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因素与当前美国-沙特关系

作者：涂怡超
来源：转载自《宗教与美国社会》，2013年第八辑。
http://www.cas.fudan.edu.cn/view.php?id=2041.）

内容提示：沙特是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长期盟友，尽管两国宗教背景迥异，冷战期间的世界格局令宗教因素成为美沙关系的润滑剂。冷战结束以来，由于沙特国教瓦哈比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理念、组织和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沙特宗教传统对沙特现代化和民主化掣肘对美国中东民主进程的阻碍，宗教开始成为两国关系中的摩擦因素。由于地区安全和石油安全仍是美国现阶段中东政策的首要考虑，且当前美国的中东政策仍需要沙特的大力支持，宗教自由在其政策考虑中只居末席，但美国一直通过政府和社会两大层面介入沙特推动其宗教实现渐进式变革。沙特虽在安全上仰赖美国扶持，却仍坚持在内政外交借助宗教渠道以达成其根本国家战略。两国均以现实主义为导向维持两国的特殊关系，力争在尽量不触动对方重大关切的情况下实现已方国家利益，因此在近阶段宗教议题不会在实质上损伤两国关系，但对两国关系形成长远挑战。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长期以来保持紧密的非正式盟友关系，超越两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的藩蓠。宗教因素在美国与沙特关系中地位独特。冷战时期，宗教因素是美沙关系的润滑剂。进入后冷战时期、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由于沙特国教瓦哈比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理念、组织和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沙特宗教传统对沙特现代化和民主化掣肘对美国中东民主进程的阻碍，宗教日益成为美沙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本文旨在分析宗教在美沙关系中的作用与趋势。

一、 冷战期间宗教对美沙关系的影响

沙特地处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和使者穆罕默德诞生地，据有伊斯兰三大圣地之二麦加和麦地那。自瓦哈卜和穆罕默德·本·沙特结盟，教权和世俗权力成为历代沙特政权的两大支柱。自1932年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建国以来，沙特一直是政教合一国家，费萨尔国王强调沙特“世世代代都将是伊斯兰遗产的维护者和伊斯兰圣地的守护者”，法塔赫国王甚至于1986年将“两圣寺的守护者”作为首位头衔。瓦哈比伊斯兰教在沙特国家战略中长期占据显要地位。担任全世界穆斯林的精神盟主、成为伊斯兰教之宗主国借以增强其国家的合法性，这一直是沙特重要对外战略目标。

尽管沙特和美国的宗教背景迥异，且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历史恩怨已累积千年之久，冷战期间，瓦哈比伊斯兰教一直是两国关系中的良性因素。在冷战期间美国为对抗苏联而进行的联盟外交中，为了对抗无神论的苏联，地处中东战略要地、石油资源丰富的有神论沙特成为美国的优先选择。1951年2月，美国对沙战略进一步系统化，此后冷战期间的历任总统均将沙特看作抵制苏联在海湾地区渗透的重要堡垒。早在1954年，着名历史学家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写道：“虔敬的穆斯林，并且大多数穆斯林是虔敬的，不会容忍无神论的信条。”1艾森豪威尔政府曾希望扶持当时的沙特国王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伊斯兰领导人，成为“阿拉伯团队的资深伙伴。”2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认为沙特在国内外推广瓦哈比伊斯兰间接符合美国以反共反苏为主旨的战略利益。20世纪60年代，美国支持沙特对瓦哈比伊斯兰教的传播，认为这有利于遏止和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催发的社会思潮与运动、抵制左派政权。20世纪80年代，美国认为沙特推广瓦哈比伊斯兰教有助于抵消伊朗什叶派革命的影响、协助美国击退前苏联在中东、中亚和北非多个国家的影响、遏制伊拉克复兴社会主义的扩张势头。总体而言，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乃至梵蒂冈城国把沙特看作是对该地区的和平稳定攸关的国家，瓦哈比伊斯兰教教义和组织均有利于地区的稳定，有助于实现西方在该地区、乃至穆斯林世界的战略目标。

