 韓碧如，〈西藏的首長認為週年日不會有「大問題」〉，《路透社》2009年3月5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前州長阿稱說：「政府應該更信任 自己的人民，特別是藏族喇嘛，大部份的人都不是麻煩製造者。」（Shi Jiangtao, "Is Beijing playing a no-win gam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2 March 2009, 《南華早報》2009年3月12日史江濤，〈北京是否在玩一個無贏的遊戲？〉）以及「出家人是公民‧‧‧你要關心他、照顧他、解決他的困難。」（新加坡 《聯合早報》2009年3月9日，韓咏紅，〈四川省原政協副主席阿稱：政府首先要把僧人當公民〉）
(33) 「初步的調查顯示兇手可能是藏族，內部消息人士告訴《中國日報》，稱已知一些藏獨分子已從成都潛進重慶市，打算在重慶市區放置炸彈。」Tan Yingzi and Hu Yinan, "Fingerprints retrieved from robber who shot sentry dead," China Daily, 23 March 2009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03/23/content_7607576.htm （《中國日報》2009年3月23日，〈已取得射殺哨兵之搶匪指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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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在爭奪代表權的衝突之中，被代表的對象消失了，他們的聲音被想要代表他們的人的喧嘩聲掩蓋了。在西藏的案例中，其獨特的特徵是，這場為了代表權而發生的鬥 爭，是由局外人所實行的，參與者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左右的能力，是一種雙重剥奪其自治權的現象。這個噤聲的過程，又因為中國多年的涉藏政策而雪上加霜：幾乎 是從1959年以來，涉藏政策的主要目標，就是壓抑、孤立西藏內部的表達與辯論。所以局外人所選擇、散播的暴力圖像變成了最近期的西藏抗議活動最有影響力 的元素，並且形塑了外界對它們的反應，而西藏內部複雜而且多樣的思維想法，變得愈來愈難以發掘。
雖然如此，造成西藏擾攘不安的因素仍然能夠從其晚近歷史的主要特徵中推論出來。中國在1950年佔領了一個大致上不情願接受中國統治、不熟悉中國的風俗、 也對中國的政治不瞭解的國家，又在1959年違反西藏人民的意願，硬是進行了直接統治，然後，透過集體化、文化大革命、其他迫害的運動，把它在土地重新分 配中，從農民階級那裏得到的好感，完全浪費掉了。它在一九八零年藉由准許文化、宗教、與經濟的自由化，並且答應一定程度的自治，創造了一個更大的好感，接 著，卻又再度把因此得到的好感丟掉，因為從1994年的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開始，又再度對藏人慢慢地恢復了小型但重要的限制，也是漢人官員認為可以斬斷藏 人之間滋長的民族主義根苗之必要舉措。這些限制包括了禁止依止達賴喇嘛，禁止展示他的照片，對僧人尼眾實施「愛國主義教育」，要求他們譴責他們的宗教上 師，嚴禁政府員工與學校學生參加法會與朝佛，猛力促進GDP成長，而不是發展人的潛能，又支持非藏族的小商販進入西藏的城鎮，還禁止公開討論這些議題。(34)
從一個國家主義者的觀點，這些強制的措施似乎是可以忍受，又有必要的，因為它們伴隨著在西藏城鎮的重金投資，而都市裏少數西藏中產階級的薪水也有極大的提 升，或至少對那些在政府部門工作的人而言，國家機器已經把脅迫補償以工資了。對西藏人而言，不論那些在政府部門裏任職、也在經濟上得到好處，或者那些在競 爭中輸給民工或都會知識分子的人，拿文化與宗教的權利換取經濟上的利益，假如不是非常糟糕的話，至少也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它崩緊了那個本來就很緊張的 交易，也就是人民與國家之契約所以奠基的東西。簡言之，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的問題一直是，它證明了自己有能力給西藏人口的少數帶來物質上的好處，以換取這些 人的言聽計從、百依百順，它卻履履在傳達了這些好處以後，嘗試經營與重塑其文化與宗教生活。
這種以介入文化生活來浪擲政治資產的模式，在2005年又再度發生：一位強硬的漢族領導張慶黎，受任命為西藏自治區的黨委書記。他之前的兩任黨委書記以當 地的標準來說，都是相對溫和的首長，也沒有任何明顯的理由顯示，拉薩需要這樣的官員前來坐鎮。他的就職，與一連串文化宗教限制再度恢復、鼓勵非藏族移民的 政策增加，剛好同時發生。2006年，國家還開始進行一連串擾亂社會生活的群體改造工程：在西藏自治區，「安居工程」強制遷移了二十五萬西藏農民，讓他們 從自己原來的村子搬到延著主要大馬路蓋的新房子裏；在西藏東部地方，「生態移民」政策強迫牧人搬到村子裏去定居，他們不知道未來收入將從何而來，又被迫放 棄了他們的牲口與生活方式。與此同時，西藏自治區政府當局拒絕了當地學者的建議，不肯針對2006年青藏鐵路開通會造成的人口衝擊，以恢復限制移民作為補 償。
到了此時，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所指定的限制措施，已經從西藏自治區擴張到西藏東部地區，包括愛國主義教育運動，禁止依止達賴喇嘛，限制他的照 片在內。藏人也許有、也許沒有政治上的一致目標，端看你相信的是誰的看法，但在文化上、宗教上他們確實有共同的願望與價值觀，他們都把拉薩、達賴喇嘛看作 是他們的文化重心，而張慶黎與其他官員所攻擊得愈來愈厲害的，似乎正是藏人這樣的看法。在這樣的情況下，毫不意外的，對北京的批評在高原上廣泛地散播開 來，把過去在政治上本來不相屬、但文化上有強烈共通點的群體團結在一起。而一些人視奧運年為關鍵、可能是最後的、推動北京改變政策的機會，自然也不奇怪， 他們當然希望在達賴喇嘛變得年紀太大，無法再領導與北京協商之前，就看到轉機，假如北京允許的話。在三月十日發動第一場抗議事件的僧人，幾乎不需要與任何 流亡人士連繫，可以知道為什麼那個日子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吸引北京領導人注意，而不只是拉薩的邊疆大吏的機會，就在一個他們正確地推論出公安武警一開始會在 命令的限制下，不對他們開火，或公然對他們進行毒打的時刻。
就在這個地方決策者自己製造出來的動盪氛圍裏，西藏境內的流亡運動人士的任何努力，都將是次要的：民族主義在西藏的擴散，大部份是中國挑釁式政策、如對達賴喇嘛的攻擊，所造成的結果。
當3月14日騷亂在拉薩發生時，觸動接下來各類抗議事件開展的機制，如同任何現代社會一樣，大概是科技，而不是陰謀：消息立刻在高原各地傳散開來，因為暴 動的圖像在中國的電視上重覆地播放，還有拉薩與其他地方的親戚朋友們打了行動電話，互通音信的結果。所有抗議事件中，其中有三次發生了暴力與針對族群的攻 擊行動，而這些成為所有局外人主要討論的焦點。但暴力與騷亂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裏的絕大多數原居民，在面臨別的族群團體突兀、快速地移民，該族群又與當 地人自身利益與傳統受邊緣化有所關連時，極可能發生的後果。暴力的結局在拉薩又比世界的其他城市更可能發生，因為地方的主管當局數十年來把任何對這種人口 議題的討論都當成違法。
抗議的後果，短期而言，代價是十分高昂的－－不知多少人死亡、無數的逮捕、軍隊在藏人居住區的巡邏，即使是在四川成都也一樣、把西藏對外國人與記者封閉、 主要寺院裏僧人數量大大地減少、還有一種讓藏人愈來愈對中國國家不再抱持幻想的政治氣氛、又把西藏與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的變得更加激進、北京與達賴喇嘛談判 的破局、又損害了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這些事件延續了一個還在進行、尚未止息的抵抗模式，那就是中國超過百年想要直接強行統治西藏人的動作，依 然受挫，相形之下，中國歷史上曾經有比較成的經營西藏方式，那就是透過代表性權威進行間接管理。而當北京的直接統治越過了政治經營的範疇，被西藏人視為對 於他們的宗教與社會習俗進行專橫的限制時，那種抵抗就會特別地、也往往是暴力地遽然爆發、一發不可收拾。這些議題若不得到解決，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 （state-building）能否容納族裔上不是漢族的人，以及那些忠誠可能屬於他自己的民族，而不是國家者，很有可能還是不會獲得解答。
34. 見Robert Barnett with Mickey Spiegel, Cutting off the Serpent's Head: Tightening Control in Tibet, 1994-95, Human Rights Watch and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1996. （羅伯特‧巴聶特與米基‧史匹格爾，《斬斷蛇頭：西藏控制的加強，1994-95年》，人權觀察與西藏資訊網，1996年。）
译者：台湾懸鉤子
原文来源：The Tibet Protests of Spring 2008: Conflict between the Nation and the State
（法國《China Perspectives》雜誌 2009年 第三期）
译文来源：http://lovetibet.ti-da.net/e2985660.html
2008年春天西藏地區發生了多起抗議活動，初步的估計是九十五到一百五十起，甚至更多，暗示著它們比起過去的抗議事件更加廣泛普及，也 有更多俗人、農夫、牧人、學生參與。本文作為初步評量，欲申論的是，在中國境內與其他地方為了如何述說這些抗議事件的爭論之中，暴力的問題佔據了太多的篇 幅，很少注意到政策問題與社會議題。這篇文章描述這場辯論的基本觀念，並且簡要地勾勒出可能導致抗議發生的歷史因素。
歷史上，中國政府只有兩次嘗試直接統治西藏。每一次的嘗試主要都是軍事行動，也都遭遇激烈與重複發生的抵抗。第 一次嘗試，是1910-12年中國軍隊短暫地佔領了拉薩，與西藏士兵巷戰後幾個月後，鎩羽而歸。那一次短暫的直接統治，導致了西藏的領導階層流亡，也造成 了一次民族認同危機，還讓西藏人對於他們視為合作者的統治菁英中的一些人感到極為憤怒，雖然它也引發了現代化的努力。第二次中國試圖直接統治西藏是現代進 行式，卻有著非常類同的結果，繼續遭遇到相當大的抵抗。
中國在1950年再度取得對西藏領土的控制權，九年後終於取代了傳統的西藏政府，開始了第二次直接統治西藏的嘗試。在頭二十年裏，中國對西藏的經營見到了 三波重大的反對浪潮：1956-1958年在西藏東部、1959年在拉薩、與1969年在尼木與其他鄉村地方，另外還有流亡人士以尼泊爾為基地所進行的游 擊攻擊，時間從1960年一直持續到1974年為止。上述事件主要由武裝反抗或非正規的軍隊、村里組織的抵抗隊伍，或游擊戰士所構成。自從1976年毛澤 東過世以來，中國出現了持續將中國社會自由化的努力，對於多元文化、宗教、旅行等等的寬容度都更大了。在這樣情況下的藏人抗議主要是由街頭抗議所組成的， 最明顯的是在1987年10月到1989年3月之間的四大示威活動，1989年到1996年的小型卻延續不停的示威活動，以及2008年3月至4月的抗議 活動，至今仍然還在繼續。這兩個主要的抗議浪潮－－1989年3月與2008年3月的－－導致了主要是軍事行動的回應：1989年3月起拉薩實施了十三個 月的戒嚴、2008年3月拉薩街頭與其他藏區的武裝軍警駐守戒備，已經十五個月了，直到寫作這篇文章的時間為止（2009年5月），仍然沒有解除的跡象。
