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军后的阿富汗探析

作者：许涛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10307
发布时间：2014-07-27

摘要：到2014年年底，驻扎在阿富汗的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将按计划撤出。这一年将成为地区力量平衡再次发生变化的重要节点，相关大国的全球及地区战略力量配置调整、中亚地区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进入关键阶段、中亚各国间矛盾冲突加剧、宗教极端主义思潮泛起等，诸多地缘政治因素同时活跃释放出的能量汇集中亚，将对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构成挑战。经历了23年独立建国历程的中亚五国正沿着各自选择的不同道路发展，中亚地缘政治版图的重新构建更趋多元化。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挑战和考验的时段，中亚地区能否经受住北约联军撤出阿富汗所带来的一系列失衡和震荡，文本试图从可能影响中亚地区安全的几种主要因素入手，尝试分析这一地区未来形势。

　　2001年10月，美国主导北约组成联合部队，在阿富汗发动了一场被命名为“持久自由行动”的报复性军事打击。由于本土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极端方式的恐怖主义袭击，美国从此以反恐为旗帜强势主导了国际政治主流趋势，从而也使这场战争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在道义上的支持。其中也包括刚刚获得独立不到10年的中亚各国，他们纷纷顶住了来自俄罗斯的压力，或提供毗邻口岸和通道，或提供机场和领空，成为国际反恐阵营的一员。以此为契机，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因素的存在成为观察和判断中亚地区形势发展时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亚各国政府的立场不同程度地与北约实现了协调，中亚各国的安全与命运也更加密切地与阿富汗的前途联系在一起。2012年5月，北约发表《芝加哥峰会阿富汗宣言》，宣布2014年年底从阿富汗撤出全部作战部队。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从阿富汗撤出开始启动，美国已经作出“负责任地结束这场战争”的姿态。北约撤军后的阿富汗将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而这种可能发生的状况对中亚地区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各国相关学者均予以高度关注。

　　一、围绕阿富汗撤军的地区力量调整

　　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并不是单纯代表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联合军事行动，借助于道义高度和军事强势进入中亚也是客观的地缘政治效果①。经历了十多年的博弈，中亚地区大国角逐态势达成的脆弱平衡将被打破，围绕地区的战略力量对比势必重新构建，中亚各国相对成熟的大国平衡政策面临考验。

　　（一）美国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后的中亚力量调整

　　在21世纪的前20年，将海外战略重心由中东转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已是美国近期既定的方针。这既取决于美国未来全球战略中对威胁方向的确定，也反映了科技革命使美国对今后战略资源需求的改观。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美国已强烈地意识到领导地位受到潜在的挑战，将亚太地区作为政治、经济活动的重心，是美国高层颇具前瞻意识的决策。而新能源技术的采用已经给美国能源供需格局带来了实效，2011年，美国原油自给率已达81.4%，专家预计，到2015年可达90%。国际能源署（IEA）发布报告称，2015年，美国将超过俄罗斯和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的产油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则称，阿拉伯能源出口国可能在2016年开始遭遇财政赤字②。美国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对中东关注和投入政策，很明显将失去国家利益支持。而在冷战后美国战略家的全球视野里，中亚地区的权重与中东地区相比，充其量也就属于次一级的“战略关注区”。当时美国在中亚地区所关注的核心是，防止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取代世俗政权、防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流入极端主义分子手中、介入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领域，以及推动以国家经济市场化和意识形态“民主化”为目标的“改造后苏联空间”。而有效推动这些地区性策略，确立军事存在并不是必须的条件。“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为了确保阿富汗军事行动的安全，美军以绝对的强势进入中亚。这对苏联解体后一直处于观望中的美国国务院而言，应该带有几分意外和偶然。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后即着手调整失衡的美国国防和外交，首当其冲的就是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当选两个月后，奥巴马即宣布了18个月的伊拉克撤军计划。接着，2011年6月又启动了阿富汗撤军进程。目前，美国与阿富汗虽仍为留驻人数和享有豁免权问题在《双边安全协议》签订中讨价还价，但美方将留下少量军人执行保障任务和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已成定局③。

