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麗娟
来源：网络杂志《黄花岗》第二十九期
編者按：麥斯武德是泛突厥主義者，反對階級斗爭和蘇聯式的革命，1947年5月就任新疆省府主席後受到“三區”共產分子的抵制，1948年12月離職。他的泛突厥思想和對突厥語言文化的熱愛、對維吾爾父老鄉親的感情並沒有妨礙他認同中華民國、積極參與國民政府。麥斯武德、麥煥新父子都是1946年制憲國民大會代表。麥斯武德家族在中共統治之下的遭遇是中華民族苦難的縮影。
（寄自安卡拉的報導）
那天午後，當我回憶著二十年前，黎巴嫩戰爭初起，學運世代正蓄勢待發之際，二十瑯噹歲的我背起行囊，揮別台灣民主運動的種種恩怨糾葛，帶著決裂的悲情飛往比三毛的大漠還遙遠的小亞細亞時的心境，試著培養一種出埃及的悲情，去採訪五十多年前從新疆翻越帕米爾高原，輾轉流離到土耳其的一名維吾爾女子時，我以為將會面對一個對人生充滿憤懣與遺憾的老婦人，構想著一篇紀錄逃難艱辛、感人肺腑、激昂控訴的報導。
結果，當我離去時，彷彿赴了一個人生羈旅的舊約，圓了一段命定的際運，領悟到逃離其實是另一段回歸的開始。
現年73歲的古爾帖金，出身自新疆伊犁的維吾爾醫生家庭。父親麥斯武德於1887年出生在伊犁，是五男二女的富商家庭中排行最小的。1859年清兵入疆時，父祖輩隨著數千戶人家從南疆喀什葛爾遷居到北疆伊犁。在此開闢坎兒井和渠道，使荒地成良田，造福族人。以後父兄胼手胝足經營貿易，事業遠及烏茲別克斯坦的布哈拉、塔什干和薩馬爾干，成為伊犁首富。1904年，麥斯武德被送到土耳其求學，十年後完成在伊斯坦堡醫學院的學業，返鄉懸壺濟民。
行醫之餘，意識到維族教育亟待改革，便積極興辦新式學校，來對抗舊式宗教學校的保守落伍，曾為此被拘捕解往迪化，經省長楊增新親訊三次，繫獄一年後開釋。以後他仍然不懼權勢，行醫興學，最後在官方與地方宗教保守勢力的雙重壓迫下，1934年被迫離開故鄉，歷經千辛萬苦越過喜馬拉亞山到印度，由此搭船到上海。
和早先抵中國的維族知識份子伊沙．尤素甫．阿布泰金取得聯繫後，為向中央表達新疆同胞疾苦，積極展開活動。1935年被選為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以正直敢言著稱。曾經在問政發言時，據理指責中央不明事實，被盛世才蒙蔽，以賞代罰，他言詞懇切，引起與會代表的同情與憤慨，迫使蔣介石上台為盛世才狡言辯護，為此麥斯武德和其他新疆代表當下憤而離席。（按：1945年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麥斯武德控訴盛世才之後，蔣介石發言:“諸位同志，要知道新疆省在我國西北邊陲，其面積十五倍于浙江省，自民國成立以來，中央與該省之聯繫似斷似續，無權過問，盛同志卒能運用其力，將新省奉獻于中央，功在黨國，諸位同志，要明瞭此旨，顧念大體，勿再責難往事。”引自吳忠信《主新日記》。盛免罪但被撤農林部長職。）
1944年他以中央任命的調查委員會主席身份返回烏魯木齊。在與親蘇聯的既得利益團體抗爭有成後，1947年5月28日被任命為首任維族省主席，致力於服務新疆人民。
雍容嫻雅的古爾帖金女士在接待出席6月12日旅土維族感謝土耳其政府收容五十週年大會的旅德維族領袖的忙碌中，抽空接受了訪談。在攤了滿桌的舊照片前，她娓娓道來，1949年十九歲的她銜父命帶著兩個十七、八歲的弟弟逃難的經過。
當年她們一行人是跟著美國駐伊犁領事Mr. Pestin及館員，僱用商隊騎馬逃難的。從喀喇崑崙山麓的Kargalik攀爬了31天，越過海拔5千5百多公尺的喀喇崑崙山脈抵達Ladah。由此搭老舊得連機艙門也沒有的飛機搖搖晃晃地到了喀什米爾，停留了15天後，轉往新德里，在此和美國同伴分手，兩名隨行的家僕留下來，兩人後來輾轉移居美國。