1979年後的西藏示威浪潮並不是對共產主義教條的反應。它們在中國早已開始做一些毛澤東統治時期未能做到的事情－－改善基層經濟、向外面的世界開放、允 許一些宗教信仰活動、慶祝文化多元化，以及鼓勵某種程度的知識活動後－－才開始。藏人的抗議活動在這個新的、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出現，不啻提出了困難的問 題。它們也與中國本土典型的散沙化、受到經濟問題驅使的抗議活動不同，西藏的抗議是由分享著共同價值觀的單一民族之成員所採取的多次行動，而且抗議活動的 方向，在反對中國國家統治這些區域的權利。對一些人而言，它們似乎是在中國目前的繁榮富裕中，為了追求地方的利益而投機式作法；另外的一些人，則認為它們 構成了中國領導班子在非漢族的被統治者之中的正統性危機。不論採取的是哪一種看法，這些騷亂的週期性出現，對於現代中國之建國計畫，提出了至為重要的關鍵 議題：這個計畫提供的是什麼？它能處理異質性嗎？它所包含的對象是誰？
2008年的西藏騷亂具有重大的政治衝擊。它鞏固了國際對中國作為專制政權的印象，就在中國似乎要在那年八月藉由奧運會擺脫這樣的印象之時；它把西藏議題 拉抬到中美關係與中歐關係中幾乎最首要的部份；而它也導致中歐關係惡化，變成中國禁止歐洲各國處理或干涉西藏事務為主。它也導致了所有藏地重又出現大批的 軍隊或武警於普通民眾之中，這樣權力的展示一定影響這些地方的人，使他們對中國國家的觀感更加負面。西藏的擾攘不安，再加上世界各地對於奧運火炬接力的抗 議，也改變了中國境內對於政治應如何操作與考量的方式。中國境內官方媒體與民間輿論所出現的，對外國媒體呈現2008年事件方式之強烈攻擊，本身並不是什 麼新鮮事－－數十年來，如果不是數百年來，西藏人的政治動作都被他們的鄰國與其他有利害關係的群體重新塑造，以符合他們各自迥然相異、又相互矛盾的解釋。 但這是網路時代所發生的第一次大型藏人抗議事件，而它們驅使了年輕的中國人，所謂的憤青，「憤怒青年」，以有創意的方式運用新科技，努力地想從國際或西方 那裏，重新奪回漢族對此事件的話語權。
在這麼做的時候，不論是在國內或國外的中國愛國青年，創造出中國知識份子與國家之間的新連盟，並且將國內的輿論，甚至是黨與政府的政策，推到更加極端的立 場上。這樣的立場，又反過來影響了西藏內部的政治觀感，從本來理論上平等的民族團體之社會主義協商模式，變成種族對立的模式，而後者往往是跟殖民政權的行 政方式連繫起來的。另一個類似的改變，似乎也發生在中國負責西藏事務的決策者與評論者之間。在中國境內的藏人之中，看法可能是由日常生活的改變所影響的， 例如愈亦增加的限制、關押、與軍隊的出現，但在中國境內，整體而言改變是由事件被代表的方式所驅使的－－修辭方式、媒體與公共討論的轉變－－創造出我在這 篇論文內所討論的關鍵性的不對等現象。
在西藏地區進行研究的困難，意謂著這篇論文並不討論任何政治或社會詮釋中本應該最為重要的議題－－也就是參與者的想法與經驗之研究。(1) 相反的，我先處理的是2008年春天外界所知道的事件，並且評估這些事件的哪些方面，對於中國的政治領袖與政策分析者似乎才是最重要的。第二點，我再檢視 這些事件呈現時所產生的衝突，以及局外人之間－－中國人、流亡者、西方人、等等－－對於這些事件應該如何詮釋與操弄所產生的爭論。
這篇論文的焦點，是在中國境內所發生的事件，而不是流亡社區或國際場域中的事件。如同任何這樣的研究，在這裏所呈現的、與西藏事件有關的資料，都是臨時性 質的，並且只提出來作為一般性的指標而已，因為尚沒有已經完成的真正田野調查研究，就算真有這樣的研究，大概也不會公諸於世。同樣地，中國人、西藏人、西 方人等名詞，都是以它們最普通的意義在這裏使用，以作為指導性的指標，因為每個群體在為了民族（根據《牛津英文字典》的定義，是一個緊密的社群，「受到諸 如共同的祖先、語言、文化、歷史或居於同一塊土地等因素所結合，以致於形成了一個鮮明獨特的群體）或國家（前引書，「構成民事政府基礎的政治組織」）辯護 時，都會有各式各樣的想法、觀感、態度與利害關係。
(1) 關於抗議事件的藏人觀點，已經有兩本重要的作品集在西藏由私人付梓出版了，(a) 'Gar rtse 'Jigs med (ed.) Btsan po'i snying stobs (《無畏的勇氣》), Vol. 1 私人出版（大概是在安多，2008年），(b) 西北民族大學 《東方海螺般的雪山》，編輯群（Drolma, Kirti Kyab, Tsering Dorje et al. )，Shar dung ri （《夏東日》）－－﹝英文標題：The Eastern Snow Mountain, Vol. 21 (2008)﹞這份期刊裏面大約有一半的文章被翻譯成英文，收錄在A Great Mountain Burned by Fire: China's Crackdown in Tibet, ICT, Washington, D.C., March 2009, pp. 70-105. （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火焚大山：中國在西藏的鎮壓》，華府，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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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的模式
就資訊流動的觀點而言，2008年的抗議事件與西藏先前任一階段的抗議都不相同。在1959年達賴喇嘛遠走他國之後的二十年裏，幾乎少有任何西藏人能夠逃 離西藏，但自從一九八零年代早期開始，一年大約有兩千位藏人從西藏旅行到印度、或到西方去定居，形成了一個將他們與家鄉的親戚朋友連繫在一起的社會網路。 當抗議事件在2008年3月的拉薩發生時，西藏境內普及的行動電話與網路科技允許了資訊快速地旅行到那些才剛剛出來流亡的藏人那裏，也到了像我這樣的觀察 者這裏。
在中國境內，一個非官方的報導網路，由異議西藏詩人與網路作家唯色、與她的先生，漢人作家王力雄在北京設立，一些藏人知識份子把他們地區的消息傳遞出來， 經過確認後公布在她的網站 woeser.middle-way.net 。這些情報大部份由駐北京的西方新聞記者，使用他們在當地的連絡人所證實或補充(2)， 或者由以印度為基地的流亡組織、或由自由亞洲電台的藏語台、一家以華府為基地，並由美國國會所資助的廣播電台，這家電台的報導以電話訪談目擊者為基礎。流 亡人士取得了、並且在網路上流傳了（甘肅夏河縣）拉卜愣寺、（甘肅）瑪曲、（青海）海南州魯倉寺（Lutsa monastery）和平非暴力抗議的視頻資料。西方的新聞機構取得了在拉薩所發生事件的視頻資料，或者親派記者到拉卜愣寺（英國《衛報》，3月1日）， 或在夏河縣博拉鄉（Amchok Bora，加拿大電視網的史帝夫‧趙於3月15日）拍攝抗議事件。這個調查裏，我只將有目擊者證實的消息，或那些清楚有不同消息來源，顯示內含第一手情報 的細節材料包含進來。
證實這些消息的過程比起從前容易了，因為中國當局在2008年西藏騷亂之初時就採取的一個新政策，試圖取得話語權（control of representations）：官方媒體幾乎總是在十二個小時內就回應外國媒體所報導的任何一件西藏事件，通常是證實外媒報導梗概，但定的調子卻不 同。在一件或兩件的案例中，剛好西藏的抗議者似乎為惡的樣子，例如涉及到暴力的抗議活動，中國的官媒就會搶先西方的報導。在四川的兩個例子中，報導說警察 開槍擊斃抗議者，但除了其中一件以外，這樣的說法第二天就被撤回了(3)，他們不承認殺死任何抗議者。拉薩的抗議、3月14-16日甘肅南部的抗議活動，在中國的電視頻道上播放，但是只有抗議者展示暴力行為的才會出現。(4) 就這樣，有史以來第一次，中國境內出現了數量相當多的藏人抗議的官方報導，包括鄉下地方所發生的事件在內。這些官媒的報導把示威者刻畫為相當負面的人物，但是他們在如此做的時候，也證實了唯色與其他人所收集的初步資訊。
交替檢驗這些消息，很清楚，從2008年3月10日至4月5日的三個半星期裏，至少有九十五個分別的抗議事件在中國境內的藏區發生。所有抗議事件加總起來 的數量，很有可能至少是一百五十件，鑑於在偏遠鄉村地區許多事件可能沒有受到報導，特別是在甘南（Kanhlo，甘肅省南部的一個藏族自治州(5)）。
這樣的數字，比較起每一年據說在中國發生的八萬件左右、為了土地與貪污問題所引起的農村抗議事件、似乎是很微不足道的，而中國農村所發生的種種抗議活動也 往往包含了暴力，卻明顯然不被中國政府或黨認為是主要的政治挑戰。為什麼中國當局將西藏的抗議活動分開來對待，視為一種需要跨區調動軍隊來加以回應的事 件？其中一些理由是很清楚的－－西藏的抗議有一致的目標，顯示出可能有組織的跡象，擁有民族與宗教的面向，還對國外有影響力，可以在國外號召支持，也質疑 了中國政府統治的權利，而不只是抗議地區官員過份的行徑。其他的因素則由一些統計數字指出：在清楚而明白地公開表示反對中國的統治的意義上，這是十二年以 來西藏地區第一次發生的街頭抗議活動。之前的兩年也曾經發生過小型的事件－－2005年11月拉薩哲蚌寺曾經發生反對限制宗教的靜坐抗議、2006年甘丹 寺的僧人之間為了一個有爭議的教派而發生衝突，同一年也發生了對於生態環境與野生動物議題的象徵性抗議動作，2006年在拉薩也發生了針對畢業生找不到工 作的抗議，2007年7月因為族群衝突而發生的之臨時性、沒有事先組織策劃、快速形成的群體暴動（flash-riots），2007年10月發生了為紀 念達賴喇嘛收到美國國會的金質獎章，而象徵性地重漆了他曾經住過的地方的事件。但西藏人為了反對中國統治而走上街頭做政治性的抗議，即使是非常小型的事 件，都在1996年戛然而止了，顯然是因為維穩部隊（穿著便衣的隊伍、布署守候在大昭寺週圍、也是拉薩主要抗議事件發生的地點）愈來愈迅速地對這些事件做 出反應，而抗議者被求處的刑期相當嚴重（任何公開抗議，不論時間多短，平均的刑期大約是六年半），都造成抗議代價過於高昂、不值得進行，特別是這類事件的 消息很少傳遞到外界、或吸引媒體的注意。拉薩沒有發生大型又明擺著反對政府的街頭抗議，已經十九年之久了。
在那些年歲裏，西藏地區的經濟是歷史上成長最快的時期，西藏自治區已經連續十四年每年都有兩位數字的GDP成長，這是北京猛烈地專注於基礎建設發展、拉抬 GDP數字、以及對中國西部、特別是西藏自治區挹注以補助款之政策所導致的結果。在中國境內，似乎這些就被當成藏族已經心滿意足的證據。還有，西藏地區的 領導人不只向北京稟報，也向公眾宣傳，說因為經濟已經大幅進步與其他因素，如密集的政治教育等等的結果，藏族愈來愈支持中國政府，不但不再對達賴喇嘛感到 興趣，也不想要再反對政府了。這種地方領導人物隱瞞誤導的習慣，特別是中央相信這樣的報告的現象，對於中國當局如何處理西藏議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這種 中央－邊緣資訊不對等，解釋了2008年的抗議活動在中國境內擁有不成比例的高衝擊力；如果不曾鼓勵錯報當地的民情，政府應該早就可以預測到西藏將會發生 騷動。無論如何，這些抗議事件似乎已經駁斥了前述的假設，也似乎就是一九七零年代末期即構成對少數民族政策之基礎的假設，那就是財富愈增加，社會就會愈有 秩序，也會增加對於提供財富者的效忠，亦即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
(2) 對於西藏的報導，駐北京最重要的西方新聞機構是《泰晤士報》（倫敦），它已經建立起自己的消息情報網路，《美聯社》、《路透社》、《紐約時報》、《洛杉磯 時報》、《華盛頓郵報》，都有獨立的消息來源來證實他們所收到的報導。某些事件的消息，例如在拉薩或北京發生的事件，都是直接傳送的。
