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骏
来源：澎湃新闻 2016-12-06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73786
半个世纪前，一个叫赛义德·库特布的埃及人被执行了死刑，他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和刊物编辑，因其鼓吹的伊斯兰主义被纳赛尔政府认为威胁到了其统治基础而被判刑。赛义德·库特布日后成为了伊斯兰主义者心中的殉道者，其作品成为了最重要的伊斯兰主义教科书，影响了后来的很多中东人物，例如本·拉登和扎卡维。
所谓政治伊斯兰主义，又被称为伊斯兰主义，是一种试图将伊斯兰教作为政治体制和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思想。它和近代以来的基督教政治思想类似，也存在不同分支，而库特布主义则被认为是其中最为保守的支派之一。今天要理解1960年代之后兴起的政治伊斯兰主义，就离不开库布特的著作《路标》。他在该书开篇声称：“人类今天正在毁灭的边缘，这不是由于人们一直担心的毁灭一切的核战，而是因为人性已经失去了那些能让它健康发展和真正进步的关键理念。即使是西方世界也已经发现它不能提供指引人性的健康理念......西方的民主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并且从东方阵营借用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此处指欧洲的福利国家）。”接着，在批驳了西方物质主义福利国家的“衰落”和苏联经济体系的失败后，库特布将他理解中的伊斯兰主义奉为了唯一的替代体系，认为只有贯彻伊斯兰教法才能给人性提供指引。虽然这些文字都是他被捕后在狱中完成的，但其思想在被捕之前就早已成型。
库特布自小熟读伊斯兰教典籍，后来成为了埃及教育部的一名官员，在工作中曾因为理念不同而和政府发生矛盾。库特布还是老牌反对党华夫脱党的成员，华夫脱党是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世俗派政党，主张君主立宪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这个时期的库特布很可能逐渐认识到这类政党的改良方案无力解决埃及各种问题，因而开始转向伊斯兰主义。据称正是由于发现了他的这一转变，教育部于1948年公派库布特到美国留学，希望美国社会的自由风气和教育理念能够让他改观。然而事实上，这次留学很可能反而帮助库特布确立了对于伊斯兰主义的信仰，在偶然中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从他寄回国的信件中，我们得以窥见这些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库特布于1948年的感恩节期间来到了美国纽约，他对于纽约的第一印象是一座“巨大的工厂”。他不仅觉得它“吵闹”，而且将这里的现代城市生活形容为紧张而无趣。1949年，库特布进入华盛顿特区大学学习，在这里他开始感到了乡愁，因为在这里并不能找到能够和他探讨熟悉的文学话题和思想的朋友。在给一位埃及作家的信中他写道：“我多么希望其他人能够谈谈除了钱、电影明星和车模以外的话题。”在他看来，美国人粗俗且缺乏精神生活和美学品味。在他看来，美国人的爵士乐是“嘈杂”的，美国青少年的着装“暴露”且身上往往印着“豹和大象的艳丽纹身”。他将美国人的光鲜时尚称作比尼罗河领域任何事物更为“粗暴”的存在。库特布声称：“高雅文化只能从欧洲进口，然而是美国的大量财富才让它们的发展得以成为可能”。他欣赏根据欧洲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而贬低好莱坞的娱乐类型电影。这种见闻让他得出了对于美国文化的直观印象，即“创造了高度发达物质文明的美国人”所缺乏的正是人的精神价值。
同年，他来到了美国中西部的格里利，入学北科罗拉多大学。在此期间，库特布的英语获得了较大提升，他得以融入校园生活并且参加了学校的社团活动。他也为学校的一份英语杂志撰写文章，当时发生的第一次中东战争成为了主题。在文章中他批判西方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还试图向美国同僚展示埃及深厚的精神文化和知识遗产。他写道：“我们曾来到这里向英国人申诉自己的权利，而国际社会帮助英国人反对公正。当我们来到这里申诉自己反对犹太人的权利，国际社会又帮助犹太人反对我们的权利。”在库特布看来，作为二战之后的新兴的霸权，美国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是对拥有悠久文明的阿拉伯国家的践踏，他因此将西方政治和其印象中的野蛮文明联系了起来。
格里利远不如纽约或者华盛顿特区般开放，这座1870年代建立的小城曾是清教徒的乌托邦，它提倡禁酒，并且直到1940年代一直是座道德模范城市。但正是在这座小城里，库特布看到了西方社会的物质主义和道德退化。他认为这座城里的公民都是只关心自身所处的私有领地的人，而“教会则和超市商店招徕顾客一样为了吸引教众互相竞争”。教会的舞蹈也让他不满，他描述道：“人们随着留声机的声音起舞，舞池中到处是诱惑的大腿、紧搂着腰的手臂，紧挨的嘴唇和胸部，这种场景充满了欲望。”他对于西方女性和性的忧虑在这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美国女性在他看来“非常了解她们身体的诱惑能力”并且“并不想隐藏这些”。于是，在这个道德保守的小城里，库特布感受到了道德滑坡的风险，在他看来西方社会早已没有了真正的道德观念，他在日后的著作里称这样的社会为“蒙昧”的。而在其成型的思想中，他将所有缺乏伊斯兰指引的状况都称为“蒙昧”，而将伊斯兰主义作为现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唯一准则来看待。与现代思想家对于非理性状态的理解不同，他认为打破“蒙昧”的并不是现代启蒙理性范式，而是对于伊斯兰信仰的绝对贯彻。
从格里利离开后，库特布又先后来到了加州的旧金山、帕洛阿尔托和圣地亚哥，他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走遍了整个美国。虽然美国人的创造性和组织纪律性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他也更加相信美国现代化的代价是建立在人性价值的缺失和道德以及美学的浅薄之上的。正如有美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库特布对现代美国的看法可以说是一种“西方主义”的卡通式描述，这种印象可能夸大了其面对的文化冲突问题。
如果说库特布对于美国性和道德问题的不满还是出于自身文化传统，那么他对于美国政治的批判就有着时代因素。对于大多数从第三世界来的移民来说，二十世纪的中叶的美国并不是那么友好而理想的，因为当时的美国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种族隔离的社会。同时美国人对于刚刚发生的阿以冲突是站在以色列一边的，库特布作为一个阿拉伯人要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双重边缘化的状况。库特布在书中将美国描述为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并且批判美国白人对于黑人的种族主义态度。例如，他认为格里利这座城市正是建立在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之上的，而且他还相信这种冲突直到1949年仍在进行中。
对于被教育部指派来美国学习的库特布来说，其本身接受新事物的意愿就很弱，而他所接触的美国则恰恰强化了他对于西方乃至现代化的基本看法。有学者指出库特布所批判的西方文明很大程度上正是当时埃及所学习模仿的，因此库特布对于美国的批判更多还是针对的埃及本身。当时埃及的末代法鲁克王朝腐败无能，在对以色列的战争中失败。虽然名义上此前埃及已从英国独立，但是英国一直介入埃及的相关事务。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则由西化精英主导，这些精英尤其是华夫脱党并没有意愿和能力完全实现埃及的独立自主和振兴。库特布虽然也一直反对法鲁克王朝统治，但作为一名传统的保守知识分子，他对西化势力保持警醒并加以批判，并且企图通过塑造一种伊斯兰主义的共同体想象来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通过将美国塑造成为一个“失败”的西化代表，埃及乃至阿拉伯现存秩序的反对者们便拥有了一个形象化的反对目标，即库特布所谓的“蒙昧”的前伊斯兰社会。这对于拥有大量穆斯林和未受教育人口的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来说是一个强大的动员思想，它也促成了穆兄会从与纳赛尔等民族主义者联合转向了独立的伊斯兰主义政治道路。
自美国回国后，库特布就加入了穆斯林兄弟会，开始为穆兄会的理念奔走宣传，成为了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伊斯兰主义者。在纳赛尔带领的自由军官们推翻了法鲁克王朝之后，库特布本有机会加入新政府的内阁任职，但他不仅拒绝更是批判纳赛尔的统治。这不仅是因为穆兄会与自由军官组织的民族主义统一阵线已开始分裂，更是由于库特布认为纳赛尔的世俗统治与古代阿拉伯世界的部落统治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在缺乏伊斯兰指引情况下的“蒙昧”制度。鉴于库特布和穆兄会的影响力，这个保守的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成为了纳赛尔政府的大敌之一，他被两次抓捕并审判，期间还遭受了酷刑折磨，最终以颠覆和煽动叛乱的罪名被绞死。在宣判库特布的审判庭上，日后埃及的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也在场。萨达特时期开启了埃及的全盘西化开放政策，并与美国结盟，他最终被穆兄会的两位枪手所刺杀，而枪手被认为受到了库特布思想的影响。
如果当年埃及教育部没有送库特布游学美国，他是否就不会走向伊斯兰主义？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并没有化解他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疑虑。对于自身文化和制度向来充满自信的美国人往往相信，增进交流必然会促使外人认同其价值观，而库特布的例子却说明了交流隔阂的反作用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都要更大。
星期二, 12月 06, 2016
星期一, 2月 16, 2015
极端思想蛊惑下的“不归路”
公安部打击西南边境地区组织偷渡活动，查获犯罪嫌疑人852名
本报记者 张 洋
《 人民日报 》（ 2015年01月19日 04 版）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5-01/19/nw.D110000renmrb_20150119_6-04.htm
2014年以来，针对西南边境地区组织偷渡活动呈增多之势，特别是境内外“蛇头”相互勾结组织人员偷渡出境活动持续高发的突出情况，按中央部署，公安部成立“4·29”专案组，于2014年5月初部署多地警方统一开展集中打击西南边境地区组织偷渡专案行动。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共破获组织、运送、偷越国（边）境案件262起，抓获涉嫌组织、策划、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352名，查获涉嫌偷越国（边）境犯罪嫌疑人852名。
警方指出，近年来，境外势力利用宗教极端思想蛊惑人心，煽动境内人员非法出境参加所谓的“圣战”，最终只能成为极端组织所谓“圣战”的“炮灰”，给自己和家人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等待他们和“蛇头”的将是法律严惩。
境外恐怖组织幕后操纵，偷渡遇阻便就地“圣战”
2014年4月18日12时许，在位于中越边境的越南北风生口岸联检大楼内，突然响起枪声。此后，越方大批军警到达现场。事件最终造成8名中国籍偷渡人员死亡，两名越南军警人员死亡。
事后警方查明，这16名偷渡者皆来自新疆，偷渡受阻后，他们预谋分工、就地“圣战”。
受轻伤的阿布力孜·依布拉依木事后交代：当意识到将被遣返回国后，一名男子说，“大家出来就是为了‘圣战’，反正都是‘圣战’，不如我们在越南就地‘圣战’。”
警方调查发现，此类犯罪活动主要是境外“东伊运”恐怖组织幕后操纵，极力传播宗教极端思想，一些宗教极端分子在蛊惑煽动下寻求出境参加恐怖组织和“圣战”，有些群众则被蒙蔽裹胁偷渡出境。
“涉案人员大都参与过地下讲经或看过暴恐音视频。这些暴恐音视频基本上都是披着宗教外衣，以伊斯兰教的圣训和神圣的宗教唱诵做包装，内容上和伊斯兰教倡导的‘行善止恶’截然相反，公然叫嚣杀戮和自杀，散布‘圣战殉教进天堂’的谬论。”据公安部刑侦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部分宗教极端分子在偷渡过程中一旦遇阻，就会就地实施暴恐活动，滥杀无辜。如昆明“3·01”暴恐案件，就是偷渡者在云南试图非法出境受阻后，转为在国内实施恐怖袭击。“警方缴获的偷渡者通讯工具中的信息显示，境外组织者会鼓动他们暴力抗法。”
这些偷渡者往往为了进天堂而失去理性、不择手段。古丽齐娜尔·阿卜杜热西提虽然怀着8个月的身孕，但依然变卖了所有家产，和丈夫、孩子从新疆和田来到广州。在“4·18”案件中，她丈夫被越南警方击毙。“对于丈夫的死，审讯过程中古丽齐娜尔和她16岁的女儿一滴眼泪都没有流，把照片给她们看，她们也没有明显的感情变化，这不正常！”审讯她的警官阿里木说。
形成境外指挥、境内组织、中转接运、边境向导、境外“蛇头”的“一条龙”
我国西南边境线绵延数千公里，小道、便道多，给偷渡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董小刚介绍，近两年来，我国西南边境地区偷渡出境案件呈现高发态势。2013年，云南、广西公安机关共查破此类案件100起、涉及人员795人，分别是2012年的4倍、7.4倍；2014年查破此类案件132起、涉及人员866人，也呈现上升趋势。
警方查明，近年来我国西南边境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又严密的组织人员偷渡路线，形成了境外指挥—境内组织—中转接运—边境向导—境外“蛇头”的“一条龙”利益链，各个环节分工明确，组织严密，逃避打击能力强，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
日前，警方打掉以广西“蛇头”韦海为首的特大组织偷渡团伙。据统计，从2014年1月至4月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韦海团伙就组织300余人偷渡出境。韦海告诉记者，每次偷渡时，在境外的艾力·艾买提（外号“阿乐”）会给他发指令，让他去接人，然后韦海指示自己的“马仔”雇佣黑车过去，接到偷渡人员后趁深夜时伺机在边境线交给越南人“蛇头”，再由越南“蛇头”雇黑车将偷渡人员从边境线上运到河内，然后“阿乐”再组织人运出越南。
“近来，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偷渡费用也水涨船高，涨到了8万到10万元，不少偷渡者甚至为此倾家荡产，而组织者、‘蛇头’却获得不菲的收入。”广西防城港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刘华明说。
发生在西南边境地区的此类偷渡案背后基本都有境外势力的“黑手”。阿里木介绍，日前有3人试图翻越大山从中越边境的广西某县边境偷渡到越南，途中3人因为迷路不得不返回县城，最终被警方抓获。警方从缴获的通讯工具中发现，境外组织者不断指引偷渡人员非法出境。“事后他们交代，组织者在土耳其。”
偷渡分子即使到了目的地，也并非到了“天堂”
如今，随着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上述局面得到明显改观。首先，破获了一批组织偷渡团伙案件，震慑了偷渡团伙。专案行动开展前，广西、云南公安边防部门2014年1至4月在边防管辖区查获偷渡人员166人，专案行动开展以来，5至6月查获34人，7月仅云南边防部门查获1人，发案数量明显下降。
其次，抓获了一批幕后组织者和边境“蛇头”。新疆、广西等地警方联手打掉了以广西边境“蛇头”韦海为首的特大组织偷渡团伙，头目韦海在柬埔寨被抓获归案，境内的15名组织策划者全部落网，摧毁了这个组织300多人偷渡出境，横跨新疆、广东、广西、越南的特大组织偷渡团伙。
再次，摧毁了跨国组织偷渡网络，对境内外幕后组织者和“蛇头”进行红色通缉。目前，专案组已经查明了一批藏匿在境外的幕后组织者和东南亚国家“蛇头”的身份，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重点犯罪嫌疑人进行红色通缉。下一步将加强与东南亚国家警方的国际警务合作，坚决将偷渡犯罪团伙头目和骨干抓捕归案。
据东南亚问题专家、广西社科院研究员孙小迎说，这些偷渡分子偷渡到目的地要经过多个国家，成功者寥寥，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被查处，最终将按照国际法则被遣返，有些人因为扔掉了身份证件，最终成为国际流民。“即使到了目的地，也并非到了天堂，极端组织对人员极端挑剔，成年男子往往成为战场上的‘炮灰’，年轻女子的人权更是得不到保障，甚至成为极端组织中男人发泄的工具，老弱病残者根本进入不了组织，而被无情地抛弃。”
本报记者 张 洋
《 人民日报 》（ 2015年01月19日 04 版）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5-01/19/nw.D110000renmrb_20150119_6-04.htm
2014年以来，针对西南边境地区组织偷渡活动呈增多之势，特别是境内外“蛇头”相互勾结组织人员偷渡出境活动持续高发的突出情况，按中央部署，公安部成立“4·29”专案组，于2014年5月初部署多地警方统一开展集中打击西南边境地区组织偷渡专案行动。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共破获组织、运送、偷越国（边）境案件262起，抓获涉嫌组织、策划、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352名，查获涉嫌偷越国（边）境犯罪嫌疑人852名。
警方指出，近年来，境外势力利用宗教极端思想蛊惑人心，煽动境内人员非法出境参加所谓的“圣战”，最终只能成为极端组织所谓“圣战”的“炮灰”，给自己和家人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等待他们和“蛇头”的将是法律严惩。
境外恐怖组织幕后操纵，偷渡遇阻便就地“圣战”
2014年4月18日12时许，在位于中越边境的越南北风生口岸联检大楼内，突然响起枪声。此后，越方大批军警到达现场。事件最终造成8名中国籍偷渡人员死亡，两名越南军警人员死亡。
事后警方查明，这16名偷渡者皆来自新疆，偷渡受阻后，他们预谋分工、就地“圣战”。
受轻伤的阿布力孜·依布拉依木事后交代：当意识到将被遣返回国后，一名男子说，“大家出来就是为了‘圣战’，反正都是‘圣战’，不如我们在越南就地‘圣战’。”
警方调查发现，此类犯罪活动主要是境外“东伊运”恐怖组织幕后操纵，极力传播宗教极端思想，一些宗教极端分子在蛊惑煽动下寻求出境参加恐怖组织和“圣战”，有些群众则被蒙蔽裹胁偷渡出境。
“涉案人员大都参与过地下讲经或看过暴恐音视频。这些暴恐音视频基本上都是披着宗教外衣，以伊斯兰教的圣训和神圣的宗教唱诵做包装，内容上和伊斯兰教倡导的‘行善止恶’截然相反，公然叫嚣杀戮和自杀，散布‘圣战殉教进天堂’的谬论。”据公安部刑侦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部分宗教极端分子在偷渡过程中一旦遇阻，就会就地实施暴恐活动，滥杀无辜。如昆明“3·01”暴恐案件，就是偷渡者在云南试图非法出境受阻后，转为在国内实施恐怖袭击。“警方缴获的偷渡者通讯工具中的信息显示，境外组织者会鼓动他们暴力抗法。”
这些偷渡者往往为了进天堂而失去理性、不择手段。古丽齐娜尔·阿卜杜热西提虽然怀着8个月的身孕，但依然变卖了所有家产，和丈夫、孩子从新疆和田来到广州。在“4·18”案件中，她丈夫被越南警方击毙。“对于丈夫的死，审讯过程中古丽齐娜尔和她16岁的女儿一滴眼泪都没有流，把照片给她们看，她们也没有明显的感情变化，这不正常！”审讯她的警官阿里木说。
形成境外指挥、境内组织、中转接运、边境向导、境外“蛇头”的“一条龙”
我国西南边境线绵延数千公里，小道、便道多，给偷渡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董小刚介绍，近两年来，我国西南边境地区偷渡出境案件呈现高发态势。2013年，云南、广西公安机关共查破此类案件100起、涉及人员795人，分别是2012年的4倍、7.4倍；2014年查破此类案件132起、涉及人员866人，也呈现上升趋势。
警方查明，近年来我国西南边境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又严密的组织人员偷渡路线，形成了境外指挥—境内组织—中转接运—边境向导—境外“蛇头”的“一条龙”利益链，各个环节分工明确，组织严密，逃避打击能力强，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
日前，警方打掉以广西“蛇头”韦海为首的特大组织偷渡团伙。据统计，从2014年1月至4月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韦海团伙就组织300余人偷渡出境。韦海告诉记者，每次偷渡时，在境外的艾力·艾买提（外号“阿乐”）会给他发指令，让他去接人，然后韦海指示自己的“马仔”雇佣黑车过去，接到偷渡人员后趁深夜时伺机在边境线交给越南人“蛇头”，再由越南“蛇头”雇黑车将偷渡人员从边境线上运到河内，然后“阿乐”再组织人运出越南。
“近来，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偷渡费用也水涨船高，涨到了8万到10万元，不少偷渡者甚至为此倾家荡产，而组织者、‘蛇头’却获得不菲的收入。”广西防城港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刘华明说。
发生在西南边境地区的此类偷渡案背后基本都有境外势力的“黑手”。阿里木介绍，日前有3人试图翻越大山从中越边境的广西某县边境偷渡到越南，途中3人因为迷路不得不返回县城，最终被警方抓获。警方从缴获的通讯工具中发现，境外组织者不断指引偷渡人员非法出境。“事后他们交代，组织者在土耳其。”
偷渡分子即使到了目的地，也并非到了“天堂”
如今，随着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上述局面得到明显改观。首先，破获了一批组织偷渡团伙案件，震慑了偷渡团伙。专案行动开展前，广西、云南公安边防部门2014年1至4月在边防管辖区查获偷渡人员166人，专案行动开展以来，5至6月查获34人，7月仅云南边防部门查获1人，发案数量明显下降。
其次，抓获了一批幕后组织者和边境“蛇头”。新疆、广西等地警方联手打掉了以广西边境“蛇头”韦海为首的特大组织偷渡团伙，头目韦海在柬埔寨被抓获归案，境内的15名组织策划者全部落网，摧毁了这个组织300多人偷渡出境，横跨新疆、广东、广西、越南的特大组织偷渡团伙。
再次，摧毁了跨国组织偷渡网络，对境内外幕后组织者和“蛇头”进行红色通缉。目前，专案组已经查明了一批藏匿在境外的幕后组织者和东南亚国家“蛇头”的身份，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重点犯罪嫌疑人进行红色通缉。下一步将加强与东南亚国家警方的国际警务合作，坚决将偷渡犯罪团伙头目和骨干抓捕归案。
