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藏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作者：励轩，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特聘副研究员。

（原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二期（总第89期）)

摘要：在这篇论文中，作者绘制了一幅美国藏学历史和现状的全景图，并厘清美国藏学家的师承关系，揭示这一学科的发展脉络，同时分析美国藏学存在的问题，认为路径依赖的存在导致藏传佛教研究在藏学界独大的局面。进一步的，作者评估了美国藏学发展的未来趋势，指出藏传佛教研究的优势地位不会在短期改变。


美国藏学即在美国使用藏语或通过与藏区当地人互动来从事与藏区有关问题的研究，包括藏区的历史、宗教、政治、语言、文学、艺术、民俗。谢继胜先生曾在2001年发表的《国际藏学研究新动向——第九届国际藏学讨论会论文综述》一文中提及数位参加该次会议的美国学者以及他们在会上发表的论文。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杜永彬博士2002年在《美国藏学研究现状评述》一文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美国藏学界2000年左右的状况。此后，杜博士在《美国藏学研究的发展和演变——以华盛顿大学的藏学研究为例》和《美国犹太人的西藏观和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两文中再次介绍了诸如梅尔文·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莱纳德·范德康（Leonard W. van der Kuijp）、艾略特·史伯嶺（Elliot Sperling）、罗伯特·巴奈特（Robert Barnett）等藏学学者。杜永彬博士的同事、来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所的索珍女士2006年发表了与杜博士第一篇论文主题相同的文章《美国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藏学研究人员现状及其分析》。尽管以上提到的论文都有助于读者了解美国藏学的状况，然而这些论文中的有些信息已经过时或有缺漏。因此笔者将在这篇论文中作一更为详细的介绍。由于部分藏学家集中在一个机构中，笔者将首先介绍这些机构和其所属学者。

美国藏学的历史

尽管美国一些外交官早在20世纪初就已开始关注藏区，但藏学在美国成为一门学问则主要归功于最早一批来美国的藏传佛教僧人。1949年，特洛巴仁波切（Telopa Rinpoche）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邀请来美国教藏语，开启了美国藏学的序幕。

特洛巴仁波切并没有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留下声名卓著的学生，不过继他而来的几位藏传佛教僧人为美国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一位不得不提的藏传佛教僧人是格西阿旺旺杰（Geshe Ngawang Wangyal），来自卡尔梅克蒙古。格西阿旺旺杰的生平比较奇特。他原名李津·喜饶（Lidjiin Keerab），1901年出生在沙皇俄国西南的阿斯特拉罕省，6岁时即进入当地寺院出家，21岁时决心前往西藏学习，以便更好地将佛法传播给卡尔梅克蒙古人。喜饶在拉萨的寺院学习了近十年，取得了格西学位，然后以格西旺杰闻名。1933年、1934年之际，他尝试回卡尔梅克，但由于各种变故而中止了回国计划。随后他在北京、内蒙古等地谋生并学习英语。在短暂地访问英格兰之后，他回到西藏，决心在此度过余生。此后十来年，他在拉萨和印度的噶伦堡居住。1955年来到美国新泽西，在此度过接下来的28年。1960年开始致力于培养美国的藏学人才。1962年，有四位僧人到格西旺杰的佛学中心——美国藏传佛教寺院（Lamaist Buddhist Monastery of America, LBMA）学习英语，其中的格西伦珠索巴（Geshe Lhundup Sopa）日后成为了佛教学教授，开启了威斯康星大学的藏传佛教研究。这批僧人到来后，格西旺杰开始招收美国学生，教授藏文和藏传佛教，第一批学生为克里斯托弗·乔治（Christopher George）、杰弗里·霍普金斯（Jeffrey Hopkins）、罗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这些学生中，霍普金斯日后开启弗吉尼亚大学的藏学传统，而瑟曼开启哥伦比亚大学的藏学传统，这两所大学迄今还是美国藏传佛教研究最重要的阵地。格西旺杰1983年去世，他在美国藏学界的影响力因他培养的众多学生而经年不衰。

在格西旺杰来美前三年，另一位格鲁派活佛、第二十四世当彩仁波切土登晋美诺布已抵美国。土登晋美诺布是十四世达赖的大哥，1922年出生于青海，27岁时即任塔尔寺寺主。青海解放后，他去拉萨，1950年流亡印度。在拉萨叛乱失败后，土登晋美诺布于1965年移居美国印第安纳布伦明顿，担任印第安纳大学的藏学教授，开始培养藏学人才。2008年，土登晋美诺布病逝于印第安纳。在担任藏学教授期间，他指导了白桂思（Christopher Beckwith）、史伯嶺（Elliot Sperling）等知名藏学家，使布伦明顿成为美国中部的藏学重镇。与格西旺杰这一系不同，土登晋美诺布在印第安纳大学所开创的藏学并不以佛教学为主，而是侧重古代西藏历史，这在白桂思和史伯嶺的著作中均有体现。

在美国西海岸，藏学倒是先于僧人们的到来而出现，这其中的关键人物是图兰·威利（Turrell V. Wylie）。威利1927年出生于科罗拉多州，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完成本科和取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专业是汉学，但读博期间对西藏发生兴趣，跑到罗马跟著名藏学家图齐（Giuseppe Tucci）学习。由于当时较少美国人对藏学感兴趣，威利迅速跃升为美国本土兼通藏文和语文学方法的知名藏学家。威利的学术成长经历反映了欧洲藏学的语文学传统对北美藏学的影响，这一影响因日后一些在欧洲获得博士学位的藏学家来美国高校教书而延续至今。1958年，威利凭论文《据〈世界广说〉所说的西藏地理》（The Geography of Tibet According to ’Dzam gling rgyas bshad）取得华盛顿大学汉学博士学位，然后留校任教。第二年，威利教授发表《藏文抄写标准系统》(A Standard System of Tibetan Transcription)一文，提出了日后藏学界广为使用的威利转写系统。同一年，拉萨发生叛乱，大批西藏高僧逃往印度，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出资帮助其中的一些来美国。作为美国仅有的本土藏学家，威利教授被洛克菲勒基金会锁定为带那些喇嘛来西雅图的人。借此机会，威利教授遍游北印度，找到了萨迦达钦喇嘛（Jigdal Dagchen Sakya）和德雄仁波切（Dezhung Rinpoche）等萨迦高僧，将他们邀请至美国从事藏学项目。这些萨迦喇嘛的加入大大加强了华盛顿大学的藏学力量，他们具备深厚的藏传佛教知识和藏文会话技巧，这正好是威利教授欠缺的。在萨迦喇嘛们的努力下，华盛顿大学涌现了如金·史密斯（E.Gene Smith）这样的藏学家，他后来创立世界闻名的藏学数据库———藏传佛教资源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 TBRC）。有意思的是，萨迦喇嘛们并不只培养了精通藏传佛教知识的藏学家，还帮助梅尔文·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这样的人类学家成为了藏学家，而他日后以数卷本《西藏现代史》闻名世界。威利教授在1984年患病去世，尽管他对华盛顿大学成为美国藏学重镇功不可没，但华盛顿大学并非只靠这一位藏学教授支撑。早在威利入职前，华裔汉族学者李方桂已在华盛顿大学任教，他也从事藏语言的研究工作。在威利之后，又有从欧洲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汝艾格（David Seyfort Ruegg）等人的加盟。美、藏、汉三方面学者的共同努力，成就了华盛顿大学藏学重镇的盛名。不过随着威利等前辈学者或去世或转任，以及他们学生的相继离开，华盛顿大学的藏学逐渐衰落，而校方无意继续拨款更是给藏学存续带来致命打击。

格西旺杰、土登晋美诺布、图兰·威利与同事及萨迦喇嘛们分别在美国东部、中部、西部开创了藏学传统，他们的不少学生及再传弟子毕业后，在美国各高校找到教职，形成今日美国藏学界学术力量的分布格局。

美国藏学的现状

如果我们厘清了美国藏学的历史起源，就很容易理解今日美国藏学力量的分布。格西旺杰的两位学生杰弗里·霍普金斯和罗伯特·瑟曼分别到弗吉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执教，使这两所大学成为美国东海岸藏传佛教研究的重镇。土登晋美诺布在印第安纳大学开创的藏学传统，被白桂思和史伯嶺延续着。华盛顿大学最早的一批藏学家和萨迦喇嘛们的学生梅尔文·戈尔斯坦博士毕业后则到了俄亥俄州的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执教，这里后来成为比肩印第安纳大学的美国中部藏学重镇。欧洲藏学传统对美国藏学的影响也很强大。范德康（Leonard W. van der Kuijp）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在华盛顿大学短暂工作，后于1995年加盟哈佛大学，他后来和毕业自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珍妮特·嘉措（Janet Gyatso）共同构成哈佛大学藏学力量的中坚。范德康的学生格雷·托特（Gray Tuttle）在博士毕业后加入哥伦比亚大学，帮助哥大形成了除佛教学研究之外的现代西藏研究传统。目前在美国的绝大多数藏学家论及他们的学术传承，几乎都不出以上几所名校。下面我将着重介绍这几所名校的藏学机构和藏学家，然后再介绍分散在美国其他高校的藏学家。