(3)中國當局承認在3月16日殺死四名在阿壩的藏人抗議者。(see "URGENT: Four Rioters Shot Dead Sunday in Aba of SW China, Police sources, " http://www.highbeam.com/reg/reg1.aspx? full=yes&refid=ency_prev&origurl=/doc/1P2-15586314.html) （新華社2008年3月20日，〈要聞：公安消息來源說：四名暴徒星期日在中國西南方的阿壩被擊斃〉）。這個消息在第二天沒有任何解釋地，就 被"Police: 4 rioters wounded in Aba of Sichuan," (http://www.china.org.cn/2008-03/21/content_13190976.htm)〈警方稱：四名暴徒在四川阿壩受 傷〉所取代。）（譯按：香港《聯合早報》2008年3月21日有一條〈暴徒搶槍，四川阿壩警方開槍自衛〉的新聞。）而原來的報導已經無法再從中國官方的網 站上看到了。
(4) 請見"The True Account of the Violent Events of Beating, Smashing, Looting, and Burning in some Counties and Townships in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acture" （《甘南藏族自治州某些鄉鎮打砸搶燒暴力事件真相紀實》），這是一份甘南電視台所拍攝長度二十分鐘、以中文配音的視頻資料合輯，當時由中國當局發給外國記 者。
(5)新華網北京4月1日，李斌、李亞杰，〈達賴集團組織策劃實施"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內幕〉內文提到：「從3月10日至25日，西藏、四川、青海、甘 肅四個藏區發生打砸搶燒事件150起」。並且在「人權觀察」組織3月9日的報告 "China: Hundreds of Tibetan Detainees and Prisoners Unaccounted for," （〈中國：成千上百的被押、被囚藏人不知所踪〉）中引述。唯色博客 www.woesermiddle-way.net 在3月24日的紀錄中提到：（據新華網甘肅夏河3月23日電）「記者從甘肅甘南藏族自州政府瞭解到，在此次事件中，甘南州105縣市直屬部門、27個鄉鎮 及113個鄉鎮所屬單位、22個村委會受到衝擊。」以華府為基地的西藏支援組織，「國際聲援西藏運動」估計從2008年3月10日到6月22日，約有 130件抗議事件。(Tibet at a Turning Point: The Spring Uprising and China's New Crackdown, ICT, Washington, D.C., 6 August 2008, pp. 19-22. （《西藏在轉捩點上：春天起義與中國的新一波鎮壓》，2008年8月6日，頁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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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的政治學
這些抗議的細節，指出了為什麼這些事件對於中國的領袖具有非比尋常的政治重要性。一九八零年代晚期所發生的事件，大體上都是在拉薩發生的，然而這些新的事 件卻涵括了整個西藏高原。在1987年到1996年之間，共有213起政治抗議事件從西藏被報導，其中160件受到證實(6)，但其中只有5件是在西藏自 治區以外的地方發生。2008年的抗議潮中，95件被報導的事件中，只有22件在西藏自治區發生（包括了西藏自治區極西邊與北邊地廣人稀的地方），75件 發生在西藏高原的東部地區，不是在東北部傳統上稱之為安多的地方，就是在東部傳統上稱之為康的地方。若以中國現在的行政區域來統計，青海省發生了三十件， 四川省有二十三件，甘肅省南部有二十二件。這意謂著，在中國五個擁有藏族自治區的省級的行政體系裏裏，只有雲南省沒有發生抗議活動。在村級與鄉級所發生的 事件，因為尚未受到證實，所以並沒有被包括在這些數字裏，也都是發生在西藏東部地區，而2008年4月以後所發生的四十件或更多的抗議活動，也都是在東部 地區。
這個事實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它顯示了示威表示不滿的地區比起過去已經更加擴大了。位於西藏自治區之外的藏區，在一九八零年代奉行的政策比西藏自治區溫 和許多，以致於有時候它們被描述為民族與國家和諧相處的可行範例，又是地方自治與文化尊重的實際榜樣，甚至西方的記者也這樣認為。(7) 只有在這些地區才有說藏語的中學（西藏自治區裏連一所都沒有），他們也不受到1989年戒嚴令的影響，這些地方的領導階層裏，藏人的比例也比較高，而其行 政的模式似乎也比較自主化。一般說起來，這裏有比較大型的寺院，在宗教的信仰上也比較少受到干涉，還有許多以藏文出版的刊物，還有以藏語為媒界的文化與智 識活動－－西藏作家、詩人、非官方的雜誌、出版社、導演、博客作家、音樂家在這些區域都十分活躍，主導了藏人的文化生活。每個藏人都知道至少從1987年 的抗議開始，西藏自治區的限制就比東部藏區的更多，而外國學者的田野也幾乎只限於這些東部地區才能進行。外國遊客自從1989年以來沒有辦法合法地以個人 身份進入西藏自治區，但東部所有的藏區則對個別的外國旅客開放，不用申請特別的許可，至少十年前如此。以常識來判斷，自從一九八零年代以來，西藏東部地區 比起西藏自治區，應該對中國國家的滿意度較高，而失去了那樣的支持，顯示了在那些地區的西藏人民在忠誠上有了重大的轉變。
讓中國的決策者也許對康與安多騷動增加感到擔憂的，還有其他的原因。雖然這些地區的書寫語言，幾乎與西藏中部地區相同，然而口語的方言幾乎是彼此不能相通 的。在中共接收這個地方之前，此地的社會系統也跟西藏中部不同：西藏中部地區貴族所擁有的大型莊園，在東部地區是幾乎沒有的。而且歷史上，大部份的東部地 區已經不受拉薩統治有百年之久。在二十世紀早期，拉薩政府短暫地收復了康的部份區域，但康的東部區域與整個安多區，已不受拉薩控制至少兩百年之久。雖然拉 薩當局在1913年的西姆拉會議裏包括了它想要在這些地方保持一個特殊的角色或利益的條款，當人民解放軍在1949年至1959年接收這些地方的時候，拉 薩沒有正式表達抗議，只有等到中國軍隊越過金沙江進入現在的西藏自治區時，才講起受到入侵。西藏東部與西部同時爆發抗議活動，只有到了一九五零年代晚期才 發生，而現在這個現象又再度重演，不啻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8)
抗議事件之東西疊合，這個非比尋常的特徵，只有在我們思考這些示威者所作出的要求時，才更為清楚。三月十日哲蚌寺僧人上街遊行，據說他們有三個具體、非政 治性的要求，例如要求釋放五位在2007年10月因為前面提到的重新粉刷達賴喇嘛前住處事件而被關押的僧人。3月16日西北民族大學的學生抗議活動，拉出 的布條僅只簡單地說：「藏人休戚與共」（Bod mi'i skyid sdug mnyam myong）。然而這樣小心翼翼的措詞是非 比尋常的。特別是在3月14日以後，抗議活動似乎不再有什麼組織，也很少表示單一或特定的要求或口號，更不用說策略上有經過什麼精密計算了。描述示威者喊 口號、提要求的絕大多數報導中，說許多呼求與達賴喇嘛有關－－一幅手寫的布條寫著：「邀請尊者，爭取自由」（Gong sa gdan zhu／rang dbang rtsol）－－ 而許多抗議的照片顯示著人們高舉著西藏流亡領袖的圖像。這個與抗議者在一九八零年代晚期的口號截然不同，當時他們典型呼求的是獨立，還有中國人離西藏。這 大概是反映出達賴喇嘛在過去二十年改變了西藏議題的政治焦點的程度－－從獨立轉變成為與中國當局協商。它也顯示了海外的藏語廣播電台－－以美國與挪威為基 地的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西藏之聲，從一九九零年以來，每日提供了海外的西藏相關事件之報導－－傳達消息之範圍廣泛。但是使得達賴喇嘛在西藏境內地位 愈亦崇高，最大的理由，就是中共攻擊他的政策，這個政策只有在1994年才開始，當時中共決定把西藏議題簡化為只是他個人的地位問題，重覆地在媒體上攻擊 他，還要求僧人、阿尼、與其他人譴責他。
許多事件的報導都描述了人們大喊西藏獨立：重要的是，這些抗議事件顯示了藏人之間有一種廣泛的看法，那就是西藏在過去是個獨立的國家。我們已經確知，至少 在十一個事件裏，抗議者拿著西藏國旗，這個旗子在中國是嚴禁的，而且展示它是極度危險的一件事（1988年12月，拉薩的武裝警察近距離射殺了兩位藏人， 就因為他們展示了旗子）。2008年的抗議事件中，十個展示國旗的例子，發生在西藏東部地區－－大部份在該旗幟從來沒有飄揚過的安多部份地區，也是數世紀 未受西藏政府統治的地方，在1949年以前這個地區的人並不認為他們是西藏這個單一政體的一部份。西藏國旗的使用並不必然顯示（如某些人這樣以為）這些抗 議者是在要求獨立－－然而達賴喇嘛的圖像幾乎在每一場抗議裏都出現，顯示著，像他一樣，他們認為西藏過去是獨立的，但還是接受一個妥協的方案，即使有些人 希望未來能夠獨立。但它們的確表示了這是西藏民族主義的一種現象，還有西藏作為一個不同民族的觀念比起二十年前更加廣泛普遍了。
(6) 見"Demonstrations September 1987 to August 1992,"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Background Papers on Tibet -- September 1992,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September 1992,（西藏資訊網，1992年9月，〈1987年9月至1992年8月的示威〉，《西藏資訊網西藏背景報告書：1992年9月》） "Reported Demonstrations 1992-93: List," TIN News Compilation, October 1993--Reports from Tibet 1992-3,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October 1993, p. 31. （西藏資訊網，1993年10月，〈1992-93年有報導的示威活動：清單〉，《1993年10月西藏資訊網新聞合輯－－1992-3來自西藏的報 導》，第31頁。）
(7) 例子請見：Fred Lane, "The Warrior Tribes of Kham," Asiaweek, 2 March 1994. （弗來德‧蘭恩，〈康的武士部落〉，《亞洲週刊》1994年3月2日。）
(8) 安多抗議事件的發生地點，似乎與過去曾經與解放軍發生重大衝突的地方，或者1957-58年鎮壓運動（平叛）造成死傷慘重的地方，有密切的關連。這些事件的回憶錄，最近才剛使在西藏流傳，其方式不是以口述傳播，就是以非官方的出版品，如Nus Blo, Nags tshang zhi lu'i skyid sdug（那倉‧努旦洛桑《那倉男孩的辛酸史》，又譯《一個藏人的童年》），由作者在2007年於西寧自費出版，還有Rin bzang gi mu 'brel zin tho （《Ringzang的系列筆記》），包括Rin bzang, Nga'i pha yul dang zhi ba'i bcing grol （《我的家鄉與和平解放》）；Rin bzang, Nga'i pha yul dang gzab nya （《我的家鄉與仔細聆聽》）；Blo bzang Don 'grub, Nga tsho'i mi rigs dang nga tsho'i bsam blo （洛桑頓珠，《我們的民族與我們的想法》），大概都是在安多由私人自費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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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與抗議