冷战期间，美国基于宗教问题对沙特的外交压力仅体现为“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总统为说服沙特放弃禁止犹太人入境政策所作的温和努力。”1976年美国国务院根据国会要求提交人权国别报告中又一次例行公事地批评沙特的宗教不宽容，国会则越过福特总统的否决通过《国际安全援助和武器出口控制法》，内中有条款要求停止对侵犯人权的政府的军事援助，但这并未对美沙相关合作造成实际影响。此外，美国国务院、军队和石油公司均制定大量政策指南，提醒美国公民“他们在沙特是基于经济或战略因素，不是去改变沙特社会。”冷战期间，美国因商业和军事利益而长驻沙特的大量侨民基本上长期生活在与沙特本国社会隔绝的社区中，沙特政府给予这些社区特殊政策，侨民在此过着与美国完全一致的生活，包括进行各类基督教仪式，因此对沙特社会的了解相对有限。3

对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沙特而言，具有深厚基督教背景的美国从伊斯兰教传统而言，亦属“有经人”（ahlal-kitab）范畴。在大多数沙特人的接受谱系中，面对无神论和什叶派的直接威胁，基督教美国并非最难以接受的盟友。4沙特王国基于自身的统治阶级利益和教派利益，在国际和地区层次上首先以反共产主义为首要目标，在阿拉伯世界则是反对将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泛阿拉伯主义、以及零散模煳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以威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中东世俗政权的旗手，由此地区安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成为沙特外交旗帜，沙特开始在对外政策中大力推行以沙特为中心的泛伊斯兰主义，鼓吹伊斯兰团结与合作。泛伊斯兰主义成为反抗各类左翼运动、抵制无神论和世俗化影响的重要渠道，获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高度支持，沙特亦逐渐发展成为泛伊斯兰主义的中心。20世纪60年代，苏联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以消解对美国支持的更为保守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沙特与埃及各背倚美国和苏联，为争取在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领导地位而长期竞争，沙特着力于抵御纳赛尔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不结盟运动（当时在非洲一些国家非常有号召力和吸引力）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并通过吸纳赛义德·库特卜领导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加入联盟以遏制埃及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在冷战大背景下，宗教因素一直在美沙两国关系中发挥正面积极作用。

在沙特和美国均希望借助宗教渠道来抵御苏联的渗透的一致诉求下，在两国以沙特为基地的军事合作中，沙特对自身宗教原则的坚持亦受到美国政府的包容。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沙特达兰建立军事基地训练沙特人，沙特基于其宗教信仰不允许美方在军事基地中配备犹太人和妇女。尽管美国国会有议员对此抗议，但美国国务院表态“主权国家在确信符合自身最佳利益的情况下有权利用这样一种方式控制其内政秩序，这是基本原则。” 5

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沙特一直注重防范激进伊斯兰的影响。费萨尔国王任内组建了多个各种类型的国际和国内伊斯兰机构，并不断加以扩展，但他一直确保各类最有权力和非常关键的有宗教背景的职位不由具极端倾向的穆斯林担任。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伊斯兰革命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沙特和美国对瓦哈比伊斯兰极端化的警惕和约束。为了达成其短期目标，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沙特在资助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方面形成一致并紧密合作，两国均花费30多亿美元资助苏丹、乍得、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武装伊斯兰组织，如今这些地方都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泛滥成灾、威胁极大的地区。为利用极端伊斯兰组织达到反伊朗和反苏目的，沙特在哈立德和法赫德国王任内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机制化较为宽容，沙特掌控的各类国际和国内伊斯兰机构亦不断右倾。两国的相关战略和政策旨在培育反苏、反伊组织和反苏、反伊分子，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东地区政治格局的发展，众多组织和个人的理念和行动越来越趋向于反美、反犹太复国主义、反各地政权。
尽管美国和沙特在1991年海湾战争前即周密部署，将数十万美国人进入海湾地区带来的宗教、文化和社会冲击尽量减轻，这场战争仍进一步将宗教问题直接置于两国关系的前沿。众多沙特人对沙特政府在与伙伴穆斯林的战争中与异教徒联盟高度不满，极端激进的瓦哈比信仰者及其组织更是对两国政府充满仇视。随着冷战结束带来的国际格局改变，宗教因素在美沙关系中的性质出现变化。