美国藏学机构中最有声誉的当属弗吉尼亚大学西藏中心（The UVA Tibet Center）。这个中心是美国藏学家最密集的研究机构。20世纪60年代，由于国会图书馆新德里分部主管金·史密斯的先见之明和南亚目录学家理查德·马丁（Richard Martin）的帮助，弗吉尼亚大学成为公共法案480项目（Public Law 480 program）的受惠者，这个法案允许美国研究机构从印度获得藏文图书资料以换取美国政府减免印度的欠债。此后，该校阿尔德曼图书馆（Alderman Library）藏文文本收藏稳步增长，成为1973年吸引格西旺杰的学生杰弗里·霍普金斯来到弗吉尼亚大学的原因之一。此后，弗吉尼亚大学的佛教学和藏学项目建立。在接下来的30年，霍普金斯教授和他的学生们以这些藏文文献为基础写出他们的论文，从而让非专业学者能够依靠他们的翻译来了解这些文献。在霍普金斯教授的努力下，弗吉尼亚大学的藏学研究稳步前进，并且又吸引了数位藏学家加入。特别是1992年藏学家大卫·杰玛诺（David Germano）受聘于弗吉尼亚大学，将原先的语文学传统扩展到了文学、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杰玛诺教授加盟后，越来越多的藏学研究生开始学习汉语，并去中国藏区做田野调查而非局限于印度和尼泊尔。在霍普金斯教授和杰玛诺教授的努力下，弗吉尼亚大学藏学委员会（Committee for Tibetan Studies）在1998 年成立。杰玛诺教授还和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弗吉尼亚大学人文高等技术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Technology in the Humanities） 一起建立了西藏和喜马拉雅图书馆（Tibetanand Himalayan Library），这个图书馆现已成为世界著名的藏学领域数码化图书馆。2008年，弗吉尼亚大学的藏学家们组建西藏中心。

作为弗吉尼亚大学藏学项目的开创者，杰弗里·霍普金斯教授已处于荣休状态。他同时也是弗吉尼亚大学佛教学项目的创始人，还曾做过12年的南亚研究中心主管。霍普金斯教授1963年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专业为英国语言文学，1973年博士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他的兴趣在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和觉囊派方面，主要从事蒙藏学者所写藏文文本的分析性阐述、注释、翻译以及藏族学者口头演讲和藏语材料的编辑翻译。霍普金斯的近著有《密教技术》、《真实的心：连接他者的佛教修行》。

跟罗伯特·瑟曼一样，霍普金斯也拥有不少学生，除了名气最大的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教授唐纳德·洛佩兹（后面会专门讲他），尚有数位杰出的藏传佛教学者。1991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乔治·德雷伊弗斯（George Dreyfus）现在是威廉姆斯学院宗教系教授（Jackson Professor of Religion）。他曾在1985年获得西藏寺庙教育体系中的拉然巴格西学位（Geshe Lharampa），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思维哲学、认知过程研究，意识理论、印度佛教哲学、宗教和现代性研究，作品有《自我和主观性：中间道路》。200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布莱恩·古艾瓦斯（Bryan J. Cuevas） 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宗教系约翰·F·普利斯特宗教学教授（John F. Priest Professor of Religion）。古艾瓦斯的专长在藏传佛教，喜马拉雅宗教，西藏历史、语言和文化方面，目前专注于西藏历史和历史编撰学、死亡社会史和与死亡相关的修行、大众佛教、中世纪西藏社会的宗教权力政治这些方面的研究，著有《阴间的旅行：西藏佛教对死亡和来世的大众叙述》。

西藏中心的现任主管是大卫·杰玛诺，他还任宗教系藏学和佛教学教授。他1984年本科毕业于圣母大学，1992年博士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杰玛诺教授的兴趣在藏传佛教宁玛派和苯教传承，密教传统，公元8世纪至15世纪的佛教哲学和修行，西藏历史和文学，当代西藏的宗教、教育和技术、数码人文领域等。他的作品有《大圆满法在密教秘史中的缺席和建构》。

除霍普金斯和杰玛诺外，西藏中心尚有四位教授，其中凯伦·莱恩（Karen Lang）和柯蒂斯·薛富尔（Kurtis Schaeffer）均是宗教系教授。莱恩教授在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还兼任弗吉尼亚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管。她主要的研究和翻译兴趣是公元7 世纪佛教哲学家月称的作品，译作有《四幻想：月称对菩萨道行者的建议》，近作有《奎师那沿岸大乘佛教的两个发展》。薛富尔1995 年在华盛顿大学获得佛教学硕士学位，200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西藏和南亚宗教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是印度、尼泊尔、中国特别是西藏地区的宗教史。薛富尔教授目前从事达赖喇嘛史和西藏传记史的研究，近著有《西藏的书文化》。尼古拉斯·特纳多（Nicolas Tournadre）是法国巴黎第八大学语言系副教授。作为一位知名的语言学家，他与桑杰多吉（Sangda Dorje）合作编写了《标准藏语教材》（Manual of Standard Tibetan）———英语世界最为流行的藏语教材。特纳多目前在弗吉尼亚大学教藏语，同时也是西藏和喜马拉雅图书馆的重要建设者之一。布莱德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作为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他关心的议题也会涉及西藏。

西藏中心另有其他三位教员和管理人员：莱斯利·布莱克哈尔（Leslie J. Blackhall）、才旦琼珠（Tsetan Chonjore）、史蒂芬·温伯格（Steven Weinberger）。布莱克哈尔是一位医生，她研究垂死病人的护理，也写过一些关于藏医药的文章。才旦琼珠是弗吉尼亚大学的藏语讲师，1978 年在印度圣约瑟夫学院（St. Joseph’s College）获得学士学位，目前担任东亚语言、文学、文化系藏语主管。温伯格是宗教学系的研究助理，同时也是西藏和喜马拉雅图书馆的管理员。

经过霍普金斯和杰玛诺两代人的努力，弗吉尼亚大学事实上已取代华盛顿大学，成为美国最大的藏学重镇。杰玛诺联合各路人才推进藏学的数码化，大大便利了其他藏学家的学习和研究。西藏中心在建的访问学者项目也让弗吉尼亚大学成为藏学信息汇聚的主要场所。有意思的是，杰玛诺虽然试图拓展弗吉尼亚大学涉藏研究的议题，不过从西藏中心的教员分布情况来看，藏传佛教的研究还是主流，而这种局面恐怕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格西旺杰的另一位学生罗伯特·瑟曼早年出家成为一名藏传佛教僧人，后还俗。197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梵文和印度学博士学位，先是在阿默斯特学院担任宗教学教授，后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目前是该系宗喀巴印藏佛教学教授（Jey Tsong khapa Professor of Ind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代表学术作品有《五次第明灯》。

瑟曼在醉心自己的学术外，还培养了很多藏传佛教研究者，其中博士毕业者至少有19人。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赛琳尼特·杨（Serinity Young）现在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分部的研究员，兼任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古典、中东和亚洲语言文化系助理教授。杨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从事西藏手工艺品和肖像艺术研究，作品有《妓女和密教明妃：佛教叙述、仪轨和肖像艺术中的性行为》。1993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保尔·奈特普斯基（Paul Nietupski）是约翰·卡罗尔大学（John Carroll University）神学和宗教学系教授，他的兴趣在内亚历史、宗教、文化以及中世纪印度佛教及其向西藏与东南亚的传播方面，作品有《拉卜楞寺：内亚边疆的藏传佛教社会，1709-1958》。1999年获得宗教学博士学位的克里斯·怀德迈尔（Christian K. Wedemeyer）是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宗教史副教授，兼任南亚语言文明系副教授。怀德迈尔的兴趣在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宗教和文化的现代学术史、佛教历史、文本和仪轨问题方面，作品有《说通密教：历史、记号学和对印度传统的违背》。2001 年获得宗教史和佛教学博士学位的大卫·格雷（David Gray）现在是加州圣塔克拉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宗教研究系副教授。他研究南亚密教及其在西藏和东亚的传播，作品有《胜乐金刚：研究和注释翻译》。

瑟曼的存在让哥大成为美国藏传佛教研究的一个中心，不过这并等于哥大的藏学只有藏传佛教学。关注西藏议题的英国公共知识分子罗伯特·巴奈特（Robert Barnett）1998年加盟哥大，促成了现代藏学项目（Modern Tibetan Studies Program）的诞生，这是西方第一个致力于教授现代西藏社会、历史、文化和经济的项目，得到了亨利·鲁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的资助。巴奈特在加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是一位活跃的记者，其兴趣在中国民族问题方面。现代西藏研究项目的另一位教员是范德康的学生格雷·托特，他2002年从哈佛大学取得内亚史博士学位后加入哥大，目前是东亚语言文化系蕾拉·哈德勒·鲁斯现代藏学教授（Leila Hadley Luce Professor of Modern Tibetan Studies）。托特研究20世纪的汉藏关系史以及西藏和清帝国的关系，其代表作是《现代中国诞生中的藏传佛教徒》。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波教授已将之译成中文。现代西藏研究项目的其他两位成员还包括劳拉·哈特利（Lauran Hartley）和索南次仁（Sonam Tsering）。哈特利从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取得藏学方向的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哥大藏学图书管理员，索南次仁则是现代藏语讲师。在人才养成方面，2012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系博士毕业的班诺·维纳（Benno Weiner）便受惠于此项目，他现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历史学系担任助理教授，研究现代西藏历史。