据东南亚问题专家、广西社科院研究员孙小迎说，这些偷渡分子偷渡到目的地要经过多个国家，成功者寥寥，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被查处，最终将按照国际法则被遣返，有些人因为扔掉了身份证件，最终成为国际流民。“即使到了目的地，也并非到了天堂，极端组织对人员极端挑剔，成年男子往往成为战场上的‘炮灰’，年轻女子的人权更是得不到保障，甚至成为极端组织中男人发泄的工具，老弱病残者根本进入不了组织，而被无情地抛弃。”
星期三, 12月 10, 2014
伊斯兰极端主义：被异化的伊斯兰教
作者：马丽蓉（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中东研究所副所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美国等西方大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与巴以问题上的“袒以压巴”立场，使得基地组织、ISIS等伊斯兰极端势力迅速坐大并将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引向全球。
自“9·11”以来，伊斯兰教陷入内外双重困境。外：被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炒作为“伊斯兰恐怖论”议题后，伊斯兰教被污名化；内：被基地组织、塔利班、“伊斯兰国”（ISIS）等将伊斯兰复兴思潮和运动“泛圣战化”后，伊斯兰教被极端化。前者造成阿拉伯—伊斯兰问题陷入西方霸权语境，从而影响地区与国际热点问题的认知与解决进程；后者使得“伊斯兰是和平抑或暴力”这一重大问题凸显而影响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国家安全乃至全球治理的应对策略。
极端思想影响
伊斯兰教主张和平、中正，号召穆斯林在“谨守中道”（《古兰经》25:67）中“寻求一条适中的道路”（《古兰经》17:110），因为，“我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民族，以便你们作证世人，而使者作证你们”（《古兰经》2:2）。但自伊斯兰教诞生以来就存在极端主义思想、行为及其派别。
在伊斯兰思想史上，有三大圣战观对穆斯林精英阶层产生了深远影响。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认为，“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标，实为超越种族、民族、国家、地域等界限的伊斯兰信仰共同体世界，为此所采取的手段包括“圣战”与“宝剑”等。被称为“伊斯兰极端主义鼻祖”的赛义德·库特布认为，当今世界因否认了“真主主权”而仍属“蒙昧状态”，号召穆斯林以“迁徙圣战”的实际行动与“蒙昧状态”进行斗争，并在《路标》中向伊斯兰极端势力发出“解放全人类”的号召，强调“伊斯兰就其本质而言，本身就具有进行圣战的理由”。巴基斯坦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三大理论家之一的赛义德·毛杜迪在《伊斯兰圣战》中既强调“圣战是穆斯林的重要义务”，还表明具有自卫性和进攻性双重特性的伊斯兰“圣战”观，且在他的圣战观念中，穆斯林在进行“圣战”时可以采取包括杀戮在内的一切斗争方式。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基地组织等极端组织的恐怖行动提供了行动方式上的理论支持。
伊斯兰教义被歪曲
伊斯兰教异化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原因极为复杂。就内因而言，主要包括：
首先是伊斯兰教义被歪曲，使得民间伊斯兰复兴运动被引向极端主义泥潭。“道成经典”的伊斯兰教，极为重视《古兰经》和圣训等伊斯兰文化原典的解读，但因伊斯兰文明阐释主体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影响了世界对伊斯兰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客观认知，尤其是伊斯兰核心概念的被误读导致了伊斯兰教义被歪曲，尤其是“乌玛”概念内涵边界的模糊化、“吉哈德”概念的暴力化后，产生了“圣战主义”，形成了穆斯林可通过暴力“圣战”这条捷径直接“进天园”、建立“伊斯兰国家”并回到“先知的乌玛时代”这一极端化的思想意识，以偷换概念的方式歪曲了伊斯兰教义，并将伊斯兰引向极端主义泥潭。
其次，自伊斯兰教建立以来，伊斯兰世界就存在着因解经分歧而引发的话语权激烈争夺，并出现刺杀哈里发或伊玛目的极端行为、以“圣战”为名的极端主义组织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排斥异己、封闭保守的极端主义思想等。
此外，在解决“伊斯兰公共事业”的“巴勒斯坦问题”上，以哈马斯为首的暴力“圣战”者成为抵抗伊斯兰共同敌人——以色列的“急先锋”，使得伊斯兰极端主义行为具有某种“合法性”与“道义性”，在一定意义上默许甚至鼓舞了全球伊斯兰复兴日趋极端化。
外部推手
就外因而言，美欧等西方大国既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有着历史的创伤记忆，又有着现实中的矛盾冲突，使得中东伊斯兰国家视西方大国为“撒旦”和“异教徒”，故“圣战”概念易被泛化和滥用，并最终沦为圣战主义，致使伊斯兰滑向极端主义。
美国等西方大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与巴以问题上的“袒以压巴”立场，使得基地组织、ISIS等伊斯兰极端势力迅速坐大并将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引向全球。
就伊斯兰极端势力而言，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宣教鼓动型极端势力”，如印尼“伊斯兰祈祷团”精神领袖阿布·巴希尔等；“二是暴力恐怖型极端势力”，如职业杀手、雇佣军和亡命徒；“三是民族分裂型极端势力”，如车臣恐怖分子、“东突”分子等。近年来，受暴力“圣战”思潮影响且活跃在中亚、南亚的恐怖组织包括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伊斯兰解放党（“伊扎布特”）、“哈里发斗士”、“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及其改头换面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等。
在美国历届政府的“干涉主义”至“新干涉主义”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以军事侵略、经济制裁、政权更迭等方式粗暴干涉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国家事务，造成仇美主义在全球蔓延以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境内的反政府力量迅速壮大，其中像ISIS等伊斯兰极端组织借此招兵买马、迅速发迹，成为伊斯兰教异化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助推器。
目前，伊斯兰极端主义正在向全球蔓延，并在中东、中亚、南亚、美欧乃至东南亚等地区出现了以基地组织、ISIS等为首的极端组织异常活跃的迹象，呈现出“中心—边缘”扩散的鲜明特征。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进行溯源性梳理，旨在认清“疆独”问题被国际化背后的“东突”势力已融入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的事实，其歪曲教义、屠杀无辜等反文明、反人类的极端之举，大大破坏了伊斯兰教的中正形象与和平本质，并对我国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造成重大冲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BGJ033）、教育部哲社研究专项委托项目（12JF01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DGJW021）、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和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和上海市一流学科政治学等的成果之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美国等西方大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与巴以问题上的“袒以压巴”立场，使得基地组织、ISIS等伊斯兰极端势力迅速坐大并将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引向全球。
自“9·11”以来，伊斯兰教陷入内外双重困境。外：被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炒作为“伊斯兰恐怖论”议题后，伊斯兰教被污名化；内：被基地组织、塔利班、“伊斯兰国”（ISIS）等将伊斯兰复兴思潮和运动“泛圣战化”后，伊斯兰教被极端化。前者造成阿拉伯—伊斯兰问题陷入西方霸权语境，从而影响地区与国际热点问题的认知与解决进程；后者使得“伊斯兰是和平抑或暴力”这一重大问题凸显而影响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国家安全乃至全球治理的应对策略。
极端思想影响
伊斯兰教主张和平、中正，号召穆斯林在“谨守中道”（《古兰经》25:67）中“寻求一条适中的道路”（《古兰经》17:110），因为，“我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民族，以便你们作证世人，而使者作证你们”（《古兰经》2:2）。但自伊斯兰教诞生以来就存在极端主义思想、行为及其派别。
在伊斯兰思想史上，有三大圣战观对穆斯林精英阶层产生了深远影响。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认为，“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标，实为超越种族、民族、国家、地域等界限的伊斯兰信仰共同体世界，为此所采取的手段包括“圣战”与“宝剑”等。被称为“伊斯兰极端主义鼻祖”的赛义德·库特布认为，当今世界因否认了“真主主权”而仍属“蒙昧状态”，号召穆斯林以“迁徙圣战”的实际行动与“蒙昧状态”进行斗争，并在《路标》中向伊斯兰极端势力发出“解放全人类”的号召，强调“伊斯兰就其本质而言，本身就具有进行圣战的理由”。巴基斯坦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三大理论家之一的赛义德·毛杜迪在《伊斯兰圣战》中既强调“圣战是穆斯林的重要义务”，还表明具有自卫性和进攻性双重特性的伊斯兰“圣战”观，且在他的圣战观念中，穆斯林在进行“圣战”时可以采取包括杀戮在内的一切斗争方式。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基地组织等极端组织的恐怖行动提供了行动方式上的理论支持。
伊斯兰教义被歪曲
伊斯兰教异化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原因极为复杂。就内因而言，主要包括：
首先是伊斯兰教义被歪曲，使得民间伊斯兰复兴运动被引向极端主义泥潭。“道成经典”的伊斯兰教，极为重视《古兰经》和圣训等伊斯兰文化原典的解读，但因伊斯兰文明阐释主体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影响了世界对伊斯兰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客观认知，尤其是伊斯兰核心概念的被误读导致了伊斯兰教义被歪曲，尤其是“乌玛”概念内涵边界的模糊化、“吉哈德”概念的暴力化后，产生了“圣战主义”，形成了穆斯林可通过暴力“圣战”这条捷径直接“进天园”、建立“伊斯兰国家”并回到“先知的乌玛时代”这一极端化的思想意识，以偷换概念的方式歪曲了伊斯兰教义，并将伊斯兰引向极端主义泥潭。
其次，自伊斯兰教建立以来，伊斯兰世界就存在着因解经分歧而引发的话语权激烈争夺，并出现刺杀哈里发或伊玛目的极端行为、以“圣战”为名的极端主义组织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排斥异己、封闭保守的极端主义思想等。
此外，在解决“伊斯兰公共事业”的“巴勒斯坦问题”上，以哈马斯为首的暴力“圣战”者成为抵抗伊斯兰共同敌人——以色列的“急先锋”，使得伊斯兰极端主义行为具有某种“合法性”与“道义性”，在一定意义上默许甚至鼓舞了全球伊斯兰复兴日趋极端化。
外部推手
就外因而言，美欧等西方大国既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有着历史的创伤记忆，又有着现实中的矛盾冲突，使得中东伊斯兰国家视西方大国为“撒旦”和“异教徒”，故“圣战”概念易被泛化和滥用，并最终沦为圣战主义，致使伊斯兰滑向极端主义。
美国等西方大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与巴以问题上的“袒以压巴”立场，使得基地组织、ISIS等伊斯兰极端势力迅速坐大并将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引向全球。
就伊斯兰极端势力而言，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宣教鼓动型极端势力”，如印尼“伊斯兰祈祷团”精神领袖阿布·巴希尔等；“二是暴力恐怖型极端势力”，如职业杀手、雇佣军和亡命徒；“三是民族分裂型极端势力”，如车臣恐怖分子、“东突”分子等。近年来，受暴力“圣战”思潮影响且活跃在中亚、南亚的恐怖组织包括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伊斯兰解放党（“伊扎布特”）、“哈里发斗士”、“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及其改头换面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等。
在美国历届政府的“干涉主义”至“新干涉主义”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以军事侵略、经济制裁、政权更迭等方式粗暴干涉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国家事务，造成仇美主义在全球蔓延以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境内的反政府力量迅速壮大，其中像ISIS等伊斯兰极端组织借此招兵买马、迅速发迹，成为伊斯兰教异化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助推器。
目前，伊斯兰极端主义正在向全球蔓延，并在中东、中亚、南亚、美欧乃至东南亚等地区出现了以基地组织、ISIS等为首的极端组织异常活跃的迹象，呈现出“中心—边缘”扩散的鲜明特征。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进行溯源性梳理，旨在认清“疆独”问题被国际化背后的“东突”势力已融入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的事实，其歪曲教义、屠杀无辜等反文明、反人类的极端之举，大大破坏了伊斯兰教的中正形象与和平本质，并对我国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造成重大冲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BGJ033）、教育部哲社研究专项委托项目（12JF01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DGJW021）、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和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和上海市一流学科政治学等的成果之一）
星期三, 11月 26, 2014
“伊斯兰国”如何影响世界
作者:董漫远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41104115721_all.html
“伊斯兰国”组织利用叙利亚、伊拉克乱局迅速崛起，已构成国际恐暴势力主干，不仅威胁叙伊两国政权，而且催生“溢出效应”，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构成挑战。“伊斯兰国”的崛起打乱了美国的中东战略部署，迫使美国调整地区议程，将遏制“伊斯兰国”扩张作为优先事项。但是，美目前出台的相关举措局限性明显，恐难遏制“伊斯兰国”扩张势头，打击恐怖主义亟需扩大国际合作。
一、“伊斯兰国”已构成国际恐暴势力主干
自2014年6月以来，极端恐暴组织“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或ISIS，以下简称“伊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迅速扩张，既直接危及伊拉克政府的生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叙利亚战乱的性质，并产生域外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斗争目标不断升级
“伊黎”前身是“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AQI)，成立于2004年初，只招募逊尼派极端分子，异教徒皈依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教义后也可加入，[1] 首任领导人是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斗争目标是将美军赶出伊拉克。2006年6月，扎卡维遭美军空袭身亡后，“基地”伊拉克分支选举阿布·阿卜杜拉·拉希德·巴格达迪(Abu Abdullah al-Rashid al-Baghdadi)为埃米尔，拥戴阿布·阿尤布·马斯里(Abu Ayyub al-Masri)为首席伊斯兰法学家， 并将“基地”伊拉克分支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ISI)，斗争目标扩展为在赶走美军的前提下，推翻亲美“傀儡政权”，将伊拉克变成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 [2] 2010年4月18日，巴格达迪和马斯里二人遭美军和伊政府军突袭，同时阵亡。“伊拉克伊斯兰国”于5月16日再次选举，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以绝对优势胜出，成为埃米尔并兼任首席伊斯兰法学家，大权独揽。[3] 巴格达迪自诩“先知穆罕默德后裔”，在“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内树立了绝对权威。在他的指挥下，该组织同时袭击美军、伊政府军和什叶派“迈赫迪军”，并策划和实施了对逊尼派清真寺的汽车炸弹攻击，随后“留下物证”嫁祸于什叶派，借此为教派冲突火上浇油。2011年底，美国从伊拉克撤出作战部队后，“伊拉克伊斯兰国”所面临的军事压力骤减。2013年初，巴格达迪决定抽调部分主力挺进叙利亚，将叙战乱演化为“伊斯兰圣战”，政治目标是推翻巴沙尔政权，在叙建立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统治。同年4月8日，巴格达迪将“伊拉克伊斯兰国”扩展为“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阿拉伯语为“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4] 该组织扩名标志“伊斯兰圣战”变为升级版，既要在伊拉克建立“伊斯兰国”，也要在黎凡特地区建立“伊斯兰国”，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灭亡背后有美国鼎力支持的以色列。巴格达迪称，不能因为美国是以色列的后盾，伊斯兰圣战者就不去灭亡以色列，“伊拉克伊斯兰国”已经在两河流域同美军较量过了，美军拿伊斯兰圣战者毫无办法，否则他们就不会从伊拉克“滚蛋”。[5]
“伊黎”宣布成立后，重创叙政府军和“叙利亚自由军”(世俗主义反政府武装)，控制了叙北部和东北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巴格达迪野心膨胀，要求在叙作战的“支持阵线”(al-Nusra Front)归顺“伊黎”。“支持阵线”头目贾拉尼请求“基地”总部掌门人扎瓦赫里进行仲裁。扎瓦赫里裁定，“伊拉克伊斯兰国”扩名违背伊斯兰法，试图吞并“支持阵线”更不会得到真主同意，责令巴格达迪将本组织活动范围严格限定在伊拉克境内。巴格达迪拒绝接受扎瓦赫里的裁定，命令所属各部解除“支持阵线”武装。2014年1月，“伊黎”发起德尔祖尔和拉卡两大战役，造成“支持阵线”被逐出拉卡省，80%的武装人员投降。为此，扎瓦赫里宣布“基地”总部断绝与巴格达迪的一切关系。
德尔祖尔和拉卡两大战役，确立了“伊黎”在叙利亚的根据地。鉴于这种形势，巴格达迪决定打通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大战场的联系。从2014年6月开始，“伊黎”抽调半数主力，东进伊拉克，攻克摩苏尔、提克里特、费卢杰等重镇，控制尼尼微、萨拉赫丁等省的大部地区，逼近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并控制伊叙、伊约边界的全部过境点。6月29日，巴格达迪在摩苏尔宣布，“伊黎”更名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简称“伊斯兰国”)，疆域不仅包括伊斯兰会议组织(OIC)所有成员国，还包括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西班牙和中国新疆。巴格达迪自封为“哈里发”，要求全世界穆斯林服从他的统治。巴格达迪号召追随者“征服罗马和西班牙”，[6] “把真主的旗帜插上白宫”，“几年内占领新疆”，进而“获得全世界”。 [7]
(二)极端和凶残程度超过其他恐怖组织
自2004年成立至2014年8月底，伊拉克境内发生的绝大多数针对平民的恐暴活动，都是刚改名的“伊斯兰国”所为。从2013年初至2014年8月底，叙利亚境内半数以上针对百姓的恐暴袭击，也是“伊斯兰国”所为。为了打造和传播“伊斯兰圣战”的威慑力，该组织重视以血淋淋的行动来扩展影响，旨在从精神上摧毁对手和民众的意志，尽快成为“易卜拉欣哈里发”(Caliph Ibrahim，即巴格达迪)的顺民。例如，2014年6月15日，“伊黎”攻克尼尼微省塔勒阿法尔市，将被俘的1700名伊军官兵“以残忍方式”集体处死，并将视频传播到网络上;[8] 7月17日，“伊斯兰国”占领叙利亚霍姆斯省沙尔天然气田，将270名叙军官兵集体处死，尽管一些官兵求饶，但未能唤起刽子手的恻隐之心;[9] 7月28日，斋月结束之际，“伊斯兰国”在网络上播出长达半小时的录像，内容是摧毁摩苏尔和巴格达郊外什叶派清真寺，以及大量处死什叶派百姓的血腥镜头;从8月5日开始，“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辛贾尔地区对亚兹迪人展开种族清洗，对拒绝皈依伊斯兰教的男子一律斩尽，女子则一律变为性奴，“分配”给恐暴分子，约5万亚兹迪人被迫逃往山区;8月19日和9月2日，“伊斯兰国”在网络上公布美国记者弗利和斯蒂芬被斩首的视频，要挟美国停止空袭，否则“还将处死美国人”。