但即使是從我們可以得到的粗略報導中，很清楚的，2008年的抗議事件有更多不同階級的人參與。九十五件受到報導的事件中，有百分之三十發生在村子或鄉里 中，而且一旦有更多資訊流傳出來，鄉村地區所發生的事件件數，很有可能比以上的數字高出甚多。這一定意謂著相當高比例的農民參與了，而且在某些案例裏，游 牧人也參與了。其餘的事件絕大多數是發生在縣裏，這些地區往往總人口只有五千到一萬人，而這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可能會被認為是鄉下的社區。這意謂著在中國的 官方術語中，這些事件會被歸類為農民鬥爭或起義，而它們是由傳統上被視為黨的權力基礎來源的人所發起的－－理論上在一九五零年代因為中國直接統治而短暫地 得到土地、並且在一九七零年代末期再因為人民公社解散，獲得最大好處的社會階級。
僧眾與尼眾在上一波的抗議潮中，發起了絕大多數的抗議活動，所以在一九九四年，一個在北京召開的稱之為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之後，中共中央決定把西藏所有 「宗教專業人士」視為潛在的政治可疑分子，加以鎖定後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這就是推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基本思維，從1996年5月開始派黨內官員所組成 的工作組，到每個僧院、尼寺中要求出家人寫下對國家宣布效忠、譴責達賴喇嘛的書面聲明。西藏的僧尼名額已早已經被凍結，不會再增加，而每一個寺院中的出家 人的人數也是固定的。拉薩甚至還出現了一種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僧尼沒有得到事先許可，不得進入公家機關，如西藏大學等等。這樣的排查似乎是打算要管理發 生抗議的主要來源。但是2008年春天的抗議行動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的事件完全是由僧尼所組成；其他事件都是由俗人所領導，不然就是由大批的俗人參與 的。三月十日開始，僧人組織了前三天的抗議活動，但從那時候以後，絕大多數的事件都是由俗人所主導的。這一點就是與先前的抗議模式不同之處。
在前一波的西藏抗議潮裏，菁英分子少有參與－－官員、喇嘛、大商人、俗人的知識份子。現在我們３也不清楚，這個群體裏的人，是否曾經參與2008年的抗議 活動，然而最初受到報導的九十五件抗議活動裏，有十七件是由學生發起的，包括擁有藏語系的五所少數民族院校的四所在內（這是中國特別用來訓練少數民族幹部 的特殊學校）。當局在抗議之後所進行的嫌犯掃蕩中，我們發現了知識份子兼歌手加羊吉（Jamyang Kyi）、作家與博主更嘎倉央（Kunga Tsangyang，剛尼）、貢卻才培（Kunchok Tsephel）、羅桑格德（Lobsang Kirti）、圖桑（Thuksam）、卓日次成（Dokru Tultrim）、洛珠旺波（Lodro Wangbo）、江央平措（Jamyang Phuntsok）、根雪樂嘉措（Go Sherab Gyatso）；電影製作人當知項欠（Dhondup Wangchen）；歌手達貝（Dabe）、卓瑪姬（Drolma Kyi）、恒周（Lhundrup）、丹增（Tenzin）、扎西東知（Tashi Dondrup）；教師巴千洽（Palchen Kyab）與索朗（Sonam）；喇嘛普布澤仁（譯：布絨朗仁波切）；以及愛滋病教育工作者旺堆（Wangdu）。
這意味著2008年絕大多數的事件大致上都是鄉村的、大部份由俗人所發起，有重要的菁英參與或支持。這些數字並不能解決抗議者所代表的西藏人口比例問題 －－中國有一個統計是，參與抗議事件的人約有三萬人，是藏族人口的0.5%。但很清楚的是，範圍相當廣泛的社會群體與不同階級都以相當重要的方式在這些事 件中被代表了，而整個藏地，穿越空間、階級，對達賴喇嘛的支持、相信西藏過去是個不同的國家的這些信念，已經頗為普遍地傳播開來了。
表格：1987-1996年、2008年3-4月抗議事件中發生暴力之種類與程度
| 1980年代與2008年抗議事件中所發生的暴力 | 1987-1996 | 2008年3-4月 |
| 外界所知的所有政治抗議活動總數 | 約200件 | 至少95件 |
| 非暴力的抗議次數 | 約190件 | 約77件 |
| 主要是俗人抗議的次數 | 約7件 | 約50件 |
| 暴力抗議的次數（以及在俗人抗議中的百分比） | 3次（43%）一 | 18次（36%）二 |
| 抗議者攻擊平民的旁觀者（死亡人數） | 0次 | 2次 （18人死亡）三 |
| 抗議者攻擊國家的財產 | 3件 （包括焚燒警察的車輛，其中一次包括焚燒一個派出所） | 18件（包括焚燒車輛、派出所、政府辦公廳與其他建築物） |
| 抗議者攻擊平民的財產 | 1件（包括掠奪少數的漢人店鋪） 四 | 4件（包括焚燒與掠奪漢人與回人的店鋪）五 |
| 抗議者攻擊軍警人員（死亡人數） | 3次抗議（1死） | 18次抗議（2死）六 |
| 遭到軍警開槍而死的抗議者 | 估計75到150人 | 估計30到219人 |
註釋：數字皆是估計值。
一、1993年拉薩附近農村的抗議事件中，亦曾經發生小型的暴力事件，然而關於這些事件的詳情依然不明確。
二、注意到2008年大部份的暴力事件都發生在拉薩市裏、或拉薩附近、在四川、或者甘肅南部。甘肅的抗議中沒有人死亡。
三、十八人死亡發生在三月十四日的拉薩暴動中，其中有132座建築物受到燒毀，而3月15日拉薩東邊的達孜縣德慶鎮所發生的較小型暴動之中，共有23座建 築物被燒毀。11位漢人與1位藏人在藏人的縱火事件中被燒死，縱火者也許不知道這些商店是有人在裏面的。其他六個人的死因不清楚。
四、這個數字並不包括藏族對回族所進行的偶發性族群暴動（不是政治性抗議）。
五、對於漢族與回族民工的財產所作的攻擊發生在拉薩（3月14日）、達孜縣德慶鎮（3月15日）、瑪曲（3月16日）、阿壩（3月16日）。
六、3月14或15日於拉薩或德慶鎮的暴動中，有一個警察死亡，3月24日可能有一個警察或軍人死於四川爐霍。有許多受重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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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的分類
2008年的抗議活動，相當與眾不同的特色是發生了相對高量的暴力。當這些事件被絕大多數媒體再現時，此暴力變成了主要強調的重點，特別是在中國，並且被 用來作為塑造主流意見的決定性因素，不同的團體不是誇張它，不然就是否認它。然而，2008年抗議事件中所發生的暴力，應該與先前規模、組成人士都類同的 事件相比較，因為暴力在西藏通常是發生在大批的俗人參與、或者鄉村地區的事件裏發生。在2008年的抗議事件中，每一次抗議參與者的人數，都比前一波的抗 議事件裏，多出數倍以上，每一次的事件中都大概有一百個人參與，如果不是更多的話，然而在過去抗議事件的參與者往往只有二十位左右。2008年的抗議事件 超過一半以上，有俗人的參與，對比前一波的十分之一。規模龐大、絕大多數都是俗人參與的抗議活動、最後導致暴力事件的發生，這是正常的事情：首先他們對抗 的是公安武警，然後再對付政府財產，最後，如果不受警察攔阻的話，再對付移民的店鋪。(9) 一個粗略的比較顯示在2008年俗人佔絕大多數、鄉下的抗議事件，最後導致暴力事件發生者，大概是36%，比起一九八零年代的43%少多了(10)。然而，因為三月十四日、十五日拉薩與（達孜縣）德慶鎮抗議者攻擊所造成的平民旁觀者，主要是漢人的死亡人數，卻比任何先前的事件都來得高。
2008年抗議事件中，關於藏人抗議者被警察軍隊開槍打死、或者後來在羈押期間死亡的人數，有過非常激烈的爭辯，造成這個數字從八人到兩百人不等。中國當 局承認軍隊在四川的兩次抗議事件裏為了自衛而開槍，但卻說拉薩的軍隊沒有使用任何槍枝，這一點與好幾位目擊者的報告矛盾。中國當局在數次不同的報導中說， 有八個藏人抗議者不是在抗議過程中、不然就是在之後不久死亡，但不是暗示他們的部隊不必負責，就是在後來更改了這些報告。(11)
表格：2008年3-4月抗議事件死亡人數估計值：
| 2008抗議之死亡人數 | PRC官方 | 國際聲援西藏運動 | 西藏流亡政府 |
| 藏人抗議者（被軍警殺死） | 8 | 140一 | 219 |
| 旁觀者／平民（被抗議者殺死） | 18 | 18 | 未給 |
| 軍警（被抗議者殺死） | 1 | 2 | 1 |
註釋：一、流亡者所給的最詳細紀錄裏，說明至少有八個藏 人在三月十六日於四川阿壩被槍殺；四月三日在四川甘孜州附近的煌源有十人死亡；三月十八日在四川甘孜有四人死亡；三月十六日在四川稻城有三人死亡；三月十 五日在拉薩附近的林周縣有一人死亡；三月二十四日在四川的爐霍有一人死亡。
如果我們檢驗抗議事件的分類的話，2008年抗議事件之與眾不同更加明確。我們可以大略把它們分成六個種類：
(1)和平步行。這些是事先組織的抗議活動，針對的是特定的限制或政策，其中大批的人，通常為僧人或尼眾，聚集在一起，進行步行或者靜坐。這就是三月十 日、十一日哲蚌寺與色拉寺的僧人所做的，也許是仿效著緬甸僧人抗議的模式。這些事件主要是和平的，除了警察試圖逮捕他們時候發生拉扯衝突之外。
(2)烏合之眾的暴動。因為一個謠言或者當地所發生的一個事件，人群自發地、快速地形成，如2008年2月21日在青海熱貢所發生的抗議事件，以及3月14-15日拉薩與達孜縣德慶鎮所發生的事件。(12) 這些活動通常沒有明確的焦點，傾向於破壞財產，如果沒有公安武警有效地制止的話，可以持續很久。他們沒有明確的領袖、目的、或者口號，而且似乎觸及了一般的不滿或偏見，所以常常帶有民族的面向。
(3)聲援別的地方發生的抗議事件。這些是在鄉村小鎮裏有焦點的抗議活動，以作為對於在別的地方所發生的事件或者週年紀念日的回應。這些事件傾向於擁有廣 泛共享的目標與口號。它們也許還有自己製作的布條，而且通常以前往某個特定地點的步行活動開始，可能是政府的建築物或辦公廳。它們也許會導致針對財產或者 人員的暴力，通常是政府的財產。2008年3月在（青海化隆回族自治縣）魯倉寺、德查寺、與（甘肅）拉卜愣寺，還有（西藏自治區）林周、達孜、墨竹工卡， （四川）阿壩、（甘肅）卓尼、迭部、碌曲等地所發生的抗議，都屬於這個類型，以標記1959年的起義週年日、或者回應拉薩三月十四所發生的事件。
(4)反對當地所發生的事件之抗議。這些也是在鄉村小鎮裏有焦點的抗議活動，但所回應的是當地所發生的特定事件，特別是地方官員的胡作非為，例如逮捕了當 地寺院的僧人等等。再度，群眾的要求與目標，相對而言，是相當具體的。這種抗議發生在2008年4月初，在三月底愛國主義教育工作組、或者搜查部隊進入地 方的寺院以後，就在（四川）爐霍、煌源、（甘孜道孚）靈雀寺、（西藏自治區）墨竹工卡以及其他的地方發生。
(5)表達休戚與共的抗議。這些是守夜或者步行的活動，為了表達與在之前抗議活動中受苦難者感同身受。民族院校裏的學生抗議活動就屬於這類。這些是和平的，未受警察強力驅散的。
(6)單人抗議。這些活動只有單一的個人或者人數非常少的群體，通常是僧人或尼眾，在小鎮的中心舉行的象徵性抗議活動，往往只拉出一個布條。這樣的動作， 不啻於將自己置於逮捕與毒打的命運，只為代表了整個社區的心情，或者是為了一個理念原則，從2008年3月以來愈來愈常發生在四川。這些活動往往是由女性 發動的。這種活動一成不變，皆為和平的（雖然2009年2月27日在阿壩發生的事件裏，涉及了自焚的動作）但一定導致了立即逮捕，而且是非常殘暴地被逮 捕，而且在某些例子裏，抗議者據說還受到槍擊。
