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国边疆研究现状

作者：励轩
来源：“政见”网站 http://cnpolitics.org/2013/07/china-border-research/

最近有一位国内学者发表文章，提出美国智库利用学者帮助美国政府寻找分裂中国的依据。这样的观点似乎缺乏足够的证据。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要澄清几个问题：美国到底有哪些人在研究中国的边疆？他们如何与智库开展合作？这些学者如何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他们与流亡藏人、维人、中国的关系分别如何？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澄清，将有助于解答美国智库是否利用学者帮助政府寻找分裂中国的依据。

谁在研究中国的边疆

中国的边疆研究在美国并不能算得上是一门显学，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教授主要集中在几所知名大学。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简称CEUS），CEUS的前身是1943年成立的旨在为美国军方培训中央欧亚语言人才的项目，后来逐渐转向学术，1965年转型为乌拉 尔和阿尔泰语系。此后该系在著名的中亚研究专家Denis Sinor (丹尼斯·塞诺)教授带领下成为世界最杰出的中央欧亚研究机构之一。1993年，该系改名为中央欧亚研究系。CEUS是美国高校中唯一一所致力于中央欧亚 地区研究的系，云集了世界上该领域最优秀学者，提供中央欧亚领域几乎所有语言课程。涉及到中国边疆研究，这个系主要按照地区划分为三块，蒙古、藏区和新 疆。Gyorgy Kara和Christopher Atwood是该系蒙古学教授。Kara教授学识渊博，能运用数十种语言，在该系享有“教授的教授”的美誉，据称他能阅读蒙古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文字。 Atwood教授博士论文做的是1930年代内蒙古民族主义动员，虽然他专长在蒙古现代史，但是近来对古代史也表现出浓厚兴趣，Atwood教授懂蒙、 满、汉文。Elliot Sperling是该系藏学家，他的专长在明代西藏历史，他对现代西藏也有很大兴趣，经常在媒体或网络上发表自己就西藏事务的看法，Elliot Sperling（史伯林）藏、汉、法文均很流利。Gardner Bovingdon（包文德）是CEUS新疆学教授，2002年从康奈尔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导师是Benedict Anderson。他是美国目前唯一一位专注于新疆研究的政治学家，精通汉、维、哈语，同时兼任政治学系和东亚系教授。他最新一本著作《维吾尔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出版于2010年。此外，该系著名的中央欧亚研究专家Christopher Beckwith教授也在自己的研究范围内涉及到中国的边疆特别是西藏。CEUS拥有一个研究所和一个资料中心：塞诺内亚研究所（Sino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SRIFIAS）和国立内亚和乌拉尔资源中心（Inner Asian and Uralic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IAUNRC）。CEUS目前的藏语讲师为Gedun Rabsal先生，维语讲师为*******女士（应这位女士的要求，名字省略），蒙古语讲师为Tserenchunt Legden。CEUS因其在中国边疆研究领域历史悠久、师资完备、资源丰富，当之无愧是美国学术界的翘楚。

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Inner Asia and Altaic Studies, 简称IAAS）是由哈佛大学各系相关领域教授组成的项目，现有三位涉及到中国边疆地区的教授，分别是藏学家Leonard W. van der Kuijp（范德康）、Janet Gyatso以及清史学家Mark C. Elliott（欧立德）。范德康教授的兴趣主要在13—15世纪西藏历史和藏传佛教。Janet Gyatso是一位藏传佛教专家。Mark C. Elliot教授以其推动满学研究而著名，是新清史的重要人物之一，代表作品有《满洲之道：晚晴的八旗和族裔认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弗吉尼亚大学西藏中心（The UVA Tibet Center）是由该校藏学学者组建的研究中心。Leslie J. Blackhall博士从事印度和西藏医药研究，Tsetan Chonjore是东亚系藏语讲师，David Germano教授、Jeffrey Hopkins教授、Karen Lang教授、Kurtis Schaeffer教授兴趣均在藏传佛教，Kabir Heimsath博士的兴趣在当代西藏城市空间、艺术、旅游和宗教修行，Nicolas Tournadre教授是一位专注于藏语的语言学家，Brantly Womack是对西藏议题感兴趣的政治学系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项目（Modern Tibetan Studies Program）有两位藏学教授Robert Barnett和Gray Tuttle以及一位藏语讲师Tenzin Norbu Nangsal先生。Barnett教授是伦敦西藏信息网（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创始人，在加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他是一位活跃的记者，至今还为BBC、CNN、NPR、CBS、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撰稿，其兴 趣在中国民族问题。Gray Tuttle教授2002年从哈佛大学取得内亚史博士学位，他的兴趣在20世纪的汉藏关系，他最新的著作《现代中国诞生中的藏传佛教》（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在2005年出版。