二、后冷战时期宗教与美国对沙特政策

两极格局结束后，因沙特及其它国家频发针对美军、美国公民的恐怖袭击，兼之犹太利益集团在美国发动的强大宣传攻势，宗教开始成为两国关系的障碍。“9·11”事件中19名劫机犯中有15名来自沙特、且本拉登本人亦来自沙特颇有影响的拉登家族。美国各界在审查威胁来源时，不约而同将矛头对准了此前在美国少有人提及瓦哈比伊斯兰教，瓦哈比几乎成为暴行的同义词。新闻媒体、学术研究中频繁将沙特和瓦哈比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智库、学界、包括军界的研究者等对沙特官方大力输出伊斯兰教持高度否定态度，总体认为“他们传递其他宗教、甚至是其他派别的伊斯兰教不具备有效性的信息；穆斯林应积极传播信仰；自南亚到北非教室和讲经台都不可容忍对伊斯兰教的不同观点。即使这些材料没有宣扬暴力，他们传播了暴力有时是合理结论的理念。”6美国国内掀起反沙特浪潮，认为是沙特力倡的瓦哈比伊斯兰豢养了本·拉登等恐怖分子，沙特政府官员在911事件中亦有责任，对沙特的内政外交均强烈批评。

美国社会一般而言大力抨击美国政府长久以来的政策不仅支持阿拉伯地区的极权统治，而且忽略甚至支持了宗教的政治化，由此对美国政府形成强大政治压力。在此民意基础上，美国国会研究中心就沙特宗教及其衍生议题向国会提交了多份报告，认为“沙特政府资助的各类慈善组织和教育项目宣传了极端的伊斯兰理念、助长了暴力，直接或间接向恐怖组织提供了资源。”7专门针对瓦哈比伊斯兰教的报告《瓦哈比与赛莱菲耶的伊斯兰传统》，确认瓦哈比、赛莱菲耶与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沙特政府在传播思想、资助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建议美国政府对此作为。8国会以安全为诉求介入相关事宜的处理。108届国会多次召开与瓦哈比有关的听证会，批评沙特对宗教机构的资助，声称沙特为反西方的恐怖主义提供了理念支持。此后数届国会均有成员力推《沙特责任法》通过，意图“停止沙特对资助、训练、煽动、鼓励或其它任何方式援助和教唆恐怖主义的机构地支持，在调查恐怖主义事件中获得沙特的全力合作，停止给予沙特公民签证直至总统保证沙特王国在颁发签证时不因宗教归属或传统、或其它原因而有歧视。”9由于该法对于沙特打击面过宽过严而将直接影响两国现有的联盟合作关系，此法桉经多次修改后仍未获通过。

1998年《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于国会通过，以美国标准而言沙特位居世界最缺乏宗教自由的国家范畴，但因美沙特殊关系，沙特一直未列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的特别关注国名单。在美国国会的压力下，沙特于2004年首上榜单，此后一直位列其中。

然而，总体而言美国政府重视中近期沙特在国际反恐、地区安全和石油安全方面对美国的特殊意义，注重保持与沙特的双边关系和支持沙特政权自身的稳定。2005年1月利雅得召开的反恐会议上，美国国土安全顾问弗朗西斯·弗拉格斯·唐什特（Frances Fragos Townsend）表示：“若沙特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击败恐怖主义，世界不可能击败恐怖主义” 。美方认为“宗教是沙特和美国必须面对的战略议题。”102009年美国国会研究中心报告显示，美国对沙特相关政策和动态的关注排位从前到后为美沙军事合作，反恐，阿以冲突，伊拉克、经济关系和贸易，人权、宗教自由和政治改革。11历年报告中宗教均不是一个单独议题，而是置于人权、民主和其他事宜这一向来垫底的议集之中。尽管美国社会对沙特宗教状况恶评如潮，美国在911后对沙特的根本宗教战略、政策仍持总体宽容态度，行政当局的态度尤为如此。911委员会最终报告称“没有明显证据显示作为机构的沙特政府或高级沙特官员个人资助基地网络，”获得沙特政府好评。国务卿鲍威尔亦在2004年访问沙特时表示：“沙特阿拉伯一直在反恐，美国感谢沙特政府在反恐方面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12自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由于反恐阶段性任务的完成、伊朗核危机的凸显和阿拉伯世俗国家发生的频繁动荡，沙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有所反弹，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对沙特宗教自由、沙特宗教对外扩展的关注度呈现下降趋势。此外，基于美沙特殊关系，沙特凭借其宗教在穆斯林世界的特殊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协助美国和穆斯林世界的沟通。