第二類的烏和之眾暴動在西藏並不是首次發生。1987、1988、1989年的拉薩暴動都是反對中國政府的，而不是受到族群敵意所驅使；1995年拉薩所 發生的小型暴動、2002年青海尖扎、2007年7月青海果洛，則是明顯的族群衝突，這些例子中是針對回族穆斯林。廣泛的暴力動作、族群攻擊是此類抗議事 件的常態，不論是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皆如此。第六類的單人抗議活動則與一九八零年代所發生的絕大多數抗議事件類似。第四類的抗議形式則往往在鄉下地區發 生，也是涉及暴力的，在去年的藏地大大地增加了，但在大體上與中國各地所發生的無數抗議活動極為類似。如果單就此種類型來考慮，它們也許對中共領導人物而 言，沒有太過費心的必要，因為它們並不隱含著組織協調，而且在理論上可以只藉著地方政策改弦更章，或者懲戒、替換地方官員，就能避免此種的抗議產生。
然而，其他三類的抗議活動，卻是新的：大批僧人有組織地進行緬甸式和平步行、靜坐；村里為了數百英哩之外的事件、甚至數十年以前所發生的事件，想表達支持 而進行抗議；還有菁英學生明白表示同情而行動。2008年3月底以後所發生的大部份抗議活動，不是第五類就是第六類－－為了回應地方官員針對三月事件採取 的行動（特別是再度派遣愛國主義教育工作隊、武警軍隊進入地方寺院）。這些抵抗的形式，使得先前不參與暴動的人口之絕大多數也參與了，而它們暗示著對於歷 史的覺識、整個西藏消息的快速傳播、還有共同的信念。尤其是第三類的鄉村抗議事件，代表了人數最多的藏人人口－－西藏自治區百分之八十五的藏人都住在鄉村 地區。鄉村中往往沒有有組織、和平抗議的傳統，因此這裏發生事件的話，一定程度的暴力是很可能的，雖然達賴喇嘛不斷呼籲大家非暴力。
從這裏，我們可以指認出2008年抗議事件非比尋常的特徵：烏合之眾所引發的暴動中，暴力發生的程度更加嚴重了，但這是因為新的抗議活動比較起從前的事 件，每一次都有了更多的人員參與；更多的俗人成為抗議事件的參與者；更多鄉下人、學生、有組織的僧人；整個高原上消息傳遞地更快、而且擁有一種休戚與共的 感覺。如果我們把這個跟事件在地理上、社會階級上的散播結合在一起，我們可以看到，2008年的抗議事件指出了先前靜默的藏人俗人階級，已經政治化、激進 化了，特別是西藏東部地方的農夫與牧人，由新興的都市中產階級的學生所支持，也由愈來愈成熟的寺院團體所支持。
(9) 1989年3月5日的拉薩抗議、和2008年3月14日的拉薩抗議，皆見到暴力從本來對公安警察的攻擊，升級變為對漢人店鋪的廣泛攻擊，因為至少好幾個小 時當局只派少數警察，或者根本沒有派警察維持治安。青海政協主席白瑪說：「很遺憾拉薩當局在三月十四日的暴動的頭幾個小時沒有採取堅定的行動來控制局 勢，」以及「高壓與專橫的策略只會製造更多敵意」（Shi Jiangtao, "Solution over Tibetans is 'more control,'" South China Monring Post, 26 April 2008. 《南華早報》史江濤，〈西藏問題的解決之道是「更多控制」〉，2008年4月26日）。
(10) 1987-96年的抗議活動只有很少人參與，大約一次十到二十人左右，甚至更少，幾乎總是僧人或尼眾。在這些事件總是和平非暴力的。
(11) 中國當局說有三位抗議者於3月14日或15日死在拉薩（「其中一位在警察逮捕他時，跳樓死亡」，「另兩位則在混亂中受傷」，Materials on March 14 Incident in Tibet (I),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ijing, 2008, p. 32）；3月16日有四人在阿壩被擊斃（此報導在第二天就被移除了，見註3）；而名為丹達的藏人是「在家等候審判期間」「得病」而死於拉薩城 （"Police violence video a lie from Dalai Lama group," China Daily, 24 March 2009 《中國日報》：〈警察暴力視頻錄像是達賴集團的一個謊言〉，譯按：可參考BBC的報導： 〈中國：西藏毆打視頻屬“謊言”〉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960000/newsid_7962900/7962915.stm）
(12) 熱貢事件之來龍去脈請見Charlene Makley, "Ballooning Unrest: Tibet, State Violence, and the Incredible Lightness of Knowledge," in Kate Merkel-Hess, Kenneth L. Pommeranz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eds.) China in 2008: A Year of Great Significanc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pp. 44-56.（莎琳‧梅克里，〈騷亂的急速擴大：西藏、國家暴力、與知識難以置信的輕〉，收錄於在凱特‧梅克爾-漢斯、彭慕蘭、華志堅編緝，《中 國，2008年：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年》，2009年，第44-56頁。）
圖說：2008年3月10日到4月5日每個省份每日發生抗議事件的數量長條圖。圖中單日抗議事件發生量最高的，是三月十七日。所有的數字都是還可能會變動的，其來源是根據的是網路與媒體的報導，包括尚未確認的消息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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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代言與原因的糾結
那麼，為什麼有關於2008年抗議的討論有這麼多的篇幅都是集中在暴力的問題之上？對於政治領導人物而言，主要的問題是、或者應該是，政治活動與政治意識 為什麼在西藏人之間如此廣泛地傳播。暴力的敍事法不但幫忙兩邊避開了其他的問題，又鞏固了他們的立場。從一個藏人的角度看來，暴力是中國國家機器所犯下 的，並且曝露了它是一個壓迫的政權，在此同時，它也讓抗議者的暴力顯得義正言辭。從一個中國的角度看來，暴力是藏人民族主義者所犯下的，也解釋了強力的軍 事舉措是有必要的，又在另一方面（沒有清楚原因的）繼續火上添油地說騷動是外在勢力唆使的。事實上，除了暴力作為影像可以對情緒造成衝擊之外，卻無法解釋 抗議發生的原因，因為除了那些直接導致動盪的事件之外，還可以有許多其他的理由。要解釋騷動的來龍去脈，只有兩個辦法，不是去找出組織性地唆使煽動的證 據，就是研究系統性的理由，如政府的政策、或社會狀況等等。然而在西藏的例子裏，這些問題的研究大致被媒體裏爭吵著騷動之意義與性質的討論所取代了。所以 有關於它為什麼會發生之原因的論點論據，變得與它們被描述的方式無法區別了。在這個案例中，代言（representation），甚至公開的操弄資料， 被每一邊利用，以作為規避回答為什麼會發生抗議的問題的藉口。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媒體上少有騷動發生原因的嚴肅討論。(13)
對於分析者而言，考慮2008年的事件是否受過組織策劃，確實有合理的根據。它們包括了類似的政治活動在相距遙遠的不同地點同時發生，而且到了一個前所未 見的程度。三月十日發生了五個類似的事件－－大批的僧人進行和平抗議－－分別在相距一千公里的不同地點發生（西藏自治區的拉薩、青海的德查寺與魯倉寺）。 此現象又與印度五個流亡團體打算進行他們稱之為「人民的起義」（"People's Uprising"）的運動，其內容包括一百位流亡藏人當天從新德里開始的「和平步行」（"Peace March"），其目標據宣稱是要越過邊界進入西藏。流亡人士明言他們的計畫就是要激發讓奧運比賽難看的活動，即將在當年八月在北京舉行的奧運，也普遍被 認為是一個中國能否為國際社區所接受的一個測試。第二波的抗議活動，亦即那些從三月十四日拉薩暴動而引發的，也顯示了相距遙遠不同地點近乎不約而同的活 動。接下來一個月所發生的九十件抗議事件中，並不是均勻分布的：至少有六十四件，甚至可能更多，是在拉薩暴動的七十二小時之內發生。這個，也有可能被認為 是某種協調與組織的一種可能指標。
三月十四日的暴動發生後幾個小時內，中國的媒體就宣稱是達賴喇嘛計劃了這次的事件，包括暴力在內。中國的部份媒體甚至暗示，就是達賴喇嘛本人策劃了抗議和 有預謀的暴力活動。而在更高的領導階層裏，罪責被更有外交手腕地放在「達賴集團」身上。如同中國總理在三月十八日所說的：「這次事件由達賴集團有組織、有 預謀、精心策劃煽動的。」(14) 支持這個說法的證據由中國的媒體在三月三十一日公布。(15)
然而，這個證據大體上被國際媒體與政治人物拒絕，認為無具體內容：它不是無法證實，不然就似乎是顯示流亡的運動團體的正常修辭，其目的是為了要動員其他流亡人士，而不是在西藏境內的人。其中的絕大部份說詞，跟流亡團體喊了多年的口號，沒有太大的區別。
學者如茨仁夏加指出，在流亡地的活躍人士已顯示出，他們在西藏境內組織任何活動的能力微不足道到幾乎等於零的地步，他們也沒有辦法在西藏境內作出重要的連繫，又暗示他們的絕大多數說詞口號，也許都只是夸夸其談而已。(16) 在過去，的確有地下組織在西藏活動，然而絕大多數已經在1993年被改善後的政府維安行動給徹底收拾了，而自從那時候開始，任何活動似乎都只限於資訊流通 而已。雖然媒體常常在審判尚未開始就祭起反華勢力煽動的說詞，然而過去二十年裏，中國的國安單位，據我們所瞭解，並未能提出任何顯示流亡人士與西藏境內抗 議活動有重要關連的法庭案件。(17) 在過去五年裏，愈來愈多曾經「非法」在 流亡學校讀過書的藏人回到拉薩與其他藏區，常常胸懷熱烈的民族情感，然而他們的活動與身份太過突出顯眼，公安警察很容易可以制止他們可能考慮進行的任何努 力。如同先前的例子，國家機器通常只指控這些歸國者散播消息，而不是策動抗議或騷動。
「達賴集團唆使煽動」的看法，最主要的問題是，更簡單的解釋大量存在著。讓事件得以在大致上相同時機發生的所有必要資訊，都廣泛地在國際媒體裏流通著，而 這些媒體的出口，透過外國的短波電台與衛星廣播，對大多數藏人而言，都是輕易可以得到的訊息，而且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好幾年了。這些廣播可以很容易地就到 達西藏的鄉下地方，甚至比都會地區更容易，因為都會地區集中了許多各種蓋台的電波干擾機。對於流亡團體計劃阻撓中國奧運籌備工作、在三月十日為了紀念 1959年導致達賴喇嘛流亡的起義事件，打算在印度舉行步行等等活動，在中國之外的媒體上、廣播電台上都有廣泛的報導。這些報導中暗示著中國不太可能在籌 備奧運的期間使用致命的武器，而達賴喇嘛正在與中國當局磋商談判的事情，是廣為人知的消息，後者也許就是抗議者也許希望能夠影響的。一旦拉薩發生了一件抗 議的活動，因為行動電話的使用在藏人之間是很普遍的，而且許多西藏東部的人都以僧人、商人、與政府員工的身份住在拉薩，消息很快就如野火燎原般在藏人的社 區裏散播開來了。西藏東部地區的社會網路在三月十日那一天一定特別忙碌，因為那天拉薩的第二場抗議活動是由十四位來自安多的僧人所發起的，而他們被關押、 毒打的消息，一定被很快地傳到他們的親戚與東部的僧人同修之間。一些中國的網路活動人士說，三月十四日拉薩抗議的消息，是由外國的廣播電台傳播的，而西方 媒體報導，中國當局不准暴動的視頻在中國本土播放，直到事件發生兩天以後（理論上是因為中國民族主義分子已經在網路上看到暴力的視頻，所以鼓噪要求的結果(18)），但一些安多的藏人說拉薩暴動中暴力的視頻，在三月十四日當天就已經在他們地區的電視上播放了。(19)
