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沙特外交：战略、机制与行动

作者：涂怡超
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7月第4期。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4728
发布时间: 2014年1月24日

内容提示：以得天独厚的伊斯兰教传统为基础、丰富的石油财富为依托，20 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沙特长期致力于成为全球穆斯林的精神祖国，借以增强其国家合法性和全球影响力。沙特通过传统外交和公共外交大力构建和发展伊斯兰国际机制,支持和掌控多个以宗教为纽带的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大力资助伊斯兰教瓦哈比学派的发展及其全球扩张，这对世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20 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沙特宗教的高度外交化引起多国高度警觉，其宗教与外交的关系走向受沙特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中政教关系的发展、美国中东战略走向、中东国家乃至伊斯兰世界民主化转型中宗教、教派冲突的发展等三方面的制约，正进入调整与平衡阶段。

     一直以来，宗教在沙特阿拉伯外交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本文以全球化、现代化和民主化浪潮为坐标，从战略和实践角度考察沙特建国以来在外交中如何运用宗教话语，采纳宗教理念，形塑正式和非正式机制，并借助国内外宗教组织协助其对外战略的形成与实施，重在分析宗教与沙特外交相结合在战略、机制和行动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独特性，从而展现其相应的规律和特色。

     一、 沙特宗教外交的历史沿革

    自 1932 年正式更名沙特阿拉伯王国以来，沙特一直是政教联盟的国家，费萨尔国王强调沙特“世世代代都将是伊斯兰遗产的维护者和伊斯兰圣地的守护者”，法赫德国王甚至于1986 年将“两圣寺的守护者”作为其首位头衔。伊斯兰教在沙特国家战略中一直占据显要地位。担任全世界穆斯林的精神盟主，成为伊斯兰教之宗主国以增强其政权的合法性，一直是沙特重要对外战略目标。自建国至2001 年，伊斯兰教与沙特外交之间的关系根据其时代和方向的不同， 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宗教外交格局初创时期（1932～1954 年）

    建国伊始，沙特在大国关系、邻国关系构建中将瓦哈比学派放在次要位置进行操作。基于王国合法性和巩固瓦哈比学派的双层需要，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高度重视伊斯兰教在公共外交中的重要性。沙特希望以伊斯兰世界性大会为契机，接过土耳其革命后哈里发制度的衣钵，由此于1926年邀请伊斯兰世界的35个代表团在麦加召开“20世纪真正的第一次伊斯兰会议”，宣告成立“世界穆斯林大会”，但未达其初衷。1949年该组织控制权转至巴基斯坦。沙特在当时公共外交中进行宽容的瓦哈比理念实践，对伊斯兰内部的不同派别虽有位序之别，但存在一定宽容，尤其在朝觐中善待各派别穆斯林，同时抓住朝觐之机向他们推广瓦哈比教义，反对不符合瓦哈比教义的理念和行为。

    第二阶段：宗教外交格局形成时期（1954～1975 年）

    沙特王国基于自身的统治阶级利益和教派利益，在国际和地区层次上首先以反共产主义为首要目标，在阿拉伯世界则反对将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泛阿拉伯主义以及零散模糊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以威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中东世俗政权的旗手。由此，地区安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成为沙特外交的旗帜，沙特开始在对外政策中大力推行以它为中心的泛伊斯兰主义，鼓吹伊斯兰团结与合作。20 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泛伊斯兰主义已成为反抗各类左翼运动、抵制无神论和世俗化影响的重要渠道，也获得以美国为首西方阵营的高度支持。此时期沙特与埃及为争夺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而长期竞争，沙特着力于抵御纳赛尔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不结盟运动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并通过吸纳赛义德·库特卜领导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加入联盟以遏制埃及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沙特同时支持有伊斯兰教背景的乌干达阿明政权和索马里独裁者巴雷，以反对左翼思潮和运动。费萨尔国王着手组建多层次的泛伊斯兰体系：1、在国际机制层面，1970 年，沙特倡导成立伊斯兰会议组织，常设机构秘书处位于吉达。1972 年，伊斯兰发展银行在吉达成立，沙特自该组织成立迄今一直是最大出资国，1979 年，成立国际伊斯兰援助会；2、在非政府组织层面，1962 年5 月，在沙特的支持和资助下，世界穆斯林联盟在麦加成立；3、在教育层面，埃及享有源远流长的伊斯兰学术传统，千年之久的爱资哈尔大学在伊斯兰世界为学术灯塔。1961 年，沙特斥巨资创建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并通过奖学金等多种手段吸引其他国家穆斯林入学，力图把该大学打造成为伊斯兰世界学术中心。
 