　　美国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开始实施，将逐渐把主要的军力配置向亚太转移。这就是美高层多次表示的所谓“两个60%计划”，即在2020年以前将60%的海军布置到太平洋，把本土以外60%的空军力量布置到亚太地区。美军主力从阿富汗撤离服从于这一全局性调整，也意味着以“物资转运中心”等名目建于中亚的各类基地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2011年10月21日，美国防部就设于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玛纳斯国际机场的转运中心去留问题发表声明，称美方已开始搬迁这个过境转运中心，并计划于2014年7月前完成移交④。近期传出关于美军正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寻求建立新空军基地的消息，但都因缺乏依据而很快被淡忘。

　　（二）俄罗斯借机巩固独联体南部战略缓冲区

　　以阿富汗反恐行动名义进入中亚地区的北约军事基地早已使俄罗斯如芒在背，美国主动从阿富汗和中亚撤走军事存在是俄罗斯期待的结局。2013年以来，俄罗斯在大国外交上频频胜利。先是利用斯诺登事件“调理”了欧美关系，并抓住了随时“爆料”的主动权；随后又成功化解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向世界证明了俄罗斯的分量。由于俄罗斯占据的地缘优势，美撤军时在地面通道问题上必会有求于俄罗斯，这使俄罗斯又一次有了争取主动的机会。俄美双方完全有可能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实现策略协调，借此缓和两国2013年以来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对立形成的僵局。但对北约撤军后的中亚形势变化，俄罗斯一向保持高度警惕。

　　2013年12月，普京总统在俄国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北约撤军不仅会给阿富汗造成不稳定局势，而且也将使中亚地区安全失去制衡⑤。针对北约撤军后可能在阿富汗形成的权力真空和中亚地区的力量失衡，俄罗斯首先选择加强与阿富汗相邻中亚各国的军事合作。普京在2012年10月访问杜尚别时，与拉赫蒙总统共同签署了将俄军201基地驻守期限延长30年（至2042年）的协定，为使这个在苏联解体后防范南亚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进入独联体的重要关口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法律基础⑥。

　　同时，俄罗斯对终于下决心不再为美国人提供基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慷慨出手，承诺出资11亿美元为吉尔吉斯斯坦军队更新装备。随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在2013年9月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就供气问题签署了协议。俄罗斯还向吉尔吉斯斯坦表示，将参与卡姆巴拉金1号水电站和纳伦河上游电站的建设⑦。而且，俄罗斯抓住大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发生变化的时机，继续倡导欧亚联盟、关税同盟等经济一体化建设，吸引中亚各国参与到以俄罗斯为主体的地区整合进程中。乌克兰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结果，更加增强了俄罗斯继续推动欧亚联盟的自信。但是，由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进取态势得益于美国海外力量的调整，而俄自身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未必能为这种局部的成果保持长久后劲。然而，2001年以来美俄在中亚地区上演的零和游戏毕竟将告一段落，各国自主选择国家发展方向的机遇总体大于大国力量失衡的风险。

　　（三）中国通过睦邻合作促建欧亚稳定繁荣带

　　中国的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关注和影响越来越成为新时期重要的外交领域。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⑧