有些抗議活動顯示了某種程度的計畫與組織，例如哲蚌與色拉寺僧人在三月十日與十一日所舉行的和平步行活動，他們呼喊著措詞謹慎的口號、在策略上也以節制為 考量，然而這種程度的自我規範，是同質性高又連繫緊密的團體預料之中的表現。但是這些抗議活動並非中國媒體重點播放的對象。相反的，中國的媒體與網路論壇 都把焦點都放在發生暴力的事件上，主要是三月十四日在拉薩所發生的事件。換言之，他們討論的是暴動，而忽略了示威遊行。就像大部份的暴動一樣，西藏的暴動 本質上也是毫無秩序又混亂的，並未顯示出任何經過組織的明顯跡象，沒有事先準備好的抗議布條，也沒有具體的訴求，更無明顯的領袖人物指揮或調度的證據。媒 體對該事件的描述，或者中國官員們，都把焦點放在其他更加隱微、可能顯示暴動中有間諜特務的跡象上面。一家香港的報紙引述拉薩的一位旁觀者說法（顯然是漢 人，但此人的族別身份在報上並沒有披露），他說一定需要特殊的專業知識，才會知道要如何焚燒一輛車；一些博主說一定需要特殊的裝備才能很快把店鋪燒光；其 他的評論者則報告說，藏族抗議者身上早就背著裝滿石塊的背包。(20) 公安部宣布某些參與者在審訊中已經坦白，說他們拿了一個被指名道姓、曾經坐過牢的僧人的錢，才火燒店鋪，攻擊非藏人的。(21) 電視與報紙都展示警察在西藏高原各地的一些寺院裏所找到的槍枝與其他武器的照片。(22) 一個美國的獨立作者想出了一個更完整的理論，想證明西藏的抗議 事件是以華府為基地的美國民主基金會所策劃與出錢資助的。這位作者曾經出版過一些著述，主張2001年世貿中心受到摧毀（譯按：911事件）是美國情報單 位的陰謀，他稍後就在法律訴訟的威脅之下，撤回了那篇西藏抗議事件的文章，但到了那個時候，這篇文章已經被中國的主要電視節目當成頭條新聞播放了好幾次， 也在中國、新加坡與香港的報紙上全文登出。(23)
在西藏流亡社區與他們的支持者之間，也出現了類同的各式陰謀論，沒有證據地認為暴動是由漢人間諜偽裝成藏人所刻意挑唆的。這些論點對於他們的支持者沒有策 略上的好處，除了表面上舒解了大家在瞭解藏人也會使用暴力之後所引起的尷尬以外。一位加拿大的陰謀論者寫了一篇文章，聲稱英國的情報單位拍到了衛星照片， 顯示解放軍換上僧人的袈裟；一個不具名的泰國遊客據說曾經告訴一個流亡人士，她認出一個藏人警察混在暴動者之間；法輪功的報紙《大紀元》刊出了幾篇文章， 引述中國異議份子唐達獻未獲證實的說法，並將之呈現為事實的樣子－－他說1989年中國當局曾經利用特務挑唆拉薩暴動，而數位藏人的博主認為中國媒體照片 上所顯示的一位拿著一把太長刀子的藏族暴民，明顯是假的。一張中國士兵拿著僧袍的照片，在網路上廣為流傳，以作為士兵偽裝成僧人的證據（雖然拉薩的暴動之 中少有僧人參與）。這張照片事實上是2001年士兵在拉薩為了楊紫瓊所主演的一部香港電影《天脈傳奇》充當臨時演員，在戲中打扮成僧人的外景照片。流亡政 府的總理（譯：桑東仁波切）重述了這張照片證明了拉薩的暴動者就是中國人假裝的說法，甚至根據某些報導，達賴喇嘛也曾經提到此說。中國媒體以刊登曾經在七 年前領導士兵們參與拍片過程的軍官的訪談，來奚落嘲笑這樣的說法。(24)
這兩種彼此矛盾的看法，雙方各自認為對方幹著陰謀欺暪的勾當，已經牢牢地嵌入「代言」的複雜網絡之中，然而「代言」的方式比起陰謀理論本身更重要、更深入 人心。兩種看法，皆以去曾經發生過的事件，早就已經形成的、對其性質以及原因的基本詮釋為基礎，每一種看法都使用不同的語彚來形容這些事件、運用不同的圖 像來配合他們自己的核心詮釋，還有雖然不同但符合邏輯的步驟來引導人們至截然相反的政治結論。
在這個例子中，我們不但可以識別出兩種極端的看法，也可以辨明出那些附屬於主流意見的次意見。「Ａ型」論述，大部份時候跟「中國人」連繫在一起（當然也有 許多非中國的人也這樣想，有些人雖然是中國人卻不一定這樣認為），基本的前提是，2008年3月的事件是暴動（在社會主義時期，它們應該被稱之為造反）， 而這些事件的主要特色就是無紀律的暴力攻擊。這種看法可以造成的情緒上之衝擊，不但遭到確保，又被強化了，因為媒體上重覆播放，翻來覆去就是那幾個的錄像 視頻資料、還有一般中國人被拿著刀的藏人追逐、痛打的照片，還有藏人年輕人攻擊店鋪的圖像。一些照片與文章特別強調僧人參與此騷動。而把這種看法火上加油 的圖像與論述，在網路上的展示空間裏被中國本土以及海外的漢人積極分子大張旗鼓地強調著，例如YouTube上稱之為「西藏過去，現在，將來永遠是中國的 一部分」的視頻，還有anti-cnn.com的網站(25)， 然而以同樣的圖像與反駁流亡團體的指控，也由中國政府大力地宣傳，例如在中國境內各地方舉行的圖片展。(26)
從「A型」的角度，暴力之隨機、不一致性，看起來像是種族仇恨，因此可以導出一個論點，彷彿不需證據就已經很清楚了，那就是這種仇恨是藏族嫉妒漢族與回族 經濟上成功所造成的結果。它並且認為這種嫉妒被西藏流亡領袖或其西方的朋友所利用，他們利用族群之間的貧富差距來增加西藏民族主義，好顛覆中國。這導致了 三個主要的結論：不論西藏流亡領袖口頭上怎麼說，他事實上秘密地追求獨立，另一方面卻又假裝只要自治；達賴喇嘛是偽善的說謊之徒，試圖破壞中國，欺騙世 界；而藏人正在計畫恐怖主義行動，或者天生就有暴力的傾向。這些結論，在所有中國官方媒體對騷亂的報導中暗示著，網路上的公共論壇裏各色帖子也有一模一樣 的結論。頭兩個結論，於2008年11月10日，在中共高層的西藏政策制定者對於流亡藏人所提出的自治提案之公開反駁之中，幾乎是一字不漏地再度重述了一 次。
「Ｂ型」觀點，與西藏流亡人士與他們的支持者連繫在一起，使用「抗議」這個名詞來描述2008的騷亂；而在更加熱忱的民族主義者中，使用的是「起義」一 詞。「暴動」("riot")這個字，即使是在描述三月十四日的事件時，都被避免了。抗議事件被描述為大致上是和平的。強化這種觀點的關鍵照片，是三月十 六日在阿壩被射殺的抗議者照片，還有在抗議事件中被殺死的年輕女子與僧人，或者那些從事件發生後就失去踪跡的藏人。而西藏高原之所以擾攘不安，被解釋為藏 人對中國作為一種佔領勢力繼續存在西藏的一種無法控制的挫折感，或者依照不同個人的看法，是對於中國目前施行的政策的反應。把西藏的騷動比擬為一個正在沸 滾的鍋子或者壓力鍋，或者提起長期隱忍憤怒恐懼、一遇機會就爆發的說法，也常常出現。在這種論述中，其結論有時候是中國會因為這樣的真相被揭露就感到尬 尷、失去威望、被迫改變其政策。在此群觀點之中，屬於次要、卻更加情緒強烈的觀念，輒強調軍警做出的殘暴行徑，認為藏人被視為草芥，是受難者，另外，如同 我們已經見到的，有時認為抗議中發生的暴力行為是由中國特務偽裝成藏人所煽動的。這類觀點所下的一般結論是，藏人絕大部份一致反對中國統治，另外，中國當 局缺乏道德或實質上的合法性，為了人道的理由，藏人值得世人同情他們的苦難，一個更極端的激進人士與他們的支持者所形成的次團體中，下了一個更特定的結 論，亦即此次的騷動不安證實了西藏境內的藏人尋求的，是恢復西藏之獨立，而達賴喇嘛與流亡領導人物所做的協商努力，在政治上、甚至道德上，是不正確的。
(13) 西藏動蕩的社會與經濟原因之細節，在中國首次有人提出，是一個中國的非政府組織，公盟，所提出來的。（請看本雜誌中Holzman的文章。）
(14) "China blames Dalai Lama for riots," BBC World Service, 18 March 2008 at http://news.bbc.co.uk/1/hi/7302021.stm （BBC世界廣播服務，2008年3月18日，〈中國責怪達賴喇嘛煽動騷亂〉）
(15)"Dalai clique's masterminding of Lhasa violence exposed", China Daily, 2008年3月30日。（譯按：中文的原版本應該是〈益多：達賴集團是拉薩暴力的策劃和煽動者〉，新華社2008年3月30日，英文版的開頭多了如下故 事：「一名被依法刑事拘留的受达赖集团派遣、煽动组织策划“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骨干分子交代：自2006年11月起和“流亡政府”“安全部”某 官员建立了联系，并在其授意、指使下积极从事民族分裂活动。」）
(16) 「在印度的西藏流亡團體卻實得到﹝美國﹞的資金，但那並不能代表他們有能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進行動員。在印度的藏人與西藏自治區的藏人之間，有一個廣 大的社會文化鴻溝，即使是在音樂的品味上，兩群人皆很不相同。」（茨仁夏加，〈個人專訪：西藏問題〉《新左評論》第51期，2008年5-6月，第22 頁。）
(17) 就我所知，唯一記錄在案，流亡人士在西藏境內製造事件的，是1985年西藏自治區慶祝成立二十週年的典禮上，有人企圖引發小型的爆炸，該爆炸裝置卻點燃失敗。
(18) 見"State TV switches to non-stop footage of Chinese under attack," The Guardian, 18 March 2008 at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8/mar/18/tibet.china1 （英國《衛報》2008年3月18日，〈國家電視台不停播放漢人遭攻擊的視頻〉）
(19) Mgar mi, "Zungs Khrag dang tshe srog gi gtug bsher" （〈元氣與生命力的例子〉）收藏於《夏東日》（東方海螺般的雪山）第21期（2008年），第117頁。由國際聲援西藏運動出版於《燃燒的大山》，第 99-102頁。
(20) 拉薩人在1987年的抗議事件中，立刻就知道如何焚燒汽車，因為很容易（只要點燃布條，然後塞進汽車的油箱裏就可以了）；店鋪很快就燒起來，因為縱火者只要把每家店裏都有的瓦斯筒開啟點燃即可；石頭在拉薩城裏隨地都有，因為有許多新建築物的工地。
(21)見〈西藏拉薩“3.14”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真相〉（中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公安要聞，2008年3月22日。http://app.mps.gov.cn:9080/cenweb/brjlCenweb/jsp/common/article.jsp?infoid=ABC00000000000043861
(22) 對於這些大批的武器的描述，藏人相當不以為然，他們指出這些武器通常都是儲放在寺院的護法神殿裏，作為某些特別的法事的部份儀軌。（見Bud Dha, Phyir rtog dang bsam gzhig (回顧與反思)，《夏東日》（東方海螺般的雪山），第21冊(2008年)，第95-6頁；英文翻譯請見國際聲援西藏組織，《大山》，第84頁）。至少自 1987年10月以來，未有中國的任何媒體或任何官員稱聲藏人在抗議中使用武器。）
(23) F. William Engdal, "Risky Geopolitical Game: Washington Plays 'Tibet Roulette' with China," Global Reserach, 10 April 2008. （威廉‧恩道爾，〈冒險的地緣政治遊戲：華盛頓和北京玩“西藏輪盤賭”〉，全球研究網站4月10日。譯按：網路上有《環球時報》中文譯 文。）"Tibetan Riots: The Crimson Revolution's True Color," 19 June 2008 at http://english.chinatibetnews.com/voices/2008-06/19/content_107704.htm (中國西藏新聞中心2008年6月19日，〈西藏騷亂事件：深紅色革命的真顏色〉) 原文Ching Cheong, "The crimson revolution's true colors," Straits Times, 22 April 2008.（《海峽時報》2008年4月22日，程翔，〈深紅色革命的真顏色〉）(譯按：中國國內的媒體比新加坡的海峽時報更早就報導這篇文章，見《中國 青年報》4月16日，劉坤喆，〈美学者:西藏骚乱事件是华盛顿最新策划的"颜色革命"〉)。