    第三阶段：宗教外交急剧扩张时期（1975～2001 年）。

    自 20 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东格局变化和美国的中东政策框架为沙特作为地区大国的扩张和瓦哈比学派的扩张提供了巨大空间，沙特石油财富的剧增则为此奠定了经济基础。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沙特借助以瓦哈比教义为基础的保守的阿拉伯主义反对激进伊斯兰，加紧与什叶派在伊斯兰世界的争夺。1981 年，在沙特推动下，海湾合作委员会成立，旨在联合对抗伊朗什叶派扩张。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沙特鼓励圣战者参战。冷战结束前后，沙特籍由其官方支持的宗教扩张，在中亚、南亚和非洲加紧填补当地意识形态和基层组织机构的空白：1、在机制建构方面，法赫德国王设立伊斯兰事务部，主管传教、布道事务和伊斯兰高等教育机构。[1]1994 年，又创立平台性机构最高伊斯兰事务委员会和伊斯兰传教和指导委员会；2、在对外援助方面，沙特极其重视通过外援巩固对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掌控，不断加强自身在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并根据需要创立新的组织来处理特定事务。1993 年，沙特成立沙特援助黑山高级委员会；3、在公共外交方面，沙特海外援助、传教、教育、慈善、宣传等工作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以传教为主、以援助、教育、慈善和宣传为翼推进瓦哈比学派的世界传播。沙特为对外宣传瓦哈比学派建立了庞大的媒体网络，一般由沙特王室人员执掌，并在海外大量援建各类伊斯兰机构。[2]

    二、“9·11”事件后沙特宗教外交面临的时代背景

    冷战的结束与20 世纪后期以来的全球宗教复兴改塑了世界格局，集信仰与组织为一体的各类宗教在国际、地区和国内政治中影响不断上升。在全球公民社会深入发展与各类大众媒体争相勃兴的格局中，宗教因其跨国性、草根性和泛阶层化，在多国公共外交中受到高度重视。伊斯兰教是20 世纪人数增长迅速的世界性宗教，至2010 年，拥有16 亿信徒，占世界总人口的23.4%，其中87%～90%为沙特国教所属的逊尼派。据估计，未来20 年穆斯林人数还将增长25%。[3]沙特位于伊斯兰世界的地缘中心位置。全球的宗教复兴、冷战时期新兴大国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沙特创建和实际领导的多个穆斯林国际非政府组织已成为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一定作用的跨国网络。时代的发展增添了沙特在外交中运用宗教元素的必要性。当前沙特宗教与外交之间的具体关系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

    其一是沙特在国家现代化转型中从政教联盟日益走向政主教从

    伊斯兰教是沙特的重要立国基础。1992年沙特《基本法》第一章第一条即声明：“沙特王国是一个主权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2010年，沙特通过第九个五年计划，其第一个目标就是坚持伊斯兰教义和价值。与埃及、伊朗等国所不同，沙特是一个历史非常特殊的现代民族国家，以政教联盟为基础形成部落联盟，国家认同建立在可将主要部落认同联结一体的教派认同的基础之上。自建国以来，沙特王权与教权在相互合作、制约和抗衡中日益显现出优势，在政教联盟的基础上逐渐过渡到政权对宗教既保护和尊崇，亦有所控制和监护。自建国以来，谢赫家族的政治影响力呈下降趋势。近年来，宗教学者委员会就国家重大事件颁布的“法特瓦”（宗教法令）与沙特国家的战略走向和政策选择保持高度一致。基于沙特自身的地缘经济政治格局和维持沙特王室在沙特现代化进程中对国家的合法有效统治，在国内外推广瓦哈比学派符合沙特王室的根本利益。

