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9月 12, 2014
新时期“东突”恐怖活动新动向及对策研究
作者：古丽燕
来源：《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1期
发布时间：2014-03-24
摘要：面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意识形态化，网络恐怖渗透的加剧和“伊吉拉特”的现实威胁日益加大的“东突”恐怖活动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树立全新的安全观，科学认识新疆反恐怖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艰巨性，建立健全反恐怖工作协调机制，加强情报信息工作，提高预知预防能力，加大出入境人员的管理力度，强化对可疑人员的甄别、核查力度，健全、完善网络、通讯监管法律体系，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充分认识“伊吉拉特”活动的严重危害，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清醒认识中国面临的反恐困境。
自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在中央、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及对口援疆省市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新疆经济社会稳步发展，各族群众的民生状况得到较大改善，群众社会安全感增强，各族人民的幸福感指数不断提高，各族群众之间因“7·5”事件造成的隔阂得到有效修复，社会稳定形势进一步好转。特别是2011年，新疆社会经济各项事业正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并首次实现了“稳定、民生、发展”共同进步的重大突破。
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不会放弃对我的“西化”“分化”战略，加之2010年以来世界各国不断爆发的骚乱、暴乱、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国际恐怖主义趁机发展并扩大其势力范围，恐怖活动频繁发生，特别是与“东伊运”有着密切关系的“乌伊运”的重返中亚、“基地”组织的卷土重来以及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利班”的元气恢复，无不影响并刺激着境内外的“东突”势力。虽然新疆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和防范措施，但近年来，暴力恐怖案件在新疆仍时有发生，并呈现出与国际恐怖主义接轨的活动特点与发展趋势。
一、近年来“东突”恐怖势力活动特点
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继续加紧内外联动，企图策划、实施新的暴力恐怖活动。新疆的恐怖活动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突出表现在：
(一)恐怖犯罪案件呈急剧上升态势
从近年新疆恐怖犯罪的发案数看，“东突”恐怖势力在境内的活动十分活跃。如伊犁、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区，特别是在首届亚欧博览会前夕，一些从南疆迁徙到北疆、内地的恐怖团伙成员加紧回到原籍策划实施恐怖活动，恐怖犯罪案件呈明显上升态势。全疆各地公安机关先后查获了一批恐怖组织或团伙，抓获涉案人员数百名，有力地打击了敌对势力的有生力量。但由于滋生恐怖分子的土壤与温床——非法宗教活动的屡禁不止，加之境外敌对势力和“东突”恐怖势力对“7·5”事件的歪曲宣传，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极力煽动民族仇恨和宗教仇恨，致使新疆境内部分宗教情结深厚的穆斯林群众陷入宗教狂热，并开始积极加入恐怖组织或团伙，期待为了“真主”消灭“异教徒”而进入“天堂”。他们跨地区、跨县市密切联系，相互之间传授、学习制枪制爆技术，积极实施恐怖活动。因“7·5”事件而引发的报复性恐怖案件明显上升，2010年至今，新疆已经发生多起社会影响较大的恐怖事件。如2011年影响较大的和田“7·18”事件和喀什的“7·30”“7·31”事件以及2012年“2·28”叶城暴力恐怖袭击事件。
(二)恐怖犯罪手段多样、残忍，并极力效仿国际恐怖主义
从“7·5”事件以来新疆发生的恐怖犯罪案件看，恐怖分子的作案手法日益与国际恐怖组织的作案手段接轨。恐怖分子作案手法多样，犯罪手段残忍，有的恐怖分子随身携带利斧、刀具随时准备实施犯罪，有的则动员亲属实施人体炸弹袭击，有的效仿“基地”组织的“斩首”“割喉”等极端残忍的暴力手段，且呈现多人联手作案、连环作案的趋势，扩大作案范围的意图明显。如在2010年阿克苏“8·19”爆炸案件中，暴力犯罪分子驾驶三轮摩托车冲向阿克苏市依干其乡联防队员巡逻队所处位置抛出爆炸装置引发爆炸，致7人死亡，14人受伤，造成现场数辆警用摩托车及民用两轮电动摩托车被炸毁。在2011年和田“7·18”事件中，恐怖分子为了扩大影响，争取更多穆斯林的支持，在袭击处于闹市区的派出所后，在派出所的屋顶迅速悬挂反动宗教旗帜，并高呼反动口号，企图煽动闹事区内的群众加入到他们的行动中。
(三)恐怖活动趋向采用“基地”组织的游击化运作方式
近三年来为应对我强力部门的严厉打击，“东突”势力开始改变行动策略，转而效仿“基地”的游击式运作方式进行小股分散的恐怖活动。虽然从已经发生的恐怖犯罪案件看，“东突”实施恐怖犯罪的自发性、随机性增强，且规模较小，作案方式明显呈现分散化，但除个别案件属于无组织的个体行动外，大部分恐怖犯罪案件事前仍经过精心的预谋、组织和策划。2011年7月下旬，和田、喀什连续发生的三起恐怖犯罪案件，事前恐怖分子均经过了长时间的精心策划与准备。恐怖活动趋向“游击化”的运作方式，增加了我们的预警和防备难度。
(四)恐怖分子选择的作案时间与地点更具有策略性
如和田“7·18”事件，恐怖分子不仅避开了警方戒备的高度敏感期，选择在和田地委新旧领导班子换届的敏感节点，反恐工作相对处于薄弱之际，将作案地点定位于闹事区的基层派出所。选择敏感节点、重大事件或节日进行恐怖活动是恐怖势力的一贯做法。但这次选择在当地最高领导新旧交替之际尚属首次，值得我们深思。
(五)恐怖分子本土化
从近三年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人员来看，多为不在强力部门视线范围内的80后、90后等新生代本地人员，文化程度低，且犯罪主体之间多有亲戚关系，呈现家族式作案倾向，除个别案件有“东伊运”背景外大多无境外操纵背景。
(六)组织化程度明显降低
从近两年发生的恐怖案件来看，实施恐怖活动的犯罪主体已经从以往组织化程度高转向组织松散的恐怖团伙。这些恐怖团伙虽无具体的活动计划，但行动快、发展快，即时性、突发性和随意性增强，增加了强力部门的防范难度，现实危害突出。
二、“东突”恐怖势力发展趋势分析
(一)深受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中亚恐怖主义的影响
2011年以来，国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革，北非、中东、西亚乃至欧美发达国家，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骚乱及重大恐怖事件连续不断。特别是“基地”组织精神领袖本·拉登被美军击毙后，塔利班频繁发起对巴基斯坦、阿富汗及驻阿美军的报复性恐怖袭击，也门动荡的局势促使其国内的恐怖势力迅速壮大。同时，随着美军对塔利班的军事打击及其撤军行动，促使南亚、阿富汗的恐怖分子及流窜在此的中亚恐怖分子、“东突”恐怖分子不断渗入、回流至中亚和新疆。特别是对新疆影响较大的“基地”的同盟组织——老巢位于阿巴部落区的“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以下简称“乌伊运”)、“伊斯兰圣战联盟”等恐怖组织近来不断向北回流，重返中亚，致使中亚地区的恐怖势力与宗教极端势力活动异常活跃，使本就动荡的中亚局势趋于复杂化。2011年底，哈萨克斯坦连续发生的爆炸及其西南部的石油重镇扎纳奥津地区发生的大规模骚乱，吉尔吉斯境内恐怖事件亦频发，这表明中东、北非动荡的局势已经对中亚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毒品是该地区恐怖组织的主要经济来源，在进行恐怖活动的同时，恐怖组织还与有组织犯罪集团加紧勾结进行毒品犯罪活动，以建立自己的犯罪企业，加剧了中亚地区本就动荡的局势。
作为与中亚地区毗邻的中国新疆，跨界民族及宗教因素使新疆与中亚有着天然的联系，而中亚又是“东突”恐怖势力盘踞的主要地区。近年来，境外“东突”势力继续积极谋求在境内发展组织人员。如盘踞中亚的境外反动分裂组织“维吾尔人民党”的头目卡哈尔曼宣称要在吉尔吉斯前外逃边民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发展上万名党徒。境外恐怖组织“东伊运”的头目艾山·买合苏木在国外被击毙后，该组织虽然沉寂了一段时间，但近期又活跃起来，并成为“乌伊运”的主要成员。它不仅企图策划在新疆境内实施恐怖活动，而且参与“乌伊运”恐怖组织在中亚实施的恐怖活动。目前“东伊运”不仅继续有计划地、有组织地从新疆向境外输送人员，且其招募人员的主要方式转变为家庭式发展，女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原来隐藏在中亚国家的一些地下“疆独”组织开始浮出水面并进行活动，如在吉、乌两国曾分别发生“疆独”组织非法集会举行声援“七五”的示威活动。“乌伊运”“伊斯兰圣战联盟”等中亚地区恐怖组织与宗教极端势力活动的日渐频繁，对境内外的“东突”势力产生了刺激与仿效效应：2011年7月中下旬，恐怖团伙在和田、喀什先后实施的三起暴力恐怖活动，特别是喀什在24小时内接连发生两起，已充分表明新疆“东突”恐怖势力正极力效仿国际恐怖主义。
尤其需要我们重视的是，在南亚的巴基斯坦，除“基地”组织及“塔利班”频繁活动外，近日该国境内又出现了“恐怖训练速成班”，此速成班可以在短期内让学员掌握发动袭击的技术和知识。①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目前新疆发生的暴力恐怖案件有90％以上均由“伊吉拉特”团伙实施，新疆发生的很多恐怖案件，实施犯罪的成员均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恐怖训练营受过训练。如中国政府宣布的第三批恐怖分子。从近两年的情况看，由于受宗教极端思想的毒害，近期新疆不断发生有组织地策划企图经由内地边境省市或者新疆边境地区偷渡至巴基斯坦、阿富汗参加“圣战”的案件，且已有部分人员成功出逃。因此，出逃人员参加“恐怖训练速成班”之后回国实施活动的可能性极大。
(二)宗教极端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将为“东突”恐怖势力培养与发展恐怖分子提供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目前，“东突”恐怖势力在进行恐怖活动的同时，不断加强“东突厥斯坦独立论”思想体系的建设与舆论宣传，最为明显的就是宗教极端思想的宣传已经日益本土化，隐蔽性增强。自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全区非法宗教活动呈明显上升趋势，参与非法宗教活动的女性、儿童日益增多，出现跨地区教学经同“迁徙”活动相结合，通过“台比力克”及家族式渠道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已普遍化。境内“东突”恐怖势力千方百计地将各种问题、矛盾与现象转化为所谓的“民族、宗教问题”，无限放大、歪曲。新疆的名称、新疆的历史以及新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任何诸如经济发展、社会矛盾以及文化教育等问题均可被他们转化为政治问题和所谓的“民族、宗教问题”，并借此煽动暴乱、制造民族矛盾和民族隔阂。由于他们打着宗教的外衣，对伊斯兰经典进行断章取义后向群众宣传，普通信教群众基于对宗教的崇拜和忌惮以及有限的宗教知识，根本不敢有歧义。而网络的便捷、快速及高科技电子产品的增多，使得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方式更为灵活、隐蔽。他们还积极借助手机视讯、家族聚会、公共聚会、集市等加强口头宣传，大大增加了社会管理难度，并成为防范恐怖犯罪难点。
由于非法宗教活动、地下讲经点宣讲内容极端化趋势日益明显，宗教极端思想传播的“家族式”态势，致使我区目前已经出现宗教极端思想的意识形态化趋向：宗教极端思想已经渗入相当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群众的头脑，导致其社会生活的日益极端化，如穿戴宗教服饰、留大胡子、斋月期间餐馆停业等现象急增。目前，这种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已经开始由南疆向北疆、由重点地区向非重点地区转移。需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由于民族认同感、宗教认同感使得披着宗教外衣的极端思想的传播在新疆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以跨国宗教极端组织“伊扎布特”为代表的宗教极端势力对我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已使宗教极端思想趋向意识形态化，如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将对新疆的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严重威胁。
(三)被打击处理过的“三种分子”②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
2010年以来，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南疆地区的重点监控人员为了逃避当地的监控、打击，出现举家搬迁到北疆(如伊犁地区)或内地，喀什亦发现多批人员向阿克苏、和田等地结网纠集。一些被我打击处理过的“三种分子”相互之间联姻攀亲，企图通过姻亲关系织成一张外界难以进入的网，一些刑释解教的危安人员被当地或外地一些人视为“英雄”入户去家中看望并给予物质上的支援。虽然目前这部分人无所行动，但他们对周围人员的影响将对我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四)网络恐怖渗透加剧
目前，网上反动言论、反动文章、反动视频不断增多，屏蔽一个很快又出现一个，严重侵蚀着许多青少年的心灵。如2010年8月9日，东伊运在境外20多家网站发布恐怖视频，煽动境内维吾尔人对“异教徒”进行“圣战”，而“美维会”网站则号召维吾尔人要培养子女的“民族精神”。境外敌对势力还企图利用斋月敏感时段，煽动境内“东突”恐怖势力制造事端。境外媒体及非政府组织亦借中国的一些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煽风点火，对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人权状况等横加指责。如5月底新疆库尔勒发生的一起非法教经点致非法学经儿童死亡事件，境外网站不顾事实真相歪曲报道，而“世维会”等境外敌对组织则借此将该事大肆渲染，和新疆“流浪儿童”问题挂钩，并攻击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③对于“东突”恐怖势力实施的恐怖犯罪案件，境外敌对势力一向着重强调“维吾尔人反抗政治压迫所爆发的行动”，并肆意歪曲扩大事实、着重笔墨加以渲染，而对于恐怖犯罪给中国及无辜群众造成的严重危害，或者宗教极端势力侵害儿童身心健康的事实却轻描淡写，甚至不提。
(五)“伊吉拉特”④的现实威胁日益加大
目前“伊吉拉特”在新疆的团伙规模迅速扩大，并呈现出较快的扩展性、较深的隐蔽性、较大的流动性、较多的自发性、强烈的趋外性、鲜明的暴力恐怖性以及团伙成员思想的顽固性和团伙组织的松散性等特点。自2009年以来，自治区破获的涉暴涉恐案件90％以上都是“伊吉拉特”组织实施，该团伙成员表现出极端思想的顽固性、鲜明的暴力恐怖性及自杀式恐怖袭击方式，使得“伊吉拉特”的现实威胁加大。如2008年库车“8·10”连环爆炸案、2011年和田、喀什的“7·18”“7·30”“7·31”暴力恐怖案件、“12·28”皮山劫持人质案、2012年“2·28”叶城恐怖袭击案等，均显示出恐怖分子行为的残暴性、思想的极端性及亡命性。同时，“伊吉拉特”已经成为境外暴力恐怖组织“东伊运”发展组织、聚合人员、扩大力量的主要方式。目前，“东伊运”与“伊吉拉特”之间已经形成“人员流”和“物质流”，“伊吉拉特”成员和具有“伊吉拉特”思想的人已经成为境外“东伊运”补充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对策思考
鉴于新形势下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特点，我们必须树立新的安全观，正视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建立健全打击、防范恐怖犯，罪的法律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
(一)科学认识新疆反恐怖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艰巨性
冷战后，恐怖主义、民族、宗教等非传统领域安全威胁因素日益加大，并与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因素交织。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中共十六大明确将打击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议题提上日程，提倡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国际安全观，其宗旨是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
目前，境外“东突”势力正在积极谋求进一步推进“新疆问题”的国际化，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与资助下，以“世维会”为代表的新型恐怖组织的活动日益频繁、公开。2011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实施对我“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开始重返东南亚的策略，力图对中国形成军事合围。其中美国以及西方一些反华势力正明里或暗里支持“东突”势力，就是将其作为手中的一张王牌，对我进行牵制。对于新疆境内发生的恐怖案件，对于中国政府每次对于恐怖犯罪的打击，西方媒体总是带着有色眼镜进行歪曲或别有用意的报道，境外“三股势力”更是借此策应西方媒体，这使得我们在打击恐怖犯罪活动中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并成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依法严厉打击“东突”恐怖主义活动的同时，要高度警惕“东突”分裂势力以政治斗争为手段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处理好反恐与反分裂的关系，将反分裂放在第一位，不能用反恐斗争代替反分裂斗争，要致力于铲除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在反对“东突”势力犯罪活动中，应把反恐怖、反极端纳入反分裂斗争的整体规划中，既要揭露其恐怖主义属性，更要强调其分裂主义本质。同时，要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及与境外跨国民族的关系。由于新疆境内有众多的跨国民族(如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孜、俄罗斯等)，跨国民族与同族保持着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和文化认同，这很容易被“东突”恐怖势力利用，使同宗、同族的民族感情、同族观念、宗教信仰超越其爱国感情、国家观念。因此，要警惕境外“东突”势力利用跨国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的一致性进行的民族分裂活动。我国政府除了要协调国内族际关系外，还要妥善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以及不同属性文明间的关系，建立一种国际综合安全体系。
(二)建立健全反恐怖工作协调机制
目前我国在预防和控制恐怖犯罪方面，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极为不畅，这是我国反恐怖策略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恐怖活动的根本措施之一，就是必须在组织管理上探讨建立有效的反恐怖协调机制和应急机制。反恐怖作战具有非正规作战的特点，单靠普通警察的力量是难以承担特殊的反恐怖任务的，乌鲁木齐“7·5”事件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随着信息技术全球化的发展及2011年以来席卷北非、中东和南亚等地的骚乱、内战，特别是利比亚内战，致使大量的杀伤性武器脱离政府掌控，恐怖分子有可能借此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计算机病毒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恐怖活动成为转眼即发的意外事件。针对恐怖活动影响面大，危害严重及其暴力性的特点，必须采用有组织的综合手段，动员和协调包括军队、警察、情报、海关、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的力量，建立一个权威的日常领导机构，在机制上加强协调，明确各职能部门在反恐怖工作中应担负的职责、任务以及相互配合协作等具体运作机制，以便对发生的恐怖活动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能够及时有效妥善处理。
(三)加强情报信息工作，提高预知预防的能力
2010年以来新疆发生的恐怖案件，对目前中国政府采取的以防备为主的反恐策略带来新的考验，警示政府必须更加重视情报搜集、可疑分子监控等主动预防措施。要尽可能地采取各项措施，发展秘密力量，尽可能地多搜集和掌握“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动向及相关情报信息，做到敌动我知，先发制敌，尽最大可能将恐怖活动制止在预谋阶段，将暴力恐怖活动消灭在萌芽时期。
(四)加大对出入境人员的管理力度，强化对可疑人员的甄别、核查力度
新疆边境线长，山口多，虽然有边民及边防武警日夜巡逻，但边境管理工作难度、强度依然较大。所毗邻的几个周边国家又都是“东突”恐怖势力、国际恐怖组织活动猖獗的地区，且在中亚国家的许多“东突”组织与境内的“东突”恐怖势力联系紧密。近几年，已发现多起偷越边境或通过求学、访问等进入他国参加境外反动组织的事件。如2011年12月28日皮山县破获的一起恐怖团伙劫持人质、偷越国边境未遂案。鉴于此，自治区应一方面继续加大对护边、守边工作的投入力度，并逐步将其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另一方面，公安边防、武警要加强对边境地区出入境的管理力度，强化、完善对可疑人员的甄别、核查力度。
(五)健全、完善网络和通讯监管法律体系，加强对营运商及互联网的管理力度
目前全球共有13台域名根服务器，其中1个为主根服务器放置在美国，美国领导和掌控着世界互联网。⑤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互联网网民最多的国家，而互联网也已成为境外敌对势力和“东突”恐怖势力对我进行反动宣传的重要方式和手段。2011年美国虽宣布10月停播美国之音华语广播，但即将推出中文及俄文的“Twitter”账户，近期美国国务院又计划斥资7000万美元，设立“影子”互联网和手机通讯网络，帮助他国反政府组织或人员与外界通讯，避开本国政府监控或封锁网络，⑥这意味中国目前面临的网络风险在日益增大。鉴于此，政府应加强网络防御技术的研究，在国内建新Internet根服务器，加强网络监管法律体系的健全完善，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上建设下一代互联网，目前至少要保证国内的站点由国内的域名服务器来解析。
(六)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完善法律法规
从法律角度科学界定非法宗教活动，帮助各族群众厘清非法宗教活动与正常宗教活动。相关部门应高度警惕巴基斯坦伊斯兰复兴运动“塔布利团”(即“泰比力克”)在我国的宣教活动，采取有效措施遏止宗教极端思想日趋意识形态化的势头，如以群众关心的话题和问题为切入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宣传内容融入各项群众活动中，在潜移默化中持续不断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形成宣传教育工作机制的常态化，摆脱目前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假、大、空现象。
(七)充分认识“伊吉拉特”活动的严重危害
新疆各级政法部门要继续保持对“伊吉拉特”的严打高压态势，尽可能地压缩其生存空间。统战部、民宗委、宣传部等相关部门应积极组织少数民族专家学者举行宣讲活动，加强对信教群众的教育引导，帮助群众认清“伊吉拉特”的反动本质与危害。同时，还应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文体活动，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为群众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
(八)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
组织专门力量梳理研究流传于社会的各种反动书刊(如《路标》、《伊吉拉特的感想》等，找出应用性强、操作性强的批驳性观点用于日常宣传工作中。同时，加大对非法宗教宣传品的查堵、查扣力度，合力封堵源头，全面封堵“东突”恐怖势力对我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九)清醒认识中国面临的反恐困境
出于扼制中国的政治、军事策略的需要，西方对于事关他们利益的事情，就认定为恐怖袭击，对于可“别有利用”的事情，就转移事件本质。西方国家反恐“双重标准”及借所谓“新疆问题”大肆传播“世维会”等境外“疆独”组织的谬论，将骚乱根源归结为“中国打着反恐旗号镇压维吾尔族人”，而罔顾事件死伤者及他们家人的痛苦是他们的一贯作法，是对中国人权最直接的践踏。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反恐所面临的困境是西方国家牵制中国的策略，对于国外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对所谓“新疆人权、民主、宗教”等问题的歪曲报道，我们根本不应过度在意、解读，而应坚持中国的法律，正确理解认识“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反恐斗争中坚决摒弃将民族宗教与刑事打击联系在一起的错误思想，坚持“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把一切问题与民族宗教挂钩。”⑦
注释：
①巴国出现恐怖训练速成班西方深感担忧[EB/OL].(2012－05－14)[2012－05－20]. 联合早报．
②“三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
③王树勤．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网上恶意传播虚假信息行为[EB/OL].(2012－06－04)[2012－06－04]. 天山网讯．
④“伊吉拉特”，即迁徙的意思。
⑤互联网遭2002年以来最严重黑客袭击[EB/OL].(2012－07－15)[2012－06－01]. http：//tech.qq.com/zt/2007/gaoguan60/.
⑥美伊“斗法”网络空间美咄咄逼人伊朗见招拆招[N].中国青年报．2012－03－16.
⑦2010年8月26日下午，自治区党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上张春贤书记的讲话[EB/OL].(2012－07－15)[2012－08－27]. http：//www.tianshannet.com.cn/news/content/2010－08/27/content_5189126.htm.
星期四, 9月 11, 2014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全球化
作者：涂龙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译审
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四期
文章编号：1673－5161（2007）04－0043－10中图分类号：D371文献标识码：A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02JAZJDGJW011）的前期成果。
摘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的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也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创始人哈桑·班纳一生致力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的国际化，在他及其继任者的不懈努力下，穆兄会已经发展成为遍及数十个国家的庞大的国际组织。再如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政权致力于输出伊斯兰革命。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于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并不仅仅出于安全、财政等方面因素考虑的一般意义上的移民，而是被看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穆斯林为“主道而战”所进行的一次新的“迁徙”，这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关系，也与伊斯兰教的“迁徙”和“圣战”传统有关。从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中就可以理解“迁徙”和“圣战”在普通穆斯林心目中巨大的感召力。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早年在麦加传教，告诫人们放弃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谴责多神信仰给阿拉伯人带来的愚昧和社会道德的堕落，宣讲末日审判和复活的观念，警告多神教徒若不归顺安拉，将在末日审判时遭到惩罚，并堕入地狱；而归顺者将在后世得到奖赏，永驻天园。另外，穆圣还提出了凡穆斯林不分氏族部落，皆为兄弟，应联合起来，消除部落仇杀等一系列社会改革主张，受到了下层民众的拥护。由于穆圣所传的教义触犯了麦加贵族的利益，他们便采取各种手段迫害穆斯林，直至搜捕杀害穆圣。因此，穆圣被迫于公元622年出走麦加，前往麦地那，并在麦地那建立了统一的穆斯林社团“乌玛”，为日后在圣战的旗帜下征服麦加贵族和统一阿拉伯半岛奠定了基础。由于迁徙事件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就把公元622年定为伊斯兰教纪元元年。因此，迁徙是穆斯林民族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是有组织、怀有宗教目的的特殊移民，是伊斯兰教哲学和智慧的象征。迁徙引领伊斯兰教成长，促使穆斯林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性的、不带地方主义色彩的国家。因此，对于穆斯林来说，迁徙是其引以为荣的事件，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是不会满足于一处永久居所的，哪里能履行信仰，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哪里就是他的家园。［1］
圣战则是指“为主道而战”，目标是在全世界建立伊斯兰政权，以《古兰经》和圣训规范世人的行为和生活。这一漫长的奋斗过程，《古兰经》称之为“杰哈德”，媒体把之翻译为“圣战”。圣战是穆斯林的宗教义务之一，它有大小之分、和平和暴力之别。“大杰哈德”是指信徒 “用心、用舌、用手”同自己内心的邪恶意念作斗争，净化心灵，虔信真主和使者，并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规劝世人，传播伊斯兰教；“小杰哈德”是指穆斯林用“剑”进行圣战，鼓励穆斯林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为捍卫和弘扬伊斯兰教而战。伊斯兰教第三任正统哈里发艾卜·伯克尔在发表其就职演说时，曾强调了圣战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放弃圣战，因为一个民族丢弃圣战时，它的尊严就会受到伤害，会被别人轻视，在安拉面前也将失去眷顾。［2］56-59
因此，迁徙和圣战的关系十分密切，迁徙是圣战的一部分，两者相互依存，都体现了伊斯兰的大一统精神和穆斯林的奉献精神。迁徙并不是由于遇到困难而逃避，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圣战使命而寻找更好的环境，它鼓励穆斯林为完成圣战使命而放弃物质世界的引诱。穆圣率领穆斯林光复麦加后，一些穆斯林认为迁徙不再需要，但穆圣强调：只要圣战存在，迁徙就不会终止。他号召信徒们：为了消灭不信道者，你们不要中止迁徙。
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三次迁徙浪潮
伊斯兰极端势力之所以离开埃及这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源地，是多方面原因所致：首先，极端分子在埃及境内面临世俗政权的严厉镇压，迫于严峻的安全形势，只能逃离埃及，寻找更安全的地方继续从事“圣战”事业；其次，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海湾石油富国或欧美国家，有的是为自己及家庭挣钱打工，有的则是受其组织派遣去筹集活动经费；再次，一些穆斯林极端分子信奉极端组织鼓吹的“迁徙”和“圣战”理论，出国寻找更适宜履行“圣战”义务的地点，以便积聚力量，为最终重返埃及、解放被世俗政权统治的“查希里亚社会”做准备；最后，埃及伊斯兰阵营、特别是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也促使一部分极端分子远走他乡。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被暗杀后，上下埃及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发生大分裂——上埃及极端组织发展成为伊斯兰组织，下埃及则发展成为圣战组织。这种分裂对于那些希望短期就能在埃及恢复伊斯兰统治的极端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分裂意味着力量被削弱，也意味着伊斯兰政权的建立变得遥遥无期，在失望与愤懑之余，一大批极端分子决定离开埃及，另辟蹊径，继续“圣战”［3］。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穆兄会成员为逃避纳赛尔政权的镇压而纷纷离开埃及之际，埃及的极端组织当时并不赞同这种逃避现实的“迁徙”作法。以策划实施萨达特暗杀事件的圣战组织为例，该组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所有埃及极端组织中向国外迁徙极端分子最多的组织，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反对通过“迁徙”进行圣战。该组织埃米尔阿卜杜勒·萨拉姆·法尔吉在其《缺席的义务》一书中写道：有人称建立伊斯兰国家的途径是迁徙到另一个国家，并在那里首先建立伊斯兰国家，然后再打回国。但是，为了积蓄实力，他们其实应该首先致力于把自己的国家改造成伊斯兰国家，然后再征服其他国家。［4］萨达特暗杀事件以及上埃及暴动的失败，使得圣战组织成员随后多以合法和非法的身份逃往国外。
埃及极端分子的第一次迁徙浪潮，首先是在埃及境内实现的。当时，在穆斯林组织（定叛与迁徙组织）的号召下，该组织的数千名追随者放弃了尼罗河三角洲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生活环境，集体迁往某一艰苦地区，尝试建立伊斯兰政权，按照《古兰经》和圣训行事。但是，这种迁徙受到了组织形式、地理环境和安全局势等方面因素的明显制约，很快被证实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迁徙，埃及安全机构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并对其进行围剿和铲除，这使得埃及极端分子产生了向国外迁徙的念头。瓦希德·奥斯曼本是伊斯兰组织的继任埃米尔，也被认为是“国内迁徙”的创始人。他的迁徙观念的转变有一定的代表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奥斯曼谈到国外迁徙的问题时承认：对于穆斯林组织而言，迁徙是必经阶段，该组织成员只有经过迁徙，才能加入圣战行列。他说，穆斯林应该迁徙到由“明君”统治的地域，即使这一“明君”同样是不信伊斯兰教的“卡非尔”也没有关系。奥斯曼说，穆斯林组织认为，所有阿拉伯国家都不能满足“明君”统治的条件，而对于穆斯林圣战者来说，全球每一个角落都是安拉治下的土地，都可供他们迁徙。因此，该组织成员原本有意向欧洲迁徙，如挪威、瑞士等是他们眼中的“公正国家”。但是，穆斯林组织的创始人、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却坚持认为，也门是迁徙者的明智之选。因此，在舒克里·穆斯塔法等人因绑架杀害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事件被处决后，穆斯林组织的一大批成员根据前埃米尔的遗愿，逃往也门。他的继任者、号称“阿布·古什”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在舒克里·穆斯塔法被处决后，收集残部，向也门迁徙，并从也门继续向其他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迁徙。［5］
其实，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并不是穆斯林组织第一个主张向国外迁徙的领导人。在他之前，该组织领导人之一的萨拉赫·沙维已经主张迁徙了。沙维因反对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杀害被绑架的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认为这样做会使该组织暴露在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遭致灭顶之灾），便在这起事件上与埃米尔发生了尖锐冲突，并最终导致与该组织发生分裂。1981年，萨达特暗杀事件后，沙维也是被埃及安全机构通缉的逃犯之一，但他成功逃往也门，并在当地结识了一名加入了穆兄会的部落酋长。后者对沙维的“定叛与迁徙”理论大为赏识，于是决定弃穆兄会，投入穆斯林组织的怀抱。在这名酋长的鼎力支持下，沙维随后往返于埃及、沙特和巴基斯坦之间，并最终在巴基斯坦一所伊斯兰宗教大学里任教，得以继续从事他的“圣战”事业。［5］
穆斯林组织的竞争对手——埃及圣战组织的头目之一、曾加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的圣战头目哈桑·希拉维也走过了一条类似于沙维的“圣战”道路。希拉维原与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在迁徙问题上尖锐对立，主张通过圣战手段实现建立伊斯兰政权的理想，竭力反对舒克里·穆斯塔法的“定叛与迁徙”理论，与穆斯林组织争夺会员和支持者。为此，一个自称为“绿营”的伊斯兰组织极端小组，曾试图暗杀希拉维。1977年，希拉维因卷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发动的军事技术学院的未遂政变事件而被判7年监禁，迫使他放弃反对迁徙的一贯思想，逃往沙特躲避牢狱之灾。直到1993年，才被穆巴拉克政府引渡回国服刑。［5］
综上所述，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埃及极端分子全球化迁徙的第一波浪潮是由埃及伊斯兰党和穆斯林组织的残余势力掀起的，迁徙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逃避萨达特政权对这两个极端组织的打击迫害。但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迁徙出国的极端分子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当时认同“定叛与迁徙”理论和对现政府失望的其他埃及人，也加入了迁徙国外的行列，不少人到了也门、沙特、伊拉克等国，寻找生计和避难。
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行动则源于阿富汗圣战。1979年12月，前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试图用武力控制这个连接欧亚大陆的小国。在前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阿富汗阿明政权不堪一击，一周内便告亡国。阿富汗是个伊斯兰国家，境内98％以上的居民是穆斯林，其中90％是逊尼派穆斯林。前苏联的悍然入侵，激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一片声讨。出于当时美苏争霸战略的考虑，美国认为前苏联对阿富汗的控制将对西方的石油生命线——海湾形成威胁。为此，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准备为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提供武器装备，利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前苏联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仇视与普通穆斯林朴素的宗教认同感，在世界范围内纠集反苏同盟，号召穆斯林为抵抗苏军占领阿富汗而进行圣战，并为其出谋划策，出钱、出枪、出力，以期把阿富汗变成拖住前苏联的“泥潭”，使之深陷其中，尽可能消耗前苏联的实力。［6］
当时，埃及萨达特政府正由于与以色列媾和而深陷孤立，遭到国内伊斯兰阵营的强烈反对和国外阿拉伯世界“背信弃义”的同声指责，阿拉伯国家集体与萨达特政权断交。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唆使萨达特政权放手让埃及境内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抵抗前苏联占领的圣战，双方一拍即合。当时，在萨达特政府看来，放手让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将有助于埃及摆脱因埃以媾和而陷入的外交孤立困境，通过宗教纽带和圣战观念重新联络海湾阿拉伯石油大国，恢复埃及地区大国地位；第二，大批极端分子出国，有利于国内治安以稳定国内局势；第三，阿富汗圣战者得到了海湾石油富国、美国等方面的经援，还可以消耗一部分埃及军队库存的武器弹药，将之变成现金。正是出于这样的短视考虑，萨达特政权为极端分子迁徙出国大开方便之门，导致这批阿富汗圣战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又把圣战输回埃及，酿成了埃及历史上恐怖暴力事件最猖獗、最血腥的一段时期。当然，作为阿富汗圣战始作蛹者的美国，最终也遭到了这些圣战者的报复，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
为吸引全世界圣战者到阿富汗，美国首先在纽约开设了第一个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由穆斯塔法·沙勒比负责接待来自埃及等国的圣战者，并把他们输送到阿富汗战场。随着阿战事的不断持续，此类接待站在美国最多时曾发展到17家。与此同时，埃及国内萨达特政权也为各类宗教组织公开招募圣战志愿者大开绿灯。1979年，上埃及明亚大学召开师生大会，要求支持阿富汗圣战。1980年，爱资哈尔大学召开大会，要求为志愿者赴阿富汗圣战敞开大门，为青年学生志愿者提供军训条件，并呼吁伊斯兰世界支持阿富汗圣战，断绝与前苏联的外交关系。随后，爱资哈尔宗教机构又多次举行群众集会，要求政府支持阿富汗圣战。这些来自民间的要求与萨达特政府在阿富汗圣战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为此，萨达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卡迈勒·哈桑·阿里同意为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极端分子提供军训基地，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也多次呼吁国民为阿富汗圣战行动捐款，人民议会也公开发表声明，呼吁向阿战场派遣圣战志愿者。有消息说，埃及军方当时曾使用卡纳军用机场，向阿富汗运送埃及圣战志愿者。
在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呼吁中，埃及的一些行业工会在招募志愿者方面异常活跃，特别是在埃及穆兄会的喉舌——《呼声》杂志上刊登了设在阿富汗的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的电话和具体地址后，志愿者人数成倍增加。另外，在向阿富汗输送志愿者的行动中，沙特也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沙特担心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其势力范围会扩张到海湾，对沙特政权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与两大圣城的守护者，在涉及泛伊斯兰问题上，沙特凭借其雄厚的石油美元实力，一直以护教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借以利用宗教纽带以扩大其在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为此，沙特当时为阿圣战者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医疗援助。
对于埃及境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来说，在萨达特暗杀事件和上埃及暴动失败后，时刻面临着被安全机构追捕的危险。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无疑于天赐良机。另外，一些圣战狂热分子也试图通过阿富汗圣战的历练，为重新“杀回”埃及夺取政权积累战斗经验。因此，地形崎岖、条件恶劣的阿富汗，一时成了圣战者向往的理想天堂。1984年初，圣战组织决定把一些曾因卷入萨达特暗杀事件的极端分子送往阿富汗参加圣战。1985年，伊斯兰组织的第二代领导人在上埃及实施重组后，也开始向阿富汗战场输送圣战志愿者。据悉，第一个抵达阿富汗的埃及圣战志愿者是圣战组织的头目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他与上埃及阿斯尤特大学的一批朝觐者一起，取道沙特前往阿富汗。接着，该组织另外两名头目阿里·阿卜杜勒·法塔赫（化名“阿布·尤斯里”）和暗杀萨达特总统的凶手哈利德·伊斯兰布里的大哥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也从埃及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成功逃脱，前往阿富汗。在伊斯兰组织中，最著名的圣战志愿者为阿卜杜·拉布·拉苏勒·萨耶夫，曾担任过阿富汗圣战流亡政府的总理，是埃及伊斯兰组织在阿富汗圣战初期的重要头目。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加入了由阿富汗前总理、现被美国人称为“本·拉登第二”的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当时，无论是萨耶夫还是希克马蒂亚尔，都对圣战志愿者加入自己的队伍持欢迎态度，以便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势力，为苏军撤出阿富汗之后捞取更多的政治和军事资本做准备。［5］
埃及伊斯兰组织的圣战志愿者抵达后，首先在阿北部边境一个叫加吉的地方建立了军事训练基地，起名为“伊斯兰哈里法军营”。但不久以后，由于该营地气候十分寒冷，来自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埃及志愿者很难适应，该营地后南迁至赫尔敦地区，新营地起名为“苏希卜烈士军营”，以纪念1990年5月16日战斗中被打死的埃及圣战先行者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军营里分工明确，里法伊·塔哈、穆斯塔法·哈姆扎和阿德里·尤素福负责军训工作，哈利德·哈纳菲负责医疗工作，塔拉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和乌沙姆·鲁什迪负责军营的宣传工作，并主编《民兵》杂志。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逐渐统一到扎瓦赫里的领导之下，并与本·拉登建立了密切联系，从他那里获取军训经费。扎瓦赫里圣战派别也有他们自己的《法塔赫》杂志，后又更名为《圣战者报》。［7］212-213
埃及圣战组织和伊斯兰组织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主要通过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恐怖大亨”本·拉登的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设在开罗的分公司网罗圣战者。当时，沙特政府把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城的扩建工程承包给了拉登家族旗下的公司，由于沙特缺乏劳动力，而埃及劳动力过剩，且成本较低，因此，沙特内政部和沙特驻开罗使馆为该公司从埃及引进各类技术人才和一般劳务人员提供了方便。随着一大批埃及熟练工人、工程师和技师等进驻工地，本·拉登也开始在他们中间秘密招募阿富汗圣战志愿者，并在沙特境内为这批新招募的志愿者开设了接待站，为阿富汗战场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类圣战人才；第二，通过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大批志愿者通过这条途径前往设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各个救援机构工作。拉登家族的公司也从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在阿富汗的工程中获益，该机构在阿富汗15家救援机构的土建工程就是由拉登家族承包建设的。在这些救援机构中曾有900名阿拉伯人从事各类救援工作，其中来自埃及的志愿者就多达300人。2006年，被扎瓦赫里宣布为圣战组织新埃米尔的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就曾是一名参与圣战救援工作的志愿者；第三，通过伊斯兰世界联盟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该组织成立于1962年，总部设在麦加，在100多个国家开设了办事处或派驻代表，负责协调全世界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事宜。该协会在埃及的办事处利用组织朝觐者的机会秘密招募圣战者，朝觐者抵达沙特后，如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只需到本·拉登在沙特开设的名为“安萨尔之家”的接待站报名即可。接待站有专人为这些圣战者制作新护照，为每人取一个化名，在阿富汗方面的配合下，这些人只需办理沙特的出境手续，便可顺利抵达伊斯兰堡，进入设在白沙瓦的沙特圣战者军营。当然，并非每位朝觐者都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一些人在朝觐后返回了埃及，而另外一些人希望借着朝觐的机会到沙特淘金。这些人中，很多人因在沙特找不到工作而选择铤而走险，经不起圣战招募者的蛊惑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投奔阿富汗战场。
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全球蔓延
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不仅没能因此实现南下海湾的战略目标，反而陷入了与阿富汗圣战游击队的持久战、消耗战之中，并开始渐渐步入灾难的深渊。在此形势下，前苏联被迫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从1982年美苏商谈撤军问题开始，到1989年前苏联政府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完成，差不多用了7年的时间。
随着前苏联兵败阿富汗和圣战者进驻喀布尔，伊斯兰狂热分子的圣战使命便宣告结束。与此同时，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阿富汗新政权面前，那就是这些圣战志愿者的归宿问题。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训练有素，有极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由于圣战者人数众多，他们如果与当地某一军阀结盟，甚至能改变阿富汗的政治格局和各派间的力量对比。据来自美国国会的资料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中，有3500名阿拉伯圣战者，到八十年代中期，其麾下的阿拉伯圣战者多达1.6万人。如果加上阿富汗游击队其他派别的阿拉伯圣战者，这支圣战队伍是一支绝对不容小觑的力量。不少人认为，由于人员分布广，来历杂，因此阿拉伯圣战者的实际人数可能永远是个谜。但无论如何，埃及圣战者在他们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埃及境内兴风作浪的极端组织头目，大多是从阿富汗圣战战场回国的，或是曾在各个中转站负责接待这批圣战者的极端分子。埃及新闻媒体曾报道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埃及人有600人，其中150人在前苏联撤军后回到埃及境内，这其中又有70人被埃及安全机构抓捕。但更多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字只是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极端分子实际人数的冰山一角。另据埃及内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参加阿富汗圣战的埃及人有1000人左右，在圣战结束后分散到12个国家，其中包括8个欧洲国家。这一数据并未计算那些已经在1992年后通过各种途径返回埃及境内的圣战者。事实上，留在阿富汗的埃及圣战者是少数，多为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这些人早已是有家不能回，等待他们的只有死刑或牢狱之灾。［5］
当初，当埃及圣战者满腔热血奔赴阿富汗战场时，大多数人心中只有圣战一个念头，还来不及考虑圣战之后自己的归宿问题。前苏联撤军后，随着圣战使命的终结，对于阿富汗人来说，该是“卸磨杀驴”的时候了，阿富汗新领导人对阿拉伯圣战者明显表露出了冷淡。有分析人士认为，促使阿拉伯圣战者最终放弃阿富汗而散布到世界各地，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阿拉伯圣战者都为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阿富汗人担心有朝一日养虎为患，殃及自身。前苏联撤军后的第一任阿富汗总统穆贾迪迪就曾对阿拉伯圣战者滞留阿富汗公开表示忧虑；第二，苏联撤军后，由于各武装派别政见不合，分肥不均，阿富汗随即爆发内战，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富汗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避免招致杀身之祸，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内战中尽可能恪守中立，苦苦支撑，伺机寻找合适渠道离开阿富汗；第三，为了讨好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阿富汗新政权开始引渡一些被各国安全机构追捕的极端分子，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与扎瓦赫里一起创建埃及圣战组织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希姆·沙尔加维，就是在那时由阿富汗新政权引渡给埃及穆巴拉克政府的。这使得那些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更是急于另投他处，以免被蒙在鼓里，有朝一日做了阿富汗新政权的“顺水人情”。
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的一些关键人物在前苏联撤军后的大体去向为：伊斯兰组织精神领袖奥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捷足先登，早在1990年5月便申请到了美国签证，定居纽约后因涉嫌卷入1993年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而被美国司法机构判处终身监禁；伊斯兰组织头目之一的穆斯塔法·哈姆扎移居苏丹，后从苏丹前往索马里；塔勒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及另外7名同伙在1993年申请到丹麦政治避难，塔勒阿特·亚辛潜回埃及境内，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起初在贾拉拉巴德居住了1年后前往伊朗定居，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此人不知去向，但据估计仍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国家一带活动；圣战组织头目之一的扎瓦赫里在1993年底申请到瑞士的政治避难，亚西尔·陶菲克·西里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他与该组织的另外一伙圣战者（最著名的有阿迪勒·阿卜杜勒·马吉德和撒尔瓦特·萨拉赫·谢哈特等人），在伦敦创建了一个名为“伊斯兰新闻观察所”的机构；当时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的著名埃及极端分子还有阿布·哈姆扎·马斯里，他的真实姓名是穆斯塔法·卡迈勒，曾参加阿富汗圣战，并于1994年返回伦敦，担任伦敦伊斯兰安萨尔协会会长和伦敦奉西里·巴尔克清真寺的伊玛目。另外，被指控策划制造1995年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未遂事件和1997年底卢克索袭击外国游客惨案的乌萨马·阿尤布，申请到了德国的政治避难签证，另一伊斯兰组织领导人乌萨马·鲁什迪则申请到了荷兰的政治避难签证，后移居土耳其。［5］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当时同意接纳一批阿富汗圣战者，为他们提供活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这批人往往是自己国家政权的反叛者，也是西方国家利用人权、民主等旗号向这些国家施压的工具。另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危害性的认识还不够，这也是造成这些圣战者能够从西方国家轻易获得政治避难资格的原因之一。除西方国家外，伊朗和苏丹也是接纳阿富汗圣战者的主要伊斯兰国家，基地组织的第一、二号人物本·拉登和扎瓦赫里，都曾在阿富汗战争后居留苏丹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个国家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掌权，都热衷于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愿意借助阿富汗圣战者来弘扬伊斯兰革命精神，争夺伊斯兰世界事务的主导权。而对于埃及圣战者来说，在阿富汗战争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苏丹和1994年爆发内战的也门这两个阿拉伯兄弟国家，那里没有语言障碍和宗教文化差异，从地缘上来说又距离自己的国家比较近，能找到相对安全的藏身之所。
需要指出的是，在阿富汗圣战后，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地以继续圣战使命，只是一部分来自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圣战者的追求，而另一部分圣战者则选择了投奔新的圣战战场。兵败阿富汗后不久，积重难返的前苏联便开始解体，原有的冷战格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被打破，世界出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在新旧体制更替的过程中，新的民族、宗教狂热取代了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争夺，成为新的地区动荡和武装冲突的根源之一，中亚五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和内乱、波黑内战、车臣战争、索马里内战、海湾危机等等，都为圣战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在这期间，最为引人瞩目的圣战者迁徙地有三个，即塔吉克斯坦、波黑和车臣，并与当地的社会动荡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塔吉克斯坦内战。1991年9月9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后，国内各种政治、宗教、地方利益集团斗争日趋激烈，导致政局持续动荡。1992年，塔吉克斯坦爆发内战，以伊斯兰复兴党、民主党为代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不甘心原共产党人继续执政，建立了救国阵线，并得到了当时阿富汗拉巴尼政府和马苏德军队以及伊朗、沙特、巴基斯坦和美国等国的支持，与塔吉克斯坦亲俄的世俗政权——拉赫莫诺夫政权展开了较量，内战一直持续到1997年6月双方签署《民族和睦总协定》。这场持续8年的内战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提供了新的圣战舞台，一批阿富汗圣战者在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迁徙到了塔吉克斯坦，并加入了当地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投入反对拉赫莫诺夫世俗政权的圣战当中。更为严重的是，内战期间，一些塔吉克斯坦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成了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反政府极端分子的后方基地，极端分子假道塔吉克斯坦进入乌兹别克斯坦，有些叛乱分子则在圣战失败后逃往中亚其他国家，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和该地区国家间关系。［8］
第二、波黑内战。以民族主义分离运动为特征的国家裂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迅速蔓延到了巴尔干地区，继前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后，前南斯拉夫分裂成5个国家。巴尔干地区历来是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冲突的焦点地区，波黑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信仰不一，又有历史上的民族血债，因而使分家冲突演变成了一场国际上不同宗教势力分别支持各自一方的旷日持久的血战——塞族得到东正教兄弟俄罗斯、希腊的同情和支持，信天主教的克族有西方背景，而穆斯林自然得到了广大伊斯兰国家的支持，从而使这场长达8年之久的波黑内战也蒙上了一层伊斯兰圣战的色彩，吸引着伊斯兰世界，包括那些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圣战者。［9］
第三、车臣战争。车臣问题一直是困扰俄罗斯的一大难题。车臣共和国位于北高加索的捷列克河沿岸，北与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为邻，南与格鲁吉亚共和国接壤，东靠达吉斯坦共和国，西部是北奥塞梯共和国。车臣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人口120多万，其中车臣人占大多数，为主体民族。车臣人祖居高加索山区，信奉伊斯兰教，是一个强悍尚武的民族，1859年被沙俄军队征服，车臣便沦为沙俄帝国的殖民地。前苏联解体前后，车臣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恶性膨胀，在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94年，俄罗斯为了平息车臣日益猖獗的分裂主义势力，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出兵镇压车臣反叛武装，正式打响了旷日持久的车臣战争。这一场由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同样也被蒙上了伊斯兰圣战的色彩，使车臣成为继塔吉克斯坦和波黑之后，又一个吸引全世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圣战战场。［10］
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的全球化
随着伊斯兰极端分子在阿富汗战争以后向世界各地迁徙，以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为首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触角也开始伸向世界各地。在欧洲，除设在伦敦的“伊斯兰新闻观察所”外，还出现了众多从不知名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如“世界公正组织”和“《古兰经》和逊尼派工作者协会”等等。一般认为，这些新成立的组织只是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在也门，由于1994年爆发了南北内战，也门中央政权对局势的控制能力有所下降，因此，那里也成了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的重要据点之一，最著名的军训基地有两个，即“马拉加什军训营”以及在首都萨那附近沙漠地带建立的“贵宾之家”，后者由也门马拉加什部落酋长、曾参加过阿富汗圣战的纳赛尔·法德利之子塔里克·法德里经营，在当地社会很有势力。另外，在也门还有“亚丁军”，美国指责该极端组织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牵连，2000年曾制造了美国“科尔号”驱逐舰在亚丁港遭袭事件。在苏丹，埃及方面曾指责苏丹境内设有至少17个恐怖分子训练基地，并策划制造了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事件以及卢克索惨案。
有关学者指出，从1989年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至1995年，这段时间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全球化的高潮阶段，此后，这种全球化趋势得到了遏止。［11］258-263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自从1993年纽约世贸大楼发生爆炸事件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产生了警惕，不再把他们视为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犯，也不再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经过几年的酝酿，西方国家从1996年起，开始拒绝向伊斯兰极端分子、特别是来自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发放入境签证。另外，在反恐问题上，西方国家与埃及、沙特等国开始进行合作，向这些国家引渡少数极端分子。这样一来，西方世界也不再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向往的理想避难所了；2.1996年，塔利班逐渐控制了阿富汗局势，使阿富汗再次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天堂”，不少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此后回流到阿富汗，寻求塔利班的庇护。本·拉登和扎瓦赫里就是在这一期间重返阿富汗的；3.1997年埃及最大的极端组织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内部发生严重分裂，伊斯兰组织被监禁的领导人宣布该组织放弃暴力，并得到圣战组织部分领导人的支持和效仿。［12］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削弱了它们的整体实力，挫伤了一部分极端分子的士气，也使极端组织全球化进程大大放慢。