　　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和互利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中亚地区是中国西部重要周边区域已成为学界、外交界的共识。作为2014年后受阿富汗形势影响的中亚地区，对未来的中国坚持长期稳定发展战略将更具特殊意义。2013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时，与阿坦巴耶夫总统共同宣布中吉两国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⑨。至此，中国已与中亚五国全部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针对2014年北约联军撤出阿富汗可能给地区带来的影响，中国与中亚各国领导人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讨论并达成基本共识后提出倡议：“落实《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及合作纲要，完善执法安全合作体系，建立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合力打击‘三股势力’。支持阿富汗民族和解进程，帮助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稳定，共同维护地区安全”⑩。随后又表述了中国对阿富汗问题的关切和立场：“2014年是阿富汗实现过渡的关键年份。中方支持阿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尊重阿富汗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阿富汗实现平稳过渡，改善和发展同本地区国家关系。希望阿富汗总统选举顺利举行，‘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解进程早日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关方面应该切实履行对阿富汗和平重建的承诺，在有关问题上尊重和照顾本地区国家合理关切”。目前中国与中亚各国在交通、能源、通讯等领域建立了广泛的合作。201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已达到459.4亿美元，比刚建交时高近百倍。2013年第一季度，中哈贸易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3％，中土增加4.9％，中吉增加3.9％，中乌增加53.5％。互利的经济合作不仅帮助中亚各国渡过了独立建国的艰难时期，也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了重要活力。2009年年底，全长1833公里，贯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中亚天然气管道A线开通，2010年B线开始运营，管道C线计划于2013年年底投产，D线建设也已启动。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宗旨的区域经济合作，将为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更广大地区提供发展机遇和空间。中国与中亚各国深入合作的前景，也对共同的安全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特殊国际环境，为“三股势力”滋生提供了温床。不论对中亚稳定带来威胁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还是一再制造恐怖事件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阿富汗的战乱和无序都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空间。2014年北约联军撤出后，这些国际恐怖组织将无疑与“塔利班”及部族势力争夺阿富汗国内政权，向中亚各国和中国新疆渗透的力度会大大增加，中亚地区和中国西部安全面临新一轮威胁。2013年10月，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向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通报了发生在北京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指出这是一起藏匿于中亚、西亚地区的“东伊运”有组织、有预谋发起的恐怖袭击事件。通过密切的安全合作挫败恐怖主义袭扰，这是在中亚与中国之间业已形成的共识。中国将与中亚各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平台上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提升反恐行动能力，共同应对域内外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四）印度跻身中亚地区事务拓展欧亚空间

　　作为一个亚洲的新兴大国，印度一向将中亚地区当作重要的战略平衡区，并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与中亚国家有着重大共同关切的“利益攸关方”，借此跻身中亚地区。印度在中亚地区的基本安全利益有两方面：一是通过与中亚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拓展必要的外交空间，从北方挤压宿敌巴基斯坦；二是通过安全合作打压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力，为本国的稳定与发展营造理想外部环境。阿富汗战争以来，印度曾是国际社会中积极支持阿富汗重建的第五大援助国，投入资金达12亿美元。印度高层一向认为，南亚和中亚的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联系密切，解决克什米尔冲突，离不开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印度军方曾试图在塔吉克斯坦建立空军基地。2013年，印度国防部又向塔吉克斯坦军方提供了价值55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同年10月，印度军方代表团访问比什凯克，双方讨论了在印军事院校为吉军培训英语人员和山地特种作战骨干等合作项目。此外，中亚地区还是印度实现能源安全战略的理想区域，阿富汗战后和平与中亚地区长期稳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2013年1月，第四届印度、土库曼斯坦经贸、科技合作政府间会议在新德里召开，双方对修建贯穿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四国的交通走廊“北南铁路”项目（Проектсоздания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коридора《Север-Юг》）共同表示出极大兴趣，并讨论了尽快开始土—阿—巴—印天然气管道项目（Проект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магистрально-гогазопровода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фганистанПакистан-Индия）的相关事宜。随着美国战略力量在中东—中亚一线的收缩，印度在中亚地区扩大利益存在也将提上日程。除此之外，处于周边的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国正逐渐加强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已先后确立了各自的相关利益存在，并借助不同的地缘优势与中亚各国发展合作关系。2014年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形势的发展将受到更加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多元力量的制约。