本世纪以来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多次公开表示对伊斯兰教的高度尊重和对沙特阿拉伯在穆斯林世界特殊地位的高度尊重。2005年布什与阿卜杜拉国王签署的联合声明强调“美国尊重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伟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的诞生地，沙特阿拉伯作为伊斯兰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寺的守护者而是伊斯兰信仰之象征中心。沙特阿拉伯向所有教导和宣传伊斯兰信仰者重复呼召，严守和平、节制和宽容的清真言，拒绝偏离正信。”132009年奥巴马总统访问沙特时亦表达对阿卜杜拉国王的高度尊重。这类举措有利于巩固两国关系、助力沙特修补和巩固其在穆斯林世界、在本国国内的合法性和影响力。

目前美国主要间接通过机制建设、战略安排和系列政策实施大力向沙特施压促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转型。在政策实施方面，主要途径有三：

其一是稳步促进沙特社会缓和式变革以徐图其民主化转型。

在“911”事件之前，美国在因石油资源而高度富裕的沙特资助开展各类社会项目并无可能。911之后，对沙特进行民主促进的呼声高企。然而，由于美国的民主输出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引发忧虑，小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更是在阿拉伯世界引发不安与争议，近年来美国在策略上将促进民主和政治变革打散进入反恐、经济与金融事务、教育交换和人类发展等表面看来对沙特而言不过于敏感的版块，并不断施压沙特从政策方面打开大门、允许相应项目进入沙特境内开展实质性操作。

沙特公立中小学教育中伊斯兰教教育为必修课，且在课程总量中占较大比例，授课内容中有对其它宗教信仰持不宽容、乃至仇视态度的成分，911事件后这引起美国社会的高度警惕，多家机构跟进对沙特公立中小学各类课本进行严密检验，并对美国政府形成强大压力，促其要求沙特进行改良。14美国政府表态沙特教育系统尽管不直接与恐怖主义相连，但沙特公共教育课程培养了对非穆斯林的仇恨。由此沙特公共教育成为美国朝野共同关心的议题。2002年沙特表态要开启教科书改革项目，但进展缓慢。阿卜杜拉国王上台伊始即表示，教育改革是其施政优先要务。沙特于2007年启动阿卜杜拉国王公共教育发展计划，六年内沙特投资90亿里亚尔增强科技教育以平衡其宗教教育。美国社会不满于沙特宗教教育改革进程缓慢，继续形成强大压力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美国政府亦对项目阶段性实施效果不满意，在长期施加适度外交压力的同时，美国政府支持公民社会组织进入沙特引导和协助相应变革，逐步展开以信仰为基础的公共外交，2011年9月，美国国务院与美国以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宗教与外交中心签订为期18个月的合同，推动沙特公共教育课程改革，并评估这一改革对其它主要穆斯林国家的影响。 15

沙特妇女权利亦为美国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在沙特直接推动伊斯兰教法改革在当前形势下并非可能。除在宏观方面推动沙特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外，美国政府在微观方面采取的进路是谨慎稳妥地支持平民、妇女教育。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一个投资10万美元的小型项目被视作这类努力的典范，美国资助沙特吉达的女子学院（Effat College）学院的工程教育项目，美国杜克大学为该项目的伙伴单位，力争通过这一项目传授学生高水平技能以助沙特妇女的高水准就业。

其二是利用国际机制进一步促进沙特民主化进程和实现宗教宽容。

尽管长久美国社会中有舆论坚称贸易惩罚是美国支持人权的重要方式，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在面对有其他重要政治、军事、经济关联的国家时鲜有采纳这一进路，而是坚持“总而言之，经济开放最终会导致政治开放。”16美国对沙政策亦遵循这一路线。911事件以来，美国推动沙特加入WTO，并顶住国内压力，在双边协议中就沙特继续和其它阿拉伯国家联合抵制以色列达成妥协。沙特于2005年加入WTO，成为其第149个成员国。美国亦注重借助联合国及其附属各类国际组织促进沙特的公开化和民主化。