但是，正是在这一时期，以本·拉登和扎瓦赫里等人为代表的极端分子，开始拼凑一个全球性的极端组织，在散布世界各地的、以阿富汗阿拉伯人为核心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分支机构的基础上，于1998年2月中旬宣布建立“世界反对犹太人和十字军伊斯兰圣战阵线”［13］，把圣战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犹太人和西方世界，随着1998年美国驻非洲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接连被炸，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圣战战略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原来利用西方世界的支持与庇护到与之反目成仇，打响了后来被美国总统布什称为“美国与伊斯兰法西斯”之间的一场圣战，基地组织这个全球头号恐怖组织逐渐浮出水面。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全球化，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既有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的宗教意愿的驱使，也有国内、地区和国际局势对这一进程产生的巨大影响。极端势力在其国内遭到严厉打压、政治诉求屡屡得不到满足之际，选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其战略调整的需要。此时，外部世界对待这股势力的立场，将对其全球化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处理伊斯兰极端势力问题上奉行的双重标准，是造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在阿富汗、波黑、车臣等地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支持与利用，无疑又加速了这股势力的全球化进程。“9·11”事件发生后，尽管美国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危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在处理同一问题时，美国并没有汲取“9·11”事件的教训，而是仍在奉行双重标准，这对全球反恐大局来说，将是十分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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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丽蓉）
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四期
文章编号：1673－5161（2007）04－0043－10中图分类号：D371文献标识码：A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02JAZJDGJW011）的前期成果。
摘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的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也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创始人哈桑·班纳一生致力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的国际化，在他及其继任者的不懈努力下，穆兄会已经发展成为遍及数十个国家的庞大的国际组织。再如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政权致力于输出伊斯兰革命。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于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并不仅仅出于安全、财政等方面因素考虑的一般意义上的移民，而是被看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穆斯林为“主道而战”所进行的一次新的“迁徙”，这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关系，也与伊斯兰教的“迁徙”和“圣战”传统有关。从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中就可以理解“迁徙”和“圣战”在普通穆斯林心目中巨大的感召力。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早年在麦加传教，告诫人们放弃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谴责多神信仰给阿拉伯人带来的愚昧和社会道德的堕落，宣讲末日审判和复活的观念，警告多神教徒若不归顺安拉，将在末日审判时遭到惩罚，并堕入地狱；而归顺者将在后世得到奖赏，永驻天园。另外，穆圣还提出了凡穆斯林不分氏族部落，皆为兄弟，应联合起来，消除部落仇杀等一系列社会改革主张，受到了下层民众的拥护。由于穆圣所传的教义触犯了麦加贵族的利益，他们便采取各种手段迫害穆斯林，直至搜捕杀害穆圣。因此，穆圣被迫于公元622年出走麦加，前往麦地那，并在麦地那建立了统一的穆斯林社团“乌玛”，为日后在圣战的旗帜下征服麦加贵族和统一阿拉伯半岛奠定了基础。由于迁徙事件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就把公元622年定为伊斯兰教纪元元年。因此，迁徙是穆斯林民族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是有组织、怀有宗教目的的特殊移民，是伊斯兰教哲学和智慧的象征。迁徙引领伊斯兰教成长，促使穆斯林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性的、不带地方主义色彩的国家。因此，对于穆斯林来说，迁徙是其引以为荣的事件，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是不会满足于一处永久居所的，哪里能履行信仰，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哪里就是他的家园。［1］
圣战则是指“为主道而战”，目标是在全世界建立伊斯兰政权，以《古兰经》和圣训规范世人的行为和生活。这一漫长的奋斗过程，《古兰经》称之为“杰哈德”，媒体把之翻译为“圣战”。圣战是穆斯林的宗教义务之一，它有大小之分、和平和暴力之别。“大杰哈德”是指信徒 “用心、用舌、用手”同自己内心的邪恶意念作斗争，净化心灵，虔信真主和使者，并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规劝世人，传播伊斯兰教；“小杰哈德”是指穆斯林用“剑”进行圣战，鼓励穆斯林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为捍卫和弘扬伊斯兰教而战。伊斯兰教第三任正统哈里发艾卜·伯克尔在发表其就职演说时，曾强调了圣战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放弃圣战，因为一个民族丢弃圣战时，它的尊严就会受到伤害，会被别人轻视，在安拉面前也将失去眷顾。［2］56-59
因此，迁徙和圣战的关系十分密切，迁徙是圣战的一部分，两者相互依存，都体现了伊斯兰的大一统精神和穆斯林的奉献精神。迁徙并不是由于遇到困难而逃避，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圣战使命而寻找更好的环境，它鼓励穆斯林为完成圣战使命而放弃物质世界的引诱。穆圣率领穆斯林光复麦加后，一些穆斯林认为迁徙不再需要，但穆圣强调：只要圣战存在，迁徙就不会终止。他号召信徒们：为了消灭不信道者，你们不要中止迁徙。
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三次迁徙浪潮
伊斯兰极端势力之所以离开埃及这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源地，是多方面原因所致：首先，极端分子在埃及境内面临世俗政权的严厉镇压，迫于严峻的安全形势，只能逃离埃及，寻找更安全的地方继续从事“圣战”事业；其次，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海湾石油富国或欧美国家，有的是为自己及家庭挣钱打工，有的则是受其组织派遣去筹集活动经费；再次，一些穆斯林极端分子信奉极端组织鼓吹的“迁徙”和“圣战”理论，出国寻找更适宜履行“圣战”义务的地点，以便积聚力量，为最终重返埃及、解放被世俗政权统治的“查希里亚社会”做准备；最后，埃及伊斯兰阵营、特别是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也促使一部分极端分子远走他乡。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被暗杀后，上下埃及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发生大分裂——上埃及极端组织发展成为伊斯兰组织，下埃及则发展成为圣战组织。这种分裂对于那些希望短期就能在埃及恢复伊斯兰统治的极端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分裂意味着力量被削弱，也意味着伊斯兰政权的建立变得遥遥无期，在失望与愤懑之余，一大批极端分子决定离开埃及，另辟蹊径，继续“圣战”［3］。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穆兄会成员为逃避纳赛尔政权的镇压而纷纷离开埃及之际，埃及的极端组织当时并不赞同这种逃避现实的“迁徙”作法。以策划实施萨达特暗杀事件的圣战组织为例，该组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所有埃及极端组织中向国外迁徙极端分子最多的组织，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反对通过“迁徙”进行圣战。该组织埃米尔阿卜杜勒·萨拉姆·法尔吉在其《缺席的义务》一书中写道：有人称建立伊斯兰国家的途径是迁徙到另一个国家，并在那里首先建立伊斯兰国家，然后再打回国。但是，为了积蓄实力，他们其实应该首先致力于把自己的国家改造成伊斯兰国家，然后再征服其他国家。［4］萨达特暗杀事件以及上埃及暴动的失败，使得圣战组织成员随后多以合法和非法的身份逃往国外。
埃及极端分子的第一次迁徙浪潮，首先是在埃及境内实现的。当时，在穆斯林组织（定叛与迁徙组织）的号召下，该组织的数千名追随者放弃了尼罗河三角洲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生活环境，集体迁往某一艰苦地区，尝试建立伊斯兰政权，按照《古兰经》和圣训行事。但是，这种迁徙受到了组织形式、地理环境和安全局势等方面因素的明显制约，很快被证实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迁徙，埃及安全机构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并对其进行围剿和铲除，这使得埃及极端分子产生了向国外迁徙的念头。瓦希德·奥斯曼本是伊斯兰组织的继任埃米尔，也被认为是“国内迁徙”的创始人。他的迁徙观念的转变有一定的代表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奥斯曼谈到国外迁徙的问题时承认：对于穆斯林组织而言，迁徙是必经阶段，该组织成员只有经过迁徙，才能加入圣战行列。他说，穆斯林应该迁徙到由“明君”统治的地域，即使这一“明君”同样是不信伊斯兰教的“卡非尔”也没有关系。奥斯曼说，穆斯林组织认为，所有阿拉伯国家都不能满足“明君”统治的条件，而对于穆斯林圣战者来说，全球每一个角落都是安拉治下的土地，都可供他们迁徙。因此，该组织成员原本有意向欧洲迁徙，如挪威、瑞士等是他们眼中的“公正国家”。但是，穆斯林组织的创始人、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却坚持认为，也门是迁徙者的明智之选。因此，在舒克里·穆斯塔法等人因绑架杀害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事件被处决后，穆斯林组织的一大批成员根据前埃米尔的遗愿，逃往也门。他的继任者、号称“阿布·古什”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在舒克里·穆斯塔法被处决后，收集残部，向也门迁徙，并从也门继续向其他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迁徙。［5］
其实，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并不是穆斯林组织第一个主张向国外迁徙的领导人。在他之前，该组织领导人之一的萨拉赫·沙维已经主张迁徙了。沙维因反对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杀害被绑架的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认为这样做会使该组织暴露在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遭致灭顶之灾），便在这起事件上与埃米尔发生了尖锐冲突，并最终导致与该组织发生分裂。1981年，萨达特暗杀事件后，沙维也是被埃及安全机构通缉的逃犯之一，但他成功逃往也门，并在当地结识了一名加入了穆兄会的部落酋长。后者对沙维的“定叛与迁徙”理论大为赏识，于是决定弃穆兄会，投入穆斯林组织的怀抱。在这名酋长的鼎力支持下，沙维随后往返于埃及、沙特和巴基斯坦之间，并最终在巴基斯坦一所伊斯兰宗教大学里任教，得以继续从事他的“圣战”事业。［5］
穆斯林组织的竞争对手——埃及圣战组织的头目之一、曾加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的圣战头目哈桑·希拉维也走过了一条类似于沙维的“圣战”道路。希拉维原与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在迁徙问题上尖锐对立，主张通过圣战手段实现建立伊斯兰政权的理想，竭力反对舒克里·穆斯塔法的“定叛与迁徙”理论，与穆斯林组织争夺会员和支持者。为此，一个自称为“绿营”的伊斯兰组织极端小组，曾试图暗杀希拉维。1977年，希拉维因卷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发动的军事技术学院的未遂政变事件而被判7年监禁，迫使他放弃反对迁徙的一贯思想，逃往沙特躲避牢狱之灾。直到1993年，才被穆巴拉克政府引渡回国服刑。［5］
综上所述，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埃及极端分子全球化迁徙的第一波浪潮是由埃及伊斯兰党和穆斯林组织的残余势力掀起的，迁徙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逃避萨达特政权对这两个极端组织的打击迫害。但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迁徙出国的极端分子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当时认同“定叛与迁徙”理论和对现政府失望的其他埃及人，也加入了迁徙国外的行列，不少人到了也门、沙特、伊拉克等国，寻找生计和避难。
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行动则源于阿富汗圣战。1979年12月，前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试图用武力控制这个连接欧亚大陆的小国。在前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阿富汗阿明政权不堪一击，一周内便告亡国。阿富汗是个伊斯兰国家，境内98％以上的居民是穆斯林，其中90％是逊尼派穆斯林。前苏联的悍然入侵，激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一片声讨。出于当时美苏争霸战略的考虑，美国认为前苏联对阿富汗的控制将对西方的石油生命线——海湾形成威胁。为此，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准备为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提供武器装备，利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前苏联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仇视与普通穆斯林朴素的宗教认同感，在世界范围内纠集反苏同盟，号召穆斯林为抵抗苏军占领阿富汗而进行圣战，并为其出谋划策，出钱、出枪、出力，以期把阿富汗变成拖住前苏联的“泥潭”，使之深陷其中，尽可能消耗前苏联的实力。［6］
当时，埃及萨达特政府正由于与以色列媾和而深陷孤立，遭到国内伊斯兰阵营的强烈反对和国外阿拉伯世界“背信弃义”的同声指责，阿拉伯国家集体与萨达特政权断交。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唆使萨达特政权放手让埃及境内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抵抗前苏联占领的圣战，双方一拍即合。当时，在萨达特政府看来，放手让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将有助于埃及摆脱因埃以媾和而陷入的外交孤立困境，通过宗教纽带和圣战观念重新联络海湾阿拉伯石油大国，恢复埃及地区大国地位；第二，大批极端分子出国，有利于国内治安以稳定国内局势；第三，阿富汗圣战者得到了海湾石油富国、美国等方面的经援，还可以消耗一部分埃及军队库存的武器弹药，将之变成现金。正是出于这样的短视考虑，萨达特政权为极端分子迁徙出国大开方便之门，导致这批阿富汗圣战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又把圣战输回埃及，酿成了埃及历史上恐怖暴力事件最猖獗、最血腥的一段时期。当然，作为阿富汗圣战始作蛹者的美国，最终也遭到了这些圣战者的报复，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
为吸引全世界圣战者到阿富汗，美国首先在纽约开设了第一个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由穆斯塔法·沙勒比负责接待来自埃及等国的圣战者，并把他们输送到阿富汗战场。随着阿战事的不断持续，此类接待站在美国最多时曾发展到17家。与此同时，埃及国内萨达特政权也为各类宗教组织公开招募圣战志愿者大开绿灯。1979年，上埃及明亚大学召开师生大会，要求支持阿富汗圣战。1980年，爱资哈尔大学召开大会，要求为志愿者赴阿富汗圣战敞开大门，为青年学生志愿者提供军训条件，并呼吁伊斯兰世界支持阿富汗圣战，断绝与前苏联的外交关系。随后，爱资哈尔宗教机构又多次举行群众集会，要求政府支持阿富汗圣战。这些来自民间的要求与萨达特政府在阿富汗圣战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为此，萨达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卡迈勒·哈桑·阿里同意为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极端分子提供军训基地，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也多次呼吁国民为阿富汗圣战行动捐款，人民议会也公开发表声明，呼吁向阿战场派遣圣战志愿者。有消息说，埃及军方当时曾使用卡纳军用机场，向阿富汗运送埃及圣战志愿者。
在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呼吁中，埃及的一些行业工会在招募志愿者方面异常活跃，特别是在埃及穆兄会的喉舌——《呼声》杂志上刊登了设在阿富汗的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的电话和具体地址后，志愿者人数成倍增加。另外，在向阿富汗输送志愿者的行动中，沙特也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沙特担心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其势力范围会扩张到海湾，对沙特政权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与两大圣城的守护者，在涉及泛伊斯兰问题上，沙特凭借其雄厚的石油美元实力，一直以护教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借以利用宗教纽带以扩大其在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为此，沙特当时为阿圣战者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医疗援助。
对于埃及境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来说，在萨达特暗杀事件和上埃及暴动失败后，时刻面临着被安全机构追捕的危险。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无疑于天赐良机。另外，一些圣战狂热分子也试图通过阿富汗圣战的历练，为重新“杀回”埃及夺取政权积累战斗经验。因此，地形崎岖、条件恶劣的阿富汗，一时成了圣战者向往的理想天堂。1984年初，圣战组织决定把一些曾因卷入萨达特暗杀事件的极端分子送往阿富汗参加圣战。1985年，伊斯兰组织的第二代领导人在上埃及实施重组后，也开始向阿富汗战场输送圣战志愿者。据悉，第一个抵达阿富汗的埃及圣战志愿者是圣战组织的头目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他与上埃及阿斯尤特大学的一批朝觐者一起，取道沙特前往阿富汗。接着，该组织另外两名头目阿里·阿卜杜勒·法塔赫（化名“阿布·尤斯里”）和暗杀萨达特总统的凶手哈利德·伊斯兰布里的大哥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也从埃及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成功逃脱，前往阿富汗。在伊斯兰组织中，最著名的圣战志愿者为阿卜杜·拉布·拉苏勒·萨耶夫，曾担任过阿富汗圣战流亡政府的总理，是埃及伊斯兰组织在阿富汗圣战初期的重要头目。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加入了由阿富汗前总理、现被美国人称为“本·拉登第二”的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当时，无论是萨耶夫还是希克马蒂亚尔，都对圣战志愿者加入自己的队伍持欢迎态度，以便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势力，为苏军撤出阿富汗之后捞取更多的政治和军事资本做准备。［5］
埃及伊斯兰组织的圣战志愿者抵达后，首先在阿北部边境一个叫加吉的地方建立了军事训练基地，起名为“伊斯兰哈里法军营”。但不久以后，由于该营地气候十分寒冷，来自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埃及志愿者很难适应，该营地后南迁至赫尔敦地区，新营地起名为“苏希卜烈士军营”，以纪念1990年5月16日战斗中被打死的埃及圣战先行者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军营里分工明确，里法伊·塔哈、穆斯塔法·哈姆扎和阿德里·尤素福负责军训工作，哈利德·哈纳菲负责医疗工作，塔拉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和乌沙姆·鲁什迪负责军营的宣传工作，并主编《民兵》杂志。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逐渐统一到扎瓦赫里的领导之下，并与本·拉登建立了密切联系，从他那里获取军训经费。扎瓦赫里圣战派别也有他们自己的《法塔赫》杂志，后又更名为《圣战者报》。［7］212-213
埃及圣战组织和伊斯兰组织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主要通过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恐怖大亨”本·拉登的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设在开罗的分公司网罗圣战者。当时，沙特政府把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城的扩建工程承包给了拉登家族旗下的公司，由于沙特缺乏劳动力，而埃及劳动力过剩，且成本较低，因此，沙特内政部和沙特驻开罗使馆为该公司从埃及引进各类技术人才和一般劳务人员提供了方便。随着一大批埃及熟练工人、工程师和技师等进驻工地，本·拉登也开始在他们中间秘密招募阿富汗圣战志愿者，并在沙特境内为这批新招募的志愿者开设了接待站，为阿富汗战场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类圣战人才；第二，通过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大批志愿者通过这条途径前往设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各个救援机构工作。拉登家族的公司也从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在阿富汗的工程中获益，该机构在阿富汗15家救援机构的土建工程就是由拉登家族承包建设的。在这些救援机构中曾有900名阿拉伯人从事各类救援工作，其中来自埃及的志愿者就多达300人。2006年，被扎瓦赫里宣布为圣战组织新埃米尔的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就曾是一名参与圣战救援工作的志愿者；第三，通过伊斯兰世界联盟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该组织成立于1962年，总部设在麦加，在100多个国家开设了办事处或派驻代表，负责协调全世界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事宜。该协会在埃及的办事处利用组织朝觐者的机会秘密招募圣战者，朝觐者抵达沙特后，如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只需到本·拉登在沙特开设的名为“安萨尔之家”的接待站报名即可。接待站有专人为这些圣战者制作新护照，为每人取一个化名，在阿富汗方面的配合下，这些人只需办理沙特的出境手续，便可顺利抵达伊斯兰堡，进入设在白沙瓦的沙特圣战者军营。当然，并非每位朝觐者都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一些人在朝觐后返回了埃及，而另外一些人希望借着朝觐的机会到沙特淘金。这些人中，很多人因在沙特找不到工作而选择铤而走险，经不起圣战招募者的蛊惑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投奔阿富汗战场。
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全球蔓延
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不仅没能因此实现南下海湾的战略目标，反而陷入了与阿富汗圣战游击队的持久战、消耗战之中，并开始渐渐步入灾难的深渊。在此形势下，前苏联被迫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从1982年美苏商谈撤军问题开始，到1989年前苏联政府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完成，差不多用了7年的时间。
随着前苏联兵败阿富汗和圣战者进驻喀布尔，伊斯兰狂热分子的圣战使命便宣告结束。与此同时，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阿富汗新政权面前，那就是这些圣战志愿者的归宿问题。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训练有素，有极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由于圣战者人数众多，他们如果与当地某一军阀结盟，甚至能改变阿富汗的政治格局和各派间的力量对比。据来自美国国会的资料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中，有3500名阿拉伯圣战者，到八十年代中期，其麾下的阿拉伯圣战者多达1.6万人。如果加上阿富汗游击队其他派别的阿拉伯圣战者，这支圣战队伍是一支绝对不容小觑的力量。不少人认为，由于人员分布广，来历杂，因此阿拉伯圣战者的实际人数可能永远是个谜。但无论如何，埃及圣战者在他们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埃及境内兴风作浪的极端组织头目，大多是从阿富汗圣战战场回国的，或是曾在各个中转站负责接待这批圣战者的极端分子。埃及新闻媒体曾报道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埃及人有600人，其中150人在前苏联撤军后回到埃及境内，这其中又有70人被埃及安全机构抓捕。但更多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字只是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极端分子实际人数的冰山一角。另据埃及内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参加阿富汗圣战的埃及人有1000人左右，在圣战结束后分散到12个国家，其中包括8个欧洲国家。这一数据并未计算那些已经在1992年后通过各种途径返回埃及境内的圣战者。事实上，留在阿富汗的埃及圣战者是少数，多为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这些人早已是有家不能回，等待他们的只有死刑或牢狱之灾。［5］
当初，当埃及圣战者满腔热血奔赴阿富汗战场时，大多数人心中只有圣战一个念头，还来不及考虑圣战之后自己的归宿问题。前苏联撤军后，随着圣战使命的终结，对于阿富汗人来说，该是“卸磨杀驴”的时候了，阿富汗新领导人对阿拉伯圣战者明显表露出了冷淡。有分析人士认为，促使阿拉伯圣战者最终放弃阿富汗而散布到世界各地，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阿拉伯圣战者都为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阿富汗人担心有朝一日养虎为患，殃及自身。前苏联撤军后的第一任阿富汗总统穆贾迪迪就曾对阿拉伯圣战者滞留阿富汗公开表示忧虑；第二，苏联撤军后，由于各武装派别政见不合，分肥不均，阿富汗随即爆发内战，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富汗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避免招致杀身之祸，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内战中尽可能恪守中立，苦苦支撑，伺机寻找合适渠道离开阿富汗；第三，为了讨好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阿富汗新政权开始引渡一些被各国安全机构追捕的极端分子，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与扎瓦赫里一起创建埃及圣战组织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希姆·沙尔加维，就是在那时由阿富汗新政权引渡给埃及穆巴拉克政府的。这使得那些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更是急于另投他处，以免被蒙在鼓里，有朝一日做了阿富汗新政权的“顺水人情”。
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的一些关键人物在前苏联撤军后的大体去向为：伊斯兰组织精神领袖奥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捷足先登，早在1990年5月便申请到了美国签证，定居纽约后因涉嫌卷入1993年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而被美国司法机构判处终身监禁；伊斯兰组织头目之一的穆斯塔法·哈姆扎移居苏丹，后从苏丹前往索马里；塔勒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及另外7名同伙在1993年申请到丹麦政治避难，塔勒阿特·亚辛潜回埃及境内，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起初在贾拉拉巴德居住了1年后前往伊朗定居，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此人不知去向，但据估计仍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国家一带活动；圣战组织头目之一的扎瓦赫里在1993年底申请到瑞士的政治避难，亚西尔·陶菲克·西里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他与该组织的另外一伙圣战者（最著名的有阿迪勒·阿卜杜勒·马吉德和撒尔瓦特·萨拉赫·谢哈特等人），在伦敦创建了一个名为“伊斯兰新闻观察所”的机构；当时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的著名埃及极端分子还有阿布·哈姆扎·马斯里，他的真实姓名是穆斯塔法·卡迈勒，曾参加阿富汗圣战，并于1994年返回伦敦，担任伦敦伊斯兰安萨尔协会会长和伦敦奉西里·巴尔克清真寺的伊玛目。另外，被指控策划制造1995年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未遂事件和1997年底卢克索袭击外国游客惨案的乌萨马·阿尤布，申请到了德国的政治避难签证，另一伊斯兰组织领导人乌萨马·鲁什迪则申请到了荷兰的政治避难签证，后移居土耳其。［5］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当时同意接纳一批阿富汗圣战者，为他们提供活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这批人往往是自己国家政权的反叛者，也是西方国家利用人权、民主等旗号向这些国家施压的工具。另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危害性的认识还不够，这也是造成这些圣战者能够从西方国家轻易获得政治避难资格的原因之一。除西方国家外，伊朗和苏丹也是接纳阿富汗圣战者的主要伊斯兰国家，基地组织的第一、二号人物本·拉登和扎瓦赫里，都曾在阿富汗战争后居留苏丹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个国家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掌权，都热衷于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愿意借助阿富汗圣战者来弘扬伊斯兰革命精神，争夺伊斯兰世界事务的主导权。而对于埃及圣战者来说，在阿富汗战争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苏丹和1994年爆发内战的也门这两个阿拉伯兄弟国家，那里没有语言障碍和宗教文化差异，从地缘上来说又距离自己的国家比较近，能找到相对安全的藏身之所。
需要指出的是，在阿富汗圣战后，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地以继续圣战使命，只是一部分来自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圣战者的追求，而另一部分圣战者则选择了投奔新的圣战战场。兵败阿富汗后不久，积重难返的前苏联便开始解体，原有的冷战格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被打破，世界出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在新旧体制更替的过程中，新的民族、宗教狂热取代了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争夺，成为新的地区动荡和武装冲突的根源之一，中亚五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和内乱、波黑内战、车臣战争、索马里内战、海湾危机等等，都为圣战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在这期间，最为引人瞩目的圣战者迁徙地有三个，即塔吉克斯坦、波黑和车臣，并与当地的社会动荡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塔吉克斯坦内战。1991年9月9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后，国内各种政治、宗教、地方利益集团斗争日趋激烈，导致政局持续动荡。1992年，塔吉克斯坦爆发内战，以伊斯兰复兴党、民主党为代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不甘心原共产党人继续执政，建立了救国阵线，并得到了当时阿富汗拉巴尼政府和马苏德军队以及伊朗、沙特、巴基斯坦和美国等国的支持，与塔吉克斯坦亲俄的世俗政权——拉赫莫诺夫政权展开了较量，内战一直持续到1997年6月双方签署《民族和睦总协定》。这场持续8年的内战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提供了新的圣战舞台，一批阿富汗圣战者在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迁徙到了塔吉克斯坦，并加入了当地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投入反对拉赫莫诺夫世俗政权的圣战当中。更为严重的是，内战期间，一些塔吉克斯坦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成了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反政府极端分子的后方基地，极端分子假道塔吉克斯坦进入乌兹别克斯坦，有些叛乱分子则在圣战失败后逃往中亚其他国家，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和该地区国家间关系。［8］
第二、波黑内战。以民族主义分离运动为特征的国家裂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迅速蔓延到了巴尔干地区，继前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后，前南斯拉夫分裂成5个国家。巴尔干地区历来是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冲突的焦点地区，波黑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信仰不一，又有历史上的民族血债，因而使分家冲突演变成了一场国际上不同宗教势力分别支持各自一方的旷日持久的血战——塞族得到东正教兄弟俄罗斯、希腊的同情和支持，信天主教的克族有西方背景，而穆斯林自然得到了广大伊斯兰国家的支持，从而使这场长达8年之久的波黑内战也蒙上了一层伊斯兰圣战的色彩，吸引着伊斯兰世界，包括那些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圣战者。［9］
第三、车臣战争。车臣问题一直是困扰俄罗斯的一大难题。车臣共和国位于北高加索的捷列克河沿岸，北与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为邻，南与格鲁吉亚共和国接壤，东靠达吉斯坦共和国，西部是北奥塞梯共和国。车臣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人口120多万，其中车臣人占大多数，为主体民族。车臣人祖居高加索山区，信奉伊斯兰教，是一个强悍尚武的民族，1859年被沙俄军队征服，车臣便沦为沙俄帝国的殖民地。前苏联解体前后，车臣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恶性膨胀，在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94年，俄罗斯为了平息车臣日益猖獗的分裂主义势力，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出兵镇压车臣反叛武装，正式打响了旷日持久的车臣战争。这一场由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同样也被蒙上了伊斯兰圣战的色彩，使车臣成为继塔吉克斯坦和波黑之后，又一个吸引全世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圣战战场。［10］
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的全球化
随着伊斯兰极端分子在阿富汗战争以后向世界各地迁徙，以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为首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触角也开始伸向世界各地。在欧洲，除设在伦敦的“伊斯兰新闻观察所”外，还出现了众多从不知名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如“世界公正组织”和“《古兰经》和逊尼派工作者协会”等等。一般认为，这些新成立的组织只是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在也门，由于1994年爆发了南北内战，也门中央政权对局势的控制能力有所下降，因此，那里也成了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的重要据点之一，最著名的军训基地有两个，即“马拉加什军训营”以及在首都萨那附近沙漠地带建立的“贵宾之家”，后者由也门马拉加什部落酋长、曾参加过阿富汗圣战的纳赛尔·法德利之子塔里克·法德里经营，在当地社会很有势力。另外，在也门还有“亚丁军”，美国指责该极端组织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牵连，2000年曾制造了美国“科尔号”驱逐舰在亚丁港遭袭事件。在苏丹，埃及方面曾指责苏丹境内设有至少17个恐怖分子训练基地，并策划制造了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事件以及卢克索惨案。
有关学者指出，从1989年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至1995年，这段时间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全球化的高潮阶段，此后，这种全球化趋势得到了遏止。［11］258-263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自从1993年纽约世贸大楼发生爆炸事件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产生了警惕，不再把他们视为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犯，也不再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经过几年的酝酿，西方国家从1996年起，开始拒绝向伊斯兰极端分子、特别是来自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发放入境签证。另外，在反恐问题上，西方国家与埃及、沙特等国开始进行合作，向这些国家引渡少数极端分子。这样一来，西方世界也不再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向往的理想避难所了；2.1996年，塔利班逐渐控制了阿富汗局势，使阿富汗再次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天堂”，不少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此后回流到阿富汗，寻求塔利班的庇护。本·拉登和扎瓦赫里就是在这一期间重返阿富汗的；3.1997年埃及最大的极端组织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内部发生严重分裂，伊斯兰组织被监禁的领导人宣布该组织放弃暴力，并得到圣战组织部分领导人的支持和效仿。［12］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削弱了它们的整体实力，挫伤了一部分极端分子的士气，也使极端组织全球化进程大大放慢。
但是，正是在这一时期，以本·拉登和扎瓦赫里等人为代表的极端分子，开始拼凑一个全球性的极端组织，在散布世界各地的、以阿富汗阿拉伯人为核心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分支机构的基础上，于1998年2月中旬宣布建立“世界反对犹太人和十字军伊斯兰圣战阵线”［13］，把圣战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犹太人和西方世界，随着1998年美国驻非洲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接连被炸，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圣战战略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原来利用西方世界的支持与庇护到与之反目成仇，打响了后来被美国总统布什称为“美国与伊斯兰法西斯”之间的一场圣战，基地组织这个全球头号恐怖组织逐渐浮出水面。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全球化，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既有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的宗教意愿的驱使，也有国内、地区和国际局势对这一进程产生的巨大影响。极端势力在其国内遭到严厉打压、政治诉求屡屡得不到满足之际，选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其战略调整的需要。此时，外部世界对待这股势力的立场，将对其全球化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处理伊斯兰极端势力问题上奉行的双重标准，是造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在阿富汗、波黑、车臣等地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支持与利用，无疑又加速了这股势力的全球化进程。“9·11”事件发生后，尽管美国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危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在处理同一问题时，美国并没有汲取“9·11”事件的教训，而是仍在奉行双重标准，这对全球反恐大局来说，将是十分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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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俄罗斯联邦车臣问题［EB/OL］.[2002-10-24].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0/24/content_606871.htm.
［11］世界伊斯兰组织指南［M］.埃及: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2006.
［12］杨灏城.穆巴拉克政权应对国内恐怖主义之策［J］.西亚非洲,2005（6）.
［13］阿卜杜勒·勒提夫·马纳维.基地战略:错误与危险［N］.中东报,2003-08-07.
（责任编辑：马丽蓉）
撤军后的阿富汗探析
作者：许涛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10307
发布时间：2014-07-27
摘要：到2014年年底，驻扎在阿富汗的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将按计划撤出。这一年将成为地区力量平衡再次发生变化的重要节点，相关大国的全球及地区战略力量配置调整、中亚地区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进入关键阶段、中亚各国间矛盾冲突加剧、宗教极端主义思潮泛起等，诸多地缘政治因素同时活跃释放出的能量汇集中亚，将对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构成挑战。经历了23年独立建国历程的中亚五国正沿着各自选择的不同道路发展，中亚地缘政治版图的重新构建更趋多元化。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挑战和考验的时段，中亚地区能否经受住北约联军撤出阿富汗所带来的一系列失衡和震荡，文本试图从可能影响中亚地区安全的几种主要因素入手，尝试分析这一地区未来形势。
2001年10月，美国主导北约组成联合部队，在阿富汗发动了一场被命名为“持久自由行动”的报复性军事打击。由于本土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极端方式的恐怖主义袭击，美国从此以反恐为旗帜强势主导了国际政治主流趋势，从而也使这场战争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在道义上的支持。其中也包括刚刚获得独立不到10年的中亚各国，他们纷纷顶住了来自俄罗斯的压力，或提供毗邻口岸和通道，或提供机场和领空，成为国际反恐阵营的一员。以此为契机，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因素的存在成为观察和判断中亚地区形势发展时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亚各国政府的立场不同程度地与北约实现了协调，中亚各国的安全与命运也更加密切地与阿富汗的前途联系在一起。2012年5月，北约发表《芝加哥峰会阿富汗宣言》，宣布2014年年底从阿富汗撤出全部作战部队。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从阿富汗撤出开始启动，美国已经作出“负责任地结束这场战争”的姿态。北约撤军后的阿富汗将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而这种可能发生的状况对中亚地区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各国相关学者均予以高度关注。
一、围绕阿富汗撤军的地区力量调整
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并不是单纯代表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联合军事行动，借助于道义高度和军事强势进入中亚也是客观的地缘政治效果①。经历了十多年的博弈，中亚地区大国角逐态势达成的脆弱平衡将被打破，围绕地区的战略力量对比势必重新构建，中亚各国相对成熟的大国平衡政策面临考验。
（一）美国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后的中亚力量调整
在21世纪的前20年，将海外战略重心由中东转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已是美国近期既定的方针。这既取决于美国未来全球战略中对威胁方向的确定，也反映了科技革命使美国对今后战略资源需求的改观。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美国已强烈地意识到领导地位受到潜在的挑战，将亚太地区作为政治、经济活动的重心，是美国高层颇具前瞻意识的决策。而新能源技术的采用已经给美国能源供需格局带来了实效，2011年，美国原油自给率已达81.4%，专家预计，到2015年可达90%。国际能源署（IEA）发布报告称，2015年，美国将超过俄罗斯和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的产油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则称，阿拉伯能源出口国可能在2016年开始遭遇财政赤字②。美国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对中东关注和投入政策，很明显将失去国家利益支持。而在冷战后美国战略家的全球视野里，中亚地区的权重与中东地区相比，充其量也就属于次一级的“战略关注区”。当时美国在中亚地区所关注的核心是，防止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取代世俗政权、防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流入极端主义分子手中、介入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领域，以及推动以国家经济市场化和意识形态“民主化”为目标的“改造后苏联空间”。而有效推动这些地区性策略，确立军事存在并不是必须的条件。“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为了确保阿富汗军事行动的安全，美军以绝对的强势进入中亚。这对苏联解体后一直处于观望中的美国国务院而言，应该带有几分意外和偶然。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后即着手调整失衡的美国国防和外交，首当其冲的就是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当选两个月后，奥巴马即宣布了18个月的伊拉克撤军计划。接着，2011年6月又启动了阿富汗撤军进程。目前，美国与阿富汗虽仍为留驻人数和享有豁免权问题在《双边安全协议》签订中讨价还价，但美方将留下少量军人执行保障任务和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已成定局③。
美国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开始实施，将逐渐把主要的军力配置向亚太转移。这就是美高层多次表示的所谓“两个60%计划”，即在2020年以前将60%的海军布置到太平洋，把本土以外60%的空军力量布置到亚太地区。美军主力从阿富汗撤离服从于这一全局性调整，也意味着以“物资转运中心”等名目建于中亚的各类基地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2011年10月21日，美国防部就设于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玛纳斯国际机场的转运中心去留问题发表声明，称美方已开始搬迁这个过境转运中心，并计划于2014年7月前完成移交④。近期传出关于美军正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寻求建立新空军基地的消息，但都因缺乏依据而很快被淡忘。
（二）俄罗斯借机巩固独联体南部战略缓冲区
以阿富汗反恐行动名义进入中亚地区的北约军事基地早已使俄罗斯如芒在背，美国主动从阿富汗和中亚撤走军事存在是俄罗斯期待的结局。2013年以来，俄罗斯在大国外交上频频胜利。先是利用斯诺登事件“调理”了欧美关系，并抓住了随时“爆料”的主动权；随后又成功化解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向世界证明了俄罗斯的分量。由于俄罗斯占据的地缘优势，美撤军时在地面通道问题上必会有求于俄罗斯，这使俄罗斯又一次有了争取主动的机会。俄美双方完全有可能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实现策略协调，借此缓和两国2013年以来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对立形成的僵局。但对北约撤军后的中亚形势变化，俄罗斯一向保持高度警惕。
2013年12月，普京总统在俄国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北约撤军不仅会给阿富汗造成不稳定局势，而且也将使中亚地区安全失去制衡⑤。针对北约撤军后可能在阿富汗形成的权力真空和中亚地区的力量失衡，俄罗斯首先选择加强与阿富汗相邻中亚各国的军事合作。普京在2012年10月访问杜尚别时，与拉赫蒙总统共同签署了将俄军201基地驻守期限延长30年（至2042年）的协定，为使这个在苏联解体后防范南亚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进入独联体的重要关口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法律基础⑥。
同时，俄罗斯对终于下决心不再为美国人提供基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慷慨出手，承诺出资11亿美元为吉尔吉斯斯坦军队更新装备。随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在2013年9月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就供气问题签署了协议。俄罗斯还向吉尔吉斯斯坦表示，将参与卡姆巴拉金1号水电站和纳伦河上游电站的建设⑦。而且，俄罗斯抓住大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发生变化的时机，继续倡导欧亚联盟、关税同盟等经济一体化建设，吸引中亚各国参与到以俄罗斯为主体的地区整合进程中。乌克兰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结果，更加增强了俄罗斯继续推动欧亚联盟的自信。但是，由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进取态势得益于美国海外力量的调整，而俄自身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未必能为这种局部的成果保持长久后劲。然而，2001年以来美俄在中亚地区上演的零和游戏毕竟将告一段落，各国自主选择国家发展方向的机遇总体大于大国力量失衡的风险。
（三）中国通过睦邻合作促建欧亚稳定繁荣带
中国的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关注和影响越来越成为新时期重要的外交领域。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⑧
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和互利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中亚地区是中国西部重要周边区域已成为学界、外交界的共识。作为2014年后受阿富汗形势影响的中亚地区，对未来的中国坚持长期稳定发展战略将更具特殊意义。2013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时，与阿坦巴耶夫总统共同宣布中吉两国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⑨。至此，中国已与中亚五国全部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针对2014年北约联军撤出阿富汗可能给地区带来的影响，中国与中亚各国领导人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讨论并达成基本共识后提出倡议：“落实《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及合作纲要，完善执法安全合作体系，建立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合力打击‘三股势力’。支持阿富汗民族和解进程，帮助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稳定，共同维护地区安全”⑩。随后又表述了中国对阿富汗问题的关切和立场：“2014年是阿富汗实现过渡的关键年份。中方支持阿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尊重阿富汗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阿富汗实现平稳过渡，改善和发展同本地区国家关系。希望阿富汗总统选举顺利举行，‘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解进程早日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关方面应该切实履行对阿富汗和平重建的承诺，在有关问题上尊重和照顾本地区国家合理关切”。目前中国与中亚各国在交通、能源、通讯等领域建立了广泛的合作。201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已达到459.4亿美元，比刚建交时高近百倍。2013年第一季度，中哈贸易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3％，中土增加4.9％，中吉增加3.9％，中乌增加53.5％。互利的经济合作不仅帮助中亚各国渡过了独立建国的艰难时期，也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了重要活力。2009年年底，全长1833公里，贯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中亚天然气管道A线开通，2010年B线开始运营，管道C线计划于2013年年底投产，D线建设也已启动。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宗旨的区域经济合作，将为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更广大地区提供发展机遇和空间。中国与中亚各国深入合作的前景，也对共同的安全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特殊国际环境，为“三股势力”滋生提供了温床。不论对中亚稳定带来威胁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还是一再制造恐怖事件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阿富汗的战乱和无序都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空间。2014年北约联军撤出后，这些国际恐怖组织将无疑与“塔利班”及部族势力争夺阿富汗国内政权，向中亚各国和中国新疆渗透的力度会大大增加，中亚地区和中国西部安全面临新一轮威胁。2013年10月，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向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通报了发生在北京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指出这是一起藏匿于中亚、西亚地区的“东伊运”有组织、有预谋发起的恐怖袭击事件。通过密切的安全合作挫败恐怖主义袭扰，这是在中亚与中国之间业已形成的共识。中国将与中亚各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平台上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提升反恐行动能力，共同应对域内外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四）印度跻身中亚地区事务拓展欧亚空间
作为一个亚洲的新兴大国，印度一向将中亚地区当作重要的战略平衡区，并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与中亚国家有着重大共同关切的“利益攸关方”，借此跻身中亚地区。印度在中亚地区的基本安全利益有两方面：一是通过与中亚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拓展必要的外交空间，从北方挤压宿敌巴基斯坦；二是通过安全合作打压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力，为本国的稳定与发展营造理想外部环境。阿富汗战争以来，印度曾是国际社会中积极支持阿富汗重建的第五大援助国，投入资金达12亿美元。印度高层一向认为，南亚和中亚的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联系密切，解决克什米尔冲突，离不开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印度军方曾试图在塔吉克斯坦建立空军基地。2013年，印度国防部又向塔吉克斯坦军方提供了价值55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同年10月，印度军方代表团访问比什凯克，双方讨论了在印军事院校为吉军培训英语人员和山地特种作战骨干等合作项目。此外，中亚地区还是印度实现能源安全战略的理想区域，阿富汗战后和平与中亚地区长期稳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2013年1月，第四届印度、土库曼斯坦经贸、科技合作政府间会议在新德里召开，双方对修建贯穿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四国的交通走廊“北南铁路”项目（Проектсоздания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коридора《Север-Юг》）共同表示出极大兴趣，并讨论了尽快开始土—阿—巴—印天然气管道项目（Проект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магистрально-гогазопровода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фганистанПакистан-Индия）的相关事宜。随着美国战略力量在中东—中亚一线的收缩，印度在中亚地区扩大利益存在也将提上日程。除此之外，处于周边的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国正逐渐加强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已先后确立了各自的相关利益存在，并借助不同的地缘优势与中亚各国发展合作关系。2014年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形势的发展将受到更加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多元力量的制约。
二、撤军后阿富汗局势对中亚的安全影响
俄罗斯学者对2014年后阿富汗国内局势的评估最不乐观，并纷纷作出一些颇具条理的预测。其中分析将有可能出现的状况分为四类：第一，“巴尔干化”的趋势。即北约联军撤离前仍未能形成对“塔利班”在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喀布尔政权也未能和“塔利班”在原则上达成划分控制地域的协议，于是阿富汗境内将存在大量不受控制的领土，失去了能够整合这种分裂状态的力量中心。第二，“中东化”的趋势。即“阿拉伯之春”在阿富汗重演，阿富汗境内宗教极端势力借来自于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和宣传，组织并挑起旨在夺取国家政权的全面内战。第三，形成“分裂国家”。即在美国主持下，喀布尔政权与“塔利班”及部族势力就控制区域达成协议，喀布尔当局控制北部和西部，“塔利班”控制东部和南部。第四，维持“脆弱平衡”。即美国继续在阿富汗保留一定形式的军事存在前提下，主导喀布尔政权与“塔利班”温和派及国内大部分政治领袖达成协议，保持阿富汗的基本政治平衡。作者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局面在阿富汗出现，对中亚地区构成的影响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曾于2012年10月指出，阿富汗的持续内战、国际恐怖主义的存在与扩散、不断扩大的毒品生产，是中亚各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重大障碍。中亚地区与阿富汗本同属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由于历史的原因被不同的殖民强国在19世纪划分势力范围时人为割裂为不同属性的地区。尽管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不同政治文化的影响，中亚地区与阿富汗之间地缘和人文的联系终究难以改变，由此形成彼此影响的诸多方面，至今仍联系着中亚和阿富汗。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国不仅与阿富汗有着200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共同边界长137公里，与塔吉克斯坦为1206公里，与土库曼斯坦为744公里），而且生活在边境两侧的大量跨界民族人口更使彼此间的人文联系难以阻隔（阿富汗全国3040多万人口中，塔吉克人占27%，乌兹别克人占9%，土库曼人占3%）。这种联系曾在冷战时期发生过特殊作用，也在苏联解体后的阿富汗内战时期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沟通渠道。
能够通过上述地缘联系对中亚地区产生影响的阿富汗国内因素，有中亚学者概括为三方面：一是阿富汗国内自主维护安全与稳定能力的构建；二是喀布尔当局与“塔利班”组织的政治谈判取得怎样的成果；三是正常经济的重建能否成功取代长期存在的“毒品经济”。首先，人们看到阿富汗独立后的国家机器建设并不尽如人意。按照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计划，到2014年年初将组建训练成26万人的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虽然在2013年这支军队已经拥有了15万人的兵员，但据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提供的资料显示，依照阿富汗宪法招募来的合同军人每年以34.8%的比例减员，除了战争因素外，大部分是因为开小差。而近年不断出现的关于阿富汗军警袭击北约联军和政府部门的报道，更令人质疑这支用十多年建立起来的部队能否胜任2014年后的国家使命。其次，已经开始的喀布尔当局与“塔利班”组织的政治和解进程并不顺利。当2009年12月奥巴马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时，实际上“塔利班”是受到了莫大鼓舞的。他们在阿富汗一边避免与美军正面冲突以保存实力，一边有选择地继续开展有限的军事行动以显示其存在，同时在部族控制区有意充当调解争议的仲裁人，借以树立威信，造成“塔利班影子政府”与喀布尔当局分庭抗礼的既成事实。2013年6月，原准备在卡塔尔举行的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的会谈，由于“塔利班”在卡塔尔代表处擅自悬挂旗帜引起喀布尔方面不满而告吹。2013年9月初，阿富汗政府军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楠格哈尔省军营遭到“塔利班”武装的又一次袭击。而当2013年10月12日美国国务卿克里与汗卡尔扎伊总统就签署《双边安全协议》会谈时，决定将在2014年后的阿富汗仍保留5000－10000名美国军人公布后，奥马尔立即作出了“塔利班”将继续战斗的激烈反应。同时，喀布尔当局试图拉“塔利班”重返阿富汗社会的做法并未受到多数民众拥护，在民族认同和部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社会氛围里，多数非普什图族群是不愿看到“塔利班”进入国家政权的。由此不难判断，2014年阿富汗国内的政治和解前景并不乐观。最后，阿富汗的毒品问题正日趋严重。连年战乱已使阿富汗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迫于生计而进行鸦片种植和毒品贸易成为部分阿富汗人的重要收入来源。2001年，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面积仅为7606公顷，到2012年时多达154000公顷（增加了20多倍），而在鸦片种植最多的2007年曾达193000公顷（高达25倍多）；在经历了12年的阿富汗战争后，干鸦片的产量也由2001年的185吨达到2012年的3700吨（产量最高的2007年达到7400吨，增加近40倍）。2012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占世界非法鸦片产量的74%，鸦片贸易收入占本国GDP总量的8.2%。阿富汗的海洛因产量已达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据估计经中亚走私出去的毒品至少占阿富汗毒品流出量的30%，而被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海关和边防机构成功查获的仅占流出毒品的2%左右。中亚地区是阿富汗毒品流向欧洲的通道，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是最大的受害国。与“毒品经济”相伴随的跨国犯罪、社会腐败是中亚国家多年挥之不去的阴影，2014年后阿富汗毒品形势继续“外溢”的影响令人担忧。