　　二、撤军后阿富汗局势对中亚的安全影响

　　俄罗斯学者对2014年后阿富汗国内局势的评估最不乐观，并纷纷作出一些颇具条理的预测。其中分析将有可能出现的状况分为四类：第一，“巴尔干化”的趋势。即北约联军撤离前仍未能形成对“塔利班”在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喀布尔政权也未能和“塔利班”在原则上达成划分控制地域的协议，于是阿富汗境内将存在大量不受控制的领土，失去了能够整合这种分裂状态的力量中心。第二，“中东化”的趋势。即“阿拉伯之春”在阿富汗重演，阿富汗境内宗教极端势力借来自于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和宣传，组织并挑起旨在夺取国家政权的全面内战。第三，形成“分裂国家”。即在美国主持下，喀布尔政权与“塔利班”及部族势力就控制区域达成协议，喀布尔当局控制北部和西部，“塔利班”控制东部和南部。第四，维持“脆弱平衡”。即美国继续在阿富汗保留一定形式的军事存在前提下，主导喀布尔政权与“塔利班”温和派及国内大部分政治领袖达成协议，保持阿富汗的基本政治平衡。作者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局面在阿富汗出现，对中亚地区构成的影响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曾于2012年10月指出，阿富汗的持续内战、国际恐怖主义的存在与扩散、不断扩大的毒品生产，是中亚各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重大障碍。中亚地区与阿富汗本同属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由于历史的原因被不同的殖民强国在19世纪划分势力范围时人为割裂为不同属性的地区。尽管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不同政治文化的影响，中亚地区与阿富汗之间地缘和人文的联系终究难以改变，由此形成彼此影响的诸多方面，至今仍联系着中亚和阿富汗。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国不仅与阿富汗有着200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共同边界长137公里，与塔吉克斯坦为1206公里，与土库曼斯坦为744公里），而且生活在边境两侧的大量跨界民族人口更使彼此间的人文联系难以阻隔（阿富汗全国3040多万人口中，塔吉克人占27%，乌兹别克人占9%，土库曼人占3%）。这种联系曾在冷战时期发生过特殊作用，也在苏联解体后的阿富汗内战时期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沟通渠道。

　　能够通过上述地缘联系对中亚地区产生影响的阿富汗国内因素，有中亚学者概括为三方面：一是阿富汗国内自主维护安全与稳定能力的构建；二是喀布尔当局与“塔利班”组织的政治谈判取得怎样的成果；三是正常经济的重建能否成功取代长期存在的“毒品经济”。首先，人们看到阿富汗独立后的国家机器建设并不尽如人意。按照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计划，到2014年年初将组建训练成26万人的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虽然在2013年这支军队已经拥有了15万人的兵员，但据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提供的资料显示，依照阿富汗宪法招募来的合同军人每年以34.8%的比例减员，除了战争因素外，大部分是因为开小差。而近年不断出现的关于阿富汗军警袭击北约联军和政府部门的报道，更令人质疑这支用十多年建立起来的部队能否胜任2014年后的国家使命。其次，已经开始的喀布尔当局与“塔利班”组织的政治和解进程并不顺利。当2009年12月奥巴马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时，实际上“塔利班”是受到了莫大鼓舞的。他们在阿富汗一边避免与美军正面冲突以保存实力，一边有选择地继续开展有限的军事行动以显示其存在，同时在部族控制区有意充当调解争议的仲裁人，借以树立威信，造成“塔利班影子政府”与喀布尔当局分庭抗礼的既成事实。2013年6月，原准备在卡塔尔举行的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的会谈，由于“塔利班”在卡塔尔代表处擅自悬挂旗帜引起喀布尔方面不满而告吹。2013年9月初，阿富汗政府军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楠格哈尔省军营遭到“塔利班”武装的又一次袭击。而当2013年10月12日美国国务卿克里与汗卡尔扎伊总统就签署《双边安全协议》会谈时，决定将在2014年后的阿富汗仍保留5000－10000名美国军人公布后，奥马尔立即作出了“塔利班”将继续战斗的激烈反应。同时，喀布尔当局试图拉“塔利班”重返阿富汗社会的做法并未受到多数民众拥护，在民族认同和部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社会氛围里，多数非普什图族群是不愿看到“塔利班”进入国家政权的。由此不难判断，2014年阿富汗国内的政治和解前景并不乐观。最后，阿富汗的毒品问题正日趋严重。连年战乱已使阿富汗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迫于生计而进行鸦片种植和毒品贸易成为部分阿富汗人的重要收入来源。2001年，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面积仅为7606公顷，到2012年时多达154000公顷（增加了20多倍），而在鸦片种植最多的2007年曾达193000公顷（高达25倍多）；在经历了12年的阿富汗战争后，干鸦片的产量也由2001年的185吨达到2012年的3700吨（产量最高的2007年达到7400吨，增加近40倍）。2012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占世界非法鸦片产量的74%，鸦片贸易收入占本国GDP总量的8.2%。阿富汗的海洛因产量已达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据估计经中亚走私出去的毒品至少占阿富汗毒品流出量的30%，而被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海关和边防机构成功查获的仅占流出毒品的2%左右。中亚地区是阿富汗毒品流向欧洲的通道，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是最大的受害国。与“毒品经济”相伴随的跨国犯罪、社会腐败是中亚国家多年挥之不去的阴影，2014年后阿富汗毒品形势继续“外溢”的影响令人担忧。

