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因何自焚？[1]
——以境内外三个不同角度看其综合原因
孙 雁[2]
自2009年二月自焚首次在藏区发生以来，自焚总数在四年后的2013年3月已达109起。倘若不是在敏感民族地区，中国任何其他地方发生了如此广泛和持续的群体人命事件，都必定会引起国内公众及知识精英的高度关注。然而，由于国内公共话语将自焚事件完全归咎于境外势力的操纵，影响了全面地去理解自焚发生的多层因素，也导致中国大众及知识界在此问题上的集体失语。
民间学者王力雄就此评论说，“解开这个难题，或至少知道该怎样面对，前提在于需要搞清这种广泛而持续的自焚，整体是在表达什么意愿，追求何种目标？对此存在不同解读，多数只是强调某个方面，甚至按需所取。”[3] 这番说法不失客观中肯。的确，境内境外对藏区自焚的解释，南撤北辕，争锋相对。前者一味强调外因， 而后者一律怪罪内因，各自都有其局限。
本文首先介绍和评析王力雄本人对自焚者动机的统计分析，其后将他的结论与一位境外藏人学者和一位境内藏人学者的观点相比较。这三个不同的视野各有独到之处，综合起来有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自焚的原因。
王力雄：自焚是无法空等下去的一种行动
2012年底，王力雄根据藏人作家唯色对每个自焚者情况的记录，将自焚者中留有的遗言做了分类统计分析。由于并非所有的自焚者都留有遗言，他的数据只反映了留有遗言这一小部分自焚者所想表达的心愿。必须肯定的是，尽管王力雄在民族问题上与官方立场不同，数据也来自其对政府同样持批评态度的夫人，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是认真严谨的，并没有回避不利于境外藏人和西方观点的结论。
首先，王力雄对自焚者遗言的分析证明了境内外有关自焚的三大流行说法并不成立。第一，境外藏人包括流亡政府政治领导人都曾宣称，自焚是境内藏人无法忍受目前处境的绝望选择。但这一点在王力雄分类的7项动机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有19 % （共5人），不能令人信服地佐证自焚是藏人绝望的选择。
第二，境外藏人和国内官方都往往认为，自焚行为旨在引起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干涉。然而在王力雄的数据中，仅有4 % （共1人）表达了此意，在他归纳的七项动机里远属最低。况且，这唯一的一人还是遗言者中算得上知识分子的一位网络作家，应该比大多数自焚者更了解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因此他的呼吁不能说有代表性。此外，大多数自焚者不提国际关注，也并非出于境外人士的指点。正如王力雄指出的，至2012底流亡藏人中共有两名自焚者，只有他们在遗言里反复呼吁国际关注。王力雄认为，这反映出境内外藏人的关键区别：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一直是境外藏人的主要目标，也是迄今流亡西藏领导机构的工作重心所在，而境内自焚者并不寄希望于国际社会。
第三，流亡藏人还往往认为，藏区自焚者意在谋求“西藏独立”这一政治目标。然而在王力雄的数据里，只有19% （共5人）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此意，在七项动机中也占很低的比重。王力雄及其夫人唯色，都是西方颇为信任的藏事评论人。根据唯色的纪录和王的分析而得出的此结论，一定令境外藏人颇为失望。
那么自焚者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在王力雄的数据里比重占前三位的动机似乎都比较抽象：把自焚“当做一种行为”（占54% 共14人），“祈愿达赖喇嘛”（占38% 共10人），“表达勇气和承担”（占35% 共9人）。王力雄以自焚发生的时间背景推测，这些抽象表达的背后不乏具体愿望。如2012年的两个自焚高峰分别是有诸多藏人纪念日的3月和中共十八大召开的11月。王对前一高峰理解为对中国民族政策的抗议，对后一高峰则理解为促使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改变西藏政策。选择这些特别的时候去行为，“体现了自焚者期望他们的牺牲有助于实现目标，而非仅仅只是表达抗议或绝望。”至于什么目标，遗言里并未具体表达，因此既不能证明流亡藏人所期望的是“独立”愿望，也不能证明中国官方所指控的是境外有组织的操纵。至于自焚是否真的有助于实现目标，王力雄认为自焚者自己也并不清楚，但下述遗言较有代表性 —－ “无法继续活下去空等。” 也就是说，可以把自焚理解为自焚者对现实的消极抵抗。
占比重第二位的动机，“祈愿达赖喇嘛，”似乎正是自焚者主要想表达的愿望。流亡藏人和中国官方都倾向把呼唤“达赖喇嘛回西藏”的口号等同于要求西藏独立。但王力雄则强调这一口号包含的是宗教情感，需要与政治主张分开：以自己的生命供养达赖喇嘛并超度众生是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奉献，非宗教人士对此不易理解；它是一种不求功利，只求功德的境界。这一宗教精神为多数藏人所具有，也构成自焚的精神动力。同时，这一精神动力还需要与国内的官方政策联系起来理解。由于官方不断向寺庙和僧人施压，要他们谴责达赖喇嘛，反而更促使僧人以自焚这种过激的方式表达对其宗教领袖的尊重和奉献。这其中当然也包含对当局的要求和抗议。
王力雄数据里居第三位的动机是“表达勇气和承担。”其典型的具体阐述有“要为西藏民族的尊严而自焚，”“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武力镇压，他们想错了。”这也告诉我们，如果官方政策继续把宗教与政治诉求等同，则可能使僧人的反应更加激烈。
此外，王力雄数据里有一部分自焚者在遗言中表达了一些政治诉求（19% 共5人）。比如，“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要自由”、 “释放十一世班禅喇嘛”、“语言要自由”等口号。但这些口号都可以与“分裂”的主张切割，而狭义地理解为抗议政府在宗教及文化方面的干涉（如不予达赖回归西藏，干涉十一世班禅的选择，推动汉语教育）。
比这些口号更重要的，是王力雄文章传达的这一信息：西藏问题的国际化正转为国内化。在他看来，西藏问题多年未有进展，从藏人自身的角度反省，原因在于一直把希望寄托于外界——境内藏人寄托于境外藏人，境外藏人又寄托于国际社会，进而期望利用国际社会的压力迫使中国政府让步。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当今世界，这一策略已走到尽头。在这一背景下，王力雄认为境内自焚成为“不知还又什么可做”的另类策略，同时也显示了境内藏人的觉醒。
王力雄的遗言分析对我们了解自焚者的动机有一定的意义。从自焚者的个人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话语和诉求与流亡藏人的区别，即他们限于宗教的情感与流亡藏人的政治目标有很大的不同。这一区别不仅让流亡藏人失望，也使国内官方对“境外煽动”的谴责显得相对无力。同时，那些遗言又为境内僧人对本族宗教和文化的强烈认同感而加分。总之，王力雄的释析意在告诉我们，境内藏人的民族主义已经成熟，境内藏人终于可以自己掌握命运，找出解决所谓西藏问题的路径。
然而，王力雄的分析没有触及一个关键的问题，即自焚者是否代表广大藏民的意愿？下面的两位境外境内藏人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次仁夏迦：教派积怨及对现代化的抗议
1959年出生于西藏，文革初期出走的次仁夏迦 (Tsering Shakya)，现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藏学专家。目前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亚洲宗教与当代社会研究主席。他于2012年底在法国《西藏研究》杂志的自焚专刊里发表文章，分析藏区自焚原因。他认为，藏族民族主义，或是藏人与汉人之间的经济社会差距，都不足以解释自焚现象的猛势增长。[4] 自2009年首次自焚发生以来，大部分自焚事件都与川西的阿坝自治区有关。包括在阿坝自治区以外地区发生的事件，自焚者也往往来自阿坝地区。更有甚者，近年的自焚和抗议活动几乎都出自格鲁派的寺庙，而且可以具体到阿坝地区格鲁派的格尔登寺（次仁夏迦：33-34页）。也就是说，自焚并非是涉及所有藏区和教派的普遍现象，而是一个含特殊地域因素和特殊教派因素的局部现象。
就特殊的地域因素来说，次仁夏迦认为这恰恰是东藏地区（即川藏和青藏地区）比西藏享有更大的宗教自由而带来的相关后果。改革初期至90年代中期以前，许多当年逃往到印度的资深喇嘛都被允许回来访问或讲课，或参与及帮助修复寺庙的工作，其中也包括原格尔登寺的首席喇嘛——格尔登活佛。他后来于1997年至1999年期间曾任流亡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长。而格尔登寺也正是近年来自焚者的主要来源。东藏区的僧人也有相对的自由去印度访问，并在境外藏人寺庙里学经。其最好的证明就是在印度的藏传佛教寺庙里，国内出生的僧人不断增加。比如在达兰萨拉的流亡格尔登寺里，150位僧人中有127位来自阿坝，仅一人出身于印度（其余的来自国内其他藏区或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而这些有国内背景的僧人自然与他们家乡的僧人和亲友保持密切的联系（次仁夏迦，第29，34，36页）。这也就是说，即使自焚有外来影响，它也来自印度的流亡藏区，而非西方。而且这种影响更多是宗教方面的。
此外，青海、甘肃、云南、四川这几省的藏区里相对宽松的政策也使藏文化创作的中心从西藏转移到西藏以外的藏区。各区藏人通过民间音乐，出版物及社交媒体等形式创造了新型的藏族共同文化，从而也增强了藏族的共同文化意识和认同感（次仁夏迦：27页）。
就特殊的教派因素来说，次仁夏迦把它归咎于格鲁派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格鲁派在历史曾占统治地位，属于所谓的皇教，教派内部讲究等级和寺庙传统，因此它对当今政府对宗教的管制比其他教派有更强烈的不满。二是格鲁派系的所有寺庙至今仍拒绝接受中国政府选定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由于班禅喇嘛属于格鲁派，这些格鲁派寺庙不能像非格鲁派寺庙那样，可以对政府要求它们承认新班禅喇嘛的压力视而不见。这两大原因使格鲁派寺庙对中国政府的宿怨和愤怒尤为激烈，因为其核心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比如涉及自焚事件最多的格尔登寺，它既是藏区最大的寺庙之一，又曾是阿坝地区重要的政治权利中心。第十世班禅圆寂后留下的宗教领袖真空，目前又因老一辈喇嘛的逐渐离世而加剧。经过文革的老一辈喇嘛，无意在政治上挑战中国政府，故而专注藏传佛教的复兴。随着这批资深而温和的喇嘛逐个谢世，同时政府又不断要求喇嘛和僧侣谴责达赖喇嘛，与境外寺庙保持距离，这些都给格鲁派寺庙造成了持续的紧张和焦虑（次仁夏迦： 28-29页）。
此外，次仁夏迦也如许多西方分析者一样，认为中国政府近年来的西部开发政策加剧了民族地区的矛盾。尽管国内官方政策总是以肯定的态度大力发展藏区的交通和援助项目，境外藏人和西方人士却往往把它们看作是同化和融合藏区的手段，认为它们威胁到当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存方式。次仁夏迦称，以保护藏区草原环境为幌子的牧民定居工程，尽管在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延长成人寿命方面有所贡献，但同时也加剧了失业和社会分配不公，其长期效益不明。这些社会问题使当地藏人把牧民定居工程看成政府对他们传统权利的侵犯，对他们生存方式的不当干预。次仁夏迦引用荷兰学者安德鲁·费舍尔的研究为证。费舍尔在2012年4月的一篇文章里制作了一张藏区自焚路线图，图中显示了自焚发生地域与定居工程的吻合。[5] 尽管目前自焚者中还没有人直接来自牧民定居的社区，次仁夏迦认为上述路线的吻合毋庸置疑地反映了社会变迁给当地藏民带来的焦虑 （次仁夏迦：31-32页）。
有意义的是，次仁夏迦也承认，尽管藏人的不满是基于他们族权的诉求，但是“藏民族”这一概念的历史并不长。而且它正是由中国政府本身“识别”出来并人为地统一起来的。但是经过政府的创造和固定后，这一“民族”概念已成为当今藏人的民族主义和领土意识的基础（次仁夏迦： 24页）。
川藏籍学者：旧势力的回升与影响
与上述两个体制外的分析观点相比，国内体制内的藏族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藏区自焚事件？几年来我也多次求问一位就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甘孜籍藏族学者。由于他谈的是个人看法，不希望被误认为代表官方意见，故我在此不署其真名，简称他为“康巴学者。”[6]
首先，这位康巴学者并不否定王力雄的分析。他认为，虽然王的立意不同，但“并非出于绝望”、“呼喊达赖与西藏独立等同过于牵强”、“从众心理驱使” 等几个主要结论是客观的，定量分析的方法是可取的。同时，他也指出王力雄的分析中有一个关键的疏漏：既然是从自焚者的角度去分析原因，就不能忽略这个群体的个人及社会背景。这位康巴学者认为，自焚者大多是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家境贫穷且学习又最差，在寺中是地位最低的僧人，为了提升自己名望或功德，被一些僧人利用、鼓动、甚至直接帮助进行自焚。他把自焚的主要诱因总结为“死后见达赖”、“民族英雄”、“经济补偿”这三项。这一说法意味着自焚者实际上是一群易受伤害、易受操纵的弱势群体。
我就以上观点询问了王力雄的意见。王的答覆佐证了自焚者年龄偏小、学历偏低这两点。在他有纪录的92例自焚者中，31%为十九岁以下；45%为二十至三十岁之间；8%为三十至四十岁之间；8%为四十至五十岁之间；5%为五十岁以上。也就是说，三分之二多（76%）的自焚者在三十岁以下，这的确是一个很高的比重。王还确认，自焚者中的僧人只受过传统的寺庙教育，而世俗人中没有超过中学毕业的。但王否认经济补偿是自焚的动力之一。他举例说一个自焚者家庭，非常贫穷，但是把收到的十来万元捐款，又转捐给了当地学校（电子邮件，2012年12月19日）。
其次，这位康巴学者也同意次仁夏迦有关自焚事件限于特定地域和特定教派的观点。他具体指出，自焚者只来自于藏区3,600多座寺庙中的4座，属于极少数。而自焚多发的川、甘、青三省交界的三县七乡，在历史上就属于几不管的部落争斗地区，“无政府”思想历来突出，当年就因此受到马步芳的严厉镇压。现在因为地处偏远，在各省区里藏区所占的经济总量、区位不同。在藏区的经济发展思路、资金投入、宗教管理、社会管理的政策宽严不同的情况下，部分地方的旧势力、宗教旧思想回升，使少数人绑架多数人有了运作空间。相比之下，云南、西藏这些年来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大规模的旅游济经促进了民族交流和交融。云南藏区从未发生过自焚。
与次仁夏迦相同，这位康巴学者认为正是东藏地区相对宽松的政策，导致宗教势力回升。在物质生活改善、自由活动拓展、法制对干部手脚的约束，以及境内外信息连通的便利（地方上称为“政府政策软弱”）等情况下，老百姓思想受各种思潮、特别是境外达赖喇嘛影响增大。其中最担忧的，就是共产党允许达赖喇嘛回来（达赖要回来的传言很多），天会变，所以许多人想给自己留后路，许多持拥护达赖观点的僧人也借达赖回来的种种后果威逼、绑架民众，一些地方出现“不种地、不准买卖肉类食品”等响应达赖号召“不与共产党合作”运动的现象，搞得老百姓私下也不得安宁。
至于教派方面的原因，这位康巴学者强调了格鲁派指望恢复传统政教制度的阶级因素。除了自焚事件的受害者往往是贫穷年轻的底层僧人，格鲁派势力回升的其他受害者也是普通藏族百姓。为达其政治目的，在煽动自焚后，一些僧人还不准旁人进行救助，就是为了境外能够看到“刺激”的画面和民众惊恐……，这里面宗教精神已经被深深亵渎。该学者还称，据了解自焚甚至还有私下按旧部落方式抽签强制。
与王力雄和次仁夏迦的分析鲜明不同的是，这位康巴学者认为自焚因素虽然复杂，但主要还是受境外以“达赖喇嘛旗号”所做的煽动。在王力雄的统计里，高达38% 自焚者的动机是将身体“贡献”给达赖喇嘛（宗教供奉），因此明显看到达赖喇嘛这个宗教符号在这场摧残无知、盲目青少年生命活动中的作用。康巴学者问到，作为一个宗教领袖能接受这种“生命供奉”，而拒不公开谴责和反对自焚，能被视为“情有可原”吗？
解决问题的出路
王力雄认为，解决所谓的西藏问题需要突破困境，而关键又在于改变由境外藏人包办的一贯战略，由境内百万藏人成为主体，共同参与“自由与和解”之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认为自焚代表了境内藏人的“觉醒”和“行动，”尽管目前除了自焚，他们还不知道到底要什么样去行动。一旦境内藏人知道了路在何方，他们就会活着挺进充满希望的未来，而不需要再投身自焚的烈火。
次仁夏迦则指出任何方法也解决不了西藏问题。他认为中国政府同其他所有面临分裂主义的政府一样，对藏区采取两大政策。一是加强监控，二是增加投资以诱导合作与服从。然而这两种政策都效果有限。加强经济发展并没有增加藏民对政府统治的接受，而加强监控反而更激起藏族百姓的受害感。次仁夏迦罗列了当局对藏区之间藏民出入的限制，如数百名四川及青海藏区的藏人被驱逐出拉萨。东藏区的藏人要进入西藏自治区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而汉族移民进入西藏却不受限制。（其实次仁夏迦文章里也曾提到，西藏自治区境内发生的零星自焚事件都由川藏区或青藏区来的人员所为。这必然是政府限制藏区之间人口流动的原因）。2008年后藏族旅客面临更多的机场安检，在拉萨机场，他们甚至必须通过专门的安全检查。次仁夏迦认为，正是此类的歧视政策加剧了藏族被排斥的感受，导致他们以自焚的极端手段去表达他们的集体愤怒。但是王力雄的数据则显示，自焚者并非因表达绝望而献身。
相反，康巴学者认为自焚现象的解决方法还需境外的系铃人。鉴于他把自焚的主要诱因总结为“死后见达赖”、“民族英雄”、“经济补偿”这三项，因此他认为自焚行为甚至与伊斯兰极端势力“自杀式炸弹”没有本质的区别。由此，他呼吁西方各国政府要求达赖喇嘛站出来公开谴责自焚是反人类、反人权行为，是违背藏传佛教基本教义的、他不会为自焚人员祈祷超度。只要达赖喇嘛站出来公开拒绝为自焚人员加气鼓劲，相信自焚事件会大幅减少。
[1] 本文刊载于《领导者》2013年4月刊（总第51期），第172-176页。
[2] 作者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 政治学教授
[3] 王力雄，“燃烧的遗言——藏人因何自焚？”明镜新闻网，2012，12月15日：http://www.mingjingnews.com/2012/12/blog-post_8816.html
[4] Shakya, Tsering. 2012. “Self-Immolation, the Changing Language of Protest in Tibet.”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25 (Décembre): 19-39.
[5] Fischer, Martin Andrew. 2012. “The Geopolitics of Politico-Religious Protest in Eastern Tibet,” Hot Spot Forum, Cultural Anthropology Online, April 9: http://www.culanth.org/?q=node/530
[6] 2011 年8月访谈，9月电子邮件。2012年12月初北京访谈，12月电子邮件。
星期一, 7月 22, 2013
资深议员噶玛群培声明：将在议会阻击中间道路
来源：让赞联盟网站
背景：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五次会议，2013年3月27日
视频：http://www.rangzen.net/2013/06/07/translation-of-karma-chophel-intervention-at-paliament/
原标题：Translation of Karma Chophel’s intervention at Parliament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Tenzin Nyinjey, with permission from Karma Chophel.
In 1991, I was elected, for the first time, as a member of Tibetan parliament. On 29 May 1991, I took my oath and responsibility [as MP]. Since then until today, for almost twenty-two years, I have been consecutively elected as a member of Tibetan parliament and purported to have made some modest contribution to our common cause. During these years, I served as a speaker of parliament twice, and also once as pro tem speaker of the parliament.
As a matter of clarification,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to the parliament with special emphasi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harma (Chos)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is my undisputed, noble protector, my source of spiritual refuge both in this and the next life. I believe [from the depth] of my heart that not only for the Tibetan people in and outside Tibet, but also for the whole world,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is a noble leader, and I love, respect and admire him [accordingly]. This [my love, respect and admiration for His Holiness as a noble leader] will never ever 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s, in 2011,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issued many statements [to the effect that] his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 and responsibilities shall be handed over to a directly-elected leadership of the Tibetan people. Therefore the structure [provisions] of the charter of the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was amended for the 25th time resulting in tremendous changes. Based on this [such changes],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doesn’t hold the political and executive power of the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anymore; nor is he the nominal or titular head of our nation [Tibet].
Before the above changes occurred, to resolve the Tibetan issue truthfully,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 the undisputed spiritual and temporal head of the Tibetan people — implemented the Middle Way policy in the Tibetan parliament. Although I do not agree [with the Middle-Way], I supported it and the resolutions related [to the Middle-Way] were passed unanimously in the parliament. The main reason I supported [the Middle-Way] is because I respect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from the depth of my heart, and [also] because I took a series of oath to [sincerely] follow the words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Now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exercising my] democratic duties and right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my earlier [political] stand, from today onwards I am going to support the restoration of Tibet’s complete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and withdraw all the support that I have given in the parliament to the Middle-Way till date. I request the parliament to acknowledge this. I have three important reasons to make my [political] stand clear:
For the past 64 years, China’s policy on Tibet—let alone undergoing positive changes—has worsened [in terms of its] barbaric and oppressive actions. Now the Tibetan people have lost every faith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solve the Tibetan issue through dialog].
Based on above reasons, our fellow Tibetans inside Tibet are engaging in diverse non-violent protests, including the act of self-immolation, and through [these protests], they are making clear that they don’t want to live und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and aspire for Tibet’s complete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Therefore, I am going to show my support and solidarity [to them].
This year i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Great 13th Dalai Lama Thubten Gyatso’s declaration of Tibetan independence in 1913. I commemorate and express my respect [to this great event]. I pray to the Buddha, Dharma and Sangha—the three sources of ultimate refuge—that this clarification will advance the unity and patriotism of the Tibetan people in and outside Tibet, resulting in the restoration of Tibet’s complete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I [hope] my prayers would be answered accordingly.
Honorable speaker let me express a few more words. I consider my clarification significant, which is why I presented it in writing. Since the 11th session of the Tibetan parliament, it is not that our members of parliament and observers from outside do not know what my [political] stand is. Therefore, while making this clarification, I have done it with full modesty considering it as my duty. I have made the clarification not out of pride, resentment or to impress others. I have never had such [desires]. Moreover, inside and outside parliament, and everywhere, although this [independence] is my fundamental political stand, I am a person who have always tried, if necessary, to avoid speaking and making clarifications about it.
I am not a person who always wave the [flag of independence] and [disrupt] our internal unity; our internal unity is strong generally, but it [raising the independence stance] might hurt some individuals, which is not nice. And in democracy, all of us, bearing our responsibility and using our intelligence, primarily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our nation, can have our own [political stand]—that each one of us has the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 and free thought. Acknowledging and respecting this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 and free thought, I have been a person who always made efforts not to raise the [independence] stance all the time. However, for the ultimate [struggle] of Tibet—be it Tibetan people’s polity, religion, culture, or any other matter that one considers—I have always felt that what we really need is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This feeling and stance I have arrived at out of strong conviction and belief. Such is the case. For instance, in 1970, after graduating from Mussorie School I joined the university; it was as if I had now begun to stand on my own feet, to have my own self-sufficiency [autonomous existence]. In that year, in Dharamsala, I participated in a conference organized to found the Tibetan Youth Congress. It wa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for this [independence] stand. In 1979, generally from 1959 to 1979, the policy implemented by both the Tibetan government and public was [restoration] of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Since 1979, the policy underwent changes—1979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he turning point. Even at that time, my [political] stand didn’t undergo any changes. In 1979, I was a [member of]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Tibetan Youth Congress. I was serving as a teacher in Bylakupee Tibetan school. Then in 1987,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presented the Five-Point Peace Pla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88, His Holiness presented the Strasbourg proposal—the essence of which is how to conduct negotiations in stages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rough the Middle-Way approach—thus making it all clear through this proposal.
While making all this clear, I was simultaneously serving as the principal of the Central Tibetan School in Mussorie and Vice-President of 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Tibetan Youth Congress. Even then also, my stand did not undergo any changes. Since then keeping a firm stand, without undergoing any changes, in my heart I have felt that the short and long-term need, the ultimate need, of the Tibetan people is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As far as my knowledge is concerned,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considering the urgent circumstances and implementing thousand strategies and hundred tactics, proposed the Middle-Way, but I think that what we needed was independence, that was in His Holiness’s mind, I felt. Therefore, from 1959 to 1979, the policy of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was to [restore] Tibet’s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As such the prayers that I recite regularly,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s composition of prayers for Tibet’s spiritual and temporal cause, these prayers I recite regularly, everyday, without any break. For us Kagyu followers, there’s a prayer-text called Chags Med De Mon (literally: prayers for welfare to be recited regularly) that we are advised to recite regularly, but we could not recite it regularly. However, the prayers composed by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during that time, for instance on 29 September 1962, His Holiness composed the prayers Dentsig Monlam (Words of Truth) that we today recite with lots of importance.
“May this heartfelt wish of total freedom for all Tibet,
Which has been awaited for a long time,
be spontaneously fulfilled;
Please grant soon the good fortune to enjoy
the happy celebration of spiritual with temporal rule.”
The above verse from the Words of Truth is the prayer that we offer to Avalokiteshvara Chenresig, the patron deity of the Land of Snows. Then on 5 February 1962, His Holiness composed, Deshek Riknga (five kinds of enlightened beings), a prayer meant to propitiate the Nechung deity. In this prayer, His Holiness propitiates the Nechung with the [following verse]:
“For the welfare of Dharma and sentient beings
Propagate the noble deeds of Tenzin Gyatso
Pacifying the harm that causes the degeneration of Tibet
Fulfill the joys of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freedom.”
Then on 5 March 1973, His Holiness composed two very important prayers to propitiate deities. The one is the prayer to propitiate the female deity Palden Lhamo, in which he wrote:
“Defeated by the enemy hordes
The living beings of the Land of Snows
Despite having been subjected to unbearable suffering
With courage if they cling to the grand [struggle for] freedom
How could you abandon your noble blessings?”
Thus, His Holiness, with a bit of lamentation, propitiated Palden Lhamo with these words. Then on the same date, His Holiness composed the important prayer that we recite regularly, Ma med Sonam (Fortune not undermined). In this prayer, His Holiness wrote:
“Dispelling the darkness [caused by] the degeneration of times
The victory of the spiritual and political freedom of Tibet
Is sure to emerge, [so you] should not feel discouragement.”
Such propitiations were made to the deities of Tibet. Therefore, based on such awareness I stood firm with my stand, and will do so in future. Since it has significance for the parliament, I have tried to clarify and clear it up.
背景：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五次会议，2013年3月27日
视频：http://www.rangzen.net/2013/06/07/translation-of-karma-chophel-intervention-at-paliament/
原标题：Translation of Karma Chophel’s intervention at Parliament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Tenzin Nyinjey, with permission from Karma Chophel.
In 1991, I was elected, for the first time, as a member of Tibetan parliament. On 29 May 1991, I took my oath and responsibility [as MP]. Since then until today, for almost twenty-two years, I have been consecutively elected as a member of Tibetan parliament and purported to have made some modest contribution to our common cause. During these years, I served as a speaker of parliament twice, and also once as pro tem speaker of the parliament.
As a matter of clarification,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to the parliament with special emphasi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harma (Chos)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is my undisputed, noble protector, my source of spiritual refuge both in this and the next life. I believe [from the depth] of my heart that not only for the Tibetan people in and outside Tibet, but also for the whole world,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is a noble leader, and I love, respect and admire him [accordingly]. This [my love, respect and admiration for His Holiness as a noble leader] will never ever 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s, in 2011,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issued many statements [to the effect that] his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 and responsibilities shall be handed over to a directly-elected leadership of the Tibetan people. Therefore the structure [provisions] of the charter of the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was amended for the 25th time resulting in tremendous changes. Based on this [such changes],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doesn’t hold the political and executive power of the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anymore; nor is he the nominal or titular head of our nation [Tibet].
Before the above changes occurred, to resolve the Tibetan issue truthfully,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 the undisputed spiritual and temporal head of the Tibetan people — implemented the Middle Way policy in the Tibetan parliament. Although I do not agree [with the Middle-Way], I supported it and the resolutions related [to the Middle-Way] were passed unanimously in the parliament. The main reason I supported [the Middle-Way] is because I respect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from the depth of my heart, and [also] because I took a series of oath to [sincerely] follow the words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Now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exercising my] democratic duties and right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my earlier [political] stand, from today onwards I am going to support the restoration of Tibet’s complete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and withdraw all the support that I have given in the parliament to the Middle-Way till date. I request the parliament to acknowledge this. I have three important reasons to make my [political] stand clear:
For the past 64 years, China’s policy on Tibet—let alone undergoing positive changes—has worsened [in terms of its] barbaric and oppressive actions. Now the Tibetan people have lost every faith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solve the Tibetan issue through dialog].
Based on above reasons, our fellow Tibetans inside Tibet are engaging in diverse non-violent protests, including the act of self-immolation, and through [these protests], they are making clear that they don’t want to live und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and aspire for Tibet’s complete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Therefore, I am going to show my support and solidarity [to them].
This year i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Great 13th Dalai Lama Thubten Gyatso’s declaration of Tibetan independence in 1913. I commemorate and express my respect [to this great event]. I pray to the Buddha, Dharma and Sangha—the three sources of ultimate refuge—that this clarification will advance the unity and patriotism of the Tibetan people in and outside Tibet, resulting in the restoration of Tibet’s complete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I [hope] my prayers would be answered accordingly.
Honorable speaker let me express a few more words. I consider my clarification significant, which is why I presented it in writing. Since the 11th session of the Tibetan parliament, it is not that our members of parliament and observers from outside do not know what my [political] stand is. Therefore, while making this clarification, I have done it with full modesty considering it as my duty. I have made the clarification not out of pride, resentment or to impress others. I have never had such [desires]. Moreover, inside and outside parliament, and everywhere, although this [independence] is my fundamental political stand, I am a person who have always tried, if necessary, to avoid speaking and making clarifications about it.
I am not a person who always wave the [flag of independence] and [disrupt] our internal unity; our internal unity is strong generally, but it [raising the independence stance] might hurt some individuals, which is not nice. And in democracy, all of us, bearing our responsibility and using our intelligence, primarily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our nation, can have our own [political stand]—that each one of us has the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 and free thought. Acknowledging and respecting this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 and free thought, I have been a person who always made efforts not to raise the [independence] stance all the time. However, for the ultimate [struggle] of Tibet—be it Tibetan people’s polity, religion, culture, or any other matter that one considers—I have always felt that what we really need is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This feeling and stance I have arrived at out of strong conviction and belief. Such is the case. For instance, in 1970, after graduating from Mussorie School I joined the university; it was as if I had now begun to stand on my own feet, to have my own self-sufficiency [autonomous existence]. In that year, in Dharamsala, I participated in a conference organized to found the Tibetan Youth Congress. It wa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for this [independence] stand. In 1979, generally from 1959 to 1979, the policy implemented by both the Tibetan government and public was [restoration] of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Since 1979, the policy underwent changes—1979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he turning point. Even at that time, my [political] stand didn’t undergo any changes. In 1979, I was a [member of]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Tibetan Youth Congress. I was serving as a teacher in Bylakupee Tibetan school. Then in 1987,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presented the Five-Point Peace Pla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88, His Holiness presented the Strasbourg proposal—the essence of which is how to conduct negotiations in stages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rough the Middle-Way approach—thus making it all clear through this proposal.
While making all this clear, I was simultaneously serving as the principal of the Central Tibetan School in Mussorie and Vice-President of 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Tibetan Youth Congress. Even then also, my stand did not undergo any changes. Since then keeping a firm stand, without undergoing any changes, in my heart I have felt that the short and long-term need, the ultimate need, of the Tibetan people is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As far as my knowledge is concerned,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considering the urgent circumstances and implementing thousand strategies and hundred tactics, proposed the Middle-Way, but I think that what we needed was independence, that was in His Holiness’s mind, I felt. Therefore, from 1959 to 1979, the policy of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was to [restore] Tibet’s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As such the prayers that I recite regularly,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s composition of prayers for Tibet’s spiritual and temporal cause, these prayers I recite regularly, everyday, without any break. For us Kagyu followers, there’s a prayer-text called Chags Med De Mon (literally: prayers for welfare to be recited regularly) that we are advised to recite regularly, but we could not recite it regularly. However, the prayers composed by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during that time, for instance on 29 September 1962, His Holiness composed the prayers Dentsig Monlam (Words of Truth) that we today recite with lots of importance.
“May this heartfelt wish of total freedom for all Tibet,
Which has been awaited for a long time,
be spontaneously fulfilled;
Please grant soon the good fortune to enjoy
the happy celebration of spiritual with temporal rule.”
The above verse from the Words of Truth is the prayer that we offer to Avalokiteshvara Chenresig, the patron deity of the Land of Snows. Then on 5 February 1962, His Holiness composed, Deshek Riknga (five kinds of enlightened beings), a prayer meant to propitiate the Nechung deity. In this prayer, His Holiness propitiates the Nechung with the [following verse]:
“For the welfare of Dharma and sentient beings
Propagate the noble deeds of Tenzin Gyatso
Pacifying the harm that causes the degeneration of Tibet
Fulfill the joys of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freedom.”
Then on 5 March 1973, His Holiness composed two very important prayers to propitiate deities. The one is the prayer to propitiate the female deity Palden Lhamo, in which he wrote:
“Defeated by the enemy hordes
The living beings of the Land of Snows
Despite having been subjected to unbearable suffering
With courage if they cling to the grand [struggle for] freedom
How could you abandon your noble blessings?”
Thus, His Holiness, with a bit of lamentation, propitiated Palden Lhamo with these words. Then on the same date, His Holiness composed the important prayer that we recite regularly, Ma med Sonam (Fortune not undermined). In this prayer, His Holiness wrote:
“Dispelling the darkness [caused by] the degeneration of times
The victory of the spiritual and political freedom of Tibet
Is sure to emerge, [so you] should not feel discouragement.”
Such propitiations were made to the deities of Tibet. Therefore, based on such awareness I stood firm with my stand, and will do so in future. Since it has significance for the parliament, I have tried to clarify and clear it up.