三、当前中亚地区面临的极端主义威胁
中亚各国独立建国进程已经历23年，目前多数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从2014年分别开始最高权力交接，由政治权力集中派生的经济利益不均衡已引起大量群体性事件和高层动荡。虽然在现有领导人尚强的控制力下，事态均已平息，但这毕竟标志着中亚各国社会渐渐进入多事之秋。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结点上，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可能引起的地缘政治格局剧变，以及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因素极可能被激活，进而酿成影响一国或地区稳定的突发事件。2013年9月13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在比什凯克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理事会上郑重指出，“中亚的局势目前仍然很困难”。他认为，“我们应当承认这一地区的局势仍然很艰难，尤其是在叙利亚和阿富汗事态的影响下。”事实上阿坦巴耶夫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2013年以来的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确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
（一）来自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已经进入中亚地区
2010年开始并持续至今的“阿拉伯之春”在中亚地区继续发酵，2013年7月，一名哈萨克斯坦籍“圣战分子”在脸谱网站公布了一段参加叙利亚内战的视频，引起哈萨克斯坦各界震惊。随后的2013年10月，哈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调查后发布了一则令人担忧的信息：在哈驻叙利亚的有关部门努力协调各方撤出本国公民时，发现上百哈公民在叙利亚参与恐怖活动。另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2013年9月披露，吉尔吉斯斯坦在2013年8月底挫败了一个自称为“伊斯兰圣战联盟”（СИД）分支的恐怖主义活动小组。这个小组由3名在叙利亚参加过“圣战”的吉尔吉斯斯坦人和哈萨克斯坦人组成，他们受这个组织在叙利亚分支机构的派遣，经土耳其潜回吉尔吉斯斯坦，计划2013年9月对吉国家独立日庆祝活动和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采取行动。2011年以来，哈、吉、塔等国内务和安全部门就多次警告称，来自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已进入中亚地区。
（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ИДУ）等恐怖组织潜入中亚
塔吉克斯坦官方媒体2013年9月报道，塔吉克斯坦内务部于当月抓获10名密谋在首都杜尚别进行破坏活动的恐怖分子。这个小组的领导人曾在巴基斯坦属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的训练营地内接受过恐怖行动训练。这个小组由巴基斯坦经阿富汗潜入塔吉克斯坦后，其目的极其明确：用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破坏2013年11月6日举行的塔吉克斯坦总统选举。这个恐怖主义小组潜入塔吉克斯坦时不仅携带了枪支和爆炸物，而且还将包含大量宗教极端主义内容的宣传品夹带入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阿富汗战争中遭到北约联军重创，其残余势力蜇伏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部族地区。由于政治上极端主义意识的认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一直保持联系与协作。但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势必与“塔利班”、“基地组织”间出现行动方向及方式上的分歧，向中亚地区回流将是首选目标。
（三）“伊斯兰解放党”等非法组织继续在中亚社会蔓延
由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纳巴哈尼于1952年创建于约旦的“伊斯兰解放党”（Хизб-ут-хрир-Ислами），以联合全世界穆斯林推翻现有世俗政权建立统一“大哈里发”国家为基本政治主张，其极端主义的危险性早已为中东及欧洲各国充分认识并在多数国家被禁止。然而这一组织却选择了在苏联解体后开始重新寻找国家发展路径的欧亚各国，利用这些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和经济困难在各国民众中产生的不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传入中亚各国及俄罗斯、乌克兰，并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和组织形式蔓延开来。尽管中亚各国早已将“伊斯兰解放党”列为非法组织，并制定了专门的法规以遏制这一宗教极端主义组织的发展，但近几年“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地区的活动不仅依然活跃，而且恐怖主义的倾向愈加凸显。尤其是2013年以来，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关于发现和捕获“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并收缴大量宣传品及枪支、爆炸物的报道一直不绝于欧亚各国媒体。由于这一宗教极端主义组织针对中亚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经济萧条、收入不均、官员腐败等现象的原教旨主义宣传极具蛊惑性，一些中亚国家的中上层社会精英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伊斯兰解放党”的主张乃至成为其秘密成员。
2014年阿富汗局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和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进入微妙时期，地区内外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均看好这一时机，并以此作为其在中亚地区确立影响的重要机遇期。而且，一旦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各派势力围绕政治权力开始内斗，中亚籍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自知已成局外人，返回中亚继续传播极端主义思想必然是其最终选择。有中亚学者指出，2014年北约联军从阿富汗撤出后，对中亚地区安全构成威胁的不一定是“塔利班”，而更可能是“萨拉菲主义”和“伊斯兰解放党”。
四、结语
早在苏联解体后，单一力量中心制度性影响中亚地区的历史即开始向多元力量构建地缘政治新格局演变。这一趋势使冷战结束初期作为国际政治范畴的“中亚”定义被重新解读，这一地缘政治概念所涵盖的地域范围被一些西方学者主观扩大，而客观上这种认识却与中亚学史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意义上的“中亚”趋于接近。当这一进程持续了近15年时，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斯塔尔于2005年提出了“大中亚”概念。如果从学术意义上看这一当时让中国中亚学界不解的提法，其实斯塔尔的根据就是对这一历史趋势的认识。然而结果是令人遗憾的，斯塔尔的学术创意被美国国务院充满冷战思维的“大中亚计划”所替代，从此它在中亚的境遇也就不难理解了。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客观上也加速了这一进程，而且成为中亚地缘政治格局沿上述趋势变化的阶段性标志。这样的地区发展观如果成立，不论是美军撤出阿富汗，还是阿富汗局势发生动荡，都不会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总趋势产生决定性影响。况且反恐战争后，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形势均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塔利班”控制阿富汗95%以上领土和“乌伊运”制造震动整个地区恐怖袭击的力量和条件不再，因政治和解破裂而引发全面内战已无可能，由有限的局部冲突造成的难民规模更不会大于内战时期。尤其是在中亚各国及国际社会针对阿富汗撤军后的变局制定了充分的政策准备的前提下，全面考量影响地区安全各要素及权重变化，在对阿富汗因素予以客观重视的同时，也有充分理由认为2014年后的中亚将面临更多的机遇。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10307
发布时间：2014-07-27
摘要：到2014年年底，驻扎在阿富汗的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将按计划撤出。这一年将成为地区力量平衡再次发生变化的重要节点，相关大国的全球及地区战略力量配置调整、中亚地区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进入关键阶段、中亚各国间矛盾冲突加剧、宗教极端主义思潮泛起等，诸多地缘政治因素同时活跃释放出的能量汇集中亚，将对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构成挑战。经历了23年独立建国历程的中亚五国正沿着各自选择的不同道路发展，中亚地缘政治版图的重新构建更趋多元化。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挑战和考验的时段，中亚地区能否经受住北约联军撤出阿富汗所带来的一系列失衡和震荡，文本试图从可能影响中亚地区安全的几种主要因素入手，尝试分析这一地区未来形势。
2001年10月，美国主导北约组成联合部队，在阿富汗发动了一场被命名为“持久自由行动”的报复性军事打击。由于本土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极端方式的恐怖主义袭击，美国从此以反恐为旗帜强势主导了国际政治主流趋势，从而也使这场战争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在道义上的支持。其中也包括刚刚获得独立不到10年的中亚各国，他们纷纷顶住了来自俄罗斯的压力，或提供毗邻口岸和通道，或提供机场和领空，成为国际反恐阵营的一员。以此为契机，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因素的存在成为观察和判断中亚地区形势发展时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亚各国政府的立场不同程度地与北约实现了协调，中亚各国的安全与命运也更加密切地与阿富汗的前途联系在一起。2012年5月，北约发表《芝加哥峰会阿富汗宣言》，宣布2014年年底从阿富汗撤出全部作战部队。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从阿富汗撤出开始启动，美国已经作出“负责任地结束这场战争”的姿态。北约撤军后的阿富汗将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而这种可能发生的状况对中亚地区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各国相关学者均予以高度关注。
一、围绕阿富汗撤军的地区力量调整
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并不是单纯代表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联合军事行动，借助于道义高度和军事强势进入中亚也是客观的地缘政治效果①。经历了十多年的博弈，中亚地区大国角逐态势达成的脆弱平衡将被打破，围绕地区的战略力量对比势必重新构建，中亚各国相对成熟的大国平衡政策面临考验。
（一）美国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后的中亚力量调整
在21世纪的前20年，将海外战略重心由中东转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已是美国近期既定的方针。这既取决于美国未来全球战略中对威胁方向的确定，也反映了科技革命使美国对今后战略资源需求的改观。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美国已强烈地意识到领导地位受到潜在的挑战，将亚太地区作为政治、经济活动的重心，是美国高层颇具前瞻意识的决策。而新能源技术的采用已经给美国能源供需格局带来了实效，2011年，美国原油自给率已达81.4%，专家预计，到2015年可达90%。国际能源署（IEA）发布报告称，2015年，美国将超过俄罗斯和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的产油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则称，阿拉伯能源出口国可能在2016年开始遭遇财政赤字②。美国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对中东关注和投入政策，很明显将失去国家利益支持。而在冷战后美国战略家的全球视野里，中亚地区的权重与中东地区相比，充其量也就属于次一级的“战略关注区”。当时美国在中亚地区所关注的核心是，防止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取代世俗政权、防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流入极端主义分子手中、介入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领域，以及推动以国家经济市场化和意识形态“民主化”为目标的“改造后苏联空间”。而有效推动这些地区性策略，确立军事存在并不是必须的条件。“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为了确保阿富汗军事行动的安全，美军以绝对的强势进入中亚。这对苏联解体后一直处于观望中的美国国务院而言，应该带有几分意外和偶然。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后即着手调整失衡的美国国防和外交，首当其冲的就是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当选两个月后，奥巴马即宣布了18个月的伊拉克撤军计划。接着，2011年6月又启动了阿富汗撤军进程。目前，美国与阿富汗虽仍为留驻人数和享有豁免权问题在《双边安全协议》签订中讨价还价，但美方将留下少量军人执行保障任务和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已成定局③。
美国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开始实施，将逐渐把主要的军力配置向亚太转移。这就是美高层多次表示的所谓“两个60%计划”，即在2020年以前将60%的海军布置到太平洋，把本土以外60%的空军力量布置到亚太地区。美军主力从阿富汗撤离服从于这一全局性调整，也意味着以“物资转运中心”等名目建于中亚的各类基地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2011年10月21日，美国防部就设于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玛纳斯国际机场的转运中心去留问题发表声明，称美方已开始搬迁这个过境转运中心，并计划于2014年7月前完成移交④。近期传出关于美军正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寻求建立新空军基地的消息，但都因缺乏依据而很快被淡忘。
（二）俄罗斯借机巩固独联体南部战略缓冲区
以阿富汗反恐行动名义进入中亚地区的北约军事基地早已使俄罗斯如芒在背，美国主动从阿富汗和中亚撤走军事存在是俄罗斯期待的结局。2013年以来，俄罗斯在大国外交上频频胜利。先是利用斯诺登事件“调理”了欧美关系，并抓住了随时“爆料”的主动权；随后又成功化解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向世界证明了俄罗斯的分量。由于俄罗斯占据的地缘优势，美撤军时在地面通道问题上必会有求于俄罗斯，这使俄罗斯又一次有了争取主动的机会。俄美双方完全有可能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实现策略协调，借此缓和两国2013年以来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对立形成的僵局。但对北约撤军后的中亚形势变化，俄罗斯一向保持高度警惕。
2013年12月，普京总统在俄国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北约撤军不仅会给阿富汗造成不稳定局势，而且也将使中亚地区安全失去制衡⑤。针对北约撤军后可能在阿富汗形成的权力真空和中亚地区的力量失衡，俄罗斯首先选择加强与阿富汗相邻中亚各国的军事合作。普京在2012年10月访问杜尚别时，与拉赫蒙总统共同签署了将俄军201基地驻守期限延长30年（至2042年）的协定，为使这个在苏联解体后防范南亚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进入独联体的重要关口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法律基础⑥。
同时，俄罗斯对终于下决心不再为美国人提供基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慷慨出手，承诺出资11亿美元为吉尔吉斯斯坦军队更新装备。随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在2013年9月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就供气问题签署了协议。俄罗斯还向吉尔吉斯斯坦表示，将参与卡姆巴拉金1号水电站和纳伦河上游电站的建设⑦。而且，俄罗斯抓住大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发生变化的时机，继续倡导欧亚联盟、关税同盟等经济一体化建设，吸引中亚各国参与到以俄罗斯为主体的地区整合进程中。乌克兰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结果，更加增强了俄罗斯继续推动欧亚联盟的自信。但是，由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进取态势得益于美国海外力量的调整，而俄自身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未必能为这种局部的成果保持长久后劲。然而，2001年以来美俄在中亚地区上演的零和游戏毕竟将告一段落，各国自主选择国家发展方向的机遇总体大于大国力量失衡的风险。
（三）中国通过睦邻合作促建欧亚稳定繁荣带
中国的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关注和影响越来越成为新时期重要的外交领域。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⑧
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和互利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中亚地区是中国西部重要周边区域已成为学界、外交界的共识。作为2014年后受阿富汗形势影响的中亚地区，对未来的中国坚持长期稳定发展战略将更具特殊意义。2013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时，与阿坦巴耶夫总统共同宣布中吉两国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⑨。至此，中国已与中亚五国全部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针对2014年北约联军撤出阿富汗可能给地区带来的影响，中国与中亚各国领导人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讨论并达成基本共识后提出倡议：“落实《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及合作纲要，完善执法安全合作体系，建立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合力打击‘三股势力’。支持阿富汗民族和解进程，帮助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稳定，共同维护地区安全”⑩。随后又表述了中国对阿富汗问题的关切和立场：“2014年是阿富汗实现过渡的关键年份。中方支持阿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尊重阿富汗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阿富汗实现平稳过渡，改善和发展同本地区国家关系。希望阿富汗总统选举顺利举行，‘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解进程早日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关方面应该切实履行对阿富汗和平重建的承诺，在有关问题上尊重和照顾本地区国家合理关切”。目前中国与中亚各国在交通、能源、通讯等领域建立了广泛的合作。201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已达到459.4亿美元，比刚建交时高近百倍。2013年第一季度，中哈贸易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3％，中土增加4.9％，中吉增加3.9％，中乌增加53.5％。互利的经济合作不仅帮助中亚各国渡过了独立建国的艰难时期，也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了重要活力。2009年年底，全长1833公里，贯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中亚天然气管道A线开通，2010年B线开始运营，管道C线计划于2013年年底投产，D线建设也已启动。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宗旨的区域经济合作，将为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更广大地区提供发展机遇和空间。中国与中亚各国深入合作的前景，也对共同的安全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特殊国际环境，为“三股势力”滋生提供了温床。不论对中亚稳定带来威胁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还是一再制造恐怖事件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阿富汗的战乱和无序都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空间。2014年北约联军撤出后，这些国际恐怖组织将无疑与“塔利班”及部族势力争夺阿富汗国内政权，向中亚各国和中国新疆渗透的力度会大大增加，中亚地区和中国西部安全面临新一轮威胁。2013年10月，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向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通报了发生在北京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指出这是一起藏匿于中亚、西亚地区的“东伊运”有组织、有预谋发起的恐怖袭击事件。通过密切的安全合作挫败恐怖主义袭扰，这是在中亚与中国之间业已形成的共识。中国将与中亚各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平台上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提升反恐行动能力，共同应对域内外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四）印度跻身中亚地区事务拓展欧亚空间
作为一个亚洲的新兴大国，印度一向将中亚地区当作重要的战略平衡区，并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与中亚国家有着重大共同关切的“利益攸关方”，借此跻身中亚地区。印度在中亚地区的基本安全利益有两方面：一是通过与中亚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拓展必要的外交空间，从北方挤压宿敌巴基斯坦；二是通过安全合作打压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力，为本国的稳定与发展营造理想外部环境。阿富汗战争以来，印度曾是国际社会中积极支持阿富汗重建的第五大援助国，投入资金达12亿美元。印度高层一向认为，南亚和中亚的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联系密切，解决克什米尔冲突，离不开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印度军方曾试图在塔吉克斯坦建立空军基地。2013年，印度国防部又向塔吉克斯坦军方提供了价值55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同年10月，印度军方代表团访问比什凯克，双方讨论了在印军事院校为吉军培训英语人员和山地特种作战骨干等合作项目。此外，中亚地区还是印度实现能源安全战略的理想区域，阿富汗战后和平与中亚地区长期稳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2013年1月，第四届印度、土库曼斯坦经贸、科技合作政府间会议在新德里召开，双方对修建贯穿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四国的交通走廊“北南铁路”项目（Проектсоздания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коридора《Север-Юг》）共同表示出极大兴趣，并讨论了尽快开始土—阿—巴—印天然气管道项目（Проект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магистрально-гогазопровода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фганистанПакистан-Индия）的相关事宜。随着美国战略力量在中东—中亚一线的收缩，印度在中亚地区扩大利益存在也将提上日程。除此之外，处于周边的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国正逐渐加强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已先后确立了各自的相关利益存在，并借助不同的地缘优势与中亚各国发展合作关系。2014年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形势的发展将受到更加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多元力量的制约。
二、撤军后阿富汗局势对中亚的安全影响
俄罗斯学者对2014年后阿富汗国内局势的评估最不乐观，并纷纷作出一些颇具条理的预测。其中分析将有可能出现的状况分为四类：第一，“巴尔干化”的趋势。即北约联军撤离前仍未能形成对“塔利班”在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喀布尔政权也未能和“塔利班”在原则上达成划分控制地域的协议，于是阿富汗境内将存在大量不受控制的领土，失去了能够整合这种分裂状态的力量中心。第二，“中东化”的趋势。即“阿拉伯之春”在阿富汗重演，阿富汗境内宗教极端势力借来自于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和宣传，组织并挑起旨在夺取国家政权的全面内战。第三，形成“分裂国家”。即在美国主持下，喀布尔政权与“塔利班”及部族势力就控制区域达成协议，喀布尔当局控制北部和西部，“塔利班”控制东部和南部。第四，维持“脆弱平衡”。即美国继续在阿富汗保留一定形式的军事存在前提下，主导喀布尔政权与“塔利班”温和派及国内大部分政治领袖达成协议，保持阿富汗的基本政治平衡。作者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局面在阿富汗出现，对中亚地区构成的影响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曾于2012年10月指出，阿富汗的持续内战、国际恐怖主义的存在与扩散、不断扩大的毒品生产，是中亚各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重大障碍。中亚地区与阿富汗本同属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由于历史的原因被不同的殖民强国在19世纪划分势力范围时人为割裂为不同属性的地区。尽管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不同政治文化的影响，中亚地区与阿富汗之间地缘和人文的联系终究难以改变，由此形成彼此影响的诸多方面，至今仍联系着中亚和阿富汗。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国不仅与阿富汗有着200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共同边界长137公里，与塔吉克斯坦为1206公里，与土库曼斯坦为744公里），而且生活在边境两侧的大量跨界民族人口更使彼此间的人文联系难以阻隔（阿富汗全国3040多万人口中，塔吉克人占27%，乌兹别克人占9%，土库曼人占3%）。这种联系曾在冷战时期发生过特殊作用，也在苏联解体后的阿富汗内战时期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沟通渠道。
能够通过上述地缘联系对中亚地区产生影响的阿富汗国内因素，有中亚学者概括为三方面：一是阿富汗国内自主维护安全与稳定能力的构建；二是喀布尔当局与“塔利班”组织的政治谈判取得怎样的成果；三是正常经济的重建能否成功取代长期存在的“毒品经济”。首先，人们看到阿富汗独立后的国家机器建设并不尽如人意。按照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计划，到2014年年初将组建训练成26万人的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虽然在2013年这支军队已经拥有了15万人的兵员，但据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提供的资料显示，依照阿富汗宪法招募来的合同军人每年以34.8%的比例减员，除了战争因素外，大部分是因为开小差。而近年不断出现的关于阿富汗军警袭击北约联军和政府部门的报道，更令人质疑这支用十多年建立起来的部队能否胜任2014年后的国家使命。其次，已经开始的喀布尔当局与“塔利班”组织的政治和解进程并不顺利。当2009年12月奥巴马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时，实际上“塔利班”是受到了莫大鼓舞的。他们在阿富汗一边避免与美军正面冲突以保存实力，一边有选择地继续开展有限的军事行动以显示其存在，同时在部族控制区有意充当调解争议的仲裁人，借以树立威信，造成“塔利班影子政府”与喀布尔当局分庭抗礼的既成事实。2013年6月，原准备在卡塔尔举行的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的会谈，由于“塔利班”在卡塔尔代表处擅自悬挂旗帜引起喀布尔方面不满而告吹。2013年9月初，阿富汗政府军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楠格哈尔省军营遭到“塔利班”武装的又一次袭击。而当2013年10月12日美国国务卿克里与汗卡尔扎伊总统就签署《双边安全协议》会谈时，决定将在2014年后的阿富汗仍保留5000－10000名美国军人公布后，奥马尔立即作出了“塔利班”将继续战斗的激烈反应。同时，喀布尔当局试图拉“塔利班”重返阿富汗社会的做法并未受到多数民众拥护，在民族认同和部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社会氛围里，多数非普什图族群是不愿看到“塔利班”进入国家政权的。由此不难判断，2014年阿富汗国内的政治和解前景并不乐观。最后，阿富汗的毒品问题正日趋严重。连年战乱已使阿富汗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迫于生计而进行鸦片种植和毒品贸易成为部分阿富汗人的重要收入来源。2001年，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面积仅为7606公顷，到2012年时多达154000公顷（增加了20多倍），而在鸦片种植最多的2007年曾达193000公顷（高达25倍多）；在经历了12年的阿富汗战争后，干鸦片的产量也由2001年的185吨达到2012年的3700吨（产量最高的2007年达到7400吨，增加近40倍）。2012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占世界非法鸦片产量的74%，鸦片贸易收入占本国GDP总量的8.2%。阿富汗的海洛因产量已达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据估计经中亚走私出去的毒品至少占阿富汗毒品流出量的30%，而被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海关和边防机构成功查获的仅占流出毒品的2%左右。中亚地区是阿富汗毒品流向欧洲的通道，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是最大的受害国。与“毒品经济”相伴随的跨国犯罪、社会腐败是中亚国家多年挥之不去的阴影，2014年后阿富汗毒品形势继续“外溢”的影响令人担忧。
三、当前中亚地区面临的极端主义威胁
中亚各国独立建国进程已经历23年，目前多数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从2014年分别开始最高权力交接，由政治权力集中派生的经济利益不均衡已引起大量群体性事件和高层动荡。虽然在现有领导人尚强的控制力下，事态均已平息，但这毕竟标志着中亚各国社会渐渐进入多事之秋。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结点上，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可能引起的地缘政治格局剧变，以及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因素极可能被激活，进而酿成影响一国或地区稳定的突发事件。2013年9月13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在比什凯克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理事会上郑重指出，“中亚的局势目前仍然很困难”。他认为，“我们应当承认这一地区的局势仍然很艰难，尤其是在叙利亚和阿富汗事态的影响下。”事实上阿坦巴耶夫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2013年以来的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确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
（一）来自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已经进入中亚地区
2010年开始并持续至今的“阿拉伯之春”在中亚地区继续发酵，2013年7月，一名哈萨克斯坦籍“圣战分子”在脸谱网站公布了一段参加叙利亚内战的视频，引起哈萨克斯坦各界震惊。随后的2013年10月，哈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调查后发布了一则令人担忧的信息：在哈驻叙利亚的有关部门努力协调各方撤出本国公民时，发现上百哈公民在叙利亚参与恐怖活动。另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2013年9月披露，吉尔吉斯斯坦在2013年8月底挫败了一个自称为“伊斯兰圣战联盟”（СИД）分支的恐怖主义活动小组。这个小组由3名在叙利亚参加过“圣战”的吉尔吉斯斯坦人和哈萨克斯坦人组成，他们受这个组织在叙利亚分支机构的派遣，经土耳其潜回吉尔吉斯斯坦，计划2013年9月对吉国家独立日庆祝活动和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采取行动。2011年以来，哈、吉、塔等国内务和安全部门就多次警告称，来自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已进入中亚地区。
（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ИДУ）等恐怖组织潜入中亚
塔吉克斯坦官方媒体2013年9月报道，塔吉克斯坦内务部于当月抓获10名密谋在首都杜尚别进行破坏活动的恐怖分子。这个小组的领导人曾在巴基斯坦属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的训练营地内接受过恐怖行动训练。这个小组由巴基斯坦经阿富汗潜入塔吉克斯坦后，其目的极其明确：用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破坏2013年11月6日举行的塔吉克斯坦总统选举。这个恐怖主义小组潜入塔吉克斯坦时不仅携带了枪支和爆炸物，而且还将包含大量宗教极端主义内容的宣传品夹带入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阿富汗战争中遭到北约联军重创，其残余势力蜇伏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部族地区。由于政治上极端主义意识的认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一直保持联系与协作。但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势必与“塔利班”、“基地组织”间出现行动方向及方式上的分歧，向中亚地区回流将是首选目标。
（三）“伊斯兰解放党”等非法组织继续在中亚社会蔓延
由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纳巴哈尼于1952年创建于约旦的“伊斯兰解放党”（Хизб-ут-хрир-Ислами），以联合全世界穆斯林推翻现有世俗政权建立统一“大哈里发”国家为基本政治主张，其极端主义的危险性早已为中东及欧洲各国充分认识并在多数国家被禁止。然而这一组织却选择了在苏联解体后开始重新寻找国家发展路径的欧亚各国，利用这些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和经济困难在各国民众中产生的不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传入中亚各国及俄罗斯、乌克兰，并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和组织形式蔓延开来。尽管中亚各国早已将“伊斯兰解放党”列为非法组织，并制定了专门的法规以遏制这一宗教极端主义组织的发展，但近几年“伊斯兰解放党”在中亚地区的活动不仅依然活跃，而且恐怖主义的倾向愈加凸显。尤其是2013年以来，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关于发现和捕获“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并收缴大量宣传品及枪支、爆炸物的报道一直不绝于欧亚各国媒体。由于这一宗教极端主义组织针对中亚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经济萧条、收入不均、官员腐败等现象的原教旨主义宣传极具蛊惑性，一些中亚国家的中上层社会精英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伊斯兰解放党”的主张乃至成为其秘密成员。
2014年阿富汗局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和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进入微妙时期，地区内外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均看好这一时机，并以此作为其在中亚地区确立影响的重要机遇期。而且，一旦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各派势力围绕政治权力开始内斗，中亚籍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自知已成局外人，返回中亚继续传播极端主义思想必然是其最终选择。有中亚学者指出，2014年北约联军从阿富汗撤出后，对中亚地区安全构成威胁的不一定是“塔利班”，而更可能是“萨拉菲主义”和“伊斯兰解放党”。
四、结语
早在苏联解体后，单一力量中心制度性影响中亚地区的历史即开始向多元力量构建地缘政治新格局演变。这一趋势使冷战结束初期作为国际政治范畴的“中亚”定义被重新解读，这一地缘政治概念所涵盖的地域范围被一些西方学者主观扩大，而客观上这种认识却与中亚学史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意义上的“中亚”趋于接近。当这一进程持续了近15年时，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斯塔尔于2005年提出了“大中亚”概念。如果从学术意义上看这一当时让中国中亚学界不解的提法，其实斯塔尔的根据就是对这一历史趋势的认识。然而结果是令人遗憾的，斯塔尔的学术创意被美国国务院充满冷战思维的“大中亚计划”所替代，从此它在中亚的境遇也就不难理解了。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客观上也加速了这一进程，而且成为中亚地缘政治格局沿上述趋势变化的阶段性标志。这样的地区发展观如果成立，不论是美军撤出阿富汗，还是阿富汗局势发生动荡，都不会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总趋势产生决定性影响。况且反恐战争后，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形势均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塔利班”控制阿富汗95%以上领土和“乌伊运”制造震动整个地区恐怖袭击的力量和条件不再，因政治和解破裂而引发全面内战已无可能，由有限的局部冲突造成的难民规模更不会大于内战时期。尤其是在中亚各国及国际社会针对阿富汗撤军后的变局制定了充分的政策准备的前提下，全面考量影响地区安全各要素及权重变化，在对阿富汗因素予以客观重视的同时，也有充分理由认为2014年后的中亚将面临更多的机遇。
星期日, 9月 07, 2014
被刺杀的大毛拉
作者：政知局
时间：2014年08月05日17:01
来源：http://zhuanlan.sina.com.cn/media/jingxuan/2014-08-05/170128.shtml
74岁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倒在了位于新疆喀什解放北路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外。“大毛拉”是对伊斯兰教教职中德高望重者的尊称。这位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不幸成了自上世纪90年代新疆地区有恐怖袭击活动以来，第二位遇刺的著名宗教领袖。
遇刺当天安葬行刺者中两人已被击毙
7月30日，按照穆斯林传统习俗，这位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在遇刺当天被安葬。受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委托，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当天早晨即前往喀什，到居玛·塔伊尔家中，表示沉痛哀悼，慰问亲属。
袭击发生在早上6时58分，当时，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已主持完晨礼，实施暴行的一共三人。当天中午，行凶者两人被击毙，一人被抓获。警方称，具体案情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大毛拉遇刺第二天的下午，新疆召开了一场自治区四套班子一把手全部参加的高规格会议，通报了7月30日发生在喀什市的著名爱国宗教人士、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害案件。会议开始前，在张春贤的提议下，全体与会人员先行起立，默哀三分钟。
当天凌晨，微博大V老榕在0：07分发了简短的6个字：喀什网络恢复。9分钟后，有人评论“有大毛拉的消息吗？”
只是那时候，鲜有人知道，在西部边陲，有一位大毛拉已经遇刺归真。
曾上《新闻联播》谴责“七五”事件
遇刺前，居玛·塔伊尔大毛拉是新疆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1940年10月出生于喀什的他，自2005年以来，先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伊斯兰教协会(以下简称伊协)副会长、新疆伊协副会长、喀什地区伊协副会长、喀什市政协副主席、喀什市依协副会长。此外，他还是中国伊协和新疆伊协的教务指导委员会委员。
官方通报称，他坚持弘扬伊斯兰教和平、团结、中道、宽容等思想理念，长期致力于同“三股势力”作斗争的爱国宗教人士。官方资料显示，1983年至今，居玛·塔伊尔连续被自治区、地区、市评为“五好宗教人士”。2013年，艾提尕尔清真寺和居玛·塔伊尔还曾分别获得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评选表彰的第二届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
居玛·塔伊尔大毛拉作为新疆著名宗教人士多次接受官媒采访，谴责新疆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暴行。
“七五”事件后第二天，2009年7月7日，居玛·塔伊尔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是由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分裂势力策划和煸动引起的。“打着宗教的幌子搞分裂活动是境外势力惯用的伎俩，借此隐瞒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人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不信谣，不传谣。”他不定期对一些青年人卷入暴力事件深表惋惜。“年轻人应该多学历史，了解在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报效国家。”
他还曾在清真寺接受央视记者专访。在当年7月14日播出的《新闻联播》中，他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是一个犯罪活动，与民族宗教问题无关，他们的行为不仅触犯了法律，也违反了伊斯兰教规教义。“《古兰经》上特别指出，不允许无辜杀人，如果无辜杀死一个人，就等于杀死全人类，那样是很严重的罪过。”
“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与刺杀
位于喀什解放北路的艾提尕尔大清真寺，有着572年历史，占地25.22亩，是中国最大的清真寺之一，也是中亚最有影响力的三大清真寺之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08年的报道称，寺内平时有二三千人做礼拜，居玛日(星期五)则有六七千人，逢节日时，在内外跪拜的穆斯林则高达四五万人之多。
清真寺名称"艾提尕"即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的意思，艾提尕广场也因此而得名。平日是各族人民散步、交易、游览的场所。
“七五”事件一年后，凤凰网曾刊发署名齐锐的文章，记录自己2010年10月18日清晨在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的见闻。“在不远处的艾提尕尔广场上，几只鸽子悠闲地飞来飞去，而在广场的东南角和西北角上则是一队荷枪实弹地武警战士，守卫着这份宁静与祥和。”作者还忆及善良憨厚的出租车司机曾不厌其烦地解释说，“穆斯林都很善良，每天都要礼拜，向真主忏悔自己地罪过。所以，喀什的社会治安并不比内地差许多。”
2014年7月30日晨6时58分，艾提尕尔清真寺外，主持完晨礼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却倒在了“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的血泊中。
18年前新疆政协副主席曾被连刺21刀
公开资料显示，上一次针对著名宗教领袖的刺杀事件发生在1996年5月12日，也是在新疆喀什，也是艾提尕尔清真寺，同样主持清真寺的新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阿荣汗·阿吉大毛拉当时付出了头部、左右腿及背部共刺21刀的代价，同行的儿子被刺13刀。幸运的是，当时75岁的阿荣汗·阿吉活了下来。
那时，1996年中央对疆七号文件发布不过两个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局艾尼瓦·海浪巴依曾在2006年第一期《中国宗教》杂志上撰文回忆并披露了阿荣汗·阿吉那次遇刺经历。
1996年3月，恐怖组织“伊斯兰反对党”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确定派专人潜入喀什暗杀阿喀什地区伊斯兰教界核心人物阿荣汗·阿吉和党政领导。5月12日凌晨6时50分，阿荣汗·阿吉在儿子艾买尔江卡日的陪同下前往艾提尕清真寺作礼拜，走出家门约40米时，一直潜伏在他家周围的4名持刀歹徒突然从路边窜出，朝阿荣汗·阿吉头部、左右腿及背部连刺21刀，同行的儿子头部被刺13刀，均受重伤。事后查明，行凶者均系恐怖组织“伊斯兰反对党”骨干分子。
阿荣汗·阿吉父子遇刺后，他们被专程送到乌鲁木齐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1997年1月17日，伤愈出院的阿荣汗·阿吉出席了自治区政协七届全委会。“当时，整个会场沸腾起来，与会代表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对他表示了最崇高的敬意”。2月9日，时年76岁的阿荣汗·阿吉又亲自主持了喀什艾提尕清真寺1997年开斋节会礼。
阿荣汗·阿吉1921年出生于喀什一个宗教世家。1947年底，26岁的阿荣汗·阿吉随父亲去麦加朝觐，父亲不幸因病在麦加去世。1949年3月，他返回祖国，同年任喀什塔西台克清真寺伊玛目。
文革期间，阿荣汗·阿吉被分配到喀什市委统战部芦苇厂工作。1981年他重新回到久违的宗教岗位上。自1984年起，阿荣汗·阿吉开始担任喀什市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尕清真寺伊玛目和哈提甫。
年年被评为喀什地区“五好”宗教人士的阿荣汗·阿吉，所在的清真寺也年年被评为自治区、地区“五好”宗教活动场所及全国模范清真寺。从1978年起，阿荣汗·阿吉还先后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代表、喀什市伊协会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1992年12月任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会长，2000年1月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他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六、七、八、九届政协副主席。
他生前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伤愈出院后两周，1997年1月30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他；2003年3月和9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先后会见过他。
2005年4月24日，阿荣汗·阿吉在喀什市归真，享年84岁。次日凌晨，他的葬礼在艾提尕清真寺隆重举行，报道称，当时有自发赶来的上万名穆斯林群众为他送行。
他生前曾多次说：“凶残的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虽然使我的身体留下了21处刀伤，一只耳朵被割掉，但我只要还活着，就要与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作坚决的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决不能让宗教极端势力在新疆生根，决不能让民族分裂分子的险恶用心得逞。”
“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
对阿荣汗·阿吉的刺杀行动是一个被称为“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的一部分。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千里奔赴各地，计划在斋月的第17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幸运的是，警方很快破获了该行动线索，斩断了黑名单刺杀计划。
2001年12月9日，新疆召开全新疆维护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首次披露了新疆自90年代以来的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三股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
其中，针对基层党政干部、爱国宗教人士和无辜群众的刺杀、暗杀活动就有多起：
1996年3月22日，恐怖分子将新和县爱国宗教人士阿克木司地克阿吉杀死；
1996年4月29日，杀死库车县阿拉哈格乡库纳斯村原乡党委副书记卡吾力托卡一家5口人；
1999年8月23日，残忍杀死泽普县波斯喀木乡党委委员、政法委副书记、乡派出所指导员胡达白尔地·托乎提及其子；
2000年1月25日，乌什县发生恐怖分子袭击两家汉族群众，一次杀死7人、杀伤2人的特大恐怖案件，最小的孩子才2岁；
2000年1月26日，在新和县将60岁汉族老人杀害。
这一系案件中就包括对时任新疆政协副主席阿荣汗·阿吉大毛拉实施的刺杀。
2008年，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乐泉曾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透露，上世纪90年代，新疆“年年都有些惊心动魄的事”，而自己也曾被分裂分子列入暗杀头号名单。
“稳定压倒一切”与“铁的手腕、铁的意志”
在那次采访中，王乐泉表示，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新疆所有的工作重心一直都是“稳定压倒一切”。1996年和1997年连续两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研究新疆稳定问题。
王乐泉还提及1996年3月下发的七号文件，并将文件比做“尚方宝剑”，因为“明确我们的宗教不许外国宗教势力干预，坚持政教分离，反对民族分裂”，而此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有很多“模糊的认识”。
18年后，2014年7月31日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刺案情通报会上，张春贤要求——
要以铁的手腕、铁的意志，重拳出击，迎头痛击，坚决把暴恐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
要用这起典型案件深入揭露宗教极端、暴力恐怖反人类、反社会、无视法律、违背教义的反动本性，教育各族群众、广大教民擦亮眼睛、明辨是非，深刻认清敌人的罪恶本质、险恶阴谋，树立正信、抵制极端，进一步形成对宗教极端和暴力恐怖“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社会舆论氛围，集聚强大正能量。
两天之内相隔190余公里的两起暴行
两天后的8月2日下午，新疆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通报5天前发生在莎车县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通报显示，7月28日发生在莎车县的严重暴力恐怖案件造成无辜群众37人死亡，其中汉族35人、维吾尔族2人，13人受伤，31辆车被打砸，其中6辆被烧。警方在处置过程中，击毙暴徒59人，抓捕涉案人员215人，缴获“圣战”旗帜以及大刀、斧头等作案工具。
警方查明的情况包括——
2013年以来，努尔买买提(真名努拉买提·萨吾提，莎车县艾力西湖镇人)与境外“东伊运”组织勾连，组织人员收听收看暴恐音视频，宣扬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思想，逐步形成了以其为头目的暴恐团伙。
今年斋月以来，该团伙选择偏僻地点，以吃斋饭为名多次聚集，通过非法“台比力克”活动，煽动拉拢人员，制定犯罪计划，准备作案工具。28日凌晨，该团伙成员蒙面手持刀斧袭击艾力西湖镇政府、派出所，被我维稳力量击退。
案件的细节还包括暴徒还在巴楚—莎车公路上设置多处路障，分别在10个地点拦截打砸焚烧过往车辆，杀害无辜群众，持刀斧威逼群众参加暴恐活动。途经此地的墩巴克乡乡长吾拉木江·托呼提和乡纪委书记阿不都艾尼·吐尔地严厉斥责暴徒行径，惨遭杀害。
两天后的7月30日，早晨6时58分，距离莎车县190余公里之外的喀什解放北路艾提尕尔清真寺外，主持完晨礼后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刺身亡。
资料来源：《新疆日报》、天山网、《中国宗教》、央视、央广网、中国伊协官网
时间：2014年08月05日17:01
来源：http://zhuanlan.sina.com.cn/media/jingxuan/2014-08-05/170128.shtml
74岁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倒在了位于新疆喀什解放北路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外。“大毛拉”是对伊斯兰教教职中德高望重者的尊称。这位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不幸成了自上世纪90年代新疆地区有恐怖袭击活动以来，第二位遇刺的著名宗教领袖。
遇刺当天安葬行刺者中两人已被击毙
7月30日，按照穆斯林传统习俗，这位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在遇刺当天被安葬。受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委托，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当天早晨即前往喀什，到居玛·塔伊尔家中，表示沉痛哀悼，慰问亲属。
袭击发生在早上6时58分，当时，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已主持完晨礼，实施暴行的一共三人。当天中午，行凶者两人被击毙，一人被抓获。警方称，具体案情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大毛拉遇刺第二天的下午，新疆召开了一场自治区四套班子一把手全部参加的高规格会议，通报了7月30日发生在喀什市的著名爱国宗教人士、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害案件。会议开始前，在张春贤的提议下，全体与会人员先行起立，默哀三分钟。
当天凌晨，微博大V老榕在0：07分发了简短的6个字：喀什网络恢复。9分钟后，有人评论“有大毛拉的消息吗？”
只是那时候，鲜有人知道，在西部边陲，有一位大毛拉已经遇刺归真。
曾上《新闻联播》谴责“七五”事件
遇刺前，居玛·塔伊尔大毛拉是新疆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1940年10月出生于喀什的他，自2005年以来，先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伊斯兰教协会(以下简称伊协)副会长、新疆伊协副会长、喀什地区伊协副会长、喀什市政协副主席、喀什市依协副会长。此外，他还是中国伊协和新疆伊协的教务指导委员会委员。
官方通报称，他坚持弘扬伊斯兰教和平、团结、中道、宽容等思想理念，长期致力于同“三股势力”作斗争的爱国宗教人士。官方资料显示，1983年至今，居玛·塔伊尔连续被自治区、地区、市评为“五好宗教人士”。2013年，艾提尕尔清真寺和居玛·塔伊尔还曾分别获得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评选表彰的第二届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
居玛·塔伊尔大毛拉作为新疆著名宗教人士多次接受官媒采访，谴责新疆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暴行。
“七五”事件后第二天，2009年7月7日，居玛·塔伊尔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是由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分裂势力策划和煸动引起的。“打着宗教的幌子搞分裂活动是境外势力惯用的伎俩，借此隐瞒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人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不信谣，不传谣。”他不定期对一些青年人卷入暴力事件深表惋惜。“年轻人应该多学历史，了解在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报效国家。”
他还曾在清真寺接受央视记者专访。在当年7月14日播出的《新闻联播》中，他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是一个犯罪活动，与民族宗教问题无关，他们的行为不仅触犯了法律，也违反了伊斯兰教规教义。“《古兰经》上特别指出，不允许无辜杀人，如果无辜杀死一个人，就等于杀死全人类，那样是很严重的罪过。”
“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与刺杀
位于喀什解放北路的艾提尕尔大清真寺，有着572年历史，占地25.22亩，是中国最大的清真寺之一，也是中亚最有影响力的三大清真寺之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08年的报道称，寺内平时有二三千人做礼拜，居玛日(星期五)则有六七千人，逢节日时，在内外跪拜的穆斯林则高达四五万人之多。
清真寺名称"艾提尕"即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的意思，艾提尕广场也因此而得名。平日是各族人民散步、交易、游览的场所。
“七五”事件一年后，凤凰网曾刊发署名齐锐的文章，记录自己2010年10月18日清晨在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的见闻。“在不远处的艾提尕尔广场上，几只鸽子悠闲地飞来飞去，而在广场的东南角和西北角上则是一队荷枪实弹地武警战士，守卫着这份宁静与祥和。”作者还忆及善良憨厚的出租车司机曾不厌其烦地解释说，“穆斯林都很善良，每天都要礼拜，向真主忏悔自己地罪过。所以，喀什的社会治安并不比内地差许多。”
2014年7月30日晨6时58分，艾提尕尔清真寺外，主持完晨礼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却倒在了“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的血泊中。
18年前新疆政协副主席曾被连刺21刀
公开资料显示，上一次针对著名宗教领袖的刺杀事件发生在1996年5月12日，也是在新疆喀什，也是艾提尕尔清真寺，同样主持清真寺的新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阿荣汗·阿吉大毛拉当时付出了头部、左右腿及背部共刺21刀的代价，同行的儿子被刺13刀。幸运的是，当时75岁的阿荣汗·阿吉活了下来。
那时，1996年中央对疆七号文件发布不过两个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局艾尼瓦·海浪巴依曾在2006年第一期《中国宗教》杂志上撰文回忆并披露了阿荣汗·阿吉那次遇刺经历。
1996年3月，恐怖组织“伊斯兰反对党”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确定派专人潜入喀什暗杀阿喀什地区伊斯兰教界核心人物阿荣汗·阿吉和党政领导。5月12日凌晨6时50分，阿荣汗·阿吉在儿子艾买尔江卡日的陪同下前往艾提尕清真寺作礼拜，走出家门约40米时，一直潜伏在他家周围的4名持刀歹徒突然从路边窜出，朝阿荣汗·阿吉头部、左右腿及背部连刺21刀，同行的儿子头部被刺13刀，均受重伤。事后查明，行凶者均系恐怖组织“伊斯兰反对党”骨干分子。
阿荣汗·阿吉父子遇刺后，他们被专程送到乌鲁木齐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1997年1月17日，伤愈出院的阿荣汗·阿吉出席了自治区政协七届全委会。“当时，整个会场沸腾起来，与会代表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对他表示了最崇高的敬意”。2月9日，时年76岁的阿荣汗·阿吉又亲自主持了喀什艾提尕清真寺1997年开斋节会礼。
阿荣汗·阿吉1921年出生于喀什一个宗教世家。1947年底，26岁的阿荣汗·阿吉随父亲去麦加朝觐，父亲不幸因病在麦加去世。1949年3月，他返回祖国，同年任喀什塔西台克清真寺伊玛目。
文革期间，阿荣汗·阿吉被分配到喀什市委统战部芦苇厂工作。1981年他重新回到久违的宗教岗位上。自1984年起，阿荣汗·阿吉开始担任喀什市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尕清真寺伊玛目和哈提甫。
年年被评为喀什地区“五好”宗教人士的阿荣汗·阿吉，所在的清真寺也年年被评为自治区、地区“五好”宗教活动场所及全国模范清真寺。从1978年起，阿荣汗·阿吉还先后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代表、喀什市伊协会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1992年12月任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会长，2000年1月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他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六、七、八、九届政协副主席。
他生前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伤愈出院后两周，1997年1月30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他；2003年3月和9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先后会见过他。
2005年4月24日，阿荣汗·阿吉在喀什市归真，享年84岁。次日凌晨，他的葬礼在艾提尕清真寺隆重举行，报道称，当时有自发赶来的上万名穆斯林群众为他送行。
他生前曾多次说：“凶残的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虽然使我的身体留下了21处刀伤，一只耳朵被割掉，但我只要还活着，就要与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作坚决的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决不能让宗教极端势力在新疆生根，决不能让民族分裂分子的险恶用心得逞。”
“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
对阿荣汗·阿吉的刺杀行动是一个被称为“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的一部分。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千里奔赴各地，计划在斋月的第17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幸运的是，警方很快破获了该行动线索，斩断了黑名单刺杀计划。
2001年12月9日，新疆召开全新疆维护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首次披露了新疆自90年代以来的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三股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
其中，针对基层党政干部、爱国宗教人士和无辜群众的刺杀、暗杀活动就有多起：
1996年3月22日，恐怖分子将新和县爱国宗教人士阿克木司地克阿吉杀死；
1996年4月29日，杀死库车县阿拉哈格乡库纳斯村原乡党委副书记卡吾力托卡一家5口人；
1999年8月23日，残忍杀死泽普县波斯喀木乡党委委员、政法委副书记、乡派出所指导员胡达白尔地·托乎提及其子；
2000年1月25日，乌什县发生恐怖分子袭击两家汉族群众，一次杀死7人、杀伤2人的特大恐怖案件，最小的孩子才2岁；
2000年1月26日，在新和县将60岁汉族老人杀害。
这一系案件中就包括对时任新疆政协副主席阿荣汗·阿吉大毛拉实施的刺杀。
2008年，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乐泉曾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透露，上世纪90年代，新疆“年年都有些惊心动魄的事”，而自己也曾被分裂分子列入暗杀头号名单。
“稳定压倒一切”与“铁的手腕、铁的意志”