(三)跃升为全球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恐怖组织
从2014年6月开始，“伊斯兰国”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其武装人员由1万余人扩编到9万多人(叙境内5万多人，伊境内3万多人)，[10] 控制区域达26万平方公里，暂时“定都”叙利亚的拉卡。
从“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构成看，骨干来自原“基地”伊拉克分支和车臣伊斯兰武装，后来吸纳了来自世界几十个国家的“圣战者”，这部分人的数目大约3000人，包括具有欧美公民身份的穆斯林二代、三代移民，以及皈依伊斯兰教的几十名欧美“纯种白人”，还包括几十名“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恐怖分子。自2013年7月以来，“伊斯兰国”劫持了多座监狱，除了能够从伊斯兰法角度提供“特殊理由”者，所有囚犯都被要求成为“圣战者”，否则格杀勿论。[11] 另外，“伊斯兰国”接收了数千名原萨达姆时期的军政人员和哗变的叙军官兵。
从财力看，沙特、卡塔尔等国的一些伊斯兰基金会为“伊斯兰国”提供长期资助，为此时任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公开指责沙、卡等国，而沙、卡王室不承认“有官方资助”。[12] 实际上，来自沙、卡等国的资助已无法满足“伊斯兰国”扩张的需要，该组织主要运行资金来自“战场创收”，包括每攻占一座城镇，都要将银行和珠宝店洗劫一空，同时倒卖文物;在所控区域征税，拒绝交税者将被处死;设关卡向过往车辆收“买路钱”;占领叙伊油气田和电站后，转而向土耳其、黎巴嫩、约旦等国出售石油、天然气和电力而获利。伊拉克情报机构估计，“伊斯兰国”目前资产约20亿美元，包括抢劫摩苏尔银行所获得的4.3亿美元现钞和大量金条。
从装备水平看，“伊斯兰国”在伊叙夺取了十余座政府军武器库，获得大量军事装备。就其拥有的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防空武器等的数量和打击力而言，已经超过“基地”总部、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车臣伊斯兰武装等其他激进武装。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国”占据了叙利亚塔布卡空军基地和伊拉克摩苏尔机场，获得了十余架“黑鹰”直升机和几十架米格—23战机。巴格达迪称，受“9·11”事件启发，“伊斯兰国”将让这些飞机“派上用场”。[13]
(四)引来全球恐暴势力效仿
“伊斯兰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崛起和壮大，令世界各地恐暴组织刮目相看，一些组织已表示服从，另一些组织表示“愿借鉴成功经验”。例如，车臣伊斯兰武装主力之一“迁徙者支持军”(JMA)头目阿布·奥马尔·希沙尼(Abu Omar al-Shishani)于2013年11月宣布该组织效忠巴格达迪，在“伊黎”扩名为“伊斯兰国”后，希沙尼又宣布车臣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组成部分。2014年7月，尼日利亚“博科圣地”(Boko Haram)头目阿布巴卡尔·舍考(Abubakar Shekau)宣布，该组织效忠巴格达迪，尼日利亚、喀麦隆、尼日尔、乍得等国将并入“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疆域。2014年7月8日，巴基斯坦恐怖组织“哈里发运动”(Tehrik-e-Khilafat)宣布效忠巴格达迪，并宣称南亚次大陆和呼罗珊地区将成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组成部分。[14]
与此同时，“基地”各分支及伊斯兰世界另外一些恐暴组织，如印尼“伊斯兰团”、菲律宾阿布萨亚夫武装、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虽未表示效忠巴格达迪，但都承认“伊斯兰国”的斗争经验值得借鉴。另外，“伊斯兰国”与“基地”总部、巴格达迪与扎瓦赫里之间的反目，造成“基地”系统的分裂。“基地”阿拉伯半岛、马格里布、西奈、索马里等分支都拒绝宣布与“伊斯兰国”为敌，说明“基地”总部和扎瓦赫里对各分支严重失控。
二、“伊斯兰国”崛起产生“溢出效应”
“伊斯兰国”在叙伊两国崛起，打破了西亚北非地区原有的政治格局，强拧地区形势偏离原有走向，并对域外产生“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
(一)同时损害各攸关方的利益
“伊斯兰国”树敌很多，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包括异教徒、无神论者及其政权，美欧俄等属于异教徒范畴，中国属于无神论政权。根据这一划分，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和国家都属于“伊斯兰的敌人”。当然，对敌人并不是要杀绝，只要皈依伊斯兰教，就可以变成“自己人”。第二类主要指伊斯兰教的“叛徒”，包括叛徒个体和叛徒政权。由于“伊斯兰国”是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极端思潮与运动，笃信“圣战萨拉菲”教义，因此什叶派教理教法被视为异端邪说，什叶派必须皈依逊尼派，否则就将被视为伊斯兰教的“叛徒个体”。什叶派掌权的国家是“违背伊斯兰法的”，属于“叛徒政权”，必须予以推翻。根据这一划分，伊朗、伊拉克、黎巴嫩的国家政权均必须推翻。按照马斯里和巴格达迪的宗教解释，不但什叶派个体和政权是“伊斯兰的敌人”，且逊尼派中也存在大量“叛徒个体”和“叛徒政权”。除了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埃及和东南亚的“伊斯兰团”(Jemaah Islamiah)、“基地”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分支、菲律宾“班萨摩洛伊斯兰解放斗士”(BIFF)、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等思潮、运动和组织外，余者均为“离经叛道政权”，是伊斯兰圣战的对象，因此伊斯兰世界亟待拯救和改造。
“伊斯兰国”以伊叙两国为依托扩展疆域，首先挑战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因为在伊拉克和黎凡特地区建立伊斯兰国，将使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地缘政治和“民主改造”成果化为乌有。该组织决意灭亡以色列，也是美国所不能允许的。“伊斯兰国”开展的伊斯兰圣战，直接挤压“什叶派新月地带”，挑战了伊朗的地缘战略利益。“伊斯兰国”致力于推翻巴沙尔政权，挑战了俄罗斯在中东的“势力范围”。“伊斯兰国”发誓占领新疆，对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构成潜在威胁。
(二)打乱美国中东战略部署
其一，迫使美国推迟更迭巴沙尔政权的时间表。2013年9月以来，美国利用俄罗斯“化武换和平”倡议，迫使叙交出化武并参加了涉及“政治过渡”的日内瓦会议。美国的算盘是，一旦叙同意排斥巴沙尔的“政治过渡”安排，则低成本“政权更迭”就实现了。如叙拒绝，则以2013年“8·21化武事件”等为由，推动海牙国际法院向巴沙尔发出含有相关指控的逮捕令，限期答复，逾期便实施外部武力干预，支持“叙利亚自由军”等推翻巴沙尔。目前，由于叙军与“伊斯兰国”正在较量，美国希望“借刀杀人”，因此“政权更迭”事宜推迟。2014年6月巴沙尔启动大选并“蝉联总统”，挑战了日内瓦“政治过渡”进程。
其二，废除伊朗“核武功”一事推迟，代之以与伊朗寻求妥协和利益交换。2013年11月24日，伊核问题六方与伊朗达成第一阶段措施协议，伊朗承诺停止5%浓度以上的铀加工，不再增加离心机。作为交换，美欧承诺部分解除对伊制裁。六方与伊朗同意从2014年1月24日起落实协议，并同意为达成最终协议展开谈判。截止7月24日，六方与伊朗遵守了承诺。2014年5月，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协议，同意采取5项措施，以增加核计划的“透明度”。2014年9月1日，伊朗外长扎里夫与欧盟外交代表阿什顿会晤。扎里夫称，他对在2014年11月24日前与六方达成最终协议“持乐观态度”。另一方面，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鲁哈尼呼吁“开展国际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恐怖武装。与伊朗积极态度相比，阿拉伯国家除口头谴责“伊斯兰国”暴行外，囿于内外因素制约，不愿为打击“伊斯兰国”做出实质性贡献，特别是军事贡献。在伊朗有能力和意愿打击“伊斯兰国”的情况下，与伊朗开展“有限合作”就成为奥巴马政府最终选项之一。伊朗通过支持阿巴迪组阁一事，已经向美示好，而交换条件就是彻底解除美欧制裁和对“和平利用核能”持宽容态度。从种种迹象看，美伊在打击“伊斯兰国”和核问题最终协议方面的妥协空间在增大。
其三，遏制“伊斯兰国”扩张成为地区政策优先。美国已要求阿拉伯国家表明对“伊斯兰国”的态度，堵截本国极端分子与“伊斯兰国”的联系，并向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允诺，将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支持这些国家阻隔“基地”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分支与“伊斯兰国”的勾连，支持它们取缔本国穆兄会和其他宗教极端组织。
(三)亚非两洲出现大范围动荡
在亚非各类恐暴组织中，学习和借鉴“伊斯兰国”斗争经验成为时髦。阿富汗塔利班发动“秋季攻势”， 9月初在加兹尼等省重创政府军。巴基斯坦塔利班在开伯尔山口等险要地段伏击北约车队，屡屡得手。印尼“伊斯兰团”宣布，成立东南亚“伊斯兰国”，疆域拟从印尼扩展到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文莱。尼日利亚“博科圣地”从2014年8月中旬起，沿尼喀、尼乍边界向首都阿布贾推进，已造成65万民众流离失所。在利比亚，以米苏拉塔民兵为代表的原教旨主义武装和以津坦民兵为代表的世俗主义武装，围绕机场和炼油厂的争夺战日益激烈，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也门、索马里、肯尼亚、乍得等国的安全局势也在恶化。
三、“伊斯兰国”发展前景
“伊斯兰国”将美国列为主要敌人，其崛起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相撞，双方较量实属必然，只是彼此“亮剑”之快出乎各方预料。自2014年8月7日奥巴马宣布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目标展开空袭以来，该组织调整战术，灵活与美周旋，不但避免了主力遭创，且成倍扩编了队伍。与此同时，“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扩张势头强劲，在德尔祖尔以南地区顶住了政府军攻势，在幼发拉底河北岸地区压缩了“叙利亚自由军”的实控区域，不断收编一些小股反政府武装。
2014年9月11日，奥巴马宣布了打击“伊斯兰国”的补充措施，包括：其一，将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范围由伊拉克扩展到叙利亚;其二，组建遏制“伊斯兰国”扩张的国际联盟，由西方盟国、北约成员、西亚北非地区伙伴组成。美要求西方盟国和北约成员向伊政府军、库尔德武装和“叙利亚自由军”等提供武器弹药、情报、人员培训支持，加强入境管控，严防“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向欧美渗透，要求包括埃及、约旦、黎巴嫩以及海合会6国在内的地区伙伴，切断本国宗教基金会对“伊斯兰国”的资助，把好出入境关，严防本国极端分子前往叙伊两国，堵截“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入境建立恐暴分支;其三，向伊拉克增派475名军人，使驻伊美军顾问及特战队员总数增至1700人，其使命是保卫美驻伊机构和公民安全，指导伊政府军和库尔德武装反恐，并择机猎杀“伊斯兰国”主要头目。
但是，上述措施很难根除“伊斯兰国”恐暴组织，甚至阻遏不住其继续扩张，原因如下：
1，西亚北非各类基本矛盾为“伊斯兰国”的繁衍和扩张提供了条件。这些矛盾包括社会公平正义严重缺失，贫富鸿沟扩大，政府不为人民服务而为西方利益服务，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加剧，大量青年失业，官员普遍贪腐，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公正解决，美国偏袒以色列并在“民主”、“人权”、“反恐防扩”等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冲击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笃信等。这些矛盾已经长期存在，难以得到根本解决。针对这些矛盾，“伊斯兰国”主张“拯救和改造”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在广大穷人和弱势群体中有号召力。
2，“伊斯兰国”战斗力超过伊军、叙军、库尔德武装和“叙自由军”，在没有外部强大地面部队介入的情况下，仅凭美军空袭无法重创“伊斯兰国”有生力量。但是，奥巴马已数次强调美国不会派出地面部队，而美国不带头，就很难指望其盟国和地区伙伴派出地面部队。
3，美国将空袭范围扩至叙利亚，即将陷入窘境。如空袭只针对“伊斯兰国”，则是在帮巴沙尔政权和伊朗的忙;如果同时空袭叙军和“伊斯兰国”目标，在没有安理会决议授权的情况下，则构成对叙主权的侵犯，美国不仅在政治和道义上要“失分”，而且既推翻不了巴沙尔政权，也剿灭不了“伊斯兰国”。
四、结语
“伊斯兰国”的崛起已对地区和国际安全构成威胁，国际社会期待尽快遏制该组织的蔓延。早在2004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就认定“伊斯兰国”的前身“基地”伊拉克分支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基地”伊拉克分支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后，联合国安理会于2009年5月5日认定“伊拉克伊斯兰国”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当巴格达迪将“伊拉克伊斯兰国”更名为“伊黎”后，联合国安理会于2014年5月13日认定“伊黎”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2014年6月29日，巴格达迪将“伊黎”扩展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联合国安理会又于2014年7月30日认定“伊斯兰国”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除联合国安理会外，美、英、法、德、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沙特、阿盟等也将“伊斯兰国”认定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
目前，美国主导着打击“伊斯兰国”的进程，但如果美国不扩大国际合作，包括寻求与伊朗、俄罗斯甚至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合作，既无法遏制“伊斯兰国”的扩张势头，也无法阻止“伊斯兰国”把“圣战”延伸到更多的阿拉伯国家。摒弃冷战思维及“零和”观念，或许有助于应对“伊斯兰国”的挑战。
中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在反恐问题上历来旗帜鲜明。2014年8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打击“伊黎”等恐怖组织的2170号决议，中国投了赞成票。当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大使表示，“伊黎”等恐怖组织对中东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呼吁各国认真执行第2170号决议，切断上述恐怖组织从外界获得人员、武器和资金支持，遏制恐怖主义在伊拉克等国进一步蔓延，维护中东与世界的和平稳定。[15]
[1]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Islamic_State_of_Iraq_and_Syria.(上网时间：2014年6月2日)
[2] Bill Roggio， “The Rump Islamic Emirate of Iraq，” The Long War Journal， October 16， 2006， http：//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06/10/the_rump_islamic_emi.php.(上网时间：2014年6月2日)
[3] “Abu Bakr al-Baghdadi，”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Abu_Bakr_al-Baghdadi.(上网时间：2014年6月2日)
[4] “黎凡特”是英语地理概念，“沙姆”是阿拉伯语地理概念，均指包括约旦、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在内的东地中海地区。
[5] “ISI Confirms that Jabhat Al-Nusra Is Its Extension in Syria， Declares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 As New Name of Merged Group，” 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April 8， 2013， http：//www.memri.org/report/en/0/0/0/0/0/0/7119.htm.(上网时间：2014年6月16日)
[6] Jessica Elgot， “ISIS Head Abu Bakr al-Baghdadi Warns ‘We Will Conquer Rome’，” The Huffington Post， July 2， 2014， http：//www.huffingtonpost.co.uk/2014/07/02/rome-conquer-islam_n_5550646.html. (上网时间：2014年7月3日)
[7] “A Message to the Mujahidin and the Muslim Ummah in the Month of Ramadan from Amir Ul Mu’minin Abu Bakr Al-Husayni Al-Qurashi Al-Baghdadi，” July 1， 2014， http：//triceratops.brynmawr.edu/dspace/bitstream/handle/10066/14241/ABB20140701.pdf?sequence=1. (上网时间：2014年7月3日)
[8] “ISIS Claims Execution of 1，700 Iraqi Soldiers; Over 4500 Captured，” The Shia Post， June 13， 2014， http：//en.shiapost.com/2014/06/13/isis-claims-execution-of-1700-iraqi-soldiers-over-4500-captured.(上网时间：2014年8月26日)
[9] “Islamic State Killed 270 during Syrian Gas Field Takeover，” Reuters， July 19， 2014，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7/19/syria-crisis-attack-idUSL6N0PU04120140719.(上网时间：2014年8月26日)
[10] “Islamic State ‘Has 50，000 Fighters in Syria’，” Al Jazeera. August 19， 2014， http：//www.aljazeera.com/news/middleeast/2014/08/islamic-state-50000-fighters-syria-2014819184258421392.html.(上网时间：2014年8月26日)
[11] “Iraq： Hundreds Escape from Abu Ghraib Jail，” Associated Press， July 22， 2013，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jul/22/iraq-prison-attacks-kill-dozens.(上网时间：2014年8月26日)
[12] “Iraqi PM Maliki Says Saudi， Qatar Openly Funding Violence in Anbar，” Reuters， March 9， 2014，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3/09/us-iraq-saudi-qatar-idUSBREA2806S20140309.(上网时间：2014年8月27日)
[13] “Al Qaeda Militants Captures US Black Hawk Helicopters in Iraq，” Zero Hedge， June 10， 2014， http：//www.zerohedge.com/news/2014-06-10/al-qaeda-militants-capture-us-blackhawk-helicopters-iraq.(上网时间：2014年6月14日);“Iraq’s Terrorists Are Becoming a Full-Blown Army，” The Daily Beast， 11 June 2014，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4/06/11/iraq-s-terrorists-are-becoming-a-full-blown-army.html.(上网时间：2014年7月15日)
[14] “Pakistani Terror Group Swears Allegiance to Islamic State，” The Telegraph， July 9， 2014，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pakistan/10955563/Pakistani-terror-group-swears-allegiance-to-Islamic-State.html.(上网时间：2014年7月15日)
[15] “中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014年8月15日，http：//www.china-un.org/chn/hyyfy/t1183246.htm。(上网时间：2014年8月27日)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41104115721_all.html