美国东海岸第三所重要的藏学机构是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Inner Asia and Altaic Studies, 简称IAAS）。该委员会成立于1972年，旨在推动与整合内亚和阿尔泰地区文化和历史的教学和研究。范德康和珍妮特·嘉措的陆续加盟，促成内亚和阿尔泰委员会将研究触角伸向藏区。范德康1983年凭博士论文《公元11世纪到15世纪藏传佛教认识论的发展》拿到德国汉堡大学博士学位，在华盛顿大学短暂任教后，于1995年加盟哈佛，现在是南亚研究系藏学和喜马拉雅研究教授，同时也担任东亚语言和文明系教授，还兼任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主席，他的主要兴趣在藏传佛教以及13世纪至15世纪西藏的历史、文化和文明方面。珍妮特·嘉措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高等教育，1972 年获得宗教学学士学位，1974年获得梵文硕士学位，1981 年获得佛教学博士学位。在加入哈佛大学之前，在阿默斯特学院宗教系任教，目前是哈佛大学神学院赫尔歇佛教学教授（Hershey Professor of Buddhist Studies）。她的专长在佛教学方面，特别专注于西藏和南亚文化与思想史，作品有《西藏的鬼怪：一个西藏幻想家的秘密自传》，《辨识西藏现代性：契机、方法和设想》。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只是学术项目，并无专职语言讲师，进入这个项目的学生可以通过选修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的藏语课程来完成自己语言技能的积累。

范德康和珍妮特·嘉措均培养了不少学生，范德康作为主要导师指导了18 位博士研究生，珍妮特·嘉措则有8位。他们之中有些已在高校谋得不错的教职，比如范德康的学生、哥伦比亚大学的格雷·托特和弗吉尼亚大学的柯蒂斯·薛富尔。而目前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宗教学系担任助理教授的郝莉·伽蕾（Holly Gayley）是珍妮特·嘉措指导的学生。伽蕾2009年在哈佛大学获得藏学和喜马拉雅研究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是西藏的宗教、宗教现代性、佛教圣徒传，近作有《吃猴脑：藏传佛教徒素食主义观点中对中国宴会的异化》。

在美国中部，印第安纳大学和凯斯西储大学引领着涉藏议题的研究。印第安纳大学的藏学教席设于中央欧亚研究系（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简称DCES）。该系前身是1943年成立的旨在为美国军方培训中央欧亚语言人才的项目。从1956年到1965年，这个项目被正式整合为乌拉尔和阿尔泰研究项目。

著名的中亚研究专家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1962年来到印第安纳大学，并在1965年创立了乌拉尔和阿尔泰研究系。在塞诺教授的带领下，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和阿尔泰研究系成为世界最杰出的中央欧亚研究机构之一。1993年，在克里斯托夫·白桂思（Christopher Beckwith）教授担任系主任时，该系改名为中央欧亚研究系。2008年土登晋美诺布去世后，该系还剩两位藏学家：史伯嶺和白桂思。史伯嶺1973年本科毕业于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1983 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取得中央欧亚研究博士学位，后长期在中央欧亚研究系任教，目前处于荣休状态。史伯嶺的专长在明代西藏历史和汉藏关系方面，著有《瞿昙寺的历史和它跟明朝朝廷的关系》。他也对现代西藏事务有很大兴趣，经常在媒体或网络上就西藏事务发表看法，著有政策研究报告《西藏—中国冲突：历史和问题》。兴趣广泛且高产的藏学家白桂思1968年本科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1977年在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和阿尔泰研究系取得内亚研究博士学位，是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兴趣在学术和科学方法史、早期中亚史、中央欧亚和东亚人类文化语言学史、历史语言学（主要是印欧语、藏缅语、汉语、日本—高句丽语、突厥语）、理论音韵学、类型语言学、计算语言学方面，著作有《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其近著有《修道院中的勇士：中世纪科学的中亚起源》，《丝绸之路帝国：自青铜时代迄今的中央欧亚史》。中央欧亚研究系提供从初级到高级的藏语课程，讲师由根敦饶萨（Gedun Rabsal）担任，白桂思负责教授古藏文。白桂思的学生杰弗·切尔兹（Geoff Childs）1998年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得人类学和中央欧亚研究藏学方向双博士学位，现在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他的兴趣在人口统计学、老龄化和现代化、应用人类学和发展、历史人口统计学方面，作品有《藏人转型：从历史和当代视角看生殖、计划生育和人口统计变化》。史伯嶺的硕士研究生杜凯鹤（Karl Debreczeny）毕业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艺术史博士学位，现在是纽约鲁宾艺术馆（Rubin Museum of Art）馆长（Curator），作品有《古怪的黑帽：第十世噶玛巴的艺术视野》。

美国中部的第二个藏学基地由从华盛顿大学毕业的博士梅尔文·戈尔斯坦在1987年建立，这个名为西藏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Research on Tibet）的虚体机构只有三位成员，戈尔斯坦和人类学家辛西娅·柏尔（Cynthia M. Beall）是中心的联合主管，旨在研究西藏的历史、社会、语言、生态以理解传统西藏及其变化的方式。戈尔斯坦本人1959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1968年在华盛顿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长期在凯斯西储大学人类学系工作，任约翰·莱诺德·哈克尼斯人类学教授（John Reynolds Harkness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主要兴趣在家庭和婚姻、跨文化和全球老龄化、人口研究、文化生态和经济发展方面。戈尔斯坦出身于人类学，但他的巨大声望主要来自历史研究，他的四卷本《西藏现代史》奠定了他在现代西藏研究方面的地位。戈尔斯坦之特殊，在于他是极少数能够自由游走于中国藏区、境外藏区的藏学家，这给了他在学术研究上对各方态度和观点进行充分调查和了解的机会。除了学术著作，戈尔斯坦还编撰了《现代藏语藏英词典》，并且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做了大量口述史工作，为现代西藏研究保存了珍贵史料。戈尔斯坦因其贡献，在2009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戈尔斯坦的同事辛西娅·柏尔是人类学系的杰出教授，1970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学学士学位，1976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研究人类特别是安第斯、西藏和东非高原的居民如何适应高海拔缺氧环境。柏尔也是一位声望卓著的学者，1996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西藏研究中心的第三位职员是藏族人次旺南杰雪林（Tsewang Namgyai Shelling）。他在1954年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后来在印度大吉岭的圣约瑟夫学院学习了两年英文。次旺南杰雪林先生是藏语和西藏历史专家，通藏、汉、英三语，曾在1994年至1997年担任西藏研究中心藏英词典项目的编辑，他还曾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翻译成藏文。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美国中部的藏学重镇并不是只有印第安纳大学和凯斯西储大学两家。喇嘛格西伦珠索巴在格西旺杰的佛学中心学习数年英语后，于1967年接受威斯康星大学佛教学教授理查德·罗宾森（Richard Robinson）的邀请，加入后者创建的佛教研究项目（Buddhist Studies Program），从而开启了威斯康星大学的藏学传统。格西伦珠索巴在威斯康星大学长期担任教授，帮助培养了一批知名的藏传佛教研究者。弗吉尼亚大学藏学项目的建立者杰弗里·霍普金斯1973年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宗教学博士学位，也曾受教于格西伦珠索巴。弗吉尼亚大学西藏中心现任主管大卫·杰玛诺也是格西伦珠索巴指导过的学生。格西伦珠索巴还有数位亲自指导的学生目前在其他高校任教，1987年获得佛教学博士学位的乔什·伊戈纳西欧·卡白宗（José Ignacio Cabezón） 现在是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宗教学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藏传佛教和文化研究教授。卡白宗的兴趣是用理论范式和解释学而非传统语文学来理解藏传佛教，著作有《佛教和语言：印藏经院哲学研究》。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约翰·马克兰斯基（John J. Makransky）现在是波士顿学院神学系佛教和比较神学副教授，兴趣在印藏佛教方面，著有《爱中觉醒：开启深层良善的佛教指南》。格西伦珠索巴2007年从威斯康星大学退休，2014年去世。目前尚有一位主要从事印度佛教研究的教授古竹·布赫楠迈（Gudrun Bühnemann）在从事藏传佛教研究，她1980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在印第安纳以北的密歇根州，霍普金斯的学生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Lopez）开创了那里的藏学传统。1982年在弗吉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洛佩兹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亚洲语言和文化系获得终生教职，目前是A.E.林克杰出佛教学教授（A.E. Link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Buddhist Studies）。他主要研究印度大乘佛教和藏传佛教、欧洲人与佛教的遭遇，亦从事佛经翻译工作，作品有《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西藏死亡书：一个传记》。在洛佩兹的影响下，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藏学也风生水起，人才辈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及南亚和东南亚研究系双聘副教授雅各布·达尔顿（Jacob P. Dalton）便是洛佩兹指导过的学生。达尔顿2002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佛教学博士学位。在加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曾在耶鲁大学任教，他也在大不列颠图书馆作为研究员参与过国际敦煌项目。达尔顿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藏传佛教，作品有《驯服魔鬼：藏传佛教中的暴力和解放》，《超越匿名：对敦煌手稿的古文书学分析》。另外，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人类学系副教授卡萝尔·麦格拉罕（Carole Mc Granahan）也是从密歇根大学毕业的，2001年获得人类学及历史学博士学位。麦格拉罕的兴趣在当代西藏方面，特别关注如下议题：殖民主义和帝国、历史和记忆、难民和公民身份、民族主义、归属感、性别、战争等，著有《遭俘获的历史：西藏、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被遗忘战争的回忆》。

从美国高校藏学家的学术源流来看，藏传佛教神职人员及欧陆语文学家对他们的影响巨大，以至现在拥有正式教职的藏学家绝大多数都是他们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藏学界被他们所垄断。除了上文所提到的罗伯特·巴奈特，美国还有一些藏学家并没有明确的学术传承谱系，他们或者是在博士毕业后才对西藏发生兴趣，或者是本身对西藏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