　　三、当前中亚地区面临的极端主义威胁

　　中亚各国独立建国进程已经历23年，目前多数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从2014年分别开始最高权力交接，由政治权力集中派生的经济利益不均衡已引起大量群体性事件和高层动荡。虽然在现有领导人尚强的控制力下，事态均已平息，但这毕竟标志着中亚各国社会渐渐进入多事之秋。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结点上，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可能引起的地缘政治格局剧变，以及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因素极可能被激活，进而酿成影响一国或地区稳定的突发事件。2013年9月13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在比什凯克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理事会上郑重指出，“中亚的局势目前仍然很困难”。他认为，“我们应当承认这一地区的局势仍然很艰难，尤其是在叙利亚和阿富汗事态的影响下。”事实上阿坦巴耶夫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2013年以来的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确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

　　（一）来自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已经进入中亚地区

　　2010年开始并持续至今的“阿拉伯之春”在中亚地区继续发酵，2013年7月，一名哈萨克斯坦籍“圣战分子”在脸谱网站公布了一段参加叙利亚内战的视频，引起哈萨克斯坦各界震惊。随后的2013年10月，哈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调查后发布了一则令人担忧的信息：在哈驻叙利亚的有关部门努力协调各方撤出本国公民时，发现上百哈公民在叙利亚参与恐怖活动。另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2013年9月披露，吉尔吉斯斯坦在2013年8月底挫败了一个自称为“伊斯兰圣战联盟”（СИД）分支的恐怖主义活动小组。这个小组由3名在叙利亚参加过“圣战”的吉尔吉斯斯坦人和哈萨克斯坦人组成，他们受这个组织在叙利亚分支机构的派遣，经土耳其潜回吉尔吉斯斯坦，计划2013年9月对吉国家独立日庆祝活动和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采取行动。2011年以来，哈、吉、塔等国内务和安全部门就多次警告称，来自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已进入中亚地区。