    其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中东战略走向沙持开国君主伊本·沙特认为，美国在沙特没有殖民利益，从而给予美国开发沙特石油资源的特许租让，自此沙特逐渐被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中东安全体系。二战结束后，沙特与伊朗成为美国在海湾的两大盟友，美沙关系成为沙特外交的主线。美国对沙外交长期呈鲜明现实主义特色，由此认为沙特在国内外推广瓦哈比伊斯兰间接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支持沙特对瓦哈比伊斯兰的传播，以遏止和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所催发的社会思潮与运动，抵制左派政权。20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普遍认为，沙特推广瓦哈比伊斯兰有助于抵消伊朗什叶派的影响、协助美国击退苏联在许多中东、中亚和北非国家的影响、遏制伊拉克复兴社会主义的扩张势头。两极格局结束后，因沙特频发针对美国军队和公民的袭击，外加犹太利益集团的宣传攻势，宗教开始成为两国关系的障碍。“9·11”事件后，由于多名劫机犯来自沙特，美国内掀起反沙浪潮，认为是沙特哈瓦比主义豢养了本·拉登等恐怖分子，美国智库、学界、军界的研究者对沙特官方大力输出伊斯兰教均持高度否定态度，总体认为“他们传递其他宗教、甚至是其他派别的伊斯兰教是无效的信息；穆斯林应积极传播信仰；自南亚到北非教室和讲经台都不可容忍对伊斯兰教的不同观点。即使这些材料没有宣扬暴力，他们传播了暴力有时是合理结论的理念。”[4]因此，“宗教是沙特和美国必须面对的战略议题。”[5]为此，美国在不危及自身近期安全利益的前提下，虽在直接政策方面对沙特网开一面，但通过机制建设、战略安排和政策实施等大力向沙特施压以促其转型，通过《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及其实施“大中东民主计划”促沙特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甚至通过减少从沙进口石油，限制沙特人入境等多种杠杆的联合运用来对沙特施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将沙特列于特别关注国名单，每年的年度报告均认为沙特政府继续参与支持促进极端意识形态、有时还推进对非穆斯林和不受欢迎的穆斯林实施暴力的全球行动。美国国务院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亦如是。沙特石油战略地位的下降和反恐令沙特在美国战略地位中的位置有所下降，但维持双边合作关系仍符合两国的利益需要。但是，由于美国民主输出和对以色列的长期偏袒与沙特根本利益存在冲突，沙特必须发展多元外交，与伊斯兰世界关系仍是其外交重点。

    其三是中东国家乃至伊斯兰世界民主化转型中宗教、教派冲突的发展当今中东问题体现为后殖民地时期、后冷战时期、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中交织的教派、宗教和民族冲突。中东地区至今未完全消化殖民时期的政治遗产、冷战之后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转移：1）在国家建设方面，沙特等阿拉伯国家普遍存在社会结构的前现代属性，社会整合不成熟，现代国家仍在建构之中， 与西方定义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存在巨大差异；2）在意识形态方面，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困境仍是后殖民社会的一个症候，“处于‘西方/东方’及‘现代/传统’的二元对立之中，世俗派和传统派各自强调‘纯粹’的政治认同。”[6]以宗教尤其是教派画线长期以来是沙特外交的重要特色。基于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方面的基础性冲突和中东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两伊战争后沙特与伊朗关系虽仍充满竞争却走向缓和。然而，当前中东一些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往往体现出什叶派势力范围扩大与民主化进程深化一体两翼，引起沙特等阿拉伯君主国的高度戒惧。面对与伊朗在中东地区从意识形态到影响力的激烈竞争，沙特在此次中东变局中，在巴林、也门和叙利亚事变中以教派画线，支持逊尼派。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沙特在呼吁各方“熄灭宗派主义的丑陋火焰”之时，更为支持有逊尼派背景的“伊拉克名单”[7]。为抵制民主化和什叶派对沙特的双重冲击，继续输出伊斯兰瓦哈比教义和组织仍符合沙特王国的根本利益。