西藏独立会议在达兰萨拉召开
【西藏之声 2012年6月27日报导】
流亡藏人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自发举办“西藏独立”会议，希望团结力量，壮大西藏独立抗争。
今年3月12日，数百名流亡藏人在美国纽约举行了一场“西藏独立”会议，并决定成立“西藏国民大会党”（Tibetan National Congress），为西藏独立抗争继续奋斗。而今天（27日），达兰萨拉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尊珠和色拉寺高僧祥萨仁波切等人，又自发在藏人行政中央图书馆大厅中举办了“西藏独立”会议。
西藏人民议会十名议员、旅居美国的藏人作家嘉杨诺布、前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索南多杰，西藏独立活动人士拉桑次仁，以及各非官方组织代表等40多人出席了会议。
此次会议的发起人之一，西藏青年会达兰萨拉分会会长丹增尊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录音）今年三月份，由“让赞联盟”（Rangzen Alliance）在美国纽约市召开的“西藏独立”会议决定，西藏的独立抗争必须继续下去，而且在今后举办活动的形式方面，需要进行深入讨论，所以这次我们几个人自发在达兰萨拉召开“西藏独立”会议，是为了将各地的西藏独立抗争力量，凝聚在一起，并互相听取意见，壮大西藏独立运动的规模。
作为嘉宾出席这次会议的藏人作家嘉杨诺布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录音）境内同胞们遭受着残酷的折磨，他们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来表达出的诉求，我们都很清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成立了“西藏国民大会党”，将仔细讨论，并制定出直接对抗中共的计划。同时我们也认为，藏人行政中央是为了取得西藏独立而创建的，这应该继续下去。
据介绍，“西藏独立”会议在经过一天的讨论后，将于今天傍晚制定出有关决议案。
流亡藏人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自发举办“西藏独立”会议，希望团结力量，壮大西藏独立抗争。
今年3月12日，数百名流亡藏人在美国纽约举行了一场“西藏独立”会议，并决定成立“西藏国民大会党”（Tibetan National Congress），为西藏独立抗争继续奋斗。而今天（27日），达兰萨拉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尊珠和色拉寺高僧祥萨仁波切等人，又自发在藏人行政中央图书馆大厅中举办了“西藏独立”会议。
西藏人民议会十名议员、旅居美国的藏人作家嘉杨诺布、前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索南多杰，西藏独立活动人士拉桑次仁，以及各非官方组织代表等40多人出席了会议。
此次会议的发起人之一，西藏青年会达兰萨拉分会会长丹增尊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录音）今年三月份，由“让赞联盟”（Rangzen Alliance）在美国纽约市召开的“西藏独立”会议决定，西藏的独立抗争必须继续下去，而且在今后举办活动的形式方面，需要进行深入讨论，所以这次我们几个人自发在达兰萨拉召开“西藏独立”会议，是为了将各地的西藏独立抗争力量，凝聚在一起，并互相听取意见，壮大西藏独立运动的规模。
作为嘉宾出席这次会议的藏人作家嘉杨诺布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录音）境内同胞们遭受着残酷的折磨，他们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来表达出的诉求，我们都很清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成立了“西藏国民大会党”，将仔细讨论，并制定出直接对抗中共的计划。同时我们也认为，藏人行政中央是为了取得西藏独立而创建的，这应该继续下去。
据介绍，“西藏独立”会议在经过一天的讨论后，将于今天傍晚制定出有关决议案。
2011年流亡藏人民主大選結果
报道时间：2011-04-28
资料来源：http://www.tibet.org.tw/news_detail.php?news_id=1916
西藏流亡政府選舉事務署於今天（27日）正式宣佈2011年西藏流亡社區民主大選中獲選的西藏人民議會議員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名單。 自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宣佈將所有行政權力移交于新屆領導人以來，流亡藏人對今年3月20日的正選給予更大關注，參選率相對于往年明顯增加。在總計83399名註冊參選人數中，共有49184人正式參加了選舉，占選舉比率59%，雖比初選有所下降，但超過上屆選舉比率。
西藏流亡政府選舉事務署主管江白曲桑、增設主管楊科嘉和仁增曲紮，今天在外交與新聞部會議大廳中召開新聞發佈會，正式公佈第15屆西藏人民議會議員，和有民眾直接投票選舉產生的第3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獲選名單。
入圍2011西藏民主大選的94位西藏人民議會議員（其中包括6名自願參選者）和3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中，正式獲選的有西藏人民議會衛藏8名議員、多堆10名議員、多麥10名議員、五個教派各2名議員、歐洲與北美各2名議員和1名西藏首席部長。而衛藏議員排列第9及10名的次丹諾布和晉美炯乃得票數分別為31.85%和31.40%，未達到法定選民總數的33%，因此在這次衛藏10名議員選舉中只有8名議員獲選。
西藏流亡政府選舉事務署方面針對衛藏缺席的2名議員將進行補選。選舉事務署主管江白曲桑在新聞發佈會上對於議員與首席部長首次在同一天選舉方面作了說明，並強調這是通過研究其利弊，重點考慮生活在西方國家的藏人參與選舉，同時為了節省時間所作的決定。江白曲桑介紹說，民選第一屆首席部長的選舉率為52.22%，當時選舉的第十三屆西藏人民議會議員的總比率為59.62%； 第二屆首席部長選舉比率為44.36%，14屆議員選舉比率為52.69%，與上一屆相比出現下降趨勢；第三屆首席部長選舉比率為58.97%，第十五屆議員選舉比率為58.54%，其中首席部長選舉與上兩屆相比明顯上升，這說明2011年大選的關注力和參與人數比往年增加，而這一成果是大家共同的努力。
西藏流亡政府選舉事務署增設主管楊克嘉宣佈第十五屆西藏人民議會西藏三區獲選議員名單，其中：
衛藏地區的議員依次為，阿甲亞•益西平措、白瑪炯乃、夏爾林•丹增達珍、格西•格桑占堆、噶瑪益西、達瓦次仁、卓瑪次仁、布姆次仁；
多堆議員依次為，巴瓦•格桑堅參、色達次成、久欽•貢卻曲珍、嘉央索巴、吾嘎倉•玉珍、曲炯旺秋、央金卓嘎、次成丹增、格西•雍忠堅參、崗拉姆；
多麥地區議員依次為，邊巴次仁、圖丹龍日、傑榮•達瓦次仁、培傑•卓瑪措姆、格德•卓嘎拉姆、索南堅參、卓嘎嘉、益西卓瑪、莫日丹巴、嘉柔太。
西藏流亡政府選舉事務署增設主管仁增曲紮在新聞發佈會上宣佈，第十五屆西藏人民議會各教派、歐洲與北美地區的獲選議員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獲選名單，其中
寧瑪派議員依次為，索南丹培和甲日•布楚；
噶舉派議員依次為，噶瑪曲培和丹巴亞培；
薩迦派議員依次為，諾布次仁和曲紮嘉措；
格魯派議員依次為，絨布•羅桑念紮和阿周次丹；
苯波教派議員依次為，格西•莫朗塔青和格西•南達澤普；
歐洲地區議員依次為，圖丹旺青和瓊達果仁；
北美地區議員依次為，德吉曲央（自願參選者）和諾布次仁。
仁增曲紮最後宣佈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勝選名單。他說，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部長紮西旺堆獲3173票，得票率為6.45%；居住在美國的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長志彤•丹增南傑獲18405票，得票率為37.42%；居住在美國的法學博士洛桑桑格獲27051票、得票率為55.00% ，在三名候選人中，洛桑森格當選為第三屆民選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
據瞭解，第十五屆西藏人民議會西藏三區獲選議員將于5月30日正式進行就職宣誓，而首席部長的就職宣誓日期暫不清楚。新當選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洛桑桑格今天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作為在印度生長，最後到美國留學的我來說，從初選到今天，一直得到民眾的支 持和信任感到很鼓舞，特別是今天接到很多來自西藏境內藏人的祝賀，在此特別表達感謝。我將在今後不負眾望，按照先前所作的承諾繼續為西藏政教事業付出貢獻和努力。
资料来源：http://www.tibet.org.tw/news_detail.php?news_id=1916
西藏流亡政府選舉事務署於今天（27日）正式宣佈2011年西藏流亡社區民主大選中獲選的西藏人民議會議員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名單。 自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宣佈將所有行政權力移交于新屆領導人以來，流亡藏人對今年3月20日的正選給予更大關注，參選率相對于往年明顯增加。在總計83399名註冊參選人數中，共有49184人正式參加了選舉，占選舉比率59%，雖比初選有所下降，但超過上屆選舉比率。
西藏流亡政府選舉事務署主管江白曲桑、增設主管楊科嘉和仁增曲紮，今天在外交與新聞部會議大廳中召開新聞發佈會，正式公佈第15屆西藏人民議會議員，和有民眾直接投票選舉產生的第3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獲選名單。
入圍2011西藏民主大選的94位西藏人民議會議員（其中包括6名自願參選者）和3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中，正式獲選的有西藏人民議會衛藏8名議員、多堆10名議員、多麥10名議員、五個教派各2名議員、歐洲與北美各2名議員和1名西藏首席部長。而衛藏議員排列第9及10名的次丹諾布和晉美炯乃得票數分別為31.85%和31.40%，未達到法定選民總數的33%，因此在這次衛藏10名議員選舉中只有8名議員獲選。
西藏流亡政府選舉事務署方面針對衛藏缺席的2名議員將進行補選。選舉事務署主管江白曲桑在新聞發佈會上對於議員與首席部長首次在同一天選舉方面作了說明，並強調這是通過研究其利弊，重點考慮生活在西方國家的藏人參與選舉，同時為了節省時間所作的決定。江白曲桑介紹說，民選第一屆首席部長的選舉率為52.22%，當時選舉的第十三屆西藏人民議會議員的總比率為59.62%； 第二屆首席部長選舉比率為44.36%，14屆議員選舉比率為52.69%，與上一屆相比出現下降趨勢；第三屆首席部長選舉比率為58.97%，第十五屆議員選舉比率為58.54%，其中首席部長選舉與上兩屆相比明顯上升，這說明2011年大選的關注力和參與人數比往年增加，而這一成果是大家共同的努力。
西藏流亡政府選舉事務署增設主管楊克嘉宣佈第十五屆西藏人民議會西藏三區獲選議員名單，其中：
衛藏地區的議員依次為，阿甲亞•益西平措、白瑪炯乃、夏爾林•丹增達珍、格西•格桑占堆、噶瑪益西、達瓦次仁、卓瑪次仁、布姆次仁；
多堆議員依次為，巴瓦•格桑堅參、色達次成、久欽•貢卻曲珍、嘉央索巴、吾嘎倉•玉珍、曲炯旺秋、央金卓嘎、次成丹增、格西•雍忠堅參、崗拉姆；
多麥地區議員依次為，邊巴次仁、圖丹龍日、傑榮•達瓦次仁、培傑•卓瑪措姆、格德•卓嘎拉姆、索南堅參、卓嘎嘉、益西卓瑪、莫日丹巴、嘉柔太。
西藏流亡政府選舉事務署增設主管仁增曲紮在新聞發佈會上宣佈，第十五屆西藏人民議會各教派、歐洲與北美地區的獲選議員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獲選名單，其中
寧瑪派議員依次為，索南丹培和甲日•布楚；
噶舉派議員依次為，噶瑪曲培和丹巴亞培；
薩迦派議員依次為，諾布次仁和曲紮嘉措；
格魯派議員依次為，絨布•羅桑念紮和阿周次丹；
苯波教派議員依次為，格西•莫朗塔青和格西•南達澤普；
歐洲地區議員依次為，圖丹旺青和瓊達果仁；
北美地區議員依次為，德吉曲央（自願參選者）和諾布次仁。
仁增曲紮最後宣佈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勝選名單。他說，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部長紮西旺堆獲3173票，得票率為6.45%；居住在美國的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長志彤•丹增南傑獲18405票，得票率為37.42%；居住在美國的法學博士洛桑桑格獲27051票、得票率為55.00% ，在三名候選人中，洛桑森格當選為第三屆民選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
據瞭解，第十五屆西藏人民議會西藏三區獲選議員將于5月30日正式進行就職宣誓，而首席部長的就職宣誓日期暫不清楚。新當選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洛桑桑格今天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作為在印度生長，最後到美國留學的我來說，從初選到今天，一直得到民眾的支 持和信任感到很鼓舞，特別是今天接到很多來自西藏境內藏人的祝賀，在此特別表達感謝。我將在今後不負眾望，按照先前所作的承諾繼續為西藏政教事業付出貢獻和努力。
星期六, 7月 20, 2013
新疆又发现一处特大型金矿 资源储量达50吨
路透北京7月18日 - 新华社周四报导称，继今年5月在中国新疆伊犁河谷发现一处资源储量达53吨的特大型金矿后，新疆地矿局最近又在邻近的和静县发现一处资源储量达50吨的特大型金矿，该矿资源潜在经济价值有望超1,000亿元人民币。
截至目前，新疆天山南北已发现四处特大型金矿。报导援引新疆地矿局局长曾小刚介绍，经过近六年的勘查，新疆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近日在对和静县敦德铁矿评价过程中发现伴生元素锌和金，目前共探获铁资源量1.87亿吨，锌150万吨，金50吨，这使得敦德矿区“身价”倍增。
“经进一步勘查后，铁、锌和金的资源量还有望攀升，资源潜在经济价值超1,000亿元。”报导称。
报导称，目前敦德矿区的找矿工作仍在继续，选矿厂也在同步建设中，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成为当地矿业经济发展的新亮点，预计年上缴利税超亿元，还可安排2,000人以上就业。
中国黄金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黄金产量突破400吨大关，达到403.047吨，比上年增加42.090吨，增幅11.66%，再创历史新高，连续六年位居世界第一。
(发稿 李文科; 审校 张喜良)
Violence in northwest China and Beijing's growth plans
COMMENT
In China’s 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differing cultural values between Uighurs and Han Chinese highlight the need for Beijing to review its ethnic policy to coincide with its development plans.
Recent violence at the end of last month which killed 35 people underlines the country’s ongoing struggle with its ethnically diverse border regions and the skewed living standards between people living near the coast and those deeper inland.
On the surface, what is happening in Xinjiang may not be as media-friendly as Egypt or Turkey, but unrest is just as geopolitically significant.
An historic heavy-handed control has already scarred relationships with ethnic minorities and a softer way of dealing with people inland could be evolving. Beijing is looking at new pragmatic approach for its border regions.
Xinjiang is located far inland near the Central Asian borderlands. The recent riots in the majority-Muslim northwestern region erupted just four days before the fourth anniversary of the 2009 clashes which killed almost 200.
It is unclear which ethnic minority the rioters represented, but state media has suggested a possible connection with Uighur exiles operating outside China that Beijing calls “terrorists”.
The exiles are angry at what they call cultural dilution as Beijing implements a massive migration of ethnic Han into the region to modernise core agricultural regions.
Fighting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s increasing and exacerbated by the vast energy reserves there which Beijing wants to develop. China has huge plans for the Xinjiang region, especially as it pushes westward into Central Asian trade routes and energy pipelines.
The stuttering march of development
Beijing is under pressure by such violence to find a way to reconcile its ethnic policy with its long-term goal of developing the interior regions into a wealthy and modern society.
Beijing is under pressure by such violence to find a way to reconcile its ethnic policy with its long-term goal of developing the interior regions into a wealthy and modern society.
China has struggled with Tibet in similar ways as Xinjiang because of the enormous distances to a diverse and ethnically divided interior feeling increasingly subjugated by Beijing.
Much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eyes of the Han Chinese population comes from an expectation of continued stabil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Unrest in Xinjiang has arisen from a policy of encouraging the movement of the Han to marginalise minority influences and integrate them into mainstream society.
But do these minorities want to be associated with Han lifestyle?
The fact that riots are erupting more often since 2008 as Uighurs push back against Beijing’s social engineering will worry Chinese officials trained in the ideology of sinic cultural superiority.
Clearly, the uniqu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are still closely respected, and adoption of Han Chinese culture – essentially a foreign one – is unattractive for many.
Calling Beijing’s ethnic policy in the border regions a total failure at this point may be premature. But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was always going be difficult for central planners.
Forcing two or more starkly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ogether under an artificial edifice has clearly not been successful, but there are some signs Beijing is considering more conciliatory policies.
China is must deal with its historic ghosts by keeping the interior docile and developing. In the past, revolutionary unrest has regularly been triggered in the under-privileged agricultural sector.
But Beijing’s go-to panacea for unrest – resolute advancing development – might have reached a violent ceiling in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Ethnic unrest in China is not homogenous and differs from one restive region to another. Taken together, however, such clashes and public disobedience suggest China will continue to struggle with the complicated nature of stability in these areas.
China cannot very well adopt the Soviet strategy of forcibly removing whole populations. Instead, Beijing will continue diluting the populations and tighten security while adopting a softer approach to grievances to limit the unrest.
Nathan Smith has a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s in Journalism from Massey University and has studi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nflict. He blogs at LikeBulb
洛迪坚赞嘉日：西藏未来路漫漫
原文：The Way Forward on Tibet
来源：Center Tibet Administration网站
作者：洛迪坚赞嘉日 Lodi Gyaltsen Gyari，达赖喇嘛负责与中国谈判的特使
发表时间：2010年11月24日
译者：David Peng
校对：老杨
达赖喇嘛尊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谈判情况报告
发言人，达赖喇嘛尊者特使洛迪坚赞嘉日，2010年11月24日，于新加坡南亚研究所
我要感谢南亚研究所(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ISAS)提供这个机会，让我能够和诸位分享我们和中国政府谈判的情况，这一谈判致力于寻找西藏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以及我对未来的展望。
目前，经过数十 载断断续续的接触，我们与中国领导人的谈判首次达至以下阶段，我们能够向他们明确地传达，达赖喇嘛尊者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之内寻求解决方案的立场， 以及解决西藏问题需要采取的步骤。虽然我们还未能就问题的最终解决达成任何具体成果，我们相信会谈使双方能够更好地了解对方的立场和顾虑。
为了便于介绍我们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背景，我想解释一下会谈的历史。从广义上讲，我们可以从1979年开始，将对话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初始接触（1979 – 1985）
第一阶段始于1979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先生（通过达赖喇嘛尊者的哥哥嘉乐顿珠先生）向尊者传递一个消息，除了西藏独立，其他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讨论和解决。
随后，我们分别在1982年和1984年派遣两个高级藏人代表团，前往北京进行试探性会谈。我参加了这两个代表团。我们与中国领导人广泛讨论。当时我们澄清了一个问题，西藏问题无关达赖喇嘛个人的未来和待遇，它关乎六百万人藏人的福祉。
同时，从1979年到1985年，尊者派遣了四个考察团到西藏不同地方，考察当地情况。
在这一阶段的对话过程中，藏人代表团会见了中方高级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先生和其他政治局委员。
藏人的提议和西藏的发展（1985 – 1993）
从1985年到1993年可归为对话进程的第二阶段。在此期间，达赖喇嘛尊者仅能派出很少的使者访问中国。
为了鼓励对西藏 问题的严肃谈判，尊者于1987年9月在华盛顿，对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发表演讲，提出了他的五点和平计划，阐述了他对未来西藏的愿景；随后，1988年6 月，尊者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会议上演讲，进一步阐明了五点和平计划中的第五点，非常真诚地呼吁就西藏问题展开谈判。这项计划的核心内容是，藏人应享有 对其内部事务的自治，而由北京全面负责其外交和国防事务。
此后，中国政府 公开同意，在尊者选择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会见他的代表讨论西藏问题。尊者对此积极响应，并立即表达他对会谈的诚意和决心。他任命一个谈判小组，并建议谈 判在日内瓦举行。不幸的是，北京对此反应消极，不顾西藏方面的澄清，提出一些程序性问题。尊者随后建议双方于当年4月在香港会见，不过这一建议也被拒绝。
1987年9月开始，西藏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示威，表达藏人对中国政策的不满。中国当局残酷镇压藏人的示威，关押数百人，并于1989年宣布西藏戒严。在此阶段，中国政府的态度破坏了对话进程的气氛。
同时，1989年，达赖喇嘛尊者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显示国际社会对其和平努力的肯定。中国对尊者的获奖反应消极。
最终，1993年8月，双方的接触中断了。
重启对话进程（2002起）
经过几年的紧张 气氛，以及积极的非正式后台接触，我们双方同意重启直接的正式对话，并于2002年9月开始新一轮谈判。此后的对话进程可以被归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会 谈变得更加制度化，更像商务谈判。自2002年以来，双方已经举行了九轮谈判和一次非正式会议。最近的第九轮于2010年1月召开。我个人领导了西藏一方 参加所有这些会谈。
在这数轮对话中，我们已经能够阐明并澄清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未来的看法。在2008年11月的第八轮谈判中，我们最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正式提出《为西藏人民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
备忘录提出了我们对真正自治的立场，以及根据我们的理解，如何应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自治的原则，满足西藏人民对自治的具体需要。它概述了西藏人民的11个的基本需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与民族自治法中的相关规定。
由于中国领导人对备忘录有些顾虑，认为其中一些内容违反了中国宪法，我们在今年一月的第九轮会谈中提交了一份对备忘录的诠释。这份诠释讨论了这些顾虑，并就推进我们的谈判进程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该诠释还力图防止公众对尊者立场的曲解。
我们强调，达赖 喇嘛尊者的唯一关心的是西藏人民的福祉。尊者从来没有就他自己或者他周围人的待遇提出过任何要求。我们的立场是，西藏人民被严重边缘化，他们不享有充分的 宗教、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社会权利。从2008年3月10日开始，在西藏各地的和平示威再次明确表明，人民对中国政府的政策不满意。大部分和平示威 发生在西藏自治区(TAR)以外的藏区。就在上个月，从10月19日开始，因为建议在学校里使用汉语替代藏语作为教学语言，藏区发生了一系列和平集会。这 是藏人不满的最新迹象。
但是，中国政府争辩说，西藏人民生活得既愉快又满意，根本不存在什么西藏问题。
对于这两种不同 的看法，我们建议，双方共同进行一次研究，以发现西藏人民的真实情况。 西藏人民应该有机会毫无恐惧或疑虑地参加这次研究。如果研究发现，大多数藏人觉得没什么问题，他们目前的状况是令人满意的，那么这是达赖喇嘛尊者一直所追 寻的。但是，如果结果证实，大多数人对西藏的情况并不满意，中国政府需要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讨论出一个解决方案。
同时，在2008年5月在深圳召开的非正式会议上，我们否认了中国的指控，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的领导人并未煽动2008年3月10日以来席卷整个藏区的示威。
因为我们发现，同样的指控被不断重复；我们要求中国政府澄清，并邀请中方就其指控的准确性，在西藏以及藏人流亡社区中进行全面的科学调查。我们声明，愿意对此项调查提供一切支持。
中方提出的若干重要事项
在最新一轮对话 中，中方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西藏的发展情况，特别是于2010年1月18日到20日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他们表示，座谈会决定进一步改善西藏 自治区和其他藏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在公共服务方面，例如教育，医疗和环境保护。根据我们对座谈会的初步了解，我们欢迎改善藏人民生的决定，特别 是在农村地区。
我们特别欢迎以 下事实，即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涵盖了所有藏区的发展问题——既包括西藏自治区也包括其他省份的藏区。我们强烈相信，所有藏族地区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和 单一的行政管理部门。如果我们去除那些政治口号，座谈会上优先考虑的许多问题，和我们在备忘录中概述的西藏人民的基本需求类似。然而，最近的迹象显示，目 前并未在所有藏区推行积极的统一政策；相反，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将在西藏自治区实行的高压政策扩展到其他藏区。这些措施将会事与愿违，中国当局必须认识到这 一点。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之精髓
中国官员罔顾一个基本事实：达赖喇嘛尊者真诚地，认真地希望通过他的中间道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努力寻找一个解决方案。
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的领导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不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力图实现西藏人民的真正自治，确保他们的基本需要，维护他们独特的文化、语言、宗教和民族身份，同时保护青藏高原脆弱的自然环境。
中间道路是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道路，它基于平等和相互合作，将为藏汉人民带来稳定和共同繁荣。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尊者与他的顾问进行内部讨论。此后数十年中，流亡政府领导人根据中国现有的政治现实，修订和完善中间道路的一些具体特征。
中国官方媒体继续给尊者标上分裂分子的标签，说他主张西藏独立。他们引用他过去的发言，包括五点和平计划和斯特拉斯堡建议，而故意忽略尊者随后表示理解中方关注，并澄清藏方立场的言论。
我们提交的《为西藏人民真正自治备忘录》清晰地概括了尊者的中间道路。
我们的备忘录及对备忘录的诠释已经深受许多国家的政府、议会、学术机构、组织和个人好评，被认为非常合理合法。许多人对中国政府的反应深感惊讶和失望。他们认为中国政府 的立场是不恰当的，继续敦促中方依照备忘录的议程，进行实质性对话。 例如，在2010年尊者和奥巴马总统会见后，白宫发表声明说，“总统赞扬了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高度评价他致力于非暴力和他努力寻求与中国政府对 话。”
西藏问题更广泛的影响
解决西藏问题不仅仅关系到西藏人民的权利。更进一步，它涉及到藏传佛教文化的未来，同时影响到西藏人民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藏传佛教文化是一种倡导怜悯的文化，对西藏，对中国，甚至对整个区域都非常需要。当我们讨论藏传佛教文化时，我们谈的不仅仅是藏传佛教的宗教方面。
具体而言，中国希望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但这样的地位不能纯粹通过军事和经济实力达到。相反，道德威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而这能够通过藏传佛教文化达成。
从地缘政治角度 看，如果西藏问题得到解决，这将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不仅有利于中印两个新兴强权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整个区域。在这里，我同意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先生的 看法，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出宏大的亚洲戏剧正在改变世界，而西藏是其中的一部分。”当然，就地缘政治，战略和环境而言，西藏局势将深刻影响到日新月 异的亚洲。
在环境方面，青藏高原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科学家们实际上命名其为第三极。西藏是亚洲许多主要河流的源头。 因此，如果西藏环境受到影响，它将影响到全球。
西藏问题的另一 层涵义是对中国人民自身的影响。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到西藏的情况。这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中更为明显。其中许多人勇敢地呼吁面对西藏问题，应采取 务实的态度，并认为达赖喇嘛尊者是帮助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因素。他们业已认识到，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包括其国内的稳定和国 际地位。
一些挑战
中国当局多次重申，西藏问题“接谈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一点。但与此同时，我不禁感到担忧，在当前的进程中，他们是否真诚地、严肃地寻求一个实质性的有意义的结果。
依我看来，北京部分领导人继续迷恋于自己的幻觉，以为西藏问题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解决或处理，以为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增长，其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可以利用这些优势在国内外为所欲为。
他们还继续掩耳盗铃，以为一旦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不再住世，西藏问题将不了了之；或者认为，由于尊者年事已高，西藏问题将失去其以往的光环。
中国领导人最关 心的是其在西藏统治的合法性。中国领导人知道，只有一个人，达赖喇嘛，有能力和权力提供这一点。尊者意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注和敏感性。出于这个原因， 我们直接向中国领导人传达，尊者也曾公开表示，他愿意用到他的道德权威，来背书一份自治协议，给予其合法性；这样的协议一旦达成，它将需要得到西藏人民的 支持，并被妥善执行。
中国政府也一直 敦促，它希望各方尊重其核心利益，最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我阐述的这些要点中可以看到，我们尊重这些关切。与此同时，我们也有核 心利益，即维护和促进西藏人民的独特身份认同。中国政府必须承认并尊重西藏人民的合法权利，同我们携手工作。
从根本上讲，横亘在中藏之间的西藏问题需要解决。中国政府不希望第三方的参与，我们藏人，同样觉得，解决此问题的正确方式是与中国领导人谈判。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关心西藏问题，其解决将直接影响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对于研究中藏冲突的学生而言，了解我们双方基本立场上的不同是非常重要的。但有些专家似乎并不明白这一点。
未来走向
我们认为，只要中国领导人有诚意和政治意愿向前推进，我们双方一定能够找到西藏问题上的共同基础。
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不用重新改写历史。这是因为，如果试图重写西藏历史，这不仅可能使中国与其他邻国现有的冲突复杂化，甚至会产生出新的问题。此外，中国 领导层需要思考，中国是否应基于若干历史王朝的行为做出某些宣示，如果中国继续这样做，它是否考虑其国际反响。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也在谈论着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当然支持这一努力，因为我们相信这将直接影响中国的西藏政策。然而，很显然，没有民族平等，就不会有和谐社会。
藏人，尤其是境内藏人，继续面临着各个层面不平等的严峻现实。一些著名藏族领导人，包括已故班禅喇嘛，曾多次发言关注平等问题，他曾说，中国各民族团结的关键在于各民族的平等。
达赖喇嘛尊者高瞻远瞩，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他愿意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这将有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谐和稳定，促进地区和平。尊者致力于与中国政府合作，使得西藏人民能够维护其独特的民族身份，恢复他们的自豪和尊严，同时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和团结。
来源：Center Tibet Administration网站
作者：洛迪坚赞嘉日 Lodi Gyaltsen Gyari，达赖喇嘛负责与中国谈判的特使
发表时间：2010年11月24日
译者：David Peng
校对：老杨
达赖喇嘛尊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谈判情况报告
发言人，达赖喇嘛尊者特使洛迪坚赞嘉日，2010年11月24日，于新加坡南亚研究所
我要感谢南亚研究所(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ISAS)提供这个机会，让我能够和诸位分享我们和中国政府谈判的情况，这一谈判致力于寻找西藏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以及我对未来的展望。
目前，经过数十 载断断续续的接触，我们与中国领导人的谈判首次达至以下阶段，我们能够向他们明确地传达，达赖喇嘛尊者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之内寻求解决方案的立场， 以及解决西藏问题需要采取的步骤。虽然我们还未能就问题的最终解决达成任何具体成果，我们相信会谈使双方能够更好地了解对方的立场和顾虑。
为了便于介绍我们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背景，我想解释一下会谈的历史。从广义上讲，我们可以从1979年开始，将对话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初始接触（1979 – 1985）
第一阶段始于1979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先生（通过达赖喇嘛尊者的哥哥嘉乐顿珠先生）向尊者传递一个消息，除了西藏独立，其他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讨论和解决。
随后，我们分别在1982年和1984年派遣两个高级藏人代表团，前往北京进行试探性会谈。我参加了这两个代表团。我们与中国领导人广泛讨论。当时我们澄清了一个问题，西藏问题无关达赖喇嘛个人的未来和待遇，它关乎六百万人藏人的福祉。
同时，从1979年到1985年，尊者派遣了四个考察团到西藏不同地方，考察当地情况。
在这一阶段的对话过程中，藏人代表团会见了中方高级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先生和其他政治局委员。
藏人的提议和西藏的发展（1985 – 1993）
从1985年到1993年可归为对话进程的第二阶段。在此期间，达赖喇嘛尊者仅能派出很少的使者访问中国。
为了鼓励对西藏 问题的严肃谈判，尊者于1987年9月在华盛顿，对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发表演讲，提出了他的五点和平计划，阐述了他对未来西藏的愿景；随后，1988年6 月，尊者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会议上演讲，进一步阐明了五点和平计划中的第五点，非常真诚地呼吁就西藏问题展开谈判。这项计划的核心内容是，藏人应享有 对其内部事务的自治，而由北京全面负责其外交和国防事务。
此后，中国政府 公开同意，在尊者选择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会见他的代表讨论西藏问题。尊者对此积极响应，并立即表达他对会谈的诚意和决心。他任命一个谈判小组，并建议谈 判在日内瓦举行。不幸的是，北京对此反应消极，不顾西藏方面的澄清，提出一些程序性问题。尊者随后建议双方于当年4月在香港会见，不过这一建议也被拒绝。
1987年9月开始，西藏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示威，表达藏人对中国政策的不满。中国当局残酷镇压藏人的示威，关押数百人，并于1989年宣布西藏戒严。在此阶段，中国政府的态度破坏了对话进程的气氛。
同时，1989年，达赖喇嘛尊者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显示国际社会对其和平努力的肯定。中国对尊者的获奖反应消极。
最终，1993年8月，双方的接触中断了。
重启对话进程（2002起）
经过几年的紧张 气氛，以及积极的非正式后台接触，我们双方同意重启直接的正式对话，并于2002年9月开始新一轮谈判。此后的对话进程可以被归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会 谈变得更加制度化，更像商务谈判。自2002年以来，双方已经举行了九轮谈判和一次非正式会议。最近的第九轮于2010年1月召开。我个人领导了西藏一方 参加所有这些会谈。