“伊斯兰国”组织利用叙利亚、伊拉克乱局迅速崛起，已构成国际恐暴势力主干，不仅威胁叙伊两国政权，而且催生“溢出效应”，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构成挑战。“伊斯兰国”的崛起打乱了美国的中东战略部署，迫使美国调整地区议程，将遏制“伊斯兰国”扩张作为优先事项。但是，美目前出台的相关举措局限性明显，恐难遏制“伊斯兰国”扩张势头，打击恐怖主义亟需扩大国际合作。
一、“伊斯兰国”已构成国际恐暴势力主干
自2014年6月以来，极端恐暴组织“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或ISIS，以下简称“伊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迅速扩张，既直接危及伊拉克政府的生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叙利亚战乱的性质，并产生域外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斗争目标不断升级
“伊黎”前身是“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AQI)，成立于2004年初，只招募逊尼派极端分子，异教徒皈依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教义后也可加入，[1] 首任领导人是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斗争目标是将美军赶出伊拉克。2006年6月，扎卡维遭美军空袭身亡后，“基地”伊拉克分支选举阿布·阿卜杜拉·拉希德·巴格达迪(Abu Abdullah al-Rashid al-Baghdadi)为埃米尔，拥戴阿布·阿尤布·马斯里(Abu Ayyub al-Masri)为首席伊斯兰法学家， 并将“基地”伊拉克分支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ISI)，斗争目标扩展为在赶走美军的前提下，推翻亲美“傀儡政权”，将伊拉克变成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 [2] 2010年4月18日，巴格达迪和马斯里二人遭美军和伊政府军突袭，同时阵亡。“伊拉克伊斯兰国”于5月16日再次选举，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以绝对优势胜出，成为埃米尔并兼任首席伊斯兰法学家，大权独揽。[3] 巴格达迪自诩“先知穆罕默德后裔”，在“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内树立了绝对权威。在他的指挥下，该组织同时袭击美军、伊政府军和什叶派“迈赫迪军”，并策划和实施了对逊尼派清真寺的汽车炸弹攻击，随后“留下物证”嫁祸于什叶派，借此为教派冲突火上浇油。2011年底，美国从伊拉克撤出作战部队后，“伊拉克伊斯兰国”所面临的军事压力骤减。2013年初，巴格达迪决定抽调部分主力挺进叙利亚，将叙战乱演化为“伊斯兰圣战”，政治目标是推翻巴沙尔政权，在叙建立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统治。同年4月8日，巴格达迪将“伊拉克伊斯兰国”扩展为“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阿拉伯语为“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4] 该组织扩名标志“伊斯兰圣战”变为升级版，既要在伊拉克建立“伊斯兰国”，也要在黎凡特地区建立“伊斯兰国”，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灭亡背后有美国鼎力支持的以色列。巴格达迪称，不能因为美国是以色列的后盾，伊斯兰圣战者就不去灭亡以色列，“伊拉克伊斯兰国”已经在两河流域同美军较量过了，美军拿伊斯兰圣战者毫无办法，否则他们就不会从伊拉克“滚蛋”。[5]
“伊黎”宣布成立后，重创叙政府军和“叙利亚自由军”(世俗主义反政府武装)，控制了叙北部和东北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巴格达迪野心膨胀，要求在叙作战的“支持阵线”(al-Nusra Front)归顺“伊黎”。“支持阵线”头目贾拉尼请求“基地”总部掌门人扎瓦赫里进行仲裁。扎瓦赫里裁定，“伊拉克伊斯兰国”扩名违背伊斯兰法，试图吞并“支持阵线”更不会得到真主同意，责令巴格达迪将本组织活动范围严格限定在伊拉克境内。巴格达迪拒绝接受扎瓦赫里的裁定，命令所属各部解除“支持阵线”武装。2014年1月，“伊黎”发起德尔祖尔和拉卡两大战役，造成“支持阵线”被逐出拉卡省，80%的武装人员投降。为此，扎瓦赫里宣布“基地”总部断绝与巴格达迪的一切关系。
德尔祖尔和拉卡两大战役，确立了“伊黎”在叙利亚的根据地。鉴于这种形势，巴格达迪决定打通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大战场的联系。从2014年6月开始，“伊黎”抽调半数主力，东进伊拉克，攻克摩苏尔、提克里特、费卢杰等重镇，控制尼尼微、萨拉赫丁等省的大部地区，逼近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并控制伊叙、伊约边界的全部过境点。6月29日，巴格达迪在摩苏尔宣布，“伊黎”更名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简称“伊斯兰国”)，疆域不仅包括伊斯兰会议组织(OIC)所有成员国，还包括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西班牙和中国新疆。巴格达迪自封为“哈里发”，要求全世界穆斯林服从他的统治。巴格达迪号召追随者“征服罗马和西班牙”，[6] “把真主的旗帜插上白宫”，“几年内占领新疆”，进而“获得全世界”。 [7]
(二)极端和凶残程度超过其他恐怖组织
自2004年成立至2014年8月底，伊拉克境内发生的绝大多数针对平民的恐暴活动，都是刚改名的“伊斯兰国”所为。从2013年初至2014年8月底，叙利亚境内半数以上针对百姓的恐暴袭击，也是“伊斯兰国”所为。为了打造和传播“伊斯兰圣战”的威慑力，该组织重视以血淋淋的行动来扩展影响，旨在从精神上摧毁对手和民众的意志，尽快成为“易卜拉欣哈里发”(Caliph Ibrahim，即巴格达迪)的顺民。例如，2014年6月15日，“伊黎”攻克尼尼微省塔勒阿法尔市，将被俘的1700名伊军官兵“以残忍方式”集体处死，并将视频传播到网络上;[8] 7月17日，“伊斯兰国”占领叙利亚霍姆斯省沙尔天然气田，将270名叙军官兵集体处死，尽管一些官兵求饶，但未能唤起刽子手的恻隐之心;[9] 7月28日，斋月结束之际，“伊斯兰国”在网络上播出长达半小时的录像，内容是摧毁摩苏尔和巴格达郊外什叶派清真寺，以及大量处死什叶派百姓的血腥镜头;从8月5日开始，“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辛贾尔地区对亚兹迪人展开种族清洗，对拒绝皈依伊斯兰教的男子一律斩尽，女子则一律变为性奴，“分配”给恐暴分子，约5万亚兹迪人被迫逃往山区;8月19日和9月2日，“伊斯兰国”在网络上公布美国记者弗利和斯蒂芬被斩首的视频，要挟美国停止空袭，否则“还将处死美国人”。
(三)跃升为全球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恐怖组织
从2014年6月开始，“伊斯兰国”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其武装人员由1万余人扩编到9万多人(叙境内5万多人，伊境内3万多人)，[10] 控制区域达26万平方公里，暂时“定都”叙利亚的拉卡。
从“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构成看，骨干来自原“基地”伊拉克分支和车臣伊斯兰武装，后来吸纳了来自世界几十个国家的“圣战者”，这部分人的数目大约3000人，包括具有欧美公民身份的穆斯林二代、三代移民，以及皈依伊斯兰教的几十名欧美“纯种白人”，还包括几十名“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恐怖分子。自2013年7月以来，“伊斯兰国”劫持了多座监狱，除了能够从伊斯兰法角度提供“特殊理由”者，所有囚犯都被要求成为“圣战者”，否则格杀勿论。[11] 另外，“伊斯兰国”接收了数千名原萨达姆时期的军政人员和哗变的叙军官兵。
从财力看，沙特、卡塔尔等国的一些伊斯兰基金会为“伊斯兰国”提供长期资助，为此时任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公开指责沙、卡等国，而沙、卡王室不承认“有官方资助”。[12] 实际上，来自沙、卡等国的资助已无法满足“伊斯兰国”扩张的需要，该组织主要运行资金来自“战场创收”，包括每攻占一座城镇，都要将银行和珠宝店洗劫一空，同时倒卖文物;在所控区域征税，拒绝交税者将被处死;设关卡向过往车辆收“买路钱”;占领叙伊油气田和电站后，转而向土耳其、黎巴嫩、约旦等国出售石油、天然气和电力而获利。伊拉克情报机构估计，“伊斯兰国”目前资产约20亿美元，包括抢劫摩苏尔银行所获得的4.3亿美元现钞和大量金条。
从装备水平看，“伊斯兰国”在伊叙夺取了十余座政府军武器库，获得大量军事装备。就其拥有的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防空武器等的数量和打击力而言，已经超过“基地”总部、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车臣伊斯兰武装等其他激进武装。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国”占据了叙利亚塔布卡空军基地和伊拉克摩苏尔机场，获得了十余架“黑鹰”直升机和几十架米格—23战机。巴格达迪称，受“9·11”事件启发，“伊斯兰国”将让这些飞机“派上用场”。[13]
(四)引来全球恐暴势力效仿
“伊斯兰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崛起和壮大，令世界各地恐暴组织刮目相看，一些组织已表示服从，另一些组织表示“愿借鉴成功经验”。例如，车臣伊斯兰武装主力之一“迁徙者支持军”(JMA)头目阿布·奥马尔·希沙尼(Abu Omar al-Shishani)于2013年11月宣布该组织效忠巴格达迪，在“伊黎”扩名为“伊斯兰国”后，希沙尼又宣布车臣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组成部分。2014年7月，尼日利亚“博科圣地”(Boko Haram)头目阿布巴卡尔·舍考(Abubakar Shekau)宣布，该组织效忠巴格达迪，尼日利亚、喀麦隆、尼日尔、乍得等国将并入“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疆域。2014年7月8日，巴基斯坦恐怖组织“哈里发运动”(Tehrik-e-Khilafat)宣布效忠巴格达迪，并宣称南亚次大陆和呼罗珊地区将成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组成部分。[14]
与此同时，“基地”各分支及伊斯兰世界另外一些恐暴组织，如印尼“伊斯兰团”、菲律宾阿布萨亚夫武装、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虽未表示效忠巴格达迪，但都承认“伊斯兰国”的斗争经验值得借鉴。另外，“伊斯兰国”与“基地”总部、巴格达迪与扎瓦赫里之间的反目，造成“基地”系统的分裂。“基地”阿拉伯半岛、马格里布、西奈、索马里等分支都拒绝宣布与“伊斯兰国”为敌，说明“基地”总部和扎瓦赫里对各分支严重失控。
二、“伊斯兰国”崛起产生“溢出效应”
“伊斯兰国”在叙伊两国崛起，打破了西亚北非地区原有的政治格局，强拧地区形势偏离原有走向，并对域外产生“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
(一)同时损害各攸关方的利益
“伊斯兰国”树敌很多，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包括异教徒、无神论者及其政权，美欧俄等属于异教徒范畴，中国属于无神论政权。根据这一划分，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和国家都属于“伊斯兰的敌人”。当然，对敌人并不是要杀绝，只要皈依伊斯兰教，就可以变成“自己人”。第二类主要指伊斯兰教的“叛徒”，包括叛徒个体和叛徒政权。由于“伊斯兰国”是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极端思潮与运动，笃信“圣战萨拉菲”教义，因此什叶派教理教法被视为异端邪说，什叶派必须皈依逊尼派，否则就将被视为伊斯兰教的“叛徒个体”。什叶派掌权的国家是“违背伊斯兰法的”，属于“叛徒政权”，必须予以推翻。根据这一划分，伊朗、伊拉克、黎巴嫩的国家政权均必须推翻。按照马斯里和巴格达迪的宗教解释，不但什叶派个体和政权是“伊斯兰的敌人”，且逊尼派中也存在大量“叛徒个体”和“叛徒政权”。除了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埃及和东南亚的“伊斯兰团”(Jemaah Islamiah)、“基地”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分支、菲律宾“班萨摩洛伊斯兰解放斗士”(BIFF)、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等思潮、运动和组织外，余者均为“离经叛道政权”，是伊斯兰圣战的对象，因此伊斯兰世界亟待拯救和改造。
“伊斯兰国”以伊叙两国为依托扩展疆域，首先挑战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因为在伊拉克和黎凡特地区建立伊斯兰国，将使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地缘政治和“民主改造”成果化为乌有。该组织决意灭亡以色列，也是美国所不能允许的。“伊斯兰国”开展的伊斯兰圣战，直接挤压“什叶派新月地带”，挑战了伊朗的地缘战略利益。“伊斯兰国”致力于推翻巴沙尔政权，挑战了俄罗斯在中东的“势力范围”。“伊斯兰国”发誓占领新疆，对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构成潜在威胁。
(二)打乱美国中东战略部署
其一，迫使美国推迟更迭巴沙尔政权的时间表。2013年9月以来，美国利用俄罗斯“化武换和平”倡议，迫使叙交出化武并参加了涉及“政治过渡”的日内瓦会议。美国的算盘是，一旦叙同意排斥巴沙尔的“政治过渡”安排，则低成本“政权更迭”就实现了。如叙拒绝，则以2013年“8·21化武事件”等为由，推动海牙国际法院向巴沙尔发出含有相关指控的逮捕令，限期答复，逾期便实施外部武力干预，支持“叙利亚自由军”等推翻巴沙尔。目前，由于叙军与“伊斯兰国”正在较量，美国希望“借刀杀人”，因此“政权更迭”事宜推迟。2014年6月巴沙尔启动大选并“蝉联总统”，挑战了日内瓦“政治过渡”进程。
其二，废除伊朗“核武功”一事推迟，代之以与伊朗寻求妥协和利益交换。2013年11月24日，伊核问题六方与伊朗达成第一阶段措施协议，伊朗承诺停止5%浓度以上的铀加工，不再增加离心机。作为交换，美欧承诺部分解除对伊制裁。六方与伊朗同意从2014年1月24日起落实协议，并同意为达成最终协议展开谈判。截止7月24日，六方与伊朗遵守了承诺。2014年5月，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协议，同意采取5项措施，以增加核计划的“透明度”。2014年9月1日，伊朗外长扎里夫与欧盟外交代表阿什顿会晤。扎里夫称，他对在2014年11月24日前与六方达成最终协议“持乐观态度”。另一方面，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鲁哈尼呼吁“开展国际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恐怖武装。与伊朗积极态度相比，阿拉伯国家除口头谴责“伊斯兰国”暴行外，囿于内外因素制约，不愿为打击“伊斯兰国”做出实质性贡献，特别是军事贡献。在伊朗有能力和意愿打击“伊斯兰国”的情况下，与伊朗开展“有限合作”就成为奥巴马政府最终选项之一。伊朗通过支持阿巴迪组阁一事，已经向美示好，而交换条件就是彻底解除美欧制裁和对“和平利用核能”持宽容态度。从种种迹象看，美伊在打击“伊斯兰国”和核问题最终协议方面的妥协空间在增大。
其三，遏制“伊斯兰国”扩张成为地区政策优先。美国已要求阿拉伯国家表明对“伊斯兰国”的态度，堵截本国极端分子与“伊斯兰国”的联系，并向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允诺，将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支持这些国家阻隔“基地”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分支与“伊斯兰国”的勾连，支持它们取缔本国穆兄会和其他宗教极端组织。
(三)亚非两洲出现大范围动荡
在亚非各类恐暴组织中，学习和借鉴“伊斯兰国”斗争经验成为时髦。阿富汗塔利班发动“秋季攻势”， 9月初在加兹尼等省重创政府军。巴基斯坦塔利班在开伯尔山口等险要地段伏击北约车队，屡屡得手。印尼“伊斯兰团”宣布，成立东南亚“伊斯兰国”，疆域拟从印尼扩展到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文莱。尼日利亚“博科圣地”从2014年8月中旬起，沿尼喀、尼乍边界向首都阿布贾推进，已造成65万民众流离失所。在利比亚，以米苏拉塔民兵为代表的原教旨主义武装和以津坦民兵为代表的世俗主义武装，围绕机场和炼油厂的争夺战日益激烈，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也门、索马里、肯尼亚、乍得等国的安全局势也在恶化。
三、“伊斯兰国”发展前景
“伊斯兰国”将美国列为主要敌人，其崛起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相撞，双方较量实属必然，只是彼此“亮剑”之快出乎各方预料。自2014年8月7日奥巴马宣布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目标展开空袭以来，该组织调整战术，灵活与美周旋，不但避免了主力遭创，且成倍扩编了队伍。与此同时，“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扩张势头强劲，在德尔祖尔以南地区顶住了政府军攻势，在幼发拉底河北岸地区压缩了“叙利亚自由军”的实控区域，不断收编一些小股反政府武装。
2014年9月11日，奥巴马宣布了打击“伊斯兰国”的补充措施，包括：其一，将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范围由伊拉克扩展到叙利亚;其二，组建遏制“伊斯兰国”扩张的国际联盟，由西方盟国、北约成员、西亚北非地区伙伴组成。美要求西方盟国和北约成员向伊政府军、库尔德武装和“叙利亚自由军”等提供武器弹药、情报、人员培训支持，加强入境管控，严防“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向欧美渗透，要求包括埃及、约旦、黎巴嫩以及海合会6国在内的地区伙伴，切断本国宗教基金会对“伊斯兰国”的资助，把好出入境关，严防本国极端分子前往叙伊两国，堵截“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入境建立恐暴分支;其三，向伊拉克增派475名军人，使驻伊美军顾问及特战队员总数增至1700人，其使命是保卫美驻伊机构和公民安全，指导伊政府军和库尔德武装反恐，并择机猎杀“伊斯兰国”主要头目。
但是，上述措施很难根除“伊斯兰国”恐暴组织，甚至阻遏不住其继续扩张，原因如下：
1，西亚北非各类基本矛盾为“伊斯兰国”的繁衍和扩张提供了条件。这些矛盾包括社会公平正义严重缺失，贫富鸿沟扩大，政府不为人民服务而为西方利益服务，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加剧，大量青年失业，官员普遍贪腐，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公正解决，美国偏袒以色列并在“民主”、“人权”、“反恐防扩”等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冲击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笃信等。这些矛盾已经长期存在，难以得到根本解决。针对这些矛盾，“伊斯兰国”主张“拯救和改造”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在广大穷人和弱势群体中有号召力。
2，“伊斯兰国”战斗力超过伊军、叙军、库尔德武装和“叙自由军”，在没有外部强大地面部队介入的情况下，仅凭美军空袭无法重创“伊斯兰国”有生力量。但是，奥巴马已数次强调美国不会派出地面部队，而美国不带头，就很难指望其盟国和地区伙伴派出地面部队。
3，美国将空袭范围扩至叙利亚，即将陷入窘境。如空袭只针对“伊斯兰国”，则是在帮巴沙尔政权和伊朗的忙;如果同时空袭叙军和“伊斯兰国”目标，在没有安理会决议授权的情况下，则构成对叙主权的侵犯，美国不仅在政治和道义上要“失分”，而且既推翻不了巴沙尔政权，也剿灭不了“伊斯兰国”。
四、结语
“伊斯兰国”的崛起已对地区和国际安全构成威胁，国际社会期待尽快遏制该组织的蔓延。早在2004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就认定“伊斯兰国”的前身“基地”伊拉克分支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基地”伊拉克分支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后，联合国安理会于2009年5月5日认定“伊拉克伊斯兰国”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当巴格达迪将“伊拉克伊斯兰国”更名为“伊黎”后，联合国安理会于2014年5月13日认定“伊黎”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2014年6月29日，巴格达迪将“伊黎”扩展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联合国安理会又于2014年7月30日认定“伊斯兰国”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除联合国安理会外，美、英、法、德、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沙特、阿盟等也将“伊斯兰国”认定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
目前，美国主导着打击“伊斯兰国”的进程，但如果美国不扩大国际合作，包括寻求与伊朗、俄罗斯甚至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合作，既无法遏制“伊斯兰国”的扩张势头，也无法阻止“伊斯兰国”把“圣战”延伸到更多的阿拉伯国家。摒弃冷战思维及“零和”观念，或许有助于应对“伊斯兰国”的挑战。
中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在反恐问题上历来旗帜鲜明。2014年8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打击“伊黎”等恐怖组织的2170号决议，中国投了赞成票。当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大使表示，“伊黎”等恐怖组织对中东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呼吁各国认真执行第2170号决议，切断上述恐怖组织从外界获得人员、武器和资金支持，遏制恐怖主义在伊拉克等国进一步蔓延，维护中东与世界的和平稳定。[15]