在那次采访中，王乐泉表示，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新疆所有的工作重心一直都是“稳定压倒一切”。1996年和1997年连续两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研究新疆稳定问题。
王乐泉还提及1996年3月下发的七号文件，并将文件比做“尚方宝剑”，因为“明确我们的宗教不许外国宗教势力干预，坚持政教分离，反对民族分裂”，而此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有很多“模糊的认识”。
18年后，2014年7月31日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刺案情通报会上，张春贤要求——
要以铁的手腕、铁的意志，重拳出击，迎头痛击，坚决把暴恐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
要用这起典型案件深入揭露宗教极端、暴力恐怖反人类、反社会、无视法律、违背教义的反动本性，教育各族群众、广大教民擦亮眼睛、明辨是非，深刻认清敌人的罪恶本质、险恶阴谋，树立正信、抵制极端，进一步形成对宗教极端和暴力恐怖“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社会舆论氛围，集聚强大正能量。
两天之内相隔190余公里的两起暴行
两天后的8月2日下午，新疆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通报5天前发生在莎车县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通报显示，7月28日发生在莎车县的严重暴力恐怖案件造成无辜群众37人死亡，其中汉族35人、维吾尔族2人，13人受伤，31辆车被打砸，其中6辆被烧。警方在处置过程中，击毙暴徒59人，抓捕涉案人员215人，缴获“圣战”旗帜以及大刀、斧头等作案工具。
警方查明的情况包括——
2013年以来，努尔买买提(真名努拉买提·萨吾提，莎车县艾力西湖镇人)与境外“东伊运”组织勾连，组织人员收听收看暴恐音视频，宣扬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思想，逐步形成了以其为头目的暴恐团伙。
今年斋月以来，该团伙选择偏僻地点，以吃斋饭为名多次聚集，通过非法“台比力克”活动，煽动拉拢人员，制定犯罪计划，准备作案工具。28日凌晨，该团伙成员蒙面手持刀斧袭击艾力西湖镇政府、派出所，被我维稳力量击退。
案件的细节还包括暴徒还在巴楚—莎车公路上设置多处路障，分别在10个地点拦截打砸焚烧过往车辆，杀害无辜群众，持刀斧威逼群众参加暴恐活动。途经此地的墩巴克乡乡长吾拉木江·托呼提和乡纪委书记阿不都艾尼·吐尔地严厉斥责暴徒行径，惨遭杀害。
两天后的7月30日，早晨6时58分，距离莎车县190余公里之外的喀什解放北路艾提尕尔清真寺外，主持完晨礼后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刺身亡。
资料来源：《新疆日报》、天山网、《中国宗教》、央视、央广网、中国伊协官网
“基地”声称将建印度次大陆分支
来源：东方早报
发表于2014-09-05
“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在3日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宣称，这一组织将在印度次大陆成立统一的新分支机构，武装人员将在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发起军事行动，“打破人为划..
■ 与ISIS极端组织争夺追随者 印度多地加强警戒应对
“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在3日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宣称，这一组织将在印度次大陆成立统一的新分支机构，武装人员将在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发起军事行动，“打破人为划分的国界”。
印度政府4日认为此事属实，已经对各地方政府发出警告。
巴基斯坦武装人员领导
美国搜索国际恐怖组织研究所3日在极端组织互联网论坛上发现“基地”组织最新发布的视频。在这段时长约55分钟的视频中，扎瓦希里宣布“印度次大陆基地组织”成立，并介绍了相关领导人和发言人。
据新华社报道，这段视频以“基地”组织前领导人本·拉丹的镜头开始，随后出现中东地区、印度次大陆以及非洲之角的卫星地图。接下来，镜头转至扎瓦希里，他戴着眼镜和白色头巾，宣布新分支成立。
扎瓦希里说：“这一分支机构并非今天才诞生，而是两年多来筹备工作的结果。我们最终把印度次大陆各分支机构统一在一起。”
“基地”通常活跃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但扎瓦希里称，印度次大陆分支机构“势力范围”包括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将保护当地的追随者。
扎瓦希里介绍，新分支领导人为巴基斯坦武装人员阿西姆·奥马尔。
扎瓦希里现年63岁，是美国政府通缉的要犯之一。美国国务院悬赏2500万美元捉拿扎瓦希里。
反恐专家分析说，“基地”此次宣布成立新分支，意在扩大势力范围，同时与极端组织ISIS争夺年轻追随者。
扎瓦希里在视频中呼吁，“基地”印度次大陆新分支不应像ISIS那样制造“混乱”，与其他反对派团体争斗。
2013年，极端组织ISIS与“基地”分道扬镳，转而向叙利亚和伊拉克拓展地盘。
可能对莫迪构成威胁
据报道，印度一位参加安全简介会的官员称，印度政府认为此事属实，已经对地方政府发出警告。在该安全简介会中，印度内政部长同与会官员讨论了扎瓦希里视频一事。
印度古吉拉特邦官员S.K. Nanda称：“‘基地’发布该视频后，我们加强了戒备。我们将与中央政府密切合作，应对任何对国家的威胁。”
英国媒体评论说，“基地”这一新分支可能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构成威胁。2002年古吉拉特邦发生了印度教徒大规模屠杀和强奸穆斯林事件，超过1000人在骚乱中死亡。时任该邦首席部长的莫迪被指难辞其咎，但他至今拒绝为此道歉。
印度一位警方高官称，古吉拉特邦自2002年发生骚乱以来，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武装组织就一直都对该邦很感兴趣。
“由于莫迪现在是总理，他们会对该邦更感兴趣。”这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
印度穆斯林仅占人口总数约15％，但由于印度人口基数大，穆斯林总数达1.75亿人，是世界第三大穆斯林群体。
发表于2014-09-05
“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在3日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宣称，这一组织将在印度次大陆成立统一的新分支机构，武装人员将在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发起军事行动，“打破人为划..
■ 与ISIS极端组织争夺追随者 印度多地加强警戒应对
“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在3日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宣称，这一组织将在印度次大陆成立统一的新分支机构，武装人员将在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发起军事行动，“打破人为划分的国界”。
印度政府4日认为此事属实，已经对各地方政府发出警告。
巴基斯坦武装人员领导
美国搜索国际恐怖组织研究所3日在极端组织互联网论坛上发现“基地”组织最新发布的视频。在这段时长约55分钟的视频中，扎瓦希里宣布“印度次大陆基地组织”成立，并介绍了相关领导人和发言人。
据新华社报道，这段视频以“基地”组织前领导人本·拉丹的镜头开始，随后出现中东地区、印度次大陆以及非洲之角的卫星地图。接下来，镜头转至扎瓦希里，他戴着眼镜和白色头巾，宣布新分支成立。
扎瓦希里说：“这一分支机构并非今天才诞生，而是两年多来筹备工作的结果。我们最终把印度次大陆各分支机构统一在一起。”
“基地”通常活跃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但扎瓦希里称，印度次大陆分支机构“势力范围”包括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将保护当地的追随者。
扎瓦希里介绍，新分支领导人为巴基斯坦武装人员阿西姆·奥马尔。
扎瓦希里现年63岁，是美国政府通缉的要犯之一。美国国务院悬赏2500万美元捉拿扎瓦希里。
反恐专家分析说，“基地”此次宣布成立新分支，意在扩大势力范围，同时与极端组织ISIS争夺年轻追随者。
扎瓦希里在视频中呼吁，“基地”印度次大陆新分支不应像ISIS那样制造“混乱”，与其他反对派团体争斗。
2013年，极端组织ISIS与“基地”分道扬镳，转而向叙利亚和伊拉克拓展地盘。
可能对莫迪构成威胁
据报道，印度一位参加安全简介会的官员称，印度政府认为此事属实，已经对地方政府发出警告。在该安全简介会中，印度内政部长同与会官员讨论了扎瓦希里视频一事。
印度古吉拉特邦官员S.K. Nanda称：“‘基地’发布该视频后，我们加强了戒备。我们将与中央政府密切合作，应对任何对国家的威胁。”
英国媒体评论说，“基地”这一新分支可能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构成威胁。2002年古吉拉特邦发生了印度教徒大规模屠杀和强奸穆斯林事件，超过1000人在骚乱中死亡。时任该邦首席部长的莫迪被指难辞其咎，但他至今拒绝为此道歉。
印度一位警方高官称，古吉拉特邦自2002年发生骚乱以来，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武装组织就一直都对该邦很感兴趣。
“由于莫迪现在是总理，他们会对该邦更感兴趣。”这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
印度穆斯林仅占人口总数约15％，但由于印度人口基数大，穆斯林总数达1.75亿人，是世界第三大穆斯林群体。
马来西亚破获伊斯兰极端分子攻击计划
来源：BBC中文网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world/2014/08/140820_malaysia_is_plot.shtml
更新时间 2014年8月20日
马来西亚警方表示，被捕的极端分子嫌疑人策划一系列爆炸攻击。
马来西亚反恐官员表示，警方破获了一起由伊斯兰极端分子策划的连串爆炸攻击计划。
据报，马来西亚伊斯兰极端分子受到“伊斯兰国”（IS）圣战组织行动的启发，策划了上述的一系列爆炸攻击阴谋。
马来西亚警方反恐怖部门副长官阿育汉表示，在4月至6月期间被捕的19名极端分子嫌疑人策划对一些酒吧和迪斯科舞厅，以及丹麦啤酒生产商嘉士伯（Carlsberg）在马来西亚的酒厂进行炸弹攻击。
他说被捕的人年龄介于20至50岁之间，都是马来西亚人，该组织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横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的东南亚伊斯兰国家。
他们还计划前往叙利亚，向占据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地方的伊斯兰国取经。
极端组织
马来西亚反恐警察表示，该组织成员包括职业人士和家庭妇女，组织仍在初期发展阶段，只是讨论计划而没有拥有重型武器或制造炸弹的能力和知识。
其中，已经有7人被起诉，罪名包括宣传恐怖主义和持有土制改造步枪。
马来西亚反恐警察表示，“该组织成员策划暴力活动和武力争斗，并准备牺牲性命”。
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在机场前往土耳其和叙利亚接受伊斯兰国训练的时候被捕的，警方相信可能仍然有人在逃。
国家安全特别法
马来西亚资深媒体人黄文慧对BBC中文网表示，警方公布此一案件受到马来西亚民众高度的关注。
她说，按照马来西亚法律，有关人士将在2012年國家安全罪行（特別措施）法令（SOSMA）之下被控。
警方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募款，包括在社交媒体脸书上面劝募，通常以从事“人道工作”为名向外界募款。
“向他们问话时，他们谈论到伊斯兰国家的意识形态，包括杀害无辜的人，还有不属于同一团体的穆斯林。”
“酒吧是一个很明显的攻击目标，因为伊斯兰教义不允许喝酒。”
当地反应
黄文慧说，最近脸书大量流传伊斯兰极端组织杀害伊拉克儿童的照片，引起了许多网民的愤怒，纷纷转载相关的新闻，呼吁国际社会制裁极端组织。
一些长期关注民权的人士也呼吁穆斯林朋友关注这类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不要单纯地以宗教来看待这场严重的人道危机。
她说，马来西亚人民普遍上都一致谴责这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包括大多数的穆斯林，他们无法苟同采取如此激烈的斗争手段的极端组织的思想。
马来西亚曾经是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极端团体及成员的大本营，例如伊斯兰祈祷团，该组织策划发动了2002年的巴里岛爆炸攻击，造成202人死亡。
（编译：友义 责编：横路）
更新时间 2014年8月20日
马来西亚警方表示，被捕的极端分子嫌疑人策划一系列爆炸攻击。
马来西亚反恐官员表示，警方破获了一起由伊斯兰极端分子策划的连串爆炸攻击计划。
据报，马来西亚伊斯兰极端分子受到“伊斯兰国”（IS）圣战组织行动的启发，策划了上述的一系列爆炸攻击阴谋。
马来西亚警方反恐怖部门副长官阿育汉表示，在4月至6月期间被捕的19名极端分子嫌疑人策划对一些酒吧和迪斯科舞厅，以及丹麦啤酒生产商嘉士伯（Carlsberg）在马来西亚的酒厂进行炸弹攻击。
他说被捕的人年龄介于20至50岁之间，都是马来西亚人，该组织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横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的东南亚伊斯兰国家。
他们还计划前往叙利亚，向占据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地方的伊斯兰国取经。
极端组织
马来西亚反恐警察表示，该组织成员包括职业人士和家庭妇女，组织仍在初期发展阶段，只是讨论计划而没有拥有重型武器或制造炸弹的能力和知识。
其中，已经有7人被起诉，罪名包括宣传恐怖主义和持有土制改造步枪。
马来西亚反恐警察表示，“该组织成员策划暴力活动和武力争斗，并准备牺牲性命”。
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在机场前往土耳其和叙利亚接受伊斯兰国训练的时候被捕的，警方相信可能仍然有人在逃。
国家安全特别法
马来西亚资深媒体人黄文慧对BBC中文网表示，警方公布此一案件受到马来西亚民众高度的关注。
她说，按照马来西亚法律，有关人士将在2012年國家安全罪行（特別措施）法令（SOSMA）之下被控。
警方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募款，包括在社交媒体脸书上面劝募，通常以从事“人道工作”为名向外界募款。
“向他们问话时，他们谈论到伊斯兰国家的意识形态，包括杀害无辜的人，还有不属于同一团体的穆斯林。”
“酒吧是一个很明显的攻击目标，因为伊斯兰教义不允许喝酒。”
当地反应
黄文慧说，最近脸书大量流传伊斯兰极端组织杀害伊拉克儿童的照片，引起了许多网民的愤怒，纷纷转载相关的新闻，呼吁国际社会制裁极端组织。
一些长期关注民权的人士也呼吁穆斯林朋友关注这类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不要单纯地以宗教来看待这场严重的人道危机。
她说，马来西亚人民普遍上都一致谴责这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包括大多数的穆斯林，他们无法苟同采取如此激烈的斗争手段的极端组织的思想。
马来西亚曾经是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极端团体及成员的大本营，例如伊斯兰祈祷团，该组织策划发动了2002年的巴里岛爆炸攻击，造成202人死亡。
（编译：友义 责编：横路）
阿富汗边界的黑洞
作者：姚远梅
来源：澎湃新闻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8495
发表日期：2014-7-30
【编者按】本文作者姚远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有：英帝国视野下的印度、当代南亚事务以及沿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边界问题研究等。
当前，我国提倡发展新丝路经济带及建设巴基斯坦经济走廊。不过，在我国经济政策逐渐“西进”之时，有必要严加关注阿巴边界地区安全局势，因为那里存在一个巨大的黑洞。
一、何为阿巴边界黑洞？
正常情况下，国际边界，地图边界线与实际控制线一致。否则，二者不一致的地方，是边界领土争议区，如中日钓鱼岛之争，中印藏南之争等。不过，阿巴边界超出正常范围，其地图边界线与实际控制线的严重错位，导致这一地带形成一个巨大安全黑洞。
这是因为，国际法上，阿巴两国以杜兰德线为国际边界，而实际生活中，巴方未按杜兰德线完成控制，尤其是普什图部落区，并且普什图人自认为是阿富汗人，不认同归属巴基斯坦。这是典型的国际边界理论与现实错位现象，等同于杜兰德线适用于国际主权主体之间，而对普什图人及他们的“朋友”，甚或其它非政府主体，都缺乏约束力。相应，这一地区成为天然的“反政府”势力的庇护所。如同杜兰德线在普什图部落区烂了个大窟窿，深不见底，俨如黑洞。
这一边界黑洞，已导致苏美阿富汗战争的失败及不能及时撤退，并且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塔利班均从这里兴起。当前，美国阿富汗撤退方案没有触碰阿巴边界问题，因此，这一边界黑洞被遗留，正经历新变化。值得我国尤为关注。
二、历史根源
阿巴边界黑洞，是英国人殖民印度时不经意间遗留下来的。
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准备以印度为基地发展大英帝国。为防止俄国势力通过阿富汗向印度渗透，英国战略家根据兴都库什山区的地理特点，提议建立印度西北“科学边界”，即将阿印传统边界从沿印度河山脚下一线，向上抬高至山上“科学”保护印度安全的地方。而那些山区是普什图人的家园。
起初，英国人试图武力推进。1879年，他们大举入侵阿富汗，并逼迫阿富汗国王接受《甘大马克条约》，借此获得控制阿富汗外交和建立印度“科学边界”的合法性。但是，这遭到普什图人的强烈反抗。他们活活烧死英国驻阿富汗全体代表，并展开游击作战。面对如此局面，伦敦决定“智取马蜂窝”，即扶植阿富汗王子拉赫曼上台，与其结盟，以每年提供大量援助，换取后者接受英国对阿富汗的外交指导权。
供养拉赫曼政府十几年后，1893年，英国人迫使拉赫曼接受《杜兰德协议》，准备以杜兰德线线来划分拉赫曼与英属印度的势力范围。严格意义上来说，那时杜兰德线不是边界线，而是势力范围线。然而，由于当时阿印之间没有正式划界，在地图上显示时，杜兰德线就变成阿印边界线。借此，那片被英国人誉为“马蜂窝”的普什图部落区悄悄地被划入英属印度版图。
《杜兰德协议》签订后，英国人试图勘界以落实杜兰德线，但遭到普什图人的反抗起义。英国人不想放弃已有战果。拉赫曼去世后，通过拉拢收买方式，英国与每一届阿富汗国王签订友好和约，以安抚后者不对杜兰德线提出异议，并成立西北边省，正式将那片普什图部落区纳入英属印度版图。一战以后，当阿富汗政府质疑杜兰德线的合法性时，英国不惜第三次大规模入侵阿富汗，并逼迫后者接受《1921阿英条约》，借此希望杜兰德线成为永久性阿印边界线。然而，在阿富汗一方，每任阿富汗国王与英国人签订和约时，只是答应接受上任阿富汗国王与英国人达成的友好协议，从来没有公开承认杜兰德线，而普什图部落区也一直处于高度自治状态。至此，随着英国人不停与阿富汗国王签约以增强杜兰德线法律效力之时，阿印边界地带便逐渐形成地图边界线与实际控制线严重错位的现象。
二战后，英国需要从印度撤退。这时，如何解决阿巴边界问题，成为阿富汗、英国、印度国大党及穆斯林联盟之间激烈博弈的内容。阿富汗政府主张基于普什图人的意愿解决该问题，但后三者强调杜兰德线的法律效力，并让巴基斯坦继承这一历史遗产。至此，法律上，杜兰德线成为阿巴国际边界，而实际生活中，巴政府不能完成控制，普什图部落区高度自治。加上阿富汗主张按照普什图人意愿来解决其归属问题，无疑，这留下巨大边界安全隐患。相当于杜兰德线在普什图部落区烂了个大窟窿，深不见底，如同黑洞。
三、苏美阿富汗战争均深陷于此
英国人撤离印度后，阿巴边界黑洞首先诞生了普什图问题，即普什图人要求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归属。不过，这个问题被美苏冷战大潮所淹没。当英美联手将阿富汗拉入美国援助巴基斯坦的项目之中时，阿巴边界矛盾暂时蛰伏起来。苏联大举入侵阿富汗时，这个边界黑洞开始发挥威力。
1979年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短暂时间内，阿明政府被推翻，苏联扶植卡尔迈勒组建阿富汗新政府。在莫斯科沉浸在胜利喜悦之时，然而，苏联情报人员发现，杜兰德线外巴境内的普什图部落区聚集大量反苏势力，而苏联却拿他们没有办法（苏联需要尊重杜兰德线）。随后，苏联中央政治局商议向巴基斯坦施压，以阻止反苏势力在那里壮大，并派人专门调研阿巴边界问题。1981年春，苏联专家的调研结果表明：无论如何，苏联也无法赢得这场战争。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阿富汗境内普什图人支持卡尔迈勒政府，但是极力反对苏联驻军。相应，苏军无法进入这一地区，只能依靠阿富汗政府来进行镇压反叛行动，进而莫斯科需要给卡尔迈勒政府提供各种援助，否则，卡尔迈勒政权难以稳固。然而，即使苏联提供了大量援助，那也不能保证阿富汗政府去真正实施反叛行动，不排除阿富汗政府只拿钱不办事的可能。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发生，相当于苏联用来镇压反叛分子的巨额拨款及救援物资，成为阿富汗政府的一种经济来源。换句话说，等同于苏联花费巨资养着阿富汗政府，但还需戴着国际社会所指责的“入侵阿富汗”的帽子。并且，苏共高层已获悉，阿富汗政府存在严重的敷衍苏联的嫌疑。
其二，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部落区成为各种反苏势力的根据地。据苏联情报人员获得的可靠消息，当时，几个大国一直通过巴基斯坦政府来支持这里的反苏势力，包括美国、伊朗、沙特和埃及等。他们分析指出：美国的支持与资助，与其对苏联、中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政策连为一体，旨在“利用巴基斯坦部落区的领土作为反对巴﹒卡尔迈勒政权的斗争基地”；伊朗与巴基斯坦政府的立场一致，通过普什图人的纽带，支持阿富汗叛乱者的行动；沙特提供巨大财政和物质，援助阿富汗反革命；埃及利用宗教纽带，为阿富汗反革命势力提供间谍情报……这种局势下，当年英国人费尽心血建立的杜兰德线，而今成为保护反苏势力的“科学边界”。他们在这边不但接受外国各种援助，而且巴基斯坦政府也提供庇护，这里成为各种势力游击抗苏的根据地。他们生存无忧，装备齐全，返回阿富汗境内进行反苏行动。故此，塔利班从这里兴起，自然而然。
杜兰德线两侧，阿境内，莫斯科花费巨资“养着”阿富汗政府以镇压反叛势力；巴境内，外国“养着”反苏势力来反苏。而且，苏联还必须遵守杜兰德线，不能越界入巴境内进行“剿匪”。试想苏联需要多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才能打赢这场战争？这样一个无底洞，恐怕没有打胜之前已被拖垮了。
至1981年秋，苏联决策者就认识到阿富汗战争是无底洞，应该及早撤出。1982年夏，他们就着手与美国商谈阿富汗撤军问题，并通知阿富汗政府这一消息。然而，在商谈阿富汗撤退方案时，他们发现无论如何都绕不过阿巴边界问题。因为美苏冷战之下，阿富汗应该中立还是倒向一方阵营，是苏联阿富汗撤退方案重点关注的内容，而阿富汗政府则首先追求保持阿富汗领土与主权完整，自然，这牵涉阿巴边界问题，必须让巴基斯坦参与进来。而阿巴就此问题不可能政治和解。阿巴政治和谈无果，自然，又反过来影响苏联阿富汗撤退方案。就这样，自莫斯科认识到需要尽快撤军以来，阿富汗战争就边打边谈。至1986年，苏联已经被这场战争拖得筋疲力尽。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戈尔巴乔夫不禁嚷道：“我们在阿富汗已经打了6年。如不改变，我们还得打20-30年……我们为什么一方面承认我们的部队没能力控制形势，而另一方面又要无休止地打下去呢……”
最终，莫斯科宣布1989年2月15日前全部撤军。然而，最后一刻，为了体面一点撤退，不让阿富汗立即陷入内乱，苏联还不得不再次给阿富汗政府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动用苏联部长会议的储备金来支付部分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增长工资1500万卢布。
苏联选择完全撤退阿富汗，故阿巴边界问题被遗留下来。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阿巴边界黑洞再次发挥威力。尽管现在档案尚未解密，但是，从美国阿富汗战争的发展轨迹来看，不难发现，美国几乎重蹈当年苏联的覆辙。2009年华盛顿再次指示：“若想赢得阿富汗战争，必须控制住巴基斯坦的部落区（西北边省与FATA）”。阿富汗总司令G. D. 麦克凯南（Gen. David McKiernan）也建议说：“若想打破这种僵局（恐怖分子自由穿梭杜兰德线），除非阿巴联合行动。” 然而，时至今日，美国主导的反恐联军依然无法控制这些地区，故美国不得不选择及早撤退。在阿巴不能达成政治和解之后，奥巴马借鉴当年苏联的做法，提前宣布完成撤退日期——2014年年底。
四、阿巴边界黑洞前景及思考
从美国阿富汗撤退方案来看，白宫选择了不完全撤退，即：体面撤退且保持一定驻阿美军存在。目前，只差阿富汗总统没在美阿双边安全协议上签字。如果新任阿富汗总统签字，那么，美国脱身阿富汗泥潭的目标就将顺利实现。
不过，仔细思考，不难发现，不知是美国人故意遗留，还是陷入困境所致，美国阿富汗撤退方案，没有触碰阿巴边界问题。这意味着阿巴边界黑洞将继续发酵。如此趋势下，试想苏联阿富汗撤退，这里兴起了阿富汗塔利班，那么，现在美国阿富汗撤退，这里又将兴起什么？这很值得中国人思考。
目前，巴基斯坦塔利班从阿巴边界黑洞中兴起，已是既定事实。从巴塔势力敢于公然向巴基斯坦政府挑战来说，这一地区的新变化可见一斑。倘若美国撤退导致的权力真空由普什图人的民族情绪来填补，那么，阿巴边界地带将发生更大的变化。首先，巴基斯坦领土与主权完整将受到威胁。因为普什图人一直不接受杜兰德线，主张巴境内的俾路支人和普什图人基于自己的意愿而决定归属。
此外，国际政治中，敌人的敌人是朋友。阿巴边界黑洞对“反政府”势力的天然庇护，不排除中国的“反政府势力”在此做大，并接受外国资助的可能。倘若这一情况真的发生，那么，对我国的安全威胁可想而知。从目前大批中国“圣战”分子在巴境内普什图部落区接受培训来看，上述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只是我国还没有引起重视。
总之，美国阿富汗撤退，阿巴边界黑洞正在经历新变化。这种变化，不但牵涉阿巴主权与领土完整利益，而且正转变为更大范围的地区安全隐患。鉴于此，如何发展新丝路经济带和建设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同时，避免陷入阿巴边界黑洞，值得我国深思。
来源：澎湃新闻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8495
发表日期：2014-7-30
【编者按】本文作者姚远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有：英帝国视野下的印度、当代南亚事务以及沿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边界问题研究等。
当前，我国提倡发展新丝路经济带及建设巴基斯坦经济走廊。不过，在我国经济政策逐渐“西进”之时，有必要严加关注阿巴边界地区安全局势，因为那里存在一个巨大的黑洞。
一、何为阿巴边界黑洞？
正常情况下，国际边界，地图边界线与实际控制线一致。否则，二者不一致的地方，是边界领土争议区，如中日钓鱼岛之争，中印藏南之争等。不过，阿巴边界超出正常范围，其地图边界线与实际控制线的严重错位，导致这一地带形成一个巨大安全黑洞。
这是因为，国际法上，阿巴两国以杜兰德线为国际边界，而实际生活中，巴方未按杜兰德线完成控制，尤其是普什图部落区，并且普什图人自认为是阿富汗人，不认同归属巴基斯坦。这是典型的国际边界理论与现实错位现象，等同于杜兰德线适用于国际主权主体之间，而对普什图人及他们的“朋友”，甚或其它非政府主体，都缺乏约束力。相应，这一地区成为天然的“反政府”势力的庇护所。如同杜兰德线在普什图部落区烂了个大窟窿，深不见底，俨如黑洞。
这一边界黑洞，已导致苏美阿富汗战争的失败及不能及时撤退，并且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塔利班均从这里兴起。当前，美国阿富汗撤退方案没有触碰阿巴边界问题，因此，这一边界黑洞被遗留，正经历新变化。值得我国尤为关注。
二、历史根源
阿巴边界黑洞，是英国人殖民印度时不经意间遗留下来的。
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准备以印度为基地发展大英帝国。为防止俄国势力通过阿富汗向印度渗透，英国战略家根据兴都库什山区的地理特点，提议建立印度西北“科学边界”，即将阿印传统边界从沿印度河山脚下一线，向上抬高至山上“科学”保护印度安全的地方。而那些山区是普什图人的家园。
起初，英国人试图武力推进。1879年，他们大举入侵阿富汗，并逼迫阿富汗国王接受《甘大马克条约》，借此获得控制阿富汗外交和建立印度“科学边界”的合法性。但是，这遭到普什图人的强烈反抗。他们活活烧死英国驻阿富汗全体代表，并展开游击作战。面对如此局面，伦敦决定“智取马蜂窝”，即扶植阿富汗王子拉赫曼上台，与其结盟，以每年提供大量援助，换取后者接受英国对阿富汗的外交指导权。
供养拉赫曼政府十几年后，1893年，英国人迫使拉赫曼接受《杜兰德协议》，准备以杜兰德线线来划分拉赫曼与英属印度的势力范围。严格意义上来说，那时杜兰德线不是边界线，而是势力范围线。然而，由于当时阿印之间没有正式划界，在地图上显示时，杜兰德线就变成阿印边界线。借此，那片被英国人誉为“马蜂窝”的普什图部落区悄悄地被划入英属印度版图。
《杜兰德协议》签订后，英国人试图勘界以落实杜兰德线，但遭到普什图人的反抗起义。英国人不想放弃已有战果。拉赫曼去世后，通过拉拢收买方式，英国与每一届阿富汗国王签订友好和约，以安抚后者不对杜兰德线提出异议，并成立西北边省，正式将那片普什图部落区纳入英属印度版图。一战以后，当阿富汗政府质疑杜兰德线的合法性时，英国不惜第三次大规模入侵阿富汗，并逼迫后者接受《1921阿英条约》，借此希望杜兰德线成为永久性阿印边界线。然而，在阿富汗一方，每任阿富汗国王与英国人签订和约时，只是答应接受上任阿富汗国王与英国人达成的友好协议，从来没有公开承认杜兰德线，而普什图部落区也一直处于高度自治状态。至此，随着英国人不停与阿富汗国王签约以增强杜兰德线法律效力之时，阿印边界地带便逐渐形成地图边界线与实际控制线严重错位的现象。
二战后，英国需要从印度撤退。这时，如何解决阿巴边界问题，成为阿富汗、英国、印度国大党及穆斯林联盟之间激烈博弈的内容。阿富汗政府主张基于普什图人的意愿解决该问题，但后三者强调杜兰德线的法律效力，并让巴基斯坦继承这一历史遗产。至此，法律上，杜兰德线成为阿巴国际边界，而实际生活中，巴政府不能完成控制，普什图部落区高度自治。加上阿富汗主张按照普什图人意愿来解决其归属问题，无疑，这留下巨大边界安全隐患。相当于杜兰德线在普什图部落区烂了个大窟窿，深不见底，如同黑洞。
三、苏美阿富汗战争均深陷于此
英国人撤离印度后，阿巴边界黑洞首先诞生了普什图问题，即普什图人要求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归属。不过，这个问题被美苏冷战大潮所淹没。当英美联手将阿富汗拉入美国援助巴基斯坦的项目之中时，阿巴边界矛盾暂时蛰伏起来。苏联大举入侵阿富汗时，这个边界黑洞开始发挥威力。
1979年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短暂时间内，阿明政府被推翻，苏联扶植卡尔迈勒组建阿富汗新政府。在莫斯科沉浸在胜利喜悦之时，然而，苏联情报人员发现，杜兰德线外巴境内的普什图部落区聚集大量反苏势力，而苏联却拿他们没有办法（苏联需要尊重杜兰德线）。随后，苏联中央政治局商议向巴基斯坦施压，以阻止反苏势力在那里壮大，并派人专门调研阿巴边界问题。1981年春，苏联专家的调研结果表明：无论如何，苏联也无法赢得这场战争。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阿富汗境内普什图人支持卡尔迈勒政府，但是极力反对苏联驻军。相应，苏军无法进入这一地区，只能依靠阿富汗政府来进行镇压反叛行动，进而莫斯科需要给卡尔迈勒政府提供各种援助，否则，卡尔迈勒政权难以稳固。然而，即使苏联提供了大量援助，那也不能保证阿富汗政府去真正实施反叛行动，不排除阿富汗政府只拿钱不办事的可能。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发生，相当于苏联用来镇压反叛分子的巨额拨款及救援物资，成为阿富汗政府的一种经济来源。换句话说，等同于苏联花费巨资养着阿富汗政府，但还需戴着国际社会所指责的“入侵阿富汗”的帽子。并且，苏共高层已获悉，阿富汗政府存在严重的敷衍苏联的嫌疑。
其二，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部落区成为各种反苏势力的根据地。据苏联情报人员获得的可靠消息，当时，几个大国一直通过巴基斯坦政府来支持这里的反苏势力，包括美国、伊朗、沙特和埃及等。他们分析指出：美国的支持与资助，与其对苏联、中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政策连为一体，旨在“利用巴基斯坦部落区的领土作为反对巴﹒卡尔迈勒政权的斗争基地”；伊朗与巴基斯坦政府的立场一致，通过普什图人的纽带，支持阿富汗叛乱者的行动；沙特提供巨大财政和物质，援助阿富汗反革命；埃及利用宗教纽带，为阿富汗反革命势力提供间谍情报……这种局势下，当年英国人费尽心血建立的杜兰德线，而今成为保护反苏势力的“科学边界”。他们在这边不但接受外国各种援助，而且巴基斯坦政府也提供庇护，这里成为各种势力游击抗苏的根据地。他们生存无忧，装备齐全，返回阿富汗境内进行反苏行动。故此，塔利班从这里兴起，自然而然。
杜兰德线两侧，阿境内，莫斯科花费巨资“养着”阿富汗政府以镇压反叛势力；巴境内，外国“养着”反苏势力来反苏。而且，苏联还必须遵守杜兰德线，不能越界入巴境内进行“剿匪”。试想苏联需要多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才能打赢这场战争？这样一个无底洞，恐怕没有打胜之前已被拖垮了。
至1981年秋，苏联决策者就认识到阿富汗战争是无底洞，应该及早撤出。1982年夏，他们就着手与美国商谈阿富汗撤军问题，并通知阿富汗政府这一消息。然而，在商谈阿富汗撤退方案时，他们发现无论如何都绕不过阿巴边界问题。因为美苏冷战之下，阿富汗应该中立还是倒向一方阵营，是苏联阿富汗撤退方案重点关注的内容，而阿富汗政府则首先追求保持阿富汗领土与主权完整，自然，这牵涉阿巴边界问题，必须让巴基斯坦参与进来。而阿巴就此问题不可能政治和解。阿巴政治和谈无果，自然，又反过来影响苏联阿富汗撤退方案。就这样，自莫斯科认识到需要尽快撤军以来，阿富汗战争就边打边谈。至1986年，苏联已经被这场战争拖得筋疲力尽。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戈尔巴乔夫不禁嚷道：“我们在阿富汗已经打了6年。如不改变，我们还得打20-30年……我们为什么一方面承认我们的部队没能力控制形势，而另一方面又要无休止地打下去呢……”
最终，莫斯科宣布1989年2月15日前全部撤军。然而，最后一刻，为了体面一点撤退，不让阿富汗立即陷入内乱，苏联还不得不再次给阿富汗政府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动用苏联部长会议的储备金来支付部分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增长工资1500万卢布。
苏联选择完全撤退阿富汗，故阿巴边界问题被遗留下来。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阿巴边界黑洞再次发挥威力。尽管现在档案尚未解密，但是，从美国阿富汗战争的发展轨迹来看，不难发现，美国几乎重蹈当年苏联的覆辙。2009年华盛顿再次指示：“若想赢得阿富汗战争，必须控制住巴基斯坦的部落区（西北边省与FATA）”。阿富汗总司令G. D. 麦克凯南（Gen. David McKiernan）也建议说：“若想打破这种僵局（恐怖分子自由穿梭杜兰德线），除非阿巴联合行动。” 然而，时至今日，美国主导的反恐联军依然无法控制这些地区，故美国不得不选择及早撤退。在阿巴不能达成政治和解之后，奥巴马借鉴当年苏联的做法，提前宣布完成撤退日期——2014年年底。
四、阿巴边界黑洞前景及思考
从美国阿富汗撤退方案来看，白宫选择了不完全撤退，即：体面撤退且保持一定驻阿美军存在。目前，只差阿富汗总统没在美阿双边安全协议上签字。如果新任阿富汗总统签字，那么，美国脱身阿富汗泥潭的目标就将顺利实现。
不过，仔细思考，不难发现，不知是美国人故意遗留，还是陷入困境所致，美国阿富汗撤退方案，没有触碰阿巴边界问题。这意味着阿巴边界黑洞将继续发酵。如此趋势下，试想苏联阿富汗撤退，这里兴起了阿富汗塔利班，那么，现在美国阿富汗撤退，这里又将兴起什么？这很值得中国人思考。
目前，巴基斯坦塔利班从阿巴边界黑洞中兴起，已是既定事实。从巴塔势力敢于公然向巴基斯坦政府挑战来说，这一地区的新变化可见一斑。倘若美国撤退导致的权力真空由普什图人的民族情绪来填补，那么，阿巴边界地带将发生更大的变化。首先，巴基斯坦领土与主权完整将受到威胁。因为普什图人一直不接受杜兰德线，主张巴境内的俾路支人和普什图人基于自己的意愿而决定归属。
此外，国际政治中，敌人的敌人是朋友。阿巴边界黑洞对“反政府”势力的天然庇护，不排除中国的“反政府势力”在此做大，并接受外国资助的可能。倘若这一情况真的发生，那么，对我国的安全威胁可想而知。从目前大批中国“圣战”分子在巴境内普什图部落区接受培训来看，上述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只是我国还没有引起重视。
总之，美国阿富汗撤退，阿巴边界黑洞正在经历新变化。这种变化，不但牵涉阿巴主权与领土完整利益，而且正转变为更大范围的地区安全隐患。鉴于此，如何发展新丝路经济带和建设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同时，避免陷入阿巴边界黑洞，值得我国深思。
星期五, 9月 05, 2014
从鄂尔多斯到英国剑桥：人类学的蒙古探索——乌•额•宝力格教授访谈录
2013-09-14 12:23:44
时间：2010年8月4日
地点：西昌邛海之滨
我在1964年11月出生于鄂尔多斯西部鄂托克旗的一个牧民家里。8岁之前我一直都生活在牧区，我们那里不是草原，应该算绿洲吧。鄂尔多斯是沙漠多的地方，我们的西部沙漠更多，我们那地方叫“Balar”。我家乡的生态环境不太好，我生长在那样的环境里。家里有姐姐，她比我大一岁，小时候我们一起在牧区放羊羔。我们的邻居离我家3公里左
右，按理说我应该感到寂寞，但当时并没有觉得孤独，因为我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8岁到公社上学，父亲那时已经是公社医院的大夫了，母亲也在那里做点事情。72年我8岁的时候开始学汉语，以前不会汉语，连句国骂也不会。我们的公社叫吉拉，“Jira”，六十，名字来源于20世纪初当地的六十名好汉组成的“独贵龙”运动。公社只有一个蒙汉混合小学，但72年蒙语班被取消了。之前我姐上的是蒙语班，到我上的时候却只有汉语班，73年又恢复了蒙语班。我到现在都没有闹清楚为什么那年取消蒙语班，我没有刻意地去寻找原因。不过阴错阳差吧，我开始学习了汉语，不过一开始讲的是蒙古式汉语，有些至今还改不了。
在那个学校呆了3年以后，1975年父亲在当时的伊克昭盟（现为鄂尔多斯市）医院里找到了工作做蒙医师，我们就跟着搬了过去。当时那个盟府所在地——东胜——人口有3万人，蒙古人可能有3千左右，我直接进入了汉语的环境里。七五年当时中国的民族政策很左，民族关系很紧张，一到这样的环境里我马上就感觉到被歧视。在牧区我虽然上的是汉语班，同学中也有汉族人，但当地的汉族多是从榆林，神木等地逃荒过去的一些人，很多人或很早就去了。他们已被蒙古化，大多会说蒙古话，有些人反而汉语还不太好。我们习惯上至今称他们为“irgen”，即民人，而不用现今的通用族称，“hyatad” (契丹人)。 当然在文革中他们中有一些人去打砸抢，挖“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那里成了一个重灾区。尽管蒙汉小孩之间打架的事很多，但我们小孩儿没太多感觉，我们的感受跟大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到了城市以后就有了异样的感受。到了城里第二天，我们上街，就有小孩追着我们打，边扔石头，边叫着“蒙鞑子”， 也许是我们过于“招摇”了吧——我奶奶穿的是蒙古袍。我当时11－12岁，那时候就产生了民族意识产生，觉得因为我们是蒙古人而被追打。我对小学的经历没有太多记忆；很奇怪，我只记得跟汉族同学打架的事，不记得我们之间有太多的友谊。那年我去的时候，姐姐退了一班，她原本上的是蒙语授课班，进城后因为没有蒙语学校，只好跟我上一个学校，她因为汉语跟不上只有降一个班。我对那段经历没有太多记忆，只有一种压抑的感觉。
初中我上的是伊克昭盟第一中学，算是当地最好的学校。我对这三年也没有太多的记忆。我上高中是1980那一年，第一次全盟统考，我考了第一，进了伊克昭盟一中高中的重点班，算是尖子里的尖子。当年进去两个月后我生病了。我本来一个耳朵听不见，后来另一个耳朵也聋了，当时只好退学，所以我只上了2个月高中。在家呆了一年后到伊克昭盟广播电视台做门卫，在那里工作了近一年。在这期间，我的一只耳朵回复了听力，父母央求我，“你不能这样，才16、17岁，你从最好的学生成这样，你得回去上学”。但我不想复学，因为很多人看到曾经最好的学生“堕落”成这样，幸灾乐祸，我就更不愿意去。老师让我回去，我说不，我要自学成才。我跟他们打了个赌，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他们。82 年考大学，考得不怎么样，因为我没有全面读过那些东西。我用高考前最后三个月请假复习。记得当年我考了全盟第4名——因为那年高中从两年变成三年，我的同学们都是83年高考。不过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占太大的便宜，因为我只考到内蒙古师范学院（一年后改称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而同学们中有上清华北大的。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里的内蒙古师范大学是个蒙汉合璧的学校，蒙汉生各占一半。内蒙古大学是内蒙古最好的大学，蒙古学生只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是汉族学生。我们那里蒙古学生多一些，因为师范是培养老师的，所以从牧区招来的学生多一些。
82年到86年期间，中国的大形势是反异化、反小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大学里出现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比如有很多沙龙。虽然我们身处边疆，但也不可能脱离这样的文化氛围，也积极地参与了。不管是参与也好，卷入也好，二十多年后想想当时的情景还是是很振奋人心的。
后来我为什么要学人类学呢？80年代初，中国有这样一个大的氛围：北京、上海的文化，政治的发展、争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边疆的民族关系。内蒙古是边疆民族地区，我们学校是蒙、汉生各一半，大学生当中也存在民族关系问题。在大学里，汉族学生认为自己是优越的，但蒙古学生不服输。蒙古人跟其他中国的少数民族有点不一样，我们很少具有自卑感，因为我们有一种历史感嘛。今天说起这些事情很有意思，有时候也有“好汉不提当年勇”这样一种感叹。少数民族受到一些歧视的时候，我们要起来斗争。不过这种斗争已经不用拳头，而是用笔杆子。因此出现竞争，学术上的竞争、智力上的竞争。当时我们这些蒙古学生对自己的文化感兴趣了。汉族也对自身的文化开始感兴趣。我们很可能走在当时其他少数民族的前面，跟汉族对文化的兴趣是同步发生的，而不是派生的，derivative。
这里面产生了方向问题。汉族的大学生和知识界在探索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这些东西感到痛苦的时候，我们也为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感到迷茫，开始探索一种摆脱现在这些困境的途径。汉族的知识界，当他批判自己的文化，向外看，看到一个蔚蓝的天空，看到碧蓝的海水，向往西方的文明，比如自由、民主这些理念的时候，当他们的乌托邦是美国、日本的时候，在内蒙古，我们的乌托邦是什么？到达我们的香格里拉是必须要经过北京这么走呢，还是我们有自己的路线？蒙古人的意识也不是铁打一块，我们当中的觉悟、认识，对中国的认识、认同是不一样的。很大一部分人是认同中国的，跟着大流走。也有一批人有反潮流的思想。我们一部分人在问：我们为什么走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今天的民族关系是什么？蒙古人为什么分成三个国家？我们是内蒙古，往北一看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前的外蒙古，其北面有布里亚特蒙古，再往远点还有卡尔梅克蒙古。这些实实在在的地缘政治让一部分蒙古青年、知识分子想到一些问题。尤其是那些具有民族意识、蒙古历史感、与汉族打交道的，同时还知道一些外面事物的人，像我们学外语的，更具有这样强烈的感觉。
那个时候，内蒙古大学外语系有一个教英语的外教，他是夏威夷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他跟我们师大和其他大学的蒙古学生、老师交往很多，做一些沙龙用英语讨论些问题。当时中国在批判自己的文化，批判长城、讨厌自己的黄皮肤，黄河，黄土地，批判历史、批判北方征服民族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回应呢？当时没有“中华民族”这样的概念，汉族人有强烈的汉族意识，他认为自己落后了，要寻找一些根源，比如指责蒙古人、满洲人给中国带来落后、愚昧，这让我们开始思考了。另一方面，当时内蒙古的一些思潮是由前面的问题引发，比如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挖肃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问题等等，内蒙古是全国重灾区，很多蒙古人受到灾难、受到打击。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任何一个有思想、有意识的人，不可能糊里糊涂地活着。所以我生长的思想背景、北方边疆的现实状况、还有地缘政治问题等，必定决定了像我这样的人所追求的目标、方向与其他汉族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也不可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开始学习人类学，我们学习人类学跟内地人学习人类学是同步进行的，当然我们的条件没那么好。因为那个美国人启蒙的缘故，我们83、84年就开始接触到人类学，我们听他讲，自己到北京外文书店买一些台湾翻译，大陆盗版的列维‐斯特劳斯的书。当时对人类学大的背景很模糊，但我们当时已经有强烈的意识，需要用人类学去探索、理解以及跟其他民族在文化上有一个对等的交流。在那位外教的直接影响下，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在1986至89年四年中走出了4 个学人类学的蒙古人，3个拿到博士学位，1个拿到硕士学位。其中3个去了美国，我去了英国。
我去英国是在1989 年1月。我出国读书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人说我应该去考研究生，但我没有考；原因是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的一个教授看中我的英语、蒙古语能力。虽然我没有上过蒙文学校，但我当时自己把蒙古语的文字学会了。他很看重我，像我这样三语人才在当时的内蒙古屈指可数，不超过5个。但分配的时候老先生正好不在；我是从下面来的人，按照当时的分配制度，哪儿来哪儿去，我就回到了故乡，尽管很不情愿。我到一个旗中学教英语，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大城市里有轰轰烈烈的文化活动，我在下面感到非常寂寞，很怀念城里的气氛。怎么办呢？下定决心不能坐以待毙。我在工作之余开始做一些业余的人类学研究，做一些田野、翻译，将蒙古语学术文章书籍翻译成英语。1987年，一位剑桥大学的人类学者来做田野，我给她看了我做的东西，一年以后她来函邀请我访问剑桥大学。在这以前我换了工作，到鄂尔多斯羊绒衫厂做翻译和业务员，这是他们第一批招翻译，我算是鄂尔多斯羊绒集团的翻译元老了，曾经“温暖”过“全世界”。
我1989年1月去了英国剑桥大学，当时不是学人类学，而是访问社会人类学下属的蒙古及内亚研究中心，作一般的蒙古学研究。在那里呆了3 个月，后来他们觉得我很不错，于是又给我延了3个月。这段时间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对此没有太多关注，虽然每天都在看电视。一方面感觉这离我很遥远，因为我86 年以后就在下面，没有在城市里的文化圈活动了。当时剑桥的老师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读博士，就这样我申请到了奖学金，开始了我的人类学生涯。我1989 年10月进了剑桥大学人类学系，从硕士读起，一年后读博士学位。
那年我是25岁。当时的志向是回来研究我家乡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祭典，但就当时中国的环境而言，回来做田野没多少可能。1988年戈尔巴乔夫到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中苏和好。随着中苏和解，蒙中关系也和解了，边境开放，两国不要签证可以互访，我觉得这是个历史的机会。1990年夏天，蒙古人民共和国开了一个《蒙古秘史》写成750周年的会议，我去乌兰巴托参加会议，对我本人来说此次访问是历史性的。我想先试探一下有没有做田野的可能性。当时蒙古刚刚民主化，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当时提出研究蒙古国的民主化过程：在中亚这个地方，作为前社会主义国家，蒙古这样的民族对民主的认识是什么，它的民主革命为什么能成功？中国也在追求民主、自由，人家蒙古成功了，因此我得去研究一下。
我于1991年4月到1992年4月在蒙古国做田野。接收单位是国际蒙古学家协会，我在那里做助理编辑。在这期间我对民主没有太多的了解，倒是对蒙古国的民族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边境开放以后，很多内蒙古的蒙古人愿意往那里移民，落户。当时一个强烈的感觉是，50年代末开始，两个蒙古30多年没有来往，边境开放后我们互相拥抱、热泪盈眶；但我很快发现，这种情绪是短暂的，激情过后是一种冷静和对彼此的打量。内蒙古人一看，这些人不是我们想象的蒙古人；蒙古国人看内蒙古人，我们也不是他们想象的蒙古人。可见30年的彻底分离，造成同一民族的两个部众之间文化的差异何其之大。文化差异最主要的一点是蒙古国的俄化以及内蒙古的汉化。蒙古国对内蒙古有一种expectation，一种期盼，我们内蒙古对他们也有一种expectation，这两个expectations 之间出现一种冲突，而冲突的原因、过程和结果正是我研究的课题。内蒙古人对他们的expectation导致disappointment，失望；他们对内蒙古人的expectation 最后导致彻底的放弃，不仅是一种失望，而是从心底里产生一种不认同。内蒙古人对他们尽管失望，但还是认同他们，而他们对内蒙古人却是不认同的。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情况，里面有些人是不一样的。
在九十年代初，中国和俄国对这两个蒙古——内蒙古和蒙古国——有一种强烈的警惕。注意我这里没有说外蒙古，它不是外蒙古，它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称外蒙古的话它就成中国的一部分，是用中国中心主义说的。俄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尤其是中国总认为一个民族的两个部分走在一起，会有泛蒙古主义泛滥、黄祸再次出现、三蒙统一——三蒙统一是和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蒙古一起再次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造成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所以这两国都很猜忌、怀疑甚至打击这三个蒙古，或者是两个蒙古，因为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蒙古不是特别积极，势力不是特别大，人口也不是很多。我当时探索这样的问题：中国这方也有一种expectation，他的expectation 以及他的assumption，制定的假设是蒙古人走在一起肯定会统一。中国人看到蒙古人和内蒙古人交往，就认为是两方勾结，要搞蒙古独立，或者内外蒙合并，然后进行打压。但我的研究发现，两个蒙古有短暂的激情，激情完了以后产生冷静，互相排斥。我在博士论文里探索这些问题。我探索的其中一个大问题是，为什么蒙古国的大多数人对内蒙古不认同？他们的不认同的理由是什么？他们自己认为蒙古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人具备条件变成蒙古人？我们这些内蒙古人，在中国的蒙古人，他们自我认为是蒙古人，中国也认可他们是蒙古人，而且是具有强烈蒙古思想意识的蒙古人。那么，蒙古国人按理说更应该承认，中国的蒙古人是他们失去的民族的一部分，是失去的兄弟，但他们不是这样想的，即便他们真这么想，他们也不会像中国一样，要把自己在海外的赤子都召集回来。中国的海外同胞、华侨千方百计都要落叶要归根，他们有这样一个大中华的观念。这是汉族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对应，我探索的是：为什么蒙古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内蒙古跟蒙古国认同，是不是某种意义上受到了中国这种思维的影响？因为中国是一种泛中华主义的（中国的泛中华主义自我认定是个positive 的观念，但他说泛蒙古主义是错误的）。所以我在探索为什么内蒙古有这样强烈的思想，而蒙古国却没有。
1911年12月27号是蒙古国这个新兴的国家宣布独立的日子，它独立于满清。从蒙古人的角度来说它是反清的，它是与中国革命同时发生的，对清朝的灭亡做出了很多贡献。它独立于清朝早于汉族独立于清朝，这个必须把握，这种把握有利于理解为什么蒙古国自成为国家。你必须站在那个时代的角度，不要喧宾夺主。今天的汉族不是那个时候国家的主人，那个时候国家的主人是满族，副主人是蒙古。所以想到这些让我很感慨，在今天中国的很多论述中，很多历史学家犯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时空错误，却浑然不觉。
我对蒙古国成立、它的过程以及它的民族过程、社会主义蒙古民主建立的过程展开了研究。我发现这个国家是以喀尔喀一个部族为中心建立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喀尔喀这个蒙古部族而建立的。就像美国的黑人看到国旗感叹国家的旗帜里没有黑人的影子一样，内蒙古人也感叹，他们论述的建国过程里没有他们的份。一开始这个国家就定位是为那个部族建立的，而不是为全体蒙古人建立的。这样问题就迎刃而解，内蒙古的蒙古人不是他们的overseas national。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就要看蒙古自身的社会结构。我们是分部族的，就像中亚一些国家，就像凉山的家支一样，一个家支控制政权，其他家支是没份的，更何况蒙古国是一个部族成立的国家。就像黑彝和黑彝之间是平等的一样，蒙古各部是平等的。我们进入不了他们的部族里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蒙古国的建立没有其他蒙古部族的贡献。它是由内蒙古和布里亚特蒙古人共同帮助建立的。
要理解蒙古国的形成发展还要提及1945年“8•15光复”之后内蒙古的命运。八路军还在山西、陕西这一带活动，国民党还在四川，没下山摘桃子的时候蒙古和苏联进来解放了满洲和内蒙古东部。谈到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谈到当时的地缘，同时也要看到当时这是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不能用今天的国家主义去主观臆测。苏联和蒙古进来以后，当时有两个蒙古统一的运动。内蒙古在日本铁蹄下解放了，怎么办呢？交给谁，交给中国？中国那时候是怎样一个国家啊，它有个像样的政权吗？谁有资格和德能去接管内蒙古？共产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将解放了地方送交给一个民族主义为主导的政权？但这些有趣争论却没有展开，内蒙古的命运不是由蒙古人自己来决定的，而是由世界大国决定。雅尔塔会议决定内蒙古归属中国，中国国民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蒋介石允许蒙古人全民公投，100%通过蒙古国自己当家作主；1946年1月，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但内蒙古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内蒙古的命运是在这时候决定的。当时内蒙古也采取公投的办法，他的公投是加入蒙古国，很多蒙古人做了公投，一些领袖人物收集签字，背着一麻袋到了乌兰巴托，但蒙古受制于雅尔塔协议，也为了保全自己的独立，最后决定将内蒙古的命运委托给中国同志，也就是中国共产党。
1946年以后，内蒙古的革命彻底变成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前它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的很多革命运动是共产国际领导的，都是从蒙古、苏联那里过来的；当然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参与了。在公投的时候，很多人迁到了蒙古，因为它是游牧民族，如果王爷下定决心要加入蒙古国，就让老百姓把蒙古包拆散，放到牛车里走过边境线，一两天就走到了嘛。
再看布里亚特蒙古人。苏联10月革命后，在西伯利亚出现内战，布里亚特蒙古人为了躲避战争大举往南移，蒙古国北部几个省变成他们的聚居区，一部分人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所以布里亚特蒙古分成了三部。布里亚特人进入蒙古后，扮演了很有意思的角色，一部分人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成了苏联的代言人，一部人加入白党，反对布尔什维克。但在蒙古独立的时候，它提供了知识分子的资源，因为它比其他蒙古民族更早接受了西方的东西；他们的知识分子到蒙古后，首先办了学校、报纸，研究科学、民族学。内蒙古这边为蒙古建国提供一些军事、外交支援。
蒙古国虽然是以喀尔喀部为主建立的国家，但在建立的过程中，有很多布里亚特人的参与，有很多内蒙古人的参与，也有西部蒙古的参与。这些人的很多亲人在新疆、西伯利亚、内蒙古。他们的蒙古不光局限于蒙古国，而是与周边国家联系在一起，而喀尔喀部则局限在他们那个部里面。蒙古国的民族主义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以喀尔喀这个部族为主的蒙古中心主义，一是由其他蒙古组成的大蒙古主义。内部的斗争以这两方为主，这个斗争有时是很激烈的。
在社会主义过程中，蒙古人民共和国受到苏联的影响很深，苏俄也是很霸道的，他的祖先受过蒙古人统治，他们很清楚蒙古人有怎样的文化，也知道怎样对付蒙古人。就像满清，曾经被蒙古人征服过，知道这个老主人的脾气，他们翻了身以后更懂得怎样制服蒙古人。蒙古的败落没有败在汉族手里——汉族历史上从来没有办法对付蒙古人，只有满清人懂得蒙古人，因为满人是半游牧民族，曾经受制于蒙古，他文化的一大半是蒙古文化。俄罗斯也是这样的，他受蒙古的统治长达240年，其民族的成长过程是与蒙古的侵略、占领和统治是密切相关的，没有蒙古的侵略、占领和统治就没有俄罗斯这样的民族。他的“他者”就是蒙古人，但同时他的理想也是蒙古人。17世纪以后，蒙古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受制于俄罗斯这个新兴的帝国，一部分受制于满清这个新兴的帝国。草原被瓜分了，蒙古民族彻底衰落。
蒙古人的一个外交办法是和亲，与被统治者进行联姻，历史上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比如对朝鲜，朝鲜的13个公主里的11个嫁给蒙古的汗室。满清也搞满蒙联姻，他们的公主都下嫁给蒙古王公，蒙古王公是他们的女婿，康熙皇帝的母亲就是蒙古人。有意思的是满蒙的关系有这样深刻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传统，但他们现在是两个民族，谁都没有说他们是一个。为什么不说，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俄罗斯学了这一套，苏俄在制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也是用和亲的办法，蒙古的领袖人物大都娶俄罗斯妻子。
我继续谈蒙古的民族过程吧。这个国家由一个主体部族组成，从现代国家建立的角度看，它不是典型的，而是有共性的。其结构以及内部的民族关系与中国和其他国家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中国，根据乌兰夫的说法，中国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他的一个贡献就是让少数民族也具有这个贡献，以前没有这个说法，我记得是1982年的宪法里正式提出是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缔造的国家。也就是说少数民族是主人了，但即便如此，这个国家的主人是谁，这是谁都知道的。换句话说，主体民族出现了，蒙古国也是这样，它的主体民族是喀尔喀人。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把少数民族的特殊性慢慢消除，使其变成了中华民族，它有一个教化的过程，这在中国是很赞扬提倡的。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我就多发扬点自我民族批评的精神吧。
社会主义蒙古民族怎么形成？你说喀尔喀方言，娶了喀尔喀妻子或是嫁了喀尔喀丈夫，根据这个比例，比例越多，那你这个部族进入社会主义蒙古民族的程度越深。20世纪60年代蒙古国受苏联民族学的影响，用ethnos 和ethnic process这两个概念来研究社会主义蒙古民族的进程。这是一种科学研究，但也直接反映了民族政治问题。这个民族是以喀尔喀部族为主的，其他的蒙古部族说了喀尔喀的方言，忘记自己的方言，就好像你放弃讲四川话，说北京话，就成了中国人一样，因为蒙古是由喀尔喀垄断了的，就和中国由汉人垄断一样。这不是一个特殊的现象，而是个普遍的现象，所以我在批评的时候，中国人听了没必要太生气，蒙古人听了也没必要太生气，因为我只是指出这个现象，其他国家也是这样。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对蒙古内部的很多人具有一种伤害，这是应该面对的现实。中国也一样，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非汉民族受到的伤害，也应该正视它。值得深思是在中国，他对这个伤害是采取赞扬的态度，认为这样最好，在蒙古国也是这样。
在外界想象中蒙古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说一种语言，不像中华民族是七八十辈打不着，不相干的民族放在一起，尤其是文化上没有联系，却要从三四万年前找到渊源。但蒙古不是这样的，世界上的任何历史学家都承认所有这些蒙古人是一个民族，当中国在说蒙古族属于中华民族的时候，它也承认这帮人是蒙古人，他也承认在国外还有蒙古人，这个蒙古人和那个蒙古人是一体的。这个连体婴儿怎么去断开？这是文化上世界公认的一个统一民族，但内部出现了这些裂变。我的博士论文里就探索蒙古的多元。为什么要探索多元呢？很多蒙古人不理解，他认为蒙古国是一个很纯洁的国家，但我看出它是一个以单一部族为主，其他部族不能纳入其体系中的国家。蒙古文化是很狭小的文化，我想让蒙古文化大一些，让每个蒙古人知道蒙古各个部族是平等的，历史上从来是平等的，从来没有说要讲哪个部族的方言才变成蒙古人。
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是个privilege，我们愿意尊重它，但是还有超越民族‐国家的东西吧？蒙古人之间怎么互相承认，这是他们内部非常痛苦的事情。这种痛苦别人作为一个娱乐的对象，蒙古内部的分裂让很多人兴高采烈。这里面有个empathy的问题，不要总是幸灾乐祸，因为你也有自己的痛苦。尤其在中国，一个汉族学者怎么样理解别人的痛苦，谁做到了这点，怎么才能做到这点？我想探索这个东西。Empathy应该是相互的，当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你要理解他的痛苦，因为你也是人，你也会同样具有痛苦。
在文化上的多元，互相之间的承认，对蒙古国好，对其他蒙古部族也好，对全世界也是有益的。这里面很可能有人提到：文化的统一是不是政治上的统一？是不是我在贩卖一种“泛蒙古主义”？我们应该承认这样一个现状：世界格局已经形成，两个蒙古统一很可能是一部分人的一厢情愿，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但他们诉求这种统一很可能危害到蒙古国自身的主权独立。它存在的地缘很脆弱，受到两个庞大国家的夹击。所以可以，并应该理解蒙古国为什么不愿意认同中国的蒙古人，他们认为如果认同，会引起中国的不高兴，肯定会危害到自己国家的主权，他不愿意做这样危险的尝试。但这能不能成为互相之间不承认的理由呢？成为互相之间不信任，互相瞧不起的理由？所以我探索的是在承认国际格局的现状下，寻求民族内部和解与互相理解的道路。我提出Greater Mongolia，跟Greater China一样，它不是一个政治的Mongolia，而是文化的Mongolia。在Greater Mongolia 的文化框架下互相交往，但不危害到现在的政治格局。我的研究方向、兴趣与80-90 年代的世界格局、世界的思潮紧紧联系在一起。
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在垮台，民族主义在兴起，不同国家在探索内部的整合。我探索的虽然是局部，但它具有共性。这个研究虽然是蒙古国，但它反映的是Inner Asia，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研究的是蒙古国学，也是中国学，是Inner Asia，也是East Asia。我不愿意局限在哪一个国家里面，而是跨国的。我在1993 年完成这项研究，10月拿到博士学位。
之后我拿到剑桥一年的fellowship，研究塔尔寺，在那里呆了近三个月。当时我想了解蒙古人自己的high culture，也就是藏传佛教。蒙古文化是一个大杂烩，由不同的文化融合而成。后来藏传佛教第二次进入蒙古，形成我们主要文化，全民信教，寺院里书写、教育全部用藏语。到近代以后，民主、科学和反宗教等等思潮来了以后对宗教的东西一概排斥，开始集中发展所谓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蒙古的传统文化在内蒙古是自己放弃的成分多一些；近代蒙古出现民族主义以后，出现对power“力”的崇拜，同时以identity 视角来界定什么东西是我的、 什么东西不是我的而是外来的。首先对“力”的理解方面，当时的Young Mongols， 青年蒙古人，发现佛教对蒙古的生育有消极的影响，对其尚武精神有彻底的摧毁。 所以它成了尚武精神和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辉煌历史的反面，必须要清除。认为 只有恢复成吉思汗的历史谱系和文化精神，才能在现代、在跟其他民族抗衡中生存。其次在对什么是自己的文化、什么是外来文化的问题上，他们发现这是外来 的宗教；认为萨满教是迷信，佛教是外来的，都要抛弃，这样一来什么也没有了。再后来就是民族的形式和社会主义的内容。社会主义的内容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内容，也就是汉族的内容，汉族的东西变成我们的东西，做一些穿衣戴帽工程，打扮一下，就变成了蒙古文化。所以我对什么是蒙古文化、蒙古文化的内容究竟 是什么感到困惑，因此想要去了解佛教历史文化。
塔尔寺和蒙古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距离蒙古最近的、最神圣的佛教中心之一，也是宗喀巴诞生的地方。在八九十年代它的寺主是蒙古人，又是宗喀巴父亲的转世。我很小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很向往这个地方。我们鄂尔多斯部在那里有一个自己的康村，就是一个活佛的大宅门，他居住的地方也是同族僧人起居，进行辅导、修经的地方。我1993 年去的时候已经很败落了。我从此开始对蒙藏关系有所兴趣，但研究很短暂，因为经费短缺。
1994 年我在联合国环境署找了份工作，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环境问题。易洛魁部（现称Haudenosaunee）的居住地纽约上州地区受到周围工业的侵害，废水流到他们的河流里，他们控告到联合国。我进联合国当了其任命的第一个indigenous fellow，即土著研究员，因为是蒙古人的关系，他们把我当成土著人。我负责帮他们整理文件，递交给联合国。这次研究对我很有益处，我开始了解到什么是indigenous people，他们的政治是什么，他们与美利坚民族的关系。我切身地体会到，美国的政治体制、联合国的体制——the United States 和the United Nations 这样的形式是从印第安人那里学来的，比如易洛魁联盟。美国主体社会应该不应该承认这样的政治文化是你所鄙视、消灭的这部分人给你的，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胸怀去承认这点？没人敢承认。他们每次总是说我们怎么可能从野蛮人那里学到这样好的东西呢，我们肯定是从希腊城市文明那里学来的。主体民族它的脸皮厚就在这儿。但印第安人为了自己的生计也没有过于要求他承认这点。我对这个问题学习了一段时间。
再有就是意识到美国的民族格局不是像很多中国学者认为的那样，都是由移民组成。美国有两种人，一种是土著的，territorial，有土地的，政治的民族，它有reservation，保留地；不经过保留地的同意，联邦政府也不能进去。美国和印第安人是legal 关系，定合约；把一个族群打败后，有个treaty，我把你东西拿走了，给你个收据吧。美国是有这么一批人的，他们是具有土地概念和政治概念的，是有民族、国家、土地界限的群体。另一部分群体是从海外去的，他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在那里夺一块土地，建立自己的小王国，而是要融入这个社会，往上爬。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没几天，看到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就认为这是“美国”，于是把这个搬到中国，想让其在中国生根开花。他误解了美国的政治结构。美国的多元文化针对的是移民，是外来族群。中国人去了后在唐人街里，没必要说英语，可以说自己的语言，这叫multi‐culturalism，但这个multi‐culturalism 相对于印第安人是什么样的关系呢？美国的主体文化对印第安人有什么影响？有什么样的伦理道德性要求印第安人接受这样的文化形式？没有。印第安人是不接受的，他与美国政府签订了协议，有自己的土地、界限，没有印第安人的同意，一个美国人是无权进入保留地的。我通过这个来看中国，中国的民族是像美利坚民族一样外来的，来到这里进行奋斗的人们吗？不是这样的一群人。每个民族有自己繁衍生息的故乡，长期以来与汉族并行发展。把美国式的“多元”放到中国的边疆地区，后果是什么呢？我在这一年里开始考虑这些问题。