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系副教授派翠希娅·博格（Patricia Berger）为例。她1969年在康乃尔大学获得绘画学士学位，1980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最早的研究兴趣在汉地艺术史方面，博士论文也与此有关，但后来的研究兴趣逐渐扩展到西藏艺术，其代表作品有《空性帝国：清代中国的佛教艺术和政治权威》輥輯訛。博格在对西藏发生兴趣后，还培养了两位在美国高校取得教职的藏学家，她们都是2011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博士。其中，周文欣（Wen-Shing Chou）现在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艺术系的艺术史教授，她的兴趣在早期现代世界的视觉交流、视觉与表述的关系等方面。周文欣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五台山在藏传佛教传统中的视觉地貌。南希·林（Nancy G. Lin） 现在是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宗教学系的助理教授。林在2000 年获得哈佛大学政府学学士学位，200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地区研究藏学方向硕士学位，学术专长为藏传佛教，专注于早期现代的藏传佛教文化史研究，博士论文为《改编佛陀故事：17 世纪至18 世纪西藏如意树文化史》。

再以谭·戈伦夫（A. Tomasz Grunfeld）为例。他现在是纽约州立大学帝国学院（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Empire State College）的杰出教学教授。他早年在纽约州立大学欧德韦斯特伯里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Old Westbury）获得学士学位，后分别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及纽约大学获得远东研究硕士学位和现代中国史博士学位。谭·戈伦夫早年的兴趣是比较正统的东亚历史，不过后来他写了《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没有用藏文史料，却用了大量汉文史料，可见其传统中国史学者的底色。作为区域研究的藏学，师承关系其实对人才之养成并非必需。如果一位学者在高校中获得社会科学方法的训练，又学会了藏语，可以去藏地做田野，同样有机会成为藏学家。以下几位就是这一路数：

扎西饶杰（Tashi Rabgey）在多伦多大学获得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士学位，后又分别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和国际法法律硕士学位，最后于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专业是政治和法律人类学。博士毕业后，扎西饶杰在弗吉尼亚大学东亚中心任职，是弗吉尼亚大学西藏中心的联合主管。现在，她是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国际事务研究教授。扎西饶杰的专长在国际法理论和领土政治、中国的立宪制度和民族法律、西藏的公共政策和治理、汉藏关系方面。她现在专注于最近中国民族法律和政策的发展之研究。她的博士论文为《中国的幽灵：后民主化台湾的西藏法律承认和主权政治》。

叶婷（Emily T. Yeh）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地理系副教授。她1993年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1995年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硕士学位及技术和政策项目硕士学位，200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方向为能源和资源团体。叶婷教授的兴趣在自然—社会关系中的权力、政治经济、文化政治问题方面，她的主要田野调查地点是西藏。她也对流亡藏人的种族和认同政治感兴趣，其代表作有《驯服西藏：地面变迁和中国发展的馈赠》。

南希·列维尼（Nancy E. Levine）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教授。她1978年在罗切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列维尼教授的兴趣在亲缘关系和家庭经济、人口统计学、社会变化、性别、西藏和中亚方面。其作品有《一妻多夫的机制》。

肯尼斯·鲍尔（Kenneth Bauer）是弗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社区发展和应用经济系助理教授。他1992年在布朗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1999 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牧场生态学硕士学位，2007年在牛津大学获得发展研究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为《中央西藏牧民们的土地使用、共同财产和发展（1884-2004）》。

从数量上看，藏学并不能吸引足够多的美国社会科学家投入进来，以上四位只是整个美国藏学家群体的点缀。

藏学传统中的路径依赖

二战后，出于深入了解全球各地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的需要，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大力支持区域研究的发展。中国藏区作为亚洲地缘政治的重要组成区域，理所当然地应该是美国区域研究不可忽视的地方。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的藏学到目前为止也并不是以研究藏区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为主，而是藏传佛教研究独大。目前本文中仍活跃在美国藏学界的藏学家共有39 位，其中从事包括藏传佛教思想、文本和艺术研究的学者有23位，已占一半以上。这与美国的新疆研究区别极大。在目前美国高校就职的11位新疆研究者中，绝大多数人的专业是历史学和人类学，无一人从事伊斯兰教文本和艺术研究。

美国藏学界这种局面之形成当然与社会对藏传佛教的兴趣日增有关系。沈卫荣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密教成为“美国文化反动、性解放和性革命的一种精神上、政治上的表明合法性的工具”。由于密教传统在印度本土已经丧失，而在藏传佛教中还有所存留，于是很多人就将目光投向后者。当然，性并不是藏传佛教越来越受美国社会欢迎的唯一理由，作为一种宗教，我认识的一些美国人也因其思想深邃而沉浸其中。无论是出于何种理由，藏传佛教几十年来确确实实在美国社会有不可被忽视的存在。在2009年放映的好莱坞灾难大片《2012》中，老喇嘛在喜马拉雅山以镇定平和的心态面对大洪水的到来，仿佛暗示着藏传佛教是末日世界的最佳宗教。在大热美剧《纸牌屋》2015年播出的第三季中，又出现藏传佛教僧人制作坛城沙画的场景，预示主人公费尽心机构筑的权力城堡会像这坛城一样顷刻消逝。娱乐圈对藏传佛教的偏爱，显示出它对美国社会无形而强大的影响力。

藏传佛教影响力巨大，并不意味着对中国藏区现实问题的研究就没有市场需求。恰恰相反，历史上，美国政府极为关切中国藏区现实问题的发展。美国藏学的主要开创者格西旺杰和土登晋美诺布20世纪50年代都曾受雇于中央情报局，从事分裂西藏的政治活动。甚至直到现在，涉藏的现实问题依然是美国各大媒体十分关注的话题。可这些市场需求并没有让针对中国藏区现实的研究成为可与藏传佛教研究相抗衡的领域，所以，藏传佛教研究在美国藏学中的独大应是另有缘由的。

何一门学科（Discipline）或领域（Field）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最重要的规律是，后辈学者会受到学科或领域开创者当初所设框架的影响。美国藏学目前之所以藏传佛教研究独大，也与这样的路径依赖有关。当年美国藏学的主要开拓者格西旺杰、威利、德雄仁波切、土登晋美诺布要么自己就是喇嘛、活佛，要么自己就是佛教研究者。这其中，格西旺杰培养的学生及再传弟子最多，他本人虽未曾在大学中获得教授职位，但他的两位得意门生瑟曼和霍普金斯分别在哈佛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名校的宗教学系执教。而一旦一位学生进入宗教系读博士，那么他（她）势必要研究宗教，又因为所选的主要导师是藏传佛教专家，也表明学生本身对藏传佛教研究有强烈兴趣。因此，我们可以发现，瑟曼和霍普金斯所有的博士生都是研究藏传佛教的。

这一路径依赖在华盛顿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比较弱。威利和土登晋美诺布分别在东亚系和中央欧亚研究系（前身为乌拉尔和阿尔泰研究系），这两个系是区域研究项目，录取的博士生只要从事与主要导师领域相关的研究就可以，一般在学科方法上并不作限制。以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为例，博士研究生进入该项目后，选择藏区为自己的区域方向，再从包括历史学系、人类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宗教学系、语言学系等系中任选一个系修至少12学分的课程。因此之故，中央欧亚研究系培养出来的藏学家既有从事历史研究的，也有从事人类学研究的，还有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不过这些区域研究中的师承因素还是影响了学生的学术发展选择。在哈佛大学的区域研究项目——内亚和阿尔泰研究委员会，以范德康为主要导师的学生，无一例外会以藏学为自己的专业。

打破涉藏研究中的路径依赖，关键还在于更多其他学科（Disciplines）的人加入到研究队伍中。以人类学为例，一位受过学科训练的博士生，只要同时掌握了藏语或汉语，那么他（她）就较少需要甚至不需要学术师承，可以自行完成文献积累以及去藏区作调研，从而把自己培养成一位合格的藏学家，正如扎西饶杰和南希·列维尼都属于师承关系并不明显的藏学家。

美国藏学发展的未来

藏传佛教研究尽管在美国藏学中的独尊地位正在被逐步削弱，但要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打破它的独大地位还是非常困难的。目前美国藏学教席的总量是有限的，绝大部分藏学教席事实上又是宗教学教席，这些教席的教授退休之后，即使要聘用藏学家接任，也只可能从从事藏传佛教研究者中选出。另外，在区域研究领域，美国藏学教席总量的扩大面临着比较严重的障碍。由于藏学属于边缘学科，数量庞大的教学型大学事实上对藏学家需求极小。如果教学型大学的东亚系招聘时有两个候选人，一个作传统中国学研究，另一个研究藏学，在同等条件下，作传统中国学研究的候选人会更符合它的教学需求。而在大多数研究型大学，区域研究的经费事实上越来越紧张，新增一个藏学教席得到校方支持的可能性往往比较小。少数经费充足的研究型大学，如哈佛大学、哥大，能维持已有的藏学教席已属不错，更别说扩张。毕竟，藏学家很难向校方证明研究西藏要比研究整个大中华区或日、韩在学术上更有价值。

对美国藏学界来说，他们需要面临的更大挑战来自本身学科的敏感性。由于涉藏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自美国的学者往往不那么容易进入西藏自治区。即便可以进入四省藏区，搜集关于现当代涉藏问题的资料也并不容易，这导致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不愿意碰触现当代涉藏议题。如此一来，就大大降低了从社会科学中产生藏学家的几率。这种学科本身的敏感性，也帮助藏传佛教研究维持在藏学中的独大地位，毕竟很少有人会把佛教文本研究跟政治挂钩。