[1]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Islamic_State_of_Iraq_and_Syria.(上网时间：2014年6月2日)
[2] Bill Roggio， “The Rump Islamic Emirate of Iraq，” The Long War Journal， October 16， 2006， http：//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06/10/the_rump_islamic_emi.php.(上网时间：2014年6月2日)
[3] “Abu Bakr al-Baghdadi，”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Abu_Bakr_al-Baghdadi.(上网时间：2014年6月2日)
[4] “黎凡特”是英语地理概念，“沙姆”是阿拉伯语地理概念，均指包括约旦、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在内的东地中海地区。
[5] “ISI Confirms that Jabhat Al-Nusra Is Its Extension in Syria， Declares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 As New Name of Merged Group，” 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April 8， 2013， http：//www.memri.org/report/en/0/0/0/0/0/0/7119.htm.(上网时间：2014年6月16日)
[6] Jessica Elgot， “ISIS Head Abu Bakr al-Baghdadi Warns ‘We Will Conquer Rome’，” The Huffington Post， July 2， 2014， http：//www.huffingtonpost.co.uk/2014/07/02/rome-conquer-islam_n_5550646.html. (上网时间：2014年7月3日)
[7] “A Message to the Mujahidin and the Muslim Ummah in the Month of Ramadan from Amir Ul Mu’minin Abu Bakr Al-Husayni Al-Qurashi Al-Baghdadi，” July 1， 2014， http：//triceratops.brynmawr.edu/dspace/bitstream/handle/10066/14241/ABB20140701.pdf?sequence=1. (上网时间：2014年7月3日)
[8] “ISIS Claims Execution of 1，700 Iraqi Soldiers; Over 4500 Captured，” The Shia Post， June 13， 2014， http：//en.shiapost.com/2014/06/13/isis-claims-execution-of-1700-iraqi-soldiers-over-4500-captured.(上网时间：2014年8月26日)
[9] “Islamic State Killed 270 during Syrian Gas Field Takeover，” Reuters， July 19， 2014，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7/19/syria-crisis-attack-idUSL6N0PU04120140719.(上网时间：2014年8月26日)
[10] “Islamic State ‘Has 50，000 Fighters in Syria’，” Al Jazeera. August 19， 2014， http：//www.aljazeera.com/news/middleeast/2014/08/islamic-state-50000-fighters-syria-2014819184258421392.html.(上网时间：2014年8月26日)
[11] “Iraq： Hundreds Escape from Abu Ghraib Jail，” Associated Press， July 22， 2013，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jul/22/iraq-prison-attacks-kill-dozens.(上网时间：2014年8月26日)
[12] “Iraqi PM Maliki Says Saudi， Qatar Openly Funding Violence in Anbar，” Reuters， March 9， 2014，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3/09/us-iraq-saudi-qatar-idUSBREA2806S20140309.(上网时间：2014年8月27日)
[13] “Al Qaeda Militants Captures US Black Hawk Helicopters in Iraq，” Zero Hedge， June 10， 2014， http：//www.zerohedge.com/news/2014-06-10/al-qaeda-militants-capture-us-blackhawk-helicopters-iraq.(上网时间：2014年6月14日);“Iraq’s Terrorists Are Becoming a Full-Blown Army，” The Daily Beast， 11 June 2014，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4/06/11/iraq-s-terrorists-are-becoming-a-full-blown-army.html.(上网时间：2014年7月15日)
[14] “Pakistani Terror Group Swears Allegiance to Islamic State，” The Telegraph， July 9， 2014，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pakistan/10955563/Pakistani-terror-group-swears-allegiance-to-Islamic-State.html.(上网时间：2014年7月15日)
[15] “中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014年8月15日，http：//www.china-un.org/chn/hyyfy/t1183246.htm。(上网时间：2014年8月27日)
星期三, 11月 05, 2014
蓋達宣戰中國 聲援ISIS劍指新疆
[2014.10.24]
日本《外交學者》22日發表《蓋達組織也宣戰中國》（Al-Qaeda Declares War on China, Too）一文，指蓋達組織稱中國佔領了新疆維族自治區。分析人士認為，蓋達組織聲援ISlS，宣布對中國進行聖戰。
【明報專訊】新疆近年恐怖勢力膨脹，西方也曾警告中國所獨立面對的恐怖主義風險正在增強。稍早之前，蓋達組織突然將注意力轉向中國，今年7月脫胎於蓋達組織的「伊斯蘭國」(ISIS)宣布建國，在其公布的邊界版圖中，中國新疆被納入其中。而據日本《外交學者》本月22日發表的《蓋達組織也宣戰中國》(Al-Qaeda Declares War on China, Too)一文，蓋達組織稱中國佔領了新疆維族自治區。分析人士認為，蓋達組織聲援ISlS，宣布對中國進行聖戰。
圖將新疆描述為長期獨立國家
據多維新聞報道，蓋達組織的宣傳工具「阿爾-薩哈布」(al-Sahab media)本周發布了新的英文版雜誌《復興之路》(Resurgence)的第一期。其中，一篇題為《關於東突的10個事實》(10 Facts About East Turkistan)的文章(「東突」指的就是新疆)，試圖將新疆描述為一個長期獨立的國家，只是在近期才慘遭漢族的殘酷殖民，並「憂心忡忡」地認為漢族還決心要抹殺新疆的伊斯蘭遺產。
文章稱，「在過去1,000年的伊斯蘭歷史中，新疆在前763年是獨立的，而在後237年中，則斷斷續續地處在漢族的佔領之下。」並認為，被佔領的代價是慘重的，「1949年，93%的東突人口是維族，只有7%是漢族。而今，經過60多年本土居民的被迫流移失所以及漢族的進駐定居，東突45%的人口是漢族。」
儘管《關於東突10個事實》的文章並沒有號召對中國進行聖戰，這個觀點在《復興之路》的其他文章中則是更加直接地表達出來。例如，其中一篇文章說，伊斯蘭世界的勝利對美國、伊朗、中國、俄羅斯以及所有那些通過代理打擊穆斯林的國家而言，都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和苦澀的失敗。讓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尤為煩惱的是，蓋達組織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呼籲信徒擾亂航運霍爾木茲海峽和馬六甲海峽的航運。
蓋達組織的宣傳工具「阿爾-薩哈布」自2001年以來就很活躍，雖然它的活動在過去幾年迅速減少，《復興之路》雜誌是蓋達組織第一次發布英文版的雜誌。
ISIS建國版圖 佔領新疆排第一位
事實上，蓋達組織插手新疆的舉措可以追溯到今年7月，時值脫胎於蓋達組織的ISIS宣布建國，在其公布的地域版圖中，中國新疆被納入其中。ISIS規劃着數年後佔領西亞、北非、西班牙、中亞、印度次大陸全境乃至中國新疆。ISIS今年7月初建國時，神秘的領導人巴格達迪在約15分鐘的演講中點名，更將中國排在第一位，多次提到中國以及中國新疆，指摘中國政府在新疆的政策，並要求中國穆斯林和全世界穆斯林一樣向其效忠。
中國回應的態度是相當堅決，習近平等中共高層表示，反恐沒有與穩定無關的地區、無關的部門、無關的人。所以，當8月7日晚奧巴馬宣布授權美軍空襲伊拉克宗教極端武裝時，中國毫不猶豫地於次日給予了明確的支持信號。
而在本月21日的外交部發布會上，華春瑩疑似回應了蓋達組織雜誌最近發表的呼籲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建立哈里發(哈里發是伊斯蘭教宗教的及世俗的最高統治者的稱號，ISIS領袖易卜拉欣自封為哈里發)的消息時表示，中國希望國際社會能夠意識到這種危險。中方呼籲加強交流，分享信息，進一步合作，共同打擊包括「東突」在內的國際恐怖主義，確保地區和平與穩定。
涉疆恐襲多具國際恐怖主義背景
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新疆「7·5」騷亂之後，涉疆暴恐襲擊事件呈現激增態勢，而且呈現出年輕化、極端化和突破區域化等特點。中國官媒報道，近年涉疆恐怖襲擊事件多具有國際恐怖主義背景。比如最近的7月末的莎車暴力襲擊便被認定為一宗境內外恐怖組織相互關連的有組織、有預謀的暴恐案件。新華社稱，暴恐團伙打着「聖戰」的旗幟與境外「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組織勾連。
分析人士認為，如果說以往中東與新疆同組同源的國家基於西方人權和民族偏袒心理並不完全認同中國對境內的新疆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打擊，那麼目前面臨共同的ISIS威脅，中國與中東建立打擊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統一戰線將不是難事。ISIS屢次點名中國，也讓美國等一貫在新疆問題上持有雙重標準的國家無從指摘中國發力反恐。
日本《外交學者》22日發表《蓋達組織也宣戰中國》（Al-Qaeda Declares War on China, Too）一文，指蓋達組織稱中國佔領了新疆維族自治區。分析人士認為，蓋達組織聲援ISlS，宣布對中國進行聖戰。
【明報專訊】新疆近年恐怖勢力膨脹，西方也曾警告中國所獨立面對的恐怖主義風險正在增強。稍早之前，蓋達組織突然將注意力轉向中國，今年7月脫胎於蓋達組織的「伊斯蘭國」(ISIS)宣布建國，在其公布的邊界版圖中，中國新疆被納入其中。而據日本《外交學者》本月22日發表的《蓋達組織也宣戰中國》(Al-Qaeda Declares War on China, Too)一文，蓋達組織稱中國佔領了新疆維族自治區。分析人士認為，蓋達組織聲援ISlS，宣布對中國進行聖戰。
圖將新疆描述為長期獨立國家
據多維新聞報道，蓋達組織的宣傳工具「阿爾-薩哈布」(al-Sahab media)本周發布了新的英文版雜誌《復興之路》(Resurgence)的第一期。其中，一篇題為《關於東突的10個事實》(10 Facts About East Turkistan)的文章(「東突」指的就是新疆)，試圖將新疆描述為一個長期獨立的國家，只是在近期才慘遭漢族的殘酷殖民，並「憂心忡忡」地認為漢族還決心要抹殺新疆的伊斯蘭遺產。
文章稱，「在過去1,000年的伊斯蘭歷史中，新疆在前763年是獨立的，而在後237年中，則斷斷續續地處在漢族的佔領之下。」並認為，被佔領的代價是慘重的，「1949年，93%的東突人口是維族，只有7%是漢族。而今，經過60多年本土居民的被迫流移失所以及漢族的進駐定居，東突45%的人口是漢族。」
儘管《關於東突10個事實》的文章並沒有號召對中國進行聖戰，這個觀點在《復興之路》的其他文章中則是更加直接地表達出來。例如，其中一篇文章說，伊斯蘭世界的勝利對美國、伊朗、中國、俄羅斯以及所有那些通過代理打擊穆斯林的國家而言，都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和苦澀的失敗。讓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尤為煩惱的是，蓋達組織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呼籲信徒擾亂航運霍爾木茲海峽和馬六甲海峽的航運。
蓋達組織的宣傳工具「阿爾-薩哈布」自2001年以來就很活躍，雖然它的活動在過去幾年迅速減少，《復興之路》雜誌是蓋達組織第一次發布英文版的雜誌。
ISIS建國版圖 佔領新疆排第一位
事實上，蓋達組織插手新疆的舉措可以追溯到今年7月，時值脫胎於蓋達組織的ISIS宣布建國，在其公布的地域版圖中，中國新疆被納入其中。ISIS規劃着數年後佔領西亞、北非、西班牙、中亞、印度次大陸全境乃至中國新疆。ISIS今年7月初建國時，神秘的領導人巴格達迪在約15分鐘的演講中點名，更將中國排在第一位，多次提到中國以及中國新疆，指摘中國政府在新疆的政策，並要求中國穆斯林和全世界穆斯林一樣向其效忠。
中國回應的態度是相當堅決，習近平等中共高層表示，反恐沒有與穩定無關的地區、無關的部門、無關的人。所以，當8月7日晚奧巴馬宣布授權美軍空襲伊拉克宗教極端武裝時，中國毫不猶豫地於次日給予了明確的支持信號。
而在本月21日的外交部發布會上，華春瑩疑似回應了蓋達組織雜誌最近發表的呼籲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建立哈里發(哈里發是伊斯蘭教宗教的及世俗的最高統治者的稱號，ISIS領袖易卜拉欣自封為哈里發)的消息時表示，中國希望國際社會能夠意識到這種危險。中方呼籲加強交流，分享信息，進一步合作，共同打擊包括「東突」在內的國際恐怖主義，確保地區和平與穩定。
涉疆恐襲多具國際恐怖主義背景
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新疆「7·5」騷亂之後，涉疆暴恐襲擊事件呈現激增態勢，而且呈現出年輕化、極端化和突破區域化等特點。中國官媒報道，近年涉疆恐怖襲擊事件多具有國際恐怖主義背景。比如最近的7月末的莎車暴力襲擊便被認定為一宗境內外恐怖組織相互關連的有組織、有預謀的暴恐案件。新華社稱，暴恐團伙打着「聖戰」的旗幟與境外「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組織勾連。
分析人士認為，如果說以往中東與新疆同組同源的國家基於西方人權和民族偏袒心理並不完全認同中國對境內的新疆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打擊，那麼目前面臨共同的ISIS威脅，中國與中東建立打擊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統一戰線將不是難事。ISIS屢次點名中國，也讓美國等一貫在新疆問題上持有雙重標準的國家無從指摘中國發力反恐。
星期四, 9月 11, 2014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全球化
作者：涂龙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译审
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四期
文章编号：1673－5161（2007）04－0043－10中图分类号：D371文献标识码：A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02JAZJDGJW011）的前期成果。
摘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的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也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创始人哈桑·班纳一生致力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的国际化，在他及其继任者的不懈努力下，穆兄会已经发展成为遍及数十个国家的庞大的国际组织。再如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政权致力于输出伊斯兰革命。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于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并不仅仅出于安全、财政等方面因素考虑的一般意义上的移民，而是被看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穆斯林为“主道而战”所进行的一次新的“迁徙”，这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关系，也与伊斯兰教的“迁徙”和“圣战”传统有关。从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中就可以理解“迁徙”和“圣战”在普通穆斯林心目中巨大的感召力。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早年在麦加传教，告诫人们放弃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谴责多神信仰给阿拉伯人带来的愚昧和社会道德的堕落，宣讲末日审判和复活的观念，警告多神教徒若不归顺安拉，将在末日审判时遭到惩罚，并堕入地狱；而归顺者将在后世得到奖赏，永驻天园。另外，穆圣还提出了凡穆斯林不分氏族部落，皆为兄弟，应联合起来，消除部落仇杀等一系列社会改革主张，受到了下层民众的拥护。由于穆圣所传的教义触犯了麦加贵族的利益，他们便采取各种手段迫害穆斯林，直至搜捕杀害穆圣。因此，穆圣被迫于公元622年出走麦加，前往麦地那，并在麦地那建立了统一的穆斯林社团“乌玛”，为日后在圣战的旗帜下征服麦加贵族和统一阿拉伯半岛奠定了基础。由于迁徙事件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就把公元622年定为伊斯兰教纪元元年。因此，迁徙是穆斯林民族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是有组织、怀有宗教目的的特殊移民，是伊斯兰教哲学和智慧的象征。迁徙引领伊斯兰教成长，促使穆斯林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性的、不带地方主义色彩的国家。因此，对于穆斯林来说，迁徙是其引以为荣的事件，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是不会满足于一处永久居所的，哪里能履行信仰，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哪里就是他的家园。［1］
圣战则是指“为主道而战”，目标是在全世界建立伊斯兰政权，以《古兰经》和圣训规范世人的行为和生活。这一漫长的奋斗过程，《古兰经》称之为“杰哈德”，媒体把之翻译为“圣战”。圣战是穆斯林的宗教义务之一，它有大小之分、和平和暴力之别。“大杰哈德”是指信徒 “用心、用舌、用手”同自己内心的邪恶意念作斗争，净化心灵，虔信真主和使者，并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规劝世人，传播伊斯兰教；“小杰哈德”是指穆斯林用“剑”进行圣战，鼓励穆斯林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为捍卫和弘扬伊斯兰教而战。伊斯兰教第三任正统哈里发艾卜·伯克尔在发表其就职演说时，曾强调了圣战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放弃圣战，因为一个民族丢弃圣战时，它的尊严就会受到伤害，会被别人轻视，在安拉面前也将失去眷顾。［2］56-59
因此，迁徙和圣战的关系十分密切，迁徙是圣战的一部分，两者相互依存，都体现了伊斯兰的大一统精神和穆斯林的奉献精神。迁徙并不是由于遇到困难而逃避，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圣战使命而寻找更好的环境，它鼓励穆斯林为完成圣战使命而放弃物质世界的引诱。穆圣率领穆斯林光复麦加后，一些穆斯林认为迁徙不再需要，但穆圣强调：只要圣战存在，迁徙就不会终止。他号召信徒们：为了消灭不信道者，你们不要中止迁徙。
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三次迁徙浪潮
伊斯兰极端势力之所以离开埃及这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源地，是多方面原因所致：首先，极端分子在埃及境内面临世俗政权的严厉镇压，迫于严峻的安全形势，只能逃离埃及，寻找更安全的地方继续从事“圣战”事业；其次，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海湾石油富国或欧美国家，有的是为自己及家庭挣钱打工，有的则是受其组织派遣去筹集活动经费；再次，一些穆斯林极端分子信奉极端组织鼓吹的“迁徙”和“圣战”理论，出国寻找更适宜履行“圣战”义务的地点，以便积聚力量，为最终重返埃及、解放被世俗政权统治的“查希里亚社会”做准备；最后，埃及伊斯兰阵营、特别是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也促使一部分极端分子远走他乡。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被暗杀后，上下埃及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发生大分裂——上埃及极端组织发展成为伊斯兰组织，下埃及则发展成为圣战组织。这种分裂对于那些希望短期就能在埃及恢复伊斯兰统治的极端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分裂意味着力量被削弱，也意味着伊斯兰政权的建立变得遥遥无期，在失望与愤懑之余，一大批极端分子决定离开埃及，另辟蹊径，继续“圣战”［3］。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穆兄会成员为逃避纳赛尔政权的镇压而纷纷离开埃及之际，埃及的极端组织当时并不赞同这种逃避现实的“迁徙”作法。以策划实施萨达特暗杀事件的圣战组织为例，该组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所有埃及极端组织中向国外迁徙极端分子最多的组织，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反对通过“迁徙”进行圣战。该组织埃米尔阿卜杜勒·萨拉姆·法尔吉在其《缺席的义务》一书中写道：有人称建立伊斯兰国家的途径是迁徙到另一个国家，并在那里首先建立伊斯兰国家，然后再打回国。但是，为了积蓄实力，他们其实应该首先致力于把自己的国家改造成伊斯兰国家，然后再征服其他国家。［4］萨达特暗杀事件以及上埃及暴动的失败，使得圣战组织成员随后多以合法和非法的身份逃往国外。