    三、新世纪宗教与沙特外交：迈向调整与平衡

    “9·11”事件以来，沙特宗教外交理念、战略、机制和行动均进入调整与平衡阶段。

     （一）外交理念

     面对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冲击，沙特高度注重维持沙特王室和统治阶层的根本利益，由此既强调沙特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又坚持宗教传统对于沙特的根本意义。面对西方普世主义的冲击和因反恐而形成的事实上打压瓦哈比派的局面，沙特秉持对国教的捍卫，决不容许动摇赋予其政权合法性的伊斯兰瓦哈比教义。同时基于世界世俗化、西式普世价值和多元化、西式民主与宪政带给伊斯兰世界的冲击的压力，在根本理念上开始对什叶派的理念和实践趋向宽容，逐渐对什叶派理念释放宽容信号。由此，沙特在外交理念上不断发展更新泛伊斯兰主义。

    （二）外交战略

    在阿拉伯国家中，沙特军事力量弱于埃及、伊朗及伊战前的伊拉克，在海湾地区亦非最强，由此在国际格局转换、美国因素发生变化、国内因素日益重要、多元因素可供选择的大背景下，需寻找综合各种因素平衡发展的外交战略。石油和宗教仍是沙特外交中最为重要的两张牌，巩固与美国的联盟仍是沙特外交的主线。沙特注重在美国及整个西方重构其伊斯兰形象，以期改善伊斯兰世界的整体形象和沙特的国家形象，继续维系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同时继续巩固发展以沙特为中心的穆斯林联盟，巩固和发展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由此，沙特的宗教外交战略可概括：为以维护王室家族统治的长期稳定为目标，以维持对美战略为依托，以教派、宗教为基础进行地区—全球建制，领导泛伊斯兰运动，从而确保地区安全与稳定，巩固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在阿拉伯世界，基于现存的意识形态，在面对直接教派和宗教冲突的情况下，沙特力倡瓦哈比伊斯兰，坚决维护逊尼派教派利益。由此反对以色列和伊朗，基于抵消什叶派影响而坚决维护伊拉克统一但阻止伊拉克强大；在伊斯兰世界不断释放出对什叶派的宽容与善意，力图扩大对全体穆斯林的影响力；在全世界突出伊斯兰教对和平的崇尚，并努力突破伊斯兰教一教之局限，启动对梵蒂冈等国的外交以塑造沙特国家和伊斯兰教的新形象。

    （三）外交机制

    当前沙特发展了相互交错且结构复杂的复合外交机制来开展宗教外交。传统外交机制与公共外交机制既有交叉重叠，又有分工合作。在传统国家外交机制层面，国王及其直接领导下的外交部主导传统外交事务，王室家族委员会、宗教学者委员会、协商会议为综合解决宗教外交重大议题的顶层设计。在国际正式和非正式机制层面，沙特伊斯兰积极组建和主导一系列国际组织，如伊斯兰会议组织、海合会、伊斯兰发展银行；透过主导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阿拉伯非洲经济发展银行来发展对伊斯兰世界经济援助；组建并支持各类国际伊斯兰组织及其下属机构的运作及扩展，主要有穆斯林世界联盟、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伊斯兰发展银行、国际伊斯兰援助会等，所需的巨额经费主要来自沙特政府。穆斯林世界联盟获得了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谘商地位，在伊斯兰世界具有较大影响力，沙特亦通过政府间外交和对外援助不断扩大对总部在巴基斯坦的世界穆斯林大会的影响力。

    在公共外交机制层面，伊斯兰事务、基金和宣教部、朝觐部、高教部、内政部、卫生部、信息部等均参与以宗教为基础的公共外交；半官方的沙特发展基金等组织处理对伊斯兰世界的援助事宜；由官方主导的通讯社、电视台等多种媒体网络进行海内外宣传。