(24) Gordon Thomas, "Beijing orchestrating Tibet riots: Brit spies confirm Dalai Lama's report of staged violence," Canada Free Press, 21 March 2008; （加拿大自由媒體2008年3月21日，高登‧湯瑪士，〈北京指揮西藏暴動：英國間諜證實達賴喇嘛的暴力設計製造說〉）"China disguising soldiers as monks to incite riots: Dalai Lama" IANS, 20 March 2008 http://www.dnaindia.com/india/report_china-disguising-soldiers-as-monks-to-incite-riots-dalai-lama_1157973; （印度亞洲新聞社2008年3月20日，〈中國偽裝士兵為僧人以煽起暴動：達賴喇嘛〉）"China rejects rumor of soldiers disguising as rioting monks," Xinhua, 31 March 2008 a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8-03/31/content_7893926.htm. （新華社2008年3月31日，〈姜瑜：達賴用道聽途說的謠言無法改變事件真相〉）
(2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KNzRXNmSdM
(26) 僧人進行抗議活動之大型照片所構成的圖片展，於2008年夏天在中國全國巡迴展出。請見
http://eng.tibet.cn/news/today/200806/t20080622_408489.htm（中國西藏訊息中心，〈拉萨“314”事件真相暨西藏今昔大型圖片展在廣西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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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觀點與其後果：民族 v. 國家
這兩個立場的一些原素似乎是類似的。雙方皆尋找陰謀的證據，雙方都把焦點放在暴力，雙方都認為在藏人之中，民族主義情緒有急劇增加的現象。如果我們努力辨 別形成每個觀點的基礎的框架觀念，其中的差別就差為清楚了。在我看來，雙方的思想核心，都是情緒化的一種信念，認為民族國家是唯一整合政治與歷史的觀念， 甚至是公共生活的唯一構成概念，如杜贊奇所提出的。(27) 然而兩邊對民族國 家有著迥然相異的看法，才造成二者的分道揚鑣。「Ａ型」這一邊認為民族國家，進而涵括一個國家的所有政治生活，其主要意義是一種行政實體，而這個實體有權 利要求自己的公民在某些方面百依百順，只要它能夠提供他們某些物質，而這個行政實體亦有權利在必要時使用致命的武力，以保護統計數字上佔絕大多數者的福 祉。在這種觀點中，一個社區裏的兩個團體發生衝突乃無可避免之事，因為雙方利益本不相同，而只有握有大權的國家才能節制、平衡彼此矛盾的利益。這種國家主 義觀的關鍵概念，在目前中國的脈絡底下，是由「穩定」、「和諧」等名詞來表達的，意謂著一套限制公民之必要且有益處的規則，以維持一個架構完整、所有人共 享的平衡。最近，擁護這種看法的人，運用儒家思想的觀念作為這個模式的文化解釋，或指出這種方式中，家庭就是社會秩序的基礎。
這種觀點與現實主義者的看法大體上類似。全球各地的國家主義者，皆傾向把世界看成機械式的，不具人文至上的意義，是一種必要的人為設計，而此套系統制度必 定得平衡內部矛盾的利害關係。國家的性質與定義，就如同它的國界一樣，是不容質疑的，另外，經濟關係似乎不證自明，即已是最符合邏輯的方式，既可以用來理 解、還可以用來調和差異分歧與利益衝突。這個框架，把西藏人或其他人視作經濟動物，一心一意想的都是為了獲取更多的資源、財富、收入，通常都是在國家主義 的範疇內開展其論述，也往往不自覺地強化了國家主義的觀點。相同地，民族性、族群、與民族衝突都屬於這個框架，暗示著一種以利益為基礎來解釋族群的看法， 認為族群之間彼此競爭、互不相讓的欲望與需要，只能靠強大有力的機構，如國家（機器），才能居中調解，或加以節制。(28)
「Ｂ型」的觀點似乎把民族的觀念當成其基本的框架。民族被視為一種只屬於某特定的群體，而不屬於其他群體，整體上相當含糊的無形資產之傳承，而此傳承只能 由該特定群體的成員來承繼、與充份地理解掌握。它認為該群體有一個共同目標，這個目標從來不是純然經濟性的，而是如同雷南（Renan）所稱為「靈性原 則」的東西(29)，而它認為外來者跑來擾亂此原則，根本上就是不公正與不人道的。在許多、但不是所有的例子中，它也與領土的觀念結合在一起，雖然它也可 以同樣容易地以語言、習俗、宗教為基礎。它受到一個求生存、害怕滅亡的觀念所驅策，而其所欲救亡圖存的，是它讚美推崇的，本質上難以定義、指認的某種東 西。如果它必須提起民族的次要原素，其熒熒大者是文化、歷史、自然，而不是經濟。其主要的關懷不是利害或金錢，而是權利與自由，而它尋求的是系統層級的改 變作為解決的方式。它常常想像這個它稱為一個民族的集合體，彷彿它是一個個體，是一個有機的實體，有著看不見的需要與焦慮，就像個人一樣，而且很容易受到 傷害，容易變弱，需要滋養、保護與支持。
把這兩個立場簡化為它們主要的相異之處、和基本的隱喻，使得它們之間無從理解的鴻構變得更加清楚。在理論上它也指出了彼此可以找到共同利益的方式。如同認知語言學家雷可夫（George Lakoff）在描寫目前區別美國政黨之隔閡時提到：
啟蒙時代的理性理論［譯按：即人類只要知道了事實，就會根據理性作出最有利的選擇］無法描述人們是如何運作的。人類主要是藉著文化敘述、刻板印象、框架與隱喻來思考事情的。‧‧‧真實很重要。若欲傳達真實，你必須使用真正的理性。(30)
這裏所勾勒的Ｂ型，亦即以民族為基礎的觀點，已經有了重要的後果：例如已在西藏流亡社區裏造成兩極化的意見，一些人認為2008年藏地之騷動不安就是西藏 人民希望流亡政府對中國施壓，繼續進行協商的委任書，另外一些人則認為它證明了親獨立派的主張是正確的，也是對達賴喇嘛讓步妥協方法的拒斥。對這兩派而 言，受害的敘事暗示著住在西藏境內的藏人、流亡在外的藏人，有了一個共同的目的，但卻提供不了讓這個故事容易理解或者有用的任何細節。它們顯示了許多住在 西藏境內的人強烈反對中國的統治，卻沒有指出他們譴責的，是該統治裏的哪些面向，或者他們認為怎麼樣的解決方案是可行的。
國家主義，亦即Ａ型的觀點所製造出來的敘事，有更為嚴重的後果，因為在中國的情況裏，它們已經被消化吸收，被反復流傳，如果不是被強大的政府，以及中國的 網路活躍份子所唆使挑動的話。在一方面，這已經在許多中國人民之間種植了、培養了一波新的、很受歡迎的民族主義，不只在中國國內，也在中國國外，以作為對 西藏騷亂的回應，所以他們理直氣狀、覺得有權以他們自己的定義與規則，挑戰西方或對中國有敵意的人對中國或其政策的描述方式。憤青們已經成功地對外國表述 西藏的方式提出了異議與反對，而且似乎也影響了至少是中國內部、海外的華僑的政策決定與公共輿論，其方式若不是提供一致的反駁論述，就是用群眾來抵制法國 公司。這種方式似乎也被北京所採納，並運用在它的國際關係上，因為它已經大大地提高對任何打算與達賴喇嘛見面的西方領袖的威脅，甚至在2008年12月取 消了歐盟-中國高峰會，就為了法國總統與西藏領袖有一個事先安排好的見面行程。對這些新興的民族主義者而言，他們在網路政治上成功，是以失去了更大的人文 願景為代價的：有辦法說服成成千上萬的人，達賴喇嘛就是巴結西方的偽君子，雖然顯示了他們言說能力很強，判斷能力上卻是很有問題的，因為不論是中期或長 期，各個民族都會從即使是有缺點的道德楷模與民族和解的主張者那裏得到好處，而不是從摧毀他們而得到好處。
對於中國政府而言，陰謀論的敘事已經造成了更為嚴重的後果。把西藏的騷亂當成外國陰謀煽動，允許當地的相關官員繼續當權，逃過審查。它也製造了國內對國家 機器鎮壓藏人的支持。但它也摧毀了，或至少在目前中止了讓共產黨得以當權的兩個重要關鍵－－亦即它對基層需求可以即時而有彈性反應，以避免重大挑戰的能 力，還有它建國時的基本宗旨－－要平等對待所有的公民，或者至少對那些被指認的公民團體，如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公開指控達賴喇嘛本人策劃了西藏的暴動，長 期而言中共不用付出什麼代價，如果它也在同時，在發生暴動與抗議事件的藏人社區裏進行基層的調查，瞭解哪些政策就是讓騷亂火上加油的原因，需要改變。雖然 中國已經派了至少五個調查組到西藏去，然而藏人官員們都說，沒有一個調查組的成員敢在他們的報告中指出騷亂的原因是失敗的政策，而不是達賴喇嘛或他的同事 所煽動的結果。(31) 在騷亂開始的一年以後，雖然有高層的西藏領導人如阿稱與向巴平措，公開暗示，去瞭解政策的失誤比陰謀更重要(32)，北京卻沒有顯出任何注意到當地民怨、或者重新考慮它的西藏政策的跡象。
同時，中國境內普遍流傳的外國威脅論，已經導致了西藏人皆是隱性恐怖分子或天生就很暴戾的新觀感。2009年3月19日，當一個目擊者表示看到一位「膚色暗男子」在重慶射殺了一個士兵時，即使是中國最重要的英文新聞機構，《中國日報》，都宣布這意謂著該嫌犯大概是藏族。(33) 對許多都會地區的藏人而言，2008年3月以後，中國政策當前最重要的指標，就是他們旅行到中國本土時，大部份的旅館都不讓他們投宿，而在中國的機場裏， 他們被挑出來作特別的搜查，就因為他們是藏人。這些新的規定，在我寫作此文章時仍然在施行，對許多藏人來說，比起廣泛而長期對宗教、言論、與寫作的限制更 為重要，因為它們使得黨長期以來宣稱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理念，變成一句空言－－與許多外國觀察家所期待的相反，這個理念，在西藏被廣泛地認為是黨在正式的 法律、公開的政策宣示上一直有信守的，直到現在為止。對任何人而言，瞭解一個專制的政權為什麼嚴禁藏人信仰達賴喇嘛，不是很難的一件事，因為達賴喇嘛在西 藏比任何國家領導人都受歡迎；為什麼它拒絕准許街頭示威來批評政府政策、不准歷史學家自由地研究西藏過去的地位，因為這些活動可能會破壞他們的合法性。但 不管一個人多實際，不對專制政府有太高的期待，都很難解釋北京政府為何放任禁止藏人（還有維吾爾人、有時候是蒙古人）在上海、西安旅館裏訂房，就因為他們 本人所屬民族的政策繼續，而不加以改變之邏輯何在。
對中國而言，把2008年的騷亂說成是一個外國陰謀，其短期所帶來的好處，就此製造了一個長期的問題，亦即這個國家機器現在愈來愈可能被藏人看成是一個遵 循著漢族優越與民族命運的目標而行事。現代中國要求藏人把各種難處與矛盾看成是單一的民族國家裏不均衡發展所造成的問題，現在卻更有可能被西藏的藏人看成 是類似殖民統治，或廣泛的國家歧視，既然中國境內最首要、最容易注意到的言論與修辭，與該國的網路活躍份子，皆已展現了該種態度的典型特徵。
(27) 「現代領土性國家，與線性的歷史，有著親密的關係。確實，你可以說他們彼此反饋、彼此製造，成為二十世紀主要的歸屬模式。個人學著認同理論上經歷長時期演 化的民族國家，並感覺其領土與歷史之二元一體，因此而得以掌控未來。」（Prasenjit Duara, "The Regime of Authenticity: Timelessness, Gender 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7, Issue 3, October 1998, pp. 287-308. 杜贊奇，〈真實性的規則：現代中國的永恆性、性別、民族歷史〉，《歷史與理論》，第37卷，第3期，1998年10月，第287-308頁。）