埃及极端分子的第一次迁徙浪潮，首先是在埃及境内实现的。当时，在穆斯林组织（定叛与迁徙组织）的号召下，该组织的数千名追随者放弃了尼罗河三角洲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生活环境，集体迁往某一艰苦地区，尝试建立伊斯兰政权，按照《古兰经》和圣训行事。但是，这种迁徙受到了组织形式、地理环境和安全局势等方面因素的明显制约，很快被证实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迁徙，埃及安全机构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并对其进行围剿和铲除，这使得埃及极端分子产生了向国外迁徙的念头。瓦希德·奥斯曼本是伊斯兰组织的继任埃米尔，也被认为是“国内迁徙”的创始人。他的迁徙观念的转变有一定的代表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奥斯曼谈到国外迁徙的问题时承认：对于穆斯林组织而言，迁徙是必经阶段，该组织成员只有经过迁徙，才能加入圣战行列。他说，穆斯林应该迁徙到由“明君”统治的地域，即使这一“明君”同样是不信伊斯兰教的“卡非尔”也没有关系。奥斯曼说，穆斯林组织认为，所有阿拉伯国家都不能满足“明君”统治的条件，而对于穆斯林圣战者来说，全球每一个角落都是安拉治下的土地，都可供他们迁徙。因此，该组织成员原本有意向欧洲迁徙，如挪威、瑞士等是他们眼中的“公正国家”。但是，穆斯林组织的创始人、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却坚持认为，也门是迁徙者的明智之选。因此，在舒克里·穆斯塔法等人因绑架杀害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事件被处决后，穆斯林组织的一大批成员根据前埃米尔的遗愿，逃往也门。他的继任者、号称“阿布·古什”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在舒克里·穆斯塔法被处决后，收集残部，向也门迁徙，并从也门继续向其他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迁徙。［5］
其实，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并不是穆斯林组织第一个主张向国外迁徙的领导人。在他之前，该组织领导人之一的萨拉赫·沙维已经主张迁徙了。沙维因反对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杀害被绑架的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认为这样做会使该组织暴露在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遭致灭顶之灾），便在这起事件上与埃米尔发生了尖锐冲突，并最终导致与该组织发生分裂。1981年，萨达特暗杀事件后，沙维也是被埃及安全机构通缉的逃犯之一，但他成功逃往也门，并在当地结识了一名加入了穆兄会的部落酋长。后者对沙维的“定叛与迁徙”理论大为赏识，于是决定弃穆兄会，投入穆斯林组织的怀抱。在这名酋长的鼎力支持下，沙维随后往返于埃及、沙特和巴基斯坦之间，并最终在巴基斯坦一所伊斯兰宗教大学里任教，得以继续从事他的“圣战”事业。［5］
穆斯林组织的竞争对手——埃及圣战组织的头目之一、曾加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的圣战头目哈桑·希拉维也走过了一条类似于沙维的“圣战”道路。希拉维原与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在迁徙问题上尖锐对立，主张通过圣战手段实现建立伊斯兰政权的理想，竭力反对舒克里·穆斯塔法的“定叛与迁徙”理论，与穆斯林组织争夺会员和支持者。为此，一个自称为“绿营”的伊斯兰组织极端小组，曾试图暗杀希拉维。1977年，希拉维因卷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发动的军事技术学院的未遂政变事件而被判7年监禁，迫使他放弃反对迁徙的一贯思想，逃往沙特躲避牢狱之灾。直到1993年，才被穆巴拉克政府引渡回国服刑。［5］
综上所述，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埃及极端分子全球化迁徙的第一波浪潮是由埃及伊斯兰党和穆斯林组织的残余势力掀起的，迁徙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逃避萨达特政权对这两个极端组织的打击迫害。但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迁徙出国的极端分子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当时认同“定叛与迁徙”理论和对现政府失望的其他埃及人，也加入了迁徙国外的行列，不少人到了也门、沙特、伊拉克等国，寻找生计和避难。
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行动则源于阿富汗圣战。1979年12月，前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试图用武力控制这个连接欧亚大陆的小国。在前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阿富汗阿明政权不堪一击，一周内便告亡国。阿富汗是个伊斯兰国家，境内98％以上的居民是穆斯林，其中90％是逊尼派穆斯林。前苏联的悍然入侵，激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一片声讨。出于当时美苏争霸战略的考虑，美国认为前苏联对阿富汗的控制将对西方的石油生命线——海湾形成威胁。为此，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准备为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提供武器装备，利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前苏联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仇视与普通穆斯林朴素的宗教认同感，在世界范围内纠集反苏同盟，号召穆斯林为抵抗苏军占领阿富汗而进行圣战，并为其出谋划策，出钱、出枪、出力，以期把阿富汗变成拖住前苏联的“泥潭”，使之深陷其中，尽可能消耗前苏联的实力。［6］
当时，埃及萨达特政府正由于与以色列媾和而深陷孤立，遭到国内伊斯兰阵营的强烈反对和国外阿拉伯世界“背信弃义”的同声指责，阿拉伯国家集体与萨达特政权断交。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唆使萨达特政权放手让埃及境内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抵抗前苏联占领的圣战，双方一拍即合。当时，在萨达特政府看来，放手让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将有助于埃及摆脱因埃以媾和而陷入的外交孤立困境，通过宗教纽带和圣战观念重新联络海湾阿拉伯石油大国，恢复埃及地区大国地位；第二，大批极端分子出国，有利于国内治安以稳定国内局势；第三，阿富汗圣战者得到了海湾石油富国、美国等方面的经援，还可以消耗一部分埃及军队库存的武器弹药，将之变成现金。正是出于这样的短视考虑，萨达特政权为极端分子迁徙出国大开方便之门，导致这批阿富汗圣战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又把圣战输回埃及，酿成了埃及历史上恐怖暴力事件最猖獗、最血腥的一段时期。当然，作为阿富汗圣战始作蛹者的美国，最终也遭到了这些圣战者的报复，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
为吸引全世界圣战者到阿富汗，美国首先在纽约开设了第一个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由穆斯塔法·沙勒比负责接待来自埃及等国的圣战者，并把他们输送到阿富汗战场。随着阿战事的不断持续，此类接待站在美国最多时曾发展到17家。与此同时，埃及国内萨达特政权也为各类宗教组织公开招募圣战志愿者大开绿灯。1979年，上埃及明亚大学召开师生大会，要求支持阿富汗圣战。1980年，爱资哈尔大学召开大会，要求为志愿者赴阿富汗圣战敞开大门，为青年学生志愿者提供军训条件，并呼吁伊斯兰世界支持阿富汗圣战，断绝与前苏联的外交关系。随后，爱资哈尔宗教机构又多次举行群众集会，要求政府支持阿富汗圣战。这些来自民间的要求与萨达特政府在阿富汗圣战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为此，萨达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卡迈勒·哈桑·阿里同意为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极端分子提供军训基地，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也多次呼吁国民为阿富汗圣战行动捐款，人民议会也公开发表声明，呼吁向阿战场派遣圣战志愿者。有消息说，埃及军方当时曾使用卡纳军用机场，向阿富汗运送埃及圣战志愿者。
在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呼吁中，埃及的一些行业工会在招募志愿者方面异常活跃，特别是在埃及穆兄会的喉舌——《呼声》杂志上刊登了设在阿富汗的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的电话和具体地址后，志愿者人数成倍增加。另外，在向阿富汗输送志愿者的行动中，沙特也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沙特担心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其势力范围会扩张到海湾，对沙特政权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与两大圣城的守护者，在涉及泛伊斯兰问题上，沙特凭借其雄厚的石油美元实力，一直以护教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借以利用宗教纽带以扩大其在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为此，沙特当时为阿圣战者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医疗援助。
对于埃及境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来说，在萨达特暗杀事件和上埃及暴动失败后，时刻面临着被安全机构追捕的危险。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无疑于天赐良机。另外，一些圣战狂热分子也试图通过阿富汗圣战的历练，为重新“杀回”埃及夺取政权积累战斗经验。因此，地形崎岖、条件恶劣的阿富汗，一时成了圣战者向往的理想天堂。1984年初，圣战组织决定把一些曾因卷入萨达特暗杀事件的极端分子送往阿富汗参加圣战。1985年，伊斯兰组织的第二代领导人在上埃及实施重组后，也开始向阿富汗战场输送圣战志愿者。据悉，第一个抵达阿富汗的埃及圣战志愿者是圣战组织的头目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他与上埃及阿斯尤特大学的一批朝觐者一起，取道沙特前往阿富汗。接着，该组织另外两名头目阿里·阿卜杜勒·法塔赫（化名“阿布·尤斯里”）和暗杀萨达特总统的凶手哈利德·伊斯兰布里的大哥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也从埃及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成功逃脱，前往阿富汗。在伊斯兰组织中，最著名的圣战志愿者为阿卜杜·拉布·拉苏勒·萨耶夫，曾担任过阿富汗圣战流亡政府的总理，是埃及伊斯兰组织在阿富汗圣战初期的重要头目。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加入了由阿富汗前总理、现被美国人称为“本·拉登第二”的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当时，无论是萨耶夫还是希克马蒂亚尔，都对圣战志愿者加入自己的队伍持欢迎态度，以便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势力，为苏军撤出阿富汗之后捞取更多的政治和军事资本做准备。［5］
埃及伊斯兰组织的圣战志愿者抵达后，首先在阿北部边境一个叫加吉的地方建立了军事训练基地，起名为“伊斯兰哈里法军营”。但不久以后，由于该营地气候十分寒冷，来自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埃及志愿者很难适应，该营地后南迁至赫尔敦地区，新营地起名为“苏希卜烈士军营”，以纪念1990年5月16日战斗中被打死的埃及圣战先行者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军营里分工明确，里法伊·塔哈、穆斯塔法·哈姆扎和阿德里·尤素福负责军训工作，哈利德·哈纳菲负责医疗工作，塔拉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和乌沙姆·鲁什迪负责军营的宣传工作，并主编《民兵》杂志。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逐渐统一到扎瓦赫里的领导之下，并与本·拉登建立了密切联系，从他那里获取军训经费。扎瓦赫里圣战派别也有他们自己的《法塔赫》杂志，后又更名为《圣战者报》。［7］212-213
埃及圣战组织和伊斯兰组织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主要通过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恐怖大亨”本·拉登的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设在开罗的分公司网罗圣战者。当时，沙特政府把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城的扩建工程承包给了拉登家族旗下的公司，由于沙特缺乏劳动力，而埃及劳动力过剩，且成本较低，因此，沙特内政部和沙特驻开罗使馆为该公司从埃及引进各类技术人才和一般劳务人员提供了方便。随着一大批埃及熟练工人、工程师和技师等进驻工地，本·拉登也开始在他们中间秘密招募阿富汗圣战志愿者，并在沙特境内为这批新招募的志愿者开设了接待站，为阿富汗战场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类圣战人才；第二，通过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大批志愿者通过这条途径前往设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各个救援机构工作。拉登家族的公司也从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在阿富汗的工程中获益，该机构在阿富汗15家救援机构的土建工程就是由拉登家族承包建设的。在这些救援机构中曾有900名阿拉伯人从事各类救援工作，其中来自埃及的志愿者就多达300人。2006年，被扎瓦赫里宣布为圣战组织新埃米尔的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就曾是一名参与圣战救援工作的志愿者；第三，通过伊斯兰世界联盟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该组织成立于1962年，总部设在麦加，在100多个国家开设了办事处或派驻代表，负责协调全世界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事宜。该协会在埃及的办事处利用组织朝觐者的机会秘密招募圣战者，朝觐者抵达沙特后，如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只需到本·拉登在沙特开设的名为“安萨尔之家”的接待站报名即可。接待站有专人为这些圣战者制作新护照，为每人取一个化名，在阿富汗方面的配合下，这些人只需办理沙特的出境手续，便可顺利抵达伊斯兰堡，进入设在白沙瓦的沙特圣战者军营。当然，并非每位朝觐者都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一些人在朝觐后返回了埃及，而另外一些人希望借着朝觐的机会到沙特淘金。这些人中，很多人因在沙特找不到工作而选择铤而走险，经不起圣战招募者的蛊惑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投奔阿富汗战场。
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全球蔓延
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不仅没能因此实现南下海湾的战略目标，反而陷入了与阿富汗圣战游击队的持久战、消耗战之中，并开始渐渐步入灾难的深渊。在此形势下，前苏联被迫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从1982年美苏商谈撤军问题开始，到1989年前苏联政府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完成，差不多用了7年的时间。
随着前苏联兵败阿富汗和圣战者进驻喀布尔，伊斯兰狂热分子的圣战使命便宣告结束。与此同时，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阿富汗新政权面前，那就是这些圣战志愿者的归宿问题。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训练有素，有极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由于圣战者人数众多，他们如果与当地某一军阀结盟，甚至能改变阿富汗的政治格局和各派间的力量对比。据来自美国国会的资料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中，有3500名阿拉伯圣战者，到八十年代中期，其麾下的阿拉伯圣战者多达1.6万人。如果加上阿富汗游击队其他派别的阿拉伯圣战者，这支圣战队伍是一支绝对不容小觑的力量。不少人认为，由于人员分布广，来历杂，因此阿拉伯圣战者的实际人数可能永远是个谜。但无论如何，埃及圣战者在他们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埃及境内兴风作浪的极端组织头目，大多是从阿富汗圣战战场回国的，或是曾在各个中转站负责接待这批圣战者的极端分子。埃及新闻媒体曾报道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埃及人有600人，其中150人在前苏联撤军后回到埃及境内，这其中又有70人被埃及安全机构抓捕。但更多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字只是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极端分子实际人数的冰山一角。另据埃及内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参加阿富汗圣战的埃及人有1000人左右，在圣战结束后分散到12个国家，其中包括8个欧洲国家。这一数据并未计算那些已经在1992年后通过各种途径返回埃及境内的圣战者。事实上，留在阿富汗的埃及圣战者是少数，多为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这些人早已是有家不能回，等待他们的只有死刑或牢狱之灾。［5］
当初，当埃及圣战者满腔热血奔赴阿富汗战场时，大多数人心中只有圣战一个念头，还来不及考虑圣战之后自己的归宿问题。前苏联撤军后，随着圣战使命的终结，对于阿富汗人来说，该是“卸磨杀驴”的时候了，阿富汗新领导人对阿拉伯圣战者明显表露出了冷淡。有分析人士认为，促使阿拉伯圣战者最终放弃阿富汗而散布到世界各地，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阿拉伯圣战者都为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阿富汗人担心有朝一日养虎为患，殃及自身。前苏联撤军后的第一任阿富汗总统穆贾迪迪就曾对阿拉伯圣战者滞留阿富汗公开表示忧虑；第二，苏联撤军后，由于各武装派别政见不合，分肥不均，阿富汗随即爆发内战，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富汗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避免招致杀身之祸，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内战中尽可能恪守中立，苦苦支撑，伺机寻找合适渠道离开阿富汗；第三，为了讨好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阿富汗新政权开始引渡一些被各国安全机构追捕的极端分子，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与扎瓦赫里一起创建埃及圣战组织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希姆·沙尔加维，就是在那时由阿富汗新政权引渡给埃及穆巴拉克政府的。这使得那些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更是急于另投他处，以免被蒙在鼓里，有朝一日做了阿富汗新政权的“顺水人情”。