    沙特开展宗教外交需进行将多部门、多机制进行组合。沙特宗教学者委员会总体配合沙特的外交政策，如为减轻伊斯兰世界对沙特在海湾战争中立场的批评，经过沙特外交部等多部门的运作和王室的协调，沙特宗教学者委员会就美军进驻沙特这一敏感问题曾专门颁布“法特瓦”，为美军驻军沙特提供合法性；以沙特最大的宗教公共外交项目朝觐为例，每年朝觐由伊斯兰合作组织组织，沙特政府朝觐部、内政部、卫生部、交通部、信息部，非政府组织穆斯林世界联盟、世界青年联盟合作负责。朝觐部负责朝觐事务的协调、组织和安排，是各国政府和穆斯林组织、沙特有关部门和组织之间就朝觐事务进行沟通和合作的机构；内政部主要负责朝觐活动中的安全、秩序事务；交通部负责庞大的运输事务；卫生部则负责朝觐期间的环境卫生、医疗救援等；穆斯林世界联盟、穆斯林青年世界大会则分工负责朝觐中向世界各国穆斯林传播伊斯兰原则和教义，捍卫和推进穆斯林团体的利益。

    在软性机制方面，基于沙特国家的宗教特性，沙特外交人员亦具备相应的宗教知识和宗教服务背景，有利于为沙特外交行为奠定合法性。现任沙特副外交大臣曾任“两圣寺的守护者”地区事务代表，长期担任穆斯林世界联盟的秘书长阿卜杜拉·图尔基（Abdullah al-Turki）同时兼任沙特宗教学者委员会成员。沙特外交部下属机构外交研究所亦于2008 年4 月开始对劝善惩恶委员会的“穆陶威”（宗教警察）进行外交培训，以便他们更好地处理与驻沙特的外交官和国外非穆斯林相关事宜。[8]

    （四）外交行动

    沙特借助宗教，通过传统外交和公共外交途径实现其外交战略。 在传统外交层面，由于沙特自身政治和军事实力有限，沙特重视发挥自身在伊斯兰国际组织中的主导地位，通过伊斯兰合作组织和海合会进行联盟外交。在公共外交层面，沙特旨在最大限度地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整合，在增进全球穆斯林伊斯兰认同的同时，提高他们对沙特在伊斯兰世界领袖地位的认可度。同时在全球层面支持和鼓励伊斯兰宣教事业，宣传和塑造伊斯兰教的和平形象。 

    由此致力于将宗教因素溢出现代外交的常规渠道，其政教不分离的举措虽未违反沙特以《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基本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但往往与其他国家法律有所冲突。沙特依靠其独特宗教优势和丰富财政资源开展多层次公共外交，主要举措有：

     一是筹划安排各类面对伊斯兰世界的、以宗教为基础的援助：1、在援助和社区建设方面，伊斯兰事务部、各类有或明或暗官方背景的基金会与其他国家的相应部门、组织保持紧密联系，通过提供各类援助、促进伊斯兰社区发展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沙特给一些有显著穆斯林人口的非洲国家的援助超过其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贫穷国家的资助；[9]2、在宣传方面，沙特拥有世界最大的宗教印刷出版机构，印刷《古兰经》，用多种语言印刷多种指导性宣教材料并散发至世界各国，透过沙特控制的全球性媒体网络和组织各类活动进一步深化对伊斯兰瓦哈比教义的宣传；3、在教育方面，大力普及伊斯兰教育，通过财政、人员援助“走出去”支持海外伊斯兰教育，通过提供奖学金吸引大量外国穆斯林留学沙特。政府大力资助国外修建伊斯兰中心、清真寺、教经学校，资助各类研究所和大学，开展各类宗教交流、进行慈善救助等。

    二是组织和协调宗教朝觐。麦加朝觐为世界最大的跨国宗教运动，每年的参加者达数百万之众。沙特对朝觐活动组织严密且安排妥善，长期斥巨资修缮和维护麦加禁寺和克尔白等。为服务世界穆斯林的朝觐，沙特政府在吉达修建了主要服务于朝觐期的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机场，占地面积之大、候机大厅之宽和建造费用之巨均居世界首位，并在吉达和麦加之间修建了世界一流的高速公路，并大力改善麦加、麦地那清真寺周边环境[10]，同时配备世界一流的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沙特国王每次亲自邀请一些世界各国的穆斯林人士（每年约1000 余人），他们在朝觐期间享有特别安排。沙特官方电视台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和所有友好国家，以及西方电视机构和国际新闻社免费直播朝觐全过程。沙特政府还举办宗教活动、宗教组织会议等多层次、多类别衍生产品，力求最大弥散朝觐效应。沙特政府历来注重利用朝觐良机，采取多种方式与多国政府、组织和个人对时政重要议题进行协商，促进非正式多方协商，并在此进程中巩固沙特的领导地位。