结束在联合国的研究之后，我从1995 年开始研究内蒙古。剑桥每个学院每年有一两个research fellowship，给你三年的钱，没有教学任务，让你做研究，主要是让你把博士论文修改、出版，再发表几篇文章去找工作。我有幸获得Corpus Christi 学院的fellowship。我在这三年期间一方面修改了博士论文，于1998 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叫做Nationalism and Hybridity in Mongolia。在这期间我开始研究内蒙古的问题，切入点是“民族团结”。我想通过这个来理解中国的民族政治。我所感兴趣的是国家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这个关系在中国是以民族团结这个理念来协调的。怎样理解中国的民族团结，它的历史从哪儿过来，里面出现什么问题？我现在简单谈谈两篇文章，是我2002年出版的的一本书The Mongols at China’s Edg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National Unity中的两章。我认为民族团结有两层意思：一是国家里所有民族的团结；另一个是关系学，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叫民族团结。汉语里不能体现出两方面的意思，英语里也是。这本书的前两章分别是“Ritualising National Unity”和“Naturalising National Unity”——仪式化民族团结和自然化民族团结。第一篇文章是研究青海湖祭典的。1723 年清朝打败罗卜藏丹增，在岳钟琪追杀敌人、人困马乏之际，出现了一处泉水，清军喝了以后精神大增，打败了敌人。后来清朝纪念这次胜利，把胜利归咎于天报，天帮着清朝这一方。泉水在青海湖边，于是一开始选择遥祭，后来人要去祭，祭的时候进行会盟，皇帝要奖彰、惩罚。后来蒙古人跟藏族人为了青海湖边的草场打了100 年。因为蒙古人统一西藏以后，没有撤走;后来被打败以后，藏人觉得蒙古人占领了自己的草场，他们想回到自己的故乡。清朝的政策是抑蒙扶藏。一开始通过祭典统治蒙古人，后来因为他们打得不可开交，便拉在一起会盟进行调解。
满清一倒，当地的回回，比如马家军就出来了，他们是西北穆斯林集团，代替皇帝举行祭典。20 世纪30 年代国民政府从南京撤到重庆，到陪都后西北、西南便是它的生命线，必须打进去。在东面有日本人压境，西北是穆斯林自治的。军阀就是当地自治，用国家主义的说法叫军阀统治，用无政府主义的说法是地方自治。日本过来后，如果西北这个地方不开放，国民政府就会受到威胁。但中央势力怎么才能进入西北地区呢？你说西北地方有问题，人家说没问题，我是民国政府的一部分啊，我又没有投降日本，我替你守着边疆，你想要东西我给你，中央军没必要过来这里。这时候蒙藏人士开始控告马步芳这些回回人对他们的欺压，告到国民政府。这给中央一个很好的机会去那里调解。派大员到青海湖边祭湖吧，散布言论说马步芳如何如何。这样西北军阀就没有不让中央政府进入的理由了。马步芳对蒙藏人员和邓秀廷对付彝族是一样的，首先是抓人质，让他们的孩子去上学等等。会盟的时候，中央的汉族代表去了，回族领袖、蒙古族领袖、藏族领袖，都在那里会盟，说我们要一致对外，精诚团结之类。这个形式共产党进去以后也继承了。所以祭湖祭典从一个庆祝征服的象征变成欢庆的象征，它体现的是权力之间的关系。
谈到中央政权与边疆的关系，西方理论往往认为中央要打进地方，压制地方，因为有税收等等因素，国家权力的渗透是从上往下。但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其实是三角关系。边疆的军阀势力、地方自治者与土著有冲突，土著是弱者，对付不了他们，便找中央，因为他们认为中央是正义的，希望它来调解，因此中央的势力是被邀请过来的。这时候会遇到很多抵制，这些抵制往往不是来自边疆土著民族的，而是来自边疆的汉人，或是回回地方势力来抵制中央。真正对中央的分离、反抗不是土著民族。
第二篇文章是“Naturalising National Unity”。我跟西方的人类学家们对中国民族关系的研究有不同看法；我认为他们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视角是文化政治，他们在看民族关系的时候，像性别一样，看谁在上面，谁在下面，在民族关系上是以床上功夫的隐喻来体现的。民族政治并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我看你漂亮不漂亮的问题。我通过和亲来说明，在西藏是文成公主，在内蒙古是王昭君嫁了呼韩邪。我发现，中国文人对和亲与王昭君的描述存在着历史的演变。一开始是汉高祖白马之围，30万兵被匈奴围住7天7夜，他的军师想了个高招：皇上，能不能把你的女儿嫁给他？他成了你的女婿，女婿一般不会打丈人，他的儿子叫你外公，他不会打外公吧，不会打舅舅这一方。于是匈奴会不攻自破。汉高祖可能舍不得自己的女儿，就弄了个宗室女送去了。这是和亲的开始。到汉元帝的时候，有个故事。一开始故事很简单，后院有三千宫女，其中最不漂亮的是王昭君，于是给了吧。后来汉族男性文人墨客越描绘越漂亮，最后她成了中国四大美女之一。描述里有各种与汉元帝的爱情故事。匈奴那边来了以后，汉朝弄她出来会面，结果皇帝一看，哇，这么漂亮，就问谁骗了朕，原来是画家蒙蔽了我，本来是我最爱的妃子。但还是得给人家啊，不答应的话人家打你啊，后来把画家给杀了，画家做了替罪羊。在分别的时候，哭哭啼啼，生离死别的。后来王昭君在汉朝和匈奴的河界自杀了。你看汉族的文人墨客就是不让王昭君进入匈奴这个蛮野之地。这时出现了爱，本来开始没有爱，但敌人爱了，她便爱她的故乡，爱汉元帝。宋朝以后，汉人女子开始裹脚，认为这样一来匈奴人、北方骑马征服者不能像以前可以轻易劫掠她们了，因为女人的裹脚会把他们拖住。两千多年来，汉族跟北方游牧征服者的情感问题就是围绕这么一个女人。当达尔文主义、现代血统论等观念来了以后，凡是与汉族和亲的任何民族都被宣布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跑不了了。一个汉族女人的血液流进了你的血管，你是跑不了的。汉族女人的血液具有这样超强的功能。有了王昭君、文成公主，你能跑得了吗？在美国，你有一滴黑人的血液，你就是黑人；在中国，你有一滴汉人的血你就是中华民族。中国从20、30年代到现在血统论一直泛滥不绝。
我考虑的问题是，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是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它竟然敌不过一个女人的血液吗？民族关系需要用这个东西来凝固吗？1959年达赖喇嘛叛乱，十几天以后，周恩来总理开始要求写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故事，再过一两年，翦伯赞写王昭君，要抹掉她脸上的泪，让她笑起来。当民族关系出现裂缝时用和亲来弥补，这可是在社会主义的顶峰时期啊。这是什么一种思想簇拥他们花费那么大工夫做，以至于颠覆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颠覆了国家的性质？王昭君开始笑起来以后，具有一种magic，她走过的地方，都是庄稼；每个匈奴女人都漂亮起来，因为她介绍了胭脂；她所过之处牛羊肥壮；她俨然成了北方民族的母亲，具有这样一种超级力量。文成公主俨然是藏族的母亲。这种血统论思绪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该怎么去协调？但它的确实实在在地指导中国现今的民族关系、它试图使民族团结自然化。
我是在裂缝里做点文章，把中国的民族问题放在中国的文化场景、历史场景和意识形态场景里面，寻找不能自然衔接的地方来观察。根据自己的观察，用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后殖民批评、文化学等角度看中国的民族政治是什么。这不是传统的人类学，在中国人类学传统谱系里找不到，在西方人类学谱系也找不到，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少数民族出身的学者怎样去研究这些，怎样发挥他自己的视角，他所看到的与主体民族学者的关系是什么？
我在90 年代末期搞了这个研究，于2002 年发表The Mongols at China’s Edge: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Unity，出版社是美国的Rowman and Littlefield。
书中还有对土改，革命史，民族英雄等问题论述的章节，都是围绕民族团结展开的。写完了以后，总觉得内蒙古的很多问题没说清楚，后来一想是日本没有进我的视野。我觉得理解近现代蒙古民族不了解日本在中国北方的活动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决定去日本看看。
这期间，我已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肯特学院和研究生院(Hunter College and the Graduate Center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文化人类学系任教。从1998 年到2007 九年的时间里在那里从助理教授升到教授。我于2002 年去日本静冈大学访问两个月，2004 年到2005 年我休假一年，在日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做访问学者，研究日本、蒙古、中国的关系，尤其侧重日本对满蒙问题的看法，以及日本在两个蒙古的分裂，内蒙古近代化的影响和作用。1932 年到1945 年之间，中部、东部蒙古一直是日本的邦国和殖民地。内蒙古近代的民族主义深刻受日本影响，就像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受日本影响一样。所以内蒙古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是同步的，而不是派生的。同时，日本跟蒙古的友好非常根深蒂固，这是其他亚洲民族没法匹敌的。朝鲜跟日本很僵持，其他民族都没日本和蒙古之间那么亲近。日本跟中国关系不好的时候，蒙古和日本是很好的。它有一种很近的关系。这种友谊在当时和现在的legacy 是什么？这得从理解历史开始。
现在很多人在讲人类学怎么研究历史，但没做到点子上。什么是历史？在19世纪末的时候，只有跟欧洲联系起来的民族才有历史，没有跟这个联系你是没有历史的。日本作为一个岛国，与西方接触的历史是18 世纪末才开始的。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它的历史这么短——这里不是指它对过去的追溯，而是按照当时历史的特定意义来确定。它与中国有很长历史关系，但那没用，因为中国在近代的世界格局中被边缘化了。直接跟西方的历史没有或很短，这时候要寻找一个东西来衔接，这个东西就是阿尔泰语系，通过蒙古人和西方联系。欧洲的芬兰语、匈牙利语、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朝鲜语，日本语，这是一个大家族，一下子连起来了。这产生了重要的政治效果，日本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所以它的路线是满蒙路线，它不认同中国，但认同蒙古，通过蒙古来找到与欧洲的关联，从而找到自己的历史。这是日本脱亚入欧后的再行入亚的重大理论依据。有意思的是日本的民族主义是蒙古人在13 世纪激发的。这以前日本是羡慕中华的，13世纪蒙古人占领中华，忽必烈侵略日本两次，对它是很大的冲击，这时候日本开始全民皆兵，它意识到自己的不同，自己与大陆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这之后出现倭寇，是对明朝的骚扰，他们观察蒙古还在不在。所以，我认为日本的民族意识是蒙古人赋予激发的。俄罗斯民族的形成也是与蒙古对他的征服、统治有直接的关系。蒙古对周边国家形成自己的意识，围绕自己的意识画自己的圈，影响是很深远的。
我开始认识到，只将内蒙古放在中国内部去理解，这是不够的；其实中国在批判民族主义的时候，不管是蒙古的，西藏的，还是新疆的，它外面都有个东西叫帝国主义，都在指责这个东西。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民族问题是三角关系，主体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和外部的所谓帝国主义势力。在这样的三角关系里，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帝国主义激发出来的，认为某些少数民族与帝国主义“勾结”，但中国最终是要把少数民族domesticated，内部化，放在国家边境里面。所以反对民族主义的最大标志就是掐掉这个关系，把三角关系变成两元关系。我认为中国民族问题的源头肯定是三角的。所以我的近年的研究还是以内蒙古为中心，提出理解“民族政治”，the ethnopolitical 的三元结构。我给民族政治做了一定的分析，认为它可以提供一种可能性。在三角关系里面，我是弱者，你是强者，你欺负我，但如果有第三者的话，我就不单独跟你较量了，我跟第三者联合起来对付你，他跟我联合起来他也有自己的好处，因为他也受你的威胁，所以我们建立暂时的联盟来对付你。这样作为一个少数的、弱势的民族，在民族斗争中有了一种希望，一种可能性。如果是两元的，那么肯定是对方的手下败将，但在三角关系里，鹿死谁手说不定了。这个关系又有时间性，三角关系不是永恒的。我们俩共同的敌人被打败后，就剩下两元了。以前我们是共同对敌，敌人走后，我们的朋友关系怎么协调？这是我观察的重点。我想说明，蒙古民族在近代与不同的盟友建立过关系，一部分蒙古人与日本人联合对付中国，他们被叫作蒙奸；一部分蒙古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这部分蒙古人叫蒙古干部吧，但从结构上是一样的。在蒙古人与日本人合作的时候，国民党是被打败的，那么蒙古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好还是不好呢？蒙古人与中国共产党人联合起来打败汉族当中的国民党反动派，或者外敌日本人，那么这时蒙古和汉族的关系，这两个朋友是好还是不好呢？解放后，我们没有了坏人，我们内部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等全部被消灭了，汉族里都是好人了吧，没有民族压迫的因素了吧。按照马列的说法，民族压迫是因为有阶级压迫存在，因为对方有坏人；坏人消灭后，对方没有压迫我的因素了。我里面的坏人也消灭了。按理说，我们应该更团结。但共和国的历史中民族的关系并不是很顺畅。好人间的民族关系是种怎样的民族关系呢？这就很有意思了。当我们说民族不平等的时候，总是把对方当个“他者”来对待，但切记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个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把帝国主义，把民族内部的敌人，把剥削压迫的因素都消灭的民族关系哦。但解放后的民族关系更紧张，这从理论上怎么解释？这就是我想重点解决的问题，即“好人”的民族政治。
我们各个民族间产生强烈的友谊，但在建造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里面出现今天这样的悲剧状态。我们很多人没反思。当三角关系变成两元关系后，为什么以往的朋友反目为仇？我认为这个新的敌对关系里有特殊的情感。如果我们是自然的敌人，你欺负我，我有什么怨言？我知道你是坏的，我被欺负我没能耐嘛，最多到此而已。我没有跟你情感上过多的纠葛，我恨你就得了。但当朋友背叛你，欺负你，那是一种破坏以前共同对敌时的信任，是对信任的背叛。背叛以后是怎样一种伤害？我们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就是这样的嘛。说你对不起我，你背叛了我，背弃了诺言；这样一个情感政治。所以民族政治里有强烈的情感，情感有强烈的政治。这个情感弄不好要爆炸的。这种情感是两元关系里没有的，只有三角变成两元后才有。这就是中国这个国家面临的现状。我认为这是中国的知识界应该注意的。
我的研究主要是在美国期间完成。因为2007 年返回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工作，由于要适应新的环境，书的出版就拖延了，今年(2010) 6 月才出版，叫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副标题是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on China’s Mongolian Frontier，在中国蒙古边疆上演的友谊政治。出版商还是Rowman and Littlefield。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 是我提议的新的概念。一般来说民族主义是两元的，我要为我的自我，我的“自我”要由“他者”来对应。但民族主义在它实践的过程中，往往与其他民族联合起来。比如蒙古民族与日本、俄罗斯，或者和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实现自己的解放。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是这样，比如最开始联俄联共。有些人要与日本联合，合作。那些反对联合的人就骂其为汉奸，汉奸就是和日本人合作，但有意思的是这些骂的人也是在和别人合作。但问题的关键是合作里有没有主体性，如果忘掉自我，为别人打自己的人那就是奸了。联合以后就出现关系主义的东西。
我现在谈谈我所提倡的人类学是什么样的人类学。对中国的民族研究，我认为要用“关系学”或“关系主义”的角度来思考：“民族关系学研究”，而不是“民族关系研究”。关系学中有三角、两元、一元等结构。这时候出现一种游戏规则，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一种可能性。这里有合作，有关联，有信任与背叛，有道德，有政治，也有情感。
再一点是少数民族的视野问题。如果说我对中国人类学有什么见解，或者大言不惭地说有什么贡献，我想我提出了一个看中国民族问题的新的角度。这个角度里面有很多小的角度，其中一个角度是我一直在问这么一个问题：有很多研究边疆民族的汉族藏学家、彝学家、蒙古学家，但找不到一个蒙古族汉学家，以蒙古人的立场、观点来研究、欣赏汉族文化，然后把这些好的东西吸纳到自己的文化里。这在其他少数民族里也是没有的。如果有，他也没有体现本民族的主体性，他是进入了汉族的圈里，在那里面讨论。不像西方的汉学家，有自己宏大的叙述。汉族在叙述凉山问题、西藏问题的时候，也有中国宏大的叙述模式，比如对西藏，汉族研究肯定会讲从四川过去，或是从文成公主开始，但并不一定意识到为什么要从这里开始。为什么汉族人能够研究其他民族，为什么少数民族不能研究汉族，为什么不能互惠？这种相互性有什么不好？为什么汉族人研究边疆问题是正当的，而边疆少数民族以自己的立场研究汉族是不正当的？这出现学术的政治性。也许有这样的学者，但相比于汉族学者是不成比例的。中国周边一些国家，除了日本，韩国，对中国的认识很浅。我到蒙古国看了，它对中国的理解是很微不足道，他认为他对中国很了解，因为他觉得中国是坏的，研究坏人干什么。哈萨克斯坦的汉学家水平可能还不如我，研究也很有限；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都基本没有中国学，也就是学点汉语，做点买卖，没有中国学出现。它也是国家啊，它应该对自己最重要的邻居有所了解！我认为我做的贡献是从长城以外的角度来探索和理解中国。我对少数民族没有多少研究，我研究的是中国的行为，像我的第二本书，讲的是中国的民族团结；第三本书，是三角关系，但还是在中国的语法结构里，而没有深入去探讨蒙古的王系等。
我希望超越人类学的谱系，比如你的老师是谁，你是哪个学派的，这些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尽管我必须了解这些。我了解这些，但我不愿意进入这样的谱系里。因为对于“什么是问题”，我们有不可调和的意见。很多人认为边疆是问题，我却不认为这是问题。他为什么认为这是个问题？很可能通过这个访谈，有人说我是个有问题的人。那我反过来问一下，你为什么认为是我有问题，你的脑子里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概念呢？我要一种互惠的、相互的关系。我追求一种感觉。我让那些认为我有问题的人，对视下我的眼睛，我俩坐下来谈谈。这是一个看民族问题的很关键的角度。这些出发点，最基本的东西不解决，再有学识也没用。反过来，有人说这对民族团结不好啊。恰恰相反，我的目的是把问题说出来，因为你期待的、想象的美好的东西出现了问题，我把这个肿瘤打开来看看，让它亮出来找到治病的方法，最后让民族之间更好地团结，不然就是一厢情愿。民族界需要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声音不一定是resistance，而是engagement，通过深入的交谈，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这样的看法和我的经历，我的蒙古历史意识有一定的关系。蒙古人看世界和汉族人看世界是不同的。昨天(在国际彝学会议上)有人讲到彝族人认为怎样的地方适合居住，以及彝、汉、藏的关系等等。这是讲其民族视野问题。蒙古的视野是世界性的视野，开阔得很。现在很多人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蒙古的视野。当初中国为什么形成这样的格局，因为蒙元。凉山这块地方、西藏从那时开始纳入中国的版图，中国的行省制度是蒙古人定下来的，这不需要我来提醒。蒙古人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对统治的族群集团也说他是人，不是动物，不像汉族那样。蒙古人统治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有压迫，分等级；但他首先承认被征服者是人，不是一开始说自己是人，对方是猪啊狗啊的。当把被统治的民族当成是人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政治格局的特点: 他不会强迫你同化，而是承认你的不同，你的异质性。所以蒙古人设土司，让你自治。北方族群集团一般是承认人的异质性的，华夏民族则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异质性，尽管今天开始讲和而不同，但这个似乎从来没很好地体现在政治上。
我还对历史的书写，尤其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有兴趣。什么是少数民族的革命，少数民族革命是为了谁？当今国共和解了，民族关系怎么处理？中国民族关系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跟少数民族的友谊之上，比如彝海结盟，他的敌对方是国民党，但国民党和共产党和解了，没有内部冲突后，少数民族能不能接受国民党？那么少数民族革命史怎么写？少数民族自治的伦理基础还存在吗？人类学对此能阐释什么东西呢？我在第二、三本书里有明确的讨论。
我对成吉思汗很感兴趣，但我不敢写，因为我是他的祭祀人。整个鄂尔多斯部族是具有一种历史使命的群体，在忽必烈的时代，他们是从蒙古所有部族，蒙古统治的所有地方抽调一部分人组成的。这个部族有守卫祭祀成吉思汗灵魂——不是其尸骨，而是他最后一口气——这样的使命。我们有祭奠蒙古所有祖先灵魂的使命，我们是有内部纪律性的；尽管内部纪律今天被打破，但我感觉到要有一种自律，很多东西不能由我来写。对成吉思汗的谩骂、侮辱、赞扬，攀附，这些对我们这个部族来说不是很重要，我们在乎的是人们记得他，有时谩骂也是一种记忆。谩骂是定义谩骂者自己的界限。
到此，我的一段民族研究历程已经走完，写了三本书，从蒙古国的民族主义及其杂揉，到中国的民族团结，到合作民族主义的三元关系，三部曲结束。关于蒙古，我从民族关系学、民族政治角度的研究已经结束了，压在我肩膀上20多年的担子已经卸掉了。
我去年开始到凉山，这次又从西藏下来到西昌。想看看少数民族出身的学者能不能研究另外的民族。我是少数民族出身的，美国公民，在英国教书。我一直没有忘记我的导师一开始给我说的一句话，你应该去研究别的民族，不要研究自己的民族。我后来想这个道理是对的，少数民族为什么总是要看自己的肚脐眼呢？为什么总是觉得自己是最美的呢？少数民族学者有没有能力、涵养去欣赏别的民族的文化，或者有没有这样的涵量去empathise，当别人痛苦的时候，能不能有同情感？
我不是抽象的人类学家，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我是在内蒙古长大的，从沙漠绿洲出来的，求学、汉化、再蒙古化，世界化，寻求各个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寻找普世价值观和文化特性之间的有机切合点，解决民族之间的冲突问题。我一直在探索这些内容。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做访谈，成了长篇独白，主要介绍一下我自己的研究历程，但言不尽意，意犹未尽。非常感谢《中国人类学评论》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与中国人类学同仁相识！我期盼着在某些领域里面能向他们学习，并交流研究心得。
（罗杨 记录整理）
时间：2010年8月4日
地点：西昌邛海之滨
我在1964年11月出生于鄂尔多斯西部鄂托克旗的一个牧民家里。8岁之前我一直都生活在牧区，我们那里不是草原，应该算绿洲吧。鄂尔多斯是沙漠多的地方，我们的西部沙漠更多，我们那地方叫“Balar”。我家乡的生态环境不太好，我生长在那样的环境里。家里有姐姐，她比我大一岁，小时候我们一起在牧区放羊羔。我们的邻居离我家3公里左
右，按理说我应该感到寂寞，但当时并没有觉得孤独，因为我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8岁到公社上学，父亲那时已经是公社医院的大夫了，母亲也在那里做点事情。72年我8岁的时候开始学汉语，以前不会汉语，连句国骂也不会。我们的公社叫吉拉，“Jira”，六十，名字来源于20世纪初当地的六十名好汉组成的“独贵龙”运动。公社只有一个蒙汉混合小学，但72年蒙语班被取消了。之前我姐上的是蒙语班，到我上的时候却只有汉语班，73年又恢复了蒙语班。我到现在都没有闹清楚为什么那年取消蒙语班，我没有刻意地去寻找原因。不过阴错阳差吧，我开始学习了汉语，不过一开始讲的是蒙古式汉语，有些至今还改不了。
在那个学校呆了3年以后，1975年父亲在当时的伊克昭盟（现为鄂尔多斯市）医院里找到了工作做蒙医师，我们就跟着搬了过去。当时那个盟府所在地——东胜——人口有3万人，蒙古人可能有3千左右，我直接进入了汉语的环境里。七五年当时中国的民族政策很左，民族关系很紧张，一到这样的环境里我马上就感觉到被歧视。在牧区我虽然上的是汉语班，同学中也有汉族人，但当地的汉族多是从榆林，神木等地逃荒过去的一些人，很多人或很早就去了。他们已被蒙古化，大多会说蒙古话，有些人反而汉语还不太好。我们习惯上至今称他们为“irgen”，即民人，而不用现今的通用族称，“hyatad” (契丹人)。 当然在文革中他们中有一些人去打砸抢，挖“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那里成了一个重灾区。尽管蒙汉小孩之间打架的事很多，但我们小孩儿没太多感觉，我们的感受跟大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到了城市以后就有了异样的感受。到了城里第二天，我们上街，就有小孩追着我们打，边扔石头，边叫着“蒙鞑子”， 也许是我们过于“招摇”了吧——我奶奶穿的是蒙古袍。我当时11－12岁，那时候就产生了民族意识产生，觉得因为我们是蒙古人而被追打。我对小学的经历没有太多记忆；很奇怪，我只记得跟汉族同学打架的事，不记得我们之间有太多的友谊。那年我去的时候，姐姐退了一班，她原本上的是蒙语授课班，进城后因为没有蒙语学校，只好跟我上一个学校，她因为汉语跟不上只有降一个班。我对那段经历没有太多记忆，只有一种压抑的感觉。
初中我上的是伊克昭盟第一中学，算是当地最好的学校。我对这三年也没有太多的记忆。我上高中是1980那一年，第一次全盟统考，我考了第一，进了伊克昭盟一中高中的重点班，算是尖子里的尖子。当年进去两个月后我生病了。我本来一个耳朵听不见，后来另一个耳朵也聋了，当时只好退学，所以我只上了2个月高中。在家呆了一年后到伊克昭盟广播电视台做门卫，在那里工作了近一年。在这期间，我的一只耳朵回复了听力，父母央求我，“你不能这样，才16、17岁，你从最好的学生成这样，你得回去上学”。但我不想复学，因为很多人看到曾经最好的学生“堕落”成这样，幸灾乐祸，我就更不愿意去。老师让我回去，我说不，我要自学成才。我跟他们打了个赌，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他们。82 年考大学，考得不怎么样，因为我没有全面读过那些东西。我用高考前最后三个月请假复习。记得当年我考了全盟第4名——因为那年高中从两年变成三年，我的同学们都是83年高考。不过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占太大的便宜，因为我只考到内蒙古师范学院（一年后改称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而同学们中有上清华北大的。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里的内蒙古师范大学是个蒙汉合璧的学校，蒙汉生各占一半。内蒙古大学是内蒙古最好的大学，蒙古学生只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是汉族学生。我们那里蒙古学生多一些，因为师范是培养老师的，所以从牧区招来的学生多一些。
82年到86年期间，中国的大形势是反异化、反小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大学里出现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比如有很多沙龙。虽然我们身处边疆，但也不可能脱离这样的文化氛围，也积极地参与了。不管是参与也好，卷入也好，二十多年后想想当时的情景还是是很振奋人心的。
后来我为什么要学人类学呢？80年代初，中国有这样一个大的氛围：北京、上海的文化，政治的发展、争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边疆的民族关系。内蒙古是边疆民族地区，我们学校是蒙、汉生各一半，大学生当中也存在民族关系问题。在大学里，汉族学生认为自己是优越的，但蒙古学生不服输。蒙古人跟其他中国的少数民族有点不一样，我们很少具有自卑感，因为我们有一种历史感嘛。今天说起这些事情很有意思，有时候也有“好汉不提当年勇”这样一种感叹。少数民族受到一些歧视的时候，我们要起来斗争。不过这种斗争已经不用拳头，而是用笔杆子。因此出现竞争，学术上的竞争、智力上的竞争。当时我们这些蒙古学生对自己的文化感兴趣了。汉族也对自身的文化开始感兴趣。我们很可能走在当时其他少数民族的前面，跟汉族对文化的兴趣是同步发生的，而不是派生的，derivative。
这里面产生了方向问题。汉族的大学生和知识界在探索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这些东西感到痛苦的时候，我们也为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感到迷茫，开始探索一种摆脱现在这些困境的途径。汉族的知识界，当他批判自己的文化，向外看，看到一个蔚蓝的天空，看到碧蓝的海水，向往西方的文明，比如自由、民主这些理念的时候，当他们的乌托邦是美国、日本的时候，在内蒙古，我们的乌托邦是什么？到达我们的香格里拉是必须要经过北京这么走呢，还是我们有自己的路线？蒙古人的意识也不是铁打一块，我们当中的觉悟、认识，对中国的认识、认同是不一样的。很大一部分人是认同中国的，跟着大流走。也有一批人有反潮流的思想。我们一部分人在问：我们为什么走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今天的民族关系是什么？蒙古人为什么分成三个国家？我们是内蒙古，往北一看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前的外蒙古，其北面有布里亚特蒙古，再往远点还有卡尔梅克蒙古。这些实实在在的地缘政治让一部分蒙古青年、知识分子想到一些问题。尤其是那些具有民族意识、蒙古历史感、与汉族打交道的，同时还知道一些外面事物的人，像我们学外语的，更具有这样强烈的感觉。
那个时候，内蒙古大学外语系有一个教英语的外教，他是夏威夷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他跟我们师大和其他大学的蒙古学生、老师交往很多，做一些沙龙用英语讨论些问题。当时中国在批判自己的文化，批判长城、讨厌自己的黄皮肤，黄河，黄土地，批判历史、批判北方征服民族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回应呢？当时没有“中华民族”这样的概念，汉族人有强烈的汉族意识，他认为自己落后了，要寻找一些根源，比如指责蒙古人、满洲人给中国带来落后、愚昧，这让我们开始思考了。另一方面，当时内蒙古的一些思潮是由前面的问题引发，比如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挖肃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问题等等，内蒙古是全国重灾区，很多蒙古人受到灾难、受到打击。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任何一个有思想、有意识的人，不可能糊里糊涂地活着。所以我生长的思想背景、北方边疆的现实状况、还有地缘政治问题等，必定决定了像我这样的人所追求的目标、方向与其他汉族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也不可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开始学习人类学，我们学习人类学跟内地人学习人类学是同步进行的，当然我们的条件没那么好。因为那个美国人启蒙的缘故，我们83、84年就开始接触到人类学，我们听他讲，自己到北京外文书店买一些台湾翻译，大陆盗版的列维‐斯特劳斯的书。当时对人类学大的背景很模糊，但我们当时已经有强烈的意识，需要用人类学去探索、理解以及跟其他民族在文化上有一个对等的交流。在那位外教的直接影响下，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在1986至89年四年中走出了4 个学人类学的蒙古人，3个拿到博士学位，1个拿到硕士学位。其中3个去了美国，我去了英国。
我去英国是在1989 年1月。我出国读书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人说我应该去考研究生，但我没有考；原因是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的一个教授看中我的英语、蒙古语能力。虽然我没有上过蒙文学校，但我当时自己把蒙古语的文字学会了。他很看重我，像我这样三语人才在当时的内蒙古屈指可数，不超过5个。但分配的时候老先生正好不在；我是从下面来的人，按照当时的分配制度，哪儿来哪儿去，我就回到了故乡，尽管很不情愿。我到一个旗中学教英语，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大城市里有轰轰烈烈的文化活动，我在下面感到非常寂寞，很怀念城里的气氛。怎么办呢？下定决心不能坐以待毙。我在工作之余开始做一些业余的人类学研究，做一些田野、翻译，将蒙古语学术文章书籍翻译成英语。1987年，一位剑桥大学的人类学者来做田野，我给她看了我做的东西，一年以后她来函邀请我访问剑桥大学。在这以前我换了工作，到鄂尔多斯羊绒衫厂做翻译和业务员，这是他们第一批招翻译，我算是鄂尔多斯羊绒集团的翻译元老了，曾经“温暖”过“全世界”。
我1989年1月去了英国剑桥大学，当时不是学人类学，而是访问社会人类学下属的蒙古及内亚研究中心，作一般的蒙古学研究。在那里呆了3 个月，后来他们觉得我很不错，于是又给我延了3个月。这段时间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对此没有太多关注，虽然每天都在看电视。一方面感觉这离我很遥远，因为我86 年以后就在下面，没有在城市里的文化圈活动了。当时剑桥的老师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读博士，就这样我申请到了奖学金，开始了我的人类学生涯。我1989 年10月进了剑桥大学人类学系，从硕士读起，一年后读博士学位。
那年我是25岁。当时的志向是回来研究我家乡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祭典，但就当时中国的环境而言，回来做田野没多少可能。1988年戈尔巴乔夫到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中苏和好。随着中苏和解，蒙中关系也和解了，边境开放，两国不要签证可以互访，我觉得这是个历史的机会。1990年夏天，蒙古人民共和国开了一个《蒙古秘史》写成750周年的会议，我去乌兰巴托参加会议，对我本人来说此次访问是历史性的。我想先试探一下有没有做田野的可能性。当时蒙古刚刚民主化，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当时提出研究蒙古国的民主化过程：在中亚这个地方，作为前社会主义国家，蒙古这样的民族对民主的认识是什么，它的民主革命为什么能成功？中国也在追求民主、自由，人家蒙古成功了，因此我得去研究一下。
我于1991年4月到1992年4月在蒙古国做田野。接收单位是国际蒙古学家协会，我在那里做助理编辑。在这期间我对民主没有太多的了解，倒是对蒙古国的民族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边境开放以后，很多内蒙古的蒙古人愿意往那里移民，落户。当时一个强烈的感觉是，50年代末开始，两个蒙古30多年没有来往，边境开放后我们互相拥抱、热泪盈眶；但我很快发现，这种情绪是短暂的，激情过后是一种冷静和对彼此的打量。内蒙古人一看，这些人不是我们想象的蒙古人；蒙古国人看内蒙古人，我们也不是他们想象的蒙古人。可见30年的彻底分离，造成同一民族的两个部众之间文化的差异何其之大。文化差异最主要的一点是蒙古国的俄化以及内蒙古的汉化。蒙古国对内蒙古有一种expectation，一种期盼，我们内蒙古对他们也有一种expectation，这两个expectations 之间出现一种冲突，而冲突的原因、过程和结果正是我研究的课题。内蒙古人对他们的expectation导致disappointment，失望；他们对内蒙古人的expectation 最后导致彻底的放弃，不仅是一种失望，而是从心底里产生一种不认同。内蒙古人对他们尽管失望，但还是认同他们，而他们对内蒙古人却是不认同的。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情况，里面有些人是不一样的。
在九十年代初，中国和俄国对这两个蒙古——内蒙古和蒙古国——有一种强烈的警惕。注意我这里没有说外蒙古，它不是外蒙古，它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称外蒙古的话它就成中国的一部分，是用中国中心主义说的。俄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尤其是中国总认为一个民族的两个部分走在一起，会有泛蒙古主义泛滥、黄祸再次出现、三蒙统一——三蒙统一是和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蒙古一起再次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造成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所以这两国都很猜忌、怀疑甚至打击这三个蒙古，或者是两个蒙古，因为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蒙古不是特别积极，势力不是特别大，人口也不是很多。我当时探索这样的问题：中国这方也有一种expectation，他的expectation 以及他的assumption，制定的假设是蒙古人走在一起肯定会统一。中国人看到蒙古人和内蒙古人交往，就认为是两方勾结，要搞蒙古独立，或者内外蒙合并，然后进行打压。但我的研究发现，两个蒙古有短暂的激情，激情完了以后产生冷静，互相排斥。我在博士论文里探索这些问题。我探索的其中一个大问题是，为什么蒙古国的大多数人对内蒙古不认同？他们的不认同的理由是什么？他们自己认为蒙古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人具备条件变成蒙古人？我们这些内蒙古人，在中国的蒙古人，他们自我认为是蒙古人，中国也认可他们是蒙古人，而且是具有强烈蒙古思想意识的蒙古人。那么，蒙古国人按理说更应该承认，中国的蒙古人是他们失去的民族的一部分，是失去的兄弟，但他们不是这样想的，即便他们真这么想，他们也不会像中国一样，要把自己在海外的赤子都召集回来。中国的海外同胞、华侨千方百计都要落叶要归根，他们有这样一个大中华的观念。这是汉族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对应，我探索的是：为什么蒙古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内蒙古跟蒙古国认同，是不是某种意义上受到了中国这种思维的影响？因为中国是一种泛中华主义的（中国的泛中华主义自我认定是个positive 的观念，但他说泛蒙古主义是错误的）。所以我在探索为什么内蒙古有这样强烈的思想，而蒙古国却没有。
1911年12月27号是蒙古国这个新兴的国家宣布独立的日子，它独立于满清。从蒙古人的角度来说它是反清的，它是与中国革命同时发生的，对清朝的灭亡做出了很多贡献。它独立于清朝早于汉族独立于清朝，这个必须把握，这种把握有利于理解为什么蒙古国自成为国家。你必须站在那个时代的角度，不要喧宾夺主。今天的汉族不是那个时候国家的主人，那个时候国家的主人是满族，副主人是蒙古。所以想到这些让我很感慨，在今天中国的很多论述中，很多历史学家犯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时空错误，却浑然不觉。
我对蒙古国成立、它的过程以及它的民族过程、社会主义蒙古民主建立的过程展开了研究。我发现这个国家是以喀尔喀一个部族为中心建立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喀尔喀这个蒙古部族而建立的。就像美国的黑人看到国旗感叹国家的旗帜里没有黑人的影子一样，内蒙古人也感叹，他们论述的建国过程里没有他们的份。一开始这个国家就定位是为那个部族建立的，而不是为全体蒙古人建立的。这样问题就迎刃而解，内蒙古的蒙古人不是他们的overseas national。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就要看蒙古自身的社会结构。我们是分部族的，就像中亚一些国家，就像凉山的家支一样，一个家支控制政权，其他家支是没份的，更何况蒙古国是一个部族成立的国家。就像黑彝和黑彝之间是平等的一样，蒙古各部是平等的。我们进入不了他们的部族里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蒙古国的建立没有其他蒙古部族的贡献。它是由内蒙古和布里亚特蒙古人共同帮助建立的。
要理解蒙古国的形成发展还要提及1945年“8•15光复”之后内蒙古的命运。八路军还在山西、陕西这一带活动，国民党还在四川，没下山摘桃子的时候蒙古和苏联进来解放了满洲和内蒙古东部。谈到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谈到当时的地缘，同时也要看到当时这是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不能用今天的国家主义去主观臆测。苏联和蒙古进来以后，当时有两个蒙古统一的运动。内蒙古在日本铁蹄下解放了，怎么办呢？交给谁，交给中国？中国那时候是怎样一个国家啊，它有个像样的政权吗？谁有资格和德能去接管内蒙古？共产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将解放了地方送交给一个民族主义为主导的政权？但这些有趣争论却没有展开，内蒙古的命运不是由蒙古人自己来决定的，而是由世界大国决定。雅尔塔会议决定内蒙古归属中国，中国国民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蒋介石允许蒙古人全民公投，100%通过蒙古国自己当家作主；1946年1月，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但内蒙古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内蒙古的命运是在这时候决定的。当时内蒙古也采取公投的办法，他的公投是加入蒙古国，很多蒙古人做了公投，一些领袖人物收集签字，背着一麻袋到了乌兰巴托，但蒙古受制于雅尔塔协议，也为了保全自己的独立，最后决定将内蒙古的命运委托给中国同志，也就是中国共产党。
1946年以后，内蒙古的革命彻底变成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前它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的很多革命运动是共产国际领导的，都是从蒙古、苏联那里过来的；当然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参与了。在公投的时候，很多人迁到了蒙古，因为它是游牧民族，如果王爷下定决心要加入蒙古国，就让老百姓把蒙古包拆散，放到牛车里走过边境线，一两天就走到了嘛。
再看布里亚特蒙古人。苏联10月革命后，在西伯利亚出现内战，布里亚特蒙古人为了躲避战争大举往南移，蒙古国北部几个省变成他们的聚居区，一部分人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所以布里亚特蒙古分成了三部。布里亚特人进入蒙古后，扮演了很有意思的角色，一部分人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成了苏联的代言人，一部人加入白党，反对布尔什维克。但在蒙古独立的时候，它提供了知识分子的资源，因为它比其他蒙古民族更早接受了西方的东西；他们的知识分子到蒙古后，首先办了学校、报纸，研究科学、民族学。内蒙古这边为蒙古建国提供一些军事、外交支援。
蒙古国虽然是以喀尔喀部为主建立的国家，但在建立的过程中，有很多布里亚特人的参与，有很多内蒙古人的参与，也有西部蒙古的参与。这些人的很多亲人在新疆、西伯利亚、内蒙古。他们的蒙古不光局限于蒙古国，而是与周边国家联系在一起，而喀尔喀部则局限在他们那个部里面。蒙古国的民族主义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以喀尔喀这个部族为主的蒙古中心主义，一是由其他蒙古组成的大蒙古主义。内部的斗争以这两方为主，这个斗争有时是很激烈的。
在社会主义过程中，蒙古人民共和国受到苏联的影响很深，苏俄也是很霸道的，他的祖先受过蒙古人统治，他们很清楚蒙古人有怎样的文化，也知道怎样对付蒙古人。就像满清，曾经被蒙古人征服过，知道这个老主人的脾气，他们翻了身以后更懂得怎样制服蒙古人。蒙古的败落没有败在汉族手里——汉族历史上从来没有办法对付蒙古人，只有满清人懂得蒙古人，因为满人是半游牧民族，曾经受制于蒙古，他文化的一大半是蒙古文化。俄罗斯也是这样的，他受蒙古的统治长达240年，其民族的成长过程是与蒙古的侵略、占领和统治是密切相关的，没有蒙古的侵略、占领和统治就没有俄罗斯这样的民族。他的“他者”就是蒙古人，但同时他的理想也是蒙古人。17世纪以后，蒙古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受制于俄罗斯这个新兴的帝国，一部分受制于满清这个新兴的帝国。草原被瓜分了，蒙古民族彻底衰落。
蒙古人的一个外交办法是和亲，与被统治者进行联姻，历史上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比如对朝鲜，朝鲜的13个公主里的11个嫁给蒙古的汗室。满清也搞满蒙联姻，他们的公主都下嫁给蒙古王公，蒙古王公是他们的女婿，康熙皇帝的母亲就是蒙古人。有意思的是满蒙的关系有这样深刻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传统，但他们现在是两个民族，谁都没有说他们是一个。为什么不说，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俄罗斯学了这一套，苏俄在制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也是用和亲的办法，蒙古的领袖人物大都娶俄罗斯妻子。
我继续谈蒙古的民族过程吧。这个国家由一个主体部族组成，从现代国家建立的角度看，它不是典型的，而是有共性的。其结构以及内部的民族关系与中国和其他国家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中国，根据乌兰夫的说法，中国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他的一个贡献就是让少数民族也具有这个贡献，以前没有这个说法，我记得是1982年的宪法里正式提出是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缔造的国家。也就是说少数民族是主人了，但即便如此，这个国家的主人是谁，这是谁都知道的。换句话说，主体民族出现了，蒙古国也是这样，它的主体民族是喀尔喀人。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把少数民族的特殊性慢慢消除，使其变成了中华民族，它有一个教化的过程，这在中国是很赞扬提倡的。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我就多发扬点自我民族批评的精神吧。
社会主义蒙古民族怎么形成？你说喀尔喀方言，娶了喀尔喀妻子或是嫁了喀尔喀丈夫，根据这个比例，比例越多，那你这个部族进入社会主义蒙古民族的程度越深。20世纪60年代蒙古国受苏联民族学的影响，用ethnos 和ethnic process这两个概念来研究社会主义蒙古民族的进程。这是一种科学研究，但也直接反映了民族政治问题。这个民族是以喀尔喀部族为主的，其他的蒙古部族说了喀尔喀的方言，忘记自己的方言，就好像你放弃讲四川话，说北京话，就成了中国人一样，因为蒙古是由喀尔喀垄断了的，就和中国由汉人垄断一样。这不是一个特殊的现象，而是个普遍的现象，所以我在批评的时候，中国人听了没必要太生气，蒙古人听了也没必要太生气，因为我只是指出这个现象，其他国家也是这样。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对蒙古内部的很多人具有一种伤害，这是应该面对的现实。中国也一样，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非汉民族受到的伤害，也应该正视它。值得深思是在中国，他对这个伤害是采取赞扬的态度，认为这样最好，在蒙古国也是这样。
在外界想象中蒙古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说一种语言，不像中华民族是七八十辈打不着，不相干的民族放在一起，尤其是文化上没有联系，却要从三四万年前找到渊源。但蒙古不是这样的，世界上的任何历史学家都承认所有这些蒙古人是一个民族，当中国在说蒙古族属于中华民族的时候，它也承认这帮人是蒙古人，他也承认在国外还有蒙古人，这个蒙古人和那个蒙古人是一体的。这个连体婴儿怎么去断开？这是文化上世界公认的一个统一民族，但内部出现了这些裂变。我的博士论文里就探索蒙古的多元。为什么要探索多元呢？很多蒙古人不理解，他认为蒙古国是一个很纯洁的国家，但我看出它是一个以单一部族为主，其他部族不能纳入其体系中的国家。蒙古文化是很狭小的文化，我想让蒙古文化大一些，让每个蒙古人知道蒙古各个部族是平等的，历史上从来是平等的，从来没有说要讲哪个部族的方言才变成蒙古人。
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是个privilege，我们愿意尊重它，但是还有超越民族‐国家的东西吧？蒙古人之间怎么互相承认，这是他们内部非常痛苦的事情。这种痛苦别人作为一个娱乐的对象，蒙古内部的分裂让很多人兴高采烈。这里面有个empathy的问题，不要总是幸灾乐祸，因为你也有自己的痛苦。尤其在中国，一个汉族学者怎么样理解别人的痛苦，谁做到了这点，怎么才能做到这点？我想探索这个东西。Empathy应该是相互的，当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你要理解他的痛苦，因为你也是人，你也会同样具有痛苦。
在文化上的多元，互相之间的承认，对蒙古国好，对其他蒙古部族也好，对全世界也是有益的。这里面很可能有人提到：文化的统一是不是政治上的统一？是不是我在贩卖一种“泛蒙古主义”？我们应该承认这样一个现状：世界格局已经形成，两个蒙古统一很可能是一部分人的一厢情愿，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但他们诉求这种统一很可能危害到蒙古国自身的主权独立。它存在的地缘很脆弱，受到两个庞大国家的夹击。所以可以，并应该理解蒙古国为什么不愿意认同中国的蒙古人，他们认为如果认同，会引起中国的不高兴，肯定会危害到自己国家的主权，他不愿意做这样危险的尝试。但这能不能成为互相之间不承认的理由呢？成为互相之间不信任，互相瞧不起的理由？所以我探索的是在承认国际格局的现状下，寻求民族内部和解与互相理解的道路。我提出Greater Mongolia，跟Greater China一样，它不是一个政治的Mongolia，而是文化的Mongolia。在Greater Mongolia 的文化框架下互相交往，但不危害到现在的政治格局。我的研究方向、兴趣与80-90 年代的世界格局、世界的思潮紧紧联系在一起。
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在垮台，民族主义在兴起，不同国家在探索内部的整合。我探索的虽然是局部，但它具有共性。这个研究虽然是蒙古国，但它反映的是Inner Asia，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研究的是蒙古国学，也是中国学，是Inner Asia，也是East Asia。我不愿意局限在哪一个国家里面，而是跨国的。我在1993 年完成这项研究，10月拿到博士学位。
之后我拿到剑桥一年的fellowship，研究塔尔寺，在那里呆了近三个月。当时我想了解蒙古人自己的high culture，也就是藏传佛教。蒙古文化是一个大杂烩，由不同的文化融合而成。后来藏传佛教第二次进入蒙古，形成我们主要文化，全民信教，寺院里书写、教育全部用藏语。到近代以后，民主、科学和反宗教等等思潮来了以后对宗教的东西一概排斥，开始集中发展所谓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蒙古的传统文化在内蒙古是自己放弃的成分多一些；近代蒙古出现民族主义以后，出现对power“力”的崇拜，同时以identity 视角来界定什么东西是我的、 什么东西不是我的而是外来的。首先对“力”的理解方面，当时的Young Mongols， 青年蒙古人，发现佛教对蒙古的生育有消极的影响，对其尚武精神有彻底的摧毁。 所以它成了尚武精神和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辉煌历史的反面，必须要清除。认为 只有恢复成吉思汗的历史谱系和文化精神，才能在现代、在跟其他民族抗衡中生存。其次在对什么是自己的文化、什么是外来文化的问题上，他们发现这是外来 的宗教；认为萨满教是迷信，佛教是外来的，都要抛弃，这样一来什么也没有了。再后来就是民族的形式和社会主义的内容。社会主义的内容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内容，也就是汉族的内容，汉族的东西变成我们的东西，做一些穿衣戴帽工程，打扮一下，就变成了蒙古文化。所以我对什么是蒙古文化、蒙古文化的内容究竟 是什么感到困惑，因此想要去了解佛教历史文化。
塔尔寺和蒙古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距离蒙古最近的、最神圣的佛教中心之一，也是宗喀巴诞生的地方。在八九十年代它的寺主是蒙古人，又是宗喀巴父亲的转世。我很小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很向往这个地方。我们鄂尔多斯部在那里有一个自己的康村，就是一个活佛的大宅门，他居住的地方也是同族僧人起居，进行辅导、修经的地方。我1993 年去的时候已经很败落了。我从此开始对蒙藏关系有所兴趣，但研究很短暂，因为经费短缺。
1994 年我在联合国环境署找了份工作，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环境问题。易洛魁部（现称Haudenosaunee）的居住地纽约上州地区受到周围工业的侵害，废水流到他们的河流里，他们控告到联合国。我进联合国当了其任命的第一个indigenous fellow，即土著研究员，因为是蒙古人的关系，他们把我当成土著人。我负责帮他们整理文件，递交给联合国。这次研究对我很有益处，我开始了解到什么是indigenous people，他们的政治是什么，他们与美利坚民族的关系。我切身地体会到，美国的政治体制、联合国的体制——the United States 和the United Nations 这样的形式是从印第安人那里学来的，比如易洛魁联盟。美国主体社会应该不应该承认这样的政治文化是你所鄙视、消灭的这部分人给你的，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胸怀去承认这点？没人敢承认。他们每次总是说我们怎么可能从野蛮人那里学到这样好的东西呢，我们肯定是从希腊城市文明那里学来的。主体民族它的脸皮厚就在这儿。但印第安人为了自己的生计也没有过于要求他承认这点。我对这个问题学习了一段时间。
再有就是意识到美国的民族格局不是像很多中国学者认为的那样，都是由移民组成。美国有两种人，一种是土著的，territorial，有土地的，政治的民族，它有reservation，保留地；不经过保留地的同意，联邦政府也不能进去。美国和印第安人是legal 关系，定合约；把一个族群打败后，有个treaty，我把你东西拿走了，给你个收据吧。美国是有这么一批人的，他们是具有土地概念和政治概念的，是有民族、国家、土地界限的群体。另一部分群体是从海外去的，他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在那里夺一块土地，建立自己的小王国，而是要融入这个社会，往上爬。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没几天，看到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就认为这是“美国”，于是把这个搬到中国，想让其在中国生根开花。他误解了美国的政治结构。美国的多元文化针对的是移民，是外来族群。中国人去了后在唐人街里，没必要说英语，可以说自己的语言，这叫multi‐culturalism，但这个multi‐culturalism 相对于印第安人是什么样的关系呢？美国的主体文化对印第安人有什么影响？有什么样的伦理道德性要求印第安人接受这样的文化形式？没有。印第安人是不接受的，他与美国政府签订了协议，有自己的土地、界限，没有印第安人的同意，一个美国人是无权进入保留地的。我通过这个来看中国，中国的民族是像美利坚民族一样外来的，来到这里进行奋斗的人们吗？不是这样的一群人。每个民族有自己繁衍生息的故乡，长期以来与汉族并行发展。把美国式的“多元”放到中国的边疆地区，后果是什么呢？我在这一年里开始考虑这些问题。
结束在联合国的研究之后，我从1995 年开始研究内蒙古。剑桥每个学院每年有一两个research fellowship，给你三年的钱，没有教学任务，让你做研究，主要是让你把博士论文修改、出版，再发表几篇文章去找工作。我有幸获得Corpus Christi 学院的fellowship。我在这三年期间一方面修改了博士论文，于1998 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叫做Nationalism and Hybridity in Mongolia。在这期间我开始研究内蒙古的问题，切入点是“民族团结”。我想通过这个来理解中国的民族政治。我所感兴趣的是国家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这个关系在中国是以民族团结这个理念来协调的。怎样理解中国的民族团结，它的历史从哪儿过来，里面出现什么问题？我现在简单谈谈两篇文章，是我2002年出版的的一本书The Mongols at China’s Edg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National Unity中的两章。我认为民族团结有两层意思：一是国家里所有民族的团结；另一个是关系学，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叫民族团结。汉语里不能体现出两方面的意思，英语里也是。这本书的前两章分别是“Ritualising National Unity”和“Naturalising National Unity”——仪式化民族团结和自然化民族团结。第一篇文章是研究青海湖祭典的。1723 年清朝打败罗卜藏丹增，在岳钟琪追杀敌人、人困马乏之际，出现了一处泉水，清军喝了以后精神大增，打败了敌人。后来清朝纪念这次胜利，把胜利归咎于天报，天帮着清朝这一方。泉水在青海湖边，于是一开始选择遥祭，后来人要去祭，祭的时候进行会盟，皇帝要奖彰、惩罚。后来蒙古人跟藏族人为了青海湖边的草场打了100 年。因为蒙古人统一西藏以后，没有撤走;后来被打败以后，藏人觉得蒙古人占领了自己的草场，他们想回到自己的故乡。清朝的政策是抑蒙扶藏。一开始通过祭典统治蒙古人，后来因为他们打得不可开交，便拉在一起会盟进行调解。
满清一倒，当地的回回，比如马家军就出来了，他们是西北穆斯林集团，代替皇帝举行祭典。20 世纪30 年代国民政府从南京撤到重庆，到陪都后西北、西南便是它的生命线，必须打进去。在东面有日本人压境，西北是穆斯林自治的。军阀就是当地自治，用国家主义的说法叫军阀统治，用无政府主义的说法是地方自治。日本过来后，如果西北这个地方不开放，国民政府就会受到威胁。但中央势力怎么才能进入西北地区呢？你说西北地方有问题，人家说没问题，我是民国政府的一部分啊，我又没有投降日本，我替你守着边疆，你想要东西我给你，中央军没必要过来这里。这时候蒙藏人士开始控告马步芳这些回回人对他们的欺压，告到国民政府。这给中央一个很好的机会去那里调解。派大员到青海湖边祭湖吧，散布言论说马步芳如何如何。这样西北军阀就没有不让中央政府进入的理由了。马步芳对蒙藏人员和邓秀廷对付彝族是一样的，首先是抓人质，让他们的孩子去上学等等。会盟的时候，中央的汉族代表去了，回族领袖、蒙古族领袖、藏族领袖，都在那里会盟，说我们要一致对外，精诚团结之类。这个形式共产党进去以后也继承了。所以祭湖祭典从一个庆祝征服的象征变成欢庆的象征，它体现的是权力之间的关系。
谈到中央政权与边疆的关系，西方理论往往认为中央要打进地方，压制地方，因为有税收等等因素，国家权力的渗透是从上往下。但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其实是三角关系。边疆的军阀势力、地方自治者与土著有冲突，土著是弱者，对付不了他们，便找中央，因为他们认为中央是正义的，希望它来调解，因此中央的势力是被邀请过来的。这时候会遇到很多抵制，这些抵制往往不是来自边疆土著民族的，而是来自边疆的汉人，或是回回地方势力来抵制中央。真正对中央的分离、反抗不是土著民族。
第二篇文章是“Naturalising National Unity”。我跟西方的人类学家们对中国民族关系的研究有不同看法；我认为他们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视角是文化政治，他们在看民族关系的时候，像性别一样，看谁在上面，谁在下面，在民族关系上是以床上功夫的隐喻来体现的。民族政治并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我看你漂亮不漂亮的问题。我通过和亲来说明，在西藏是文成公主，在内蒙古是王昭君嫁了呼韩邪。我发现，中国文人对和亲与王昭君的描述存在着历史的演变。一开始是汉高祖白马之围，30万兵被匈奴围住7天7夜，他的军师想了个高招：皇上，能不能把你的女儿嫁给他？他成了你的女婿，女婿一般不会打丈人，他的儿子叫你外公，他不会打外公吧，不会打舅舅这一方。于是匈奴会不攻自破。汉高祖可能舍不得自己的女儿，就弄了个宗室女送去了。这是和亲的开始。到汉元帝的时候，有个故事。一开始故事很简单，后院有三千宫女，其中最不漂亮的是王昭君，于是给了吧。后来汉族男性文人墨客越描绘越漂亮，最后她成了中国四大美女之一。描述里有各种与汉元帝的爱情故事。匈奴那边来了以后，汉朝弄她出来会面，结果皇帝一看，哇，这么漂亮，就问谁骗了朕，原来是画家蒙蔽了我，本来是我最爱的妃子。但还是得给人家啊，不答应的话人家打你啊，后来把画家给杀了，画家做了替罪羊。在分别的时候，哭哭啼啼，生离死别的。后来王昭君在汉朝和匈奴的河界自杀了。你看汉族的文人墨客就是不让王昭君进入匈奴这个蛮野之地。这时出现了爱，本来开始没有爱，但敌人爱了，她便爱她的故乡，爱汉元帝。宋朝以后，汉人女子开始裹脚，认为这样一来匈奴人、北方骑马征服者不能像以前可以轻易劫掠她们了，因为女人的裹脚会把他们拖住。两千多年来，汉族跟北方游牧征服者的情感问题就是围绕这么一个女人。当达尔文主义、现代血统论等观念来了以后，凡是与汉族和亲的任何民族都被宣布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跑不了了。一个汉族女人的血液流进了你的血管，你是跑不了的。汉族女人的血液具有这样超强的功能。有了王昭君、文成公主，你能跑得了吗？在美国，你有一滴黑人的血液，你就是黑人；在中国，你有一滴汉人的血你就是中华民族。中国从20、30年代到现在血统论一直泛滥不绝。
我考虑的问题是，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是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它竟然敌不过一个女人的血液吗？民族关系需要用这个东西来凝固吗？1959年达赖喇嘛叛乱，十几天以后，周恩来总理开始要求写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故事，再过一两年，翦伯赞写王昭君，要抹掉她脸上的泪，让她笑起来。当民族关系出现裂缝时用和亲来弥补，这可是在社会主义的顶峰时期啊。这是什么一种思想簇拥他们花费那么大工夫做，以至于颠覆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颠覆了国家的性质？王昭君开始笑起来以后，具有一种magic，她走过的地方，都是庄稼；每个匈奴女人都漂亮起来，因为她介绍了胭脂；她所过之处牛羊肥壮；她俨然成了北方民族的母亲，具有这样一种超级力量。文成公主俨然是藏族的母亲。这种血统论思绪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该怎么去协调？但它的确实实在在地指导中国现今的民族关系、它试图使民族团结自然化。
我是在裂缝里做点文章，把中国的民族问题放在中国的文化场景、历史场景和意识形态场景里面，寻找不能自然衔接的地方来观察。根据自己的观察，用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后殖民批评、文化学等角度看中国的民族政治是什么。这不是传统的人类学，在中国人类学传统谱系里找不到，在西方人类学谱系也找不到，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少数民族出身的学者怎样去研究这些，怎样发挥他自己的视角，他所看到的与主体民族学者的关系是什么？
我在90 年代末期搞了这个研究，于2002 年发表The Mongols at China’s Edge: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Unity，出版社是美国的Rowman and Littlefield。
书中还有对土改，革命史，民族英雄等问题论述的章节，都是围绕民族团结展开的。写完了以后，总觉得内蒙古的很多问题没说清楚，后来一想是日本没有进我的视野。我觉得理解近现代蒙古民族不了解日本在中国北方的活动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决定去日本看看。
这期间，我已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肯特学院和研究生院(Hunter College and the Graduate Center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文化人类学系任教。从1998 年到2007 九年的时间里在那里从助理教授升到教授。我于2002 年去日本静冈大学访问两个月，2004 年到2005 年我休假一年，在日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做访问学者，研究日本、蒙古、中国的关系，尤其侧重日本对满蒙问题的看法，以及日本在两个蒙古的分裂，内蒙古近代化的影响和作用。1932 年到1945 年之间，中部、东部蒙古一直是日本的邦国和殖民地。内蒙古近代的民族主义深刻受日本影响，就像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受日本影响一样。所以内蒙古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是同步的，而不是派生的。同时，日本跟蒙古的友好非常根深蒂固，这是其他亚洲民族没法匹敌的。朝鲜跟日本很僵持，其他民族都没日本和蒙古之间那么亲近。日本跟中国关系不好的时候，蒙古和日本是很好的。它有一种很近的关系。这种友谊在当时和现在的legacy 是什么？这得从理解历史开始。
现在很多人在讲人类学怎么研究历史，但没做到点子上。什么是历史？在19世纪末的时候，只有跟欧洲联系起来的民族才有历史，没有跟这个联系你是没有历史的。日本作为一个岛国，与西方接触的历史是18 世纪末才开始的。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它的历史这么短——这里不是指它对过去的追溯，而是按照当时历史的特定意义来确定。它与中国有很长历史关系，但那没用，因为中国在近代的世界格局中被边缘化了。直接跟西方的历史没有或很短，这时候要寻找一个东西来衔接，这个东西就是阿尔泰语系，通过蒙古人和西方联系。欧洲的芬兰语、匈牙利语、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朝鲜语，日本语，这是一个大家族，一下子连起来了。这产生了重要的政治效果，日本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所以它的路线是满蒙路线，它不认同中国，但认同蒙古，通过蒙古来找到与欧洲的关联，从而找到自己的历史。这是日本脱亚入欧后的再行入亚的重大理论依据。有意思的是日本的民族主义是蒙古人在13 世纪激发的。这以前日本是羡慕中华的，13世纪蒙古人占领中华，忽必烈侵略日本两次，对它是很大的冲击，这时候日本开始全民皆兵，它意识到自己的不同，自己与大陆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这之后出现倭寇，是对明朝的骚扰，他们观察蒙古还在不在。所以，我认为日本的民族意识是蒙古人赋予激发的。俄罗斯民族的形成也是与蒙古对他的征服、统治有直接的关系。蒙古对周边国家形成自己的意识，围绕自己的意识画自己的圈，影响是很深远的。
我开始认识到，只将内蒙古放在中国内部去理解，这是不够的；其实中国在批判民族主义的时候，不管是蒙古的，西藏的，还是新疆的，它外面都有个东西叫帝国主义，都在指责这个东西。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民族问题是三角关系，主体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和外部的所谓帝国主义势力。在这样的三角关系里，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帝国主义激发出来的，认为某些少数民族与帝国主义“勾结”，但中国最终是要把少数民族domesticated，内部化，放在国家边境里面。所以反对民族主义的最大标志就是掐掉这个关系，把三角关系变成两元关系。我认为中国民族问题的源头肯定是三角的。所以我的近年的研究还是以内蒙古为中心，提出理解“民族政治”，the ethnopolitical 的三元结构。我给民族政治做了一定的分析，认为它可以提供一种可能性。在三角关系里面，我是弱者，你是强者，你欺负我，但如果有第三者的话，我就不单独跟你较量了，我跟第三者联合起来对付你，他跟我联合起来他也有自己的好处，因为他也受你的威胁，所以我们建立暂时的联盟来对付你。这样作为一个少数的、弱势的民族，在民族斗争中有了一种希望，一种可能性。如果是两元的，那么肯定是对方的手下败将，但在三角关系里，鹿死谁手说不定了。这个关系又有时间性，三角关系不是永恒的。我们俩共同的敌人被打败后，就剩下两元了。以前我们是共同对敌，敌人走后，我们的朋友关系怎么协调？这是我观察的重点。我想说明，蒙古民族在近代与不同的盟友建立过关系，一部分蒙古人与日本人联合对付中国，他们被叫作蒙奸；一部分蒙古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这部分蒙古人叫蒙古干部吧，但从结构上是一样的。在蒙古人与日本人合作的时候，国民党是被打败的，那么蒙古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好还是不好呢？蒙古人与中国共产党人联合起来打败汉族当中的国民党反动派，或者外敌日本人，那么这时蒙古和汉族的关系，这两个朋友是好还是不好呢？解放后，我们没有了坏人，我们内部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等全部被消灭了，汉族里都是好人了吧，没有民族压迫的因素了吧。按照马列的说法，民族压迫是因为有阶级压迫存在，因为对方有坏人；坏人消灭后，对方没有压迫我的因素了。我里面的坏人也消灭了。按理说，我们应该更团结。但共和国的历史中民族的关系并不是很顺畅。好人间的民族关系是种怎样的民族关系呢？这就很有意思了。当我们说民族不平等的时候，总是把对方当个“他者”来对待，但切记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个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把帝国主义，把民族内部的敌人，把剥削压迫的因素都消灭的民族关系哦。但解放后的民族关系更紧张，这从理论上怎么解释？这就是我想重点解决的问题，即“好人”的民族政治。
我们各个民族间产生强烈的友谊，但在建造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里面出现今天这样的悲剧状态。我们很多人没反思。当三角关系变成两元关系后，为什么以往的朋友反目为仇？我认为这个新的敌对关系里有特殊的情感。如果我们是自然的敌人，你欺负我，我有什么怨言？我知道你是坏的，我被欺负我没能耐嘛，最多到此而已。我没有跟你情感上过多的纠葛，我恨你就得了。但当朋友背叛你，欺负你，那是一种破坏以前共同对敌时的信任，是对信任的背叛。背叛以后是怎样一种伤害？我们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就是这样的嘛。说你对不起我，你背叛了我，背弃了诺言；这样一个情感政治。所以民族政治里有强烈的情感，情感有强烈的政治。这个情感弄不好要爆炸的。这种情感是两元关系里没有的，只有三角变成两元后才有。这就是中国这个国家面临的现状。我认为这是中国的知识界应该注意的。