在这数轮对话中，我们已经能够阐明并澄清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未来的看法。在2008年11月的第八轮谈判中，我们最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正式提出《为西藏人民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
备忘录提出了我们对真正自治的立场，以及根据我们的理解，如何应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自治的原则，满足西藏人民对自治的具体需要。它概述了西藏人民的11个的基本需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与民族自治法中的相关规定。
由于中国领导人对备忘录有些顾虑，认为其中一些内容违反了中国宪法，我们在今年一月的第九轮会谈中提交了一份对备忘录的诠释。这份诠释讨论了这些顾虑，并就推进我们的谈判进程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该诠释还力图防止公众对尊者立场的曲解。
我们强调，达赖 喇嘛尊者的唯一关心的是西藏人民的福祉。尊者从来没有就他自己或者他周围人的待遇提出过任何要求。我们的立场是，西藏人民被严重边缘化，他们不享有充分的 宗教、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社会权利。从2008年3月10日开始，在西藏各地的和平示威再次明确表明，人民对中国政府的政策不满意。大部分和平示威 发生在西藏自治区(TAR)以外的藏区。就在上个月，从10月19日开始，因为建议在学校里使用汉语替代藏语作为教学语言，藏区发生了一系列和平集会。这 是藏人不满的最新迹象。
但是，中国政府争辩说，西藏人民生活得既愉快又满意，根本不存在什么西藏问题。
对于这两种不同 的看法，我们建议，双方共同进行一次研究，以发现西藏人民的真实情况。 西藏人民应该有机会毫无恐惧或疑虑地参加这次研究。如果研究发现，大多数藏人觉得没什么问题，他们目前的状况是令人满意的，那么这是达赖喇嘛尊者一直所追 寻的。但是，如果结果证实，大多数人对西藏的情况并不满意，中国政府需要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讨论出一个解决方案。
同时，在2008年5月在深圳召开的非正式会议上，我们否认了中国的指控，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的领导人并未煽动2008年3月10日以来席卷整个藏区的示威。
因为我们发现，同样的指控被不断重复；我们要求中国政府澄清，并邀请中方就其指控的准确性，在西藏以及藏人流亡社区中进行全面的科学调查。我们声明，愿意对此项调查提供一切支持。
中方提出的若干重要事项
在最新一轮对话 中，中方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西藏的发展情况，特别是于2010年1月18日到20日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他们表示，座谈会决定进一步改善西藏 自治区和其他藏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在公共服务方面，例如教育，医疗和环境保护。根据我们对座谈会的初步了解，我们欢迎改善藏人民生的决定，特别 是在农村地区。
我们特别欢迎以 下事实，即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涵盖了所有藏区的发展问题——既包括西藏自治区也包括其他省份的藏区。我们强烈相信，所有藏族地区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和 单一的行政管理部门。如果我们去除那些政治口号，座谈会上优先考虑的许多问题，和我们在备忘录中概述的西藏人民的基本需求类似。然而，最近的迹象显示，目 前并未在所有藏区推行积极的统一政策；相反，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将在西藏自治区实行的高压政策扩展到其他藏区。这些措施将会事与愿违，中国当局必须认识到这 一点。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之精髓
中国官员罔顾一个基本事实：达赖喇嘛尊者真诚地，认真地希望通过他的中间道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努力寻找一个解决方案。
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的领导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不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力图实现西藏人民的真正自治，确保他们的基本需要，维护他们独特的文化、语言、宗教和民族身份，同时保护青藏高原脆弱的自然环境。
中间道路是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道路，它基于平等和相互合作，将为藏汉人民带来稳定和共同繁荣。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尊者与他的顾问进行内部讨论。此后数十年中，流亡政府领导人根据中国现有的政治现实，修订和完善中间道路的一些具体特征。
中国官方媒体继续给尊者标上分裂分子的标签，说他主张西藏独立。他们引用他过去的发言，包括五点和平计划和斯特拉斯堡建议，而故意忽略尊者随后表示理解中方关注，并澄清藏方立场的言论。
我们提交的《为西藏人民真正自治备忘录》清晰地概括了尊者的中间道路。
我们的备忘录及对备忘录的诠释已经深受许多国家的政府、议会、学术机构、组织和个人好评，被认为非常合理合法。许多人对中国政府的反应深感惊讶和失望。他们认为中国政府 的立场是不恰当的，继续敦促中方依照备忘录的议程，进行实质性对话。 例如，在2010年尊者和奥巴马总统会见后，白宫发表声明说，“总统赞扬了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高度评价他致力于非暴力和他努力寻求与中国政府对 话。”
西藏问题更广泛的影响
解决西藏问题不仅仅关系到西藏人民的权利。更进一步，它涉及到藏传佛教文化的未来，同时影响到西藏人民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藏传佛教文化是一种倡导怜悯的文化，对西藏，对中国，甚至对整个区域都非常需要。当我们讨论藏传佛教文化时，我们谈的不仅仅是藏传佛教的宗教方面。
具体而言，中国希望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但这样的地位不能纯粹通过军事和经济实力达到。相反，道德威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而这能够通过藏传佛教文化达成。
从地缘政治角度 看，如果西藏问题得到解决，这将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不仅有利于中印两个新兴强权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整个区域。在这里，我同意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先生的 看法，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出宏大的亚洲戏剧正在改变世界，而西藏是其中的一部分。”当然，就地缘政治，战略和环境而言，西藏局势将深刻影响到日新月 异的亚洲。
在环境方面，青藏高原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科学家们实际上命名其为第三极。西藏是亚洲许多主要河流的源头。 因此，如果西藏环境受到影响，它将影响到全球。
西藏问题的另一 层涵义是对中国人民自身的影响。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到西藏的情况。这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中更为明显。其中许多人勇敢地呼吁面对西藏问题，应采取 务实的态度，并认为达赖喇嘛尊者是帮助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因素。他们业已认识到，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包括其国内的稳定和国 际地位。
一些挑战
中国当局多次重申，西藏问题“接谈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一点。但与此同时，我不禁感到担忧，在当前的进程中，他们是否真诚地、严肃地寻求一个实质性的有意义的结果。
依我看来，北京部分领导人继续迷恋于自己的幻觉，以为西藏问题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解决或处理，以为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增长，其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可以利用这些优势在国内外为所欲为。
他们还继续掩耳盗铃，以为一旦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不再住世，西藏问题将不了了之；或者认为，由于尊者年事已高，西藏问题将失去其以往的光环。
中国领导人最关 心的是其在西藏统治的合法性。中国领导人知道，只有一个人，达赖喇嘛，有能力和权力提供这一点。尊者意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注和敏感性。出于这个原因， 我们直接向中国领导人传达，尊者也曾公开表示，他愿意用到他的道德权威，来背书一份自治协议，给予其合法性；这样的协议一旦达成，它将需要得到西藏人民的 支持，并被妥善执行。
中国政府也一直 敦促，它希望各方尊重其核心利益，最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我阐述的这些要点中可以看到，我们尊重这些关切。与此同时，我们也有核 心利益，即维护和促进西藏人民的独特身份认同。中国政府必须承认并尊重西藏人民的合法权利，同我们携手工作。
从根本上讲，横亘在中藏之间的西藏问题需要解决。中国政府不希望第三方的参与，我们藏人，同样觉得，解决此问题的正确方式是与中国领导人谈判。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关心西藏问题，其解决将直接影响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对于研究中藏冲突的学生而言，了解我们双方基本立场上的不同是非常重要的。但有些专家似乎并不明白这一点。
未来走向
我们认为，只要中国领导人有诚意和政治意愿向前推进，我们双方一定能够找到西藏问题上的共同基础。
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不用重新改写历史。这是因为，如果试图重写西藏历史，这不仅可能使中国与其他邻国现有的冲突复杂化，甚至会产生出新的问题。此外，中国 领导层需要思考，中国是否应基于若干历史王朝的行为做出某些宣示，如果中国继续这样做，它是否考虑其国际反响。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也在谈论着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当然支持这一努力，因为我们相信这将直接影响中国的西藏政策。然而，很显然，没有民族平等，就不会有和谐社会。
藏人，尤其是境内藏人，继续面临着各个层面不平等的严峻现实。一些著名藏族领导人，包括已故班禅喇嘛，曾多次发言关注平等问题，他曾说，中国各民族团结的关键在于各民族的平等。
达赖喇嘛尊者高瞻远瞩，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他愿意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这将有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谐和稳定，促进地区和平。尊者致力于与中国政府合作，使得西藏人民能够维护其独特的民族身份，恢复他们的自豪和尊严，同时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和团结。
故乡网与Dibyesh Anand（迪比亚什・阿南德）博士的对话
来源：雪狮与龙博客 http://wp.me/p9bO-17F
原文：Phayul in conversation with Dr Dibyesh Anand
Phayul [2013年2月25日（星期一），01:38]
故乡网采访了Dibyesh Anand博士, 一位西藏的密切观察者，他著有《西藏：地缘政治的牺牲品》，发表了许多有关西藏的研究论文。
Dibyesh Anand博士是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
Phayul：博士，长时间以来，您一直密切观察西藏的斗争和流亡机构，对于西藏的民主制度，您有什么想法吗？
Dibyesh Anand博士：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
这是一个实验，因为你们正在试图建立一个无国籍民众的民主，占西藏总人口比例很小，同时声称代表整个西藏。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们在流亡之中。
藏人民主化的有趣部分是无国籍。到目前为止，这非常有趣，因为达赖喇嘛将实际政治权威给了下一位总理，他的新角色是一位退休的政治领袖。有趣的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它能够让流亡藏人为未来做好准备，那时没有达赖喇嘛这样的人物来团结他们，而他们将团结在民主进程之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积极的事情。民主化的风险是，它也可以导致分裂，就像你所看到印度的情况。民主可以团结民众，但也可能分裂民众。
现在，要避免流亡中的民主导致分裂，重要的是，流亡藏人普遍认同他们的目标。难道只是为了在流亡中生存？这没问题；他们是否也关心，为了西藏的未来，他们想要做些什么。现在我们知道的是，虽然围绕中间道路有个一般的共识，到后达赖喇嘛时期，如果谈判无法启动，十四世达赖喇嘛无法回到西藏，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真实的情境，过去三四十年推进的政策无法达到它想要实现的目标。其结果是，民主无法说服藏族人民中间道路仍然是一条更好的路线。鉴于达赖喇嘛不能与中国达成交易，民选领导能够做些什么？这将是西藏民主的挑战。
另一个问题是，我能够看到，民主化将可能制造与境内藏人距离。境内藏人要求很多东西 —— 独立、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但他们的运动大部分围绕着宗教和宗教生活。与许多人可能认为的相反，他们并非为民主本身而战斗，他们为自由而战，他们正在为宗教自由而战。你们拥有而他们无法拥有的，第一，是民主，但这仍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第二，宗教领袖们居住在这里。
所以，随着民主化的进程，宗教领袖们，包括下一世达赖喇嘛，噶玛巴，萨迦仁波切，他们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性相对将降低。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情况，比方说，在10年或20年的时间内，西藏境内的藏人愿意为总理或民主放弃自己的生命吗？我看不然。
他们可以为达赖喇嘛的一张图片放弃生命，甚至是噶玛巴、萨迦仁波切的图片，如果这变得重要。很难想象他们会为他们从未体验过的制度放弃生命。
所以，我的忧虑是，民主对于流亡者而言是个好的制度，但民主化不能象宗教领袖那样成为国家团结的标志。所以，如果流亡藏人的民主化能够平衡自身，同时保留宗教领袖作为国家团结的标志，这行得通。但是，如果他们在某些方面排斥宗教领袖，那么我不确定这是否能行，因为境内的藏人可能想要别的东西。
Phayul：谈到中国和境内藏人，您认为藏人最终将能够利用这个民主制度吗？
Dibyesh Anand博士：民主确实允许代表和代表性。这一点毫无疑问。现在，民主的主要作用是团结流亡社区。其主要目的不是改造和给西藏内部带来转变。我看不出民主是动员西藏境内藏人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看到大部分时间，藏人们使用达赖喇嘛的图片进行动员，或者他们用中国政府的政策来批评中国。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使用流亡中的民主制度来激励自己。未来他们会这样做吗？这是可能的，但它永远不能象宗教领袖或者缺乏宗教领袖那样，驱动人们的感情做出那种牺牲。
记住，大多数藏人逃出西藏的目的，是为了教育，是为了朝拜达赖喇嘛或其他宗教领袖，而不是为了藏人行政中央。
现在，对中国而言，中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将与达赖喇嘛谈判其个人地位。流亡社区发展更多的民主将不会影响中国，因为中国不接受与没有达赖喇嘛的流亡民主领导谈判。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即使他们想给予西藏真正的自治，他们的理由会是，他们认为达赖喇嘛可以提供西藏的稳定，他将返回西藏，并提供稳定。现在，在达赖喇嘛缺席的情况下，流亡的民主领导能够提供西藏的稳定吗？中国人知道他们不能，因为他们并非广为人知。
所有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知道，民主领导不能提供任何稳定性。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要与他们谈判？达赖喇嘛能够做到，也许下一世达赖喇嘛也能，噶玛巴和其他宗教领袖一起，可能也可以提供这一稳定性。但即使他们也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说实话，因为西藏不稳定的来源不仅仅是因为没有达赖喇嘛或噶玛巴 —— 不稳定的根源是中国的统治。在缺乏宗教领袖的情况下，我不认为民主领袖可以提供稳定。但是，民主是好的，它对流亡社区有其意义，我们必须明确这一点。
Phayul：所以，在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领导未能与中国谈判的情况下，您是否认为，如果有需要时，流亡宗教领袖在未来与中国打交道，会有更好的机会？当然，通过地下管道。
Dibyesh Anand博士：是的。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达赖喇嘛、其他佛教喇嘛与中国政府之间有许多地下管道。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一起承认噶玛巴，这一事实告诉你，地下管道是存在的。现在很多已经不存在了。
因此，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场景，西藏的高级活佛和高级喇嘛，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可能与达赖喇嘛和其他流亡领袖达成交易。但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们会看到喇嘛们有更多的影响力，因此提供更多稳定性。此外，喇嘛回归看上去对中国有好处。同时，对中国人而言，流亡领导回归其实类似于新的流亡精英回流，这会带来新的不稳定。所以，喇嘛回归有利于稳定，会带来良好的形象，而且说到底，宗教领袖处在谈判更有利的位置。不过，当然，这些谈判不是那种达赖喇嘛可以提供的大谈判，有关整个西藏。没有宗教领袖能够进行那种谈判。
所以，我觉得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往生的情况下，如果有任何谈判象现在进行的那么严肃。大家应该感到震惊，
Phayul：当尊者达赖喇嘛所有的政治权力让渡给新当选的藏人领袖后，他对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决定有多大影响？您怎么看？
Dibyesh Anand博士：不直接。因为如你所见，他避免对政治事务作出评论，即使是自焚事件；我不认为自焚是政治性的。他一直对此非常清醒。他知道，他意识到他自己的权威，但他确实不时说些话，可能影响政治运作。
这不是他进行干扰，这也不是他利用其影响力。相反，它是民主领袖如何利用他达到他们的目的。最好的例子是在第二次特别大会（9月25-28）上，当时通过了一项决议，批评少数藏人伤害达赖喇嘛的感情。
一位圣人并不需要我们凡人或政治领袖去保护。
达赖喇嘛是观世音。他是全知。他并不需要这里的领导以某种方式保护他，因为他是圣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谴责个别藏人对达赖喇嘛造成伤害，政治领导层给广大藏人的信号是，“你看他们反对达赖喇嘛 —— 某些人和某些组织。”这不是一个民主的健康发展。但请记住，这不是达赖喇嘛干的。
他可能说过，有些人或组织给他造成伤害，但那是他作为民主社会私人公民的言论，他不是一个政治领袖。所以，我认为他根本没有进行干扰，他也没有以任何方式直接影响。但是，他的影响力可能来自流亡领导如何会或不会使用他的名字，来推进他们的政策。
总的来说，他确实会影响主要议程——“西藏未来会怎么样。“我认为，他已经给真正的民主辩论留下了空间。达赖喇嘛为真正的民主创造了空间，他为真正的辩论创造了空间。现在，流亡藏人是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他真正民主的心愿，甚至怀疑你们为未来采取何种策略，这都由人民来决定。
Phayul：你认为流亡西藏政治领导今天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Dibyesh Anand博士：当然，最大的挑战是，他们有很多挑战。他们所面对的一个挑战是要保持流亡社区的团结。其挑战来自于，西藏的政治目标是什么。这是一个主要的争论，但也有其他紧张问题。如何维持印度定居点，如何处理不断增加的从印度和尼泊尔向西方的移民，这对在西藏的运动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有这些问题都很关键。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保持在这里的团结，如何维持一个在印度可行的存在。在尼泊尔，我们知道有很多紧张情况，那儿已没有可行的存在了。
所以，基本上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处理与印度的关系。在领导层面前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在印度公众、国会和政府赢得对印度藏人的支持。我认为领导层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但这需要更认真的措施，因为印度比美国，英国，法国或瑞士都更重要。所以，印度是最重要的国家，因为一旦大量流亡藏人离开印度，那么你们与西藏的连接会消失。
我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跨越互联网的界限并不重要。但是，当藏人逃离西藏时，边境很重要。他们并不生活在一个无边境的国家，他们必须跨越的真实的边境，西藏与尼泊尔和印度的边境。因此，边境是相关的。
当然，他们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保持世界对西藏的兴趣，鉴于大部分兴趣与达赖喇嘛相关。因此，他们必须找到一条途径，让他们保持甚至重生这一兴趣，因为目前西方对西藏的兴趣已经和1990年代不在一个水平。甚至对于达赖喇嘛，兴趣也减退了。
如果看西藏的支持者的组成，至少我知道在英国和美国，除了少数年轻人以外，支持者主要是中产阶级、白人、老年人。这就是目前的局限。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应离开这一支持基础，但有必要在西方的年青人和少数民族中产生兴趣。这是一个挑战。同样，这需要认真对待。
对于中国，说实话，流亡领导层有没有太多可以做的。大多数情况，流亡藏人响应西藏内部的事件；除了在20世纪80年代末达赖喇嘛执行国际化战略，基本上需要将西藏事业推到国外，扩散到全世界。那是唯一一段时期，流亡者实际上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回应。但谈判的承诺和西方对西藏兴趣的懈怠意味着国际化战略的工作推进到这一点，然后停滞。
他们做不了任何事情，促使中国开始谈判。但是，如果中国开始谈判，关键在于流亡藏人能够提供什么新东西。这将部分取决于中国领导层可以提供什么。
但最后一个挑战是如何保持与境内藏人的联系，以及如何保持以他们的名义发言。重要的是要记住，中间道路或让赞（西藏独立）是流亡藏人的辩论，它不是西藏内部的辩论。西藏内部不存在健康的辩论，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所知道的唯一来自西藏的意见，是通过人们的抗议。因此，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抗议为什么发生，以及我们如何能够最好的解读抗议。我们应该避免用我们这儿的意识形态，将它强加于境内抗议。
这甚至对自焚事件也成立。我们不应该将让赞对中间道路的想法强加在他们身上。
在我看来，自焚事件的信息，我们至少从一些藏人那得知，他们认为中国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剥夺了藏人的尊严。
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发展。我知道我们可以挑战中国的发展，但说实话，是的，有歧视，有问题，但西藏一直在快速转型。你不能否认这一点。所以，如果中国政府提供了良好的道路，优越的医疗设施，平等对待藏人，一切都会好起来吗？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政治尊严超越发展，超越面包和黄油的问题。
所以只要藏人感到他们的尊严不被尊重，其主要表现是宗教领袖不在西藏，这个问题将依然存在。
问题的关键是，流亡领导层，在何种意义上，需要考虑到这一点。他们是否完全地代表了西藏境内的意见？这是个挑战。
Phayul：您认为印度将如何应对后达赖喇嘛时代？对于在印度的流亡藏人，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Dibyesh Anand博士：我们一定要记住，1959年，印度为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提供了庇护。在达赖喇嘛尊者不在的情况下，藏人的状态和定位变得更加脆弱，因为尊者不在了，而他的人民仍然在这里。
印度政府尊敬达赖喇嘛，全世界尊敬他。现在，相对于藏人，从广义上讲，印度有可能有三种“使用”方法。
其一是，如他们所说，相对于中国人而言，藏人是一个战略资产。在这种意义上，那种观点试图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藏人，如果不是反对中国，就是提醒中国，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资产。当然，可能很多藏族人喜欢被使用，因为他们可能想在西藏有更多的自由，但是，与之俱来的风险是，如果你被利用，你也有可能被抛弃。
因此，“使用”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健康的心态。比方说，藏人应该不会得到满足或者感到安全；因为他们可能是印度的一个战略性的资产，印度人会庇护他们，就像达赖喇嘛在世时一直保护他们一样。
第二种意见是视藏民为负资产，并且被指责为与中国的问题。你可以想像，在后达赖喇嘛时代的情景。这种观点可以尝试争辩说：“你看，过去四五十年我们已经给予藏人足够的支持，到此为止。无论如何，如果达赖喇嘛不参与，为什么我们应该为之头痛呢？“诸如此类。他们将藏人看作负资产，并可能受到诱惑执行尼泊尔一直在做的政策，抛弃藏人。
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或加拿大愿意接收藏人，那么你可以看到藏人在印度的存在几乎会就此结束。这是一种可能性。
但印度还可以有第三个视角，这是最健康的一种，认识到事情的两个方面。
这种观点承认藏人的重要性，他们承认藏人对印度的文化、经济、宗教和安全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现在，我想这就是藏人在印度要着力的地方。他们必须确保，印度人更多地知道藏人的贡献，不仅仅边境特别部队和国家安全，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还有文化和宗教方面的贡献。例如，菩提伽耶因为藏传佛教而得到了复兴，最重要的是，藏人的存在对于整个喜马拉雅地区印度佛教徒的忠诚是如何重要。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那个观点仍然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加注重让印度人更加意识到藏人的贡献。但作为一个总的趋势，如果我们不主动，我们不能坐等印度行动，因为印度有它自己数以千计的问题，自己都管不过来。
对印度而言，西藏是一个小问题，藏人的存在无关紧要。但重要的事情是，以某种方式将对西藏的关注从少数安全专家和政府官员，转移到印度广大公众的视野。因为，广大公众和议员，如果他们知道西藏的贡献，他们不会允许印度政府将西藏作为一张牌，时而正面打，时而负面打。
当然，除了提高公众意识之外，藏人可以做到的一个方式是，考虑印度国籍问题。
显而易见，藏人履行了所有印度公民的责任，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公民权利。你在哪儿看到非印度人在锡亚琴保护印度公民，在卡吉尔战争中与巴基斯坦作战？
因此，在藏人所在之处，他们正在履行职责，交税，对经济作出贡献，向印度提供安全，但他们没有公民权利。当然，迄今为止印度大体正面对待藏人，远远优于印度对待其他难民。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这取决于政府的慷慨，我们不能永远依赖政府的慷慨。
重要的是，我们产生利益，我们提醒公众、媒体和政客们藏人做出的贡献；记住政客们只关心选票，这是为什么公民权可以帮助藏人。
记住，大多数这儿拥有居住证(RC)的藏人在某种意义上是藏印人或印藏人。所以，公民权利更多意味着你们得到权利做你们已经在做的事情。这并不意味背离西藏，或放弃西藏。它关于同时为两者工作 —— 你的来源国和你的居住国。
原文：Phayul in conversation with Dr Dibyesh Anand
Phayul [2013年2月25日（星期一），01:38]
故乡网采访了Dibyesh Anand博士, 一位西藏的密切观察者，他著有《西藏：地缘政治的牺牲品》，发表了许多有关西藏的研究论文。
Dibyesh Anand博士是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
Phayul：博士，长时间以来，您一直密切观察西藏的斗争和流亡机构，对于西藏的民主制度，您有什么想法吗？
Dibyesh Anand博士：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
这是一个实验，因为你们正在试图建立一个无国籍民众的民主，占西藏总人口比例很小，同时声称代表整个西藏。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们在流亡之中。
藏人民主化的有趣部分是无国籍。到目前为止，这非常有趣，因为达赖喇嘛将实际政治权威给了下一位总理，他的新角色是一位退休的政治领袖。有趣的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它能够让流亡藏人为未来做好准备，那时没有达赖喇嘛这样的人物来团结他们，而他们将团结在民主进程之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积极的事情。民主化的风险是，它也可以导致分裂，就像你所看到印度的情况。民主可以团结民众，但也可能分裂民众。
现在，要避免流亡中的民主导致分裂，重要的是，流亡藏人普遍认同他们的目标。难道只是为了在流亡中生存？这没问题；他们是否也关心，为了西藏的未来，他们想要做些什么。现在我们知道的是，虽然围绕中间道路有个一般的共识，到后达赖喇嘛时期，如果谈判无法启动，十四世达赖喇嘛无法回到西藏，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真实的情境，过去三四十年推进的政策无法达到它想要实现的目标。其结果是，民主无法说服藏族人民中间道路仍然是一条更好的路线。鉴于达赖喇嘛不能与中国达成交易，民选领导能够做些什么？这将是西藏民主的挑战。
另一个问题是，我能够看到，民主化将可能制造与境内藏人距离。境内藏人要求很多东西 —— 独立、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但他们的运动大部分围绕着宗教和宗教生活。与许多人可能认为的相反，他们并非为民主本身而战斗，他们为自由而战，他们正在为宗教自由而战。你们拥有而他们无法拥有的，第一，是民主，但这仍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第二，宗教领袖们居住在这里。
所以，随着民主化的进程，宗教领袖们，包括下一世达赖喇嘛，噶玛巴，萨迦仁波切，他们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性相对将降低。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情况，比方说，在10年或20年的时间内，西藏境内的藏人愿意为总理或民主放弃自己的生命吗？我看不然。
他们可以为达赖喇嘛的一张图片放弃生命，甚至是噶玛巴、萨迦仁波切的图片，如果这变得重要。很难想象他们会为他们从未体验过的制度放弃生命。
所以，我的忧虑是，民主对于流亡者而言是个好的制度，但民主化不能象宗教领袖那样成为国家团结的标志。所以，如果流亡藏人的民主化能够平衡自身，同时保留宗教领袖作为国家团结的标志，这行得通。但是，如果他们在某些方面排斥宗教领袖，那么我不确定这是否能行，因为境内的藏人可能想要别的东西。
Phayul：谈到中国和境内藏人，您认为藏人最终将能够利用这个民主制度吗？
Dibyesh Anand博士：民主确实允许代表和代表性。这一点毫无疑问。现在，民主的主要作用是团结流亡社区。其主要目的不是改造和给西藏内部带来转变。我看不出民主是动员西藏境内藏人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看到大部分时间，藏人们使用达赖喇嘛的图片进行动员，或者他们用中国政府的政策来批评中国。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使用流亡中的民主制度来激励自己。未来他们会这样做吗？这是可能的，但它永远不能象宗教领袖或者缺乏宗教领袖那样，驱动人们的感情做出那种牺牲。
记住，大多数藏人逃出西藏的目的，是为了教育，是为了朝拜达赖喇嘛或其他宗教领袖，而不是为了藏人行政中央。
现在，对中国而言，中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将与达赖喇嘛谈判其个人地位。流亡社区发展更多的民主将不会影响中国，因为中国不接受与没有达赖喇嘛的流亡民主领导谈判。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即使他们想给予西藏真正的自治，他们的理由会是，他们认为达赖喇嘛可以提供西藏的稳定，他将返回西藏，并提供稳定。现在，在达赖喇嘛缺席的情况下，流亡的民主领导能够提供西藏的稳定吗？中国人知道他们不能，因为他们并非广为人知。
所有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知道，民主领导不能提供任何稳定性。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要与他们谈判？达赖喇嘛能够做到，也许下一世达赖喇嘛也能，噶玛巴和其他宗教领袖一起，可能也可以提供这一稳定性。但即使他们也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说实话，因为西藏不稳定的来源不仅仅是因为没有达赖喇嘛或噶玛巴 —— 不稳定的根源是中国的统治。在缺乏宗教领袖的情况下，我不认为民主领袖可以提供稳定。但是，民主是好的，它对流亡社区有其意义，我们必须明确这一点。
Phayul：所以，在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领导未能与中国谈判的情况下，您是否认为，如果有需要时，流亡宗教领袖在未来与中国打交道，会有更好的机会？当然，通过地下管道。
Dibyesh Anand博士：是的。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达赖喇嘛、其他佛教喇嘛与中国政府之间有许多地下管道。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一起承认噶玛巴，这一事实告诉你，地下管道是存在的。现在很多已经不存在了。
因此，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场景，西藏的高级活佛和高级喇嘛，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可能与达赖喇嘛和其他流亡领袖达成交易。但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们会看到喇嘛们有更多的影响力，因此提供更多稳定性。此外，喇嘛回归看上去对中国有好处。同时，对中国人而言，流亡领导回归其实类似于新的流亡精英回流，这会带来新的不稳定。所以，喇嘛回归有利于稳定，会带来良好的形象，而且说到底，宗教领袖处在谈判更有利的位置。不过，当然，这些谈判不是那种达赖喇嘛可以提供的大谈判，有关整个西藏。没有宗教领袖能够进行那种谈判。
所以，我觉得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往生的情况下，如果有任何谈判象现在进行的那么严肃。大家应该感到震惊，
Phayul：当尊者达赖喇嘛所有的政治权力让渡给新当选的藏人领袖后，他对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决定有多大影响？您怎么看？
Dibyesh Anand博士：不直接。因为如你所见，他避免对政治事务作出评论，即使是自焚事件；我不认为自焚是政治性的。他一直对此非常清醒。他知道，他意识到他自己的权威，但他确实不时说些话，可能影响政治运作。
这不是他进行干扰，这也不是他利用其影响力。相反，它是民主领袖如何利用他达到他们的目的。最好的例子是在第二次特别大会（9月25-28）上，当时通过了一项决议，批评少数藏人伤害达赖喇嘛的感情。
一位圣人并不需要我们凡人或政治领袖去保护。
达赖喇嘛是观世音。他是全知。他并不需要这里的领导以某种方式保护他，因为他是圣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谴责个别藏人对达赖喇嘛造成伤害，政治领导层给广大藏人的信号是，“你看他们反对达赖喇嘛 —— 某些人和某些组织。”这不是一个民主的健康发展。但请记住，这不是达赖喇嘛干的。
他可能说过，有些人或组织给他造成伤害，但那是他作为民主社会私人公民的言论，他不是一个政治领袖。所以，我认为他根本没有进行干扰，他也没有以任何方式直接影响。但是，他的影响力可能来自流亡领导如何会或不会使用他的名字，来推进他们的政策。
总的来说，他确实会影响主要议程——“西藏未来会怎么样。“我认为，他已经给真正的民主辩论留下了空间。达赖喇嘛为真正的民主创造了空间，他为真正的辩论创造了空间。现在，流亡藏人是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他真正民主的心愿，甚至怀疑你们为未来采取何种策略，这都由人民来决定。
Phayul：你认为流亡西藏政治领导今天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Dibyesh Anand博士：当然，最大的挑战是，他们有很多挑战。他们所面对的一个挑战是要保持流亡社区的团结。其挑战来自于，西藏的政治目标是什么。这是一个主要的争论，但也有其他紧张问题。如何维持印度定居点，如何处理不断增加的从印度和尼泊尔向西方的移民，这对在西藏的运动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有这些问题都很关键。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保持在这里的团结，如何维持一个在印度可行的存在。在尼泊尔，我们知道有很多紧张情况，那儿已没有可行的存在了。
所以，基本上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处理与印度的关系。在领导层面前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在印度公众、国会和政府赢得对印度藏人的支持。我认为领导层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但这需要更认真的措施，因为印度比美国，英国，法国或瑞士都更重要。所以，印度是最重要的国家，因为一旦大量流亡藏人离开印度，那么你们与西藏的连接会消失。
我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跨越互联网的界限并不重要。但是，当藏人逃离西藏时，边境很重要。他们并不生活在一个无边境的国家，他们必须跨越的真实的边境，西藏与尼泊尔和印度的边境。因此，边境是相关的。
当然，他们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保持世界对西藏的兴趣，鉴于大部分兴趣与达赖喇嘛相关。因此，他们必须找到一条途径，让他们保持甚至重生这一兴趣，因为目前西方对西藏的兴趣已经和1990年代不在一个水平。甚至对于达赖喇嘛，兴趣也减退了。
如果看西藏的支持者的组成，至少我知道在英国和美国，除了少数年轻人以外，支持者主要是中产阶级、白人、老年人。这就是目前的局限。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应离开这一支持基础，但有必要在西方的年青人和少数民族中产生兴趣。这是一个挑战。同样，这需要认真对待。
对于中国，说实话，流亡领导层有没有太多可以做的。大多数情况，流亡藏人响应西藏内部的事件；除了在20世纪80年代末达赖喇嘛执行国际化战略，基本上需要将西藏事业推到国外，扩散到全世界。那是唯一一段时期，流亡者实际上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回应。但谈判的承诺和西方对西藏兴趣的懈怠意味着国际化战略的工作推进到这一点，然后停滞。
他们做不了任何事情，促使中国开始谈判。但是，如果中国开始谈判，关键在于流亡藏人能够提供什么新东西。这将部分取决于中国领导层可以提供什么。
但最后一个挑战是如何保持与境内藏人的联系，以及如何保持以他们的名义发言。重要的是要记住，中间道路或让赞（西藏独立）是流亡藏人的辩论，它不是西藏内部的辩论。西藏内部不存在健康的辩论，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所知道的唯一来自西藏的意见，是通过人们的抗议。因此，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抗议为什么发生，以及我们如何能够最好的解读抗议。我们应该避免用我们这儿的意识形态，将它强加于境内抗议。
这甚至对自焚事件也成立。我们不应该将让赞对中间道路的想法强加在他们身上。
在我看来，自焚事件的信息，我们至少从一些藏人那得知，他们认为中国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剥夺了藏人的尊严。
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发展。我知道我们可以挑战中国的发展，但说实话，是的，有歧视，有问题，但西藏一直在快速转型。你不能否认这一点。所以，如果中国政府提供了良好的道路，优越的医疗设施，平等对待藏人，一切都会好起来吗？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政治尊严超越发展，超越面包和黄油的问题。
所以只要藏人感到他们的尊严不被尊重，其主要表现是宗教领袖不在西藏，这个问题将依然存在。
问题的关键是，流亡领导层，在何种意义上，需要考虑到这一点。他们是否完全地代表了西藏境内的意见？这是个挑战。
Phayul：您认为印度将如何应对后达赖喇嘛时代？对于在印度的流亡藏人，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Dibyesh Anand博士：我们一定要记住，1959年，印度为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提供了庇护。在达赖喇嘛尊者不在的情况下，藏人的状态和定位变得更加脆弱，因为尊者不在了，而他的人民仍然在这里。
印度政府尊敬达赖喇嘛，全世界尊敬他。现在，相对于藏人，从广义上讲，印度有可能有三种“使用”方法。
其一是，如他们所说，相对于中国人而言，藏人是一个战略资产。在这种意义上，那种观点试图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藏人，如果不是反对中国，就是提醒中国，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资产。当然，可能很多藏族人喜欢被使用，因为他们可能想在西藏有更多的自由，但是，与之俱来的风险是，如果你被利用，你也有可能被抛弃。
因此，“使用”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健康的心态。比方说，藏人应该不会得到满足或者感到安全；因为他们可能是印度的一个战略性的资产，印度人会庇护他们，就像达赖喇嘛在世时一直保护他们一样。
第二种意见是视藏民为负资产，并且被指责为与中国的问题。你可以想像，在后达赖喇嘛时代的情景。这种观点可以尝试争辩说：“你看，过去四五十年我们已经给予藏人足够的支持，到此为止。无论如何，如果达赖喇嘛不参与，为什么我们应该为之头痛呢？“诸如此类。他们将藏人看作负资产，并可能受到诱惑执行尼泊尔一直在做的政策，抛弃藏人。
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或加拿大愿意接收藏人，那么你可以看到藏人在印度的存在几乎会就此结束。这是一种可能性。
但印度还可以有第三个视角，这是最健康的一种，认识到事情的两个方面。