    三是进行跨宗教游说并在全世界宣传伊斯兰教的美好形象和完善沙特国家形象。沙特亦注重与罗马教廷、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等与不持基督教锡安主义思想且同情巴勒斯坦人民遭遇的基督宗教组织的世界性网络建立联系并开展游说，努力削减以色列在西方的游说成果。2007 年，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与教皇本笃十六世进行了历史性会晤。前沙特驻美大使和前驻英大使图尔基·费萨尔在出使期间，不仅常去驻在国清真寺，还拜访多个教堂。2008 年，沙特国王提议、穆斯林世界联盟在马德里主办跨信仰对话，200 余位世界各大宗教的代表参会。“9·11”事件以来，沙特政府尤其注重在美国及其他非伊斯兰国家进行大幅度公关宣传，力证伊斯兰教为“和平、仁慈和宽恕”的宗教，并非恐怖主义源泉，恐怖主义偏离了伊斯兰教正道，作为伊斯兰精神祖国的沙特在打击恐怖网络方面恪尽职守。此外，基于中东地区教派分歧对地区安全的冲击，沙特以组织和促进教派对话作为缓和途径之一。[11]

    四、沙特宗教外交的效应与局限

    经过多年辛勤耕耘，沙特在运用宗教达成外交目标方面取得重大成效，军事实力不强的沙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伊斯兰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宗教也成为沙特通过外交巩固王室统治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1、在理念层面，其推广的瓦哈比教义已深入世界各主要穆斯林聚居区，成为对当地影响最大的宗教思潮，甚至改变了众多穆斯林聚居区的教派生态，沙特已成为新世纪泛伊斯兰主义最主要的领导者；2、在组织层面，沙特在国际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海合会和穆斯林世界联盟等各类国际非政府组织具有主导权，并借此扩大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能力。沙特借助宗教建立的组织网络可直接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基层网络产生联系、在世界多国的穆斯林聚居区具有较大影响力，极大地增强了沙特对其他国家和社会的影响能力；3、在行动层面，沙特进行的各类活动，如组织朝觐、对外援助和宣传教育等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沙特的国际形象，增进了在世界穆斯林心目中的地位，也有力地帮助了沙特宗教理念的扩展和沙特公共外交组织网络的丰富。沙特培育了多国伊斯兰教界的中坚力量，全球穆斯林都将沙特作为伊斯兰教的宗主国，伊斯兰国家也承认并尊重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特殊地位。

    与此同时，沙特的宗教外交亦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其一是来自沙特国家内部的挑战

    沙特政治结构受到世俗化和民主化的冲击，沙特外交政策由国王制定，外交大臣起协调、辅助和贯彻实施作用。自阿卜杜拉国王就任以来，不再是一人政治，权力圈不断扩大，国王不能控制众王子权力在国家机制中的扩散，由此外交决策亦受到影响。

    沙特的宗教结构本身亦对其宗教外交形成挑战。尽管沙特王室对沙特宗教学者委员会的掌控日益加强，但沙特宗教现状的根本特征是“三有三无”，即有圣地、有资金、有世界性网络和影响，无最高宗教领袖、无世界性宗教权威、无世界性宗教学术权威。尽管政府认为当前教律混乱，宗教管理机构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基于沙特宗教传统和政教结构沙特王室不可能完全掌控沙特伊斯兰教体系，沙特国家事实上对沙特庞大且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盘根错节的宗教体系影响力有限。沙特以输出瓦哈比教义为实现其国家战略的重要手段，并为此通过机制、组织建设和巨额资金资助给予支持。尽管沙特是个宗教大国，但在伊斯兰世界中并非人口大国，且直接对外传教传统、结构与基督宗教有较大距离，其宗教输出环节相对较复杂且见效周期较长，沙特对宗教输出产生的多样性后果难以控制，从外交的角度难以进行直接管控和绩效评估，如出现问题调整难度高且调整措施难以在短期内见效。