其三是持续施压沙特打击宗教极端主义。

沙特境内与恐怖主义组织的联系一直处在美国的严密监控之下。美国方面在公开场合多次首肯沙特在反恐方面付出的努力，在反恐合作中则一直严密监控、紧密督促沙特的相关工作以期斩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17维基解密泄露的情报显示，美国认定沙特难以完全斩断沙特公民私人对国外塔利班的资助。外交电报透露这些组织的代理通过年度朝觐从沙特捐赠者处获得现金并运送回国。2009年12月30日美国国务院催促驻中东各国使馆对驻在国施压，以更强硬的行动应对这一问题，国务卿希拉里说“沙特捐赠者是资助世界逊尼恐怖组织最主要的来源。”认为沙特仍然不了解塔利班与基地联盟的程度，从海外对沙特安全构成威胁。美国财政部高官霍华德·门德尔松（Howard Mendlsohn）曾专门会见沙特秘密警察代表，讨论三名塔利班官员多次前往沙特筹资之事，沙特表示对此三人情况不清楚，须由美方提供具体情报。 18

三、美国政策压力下沙特的应对与平衡

沙特自身国富而民弱，军事设备精良但总体军事力量薄弱。国家内部面临民主转型和部落竞争的压力，在中东地区面临邻国民主化进程的冲击、什叶派力量壮大的压力，不能完全脱离地区大国的侵略威胁。当前中东地区缺乏地区内部安全机制、依靠美国外力维持均衡局面。由此在当前国际和地区格局下，沙特从根本上无法摆脱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同时，成为伊斯兰世界盟主是沙特基于历史和现实条件一直不变的战略选择，沙特历经多年经营，已组建成熟的伊斯兰国际组织和伊斯兰国际非政府组织网络并具主导能力。而海湾危机后阿拉伯人对阿拉伯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怀疑增多，对泛伊斯兰主义更具好感，这进一步夯实了沙特的战略走向。沙特石油战略地位的下降和反恐令沙特在美国战略地位中位置有所下降，但维持双方合作关系仍符合两国的安全和利益需要。为改善美国民意对沙特的主流观点，沙特在外交中必须应对美国对沙特宗教外溢的负面看法，以此修复美国政界和民众对沙美合作关系的认同、巩固沙美同盟关系。

由于美国民主输出和对以色列的长期坚定支持与沙特王室根本利益存在冲突，沙特必须发展多元外交，与穆斯林世界关系仍是其外交重点；基于沙特乃至伊斯兰世界内部强烈的反美情绪，瓦哈比伊斯兰教在一定程度上仍可充当沙特居间平衡伊斯兰世界与美国关系的重要政治杠杆。由此沙特在内政外交中均不可能放弃其瓦哈比伊斯兰根基。在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紧张关系的夹缝中，沙特试图走中间道路，在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谨慎巧妙地维持平衡, 在继续维持与美以特殊关系以获取安全保障的同时，逐步增强自身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中的独立性，为此沙特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均采取多种措施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

沙特基于宗教因素在内政方面主要透过三方面继续维持与美国之间的互信与合作。

其一，进一步巩固国家对宗教的控制。沙特一直奉行温和的瓦哈比主义，过于激进的瓦哈比主义不符合沙特的国家利益，而教权过大不仅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同样不符合沙特王室利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沙特通过政府机构改革不断削弱和分化官方教界的权力和领域。90年代以来，由于沙特官方乌莱玛的部分成员有同情极端伊斯兰运动的表现，进一步引起沙特王室警惕。沙特进一步组建设立伊斯兰事务部，主管传教、布道事务、伊斯兰高等教育机构。191994年，又创立平台性机构最高伊斯兰事务委员会和伊斯兰传教和指导委员会，王室家族最终直接控制沙特最高宗教政治权力。

其二，多方位打击宗教恐怖主义。2001年9月15日，沙特大穆夫提毫不含煳地谴责本拉登，认为“袭击违反了伊斯兰教义。切断恐怖分子的经援渠道。同时，沙特警告国内的激进教长，不得在讲经中宣传极端思想，违者不得继续讲经，并须接受“再教育”项目的改造。2010年春，沙特宗教学者委员会援引古兰经，明确谴责恐怖主义和资助恐怖主义者。为切断恐怖主义组织的经援，沙特实施一系列法律和政策令沙特公民资金的国际流转更清晰地处于有效监控之下，并关闭了哈拉曼伊斯兰基金会等一系列与基地组织和其它恐怖主义有联系的以沙特为基地的基金会。20与此同时，沙特鼓励沙特公民的慈善捐助更多投向本国社区，而非国外。小布什总统在2004年一次公开讲话中肯定：“四年前沙特是恐怖分子筹资的沃壤……现在沙特进行袭击和逮捕。”21