除去以上学者相对集中的学术单位，其他研究中国边疆地区的学者则是零散分布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Nicola Di Cosmo，1991年从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和阿尔泰语系（现CEUS）取得博士学位，从事中国和内亚关系史研究，他对蒙古史和满洲史尤感兴趣。乔治敦大 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James Millward(米华健)教授专注于新疆史，他的代表作是《嘉峪关外: 1759—1864 年清朝中亚地区的经济、 民族和国家》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Xinjiang, 1759-1864）。达特茅斯学院历史学系的Pamela Kyle Crossley（柯娇燕）教授是新清史重要人物，她的兴趣在内亚史，代表作有《透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达特茅斯学院东亚中东语言和文学系还有一位从事新疆学的学者，Justin Rudelson博士，他的专业为社会人类学，其代表作为《绿洲认同：中国丝绸之路上的维吾尔民族主义》（Oasis Identities: Uygh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的Evelyn Rawski教授是新清史又一位重要成员，她的兴趣在东北亚。Rawski教授和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就满洲汉化问题的辩论是美国清史研究的重要事件。

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Melvyn C. Goldstein教授虽然出身人类学，却是美国最有名的西藏现代史专家，他的《西藏现代史》（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在业内拥有很高声誉。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Dru Gladney（杜磊）教授是研究中国穆斯林世界的人类学家，除了回族穆斯林，他也研究维吾尔穆斯林，他的代表作有《中国穆斯林：族裔民族主义在人民共和 国》（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堪萨斯大学人类学系Arienne M. Dwyer是一位语言人类学家，她的兴趣是包括维语在内的突厥语。耶鲁大学历史学系Peter Perdue教授对中国边疆史感兴趣，他在2005年出版了专著《中国进军西部：清对中央欧亚的征服》（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斯坦福大学历史学系Thomas S. Mullaney教授曾经专注于云南地区的民族识别工作，并且为此写了专著《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不过现在他的兴趣发生了很大改变，目前专注于研究中国的打字机。

智库和美国的中国边疆研究

美国主要智库目前并无享誉学界的中国边疆研究专家。不过，也会有智库委托在大学供职的教授完成相应项目，以此介入中国边疆研究。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大 影响力的智库，最有名的便是美国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简称EWC)。东西方中心是美国国会在1960年成立的旨在增进亚太地区和美国相互联系与理解的教育研究机构，总部位于夏威夷的 Manoa，与夏威夷大学紧邻。该中心由美国政府资助，但也接受其他私有机构、个人、基金会和外国政府的资助。

从2003年起，东西方中心开始一个政策研究丛书出版项目，该项目旨在呈现学界对国内外重要政治、经济和战略问题的思考。中心网罗到全世界在相关领 域最优秀的学者实施这个项目，同时还找到了纽约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的支持。迄今，这个项目有三个出版物涉及到了中国的边疆研究。印第安纳大学CEUS的两位学者Gardner Bovingdon和Elliot Sperling分别完成关于新疆和西藏的课题研究。2004年Bovingdon教授的成果《自治在新疆：汉人的民族主义需要和维吾尔人的不满》 （Autonomy in Xinjiang: Han Nationalist Imperatives and Uyghur Discontent）在得到纽约卡耐基基金会资助后出版。这篇论文主要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新疆维吾尔人不满和民族冲突的来源。Bovingdon 认为新疆的动荡既不是长期暴力文化的表现，也不是外国阴谋的产物。他认为新疆地区的冲突有多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正在新疆实施的“区域自治”制度。同年，Sperling教授的成果《西藏—中国冲突：历史和问题》（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roblemics）也在得到纽约卡耐基基金会资助后出版。Sperling在这篇论文中 利用汉、藏英文献试图澄清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与他的“西藏流亡政府”关于历史问题相互对立的观点。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教授Yitzhak Shichor的《族裔外交：中国—土耳其关系中的维吾尔障碍》（Ethno-Diplomacy: The Uyghur Hitch in Sino-Turkish Relations）则在2009年出版。Shichor教授认为从 1949年后，中国把维吾尔人的分裂主义和追求新疆独立视作是国内问题，然而自从1990年代之后，北京开始承认这个问题有国际因素，并着手处理这个外部 因素。新政策影响了中国跟土耳其的关系，后者一直在意识形态上鼓励维吾尔民族主义，为维吾尔难免提供庇护，为东突厥斯坦运动、组织和活动提供道义和物质上 的支持。