这种观点承认藏人的重要性，他们承认藏人对印度的文化、经济、宗教和安全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现在，我想这就是藏人在印度要着力的地方。他们必须确保，印度人更多地知道藏人的贡献，不仅仅边境特别部队和国家安全，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还有文化和宗教方面的贡献。例如，菩提伽耶因为藏传佛教而得到了复兴，最重要的是，藏人的存在对于整个喜马拉雅地区印度佛教徒的忠诚是如何重要。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那个观点仍然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加注重让印度人更加意识到藏人的贡献。但作为一个总的趋势，如果我们不主动，我们不能坐等印度行动，因为印度有它自己数以千计的问题，自己都管不过来。
对印度而言，西藏是一个小问题，藏人的存在无关紧要。但重要的事情是，以某种方式将对西藏的关注从少数安全专家和政府官员，转移到印度广大公众的视野。因为，广大公众和议员，如果他们知道西藏的贡献，他们不会允许印度政府将西藏作为一张牌，时而正面打，时而负面打。
当然，除了提高公众意识之外，藏人可以做到的一个方式是，考虑印度国籍问题。
显而易见，藏人履行了所有印度公民的责任，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公民权利。你在哪儿看到非印度人在锡亚琴保护印度公民，在卡吉尔战争中与巴基斯坦作战？
因此，在藏人所在之处，他们正在履行职责，交税，对经济作出贡献，向印度提供安全，但他们没有公民权利。当然，迄今为止印度大体正面对待藏人，远远优于印度对待其他难民。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这取决于政府的慷慨，我们不能永远依赖政府的慷慨。
重要的是，我们产生利益，我们提醒公众、媒体和政客们藏人做出的贡献；记住政客们只关心选票，这是为什么公民权可以帮助藏人。
记住，大多数这儿拥有居住证(RC)的藏人在某种意义上是藏印人或印藏人。所以，公民权利更多意味着你们得到权利做你们已经在做的事情。这并不意味背离西藏，或放弃西藏。它关于同时为两者工作 —— 你的来源国和你的居住国。
星期五, 7月 19, 2013
流亡中的民主
流亡中的民主
──西藏流亡政府第十四届议会与第九届噶厦首席部长选举分析
作者：苏嘉宏 (台湾)
中文摘要
以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的西藏流亡政府，虽然其「政教合一」制度素负盛名，但印度的流亡藏人社会以持续将近半世纪的「定期选举」的方式，进行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选举工作，民主的政治制度早已稳定运作。由于流亡藏人社会并不具备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或条件，一般选举概念中的政党和政党提名候选人的机制尚不成熟，除了青年会、全国民主党之外，流亡藏人社会已无其它任何以某种政治理念为内涵所组建、运作的政治组织，所以西藏流亡政府的选举制度是以两次投票方式进行，先以「预选」来进行「全民提名」，再根据预选结果进行「复选」，产生正式选举结果。流亡藏人施行直接选举的过程几经转折，但一直都以达赖喇嘛为「训政导师」，在达赖喇嘛主导下实现流亡藏人社会的民主化。第十四届西藏人民会议选举结果有下列特色：预选和正式选举并无太大变化、西藏青年会高阶干部多人当选、新而年轻的议员当选超过三分之一、「新难民」与第二代流亡藏人同时能获得认同而当选、竞选过程转为公开积极。内阁首席部长则是一场没有任何竞争的选举，仍由声望崇隆的桑东仁波切连任，他明确地指出，如果他当选，除了继续原有的政策而外不会有其它的变化，这包括在政治上将会继续推动与北京政府的和谈在内。
一、前言：民主制度的坚持
2005年6月6日，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宣布了第十四届议会与第九届噶厦首席部长（内阁总理）换届改选的日期，这标志着虽然在新一轮的达兰莎拉与北京的和谈进行中，印度的流亡藏人社会仍然以持续将近半世纪的「定期选举」的方式，进行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选举工作，民主的政治制度稳定运作。
达赖喇嘛回忆自己从小就喜欢改革与创新，他说：「当时我尚未承担职责，在与伴读学者等聚会谈论时，从他们那里厅到许多对我们当时的社会制度所存在之弊病的议论，从内勤人员处也能听到许多他们（对当时制度）的嘲讽。我自己也认为我们的制度应该进行改革。后来我虽然承接了政教大任，但接着就被迫前往卓木（藏印边界），当时完全无能为力。其后稍微学习了一些外界的制度并成立了『社会改革』1，开始进行改革。当时并没有民主这个词汇，听说过民众国家，有时候一些人也讲「民」主主义。2当时对于制度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虽然没有清晰的概念，但却非常明确地知道对当时我们所有的制度、差役和法律体系等许多制度必须要进行改革，而且也相信这一切是能够实现的。然而由于和中国人在一起而一直难于施展，如果按照他们（中共）的观点进行改革则显得过分的极端，而根据藏人的愿望做出适合藏人的改革，则又有中国方面的阻碍，如此这般的几年时间就过去了。到了1959年流亡以后，刚开始把时间全部倾注在想办法送流亡藏人到比较凉爽地方去生存的事情上，一年多以后才开始在延续具有三百余年历史的西藏甘丹颇章政权之法统的基础上，为了将政权性质改革成现代民主制度而做了很多的努力。这次（指前一届）确定首席内阁部长这个目前西藏流亡政府的最高领导职位将要通过人民直接投票选举的方式产生，对此决定人民表现极为重视，选举非常顺利，现在已经确定桑东仁波切当选，非常好。通过多年来不断地积累经验，坚定地走向民主的道路，现在已取得了实质的成果，为此我要特别向桑东仁波切表示祝贺。」3
由于印度的藏人流亡社会并不完全具备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条件，一般选举概念中的政党和政党提名候选人的机制尚不成熟，所以西藏流亡政府的选举制度是以两次投票方式进行，先以「预选」来进行「全民提名」，再根据预选结果进行「复选」，产生正式选举结果。所以，如此规定是由于流亡社会的特殊情势，和与此相适应而产生的选举制度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议会「预选」结束后，根据选举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在正式公布候选人名单之前，为了给被选民在「预选」中推荐出来的候选人做出参选或退选的决定，应给予他们六十天的时间以确定是否接受选民的推荐来竞选下一届的议会议员。如此一来，议会和噶厦的换届都要分别办理两次选务工作，这使得为数不多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在一个换届选举期间内工作负担繁重，选举经费也过于庞大。
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在公告中指出：「虽然有各方面的意见指出，基于减少开支以及从选举部门与选民的方便着想，希望议会选举和政府噶厦首席部长的选举能够同时进行；但是，根据选举章程，首席部长的选举必须在一百三十天内完成，而议会选举则规定在预选结束后和公布候选人名单之间以及到正式选举为止中间必须间隔六十天以上。因此，议会选举与首席部长的选举无法同时进行。」西藏流亡政府完全没有因为减少工作或节省经费的考虑而停办、减办选举，在民主制度上坚持理想。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日期，西藏流亡政府第十四届议会议员的「预选」于2005年9月11日进行，首席部长的「预选」于2005年12月22日进行，议会和首席部长的「正式选举」同时在2006年3月18日进行。但是，到了2005年9月27日，在议会预选结束后不久，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对首席部长的选举日期做出了变更，根据当时选举委员会的说法，由于十二月份是流亡藏人纷纷外出经营毛衣贸易的时候，为了保证更多的人参加首席部长的预选，各流亡藏人定居点都要求变更选举时间，因此决定，议会正式选举日期不变，首席部长的预选日期改在3月18日与议会正式选举同时进行，而首席部长的正式选举则改在2006年6月3日进行。
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选举的登记选民为82620人，实际前往投票的人共计有43202人，投票率52.29％。有关内阁首席部长的选举结果，因为是「一人一票，不分地区」；因此，其登记的选民数等于议会选举中选民登记总数（82620）减去各「教派」的选民（僧尼）登记总数（12120＝1919+1303+819+7790+289，这是因为他们同时也在各个「地方」选区登记，也就是说，僧尼在议会选举中有投「教派」和「地方」候选人的两次投票权，但在首席部长选举中只能投一次）等于70500人。这次的内阁首席部长选举，在预选中投票人数是37421人，正式选举中投票人数为32205，正式选举中投票率只有45.68％。桑东仁波切得票在预选中是30924张，正式选举时是得票29216张，正式选举中得票率高达90.72%。在2001年的选举中，桑东仁波切的得票是29000张，得票率是84.54%；因此，这一次桑东仁波切的实际得票和得票率都比第一次稍高，而正式选举中投票率偏低，只有45.68％甚至未能过半，一方面是因为「议会正式选举」与「内阁首席部长初选」同时举行，这时两种选举的投票率仍甚一致，但后来「内阁首席部长正式选举」却是单独举行，桑东仁波切人望和政声极高，初选时已经囊括绝大部分选票，领导地位根本无人可以挑战，因此流亡藏人对于已经预先知道确定结果的「首席部长复选」显得比较没有意愿投。
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初选」结果统计
票源：卫藏 康区 安多 宁玛 噶举 萨迦 格鲁 苯教 美加 欧洲 总计
选民登记：42788 18357 4136 1892 1217 781 7762 242 2804 2252 82231
实际投票：21548 9041 2030 1427 523 572 3172 191 1112 708 40324
投票率百分比：50.36 49.25 49.08 75.42 42.97 73.24 40.87 78.93 39.66 31.44 49.04
被推荐候选人：1709 930 414 53 29 73 355 18 109 50 3740
资料来源：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提供（2006年3月）
第十四届和近几届西藏人民议会「正式选举（复选）」结果统计
第十一届议会选举
地区：卫藏 康巴 安多 宁玛 噶举 萨迦 格鲁 苯教 美加 欧洲 总计
登记选民：32144 11762 1941 1096 611 511 3763 177 636 1253 53894
实际投票：19899 7354 1317 907 338 360 1552 161 413 579 32880
投票率%：61.91 62.53 67.84 82.76 55.32 70.45 41.24 90.96 64.94 46.21 61.01
第十二届议会选举
登记选民：35134 17526 2775 1632 531 569 7888 363 1982 1253 69653
实际投票：20763 10715 1540 1366 485 418 3987 154 792 482 40702
投票率：59.10 61.14 55.50 83.70 91.34 73.46 50.55 42.42 39.96 38.47 58.44
第十三届议会选举
登记选民：35680 16015 3014 1758 841 565 7288 160 2330 1500 69151
实际投票：21551 10373 1837 1153 646 472 4405 135 714 431 41717
投票率：60.40 64.77 60.95 65.59 76.81 83.54 60.44 84.38 30.64 28.73 60.33
第十四届议会选举
登记选民：42868 18420 4156 1919 1303 819 7790 289 2804 2252 82620
实际投票：22899 10149 2003 1376 798 497 3171 213 1272 824 43202
投票率：53.42 55.10 48.20 71.70 61.24 60.68 40.71 73.70 45.36 36.59 52.29
二、流亡藏人社会的政党政治尚在起步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提供的统计数字，流亡印度的藏人难民总数达到十一万一千二百余人，其中包括在流亡中出生的难民孩子。4这十一万多藏人分散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的七十余个藏人定居点，在如此分散居住的西藏流亡社会中，虽然已经拥有全国民主党等「政党」或青年会等「准政党」的组织，但就整体而言，政党政治仍极不发达。
据在采访中介绍，青年会成员有近三万人，其中有很大的比例是只会说藏语、印度话和受印度英文教育成长的流亡中出生的新一代藏人，他们的最主要宗旨就是追求西藏独立，青年会将自己定位为整个西藏民族寻求独立的代表组织，而不是代表某种意识型态或某一阶级、集团利益为其诉求的政党，因此并不做为政党或团体参加议会选举，但对现行的议会选举制度也没有提出挑战。
另一个正式注册的政党是全国民主党，全国民主党的成立也是基于达赖喇嘛的主张，达赖喇嘛在八十年代末多次提出：「在发展民主的过程中，我们西藏是否也应该引进政党民主制度？」等相同的议题。在经过印度流亡藏人社会长时间的讨论后，因为当时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团体或个人出面组建政党，所以由青年会带头协助，召集流亡社会中各个阶层持不同意见的人相聚会商讨论，筹建政党。最后，经过几天的讨论，与会者才先确定要正式成立政党，然后再讨论确定新政党的党纲。虽然全国民主党是一个符合达赖喇嘛期待的政党，但这样一个不是由人民自发组成的政党，并不具备历史的、政治的草根联系，体质上仍嫌先天不足，所以除了在成立初期曾经造成一定的媒体轰动效应之外，实际上很难在流亡社会中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其成员即使在最兴盛的初创时期也只有几千人，而且大部分都仅仅是「注册党员」，平时经常参与活动的积极党员则更少，故在流亡社会中的影响很小。全国民主党党主席噶玛秋佩是卫藏选区的议员，虽然一直当选连任，但得票一般都不高，上一届为第六名，这一次的换届选举更是敬陪末座；而且根据访谈得知，其实他的当选主要还是靠他个人魅力，政党和政党的资源并非他能连任的主因。除了青年会、全国民主党之外，流亡社会已经没有其它任何值得一提的以某种政治理念为内涵所组建、运作的政治组织。
由于没有政党来推举、提名候选人和政党推动竞选活动，流亡社会的选举制度其实并非一般国际社会所习见的政党政治，由政党提名候选人竞选方式的选举，而是从1959年末达赖喇嘛第一次在印度会见流亡藏人时，应其指示，由流亡印度的西藏人民从「西藏三区（卫藏、康巴、安多）」各自推选出两名代表，并在次年9月2日正式组成西藏人民议会。由此以来，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一直都根据「三区」由「三区当地人民」投票选举产生的制度就一直沿用至今，中间除了增加名额、增加宗教议员名额等之外，并无实质的改变。
三、西藏流亡社会的选举制度
（一）流亡藏人施行直接选举的过程
西藏流亡政府内阁的产生经历了几个转折，流亡初期一直都只是由达赖喇嘛直接予以任命，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改为由达赖喇嘛提出大约十四名以上的候选人名单，然后由议会从中选出七人组成西藏内阁，首席内阁部长则由当选的内阁成员通过选举产生。印度流亡藏人的民主化一直都以达赖喇嘛为「训政导师」，他很早就对由他提出候选人名单的产生方式内阁表示不满，为了落实政党政治制度，达赖喇嘛虽然很早以前就一再提出组建政党以建立政党政治的主张，并曾经强力支持西藏共产党、西藏全国民主党等政党的成立、发展，无奈由于藏人的政治文化因素，政党政治迄今仍不能成为西藏流亡社会的主流，因此内阁候选人的产生方式一直都是在广泛征询各方面意见后由达赖喇嘛提名，经西藏人民议会推举的方式产生。
在十二届议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期间，达赖喇嘛在议会发表讲话时正式提出候选人由卸任内阁部长、议员以及各民间团体常委共同通过选举产生的想法，议会经过讨论，决定采用由人民直接通过选举产生候选人的方式。2001年1月30日，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公布了第十三届议会各地区候选人的名单，其中康区候选人的名单中并没有第十二届议会康区得票最高，而且一直担任议会议长的桑东仁波切却不在候选人的名单中。5桑东仁波切在受访时表示：已经当了两届共十年的议员，他自己觉得他可以尽力或需要做的事情已经做了，十年没有做到的事情以后再继续当议员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此，宣布不参加议会选举。
2001年3月15日，西藏流亡政府的第十二届西藏人民议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达兰莎拉召开，这次议会的议程主要是讨论通过西藏流亡政府2001年到2002年的预算，然后再讨论其它的问题。62001年3月16日下午四点，达赖喇嘛照例前来议会发表演讲，达赖喇嘛在演讲中再次提到西藏流亡政府的内阁首席部长应该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问题，这个议题达赖喇嘛以前曾提过，而且也经过了议会的讨论，议会当时讨论的结果是「维持现有的体制」，即「由达赖喇嘛提名后由议会选举产生」，而达赖喇嘛在这次的讲话中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对以前议会做出的决定不认同或不满意。因此，议会就分成三个小组讨论达赖喇嘛的讲话，3月20日，各小组将讨论的结果报告呈交议会。7 议会经过对上述三个小组提出的各种意见的讨论，最后由议长任命包括议会副议长和三个小组之秘书长等议员的小组，负责草拟修改草案。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起草小组拟定的「宪章」修改草案，将首席部长的选举方式做了改变，并修改了「宪章」中所有有关的条款，使原来的政府所有部长候选人都由达赖喇嘛提名，议会选举产生的方式，改为由人民自由投票提出候选人名单，然后根据得票多少产生不超过三人的候选人，再通过人民直接投票从中选举产生首席部长，然后由首席部长提出其它部长的候选人名单经议会多数通过即可。8
2001年3月31日，十三届议会的选举投票正式举行，但这一届议会已经没有了选举政府部长的权利。2001年4月20日，西藏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出了首席部长预选公告，公告确定了首席部长的选举过程和时间。根据法定的选举程序，在规定的时间内，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公布了预选的结果，得票顺序为：
（1）桑东仁波切?罗桑丹增，康区久巴（现云南省迪钦州），身分为卸任议会议长，得票31444票。
（2）久钦图登南嘉，康区德格人（现四川省甘孜州），卸任首席部长，得票3732票。
（3）嘉洛敦珠，安多达泽人（现青海省海东地区），卸任部长，得票2304票。
（4）嘉日?洛周坚赞，康区娘荣人，（现四川省甘孜州）卸任部长，得票330票。
（5）哲童丹增南嘉，拉萨人，卸任部长，得票104票。9
公布以后，正式参选的只有桑东仁波切和久钦图登南嘉二人，期间虽然曾进行过了几次竞选辩论，但由于辩论会不过是阐述一些政治理念而已，并没有相互批评指责或辩论的情况发生，只是「行礼如仪」而已。正式投票以后，桑东仁波切当选，9月5日，桑东仁波切在达赖喇嘛座前宣誓就任。10
（二） 2006年西藏流亡政府与西藏人民议会的换届选举
为了解决产生候选人的问题，西藏流亡政府就将选举分为「预选」和「正式选举」两个阶段。在预选中，选民领到的是完全空白的选票，选民可以依其自由意愿填写一定限额的自己所支持、推荐的候选人名字（三区地区议员十名，宗教议员两名），因为个人声望德养崇高和其它诸多原因而被提名、推荐出来的候选人人数很多，由于藏人名字重复的现象实在太多，因此还要进一步加注所支持、推荐的候选人的籍贯、目前的住址等「人别数据」。预选投票结束后，选举委员会将会根据「得票顺序」确定应当选名额三倍以上的人员名单，在六十天的期限内，征询这些被人民提名、推荐者的意见。整个选举过程中几乎很少有公开的竞选活动，因此一些自己并没有竞选意愿的人也可能因为德高望重等因素在他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民提名、推荐出来，故而前述这六十天就是那些获得提名、推荐者自己要做出是否参选决定的犹豫期间。
根据选举章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不管当事人决定参选或退出选举，都应向自己所属的地方选举委员会做出说明；决定参选者还要呈交自己的简历，然后由地方选举委员会审查参选者并非属于被「流亡藏人宪章」剥夺了选举权者，具有合法参选资格，然后报给位于达兰莎拉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并在六十天以后做为正式候选人随同他们的简历加以公布，地方选举委员会还要组织人力进行宣传，力求让每一个藏人都了解候选人的情况，而且正式候选人的人数不得少于应当选名额的一倍。对此，流亡政府的选举章程明文规定：「一、在进行正式选举的60天之前，选举委员会应在当地的报章媒体公布不少于应当选人数一倍以上的候选人名单以及自我推荐为候选人的名单和他们的简历、候选人的标记等。二、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候选人名单，要责成地方选举事务所在所属各选区进行广泛宣传，务使选民能够记住各候选人名字，在人口密集处应张贴宣传。」所以为候选人进行宣传为选举委员会的「法定义务」，完全不是一般民主国家中通常依法规定办理选务的行政机关应该「行政中立」。
根据以上的法定程序，2005年11月8日，西藏流亡政府中央选举委员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第十四届议会议员预选结果，根据所公布的结果，按得票顺序排列的候选人名单，西藏三区的议会候选人各有五十名、各教派候选人各有十人、欧洲地区十名候选人，美国与加拿大两地五名候选人。另据统计，在本次预选选举中卫藏最高选票数为8406票，多堆为6272票，多麦为1038票；四大教派之一的格鲁派最高选票数为659票，噶举为213票，萨迦为298票，宁玛为1294票，苯教为80票；欧洲地区最高选票数为175票；美国与加拿大最高选票数为412。虽然没有政党政治的直接介入运作，选票其实仍然会明显集中在一些人身上，这种来自各个定居点、散居点的选民共识是流亡社会的稳定力量。根据选举章程规定，上述人员必须在六十天内做出是否接受提名、推荐参加第十四届议会选举的决定，2006年1月17日，西藏流亡政府中央选举委员会在删除退出选举者名单后正式公布了第十四届议会的候选人名单，其中卫藏和康巴各二十一名候选人、安多二十名候选人、各教派都是各四名候选人、欧洲四名候选人和美加地区两名候选人。紧接着经过再一次投票后，同年4月19日，西藏流亡政府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了第十四届议会的正式选举的结果，约三分之一的议员是第一次当选。
另外，达赖喇嘛已经宣布将不再行使「直接任命三名议员」的权力，对于由达赖喇嘛直接任命三名议员的初衷是议员一般都是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的社会活动家，他们在政治上有比较强烈的政治热情，但却并不能期待他们一定了解教育、卫生和学术界等各个专业领域的事项，而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士要想成为一个广为整个流亡社会所知者是并不容易，因之为了能够让议会有这些专业领域的代表和意见，就由达赖喇嘛在教育、卫生和学术界等领域直接任命三名议员。许多熟悉西藏流亡政府的人士认为，过去这个规定在流亡社会的运用应该是比较成功的，通过达赖喇嘛的直接任命，对流亡社会的上下阶层流动、领域交流等方面起了正面作用，例如：目前的内阁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流亡社会的人望是无人可以比拟，但在最初，他能成为议员则是由于达赖喇嘛的直接任命，否则他到现在为止的身分都可能仅仅只是一个高僧或高级佛学院的院长，无法从宗教领域跨足到政治领域。与此相同者尚有现任教育与卫生部长图登龙瑞，根据采访所了解，他原来也只是一个学校中令人敬佩的教师，后由达赖喇嘛直接任命为议员，在议会中继桑东仁波切之后当选为议长，并在2000年被桑东仁波切在其议长任上延揽入阁，成为在西藏流亡政府杰出能干的部长之ㄧ。虽然有达赖喇嘛直接任名三名议员的方式为很多有抱负，但是无意愿、无财力参与竞选活动的人士提供了一种参与的途径，但由于达赖喇嘛主动认为、坚持这种方式并不符合民主原则，而在今年开始正式放弃了，但西藏人民议会并没有跟进修改宪章，因此达赖喇嘛仍有直接任命三名议员的权力，达赖喇嘛在必要时在法律上还可以继续行使，但一般都认为，今后应该不会再是一种经常性的安排。
四、选举结果分析
（一） 第十四届西藏人民会议
a，预选和正式选举并无太大变化
对照预选和正式选举的结果，在卫藏和安多地区各十名当选议员全部都是预选中的前十名，这说明预选和正式选举期间选民的取舍立场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即使在康区的十名当选议员中，除了预选排名第八者在正式选举中落选，而是由预选中名列第十三名的德瓦仓多杰旺德名列第十名入选而外，其它九名在预选中也都在前十名当中。宗教议员中，宁玛派和格鲁派是选民最多的两个教派，其议员也比较稳定，都是上一届议员连任，而且在预选中也排名第一名、第二名，噶举派当选者的得票在预选中则排名第四名和第一名，萨迦派当选议员在预选中的排名也是第一名和第四名，苯教当选议员在预选中的排名是第三、第四名。美国当选议员在预选中排名第一，欧洲当选议员在预选中排名第三和第五名。
西藏人民议会第十四届议会当选议员简历与初选、正式选举得票结果
一、卫藏地区议员（根据得票顺序排名）
1. 才丹诺布 46岁，仲麦人，现居尼泊尔，大学毕业，曾在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负责边界接待工作，1995－2001年任青年会会长，后任教育部所属桑波札报编辑。 预选排名第1，得票8406张，正式选举得票14456张。
2. 卓玛才仁 49岁，札奈人，师校毕业，先后任教二十六年，期间多次兼任西藏青年会的地方支部负责人。2001年当选为第13届议员，2002年去美国进修。 预选排名第2，得票8183张，正式选举得票14113张。
3. 阿旺拉姆 49岁，大学毕业后担任教师，先后担任两届西藏妇女会秘书长的职务，平时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4，得票7283张，正式选举得票12451张。
4. 噶玛益喜 40岁，萨迦人，大学期间加入青年会，毕业后任小学教师，兼任青年会地方负责人，1995－2001年连续担任两届青年会副会长，期间组织绝食与进军西藏等活动，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3，得票8135张，正式选举得票11807张。
5. 达瓦才仁 51岁，定日人，高中毕业，1972年加入青年会，积极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在达兰莎拉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先后两次当选地方行政官，被达赖喇嘛直接任命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5，得票5621张，正式选举得票11505张。
6. 嘉诺才旺 49岁，嘉诺人，小学毕业，创办私人企业和中学，在多个社会服务机构任职，因积极从事社会服务工作而多次获奖。 预选排名第8，得票3986张，正式选举得票9638张。
7. 伊喜彭措 43岁，阿里人，1988年获得阿嘉拉学位后任教职八年，并先后担任西藏全国民主党秘书长、主席、藏印友好会秘书等职。多次参加国际会议，为社会活跃人士。 预选排名第6，得票4876张，正式选举得票9616张。
8. 次仁卓玛 49岁，宗噶人，先后担任妇女会地方代表、秘书长、卫藏地方会常委等，2001年当选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7，得票4277张，正式选举得票8351张。
9. 达瓦朋吉 42岁，从小父母双亡，在流亡政府的孤儿院长大，大学毕业后，任职西藏流亡政府，后担任西医医院院长，并兼任青年会达兰莎拉地方负责人，全国民主党秘书长等职。 预选排名第10，得票3616张，正式选举得票8218张。
10. 噶玛秋佩 56岁，阿里人，大学毕业后任教，任校长等职，同时多次兼任青年会地方负责人，先后当选为第11、12、13届议会的议员，目前为西藏全国民主党主席。 预选排名第8，得票3968张，正式选举得票7783张。
二、康巴地区议员（根据得票顺序排名）
1. 嘉日卓玛 41岁，娘荣（新龙）人，大学毕业，在校期间即为活跃份子，毕业后当选为青年会常委，并先后当选为第11届、12届、13届议会议员，为第13届议会的副议长。 预选排名第1，得票6272张，正式选举得票7053张。
2. 久钦贡秋 33岁，德格人，学校毕业后从事社会服务，当选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2，得票3219张，正式选举得票5777张。
3. 色达次成 31岁，色达人，小学毕业后就学色达五明佛学院，1998年流亡印度，任「诺乌」杂志编辑等多项编纂工作，发表各种文章百余篇。2003年创建卡瓦噶波西藏文化中心，任「西藏邮报」总编。 预选排名第4，得票2579张，正式选举得票5772张。
4. 乌金多嘉 54岁，囊谦人，从小岁父亲接受藏文教育，后任寺院主管，比日囊谦同乡会会长，当选为第12、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3，得票3100张，正式选举得票5723张。
5. 索南多嘉 58岁，芒康人，15岁参加游击队，后被俘，66年获释后继续从事西藏独立运动，1989年流亡印度，1991年当选为11届议会议员后又连续当选为12、13届议会的议员。 预选排名第5，得票2564张，正式选举得票5472张。
6. 多杰旺德 42岁，理塘人，1987年毕业于印度昌迪嘉大学建筑设计系，后赴法国深造，返回后一直从事建筑行业。 预选排名第13，得票1275张，正式选举得票4523张。
7. 乌噶玉仲 35岁，昌都人，德里大学政治系毕业，获硕士学位，先后在妇女会、民主与人权促进中心、Kreddha亚洲分部担任各种职位，组织过许多国际性的活动。 预选排名第9，得票1674张，正式选举得票4490张。
8. 秋俊旺秀 34岁，噶瓦人，大学毕业，1995－2001年担任青年会外交秘书长，组织和参加了各种活动，并任藏印友好会的负责人。 预选排名第6，得票2285张，正式选举得票4338张。
9. 格桑坚参 39岁，巴塘人，毕业于四川藏语学校、四川社会主义学院，曾在统战部、政协等部门任职，1999年流亡印度，在西藏研究中心负责康区研究，创建卡瓦噶波西藏文化中心。 预选排名第10，得票1495张，正式选举得票4273张。
10. 次成丹增 66岁，甘孜人，曾在西藏流亡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二十余年，当选为第12、13届议会的议员。 预选排名第7，得票1842张，正式选举得票4173张。
三、安多地区议员（根据得票顺序排名）
1. 边巴才仁 38岁，马达拉斯大学经济系毕业，当选为第12、13届议会议员，现任西藏议会与政治研究中心的主管。 预选排名第1，得票1038张，正式选举得票1353张。
2. 嘉荣．达瓦才仁 53岁，嘉荣人，从军25年，1994年退役，2001年当选为第13届议会的议员。 预选排名第2，得票1023张，正式选举得票1345张。
3. 恰札拉莫嘉 42岁，蒙旗人（黄南），18岁开始任教，1989年流亡印度后继续任教至今，为国际笔会西藏分会会长，2004年补选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5，得票685张，正式选举得票1184张。
4. 丹增克珠 53岁，达泽人，大学毕业，为达赖喇嘛的侄子，继承其母在印度开创的事业，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并先后当选为第12、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8，得票436张，正式选举得票1058张。
5. 丹增贡波 46岁，恰雄人，海南州师专毕业后在家乡任教，1986年流亡印度，任「民主」报编辑，未来西藏之声记者，并从事社会服务事业，1999年补选为第12届议会议员，并连任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3，得票804张，正式选举得票1003张。
6. 卓噶拉莫 46岁，阿坝格底人，先后当选第11、12、13届议会的议员，并曾任西藏妇女会会长，在定居点长年义务为准备入寺为僧的少年教授藏语文。 预选排名第4，得票749张，正式选举得票998张。
7. 佩杰?卓玛措莫 41岁，夏琼人，大学毕业，长期担任青年会和妇女会的地方负责人，1995年当选为妇女会副会长，平时从事许多社会服务事业，当选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7，得票455张，正式选举得票968张。
8. 才仁玉仲 42岁，卓尼人，从1982年开始一直在基层从是行政管理的辅助工作，并在各种非政府组织中担任地方负责人的职责，并当选为洪苏藏人定居点合作社的社长。 预选排名第6，得票545张，正式选举得票944张。
9. 色达次成乌色 35岁，色达人，小学毕业后出家为僧，1992年流亡印度，在寺院求学的同时担任藏语教师，并担任噶登寺的藏文秘书。 预选排名第9，得票317张，正式选举得票917张。
10. 伊喜卓玛 34岁，霍藏人，19岁当选为妇女会达兰莎拉分会会长，其后仁妇女会常委。 预选排名第10，得票309张，正式选举得票689张。
四、各宗教教派议员
（一）宁玛派议员
1. 才仁彭措 57岁，贡觉人，早年出家，完成所有宗教学业，获阿扎拉学位，后进入大学，主修政治学，毕业后从事民族自由运动，当选为第11、12、13届议会的宗教议员。 预选排名第1，得票1294张，正式选举得票1037张。
2. 嘉日布楚 41岁，娘荣人，大学毕业，曾在西藏流亡政府和新难民学校担任义工，当选为第12、13届议会的宗教议员。 预选排名第2，得票965张，正式选举得票807张。
（二）噶举派议员
1. 噶玛喜然塔森 52岁，羊八井人，早期在噶玛巴之荣德寺出家，并从瓦拉纳喜佛学院毕业，后长期在噶举派所属各机构工作，曾做为十五世噶玛巴的私人代表参与相关事务，目前为嘉察仁波切的管家。 预选排名第4，得票123张，正式选举得票479张。
2. 索南占德 65岁，那曲巴塔人，1955年出家为僧，后随噶玛巴流亡印度，在印度被派去学习英语和医学，毕业后在定居点任医生，当选为第13届议会宗教议员。 预选排名第1，得票213张，正式选举得票475张。
（三）萨迦派议员
1. 白玛俊乃 46岁，阿里日土人，在瓦腊纳喜获阿杂拉学位，后在萨迦中心工作，受萨迦法王指派从事相关工作，并任教职等，当选为第11、12、13届议会宗教议员，并任第13届议会议长。 预选排名第1，得票298张，正式选举得票352张。
2. 才仁波 32岁，贡觉人，幼年出家为僧，2003年流亡印度，在宗萨佛学院继续佛学研究，任宗萨佛学院的管家兼护法僧。 预选排名第4，得票41张，正式选举得票346张。
（四）格鲁派议员
1. 格西?图登佩杰 49岁，迪钦人，18岁出家，成为医生，并在一些社会福利部门中担任多项相关职责，当选为第十三届议会的宗教议员。 预选排名第1，得票659张，正式选举得票1814张。
2. 白日?吉梅旺嘉 39岁，甘孜人，出众毕业后出家，1989年流亡印度，发表过许多文章，担任杂志编辑、赴美客座教师等，并完成格西考试的注册，后当选为第十三届议会的宗教议员。 预选排名第2，得票644张，正式选举得票1676张。
（五）苯教议员
1. 格西?默朗塔辛 37岁，琼波（丁青）人，初中毕业后出家，1992年流亡印度，为象博文化保护会会长，2002年获格西学位，任本教研讨会召集人、苯教蒙日林寺藏语教员等职。 预选排名第4，得票56张，正式选举得票130张。
2. 格西?雍仲坚参 38岁，琼波人，小学毕业后出家，1987年流亡印度，完成学业后在本教中心任职，当选为第13届议会的宗教议员，并参与许多向国际社会宏扬苯教的事业。 预选排名第3，得票72张，正式选举得票126张。
五、欧洲选区的议员
1. 索南才仁 51岁，阿里人，现居英国，曾任英国西藏会的会计，参预和组织过许多有关系藏问题的宣传和研讨工作，当选为第十三届议会的欧洲选区议员后，曾前往十余国进行宣传等工作。 预选排名第3，得票114张，正式选举得票455张。
2. 蒙卡?索南彭措 56岁，江孜人，现居瑞士，德里大学毕业毕业后在流亡政府工作，1976年移民法国，创立法国藏人会，曾在流亡政府驻瑞士代表处工作，长期为国外藏童义务教藏文及进行社会服务工作。 预选排名第4，得票71张，正式选举得票417张。
六、美洲选区的议员
1. 丹增秋登 38岁，美国洛杉矶大学毕业，为电力工程师，当选为第13届议会议员后自学藏文，积极参与立法，提出多项议案。 预选排名第1，得票412张，正式选举得票890张。
b，新而年轻的议员当选超过三分之一
和上一届议会议员对照，本届议会中至少有十五名「新面孔」（卫藏地区：才丹诺布、杰诺才旺、伊喜朋措。康巴地区：色达次成、多杰旺德、玉仲、秋俊旺秀、格桑坚参。安多地区：才仁玉仲、色达次成乌色、伊喜卓玛。噶举派的噶玛伊喜塔森、萨迦派的才仁波、苯教的格西墨朗塔森。欧洲的索南朋措。），即使未计入上届议会中为达赖喇嘛直接任命，这次是直接投票当选的达瓦才仁，因而至少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议员是新当选的，上一届议会的淘汰率高达33％，这些新当选的议员绝大部分都是三十、四十岁左右的青年、壮年。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介绍，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社会十余万人中，僧人和学生约有六万多人，僧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青年、壮年，加上已经投入工作的新一代社会青年，第十四届议会的选举可以说是标志着流亡社会新生代开始走向政坛和决策阶层的前奏。
c，「新难民」与第二代流亡藏人同时能获得认同而当选
新生代的藏人大部分虽然都是在印度接受教育的，但其实更不乏八十年代以后才刚从西藏流亡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例如：色达次成、索南多嘉、格桑坚参、恰札拉莫嘉、丹增贡波、色达次成乌色、才仁波、白日?吉梅旺嘉、格西?默朗塔辛、格西?雍仲坚参等），比例约近四分之一，远远超过选民中新难民的人口比例。这个现象表明流亡社会的政治接班序列中，不仅在年龄上已经开始在新旧交替，而且那些主要是在中国大陆统治下的西藏接受教育的新难民，流亡藏人社会整体的政治意识和激情仍能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同。
d，西藏青年会高阶干部多人当选
代表西藏三区的议员大多有青年会、妇女会、同乡会或教育界、文化界的背景，并没有一般西方社会代议政治中常见的阶级、财团利益的代表。在政治立场上，其中令人关注的是虽然西藏流亡政府宣称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获得绝大多数西藏人民的支持，但在这次新当选的议员中，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有自己独特看法的上届西藏青年会的会长才丹诺布、副会长噶玛伊喜、秘书长秋俊旺秀全部都当选（其中噶玛伊喜在上一届议会就于补选时当选）。上一届的西藏青年会曾经组织过许多活动，包括向西藏境内的和平挺进活动，在德里的绝食与自焚等等，他们都是第一次参选并且都以较高的排名当选，对照坚决主张西藏独立的全国民主党前任主席伊喜朋措这次也是新当选，现任主席也连任成功，这一方面意味着印度流亡藏人社会政治菁英的世代交替、新旧传承正在有条不紊地默默进行之中，但同时也因为他们选择的政治立场显然是日渐与北京疏离，其中的政治气氛在「后达赖喇嘛时代」中的发展趋势是很值得深思的。
e，竞选过程转为公开积极
由于西藏传统的谦和文化使然，一般老一辈的藏人即使希望能够当选却通常不会自己跑出来竞选，只是被动地等着人民选择自己，或者最多也就是在暗中使劲，很少公开出来竞选或呼吁人民投票给自己。但是，2006年的这一次换届选举就明显不同于以往，参选者的年轻化应该是主要原因；年轻人不畏惧地公开表现出接受、参与竞争的态度，在观察选举的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有很多自发组织的青年团体提出各自的候选人名单，制作张贴简单的竞选标语，而且还看到一些候选人也公开拜票。
康巴选区的色达次成和格桑监参是几年前刚从西藏流亡到印度的青年，他们在竞选过程中不仅四处打电话，而且两个人还自己凑了上万卢比，印制了几千份两人的文宣，在各个流亡小区，尤其是在康巴人聚居的定居点张贴。另外，嘉日卓玛、秋俊旺秀、伊喜朋措等人更是印制的「高档美观」的竞选文宣，更是贴遍所有的流亡小区，在这些人当中，除了嘉日卓玛是资深的议员之外，其它都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但却都一炮打响，不仅全部当选，而且色达次成更是在康巴选区中排名第三，与排名第二的贡秋只差五张票，显然大多数流亡藏人都相当能够接受青年的热情、开放作风。
尽管有了前述这种越来越公开的竞争，但是西藏流亡政府的议会选举还是和以前一样，更多的只是一种「等待」。至于「贿选」等恶质选风，更是闻所未闻！很多流亡藏人也都很务实地认为这种局面可能不会维持太久，随着老一代藏人逐渐的淡出流亡社会的政坛，和越来越多的新生代走上前台，用不了多久，通过激烈的竞选活动争取人民的支持应该会成为流亡社会选举文化的主流。
f，达赖喇嘛完全不介入选举
2006年10月5日早晨，达赖喇嘛从位于上达兰萨拉的宫邸前往西藏人民议会，在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的迎请下，达赖喇嘛进入西藏人民议会大厅发表了演说，这是达赖喇嘛首次对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的访问。达赖喇嘛在演说中，首先肯定了流亡藏人在过去的数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并呼吁议会全体成员再接再厉，更上层楼；达赖喇嘛对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状况作了简要的总结，并对未来有关问题进行了指导。根据当时西藏通讯记者的报导，达赖喇嘛演说之前首先询问了有几位是新议员，有几位是连任的？由新任议长噶玛却一一加以介绍本届议会的议员状况。11显然，达赖喇嘛对于竞选活动、选举结果等这些「世俗政务」并未仔细全盘掌握，达赖喇嘛是流亡藏人民主化的领导者，却不是一个政治事务与权力的掌控者。
（二）内阁首席部长
2006年 4月10日，西藏流亡政府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向外界公布了2006年3月18日流亡藏人投票直选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噶伦）的结果，中央选举委员会主管扎西平措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1. 在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初选中共产生了166名候选人，中央选举委员会将前六名列入竞选名单中。
2. 其中，现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桑东仁波切获得30934票，占总投票数的百分之八十二点六六；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久钦图丹获得2604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九六；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达赖喇嘛二哥嘉乐顿珠获得488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三零；西藏儿童村总负责人杰尊白玛女士获得477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二七；达赖喇嘛驻美特别代表嘉日洛周坚赞获得368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九八；第十三届西藏人民议员吾见多杰获得177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四七。
3. 第二次直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预选注册人数为72771人，37421人参加了投票，这也是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正式选举的选民数与投票率。
同年6月3日，开始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正式选举。从预选结果就可以很明确地看出，和第一次首席部长选举一样，正式的选举仍然是一场没有任何竞争的选举。根据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选举的规定，首席部长的选举不仅没有在预选中如果已经有人的得票超过一定的比例就可以不需要再经过正式选举就直接当选的规定，反而规定在正式选举中一定要有两名以上的候选人参选，否则该次选举即属无效。这样在预选结果出现极为悬殊的差异时，就面临没有人有意愿参加一场毫无获胜希望的选举窘境，和第一次首席部长的选举一样，久钦图丹主动扮演了这个角色，在第一次的选举中，久钦图丹就公开指出他参选是为了给流亡政府节省几十万卢比，因为如果只有桑东仁波切一个候选人参选，没有久钦图丹「陪着玩」，选举就应该重新开始，而每举行一次选举的开销一般都是几十万卢比，这次的选举，仍然没有人出来和桑东仁波切较劲，还是久钦图丹出来，并在呈交的简历中说明是为了避免选举无效而参选的。12因此，尽管选举还是很认真地办理，但其实完全是一种「过场」，谁都知道桑东仁波切笃定会当选，很多参加投票的选民仅仅是为了让桑东仁波切赢的光彩一点而前往票站投票，结果也一如预料，7月1日，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在向达赖喇嘛汇报选举结果以后，根据达赖喇嘛的指示公布了选举结果，根据公布的选举结果，桑东仁波切得票占百分之九十点七二，另一位候选人得票不到百分之十。（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于2001年8月发布消息指出，第一次选举桑东仁波切的得票率是百分之八十四点五四，久钦图旦的得票率是百分之十一）