    沙特难以统合沙特境内瓦哈比派思潮、信仰表白和对社会、政治、外交事务的立场，这成为沙特外交的障碍。尽管沙特在美国占领伊拉克后一直支持伊拉克逊尼派，但在公开表态中并未直接扬逊抑什。2006年，众多有声望的沙特教长号召全世界逊尼派动员起来，反对伊拉克什叶派，加剧了伊拉克的困境。由于沙特宗教体系的复杂性和外联的广泛性，在斩断恐怖组织资金链方面常显软弱。

    此外，沙特宗教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国家的巨额资金投入。无论是宗教外交的正式机制建设，还是各类具体活动均可得到国家的不同资助，众多社会资助追根溯源亦源自政府资金。因此，沙特宗教外交和宗教输出对政府资助存在极大依赖度，沙特的财政状况直接影响其整体外交。

    其二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

    在西方，沙特的宗教扩张引起多国的高度警觉，认为直接巨资资助宗教不符合现代国家政教分离原则，“9·11”之后的西方对此容忍度急剧下降，以右翼为主体的众多西方民众长期坚持沙特主导的国内外宗教教育和传统与伊斯兰激进主义密切相关，一些研究者认为沙特力推的瓦哈比教义是国际安全的威胁并获得多方认同。[12]基于瓦哈比教义在沙特的独特地位，沙特在外交中难以实质性回应宗教多元与宽容的世界潮流。尽管沙特在西方花费巨资，通过促进宗教对话，资助学术研究，进行各类公共宣传等开展公共外交以重塑沙特宗教和国家形象，但成效甚微，沙特在国际组织、国家和全球公民社会等层面均长期面临外交压力。

    美国基于全球反恐和大中东和平进程，在维持两国同盟关系的基础上对沙特的宗教外交进行了多方限制。迫于美国的反恐压力，沙特限制沙特慈善组织输出现金，并与美国投资者合作，这有利于避免极端组织获得资金，亦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沙特对其他国家贫困穆斯林社区的援助。尽管美国不从官方层面高压促进激进式民主变革，但一直施压进行渐进式变革。美国长期认为沙特教育系统尽管不直接与恐怖主义相连，但公共教育课程培养了对非穆斯林的仇恨。由此沙特公共教育成为美国朝野共同关心的议题，沙特于2007年启动阿卜杜拉国王公共教育发展计划，六年内沙特投资90亿里亚尔增强科技教育以平衡其宗教教育。在美国对项目阶段性实施效果不满意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支持公民社会组织进入沙特引导和协助相应变革，逐步展开以信仰为基础的公共外交。2011年9月，美国国务院与美国以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宗教与外交中心签订合同推动沙特公共教育课程改革。[13]

    在伊斯兰世界，沙特的宗教外交亦自国家和社会两方面遭遇挑战。在国家层面，沙特以伊斯兰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建设、以朝觐为代表的宗教公共外交成为多个伊斯兰国家、尤其是非阿拉伯地区伊斯兰国家进行国家建设的重要筹码，一些穆斯林人口大国，如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国尤其如此。这些国家利用沙特主导的各类平台和宗教公共外交与沙特商谈，以在政治上支持沙特、允许沙特的宗教输出为筹码，获取沙特对本国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支持，并扩大本国在各类伊斯兰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中的影响。众多国家的政党、政治家、各类社会组织还将朝觐作为国家内部政治争斗的重要手段，令沙特的外交议题和议程都更为扩大化和复杂化。同时，众多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亦对沙特官方支持的瓦哈比输出深怀戒虑，对其宗教扩张也非议甚多，认为沙特“对它们的政治事务、教派前景、经济发展、文化构造和媒体传统等发挥了解构作用。”[14]

    在社会层面，沙特的宗教输出最终推动一些国家和地方穆斯林将瓦哈比伊斯兰作为抵抗和适应加速发展的西式现代化进程的集合式途径，由此在神学和社会观念方面日趋保守。众多深受瓦哈比教义影响的穆斯林最终成为沙特的反对者，对沙特过于重视沙美关系亦不满，反对沙特邀请外国军队从萨达姆手中解放科威特，反对沙特20 世纪末以来在反伊斯兰浪潮中的相对沉默与满足于自保，尤其不满沙特在西方媒体歪曲与丑化伊斯兰教时的消极被动，认为沙特作为穆斯林盟主并未在国际社会积极捍卫穆斯林的原则。