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或现当代涉藏历史研究就没有任何发展的前途，部分学者还是可以通过有限的方式规避风险的。笔者认识的一位人类学家就通过从事流亡藏人研究避开了政治敏感性问题。她曾经告诉我，她不会去从事中国藏区的研究，这样就可以避免自己的学术生涯因为不可预测的事情而受到打击。还有一些学者如戈尔斯坦，具有非凡的社交技能，他可以自由行走在美国、中国藏区和流亡藏人社区，搜集他所需要的材料。但戈尔斯坦毕竟属于个例，对于大多数想要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来说，把自己的关注点往前推移是明智的选择。

总而言之，受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藏传佛教研究的独大地位在未来十几年并不会改变。紧随藏传佛教研究之后的则是较少受政治敏感性波及的历史学和人类学。不过由于进入西藏自治区难度相对较大，人类学家以及部分历史学家应会较多地关注流亡藏人社会及四省藏区。

结论

和美国的许多区域研究一样，美国藏学之兴起很大程度上获益于外部智力资源，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美国的喇嘛和活佛。这些开拓者把自己的语言和宗教知识传授给美国学者，使得美国的藏学迅速完成本土化。不过这种知识的传授也带来的一种路径依赖，这些僧侣的美国学生和再传学生绝大部分继续从事宗教学，使得藏传佛教研究在美国藏学中处于独大的地位。区域研究系所培养出来的藏学家因其关注点的多元，固然有助于打破藏传佛教研究的独大地位，可惜区域研究因在学术市场的弱势，并不足以完全消解这一独大地位。现当代涉藏议题的敏感性又让众多社会科学家望而却步。故而未来十几年，藏传佛教研究想必依旧会在美国藏学中处于独大地位。

对于中国来说，正在推进中的“一带一路”倡议使得区域研究成为必需和急需，而美国的藏学发展史恰恰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如何更好地开展中国的区域研究。由于区域研究传统上并不是一个受到重视的研究领域，国内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真正从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研究的区域专家并不多。美国的经验则告诉我们，即使本国人才匮乏，也是可以发展区域研究的，只要引入外来的智力资源建设本国的人才库就行。以中亚研究为例，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完全可以从中亚五国、阿富汗聘用优秀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来任职，借助这些本地专家的专长，培养中国自己的中亚区域研究人才。如此一来，中国可以迅速完成对中亚地区的常识性积累，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民國的漢藏佛教與現代國家

作者：勵軒
原文发表于《读书》2016年第5期

一九五一年，在與內地疏離了近四十年之後，西藏重新成為現代中國的一部分。為什麼西藏僧俗精英會願意接受這種命運?這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滕華睿(Gray Tuttle)博士在《建構現代中國的藏傳佛教徒》(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一書要探討的主題。該書二〇〇五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香港大學出版社則在二〇一二年出版了陳波博士漢文譯本。滕華睿認為，民國時期部分漢藏僧俗精英對佛教文化的共同認同和積極倡導，是讓之後西藏願意重新擁抱中華國家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佛教造就了現代中國。

在第一章，滕華睿回顧了藏傳佛教徒作為連結清帝國和西藏中介的傳統。清朝征服西藏後，由當地僧俗精英實施統治權，而帝國的滿洲和蒙古精英則只負責與這些僧俗精英進行合作，進而維持對西藏的控制。在這一合作體系中，藏傳佛教徒充當了中介的角色。清代早期，達賴喇嘛通過派駐北京和五台山的僧人代表和朝廷進行聯繫。而隨著帝國對青海的征服，來自那裡的喇嘛就成了皇帝與西藏方面溝通的使者。有清一代，朝廷讓管理宮禁事務的內務府負責藏傳佛教徒事務，凸顯了藏傳佛教徒事務在帝國行政系統中的特殊地位。同時，朝廷嚴格限制漢人介入涉藏事務，不僅在涉藏事務的主要官員任命上幾乎排除了漢人，也不鼓勵涉藏漢文文獻創作，這導致清帝國解體前內地漢人對西藏了解極少。滕華睿認為清帝國區隔漢人和滿、蒙、藏、回等內陸亞洲諸族乃是為了避免帝國因整體漢化而衰落。

但是俄國和英國商業利益在西藏的擴張引起了帝國精英的極度擔憂，進而改變了清帝國和西藏之間的關係。在第二章，滕華睿敘述了帝國精英如何試圖將西藏拉入民族—國家的結構中。由於清帝國晚期各地叛亂頻發，平叛主力——漢人精英的力量隨之在整個帝國範圍內得到提升，他們現在可以染指之前遭到禁入的內陸亞洲事務。就西藏而言，帝國第一次允許一位漢人——張蔭棠擔任了駐藏幫辦大臣。面對俄、英的威脅，張的應對策略是民族主義，即削弱西藏的自治地位，將之整合進中華民族—國家的結構中。張的策略被漢軍旗人趙爾巽、趙爾豐兄弟繼承，他們在康藏一帶強力推行整合計劃。帝國的民族主義策略引起藏人的極大抵抗，他們趁辛亥革命爆發趕走駐藏官兵從而獲得了事實上的獨立(de facto Independence)。一旦達賴喇嘛的政府獲得事實上的獨立，西藏統治精英就跟之前的漢人一樣對內實施集權化的民族主義策略。這讓原來享受自治地位的部分寺院精英難以忍受，其中包括了九世班禪喇嘛和諾那呼圖克圖，他們最終選擇流亡內地。當然，滿洲精英在辛亥革命前就已經意識到帝國的統治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他們設計出一套「五族大同」話語以圖挽救危亡，中心思想是：合滿、蒙、漢、藏、回為一個公民體。這套話語雖然沒有挽救清帝國，但漢人繼承者卻接受下來，希冀保有帝國疆土。

不過，因為民國政府缺乏必要的軍事力量，所以僅憑「五族共和」之類的話語斷難恢復西藏等清帝國疆土。滕華睿指出，幸運的是，當軍事和意識形態力量都顯乏力的同時，漢人開始改變對藏傳佛教的敵視態度，而這反過來將在日後增進西藏對漢地的好感。在第三章，滕華睿描述了現代漢傳佛教徒是如何變得願意接受藏傳佛教徒的。這一轉變的關鍵人物是晚清俗家居士楊文會，作為外交官，他在與海外佛學研究者的接觸和交流中意識到，其他佛教系統與漢傳佛教一樣，也具有很大的正面價值，而且這些佛教系統典藏中有許多漢傳佛教中沒有的文本。楊文會的思想通過他的學生太虛法師深刻影響了當時的漢傳佛教徒。太虛法師通過創辦佛學院鼓勵學生去了解藏傳佛教。就在部分漢傳佛教徒試圖了解藏傳佛教時，在內地的藏傳佛教徒也在展現自己的魅力。七世章嘉呼圖克圖說服了袁世凱放棄沒收內地佛教寺院財產，蒙古族喇嘛白普仁和藏族喇嘛多傑覺拔通過一系列消災和護國密宗法會引起了漢人的興趣。當這兩撥人相遇時，火花擦出了：以大勇、法尊和能海為代表的漢僧們決定去西藏求法。而以班禪喇嘛、諾那呼圖克圖和多傑覺拔為代表的旅居內地藏僧則積極開展在內地傳法。第四章繼續講述漢僧在藏地的遭遇以及藏僧在漢地的遭遇。漢僧的入藏求法之旅遭遇了財力、語言、文化、自然和政治障礙，幾位堅持下來的人不得不依靠當地藏族喇嘛的幫助，也因此，法尊和能海兩位漢僧與幫助他們的個別藏族喇嘛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個人關係。而內地的漢人居士則繼續邀請旅居內地的藏族喇嘛做法事，這些俗家居士甚至引導政府捲入此類法事，一個顯著的事件是多傑覺拔受俗家居士之邀入川辦密宗法會，四川軍政要人爭相歡迎並布施。太虛看到四川軍政要人對佛教的興趣，便爭取到他們支持創辦漢藏教理院，以便學生們即便在內地也可學習藏語和藏傳佛教知識。

在四川軍閥通過宗教與西藏發生聯繫時，一九二七年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則試圖尋求在政治上加強與西藏的聯繫。為了結束西藏事實上的疏離狀態，國民政府訴諸五族共和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但是，國民政府這些意識形態修辭看起來並沒有對旅居內地的藏族喇嘛產生多大影響。滕華睿在第五章通過分析與九世班禪喇嘛有關的藏文和漢文文獻來證明國民政府種族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失敗。滕華睿發現，在他讀到的九世班禪喇嘛藏文文獻中從來沒有使用過「五族」概念，並且完全沒有採用漢語中的「民族」概念。這些概念僅是偶爾出現在九世班禪喇嘛代表所發布的漢文材料中。滕華睿分析發布時機和修辭使用後認為，九世班禪喇嘛選擇使用國民政府的意識形態話語僅僅是為了討好特定的聽眾，自己並沒有真心接受。