桑东仁波切在竞选中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他当选，除了继续原有的政策而外不会有其它的变化，根据桑东仁波切以往的政策，在政治上将会继续推动与北京政府的和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对和谈，我们在坚持西藏民族应建立统一的行政实体，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施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的同时，将会在其它方面尽可能地配合北京政府的立场。在教育上将会继续推行以藏语文为教学语言为主的本土教育政策。在经济上，除了已经完成的政府部门经营的企业全部私有化，以及完善税收和募捐制度一充实和累积资金的政策而外，在各农业定居点将继续推动绿色农业，目前已经在很多定居点扩大了绿色农业的试点，效果良好，在采访西藏流亡政府计划委员会总负责人更秋宗珠时，他表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流亡藏人绿色农业产品在印度和国际有关绿色食品鉴定部门的认证工作，未来的重点是怎样将流亡藏人生产的绿色食品打入国际市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流亡藏人农民经营绿色农业生产有利可图。
桑东仁波切就职以后，虽然他拥有流亡藏人社会极高比例的支持，但面对自主性更加提高的西藏人民议会，可以预期未来在「行政与立法关系」方面的和谐互动，他将要付出更多心力。根据流亡藏人宪章规定，内阁首席部长提名的阁员（噶伦）人选若遇有议员反对时，就必须进行投票表决，而表决结果应有过半数议员的支持。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召开的第二次会议议程上，就内阁首席部长提名的内阁成员进行审核、表决；2006年9月30日，该次会议上，桑东仁波切提名了五位阁员，即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格桑央吉、西藏流亡政府主席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西藏流亡政府前教育与卫生部长图丹龙热、西藏流亡政府前财政与外交部长洛桑宁扎、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宁玛派议员才仁平措，但由于有议员提出反对提议后，议会依宪章规定以投票方式对被提名的阁员进行表决，表决结果：除洛桑宁扎之外，格桑央吉、丹巴次仁、图丹龙热、才仁平措四人均达到了百分之五十的支持票数而获得通过，故仅由内阁首席部长和这四位获得通过的阁员组成西藏流亡政府新一届噶厦（内阁）。13第十三届噶厦各噶伦工作安排如下：噶伦次仁平措担任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噶伦、噶伦图丹龙热担任教育部噶伦、噶伦丹巴次仁担任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噶伦，其余各部门均暂时由内阁首席部长亲自负责。14
五、结 论
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已于2006年5月30日在西藏人民议会大厅宣誓就职，桑东仁波切领导下的新一届西藏政府将会继续在西藏人民议会的监督下寻求与北京的和谈，桑东仁波切有关藏汉和谈的立场和处境已有多次相对正面期待的公开说明。根据西藏通讯2006年6月27日的报导，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消息指出，西藏和谈筹备小组从2006年6月30日起连续三天在达兰莎拉召开「第十一次会议」，就「藏汉和谈」问题进行研讨。甫于6月3日复选正式当选、尚未就新职（仍在前任期之中）的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部长、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秘书长等都出席了这次会议；显然，各方面所高度关注的双方接触会谈，对于西藏流亡政府一方而言，完全不受政府与议会换届选举的影响。15
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2006年的选举中以高票获得连任，这是第二次由人民直选产生的现任西藏流亡政府的第十三届内阁首席部长，任期为五年；在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上由内阁首席部长提交内阁成员名单，经议会通过后将组成新内阁。2006年8月15日早晨八时三十分，桑东仁波切在达赖喇嘛座前宣誓就职，正式开始了第十三届内阁任期。桑东仁波切就任后特别立刻接见了媒体，发表了简短的声明表示：在新一届任期内西藏流亡政府的政策方针不会有大的改变，将坚持以非暴力的中间道路原则为基础，以和谈的方式解决藏中问题。西藏境内的藏人是流亡政府的最大后盾，呼吁继续支持和坚定信念。并表示：「对于中共最近的严批达赖喇嘛的行为表示震惊和不解。」16
同时，西藏流亡政府设法巩固和发展流亡藏人在过去的流亡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其中重点是巩固分布在印度和尼泊尔、不丹等国的七十余个藏人定居点，以便使这些定居点继续成为在西藏境外长期推动西藏自由事业的基地。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流亡藏人中的许多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年轻人已经不肯满足于父辈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因此，如何让新一代年轻人在接受现代教育的同时又能够吸引年轻人，从而继续维持定居点的运转等，就成为西藏流亡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注释：
1指当时的西藏政府成立旨在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一个机构，曾经做出了减免债务、差役等一系列决定，并制定了对政府官员收回庄园发放薪俸的计划，但未及实施达赖喇嘛即被迫流亡印度。
2藏语中「人民」与「臣民」的词汇稍有不同，现代使用的民主概念之「民」是人民之「民」，达赖喇嘛在此所说的「民」是表达臣民这个概念的词汇。
3达赖喇嘛在桑东仁波切第一次当选内阁首席部长的就职仪式上的「新内阁要不断地创新」讲话，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翻译、提供。
4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编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第65页。但是，这个数字应有低估的可能，实际数字可能达到十三万人。
5候选人名单参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发行的「知识」月刊，2001年二月号。
6参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发行的「知识」月刊，2001年三月号。
7其中第一小组的十三名议员的讨论意见是：「一、有关首席部长的选举方式等，小组成员一致同意应根据达赖喇嘛的指导或建议，尽快落实实施为好。二、根据大家一致同意的结果，我们将需要在『流亡藏人宪章』中的有关需要相应地做出修改的条文单独列出。三、鉴于首席部长的选举极为重要，中央选举委员会和地方选举委员会必须尽职尽责地尽快完成有关的选举事项。四、达赖喇嘛基于必要性而让人民直接选举产生首席部长，我们虽不得不接受，但对于未来西藏国家的政教事业，作为境内外西藏人民的怙主，应长驻于世，并祈请继续领导西藏民族的自由事业。」第二小组十三名议员的意见是：「一、全体一致同意并支持达赖喇嘛提议的首席部长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意见。二、对达赖喇嘛就首席部长选举方面的教导随喜的同时，祈求达赖喇嘛一如既往地慈悲关照众生，尤其是雪域西藏之政府和人民。三、对首席部长候选人的产生方法方面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有九名议员支持，他们主张在选举委员会的主持下，由卸任的噶伦、议员、政府各部门秘书长等所组成的小组提出候选人名单，然后由人民投票产生，同时人民也可以投票支持任何其它的人选，第二种意见由四个议员支持，他们主张不需要设立小组，直接由人民投票产生候选人。四、如果第一种意见被通过，则每个人可以提出不多于三人的候选人名单。五、大家一致同意由选举委员会公布不超过十人的预选名单。六、公布不超过三人的候选人名单，供人民从中选择一名。七、首席部长的选举程序根据流亡政府的选举章程实施之。八、撤销『流亡藏人宪章』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第七款的内容。九、其它意见还包括由于首席部长的选举极为重要，因此，本届议会通过一个决议，首席部长的选举仍照以往方式进行，俟十三届议会产生后再做决定等。」第三个小组十二名议员的意见是：「一、对于达赖喇嘛修改『流亡藏人宪章』有关内容的建议，十人支持，两人反对。二、对于首席部长候选人的提出，一人支持由卸任的部长和议员提名，十人支持直接由人民提名，一人支持由在任议会议员提名。三、对于部长任期，一些人对连续两届以后的任期是否要做规定表示异议，大部分人支持维持原来的内容。四、达赖喇嘛承诺继续担任西藏境内外人民的怙主，对此应通过决议表示感激。五、对于首席部长提名的其它各部部长是否要经过议会通过问题，两人认为不必经过议会，其它人同意维持原来的内容。六、如果确定修改『宪章』，则本小组草拟了一份修改草案，希望议会研究讨论。」
8参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发行的「知识」月刊，2001年四月号。
9参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发行的「知识」月刊，2001年六月号。
10参考西藏通讯（总第33期、2001年5－6月号)报导：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候选人选举结束，5月29日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宣布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内阁部长的预选结果。5月 12日，西藏流亡社会全体藏人投票选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内阁部长，这是西藏流亡社会首次由人民直选首席部长，由于西藏流亡社会缺乏政党，有关候选人的产生方式一直困扰着西藏流亡社会的民主进程，这次的选举是根据达赖喇嘛的建议，经十二届议会最后一次会议通过的对「西藏流亡宪章」中有关内阁部长选举的规定后进行的，根据有关规定，预选是由人民自由提名他们中意的候选人名单，结果得票最多的前几位将成为首席内阁部长的正式候选人。根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预选结果，前西藏人民议会会长桑东仁波切的票最多，得票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八十一，其次是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杰钦图旦和前首席部长嘉乐顿珠等人。据选举委员会消息，正式的选举将在 7月29日举行。其后，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于2001年8月发布消息指出，前人民议会议长桑东仁波切以百分之八十四点五四的得票率当选为西藏流亡政府第一位直选产生的首席部长（噶伦赤巴）。桑东仁波切的竞选对手是西藏流亡政府前首席部长久钦图旦，他获得其余百分之十一的选票。选举产生的新部长将在九月底宣誓就职，他将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由人民直选产生的首席部长。这次选举是7月29日同时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美国、欧洲等国的西藏流亡藏人区进行的。根据人民直接提名的候选人得票顺序，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于4月29日宣布了五名候选人名单，其中除前西藏人民议会议长桑东仁波切和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久钦图旦而外，但其它候选人均已退出选举。根据「流亡藏人宪章」的有关规定，当选的首席部长应该在今年九月份向届时召开的议会会议提出3-7名内阁（噶厦）成员名单，经西藏人民议会55%以上通过后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批准即可正式生效。内阁任期为五年。
11资料来源：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10月05日，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10/index.html#061005.1。
12根据「西藏通讯」记者，2006年5月20日的报导，在西藏选举委员会的组织之下，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直选内阁首席部长（噶伦）候选人桑东仁波切和久钦图丹在5月18日与民众直接对话，并就各自获选后的政治立场及行政政策等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会中西藏流亡小区各非政府组织代表、民众参加了这次对话活动，西藏流亡政府网络电视、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挪威西藏之声以及印度媒体等对这次对话会进行了详细报道。在对话会上两位候选人回答了民众所提出的有关政治立场、行政管理政策以及藏汉问题的解决政策等问题的提问。资料来源：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5月20日，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05/index.html#060520。
13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09月30日，资料来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09/index.html#060930.2。
142006年10月5日，西藏流亡政府四位新噶伦中的在达兰莎拉的三位噶伦（格桑央吉在英国未能抵达)，在达赖喇嘛座前宣誓就职。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10月06日，资料来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10/index.html#061007。
15为期三天的西藏和谈筹备小组第十一会议，从2006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达兰莎拉召开，会议期间对藏中和谈问题进行了商讨。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06月27日，资料来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06/index.html#060627。
16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08月16日，资料来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08/index.html#060816.2。
──西藏流亡政府第十四届议会与第九届噶厦首席部长选举分析
作者：苏嘉宏 (台湾)
中文摘要
以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的西藏流亡政府，虽然其「政教合一」制度素负盛名，但印度的流亡藏人社会以持续将近半世纪的「定期选举」的方式，进行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选举工作，民主的政治制度早已稳定运作。由于流亡藏人社会并不具备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或条件，一般选举概念中的政党和政党提名候选人的机制尚不成熟，除了青年会、全国民主党之外，流亡藏人社会已无其它任何以某种政治理念为内涵所组建、运作的政治组织，所以西藏流亡政府的选举制度是以两次投票方式进行，先以「预选」来进行「全民提名」，再根据预选结果进行「复选」，产生正式选举结果。流亡藏人施行直接选举的过程几经转折，但一直都以达赖喇嘛为「训政导师」，在达赖喇嘛主导下实现流亡藏人社会的民主化。第十四届西藏人民会议选举结果有下列特色：预选和正式选举并无太大变化、西藏青年会高阶干部多人当选、新而年轻的议员当选超过三分之一、「新难民」与第二代流亡藏人同时能获得认同而当选、竞选过程转为公开积极。内阁首席部长则是一场没有任何竞争的选举，仍由声望崇隆的桑东仁波切连任，他明确地指出，如果他当选，除了继续原有的政策而外不会有其它的变化，这包括在政治上将会继续推动与北京政府的和谈在内。
一、前言：民主制度的坚持
2005年6月6日，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宣布了第十四届议会与第九届噶厦首席部长（内阁总理）换届改选的日期，这标志着虽然在新一轮的达兰莎拉与北京的和谈进行中，印度的流亡藏人社会仍然以持续将近半世纪的「定期选举」的方式，进行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选举工作，民主的政治制度稳定运作。
达赖喇嘛回忆自己从小就喜欢改革与创新，他说：「当时我尚未承担职责，在与伴读学者等聚会谈论时，从他们那里厅到许多对我们当时的社会制度所存在之弊病的议论，从内勤人员处也能听到许多他们（对当时制度）的嘲讽。我自己也认为我们的制度应该进行改革。后来我虽然承接了政教大任，但接着就被迫前往卓木（藏印边界），当时完全无能为力。其后稍微学习了一些外界的制度并成立了『社会改革』1，开始进行改革。当时并没有民主这个词汇，听说过民众国家，有时候一些人也讲「民」主主义。2当时对于制度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虽然没有清晰的概念，但却非常明确地知道对当时我们所有的制度、差役和法律体系等许多制度必须要进行改革，而且也相信这一切是能够实现的。然而由于和中国人在一起而一直难于施展，如果按照他们（中共）的观点进行改革则显得过分的极端，而根据藏人的愿望做出适合藏人的改革，则又有中国方面的阻碍，如此这般的几年时间就过去了。到了1959年流亡以后，刚开始把时间全部倾注在想办法送流亡藏人到比较凉爽地方去生存的事情上，一年多以后才开始在延续具有三百余年历史的西藏甘丹颇章政权之法统的基础上，为了将政权性质改革成现代民主制度而做了很多的努力。这次（指前一届）确定首席内阁部长这个目前西藏流亡政府的最高领导职位将要通过人民直接投票选举的方式产生，对此决定人民表现极为重视，选举非常顺利，现在已经确定桑东仁波切当选，非常好。通过多年来不断地积累经验，坚定地走向民主的道路，现在已取得了实质的成果，为此我要特别向桑东仁波切表示祝贺。」3
由于印度的藏人流亡社会并不完全具备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条件，一般选举概念中的政党和政党提名候选人的机制尚不成熟，所以西藏流亡政府的选举制度是以两次投票方式进行，先以「预选」来进行「全民提名」，再根据预选结果进行「复选」，产生正式选举结果。所以，如此规定是由于流亡社会的特殊情势，和与此相适应而产生的选举制度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议会「预选」结束后，根据选举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在正式公布候选人名单之前，为了给被选民在「预选」中推荐出来的候选人做出参选或退选的决定，应给予他们六十天的时间以确定是否接受选民的推荐来竞选下一届的议会议员。如此一来，议会和噶厦的换届都要分别办理两次选务工作，这使得为数不多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在一个换届选举期间内工作负担繁重，选举经费也过于庞大。
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在公告中指出：「虽然有各方面的意见指出，基于减少开支以及从选举部门与选民的方便着想，希望议会选举和政府噶厦首席部长的选举能够同时进行；但是，根据选举章程，首席部长的选举必须在一百三十天内完成，而议会选举则规定在预选结束后和公布候选人名单之间以及到正式选举为止中间必须间隔六十天以上。因此，议会选举与首席部长的选举无法同时进行。」西藏流亡政府完全没有因为减少工作或节省经费的考虑而停办、减办选举，在民主制度上坚持理想。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日期，西藏流亡政府第十四届议会议员的「预选」于2005年9月11日进行，首席部长的「预选」于2005年12月22日进行，议会和首席部长的「正式选举」同时在2006年3月18日进行。但是，到了2005年9月27日，在议会预选结束后不久，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对首席部长的选举日期做出了变更，根据当时选举委员会的说法，由于十二月份是流亡藏人纷纷外出经营毛衣贸易的时候，为了保证更多的人参加首席部长的预选，各流亡藏人定居点都要求变更选举时间，因此决定，议会正式选举日期不变，首席部长的预选日期改在3月18日与议会正式选举同时进行，而首席部长的正式选举则改在2006年6月3日进行。
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选举的登记选民为82620人，实际前往投票的人共计有43202人，投票率52.29％。有关内阁首席部长的选举结果，因为是「一人一票，不分地区」；因此，其登记的选民数等于议会选举中选民登记总数（82620）减去各「教派」的选民（僧尼）登记总数（12120＝1919+1303+819+7790+289，这是因为他们同时也在各个「地方」选区登记，也就是说，僧尼在议会选举中有投「教派」和「地方」候选人的两次投票权，但在首席部长选举中只能投一次）等于70500人。这次的内阁首席部长选举，在预选中投票人数是37421人，正式选举中投票人数为32205，正式选举中投票率只有45.68％。桑东仁波切得票在预选中是30924张，正式选举时是得票29216张，正式选举中得票率高达90.72%。在2001年的选举中，桑东仁波切的得票是29000张，得票率是84.54%；因此，这一次桑东仁波切的实际得票和得票率都比第一次稍高，而正式选举中投票率偏低，只有45.68％甚至未能过半，一方面是因为「议会正式选举」与「内阁首席部长初选」同时举行，这时两种选举的投票率仍甚一致，但后来「内阁首席部长正式选举」却是单独举行，桑东仁波切人望和政声极高，初选时已经囊括绝大部分选票，领导地位根本无人可以挑战，因此流亡藏人对于已经预先知道确定结果的「首席部长复选」显得比较没有意愿投。
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初选」结果统计
票源：卫藏 康区 安多 宁玛 噶举 萨迦 格鲁 苯教 美加 欧洲 总计
选民登记：42788 18357 4136 1892 1217 781 7762 242 2804 2252 82231
实际投票：21548 9041 2030 1427 523 572 3172 191 1112 708 40324
投票率百分比：50.36 49.25 49.08 75.42 42.97 73.24 40.87 78.93 39.66 31.44 49.04
被推荐候选人：1709 930 414 53 29 73 355 18 109 50 3740
资料来源：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提供（2006年3月）
第十四届和近几届西藏人民议会「正式选举（复选）」结果统计
第十一届议会选举
地区：卫藏 康巴 安多 宁玛 噶举 萨迦 格鲁 苯教 美加 欧洲 总计
登记选民：32144 11762 1941 1096 611 511 3763 177 636 1253 53894
实际投票：19899 7354 1317 907 338 360 1552 161 413 579 32880
投票率%：61.91 62.53 67.84 82.76 55.32 70.45 41.24 90.96 64.94 46.21 61.01
第十二届议会选举
登记选民：35134 17526 2775 1632 531 569 7888 363 1982 1253 69653
实际投票：20763 10715 1540 1366 485 418 3987 154 792 482 40702
投票率：59.10 61.14 55.50 83.70 91.34 73.46 50.55 42.42 39.96 38.47 58.44
第十三届议会选举
登记选民：35680 16015 3014 1758 841 565 7288 160 2330 1500 69151
实际投票：21551 10373 1837 1153 646 472 4405 135 714 431 41717
投票率：60.40 64.77 60.95 65.59 76.81 83.54 60.44 84.38 30.64 28.73 60.33
第十四届议会选举
登记选民：42868 18420 4156 1919 1303 819 7790 289 2804 2252 82620
实际投票：22899 10149 2003 1376 798 497 3171 213 1272 824 43202
投票率：53.42 55.10 48.20 71.70 61.24 60.68 40.71 73.70 45.36 36.59 52.29
二、流亡藏人社会的政党政治尚在起步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提供的统计数字，流亡印度的藏人难民总数达到十一万一千二百余人，其中包括在流亡中出生的难民孩子。4这十一万多藏人分散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的七十余个藏人定居点，在如此分散居住的西藏流亡社会中，虽然已经拥有全国民主党等「政党」或青年会等「准政党」的组织，但就整体而言，政党政治仍极不发达。
据在采访中介绍，青年会成员有近三万人，其中有很大的比例是只会说藏语、印度话和受印度英文教育成长的流亡中出生的新一代藏人，他们的最主要宗旨就是追求西藏独立，青年会将自己定位为整个西藏民族寻求独立的代表组织，而不是代表某种意识型态或某一阶级、集团利益为其诉求的政党，因此并不做为政党或团体参加议会选举，但对现行的议会选举制度也没有提出挑战。
另一个正式注册的政党是全国民主党，全国民主党的成立也是基于达赖喇嘛的主张，达赖喇嘛在八十年代末多次提出：「在发展民主的过程中，我们西藏是否也应该引进政党民主制度？」等相同的议题。在经过印度流亡藏人社会长时间的讨论后，因为当时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团体或个人出面组建政党，所以由青年会带头协助，召集流亡社会中各个阶层持不同意见的人相聚会商讨论，筹建政党。最后，经过几天的讨论，与会者才先确定要正式成立政党，然后再讨论确定新政党的党纲。虽然全国民主党是一个符合达赖喇嘛期待的政党，但这样一个不是由人民自发组成的政党，并不具备历史的、政治的草根联系，体质上仍嫌先天不足，所以除了在成立初期曾经造成一定的媒体轰动效应之外，实际上很难在流亡社会中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其成员即使在最兴盛的初创时期也只有几千人，而且大部分都仅仅是「注册党员」，平时经常参与活动的积极党员则更少，故在流亡社会中的影响很小。全国民主党党主席噶玛秋佩是卫藏选区的议员，虽然一直当选连任，但得票一般都不高，上一届为第六名，这一次的换届选举更是敬陪末座；而且根据访谈得知，其实他的当选主要还是靠他个人魅力，政党和政党的资源并非他能连任的主因。除了青年会、全国民主党之外，流亡社会已经没有其它任何值得一提的以某种政治理念为内涵所组建、运作的政治组织。
由于没有政党来推举、提名候选人和政党推动竞选活动，流亡社会的选举制度其实并非一般国际社会所习见的政党政治，由政党提名候选人竞选方式的选举，而是从1959年末达赖喇嘛第一次在印度会见流亡藏人时，应其指示，由流亡印度的西藏人民从「西藏三区（卫藏、康巴、安多）」各自推选出两名代表，并在次年9月2日正式组成西藏人民议会。由此以来，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一直都根据「三区」由「三区当地人民」投票选举产生的制度就一直沿用至今，中间除了增加名额、增加宗教议员名额等之外，并无实质的改变。
三、西藏流亡社会的选举制度
（一）流亡藏人施行直接选举的过程
西藏流亡政府内阁的产生经历了几个转折，流亡初期一直都只是由达赖喇嘛直接予以任命，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改为由达赖喇嘛提出大约十四名以上的候选人名单，然后由议会从中选出七人组成西藏内阁，首席内阁部长则由当选的内阁成员通过选举产生。印度流亡藏人的民主化一直都以达赖喇嘛为「训政导师」，他很早就对由他提出候选人名单的产生方式内阁表示不满，为了落实政党政治制度，达赖喇嘛虽然很早以前就一再提出组建政党以建立政党政治的主张，并曾经强力支持西藏共产党、西藏全国民主党等政党的成立、发展，无奈由于藏人的政治文化因素，政党政治迄今仍不能成为西藏流亡社会的主流，因此内阁候选人的产生方式一直都是在广泛征询各方面意见后由达赖喇嘛提名，经西藏人民议会推举的方式产生。
在十二届议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期间，达赖喇嘛在议会发表讲话时正式提出候选人由卸任内阁部长、议员以及各民间团体常委共同通过选举产生的想法，议会经过讨论，决定采用由人民直接通过选举产生候选人的方式。2001年1月30日，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公布了第十三届议会各地区候选人的名单，其中康区候选人的名单中并没有第十二届议会康区得票最高，而且一直担任议会议长的桑东仁波切却不在候选人的名单中。5桑东仁波切在受访时表示：已经当了两届共十年的议员，他自己觉得他可以尽力或需要做的事情已经做了，十年没有做到的事情以后再继续当议员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此，宣布不参加议会选举。
2001年3月15日，西藏流亡政府的第十二届西藏人民议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达兰莎拉召开，这次议会的议程主要是讨论通过西藏流亡政府2001年到2002年的预算，然后再讨论其它的问题。62001年3月16日下午四点，达赖喇嘛照例前来议会发表演讲，达赖喇嘛在演讲中再次提到西藏流亡政府的内阁首席部长应该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问题，这个议题达赖喇嘛以前曾提过，而且也经过了议会的讨论，议会当时讨论的结果是「维持现有的体制」，即「由达赖喇嘛提名后由议会选举产生」，而达赖喇嘛在这次的讲话中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对以前议会做出的决定不认同或不满意。因此，议会就分成三个小组讨论达赖喇嘛的讲话，3月20日，各小组将讨论的结果报告呈交议会。7 议会经过对上述三个小组提出的各种意见的讨论，最后由议长任命包括议会副议长和三个小组之秘书长等议员的小组，负责草拟修改草案。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起草小组拟定的「宪章」修改草案，将首席部长的选举方式做了改变，并修改了「宪章」中所有有关的条款，使原来的政府所有部长候选人都由达赖喇嘛提名，议会选举产生的方式，改为由人民自由投票提出候选人名单，然后根据得票多少产生不超过三人的候选人，再通过人民直接投票从中选举产生首席部长，然后由首席部长提出其它部长的候选人名单经议会多数通过即可。8
2001年3月31日，十三届议会的选举投票正式举行，但这一届议会已经没有了选举政府部长的权利。2001年4月20日，西藏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出了首席部长预选公告，公告确定了首席部长的选举过程和时间。根据法定的选举程序，在规定的时间内，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公布了预选的结果，得票顺序为：
（1）桑东仁波切?罗桑丹增，康区久巴（现云南省迪钦州），身分为卸任议会议长，得票31444票。
（2）久钦图登南嘉，康区德格人（现四川省甘孜州），卸任首席部长，得票3732票。
（3）嘉洛敦珠，安多达泽人（现青海省海东地区），卸任部长，得票2304票。
（4）嘉日?洛周坚赞，康区娘荣人，（现四川省甘孜州）卸任部长，得票330票。
（5）哲童丹增南嘉，拉萨人，卸任部长，得票104票。9
公布以后，正式参选的只有桑东仁波切和久钦图登南嘉二人，期间虽然曾进行过了几次竞选辩论，但由于辩论会不过是阐述一些政治理念而已，并没有相互批评指责或辩论的情况发生，只是「行礼如仪」而已。正式投票以后，桑东仁波切当选，9月5日，桑东仁波切在达赖喇嘛座前宣誓就任。10
（二） 2006年西藏流亡政府与西藏人民议会的换届选举
为了解决产生候选人的问题，西藏流亡政府就将选举分为「预选」和「正式选举」两个阶段。在预选中，选民领到的是完全空白的选票，选民可以依其自由意愿填写一定限额的自己所支持、推荐的候选人名字（三区地区议员十名，宗教议员两名），因为个人声望德养崇高和其它诸多原因而被提名、推荐出来的候选人人数很多，由于藏人名字重复的现象实在太多，因此还要进一步加注所支持、推荐的候选人的籍贯、目前的住址等「人别数据」。预选投票结束后，选举委员会将会根据「得票顺序」确定应当选名额三倍以上的人员名单，在六十天的期限内，征询这些被人民提名、推荐者的意见。整个选举过程中几乎很少有公开的竞选活动，因此一些自己并没有竞选意愿的人也可能因为德高望重等因素在他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民提名、推荐出来，故而前述这六十天就是那些获得提名、推荐者自己要做出是否参选决定的犹豫期间。
根据选举章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不管当事人决定参选或退出选举，都应向自己所属的地方选举委员会做出说明；决定参选者还要呈交自己的简历，然后由地方选举委员会审查参选者并非属于被「流亡藏人宪章」剥夺了选举权者，具有合法参选资格，然后报给位于达兰莎拉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并在六十天以后做为正式候选人随同他们的简历加以公布，地方选举委员会还要组织人力进行宣传，力求让每一个藏人都了解候选人的情况，而且正式候选人的人数不得少于应当选名额的一倍。对此，流亡政府的选举章程明文规定：「一、在进行正式选举的60天之前，选举委员会应在当地的报章媒体公布不少于应当选人数一倍以上的候选人名单以及自我推荐为候选人的名单和他们的简历、候选人的标记等。二、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候选人名单，要责成地方选举事务所在所属各选区进行广泛宣传，务使选民能够记住各候选人名字，在人口密集处应张贴宣传。」所以为候选人进行宣传为选举委员会的「法定义务」，完全不是一般民主国家中通常依法规定办理选务的行政机关应该「行政中立」。
根据以上的法定程序，2005年11月8日，西藏流亡政府中央选举委员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第十四届议会议员预选结果，根据所公布的结果，按得票顺序排列的候选人名单，西藏三区的议会候选人各有五十名、各教派候选人各有十人、欧洲地区十名候选人，美国与加拿大两地五名候选人。另据统计，在本次预选选举中卫藏最高选票数为8406票，多堆为6272票，多麦为1038票；四大教派之一的格鲁派最高选票数为659票，噶举为213票，萨迦为298票，宁玛为1294票，苯教为80票；欧洲地区最高选票数为175票；美国与加拿大最高选票数为412。虽然没有政党政治的直接介入运作，选票其实仍然会明显集中在一些人身上，这种来自各个定居点、散居点的选民共识是流亡社会的稳定力量。根据选举章程规定，上述人员必须在六十天内做出是否接受提名、推荐参加第十四届议会选举的决定，2006年1月17日，西藏流亡政府中央选举委员会在删除退出选举者名单后正式公布了第十四届议会的候选人名单，其中卫藏和康巴各二十一名候选人、安多二十名候选人、各教派都是各四名候选人、欧洲四名候选人和美加地区两名候选人。紧接着经过再一次投票后，同年4月19日，西藏流亡政府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了第十四届议会的正式选举的结果，约三分之一的议员是第一次当选。
另外，达赖喇嘛已经宣布将不再行使「直接任命三名议员」的权力，对于由达赖喇嘛直接任命三名议员的初衷是议员一般都是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的社会活动家，他们在政治上有比较强烈的政治热情，但却并不能期待他们一定了解教育、卫生和学术界等各个专业领域的事项，而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士要想成为一个广为整个流亡社会所知者是并不容易，因之为了能够让议会有这些专业领域的代表和意见，就由达赖喇嘛在教育、卫生和学术界等领域直接任命三名议员。许多熟悉西藏流亡政府的人士认为，过去这个规定在流亡社会的运用应该是比较成功的，通过达赖喇嘛的直接任命，对流亡社会的上下阶层流动、领域交流等方面起了正面作用，例如：目前的内阁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流亡社会的人望是无人可以比拟，但在最初，他能成为议员则是由于达赖喇嘛的直接任命，否则他到现在为止的身分都可能仅仅只是一个高僧或高级佛学院的院长，无法从宗教领域跨足到政治领域。与此相同者尚有现任教育与卫生部长图登龙瑞，根据采访所了解，他原来也只是一个学校中令人敬佩的教师，后由达赖喇嘛直接任命为议员，在议会中继桑东仁波切之后当选为议长，并在2000年被桑东仁波切在其议长任上延揽入阁，成为在西藏流亡政府杰出能干的部长之ㄧ。虽然有达赖喇嘛直接任名三名议员的方式为很多有抱负，但是无意愿、无财力参与竞选活动的人士提供了一种参与的途径，但由于达赖喇嘛主动认为、坚持这种方式并不符合民主原则，而在今年开始正式放弃了，但西藏人民议会并没有跟进修改宪章，因此达赖喇嘛仍有直接任命三名议员的权力，达赖喇嘛在必要时在法律上还可以继续行使，但一般都认为，今后应该不会再是一种经常性的安排。
四、选举结果分析
（一） 第十四届西藏人民会议
a，预选和正式选举并无太大变化
对照预选和正式选举的结果，在卫藏和安多地区各十名当选议员全部都是预选中的前十名，这说明预选和正式选举期间选民的取舍立场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即使在康区的十名当选议员中，除了预选排名第八者在正式选举中落选，而是由预选中名列第十三名的德瓦仓多杰旺德名列第十名入选而外，其它九名在预选中也都在前十名当中。宗教议员中，宁玛派和格鲁派是选民最多的两个教派，其议员也比较稳定，都是上一届议员连任，而且在预选中也排名第一名、第二名，噶举派当选者的得票在预选中则排名第四名和第一名，萨迦派当选议员在预选中的排名也是第一名和第四名，苯教当选议员在预选中的排名是第三、第四名。美国当选议员在预选中排名第一，欧洲当选议员在预选中排名第三和第五名。
西藏人民议会第十四届议会当选议员简历与初选、正式选举得票结果
一、卫藏地区议员（根据得票顺序排名）
1. 才丹诺布 46岁，仲麦人，现居尼泊尔，大学毕业，曾在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负责边界接待工作，1995－2001年任青年会会长，后任教育部所属桑波札报编辑。 预选排名第1，得票8406张，正式选举得票14456张。
2. 卓玛才仁 49岁，札奈人，师校毕业，先后任教二十六年，期间多次兼任西藏青年会的地方支部负责人。2001年当选为第13届议员，2002年去美国进修。 预选排名第2，得票8183张，正式选举得票14113张。
3. 阿旺拉姆 49岁，大学毕业后担任教师，先后担任两届西藏妇女会秘书长的职务，平时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4，得票7283张，正式选举得票12451张。
4. 噶玛益喜 40岁，萨迦人，大学期间加入青年会，毕业后任小学教师，兼任青年会地方负责人，1995－2001年连续担任两届青年会副会长，期间组织绝食与进军西藏等活动，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3，得票8135张，正式选举得票11807张。
5. 达瓦才仁 51岁，定日人，高中毕业，1972年加入青年会，积极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在达兰莎拉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先后两次当选地方行政官，被达赖喇嘛直接任命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5，得票5621张，正式选举得票11505张。
6. 嘉诺才旺 49岁，嘉诺人，小学毕业，创办私人企业和中学，在多个社会服务机构任职，因积极从事社会服务工作而多次获奖。 预选排名第8，得票3986张，正式选举得票9638张。
7. 伊喜彭措 43岁，阿里人，1988年获得阿嘉拉学位后任教职八年，并先后担任西藏全国民主党秘书长、主席、藏印友好会秘书等职。多次参加国际会议，为社会活跃人士。 预选排名第6，得票4876张，正式选举得票9616张。
8. 次仁卓玛 49岁，宗噶人，先后担任妇女会地方代表、秘书长、卫藏地方会常委等，2001年当选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7，得票4277张，正式选举得票8351张。
9. 达瓦朋吉 42岁，从小父母双亡，在流亡政府的孤儿院长大，大学毕业后，任职西藏流亡政府，后担任西医医院院长，并兼任青年会达兰莎拉地方负责人，全国民主党秘书长等职。 预选排名第10，得票3616张，正式选举得票8218张。
10. 噶玛秋佩 56岁，阿里人，大学毕业后任教，任校长等职，同时多次兼任青年会地方负责人，先后当选为第11、12、13届议会的议员，目前为西藏全国民主党主席。 预选排名第8，得票3968张，正式选举得票7783张。
二、康巴地区议员（根据得票顺序排名）
1. 嘉日卓玛 41岁，娘荣（新龙）人，大学毕业，在校期间即为活跃份子，毕业后当选为青年会常委，并先后当选为第11届、12届、13届议会议员，为第13届议会的副议长。 预选排名第1，得票6272张，正式选举得票7053张。
2. 久钦贡秋 33岁，德格人，学校毕业后从事社会服务，当选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2，得票3219张，正式选举得票5777张。
3. 色达次成 31岁，色达人，小学毕业后就学色达五明佛学院，1998年流亡印度，任「诺乌」杂志编辑等多项编纂工作，发表各种文章百余篇。2003年创建卡瓦噶波西藏文化中心，任「西藏邮报」总编。 预选排名第4，得票2579张，正式选举得票5772张。
4. 乌金多嘉 54岁，囊谦人，从小岁父亲接受藏文教育，后任寺院主管，比日囊谦同乡会会长，当选为第12、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3，得票3100张，正式选举得票5723张。
5. 索南多嘉 58岁，芒康人，15岁参加游击队，后被俘，66年获释后继续从事西藏独立运动，1989年流亡印度，1991年当选为11届议会议员后又连续当选为12、13届议会的议员。 预选排名第5，得票2564张，正式选举得票5472张。
6. 多杰旺德 42岁，理塘人，1987年毕业于印度昌迪嘉大学建筑设计系，后赴法国深造，返回后一直从事建筑行业。 预选排名第13，得票1275张，正式选举得票4523张。
7. 乌噶玉仲 35岁，昌都人，德里大学政治系毕业，获硕士学位，先后在妇女会、民主与人权促进中心、Kreddha亚洲分部担任各种职位，组织过许多国际性的活动。 预选排名第9，得票1674张，正式选举得票4490张。
8. 秋俊旺秀 34岁，噶瓦人，大学毕业，1995－2001年担任青年会外交秘书长，组织和参加了各种活动，并任藏印友好会的负责人。 预选排名第6，得票2285张，正式选举得票4338张。
9. 格桑坚参 39岁，巴塘人，毕业于四川藏语学校、四川社会主义学院，曾在统战部、政协等部门任职，1999年流亡印度，在西藏研究中心负责康区研究，创建卡瓦噶波西藏文化中心。 预选排名第10，得票1495张，正式选举得票4273张。
10. 次成丹增 66岁，甘孜人，曾在西藏流亡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二十余年，当选为第12、13届议会的议员。 预选排名第7，得票1842张，正式选举得票4173张。
三、安多地区议员（根据得票顺序排名）
1. 边巴才仁 38岁，马达拉斯大学经济系毕业，当选为第12、13届议会议员，现任西藏议会与政治研究中心的主管。 预选排名第1，得票1038张，正式选举得票1353张。
2. 嘉荣．达瓦才仁 53岁，嘉荣人，从军25年，1994年退役，2001年当选为第13届议会的议员。 预选排名第2，得票1023张，正式选举得票1345张。
3. 恰札拉莫嘉 42岁，蒙旗人（黄南），18岁开始任教，1989年流亡印度后继续任教至今，为国际笔会西藏分会会长，2004年补选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5，得票685张，正式选举得票1184张。
4. 丹增克珠 53岁，达泽人，大学毕业，为达赖喇嘛的侄子，继承其母在印度开创的事业，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并先后当选为第12、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8，得票436张，正式选举得票1058张。
5. 丹增贡波 46岁，恰雄人，海南州师专毕业后在家乡任教，1986年流亡印度，任「民主」报编辑，未来西藏之声记者，并从事社会服务事业，1999年补选为第12届议会议员，并连任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3，得票804张，正式选举得票1003张。
6. 卓噶拉莫 46岁，阿坝格底人，先后当选第11、12、13届议会的议员，并曾任西藏妇女会会长，在定居点长年义务为准备入寺为僧的少年教授藏语文。 预选排名第4，得票749张，正式选举得票998张。
7. 佩杰?卓玛措莫 41岁，夏琼人，大学毕业，长期担任青年会和妇女会的地方负责人，1995年当选为妇女会副会长，平时从事许多社会服务事业，当选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7，得票455张，正式选举得票968张。
8. 才仁玉仲 42岁，卓尼人，从1982年开始一直在基层从是行政管理的辅助工作，并在各种非政府组织中担任地方负责人的职责，并当选为洪苏藏人定居点合作社的社长。 预选排名第6，得票545张，正式选举得票944张。
9. 色达次成乌色 35岁，色达人，小学毕业后出家为僧，1992年流亡印度，在寺院求学的同时担任藏语教师，并担任噶登寺的藏文秘书。 预选排名第9，得票317张，正式选举得票917张。
10. 伊喜卓玛 34岁，霍藏人，19岁当选为妇女会达兰莎拉分会会长，其后仁妇女会常委。 预选排名第10，得票309张，正式选举得票689张。
四、各宗教教派议员
（一）宁玛派议员