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的一些关键人物在前苏联撤军后的大体去向为：伊斯兰组织精神领袖奥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捷足先登，早在1990年5月便申请到了美国签证，定居纽约后因涉嫌卷入1993年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而被美国司法机构判处终身监禁；伊斯兰组织头目之一的穆斯塔法·哈姆扎移居苏丹，后从苏丹前往索马里；塔勒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及另外7名同伙在1993年申请到丹麦政治避难，塔勒阿特·亚辛潜回埃及境内，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起初在贾拉拉巴德居住了1年后前往伊朗定居，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此人不知去向，但据估计仍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国家一带活动；圣战组织头目之一的扎瓦赫里在1993年底申请到瑞士的政治避难，亚西尔·陶菲克·西里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他与该组织的另外一伙圣战者（最著名的有阿迪勒·阿卜杜勒·马吉德和撒尔瓦特·萨拉赫·谢哈特等人），在伦敦创建了一个名为“伊斯兰新闻观察所”的机构；当时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的著名埃及极端分子还有阿布·哈姆扎·马斯里，他的真实姓名是穆斯塔法·卡迈勒，曾参加阿富汗圣战，并于1994年返回伦敦，担任伦敦伊斯兰安萨尔协会会长和伦敦奉西里·巴尔克清真寺的伊玛目。另外，被指控策划制造1995年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未遂事件和1997年底卢克索袭击外国游客惨案的乌萨马·阿尤布，申请到了德国的政治避难签证，另一伊斯兰组织领导人乌萨马·鲁什迪则申请到了荷兰的政治避难签证，后移居土耳其。［5］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当时同意接纳一批阿富汗圣战者，为他们提供活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这批人往往是自己国家政权的反叛者，也是西方国家利用人权、民主等旗号向这些国家施压的工具。另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危害性的认识还不够，这也是造成这些圣战者能够从西方国家轻易获得政治避难资格的原因之一。除西方国家外，伊朗和苏丹也是接纳阿富汗圣战者的主要伊斯兰国家，基地组织的第一、二号人物本·拉登和扎瓦赫里，都曾在阿富汗战争后居留苏丹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个国家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掌权，都热衷于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愿意借助阿富汗圣战者来弘扬伊斯兰革命精神，争夺伊斯兰世界事务的主导权。而对于埃及圣战者来说，在阿富汗战争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苏丹和1994年爆发内战的也门这两个阿拉伯兄弟国家，那里没有语言障碍和宗教文化差异，从地缘上来说又距离自己的国家比较近，能找到相对安全的藏身之所。
需要指出的是，在阿富汗圣战后，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地以继续圣战使命，只是一部分来自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圣战者的追求，而另一部分圣战者则选择了投奔新的圣战战场。兵败阿富汗后不久，积重难返的前苏联便开始解体，原有的冷战格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被打破，世界出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在新旧体制更替的过程中，新的民族、宗教狂热取代了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争夺，成为新的地区动荡和武装冲突的根源之一，中亚五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和内乱、波黑内战、车臣战争、索马里内战、海湾危机等等，都为圣战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在这期间，最为引人瞩目的圣战者迁徙地有三个，即塔吉克斯坦、波黑和车臣，并与当地的社会动荡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塔吉克斯坦内战。1991年9月9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后，国内各种政治、宗教、地方利益集团斗争日趋激烈，导致政局持续动荡。1992年，塔吉克斯坦爆发内战，以伊斯兰复兴党、民主党为代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不甘心原共产党人继续执政，建立了救国阵线，并得到了当时阿富汗拉巴尼政府和马苏德军队以及伊朗、沙特、巴基斯坦和美国等国的支持，与塔吉克斯坦亲俄的世俗政权——拉赫莫诺夫政权展开了较量，内战一直持续到1997年6月双方签署《民族和睦总协定》。这场持续8年的内战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提供了新的圣战舞台，一批阿富汗圣战者在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迁徙到了塔吉克斯坦，并加入了当地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投入反对拉赫莫诺夫世俗政权的圣战当中。更为严重的是，内战期间，一些塔吉克斯坦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成了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反政府极端分子的后方基地，极端分子假道塔吉克斯坦进入乌兹别克斯坦，有些叛乱分子则在圣战失败后逃往中亚其他国家，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和该地区国家间关系。［8］
第二、波黑内战。以民族主义分离运动为特征的国家裂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迅速蔓延到了巴尔干地区，继前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后，前南斯拉夫分裂成5个国家。巴尔干地区历来是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冲突的焦点地区，波黑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信仰不一，又有历史上的民族血债，因而使分家冲突演变成了一场国际上不同宗教势力分别支持各自一方的旷日持久的血战——塞族得到东正教兄弟俄罗斯、希腊的同情和支持，信天主教的克族有西方背景，而穆斯林自然得到了广大伊斯兰国家的支持，从而使这场长达8年之久的波黑内战也蒙上了一层伊斯兰圣战的色彩，吸引着伊斯兰世界，包括那些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圣战者。［9］
第三、车臣战争。车臣问题一直是困扰俄罗斯的一大难题。车臣共和国位于北高加索的捷列克河沿岸，北与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为邻，南与格鲁吉亚共和国接壤，东靠达吉斯坦共和国，西部是北奥塞梯共和国。车臣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人口120多万，其中车臣人占大多数，为主体民族。车臣人祖居高加索山区，信奉伊斯兰教，是一个强悍尚武的民族，1859年被沙俄军队征服，车臣便沦为沙俄帝国的殖民地。前苏联解体前后，车臣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恶性膨胀，在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94年，俄罗斯为了平息车臣日益猖獗的分裂主义势力，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出兵镇压车臣反叛武装，正式打响了旷日持久的车臣战争。这一场由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同样也被蒙上了伊斯兰圣战的色彩，使车臣成为继塔吉克斯坦和波黑之后，又一个吸引全世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圣战战场。［10］
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的全球化
随着伊斯兰极端分子在阿富汗战争以后向世界各地迁徙，以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为首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触角也开始伸向世界各地。在欧洲，除设在伦敦的“伊斯兰新闻观察所”外，还出现了众多从不知名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如“世界公正组织”和“《古兰经》和逊尼派工作者协会”等等。一般认为，这些新成立的组织只是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在也门，由于1994年爆发了南北内战，也门中央政权对局势的控制能力有所下降，因此，那里也成了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的重要据点之一，最著名的军训基地有两个，即“马拉加什军训营”以及在首都萨那附近沙漠地带建立的“贵宾之家”，后者由也门马拉加什部落酋长、曾参加过阿富汗圣战的纳赛尔·法德利之子塔里克·法德里经营，在当地社会很有势力。另外，在也门还有“亚丁军”，美国指责该极端组织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牵连，2000年曾制造了美国“科尔号”驱逐舰在亚丁港遭袭事件。在苏丹，埃及方面曾指责苏丹境内设有至少17个恐怖分子训练基地，并策划制造了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事件以及卢克索惨案。
有关学者指出，从1989年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至1995年，这段时间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全球化的高潮阶段，此后，这种全球化趋势得到了遏止。［11］258-263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自从1993年纽约世贸大楼发生爆炸事件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产生了警惕，不再把他们视为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犯，也不再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经过几年的酝酿，西方国家从1996年起，开始拒绝向伊斯兰极端分子、特别是来自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发放入境签证。另外，在反恐问题上，西方国家与埃及、沙特等国开始进行合作，向这些国家引渡少数极端分子。这样一来，西方世界也不再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向往的理想避难所了；2.1996年，塔利班逐渐控制了阿富汗局势，使阿富汗再次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天堂”，不少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此后回流到阿富汗，寻求塔利班的庇护。本·拉登和扎瓦赫里就是在这一期间重返阿富汗的；3.1997年埃及最大的极端组织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内部发生严重分裂，伊斯兰组织被监禁的领导人宣布该组织放弃暴力，并得到圣战组织部分领导人的支持和效仿。［12］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削弱了它们的整体实力，挫伤了一部分极端分子的士气，也使极端组织全球化进程大大放慢。
但是，正是在这一时期，以本·拉登和扎瓦赫里等人为代表的极端分子，开始拼凑一个全球性的极端组织，在散布世界各地的、以阿富汗阿拉伯人为核心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分支机构的基础上，于1998年2月中旬宣布建立“世界反对犹太人和十字军伊斯兰圣战阵线”［13］，把圣战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犹太人和西方世界，随着1998年美国驻非洲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接连被炸，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圣战战略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原来利用西方世界的支持与庇护到与之反目成仇，打响了后来被美国总统布什称为“美国与伊斯兰法西斯”之间的一场圣战，基地组织这个全球头号恐怖组织逐渐浮出水面。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全球化，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既有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的宗教意愿的驱使，也有国内、地区和国际局势对这一进程产生的巨大影响。极端势力在其国内遭到严厉打压、政治诉求屡屡得不到满足之际，选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其战略调整的需要。此时，外部世界对待这股势力的立场，将对其全球化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处理伊斯兰极端势力问题上奉行的双重标准，是造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在阿富汗、波黑、车臣等地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支持与利用，无疑又加速了这股势力的全球化进程。“9·11”事件发生后，尽管美国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危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在处理同一问题时，美国并没有汲取“9·11”事件的教训，而是仍在奉行双重标准，这对全球反恐大局来说，将是十分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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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丽蓉）
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四期
文章编号：1673－5161（2007）04－0043－10中图分类号：D371文献标识码：A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02JAZJDGJW011）的前期成果。
摘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的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也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创始人哈桑·班纳一生致力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的国际化，在他及其继任者的不懈努力下，穆兄会已经发展成为遍及数十个国家的庞大的国际组织。再如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政权致力于输出伊斯兰革命。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于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并不仅仅出于安全、财政等方面因素考虑的一般意义上的移民，而是被看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穆斯林为“主道而战”所进行的一次新的“迁徙”，这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关系，也与伊斯兰教的“迁徙”和“圣战”传统有关。从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中就可以理解“迁徙”和“圣战”在普通穆斯林心目中巨大的感召力。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早年在麦加传教，告诫人们放弃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谴责多神信仰给阿拉伯人带来的愚昧和社会道德的堕落，宣讲末日审判和复活的观念，警告多神教徒若不归顺安拉，将在末日审判时遭到惩罚，并堕入地狱；而归顺者将在后世得到奖赏，永驻天园。另外，穆圣还提出了凡穆斯林不分氏族部落，皆为兄弟，应联合起来，消除部落仇杀等一系列社会改革主张，受到了下层民众的拥护。由于穆圣所传的教义触犯了麦加贵族的利益，他们便采取各种手段迫害穆斯林，直至搜捕杀害穆圣。因此，穆圣被迫于公元622年出走麦加，前往麦地那，并在麦地那建立了统一的穆斯林社团“乌玛”，为日后在圣战的旗帜下征服麦加贵族和统一阿拉伯半岛奠定了基础。由于迁徙事件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就把公元622年定为伊斯兰教纪元元年。因此，迁徙是穆斯林民族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是有组织、怀有宗教目的的特殊移民，是伊斯兰教哲学和智慧的象征。迁徙引领伊斯兰教成长，促使穆斯林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性的、不带地方主义色彩的国家。因此，对于穆斯林来说，迁徙是其引以为荣的事件，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是不会满足于一处永久居所的，哪里能履行信仰，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哪里就是他的家园。［1］
圣战则是指“为主道而战”，目标是在全世界建立伊斯兰政权，以《古兰经》和圣训规范世人的行为和生活。这一漫长的奋斗过程，《古兰经》称之为“杰哈德”，媒体把之翻译为“圣战”。圣战是穆斯林的宗教义务之一，它有大小之分、和平和暴力之别。“大杰哈德”是指信徒 “用心、用舌、用手”同自己内心的邪恶意念作斗争，净化心灵，虔信真主和使者，并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规劝世人，传播伊斯兰教；“小杰哈德”是指穆斯林用“剑”进行圣战，鼓励穆斯林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为捍卫和弘扬伊斯兰教而战。伊斯兰教第三任正统哈里发艾卜·伯克尔在发表其就职演说时，曾强调了圣战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放弃圣战，因为一个民族丢弃圣战时，它的尊严就会受到伤害，会被别人轻视，在安拉面前也将失去眷顾。［2］56-59
因此，迁徙和圣战的关系十分密切，迁徙是圣战的一部分，两者相互依存，都体现了伊斯兰的大一统精神和穆斯林的奉献精神。迁徙并不是由于遇到困难而逃避，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圣战使命而寻找更好的环境，它鼓励穆斯林为完成圣战使命而放弃物质世界的引诱。穆圣率领穆斯林光复麦加后，一些穆斯林认为迁徙不再需要，但穆圣强调：只要圣战存在，迁徙就不会终止。他号召信徒们：为了消灭不信道者，你们不要中止迁徙。
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三次迁徙浪潮
伊斯兰极端势力之所以离开埃及这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源地，是多方面原因所致：首先，极端分子在埃及境内面临世俗政权的严厉镇压，迫于严峻的安全形势，只能逃离埃及，寻找更安全的地方继续从事“圣战”事业；其次，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海湾石油富国或欧美国家，有的是为自己及家庭挣钱打工，有的则是受其组织派遣去筹集活动经费；再次，一些穆斯林极端分子信奉极端组织鼓吹的“迁徙”和“圣战”理论，出国寻找更适宜履行“圣战”义务的地点，以便积聚力量，为最终重返埃及、解放被世俗政权统治的“查希里亚社会”做准备；最后，埃及伊斯兰阵营、特别是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也促使一部分极端分子远走他乡。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被暗杀后，上下埃及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发生大分裂——上埃及极端组织发展成为伊斯兰组织，下埃及则发展成为圣战组织。这种分裂对于那些希望短期就能在埃及恢复伊斯兰统治的极端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分裂意味着力量被削弱，也意味着伊斯兰政权的建立变得遥遥无期，在失望与愤懑之余，一大批极端分子决定离开埃及，另辟蹊径，继续“圣战”［3］。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穆兄会成员为逃避纳赛尔政权的镇压而纷纷离开埃及之际，埃及的极端组织当时并不赞同这种逃避现实的“迁徙”作法。以策划实施萨达特暗杀事件的圣战组织为例，该组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所有埃及极端组织中向国外迁徙极端分子最多的组织，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反对通过“迁徙”进行圣战。该组织埃米尔阿卜杜勒·萨拉姆·法尔吉在其《缺席的义务》一书中写道：有人称建立伊斯兰国家的途径是迁徙到另一个国家，并在那里首先建立伊斯兰国家，然后再打回国。但是，为了积蓄实力，他们其实应该首先致力于把自己的国家改造成伊斯兰国家，然后再征服其他国家。［4］萨达特暗杀事件以及上埃及暴动的失败，使得圣战组织成员随后多以合法和非法的身份逃往国外。