(28)自從一九九零年代以來，「族群」("ethnicity")的方法在中國變得愈來愈重要了，國家在1995年左右決定把「民族」一詞的英譯，從 "nationality" 改成 "ethnic" 或 "ethnicity"。2008年當局把中央民族大學的英文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改成 "the 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也顯示了中國官員決定避免使用英文中的 "nationality" 來描述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因為這個字通常指的是一個擁有自己國家的一群人。
(29) 「一個民族就是一個靈魂，或是一個靈性的原則‧‧‧因此一個民族是巨大的團結，由已作出犠牲、還會繼續犧牲的感覺所組成。」艾內斯特‧雷南（Ernest Renan, 1823-92）〈什麼是民族？〉1882年3月11日在（巴黎）索爾本大學的演講，由馬丁‧梭恩（Martin Thorn）翻譯，收錄於Homi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 8-22. （霍米‧巴巴(編)，《民族與敘事》，倫敦，1990年）。
(30) "Don't think of a Maverick! Could the Obama Campaign be Improved?" George Lakoff, Huffington Post, 11 September 2008,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george-lakoff/dont-think-of-a-maverick_b_125850.html
(31) 對一位中階的藏族官員之訪談，2009年。姓名與日期皆保留。
(32) 西藏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說：「［暴動中］各種人都有，有些人不滿意我們的政策，或者對政策有意見，或者因為我們政府的工作尚未完全完成。不是每個人都是分 裂分子。」（Lucy Hornby, "Tibet chief rules out 'big problems' during anniversaries," Reuters, 5 March 2009. 韓碧如，〈西藏的首長認為週年日不會有「大問題」〉，《路透社》2009年3月5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前州長阿稱說：「政府應該更信任 自己的人民，特別是藏族喇嘛，大部份的人都不是麻煩製造者。」（Shi Jiangtao, "Is Beijing playing a no-win gam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2 March 2009, 《南華早報》2009年3月12日史江濤，〈北京是否在玩一個無贏的遊戲？〉）以及「出家人是公民‧‧‧你要關心他、照顧他、解決他的困難。」（新加坡 《聯合早報》2009年3月9日，韓咏紅，〈四川省原政協副主席阿稱：政府首先要把僧人當公民〉）
(33) 「初步的調查顯示兇手可能是藏族，內部消息人士告訴《中國日報》，稱已知一些藏獨分子已從成都潛進重慶市，打算在重慶市區放置炸彈。」Tan Yingzi and Hu Yinan, "Fingerprints retrieved from robber who shot sentry dead," China Daily, 23 March 2009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03/23/content_7607576.htm （《中國日報》2009年3月23日，〈已取得射殺哨兵之搶匪指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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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在爭奪代表權的衝突之中，被代表的對象消失了，他們的聲音被想要代表他們的人的喧嘩聲掩蓋了。在西藏的案例中，其獨特的特徵是，這場為了代表權而發生的鬥 爭，是由局外人所實行的，參與者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左右的能力，是一種雙重剥奪其自治權的現象。這個噤聲的過程，又因為中國多年的涉藏政策而雪上加霜：幾乎 是從1959年以來，涉藏政策的主要目標，就是壓抑、孤立西藏內部的表達與辯論。所以局外人所選擇、散播的暴力圖像變成了最近期的西藏抗議活動最有影響力 的元素，並且形塑了外界對它們的反應，而西藏內部複雜而且多樣的思維想法，變得愈來愈難以發掘。
雖然如此，造成西藏擾攘不安的因素仍然能夠從其晚近歷史的主要特徵中推論出來。中國在1950年佔領了一個大致上不情願接受中國統治、不熟悉中國的風俗、 也對中國的政治不瞭解的國家，又在1959年違反西藏人民的意願，硬是進行了直接統治，然後，透過集體化、文化大革命、其他迫害的運動，把它在土地重新分 配中，從農民階級那裏得到的好感，完全浪費掉了。它在一九八零年藉由准許文化、宗教、與經濟的自由化，並且答應一定程度的自治，創造了一個更大的好感，接 著，卻又再度把因此得到的好感丟掉，因為從1994年的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開始，又再度對藏人慢慢地恢復了小型但重要的限制，也是漢人官員認為可以斬斷藏 人之間滋長的民族主義根苗之必要舉措。這些限制包括了禁止依止達賴喇嘛，禁止展示他的照片，對僧人尼眾實施「愛國主義教育」，要求他們譴責他們的宗教上 師，嚴禁政府員工與學校學生參加法會與朝佛，猛力促進GDP成長，而不是發展人的潛能，又支持非藏族的小商販進入西藏的城鎮，還禁止公開討論這些議題。(34)
從一個國家主義者的觀點，這些強制的措施似乎是可以忍受，又有必要的，因為它們伴隨著在西藏城鎮的重金投資，而都市裏少數西藏中產階級的薪水也有極大的提 升，或至少對那些在政府部門工作的人而言，國家機器已經把脅迫補償以工資了。對西藏人而言，不論那些在政府部門裏任職、也在經濟上得到好處，或者那些在競 爭中輸給民工或都會知識分子的人，拿文化與宗教的權利換取經濟上的利益，假如不是非常糟糕的話，至少也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它崩緊了那個本來就很緊張的 交易，也就是人民與國家之契約所以奠基的東西。簡言之，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的問題一直是，它證明了自己有能力給西藏人口的少數帶來物質上的好處，以換取這些 人的言聽計從、百依百順，它卻履履在傳達了這些好處以後，嘗試經營與重塑其文化與宗教生活。
這種以介入文化生活來浪擲政治資產的模式，在2005年又再度發生：一位強硬的漢族領導張慶黎，受任命為西藏自治區的黨委書記。他之前的兩任黨委書記以當 地的標準來說，都是相對溫和的首長，也沒有任何明顯的理由顯示，拉薩需要這樣的官員前來坐鎮。他的就職，與一連串文化宗教限制再度恢復、鼓勵非藏族移民的 政策增加，剛好同時發生。2006年，國家還開始進行一連串擾亂社會生活的群體改造工程：在西藏自治區，「安居工程」強制遷移了二十五萬西藏農民，讓他們 從自己原來的村子搬到延著主要大馬路蓋的新房子裏；在西藏東部地方，「生態移民」政策強迫牧人搬到村子裏去定居，他們不知道未來收入將從何而來，又被迫放 棄了他們的牲口與生活方式。與此同時，西藏自治區政府當局拒絕了當地學者的建議，不肯針對2006年青藏鐵路開通會造成的人口衝擊，以恢復限制移民作為補 償。
到了此時，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所指定的限制措施，已經從西藏自治區擴張到西藏東部地區，包括愛國主義教育運動，禁止依止達賴喇嘛，限制他的照 片在內。藏人也許有、也許沒有政治上的一致目標，端看你相信的是誰的看法，但在文化上、宗教上他們確實有共同的願望與價值觀，他們都把拉薩、達賴喇嘛看作 是他們的文化重心，而張慶黎與其他官員所攻擊得愈來愈厲害的，似乎正是藏人這樣的看法。在這樣的情況下，毫不意外的，對北京的批評在高原上廣泛地散播開 來，把過去在政治上本來不相屬、但文化上有強烈共通點的群體團結在一起。而一些人視奧運年為關鍵、可能是最後的、推動北京改變政策的機會，自然也不奇怪， 他們當然希望在達賴喇嘛變得年紀太大，無法再領導與北京協商之前，就看到轉機，假如北京允許的話。在三月十日發動第一場抗議事件的僧人，幾乎不需要與任何 流亡人士連繫，可以知道為什麼那個日子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吸引北京領導人注意，而不只是拉薩的邊疆大吏的機會，就在一個他們正確地推論出公安武警一開始會在 命令的限制下，不對他們開火，或公然對他們進行毒打的時刻。
就在這個地方決策者自己製造出來的動盪氛圍裏，西藏境內的流亡運動人士的任何努力，都將是次要的：民族主義在西藏的擴散，大部份是中國挑釁式政策、如對達賴喇嘛的攻擊，所造成的結果。
當3月14日騷亂在拉薩發生時，觸動接下來各類抗議事件開展的機制，如同任何現代社會一樣，大概是科技，而不是陰謀：消息立刻在高原各地傳散開來，因為暴 動的圖像在中國的電視上重覆地播放，還有拉薩與其他地方的親戚朋友們打了行動電話，互通音信的結果。所有抗議事件中，其中有三次發生了暴力與針對族群的攻 擊行動，而這些成為所有局外人主要討論的焦點。但暴力與騷亂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裏的絕大多數原居民，在面臨別的族群團體突兀、快速地移民，該族群又與當 地人自身利益與傳統受邊緣化有所關連時，極可能發生的後果。暴力的結局在拉薩又比世界的其他城市更可能發生，因為地方的主管當局數十年來把任何對這種人口 議題的討論都當成違法。
抗議的後果，短期而言，代價是十分高昂的－－不知多少人死亡、無數的逮捕、軍隊在藏人居住區的巡邏，即使是在四川成都也一樣、把西藏對外國人與記者封閉、 主要寺院裏僧人數量大大地減少、還有一種讓藏人愈來愈對中國國家不再抱持幻想的政治氣氛、又把西藏與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的變得更加激進、北京與達賴喇嘛談判 的破局、又損害了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這些事件延續了一個還在進行、尚未止息的抵抗模式，那就是中國超過百年想要直接強行統治西藏人的動作，依 然受挫，相形之下，中國歷史上曾經有比較成的經營西藏方式，那就是透過代表性權威進行間接管理。而當北京的直接統治越過了政治經營的範疇，被西藏人視為對 於他們的宗教與社會習俗進行專橫的限制時，那種抵抗就會特別地、也往往是暴力地遽然爆發、一發不可收拾。這些議題若不得到解決，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 （state-building）能否容納族裔上不是漢族的人，以及那些忠誠可能屬於他自己的民族，而不是國家者，很有可能還是不會獲得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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