1. 才仁彭措 57岁，贡觉人，早年出家，完成所有宗教学业，获阿扎拉学位，后进入大学，主修政治学，毕业后从事民族自由运动，当选为第11、12、13届议会的宗教议员。 预选排名第1，得票1294张，正式选举得票1037张。
2. 嘉日布楚 41岁，娘荣人，大学毕业，曾在西藏流亡政府和新难民学校担任义工，当选为第12、13届议会的宗教议员。 预选排名第2，得票965张，正式选举得票807张。
（二）噶举派议员
1. 噶玛喜然塔森 52岁，羊八井人，早期在噶玛巴之荣德寺出家，并从瓦拉纳喜佛学院毕业，后长期在噶举派所属各机构工作，曾做为十五世噶玛巴的私人代表参与相关事务，目前为嘉察仁波切的管家。 预选排名第4，得票123张，正式选举得票479张。
2. 索南占德 65岁，那曲巴塔人，1955年出家为僧，后随噶玛巴流亡印度，在印度被派去学习英语和医学，毕业后在定居点任医生，当选为第13届议会宗教议员。 预选排名第1，得票213张，正式选举得票475张。
（三）萨迦派议员
1. 白玛俊乃 46岁，阿里日土人，在瓦腊纳喜获阿杂拉学位，后在萨迦中心工作，受萨迦法王指派从事相关工作，并任教职等，当选为第11、12、13届议会宗教议员，并任第13届议会议长。 预选排名第1，得票298张，正式选举得票352张。
2. 才仁波 32岁，贡觉人，幼年出家为僧，2003年流亡印度，在宗萨佛学院继续佛学研究，任宗萨佛学院的管家兼护法僧。 预选排名第4，得票41张，正式选举得票346张。
（四）格鲁派议员
1. 格西?图登佩杰 49岁，迪钦人，18岁出家，成为医生，并在一些社会福利部门中担任多项相关职责，当选为第十三届议会的宗教议员。 预选排名第1，得票659张，正式选举得票1814张。
2. 白日?吉梅旺嘉 39岁，甘孜人，出众毕业后出家，1989年流亡印度，发表过许多文章，担任杂志编辑、赴美客座教师等，并完成格西考试的注册，后当选为第十三届议会的宗教议员。 预选排名第2，得票644张，正式选举得票1676张。
（五）苯教议员
1. 格西?默朗塔辛 37岁，琼波（丁青）人，初中毕业后出家，1992年流亡印度，为象博文化保护会会长，2002年获格西学位，任本教研讨会召集人、苯教蒙日林寺藏语教员等职。 预选排名第4，得票56张，正式选举得票130张。
2. 格西?雍仲坚参 38岁，琼波人，小学毕业后出家，1987年流亡印度，完成学业后在本教中心任职，当选为第13届议会的宗教议员，并参与许多向国际社会宏扬苯教的事业。 预选排名第3，得票72张，正式选举得票126张。
五、欧洲选区的议员
1. 索南才仁 51岁，阿里人，现居英国，曾任英国西藏会的会计，参预和组织过许多有关系藏问题的宣传和研讨工作，当选为第十三届议会的欧洲选区议员后，曾前往十余国进行宣传等工作。 预选排名第3，得票114张，正式选举得票455张。
2. 蒙卡?索南彭措 56岁，江孜人，现居瑞士，德里大学毕业毕业后在流亡政府工作，1976年移民法国，创立法国藏人会，曾在流亡政府驻瑞士代表处工作，长期为国外藏童义务教藏文及进行社会服务工作。 预选排名第4，得票71张，正式选举得票417张。
六、美洲选区的议员
1. 丹增秋登 38岁，美国洛杉矶大学毕业，为电力工程师，当选为第13届议会议员后自学藏文，积极参与立法，提出多项议案。 预选排名第1，得票412张，正式选举得票890张。
b，新而年轻的议员当选超过三分之一
和上一届议会议员对照，本届议会中至少有十五名「新面孔」（卫藏地区：才丹诺布、杰诺才旺、伊喜朋措。康巴地区：色达次成、多杰旺德、玉仲、秋俊旺秀、格桑坚参。安多地区：才仁玉仲、色达次成乌色、伊喜卓玛。噶举派的噶玛伊喜塔森、萨迦派的才仁波、苯教的格西墨朗塔森。欧洲的索南朋措。），即使未计入上届议会中为达赖喇嘛直接任命，这次是直接投票当选的达瓦才仁，因而至少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议员是新当选的，上一届议会的淘汰率高达33％，这些新当选的议员绝大部分都是三十、四十岁左右的青年、壮年。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介绍，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社会十余万人中，僧人和学生约有六万多人，僧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青年、壮年，加上已经投入工作的新一代社会青年，第十四届议会的选举可以说是标志着流亡社会新生代开始走向政坛和决策阶层的前奏。
c，「新难民」与第二代流亡藏人同时能获得认同而当选
新生代的藏人大部分虽然都是在印度接受教育的，但其实更不乏八十年代以后才刚从西藏流亡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例如：色达次成、索南多嘉、格桑坚参、恰札拉莫嘉、丹增贡波、色达次成乌色、才仁波、白日?吉梅旺嘉、格西?默朗塔辛、格西?雍仲坚参等），比例约近四分之一，远远超过选民中新难民的人口比例。这个现象表明流亡社会的政治接班序列中，不仅在年龄上已经开始在新旧交替，而且那些主要是在中国大陆统治下的西藏接受教育的新难民，流亡藏人社会整体的政治意识和激情仍能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同。
d，西藏青年会高阶干部多人当选
代表西藏三区的议员大多有青年会、妇女会、同乡会或教育界、文化界的背景，并没有一般西方社会代议政治中常见的阶级、财团利益的代表。在政治立场上，其中令人关注的是虽然西藏流亡政府宣称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获得绝大多数西藏人民的支持，但在这次新当选的议员中，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有自己独特看法的上届西藏青年会的会长才丹诺布、副会长噶玛伊喜、秘书长秋俊旺秀全部都当选（其中噶玛伊喜在上一届议会就于补选时当选）。上一届的西藏青年会曾经组织过许多活动，包括向西藏境内的和平挺进活动，在德里的绝食与自焚等等，他们都是第一次参选并且都以较高的排名当选，对照坚决主张西藏独立的全国民主党前任主席伊喜朋措这次也是新当选，现任主席也连任成功，这一方面意味着印度流亡藏人社会政治菁英的世代交替、新旧传承正在有条不紊地默默进行之中，但同时也因为他们选择的政治立场显然是日渐与北京疏离，其中的政治气氛在「后达赖喇嘛时代」中的发展趋势是很值得深思的。
e，竞选过程转为公开积极
由于西藏传统的谦和文化使然，一般老一辈的藏人即使希望能够当选却通常不会自己跑出来竞选，只是被动地等着人民选择自己，或者最多也就是在暗中使劲，很少公开出来竞选或呼吁人民投票给自己。但是，2006年的这一次换届选举就明显不同于以往，参选者的年轻化应该是主要原因；年轻人不畏惧地公开表现出接受、参与竞争的态度，在观察选举的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有很多自发组织的青年团体提出各自的候选人名单，制作张贴简单的竞选标语，而且还看到一些候选人也公开拜票。
康巴选区的色达次成和格桑监参是几年前刚从西藏流亡到印度的青年，他们在竞选过程中不仅四处打电话，而且两个人还自己凑了上万卢比，印制了几千份两人的文宣，在各个流亡小区，尤其是在康巴人聚居的定居点张贴。另外，嘉日卓玛、秋俊旺秀、伊喜朋措等人更是印制的「高档美观」的竞选文宣，更是贴遍所有的流亡小区，在这些人当中，除了嘉日卓玛是资深的议员之外，其它都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但却都一炮打响，不仅全部当选，而且色达次成更是在康巴选区中排名第三，与排名第二的贡秋只差五张票，显然大多数流亡藏人都相当能够接受青年的热情、开放作风。
尽管有了前述这种越来越公开的竞争，但是西藏流亡政府的议会选举还是和以前一样，更多的只是一种「等待」。至于「贿选」等恶质选风，更是闻所未闻！很多流亡藏人也都很务实地认为这种局面可能不会维持太久，随着老一代藏人逐渐的淡出流亡社会的政坛，和越来越多的新生代走上前台，用不了多久，通过激烈的竞选活动争取人民的支持应该会成为流亡社会选举文化的主流。
f，达赖喇嘛完全不介入选举
2006年10月5日早晨，达赖喇嘛从位于上达兰萨拉的宫邸前往西藏人民议会，在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的迎请下，达赖喇嘛进入西藏人民议会大厅发表了演说，这是达赖喇嘛首次对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的访问。达赖喇嘛在演说中，首先肯定了流亡藏人在过去的数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并呼吁议会全体成员再接再厉，更上层楼；达赖喇嘛对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状况作了简要的总结，并对未来有关问题进行了指导。根据当时西藏通讯记者的报导，达赖喇嘛演说之前首先询问了有几位是新议员，有几位是连任的？由新任议长噶玛却一一加以介绍本届议会的议员状况。11显然，达赖喇嘛对于竞选活动、选举结果等这些「世俗政务」并未仔细全盘掌握，达赖喇嘛是流亡藏人民主化的领导者，却不是一个政治事务与权力的掌控者。
（二）内阁首席部长
2006年 4月10日，西藏流亡政府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向外界公布了2006年3月18日流亡藏人投票直选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噶伦）的结果，中央选举委员会主管扎西平措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1. 在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初选中共产生了166名候选人，中央选举委员会将前六名列入竞选名单中。
2. 其中，现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桑东仁波切获得30934票，占总投票数的百分之八十二点六六；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久钦图丹获得2604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九六；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达赖喇嘛二哥嘉乐顿珠获得488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三零；西藏儿童村总负责人杰尊白玛女士获得477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二七；达赖喇嘛驻美特别代表嘉日洛周坚赞获得368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九八；第十三届西藏人民议员吾见多杰获得177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四七。
3. 第二次直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预选注册人数为72771人，37421人参加了投票，这也是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正式选举的选民数与投票率。
同年6月3日，开始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正式选举。从预选结果就可以很明确地看出，和第一次首席部长选举一样，正式的选举仍然是一场没有任何竞争的选举。根据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选举的规定，首席部长的选举不仅没有在预选中如果已经有人的得票超过一定的比例就可以不需要再经过正式选举就直接当选的规定，反而规定在正式选举中一定要有两名以上的候选人参选，否则该次选举即属无效。这样在预选结果出现极为悬殊的差异时，就面临没有人有意愿参加一场毫无获胜希望的选举窘境，和第一次首席部长的选举一样，久钦图丹主动扮演了这个角色，在第一次的选举中，久钦图丹就公开指出他参选是为了给流亡政府节省几十万卢比，因为如果只有桑东仁波切一个候选人参选，没有久钦图丹「陪着玩」，选举就应该重新开始，而每举行一次选举的开销一般都是几十万卢比，这次的选举，仍然没有人出来和桑东仁波切较劲，还是久钦图丹出来，并在呈交的简历中说明是为了避免选举无效而参选的。12因此，尽管选举还是很认真地办理，但其实完全是一种「过场」，谁都知道桑东仁波切笃定会当选，很多参加投票的选民仅仅是为了让桑东仁波切赢的光彩一点而前往票站投票，结果也一如预料，7月1日，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在向达赖喇嘛汇报选举结果以后，根据达赖喇嘛的指示公布了选举结果，根据公布的选举结果，桑东仁波切得票占百分之九十点七二，另一位候选人得票不到百分之十。（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于2001年8月发布消息指出，第一次选举桑东仁波切的得票率是百分之八十四点五四，久钦图旦的得票率是百分之十一）
桑东仁波切在竞选中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他当选，除了继续原有的政策而外不会有其它的变化，根据桑东仁波切以往的政策，在政治上将会继续推动与北京政府的和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对和谈，我们在坚持西藏民族应建立统一的行政实体，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施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的同时，将会在其它方面尽可能地配合北京政府的立场。在教育上将会继续推行以藏语文为教学语言为主的本土教育政策。在经济上，除了已经完成的政府部门经营的企业全部私有化，以及完善税收和募捐制度一充实和累积资金的政策而外，在各农业定居点将继续推动绿色农业，目前已经在很多定居点扩大了绿色农业的试点，效果良好，在采访西藏流亡政府计划委员会总负责人更秋宗珠时，他表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流亡藏人绿色农业产品在印度和国际有关绿色食品鉴定部门的认证工作，未来的重点是怎样将流亡藏人生产的绿色食品打入国际市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流亡藏人农民经营绿色农业生产有利可图。
桑东仁波切就职以后，虽然他拥有流亡藏人社会极高比例的支持，但面对自主性更加提高的西藏人民议会，可以预期未来在「行政与立法关系」方面的和谐互动，他将要付出更多心力。根据流亡藏人宪章规定，内阁首席部长提名的阁员（噶伦）人选若遇有议员反对时，就必须进行投票表决，而表决结果应有过半数议员的支持。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召开的第二次会议议程上，就内阁首席部长提名的内阁成员进行审核、表决；2006年9月30日，该次会议上，桑东仁波切提名了五位阁员，即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格桑央吉、西藏流亡政府主席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西藏流亡政府前教育与卫生部长图丹龙热、西藏流亡政府前财政与外交部长洛桑宁扎、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宁玛派议员才仁平措，但由于有议员提出反对提议后，议会依宪章规定以投票方式对被提名的阁员进行表决，表决结果：除洛桑宁扎之外，格桑央吉、丹巴次仁、图丹龙热、才仁平措四人均达到了百分之五十的支持票数而获得通过，故仅由内阁首席部长和这四位获得通过的阁员组成西藏流亡政府新一届噶厦（内阁）。13第十三届噶厦各噶伦工作安排如下：噶伦次仁平措担任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噶伦、噶伦图丹龙热担任教育部噶伦、噶伦丹巴次仁担任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噶伦，其余各部门均暂时由内阁首席部长亲自负责。14
五、结 论
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已于2006年5月30日在西藏人民议会大厅宣誓就职，桑东仁波切领导下的新一届西藏政府将会继续在西藏人民议会的监督下寻求与北京的和谈，桑东仁波切有关藏汉和谈的立场和处境已有多次相对正面期待的公开说明。根据西藏通讯2006年6月27日的报导，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消息指出，西藏和谈筹备小组从2006年6月30日起连续三天在达兰莎拉召开「第十一次会议」，就「藏汉和谈」问题进行研讨。甫于6月3日复选正式当选、尚未就新职（仍在前任期之中）的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部长、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秘书长等都出席了这次会议；显然，各方面所高度关注的双方接触会谈，对于西藏流亡政府一方而言，完全不受政府与议会换届选举的影响。15
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2006年的选举中以高票获得连任，这是第二次由人民直选产生的现任西藏流亡政府的第十三届内阁首席部长，任期为五年；在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上由内阁首席部长提交内阁成员名单，经议会通过后将组成新内阁。2006年8月15日早晨八时三十分，桑东仁波切在达赖喇嘛座前宣誓就职，正式开始了第十三届内阁任期。桑东仁波切就任后特别立刻接见了媒体，发表了简短的声明表示：在新一届任期内西藏流亡政府的政策方针不会有大的改变，将坚持以非暴力的中间道路原则为基础，以和谈的方式解决藏中问题。西藏境内的藏人是流亡政府的最大后盾，呼吁继续支持和坚定信念。并表示：「对于中共最近的严批达赖喇嘛的行为表示震惊和不解。」16
同时，西藏流亡政府设法巩固和发展流亡藏人在过去的流亡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其中重点是巩固分布在印度和尼泊尔、不丹等国的七十余个藏人定居点，以便使这些定居点继续成为在西藏境外长期推动西藏自由事业的基地。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流亡藏人中的许多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年轻人已经不肯满足于父辈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因此，如何让新一代年轻人在接受现代教育的同时又能够吸引年轻人，从而继续维持定居点的运转等，就成为西藏流亡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注释：
1指当时的西藏政府成立旨在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一个机构，曾经做出了减免债务、差役等一系列决定，并制定了对政府官员收回庄园发放薪俸的计划，但未及实施达赖喇嘛即被迫流亡印度。
2藏语中「人民」与「臣民」的词汇稍有不同，现代使用的民主概念之「民」是人民之「民」，达赖喇嘛在此所说的「民」是表达臣民这个概念的词汇。
3达赖喇嘛在桑东仁波切第一次当选内阁首席部长的就职仪式上的「新内阁要不断地创新」讲话，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翻译、提供。
4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编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第65页。但是，这个数字应有低估的可能，实际数字可能达到十三万人。
5候选人名单参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发行的「知识」月刊，2001年二月号。
6参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发行的「知识」月刊，2001年三月号。
7其中第一小组的十三名议员的讨论意见是：「一、有关首席部长的选举方式等，小组成员一致同意应根据达赖喇嘛的指导或建议，尽快落实实施为好。二、根据大家一致同意的结果，我们将需要在『流亡藏人宪章』中的有关需要相应地做出修改的条文单独列出。三、鉴于首席部长的选举极为重要，中央选举委员会和地方选举委员会必须尽职尽责地尽快完成有关的选举事项。四、达赖喇嘛基于必要性而让人民直接选举产生首席部长，我们虽不得不接受，但对于未来西藏国家的政教事业，作为境内外西藏人民的怙主，应长驻于世，并祈请继续领导西藏民族的自由事业。」第二小组十三名议员的意见是：「一、全体一致同意并支持达赖喇嘛提议的首席部长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意见。二、对达赖喇嘛就首席部长选举方面的教导随喜的同时，祈求达赖喇嘛一如既往地慈悲关照众生，尤其是雪域西藏之政府和人民。三、对首席部长候选人的产生方法方面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有九名议员支持，他们主张在选举委员会的主持下，由卸任的噶伦、议员、政府各部门秘书长等所组成的小组提出候选人名单，然后由人民投票产生，同时人民也可以投票支持任何其它的人选，第二种意见由四个议员支持，他们主张不需要设立小组，直接由人民投票产生候选人。四、如果第一种意见被通过，则每个人可以提出不多于三人的候选人名单。五、大家一致同意由选举委员会公布不超过十人的预选名单。六、公布不超过三人的候选人名单，供人民从中选择一名。七、首席部长的选举程序根据流亡政府的选举章程实施之。八、撤销『流亡藏人宪章』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第七款的内容。九、其它意见还包括由于首席部长的选举极为重要，因此，本届议会通过一个决议，首席部长的选举仍照以往方式进行，俟十三届议会产生后再做决定等。」第三个小组十二名议员的意见是：「一、对于达赖喇嘛修改『流亡藏人宪章』有关内容的建议，十人支持，两人反对。二、对于首席部长候选人的提出，一人支持由卸任的部长和议员提名，十人支持直接由人民提名，一人支持由在任议会议员提名。三、对于部长任期，一些人对连续两届以后的任期是否要做规定表示异议，大部分人支持维持原来的内容。四、达赖喇嘛承诺继续担任西藏境内外人民的怙主，对此应通过决议表示感激。五、对于首席部长提名的其它各部部长是否要经过议会通过问题，两人认为不必经过议会，其它人同意维持原来的内容。六、如果确定修改『宪章』，则本小组草拟了一份修改草案，希望议会研究讨论。」
8参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发行的「知识」月刊，2001年四月号。
9参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发行的「知识」月刊，2001年六月号。
10参考西藏通讯（总第33期、2001年5－6月号)报导：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候选人选举结束，5月29日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宣布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内阁部长的预选结果。5月 12日，西藏流亡社会全体藏人投票选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内阁部长，这是西藏流亡社会首次由人民直选首席部长，由于西藏流亡社会缺乏政党，有关候选人的产生方式一直困扰着西藏流亡社会的民主进程，这次的选举是根据达赖喇嘛的建议，经十二届议会最后一次会议通过的对「西藏流亡宪章」中有关内阁部长选举的规定后进行的，根据有关规定，预选是由人民自由提名他们中意的候选人名单，结果得票最多的前几位将成为首席内阁部长的正式候选人。根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预选结果，前西藏人民议会会长桑东仁波切的票最多，得票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八十一，其次是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杰钦图旦和前首席部长嘉乐顿珠等人。据选举委员会消息，正式的选举将在 7月29日举行。其后，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于2001年8月发布消息指出，前人民议会议长桑东仁波切以百分之八十四点五四的得票率当选为西藏流亡政府第一位直选产生的首席部长（噶伦赤巴）。桑东仁波切的竞选对手是西藏流亡政府前首席部长久钦图旦，他获得其余百分之十一的选票。选举产生的新部长将在九月底宣誓就职，他将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由人民直选产生的首席部长。这次选举是7月29日同时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美国、欧洲等国的西藏流亡藏人区进行的。根据人民直接提名的候选人得票顺序，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于4月29日宣布了五名候选人名单，其中除前西藏人民议会议长桑东仁波切和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久钦图旦而外，但其它候选人均已退出选举。根据「流亡藏人宪章」的有关规定，当选的首席部长应该在今年九月份向届时召开的议会会议提出3-7名内阁（噶厦）成员名单，经西藏人民议会55%以上通过后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批准即可正式生效。内阁任期为五年。
11资料来源：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10月05日，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10/index.html#061005.1。
12根据「西藏通讯」记者，2006年5月20日的报导，在西藏选举委员会的组织之下，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直选内阁首席部长（噶伦）候选人桑东仁波切和久钦图丹在5月18日与民众直接对话，并就各自获选后的政治立场及行政政策等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会中西藏流亡小区各非政府组织代表、民众参加了这次对话活动，西藏流亡政府网络电视、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挪威西藏之声以及印度媒体等对这次对话会进行了详细报道。在对话会上两位候选人回答了民众所提出的有关政治立场、行政管理政策以及藏汉问题的解决政策等问题的提问。资料来源：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5月20日，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05/index.html#060520。
13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09月30日，资料来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09/index.html#060930.2。
142006年10月5日，西藏流亡政府四位新噶伦中的在达兰莎拉的三位噶伦（格桑央吉在英国未能抵达)，在达赖喇嘛座前宣誓就职。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10月06日，资料来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10/index.html#061007。
15为期三天的西藏和谈筹备小组第十一会议，从2006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达兰莎拉召开，会议期间对藏中和谈问题进行了商讨。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06月27日，资料来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06/index.html#060627。
16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08月16日，资料来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08/index.html#060816.2。
他们为什么离开西藏？
作者：李江琳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09/12/blog-post.html
1959年以来，藏人一直没有中断过逃亡，即使在文革最惨烈的时期，也有藏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出走印度。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从1993年以来，平均每年有2千5百到3千名难民到达联合国难民署设立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中心。这个数字不包括到达尼泊尔之后自行投亲靠友，未经难民中心援助的藏人。在此期间，西藏并未发生战争或者饥荒，每年却仍然有大量藏人出走，这一现象的背后，必定有某种原因。
无可否认，西藏自治区多年来得到中央政府大量财政补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5月发表《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 公布了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包括西藏自治区的基本建设，医疗，教育（包括藏语教育），宗教等方面的成就。这组数据显示，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西藏投入了大笔资金。从汉人的角度来看，藏人能享受汉人享受不到的种种优惠，却无感激之心，汉人对此不免愤慨，所以网上对拉萨事件颇有“白眼狼”一类的指责。
问题究竟在哪里？在中国境内，长久以来我们听不到藏人的声音。为了对西藏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2007年10月，我去了一趟印度，在包括达兰萨拉在内的3个主要西藏难民定居点进行田野考察。我要寻找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为什么离开西藏？
“西藏”的概念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关心西藏问题。但是，从许多评论来看，汉藏民族在“西藏”这个概念上有很大的认知差异。对汉人来说，“西藏”指的是1965年9月1日成立的“西藏自治区”；而对藏人来说，“西藏”是一个整体， 虽然康区和安多不在西藏自治区的版图之内，可是对于生活在那些地区的藏人来说，这一行政区划并不改变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认同 。这也是“大西藏”概念的来源。
这个认知差异对“西藏问题”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投资，是对“西藏自治区”的投资，并不是对整个藏人居住区，即“大西藏”的投资。其中的一些投资对居住在其他省份的藏人有间接的好处，比方说青藏公路为自治区之外藏人区的交通带来了方便。交通改善不止是便利了藏人前往拉萨朝圣，当然还有经济效益。但是，政府对西藏自治区的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却并不能让自治区之外的藏人受益。根据《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提供的数据：“近四十年间，西藏自治区财政支出共875．86亿元，其中94．9％来自中央补贴。”这些补贴是给西藏自治区的，即使藏人从中受益，也是西藏自治区版图内的藏人受益，与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的藏人无关。西藏自治区版图内的西藏人口约为全部藏族人口的一半，因此，把中国政府提供给西藏自治区的财政资助理解为给全体藏人的资助，那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个认知差异的另一个影响，是使大家忽略西藏自治区之外，人口约占藏族人口50％的藏人生存状况。而这些地区的藏人恰恰是流亡藏人的主体。根据联合国难民署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数据，西藏难民总数的四分之三来自康区和安多，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难民来自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地区。我在印度西藏难民营的田野工作也证实了这一点。我的访谈完全是随机进行的，既没有事先约定，也没有刻意选择或者针对某个人群，但是，接受我采访的藏人绝大多数来自四川和青海。
流亡藏人的构成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数字，1993年到2006年，经过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藏人共33，343名。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出走藏人都符合联合国《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难民”的定义而被统计在内。比方说，每年到达尼泊尔的藏人中，有一些朝圣者。这些人在朝圣结束后，有些会在尼泊尔或者印度短暂停留，另有相当部分会返回家乡。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以朝圣的名义取得护照，以便合法出境的流亡者。
出走的藏人是什么人？他们原先从事什么职业？从以下数据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这些线索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西藏问题。
表I：到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藏人职业分类
（1993 － 2002）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牧民 1382 6.2％
尼姑 863 3.9%
喇嘛 9075 40.9%
农民 4725 21.3%
失业者 222 1%
学生 2765 12.4%
失学儿童 1902 8.6%
其他 1269 5.7%
总数： 22203 100％
注: 1993年只有接待藏人的总数,没有职业数据, 这个十年数据是根据难民接待中心提供的1992-2002年职业数据推算得出。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993到2002年这10年里，出走藏人中占比例最大的是两组人群：
1． 喇嘛/尼姑。这个人群总数是9,938人，占全部出走人数的44.8%。
2． 学生/失学儿童，这个人群的总数是4,767, 占全部出走人数的21%。
表II：到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藏人职业分类
（2003－2006）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宗教人士 5013 45％
儿童/学生 3342 30％
农民 2228 20％
牧民/失业者 557 5％
总数 11140 100％
注：2003年12月内大量藏人到达尼泊尔难民接待中心，接待中心只有总数，没有精确的职业分类数字。根据抽样调查，职业分类与上一年基本相同。
从表II提供的数据来看，从2003 到2006的4年中，出走藏人的总数几乎相当于前10年总数的一半，也就是说，这四年中的出走人数增加了很多。这个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由于我所掌握的资料有限，对最近几年来藏人出走人数增加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研究，我不想轻易做出结论。
比较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到，从1993年到2006年这14年间，出走的藏人中，人数最多的是僧尼和儿童/学生。其中僧尼的百分比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学生与儿童的百分比从表I的21％增加到表II的30％。
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藏人出走与宗教和教育方面的因素有关。
西藏自治区与西藏流亡社区教育状况比较
宗教和教育，是中央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争执的焦点之一。可是，为什么僧尼和儿童出走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这一现象为切入点，或许能帮助我们从更加实际的角度来理解藏人的状况和愿望。
由于汉藏两方对“西藏”这个包含了文化，民族，宗教和地域的概念理解不同，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只限于“小西藏”，即西藏自治区，并不包括生活在西南各省的藏人聚居区。而西藏自治区的教育状况一向是被当作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主要成就之一。把西藏自治区的教育状况与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管理之下的流亡社区教育状况加以比较，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近年来，每年出走印度的藏人中，有高达30％的儿童和学生。
《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中指出：“到2003年底，西藏有学校1011所，教学点2020个，在校学生45.34万人，小学入学率达91.8%；文盲率30%以下。中央政府在内地21个省市建立西藏班（校），为西藏培养大中专毕业生近万人。”
根据“中国人口信息网”在“西藏人口概况”一文中提供的资料，截止2003年底，西藏自治区总人口为270.17万人，其中藏族人口250.72万人。也就是说，到2003年底，西藏自治区每百人有19.5人为学生，每2,294人有一所学校。
流亡社区的教育状况是怎样的呢？境外流亡藏人的总数是13万左右，其中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的流亡藏人为12万左右。根据达赖喇嘛基金会提供的数字，流亡社区共有87所学校，其中有40所小学，24所初中和21所高中和大学，在校学生超过2万7千人，教师近2千名。流亡社会学龄人口入学率达到99％。 根据这个数据，流亡藏人每百人中有22个学生。每1，380人有一所学校。从1960年3月，流亡政府在印度北方的穆苏里建立第一所学校开始，不到50年的时间内，在流亡中取得这样的成果，这是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
《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中还提到，西藏自治区的教育是以藏语文为主的双语教育。这里的“双语”指的是汉语和藏语这两种语言。中国的高考必须考英语，对于想要获得高等教育的藏族学生来说，除了汉语和藏语，还必须学习第三种语言。流亡社区的学校也采用双语教育，不过是藏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
相比之下，流亡社区的教育还有几个特点:
1，对来自境内藏区的学生实行免费教育。从80年代以来，流亡藏人根据自己的财力向学校缴纳一定数目的学费，但来自国内藏区的流亡儿童和孤儿则是完全免费的。
2，西藏儿童村附带小学，学生们穿统一校服，来自藏区的儿童不仅可以免费读书，校服和日常生活开支也是免费的。
3，流亡社区的学校6年级以下是完全藏语教学，6年级以上开始藏英文双语教学，为学生们未来报考印度和欧美高等学校做准备。
4，流亡社区的教育理念是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结合，学生们在接受现代教育，学习英语，数学，科学等课程之外，也有机会学习西藏传统文化，如西藏历史，民间故事，诗歌，史诗，音乐舞蹈，宗教等。
5，小学毕业后，学生们离开儿童村，进入寄宿中学。初中毕业后，学生们可以升高中，也可以到职业学校去接受职业训练。高中毕业之后，如果考上大学，流亡政府教育部会为无力缴纳学费的学生们提供数目不等的奖学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流亡社区除了经过印度教育部认证的普通学校之外，还有多所寺庙办的学校。这些学校不仅有经学院，还有为年幼喇嘛办的学校。 以印度南方色拉寺的杰扎仓为例。色拉寺杰扎仓共有3千多名喇嘛，拥有两所学校，一所是初级学校，另一所是经学院，相当于宗教大学。喇嘛们进入经学院之前，必须先在初级学校接受相当于普通学校12年级的基本教育，课程包括英语，藏语，数学，艺术等，还有1年汉语和1年印第语。我参观过这所初级学校。学生全是喇嘛，教师有出家人，也有在家人。我请一位8年级的学生给我看他的英语课本，里面的课文没有宗教内容，而是印度学校的同等教材。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藏人孩子从小出家，在印度色拉寺长大，但是日后决定不进入经学院深造，而是选择还俗的话，他并不会因为从小出家而失去受基本教育的机会。
对于家境贫寒的藏人来说，在流亡社区可以得到免费教育，不必学三种语言，而且将来还有在印度和欧美大学里深造的可能性，其吸引力不言而喻。
西藏自治区与西藏流亡社区宗教状况比较
藏传佛教是藏文化的基础。传统上，通过各教派的大寺院自办经学院来培养僧尼，是藏传佛教的主要传承方式之一。年轻僧侣们必须在经学院学习多年，才能继承本派的精髓，成为合格的精神导师，教导下一代僧侣。且不说经济来源，要办经学院，一所寺庙里得有相当人数的僧侣才有可能。
关于西藏自治区的宗教状况，《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是这样说的：“（政府） 投资数亿元修复寺庙，维修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进行了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的浩大工程；目前西藏自治区共有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4.6万人。”
西藏的主要寺庙大多在“平叛”，“文革”以及历次运动中遭到严重毁坏，投资“修复”寺庙实质上等同于“赔偿”。所以，修复寺庙可以作为政绩，但藏人并不一定为此感恩，这是可以理解的。根据“白皮书”提供的数据，拥有250.72万藏人的西藏自治区，有4.6万名僧尼，占总人口的1.8％。 这些僧尼住在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里，平均每个“藏传佛教宗教活动场所”有27名僧侣。 这些“宗教活动场所”如果单指寺庙的话，西藏自治区内的一些大寺庙，比如拉萨的大昭寺，有几百名僧侣，那么，其他一些寺庙必然僧侣人数很少。一所寺院即使有几百名僧侣，也很难有能力开办高水平的经学院。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提供的数据：“目前不仅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重建了包括西藏各教派的寺院二百余座，其中哲蚌寺、色拉寺各自都有三、四千名僧侣，而且还在世界各国建立了一些寺院和一千余个宗教组织。”藏传佛教各教派在流亡社区都有自己的经学院，这些经学院不仅吸引来自藏区的学僧，也吸引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僧侣。我在达兰萨拉大昭寺，就看到辩经的僧侣中有来自以色列，韩国，日本，台湾等地的僧尼。
在达兰萨拉，我采访了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秘书长茨仁顿珠先生。他向我介绍说，目前流亡社区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有223座寺庙，共有3万左右僧尼，平均每所寺院有135名僧侣。从境内来的僧尼，以及打算来流亡社区寺庙出家的年青人，流亡政府会根据他们的意愿送到适当的寺院。在寺院里，根据各人不同的程度，开始接受普通教育和宗教教育。为了让他们能够安心学习，宗教文化部会为来自藏区的僧尼提供15年的经济援助。15年后，如果他们愿意留下来，他们通常必须自己设法寻找经济资助，有时候会有国外资助，有时候寺院会继续资助他们。在流亡社区学习的僧尼，约有一半左右会回到中国境内的藏区，致力于下一代僧侣的教育和藏传佛教的传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藏传佛教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境外。不仅四大教派的法王都在境外，高水平的经学院也都在境外。因此，每年出走印度的藏人中，有高达45％是僧侣，而且这个比例一直保持10多年不变。我所采访过的流亡藏人中，凡是最近十几年出境的人，问起他们离开西藏的原因，几乎都把来到达兰萨拉朝见达赖喇嘛当作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的比较是流亡社区与西藏自治区的比较。考虑到10年来，流亡藏人绝大多数来自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康区和安多，那些地区藏人在宗教和教育方面的状况，应该不会比西藏自治区更好。
根据以上分析，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在包括康区和安多的藏人社区制定更加宽松的宗教政策，减少对僧侣人数和藏人精神生活的限制，并且加大教育投资，使更多的藏民儿童能够接受藏人所期望的基本教育，不失为汉藏和解的第一步。
资料来源：
1．《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5/24/content_1487517.htm
2．“危险的翻越：影响西藏难民逃亡的因素”。国际支援西藏委员会年度报告 （2001－2006）
Dangerous Crossing: Conditions Impacting the Flight of Tibetan Refugees.