我的研究主要是在美国期间完成。因为2007 年返回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工作，由于要适应新的环境，书的出版就拖延了，今年(2010) 6 月才出版，叫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副标题是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on China’s Mongolian Frontier，在中国蒙古边疆上演的友谊政治。出版商还是Rowman and Littlefield。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 是我提议的新的概念。一般来说民族主义是两元的，我要为我的自我，我的“自我”要由“他者”来对应。但民族主义在它实践的过程中，往往与其他民族联合起来。比如蒙古民族与日本、俄罗斯，或者和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实现自己的解放。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是这样，比如最开始联俄联共。有些人要与日本联合，合作。那些反对联合的人就骂其为汉奸，汉奸就是和日本人合作，但有意思的是这些骂的人也是在和别人合作。但问题的关键是合作里有没有主体性，如果忘掉自我，为别人打自己的人那就是奸了。联合以后就出现关系主义的东西。
我现在谈谈我所提倡的人类学是什么样的人类学。对中国的民族研究，我认为要用“关系学”或“关系主义”的角度来思考：“民族关系学研究”，而不是“民族关系研究”。关系学中有三角、两元、一元等结构。这时候出现一种游戏规则，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一种可能性。这里有合作，有关联，有信任与背叛，有道德，有政治，也有情感。
再一点是少数民族的视野问题。如果说我对中国人类学有什么见解，或者大言不惭地说有什么贡献，我想我提出了一个看中国民族问题的新的角度。这个角度里面有很多小的角度，其中一个角度是我一直在问这么一个问题：有很多研究边疆民族的汉族藏学家、彝学家、蒙古学家，但找不到一个蒙古族汉学家，以蒙古人的立场、观点来研究、欣赏汉族文化，然后把这些好的东西吸纳到自己的文化里。这在其他少数民族里也是没有的。如果有，他也没有体现本民族的主体性，他是进入了汉族的圈里，在那里面讨论。不像西方的汉学家，有自己宏大的叙述。汉族在叙述凉山问题、西藏问题的时候，也有中国宏大的叙述模式，比如对西藏，汉族研究肯定会讲从四川过去，或是从文成公主开始，但并不一定意识到为什么要从这里开始。为什么汉族人能够研究其他民族，为什么少数民族不能研究汉族，为什么不能互惠？这种相互性有什么不好？为什么汉族人研究边疆问题是正当的，而边疆少数民族以自己的立场研究汉族是不正当的？这出现学术的政治性。也许有这样的学者，但相比于汉族学者是不成比例的。中国周边一些国家，除了日本，韩国，对中国的认识很浅。我到蒙古国看了，它对中国的理解是很微不足道，他认为他对中国很了解，因为他觉得中国是坏的，研究坏人干什么。哈萨克斯坦的汉学家水平可能还不如我，研究也很有限；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都基本没有中国学，也就是学点汉语，做点买卖，没有中国学出现。它也是国家啊，它应该对自己最重要的邻居有所了解！我认为我做的贡献是从长城以外的角度来探索和理解中国。我对少数民族没有多少研究，我研究的是中国的行为，像我的第二本书，讲的是中国的民族团结；第三本书，是三角关系，但还是在中国的语法结构里，而没有深入去探讨蒙古的王系等。
我希望超越人类学的谱系，比如你的老师是谁，你是哪个学派的，这些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尽管我必须了解这些。我了解这些，但我不愿意进入这样的谱系里。因为对于“什么是问题”，我们有不可调和的意见。很多人认为边疆是问题，我却不认为这是问题。他为什么认为这是个问题？很可能通过这个访谈，有人说我是个有问题的人。那我反过来问一下，你为什么认为是我有问题，你的脑子里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概念呢？我要一种互惠的、相互的关系。我追求一种感觉。我让那些认为我有问题的人，对视下我的眼睛，我俩坐下来谈谈。这是一个看民族问题的很关键的角度。这些出发点，最基本的东西不解决，再有学识也没用。反过来，有人说这对民族团结不好啊。恰恰相反，我的目的是把问题说出来，因为你期待的、想象的美好的东西出现了问题，我把这个肿瘤打开来看看，让它亮出来找到治病的方法，最后让民族之间更好地团结，不然就是一厢情愿。民族界需要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声音不一定是resistance，而是engagement，通过深入的交谈，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这样的看法和我的经历，我的蒙古历史意识有一定的关系。蒙古人看世界和汉族人看世界是不同的。昨天(在国际彝学会议上)有人讲到彝族人认为怎样的地方适合居住，以及彝、汉、藏的关系等等。这是讲其民族视野问题。蒙古的视野是世界性的视野，开阔得很。现在很多人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蒙古的视野。当初中国为什么形成这样的格局，因为蒙元。凉山这块地方、西藏从那时开始纳入中国的版图，中国的行省制度是蒙古人定下来的，这不需要我来提醒。蒙古人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对统治的族群集团也说他是人，不是动物，不像汉族那样。蒙古人统治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有压迫，分等级；但他首先承认被征服者是人，不是一开始说自己是人，对方是猪啊狗啊的。当把被统治的民族当成是人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政治格局的特点: 他不会强迫你同化，而是承认你的不同，你的异质性。所以蒙古人设土司，让你自治。北方族群集团一般是承认人的异质性的，华夏民族则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异质性，尽管今天开始讲和而不同，但这个似乎从来没很好地体现在政治上。
我还对历史的书写，尤其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有兴趣。什么是少数民族的革命，少数民族革命是为了谁？当今国共和解了，民族关系怎么处理？中国民族关系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跟少数民族的友谊之上，比如彝海结盟，他的敌对方是国民党，但国民党和共产党和解了，没有内部冲突后，少数民族能不能接受国民党？那么少数民族革命史怎么写？少数民族自治的伦理基础还存在吗？人类学对此能阐释什么东西呢？我在第二、三本书里有明确的讨论。
我对成吉思汗很感兴趣，但我不敢写，因为我是他的祭祀人。整个鄂尔多斯部族是具有一种历史使命的群体，在忽必烈的时代，他们是从蒙古所有部族，蒙古统治的所有地方抽调一部分人组成的。这个部族有守卫祭祀成吉思汗灵魂——不是其尸骨，而是他最后一口气——这样的使命。我们有祭奠蒙古所有祖先灵魂的使命，我们是有内部纪律性的；尽管内部纪律今天被打破，但我感觉到要有一种自律，很多东西不能由我来写。对成吉思汗的谩骂、侮辱、赞扬，攀附，这些对我们这个部族来说不是很重要，我们在乎的是人们记得他，有时谩骂也是一种记忆。谩骂是定义谩骂者自己的界限。
到此，我的一段民族研究历程已经走完，写了三本书，从蒙古国的民族主义及其杂揉，到中国的民族团结，到合作民族主义的三元关系，三部曲结束。关于蒙古，我从民族关系学、民族政治角度的研究已经结束了，压在我肩膀上20多年的担子已经卸掉了。
我去年开始到凉山，这次又从西藏下来到西昌。想看看少数民族出身的学者能不能研究另外的民族。我是少数民族出身的，美国公民，在英国教书。我一直没有忘记我的导师一开始给我说的一句话，你应该去研究别的民族，不要研究自己的民族。我后来想这个道理是对的，少数民族为什么总是要看自己的肚脐眼呢？为什么总是觉得自己是最美的呢？少数民族学者有没有能力、涵养去欣赏别的民族的文化，或者有没有这样的涵量去empathise，当别人痛苦的时候，能不能有同情感？
我不是抽象的人类学家，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我是在内蒙古长大的，从沙漠绿洲出来的，求学、汉化、再蒙古化，世界化，寻求各个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寻找普世价值观和文化特性之间的有机切合点，解决民族之间的冲突问题。我一直在探索这些内容。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做访谈，成了长篇独白，主要介绍一下我自己的研究历程，但言不尽意，意犹未尽。非常感谢《中国人类学评论》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与中国人类学同仁相识！我期盼着在某些领域里面能向他们学习，并交流研究心得。
（罗杨 记录整理）
新疆「聖戰者」是怎樣被製造的
来源: 香港成报
http://www.singpao.com/xw/yl/cwktx/201401/t20140103_481914.html
核心提示：在新疆從事分裂和恐怖活動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東伊運」)，作為一種思潮並不是在中國產生的，它於19世紀後期產生於中亞，後來滲透到中國，逐步形成一種以把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為目標的勢力，其顯著的特點就是與暴力恐怖緊密相聯。因「9．11」後被列入國際恐怖組織名單，便改頭換面於2008年成立了「突厥斯坦伊斯蘭黨」（TIP），是中亞地區極端、恐怖勢力中的第三大組織，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建有訓練營地，並用阿拉伯語編寫網絡出版物《伊斯蘭突厥斯坦》，竭力將其在新疆的分裂、恐怖活動納入到全球「聖戰」中，其內部分化為以民族分裂為主要訴求的新疆世俗派和以全球「聖戰」為主要目標的全球宗教極端派。
在新疆從事分裂和恐怖活動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東伊運」)，作為一種思潮並不是在中國產生的，它於19世紀後期產生於中亞，後來滲透到中國，逐步形成一種以把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為目標的勢力，其顯著的特點就是與暴力恐怖緊密相聯。因「9．11」後被列入國際恐怖組織名單，便改頭換面於2008年成立了「突厥斯坦伊斯蘭黨」（TIP），是中亞地區極端、恐怖勢力中的第三大組織，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建有訓練營地，並用阿拉伯語編寫網絡出版物《伊斯蘭突厥斯坦》，竭力將其在新疆的分裂、恐怖活動納入到全球「聖戰」中，其內部分化為以民族分裂為主要訴求的新疆世俗派和以全球「聖戰」為主要目標的全球宗教極端派。
「東伊運」的特質
在新疆從事分裂、恐怖活動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其明顯特質是：1、打着「尊經崇古」的薩拉菲旗幟，着力宣揚「聖戰」薩拉菲暴力派別的思想主張，在歪曲經訓教義、誤讀「遷徙」、「聖戰」等實踐中臆造出伊斯蘭暴力文化；2、與「基地」、塔利班甚至車臣恐怖組織有着千絲萬縷的精神與資金聯繫，故其手法日趨混雜與殘忍，凸顯出中東的「聖戰」思想、車臣的反政府仇恨以及美歐「獨狼」的施暴方法等影響烙印；3、鼓吹全球「聖戰」，其目標的全球化，使得招募成員的民族和國籍構成也出現全球化趨勢。將其對中國政府的「聖戰」與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聖戰」相提並論；4、以「遷徙」和「聖戰」為核心的「希吉拉聖戰運動」，主張離鄉背井，到任何需要的地方去進行「聖戰」，具有明顯的薩拉菲極端主義特點。除薩拉菲重視穆斯林青年精英培養外，更因全球範圍的流動性、中東「戰場」的吸引力，以及建立伊斯蘭哈里發政權的新奇性等，對穆斯林大學生、留學生及專業人才的號召力，以及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新疆暴恐採取雙重標準背景下，新疆「聖戰者」的被製造也就不足為奇了。
滲透方式：速成新疆維族青年的
「聖戰」流程化產業鏈
1、物色對象
「希吉拉特」組織在烏魯木齊、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學發展立志於「民族宗教解放事業」的維族青年學生，助其以留學、就業之名或直接赴土耳其或輾轉其他伊斯蘭國家後再赴土耳其受訓；境外的「東伊運」分子通過光碟和網絡等宣傳宗教極端思想，實施洗腦、培訓與施暴；「伊紮布特」分子在和田等地建立組織，用迷惑性手段矇蔽偏僻鄉村的穆斯林民眾。
2、進行洗腦
中東劇變發生後，「東伊運」等製作小冊子、DVD之類的宣傳品，利用網絡、手機等新媒體傳播暴力的「聖戰」薩拉菲思潮，並常在親友家裏組織穆斯林集中收看、收聽「聖戰」講座，在歪曲《古蘭經》教義的講解中滲入反政府、反宗教、反人類的極端恐怖思想，教授施暴方式與過程等。受此種洗腦影響的民眾尤其是那些「失望」群體，通常會變得瘋狂而殘忍，砍殺本民族社區女幹部之舉就是洗腦危害程度達到極致的表現。
3、專業培訓
據2009年7月《喀什日報》發文披露，喀什地區希吉拉特活動已形成組織團夥，並培養發展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的維吾爾青年骨幹。這批骨幹多在新疆各高校讀書或任教，並與北京、上海等高校維族學生保持密切聯繫，尤其發展並重用有理工科、醫學、外語等專業背景的學生，參與建立制爆窩點、培訓人員、製造手雷、爆炸裝置，甚至參加自殺性爆炸等。此外，在塔利班統治阿富汗時期，阿塔武裝中就有一個由「東伊運」分子組建的「中國營」，包括來自新疆的300多名恐怖分子。
4、輸送出國
「東伊運」等「東突」組織，以留學、就業等為名，在烏魯木齊、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讀書或工作的維族青年送至土耳其，旨在為「東突」培養「精神領袖」和骨幹分子，且由在境外建立的多個招募人員接應站點負責後續工作，如「東突」組織在土耳其正式註冊並活動的「東突基金會」、「東突移民協會」等會主動找上門來，為這些入土的維族青年提供「幫助」，實在物色和訓練「東突」恐怖分子的工作，在其接受了「背景審核」、「講經」、「互幫活動」等「甄別」與「換腦」流程後，被接納為「東伊運」正式成員，他們在接到被「光榮」選中參加「聖戰」的指令後奔赴敘利亞參戰，土耳其成為「三股勢力」製造「聖戰者」的培訓基地。
5、奔赴「戰場」
自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其反對派構成中外國「聖戰者」人數激增，已成為第三次「遷徙」浪潮中全球「聖戰運動」的新戰場。自2012年5月以來，「在『基地』組織發出秘密奔赴敘利亞進行『聖戰』的指令後，有求於『基地』組織的『東伊運』從阿富汗境內和阿富汗巴基斯坦邊境地區抽調精幹人員，分批從周邊鄰國潛入敘利亞，與已在敘利亞境內的『聖戰』勢力會合，然後組成獨立小組參戰」。「東伊運」等境外參戰的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練兵」，二是企圖得到國際恐怖勢力的「認同」和「幫助」。敘利亞混亂時局，為恐怖主義在此「合流」提供了可乘之機，也為新疆「聖戰者」積累實戰經驗提供了「戰場」。
6、返疆作戰
有證據表明，「東伊運」赴敘利亞參戰，其「最終的目標並不是在國際上，而是在中國的新疆。更主要的意願是回流到出生地，從事更具威脅的破壞活動」。
他們主要通過南線、西南線和北線潛回新疆：南線是從南面巴基斯坦向新疆喀什、和田地區輻射；西南線是從西南面中亞的費爾幹納谷地向新疆喀什及克州滲透；北線則是從西北面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向北疆的伊犁地區施加影響。這些線路都是繁忙的商業線路，都有通往境外的道路和開放口岸。南面通往巴基斯坦的紅其拉甫口岸，可以順利前往阿富汗。西南面通往吉爾吉斯斯坦的土爾尕特口岸，由此可進入費爾幹納谷地，到達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中亞國家，西北面則通往哈薩克斯坦的霍爾果斯口岸。隨着新疆與周邊國家經貿往來的日益頻繁，使得「聖戰者」的入境尤其是以「探親之名」返疆的「聖戰者」有了可乘之機。
7、「升入天園」
在歷經「新疆——北上廣——土耳其——敘利亞——新疆」等國家和地區「遷徙」後所形成的周詳縝密的新疆「聖戰者」製造流程產業鏈中，這些年輕人的終極目標就是在出生地殉教「升入天園」。因此，近年來，新疆暴恐事件呈數量激增、殉教性趨強等新特徵，甚至將自殺戰術用於中國國內恐怖襲擊中，其主要施暴方式包括：炸毀公車、衝擊政府強力機構、襲擊邊防哨所、劫持飛機、佔領清真寺、投毒、針刺、汽車炸彈等等，形成從南疆到全疆、從西部至東部、從新疆向北京等內地城市擴散態勢，這對於中國來說將是新的安全挑戰。
http://www.singpao.com/xw/yl/cwktx/201401/t20140103_481914.html
核心提示：在新疆從事分裂和恐怖活動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東伊運」)，作為一種思潮並不是在中國產生的，它於19世紀後期產生於中亞，後來滲透到中國，逐步形成一種以把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為目標的勢力，其顯著的特點就是與暴力恐怖緊密相聯。因「9．11」後被列入國際恐怖組織名單，便改頭換面於2008年成立了「突厥斯坦伊斯蘭黨」（TIP），是中亞地區極端、恐怖勢力中的第三大組織，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建有訓練營地，並用阿拉伯語編寫網絡出版物《伊斯蘭突厥斯坦》，竭力將其在新疆的分裂、恐怖活動納入到全球「聖戰」中，其內部分化為以民族分裂為主要訴求的新疆世俗派和以全球「聖戰」為主要目標的全球宗教極端派。
在新疆從事分裂和恐怖活動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東伊運」)，作為一種思潮並不是在中國產生的，它於19世紀後期產生於中亞，後來滲透到中國，逐步形成一種以把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為目標的勢力，其顯著的特點就是與暴力恐怖緊密相聯。因「9．11」後被列入國際恐怖組織名單，便改頭換面於2008年成立了「突厥斯坦伊斯蘭黨」（TIP），是中亞地區極端、恐怖勢力中的第三大組織，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建有訓練營地，並用阿拉伯語編寫網絡出版物《伊斯蘭突厥斯坦》，竭力將其在新疆的分裂、恐怖活動納入到全球「聖戰」中，其內部分化為以民族分裂為主要訴求的新疆世俗派和以全球「聖戰」為主要目標的全球宗教極端派。
「東伊運」的特質
在新疆從事分裂、恐怖活動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其明顯特質是：1、打着「尊經崇古」的薩拉菲旗幟，着力宣揚「聖戰」薩拉菲暴力派別的思想主張，在歪曲經訓教義、誤讀「遷徙」、「聖戰」等實踐中臆造出伊斯蘭暴力文化；2、與「基地」、塔利班甚至車臣恐怖組織有着千絲萬縷的精神與資金聯繫，故其手法日趨混雜與殘忍，凸顯出中東的「聖戰」思想、車臣的反政府仇恨以及美歐「獨狼」的施暴方法等影響烙印；3、鼓吹全球「聖戰」，其目標的全球化，使得招募成員的民族和國籍構成也出現全球化趨勢。將其對中國政府的「聖戰」與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聖戰」相提並論；4、以「遷徙」和「聖戰」為核心的「希吉拉聖戰運動」，主張離鄉背井，到任何需要的地方去進行「聖戰」，具有明顯的薩拉菲極端主義特點。除薩拉菲重視穆斯林青年精英培養外，更因全球範圍的流動性、中東「戰場」的吸引力，以及建立伊斯蘭哈里發政權的新奇性等，對穆斯林大學生、留學生及專業人才的號召力，以及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新疆暴恐採取雙重標準背景下，新疆「聖戰者」的被製造也就不足為奇了。
滲透方式：速成新疆維族青年的
「聖戰」流程化產業鏈
1、物色對象
「希吉拉特」組織在烏魯木齊、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學發展立志於「民族宗教解放事業」的維族青年學生，助其以留學、就業之名或直接赴土耳其或輾轉其他伊斯蘭國家後再赴土耳其受訓；境外的「東伊運」分子通過光碟和網絡等宣傳宗教極端思想，實施洗腦、培訓與施暴；「伊紮布特」分子在和田等地建立組織，用迷惑性手段矇蔽偏僻鄉村的穆斯林民眾。
2、進行洗腦
中東劇變發生後，「東伊運」等製作小冊子、DVD之類的宣傳品，利用網絡、手機等新媒體傳播暴力的「聖戰」薩拉菲思潮，並常在親友家裏組織穆斯林集中收看、收聽「聖戰」講座，在歪曲《古蘭經》教義的講解中滲入反政府、反宗教、反人類的極端恐怖思想，教授施暴方式與過程等。受此種洗腦影響的民眾尤其是那些「失望」群體，通常會變得瘋狂而殘忍，砍殺本民族社區女幹部之舉就是洗腦危害程度達到極致的表現。
3、專業培訓
據2009年7月《喀什日報》發文披露，喀什地區希吉拉特活動已形成組織團夥，並培養發展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的維吾爾青年骨幹。這批骨幹多在新疆各高校讀書或任教，並與北京、上海等高校維族學生保持密切聯繫，尤其發展並重用有理工科、醫學、外語等專業背景的學生，參與建立制爆窩點、培訓人員、製造手雷、爆炸裝置，甚至參加自殺性爆炸等。此外，在塔利班統治阿富汗時期，阿塔武裝中就有一個由「東伊運」分子組建的「中國營」，包括來自新疆的300多名恐怖分子。
4、輸送出國
「東伊運」等「東突」組織，以留學、就業等為名，在烏魯木齊、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讀書或工作的維族青年送至土耳其，旨在為「東突」培養「精神領袖」和骨幹分子，且由在境外建立的多個招募人員接應站點負責後續工作，如「東突」組織在土耳其正式註冊並活動的「東突基金會」、「東突移民協會」等會主動找上門來，為這些入土的維族青年提供「幫助」，實在物色和訓練「東突」恐怖分子的工作，在其接受了「背景審核」、「講經」、「互幫活動」等「甄別」與「換腦」流程後，被接納為「東伊運」正式成員，他們在接到被「光榮」選中參加「聖戰」的指令後奔赴敘利亞參戰，土耳其成為「三股勢力」製造「聖戰者」的培訓基地。
5、奔赴「戰場」
自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其反對派構成中外國「聖戰者」人數激增，已成為第三次「遷徙」浪潮中全球「聖戰運動」的新戰場。自2012年5月以來，「在『基地』組織發出秘密奔赴敘利亞進行『聖戰』的指令後，有求於『基地』組織的『東伊運』從阿富汗境內和阿富汗巴基斯坦邊境地區抽調精幹人員，分批從周邊鄰國潛入敘利亞，與已在敘利亞境內的『聖戰』勢力會合，然後組成獨立小組參戰」。「東伊運」等境外參戰的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練兵」，二是企圖得到國際恐怖勢力的「認同」和「幫助」。敘利亞混亂時局，為恐怖主義在此「合流」提供了可乘之機，也為新疆「聖戰者」積累實戰經驗提供了「戰場」。
6、返疆作戰
有證據表明，「東伊運」赴敘利亞參戰，其「最終的目標並不是在國際上，而是在中國的新疆。更主要的意願是回流到出生地，從事更具威脅的破壞活動」。
他們主要通過南線、西南線和北線潛回新疆：南線是從南面巴基斯坦向新疆喀什、和田地區輻射；西南線是從西南面中亞的費爾幹納谷地向新疆喀什及克州滲透；北線則是從西北面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向北疆的伊犁地區施加影響。這些線路都是繁忙的商業線路，都有通往境外的道路和開放口岸。南面通往巴基斯坦的紅其拉甫口岸，可以順利前往阿富汗。西南面通往吉爾吉斯斯坦的土爾尕特口岸，由此可進入費爾幹納谷地，到達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中亞國家，西北面則通往哈薩克斯坦的霍爾果斯口岸。隨着新疆與周邊國家經貿往來的日益頻繁，使得「聖戰者」的入境尤其是以「探親之名」返疆的「聖戰者」有了可乘之機。
7、「升入天園」
在歷經「新疆——北上廣——土耳其——敘利亞——新疆」等國家和地區「遷徙」後所形成的周詳縝密的新疆「聖戰者」製造流程產業鏈中，這些年輕人的終極目標就是在出生地殉教「升入天園」。因此，近年來，新疆暴恐事件呈數量激增、殉教性趨強等新特徵，甚至將自殺戰術用於中國國內恐怖襲擊中，其主要施暴方式包括：炸毀公車、衝擊政府強力機構、襲擊邊防哨所、劫持飛機、佔領清真寺、投毒、針刺、汽車炸彈等等，形成從南疆到全疆、從西部至東部、從新疆向北京等內地城市擴散態勢，這對於中國來說將是新的安全挑戰。
殷之光:新疆遭遇瓦哈比主义
作者：殷之光（阿联酋扎耶德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助理教授，英国剑桥大学博士。）
随着911之后美国“反恐战争”的开始，瓦哈比主义随着基地组织的名字也渐渐开始出现在非穆斯林世界人们的话语中。
在这套文明冲突式的反恐战争话语体系里，瓦哈比主义被视作一种极端主义宗教意识形态，其基础来自对伊斯兰传统中“圣战”（jihad）观念的狭隘诠释，以及对于《古兰经》中所规定的伊斯兰律法（Shari ia）的纯粹字面理解。其主要信众主要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中下层百姓。因而，在主流非穆斯林媒体中，瓦哈比主义被看做是一种与贫困、落后、愚昧等定见相联系的前现代宗教形式。它被看做是一种所谓的“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与纳粹主义、共产主义等，同被放在自由主义话语政治光谱下极端主义一栏。而对于不少穆斯林来说，瓦哈比主义则又被几乎视为是一套建立在对其创始者人格崇拜基础上的异端邪说。然而， 这类叙述均在其不同的意识形态框架下，脸谱化了瓦哈比主义及其所代表的伊斯兰世界内部问题及矛盾，简单化了瓦哈比主义传播所依赖的政治及社会背景，淡化了瓦哈比主义全球化背后所隐藏的现实主义意识形态政治的权利动机。必须认识到，今天世界所面临的瓦哈比主义的问题，特别是其暴力化、武装化、恐怖化的问题，是在“反恐战争”观念形成前出现的。其矛盾的核心在于一种困扰穆斯林、特别是阿拉伯地区穆斯林世界两个世纪的问题。在法理上，这一矛盾体现为阿拉伯习惯法与欧洲大陆传统下形成的现代条文法体系之间的冲突；在社会层面，这一矛盾体现为阿拉伯穆斯林传统道德准则与现代生活方式及道德之间的冲突；而在当代穆斯林信仰内部，则体现为传统主义宗教神学与激进革新派神学之间的差异，以及我们所熟悉的穆斯林多种教派之间内部权利冲突及意识形态斗争。
瓦哈比主义的由来
瓦哈比主义诞生于18世纪晚期。其创始者穆罕穆德·伊本·阿布杜·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1703-1792）出生于阿拉伯半岛沙漠中部的内志省（Najd）。与麦加、麦地那所在的汉志省（Hijaz）不同，内志省远离跨印度洋贸易口岸，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内陆贸易的中转站。长年以来，其主要的政治威胁来自部落战争与内部权力斗争。作为一个内陆省，内志也未曾受到过什么显著的殖民与帝国主义政治压力。因此，与19世纪兴起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等意识形态相比，瓦哈比主义的诞生更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对于伊斯兰内部矛盾的教义教法回应。
正像其他亚伯拉罕系一神教一样，伊斯兰不但是一种精神修行，更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的重要性主要来自于其作为宗教律法体系的地位。因此，其本质上便是政治化的。今天西方政治学者描述下的所谓“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建立在西方历史及知识基础上，是对伊斯兰问题的误读分类。在当代知识体系中，政教分离是一个基本预设。分离之后的宗教是个人化的道德规范，与社会组织方式及法律无干。同时，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也假设了这种政教分离的情况，并认定法律正义的逻辑基础来自于实证主义。与此不同的是，伊斯兰本身强调教法的普遍适用性。而在这种宗教律法体系下，《古兰经》作为神的话语，应当是唯一的正义基础。但由于《古兰经》中并未真正详细地对纷繁复杂，不断变换的社会问题提出解答，因此对广大穆斯林来说，真正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法律宗教文本是记录先知穆罕穆德言行的《圣训》。无论是《古兰经》还是《圣训》，其基础均源自在阿拉伯地区流行已久的习惯法。
然而，即便是《圣训》也无法全面涵盖日益复杂的社会情况。并且，如何理解《古兰经》及《圣训》的字面意义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律法实践问题。因此，针对具体事件或问题，以《古兰经》及《圣训》为文本基础，伊斯兰的律法学者（mufti）有权对这类文本做出权威解释，以让这类教法文本在最大限度上发挥其实践作用。而针对基础文本未涉及的内容，律法学者理论上还有权利在伊斯兰的文本框架内，以其自身的理论修养及道德逻辑，对事件做出诠释。这类具有教法意义的诠释统一被称为教令（Fatwa）。瓦哈比派教长奥萨马·本·拉登对“圣战”（jihad）的著名阐述便属于 “教令”。
然而，这套宗教法律体系在实践中遇到了极大的问题。首先，随着穆罕穆德去世，伊斯兰教迅速分裂为什叶、逊尼两派。两派对穆罕穆德合法继承人的问题有着根本的认识对立。法理上，这一对立牵涉到了对于伊斯兰教基础文本的最终解释权利。而这种对立，同时也呈现在两派内部诸多小派别之间的差异上。瓦哈比主义则是在逊尼派内部产生的一种复古主义保守潮流。其次，针对《圣训》本身合法性的观点差异也进一步造成了伊斯兰宗教律法体系的分裂。《圣训》作为宗教法律文本，实际上包含了两类主要内容，即先知穆罕穆德的言论以及他的行迹。虽然两者均为其弟子所记录，但是在前者的记录中包含了大量弟子们对于先知言论的总结与阐述。因此，对于一部分伊斯兰律法学者来说，掺杂了后人阐发的言论无法真正作为伊斯兰律法的根本真理。相反，先知行迹从理论上来讲更具有法律价值，它们可以成为后人针对具体问题发表教令的判例基础。最后，容许教法学者针对具体问题给出个人判断又使得伊斯兰作为一套宗教律法系统进一步产生分化。随着时间积累及伊斯兰教的扩张，日渐庞大的教令体系也使得教众很难真正在具体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上做出个人判断。这类判断的权利无论从教理、法理、还是实践上，都被一小部分学者教长阶层所垄断。由于缺少类似什叶派中的最高神权领导，逊尼派中教令的发布落到了各宗各派的教长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代伊斯兰内部的宗教霸权根源来自于对“教令”发布的绝对控制权。而对于教长的教育权，则是这种霸权的社会基础。
瓦哈比主义崛起与沙特建国
在此背景下，我们再去看瓦哈比主义，就更能理解其意识形态色彩，及其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在今天世界政治中的影响。作为一种宗教改良主义，瓦哈比主义直接批评了18世纪伊斯兰教中日渐兴盛的圣人崇拜以及其他形式化的神秘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与阿拉伯地区的传统民间信仰相关，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浓厚的伊斯兰教内部苏菲主义（sufi）流行的影响。瓦哈比主义对此作出的回应是要求回归伊斯兰教的本源，以《古兰经》及穆罕穆德圣训为唯一真理，坚持真主的唯一性（tawhid）。因此，瓦哈比主义的信徒更倾向于称自己为穆罕穆德主义派或唯一神性派。瓦哈比本人是伊斯兰四大律法学派中秉承传统主义观念的罕百里派（Hanbali）的门徒。从律法观念上来说，瓦哈比主义基本没有在罕百里学派的基础上有任何发展。罕百里学派的核心，包括相信《古兰经》为真主言语本身，而非其“创造”；仅有先知行迹（而非后人记叙其言论）才可作为法律的依据。罕百里学派的律法精神也成为了逊尼派萨拉菲主义的核心，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律法精神也为瓦哈比主义所秉承。瓦哈比主义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其真正完成了政教合一的任务，成为沙特阿拉伯建国的意识形态基础，并最终将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中心拉回到阿拉伯半岛。
18世纪的阿拉伯半岛隶属奥斯曼帝国。从形式上，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政教合一的帝国。正如历史上诸多多民族大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的法理基础更大程度上依赖伊斯兰传统内部对于习惯法体系的包容。这种包容在程序上体现为容许律法学者团体针对具体事件与问题提出阐释的灵活性。奥斯曼帝国对于伊斯兰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要体现为两方面，即帝国领袖苏丹作为宗教领导人哈里发的权利，以及对于有权威发布教令的教长群体的任命权。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伊斯兰教因此更显得具有包容性，庞大的教令文本也成了实行习惯法治理的判例基础。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及法律体系的伊斯兰，在这个时期变得更为多样化、个人化。而在这个时期兴起的瓦哈比主义，则是阿拉伯半岛部落居民试图重新夺取伊斯兰教意识形态领导权，夺取对半岛土地所有权特别是征税权的一次政治努力。其表达方式，则是要求彻底地去除那种奥斯曼帝国式的兼容杂处的伊斯兰法理解释，要求回归那种源于阿拉伯部族社会习惯法基础的纯正认主独一信仰。这一派别主张去除一系列受奥斯曼影响的腐化奢侈生活方式，用简朴的生活与严格的宗教仪式净化信徒心灵，反对宗教生活中的歌舞仪式，反对饮酒、吸烟、赌博等行为，强调阿拉伯穆斯林之间的平等、团结以及一致抵御外敌的重要性。
1744年，穆罕穆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与穆罕穆德·本·沙特结盟，沙特家族为瓦哈比派提供武力保护及经济支持，而瓦哈比信众则为沙特家族反抗奥斯曼统治、统一阿拉伯部族及穆斯林信仰、行使政治权利、并进行领土扩张等“圣战”行动提供宗教法理论证。瓦哈比本人去世之后，这种政教联合的模式则最终成为沙特家族政教合一的基础。今天，沙特仍然通过以资助的方式对于讲经学校（madrassa）、律法学校（mazhab）等重要宗教意识形态机构的影响，瓦哈比主义得以有效地传播，并成为逊尼派穆斯林内部具有重要影响的支派。
全球化传播之路
瓦哈比主义作为穆斯林内部的一支力量，其成功因素之一来自与政治力量的有效结合。这一点，直至今天也是理解瓦哈比主义全球传播以及今天穆斯林世界内部政治斗争的核心。虽然伊斯兰内部的教派差异巨大，但真正获得了政治基础的伊斯兰派别仍是少数。以今天的局面来看，最主要的还是瓦哈比主义与沙特的结合、什叶派与伊朗的结合，以及在2011年阿拉伯政治动荡中兴起的穆斯林兄弟会与突尼斯、埃及政党政治的结合。理论上，上述任何一派都具有统一全球穆斯林、实现伊斯兰世界大同这一最终政治意识形态目标的能力。同时，前两者有相对更强大的政治基础以及影响广泛的教长体系。两者之间的矛盾斗争也在更长时段内影响着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教法争端，但新兴的穆斯林兄弟会更能适应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当代政党政治的体系内部，穆斯林兄弟会以其革新的姿态、更为西化的形象，迅速在一些世俗化程度较深的穆斯林国家中取得影响，并对君主制的海湾国家，特别是以瓦哈比主义为基础的沙特沙文主义霸权形成了直接的政治挑战。我们因此也可以发现，随着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突尼斯等地的成功，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开始转而大力支持这些国家的世俗军阀力量。而作为新兴海湾石油富国的卡塔尔试图通过献金资助的模式，则希望与穆斯林兄弟会这一宗教力量结合，并取得穆斯林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一行动也在根本上促成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特别是阿拉伯半岛上逊尼派海湾国家共同体的分裂。
沙特与瓦哈比主义政教合一的格局为瓦哈比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及组织基础。传统上，伊斯兰内部的教派差异是防止极端主义盛行的重要内在因素。一直以来，具有深远文化历史的埃及是反对罕百里学派原教旨教法学说的重镇。其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一直是反对瓦哈比主义、萨拉菲主义律法传统的重要知识基地。其苏菲主义传统影响了大量老一辈中国穆斯林及阿拉伯研究学者。而随着埃及政治动乱，沙特凭借其经济影响力，逐渐开始掌控新一代伊斯兰教长与穆斯林教法学者的教育，更加扩大了瓦哈比主义的全球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冷战结束之后的中东政局打破了穆斯林世界四种律法传统的平衡。沙特王室在石油美元以及美国新自由主义中东战略思想的支持下迅速崛起，与之相伴的则是什叶派伊朗受到多方面压制；具有深厚苏菲传统的埃及陷入经济社会危机进而导致内乱；伊朗、叙利亚这类在复兴党影响下世俗化程度极深的国家被视为恐怖主义流氓国家，并在外在军事经济压力下政权解体。
当然，瓦哈比主义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迅速全球化过程也其在基于一个共同敌人想象基础上对于社会资源的调动。在苏联解体之前，多种普世主义思想及其形成的霸权相互斗争的格局形成了一种形式上的权利平衡。而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全球霸权出现的，则是一种唯发展论下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全球化。正是这种对现代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反对，将瓦哈比主义内部派别差异统一起来，也使其获得了全球传播的精神土壤。在今天这种国家世俗意识形态退潮、伊斯兰宗教意识形态受到“反恐战争”脸谱化压制的情况下，具有良好群众基础并资金充沛的瓦哈比主义得以在全球迅速膨胀。以中国为例，随着瓦哈比主义的蔓延，喀什、沙甸、义乌等地穆斯林群体中深厚的苏菲主义传统逐渐被保守原教旨主义的萨拉非主义甚至瓦哈比主义所取代。特别是在新疆，苏菲传统影响下能歌善舞、着装华丽的维吾尔人民变少了，取而代之的则是黑袍蒙面、具有浓厚瓦哈比主义特点的穆斯林。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语境下，不存在一种单纯的一国之内的宗教与纯粹的民族问题。以中国近些年所面对的西藏、新疆问题来看，其民族独立诉求的知识话语来自西方殖民主义话语及其后的发展。而不久前发生在云南昆明的恐怖袭击，其政治想象来自于一种对于全球化的泛伊斯兰主义狭义“圣战”的认同。中国应该避免被盲目卷入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话语内，进而造成一种与伊斯兰国家、民族及人群之间“文明冲突”式的意识形态冲突。极端主义的蔓延是社会的疾病，也是伊斯兰内部的疾病，只有重新恢复伊斯兰内部教法学派的平衡、重现伊斯兰内部教法教理的多样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随着911之后美国“反恐战争”的开始，瓦哈比主义随着基地组织的名字也渐渐开始出现在非穆斯林世界人们的话语中。
在这套文明冲突式的反恐战争话语体系里，瓦哈比主义被视作一种极端主义宗教意识形态，其基础来自对伊斯兰传统中“圣战”（jihad）观念的狭隘诠释，以及对于《古兰经》中所规定的伊斯兰律法（Shari ia）的纯粹字面理解。其主要信众主要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中下层百姓。因而，在主流非穆斯林媒体中，瓦哈比主义被看做是一种与贫困、落后、愚昧等定见相联系的前现代宗教形式。它被看做是一种所谓的“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与纳粹主义、共产主义等，同被放在自由主义话语政治光谱下极端主义一栏。而对于不少穆斯林来说，瓦哈比主义则又被几乎视为是一套建立在对其创始者人格崇拜基础上的异端邪说。然而， 这类叙述均在其不同的意识形态框架下，脸谱化了瓦哈比主义及其所代表的伊斯兰世界内部问题及矛盾，简单化了瓦哈比主义传播所依赖的政治及社会背景，淡化了瓦哈比主义全球化背后所隐藏的现实主义意识形态政治的权利动机。必须认识到，今天世界所面临的瓦哈比主义的问题，特别是其暴力化、武装化、恐怖化的问题，是在“反恐战争”观念形成前出现的。其矛盾的核心在于一种困扰穆斯林、特别是阿拉伯地区穆斯林世界两个世纪的问题。在法理上，这一矛盾体现为阿拉伯习惯法与欧洲大陆传统下形成的现代条文法体系之间的冲突；在社会层面，这一矛盾体现为阿拉伯穆斯林传统道德准则与现代生活方式及道德之间的冲突；而在当代穆斯林信仰内部，则体现为传统主义宗教神学与激进革新派神学之间的差异，以及我们所熟悉的穆斯林多种教派之间内部权利冲突及意识形态斗争。
瓦哈比主义的由来
瓦哈比主义诞生于18世纪晚期。其创始者穆罕穆德·伊本·阿布杜·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1703-1792）出生于阿拉伯半岛沙漠中部的内志省（Najd）。与麦加、麦地那所在的汉志省（Hijaz）不同，内志省远离跨印度洋贸易口岸，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内陆贸易的中转站。长年以来，其主要的政治威胁来自部落战争与内部权力斗争。作为一个内陆省，内志也未曾受到过什么显著的殖民与帝国主义政治压力。因此，与19世纪兴起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等意识形态相比，瓦哈比主义的诞生更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对于伊斯兰内部矛盾的教义教法回应。
正像其他亚伯拉罕系一神教一样，伊斯兰不但是一种精神修行，更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的重要性主要来自于其作为宗教律法体系的地位。因此，其本质上便是政治化的。今天西方政治学者描述下的所谓“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建立在西方历史及知识基础上，是对伊斯兰问题的误读分类。在当代知识体系中，政教分离是一个基本预设。分离之后的宗教是个人化的道德规范，与社会组织方式及法律无干。同时，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也假设了这种政教分离的情况，并认定法律正义的逻辑基础来自于实证主义。与此不同的是，伊斯兰本身强调教法的普遍适用性。而在这种宗教律法体系下，《古兰经》作为神的话语，应当是唯一的正义基础。但由于《古兰经》中并未真正详细地对纷繁复杂，不断变换的社会问题提出解答，因此对广大穆斯林来说，真正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法律宗教文本是记录先知穆罕穆德言行的《圣训》。无论是《古兰经》还是《圣训》，其基础均源自在阿拉伯地区流行已久的习惯法。
然而，即便是《圣训》也无法全面涵盖日益复杂的社会情况。并且，如何理解《古兰经》及《圣训》的字面意义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律法实践问题。因此，针对具体事件或问题，以《古兰经》及《圣训》为文本基础，伊斯兰的律法学者（mufti）有权对这类文本做出权威解释，以让这类教法文本在最大限度上发挥其实践作用。而针对基础文本未涉及的内容，律法学者理论上还有权利在伊斯兰的文本框架内，以其自身的理论修养及道德逻辑，对事件做出诠释。这类具有教法意义的诠释统一被称为教令（Fatwa）。瓦哈比派教长奥萨马·本·拉登对“圣战”（jihad）的著名阐述便属于 “教令”。
然而，这套宗教法律体系在实践中遇到了极大的问题。首先，随着穆罕穆德去世，伊斯兰教迅速分裂为什叶、逊尼两派。两派对穆罕穆德合法继承人的问题有着根本的认识对立。法理上，这一对立牵涉到了对于伊斯兰教基础文本的最终解释权利。而这种对立，同时也呈现在两派内部诸多小派别之间的差异上。瓦哈比主义则是在逊尼派内部产生的一种复古主义保守潮流。其次，针对《圣训》本身合法性的观点差异也进一步造成了伊斯兰宗教律法体系的分裂。《圣训》作为宗教法律文本，实际上包含了两类主要内容，即先知穆罕穆德的言论以及他的行迹。虽然两者均为其弟子所记录，但是在前者的记录中包含了大量弟子们对于先知言论的总结与阐述。因此，对于一部分伊斯兰律法学者来说，掺杂了后人阐发的言论无法真正作为伊斯兰律法的根本真理。相反，先知行迹从理论上来讲更具有法律价值，它们可以成为后人针对具体问题发表教令的判例基础。最后，容许教法学者针对具体问题给出个人判断又使得伊斯兰作为一套宗教律法系统进一步产生分化。随着时间积累及伊斯兰教的扩张，日渐庞大的教令体系也使得教众很难真正在具体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上做出个人判断。这类判断的权利无论从教理、法理、还是实践上，都被一小部分学者教长阶层所垄断。由于缺少类似什叶派中的最高神权领导，逊尼派中教令的发布落到了各宗各派的教长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代伊斯兰内部的宗教霸权根源来自于对“教令”发布的绝对控制权。而对于教长的教育权，则是这种霸权的社会基础。
瓦哈比主义崛起与沙特建国
在此背景下，我们再去看瓦哈比主义，就更能理解其意识形态色彩，及其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在今天世界政治中的影响。作为一种宗教改良主义，瓦哈比主义直接批评了18世纪伊斯兰教中日渐兴盛的圣人崇拜以及其他形式化的神秘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与阿拉伯地区的传统民间信仰相关，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浓厚的伊斯兰教内部苏菲主义（sufi）流行的影响。瓦哈比主义对此作出的回应是要求回归伊斯兰教的本源，以《古兰经》及穆罕穆德圣训为唯一真理，坚持真主的唯一性（tawhid）。因此，瓦哈比主义的信徒更倾向于称自己为穆罕穆德主义派或唯一神性派。瓦哈比本人是伊斯兰四大律法学派中秉承传统主义观念的罕百里派（Hanbali）的门徒。从律法观念上来说，瓦哈比主义基本没有在罕百里学派的基础上有任何发展。罕百里学派的核心，包括相信《古兰经》为真主言语本身，而非其“创造”；仅有先知行迹（而非后人记叙其言论）才可作为法律的依据。罕百里学派的律法精神也成为了逊尼派萨拉菲主义的核心，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律法精神也为瓦哈比主义所秉承。瓦哈比主义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其真正完成了政教合一的任务，成为沙特阿拉伯建国的意识形态基础，并最终将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中心拉回到阿拉伯半岛。
18世纪的阿拉伯半岛隶属奥斯曼帝国。从形式上，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政教合一的帝国。正如历史上诸多多民族大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的法理基础更大程度上依赖伊斯兰传统内部对于习惯法体系的包容。这种包容在程序上体现为容许律法学者团体针对具体事件与问题提出阐释的灵活性。奥斯曼帝国对于伊斯兰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要体现为两方面，即帝国领袖苏丹作为宗教领导人哈里发的权利，以及对于有权威发布教令的教长群体的任命权。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伊斯兰教因此更显得具有包容性，庞大的教令文本也成了实行习惯法治理的判例基础。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及法律体系的伊斯兰，在这个时期变得更为多样化、个人化。而在这个时期兴起的瓦哈比主义，则是阿拉伯半岛部落居民试图重新夺取伊斯兰教意识形态领导权，夺取对半岛土地所有权特别是征税权的一次政治努力。其表达方式，则是要求彻底地去除那种奥斯曼帝国式的兼容杂处的伊斯兰法理解释，要求回归那种源于阿拉伯部族社会习惯法基础的纯正认主独一信仰。这一派别主张去除一系列受奥斯曼影响的腐化奢侈生活方式，用简朴的生活与严格的宗教仪式净化信徒心灵，反对宗教生活中的歌舞仪式，反对饮酒、吸烟、赌博等行为，强调阿拉伯穆斯林之间的平等、团结以及一致抵御外敌的重要性。
1744年，穆罕穆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与穆罕穆德·本·沙特结盟，沙特家族为瓦哈比派提供武力保护及经济支持，而瓦哈比信众则为沙特家族反抗奥斯曼统治、统一阿拉伯部族及穆斯林信仰、行使政治权利、并进行领土扩张等“圣战”行动提供宗教法理论证。瓦哈比本人去世之后，这种政教联合的模式则最终成为沙特家族政教合一的基础。今天，沙特仍然通过以资助的方式对于讲经学校（madrassa）、律法学校（mazhab）等重要宗教意识形态机构的影响，瓦哈比主义得以有效地传播，并成为逊尼派穆斯林内部具有重要影响的支派。
全球化传播之路
瓦哈比主义作为穆斯林内部的一支力量，其成功因素之一来自与政治力量的有效结合。这一点，直至今天也是理解瓦哈比主义全球传播以及今天穆斯林世界内部政治斗争的核心。虽然伊斯兰内部的教派差异巨大，但真正获得了政治基础的伊斯兰派别仍是少数。以今天的局面来看，最主要的还是瓦哈比主义与沙特的结合、什叶派与伊朗的结合，以及在2011年阿拉伯政治动荡中兴起的穆斯林兄弟会与突尼斯、埃及政党政治的结合。理论上，上述任何一派都具有统一全球穆斯林、实现伊斯兰世界大同这一最终政治意识形态目标的能力。同时，前两者有相对更强大的政治基础以及影响广泛的教长体系。两者之间的矛盾斗争也在更长时段内影响着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教法争端，但新兴的穆斯林兄弟会更能适应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当代政党政治的体系内部，穆斯林兄弟会以其革新的姿态、更为西化的形象，迅速在一些世俗化程度较深的穆斯林国家中取得影响，并对君主制的海湾国家，特别是以瓦哈比主义为基础的沙特沙文主义霸权形成了直接的政治挑战。我们因此也可以发现，随着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突尼斯等地的成功，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开始转而大力支持这些国家的世俗军阀力量。而作为新兴海湾石油富国的卡塔尔试图通过献金资助的模式，则希望与穆斯林兄弟会这一宗教力量结合，并取得穆斯林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一行动也在根本上促成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特别是阿拉伯半岛上逊尼派海湾国家共同体的分裂。
沙特与瓦哈比主义政教合一的格局为瓦哈比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及组织基础。传统上，伊斯兰内部的教派差异是防止极端主义盛行的重要内在因素。一直以来，具有深远文化历史的埃及是反对罕百里学派原教旨教法学说的重镇。其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一直是反对瓦哈比主义、萨拉菲主义律法传统的重要知识基地。其苏菲主义传统影响了大量老一辈中国穆斯林及阿拉伯研究学者。而随着埃及政治动乱，沙特凭借其经济影响力，逐渐开始掌控新一代伊斯兰教长与穆斯林教法学者的教育，更加扩大了瓦哈比主义的全球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冷战结束之后的中东政局打破了穆斯林世界四种律法传统的平衡。沙特王室在石油美元以及美国新自由主义中东战略思想的支持下迅速崛起，与之相伴的则是什叶派伊朗受到多方面压制；具有深厚苏菲传统的埃及陷入经济社会危机进而导致内乱；伊朗、叙利亚这类在复兴党影响下世俗化程度极深的国家被视为恐怖主义流氓国家，并在外在军事经济压力下政权解体。
当然，瓦哈比主义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迅速全球化过程也其在基于一个共同敌人想象基础上对于社会资源的调动。在苏联解体之前，多种普世主义思想及其形成的霸权相互斗争的格局形成了一种形式上的权利平衡。而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全球霸权出现的，则是一种唯发展论下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全球化。正是这种对现代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反对，将瓦哈比主义内部派别差异统一起来，也使其获得了全球传播的精神土壤。在今天这种国家世俗意识形态退潮、伊斯兰宗教意识形态受到“反恐战争”脸谱化压制的情况下，具有良好群众基础并资金充沛的瓦哈比主义得以在全球迅速膨胀。以中国为例，随着瓦哈比主义的蔓延，喀什、沙甸、义乌等地穆斯林群体中深厚的苏菲主义传统逐渐被保守原教旨主义的萨拉非主义甚至瓦哈比主义所取代。特别是在新疆，苏菲传统影响下能歌善舞、着装华丽的维吾尔人民变少了，取而代之的则是黑袍蒙面、具有浓厚瓦哈比主义特点的穆斯林。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语境下，不存在一种单纯的一国之内的宗教与纯粹的民族问题。以中国近些年所面对的西藏、新疆问题来看，其民族独立诉求的知识话语来自西方殖民主义话语及其后的发展。而不久前发生在云南昆明的恐怖袭击，其政治想象来自于一种对于全球化的泛伊斯兰主义狭义“圣战”的认同。中国应该避免被盲目卷入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话语内，进而造成一种与伊斯兰国家、民族及人群之间“文明冲突”式的意识形态冲突。极端主义的蔓延是社会的疾病，也是伊斯兰内部的疾病，只有重新恢复伊斯兰内部教法学派的平衡、重现伊斯兰内部教法教理的多样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阻止ISIS扩张的关键
巴基斯坦作家艾哈迈德•拉希德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7823
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扶植的政治领袖是怎么回事？他们似乎从不愿意下台。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是一个开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无情地铲除了不止一个开始对美国占领南越有用、后来变得没用的时候却拒绝下台的南越领导人。
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一度是华盛顿看中的人。而现在他成了华盛顿的眼中钉，被指允许选举舞弊，使国家陷入一场普什图族(Pashtun)与塔吉克族(Tajik)对抗的民族危机。
还有伊拉克的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数月以来，绝大多数伊拉克人和外国外交官都发出了一致的声音：“任何人都行，除了马利基”。
这些领导人堪比莎士比亚戏剧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们从不知道何时应该放弃。问题是他们认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当年他们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们愿意以包容的方式领导国家，但他们上台后很快就将全部的权力赋予一个民族或者宗教群体。
什叶派(Shia)领导人马利基便是如此。2006年，他在美国和伊朗的支持下当选，2010年他第二次当选，尽管这次两国的态度变得勉强了。他失去了所有人的信任，包括伊朗的什叶派。
在今年4月的选举之前，就有许多人希望马利基让位。最终，伊朗的不满使他无法赢得广泛支持，而正是因为他拒绝让逊尼派(Sunni)人士进入他领导的政府，导致他不得不让位。数月以来，伊朗的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以及伊拉克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人士“大阿雅图拉席斯塔尼”(Grand Ayatollah Ali al-Sistani)都公开撇清与马利基的关系。在马利基在位的最后时期，他曾召集军队、威胁发起军事政变，但都无济于事。
接替马利基的是现年62岁的海德尔•阿巴迪(Haider al-Abadi)。他也属于什叶派，是马利基所在的达瓦党(Dawa party)成员。8月11日，伊拉克总统任命他为新总理。阿巴迪被要求超越宗派主义，缔造一个包容的民族团结政府以满足少数民族，特别是逊尼派的诉求。
除非阿巴迪能够建立一个有广泛基础的政府，否则他无法在国内或者国外实现任何事情。如果为了安抚马利基而安排他在新政府中担任另一个重要职位（这样的流言已经在巴格达抬头），那将对事情毫无助益。他的时代结束了，他的政治包袱太大。他应该要么回家，要么流亡。
伊拉克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凝聚民族共识的政府，以应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的军事攻击。Isis可能已经控制了这个国家的三分之一。伊朗和美国一样害怕Isis。
Isis的目标还包括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但伊拉克的团结最为关键，因为伊拉克与所有这些重要的阿拉伯国家接壤。如果伊拉克无法保持统一，而是被Isis及其他势力分割，毫无疑问这会导致整个阿拉伯世界在伊斯兰主义极端分子的手中陷入巴尔干化。
拯救伊拉克的一个关键是赢回国际社会的信任。此前华盛顿方面通过暂停向伊拉克供应重要武器（如战斗轰炸机）向马利基施压，直至他下台。
现在马利基已经下台，美国需要尽快兑现自己的承诺。伊拉克缺乏一支有力的空军，其陆军同样也处于混乱状态，需要国际社会提供帮助以将其打造成一支足够强大、能够迎战Isis并取胜的军队。
伊拉克的危机是多重的，而且极端复杂——以前没有人听说过亚齐德人(Yazidi)，直到Isis开始屠杀他们，迫使他们逃到伊拉克北部的山中。很少有人能关注到以下事实：仅仅6月到7月，与Isis的战争就已经造成了50万伊拉克人在国内流离失所。联合国(UN)机构难以应付。
想想未来还有什么等待着我们。想想如果阿巴迪的新政府失败了会给整个中东带来什么后果。想想如果有着诸多敏感国界线的伊拉克被Isis自由支配会发生什么。西方是时候对巴格达的新政府展示更大的支持了。
艾哈迈德•拉希德(Ahmed Rashid)是一位畅销书作者，出版了几本关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亚的著作。最新著作是《陷入混乱》(Descent into Chaos)
译者/许雯佳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7823
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扶植的政治领袖是怎么回事？他们似乎从不愿意下台。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是一个开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无情地铲除了不止一个开始对美国占领南越有用、后来变得没用的时候却拒绝下台的南越领导人。
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一度是华盛顿看中的人。而现在他成了华盛顿的眼中钉，被指允许选举舞弊，使国家陷入一场普什图族(Pashtun)与塔吉克族(Tajik)对抗的民族危机。
还有伊拉克的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数月以来，绝大多数伊拉克人和外国外交官都发出了一致的声音：“任何人都行，除了马利基”。
这些领导人堪比莎士比亚戏剧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们从不知道何时应该放弃。问题是他们认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当年他们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们愿意以包容的方式领导国家，但他们上台后很快就将全部的权力赋予一个民族或者宗教群体。
什叶派(Shia)领导人马利基便是如此。2006年，他在美国和伊朗的支持下当选，2010年他第二次当选，尽管这次两国的态度变得勉强了。他失去了所有人的信任，包括伊朗的什叶派。
在今年4月的选举之前，就有许多人希望马利基让位。最终，伊朗的不满使他无法赢得广泛支持，而正是因为他拒绝让逊尼派(Sunni)人士进入他领导的政府，导致他不得不让位。数月以来，伊朗的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以及伊拉克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人士“大阿雅图拉席斯塔尼”(Grand Ayatollah Ali al-Sistani)都公开撇清与马利基的关系。在马利基在位的最后时期，他曾召集军队、威胁发起军事政变，但都无济于事。
接替马利基的是现年62岁的海德尔•阿巴迪(Haider al-Abadi)。他也属于什叶派，是马利基所在的达瓦党(Dawa party)成员。8月11日，伊拉克总统任命他为新总理。阿巴迪被要求超越宗派主义，缔造一个包容的民族团结政府以满足少数民族，特别是逊尼派的诉求。
除非阿巴迪能够建立一个有广泛基础的政府，否则他无法在国内或者国外实现任何事情。如果为了安抚马利基而安排他在新政府中担任另一个重要职位（这样的流言已经在巴格达抬头），那将对事情毫无助益。他的时代结束了，他的政治包袱太大。他应该要么回家，要么流亡。
伊拉克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凝聚民族共识的政府，以应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的军事攻击。Isis可能已经控制了这个国家的三分之一。伊朗和美国一样害怕Isis。
Isis的目标还包括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但伊拉克的团结最为关键，因为伊拉克与所有这些重要的阿拉伯国家接壤。如果伊拉克无法保持统一，而是被Isis及其他势力分割，毫无疑问这会导致整个阿拉伯世界在伊斯兰主义极端分子的手中陷入巴尔干化。
拯救伊拉克的一个关键是赢回国际社会的信任。此前华盛顿方面通过暂停向伊拉克供应重要武器（如战斗轰炸机）向马利基施压，直至他下台。
现在马利基已经下台，美国需要尽快兑现自己的承诺。伊拉克缺乏一支有力的空军，其陆军同样也处于混乱状态，需要国际社会提供帮助以将其打造成一支足够强大、能够迎战Isis并取胜的军队。
伊拉克的危机是多重的，而且极端复杂——以前没有人听说过亚齐德人(Yazidi)，直到Isis开始屠杀他们，迫使他们逃到伊拉克北部的山中。很少有人能关注到以下事实：仅仅6月到7月，与Isis的战争就已经造成了50万伊拉克人在国内流离失所。联合国(UN)机构难以应付。
想想未来还有什么等待着我们。想想如果阿巴迪的新政府失败了会给整个中东带来什么后果。想想如果有着诸多敏感国界线的伊拉克被Isis自由支配会发生什么。西方是时候对巴格达的新政府展示更大的支持了。
艾哈迈德•拉希德(Ahmed Rashid)是一位畅销书作者，出版了几本关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亚的著作。最新著作是《陷入混乱》(Descent into Chaos)
译者/许雯佳
星期四, 9月 04, 2014
伊斯兰宗教领袖：ISIS是伊斯兰教的头号大敌
来源：中国民族网 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40829875-1.htm
发布日期：2014-08-22
沙伊赫•阿卜杜拉•阿齐兹•姆沙伊赫，沙特阿拉伯大穆夫提（照片来自WIKI MEDIA）沙特阿拉伯的最高宗教官员最近公开谴责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
本周二，继其他穆斯林领袖之后，沙特阿拉伯的大穆夫提沙伊赫•阿卜杜拉•阿齐兹•姆沙伊赫通过沙特的新闻机构发表声明谴责恐怖组织ISIS。
“极端思想、激进思想和恐怖主义在地球上的蔓延，将给人类文明带来摧毁”姆沙伊赫称，“这些思想不但不属于伊斯兰教义，而且是伊斯兰教的头号敌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众多穆斯林。”
在这位沙特大穆夫提发布声明之前，从印度尼西亚到埃及的多位穆斯林领袖，包括宗教领域和世俗领域的，都对ISIS的行径表示了谴责。
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领导的ISIS起源于基地组织的伊拉克分支，最近因其军事胜利和残酷暴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ISI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占领了大片领土，由于残酷迫害其他宗教信徒，什叶派穆斯林和当地少数民族而臭名昭著。
他们的暴行激起了库尔德人部队在伊拉克北部的反击，库尔德人在美军空袭的帮助下与该恐怖组织对抗。
在本周早些时候的一个网络视频中，一名ISIS恐怖分子展示了斩首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的整个经过。
据今日美国报道，在马萨诸塞州玛莎葡萄园岛度假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三称，“整个世界为此震惊”，美国“为此心碎”。
据路透社报道，虽然沙特阿拉伯王国某种程度上是依照瓦哈比教派（一种严格的伊斯兰教义）进行治国的，但是瓦哈比主义和ISIS有显著区别。
“虽然高级瓦哈比派神职人员都赞成对一些犯罪处以斩首，包括叛教、通奸和巫术，反对妇女驾驶或工作，将什叶派穆斯林描述为异端，他们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的区别在于：他们反对武装暴乱”路透社提到。
“利雅得长期作为叙利亚叛军背后的主要支持者，但是现在已经把武器和金钱的支持转向了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对立的其他团体”路透社称。
在这位大穆夫提的表态的几天前，沙特王国刚刚为联合国反恐中心捐资了一亿美元。
“恐怖主义是必须从通过国际努力，从世界上根除的邪恶势力”沙特驻美大使声称。
发布日期：2014-08-22
沙伊赫•阿卜杜拉•阿齐兹•姆沙伊赫，沙特阿拉伯大穆夫提（照片来自WIKI MEDIA）沙特阿拉伯的最高宗教官员最近公开谴责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
本周二，继其他穆斯林领袖之后，沙特阿拉伯的大穆夫提沙伊赫•阿卜杜拉•阿齐兹•姆沙伊赫通过沙特的新闻机构发表声明谴责恐怖组织ISIS。
“极端思想、激进思想和恐怖主义在地球上的蔓延，将给人类文明带来摧毁”姆沙伊赫称，“这些思想不但不属于伊斯兰教义，而且是伊斯兰教的头号敌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众多穆斯林。”
在这位沙特大穆夫提发布声明之前，从印度尼西亚到埃及的多位穆斯林领袖，包括宗教领域和世俗领域的，都对ISIS的行径表示了谴责。
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领导的ISIS起源于基地组织的伊拉克分支，最近因其军事胜利和残酷暴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ISI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占领了大片领土，由于残酷迫害其他宗教信徒，什叶派穆斯林和当地少数民族而臭名昭著。
他们的暴行激起了库尔德人部队在伊拉克北部的反击，库尔德人在美军空袭的帮助下与该恐怖组织对抗。
在本周早些时候的一个网络视频中，一名ISIS恐怖分子展示了斩首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的整个经过。
据今日美国报道，在马萨诸塞州玛莎葡萄园岛度假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三称，“整个世界为此震惊”，美国“为此心碎”。
据路透社报道，虽然沙特阿拉伯王国某种程度上是依照瓦哈比教派（一种严格的伊斯兰教义）进行治国的，但是瓦哈比主义和ISIS有显著区别。
“虽然高级瓦哈比派神职人员都赞成对一些犯罪处以斩首，包括叛教、通奸和巫术，反对妇女驾驶或工作，将什叶派穆斯林描述为异端，他们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的区别在于：他们反对武装暴乱”路透社提到。
“利雅得长期作为叙利亚叛军背后的主要支持者，但是现在已经把武器和金钱的支持转向了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对立的其他团体”路透社称。
在这位大穆夫提的表态的几天前，沙特王国刚刚为联合国反恐中心捐资了一亿美元。
“恐怖主义是必须从通过国际努力，从世界上根除的邪恶势力”沙特驻美大使声称。
宗教与沙特外交：战略、机制与行动
作者：涂怡超
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7月第4期。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4728
发布时间: 2014年1月24日
内容提示：以得天独厚的伊斯兰教传统为基础、丰富的石油财富为依托，20 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沙特长期致力于成为全球穆斯林的精神祖国，借以增强其国家合法性和全球影响力。沙特通过传统外交和公共外交大力构建和发展伊斯兰国际机制,支持和掌控多个以宗教为纽带的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大力资助伊斯兰教瓦哈比学派的发展及其全球扩张，这对世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20 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沙特宗教的高度外交化引起多国高度警觉，其宗教与外交的关系走向受沙特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中政教关系的发展、美国中东战略走向、中东国家乃至伊斯兰世界民主化转型中宗教、教派冲突的发展等三方面的制约，正进入调整与平衡阶段。
一直以来，宗教在沙特阿拉伯外交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本文以全球化、现代化和民主化浪潮为坐标，从战略和实践角度考察沙特建国以来在外交中如何运用宗教话语，采纳宗教理念，形塑正式和非正式机制，并借助国内外宗教组织协助其对外战略的形成与实施，重在分析宗教与沙特外交相结合在战略、机制和行动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独特性，从而展现其相应的规律和特色。
一、 沙特宗教外交的历史沿革
自 1932 年正式更名沙特阿拉伯王国以来，沙特一直是政教联盟的国家，费萨尔国王强调沙特“世世代代都将是伊斯兰遗产的维护者和伊斯兰圣地的守护者”，法赫德国王甚至于1986 年将“两圣寺的守护者”作为其首位头衔。伊斯兰教在沙特国家战略中一直占据显要地位。担任全世界穆斯林的精神盟主，成为伊斯兰教之宗主国以增强其政权的合法性，一直是沙特重要对外战略目标。自建国至2001 年，伊斯兰教与沙特外交之间的关系根据其时代和方向的不同， 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宗教外交格局初创时期（1932～1954 年）