其三，国内民主化进程。在国内外的持续压力推动下，2003年6月，阿卜杜拉王储宣布创立“国家对话”机制，8月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国家对话中心成立，以大会和论坛的形式发动社会各界就系列覆盖广泛的高度敏感的议题，如宗教宽容、妇女权利、国家和社会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加强公民社会的作用，保证公正、平等和言论自由；在国内外展现真正伊斯兰的适中形象等方面进行讨论，从而以中间温和派为主体尝试对社会进行温和渐进式改良，至今已举办了八次大会。22但自2009年后，这一会议未再更新。2004年3月，沙特政府批准建立国家人权协会，接受侵害人权的投诉、包括针对政府机构的投诉，并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国际人权组织的活动。沙特媒体限制亦略有所放宽，开始讨论部分高度敏感的宗教及其次生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沙特开始撤销对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些限制，近年来对苏菲学派也有所放松。23沙特通过加强与美国媒体的直接联络而令这类消息获得美国多类媒体的引用。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后中东政策的改变，沙特所受压力减轻，且由于整个中东形势的动荡，沙特民主化进程放缓。

沙特为继续实施其宗教战略在外交中通过以下三大途径巩固和平衡美沙关系。

其一，在积极配合美国中心议题同时对美国压力进行柔性应对。在外交方面沙特积极配合美国的各项要求，2004年，两国设立由沙特外交大臣和美国国务卿领导的联合委员会处理两国战略上利益攸关的问题，成为重要的平台机制。在美方最为关心的美沙军事合作、反恐、伊拉克等方面，沙特均做足姿态与美方紧密合作。在广义的宗教议题方面，当美国压力危及到影响其穆斯林世界盟主地位时，沙特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柔性应对，实质上坚决捍卫沙特的传统国家战略和对国际穆斯林网络的主导地位。作为世界非政府组织最为发达、国际非政府组织总部最多的国家，美国非常注重将其对相应组织的管理规范引入沙特以进一步规范和限制沙特与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沙特将世界穆斯林大会、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等资金流量巨大的组织列为国际非政府组织范畴，而非慈善组织，美国认为这种分类降低了沙特相关法律对其资金流向的监控水平，国际恐怖组织可从中得益。此三大组织为沙特公共外交的核心网络，总部设在沙特，向由沙特主导和资助、领导人亦由王室选定。在美国国会议员压力下沙特并未改变对这类组织的管理和资助模式。前沙特驻美大使班达尔亲王（Bandar bin Sultan）辩解说，沙特不能控制这类组织，就像美国不能控制在其土地上运转的联合国。24

其二，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平台对美方联合其它国家形成的压力进行化解。沙特注重联合国机制的作用，参与了联合国涉及人权、文明对话的多个倡议和机制，多次联合其他国家化解对本国宗教状况形成的压力。2008年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倡议发起联大“为推动和平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的对话、了解与合作”高级别全会，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沙特国王、约旦国王、巴基斯坦总统、阿富汗总统、菲律宾总统、芬兰总统、以色列总统等70多位政府首脑和高级官员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发言反对将恐怖主义与某一特定国家、民族和宗教挂钩，并对反伊斯兰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等极端主义思想死灰复燃表示关切。25世界穆斯林联盟作为联合国非政府谘商成员，积极在联合国的相应机制中发挥作用，并在世界各地积极展开宗教间和文明之间的交流大会，以期逐渐形成以世界穆斯林联盟为平台的文化对话机制。2008年，经沙特国王提议，穆斯林世界联盟在马德里主办跨信仰对话，200余位世界各大宗教的代表参会。26这一论坛还先后在麦加、日内瓦举办。