種族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失敗之際，國民政府在戴季陶的努力下，用藏傳佛教自己的術語，成功地將旅居內地的藏傳佛教徒們包容進來，把宗教和政治的角色合併在給與這些大活佛的職位上。在第六章，滕華睿分析戴季陶的努力和大活佛的積極回應。戴季陶主動邀請九世班禪喇嘛來南京傳法，並在法會上和夫人接受密宗灌頂儀式和佛名，之後又請國民政府授予班禪喇嘛「護國宣化廣慧大師」封號，班禪喇嘛欣然接受了這一封號。在利用宗教吸納九世班禪喇嘛之後，國民政府又授予他政治性職位——西陲宣化使，以助國家安撫邊疆。除了在宗教和政治上籠絡藏傳佛教領袖人物，戴季陶還積極倡導佛教本身和藏傳佛教領袖對國家的重要性。戴季陶的努力顯然得到了積極的成果，藏傳佛教迎來了在內地活動的高潮，而班禪喇嘛開始使用「五族」和「民族」話語，並積極幫助國民政府安撫邊疆，直到一九三七年在青海去世。

班禪喇嘛的去世，標誌著漢僧將代替藏族高僧主導在內地的藏傳佛教活動。這些漢僧通過興辦教育、宗教交流來促進漢藏文化的結合。第七章便是圍繞著內地藏傳佛教教育的本土化來闡述漢藏文化的連結。太虛法師的漢藏教理院在開辦數年之後，主要師資逐漸替換曾經在藏區求過學的漢僧。漢僧能海也在內地開辦佛教道場並創辦藏文佛經翻譯中心。國民政府和內地軍閥也並未因部分旅居內地藏族高僧的圓寂而放棄對藏傳佛教和文化的支持，他們繼續資助漢藏交流、藏傳佛教活動、藏文字典出版、藏族人才培養等。政府對藏傳佛教的慣性支持甚至延續到了中共建政之後，以致無論是漢族還是藏族的藏傳佛教僧人，一九四九年後還繼續在體制化的佛教中發揮著顯著作用。所有這些，都促使一九五一年前後的西藏眾多僧俗精英們相信回歸中華國家，並不會影響政教大業的發展。

滕華睿這本著作的一大亮點是利用文化範式解釋了在西藏回歸中華國家過程中制度論未觸及的現象。戈爾斯坦在他的巨著《西藏現代史(1913—1951)》中將西藏回歸主要歸因於制度主義：一方面，處於傳統政教制度下的西藏社會，保守力量異常強大，以致現代化改革努力屢遭失敗，導致其軍事力量難以抵抗身經百戰且裝備優良的中共軍隊;另一方面，傳統政教制度塑造出來的西藏精英，又長期安於自我封閉，失去向國際社會尋求承認其獨立地位的機會。制度主義展示出西藏回歸中華國家的被動性，卻未能很好解釋回歸中的主動一面：當時西藏的許多貴族和寺院精英並不認為接受《十七條協議》就是壞的選擇，他們建議達賴喇嘛要和漢人合作。這些僧俗精英相信中國是佛國，回歸中華國家，可以保持西藏政教大業不墮。正如我們所知，民國時期的西藏和漢地，交往並不頻繁，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在西藏都缺乏有效的教育和宣傳工具向僧俗精英灌輸此類觀念。滕華睿這本書則給我們解釋了其中的奧秘，西藏僧俗精英在宗教上對漢人的正面觀感來自民國時期漢藏宗教上的交流。無論是內地漢僧、俗家居士還是軍政要員都給旅居內地的藏傳佛教徒造成一種印象：漢人和他們的精英尊重佛教，值得信賴。滕華睿覺得這種印象也影響了在西藏的僧俗精英，從而促成一九五一年中共解放西藏相對順利。但是，當檢視一九五一年前後的歷史，我們應該注意到，由好感產生實際政治效果的過程並不簡單。一九四九年，西藏當局以涉嫌「中共特務」為由將國民政府所有在藏官員盡行驅逐。「驅漢事件」表明，執政的藏人僧俗精英中存在著很大一股對漢人的敵視力量，只是他們在昌都戰役失利後遭到了挫敗，給了親漢者上位的機會。

這本著作除了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也具有現實意義。滕華睿對佛教之於民國時期漢藏關係重要性的再發掘，給中共處理當代漢藏關係提供了啟示。正如他在書中所暗示的，提升對藏傳佛教及其僧人的尊重，將有利於獲得藏人的好感，增加漢藏關係的親近，也勢必有助於西藏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但是，我們也應該意識到，中共對藉助藏傳佛教來維護西藏穩定並不陌生。改革開放後，中共就借鑑清朝對西藏的統治經驗：資助藏傳佛教寺院;授予藏傳佛教高僧一定的政治地位;對活佛轉世制度進行管理。

在文獻使用上，這本書也有可圈可點之處。眾所周知，從事西藏現代史研究的一大難處是，檔案資料匱乏。相比於戈爾斯坦，滕華睿因為所涉時代的緣故，更無大量口述歷史資料可供使用。即便如此，他還是找到了不少重要的漢文和藏文檔案資料以及二手文獻，並且憑藉其出色的漢藏文能力，使這本書成為西藏現代史研究領域第一本運用漢藏文獻的英文專著。

(《建構現代中國的藏傳佛教徒》，滕華睿著，陳波譯，香港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

美国新疆研究群英谱

作者：励轩

美国的新疆研究现状是国内众多关注新疆问题的读者感兴趣的。为此，我根据自己以往的研究成果制作了这份群英谱，汇集了目前在美国从事新疆研究的十一位学者。进入这份榜单的标准有三个：第一，取得博士学位；第二，在大学获得学术职位；第三，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新疆。每位学者的教育背景、学术兴趣和代表作都将在这份榜单中得到介绍。

鲍文德（Gardner Bovingdon）是中央欧亚学副教授，同时在国际关系学系任副教授。他2002年从康奈尔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是美国目前唯一一位专注于新疆研究的政治学家，研究兴趣在当代新疆政治、现代新疆历史、中国的历史编撰学、民族主义和族群冲突。鲍文德教授通晓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俄语。其近作有《维吾尔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

安瑞恩·德怀尔（Arienne M. Dwyer）是堪萨斯大学人类学系语言人类学教授。她1984年获得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学士学位，1990年获得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专业汉语和文学，1996年获得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专业汉语和阿尔泰语言学。她目前亦担任堪萨斯大学人文领域数码研究所联合主管。德怀尔教授的兴趣在语言接触和变化、数码人文、媒体档案、中国的内亚特别是新疆和青海、吉尔吉斯斯坦、语言危机和复兴、汉语、突厥语和蒙古语。她的作品有《撒拉：内亚广泛接触过程中的研究，第一部：音韵学》，《新疆冲突：维吾尔认同、语言政策和政治话语》。

蒂姆斯·格罗斯（Timothy A. Grose）是罗斯·霍曼理工学院（Rose-Hulman Institute ofTechnology）中国学助理教授。他于2009年和2013年分别从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通晓汉语和维吾尔语。格罗斯博士的研究兴趣是新疆的教育，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是内地新疆班。

杜磊（Dru Gladney）是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人类学系教授。他在1978年获得威斯芒特学院（Westmont College）宗教学学士学位，1983年和1987年分获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杜磊教授的兴趣在古代和现代丝绸之路上的人民、文化和政治。他的著作有《中国穆斯林：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族裔民族主义》，《中国的族群认同：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诞生》。

贾斯丁·雅各布（Justin M. Jacobs）是美利坚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他在2002年从华盛顿大学获得英语和文学学士学位，2005年从华盛顿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中国方向硕士学位，2011年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雅各布教授是一位中国现代史专家，他的兴趣是多民族的中国如何在二十世纪成为汉人主导的国家。他目前正在写一本书：《帝国中的帝国：新疆和现代中国》。

嘉德·金斯利（Judd Kinzley）是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他1999年在麦卡莱斯特学院（Macalester College）获得学士学位，2005年和2012年分别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他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史，感兴趣于中国边疆地带国家权力和自然世界的关系，目前正在写一本书，关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采矿和国家权力在新疆的扩张。其作品有《矿工变为居民：晚晴新疆的黄金、矿业移民和屯边》。

米华健（James Millward）是乔治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他在1983年获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专业东亚语言和文明，1985年获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硕士学位，专业远东研究，1993年获得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米华健教授的兴趣在中国和包括蒙古、西藏、新疆的中央欧亚。他被认为是美国新清史研究中的重要学者之一，其著作有《嘉峪关外：1759—1864 年清朝中亚地区的经济、民族和国家》，《丝绸之路简史》。

肖恩·罗伯兹（Sean R. Roberts）是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Elliott School ofInternational Affairs）副教授，同时担任国际发展研究项目主管。他从南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罗伯兹教授的专长在发展理论、民主发展、媒体和发展、文化和政治、土著人权利、中亚等。他曾在1990年代对中亚和中国维族进行了长期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其作品有《东方的黎明：处于中亚和中国之间的维吾尔社会》。

贾斯丁·鲁德尔森（Justin Rudelson）是达特茅斯学院亚洲和中东语言文学系高级汉语讲师。他1983年在达特茅斯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获得亚洲研究硕士和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他的兴趣在族裔民族主义、中国的维吾尔族、新疆研究、跟狂躁抑郁症和精神疾病有关的医药人类学、屈原和楚辞研究、汉语教学。其著作有《绿洲认同：中国丝绸之路上的维吾尔民族主义》。

莱恩·瑟姆（Rian Thum）是新奥尔良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NewOrleans）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他2000年从密苏里大学获得学士学位，2010年从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获得博士学位。瑟姆博士的学术兴趣在维吾尔人的历史，并通晓汉语、维吾尔语，也可运用波斯文和察合台文。2014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专著《维吾尔历史的宗教路径》。