建国伊始，沙特在大国关系、邻国关系构建中将瓦哈比学派放在次要位置进行操作。基于王国合法性和巩固瓦哈比学派的双层需要，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高度重视伊斯兰教在公共外交中的重要性。沙特希望以伊斯兰世界性大会为契机，接过土耳其革命后哈里发制度的衣钵，由此于1926年邀请伊斯兰世界的35个代表团在麦加召开“20世纪真正的第一次伊斯兰会议”，宣告成立“世界穆斯林大会”，但未达其初衷。1949年该组织控制权转至巴基斯坦。沙特在当时公共外交中进行宽容的瓦哈比理念实践，对伊斯兰内部的不同派别虽有位序之别，但存在一定宽容，尤其在朝觐中善待各派别穆斯林，同时抓住朝觐之机向他们推广瓦哈比教义，反对不符合瓦哈比教义的理念和行为。
第二阶段：宗教外交格局形成时期（1954～1975 年）
沙特王国基于自身的统治阶级利益和教派利益，在国际和地区层次上首先以反共产主义为首要目标，在阿拉伯世界则反对将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泛阿拉伯主义以及零散模糊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以威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中东世俗政权的旗手。由此，地区安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成为沙特外交的旗帜，沙特开始在对外政策中大力推行以它为中心的泛伊斯兰主义，鼓吹伊斯兰团结与合作。20 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泛伊斯兰主义已成为反抗各类左翼运动、抵制无神论和世俗化影响的重要渠道，也获得以美国为首西方阵营的高度支持。此时期沙特与埃及为争夺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而长期竞争，沙特着力于抵御纳赛尔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不结盟运动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并通过吸纳赛义德·库特卜领导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加入联盟以遏制埃及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沙特同时支持有伊斯兰教背景的乌干达阿明政权和索马里独裁者巴雷，以反对左翼思潮和运动。费萨尔国王着手组建多层次的泛伊斯兰体系：1、在国际机制层面，1970 年，沙特倡导成立伊斯兰会议组织，常设机构秘书处位于吉达。1972 年，伊斯兰发展银行在吉达成立，沙特自该组织成立迄今一直是最大出资国，1979 年，成立国际伊斯兰援助会；2、在非政府组织层面，1962 年5 月，在沙特的支持和资助下，世界穆斯林联盟在麦加成立；3、在教育层面，埃及享有源远流长的伊斯兰学术传统，千年之久的爱资哈尔大学在伊斯兰世界为学术灯塔。1961 年，沙特斥巨资创建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并通过奖学金等多种手段吸引其他国家穆斯林入学，力图把该大学打造成为伊斯兰世界学术中心。
第三阶段：宗教外交急剧扩张时期（1975～2001 年）。
自 20 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东格局变化和美国的中东政策框架为沙特作为地区大国的扩张和瓦哈比学派的扩张提供了巨大空间，沙特石油财富的剧增则为此奠定了经济基础。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沙特借助以瓦哈比教义为基础的保守的阿拉伯主义反对激进伊斯兰，加紧与什叶派在伊斯兰世界的争夺。1981 年，在沙特推动下，海湾合作委员会成立，旨在联合对抗伊朗什叶派扩张。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沙特鼓励圣战者参战。冷战结束前后，沙特籍由其官方支持的宗教扩张，在中亚、南亚和非洲加紧填补当地意识形态和基层组织机构的空白：1、在机制建构方面，法赫德国王设立伊斯兰事务部，主管传教、布道事务和伊斯兰高等教育机构。[1]1994 年，又创立平台性机构最高伊斯兰事务委员会和伊斯兰传教和指导委员会；2、在对外援助方面，沙特极其重视通过外援巩固对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掌控，不断加强自身在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并根据需要创立新的组织来处理特定事务。1993 年，沙特成立沙特援助黑山高级委员会；3、在公共外交方面，沙特海外援助、传教、教育、慈善、宣传等工作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以传教为主、以援助、教育、慈善和宣传为翼推进瓦哈比学派的世界传播。沙特为对外宣传瓦哈比学派建立了庞大的媒体网络，一般由沙特王室人员执掌，并在海外大量援建各类伊斯兰机构。[2]
二、“9·11”事件后沙特宗教外交面临的时代背景
冷战的结束与20 世纪后期以来的全球宗教复兴改塑了世界格局，集信仰与组织为一体的各类宗教在国际、地区和国内政治中影响不断上升。在全球公民社会深入发展与各类大众媒体争相勃兴的格局中，宗教因其跨国性、草根性和泛阶层化，在多国公共外交中受到高度重视。伊斯兰教是20 世纪人数增长迅速的世界性宗教，至2010 年，拥有16 亿信徒，占世界总人口的23.4%，其中87%～90%为沙特国教所属的逊尼派。据估计，未来20 年穆斯林人数还将增长25%。[3]沙特位于伊斯兰世界的地缘中心位置。全球的宗教复兴、冷战时期新兴大国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沙特创建和实际领导的多个穆斯林国际非政府组织已成为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一定作用的跨国网络。时代的发展增添了沙特在外交中运用宗教元素的必要性。当前沙特宗教与外交之间的具体关系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
其一是沙特在国家现代化转型中从政教联盟日益走向政主教从
伊斯兰教是沙特的重要立国基础。1992年沙特《基本法》第一章第一条即声明：“沙特王国是一个主权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2010年，沙特通过第九个五年计划，其第一个目标就是坚持伊斯兰教义和价值。与埃及、伊朗等国所不同，沙特是一个历史非常特殊的现代民族国家，以政教联盟为基础形成部落联盟，国家认同建立在可将主要部落认同联结一体的教派认同的基础之上。自建国以来，沙特王权与教权在相互合作、制约和抗衡中日益显现出优势，在政教联盟的基础上逐渐过渡到政权对宗教既保护和尊崇，亦有所控制和监护。自建国以来，谢赫家族的政治影响力呈下降趋势。近年来，宗教学者委员会就国家重大事件颁布的“法特瓦”（宗教法令）与沙特国家的战略走向和政策选择保持高度一致。基于沙特自身的地缘经济政治格局和维持沙特王室在沙特现代化进程中对国家的合法有效统治，在国内外推广瓦哈比学派符合沙特王室的根本利益。
其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中东战略走向沙持开国君主伊本·沙特认为，美国在沙特没有殖民利益，从而给予美国开发沙特石油资源的特许租让，自此沙特逐渐被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中东安全体系。二战结束后，沙特与伊朗成为美国在海湾的两大盟友，美沙关系成为沙特外交的主线。美国对沙外交长期呈鲜明现实主义特色，由此认为沙特在国内外推广瓦哈比伊斯兰间接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支持沙特对瓦哈比伊斯兰的传播，以遏止和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所催发的社会思潮与运动，抵制左派政权。20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普遍认为，沙特推广瓦哈比伊斯兰有助于抵消伊朗什叶派的影响、协助美国击退苏联在许多中东、中亚和北非国家的影响、遏制伊拉克复兴社会主义的扩张势头。两极格局结束后，因沙特频发针对美国军队和公民的袭击，外加犹太利益集团的宣传攻势，宗教开始成为两国关系的障碍。“9·11”事件后，由于多名劫机犯来自沙特，美国内掀起反沙浪潮，认为是沙特哈瓦比主义豢养了本·拉登等恐怖分子，美国智库、学界、军界的研究者对沙特官方大力输出伊斯兰教均持高度否定态度，总体认为“他们传递其他宗教、甚至是其他派别的伊斯兰教是无效的信息；穆斯林应积极传播信仰；自南亚到北非教室和讲经台都不可容忍对伊斯兰教的不同观点。即使这些材料没有宣扬暴力，他们传播了暴力有时是合理结论的理念。”[4]因此，“宗教是沙特和美国必须面对的战略议题。”[5]为此，美国在不危及自身近期安全利益的前提下，虽在直接政策方面对沙特网开一面，但通过机制建设、战略安排和政策实施等大力向沙特施压以促其转型，通过《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及其实施“大中东民主计划”促沙特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甚至通过减少从沙进口石油，限制沙特人入境等多种杠杆的联合运用来对沙特施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将沙特列于特别关注国名单，每年的年度报告均认为沙特政府继续参与支持促进极端意识形态、有时还推进对非穆斯林和不受欢迎的穆斯林实施暴力的全球行动。美国国务院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亦如是。沙特石油战略地位的下降和反恐令沙特在美国战略地位中的位置有所下降，但维持双边合作关系仍符合两国的利益需要。但是，由于美国民主输出和对以色列的长期偏袒与沙特根本利益存在冲突，沙特必须发展多元外交，与伊斯兰世界关系仍是其外交重点。
其三是中东国家乃至伊斯兰世界民主化转型中宗教、教派冲突的发展当今中东问题体现为后殖民地时期、后冷战时期、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中交织的教派、宗教和民族冲突。中东地区至今未完全消化殖民时期的政治遗产、冷战之后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转移：1）在国家建设方面，沙特等阿拉伯国家普遍存在社会结构的前现代属性，社会整合不成熟，现代国家仍在建构之中， 与西方定义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存在巨大差异；2）在意识形态方面，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困境仍是后殖民社会的一个症候，“处于‘西方/东方’及‘现代/传统’的二元对立之中，世俗派和传统派各自强调‘纯粹’的政治认同。”[6]以宗教尤其是教派画线长期以来是沙特外交的重要特色。基于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方面的基础性冲突和中东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两伊战争后沙特与伊朗关系虽仍充满竞争却走向缓和。然而，当前中东一些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往往体现出什叶派势力范围扩大与民主化进程深化一体两翼，引起沙特等阿拉伯君主国的高度戒惧。面对与伊朗在中东地区从意识形态到影响力的激烈竞争，沙特在此次中东变局中，在巴林、也门和叙利亚事变中以教派画线，支持逊尼派。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沙特在呼吁各方“熄灭宗派主义的丑陋火焰”之时，更为支持有逊尼派背景的“伊拉克名单”[7]。为抵制民主化和什叶派对沙特的双重冲击，继续输出伊斯兰瓦哈比教义和组织仍符合沙特王国的根本利益。
三、新世纪宗教与沙特外交：迈向调整与平衡
“9·11”事件以来，沙特宗教外交理念、战略、机制和行动均进入调整与平衡阶段。
（一）外交理念
面对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冲击，沙特高度注重维持沙特王室和统治阶层的根本利益，由此既强调沙特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又坚持宗教传统对于沙特的根本意义。面对西方普世主义的冲击和因反恐而形成的事实上打压瓦哈比派的局面，沙特秉持对国教的捍卫，决不容许动摇赋予其政权合法性的伊斯兰瓦哈比教义。同时基于世界世俗化、西式普世价值和多元化、西式民主与宪政带给伊斯兰世界的冲击的压力，在根本理念上开始对什叶派的理念和实践趋向宽容，逐渐对什叶派理念释放宽容信号。由此，沙特在外交理念上不断发展更新泛伊斯兰主义。
（二）外交战略
在阿拉伯国家中，沙特军事力量弱于埃及、伊朗及伊战前的伊拉克，在海湾地区亦非最强，由此在国际格局转换、美国因素发生变化、国内因素日益重要、多元因素可供选择的大背景下，需寻找综合各种因素平衡发展的外交战略。石油和宗教仍是沙特外交中最为重要的两张牌，巩固与美国的联盟仍是沙特外交的主线。沙特注重在美国及整个西方重构其伊斯兰形象，以期改善伊斯兰世界的整体形象和沙特的国家形象，继续维系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同时继续巩固发展以沙特为中心的穆斯林联盟，巩固和发展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由此，沙特的宗教外交战略可概括：为以维护王室家族统治的长期稳定为目标，以维持对美战略为依托，以教派、宗教为基础进行地区—全球建制，领导泛伊斯兰运动，从而确保地区安全与稳定，巩固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在阿拉伯世界，基于现存的意识形态，在面对直接教派和宗教冲突的情况下，沙特力倡瓦哈比伊斯兰，坚决维护逊尼派教派利益。由此反对以色列和伊朗，基于抵消什叶派影响而坚决维护伊拉克统一但阻止伊拉克强大；在伊斯兰世界不断释放出对什叶派的宽容与善意，力图扩大对全体穆斯林的影响力；在全世界突出伊斯兰教对和平的崇尚，并努力突破伊斯兰教一教之局限，启动对梵蒂冈等国的外交以塑造沙特国家和伊斯兰教的新形象。
（三）外交机制
当前沙特发展了相互交错且结构复杂的复合外交机制来开展宗教外交。传统外交机制与公共外交机制既有交叉重叠，又有分工合作。在传统国家外交机制层面，国王及其直接领导下的外交部主导传统外交事务，王室家族委员会、宗教学者委员会、协商会议为综合解决宗教外交重大议题的顶层设计。在国际正式和非正式机制层面，沙特伊斯兰积极组建和主导一系列国际组织，如伊斯兰会议组织、海合会、伊斯兰发展银行；透过主导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阿拉伯非洲经济发展银行来发展对伊斯兰世界经济援助；组建并支持各类国际伊斯兰组织及其下属机构的运作及扩展，主要有穆斯林世界联盟、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伊斯兰发展银行、国际伊斯兰援助会等，所需的巨额经费主要来自沙特政府。穆斯林世界联盟获得了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谘商地位，在伊斯兰世界具有较大影响力，沙特亦通过政府间外交和对外援助不断扩大对总部在巴基斯坦的世界穆斯林大会的影响力。
在公共外交机制层面，伊斯兰事务、基金和宣教部、朝觐部、高教部、内政部、卫生部、信息部等均参与以宗教为基础的公共外交；半官方的沙特发展基金等组织处理对伊斯兰世界的援助事宜；由官方主导的通讯社、电视台等多种媒体网络进行海内外宣传。
沙特开展宗教外交需进行将多部门、多机制进行组合。沙特宗教学者委员会总体配合沙特的外交政策，如为减轻伊斯兰世界对沙特在海湾战争中立场的批评，经过沙特外交部等多部门的运作和王室的协调，沙特宗教学者委员会就美军进驻沙特这一敏感问题曾专门颁布“法特瓦”，为美军驻军沙特提供合法性；以沙特最大的宗教公共外交项目朝觐为例，每年朝觐由伊斯兰合作组织组织，沙特政府朝觐部、内政部、卫生部、交通部、信息部，非政府组织穆斯林世界联盟、世界青年联盟合作负责。朝觐部负责朝觐事务的协调、组织和安排，是各国政府和穆斯林组织、沙特有关部门和组织之间就朝觐事务进行沟通和合作的机构；内政部主要负责朝觐活动中的安全、秩序事务；交通部负责庞大的运输事务；卫生部则负责朝觐期间的环境卫生、医疗救援等；穆斯林世界联盟、穆斯林青年世界大会则分工负责朝觐中向世界各国穆斯林传播伊斯兰原则和教义，捍卫和推进穆斯林团体的利益。
在软性机制方面，基于沙特国家的宗教特性，沙特外交人员亦具备相应的宗教知识和宗教服务背景，有利于为沙特外交行为奠定合法性。现任沙特副外交大臣曾任“两圣寺的守护者”地区事务代表，长期担任穆斯林世界联盟的秘书长阿卜杜拉·图尔基（Abdullah al-Turki）同时兼任沙特宗教学者委员会成员。沙特外交部下属机构外交研究所亦于2008 年4 月开始对劝善惩恶委员会的“穆陶威”（宗教警察）进行外交培训，以便他们更好地处理与驻沙特的外交官和国外非穆斯林相关事宜。[8]
（四）外交行动
沙特借助宗教，通过传统外交和公共外交途径实现其外交战略。 在传统外交层面，由于沙特自身政治和军事实力有限，沙特重视发挥自身在伊斯兰国际组织中的主导地位，通过伊斯兰合作组织和海合会进行联盟外交。在公共外交层面，沙特旨在最大限度地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整合，在增进全球穆斯林伊斯兰认同的同时，提高他们对沙特在伊斯兰世界领袖地位的认可度。同时在全球层面支持和鼓励伊斯兰宣教事业，宣传和塑造伊斯兰教的和平形象。
由此致力于将宗教因素溢出现代外交的常规渠道，其政教不分离的举措虽未违反沙特以《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基本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但往往与其他国家法律有所冲突。沙特依靠其独特宗教优势和丰富财政资源开展多层次公共外交，主要举措有：
一是筹划安排各类面对伊斯兰世界的、以宗教为基础的援助：1、在援助和社区建设方面，伊斯兰事务部、各类有或明或暗官方背景的基金会与其他国家的相应部门、组织保持紧密联系，通过提供各类援助、促进伊斯兰社区发展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沙特给一些有显著穆斯林人口的非洲国家的援助超过其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贫穷国家的资助；[9]2、在宣传方面，沙特拥有世界最大的宗教印刷出版机构，印刷《古兰经》，用多种语言印刷多种指导性宣教材料并散发至世界各国，透过沙特控制的全球性媒体网络和组织各类活动进一步深化对伊斯兰瓦哈比教义的宣传；3、在教育方面，大力普及伊斯兰教育，通过财政、人员援助“走出去”支持海外伊斯兰教育，通过提供奖学金吸引大量外国穆斯林留学沙特。政府大力资助国外修建伊斯兰中心、清真寺、教经学校，资助各类研究所和大学，开展各类宗教交流、进行慈善救助等。
二是组织和协调宗教朝觐。麦加朝觐为世界最大的跨国宗教运动，每年的参加者达数百万之众。沙特对朝觐活动组织严密且安排妥善，长期斥巨资修缮和维护麦加禁寺和克尔白等。为服务世界穆斯林的朝觐，沙特政府在吉达修建了主要服务于朝觐期的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机场，占地面积之大、候机大厅之宽和建造费用之巨均居世界首位，并在吉达和麦加之间修建了世界一流的高速公路，并大力改善麦加、麦地那清真寺周边环境[10]，同时配备世界一流的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沙特国王每次亲自邀请一些世界各国的穆斯林人士（每年约1000 余人），他们在朝觐期间享有特别安排。沙特官方电视台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和所有友好国家，以及西方电视机构和国际新闻社免费直播朝觐全过程。沙特政府还举办宗教活动、宗教组织会议等多层次、多类别衍生产品，力求最大弥散朝觐效应。沙特政府历来注重利用朝觐良机，采取多种方式与多国政府、组织和个人对时政重要议题进行协商，促进非正式多方协商，并在此进程中巩固沙特的领导地位。
三是进行跨宗教游说并在全世界宣传伊斯兰教的美好形象和完善沙特国家形象。沙特亦注重与罗马教廷、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等与不持基督教锡安主义思想且同情巴勒斯坦人民遭遇的基督宗教组织的世界性网络建立联系并开展游说，努力削减以色列在西方的游说成果。2007 年，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与教皇本笃十六世进行了历史性会晤。前沙特驻美大使和前驻英大使图尔基·费萨尔在出使期间，不仅常去驻在国清真寺，还拜访多个教堂。2008 年，沙特国王提议、穆斯林世界联盟在马德里主办跨信仰对话，200 余位世界各大宗教的代表参会。“9·11”事件以来，沙特政府尤其注重在美国及其他非伊斯兰国家进行大幅度公关宣传，力证伊斯兰教为“和平、仁慈和宽恕”的宗教，并非恐怖主义源泉，恐怖主义偏离了伊斯兰教正道，作为伊斯兰精神祖国的沙特在打击恐怖网络方面恪尽职守。此外，基于中东地区教派分歧对地区安全的冲击，沙特以组织和促进教派对话作为缓和途径之一。[11]
四、沙特宗教外交的效应与局限
经过多年辛勤耕耘，沙特在运用宗教达成外交目标方面取得重大成效，军事实力不强的沙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伊斯兰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宗教也成为沙特通过外交巩固王室统治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1、在理念层面，其推广的瓦哈比教义已深入世界各主要穆斯林聚居区，成为对当地影响最大的宗教思潮，甚至改变了众多穆斯林聚居区的教派生态，沙特已成为新世纪泛伊斯兰主义最主要的领导者；2、在组织层面，沙特在国际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海合会和穆斯林世界联盟等各类国际非政府组织具有主导权，并借此扩大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能力。沙特借助宗教建立的组织网络可直接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基层网络产生联系、在世界多国的穆斯林聚居区具有较大影响力，极大地增强了沙特对其他国家和社会的影响能力；3、在行动层面，沙特进行的各类活动，如组织朝觐、对外援助和宣传教育等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沙特的国际形象，增进了在世界穆斯林心目中的地位，也有力地帮助了沙特宗教理念的扩展和沙特公共外交组织网络的丰富。沙特培育了多国伊斯兰教界的中坚力量，全球穆斯林都将沙特作为伊斯兰教的宗主国，伊斯兰国家也承认并尊重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特殊地位。
与此同时，沙特的宗教外交亦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其一是来自沙特国家内部的挑战
沙特政治结构受到世俗化和民主化的冲击，沙特外交政策由国王制定，外交大臣起协调、辅助和贯彻实施作用。自阿卜杜拉国王就任以来，不再是一人政治，权力圈不断扩大，国王不能控制众王子权力在国家机制中的扩散，由此外交决策亦受到影响。
沙特的宗教结构本身亦对其宗教外交形成挑战。尽管沙特王室对沙特宗教学者委员会的掌控日益加强，但沙特宗教现状的根本特征是“三有三无”，即有圣地、有资金、有世界性网络和影响，无最高宗教领袖、无世界性宗教权威、无世界性宗教学术权威。尽管政府认为当前教律混乱，宗教管理机构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基于沙特宗教传统和政教结构沙特王室不可能完全掌控沙特伊斯兰教体系，沙特国家事实上对沙特庞大且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盘根错节的宗教体系影响力有限。沙特以输出瓦哈比教义为实现其国家战略的重要手段，并为此通过机制、组织建设和巨额资金资助给予支持。尽管沙特是个宗教大国，但在伊斯兰世界中并非人口大国，且直接对外传教传统、结构与基督宗教有较大距离，其宗教输出环节相对较复杂且见效周期较长，沙特对宗教输出产生的多样性后果难以控制，从外交的角度难以进行直接管控和绩效评估，如出现问题调整难度高且调整措施难以在短期内见效。
沙特难以统合沙特境内瓦哈比派思潮、信仰表白和对社会、政治、外交事务的立场，这成为沙特外交的障碍。尽管沙特在美国占领伊拉克后一直支持伊拉克逊尼派，但在公开表态中并未直接扬逊抑什。2006年，众多有声望的沙特教长号召全世界逊尼派动员起来，反对伊拉克什叶派，加剧了伊拉克的困境。由于沙特宗教体系的复杂性和外联的广泛性，在斩断恐怖组织资金链方面常显软弱。
此外，沙特宗教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国家的巨额资金投入。无论是宗教外交的正式机制建设，还是各类具体活动均可得到国家的不同资助，众多社会资助追根溯源亦源自政府资金。因此，沙特宗教外交和宗教输出对政府资助存在极大依赖度，沙特的财政状况直接影响其整体外交。
其二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
在西方，沙特的宗教扩张引起多国的高度警觉，认为直接巨资资助宗教不符合现代国家政教分离原则，“9·11”之后的西方对此容忍度急剧下降，以右翼为主体的众多西方民众长期坚持沙特主导的国内外宗教教育和传统与伊斯兰激进主义密切相关，一些研究者认为沙特力推的瓦哈比教义是国际安全的威胁并获得多方认同。[12]基于瓦哈比教义在沙特的独特地位，沙特在外交中难以实质性回应宗教多元与宽容的世界潮流。尽管沙特在西方花费巨资，通过促进宗教对话，资助学术研究，进行各类公共宣传等开展公共外交以重塑沙特宗教和国家形象，但成效甚微，沙特在国际组织、国家和全球公民社会等层面均长期面临外交压力。
美国基于全球反恐和大中东和平进程，在维持两国同盟关系的基础上对沙特的宗教外交进行了多方限制。迫于美国的反恐压力，沙特限制沙特慈善组织输出现金，并与美国投资者合作，这有利于避免极端组织获得资金，亦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沙特对其他国家贫困穆斯林社区的援助。尽管美国不从官方层面高压促进激进式民主变革，但一直施压进行渐进式变革。美国长期认为沙特教育系统尽管不直接与恐怖主义相连，但公共教育课程培养了对非穆斯林的仇恨。由此沙特公共教育成为美国朝野共同关心的议题，沙特于2007年启动阿卜杜拉国王公共教育发展计划，六年内沙特投资90亿里亚尔增强科技教育以平衡其宗教教育。在美国对项目阶段性实施效果不满意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支持公民社会组织进入沙特引导和协助相应变革，逐步展开以信仰为基础的公共外交。2011年9月，美国国务院与美国以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宗教与外交中心签订合同推动沙特公共教育课程改革。[13]
在伊斯兰世界，沙特的宗教外交亦自国家和社会两方面遭遇挑战。在国家层面，沙特以伊斯兰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建设、以朝觐为代表的宗教公共外交成为多个伊斯兰国家、尤其是非阿拉伯地区伊斯兰国家进行国家建设的重要筹码，一些穆斯林人口大国，如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国尤其如此。这些国家利用沙特主导的各类平台和宗教公共外交与沙特商谈，以在政治上支持沙特、允许沙特的宗教输出为筹码，获取沙特对本国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支持，并扩大本国在各类伊斯兰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中的影响。众多国家的政党、政治家、各类社会组织还将朝觐作为国家内部政治争斗的重要手段，令沙特的外交议题和议程都更为扩大化和复杂化。同时，众多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亦对沙特官方支持的瓦哈比输出深怀戒虑，对其宗教扩张也非议甚多，认为沙特“对它们的政治事务、教派前景、经济发展、文化构造和媒体传统等发挥了解构作用。”[14]
在社会层面，沙特的宗教输出最终推动一些国家和地方穆斯林将瓦哈比伊斯兰作为抵抗和适应加速发展的西式现代化进程的集合式途径，由此在神学和社会观念方面日趋保守。众多深受瓦哈比教义影响的穆斯林最终成为沙特的反对者，对沙特过于重视沙美关系亦不满，反对沙特邀请外国军队从萨达姆手中解放科威特，反对沙特20 世纪末以来在反伊斯兰浪潮中的相对沉默与满足于自保，尤其不满沙特在西方媒体歪曲与丑化伊斯兰教时的消极被动，认为沙特作为穆斯林盟主并未在国际社会积极捍卫穆斯林的原则。
在其他有聚居穆斯林的国家，沙特宗教外交同样面对国家和社会双重层面的挑战。一些国家认为沙特的宗教输出与当地政治、经济、民族问题相结合形成结构性问题，严重危及国家安全，社会对沙特宗教输出的后果亦有抵制，认为这与多元宽容的现代社会存在根本性冲突，一些人认为瓦哈比教义属于伊斯兰教极端思想，破坏了当地的社会和宗教生态。这都对沙特的国家形象和进一步的宗教外交行动产生负面影响。
四、结论
自沙特建国至“9·11”事件爆发以来，伊斯兰教从理念、机制、组织到行动对沙特外交作出巨大贡献，推动沙特成为宗教强国和伊斯兰盟主。“9·11” 事件的发生使其宗教外交的负面效应完全展露，沙特政府由此面临外交上的两难困境，开始逐步对其宗教外交战略、机制和行动进行调整与平衡。由于沙特的国家特性，瓦哈比伊斯兰教义与沙特国家根本利益具有一体化特性，沙特不可能改变其宗教外交基本格局。因此，为巩固自身在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沙特进行机制、行动调整并通过多边外交和公共外交途径达成多国多方利益的平衡，从而进一步维护了国家根本利益。这是21 世纪沙特处理宗教和外交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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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Joseph Kechichian, Succession in Saudi Arabia,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137.
[2] 如 1976 年始建的巴基斯坦最大的清真寺之一Shah Faisal Masjid 由沙特援助建立，当时耗资超过1.3 亿沙特里亚尔。在法赫德国王在位期间，沙特在国外援建了210 座伊斯兰中心（出全资或部分资金）、1500 多座清真寺、202 所学院和2000 所接纳穆斯林儿童的学校。沙特在各国援建的伊斯兰中心功能全面，包括大型清真寺、图书馆、讲堂、学校和住宿楼。1973～ 1993 年，沙特将每年GNP5.5%用做外援。1982～1999 年，提供给伊斯兰会议组织国家的捐赠达1040 亿美元。参见沙特法赫德国王官网介绍
http://www.kingfahdbinabdulaziz.com/main/m000.htm。
[3] Pew Research Center Report,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Muslim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2010-2030,” January 2011, http://www.pewforum.org/uploadedFiles/Topics/Religious_Affiliation /Muslim/FutureGlobalMuslimPopulation-WebPDF-Feb10.pdf.
[4] Thomas W. Lippman, Saudi Arabia on the Edge: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n American Ally,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12, pp.196-197.
[5] Rachel Bronson, “Rethinking Religion: The Legacy of the U.S.-Saudi Relation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8, No.4, pp. 121–137.
[6] 蔡源林：《伊斯兰、现代性与后殖民》，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 年版，第31 页。
[7]《沙特愿助伊拉克解僵局》，新华社，2011 年11 月1 日。
[8] Mariam Al Hakeem, “Religious Police to Learn Diplomatic Skills,” Gulf News, January 24, 2008.
[9] Khaled M. Alghoraiyr, Saudi Arabia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Assistance to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Ph.D. Dissertation, city: Howard University, 2001.
[10] 时延春：《大使的四十年中东情》，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版，第334-335 页。
[11] AFP News, “Saudi-sponsored Inter-faith Conference Opens in Madrid,” The Daily Star, July 17, 2008.
[12] Salwa Ismail, “Producing ‘Reformed Islam’: A Saudi Contribution to the US Project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Madawi Al-Rasheed ed., Kingdom without Borders: Saudi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Media Fronti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17.
[13] 见国际宗教与外交中心国别项目网页，http://icrd.org/saudi-arabia.
[14] Madawi Al-Rasheed , “Introduction: An Assessment of Saudi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Media Expansion,” in Madawi Al-Rasheed, ed., Kingdom without Borders: Saudi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Media Frontiers, p.8.
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7月第4期。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4728
发布时间: 2014年1月24日
内容提示：以得天独厚的伊斯兰教传统为基础、丰富的石油财富为依托，20 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沙特长期致力于成为全球穆斯林的精神祖国，借以增强其国家合法性和全球影响力。沙特通过传统外交和公共外交大力构建和发展伊斯兰国际机制,支持和掌控多个以宗教为纽带的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大力资助伊斯兰教瓦哈比学派的发展及其全球扩张，这对世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20 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沙特宗教的高度外交化引起多国高度警觉，其宗教与外交的关系走向受沙特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中政教关系的发展、美国中东战略走向、中东国家乃至伊斯兰世界民主化转型中宗教、教派冲突的发展等三方面的制约，正进入调整与平衡阶段。
一直以来，宗教在沙特阿拉伯外交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本文以全球化、现代化和民主化浪潮为坐标，从战略和实践角度考察沙特建国以来在外交中如何运用宗教话语，采纳宗教理念，形塑正式和非正式机制，并借助国内外宗教组织协助其对外战略的形成与实施，重在分析宗教与沙特外交相结合在战略、机制和行动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独特性，从而展现其相应的规律和特色。
一、 沙特宗教外交的历史沿革
自 1932 年正式更名沙特阿拉伯王国以来，沙特一直是政教联盟的国家，费萨尔国王强调沙特“世世代代都将是伊斯兰遗产的维护者和伊斯兰圣地的守护者”，法赫德国王甚至于1986 年将“两圣寺的守护者”作为其首位头衔。伊斯兰教在沙特国家战略中一直占据显要地位。担任全世界穆斯林的精神盟主，成为伊斯兰教之宗主国以增强其政权的合法性，一直是沙特重要对外战略目标。自建国至2001 年，伊斯兰教与沙特外交之间的关系根据其时代和方向的不同， 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宗教外交格局初创时期（1932～1954 年）
建国伊始，沙特在大国关系、邻国关系构建中将瓦哈比学派放在次要位置进行操作。基于王国合法性和巩固瓦哈比学派的双层需要，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高度重视伊斯兰教在公共外交中的重要性。沙特希望以伊斯兰世界性大会为契机，接过土耳其革命后哈里发制度的衣钵，由此于1926年邀请伊斯兰世界的35个代表团在麦加召开“20世纪真正的第一次伊斯兰会议”，宣告成立“世界穆斯林大会”，但未达其初衷。1949年该组织控制权转至巴基斯坦。沙特在当时公共外交中进行宽容的瓦哈比理念实践，对伊斯兰内部的不同派别虽有位序之别，但存在一定宽容，尤其在朝觐中善待各派别穆斯林，同时抓住朝觐之机向他们推广瓦哈比教义，反对不符合瓦哈比教义的理念和行为。
第二阶段：宗教外交格局形成时期（1954～1975 年）
沙特王国基于自身的统治阶级利益和教派利益，在国际和地区层次上首先以反共产主义为首要目标，在阿拉伯世界则反对将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泛阿拉伯主义以及零散模糊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以威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中东世俗政权的旗手。由此，地区安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成为沙特外交的旗帜，沙特开始在对外政策中大力推行以它为中心的泛伊斯兰主义，鼓吹伊斯兰团结与合作。20 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泛伊斯兰主义已成为反抗各类左翼运动、抵制无神论和世俗化影响的重要渠道，也获得以美国为首西方阵营的高度支持。此时期沙特与埃及为争夺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而长期竞争，沙特着力于抵御纳赛尔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不结盟运动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并通过吸纳赛义德·库特卜领导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加入联盟以遏制埃及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沙特同时支持有伊斯兰教背景的乌干达阿明政权和索马里独裁者巴雷，以反对左翼思潮和运动。费萨尔国王着手组建多层次的泛伊斯兰体系：1、在国际机制层面，1970 年，沙特倡导成立伊斯兰会议组织，常设机构秘书处位于吉达。1972 年，伊斯兰发展银行在吉达成立，沙特自该组织成立迄今一直是最大出资国，1979 年，成立国际伊斯兰援助会；2、在非政府组织层面，1962 年5 月，在沙特的支持和资助下，世界穆斯林联盟在麦加成立；3、在教育层面，埃及享有源远流长的伊斯兰学术传统，千年之久的爱资哈尔大学在伊斯兰世界为学术灯塔。1961 年，沙特斥巨资创建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并通过奖学金等多种手段吸引其他国家穆斯林入学，力图把该大学打造成为伊斯兰世界学术中心。
第三阶段：宗教外交急剧扩张时期（1975～2001 年）。
自 20 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东格局变化和美国的中东政策框架为沙特作为地区大国的扩张和瓦哈比学派的扩张提供了巨大空间，沙特石油财富的剧增则为此奠定了经济基础。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沙特借助以瓦哈比教义为基础的保守的阿拉伯主义反对激进伊斯兰，加紧与什叶派在伊斯兰世界的争夺。1981 年，在沙特推动下，海湾合作委员会成立，旨在联合对抗伊朗什叶派扩张。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沙特鼓励圣战者参战。冷战结束前后，沙特籍由其官方支持的宗教扩张，在中亚、南亚和非洲加紧填补当地意识形态和基层组织机构的空白：1、在机制建构方面，法赫德国王设立伊斯兰事务部，主管传教、布道事务和伊斯兰高等教育机构。[1]1994 年，又创立平台性机构最高伊斯兰事务委员会和伊斯兰传教和指导委员会；2、在对外援助方面，沙特极其重视通过外援巩固对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掌控，不断加强自身在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并根据需要创立新的组织来处理特定事务。1993 年，沙特成立沙特援助黑山高级委员会；3、在公共外交方面，沙特海外援助、传教、教育、慈善、宣传等工作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以传教为主、以援助、教育、慈善和宣传为翼推进瓦哈比学派的世界传播。沙特为对外宣传瓦哈比学派建立了庞大的媒体网络，一般由沙特王室人员执掌，并在海外大量援建各类伊斯兰机构。[2]
二、“9·11”事件后沙特宗教外交面临的时代背景
冷战的结束与20 世纪后期以来的全球宗教复兴改塑了世界格局，集信仰与组织为一体的各类宗教在国际、地区和国内政治中影响不断上升。在全球公民社会深入发展与各类大众媒体争相勃兴的格局中，宗教因其跨国性、草根性和泛阶层化，在多国公共外交中受到高度重视。伊斯兰教是20 世纪人数增长迅速的世界性宗教，至2010 年，拥有16 亿信徒，占世界总人口的23.4%，其中87%～90%为沙特国教所属的逊尼派。据估计，未来20 年穆斯林人数还将增长25%。[3]沙特位于伊斯兰世界的地缘中心位置。全球的宗教复兴、冷战时期新兴大国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沙特创建和实际领导的多个穆斯林国际非政府组织已成为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一定作用的跨国网络。时代的发展增添了沙特在外交中运用宗教元素的必要性。当前沙特宗教与外交之间的具体关系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
其一是沙特在国家现代化转型中从政教联盟日益走向政主教从
伊斯兰教是沙特的重要立国基础。1992年沙特《基本法》第一章第一条即声明：“沙特王国是一个主权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2010年，沙特通过第九个五年计划，其第一个目标就是坚持伊斯兰教义和价值。与埃及、伊朗等国所不同，沙特是一个历史非常特殊的现代民族国家，以政教联盟为基础形成部落联盟，国家认同建立在可将主要部落认同联结一体的教派认同的基础之上。自建国以来，沙特王权与教权在相互合作、制约和抗衡中日益显现出优势，在政教联盟的基础上逐渐过渡到政权对宗教既保护和尊崇，亦有所控制和监护。自建国以来，谢赫家族的政治影响力呈下降趋势。近年来，宗教学者委员会就国家重大事件颁布的“法特瓦”（宗教法令）与沙特国家的战略走向和政策选择保持高度一致。基于沙特自身的地缘经济政治格局和维持沙特王室在沙特现代化进程中对国家的合法有效统治，在国内外推广瓦哈比学派符合沙特王室的根本利益。
其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中东战略走向沙持开国君主伊本·沙特认为，美国在沙特没有殖民利益，从而给予美国开发沙特石油资源的特许租让，自此沙特逐渐被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中东安全体系。二战结束后，沙特与伊朗成为美国在海湾的两大盟友，美沙关系成为沙特外交的主线。美国对沙外交长期呈鲜明现实主义特色，由此认为沙特在国内外推广瓦哈比伊斯兰间接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支持沙特对瓦哈比伊斯兰的传播，以遏止和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所催发的社会思潮与运动，抵制左派政权。20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普遍认为，沙特推广瓦哈比伊斯兰有助于抵消伊朗什叶派的影响、协助美国击退苏联在许多中东、中亚和北非国家的影响、遏制伊拉克复兴社会主义的扩张势头。两极格局结束后，因沙特频发针对美国军队和公民的袭击，外加犹太利益集团的宣传攻势，宗教开始成为两国关系的障碍。“9·11”事件后，由于多名劫机犯来自沙特，美国内掀起反沙浪潮，认为是沙特哈瓦比主义豢养了本·拉登等恐怖分子，美国智库、学界、军界的研究者对沙特官方大力输出伊斯兰教均持高度否定态度，总体认为“他们传递其他宗教、甚至是其他派别的伊斯兰教是无效的信息；穆斯林应积极传播信仰；自南亚到北非教室和讲经台都不可容忍对伊斯兰教的不同观点。即使这些材料没有宣扬暴力，他们传播了暴力有时是合理结论的理念。”[4]因此，“宗教是沙特和美国必须面对的战略议题。”[5]为此，美国在不危及自身近期安全利益的前提下，虽在直接政策方面对沙特网开一面，但通过机制建设、战略安排和政策实施等大力向沙特施压以促其转型，通过《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及其实施“大中东民主计划”促沙特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甚至通过减少从沙进口石油，限制沙特人入境等多种杠杆的联合运用来对沙特施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将沙特列于特别关注国名单，每年的年度报告均认为沙特政府继续参与支持促进极端意识形态、有时还推进对非穆斯林和不受欢迎的穆斯林实施暴力的全球行动。美国国务院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亦如是。沙特石油战略地位的下降和反恐令沙特在美国战略地位中的位置有所下降，但维持双边合作关系仍符合两国的利益需要。但是，由于美国民主输出和对以色列的长期偏袒与沙特根本利益存在冲突，沙特必须发展多元外交，与伊斯兰世界关系仍是其外交重点。
其三是中东国家乃至伊斯兰世界民主化转型中宗教、教派冲突的发展当今中东问题体现为后殖民地时期、后冷战时期、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中交织的教派、宗教和民族冲突。中东地区至今未完全消化殖民时期的政治遗产、冷战之后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转移：1）在国家建设方面，沙特等阿拉伯国家普遍存在社会结构的前现代属性，社会整合不成熟，现代国家仍在建构之中， 与西方定义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存在巨大差异；2）在意识形态方面，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困境仍是后殖民社会的一个症候，“处于‘西方/东方’及‘现代/传统’的二元对立之中，世俗派和传统派各自强调‘纯粹’的政治认同。”[6]以宗教尤其是教派画线长期以来是沙特外交的重要特色。基于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方面的基础性冲突和中东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两伊战争后沙特与伊朗关系虽仍充满竞争却走向缓和。然而，当前中东一些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往往体现出什叶派势力范围扩大与民主化进程深化一体两翼，引起沙特等阿拉伯君主国的高度戒惧。面对与伊朗在中东地区从意识形态到影响力的激烈竞争，沙特在此次中东变局中，在巴林、也门和叙利亚事变中以教派画线，支持逊尼派。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沙特在呼吁各方“熄灭宗派主义的丑陋火焰”之时，更为支持有逊尼派背景的“伊拉克名单”[7]。为抵制民主化和什叶派对沙特的双重冲击，继续输出伊斯兰瓦哈比教义和组织仍符合沙特王国的根本利益。
三、新世纪宗教与沙特外交：迈向调整与平衡
“9·11”事件以来，沙特宗教外交理念、战略、机制和行动均进入调整与平衡阶段。
（一）外交理念
面对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冲击，沙特高度注重维持沙特王室和统治阶层的根本利益，由此既强调沙特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又坚持宗教传统对于沙特的根本意义。面对西方普世主义的冲击和因反恐而形成的事实上打压瓦哈比派的局面，沙特秉持对国教的捍卫，决不容许动摇赋予其政权合法性的伊斯兰瓦哈比教义。同时基于世界世俗化、西式普世价值和多元化、西式民主与宪政带给伊斯兰世界的冲击的压力，在根本理念上开始对什叶派的理念和实践趋向宽容，逐渐对什叶派理念释放宽容信号。由此，沙特在外交理念上不断发展更新泛伊斯兰主义。
（二）外交战略
在阿拉伯国家中，沙特军事力量弱于埃及、伊朗及伊战前的伊拉克，在海湾地区亦非最强，由此在国际格局转换、美国因素发生变化、国内因素日益重要、多元因素可供选择的大背景下，需寻找综合各种因素平衡发展的外交战略。石油和宗教仍是沙特外交中最为重要的两张牌，巩固与美国的联盟仍是沙特外交的主线。沙特注重在美国及整个西方重构其伊斯兰形象，以期改善伊斯兰世界的整体形象和沙特的国家形象，继续维系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同时继续巩固发展以沙特为中心的穆斯林联盟，巩固和发展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由此，沙特的宗教外交战略可概括：为以维护王室家族统治的长期稳定为目标，以维持对美战略为依托，以教派、宗教为基础进行地区—全球建制，领导泛伊斯兰运动，从而确保地区安全与稳定，巩固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在阿拉伯世界，基于现存的意识形态，在面对直接教派和宗教冲突的情况下，沙特力倡瓦哈比伊斯兰，坚决维护逊尼派教派利益。由此反对以色列和伊朗，基于抵消什叶派影响而坚决维护伊拉克统一但阻止伊拉克强大；在伊斯兰世界不断释放出对什叶派的宽容与善意，力图扩大对全体穆斯林的影响力；在全世界突出伊斯兰教对和平的崇尚，并努力突破伊斯兰教一教之局限，启动对梵蒂冈等国的外交以塑造沙特国家和伊斯兰教的新形象。
（三）外交机制
当前沙特发展了相互交错且结构复杂的复合外交机制来开展宗教外交。传统外交机制与公共外交机制既有交叉重叠，又有分工合作。在传统国家外交机制层面，国王及其直接领导下的外交部主导传统外交事务，王室家族委员会、宗教学者委员会、协商会议为综合解决宗教外交重大议题的顶层设计。在国际正式和非正式机制层面，沙特伊斯兰积极组建和主导一系列国际组织，如伊斯兰会议组织、海合会、伊斯兰发展银行；透过主导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阿拉伯非洲经济发展银行来发展对伊斯兰世界经济援助；组建并支持各类国际伊斯兰组织及其下属机构的运作及扩展，主要有穆斯林世界联盟、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伊斯兰发展银行、国际伊斯兰援助会等，所需的巨额经费主要来自沙特政府。穆斯林世界联盟获得了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谘商地位，在伊斯兰世界具有较大影响力，沙特亦通过政府间外交和对外援助不断扩大对总部在巴基斯坦的世界穆斯林大会的影响力。
在公共外交机制层面，伊斯兰事务、基金和宣教部、朝觐部、高教部、内政部、卫生部、信息部等均参与以宗教为基础的公共外交；半官方的沙特发展基金等组织处理对伊斯兰世界的援助事宜；由官方主导的通讯社、电视台等多种媒体网络进行海内外宣传。
沙特开展宗教外交需进行将多部门、多机制进行组合。沙特宗教学者委员会总体配合沙特的外交政策，如为减轻伊斯兰世界对沙特在海湾战争中立场的批评，经过沙特外交部等多部门的运作和王室的协调，沙特宗教学者委员会就美军进驻沙特这一敏感问题曾专门颁布“法特瓦”，为美军驻军沙特提供合法性；以沙特最大的宗教公共外交项目朝觐为例，每年朝觐由伊斯兰合作组织组织，沙特政府朝觐部、内政部、卫生部、交通部、信息部，非政府组织穆斯林世界联盟、世界青年联盟合作负责。朝觐部负责朝觐事务的协调、组织和安排，是各国政府和穆斯林组织、沙特有关部门和组织之间就朝觐事务进行沟通和合作的机构；内政部主要负责朝觐活动中的安全、秩序事务；交通部负责庞大的运输事务；卫生部则负责朝觐期间的环境卫生、医疗救援等；穆斯林世界联盟、穆斯林青年世界大会则分工负责朝觐中向世界各国穆斯林传播伊斯兰原则和教义，捍卫和推进穆斯林团体的利益。
在软性机制方面，基于沙特国家的宗教特性，沙特外交人员亦具备相应的宗教知识和宗教服务背景，有利于为沙特外交行为奠定合法性。现任沙特副外交大臣曾任“两圣寺的守护者”地区事务代表，长期担任穆斯林世界联盟的秘书长阿卜杜拉·图尔基（Abdullah al-Turki）同时兼任沙特宗教学者委员会成员。沙特外交部下属机构外交研究所亦于2008 年4 月开始对劝善惩恶委员会的“穆陶威”（宗教警察）进行外交培训，以便他们更好地处理与驻沙特的外交官和国外非穆斯林相关事宜。[8]
（四）外交行动
沙特借助宗教，通过传统外交和公共外交途径实现其外交战略。 在传统外交层面，由于沙特自身政治和军事实力有限，沙特重视发挥自身在伊斯兰国际组织中的主导地位，通过伊斯兰合作组织和海合会进行联盟外交。在公共外交层面，沙特旨在最大限度地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整合，在增进全球穆斯林伊斯兰认同的同时，提高他们对沙特在伊斯兰世界领袖地位的认可度。同时在全球层面支持和鼓励伊斯兰宣教事业，宣传和塑造伊斯兰教的和平形象。
由此致力于将宗教因素溢出现代外交的常规渠道，其政教不分离的举措虽未违反沙特以《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基本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但往往与其他国家法律有所冲突。沙特依靠其独特宗教优势和丰富财政资源开展多层次公共外交，主要举措有：
一是筹划安排各类面对伊斯兰世界的、以宗教为基础的援助：1、在援助和社区建设方面，伊斯兰事务部、各类有或明或暗官方背景的基金会与其他国家的相应部门、组织保持紧密联系，通过提供各类援助、促进伊斯兰社区发展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沙特给一些有显著穆斯林人口的非洲国家的援助超过其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贫穷国家的资助；[9]2、在宣传方面，沙特拥有世界最大的宗教印刷出版机构，印刷《古兰经》，用多种语言印刷多种指导性宣教材料并散发至世界各国，透过沙特控制的全球性媒体网络和组织各类活动进一步深化对伊斯兰瓦哈比教义的宣传；3、在教育方面，大力普及伊斯兰教育，通过财政、人员援助“走出去”支持海外伊斯兰教育，通过提供奖学金吸引大量外国穆斯林留学沙特。政府大力资助国外修建伊斯兰中心、清真寺、教经学校，资助各类研究所和大学，开展各类宗教交流、进行慈善救助等。
二是组织和协调宗教朝觐。麦加朝觐为世界最大的跨国宗教运动，每年的参加者达数百万之众。沙特对朝觐活动组织严密且安排妥善，长期斥巨资修缮和维护麦加禁寺和克尔白等。为服务世界穆斯林的朝觐，沙特政府在吉达修建了主要服务于朝觐期的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机场，占地面积之大、候机大厅之宽和建造费用之巨均居世界首位，并在吉达和麦加之间修建了世界一流的高速公路，并大力改善麦加、麦地那清真寺周边环境[10]，同时配备世界一流的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沙特国王每次亲自邀请一些世界各国的穆斯林人士（每年约1000 余人），他们在朝觐期间享有特别安排。沙特官方电视台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和所有友好国家，以及西方电视机构和国际新闻社免费直播朝觐全过程。沙特政府还举办宗教活动、宗教组织会议等多层次、多类别衍生产品，力求最大弥散朝觐效应。沙特政府历来注重利用朝觐良机，采取多种方式与多国政府、组织和个人对时政重要议题进行协商，促进非正式多方协商，并在此进程中巩固沙特的领导地位。
三是进行跨宗教游说并在全世界宣传伊斯兰教的美好形象和完善沙特国家形象。沙特亦注重与罗马教廷、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等与不持基督教锡安主义思想且同情巴勒斯坦人民遭遇的基督宗教组织的世界性网络建立联系并开展游说，努力削减以色列在西方的游说成果。2007 年，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与教皇本笃十六世进行了历史性会晤。前沙特驻美大使和前驻英大使图尔基·费萨尔在出使期间，不仅常去驻在国清真寺，还拜访多个教堂。2008 年，沙特国王提议、穆斯林世界联盟在马德里主办跨信仰对话，200 余位世界各大宗教的代表参会。“9·11”事件以来，沙特政府尤其注重在美国及其他非伊斯兰国家进行大幅度公关宣传，力证伊斯兰教为“和平、仁慈和宽恕”的宗教，并非恐怖主义源泉，恐怖主义偏离了伊斯兰教正道，作为伊斯兰精神祖国的沙特在打击恐怖网络方面恪尽职守。此外，基于中东地区教派分歧对地区安全的冲击，沙特以组织和促进教派对话作为缓和途径之一。[11]
四、沙特宗教外交的效应与局限
经过多年辛勤耕耘，沙特在运用宗教达成外交目标方面取得重大成效，军事实力不强的沙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伊斯兰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宗教也成为沙特通过外交巩固王室统治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1、在理念层面，其推广的瓦哈比教义已深入世界各主要穆斯林聚居区，成为对当地影响最大的宗教思潮，甚至改变了众多穆斯林聚居区的教派生态，沙特已成为新世纪泛伊斯兰主义最主要的领导者；2、在组织层面，沙特在国际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海合会和穆斯林世界联盟等各类国际非政府组织具有主导权，并借此扩大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能力。沙特借助宗教建立的组织网络可直接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基层网络产生联系、在世界多国的穆斯林聚居区具有较大影响力，极大地增强了沙特对其他国家和社会的影响能力；3、在行动层面，沙特进行的各类活动，如组织朝觐、对外援助和宣传教育等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沙特的国际形象，增进了在世界穆斯林心目中的地位，也有力地帮助了沙特宗教理念的扩展和沙特公共外交组织网络的丰富。沙特培育了多国伊斯兰教界的中坚力量，全球穆斯林都将沙特作为伊斯兰教的宗主国，伊斯兰国家也承认并尊重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特殊地位。
与此同时，沙特的宗教外交亦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其一是来自沙特国家内部的挑战
沙特政治结构受到世俗化和民主化的冲击，沙特外交政策由国王制定，外交大臣起协调、辅助和贯彻实施作用。自阿卜杜拉国王就任以来，不再是一人政治，权力圈不断扩大，国王不能控制众王子权力在国家机制中的扩散，由此外交决策亦受到影响。
沙特的宗教结构本身亦对其宗教外交形成挑战。尽管沙特王室对沙特宗教学者委员会的掌控日益加强，但沙特宗教现状的根本特征是“三有三无”，即有圣地、有资金、有世界性网络和影响，无最高宗教领袖、无世界性宗教权威、无世界性宗教学术权威。尽管政府认为当前教律混乱，宗教管理机构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基于沙特宗教传统和政教结构沙特王室不可能完全掌控沙特伊斯兰教体系，沙特国家事实上对沙特庞大且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盘根错节的宗教体系影响力有限。沙特以输出瓦哈比教义为实现其国家战略的重要手段，并为此通过机制、组织建设和巨额资金资助给予支持。尽管沙特是个宗教大国，但在伊斯兰世界中并非人口大国，且直接对外传教传统、结构与基督宗教有较大距离，其宗教输出环节相对较复杂且见效周期较长，沙特对宗教输出产生的多样性后果难以控制，从外交的角度难以进行直接管控和绩效评估，如出现问题调整难度高且调整措施难以在短期内见效。
沙特难以统合沙特境内瓦哈比派思潮、信仰表白和对社会、政治、外交事务的立场，这成为沙特外交的障碍。尽管沙特在美国占领伊拉克后一直支持伊拉克逊尼派，但在公开表态中并未直接扬逊抑什。2006年，众多有声望的沙特教长号召全世界逊尼派动员起来，反对伊拉克什叶派，加剧了伊拉克的困境。由于沙特宗教体系的复杂性和外联的广泛性，在斩断恐怖组织资金链方面常显软弱。
此外，沙特宗教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国家的巨额资金投入。无论是宗教外交的正式机制建设，还是各类具体活动均可得到国家的不同资助，众多社会资助追根溯源亦源自政府资金。因此，沙特宗教外交和宗教输出对政府资助存在极大依赖度，沙特的财政状况直接影响其整体外交。
其二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
在西方，沙特的宗教扩张引起多国的高度警觉，认为直接巨资资助宗教不符合现代国家政教分离原则，“9·11”之后的西方对此容忍度急剧下降，以右翼为主体的众多西方民众长期坚持沙特主导的国内外宗教教育和传统与伊斯兰激进主义密切相关，一些研究者认为沙特力推的瓦哈比教义是国际安全的威胁并获得多方认同。[12]基于瓦哈比教义在沙特的独特地位，沙特在外交中难以实质性回应宗教多元与宽容的世界潮流。尽管沙特在西方花费巨资，通过促进宗教对话，资助学术研究，进行各类公共宣传等开展公共外交以重塑沙特宗教和国家形象，但成效甚微，沙特在国际组织、国家和全球公民社会等层面均长期面临外交压力。
美国基于全球反恐和大中东和平进程，在维持两国同盟关系的基础上对沙特的宗教外交进行了多方限制。迫于美国的反恐压力，沙特限制沙特慈善组织输出现金，并与美国投资者合作，这有利于避免极端组织获得资金，亦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沙特对其他国家贫困穆斯林社区的援助。尽管美国不从官方层面高压促进激进式民主变革，但一直施压进行渐进式变革。美国长期认为沙特教育系统尽管不直接与恐怖主义相连，但公共教育课程培养了对非穆斯林的仇恨。由此沙特公共教育成为美国朝野共同关心的议题，沙特于2007年启动阿卜杜拉国王公共教育发展计划，六年内沙特投资90亿里亚尔增强科技教育以平衡其宗教教育。在美国对项目阶段性实施效果不满意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支持公民社会组织进入沙特引导和协助相应变革，逐步展开以信仰为基础的公共外交。2011年9月，美国国务院与美国以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宗教与外交中心签订合同推动沙特公共教育课程改革。[13]
在伊斯兰世界，沙特的宗教外交亦自国家和社会两方面遭遇挑战。在国家层面，沙特以伊斯兰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建设、以朝觐为代表的宗教公共外交成为多个伊斯兰国家、尤其是非阿拉伯地区伊斯兰国家进行国家建设的重要筹码，一些穆斯林人口大国，如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国尤其如此。这些国家利用沙特主导的各类平台和宗教公共外交与沙特商谈，以在政治上支持沙特、允许沙特的宗教输出为筹码，获取沙特对本国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支持，并扩大本国在各类伊斯兰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中的影响。众多国家的政党、政治家、各类社会组织还将朝觐作为国家内部政治争斗的重要手段，令沙特的外交议题和议程都更为扩大化和复杂化。同时，众多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亦对沙特官方支持的瓦哈比输出深怀戒虑，对其宗教扩张也非议甚多，认为沙特“对它们的政治事务、教派前景、经济发展、文化构造和媒体传统等发挥了解构作用。”[14]
在社会层面，沙特的宗教输出最终推动一些国家和地方穆斯林将瓦哈比伊斯兰作为抵抗和适应加速发展的西式现代化进程的集合式途径，由此在神学和社会观念方面日趋保守。众多深受瓦哈比教义影响的穆斯林最终成为沙特的反对者，对沙特过于重视沙美关系亦不满，反对沙特邀请外国军队从萨达姆手中解放科威特，反对沙特20 世纪末以来在反伊斯兰浪潮中的相对沉默与满足于自保，尤其不满沙特在西方媒体歪曲与丑化伊斯兰教时的消极被动，认为沙特作为穆斯林盟主并未在国际社会积极捍卫穆斯林的原则。
在其他有聚居穆斯林的国家，沙特宗教外交同样面对国家和社会双重层面的挑战。一些国家认为沙特的宗教输出与当地政治、经济、民族问题相结合形成结构性问题，严重危及国家安全，社会对沙特宗教输出的后果亦有抵制，认为这与多元宽容的现代社会存在根本性冲突，一些人认为瓦哈比教义属于伊斯兰教极端思想，破坏了当地的社会和宗教生态。这都对沙特的国家形象和进一步的宗教外交行动产生负面影响。
四、结论
自沙特建国至“9·11”事件爆发以来，伊斯兰教从理念、机制、组织到行动对沙特外交作出巨大贡献，推动沙特成为宗教强国和伊斯兰盟主。“9·11” 事件的发生使其宗教外交的负面效应完全展露，沙特政府由此面临外交上的两难困境，开始逐步对其宗教外交战略、机制和行动进行调整与平衡。由于沙特的国家特性，瓦哈比伊斯兰教义与沙特国家根本利益具有一体化特性，沙特不可能改变其宗教外交基本格局。因此，为巩固自身在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沙特进行机制、行动调整并通过多边外交和公共外交途径达成多国多方利益的平衡，从而进一步维护了国家根本利益。这是21 世纪沙特处理宗教和外交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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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Joseph Kechichian, Succession in Saudi Arabia,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137.
[2] 如 1976 年始建的巴基斯坦最大的清真寺之一Shah Faisal Masjid 由沙特援助建立，当时耗资超过1.3 亿沙特里亚尔。在法赫德国王在位期间，沙特在国外援建了210 座伊斯兰中心（出全资或部分资金）、1500 多座清真寺、202 所学院和2000 所接纳穆斯林儿童的学校。沙特在各国援建的伊斯兰中心功能全面，包括大型清真寺、图书馆、讲堂、学校和住宿楼。1973～ 1993 年，沙特将每年GNP5.5%用做外援。1982～1999 年，提供给伊斯兰会议组织国家的捐赠达1040 亿美元。参见沙特法赫德国王官网介绍
http://www.kingfahdbinabdulaziz.com/main/m000.htm。
[3] Pew Research Center Report,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Muslim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2010-2030,” January 2011, http://www.pewforum.org/uploadedFiles/Topics/Religious_Affiliation /Muslim/FutureGlobalMuslimPopulation-WebPDF-Feb10.pdf.
[4] Thomas W. Lippman, Saudi Arabia on the Edge: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n American Ally,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12, pp.196-197.
[5] Rachel Bronson, “Rethinking Religion: The Legacy of the U.S.-Saudi Relation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8, No.4, pp. 121–137.
[6] 蔡源林：《伊斯兰、现代性与后殖民》，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 年版，第31 页。
[7]《沙特愿助伊拉克解僵局》，新华社，2011 年11 月1 日。
[8] Mariam Al Hakeem, “Religious Police to Learn Diplomatic Skills,” Gulf News, January 24, 2008.
[9] Khaled M. Alghoraiyr, Saudi Arabia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Assistance to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Ph.D. Dissertation, city: Howard University, 2001.
[10] 时延春：《大使的四十年中东情》，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版，第334-335 页。
[11] AFP News, “Saudi-sponsored Inter-faith Conference Opens in Madrid,” The Daily Star, July 17, 2008.
[12] Salwa Ismail, “Producing ‘Reformed Islam’: A Saudi Contribution to the US Project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Madawi Al-Rasheed ed., Kingdom without Borders: Saudi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Media Fronti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17.
[13] 见国际宗教与外交中心国别项目网页，http://icrd.org/saudi-arabia.
[14] Madawi Al-Rasheed , “Introduction: An Assessment of Saudi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Media Expansion,” in Madawi Al-Rasheed, ed., Kingdom without Borders: Saudi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Media Frontiers, p.8.