http://www.savetibet.org/campaigns/refugees/index.php
3． 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资讯网
http://www.tibet.org.tw/about.php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09/12/blog-post.html
1959年以来，藏人一直没有中断过逃亡，即使在文革最惨烈的时期，也有藏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出走印度。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从1993年以来，平均每年有2千5百到3千名难民到达联合国难民署设立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中心。这个数字不包括到达尼泊尔之后自行投亲靠友，未经难民中心援助的藏人。在此期间，西藏并未发生战争或者饥荒，每年却仍然有大量藏人出走，这一现象的背后，必定有某种原因。
无可否认，西藏自治区多年来得到中央政府大量财政补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5月发表《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 公布了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包括西藏自治区的基本建设，医疗，教育（包括藏语教育），宗教等方面的成就。这组数据显示，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西藏投入了大笔资金。从汉人的角度来看，藏人能享受汉人享受不到的种种优惠，却无感激之心，汉人对此不免愤慨，所以网上对拉萨事件颇有“白眼狼”一类的指责。
问题究竟在哪里？在中国境内，长久以来我们听不到藏人的声音。为了对西藏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2007年10月，我去了一趟印度，在包括达兰萨拉在内的3个主要西藏难民定居点进行田野考察。我要寻找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为什么离开西藏？
“西藏”的概念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关心西藏问题。但是，从许多评论来看，汉藏民族在“西藏”这个概念上有很大的认知差异。对汉人来说，“西藏”指的是1965年9月1日成立的“西藏自治区”；而对藏人来说，“西藏”是一个整体， 虽然康区和安多不在西藏自治区的版图之内，可是对于生活在那些地区的藏人来说，这一行政区划并不改变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认同 。这也是“大西藏”概念的来源。
这个认知差异对“西藏问题”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投资，是对“西藏自治区”的投资，并不是对整个藏人居住区，即“大西藏”的投资。其中的一些投资对居住在其他省份的藏人有间接的好处，比方说青藏公路为自治区之外藏人区的交通带来了方便。交通改善不止是便利了藏人前往拉萨朝圣，当然还有经济效益。但是，政府对西藏自治区的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却并不能让自治区之外的藏人受益。根据《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提供的数据：“近四十年间，西藏自治区财政支出共875．86亿元，其中94．9％来自中央补贴。”这些补贴是给西藏自治区的，即使藏人从中受益，也是西藏自治区版图内的藏人受益，与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的藏人无关。西藏自治区版图内的西藏人口约为全部藏族人口的一半，因此，把中国政府提供给西藏自治区的财政资助理解为给全体藏人的资助，那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个认知差异的另一个影响，是使大家忽略西藏自治区之外，人口约占藏族人口50％的藏人生存状况。而这些地区的藏人恰恰是流亡藏人的主体。根据联合国难民署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数据，西藏难民总数的四分之三来自康区和安多，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难民来自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地区。我在印度西藏难民营的田野工作也证实了这一点。我的访谈完全是随机进行的，既没有事先约定，也没有刻意选择或者针对某个人群，但是，接受我采访的藏人绝大多数来自四川和青海。
流亡藏人的构成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数字，1993年到2006年，经过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藏人共33，343名。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出走藏人都符合联合国《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难民”的定义而被统计在内。比方说，每年到达尼泊尔的藏人中，有一些朝圣者。这些人在朝圣结束后，有些会在尼泊尔或者印度短暂停留，另有相当部分会返回家乡。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以朝圣的名义取得护照，以便合法出境的流亡者。
出走的藏人是什么人？他们原先从事什么职业？从以下数据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这些线索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西藏问题。
表I：到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藏人职业分类
（1993 － 2002）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牧民 1382 6.2％
尼姑 863 3.9%
喇嘛 9075 40.9%
农民 4725 21.3%
失业者 222 1%
学生 2765 12.4%
失学儿童 1902 8.6%
其他 1269 5.7%
总数： 22203 100％
注: 1993年只有接待藏人的总数,没有职业数据, 这个十年数据是根据难民接待中心提供的1992-2002年职业数据推算得出。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993到2002年这10年里，出走藏人中占比例最大的是两组人群：
1． 喇嘛/尼姑。这个人群总数是9,938人，占全部出走人数的44.8%。
2． 学生/失学儿童，这个人群的总数是4,767, 占全部出走人数的21%。
表II：到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藏人职业分类
（2003－2006）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宗教人士 5013 45％
儿童/学生 3342 30％
农民 2228 20％
牧民/失业者 557 5％
总数 11140 100％
注：2003年12月内大量藏人到达尼泊尔难民接待中心，接待中心只有总数，没有精确的职业分类数字。根据抽样调查，职业分类与上一年基本相同。
从表II提供的数据来看，从2003 到2006的4年中，出走藏人的总数几乎相当于前10年总数的一半，也就是说，这四年中的出走人数增加了很多。这个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由于我所掌握的资料有限，对最近几年来藏人出走人数增加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研究，我不想轻易做出结论。
比较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到，从1993年到2006年这14年间，出走的藏人中，人数最多的是僧尼和儿童/学生。其中僧尼的百分比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学生与儿童的百分比从表I的21％增加到表II的30％。
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藏人出走与宗教和教育方面的因素有关。
西藏自治区与西藏流亡社区教育状况比较
宗教和教育，是中央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争执的焦点之一。可是，为什么僧尼和儿童出走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这一现象为切入点，或许能帮助我们从更加实际的角度来理解藏人的状况和愿望。
由于汉藏两方对“西藏”这个包含了文化，民族，宗教和地域的概念理解不同，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只限于“小西藏”，即西藏自治区，并不包括生活在西南各省的藏人聚居区。而西藏自治区的教育状况一向是被当作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主要成就之一。把西藏自治区的教育状况与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管理之下的流亡社区教育状况加以比较，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近年来，每年出走印度的藏人中，有高达30％的儿童和学生。
《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中指出：“到2003年底，西藏有学校1011所，教学点2020个，在校学生45.34万人，小学入学率达91.8%；文盲率30%以下。中央政府在内地21个省市建立西藏班（校），为西藏培养大中专毕业生近万人。”
根据“中国人口信息网”在“西藏人口概况”一文中提供的资料，截止2003年底，西藏自治区总人口为270.17万人，其中藏族人口250.72万人。也就是说，到2003年底，西藏自治区每百人有19.5人为学生，每2,294人有一所学校。
流亡社区的教育状况是怎样的呢？境外流亡藏人的总数是13万左右，其中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的流亡藏人为12万左右。根据达赖喇嘛基金会提供的数字，流亡社区共有87所学校，其中有40所小学，24所初中和21所高中和大学，在校学生超过2万7千人，教师近2千名。流亡社会学龄人口入学率达到99％。 根据这个数据，流亡藏人每百人中有22个学生。每1，380人有一所学校。从1960年3月，流亡政府在印度北方的穆苏里建立第一所学校开始，不到50年的时间内，在流亡中取得这样的成果，这是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
《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中还提到，西藏自治区的教育是以藏语文为主的双语教育。这里的“双语”指的是汉语和藏语这两种语言。中国的高考必须考英语，对于想要获得高等教育的藏族学生来说，除了汉语和藏语，还必须学习第三种语言。流亡社区的学校也采用双语教育，不过是藏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
相比之下，流亡社区的教育还有几个特点:
1，对来自境内藏区的学生实行免费教育。从80年代以来，流亡藏人根据自己的财力向学校缴纳一定数目的学费，但来自国内藏区的流亡儿童和孤儿则是完全免费的。
2，西藏儿童村附带小学，学生们穿统一校服，来自藏区的儿童不仅可以免费读书，校服和日常生活开支也是免费的。
3，流亡社区的学校6年级以下是完全藏语教学，6年级以上开始藏英文双语教学，为学生们未来报考印度和欧美高等学校做准备。
4，流亡社区的教育理念是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结合，学生们在接受现代教育，学习英语，数学，科学等课程之外，也有机会学习西藏传统文化，如西藏历史，民间故事，诗歌，史诗，音乐舞蹈，宗教等。
5，小学毕业后，学生们离开儿童村，进入寄宿中学。初中毕业后，学生们可以升高中，也可以到职业学校去接受职业训练。高中毕业之后，如果考上大学，流亡政府教育部会为无力缴纳学费的学生们提供数目不等的奖学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流亡社区除了经过印度教育部认证的普通学校之外，还有多所寺庙办的学校。这些学校不仅有经学院，还有为年幼喇嘛办的学校。 以印度南方色拉寺的杰扎仓为例。色拉寺杰扎仓共有3千多名喇嘛，拥有两所学校，一所是初级学校，另一所是经学院，相当于宗教大学。喇嘛们进入经学院之前，必须先在初级学校接受相当于普通学校12年级的基本教育，课程包括英语，藏语，数学，艺术等，还有1年汉语和1年印第语。我参观过这所初级学校。学生全是喇嘛，教师有出家人，也有在家人。我请一位8年级的学生给我看他的英语课本，里面的课文没有宗教内容，而是印度学校的同等教材。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藏人孩子从小出家，在印度色拉寺长大，但是日后决定不进入经学院深造，而是选择还俗的话，他并不会因为从小出家而失去受基本教育的机会。
对于家境贫寒的藏人来说，在流亡社区可以得到免费教育，不必学三种语言，而且将来还有在印度和欧美大学里深造的可能性，其吸引力不言而喻。
西藏自治区与西藏流亡社区宗教状况比较
藏传佛教是藏文化的基础。传统上，通过各教派的大寺院自办经学院来培养僧尼，是藏传佛教的主要传承方式之一。年轻僧侣们必须在经学院学习多年，才能继承本派的精髓，成为合格的精神导师，教导下一代僧侣。且不说经济来源，要办经学院，一所寺庙里得有相当人数的僧侣才有可能。
关于西藏自治区的宗教状况，《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是这样说的：“（政府） 投资数亿元修复寺庙，维修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进行了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的浩大工程；目前西藏自治区共有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4.6万人。”
西藏的主要寺庙大多在“平叛”，“文革”以及历次运动中遭到严重毁坏，投资“修复”寺庙实质上等同于“赔偿”。所以，修复寺庙可以作为政绩，但藏人并不一定为此感恩，这是可以理解的。根据“白皮书”提供的数据，拥有250.72万藏人的西藏自治区，有4.6万名僧尼，占总人口的1.8％。 这些僧尼住在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里，平均每个“藏传佛教宗教活动场所”有27名僧侣。 这些“宗教活动场所”如果单指寺庙的话，西藏自治区内的一些大寺庙，比如拉萨的大昭寺，有几百名僧侣，那么，其他一些寺庙必然僧侣人数很少。一所寺院即使有几百名僧侣，也很难有能力开办高水平的经学院。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提供的数据：“目前不仅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重建了包括西藏各教派的寺院二百余座，其中哲蚌寺、色拉寺各自都有三、四千名僧侣，而且还在世界各国建立了一些寺院和一千余个宗教组织。”藏传佛教各教派在流亡社区都有自己的经学院，这些经学院不仅吸引来自藏区的学僧，也吸引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僧侣。我在达兰萨拉大昭寺，就看到辩经的僧侣中有来自以色列，韩国，日本，台湾等地的僧尼。
在达兰萨拉，我采访了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秘书长茨仁顿珠先生。他向我介绍说，目前流亡社区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有223座寺庙，共有3万左右僧尼，平均每所寺院有135名僧侣。从境内来的僧尼，以及打算来流亡社区寺庙出家的年青人，流亡政府会根据他们的意愿送到适当的寺院。在寺院里，根据各人不同的程度，开始接受普通教育和宗教教育。为了让他们能够安心学习，宗教文化部会为来自藏区的僧尼提供15年的经济援助。15年后，如果他们愿意留下来，他们通常必须自己设法寻找经济资助，有时候会有国外资助，有时候寺院会继续资助他们。在流亡社区学习的僧尼，约有一半左右会回到中国境内的藏区，致力于下一代僧侣的教育和藏传佛教的传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藏传佛教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境外。不仅四大教派的法王都在境外，高水平的经学院也都在境外。因此，每年出走印度的藏人中，有高达45％是僧侣，而且这个比例一直保持10多年不变。我所采访过的流亡藏人中，凡是最近十几年出境的人，问起他们离开西藏的原因，几乎都把来到达兰萨拉朝见达赖喇嘛当作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的比较是流亡社区与西藏自治区的比较。考虑到10年来，流亡藏人绝大多数来自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康区和安多，那些地区藏人在宗教和教育方面的状况，应该不会比西藏自治区更好。
根据以上分析，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在包括康区和安多的藏人社区制定更加宽松的宗教政策，减少对僧侣人数和藏人精神生活的限制，并且加大教育投资，使更多的藏民儿童能够接受藏人所期望的基本教育，不失为汉藏和解的第一步。
资料来源：
1．《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5/24/content_1487517.htm
2．“危险的翻越：影响西藏难民逃亡的因素”。国际支援西藏委员会年度报告 （2001－2006）
Dangerous Crossing: Conditions Impacting the Flight of Tibetan Refugees.
http://www.savetibet.org/campaigns/refugees/index.php
3． 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资讯网
http://www.tibet.org.tw/about.php
“藏青会”四十年
作者：李江琳
来源：《开放》2009年3月号
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09/12/blog-post_3170.html
长期以来，西藏问题的聚焦点集中在达赖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府。2008年3月的拉萨事件，使得西藏流亡社区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突然成了新的焦点。这个组织就是“西藏青年大会”（Tibetan Youth Congress），简称“藏青会”，或者“青年会”。
“藏青会”是西藏流亡社会中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但它并非唯一的非政府组织。 除了青年会之外，比较大的非政府组织有“西藏妇女会”（Tibetan Women’s Association）和“自由西藏学生会”（Students for Free Tibet，简称“学生会”），此外还有“前政治犯协会”，以及一些类似同乡会的组织。
“藏青会”是一个明确主张西藏独立的组织。该组织的网站首页毫不讳言，其宗旨是“恢复整个西藏，包括传统的西藏三省，即卫藏，康和安多的完全独立。”藏青会纽约/新泽西分会网站的“本会宗旨”也公开表明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为西藏的完全独立而斗争。” 为此，藏青会被一些西方媒体称为“激进组织”。
在中国人所习惯的语境中，“激进”往往令人联想到“革命”，而我们所受的教育又很自然地把“革命”与“暴力”相联。因此，一般中国人对藏青会的“激进”很自然地理解为“暴力”， 对它的说法五花八门，有的称它为“恐怖组织”，有的甚至称它为“哈马斯”式的组织。藏青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我在美国，印度，尼泊尔和锡金访问西藏流亡社区时，遇到过不少藏青会成员，有机会采访各级藏青会的前任和现任领导人，同一些普通成员谈话，也曾就外界的传言当面向他们求证。
藏青会的历史与现状
藏青会的想法出现于上世纪末，那时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已经十年，追随他出走的八万多西藏难民，分散在印度，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等国家的20多个定居点里，用各种方式生产自助，并且建立了多所学校和寺院，难民儿童开始接受现代教育。
到60年代末，西藏流亡社会第一批接受现代教育的青年已经毕业，其中一些人赴欧美等国继续深造，另外一些人来到达兰萨拉，加入流亡政府服务。虽然达赖喇嘛已经开始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在流亡社区中推行民主体制，但是这些年轻人对当时的流亡政府很不满意。流亡使得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新的生存条件，他们必须面对复杂的新形势， 做出相应的决策。这些年青人认为，从西藏逃出来的老一代贵族官僚们并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也不适应新的形势。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一代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
为了更好地团结和组织流亡社会中的年轻一代，为争取西藏的自由而努力，四个流亡印度，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决定成立一个年青人的组织。这四个人是丹增格杰哲通，丹增南嘉哲通，索南多加和洛地嘉日坚赞。他们发起第一届西藏青年代表大会，成为西藏青年大会的创建人。日后，他们四人都在流亡政府中担任过重要职务。
1970年10月7日，三百名来自各地的西藏青年聚集在达兰萨拉，代表流亡社会的年轻一代，在达兰萨拉召开大会，宣布成立西藏青年大会。 达赖喇嘛和他的两位经师参加了大会， 达赖喇嘛并致开幕词。成立一个年青人组织的想法，一开始就得到达赖喇嘛的支持。一个民主的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西藏青年大会的成立，不仅表明流亡社会的年轻一代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行动，也表明西藏流亡政府开始有了压力团体。这个团体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独立性，常常反对流亡政府的政策和主张，还不时与流亡政府唱对台戏。
藏青会总部设在达兰萨拉，下辖81个分会（Regional Tibetan Youth Congress， 简称RTYC）。我在达兰萨拉采访现任藏青会总书记顿珠拉达时，他告诉我，目前藏青会共有三万多会员。从网站上可以看到，藏青会在印度，尼泊尔，不丹，挪威，法国，加拿大，台湾，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设有分部。在北美有纽约/新泽西，明尼苏达，西雅图，旧金山，波特兰/温哥华和多伦多等六个分会。由于流亡藏人比较集中的地区是南印度，该地区的分会自然人数也是最多的。
藏青会的组织形式
藏青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每三年召集一次的全体代表大会（General Body Meeting，简称GBM）。只有GBM有权选举藏青会的执行机构，即中央执行委员会（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简称Centrex）。所有分会的会长和秘书长自动成为GBM的成员，除此之外，为了避免领导层专权，各分会的每50名普通成员有权推选一位代表参加GBM。由于经费或者其他原因，普通成员代表不一定能够做到每50名中有一人参加全体代表大会。但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推选一定数目的代表参加。
执委会的选举分两步进行。先由GBM提名60到80名候选人进行初选，从中筛选出25到28名正式候选人，然后通过GBM全体成员投票，选出10名执委会成员。 执委会有正副会长，正副秘书长和一名会计，并设有文化，出版，公共关系三个部，每个部各有一至两名负责人。执委会任期三年，会长可以连任一届。执委会办公室设在达兰萨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藏青会总部”。在其他国家生活的藏青会成员如果当选为执委会成员，必须去达兰萨拉工作至任期结束。
分会领导由该分会所属成员投票选举。由于各地藏人社区人数不同，各分会的领导成员人数也不同。以纽约/新泽西分会为例。我采访该分会秘书长才旺贡波时，他告诉我，纽约/新泽西分会成立于1994年，现有1500名登记在册的成员。其领导机构是理事会，现任理事会是第9届。理事会每两年选举一次，由即将卸任的理事会提出约20名候选人，普通成员也可以推出候选人，然后全体成员投票选出理事会成员。理事会主席可以连任一次。
藏青会的成员必须缴纳会费，会费和募捐得来的款项是藏青会财政来源。藏青会执委会成员有部分是领工资的，分会理事会成员则全部是不领工资的志愿人员。藏青会成员参加各种活动也没有补贴，都是志愿行为。由于藏青会成员大多要么有工作，要么是在校学生，不是随时都能参加活动，因此很多活动是在傍晚下班后和周末举行。有时候活动频繁，大家只好轮流请假。
这个组织已有近40年的历史，现任执委会是第13届，每一届都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早期的藏青会成员是西藏流亡社区中最早进行民主实践的一代人。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藏青会对流亡藏人民主意识的传播，帮助流亡藏人建立社区的选举制度等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藏青会成员
加入藏青会并没有特别的条件，只要年龄16岁以上，认同藏青会的基本宗旨就可以加入。藏青会没有年龄上限的限制，因此，虽然名为“青年会”，但也有一些30多，乃至50多岁的成员，不过这些“老青年”不多，藏青会的主体成员是18到30多岁的年龄层。藏青会成员只限于藏人。
藏青会是一个不分教派，不限地域，不限僧俗的世界性组织， 因此藏青会成员男女老少，僧俗皆有。藏青会成员并不完全是出生在西藏境外的藏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平均每年有2千5百到3千名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加入流亡社区，这些人被称为“新来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于12岁以上，30岁以下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潜在的藏青会成员。他们中有多少人加入了藏青会？ 到目前为止，没有确切的数据。
从我采访中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藏青会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新来者”。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人不一定象境外出生的成员那样活跃，因此使外界产生“藏青会成员全是从未去过西藏的境外藏人”的印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比方说，现任藏青会秘书长顿珠拉达就出生在康区。 他于1996年出逃印度，在印度接受教育，参加藏青会并成为骨干成员之一。换句话说，只要藏人在西藏的状况没有较大的改变，年轻一代的藏人还在继续出逃境外，藏青会就不会缺少“新鲜血液”。
当然，流亡藏人分布在十几个国家，各地的情况有很大差异。有些早年建立的定居点很少有“新来者”加入，其分会会员基本上全是出生在境外的第二，三代难民。“新来者”比较集中的地区是印度和尼泊尔，这些地区藏青会的力量比较强。
藏青会的成员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基本上全都受过现代教育，其中相当多的成员受过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藏青会成立至今，一共有过约130名常委会委员。这些人全部受过现代教育，其中70％以上在印度、尼泊尔、美国和欧洲受过大学本科以上的高等教育。纽约/新泽西分会有十位理事会成员，我采访过其中的几位。他们都有正式工作， 都会说流利的英语。我随意采访的一些藏青会普通成员大都是在校学生，有的在读大学，有的还在读高中。除了为本民族的前途奋斗之外，他们同样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一个名叫扎西措姆的16岁女孩告诉我，她希望高中毕业后能去英国牛津大学学法律，将来当企业律师。
这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年青人与他们的父辈有何不同？他们与上一代之间是否有代沟？这是我在采访藏青会成员时常常问的问题。纽约/新泽西分会秘书长才旺贡波坦率地告诉我，“代沟”确实存在。跟老一代比起来，他们有明确的“政教分离”意识。老一代人百分之百服从达赖喇嘛，只要是达赖喇嘛说的，他们就会去做，很少会去独立思考，更不要说反对了。而他们这些年青人虽然尊奉达赖喇嘛为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和民族领袖，但是并不是百分之百拥护他的政策。他们认为，在为西藏民族的前途奋斗这一点上，他们与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但是藏青会有不同的目标和策略，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存在分歧。“那并不等于说我们就是在反对达赖喇嘛，”藏青会秘书长顿珠拉达笑着对我说。他对媒体上“藏青会反对达赖喇嘛”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纯属对藏青会缺乏了解。
藏青会的活动
被称为“激进组织”的藏青会有那些活动呢？纽约/新泽西分会秘书长才旺贡波告诉我，从活动内容来看，政治活动只是一部分，藏青会还举办文化和慈善活动。活动方式有两类，一类是全体性的活动；一类是地区性的活动。全体性的活动由藏青会总部召集，通过各分会统一安排，然后在世界各地同步举行。地区性的活动由各分会自己召集，自行安排。一般说来，除非有重大政治事件，比方说2008年在印度、尼泊尔、美国、加拿大、澳洲、以及欧洲的几个国家同时进行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一般都是各分会根据自己所在地区的情况，自行决定活动内容和时间，总部并无特别的规定，也不加干涉。因此，在同一个周末，各地藏青会分会可能在进行很不相同的活动。美东的藏青会员或许会去首都华盛顿抗议，与此同时，美国西部的分会却有可能在举办文化活动。
我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和锡金首府岗托克访问过当地藏青会负责人。从他们介绍的情况看来，即使是在2008年3月西藏事件中，各地藏青会所举办的活动也是很不相同的。这与他们所在地区的具体情况有关。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近几十年来西藏出逃者的必经之地，几乎所有流亡者在越过中尼边境后，都会设法到达联合国难民署设在加德满都专门接待西藏难民的中心，然后由该中心转送印度。这里能够接收西藏的电视节目。西藏发生的任何事情，这里的藏人感同身受。西藏事件期间，加德满都藏青会的抗议非常激烈。尼泊尔警方与抗议者发生冲突，导致上百名藏人被捕，若干人受伤。
我和这里的藏青会成员谈话时，明显感受到他们对自己和本民族处境的焦虑。他们告诉我，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尼泊尔和印度政府达成的安排，藏人逃亡只能过境尼泊尔，随后必须前往印度。但是有不少人逃亡后选择非法居留尼泊尔。有些人在印度或尼泊尔生活了几年之后想返回西藏，但是护照过期，遇到种种麻烦，不得不滞留尼泊尔。毛派掌权后，对藏人有很多限制，当地藏人认为是中国政府对尼泊尔政府施加压力，导致他们的生存空间受到压缩，使得愤怒情绪在藏人之间酝酿，抗议时情绪爆发，场面相当激烈。
锡金岗托克的藏青会，情况就明显不同。该地藏青会秘书长晋边彭措告诉我，岗托克的藏人除了世代居住在锡金的“锡金藏人”以外，几乎都是早期流亡者。岗托克的西藏难民是散居的，他们与其他民族比邻而居，生活安定，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生活状况，都比加德满都好很多。藏人大多有自己的生意事业，生活状态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当地藏青会本来安排了一个抗议活动，但印度官方通过当地西藏福利办公室表示，他们不希望在距离中国边界如此近的地方发生抗议活动。岗托克藏青会因此取消了抗议活动，代之以为西藏事件中死难者举办的烛光悼念会。
纽约 /新泽西分会除了抗议，人权圣火传递等活动外，还连续7个周末在纽约市政厅前或者联合广场为死难者举办烛光祈祷会，请喇嘛颂经，超度死难者的灵魂，吸引了许多外籍旅游者和西方人士参加或者观望。不过，纽约藏青会的很多活动并非每次都是单独举行，很多活动是与妇女会和学生会共同举办的。
我曾在其中一次烛光祈祷会上采访纽约/新泽西分会秘书长才旺贡波。
我直接了当问他，藏青会是否已经放弃非暴力路线？才旺贡波回答说，藏青会要求西藏独立，并不等于反对达赖喇嘛提倡的非暴力抗争路线。
“那么，面对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大国，你认为非暴力路线的方式有可能实现独立吗？”我问。
“印度被英国殖民三百年，最终还是获得了独立。”他回答。
那么，为什么藏青会被认为一个激进组织呢？才旺贡波承认藏青会在流亡社区是很激进的组织，但是强调说，他们的激进是理念而非行动。在他们的语境中，“激进”指的是他们不接受自治，而提出完全独立的诉求。这个理念即使在藏人中，也算是“激进”的。他们举办活动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坚持不断的抗议，宣传等活动来吸引媒体的注意，使西藏问题不至被世人遗忘。藏青会人数不多，但是组织严谨，成员有热情，又有强烈的为本民族命运奋斗的意愿。 他们对居住国的社会比较了解，活动往往采用当地人习惯的方式，时常会有出人意料之举，比如绝食， “为西藏而步行”， “步行去拉萨”等。因此，他们的活动规模虽然不大，却常常引起民众和媒体的注意。
岗托克藏青会秘书长晋边彭措说，他认为，非暴力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武器，他们争取西藏独立的理念，只有通过非暴力才能达到。这不是说，达到目标是容易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将有很多困难的时候。
流亡藏人社区正在日益民主化，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想法和声音。老一代人坚持中间道路，新一代人认同独立追求，最后到底走到什么目标，这要看将来事情的演变，看世界的变化和藏民族人民的选择。
而藏青会的存在，晋边彭措说，这是一个象征，它表明，西藏流亡社会正走在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民主政治对藏民族是一种新的东西，民主是要学的。通过藏青会的存在和活动，藏人在学习民主政治的理念和规则，学习政治表达，学习投票选举，学习结社集会。藏青会的意义，超越了当下的政治事件。
首发《开放》2009年3月号
来源：《开放》2009年3月号
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09/12/blog-post_3170.html
长期以来，西藏问题的聚焦点集中在达赖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府。2008年3月的拉萨事件，使得西藏流亡社区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突然成了新的焦点。这个组织就是“西藏青年大会”（Tibetan Youth Congress），简称“藏青会”，或者“青年会”。
“藏青会”是西藏流亡社会中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但它并非唯一的非政府组织。 除了青年会之外，比较大的非政府组织有“西藏妇女会”（Tibetan Women’s Association）和“自由西藏学生会”（Students for Free Tibet，简称“学生会”），此外还有“前政治犯协会”，以及一些类似同乡会的组织。
“藏青会”是一个明确主张西藏独立的组织。该组织的网站首页毫不讳言，其宗旨是“恢复整个西藏，包括传统的西藏三省，即卫藏，康和安多的完全独立。”藏青会纽约/新泽西分会网站的“本会宗旨”也公开表明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为西藏的完全独立而斗争。” 为此，藏青会被一些西方媒体称为“激进组织”。
在中国人所习惯的语境中，“激进”往往令人联想到“革命”，而我们所受的教育又很自然地把“革命”与“暴力”相联。因此，一般中国人对藏青会的“激进”很自然地理解为“暴力”， 对它的说法五花八门，有的称它为“恐怖组织”，有的甚至称它为“哈马斯”式的组织。藏青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我在美国，印度，尼泊尔和锡金访问西藏流亡社区时，遇到过不少藏青会成员，有机会采访各级藏青会的前任和现任领导人，同一些普通成员谈话，也曾就外界的传言当面向他们求证。
藏青会的历史与现状
藏青会的想法出现于上世纪末，那时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已经十年，追随他出走的八万多西藏难民，分散在印度，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等国家的20多个定居点里，用各种方式生产自助，并且建立了多所学校和寺院，难民儿童开始接受现代教育。
到60年代末，西藏流亡社会第一批接受现代教育的青年已经毕业，其中一些人赴欧美等国继续深造，另外一些人来到达兰萨拉，加入流亡政府服务。虽然达赖喇嘛已经开始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在流亡社区中推行民主体制，但是这些年轻人对当时的流亡政府很不满意。流亡使得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新的生存条件，他们必须面对复杂的新形势， 做出相应的决策。这些年青人认为，从西藏逃出来的老一代贵族官僚们并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也不适应新的形势。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一代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
为了更好地团结和组织流亡社会中的年轻一代，为争取西藏的自由而努力，四个流亡印度，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决定成立一个年青人的组织。这四个人是丹增格杰哲通，丹增南嘉哲通，索南多加和洛地嘉日坚赞。他们发起第一届西藏青年代表大会，成为西藏青年大会的创建人。日后，他们四人都在流亡政府中担任过重要职务。
1970年10月7日，三百名来自各地的西藏青年聚集在达兰萨拉，代表流亡社会的年轻一代，在达兰萨拉召开大会，宣布成立西藏青年大会。 达赖喇嘛和他的两位经师参加了大会， 达赖喇嘛并致开幕词。成立一个年青人组织的想法，一开始就得到达赖喇嘛的支持。一个民主的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西藏青年大会的成立，不仅表明流亡社会的年轻一代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行动，也表明西藏流亡政府开始有了压力团体。这个团体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独立性，常常反对流亡政府的政策和主张，还不时与流亡政府唱对台戏。
藏青会总部设在达兰萨拉，下辖81个分会（Regional Tibetan Youth Congress， 简称RTYC）。我在达兰萨拉采访现任藏青会总书记顿珠拉达时，他告诉我，目前藏青会共有三万多会员。从网站上可以看到，藏青会在印度，尼泊尔，不丹，挪威，法国，加拿大，台湾，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设有分部。在北美有纽约/新泽西，明尼苏达，西雅图，旧金山，波特兰/温哥华和多伦多等六个分会。由于流亡藏人比较集中的地区是南印度，该地区的分会自然人数也是最多的。
藏青会的组织形式
藏青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每三年召集一次的全体代表大会（General Body Meeting，简称GBM）。只有GBM有权选举藏青会的执行机构，即中央执行委员会（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简称Centrex）。所有分会的会长和秘书长自动成为GBM的成员，除此之外，为了避免领导层专权，各分会的每50名普通成员有权推选一位代表参加GBM。由于经费或者其他原因，普通成员代表不一定能够做到每50名中有一人参加全体代表大会。但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推选一定数目的代表参加。