斯坦利·图普斯（Stanley Toops）是迈阿密大学地理系副教授。他1979年从德雷克大学（Drake University）获得学士学位，1983年和1990年分别从华盛顿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图普斯教授是一位文化地理学家，感兴趣于发展、文化、族裔性和旅游业。他的田野调查以新疆为主，专注于文化和发展的相互影响。他曾参与编写《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疆》，撰写《新疆的生态：聚焦于水》和《新疆的人口统计》两章。亦著有《1949年后新疆的人口统计资料和发展》。

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背景、历史和现状

励  轩[1]

摘要：在这篇论文中，我将介绍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产生的背景、历史和现状。笔者认为，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产生并不是美国政府预谋分裂中国的产物，而是美国国会中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支持者和白宫之间就西藏政策展开相互博弈的结果。中国政府对待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冷漠和反感使得后者很难完成推动北京和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对话的既定任务。然而，这也导致了美国西藏问题协调员极有可能单方面依赖从达兰萨拉来的信息，并和达兰萨拉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国会、白宫

关于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U.S. 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an）的成立和职能， 时任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外交、国防和贸易局（Foreign Affairs, Defense, and Trade Division）亚洲事务专家凯莉﹒邓宝（Kerry Dumbaugh）女士在多个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反复介绍过，目前公开的包括：2001年5月30日提交的《西藏、中国和第107届国会：美国政策问题》，[2]2008年7月30日提交的《西藏：问题，前景和美国政策》[3]和2009年3月17日的《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背景和实施》[4]。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韩磊和薛丹根据邓宝女士的第三篇报告，在2013年6月发表的《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设立及其活动》一文中用中文介绍了这一职位和它的职能。[5]然而作者显然没有利用前两个报告的相关信息，并且对第三个报告的利用只限于翻译而没有去探究诸多细节发生的背景，文中多处使用缺乏证据的论断话语更是降低了这篇论文的学术质量。故此，本论文将重新利用邓宝女士的三个报告并结合美国政府已公布的官方资料包括国会听证会记录、法案等来介绍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产生的背景、历史和现状。笔者认为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产生并不是美国政府预谋分裂中国的产物，而是美国国会中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支持者和白宫之间就西藏政策展开相互博弈的结果。

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产生

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是在1997年设置的，然而这一职位的设置并非是偶发或一蹴而就的事件，在它的背后还蕴藏着美国西藏政策演变和美国国会和白宫就西藏政策展开相互博弈的历史。自从中美1970年代初出于共同防范苏联而实现和解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追随他的流亡藏人不再成为美国政府对华关系的重点之一。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斗争策略，即将对地缘政治利益的考量转换到自由和人权议题，来确保美国对自己的政治、经济支持，使后者重新给北京施加压力。1986年和1987年期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启动了一些列政治攻势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白宫此时显然不愿意为他们破坏与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因此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选择将突破口放在了国会。他获得了成功，第一次以一位政治人物而非仅仅是宗教领袖的身份向美国传递出了政治讯息。[6]他也赢得了更多国会议员的支持，包括已是资深议员或后来成为资深议员的查理﹒罗斯（Charlie Rose）、本﹒吉尔曼（Ben Gilman）、汤姆﹒兰托斯（Tom Lantos）和克兰伯姆﹒派尔（Claiborne Pell）。[7]

在这些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支持者的推动下，国会开始屡屡挑战美国政府西藏政策的基本立场：即白宫一直坚持的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观点。1986年，国会通过法案授权进出口银行资助西藏，在这份法案中，西藏被单独列为一个国家。时任美国总统签署了这项法案，但他同时就国会将西藏单独列为一个国家发表了不同意见：“我注意到在第八款中西藏被列为一个国家。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特此说明：将西藏单独列为一个国家是技术上的疏忽。”[8]通过这种方式，白宫坚持了自己在西藏政策上的基本立场。此后，国会持续向白宫施加压力，迫使白宫在西藏政策上作出让步，导致1991年时任总统老布什成为第一个与第十四达赖喇嘛会面的美国总统，老布什的继任者克林顿总统在任上也数次以非正式方式会见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9]

国会和白宫在西藏政策上的博弈也反映到了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这一职位的产生。在克林顿总统执政的最初几年，在美国国会中第十四达赖喇嘛支持者推动下，国会开始考虑设置一个大使衔的美国西藏特使（U.S. Special Envoy for Tibet）。1994年10月7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朋友参议院克兰伯姆﹒派尔在第103届国会提出，为了使白宫更加关注西藏问题，设置美国西藏特使这个职位很有必要。他说：“我想起让之前几届政府就西藏议题展开讨论有那么困难……西藏特使将确保美中关系中的这一重要部分会被持续反映在高级别政策讨论中。”[10]不过克兰伯姆﹒派尔参议员为设置此职位所提出的S. 2554法案并未生效，同时众议员霍华德·伯曼（Howard Berman）所提出的类似议案H.R. 5254也告流产。可是议员们并没有放弃，次年他们在第104届国会将包含设置美国西藏特使的条款加入到《1995年美国海外利益法案》。考虑到美国西藏特使附带大使衔，而这与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政策相悖，克林顿总统在1996年4月12日动用了否决权将此法案否决了。众议院在4月30日试图推翻克林顿总统的决定，却没有获得三分之二绝对多数支持而失败。此后，第105届国会又在1997年试图通过三个包含美国西藏特使设置的法案，但克林顿当局还是反对这些法案，以致它们在最终通过前都失败。[11]

国会和白宫在美国西藏特使设置问题上的博弈最终以妥协告终。1997年10月31日，时任克林顿当局国务卿的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设置了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an），并任命政策规划局长（Director of Policy Planning）格里高利﹒克莱格（Gregory Craig）兼任这一职务。与西藏特使不同，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并没有大使衔，这一职位创立只是传递了这样一个讯息：对西藏问题将会有更高级别的官方关注。[12]

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制度化

尽管白宫和国会的妥协使第一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得以诞生，但是这一职位并没有实现法律上的制度化。是否设置西藏问题协调员以及他的职责是什么在当时还是取决于总统的决定。接下来数年，国会的努力又促使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完成了法律上的制度化。

在小布什当局的初期，第107届国会议员计划继续迫使美国更加关注西藏。众议员斯蒂芬·罗斯曼（Steven Rothman）据称已经起草了一份法案表达众议院的观点：如果中国人民共和国当局不同意在三年内实现西藏政治上的自治或者他们还不跟西藏流亡政府开展实质性对话，总统应该考虑承认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的合法政府。[13]尽管之后事态的发展表明，小布什当局并没有完全接受罗斯曼众议员的建议。

紧接着，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由众议员汤姆﹒兰托斯和参议员丹尼·费恩斯坦因（Dianne Feinstein）在2001年5月9日提出《2001年西藏政策法案》（The Tibetan Policy Act of 2001）。[14]这一法案所包含的主要建议是：美国应该采取行动鼓励北京和达赖喇嘛达成协商性协议；美国和欧洲议会应该鼓励汉藏对话；美国应该致力于西藏政治犯的无条件释放；美国应该反对联合国内任何试图阻止探讨西藏问题或阻止达赖喇嘛或其代表参与联合国论坛的行为。此外该法案还包括了如下一些条款：重新确认西藏是被非法占领的国家这一观点；向国会提交的汉藏对话状况的半年度报告；在美国的国别报告中单列出西藏；以法定命令方式在国务院设置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以反对将这种任命留给总统自由裁量）；2002-2004财年连续三年每年授权200万美元用于西藏移民和难民援助；美国应该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承担致力于帮助藏人自给自足并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水平的项目；支持美国进出口银行、海外私人投资集团（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OPIC）和贸易发展局（Trade Development Agency, TDA）的西藏项目；美国应该寻求在西藏拉萨开设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分馆，以监督西藏的发展；为美国外交服务官员进行藏语培训；美国应该寻求和达赖喇嘛所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喇嘛会面并使之释放。[15]

在《2001年西藏政策法案》中，还首次对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设置、任命、任务和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该法案第七条规定：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应该设置在国务院内；在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之前，国务卿应该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及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和资深委员商议；特别协调员的中心任务是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达赖喇嘛或其代表的实质性对话。特别协调员的职责包括：协调美国政府的涉藏政策和项目；积极推动寻求保护西藏独特历史、宗教、文化和语言认同及寻求改善人权的政策；保持跟西藏人民宗教、文化和政治领袖的紧密关系，包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藏区和印度、尼泊尔西藏难民定居点的常规性访问；跟国会协商涉及到西藏和西藏人民未来与福祉的政策；努力跟其他国家外交部建立关系以寻求西藏问题的协商性解决；对于他的任务，特别协调员应该有充分的资源、人手和行政支持。[16]

不过该法案最终并没有在国会获得通过。这一法案未能获得通过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法案中所包含了西藏是被中国非法占领的国家这样的观点，这一观点与美国政府坚持的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政策是违背的，从而使该法案甚至未能获得提案议员所在委员会的支持。2002年，把《2001年西藏政策法案》中与西藏是中国一部分观点抵触的条款删除之后，该法案其它条款均塞进了国会众议员亨利﹒海德（Henry Hyde）提出的《2003财年外交关系授权法案》，国会通过了该项法案，小布什总统也签署了该项法案。法案中涉及西藏的条款被称为《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The Tibetan Policy Act of 2002）。该法案中关于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规定沿袭了流产的《2001年西藏政策法案》。[17]这样一来，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实现了法律层面的制度化。