　　（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ИДУ）等恐怖组织潜入中亚

　　塔吉克斯坦官方媒体2013年9月报道，塔吉克斯坦内务部于当月抓获10名密谋在首都杜尚别进行破坏活动的恐怖分子。这个小组的领导人曾在巴基斯坦属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的训练营地内接受过恐怖行动训练。这个小组由巴基斯坦经阿富汗潜入塔吉克斯坦后，其目的极其明确：用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破坏2013年11月6日举行的塔吉克斯坦总统选举。这个恐怖主义小组潜入塔吉克斯坦时不仅携带了枪支和爆炸物，而且还将包含大量宗教极端主义内容的宣传品夹带入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阿富汗战争中遭到北约联军重创，其残余势力蜇伏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部族地区。由于政治上极端主义意识的认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一直保持联系与协作。但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势必与“塔利班”、“基地组织”间出现行动方向及方式上的分歧，向中亚地区回流将是首选目标。

　　（三）“伊斯兰解放党”等非法组织继续在中亚社会蔓延

　　由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纳巴哈尼于1952年创建于约旦的“伊斯兰解放党”（Хизб-ут-хрир-Ислами），以联合全世界穆斯林推翻现有世俗政权建立统一“大哈里发”国家为基本政治主张，其极端主义的危险性早已为中东及欧洲各国充分认识并在多数国家被禁止。然而这一组织却选择了在苏联解体后开始重新寻找国家发展路径的欧亚各国，利用这些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和经济困难在各国民众中产生的不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传入中亚各国及俄罗斯、乌克兰，并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和组织形式蔓延开来。尽管中亚各国早已将“伊斯兰解放党”列为非法组织，并制定了专门的法规以遏制这一宗教极端主义组织的发展，但近几年“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地区的活动不仅依然活跃，而且恐怖主义的倾向愈加凸显。尤其是2013年以来，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关于发现和捕获“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并收缴大量宣传品及枪支、爆炸物的报道一直不绝于欧亚各国媒体。由于这一宗教极端主义组织针对中亚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经济萧条、收入不均、官员腐败等现象的原教旨主义宣传极具蛊惑性，一些中亚国家的中上层社会精英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伊斯兰解放党”的主张乃至成为其秘密成员。

　　2014年阿富汗局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和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进入微妙时期，地区内外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均看好这一时机，并以此作为其在中亚地区确立影响的重要机遇期。而且，一旦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各派势力围绕政治权力开始内斗，中亚籍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自知已成局外人，返回中亚继续传播极端主义思想必然是其最终选择。有中亚学者指出，2014年北约联军从阿富汗撤出后，对中亚地区安全构成威胁的不一定是“塔利班”，而更可能是“萨拉菲主义”和“伊斯兰解放党”。

　　四、结语

　　早在苏联解体后，单一力量中心制度性影响中亚地区的历史即开始向多元力量构建地缘政治新格局演变。这一趋势使冷战结束初期作为国际政治范畴的“中亚”定义被重新解读，这一地缘政治概念所涵盖的地域范围被一些西方学者主观扩大，而客观上这种认识却与中亚学史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意义上的“中亚”趋于接近。当这一进程持续了近15年时，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斯塔尔于2005年提出了“大中亚”概念。如果从学术意义上看这一当时让中国中亚学界不解的提法，其实斯塔尔的根据就是对这一历史趋势的认识。然而结果是令人遗憾的，斯塔尔的学术创意被美国国务院充满冷战思维的“大中亚计划”所替代，从此它在中亚的境遇也就不难理解了。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客观上也加速了这一进程，而且成为中亚地缘政治格局沿上述趋势变化的阶段性标志。这样的地区发展观如果成立，不论是美军撤出阿富汗，还是阿富汗局势发生动荡，都不会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总趋势产生决定性影响。况且反恐战争后，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形势均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塔利班”控制阿富汗95%以上领土和“乌伊运”制造震动整个地区恐怖袭击的力量和条件不再，因政治和解破裂而引发全面内战已无可能，由有限的局部冲突造成的难民规模更不会大于内战时期。尤其是在中亚各国及国际社会针对阿富汗撤军后的变局制定了充分的政策准备的前提下，全面考量影响地区安全各要素及权重变化，在对阿富汗因素予以客观重视的同时，也有充分理由认为2014年后的中亚将面临更多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