执委会的选举分两步进行。先由GBM提名60到80名候选人进行初选，从中筛选出25到28名正式候选人，然后通过GBM全体成员投票，选出10名执委会成员。 执委会有正副会长，正副秘书长和一名会计，并设有文化，出版，公共关系三个部，每个部各有一至两名负责人。执委会任期三年，会长可以连任一届。执委会办公室设在达兰萨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藏青会总部”。在其他国家生活的藏青会成员如果当选为执委会成员，必须去达兰萨拉工作至任期结束。
分会领导由该分会所属成员投票选举。由于各地藏人社区人数不同，各分会的领导成员人数也不同。以纽约/新泽西分会为例。我采访该分会秘书长才旺贡波时，他告诉我，纽约/新泽西分会成立于1994年，现有1500名登记在册的成员。其领导机构是理事会，现任理事会是第9届。理事会每两年选举一次，由即将卸任的理事会提出约20名候选人，普通成员也可以推出候选人，然后全体成员投票选出理事会成员。理事会主席可以连任一次。
藏青会的成员必须缴纳会费，会费和募捐得来的款项是藏青会财政来源。藏青会执委会成员有部分是领工资的，分会理事会成员则全部是不领工资的志愿人员。藏青会成员参加各种活动也没有补贴，都是志愿行为。由于藏青会成员大多要么有工作，要么是在校学生，不是随时都能参加活动，因此很多活动是在傍晚下班后和周末举行。有时候活动频繁，大家只好轮流请假。
这个组织已有近40年的历史，现任执委会是第13届，每一届都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早期的藏青会成员是西藏流亡社区中最早进行民主实践的一代人。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藏青会对流亡藏人民主意识的传播，帮助流亡藏人建立社区的选举制度等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藏青会成员
加入藏青会并没有特别的条件，只要年龄16岁以上，认同藏青会的基本宗旨就可以加入。藏青会没有年龄上限的限制，因此，虽然名为“青年会”，但也有一些30多，乃至50多岁的成员，不过这些“老青年”不多，藏青会的主体成员是18到30多岁的年龄层。藏青会成员只限于藏人。
藏青会是一个不分教派，不限地域，不限僧俗的世界性组织， 因此藏青会成员男女老少，僧俗皆有。藏青会成员并不完全是出生在西藏境外的藏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平均每年有2千5百到3千名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加入流亡社区，这些人被称为“新来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于12岁以上，30岁以下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潜在的藏青会成员。他们中有多少人加入了藏青会？ 到目前为止，没有确切的数据。
从我采访中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藏青会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新来者”。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人不一定象境外出生的成员那样活跃，因此使外界产生“藏青会成员全是从未去过西藏的境外藏人”的印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比方说，现任藏青会秘书长顿珠拉达就出生在康区。 他于1996年出逃印度，在印度接受教育，参加藏青会并成为骨干成员之一。换句话说，只要藏人在西藏的状况没有较大的改变，年轻一代的藏人还在继续出逃境外，藏青会就不会缺少“新鲜血液”。
当然，流亡藏人分布在十几个国家，各地的情况有很大差异。有些早年建立的定居点很少有“新来者”加入，其分会会员基本上全是出生在境外的第二，三代难民。“新来者”比较集中的地区是印度和尼泊尔，这些地区藏青会的力量比较强。
藏青会的成员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基本上全都受过现代教育，其中相当多的成员受过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藏青会成立至今，一共有过约130名常委会委员。这些人全部受过现代教育，其中70％以上在印度、尼泊尔、美国和欧洲受过大学本科以上的高等教育。纽约/新泽西分会有十位理事会成员，我采访过其中的几位。他们都有正式工作， 都会说流利的英语。我随意采访的一些藏青会普通成员大都是在校学生，有的在读大学，有的还在读高中。除了为本民族的前途奋斗之外，他们同样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一个名叫扎西措姆的16岁女孩告诉我，她希望高中毕业后能去英国牛津大学学法律，将来当企业律师。
这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年青人与他们的父辈有何不同？他们与上一代之间是否有代沟？这是我在采访藏青会成员时常常问的问题。纽约/新泽西分会秘书长才旺贡波坦率地告诉我，“代沟”确实存在。跟老一代比起来，他们有明确的“政教分离”意识。老一代人百分之百服从达赖喇嘛，只要是达赖喇嘛说的，他们就会去做，很少会去独立思考，更不要说反对了。而他们这些年青人虽然尊奉达赖喇嘛为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和民族领袖，但是并不是百分之百拥护他的政策。他们认为，在为西藏民族的前途奋斗这一点上，他们与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但是藏青会有不同的目标和策略，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存在分歧。“那并不等于说我们就是在反对达赖喇嘛，”藏青会秘书长顿珠拉达笑着对我说。他对媒体上“藏青会反对达赖喇嘛”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纯属对藏青会缺乏了解。
藏青会的活动
被称为“激进组织”的藏青会有那些活动呢？纽约/新泽西分会秘书长才旺贡波告诉我，从活动内容来看，政治活动只是一部分，藏青会还举办文化和慈善活动。活动方式有两类，一类是全体性的活动；一类是地区性的活动。全体性的活动由藏青会总部召集，通过各分会统一安排，然后在世界各地同步举行。地区性的活动由各分会自己召集，自行安排。一般说来，除非有重大政治事件，比方说2008年在印度、尼泊尔、美国、加拿大、澳洲、以及欧洲的几个国家同时进行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一般都是各分会根据自己所在地区的情况，自行决定活动内容和时间，总部并无特别的规定，也不加干涉。因此，在同一个周末，各地藏青会分会可能在进行很不相同的活动。美东的藏青会员或许会去首都华盛顿抗议，与此同时，美国西部的分会却有可能在举办文化活动。
我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和锡金首府岗托克访问过当地藏青会负责人。从他们介绍的情况看来，即使是在2008年3月西藏事件中，各地藏青会所举办的活动也是很不相同的。这与他们所在地区的具体情况有关。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近几十年来西藏出逃者的必经之地，几乎所有流亡者在越过中尼边境后，都会设法到达联合国难民署设在加德满都专门接待西藏难民的中心，然后由该中心转送印度。这里能够接收西藏的电视节目。西藏发生的任何事情，这里的藏人感同身受。西藏事件期间，加德满都藏青会的抗议非常激烈。尼泊尔警方与抗议者发生冲突，导致上百名藏人被捕，若干人受伤。
我和这里的藏青会成员谈话时，明显感受到他们对自己和本民族处境的焦虑。他们告诉我，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尼泊尔和印度政府达成的安排，藏人逃亡只能过境尼泊尔，随后必须前往印度。但是有不少人逃亡后选择非法居留尼泊尔。有些人在印度或尼泊尔生活了几年之后想返回西藏，但是护照过期，遇到种种麻烦，不得不滞留尼泊尔。毛派掌权后，对藏人有很多限制，当地藏人认为是中国政府对尼泊尔政府施加压力，导致他们的生存空间受到压缩，使得愤怒情绪在藏人之间酝酿，抗议时情绪爆发，场面相当激烈。
锡金岗托克的藏青会，情况就明显不同。该地藏青会秘书长晋边彭措告诉我，岗托克的藏人除了世代居住在锡金的“锡金藏人”以外，几乎都是早期流亡者。岗托克的西藏难民是散居的，他们与其他民族比邻而居，生活安定，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生活状况，都比加德满都好很多。藏人大多有自己的生意事业，生活状态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当地藏青会本来安排了一个抗议活动，但印度官方通过当地西藏福利办公室表示，他们不希望在距离中国边界如此近的地方发生抗议活动。岗托克藏青会因此取消了抗议活动，代之以为西藏事件中死难者举办的烛光悼念会。
纽约 /新泽西分会除了抗议，人权圣火传递等活动外，还连续7个周末在纽约市政厅前或者联合广场为死难者举办烛光祈祷会，请喇嘛颂经，超度死难者的灵魂，吸引了许多外籍旅游者和西方人士参加或者观望。不过，纽约藏青会的很多活动并非每次都是单独举行，很多活动是与妇女会和学生会共同举办的。
我曾在其中一次烛光祈祷会上采访纽约/新泽西分会秘书长才旺贡波。
我直接了当问他，藏青会是否已经放弃非暴力路线？才旺贡波回答说，藏青会要求西藏独立，并不等于反对达赖喇嘛提倡的非暴力抗争路线。
“那么，面对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大国，你认为非暴力路线的方式有可能实现独立吗？”我问。
“印度被英国殖民三百年，最终还是获得了独立。”他回答。
那么，为什么藏青会被认为一个激进组织呢？才旺贡波承认藏青会在流亡社区是很激进的组织，但是强调说，他们的激进是理念而非行动。在他们的语境中，“激进”指的是他们不接受自治，而提出完全独立的诉求。这个理念即使在藏人中，也算是“激进”的。他们举办活动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坚持不断的抗议，宣传等活动来吸引媒体的注意，使西藏问题不至被世人遗忘。藏青会人数不多，但是组织严谨，成员有热情，又有强烈的为本民族命运奋斗的意愿。 他们对居住国的社会比较了解，活动往往采用当地人习惯的方式，时常会有出人意料之举，比如绝食， “为西藏而步行”， “步行去拉萨”等。因此，他们的活动规模虽然不大，却常常引起民众和媒体的注意。
岗托克藏青会秘书长晋边彭措说，他认为，非暴力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武器，他们争取西藏独立的理念，只有通过非暴力才能达到。这不是说，达到目标是容易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将有很多困难的时候。
流亡藏人社区正在日益民主化，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想法和声音。老一代人坚持中间道路，新一代人认同独立追求，最后到底走到什么目标，这要看将来事情的演变，看世界的变化和藏民族人民的选择。
而藏青会的存在，晋边彭措说，这是一个象征，它表明，西藏流亡社会正走在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民主政治对藏民族是一种新的东西，民主是要学的。通过藏青会的存在和活动，藏人在学习民主政治的理念和规则，学习政治表达，学习投票选举，学习结社集会。藏青会的意义，超越了当下的政治事件。
首发《开放》2009年3月号
就“自焚指导书”专访达瓦才仁先生
作者：毕研韬
来源：http://boxun.com/news/gb/china/2013/06/201306051826.shtml
时间：2013年5月24日
毕研韬（中国传播学者）：首先，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中国官方媒体提到一份《自焚指导书》，作者是拉毛杰。请问：他的全名是什么？
达瓦才仁（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代表）：他的全名应该就是拉莫嘉。他本人是蒙古族，是位于黄河湾（现青海省黄南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那地方的蒙古人大都已经藏族化，所以他也已经藏族化，而安多地方的很多西藏人只有名，一般都没有姓。我不知道他在名字前是否会冠部落名。
毕研韬：拉毛杰已经移居法国了吗？他是哪年离开达拉萨拉的？
达瓦才仁：据我了解，他是在2010年初移居法国的。当时他还是第十五届议会的议员。他去法国后，碰到议会的会期，他也从法国赶回来参加（至少第十五届议会最后一次的会议2011年4月他有参加）。2011年4月第十六届议会选举时，他落选，就一直住在法国。
毕研韬：据您了解，这份材料是在什么时候发布在网络上的？是发表在个人博客上吗？
达瓦才仁：据我了解，这个材料应该是比较早以前（有人甚至说大概一年前）就放在他的私人博客上。但不为人所知。中共电视台的截图应该是他的博客。他的材料广为人知，是被益多定义为自焚指南后，流亡社会最著名的论坛网站"KATA"（卡达）就把他的材料放了上去。
毕研韬：是什么时候删除的？为什么删除呢？
达瓦才仁：并没有删除，到现在还没有删除。如前所述，甚至已经放到了论坛网站 "KATA"（卡达）网。据我认识的一个议会的朋友说，议会常委曾经写信给他，说明议会尊重他的言论自由，但由于他的材料被中共利用，造成恶劣的影响，因此，作为一个卸任的议员，应该顾全大局，将这些材料删除。结果他回应说，中共说谎编造理由是其本性，并不会因为他登这篇博文或是不用这篇博文而有所改变。然后他说“此文不可能被利用”。然后就置之不理。他所以这样做，有人认为当他的这篇文从他的博客搬到论坛网站“KARAT”（卡达）网后，评论的网友大多表示支持他的言论自由。而且他也因为这个文章而名胜大噪，自然不肯轻易删除。总之，他没有删除。
毕研韬：您分析，他为什么要制作这份材料？
达瓦才仁：正如他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我的无奈的呼吁”一样，他首先是呼吁不要自焚，说“谢谢你们，你们很伟大，是很光荣的，但已经太多了，够了，不要再自焚。请你们停止”。说“以其奉给达赖喇嘛自焚后的灵魂，还不如将可以（与达赖喇嘛）活生生相见的生命留下来，去从事其它的伟大事业。”
然后他说，“如果仍有自告奋勇的勇士，不得不继续蹈火赴难地进行非暴力的抗争，则（我）不得不在此提出类似军事部署的提议：”
然后他就分“准备”、“口号”、“其它的非暴力抗争”提出他的建议。
在“准备”中，他说（1）不能几天连续自焚，（2）要选时间（3）和地点，（4）不要几个人一起自焚，（5）要留下遗言遗嘱，（6）要在同伴处留下影像。
在“口号”中，他说“达赖喇嘛回来”、“释放政治犯”已经是共同的口号了，另外还要…“汉藏要和谈”、“达赖喇嘛是西藏领袖”、“西藏民族要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中国人民要有真正的民主”、“所有没有自由的中国人民都站起来”、“世界人民请支持我们的正义”，等。他还说明这很重要。说这些口号要写在纸上散发，到处张贴，抗议者要异口同声。
最后是“其它的非暴力抗争”，说学校和团体共同的和平抗议非常好，另要有祭典、法会、斋戒、西藏问题的研讨会、发表讲话、就民族权益问题向党中央写信报告，“在政经宗教等诸方面要展开活动”。然后就结束了。
从文章可以看出，他希望不要有自焚，而如果必须要自焚牺牲，则希望这种牺牲不要被误解，甚至可以产生更大的效果，大概是这样吧。一个人在计算机前随意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的博文。
毕研韬：益多说，“（这份材料）以个人名义发布，显然是为了方便流亡政府躲避世人对其公开操弄自焚的指责。”您对此有何评论？
达瓦才仁：如果有什么证据（那怕是间接的），则可以把这句话拿来讨论，否则只能当一般的揣测而不予置评。不过，对中共的指责，我可以谈谈我的想法。
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不愿承认自焚行为和诉求的正当性，以各种方式污名化自焚者。初期，自焚者多为僧人时，中国政府宣称他们是邪教。后来自焚者多为农牧民时，中国政府则倒打一耙，栽赃诬陷达赖喇嘛，中共官方《人民日报》公开造谣说达赖喇嘛“出钱买尸体”，宣称达赖喇嘛对自焚者明码标价，自焚死亡者给四十万卢比，自焚重伤者给三十万卢比等。后为自圆其谎，又荒谬地宣称达赖喇嘛为自焚者举行法会，没有公开谴责自焚者，这些行为就是在煽动自焚。
其后，中国政府又以其官方媒体随意污名化自焚者，尤其是以两性关系污蔑女性或僧人身份的自焚藏人。如2012年1月8日，果洛的索巴仁波切自焚身亡，中国政府于次日（1月9日）就公然谎称索巴仁波切“生前自行认定为活佛”、“因不正当男女关系被发现后采取极端措施走上绝路”。
27岁的女出租车司机久毛吉自焚后，中共新华网污名化“她生前与多名男子有不正当两性关系，致使夫妻关系不睦离婚，因家人要求她重婚，不堪压力而自焚。“
18岁的格桑金巴自焚后，中国政府称他“是一名典型的厌世者……为了与女友恋爱而还俗，后发现女友卖淫而分手……生前应患有‘性病’，失恋打击、身染疾病以及还俗后家人和朋友的排斥导致他厌世。
在中央电视台制作的节目中，中国政府不仅污蔑达尼与次成两名自焚藏人是“偷盗、抢劫犯”，而且让一个面部打玛赛克的汉族女人，对着镜头诬赖这两个藏人自焚前跟她嫖宿等。并以“美国媒体多维网”（其实总部在北京）的名义表示国际媒体也认同这种说法。
26岁的年轻母亲卓尕措于2012年8月7日自焚，中国新华社于8月8 日就宣布“她家庭不和，患有间歇性精神病，曾试图自杀”。到2013年1月31日新华网则说“左腿残疾，与丈夫和婆家关系不好，常遭婆婆的批评和欺负……诊断出患有常见妇科疾病。据此，她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2月4日中央电视台则称卓尕措“从小被父亲怀疑不是亲生女儿”，所以自焚是被“父亲周加卡鼓动的”等等，这完全是无中生有，随口编造。
2012年3月3日，19岁的西藏女学生才让吉因不满藏语文教育被取消而自焚抗议，中国新华社立刻宣布，才让吉因头撞到暖气片上，“脑部外伤后遗症症状。因治疗耽误学习，才让吉学习成绩不断下降，心理压力大，对生活和学习逐渐失去信心，她头脑有病，学习成绩下降而自杀。”
不仅污名化，才让吉在市场自焚时，现场的很多汉人商贩纷纷用乱石打砸自焚者，中共军警赶到后也是挥舞警棍殴打，导致19岁的少女才让吉当场死亡。类似的情形虽然一再发生，但这些真正致人于死地者没有一人被追究。相反，一些不愿将自焚者交给中共军警的藏人，却被诬指为“杀人罪”而判处重刑。如格尔登寺僧人彭措自焚后，其叔叔仲周等三人由于没有将弥留中的彭措交给中共军警，就被控“故意杀人罪”而判处十几年徒刑。
这种诬陷株连自焚者家人和相关人士的现象并非个别。19岁的尼师丹真曲宗自焚后，她的父亲和村长曾被捕。仁增多杰自焚后，他的父亲被拘捕。
22岁的阿旺诺培自焚后，他的妻子卓玛德吉等被捕。
17岁的尼师桑杰卓玛自焚后，她的姐姐、他家的女婿多杰、寺主宗智等 6人被拘捕。
这些自焚者的亲人被捕后，当局威逼利诱，试图让自焚者家人配合当局的说法，对外宣称自焚者是由于家庭或夫妻不和等原因而自焚，一些自焚者家人迫于压力而只好三缄其口，如塔公佛学院45岁的堪布朱古图登念扎与其侄女尼师阿泽自焚后，中共军警赶到现场，定为意外火灾，强迫寺院和家人接受，否则威胁关闭寺院。寺院和家人被迫服从，接受当局现金1万元及几袋大米，对外三缄其口。
27岁的桑杰嘉措于2012年10月6日自焚后，中共当局向他的家人提供了一百万人民币，强迫他们签署一份文件，说明嘉措的自焚并不是针对中国对西藏的统治。
而26岁的年轻母亲卓尕措自焚后，当局也以100万人民币收买其丈夫，要其书写“妻子是因家庭纠纷、夫妻不和而自焚”的证明，但遭到卓尕措丈夫桑杰顿珠的拒绝，结果中共不仅逮捕了桑杰顿珠，新华社还说桑杰顿珠“连续盗窃作案被依法处理，长期无正当职业，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等污名化。
而更恶劣的是，30岁的妇女贡觉旺姆自焚，中共竟然将她的丈夫卓玛嘉拘捕，诬陷他“杀妻焚尸”。
其它类似以“煽动自焚”、“协助自焚”、“杀人”等罪名被株连的藏人比比皆是。索巴仁波切的弟子、30多岁的南卡晋美带着上师的骨灰和遗物，专程去拉萨朝圣祈福，结果被捕后下落不明。24岁的牧民桑德才让自焚后，牧民果贝被捕，理由是桑德才让自焚前曾见过他。26岁的牧民达政自焚后，26岁牧人格桑扎西被捕，理由也是达政自焚前曾见过他。
而最典型的是2012年5月27日，19岁的托杰才旦和达吉两人，分别在拉萨的大昭寺与八廓街派出所之间自焚后，他们生前工作的拉萨“尼玛林”藏餐馆老板和工作人员、以及他们入住的“满斋酒店”老板夫妇等竟然全部被拘捕——虽然这些人对他们自焚毫不知情，但当局借机乘火打劫，竟然没收“满斋酒店”物产，改设为“拉萨市八廓古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其它因拍摄自焚的现场照片、或将照片发送境外、试图保护自焚者免遭军警逮捕、为自焚者举行法会等原因而判处重刑的更是比比皆是。
其它如阿坝县卡西寺僧人洛•云丹嘉措被判7年重刑，罪名是他拍摄丹增旺姆(女)自焚的现场照片并发送境外。而天峻县阿汗达勒寺经师丹曲桑波自焚后，该寺有9位僧人被判处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他们的罪名是向境外提供丹曲桑波自焚的消息、并主持超度法会。而阿坝的僧人洛桑次成则被控煽动自焚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18岁洛桑洛增自焚后，当局对马尔康县草登寺实行连坐惩罚，该寺四位僧人被判处2年、6年、10年等徒刑。
2012年3月28日（中共设立的“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洛桑西绕在阿坝县自焚。当地藏人仅仅因为准备为他举行超度法会而遭到镇压，不少藏人被军警打伤住院，更有多名男女藏人被捕。
58岁的牧民多杰仁钦自焚。全身着火的他在路上奔跑、呼喊、倒地，军警企图抢走重伤的他，被藏人僧俗阻拦，一度对峙。最终，民众将他抬回家中后断气身亡。结果有六名藏人（四男两女）以杀人罪被判处3至12年不等的刑期。
从以上不难看出，中共极力污蔑自焚者，试图寻找自焚事件的替罪羊，而拉莫杰刚好自己送上门来，所以，不用白不用。所以，在上述中共所有的指控中，拉莫杰的文件算是唯一有“证据”的指控，只是，他们的截图中不知是否也展示了这个截图来自拉莫杰的个人博客。由于这个唯一的“证据”还是明显地缺乏证明力。为了增加证明力而添油加醋，揣测这“显然是为了方便流亡政府躲避世人对其公开操弄自焚的指责”，相对于之前无中生有地编造的谎言或栽赃陷害，已经算是很讲道理了。不过揣测就是揣测，就像一些回教徒揣测911事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自导自演一样，你能做何评论？
毕研韬：对这份《自焚指导书》，您还有其它评论吗？
达瓦才仁：没有。
毕研韬：对自己不愿自焚，却鼓动别人自焚的人，您有何评价？
达瓦才仁：我真的不知道有谁在鼓动自焚，我完全不相信中共所谓西藏喇嘛鼓动自焚的指控；就像我完全不相信中共指控的丹增德勒仁波切鼓动人放炸弹一样。
当然，如果把对自焚者的尊崇和一定程度的赞美说成是鼓动，或者是为自焚者举行法会等说成是鼓动，则我完全相信会有这种事情。因为我自己也这样做过，绝大部分有良知有勇气的西藏人也会这么去做。
中国政府讲佛教“不杀生”的戒律，以此攻击自焚者，宣称违背了佛教的教义等。实际上，佛教的一切因果根源维系于当事人的起心动念，如果动机是恶意或仇恨的，即使没有实际动作，心生恶念就已造成恶业。同样，一念之善，即使没有善举的动作，因心生善念而累积了善业。
而佛教“不杀生”的戒律，指的是一个人如果因为自身的贪嗔痴或无法处理压力而伤害其它生命或自杀。如果一个人牺牲的动机是为了利益更多的众生或护持佛法，毫无沾染一点个人的私利，则完全是利他的自我牺牲或供养，即佛教所谓大无畏的舍生精神和高尚的殉教行为。
在西藏，这种舍生精神通过佛陀“舍身饲虎”、为“救五百人而杀一个恶人”等佛本生传记，以及藏戏或其它佛法故事的传播而深入人心。正如索巴仁波切在遗嘱中强调的：“我做出这一行为，绝无贪图名誉、恭敬、爱戴等自私自利的心态，而是清净的，虔诚的，如佛陀当年舍身饲虎一般，其它牺牲的藏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
而且，正如越南或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许多高僧自焚护法殉教一样，在西藏历史上也有藏人自焚的纪录，佛教于公元八世纪从中国和印度传入西藏后，汉传与印传之间发生争执。汉传追随者认为西藏国王的言论偏向印度佛教，因此有个叫“果灭”的和尚，在桑耶寺以自焚进行抗议，史书记载自焚者面向西方极乐世界而逝。
公元十一世纪，一个叫多琼果本的佛教徒，设法赶走占据拉萨大昭寺和小昭寺的流民和乞丐，重塑佛像后，燃身供佛。据记载，火焰中，他的头颅开裂，一道光芒射向无边虚空，天摇地动，并降下大量花雨。
西藏史书对两次自焚的记载，都表现了对自焚利生或供养的肯定和敬仰，并暗示自焚者都已超生净土。正是由于这样的如法牺牲具有无量的功德，索巴仁波切才会说他“愿以此供养（指自焚）的功德和力量使一切众生未来获得究竟佛的果位”。
同样，23岁的宝贝女儿丹珍措自焚殉难后，丹珍措的父亲对吊唁的藏人说：“我的女儿，她为了全体藏人而以身体（自焚）做为供养。绝不是因为家庭矛盾和其它问题……我要恳求你们，要为实现她的心愿多做努力和祈祷。祈祷我的女儿，投生到政治、宗教完全自由的雪域西藏，能见到达赖喇嘛的尊容，听到达赖喇嘛的法音。”
27岁的牧民珠确自焚后，珠确的父亲角布也告诉吊唁的藏人：“我的儿子是为西藏民族的自由和正义事业而自焚的，身为父亲虽然痛苦，但不感到遗憾。”
而达赖喇嘛始终反对藏人以暴力或极端的方式作为寻求自由的手段。当第一次出现藏人自焚时，达赖喇嘛立即发表公开的声明指出：“我对包括绝食至死在内的伤害生命的行为不予认同。昨天得知一名藏人因自焚而死亡的消息，感到非常的遗憾——我无法认同他们伤害生命的行为；但对他们的勇气和动机表示钦佩，因为他们是为了六百万西藏人民的自由权利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始终都是达赖喇嘛的立场。
因此，我不相信有人会鼓励自焚。同样，所有西藏人都相信，这些自焚者是殉难者，我们会永远赞美、感恩和纪念他们。但我们并不鼓励自焚，那并不是因为自焚不高尚，而是因为殉难的代价太大，牺牲的方式太惨烈，更主要的是镇压者是冷血嗜血的中共，自焚牺牲并不能达到自焚者所期望的目的。因此，我们希望西藏人民保存力量——如果你连生命都愿意为民族而牺牲，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因此我们应该留下生命去从事为民族服务的事业，这样可能效果更好。
至于有人谈到的生命很珍贵，这也可以是一个理由，但并不是充分理由。在一个没有尊严与自由的国度，屈辱地活着比壮烈的殉难更有意义或价值？至少我是不这么认为——不过我怕死，因此选择了逃避——牺牲殉难是基于勇气和利他之心的崇高之举，怎么可能靠煽动就产生？当然，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的那样:「那些鼓励为国牺牲的人，一般都活到最后」，如果是那样，当然是非常不恰当的。因此，即使境外一些人想要鼓动自焚，在道义上也是站不住脚的-----除非他自己也已经做出了随时准备牺牲的决定。人们不能鼓励，并不等于不赞美。当这些西藏人为了西藏民族的自由而浴火牺牲时，就像基督教徒会永远铭记和感恩耶稣基督为人类承受的痛苦一样，西藏民族也会永远地铭记殉难者的牺牲，以及他们为西藏民族遭受的痛苦。
毕研韬：再次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扎西德勒！
来源：http://boxun.com/news/gb/china/2013/06/201306051826.shtml
时间：2013年5月24日
毕研韬（中国传播学者）：首先，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中国官方媒体提到一份《自焚指导书》，作者是拉毛杰。请问：他的全名是什么？
达瓦才仁（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代表）：他的全名应该就是拉莫嘉。他本人是蒙古族，是位于黄河湾（现青海省黄南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那地方的蒙古人大都已经藏族化，所以他也已经藏族化，而安多地方的很多西藏人只有名，一般都没有姓。我不知道他在名字前是否会冠部落名。
毕研韬：拉毛杰已经移居法国了吗？他是哪年离开达拉萨拉的？
达瓦才仁：据我了解，他是在2010年初移居法国的。当时他还是第十五届议会的议员。他去法国后，碰到议会的会期，他也从法国赶回来参加（至少第十五届议会最后一次的会议2011年4月他有参加）。2011年4月第十六届议会选举时，他落选，就一直住在法国。
毕研韬：据您了解，这份材料是在什么时候发布在网络上的？是发表在个人博客上吗？
达瓦才仁：据我了解，这个材料应该是比较早以前（有人甚至说大概一年前）就放在他的私人博客上。但不为人所知。中共电视台的截图应该是他的博客。他的材料广为人知，是被益多定义为自焚指南后，流亡社会最著名的论坛网站"KATA"（卡达）就把他的材料放了上去。
毕研韬：是什么时候删除的？为什么删除呢？
达瓦才仁：并没有删除，到现在还没有删除。如前所述，甚至已经放到了论坛网站 "KATA"（卡达）网。据我认识的一个议会的朋友说，议会常委曾经写信给他，说明议会尊重他的言论自由，但由于他的材料被中共利用，造成恶劣的影响，因此，作为一个卸任的议员，应该顾全大局，将这些材料删除。结果他回应说，中共说谎编造理由是其本性，并不会因为他登这篇博文或是不用这篇博文而有所改变。然后他说“此文不可能被利用”。然后就置之不理。他所以这样做，有人认为当他的这篇文从他的博客搬到论坛网站“KARAT”（卡达）网后，评论的网友大多表示支持他的言论自由。而且他也因为这个文章而名胜大噪，自然不肯轻易删除。总之，他没有删除。
毕研韬：您分析，他为什么要制作这份材料？
达瓦才仁：正如他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我的无奈的呼吁”一样，他首先是呼吁不要自焚，说“谢谢你们，你们很伟大，是很光荣的，但已经太多了，够了，不要再自焚。请你们停止”。说“以其奉给达赖喇嘛自焚后的灵魂，还不如将可以（与达赖喇嘛）活生生相见的生命留下来，去从事其它的伟大事业。”
然后他说，“如果仍有自告奋勇的勇士，不得不继续蹈火赴难地进行非暴力的抗争，则（我）不得不在此提出类似军事部署的提议：”
然后他就分“准备”、“口号”、“其它的非暴力抗争”提出他的建议。
在“准备”中，他说（1）不能几天连续自焚，（2）要选时间（3）和地点，（4）不要几个人一起自焚，（5）要留下遗言遗嘱，（6）要在同伴处留下影像。
在“口号”中，他说“达赖喇嘛回来”、“释放政治犯”已经是共同的口号了，另外还要…“汉藏要和谈”、“达赖喇嘛是西藏领袖”、“西藏民族要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中国人民要有真正的民主”、“所有没有自由的中国人民都站起来”、“世界人民请支持我们的正义”，等。他还说明这很重要。说这些口号要写在纸上散发，到处张贴，抗议者要异口同声。
最后是“其它的非暴力抗争”，说学校和团体共同的和平抗议非常好，另要有祭典、法会、斋戒、西藏问题的研讨会、发表讲话、就民族权益问题向党中央写信报告，“在政经宗教等诸方面要展开活动”。然后就结束了。
从文章可以看出，他希望不要有自焚，而如果必须要自焚牺牲，则希望这种牺牲不要被误解，甚至可以产生更大的效果，大概是这样吧。一个人在计算机前随意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的博文。
毕研韬：益多说，“（这份材料）以个人名义发布，显然是为了方便流亡政府躲避世人对其公开操弄自焚的指责。”您对此有何评论？
达瓦才仁：如果有什么证据（那怕是间接的），则可以把这句话拿来讨论，否则只能当一般的揣测而不予置评。不过，对中共的指责，我可以谈谈我的想法。
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不愿承认自焚行为和诉求的正当性，以各种方式污名化自焚者。初期，自焚者多为僧人时，中国政府宣称他们是邪教。后来自焚者多为农牧民时，中国政府则倒打一耙，栽赃诬陷达赖喇嘛，中共官方《人民日报》公开造谣说达赖喇嘛“出钱买尸体”，宣称达赖喇嘛对自焚者明码标价，自焚死亡者给四十万卢比，自焚重伤者给三十万卢比等。后为自圆其谎，又荒谬地宣称达赖喇嘛为自焚者举行法会，没有公开谴责自焚者，这些行为就是在煽动自焚。
其后，中国政府又以其官方媒体随意污名化自焚者，尤其是以两性关系污蔑女性或僧人身份的自焚藏人。如2012年1月8日，果洛的索巴仁波切自焚身亡，中国政府于次日（1月9日）就公然谎称索巴仁波切“生前自行认定为活佛”、“因不正当男女关系被发现后采取极端措施走上绝路”。
27岁的女出租车司机久毛吉自焚后，中共新华网污名化“她生前与多名男子有不正当两性关系，致使夫妻关系不睦离婚，因家人要求她重婚，不堪压力而自焚。“
18岁的格桑金巴自焚后，中国政府称他“是一名典型的厌世者……为了与女友恋爱而还俗，后发现女友卖淫而分手……生前应患有‘性病’，失恋打击、身染疾病以及还俗后家人和朋友的排斥导致他厌世。
在中央电视台制作的节目中，中国政府不仅污蔑达尼与次成两名自焚藏人是“偷盗、抢劫犯”，而且让一个面部打玛赛克的汉族女人，对着镜头诬赖这两个藏人自焚前跟她嫖宿等。并以“美国媒体多维网”（其实总部在北京）的名义表示国际媒体也认同这种说法。
26岁的年轻母亲卓尕措于2012年8月7日自焚，中国新华社于8月8 日就宣布“她家庭不和，患有间歇性精神病，曾试图自杀”。到2013年1月31日新华网则说“左腿残疾，与丈夫和婆家关系不好，常遭婆婆的批评和欺负……诊断出患有常见妇科疾病。据此，她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2月4日中央电视台则称卓尕措“从小被父亲怀疑不是亲生女儿”，所以自焚是被“父亲周加卡鼓动的”等等，这完全是无中生有，随口编造。
2012年3月3日，19岁的西藏女学生才让吉因不满藏语文教育被取消而自焚抗议，中国新华社立刻宣布，才让吉因头撞到暖气片上，“脑部外伤后遗症症状。因治疗耽误学习，才让吉学习成绩不断下降，心理压力大，对生活和学习逐渐失去信心，她头脑有病，学习成绩下降而自杀。”
不仅污名化，才让吉在市场自焚时，现场的很多汉人商贩纷纷用乱石打砸自焚者，中共军警赶到后也是挥舞警棍殴打，导致19岁的少女才让吉当场死亡。类似的情形虽然一再发生，但这些真正致人于死地者没有一人被追究。相反，一些不愿将自焚者交给中共军警的藏人，却被诬指为“杀人罪”而判处重刑。如格尔登寺僧人彭措自焚后，其叔叔仲周等三人由于没有将弥留中的彭措交给中共军警，就被控“故意杀人罪”而判处十几年徒刑。
这种诬陷株连自焚者家人和相关人士的现象并非个别。19岁的尼师丹真曲宗自焚后，她的父亲和村长曾被捕。仁增多杰自焚后，他的父亲被拘捕。
22岁的阿旺诺培自焚后，他的妻子卓玛德吉等被捕。
17岁的尼师桑杰卓玛自焚后，她的姐姐、他家的女婿多杰、寺主宗智等 6人被拘捕。
这些自焚者的亲人被捕后，当局威逼利诱，试图让自焚者家人配合当局的说法，对外宣称自焚者是由于家庭或夫妻不和等原因而自焚，一些自焚者家人迫于压力而只好三缄其口，如塔公佛学院45岁的堪布朱古图登念扎与其侄女尼师阿泽自焚后，中共军警赶到现场，定为意外火灾，强迫寺院和家人接受，否则威胁关闭寺院。寺院和家人被迫服从，接受当局现金1万元及几袋大米，对外三缄其口。
27岁的桑杰嘉措于2012年10月6日自焚后，中共当局向他的家人提供了一百万人民币，强迫他们签署一份文件，说明嘉措的自焚并不是针对中国对西藏的统治。
而26岁的年轻母亲卓尕措自焚后，当局也以100万人民币收买其丈夫，要其书写“妻子是因家庭纠纷、夫妻不和而自焚”的证明，但遭到卓尕措丈夫桑杰顿珠的拒绝，结果中共不仅逮捕了桑杰顿珠，新华社还说桑杰顿珠“连续盗窃作案被依法处理，长期无正当职业，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等污名化。
而更恶劣的是，30岁的妇女贡觉旺姆自焚，中共竟然将她的丈夫卓玛嘉拘捕，诬陷他“杀妻焚尸”。
其它类似以“煽动自焚”、“协助自焚”、“杀人”等罪名被株连的藏人比比皆是。索巴仁波切的弟子、30多岁的南卡晋美带着上师的骨灰和遗物，专程去拉萨朝圣祈福，结果被捕后下落不明。24岁的牧民桑德才让自焚后，牧民果贝被捕，理由是桑德才让自焚前曾见过他。26岁的牧民达政自焚后，26岁牧人格桑扎西被捕，理由也是达政自焚前曾见过他。
而最典型的是2012年5月27日，19岁的托杰才旦和达吉两人，分别在拉萨的大昭寺与八廓街派出所之间自焚后，他们生前工作的拉萨“尼玛林”藏餐馆老板和工作人员、以及他们入住的“满斋酒店”老板夫妇等竟然全部被拘捕——虽然这些人对他们自焚毫不知情，但当局借机乘火打劫，竟然没收“满斋酒店”物产，改设为“拉萨市八廓古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其它因拍摄自焚的现场照片、或将照片发送境外、试图保护自焚者免遭军警逮捕、为自焚者举行法会等原因而判处重刑的更是比比皆是。
其它如阿坝县卡西寺僧人洛•云丹嘉措被判7年重刑，罪名是他拍摄丹增旺姆(女)自焚的现场照片并发送境外。而天峻县阿汗达勒寺经师丹曲桑波自焚后，该寺有9位僧人被判处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他们的罪名是向境外提供丹曲桑波自焚的消息、并主持超度法会。而阿坝的僧人洛桑次成则被控煽动自焚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18岁洛桑洛增自焚后，当局对马尔康县草登寺实行连坐惩罚，该寺四位僧人被判处2年、6年、10年等徒刑。
2012年3月28日（中共设立的“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洛桑西绕在阿坝县自焚。当地藏人仅仅因为准备为他举行超度法会而遭到镇压，不少藏人被军警打伤住院，更有多名男女藏人被捕。
58岁的牧民多杰仁钦自焚。全身着火的他在路上奔跑、呼喊、倒地，军警企图抢走重伤的他，被藏人僧俗阻拦，一度对峙。最终，民众将他抬回家中后断气身亡。结果有六名藏人（四男两女）以杀人罪被判处3至12年不等的刑期。
从以上不难看出，中共极力污蔑自焚者，试图寻找自焚事件的替罪羊，而拉莫杰刚好自己送上门来，所以，不用白不用。所以，在上述中共所有的指控中，拉莫杰的文件算是唯一有“证据”的指控，只是，他们的截图中不知是否也展示了这个截图来自拉莫杰的个人博客。由于这个唯一的“证据”还是明显地缺乏证明力。为了增加证明力而添油加醋，揣测这“显然是为了方便流亡政府躲避世人对其公开操弄自焚的指责”，相对于之前无中生有地编造的谎言或栽赃陷害，已经算是很讲道理了。不过揣测就是揣测，就像一些回教徒揣测911事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自导自演一样，你能做何评论？
毕研韬：对这份《自焚指导书》，您还有其它评论吗？
达瓦才仁：没有。
毕研韬：对自己不愿自焚，却鼓动别人自焚的人，您有何评价？
达瓦才仁：我真的不知道有谁在鼓动自焚，我完全不相信中共所谓西藏喇嘛鼓动自焚的指控；就像我完全不相信中共指控的丹增德勒仁波切鼓动人放炸弹一样。
当然，如果把对自焚者的尊崇和一定程度的赞美说成是鼓动，或者是为自焚者举行法会等说成是鼓动，则我完全相信会有这种事情。因为我自己也这样做过，绝大部分有良知有勇气的西藏人也会这么去做。
中国政府讲佛教“不杀生”的戒律，以此攻击自焚者，宣称违背了佛教的教义等。实际上，佛教的一切因果根源维系于当事人的起心动念，如果动机是恶意或仇恨的，即使没有实际动作，心生恶念就已造成恶业。同样，一念之善，即使没有善举的动作，因心生善念而累积了善业。
而佛教“不杀生”的戒律，指的是一个人如果因为自身的贪嗔痴或无法处理压力而伤害其它生命或自杀。如果一个人牺牲的动机是为了利益更多的众生或护持佛法，毫无沾染一点个人的私利，则完全是利他的自我牺牲或供养，即佛教所谓大无畏的舍生精神和高尚的殉教行为。
在西藏，这种舍生精神通过佛陀“舍身饲虎”、为“救五百人而杀一个恶人”等佛本生传记，以及藏戏或其它佛法故事的传播而深入人心。正如索巴仁波切在遗嘱中强调的：“我做出这一行为，绝无贪图名誉、恭敬、爱戴等自私自利的心态，而是清净的，虔诚的，如佛陀当年舍身饲虎一般，其它牺牲的藏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
而且，正如越南或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许多高僧自焚护法殉教一样，在西藏历史上也有藏人自焚的纪录，佛教于公元八世纪从中国和印度传入西藏后，汉传与印传之间发生争执。汉传追随者认为西藏国王的言论偏向印度佛教，因此有个叫“果灭”的和尚，在桑耶寺以自焚进行抗议，史书记载自焚者面向西方极乐世界而逝。
公元十一世纪，一个叫多琼果本的佛教徒，设法赶走占据拉萨大昭寺和小昭寺的流民和乞丐，重塑佛像后，燃身供佛。据记载，火焰中，他的头颅开裂，一道光芒射向无边虚空，天摇地动，并降下大量花雨。
西藏史书对两次自焚的记载，都表现了对自焚利生或供养的肯定和敬仰，并暗示自焚者都已超生净土。正是由于这样的如法牺牲具有无量的功德，索巴仁波切才会说他“愿以此供养（指自焚）的功德和力量使一切众生未来获得究竟佛的果位”。
同样，23岁的宝贝女儿丹珍措自焚殉难后，丹珍措的父亲对吊唁的藏人说：“我的女儿，她为了全体藏人而以身体（自焚）做为供养。绝不是因为家庭矛盾和其它问题……我要恳求你们，要为实现她的心愿多做努力和祈祷。祈祷我的女儿，投生到政治、宗教完全自由的雪域西藏，能见到达赖喇嘛的尊容，听到达赖喇嘛的法音。”
27岁的牧民珠确自焚后，珠确的父亲角布也告诉吊唁的藏人：“我的儿子是为西藏民族的自由和正义事业而自焚的，身为父亲虽然痛苦，但不感到遗憾。”
而达赖喇嘛始终反对藏人以暴力或极端的方式作为寻求自由的手段。当第一次出现藏人自焚时，达赖喇嘛立即发表公开的声明指出：“我对包括绝食至死在内的伤害生命的行为不予认同。昨天得知一名藏人因自焚而死亡的消息，感到非常的遗憾——我无法认同他们伤害生命的行为；但对他们的勇气和动机表示钦佩，因为他们是为了六百万西藏人民的自由权利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始终都是达赖喇嘛的立场。
因此，我不相信有人会鼓励自焚。同样，所有西藏人都相信，这些自焚者是殉难者，我们会永远赞美、感恩和纪念他们。但我们并不鼓励自焚，那并不是因为自焚不高尚，而是因为殉难的代价太大，牺牲的方式太惨烈，更主要的是镇压者是冷血嗜血的中共，自焚牺牲并不能达到自焚者所期望的目的。因此，我们希望西藏人民保存力量——如果你连生命都愿意为民族而牺牲，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因此我们应该留下生命去从事为民族服务的事业，这样可能效果更好。
至于有人谈到的生命很珍贵，这也可以是一个理由，但并不是充分理由。在一个没有尊严与自由的国度，屈辱地活着比壮烈的殉难更有意义或价值？至少我是不这么认为——不过我怕死，因此选择了逃避——牺牲殉难是基于勇气和利他之心的崇高之举，怎么可能靠煽动就产生？当然，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的那样:「那些鼓励为国牺牲的人，一般都活到最后」，如果是那样，当然是非常不恰当的。因此，即使境外一些人想要鼓动自焚，在道义上也是站不住脚的-----除非他自己也已经做出了随时准备牺牲的决定。人们不能鼓励，并不等于不赞美。当这些西藏人为了西藏民族的自由而浴火牺牲时，就像基督教徒会永远铭记和感恩耶稣基督为人类承受的痛苦一样，西藏民族也会永远地铭记殉难者的牺牲，以及他们为西藏民族遭受的痛苦。
毕研韬：再次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扎西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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