其三，在美进行跨宗教游说宣传伊斯兰教的美好形象和完善沙特国家形象。911事件后，沙特政府在美投巨资进行多方位、多渠道的整合宣传以改善沙特的宗教形象，力证伊斯兰教为一“和平、仁慈和宽恕”的宗教，并非恐怖主义源泉，恐怖主义偏离了伊斯兰教正道，作为伊斯兰精神祖国的沙特在打击恐怖网络方面恪尽职守，说明沙特的反恐决心、行动和成效，并高度注重在宣传中塑造沙特也是911受害者的形象。前沙特驻美大使和前驻英大使图尔基·费萨尔（Turki al-Faysal）在出使期间，不仅常去驻在国各清真寺，还花费大量时间拜访多个教堂。沙特还通过王室成员大量资助美国的伊斯兰研究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和理解。2005年沙特王子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Alwaleed bin Talal）向哈佛大学和乔治敦大学各捐款2000万美元，加强两校伊斯兰教研究，该笔捐款为乔治敦大学有史以来第二大捐款。27沙特亦注重与罗马教廷、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这类与不持基督教锡安主义思想且同情巴勒斯坦人民遭遇的基督宗教世界性网络建立联系并开展游说，努力削减以色列在西方的游说成果。2007年，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与教宗本笃十六世进行了历史性会晤。

然而，沙特在巩固其宗教网络的同时维持美沙关系的长期成效并非沙特政府可以控制。尽管沙特王室对沙特宗教学者委员会的掌控日益加强，但沙特宗教现状的根本特征是三有三无，即有圣地、有资金、有世界性网络和影响，无最高宗教领袖、无世界性宗教权威、无世界性宗教学术权威。尽管政府认为当前教律溷乱﹐宗教管理机构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基于沙特宗教传统和政教结构，沙特王室不可能完全掌控沙特伊斯兰教体系，沙特国家事实上对沙特庞大且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盘根错节的宗教体系掌控有限。沙特以输出瓦哈比伊斯兰教为实现其国家战略的重要手段，并为此通过机制、组织建设和巨额资金资助给予支持，由于伊斯兰世界巨大而复杂，尽管沙特是一宗教大国，但在伊斯兰世界中并非人口大国，且直接对外传教传统、结构与基督宗教有较大距离，其宗教输出环节相对较复杂且见效周期较长，即令是沙特政府严密控制的朝觐亦不免成为世界多国激进和极端穆斯林组织和个人进行联动、筹集资金的最佳平台。沙特政府沙特对其力倡的宗教输出产生的多样性后果难以控制，从外交的角度难以进行直接管控和绩效评估，如出现问题调整难度高，且调整措施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旦沙特主导的宗教网络对美沙军事合作、反恐、伊拉克重建、阿以冲突等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关切造成负面影响，美沙关系的前景就可能因此而蒙上阴影。