宗教因素与当前美国-沙特关系
作者：涂怡超
来源：转载自《宗教与美国社会》，2013年第八辑。
http://www.cas.fudan.edu.cn/view.php?id=2041.）
内容提示：沙特是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长期盟友，尽管两国宗教背景迥异，冷战期间的世界格局令宗教因素成为美沙关系的润滑剂。冷战结束以来，由于沙特国教瓦哈比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理念、组织和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沙特宗教传统对沙特现代化和民主化掣肘对美国中东民主进程的阻碍，宗教开始成为两国关系中的摩擦因素。由于地区安全和石油安全仍是美国现阶段中东政策的首要考虑，且当前美国的中东政策仍需要沙特的大力支持，宗教自由在其政策考虑中只居末席，但美国一直通过政府和社会两大层面介入沙特推动其宗教实现渐进式变革。沙特虽在安全上仰赖美国扶持，却仍坚持在内政外交借助宗教渠道以达成其根本国家战略。两国均以现实主义为导向维持两国的特殊关系，力争在尽量不触动对方重大关切的情况下实现已方国家利益，因此在近阶段宗教议题不会在实质上损伤两国关系，但对两国关系形成长远挑战。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长期以来保持紧密的非正式盟友关系，超越两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的藩蓠。宗教因素在美国与沙特关系中地位独特。冷战时期，宗教因素是美沙关系的润滑剂。进入后冷战时期、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由于沙特国教瓦哈比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理念、组织和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沙特宗教传统对沙特现代化和民主化掣肘对美国中东民主进程的阻碍，宗教日益成为美沙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本文旨在分析宗教在美沙关系中的作用与趋势。
一、 冷战期间宗教对美沙关系的影响
沙特地处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和使者穆罕默德诞生地，据有伊斯兰三大圣地之二麦加和麦地那。自瓦哈卜和穆罕默德·本·沙特结盟，教权和世俗权力成为历代沙特政权的两大支柱。自1932年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建国以来，沙特一直是政教合一国家，费萨尔国王强调沙特“世世代代都将是伊斯兰遗产的维护者和伊斯兰圣地的守护者”，法塔赫国王甚至于1986年将“两圣寺的守护者”作为首位头衔。瓦哈比伊斯兰教在沙特国家战略中长期占据显要地位。担任全世界穆斯林的精神盟主、成为伊斯兰教之宗主国借以增强其国家的合法性，这一直是沙特重要对外战略目标。
尽管沙特和美国的宗教背景迥异，且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历史恩怨已累积千年之久，冷战期间，瓦哈比伊斯兰教一直是两国关系中的良性因素。在冷战期间美国为对抗苏联而进行的联盟外交中，为了对抗无神论的苏联，地处中东战略要地、石油资源丰富的有神论沙特成为美国的优先选择。1951年2月，美国对沙战略进一步系统化，此后冷战期间的历任总统均将沙特看作抵制苏联在海湾地区渗透的重要堡垒。早在1954年，着名历史学家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写道：“虔敬的穆斯林，并且大多数穆斯林是虔敬的，不会容忍无神论的信条。”1艾森豪威尔政府曾希望扶持当时的沙特国王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伊斯兰领导人，成为“阿拉伯团队的资深伙伴。”2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认为沙特在国内外推广瓦哈比伊斯兰间接符合美国以反共反苏为主旨的战略利益。20世纪60年代，美国支持沙特对瓦哈比伊斯兰教的传播，认为这有利于遏止和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催发的社会思潮与运动、抵制左派政权。20世纪80年代，美国认为沙特推广瓦哈比伊斯兰教有助于抵消伊朗什叶派革命的影响、协助美国击退前苏联在中东、中亚和北非多个国家的影响、遏制伊拉克复兴社会主义的扩张势头。总体而言，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乃至梵蒂冈城国把沙特看作是对该地区的和平稳定攸关的国家，瓦哈比伊斯兰教教义和组织均有利于地区的稳定，有助于实现西方在该地区、乃至穆斯林世界的战略目标。
冷战期间，美国基于宗教问题对沙特的外交压力仅体现为“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总统为说服沙特放弃禁止犹太人入境政策所作的温和努力。”1976年美国国务院根据国会要求提交人权国别报告中又一次例行公事地批评沙特的宗教不宽容，国会则越过福特总统的否决通过《国际安全援助和武器出口控制法》，内中有条款要求停止对侵犯人权的政府的军事援助，但这并未对美沙相关合作造成实际影响。此外，美国国务院、军队和石油公司均制定大量政策指南，提醒美国公民“他们在沙特是基于经济或战略因素，不是去改变沙特社会。”冷战期间，美国因商业和军事利益而长驻沙特的大量侨民基本上长期生活在与沙特本国社会隔绝的社区中，沙特政府给予这些社区特殊政策，侨民在此过着与美国完全一致的生活，包括进行各类基督教仪式，因此对沙特社会的了解相对有限。3
对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沙特而言，具有深厚基督教背景的美国从伊斯兰教传统而言，亦属“有经人”（ahlal-kitab）范畴。在大多数沙特人的接受谱系中，面对无神论和什叶派的直接威胁，基督教美国并非最难以接受的盟友。4沙特王国基于自身的统治阶级利益和教派利益，在国际和地区层次上首先以反共产主义为首要目标，在阿拉伯世界则是反对将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泛阿拉伯主义、以及零散模煳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以威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中东世俗政权的旗手，由此地区安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成为沙特外交旗帜，沙特开始在对外政策中大力推行以沙特为中心的泛伊斯兰主义，鼓吹伊斯兰团结与合作。泛伊斯兰主义成为反抗各类左翼运动、抵制无神论和世俗化影响的重要渠道，获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高度支持，沙特亦逐渐发展成为泛伊斯兰主义的中心。20世纪60年代，苏联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以消解对美国支持的更为保守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沙特与埃及各背倚美国和苏联，为争取在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领导地位而长期竞争，沙特着力于抵御纳赛尔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不结盟运动（当时在非洲一些国家非常有号召力和吸引力）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并通过吸纳赛义德·库特卜领导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加入联盟以遏制埃及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在冷战大背景下，宗教因素一直在美沙两国关系中发挥正面积极作用。
在沙特和美国均希望借助宗教渠道来抵御苏联的渗透的一致诉求下，在两国以沙特为基地的军事合作中，沙特对自身宗教原则的坚持亦受到美国政府的包容。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沙特达兰建立军事基地训练沙特人，沙特基于其宗教信仰不允许美方在军事基地中配备犹太人和妇女。尽管美国国会有议员对此抗议，但美国国务院表态“主权国家在确信符合自身最佳利益的情况下有权利用这样一种方式控制其内政秩序，这是基本原则。” 5
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沙特一直注重防范激进伊斯兰的影响。费萨尔国王任内组建了多个各种类型的国际和国内伊斯兰机构，并不断加以扩展，但他一直确保各类最有权力和非常关键的有宗教背景的职位不由具极端倾向的穆斯林担任。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伊斯兰革命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沙特和美国对瓦哈比伊斯兰极端化的警惕和约束。为了达成其短期目标，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沙特在资助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方面形成一致并紧密合作，两国均花费30多亿美元资助苏丹、乍得、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武装伊斯兰组织，如今这些地方都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泛滥成灾、威胁极大的地区。为利用极端伊斯兰组织达到反伊朗和反苏目的，沙特在哈立德和法赫德国王任内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机制化较为宽容，沙特掌控的各类国际和国内伊斯兰机构亦不断右倾。两国的相关战略和政策旨在培育反苏、反伊组织和反苏、反伊分子，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东地区政治格局的发展，众多组织和个人的理念和行动越来越趋向于反美、反犹太复国主义、反各地政权。
尽管美国和沙特在1991年海湾战争前即周密部署，将数十万美国人进入海湾地区带来的宗教、文化和社会冲击尽量减轻，这场战争仍进一步将宗教问题直接置于两国关系的前沿。众多沙特人对沙特政府在与伙伴穆斯林的战争中与异教徒联盟高度不满，极端激进的瓦哈比信仰者及其组织更是对两国政府充满仇视。随着冷战结束带来的国际格局改变，宗教因素在美沙关系中的性质出现变化。
二、后冷战时期宗教与美国对沙特政策
两极格局结束后，因沙特及其它国家频发针对美军、美国公民的恐怖袭击，兼之犹太利益集团在美国发动的强大宣传攻势，宗教开始成为两国关系的障碍。“9·11”事件中19名劫机犯中有15名来自沙特、且本拉登本人亦来自沙特颇有影响的拉登家族。美国各界在审查威胁来源时，不约而同将矛头对准了此前在美国少有人提及瓦哈比伊斯兰教，瓦哈比几乎成为暴行的同义词。新闻媒体、学术研究中频繁将沙特和瓦哈比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智库、学界、包括军界的研究者等对沙特官方大力输出伊斯兰教持高度否定态度，总体认为“他们传递其他宗教、甚至是其他派别的伊斯兰教不具备有效性的信息；穆斯林应积极传播信仰；自南亚到北非教室和讲经台都不可容忍对伊斯兰教的不同观点。即使这些材料没有宣扬暴力，他们传播了暴力有时是合理结论的理念。”6美国国内掀起反沙特浪潮，认为是沙特力倡的瓦哈比伊斯兰豢养了本·拉登等恐怖分子，沙特政府官员在911事件中亦有责任，对沙特的内政外交均强烈批评。
美国社会一般而言大力抨击美国政府长久以来的政策不仅支持阿拉伯地区的极权统治，而且忽略甚至支持了宗教的政治化，由此对美国政府形成强大政治压力。在此民意基础上，美国国会研究中心就沙特宗教及其衍生议题向国会提交了多份报告，认为“沙特政府资助的各类慈善组织和教育项目宣传了极端的伊斯兰理念、助长了暴力，直接或间接向恐怖组织提供了资源。”7专门针对瓦哈比伊斯兰教的报告《瓦哈比与赛莱菲耶的伊斯兰传统》，确认瓦哈比、赛莱菲耶与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沙特政府在传播思想、资助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建议美国政府对此作为。8国会以安全为诉求介入相关事宜的处理。108届国会多次召开与瓦哈比有关的听证会，批评沙特对宗教机构的资助，声称沙特为反西方的恐怖主义提供了理念支持。此后数届国会均有成员力推《沙特责任法》通过，意图“停止沙特对资助、训练、煽动、鼓励或其它任何方式援助和教唆恐怖主义的机构地支持，在调查恐怖主义事件中获得沙特的全力合作，停止给予沙特公民签证直至总统保证沙特王国在颁发签证时不因宗教归属或传统、或其它原因而有歧视。”9由于该法对于沙特打击面过宽过严而将直接影响两国现有的联盟合作关系，此法桉经多次修改后仍未获通过。
1998年《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于国会通过，以美国标准而言沙特位居世界最缺乏宗教自由的国家范畴，但因美沙特殊关系，沙特一直未列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的特别关注国名单。在美国国会的压力下，沙特于2004年首上榜单，此后一直位列其中。
然而，总体而言美国政府重视中近期沙特在国际反恐、地区安全和石油安全方面对美国的特殊意义，注重保持与沙特的双边关系和支持沙特政权自身的稳定。2005年1月利雅得召开的反恐会议上，美国国土安全顾问弗朗西斯·弗拉格斯·唐什特（Frances Fragos Townsend）表示：“若沙特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击败恐怖主义，世界不可能击败恐怖主义” 。美方认为“宗教是沙特和美国必须面对的战略议题。”102009年美国国会研究中心报告显示，美国对沙特相关政策和动态的关注排位从前到后为美沙军事合作，反恐，阿以冲突，伊拉克、经济关系和贸易，人权、宗教自由和政治改革。11历年报告中宗教均不是一个单独议题，而是置于人权、民主和其他事宜这一向来垫底的议集之中。尽管美国社会对沙特宗教状况恶评如潮，美国在911后对沙特的根本宗教战略、政策仍持总体宽容态度，行政当局的态度尤为如此。911委员会最终报告称“没有明显证据显示作为机构的沙特政府或高级沙特官员个人资助基地网络，”获得沙特政府好评。国务卿鲍威尔亦在2004年访问沙特时表示：“沙特阿拉伯一直在反恐，美国感谢沙特政府在反恐方面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12自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由于反恐阶段性任务的完成、伊朗核危机的凸显和阿拉伯世俗国家发生的频繁动荡，沙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有所反弹，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对沙特宗教自由、沙特宗教对外扩展的关注度呈现下降趋势。此外，基于美沙特殊关系，沙特凭借其宗教在穆斯林世界的特殊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协助美国和穆斯林世界的沟通。
本世纪以来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多次公开表示对伊斯兰教的高度尊重和对沙特阿拉伯在穆斯林世界特殊地位的高度尊重。2005年布什与阿卜杜拉国王签署的联合声明强调“美国尊重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伟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的诞生地，沙特阿拉伯作为伊斯兰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寺的守护者而是伊斯兰信仰之象征中心。沙特阿拉伯向所有教导和宣传伊斯兰信仰者重复呼召，严守和平、节制和宽容的清真言，拒绝偏离正信。”132009年奥巴马总统访问沙特时亦表达对阿卜杜拉国王的高度尊重。这类举措有利于巩固两国关系、助力沙特修补和巩固其在穆斯林世界、在本国国内的合法性和影响力。
目前美国主要间接通过机制建设、战略安排和系列政策实施大力向沙特施压促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转型。在政策实施方面，主要途径有三：
其一是稳步促进沙特社会缓和式变革以徐图其民主化转型。
在“911”事件之前，美国在因石油资源而高度富裕的沙特资助开展各类社会项目并无可能。911之后，对沙特进行民主促进的呼声高企。然而，由于美国的民主输出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引发忧虑，小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更是在阿拉伯世界引发不安与争议，近年来美国在策略上将促进民主和政治变革打散进入反恐、经济与金融事务、教育交换和人类发展等表面看来对沙特而言不过于敏感的版块，并不断施压沙特从政策方面打开大门、允许相应项目进入沙特境内开展实质性操作。
沙特公立中小学教育中伊斯兰教教育为必修课，且在课程总量中占较大比例，授课内容中有对其它宗教信仰持不宽容、乃至仇视态度的成分，911事件后这引起美国社会的高度警惕，多家机构跟进对沙特公立中小学各类课本进行严密检验，并对美国政府形成强大压力，促其要求沙特进行改良。14美国政府表态沙特教育系统尽管不直接与恐怖主义相连，但沙特公共教育课程培养了对非穆斯林的仇恨。由此沙特公共教育成为美国朝野共同关心的议题。2002年沙特表态要开启教科书改革项目，但进展缓慢。阿卜杜拉国王上台伊始即表示，教育改革是其施政优先要务。沙特于2007年启动阿卜杜拉国王公共教育发展计划，六年内沙特投资90亿里亚尔增强科技教育以平衡其宗教教育。美国社会不满于沙特宗教教育改革进程缓慢，继续形成强大压力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美国政府亦对项目阶段性实施效果不满意，在长期施加适度外交压力的同时，美国政府支持公民社会组织进入沙特引导和协助相应变革，逐步展开以信仰为基础的公共外交，2011年9月，美国国务院与美国以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宗教与外交中心签订为期18个月的合同，推动沙特公共教育课程改革，并评估这一改革对其它主要穆斯林国家的影响。 15
沙特妇女权利亦为美国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在沙特直接推动伊斯兰教法改革在当前形势下并非可能。除在宏观方面推动沙特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外，美国政府在微观方面采取的进路是谨慎稳妥地支持平民、妇女教育。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一个投资10万美元的小型项目被视作这类努力的典范，美国资助沙特吉达的女子学院（Effat College）学院的工程教育项目，美国杜克大学为该项目的伙伴单位，力争通过这一项目传授学生高水平技能以助沙特妇女的高水准就业。
其二是利用国际机制进一步促进沙特民主化进程和实现宗教宽容。
尽管长久美国社会中有舆论坚称贸易惩罚是美国支持人权的重要方式，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在面对有其他重要政治、军事、经济关联的国家时鲜有采纳这一进路，而是坚持“总而言之，经济开放最终会导致政治开放。”16美国对沙政策亦遵循这一路线。911事件以来，美国推动沙特加入WTO，并顶住国内压力，在双边协议中就沙特继续和其它阿拉伯国家联合抵制以色列达成妥协。沙特于2005年加入WTO，成为其第149个成员国。美国亦注重借助联合国及其附属各类国际组织促进沙特的公开化和民主化。
其三是持续施压沙特打击宗教极端主义。
沙特境内与恐怖主义组织的联系一直处在美国的严密监控之下。美国方面在公开场合多次首肯沙特在反恐方面付出的努力，在反恐合作中则一直严密监控、紧密督促沙特的相关工作以期斩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17维基解密泄露的情报显示，美国认定沙特难以完全斩断沙特公民私人对国外塔利班的资助。外交电报透露这些组织的代理通过年度朝觐从沙特捐赠者处获得现金并运送回国。2009年12月30日美国国务院催促驻中东各国使馆对驻在国施压，以更强硬的行动应对这一问题，国务卿希拉里说“沙特捐赠者是资助世界逊尼恐怖组织最主要的来源。”认为沙特仍然不了解塔利班与基地联盟的程度，从海外对沙特安全构成威胁。美国财政部高官霍华德·门德尔松（Howard Mendlsohn）曾专门会见沙特秘密警察代表，讨论三名塔利班官员多次前往沙特筹资之事，沙特表示对此三人情况不清楚，须由美方提供具体情报。 18
三、美国政策压力下沙特的应对与平衡
沙特自身国富而民弱，军事设备精良但总体军事力量薄弱。国家内部面临民主转型和部落竞争的压力，在中东地区面临邻国民主化进程的冲击、什叶派力量壮大的压力，不能完全脱离地区大国的侵略威胁。当前中东地区缺乏地区内部安全机制、依靠美国外力维持均衡局面。由此在当前国际和地区格局下，沙特从根本上无法摆脱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同时，成为伊斯兰世界盟主是沙特基于历史和现实条件一直不变的战略选择，沙特历经多年经营，已组建成熟的伊斯兰国际组织和伊斯兰国际非政府组织网络并具主导能力。而海湾危机后阿拉伯人对阿拉伯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怀疑增多，对泛伊斯兰主义更具好感，这进一步夯实了沙特的战略走向。沙特石油战略地位的下降和反恐令沙特在美国战略地位中位置有所下降，但维持双方合作关系仍符合两国的安全和利益需要。为改善美国民意对沙特的主流观点，沙特在外交中必须应对美国对沙特宗教外溢的负面看法，以此修复美国政界和民众对沙美合作关系的认同、巩固沙美同盟关系。
由于美国民主输出和对以色列的长期坚定支持与沙特王室根本利益存在冲突，沙特必须发展多元外交，与穆斯林世界关系仍是其外交重点；基于沙特乃至伊斯兰世界内部强烈的反美情绪，瓦哈比伊斯兰教在一定程度上仍可充当沙特居间平衡伊斯兰世界与美国关系的重要政治杠杆。由此沙特在内政外交中均不可能放弃其瓦哈比伊斯兰根基。在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紧张关系的夹缝中，沙特试图走中间道路，在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谨慎巧妙地维持平衡, 在继续维持与美以特殊关系以获取安全保障的同时，逐步增强自身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中的独立性，为此沙特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均采取多种措施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
沙特基于宗教因素在内政方面主要透过三方面继续维持与美国之间的互信与合作。
其一，进一步巩固国家对宗教的控制。沙特一直奉行温和的瓦哈比主义，过于激进的瓦哈比主义不符合沙特的国家利益，而教权过大不仅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同样不符合沙特王室利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沙特通过政府机构改革不断削弱和分化官方教界的权力和领域。90年代以来，由于沙特官方乌莱玛的部分成员有同情极端伊斯兰运动的表现，进一步引起沙特王室警惕。沙特进一步组建设立伊斯兰事务部，主管传教、布道事务、伊斯兰高等教育机构。191994年，又创立平台性机构最高伊斯兰事务委员会和伊斯兰传教和指导委员会，王室家族最终直接控制沙特最高宗教政治权力。
其二，多方位打击宗教恐怖主义。2001年9月15日，沙特大穆夫提毫不含煳地谴责本拉登，认为“袭击违反了伊斯兰教义。切断恐怖分子的经援渠道。同时，沙特警告国内的激进教长，不得在讲经中宣传极端思想，违者不得继续讲经，并须接受“再教育”项目的改造。2010年春，沙特宗教学者委员会援引古兰经，明确谴责恐怖主义和资助恐怖主义者。为切断恐怖主义组织的经援，沙特实施一系列法律和政策令沙特公民资金的国际流转更清晰地处于有效监控之下，并关闭了哈拉曼伊斯兰基金会等一系列与基地组织和其它恐怖主义有联系的以沙特为基地的基金会。20与此同时，沙特鼓励沙特公民的慈善捐助更多投向本国社区，而非国外。小布什总统在2004年一次公开讲话中肯定：“四年前沙特是恐怖分子筹资的沃壤……现在沙特进行袭击和逮捕。”21
其三，国内民主化进程。在国内外的持续压力推动下，2003年6月，阿卜杜拉王储宣布创立“国家对话”机制，8月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国家对话中心成立，以大会和论坛的形式发动社会各界就系列覆盖广泛的高度敏感的议题，如宗教宽容、妇女权利、国家和社会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加强公民社会的作用，保证公正、平等和言论自由；在国内外展现真正伊斯兰的适中形象等方面进行讨论，从而以中间温和派为主体尝试对社会进行温和渐进式改良，至今已举办了八次大会。22但自2009年后，这一会议未再更新。2004年3月，沙特政府批准建立国家人权协会，接受侵害人权的投诉、包括针对政府机构的投诉，并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国际人权组织的活动。沙特媒体限制亦略有所放宽，开始讨论部分高度敏感的宗教及其次生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沙特开始撤销对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些限制，近年来对苏菲学派也有所放松。23沙特通过加强与美国媒体的直接联络而令这类消息获得美国多类媒体的引用。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后中东政策的改变，沙特所受压力减轻，且由于整个中东形势的动荡，沙特民主化进程放缓。
沙特为继续实施其宗教战略在外交中通过以下三大途径巩固和平衡美沙关系。
其一，在积极配合美国中心议题同时对美国压力进行柔性应对。在外交方面沙特积极配合美国的各项要求，2004年，两国设立由沙特外交大臣和美国国务卿领导的联合委员会处理两国战略上利益攸关的问题，成为重要的平台机制。在美方最为关心的美沙军事合作、反恐、伊拉克等方面，沙特均做足姿态与美方紧密合作。在广义的宗教议题方面，当美国压力危及到影响其穆斯林世界盟主地位时，沙特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柔性应对，实质上坚决捍卫沙特的传统国家战略和对国际穆斯林网络的主导地位。作为世界非政府组织最为发达、国际非政府组织总部最多的国家，美国非常注重将其对相应组织的管理规范引入沙特以进一步规范和限制沙特与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沙特将世界穆斯林大会、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等资金流量巨大的组织列为国际非政府组织范畴，而非慈善组织，美国认为这种分类降低了沙特相关法律对其资金流向的监控水平，国际恐怖组织可从中得益。此三大组织为沙特公共外交的核心网络，总部设在沙特，向由沙特主导和资助、领导人亦由王室选定。在美国国会议员压力下沙特并未改变对这类组织的管理和资助模式。前沙特驻美大使班达尔亲王（Bandar bin Sultan）辩解说，沙特不能控制这类组织，就像美国不能控制在其土地上运转的联合国。24
其二，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平台对美方联合其它国家形成的压力进行化解。沙特注重联合国机制的作用，参与了联合国涉及人权、文明对话的多个倡议和机制，多次联合其他国家化解对本国宗教状况形成的压力。2008年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倡议发起联大“为推动和平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的对话、了解与合作”高级别全会，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沙特国王、约旦国王、巴基斯坦总统、阿富汗总统、菲律宾总统、芬兰总统、以色列总统等70多位政府首脑和高级官员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发言反对将恐怖主义与某一特定国家、民族和宗教挂钩，并对反伊斯兰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等极端主义思想死灰复燃表示关切。25世界穆斯林联盟作为联合国非政府谘商成员，积极在联合国的相应机制中发挥作用，并在世界各地积极展开宗教间和文明之间的交流大会，以期逐渐形成以世界穆斯林联盟为平台的文化对话机制。2008年，经沙特国王提议，穆斯林世界联盟在马德里主办跨信仰对话，200余位世界各大宗教的代表参会。26这一论坛还先后在麦加、日内瓦举办。
其三，在美进行跨宗教游说宣传伊斯兰教的美好形象和完善沙特国家形象。911事件后，沙特政府在美投巨资进行多方位、多渠道的整合宣传以改善沙特的宗教形象，力证伊斯兰教为一“和平、仁慈和宽恕”的宗教，并非恐怖主义源泉，恐怖主义偏离了伊斯兰教正道，作为伊斯兰精神祖国的沙特在打击恐怖网络方面恪尽职守，说明沙特的反恐决心、行动和成效，并高度注重在宣传中塑造沙特也是911受害者的形象。前沙特驻美大使和前驻英大使图尔基·费萨尔（Turki al-Faysal）在出使期间，不仅常去驻在国各清真寺，还花费大量时间拜访多个教堂。沙特还通过王室成员大量资助美国的伊斯兰研究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和理解。2005年沙特王子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Alwaleed bin Talal）向哈佛大学和乔治敦大学各捐款2000万美元，加强两校伊斯兰教研究，该笔捐款为乔治敦大学有史以来第二大捐款。27沙特亦注重与罗马教廷、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这类与不持基督教锡安主义思想且同情巴勒斯坦人民遭遇的基督宗教世界性网络建立联系并开展游说，努力削减以色列在西方的游说成果。2007年，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与教宗本笃十六世进行了历史性会晤。
然而，沙特在巩固其宗教网络的同时维持美沙关系的长期成效并非沙特政府可以控制。尽管沙特王室对沙特宗教学者委员会的掌控日益加强，但沙特宗教现状的根本特征是三有三无，即有圣地、有资金、有世界性网络和影响，无最高宗教领袖、无世界性宗教权威、无世界性宗教学术权威。尽管政府认为当前教律溷乱﹐宗教管理机构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基于沙特宗教传统和政教结构，沙特王室不可能完全掌控沙特伊斯兰教体系，沙特国家事实上对沙特庞大且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盘根错节的宗教体系掌控有限。沙特以输出瓦哈比伊斯兰教为实现其国家战略的重要手段，并为此通过机制、组织建设和巨额资金资助给予支持，由于伊斯兰世界巨大而复杂，尽管沙特是一宗教大国，但在伊斯兰世界中并非人口大国，且直接对外传教传统、结构与基督宗教有较大距离，其宗教输出环节相对较复杂且见效周期较长，即令是沙特政府严密控制的朝觐亦不免成为世界多国激进和极端穆斯林组织和个人进行联动、筹集资金的最佳平台。沙特政府沙特对其力倡的宗教输出产生的多样性后果难以控制，从外交的角度难以进行直接管控和绩效评估，如出现问题调整难度高，且调整措施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旦沙特主导的宗教网络对美沙军事合作、反恐、伊拉克重建、阿以冲突等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关切造成负面影响，美沙关系的前景就可能因此而蒙上阴影。
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因素在两国关系中渐呈负面效应，沙特的国家宗教战略与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战略存在根本冲突。然而，地区安全和石油安全仍是美国现阶段中东政策的首要考虑，宗教自由在其政策考虑中只居末席，美方对沙特宗教因素政治后果的现有温和政策建立在沙特支持和配合中近期美国在中东核心利益的基础上，且当前美国的中东政策需要沙特的大力支持，同时美国一直通过政府和社会两大层面介入沙特推动其宗教实现渐进式变革。沙特虽在安全上仰赖美国扶持，却仍坚持在内政外交借助宗教渠道以达成其根本国家战略，宗教关乎国家根本利益。尽管宗教已成为两国关系中的摩擦因素，但两国在处理两国关系时，均以现实主义为导向维持两国的特殊关系，力争在尽量不触动对方重大关切的情况下实现已方国家利益，因此在近阶段宗教议题不会在实质上损伤两国关系，但对两国关系形成长远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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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Bernard Lewis, “Communism and Islam,”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0, no. 1 (January 1954), pp.1-12.
2. “Discussion at the 310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ursday,January 24, 1957,” Eisenhower: Papers, 1953–1961 (Ann Whitman Files), EisenhowerLibrary. Quoted fromRachel Bronson, “Rethinking Religion: The Legacy of the U.S.-Saudi Relation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8, No.4(Autumn 2005),p.135.
3. Thomas W. Lippman, “A Most Improbable Alliance: Placing Interests over Ideology, ”Mohammed Ayoob and Hasan Kosebalban,ed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Saudi Arabia: Wahhabism and the State(London: Boulder, 2009), pp.126-127.
4. 瓦哈比教义对什叶派信仰高度排斥，现代沙特首位国王伊本沙特在回答一位西方来访者的提问时如是表述：“如果我要娶一个基督徒或是犹太女子为妻，一点困难都没有。她会享有完全的信仰自由，当然她的子女必然要以穆斯林的方式来抚养。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是有经人；但是我不可能娶一个什叶派……他们是堕落的，是多神教徒……他们不该把神圣的荣耀赋予穆罕默德、阿里、侯赛因和其他圣人。”转引自王宇洁着：《宗教与国家—当代伊斯兰教什叶派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6-47页。
5. Thomas W. Lippman, “A Most Improbable Alliance: Placing Interests over Ideology, ”p.127.
6. Thomas W. Lippman, Saudi Arabia onthe Edge: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n American Ally(Washington,D.C.: Potomac Books, 2012), pp.196-197.
7.Alfred B. Prados and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Saudi Arabia: Current Issues and U.S. Rel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July 11, 2006, http://fpc.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70301.pdf.
8.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The Islamic Tradition of Wahhabism and Salafiyya,”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Jan.24, 2008, http://www.fas.org/sgp/crs/misc/RS21695.pdf.
9. H.R. 1288 (111th): Saudi Arabia Accountability Act of 2009，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1/hr1288.
10. Rachel Bronson, “Rethinking Religion: The Legacy of the U.S.-Saudi Relationship,” pp.121-137.
11.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Saudi Arabia: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Nov 16, 2009, http://www.fas.org/sgp/crs/mideast/RL33533.pdf.
12.新华网新闻:“沙特对美国911报告的有关结论表示欢迎”,新华网利雅得７月２９日电（记者朱少华），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07/29/content_1672421.htm.
13. News Release, “Joint Statement by President Bush and Saudi Crown Prince Abdullah，”April 25, 2005,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5/04/20050425-8.html.
14. 美国智库海湾事务研究所、哈德逊研究所在此方面所做的研究最为系统全面，可参见两机构网站资源中历年研究报告。
15.见国际宗教与外交中心国别项目网页，http://icrd.org/saudi-arabia.
16. 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vol. 79,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0),p.56.
17. Victor Comras, “Following Terrorists’ Money,” Washington Post, June 4, 2005, p. A17.
18. Thomas W. Lippman, Saudi Arabia on the Edge: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n American Ally, pp.199-200.
19. Joseph Kechichian, Succession in Saudi Arabia（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137.
20.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Saudi Arabia: Terrorist Financing Issues,” CRS Reportfor Congress,September 14, 2007, http://www.fas.org/sgp/crs/terror/RL32499.pdf.
21. News Release, “President’s Remarks at the 2004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New York, September 2, 2004,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4/09/20040902-2.html.
22. 参见大会官方网站介绍，http://www.kacnd.org/eng/center_goals.asp
23. Faiza Saleh Ambah, “In Saudi Arabia, A Resurgence of Sufism, ” Washington Post, May 2, 2006,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5/01/AR2006050101380.html.
24. Rachel Bronson, “Rethinking Religion: The Legacy of the U.S.-Saudi Relationship,”p. 132.
25. 国际在线新闻:“中国大使在联大发言反对将恐怖主义与国家、民族和宗教挂钩”,2008年11月14日（驻联合国记者沉汀），http://gb.cri.cn/19224/2008/11/14/3785s2322817.htm；另见联合国网站新闻:“中国大使在联大发言反对将恐怖主义与国家、民族和宗教挂钩”,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10750.
26. AFP news,“Saudi-sponsored inter-faith conference opens in Madrid，”The Daily Star, July 17, 2008, http://www.dailystar.com.lb/News/Middle-East/Jul/17/Saudi-sponsored-inter-faith-conference-opens-in-Madrid.ashx#axzz2YEGevGvm.
27. 在促进美国对伊斯兰教认识和理解的同时，这类项目也引起巨大争议，如接受2000万美金捐款的乔治敦大学穆斯林-基督徒理解中心被美国保守主义者斥为乔治敦大学的瓦哈比前线。Patrick Poole, “Georgetown University's Wahhabi Front,”FrontPage Magazine（online）,February 29, 2008，http://archive.frontpagemag.com/readArticle.aspx?ARTID=29951.
来源：转载自《宗教与美国社会》，2013年第八辑。
http://www.cas.fudan.edu.cn/view.php?id=2041.）
内容提示：沙特是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长期盟友，尽管两国宗教背景迥异，冷战期间的世界格局令宗教因素成为美沙关系的润滑剂。冷战结束以来，由于沙特国教瓦哈比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理念、组织和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沙特宗教传统对沙特现代化和民主化掣肘对美国中东民主进程的阻碍，宗教开始成为两国关系中的摩擦因素。由于地区安全和石油安全仍是美国现阶段中东政策的首要考虑，且当前美国的中东政策仍需要沙特的大力支持，宗教自由在其政策考虑中只居末席，但美国一直通过政府和社会两大层面介入沙特推动其宗教实现渐进式变革。沙特虽在安全上仰赖美国扶持，却仍坚持在内政外交借助宗教渠道以达成其根本国家战略。两国均以现实主义为导向维持两国的特殊关系，力争在尽量不触动对方重大关切的情况下实现已方国家利益，因此在近阶段宗教议题不会在实质上损伤两国关系，但对两国关系形成长远挑战。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长期以来保持紧密的非正式盟友关系，超越两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的藩蓠。宗教因素在美国与沙特关系中地位独特。冷战时期，宗教因素是美沙关系的润滑剂。进入后冷战时期、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由于沙特国教瓦哈比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理念、组织和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沙特宗教传统对沙特现代化和民主化掣肘对美国中东民主进程的阻碍，宗教日益成为美沙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本文旨在分析宗教在美沙关系中的作用与趋势。
一、 冷战期间宗教对美沙关系的影响
沙特地处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和使者穆罕默德诞生地，据有伊斯兰三大圣地之二麦加和麦地那。自瓦哈卜和穆罕默德·本·沙特结盟，教权和世俗权力成为历代沙特政权的两大支柱。自1932年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建国以来，沙特一直是政教合一国家，费萨尔国王强调沙特“世世代代都将是伊斯兰遗产的维护者和伊斯兰圣地的守护者”，法塔赫国王甚至于1986年将“两圣寺的守护者”作为首位头衔。瓦哈比伊斯兰教在沙特国家战略中长期占据显要地位。担任全世界穆斯林的精神盟主、成为伊斯兰教之宗主国借以增强其国家的合法性，这一直是沙特重要对外战略目标。
尽管沙特和美国的宗教背景迥异，且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历史恩怨已累积千年之久，冷战期间，瓦哈比伊斯兰教一直是两国关系中的良性因素。在冷战期间美国为对抗苏联而进行的联盟外交中，为了对抗无神论的苏联，地处中东战略要地、石油资源丰富的有神论沙特成为美国的优先选择。1951年2月，美国对沙战略进一步系统化，此后冷战期间的历任总统均将沙特看作抵制苏联在海湾地区渗透的重要堡垒。早在1954年，着名历史学家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写道：“虔敬的穆斯林，并且大多数穆斯林是虔敬的，不会容忍无神论的信条。”1艾森豪威尔政府曾希望扶持当时的沙特国王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伊斯兰领导人，成为“阿拉伯团队的资深伙伴。”2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认为沙特在国内外推广瓦哈比伊斯兰间接符合美国以反共反苏为主旨的战略利益。20世纪60年代，美国支持沙特对瓦哈比伊斯兰教的传播，认为这有利于遏止和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催发的社会思潮与运动、抵制左派政权。20世纪80年代，美国认为沙特推广瓦哈比伊斯兰教有助于抵消伊朗什叶派革命的影响、协助美国击退前苏联在中东、中亚和北非多个国家的影响、遏制伊拉克复兴社会主义的扩张势头。总体而言，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乃至梵蒂冈城国把沙特看作是对该地区的和平稳定攸关的国家，瓦哈比伊斯兰教教义和组织均有利于地区的稳定，有助于实现西方在该地区、乃至穆斯林世界的战略目标。
冷战期间，美国基于宗教问题对沙特的外交压力仅体现为“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总统为说服沙特放弃禁止犹太人入境政策所作的温和努力。”1976年美国国务院根据国会要求提交人权国别报告中又一次例行公事地批评沙特的宗教不宽容，国会则越过福特总统的否决通过《国际安全援助和武器出口控制法》，内中有条款要求停止对侵犯人权的政府的军事援助，但这并未对美沙相关合作造成实际影响。此外，美国国务院、军队和石油公司均制定大量政策指南，提醒美国公民“他们在沙特是基于经济或战略因素，不是去改变沙特社会。”冷战期间，美国因商业和军事利益而长驻沙特的大量侨民基本上长期生活在与沙特本国社会隔绝的社区中，沙特政府给予这些社区特殊政策，侨民在此过着与美国完全一致的生活，包括进行各类基督教仪式，因此对沙特社会的了解相对有限。3
对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沙特而言，具有深厚基督教背景的美国从伊斯兰教传统而言，亦属“有经人”（ahlal-kitab）范畴。在大多数沙特人的接受谱系中，面对无神论和什叶派的直接威胁，基督教美国并非最难以接受的盟友。4沙特王国基于自身的统治阶级利益和教派利益，在国际和地区层次上首先以反共产主义为首要目标，在阿拉伯世界则是反对将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泛阿拉伯主义、以及零散模煳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以威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中东世俗政权的旗手，由此地区安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成为沙特外交旗帜，沙特开始在对外政策中大力推行以沙特为中心的泛伊斯兰主义，鼓吹伊斯兰团结与合作。泛伊斯兰主义成为反抗各类左翼运动、抵制无神论和世俗化影响的重要渠道，获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高度支持，沙特亦逐渐发展成为泛伊斯兰主义的中心。20世纪60年代，苏联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以消解对美国支持的更为保守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沙特与埃及各背倚美国和苏联，为争取在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领导地位而长期竞争，沙特着力于抵御纳赛尔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不结盟运动（当时在非洲一些国家非常有号召力和吸引力）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并通过吸纳赛义德·库特卜领导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加入联盟以遏制埃及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在冷战大背景下，宗教因素一直在美沙两国关系中发挥正面积极作用。
在沙特和美国均希望借助宗教渠道来抵御苏联的渗透的一致诉求下，在两国以沙特为基地的军事合作中，沙特对自身宗教原则的坚持亦受到美国政府的包容。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沙特达兰建立军事基地训练沙特人，沙特基于其宗教信仰不允许美方在军事基地中配备犹太人和妇女。尽管美国国会有议员对此抗议，但美国国务院表态“主权国家在确信符合自身最佳利益的情况下有权利用这样一种方式控制其内政秩序，这是基本原则。” 5
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沙特一直注重防范激进伊斯兰的影响。费萨尔国王任内组建了多个各种类型的国际和国内伊斯兰机构，并不断加以扩展，但他一直确保各类最有权力和非常关键的有宗教背景的职位不由具极端倾向的穆斯林担任。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伊斯兰革命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沙特和美国对瓦哈比伊斯兰极端化的警惕和约束。为了达成其短期目标，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沙特在资助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方面形成一致并紧密合作，两国均花费30多亿美元资助苏丹、乍得、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武装伊斯兰组织，如今这些地方都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泛滥成灾、威胁极大的地区。为利用极端伊斯兰组织达到反伊朗和反苏目的，沙特在哈立德和法赫德国王任内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机制化较为宽容，沙特掌控的各类国际和国内伊斯兰机构亦不断右倾。两国的相关战略和政策旨在培育反苏、反伊组织和反苏、反伊分子，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东地区政治格局的发展，众多组织和个人的理念和行动越来越趋向于反美、反犹太复国主义、反各地政权。
尽管美国和沙特在1991年海湾战争前即周密部署，将数十万美国人进入海湾地区带来的宗教、文化和社会冲击尽量减轻，这场战争仍进一步将宗教问题直接置于两国关系的前沿。众多沙特人对沙特政府在与伙伴穆斯林的战争中与异教徒联盟高度不满，极端激进的瓦哈比信仰者及其组织更是对两国政府充满仇视。随着冷战结束带来的国际格局改变，宗教因素在美沙关系中的性质出现变化。
二、后冷战时期宗教与美国对沙特政策
两极格局结束后，因沙特及其它国家频发针对美军、美国公民的恐怖袭击，兼之犹太利益集团在美国发动的强大宣传攻势，宗教开始成为两国关系的障碍。“9·11”事件中19名劫机犯中有15名来自沙特、且本拉登本人亦来自沙特颇有影响的拉登家族。美国各界在审查威胁来源时，不约而同将矛头对准了此前在美国少有人提及瓦哈比伊斯兰教，瓦哈比几乎成为暴行的同义词。新闻媒体、学术研究中频繁将沙特和瓦哈比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智库、学界、包括军界的研究者等对沙特官方大力输出伊斯兰教持高度否定态度，总体认为“他们传递其他宗教、甚至是其他派别的伊斯兰教不具备有效性的信息；穆斯林应积极传播信仰；自南亚到北非教室和讲经台都不可容忍对伊斯兰教的不同观点。即使这些材料没有宣扬暴力，他们传播了暴力有时是合理结论的理念。”6美国国内掀起反沙特浪潮，认为是沙特力倡的瓦哈比伊斯兰豢养了本·拉登等恐怖分子，沙特政府官员在911事件中亦有责任，对沙特的内政外交均强烈批评。
美国社会一般而言大力抨击美国政府长久以来的政策不仅支持阿拉伯地区的极权统治，而且忽略甚至支持了宗教的政治化，由此对美国政府形成强大政治压力。在此民意基础上，美国国会研究中心就沙特宗教及其衍生议题向国会提交了多份报告，认为“沙特政府资助的各类慈善组织和教育项目宣传了极端的伊斯兰理念、助长了暴力，直接或间接向恐怖组织提供了资源。”7专门针对瓦哈比伊斯兰教的报告《瓦哈比与赛莱菲耶的伊斯兰传统》，确认瓦哈比、赛莱菲耶与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沙特政府在传播思想、资助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建议美国政府对此作为。8国会以安全为诉求介入相关事宜的处理。108届国会多次召开与瓦哈比有关的听证会，批评沙特对宗教机构的资助，声称沙特为反西方的恐怖主义提供了理念支持。此后数届国会均有成员力推《沙特责任法》通过，意图“停止沙特对资助、训练、煽动、鼓励或其它任何方式援助和教唆恐怖主义的机构地支持，在调查恐怖主义事件中获得沙特的全力合作，停止给予沙特公民签证直至总统保证沙特王国在颁发签证时不因宗教归属或传统、或其它原因而有歧视。”9由于该法对于沙特打击面过宽过严而将直接影响两国现有的联盟合作关系，此法桉经多次修改后仍未获通过。
1998年《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于国会通过，以美国标准而言沙特位居世界最缺乏宗教自由的国家范畴，但因美沙特殊关系，沙特一直未列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的特别关注国名单。在美国国会的压力下，沙特于2004年首上榜单，此后一直位列其中。
然而，总体而言美国政府重视中近期沙特在国际反恐、地区安全和石油安全方面对美国的特殊意义，注重保持与沙特的双边关系和支持沙特政权自身的稳定。2005年1月利雅得召开的反恐会议上，美国国土安全顾问弗朗西斯·弗拉格斯·唐什特（Frances Fragos Townsend）表示：“若沙特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击败恐怖主义，世界不可能击败恐怖主义” 。美方认为“宗教是沙特和美国必须面对的战略议题。”102009年美国国会研究中心报告显示，美国对沙特相关政策和动态的关注排位从前到后为美沙军事合作，反恐，阿以冲突，伊拉克、经济关系和贸易，人权、宗教自由和政治改革。11历年报告中宗教均不是一个单独议题，而是置于人权、民主和其他事宜这一向来垫底的议集之中。尽管美国社会对沙特宗教状况恶评如潮，美国在911后对沙特的根本宗教战略、政策仍持总体宽容态度，行政当局的态度尤为如此。911委员会最终报告称“没有明显证据显示作为机构的沙特政府或高级沙特官员个人资助基地网络，”获得沙特政府好评。国务卿鲍威尔亦在2004年访问沙特时表示：“沙特阿拉伯一直在反恐，美国感谢沙特政府在反恐方面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12自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由于反恐阶段性任务的完成、伊朗核危机的凸显和阿拉伯世俗国家发生的频繁动荡，沙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有所反弹，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对沙特宗教自由、沙特宗教对外扩展的关注度呈现下降趋势。此外，基于美沙特殊关系，沙特凭借其宗教在穆斯林世界的特殊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协助美国和穆斯林世界的沟通。
本世纪以来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多次公开表示对伊斯兰教的高度尊重和对沙特阿拉伯在穆斯林世界特殊地位的高度尊重。2005年布什与阿卜杜拉国王签署的联合声明强调“美国尊重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伟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的诞生地，沙特阿拉伯作为伊斯兰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寺的守护者而是伊斯兰信仰之象征中心。沙特阿拉伯向所有教导和宣传伊斯兰信仰者重复呼召，严守和平、节制和宽容的清真言，拒绝偏离正信。”132009年奥巴马总统访问沙特时亦表达对阿卜杜拉国王的高度尊重。这类举措有利于巩固两国关系、助力沙特修补和巩固其在穆斯林世界、在本国国内的合法性和影响力。
目前美国主要间接通过机制建设、战略安排和系列政策实施大力向沙特施压促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转型。在政策实施方面，主要途径有三：
其一是稳步促进沙特社会缓和式变革以徐图其民主化转型。
在“911”事件之前，美国在因石油资源而高度富裕的沙特资助开展各类社会项目并无可能。911之后，对沙特进行民主促进的呼声高企。然而，由于美国的民主输出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引发忧虑，小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更是在阿拉伯世界引发不安与争议，近年来美国在策略上将促进民主和政治变革打散进入反恐、经济与金融事务、教育交换和人类发展等表面看来对沙特而言不过于敏感的版块，并不断施压沙特从政策方面打开大门、允许相应项目进入沙特境内开展实质性操作。
沙特公立中小学教育中伊斯兰教教育为必修课，且在课程总量中占较大比例，授课内容中有对其它宗教信仰持不宽容、乃至仇视态度的成分，911事件后这引起美国社会的高度警惕，多家机构跟进对沙特公立中小学各类课本进行严密检验，并对美国政府形成强大压力，促其要求沙特进行改良。14美国政府表态沙特教育系统尽管不直接与恐怖主义相连，但沙特公共教育课程培养了对非穆斯林的仇恨。由此沙特公共教育成为美国朝野共同关心的议题。2002年沙特表态要开启教科书改革项目，但进展缓慢。阿卜杜拉国王上台伊始即表示，教育改革是其施政优先要务。沙特于2007年启动阿卜杜拉国王公共教育发展计划，六年内沙特投资90亿里亚尔增强科技教育以平衡其宗教教育。美国社会不满于沙特宗教教育改革进程缓慢，继续形成强大压力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美国政府亦对项目阶段性实施效果不满意，在长期施加适度外交压力的同时，美国政府支持公民社会组织进入沙特引导和协助相应变革，逐步展开以信仰为基础的公共外交，2011年9月，美国国务院与美国以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宗教与外交中心签订为期18个月的合同，推动沙特公共教育课程改革，并评估这一改革对其它主要穆斯林国家的影响。 15
沙特妇女权利亦为美国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在沙特直接推动伊斯兰教法改革在当前形势下并非可能。除在宏观方面推动沙特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外，美国政府在微观方面采取的进路是谨慎稳妥地支持平民、妇女教育。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一个投资10万美元的小型项目被视作这类努力的典范，美国资助沙特吉达的女子学院（Effat College）学院的工程教育项目，美国杜克大学为该项目的伙伴单位，力争通过这一项目传授学生高水平技能以助沙特妇女的高水准就业。
其二是利用国际机制进一步促进沙特民主化进程和实现宗教宽容。
尽管长久美国社会中有舆论坚称贸易惩罚是美国支持人权的重要方式，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在面对有其他重要政治、军事、经济关联的国家时鲜有采纳这一进路，而是坚持“总而言之，经济开放最终会导致政治开放。”16美国对沙政策亦遵循这一路线。911事件以来，美国推动沙特加入WTO，并顶住国内压力，在双边协议中就沙特继续和其它阿拉伯国家联合抵制以色列达成妥协。沙特于2005年加入WTO，成为其第149个成员国。美国亦注重借助联合国及其附属各类国际组织促进沙特的公开化和民主化。
其三是持续施压沙特打击宗教极端主义。
沙特境内与恐怖主义组织的联系一直处在美国的严密监控之下。美国方面在公开场合多次首肯沙特在反恐方面付出的努力，在反恐合作中则一直严密监控、紧密督促沙特的相关工作以期斩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17维基解密泄露的情报显示，美国认定沙特难以完全斩断沙特公民私人对国外塔利班的资助。外交电报透露这些组织的代理通过年度朝觐从沙特捐赠者处获得现金并运送回国。2009年12月30日美国国务院催促驻中东各国使馆对驻在国施压，以更强硬的行动应对这一问题，国务卿希拉里说“沙特捐赠者是资助世界逊尼恐怖组织最主要的来源。”认为沙特仍然不了解塔利班与基地联盟的程度，从海外对沙特安全构成威胁。美国财政部高官霍华德·门德尔松（Howard Mendlsohn）曾专门会见沙特秘密警察代表，讨论三名塔利班官员多次前往沙特筹资之事，沙特表示对此三人情况不清楚，须由美方提供具体情报。 18
三、美国政策压力下沙特的应对与平衡
沙特自身国富而民弱，军事设备精良但总体军事力量薄弱。国家内部面临民主转型和部落竞争的压力，在中东地区面临邻国民主化进程的冲击、什叶派力量壮大的压力，不能完全脱离地区大国的侵略威胁。当前中东地区缺乏地区内部安全机制、依靠美国外力维持均衡局面。由此在当前国际和地区格局下，沙特从根本上无法摆脱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同时，成为伊斯兰世界盟主是沙特基于历史和现实条件一直不变的战略选择，沙特历经多年经营，已组建成熟的伊斯兰国际组织和伊斯兰国际非政府组织网络并具主导能力。而海湾危机后阿拉伯人对阿拉伯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怀疑增多，对泛伊斯兰主义更具好感，这进一步夯实了沙特的战略走向。沙特石油战略地位的下降和反恐令沙特在美国战略地位中位置有所下降，但维持双方合作关系仍符合两国的安全和利益需要。为改善美国民意对沙特的主流观点，沙特在外交中必须应对美国对沙特宗教外溢的负面看法，以此修复美国政界和民众对沙美合作关系的认同、巩固沙美同盟关系。
由于美国民主输出和对以色列的长期坚定支持与沙特王室根本利益存在冲突，沙特必须发展多元外交，与穆斯林世界关系仍是其外交重点；基于沙特乃至伊斯兰世界内部强烈的反美情绪，瓦哈比伊斯兰教在一定程度上仍可充当沙特居间平衡伊斯兰世界与美国关系的重要政治杠杆。由此沙特在内政外交中均不可能放弃其瓦哈比伊斯兰根基。在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紧张关系的夹缝中，沙特试图走中间道路，在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谨慎巧妙地维持平衡, 在继续维持与美以特殊关系以获取安全保障的同时，逐步增强自身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中的独立性，为此沙特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均采取多种措施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
沙特基于宗教因素在内政方面主要透过三方面继续维持与美国之间的互信与合作。
其一，进一步巩固国家对宗教的控制。沙特一直奉行温和的瓦哈比主义，过于激进的瓦哈比主义不符合沙特的国家利益，而教权过大不仅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同样不符合沙特王室利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沙特通过政府机构改革不断削弱和分化官方教界的权力和领域。90年代以来，由于沙特官方乌莱玛的部分成员有同情极端伊斯兰运动的表现，进一步引起沙特王室警惕。沙特进一步组建设立伊斯兰事务部，主管传教、布道事务、伊斯兰高等教育机构。191994年，又创立平台性机构最高伊斯兰事务委员会和伊斯兰传教和指导委员会，王室家族最终直接控制沙特最高宗教政治权力。
其二，多方位打击宗教恐怖主义。2001年9月15日，沙特大穆夫提毫不含煳地谴责本拉登，认为“袭击违反了伊斯兰教义。切断恐怖分子的经援渠道。同时，沙特警告国内的激进教长，不得在讲经中宣传极端思想，违者不得继续讲经，并须接受“再教育”项目的改造。2010年春，沙特宗教学者委员会援引古兰经，明确谴责恐怖主义和资助恐怖主义者。为切断恐怖主义组织的经援，沙特实施一系列法律和政策令沙特公民资金的国际流转更清晰地处于有效监控之下，并关闭了哈拉曼伊斯兰基金会等一系列与基地组织和其它恐怖主义有联系的以沙特为基地的基金会。20与此同时，沙特鼓励沙特公民的慈善捐助更多投向本国社区，而非国外。小布什总统在2004年一次公开讲话中肯定：“四年前沙特是恐怖分子筹资的沃壤……现在沙特进行袭击和逮捕。”21
其三，国内民主化进程。在国内外的持续压力推动下，2003年6月，阿卜杜拉王储宣布创立“国家对话”机制，8月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国家对话中心成立，以大会和论坛的形式发动社会各界就系列覆盖广泛的高度敏感的议题，如宗教宽容、妇女权利、国家和社会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加强公民社会的作用，保证公正、平等和言论自由；在国内外展现真正伊斯兰的适中形象等方面进行讨论，从而以中间温和派为主体尝试对社会进行温和渐进式改良，至今已举办了八次大会。22但自2009年后，这一会议未再更新。2004年3月，沙特政府批准建立国家人权协会，接受侵害人权的投诉、包括针对政府机构的投诉，并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国际人权组织的活动。沙特媒体限制亦略有所放宽，开始讨论部分高度敏感的宗教及其次生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沙特开始撤销对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些限制，近年来对苏菲学派也有所放松。23沙特通过加强与美国媒体的直接联络而令这类消息获得美国多类媒体的引用。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后中东政策的改变，沙特所受压力减轻，且由于整个中东形势的动荡，沙特民主化进程放缓。
沙特为继续实施其宗教战略在外交中通过以下三大途径巩固和平衡美沙关系。
其一，在积极配合美国中心议题同时对美国压力进行柔性应对。在外交方面沙特积极配合美国的各项要求，2004年，两国设立由沙特外交大臣和美国国务卿领导的联合委员会处理两国战略上利益攸关的问题，成为重要的平台机制。在美方最为关心的美沙军事合作、反恐、伊拉克等方面，沙特均做足姿态与美方紧密合作。在广义的宗教议题方面，当美国压力危及到影响其穆斯林世界盟主地位时，沙特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柔性应对，实质上坚决捍卫沙特的传统国家战略和对国际穆斯林网络的主导地位。作为世界非政府组织最为发达、国际非政府组织总部最多的国家，美国非常注重将其对相应组织的管理规范引入沙特以进一步规范和限制沙特与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沙特将世界穆斯林大会、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等资金流量巨大的组织列为国际非政府组织范畴，而非慈善组织，美国认为这种分类降低了沙特相关法律对其资金流向的监控水平，国际恐怖组织可从中得益。此三大组织为沙特公共外交的核心网络，总部设在沙特，向由沙特主导和资助、领导人亦由王室选定。在美国国会议员压力下沙特并未改变对这类组织的管理和资助模式。前沙特驻美大使班达尔亲王（Bandar bin Sultan）辩解说，沙特不能控制这类组织，就像美国不能控制在其土地上运转的联合国。24
其二，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平台对美方联合其它国家形成的压力进行化解。沙特注重联合国机制的作用，参与了联合国涉及人权、文明对话的多个倡议和机制，多次联合其他国家化解对本国宗教状况形成的压力。2008年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倡议发起联大“为推动和平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的对话、了解与合作”高级别全会，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沙特国王、约旦国王、巴基斯坦总统、阿富汗总统、菲律宾总统、芬兰总统、以色列总统等70多位政府首脑和高级官员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发言反对将恐怖主义与某一特定国家、民族和宗教挂钩，并对反伊斯兰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等极端主义思想死灰复燃表示关切。25世界穆斯林联盟作为联合国非政府谘商成员，积极在联合国的相应机制中发挥作用，并在世界各地积极展开宗教间和文明之间的交流大会，以期逐渐形成以世界穆斯林联盟为平台的文化对话机制。2008年，经沙特国王提议，穆斯林世界联盟在马德里主办跨信仰对话，200余位世界各大宗教的代表参会。26这一论坛还先后在麦加、日内瓦举办。
其三，在美进行跨宗教游说宣传伊斯兰教的美好形象和完善沙特国家形象。911事件后，沙特政府在美投巨资进行多方位、多渠道的整合宣传以改善沙特的宗教形象，力证伊斯兰教为一“和平、仁慈和宽恕”的宗教，并非恐怖主义源泉，恐怖主义偏离了伊斯兰教正道，作为伊斯兰精神祖国的沙特在打击恐怖网络方面恪尽职守，说明沙特的反恐决心、行动和成效，并高度注重在宣传中塑造沙特也是911受害者的形象。前沙特驻美大使和前驻英大使图尔基·费萨尔（Turki al-Faysal）在出使期间，不仅常去驻在国各清真寺，还花费大量时间拜访多个教堂。沙特还通过王室成员大量资助美国的伊斯兰研究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和理解。2005年沙特王子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Alwaleed bin Talal）向哈佛大学和乔治敦大学各捐款2000万美元，加强两校伊斯兰教研究，该笔捐款为乔治敦大学有史以来第二大捐款。27沙特亦注重与罗马教廷、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这类与不持基督教锡安主义思想且同情巴勒斯坦人民遭遇的基督宗教世界性网络建立联系并开展游说，努力削减以色列在西方的游说成果。2007年，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与教宗本笃十六世进行了历史性会晤。
然而，沙特在巩固其宗教网络的同时维持美沙关系的长期成效并非沙特政府可以控制。尽管沙特王室对沙特宗教学者委员会的掌控日益加强，但沙特宗教现状的根本特征是三有三无，即有圣地、有资金、有世界性网络和影响，无最高宗教领袖、无世界性宗教权威、无世界性宗教学术权威。尽管政府认为当前教律溷乱﹐宗教管理机构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基于沙特宗教传统和政教结构，沙特王室不可能完全掌控沙特伊斯兰教体系，沙特国家事实上对沙特庞大且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盘根错节的宗教体系掌控有限。沙特以输出瓦哈比伊斯兰教为实现其国家战略的重要手段，并为此通过机制、组织建设和巨额资金资助给予支持，由于伊斯兰世界巨大而复杂，尽管沙特是一宗教大国，但在伊斯兰世界中并非人口大国，且直接对外传教传统、结构与基督宗教有较大距离，其宗教输出环节相对较复杂且见效周期较长，即令是沙特政府严密控制的朝觐亦不免成为世界多国激进和极端穆斯林组织和个人进行联动、筹集资金的最佳平台。沙特政府沙特对其力倡的宗教输出产生的多样性后果难以控制，从外交的角度难以进行直接管控和绩效评估，如出现问题调整难度高，且调整措施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旦沙特主导的宗教网络对美沙军事合作、反恐、伊拉克重建、阿以冲突等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关切造成负面影响，美沙关系的前景就可能因此而蒙上阴影。
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因素在两国关系中渐呈负面效应，沙特的国家宗教战略与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战略存在根本冲突。然而，地区安全和石油安全仍是美国现阶段中东政策的首要考虑，宗教自由在其政策考虑中只居末席，美方对沙特宗教因素政治后果的现有温和政策建立在沙特支持和配合中近期美国在中东核心利益的基础上，且当前美国的中东政策需要沙特的大力支持，同时美国一直通过政府和社会两大层面介入沙特推动其宗教实现渐进式变革。沙特虽在安全上仰赖美国扶持，却仍坚持在内政外交借助宗教渠道以达成其根本国家战略，宗教关乎国家根本利益。尽管宗教已成为两国关系中的摩擦因素，但两国在处理两国关系时，均以现实主义为导向维持两国的特殊关系，力争在尽量不触动对方重大关切的情况下实现已方国家利益，因此在近阶段宗教议题不会在实质上损伤两国关系，但对两国关系形成长远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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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Bernard Lewis, “Communism and Islam,”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0, no. 1 (January 1954), pp.1-12.
2. “Discussion at the 310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ursday,January 24, 1957,” Eisenhower: Papers, 1953–1961 (Ann Whitman Files), EisenhowerLibrary. Quoted fromRachel Bronson, “Rethinking Religion: The Legacy of the U.S.-Saudi Relation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8, No.4(Autumn 2005),p.135.
3. Thomas W. Lippman, “A Most Improbable Alliance: Placing Interests over Ideology, ”Mohammed Ayoob and Hasan Kosebalban,ed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Saudi Arabia: Wahhabism and the State(London: Boulder, 2009), pp.126-127.
4. 瓦哈比教义对什叶派信仰高度排斥，现代沙特首位国王伊本沙特在回答一位西方来访者的提问时如是表述：“如果我要娶一个基督徒或是犹太女子为妻，一点困难都没有。她会享有完全的信仰自由，当然她的子女必然要以穆斯林的方式来抚养。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是有经人；但是我不可能娶一个什叶派……他们是堕落的，是多神教徒……他们不该把神圣的荣耀赋予穆罕默德、阿里、侯赛因和其他圣人。”转引自王宇洁着：《宗教与国家—当代伊斯兰教什叶派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6-47页。
5. Thomas W. Lippman, “A Most Improbable Alliance: Placing Interests over Ideology, ”p.127.
6. Thomas W. Lippman, Saudi Arabia onthe Edge: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n American Ally(Washington,D.C.: Potomac Books, 2012), pp.196-197.
7.Alfred B. Prados and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Saudi Arabia: Current Issues and U.S. Rel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July 11, 2006, http://fpc.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70301.pdf.
8.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The Islamic Tradition of Wahhabism and Salafiyya,”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Jan.24, 2008, http://www.fas.org/sgp/crs/misc/RS21695.pdf.
9. H.R. 1288 (111th): Saudi Arabia Accountability Act of 2009，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1/hr1288.
10. Rachel Bronson, “Rethinking Religion: The Legacy of the U.S.-Saudi Relationship,” pp.121-137.
11.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Saudi Arabia: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Nov 16, 2009, http://www.fas.org/sgp/crs/mideast/RL33533.pdf.
12.新华网新闻:“沙特对美国911报告的有关结论表示欢迎”,新华网利雅得７月２９日电（记者朱少华），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07/29/content_1672421.htm.
13. News Release, “Joint Statement by President Bush and Saudi Crown Prince Abdullah，”April 25, 2005,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5/04/20050425-8.html.
14. 美国智库海湾事务研究所、哈德逊研究所在此方面所做的研究最为系统全面，可参见两机构网站资源中历年研究报告。
15.见国际宗教与外交中心国别项目网页，http://icrd.org/saudi-arabia.
16. 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vol. 79,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0),p.56.
17. Victor Comras, “Following Terrorists’ Money,” Washington Post, June 4, 2005, p. A17.
18. Thomas W. Lippman, Saudi Arabia on the Edge: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n American Ally, pp.199-200.
19. Joseph Kechichian, Succession in Saudi Arabia（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137.
20.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Saudi Arabia: Terrorist Financing Issues,” CRS Reportfor Congress,September 14, 2007, http://www.fas.org/sgp/crs/terror/RL32499.pdf.
21. News Release, “President’s Remarks at the 2004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New York, September 2, 2004,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4/09/20040902-2.html.
22. 参见大会官方网站介绍，http://www.kacnd.org/eng/center_goals.asp
23. Faiza Saleh Ambah, “In Saudi Arabia, A Resurgence of Sufism, ” Washington Post, May 2, 2006,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5/01/AR2006050101380.html.
24. Rachel Bronson, “Rethinking Religion: The Legacy of the U.S.-Saudi Relationship,”p. 132.
25. 国际在线新闻:“中国大使在联大发言反对将恐怖主义与国家、民族和宗教挂钩”,2008年11月14日（驻联合国记者沉汀），http://gb.cri.cn/19224/2008/11/14/3785s2322817.htm；另见联合国网站新闻:“中国大使在联大发言反对将恐怖主义与国家、民族和宗教挂钩”,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10750.
26. AFP news,“Saudi-sponsored inter-faith conference opens in Madrid，”The Daily Star, July 17, 2008, http://www.dailystar.com.lb/News/Middle-East/Jul/17/Saudi-sponsored-inter-faith-conference-opens-in-Madrid.ashx#axzz2YEGevGvm.
27. 在促进美国对伊斯兰教认识和理解的同时，这类项目也引起巨大争议，如接受2000万美金捐款的乔治敦大学穆斯林-基督徒理解中心被美国保守主义者斥为乔治敦大学的瓦哈比前线。Patrick Poole, “Georgetown University's Wahhabi Front,”FrontPage Magazine（online）,February 29, 2008，http://archive.frontpagemag.com/readArticle.aspx?ARTID=2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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