    在其他有聚居穆斯林的国家，沙特宗教外交同样面对国家和社会双重层面的挑战。一些国家认为沙特的宗教输出与当地政治、经济、民族问题相结合形成结构性问题，严重危及国家安全，社会对沙特宗教输出的后果亦有抵制，认为这与多元宽容的现代社会存在根本性冲突，一些人认为瓦哈比教义属于伊斯兰教极端思想，破坏了当地的社会和宗教生态。这都对沙特的国家形象和进一步的宗教外交行动产生负面影响。

    四、结论
 
    自沙特建国至“9·11”事件爆发以来，伊斯兰教从理念、机制、组织到行动对沙特外交作出巨大贡献，推动沙特成为宗教强国和伊斯兰盟主。“9·11” 事件的发生使其宗教外交的负面效应完全展露，沙特政府由此面临外交上的两难困境，开始逐步对其宗教外交战略、机制和行动进行调整与平衡。由于沙特的国家特性，瓦哈比伊斯兰教义与沙特国家根本利益具有一体化特性，沙特不可能改变其宗教外交基本格局。因此，为巩固自身在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沙特进行机制、行动调整并通过多边外交和公共外交途径达成多国多方利益的平衡，从而进一步维护了国家根本利益。这是21 世纪沙特处理宗教和外交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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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Joseph Kechichian, Succession in Saudi Arabia,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137.
[2] 如 1976 年始建的巴基斯坦最大的清真寺之一Shah Faisal Masjid 由沙特援助建立，当时耗资超过1.3 亿沙特里亚尔。在法赫德国王在位期间，沙特在国外援建了210 座伊斯兰中心（出全资或部分资金）、1500 多座清真寺、202 所学院和2000 所接纳穆斯林儿童的学校。沙特在各国援建的伊斯兰中心功能全面，包括大型清真寺、图书馆、讲堂、学校和住宿楼。1973～ 1993 年，沙特将每年GNP5.5%用做外援。1982～1999 年，提供给伊斯兰会议组织国家的捐赠达1040 亿美元。参见沙特法赫德国王官网介绍
http://www.kingfahdbinabdulaziz.com/main/m000.htm。
[3] Pew Research Center Report,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Muslim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2010-2030,” January 2011, http://www.pewforum.org/uploadedFiles/Topics/Religious_Affiliation /Muslim/FutureGlobalMuslimPopulation-WebPDF-Feb10.pdf.
[4] Thomas W. Lippman, Saudi Arabia on the Edge: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n American Ally,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12, pp.196-197.
[5] Rachel Bronson, “Rethinking Religion: The Legacy of the U.S.-Saudi Relation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8, No.4, pp. 121–137.
[6] 蔡源林：《伊斯兰、现代性与后殖民》，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 年版，第31 页。
[7]《沙特愿助伊拉克解僵局》，新华社，2011 年11 月1 日。
[8] Mariam Al Hakeem, “Religious Police to Learn Diplomatic Skills,” Gulf News, January 24, 2008.
[9] Khaled M. Alghoraiyr, Saudi Arabia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Assistance to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Ph.D. Dissertation, city: Howard University, 2001.
[10] 时延春：《大使的四十年中东情》，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版，第334-335 页。
[11] AFP News, “Saudi-sponsored Inter-faith Conference Opens in Madrid,” The Daily Star, July 17, 2008.
[12] Salwa Ismail, “Producing ‘Reformed Islam’: A Saudi Contribution to the US Project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Madawi Al-Rasheed ed., Kingdom without Borders: Saudi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Media Fronti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17.
[13] 见国际宗教与外交中心国别项目网页，http://icrd.org/saudi-arabia.
[14] Madawi Al-Rasheed , “Introduction: An Assessment of Saudi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Media Expansion,” in Madawi Al-Rasheed, ed., Kingdom without Borders: Saudi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Media Frontiers, 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