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因素在两国关系中渐呈负面效应，沙特的国家宗教战略与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战略存在根本冲突。然而，地区安全和石油安全仍是美国现阶段中东政策的首要考虑，宗教自由在其政策考虑中只居末席，美方对沙特宗教因素政治后果的现有温和政策建立在沙特支持和配合中近期美国在中东核心利益的基础上，且当前美国的中东政策需要沙特的大力支持，同时美国一直通过政府和社会两大层面介入沙特推动其宗教实现渐进式变革。沙特虽在安全上仰赖美国扶持，却仍坚持在内政外交借助宗教渠道以达成其根本国家战略，宗教关乎国家根本利益。尽管宗教已成为两国关系中的摩擦因素，但两国在处理两国关系时，均以现实主义为导向维持两国的特殊关系，力争在尽量不触动对方重大关切的情况下实现已方国家利益，因此在近阶段宗教议题不会在实质上损伤两国关系，但对两国关系形成长远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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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Bernard Lewis, “Communism and Islam,”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0, no. 1 (January 1954), pp.1-12.
2. “Discussion at the 310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ursday,January 24, 1957,” Eisenhower: Papers, 1953–1961 (Ann Whitman Files), EisenhowerLibrary. Quoted fromRachel Bronson, “Rethinking Religion: The Legacy of the U.S.-Saudi Relation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8, No.4(Autumn 2005),p.135.
3. Thomas W. Lippman, “A Most Improbable Alliance: Placing Interests over Ideology, ”Mohammed Ayoob and Hasan Kosebalban,ed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Saudi Arabia: Wahhabism and the State(London: Boulder, 2009), pp.126-127.
4. 瓦哈比教义对什叶派信仰高度排斥，现代沙特首位国王伊本沙特在回答一位西方来访者的提问时如是表述：“如果我要娶一个基督徒或是犹太女子为妻，一点困难都没有。她会享有完全的信仰自由，当然她的子女必然要以穆斯林的方式来抚养。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是有经人；但是我不可能娶一个什叶派……他们是堕落的，是多神教徒……他们不该把神圣的荣耀赋予穆罕默德、阿里、侯赛因和其他圣人。”转引自王宇洁着：《宗教与国家—当代伊斯兰教什叶派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6-47页。
5. Thomas W. Lippman, “A Most Improbable Alliance: Placing Interests over Ideology, ”p.127.
6. Thomas W. Lippman, Saudi Arabia onthe Edge: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n American Ally(Washington,D.C.: Potomac Books, 2012), pp.196-197.
7.Alfred B. Prados and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Saudi Arabia: Current Issues and U.S. Rel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July 11, 2006, http://fpc.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70301.pdf.
8.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The Islamic Tradition of Wahhabism and Salafiyya,”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Jan.24, 2008, http://www.fas.org/sgp/crs/misc/RS21695.pdf.
9. H.R. 1288 (111th): Saudi Arabia Accountability Act of 2009，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1/hr1288.
10. Rachel Bronson, “Rethinking Religion: The Legacy of the U.S.-Saudi Relationship,” pp.121-137.
11.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Saudi Arabia: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Nov 16, 2009, http://www.fas.org/sgp/crs/mideast/RL33533.pdf.
12.新华网新闻:“沙特对美国911报告的有关结论表示欢迎”,新华网利雅得７月２９日电（记者朱少华），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07/29/content_1672421.htm.
13. News Release, “Joint Statement by President Bush and Saudi Crown Prince Abdullah，”April 25, 2005,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5/04/20050425-8.html.
14. 美国智库海湾事务研究所、哈德逊研究所在此方面所做的研究最为系统全面，可参见两机构网站资源中历年研究报告。
15.见国际宗教与外交中心国别项目网页，http://icrd.org/saudi-arabia.
16. 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vol. 79,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0),p.56.
17. Victor Comras, “Following Terrorists’ Money,” Washington Post, June 4, 2005, p. A17.
18. Thomas W. Lippman, Saudi Arabia on the Edge: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n American Ally, pp.199-200.
19. Joseph Kechichian, Succession in Saudi Arabia（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137.
20.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Saudi Arabia: Terrorist Financing Issues,” CRS Reportfor Congress,September 14, 2007, http://www.fas.org/sgp/crs/terror/RL32499.pdf.
21. News Release, “President’s Remarks at the 2004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New York, September 2, 2004,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4/09/20040902-2.html.
22. 参见大会官方网站介绍，http://www.kacnd.org/eng/center_goals.asp
23. Faiza Saleh Ambah, “In Saudi Arabia, A Resurgence of Sufism, ” Washington Post, May 2, 2006,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5/01/AR2006050101380.html.
24. Rachel Bronson, “Rethinking Religion: The Legacy of the U.S.-Saudi Relationship,”p. 132.
25. 国际在线新闻:“中国大使在联大发言反对将恐怖主义与国家、民族和宗教挂钩”,2008年11月14日（驻联合国记者沉汀），http://gb.cri.cn/19224/2008/11/14/3785s2322817.htm；另见联合国网站新闻:“中国大使在联大发言反对将恐怖主义与国家、民族和宗教挂钩”,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10750.
26. AFP news,“Saudi-sponsored inter-faith conference opens in Madrid，”The Daily Star, July 17, 2008, http://www.dailystar.com.lb/News/Middle-East/Jul/17/Saudi-sponsored-inter-faith-conference-opens-in-Madrid.ashx#axzz2YEGevGvm.
27. 在促进美国对伊斯兰教认识和理解的同时，这类项目也引起巨大争议，如接受2000万美金捐款的乔治敦大学穆斯林-基督徒理解中心被美国保守主义者斥为乔治敦大学的瓦哈比前线。Patrick Poole, “Georgetown University's Wahhabi Front,”FrontPage Magazine（online）,February 29, 2008，http://archive.frontpagemag.com/readArticle.aspx?ARTID=29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