今天回憶喀喇崑崙山中的逃難經歷時，她說比後來一批倉促逃難的維族同胞，她們算是幸運的，這要感謝父親有先見之明。而記憶最鮮明的是，到了Mahsunbulak，正逢回教宰牲節，他們還向沿途山民買了羊，可是煮了半天煮不爛，後來是商隊的嚮導告訴他們地勢太高，羊肉煮不爛只能將就著吃。
在新德里她和弟弟們以國民黨發的護照拿到了土耳其的簽證，接著坐車到孟買，由此搭船經卡拉齊到波斯灣登陸，再從巴格達搭火車經數天數夜抵達安卡拉，攜著父親的親筆信投靠當時任議員的土耳其友人。1949年5月初在伊犁拜別父母兄長，12月12日才抵達安卡拉，此後十年無法跟家人通音訊。
1956年古爾帖金畢業於伊斯坦堡醫學院牙醫系，夫婿為獸醫，執業多年退休後，現在整理、翻譯出版父親生前著作，推動維族文化活動不遺餘力。而兩個弟弟分別學醫、法也都事業有成。
當我們看到她父親清瞿身影的照片時，話題轉入她的父親及共黨進入伊犁後家人的遭遇。古爾帖金以悵惘哀痛的語調敘述了離鄉十年後，聽到的惡耗。中共入疆後，父親、大哥和三哥被捕入獄，以後父親因病被送回家中軟禁，可是三不五時被提審，1952年憤懣以終。（按：另有麥斯武德被中共處決之說）三哥在關押兩年後被槍斃，大哥坐牢十年後，被下放塔里木勞改，死於工作意外中。母親和姐姐在1978年貧病而終。
十年前我跟隨安卡拉大學漢學系已故系主任白根教授研究維吾爾史時，曾聽講他的姨丈是國府新疆省政府農政廳長兼立法委員買買提．伊米．布拉，當年赤禍橫流時，他們一族跟隨國府新疆省政府秘書長伊沙．尤素甫．阿布泰金，翻山越嶺走了好幾個月抵達阿富汗的，當時的維族省主席就是麥斯武德。他們這批人全是維族，而今天所謂的疆獨運動，嚴格說來是新疆（東土耳其斯坦）維吾爾民族獨立建國運動。當年也有大批哈薩克人輾轉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沙烏地阿拉伯和土耳其，以後由此到德國（以慕尼黑居多）、荷蘭，但是因為中亞有哈薩克共和國被視為是祖國，所以現居土耳其的新疆哈薩克人，不太參與維族的東土活動，同時，這批散居伊斯坦堡、伊茲米爾、安卡拉的哈薩克族子弟留台者較多，對所謂“漢族”的敵我意識不濃。而篤信回教的維族人除了當年是國府官員外，不見容於中共，還因為共產黨是無神論者，加上先祖曾建立東土耳其斯坦國一段時間遭到鎮壓，所以對漢族不具好感。
古爾帖金認為，雖然當年那批維族難民，如今已老成凋謝，新一代大半融入主流社會，遙遠的故鄉只剩下祖輩的記憶，不過，自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受他們接濟來自大陸的親友子弟，在取得土籍，經濟與身份獲得保障之後紛紛成為疆獨組織的檯面上人物，和土耳其政商界民族主義者、宗教派維持良好互動關係。這次的感恩大會，雖然受到中共的多方打壓，但是，六百人的會場，擠滿了一千多人。她不解地問道：「一個擁有十億多人口的國家，難道還需要我們兩千五百萬人的血嗎？」
採訪歸來翻著案頭中文與土文的相關著作，凝視著泛黃的黑白照片，懷想著一個知識份子和所屬的弱勢民族顛沛流離的歷史悲情，在面臨去留的時刻，仍抱一絲改革希望的麥斯武德選擇和年長的孩子留下來，又為了萬一，要女兒帶著弟弟到海外沿續命脈，顯然因為他相信，只要薪火不滅，逃離其實是另一段回歸的開始。
（2003.07.16，南方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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