美国学者和美国政府中国边疆政策的形成

美国的中国边疆研究者应该是美国最了解中国边疆的人。他们确实也为美国政府了解中国边疆问题提供咨询。提供咨询的重要方式是接受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简称CECC）的邀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CECC是美国政府的独立机构，成立于2000年10月，旨在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和法治发展状况。

2002年6月10日，印第安大学CEUS藏学教授Elliot Sperling应邀在国会发表关于西藏问题的演讲。2009年3月13日，Elliot Sperling教授再次接受CECC的邀请，发表了题为《2008年3月抗议一年之后：中国正在西藏促进稳定吗？》的演讲。2004年5月17日，CEUS新疆学教授Gardner Bovingdon教授接受CECC的邀请发表题为《当今中国的伊斯兰信仰：维族和回族不同的现实》的演讲。2005年4月11日，Bovingdon教授再次受邀发表题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它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吗？》的讲演。2009年10月7日， Bovingdon教授在国会发表题为《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的演讲，探讨了2009年在乌鲁木齐发生的七.五事件以及新疆的人权。 2005年4月11日，印第安纳大学CEUS蒙古学教授Christopher Atwood受邀发表《《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它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吗？》的讲演。乔治敦大学James Millward教授在2005年11月16日在国会发表《变化中的中国战略关注：对新疆人权的影响》的演讲。凯斯西储大学的Melvyn Goldstein教授在2004年3月19日受CECC邀请发表了题为《中国藏区的发展项目》的演讲。

学者和流亡藏人、维人的关系

美国的中国边疆研究学者同情流亡藏人、维人遭遇应该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因此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判断，也不意味着他们会支持每一个 具体的流亡藏人、维人。印第安纳大学CEUS的Elliot Sperling教授虽然同情流亡藏人，但他却公开批评过“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即“西藏流亡政府”），他也曾与“藏人行政中央”的现任首脑Lobsang Sangay在2009年发生过争论。CEUS新疆学教授Gardner Bovingdon对我表示，虽然他并不完全相信北京所说的，但他也并不完全相信世维会所说的。

由于美国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国家，选择如何与流亡藏人、维人相处，更多是一种个人的选择。不可否认，会有与流亡藏人甚至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保持极为密 切私人关系的学者，如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的Robert Thurman教授。但是，也有很多学者并没有与中国眼中的敏感人物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多么密切。

与流亡藏人、维人的接触是否会影响这些学者学术上的客观性很难得知。因为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有哪位学者是否接受了来自具体某一位流亡藏人、维人 及其组织在物质上的好处，从而发表使后者获得好处的观点。甚至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好友Robert Thurman教授在其作品《为什么达赖喇嘛重要》（Why The Dalai Lama Matters）声称他提出解决西藏问题方案的出发点是既想使中国获益，也想使藏人获益。

他们和中国的关系

没有任何一个研究中国边疆的美国学者在公开场合说自己讨厌中国和中国人。相反，他们非常渴望能够来中国，因为这样才能更近距离接触他们的研究对象。 许多学者确实也和中国大陆的学术机构和学者保持了密切交往，比如哈佛大学藏学教授范德康。范德康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获聘兼职教授，每年都会来中国人 民大学给学生上课。印第安纳大学CEUS的教授Christopher Atwood、Elliot Sperling最近几年也来过中国，与中国的相关专家和学生进行交流。

然而也有一些美国学者遭遇了不快。2004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Frederick Starr教授组织了十来位学者出版了一本著作《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疆》（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该书由中国大陆学者翻译后内部发行，中文名为《新疆工程》。根据部分中国学者的理解，这本书“为新疆分裂提供理论依据”。参与这本书写作的学者在申请进入中国的签证时纷纷遇到了困难，他们称自己为“新疆十三人”（Xinjiang 13）。部分学者事后公开表示自己并“不支持维吾尔恐怖主义，也不支持新疆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随着时间推移，部分遇到入境困难的学者逐渐能够进入中国。

总结

尽管美国学界有不少研究中国边疆的学者，然而大部分学者从事的是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即使部分学者声称西藏或新疆在某一历史时间 段并不属于他所认为的中国，那也只是代表了他个人的观点。美国主要智库并没有享誉学界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者，他们需要委托这些学者完成项目。不过没有足够 证据表明智库的立场会影响这些学者的判断。尽管美国政府会听取学者的报告，然而他们的报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决策，目前还难以评估。学者们和流亡藏 人、维人、中国的关系也取决于个人，难以一概而论，目前找不到足够证据证明哪位学者收到了哪一方物质上的好处就替谁说话。因此，美国智库利用学者帮助美国 政府寻找分裂中国的依据这一说法，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