历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格里高利·克莱格（Gregory Craig，1945—）是美国第一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他在1967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72年从耶鲁大学获得法律博士学位。之后，他成为一名律师，1984—1988年期间，担任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M. Kennedy）在国防、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上的顾问。1997年时任克林顿当局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委任克莱格为高级顾问，同年他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局局长，[18]之后在当年的10月31日，受奥尔布赖特国务卿任命兼任美国首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19]1998年9月，克林顿总统任命他为总统助理和白宫特别顾问以帮助总统应对正在面临的弹劾案。[20]克莱格后在2009年1月 至2010年1月期间还担任过奥巴马总统的白宫顾问。克莱格在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任上并没有显著的成绩，从公开报道中也难以找到他在此职位上的作为。

茱莉亚·瓦德拉·塔夫脱（Julia Vadala Taft, 1942—2008）是美国第二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她在1964年和1969年从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分别获得国际政治专业的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她在白宫做研究员（White House Fellow），随后她成为时任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艾略特·理查德森（Elliot L. Richardson）的助手。之后她长期为美国政府或非政府机构服务。1997年，克林顿总统任命塔夫脱女士为负责人口、 难民和移民事务的助理国务卿。[21]1999年1月20日，塔夫脱女士开始兼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直到2001年1月19日卸任。[22]塔夫脱女士在其任上比较活跃，从她给国会听证会提供的证词上可以看出，她仅在1999年就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有过两次会面，并且任上还到过印度及尼泊尔西藏难民定居点进行访问和评估美国对他们的援助项目，她也去欧洲就西藏问题与当地政治人物进行交流和协商。[23]

保拉·杜布里安斯基（Paula Dobriansky, 1955-）是美国第三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她从乔治敦大学外交服务学院（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获得国际政治学士学位，后从哈佛大学获得苏联政治军事事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2001年5月至2009年1月期间，她担任负责民主和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2007年2月，她还被任命为美国总统的北爱尔兰特使。[24]2001年5月17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宣布杜布里安斯基兼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25]她是目前为止任职时间最长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一直到2009年1月卸任。并且由于她在2007年2月被总统任命为北爱尔兰特使这一具有大使衔的职位，使她成为第一位拥有大使衔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26]与塔夫脱女士一样，杜布里安斯基女士也在其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任上表现很活跃。她给国会听证会提供的证词中，明确表达了她与各类非政府组织、学术圈和外交圈保持广泛联系以帮助确保对西藏人权及独特文化保护的支持。她也表示自己跟政府前官员与其他中国问题专家和西藏问题专家会面探讨西藏问题。她还说自己跟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保持了密切联系，并前往印度的西藏难民定居点访问。[27]此外，她还会在媒体上撰文谈论自己就西藏问题的看法，[28]甚至是在她卸任之后。[29]

玛利亚·奥特罗（Maria Otero）是美国第四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她出生在南美的玻利维亚，12岁时随父亲来到华盛顿。奥特罗女士在马里兰大学获得英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后在密歇根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英文系教授，然而在博士生涯中途，她放弃了，并决定投身改善世界的贫困问题。进入职场后，她曾经长期在一家致力于支持小额信贷的非盈利组织ACCION国际服务，并在后来担任该组织主席。奥特罗女士在2009年6月起担任奥巴马当局国务院负责民主和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以接替前任杜布里安斯基女士留下的空缺。[30]当年10月1日，希拉里国务卿宣布奥特罗女士兼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31]2012年1月，她改任负责平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并继续担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直到2013年2月去职。[32]从现有公开的报道可以看出，奥特罗女士延续了前任的作风，积极履行了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职责。

截止2013年8月23日，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这一职位处于空缺状态，目前还不清楚谁将继任第五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中国政府的反应

尽管第二任至第四任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都在努力履行《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所规定的职责，[33]然而其中涉及到中国的部分，并不算顺利。塔夫脱女士曾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她屡次要求跟中国驻美大使会面，但都遭到拒绝。[34]杜布里安斯基女士也抱怨中国政府对美方希望中国政府邀请达赖喇嘛去中国以进行对话的要求置之不理。[35]中国政府对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这种冷漠甚至是反感可能是由于中国政府领导层对于主权问题极为敏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历届领导者会将任何对中国内政事务有意或无意的干预视作为一种极大的冒犯，而他们已经一再申明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

中国政府的逻辑在美方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之时已经表达很清楚。1997年11月3日，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就美国政府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一事表态：“我们对美国政府设立所谓‘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表示坚决反对。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都不应该，也没有权利插手干涉。”[36]

    2001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云的文章，抗议美国政府任命第三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杜布里安斯基。[37]2008年4月，在时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杜布里安斯基就西藏拉萨3.14事件发表《西藏前方的出路》（The Way Forward in Tibet）一文后，时任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驻美国首席记者李学江先生立马撰文批驳。李学江先生认为，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这一职位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的结果，中国政府从未承认杜布里安斯基这一身份；杜布里安斯基的诸多言行公然偏袒一方，责难另一方，毫无公正可言；杜布里安斯基对西藏事务缺乏深入了解，她的议论缺乏可信度。[38]

     中国政府对待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态度让后者处于极其尴尬的地位。按照《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的规定，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中心任务是推动北京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实质性对话。但很显然，中国政府并不信任这个协调员，也没有提供关于西藏事务的可靠资料给美国西藏问题协调员。[39]这让美国西藏问题协调员完成其中心任务变得极其困难。但是，中国政府的态度也可能给自己带来了不利影响。因为这意味着美国西藏问题协调员极有可能会单方面接受从达兰萨拉来的信息，并和达兰萨拉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总  结

   

    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产生的历史表明，至少从1980年代起，美国政府在制订西藏政策时，并不是完全一边倒，这其中充满着各种力量的博弈和妥协。此外，国会支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议员应该明白，尽管支持某个人物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但当将这种支持转化为政治行为时，也应该考虑到各种利益相关方的感受。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是国会部分议员试图挑战美国政府所坚持的西藏是中国一部分这一基本政策失败后妥协的产物。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协调员，是很难取得中国政府的完全信任的。最后，中国政府的官员也应该明白，在和美方打交道时应该熟悉和学会对方的规则，并且以更为积极的姿态来应对各种挑战，避免树立新的敌人，在涉及到西藏事务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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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生。

[2] Kerry Dumbaugh, Tibet, China, and the 107th Congress: Issues for U.S. Policy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1).

[3] Kerry Dumbaugh, Tibet: Problems, Prospects, and U.S. Policy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8).

[4] Kerry Dumbaugh, The Tibetan Policy Act of 2002: Background and Implementation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9).

[5] 韩磊、薛丹：《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设立及其活动》，《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217页—222页。

[6] Melvyn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76-77.

[7] Dumbaugh, Tibet, China, and the 107th Congress: Issues for U.S. Policy, 3.

[8] "Statement on Signing the Export-Import Bank Act Amendments of 1986,"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onald Reagan(1986), 1390-1391.

[9] Dumbaugh, Tibet, China, and the 107th Congress: Issues for U.S. Policy, 4.

[10] Statement by Senator Pell October 7, 1994. pt. p. S14878.

[11] Dumbaugh, Tibet, China, and the 107th Congress: Issues for U.S. Policy, 5.

[12] Ibid.

[13] Ibid., 10.

[14] H.R. 1779 by Representative Tom Lantos, and S. 852 by Senator Dianne Feinstein

[15] Dumbaugh, Tibet, China, and the 107th Congress: Issues for U.S. Policy, 10.

[16] "The Tibetan Policy of 2001,"  (2001).

[17] "The 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of Fy2003,"  (2002).

[18] Skadden, Arps, Slate, Meagher & Flom LLP & Affiliates http://www.skadden.com/professionals/gregory-b-craig (accessed August 21 2013).

[19] Dumbaugh, The Tibetan Policy Act of 2002: Background and Implementation, 5.

[20] 他此时可能也辞去了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一职。

[21] Dennis Hevesi, "Julia Vadala Taft, Official Who Led Relief Efforts, Is Dead at 65," New York Times, March 18 2008.

[22] Dumbaugh, The Tibetan Policy Act of 2002: Background and Implementation, 5.

[23] "The Status of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in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0), 4-21.

[24] ,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experts/1979/paula_j_dobriansky.html (accessed August 22 2013).

[25] Dumbaugh, The Tibetan Policy Act of 2002: Background and Implementation, 5.

[26] 这并不意味着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这一职位本身具有了大使衔。

[27] "Tibet: Status of the Sino-Tibetan Dialogue," in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7), 10-11.

[28] Paula Dobriansky, "The Way Forward in Tibet,"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1 2008.

[29] Paula Dobriansky, "The Realist Case for Tibetan Autonom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6 2010.

[30] "Maria Otero: Why She Matters",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maria-otero/gIQAAUtJAP_topic.html (accessed August 23 2013).

[31] "Maria Otero Announced Today as 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an Issues",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http://www.savetibet.org/maria-otero-announced-today-as-special-coordinator-for-tibetan-issues/ (accessed August 23 2013).

[32] "Former U.S. Under Secretary to Speak at Commencement", St. Edward's University http://www.stedwards.edu/enewsforparents/apr13/index.htm (accessed August 23 2013).

[33] 第二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塔夫脱女士在任时，该法案尚未通过，但从其给国会听证会的证言中可以看出，她的活动和该法案的规定相契合。

[34] "The Status of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7.

[35] "Tibet: Status of the Sino-Tibetan Dialogue."

[36] 《就美设立“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人民日报》，1997年11月4日。

[37] 文云：《美国莫恃强逞霸》，《人民日报》，2001年5月25日

[38] 李学江：《无知的“西藏问题协调员”》，《人民日报》，2008年4月23日。

[39] 至少从公开显示的资料来看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