埃及极端分子的第一次迁徙浪潮，首先是在埃及境内实现的。当时，在穆斯林组织（定叛与迁徙组织）的号召下，该组织的数千名追随者放弃了尼罗河三角洲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生活环境，集体迁往某一艰苦地区，尝试建立伊斯兰政权，按照《古兰经》和圣训行事。但是，这种迁徙受到了组织形式、地理环境和安全局势等方面因素的明显制约，很快被证实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迁徙，埃及安全机构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并对其进行围剿和铲除，这使得埃及极端分子产生了向国外迁徙的念头。瓦希德·奥斯曼本是伊斯兰组织的继任埃米尔，也被认为是“国内迁徙”的创始人。他的迁徙观念的转变有一定的代表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奥斯曼谈到国外迁徙的问题时承认：对于穆斯林组织而言，迁徙是必经阶段，该组织成员只有经过迁徙，才能加入圣战行列。他说，穆斯林应该迁徙到由“明君”统治的地域，即使这一“明君”同样是不信伊斯兰教的“卡非尔”也没有关系。奥斯曼说，穆斯林组织认为，所有阿拉伯国家都不能满足“明君”统治的条件，而对于穆斯林圣战者来说，全球每一个角落都是安拉治下的土地，都可供他们迁徙。因此，该组织成员原本有意向欧洲迁徙，如挪威、瑞士等是他们眼中的“公正国家”。但是，穆斯林组织的创始人、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却坚持认为，也门是迁徙者的明智之选。因此，在舒克里·穆斯塔法等人因绑架杀害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事件被处决后，穆斯林组织的一大批成员根据前埃米尔的遗愿，逃往也门。他的继任者、号称“阿布·古什”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在舒克里·穆斯塔法被处决后，收集残部，向也门迁徙，并从也门继续向其他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迁徙。［5］
其实，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并不是穆斯林组织第一个主张向国外迁徙的领导人。在他之前，该组织领导人之一的萨拉赫·沙维已经主张迁徙了。沙维因反对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杀害被绑架的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认为这样做会使该组织暴露在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遭致灭顶之灾），便在这起事件上与埃米尔发生了尖锐冲突，并最终导致与该组织发生分裂。1981年，萨达特暗杀事件后，沙维也是被埃及安全机构通缉的逃犯之一，但他成功逃往也门，并在当地结识了一名加入了穆兄会的部落酋长。后者对沙维的“定叛与迁徙”理论大为赏识，于是决定弃穆兄会，投入穆斯林组织的怀抱。在这名酋长的鼎力支持下，沙维随后往返于埃及、沙特和巴基斯坦之间，并最终在巴基斯坦一所伊斯兰宗教大学里任教，得以继续从事他的“圣战”事业。［5］
穆斯林组织的竞争对手——埃及圣战组织的头目之一、曾加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的圣战头目哈桑·希拉维也走过了一条类似于沙维的“圣战”道路。希拉维原与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在迁徙问题上尖锐对立，主张通过圣战手段实现建立伊斯兰政权的理想，竭力反对舒克里·穆斯塔法的“定叛与迁徙”理论，与穆斯林组织争夺会员和支持者。为此，一个自称为“绿营”的伊斯兰组织极端小组，曾试图暗杀希拉维。1977年，希拉维因卷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发动的军事技术学院的未遂政变事件而被判7年监禁，迫使他放弃反对迁徙的一贯思想，逃往沙特躲避牢狱之灾。直到1993年，才被穆巴拉克政府引渡回国服刑。［5］
综上所述，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埃及极端分子全球化迁徙的第一波浪潮是由埃及伊斯兰党和穆斯林组织的残余势力掀起的，迁徙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逃避萨达特政权对这两个极端组织的打击迫害。但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迁徙出国的极端分子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当时认同“定叛与迁徙”理论和对现政府失望的其他埃及人，也加入了迁徙国外的行列，不少人到了也门、沙特、伊拉克等国，寻找生计和避难。
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行动则源于阿富汗圣战。1979年12月，前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试图用武力控制这个连接欧亚大陆的小国。在前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阿富汗阿明政权不堪一击，一周内便告亡国。阿富汗是个伊斯兰国家，境内98％以上的居民是穆斯林，其中90％是逊尼派穆斯林。前苏联的悍然入侵，激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一片声讨。出于当时美苏争霸战略的考虑，美国认为前苏联对阿富汗的控制将对西方的石油生命线——海湾形成威胁。为此，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准备为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提供武器装备，利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前苏联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仇视与普通穆斯林朴素的宗教认同感，在世界范围内纠集反苏同盟，号召穆斯林为抵抗苏军占领阿富汗而进行圣战，并为其出谋划策，出钱、出枪、出力，以期把阿富汗变成拖住前苏联的“泥潭”，使之深陷其中，尽可能消耗前苏联的实力。［6］
当时，埃及萨达特政府正由于与以色列媾和而深陷孤立，遭到国内伊斯兰阵营的强烈反对和国外阿拉伯世界“背信弃义”的同声指责，阿拉伯国家集体与萨达特政权断交。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唆使萨达特政权放手让埃及境内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抵抗前苏联占领的圣战，双方一拍即合。当时，在萨达特政府看来，放手让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将有助于埃及摆脱因埃以媾和而陷入的外交孤立困境，通过宗教纽带和圣战观念重新联络海湾阿拉伯石油大国，恢复埃及地区大国地位；第二，大批极端分子出国，有利于国内治安以稳定国内局势；第三，阿富汗圣战者得到了海湾石油富国、美国等方面的经援，还可以消耗一部分埃及军队库存的武器弹药，将之变成现金。正是出于这样的短视考虑，萨达特政权为极端分子迁徙出国大开方便之门，导致这批阿富汗圣战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又把圣战输回埃及，酿成了埃及历史上恐怖暴力事件最猖獗、最血腥的一段时期。当然，作为阿富汗圣战始作蛹者的美国，最终也遭到了这些圣战者的报复，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
为吸引全世界圣战者到阿富汗，美国首先在纽约开设了第一个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由穆斯塔法·沙勒比负责接待来自埃及等国的圣战者，并把他们输送到阿富汗战场。随着阿战事的不断持续，此类接待站在美国最多时曾发展到17家。与此同时，埃及国内萨达特政权也为各类宗教组织公开招募圣战志愿者大开绿灯。1979年，上埃及明亚大学召开师生大会，要求支持阿富汗圣战。1980年，爱资哈尔大学召开大会，要求为志愿者赴阿富汗圣战敞开大门，为青年学生志愿者提供军训条件，并呼吁伊斯兰世界支持阿富汗圣战，断绝与前苏联的外交关系。随后，爱资哈尔宗教机构又多次举行群众集会，要求政府支持阿富汗圣战。这些来自民间的要求与萨达特政府在阿富汗圣战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为此，萨达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卡迈勒·哈桑·阿里同意为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极端分子提供军训基地，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也多次呼吁国民为阿富汗圣战行动捐款，人民议会也公开发表声明，呼吁向阿战场派遣圣战志愿者。有消息说，埃及军方当时曾使用卡纳军用机场，向阿富汗运送埃及圣战志愿者。
在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呼吁中，埃及的一些行业工会在招募志愿者方面异常活跃，特别是在埃及穆兄会的喉舌——《呼声》杂志上刊登了设在阿富汗的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的电话和具体地址后，志愿者人数成倍增加。另外，在向阿富汗输送志愿者的行动中，沙特也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沙特担心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其势力范围会扩张到海湾，对沙特政权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与两大圣城的守护者，在涉及泛伊斯兰问题上，沙特凭借其雄厚的石油美元实力，一直以护教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借以利用宗教纽带以扩大其在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为此，沙特当时为阿圣战者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医疗援助。
对于埃及境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来说，在萨达特暗杀事件和上埃及暴动失败后，时刻面临着被安全机构追捕的危险。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无疑于天赐良机。另外，一些圣战狂热分子也试图通过阿富汗圣战的历练，为重新“杀回”埃及夺取政权积累战斗经验。因此，地形崎岖、条件恶劣的阿富汗，一时成了圣战者向往的理想天堂。1984年初，圣战组织决定把一些曾因卷入萨达特暗杀事件的极端分子送往阿富汗参加圣战。1985年，伊斯兰组织的第二代领导人在上埃及实施重组后，也开始向阿富汗战场输送圣战志愿者。据悉，第一个抵达阿富汗的埃及圣战志愿者是圣战组织的头目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他与上埃及阿斯尤特大学的一批朝觐者一起，取道沙特前往阿富汗。接着，该组织另外两名头目阿里·阿卜杜勒·法塔赫（化名“阿布·尤斯里”）和暗杀萨达特总统的凶手哈利德·伊斯兰布里的大哥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也从埃及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成功逃脱，前往阿富汗。在伊斯兰组织中，最著名的圣战志愿者为阿卜杜·拉布·拉苏勒·萨耶夫，曾担任过阿富汗圣战流亡政府的总理，是埃及伊斯兰组织在阿富汗圣战初期的重要头目。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加入了由阿富汗前总理、现被美国人称为“本·拉登第二”的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当时，无论是萨耶夫还是希克马蒂亚尔，都对圣战志愿者加入自己的队伍持欢迎态度，以便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势力，为苏军撤出阿富汗之后捞取更多的政治和军事资本做准备。［5］
埃及伊斯兰组织的圣战志愿者抵达后，首先在阿北部边境一个叫加吉的地方建立了军事训练基地，起名为“伊斯兰哈里法军营”。但不久以后，由于该营地气候十分寒冷，来自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埃及志愿者很难适应，该营地后南迁至赫尔敦地区，新营地起名为“苏希卜烈士军营”，以纪念1990年5月16日战斗中被打死的埃及圣战先行者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军营里分工明确，里法伊·塔哈、穆斯塔法·哈姆扎和阿德里·尤素福负责军训工作，哈利德·哈纳菲负责医疗工作，塔拉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和乌沙姆·鲁什迪负责军营的宣传工作，并主编《民兵》杂志。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逐渐统一到扎瓦赫里的领导之下，并与本·拉登建立了密切联系，从他那里获取军训经费。扎瓦赫里圣战派别也有他们自己的《法塔赫》杂志，后又更名为《圣战者报》。［7］212-213
埃及圣战组织和伊斯兰组织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主要通过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恐怖大亨”本·拉登的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设在开罗的分公司网罗圣战者。当时，沙特政府把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城的扩建工程承包给了拉登家族旗下的公司，由于沙特缺乏劳动力，而埃及劳动力过剩，且成本较低，因此，沙特内政部和沙特驻开罗使馆为该公司从埃及引进各类技术人才和一般劳务人员提供了方便。随着一大批埃及熟练工人、工程师和技师等进驻工地，本·拉登也开始在他们中间秘密招募阿富汗圣战志愿者，并在沙特境内为这批新招募的志愿者开设了接待站，为阿富汗战场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类圣战人才；第二，通过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大批志愿者通过这条途径前往设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各个救援机构工作。拉登家族的公司也从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在阿富汗的工程中获益，该机构在阿富汗15家救援机构的土建工程就是由拉登家族承包建设的。在这些救援机构中曾有900名阿拉伯人从事各类救援工作，其中来自埃及的志愿者就多达300人。2006年，被扎瓦赫里宣布为圣战组织新埃米尔的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就曾是一名参与圣战救援工作的志愿者；第三，通过伊斯兰世界联盟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该组织成立于1962年，总部设在麦加，在100多个国家开设了办事处或派驻代表，负责协调全世界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事宜。该协会在埃及的办事处利用组织朝觐者的机会秘密招募圣战者，朝觐者抵达沙特后，如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只需到本·拉登在沙特开设的名为“安萨尔之家”的接待站报名即可。接待站有专人为这些圣战者制作新护照，为每人取一个化名，在阿富汗方面的配合下，这些人只需办理沙特的出境手续，便可顺利抵达伊斯兰堡，进入设在白沙瓦的沙特圣战者军营。当然，并非每位朝觐者都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一些人在朝觐后返回了埃及，而另外一些人希望借着朝觐的机会到沙特淘金。这些人中，很多人因在沙特找不到工作而选择铤而走险，经不起圣战招募者的蛊惑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投奔阿富汗战场。
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全球蔓延
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不仅没能因此实现南下海湾的战略目标，反而陷入了与阿富汗圣战游击队的持久战、消耗战之中，并开始渐渐步入灾难的深渊。在此形势下，前苏联被迫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从1982年美苏商谈撤军问题开始，到1989年前苏联政府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完成，差不多用了7年的时间。
随着前苏联兵败阿富汗和圣战者进驻喀布尔，伊斯兰狂热分子的圣战使命便宣告结束。与此同时，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阿富汗新政权面前，那就是这些圣战志愿者的归宿问题。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训练有素，有极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由于圣战者人数众多，他们如果与当地某一军阀结盟，甚至能改变阿富汗的政治格局和各派间的力量对比。据来自美国国会的资料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中，有3500名阿拉伯圣战者，到八十年代中期，其麾下的阿拉伯圣战者多达1.6万人。如果加上阿富汗游击队其他派别的阿拉伯圣战者，这支圣战队伍是一支绝对不容小觑的力量。不少人认为，由于人员分布广，来历杂，因此阿拉伯圣战者的实际人数可能永远是个谜。但无论如何，埃及圣战者在他们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埃及境内兴风作浪的极端组织头目，大多是从阿富汗圣战战场回国的，或是曾在各个中转站负责接待这批圣战者的极端分子。埃及新闻媒体曾报道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埃及人有600人，其中150人在前苏联撤军后回到埃及境内，这其中又有70人被埃及安全机构抓捕。但更多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字只是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极端分子实际人数的冰山一角。另据埃及内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参加阿富汗圣战的埃及人有1000人左右，在圣战结束后分散到12个国家，其中包括8个欧洲国家。这一数据并未计算那些已经在1992年后通过各种途径返回埃及境内的圣战者。事实上，留在阿富汗的埃及圣战者是少数，多为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这些人早已是有家不能回，等待他们的只有死刑或牢狱之灾。［5］
当初，当埃及圣战者满腔热血奔赴阿富汗战场时，大多数人心中只有圣战一个念头，还来不及考虑圣战之后自己的归宿问题。前苏联撤军后，随着圣战使命的终结，对于阿富汗人来说，该是“卸磨杀驴”的时候了，阿富汗新领导人对阿拉伯圣战者明显表露出了冷淡。有分析人士认为，促使阿拉伯圣战者最终放弃阿富汗而散布到世界各地，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阿拉伯圣战者都为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阿富汗人担心有朝一日养虎为患，殃及自身。前苏联撤军后的第一任阿富汗总统穆贾迪迪就曾对阿拉伯圣战者滞留阿富汗公开表示忧虑；第二，苏联撤军后，由于各武装派别政见不合，分肥不均，阿富汗随即爆发内战，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富汗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避免招致杀身之祸，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内战中尽可能恪守中立，苦苦支撑，伺机寻找合适渠道离开阿富汗；第三，为了讨好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阿富汗新政权开始引渡一些被各国安全机构追捕的极端分子，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与扎瓦赫里一起创建埃及圣战组织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希姆·沙尔加维，就是在那时由阿富汗新政权引渡给埃及穆巴拉克政府的。这使得那些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更是急于另投他处，以免被蒙在鼓里，有朝一日做了阿富汗新政权的“顺水人情”。
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的一些关键人物在前苏联撤军后的大体去向为：伊斯兰组织精神领袖奥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捷足先登，早在1990年5月便申请到了美国签证，定居纽约后因涉嫌卷入1993年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而被美国司法机构判处终身监禁；伊斯兰组织头目之一的穆斯塔法·哈姆扎移居苏丹，后从苏丹前往索马里；塔勒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及另外7名同伙在1993年申请到丹麦政治避难，塔勒阿特·亚辛潜回埃及境内，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起初在贾拉拉巴德居住了1年后前往伊朗定居，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此人不知去向，但据估计仍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国家一带活动；圣战组织头目之一的扎瓦赫里在1993年底申请到瑞士的政治避难，亚西尔·陶菲克·西里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他与该组织的另外一伙圣战者（最著名的有阿迪勒·阿卜杜勒·马吉德和撒尔瓦特·萨拉赫·谢哈特等人），在伦敦创建了一个名为“伊斯兰新闻观察所”的机构；当时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的著名埃及极端分子还有阿布·哈姆扎·马斯里，他的真实姓名是穆斯塔法·卡迈勒，曾参加阿富汗圣战，并于1994年返回伦敦，担任伦敦伊斯兰安萨尔协会会长和伦敦奉西里·巴尔克清真寺的伊玛目。另外，被指控策划制造1995年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未遂事件和1997年底卢克索袭击外国游客惨案的乌萨马·阿尤布，申请到了德国的政治避难签证，另一伊斯兰组织领导人乌萨马·鲁什迪则申请到了荷兰的政治避难签证，后移居土耳其。［5］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当时同意接纳一批阿富汗圣战者，为他们提供活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这批人往往是自己国家政权的反叛者，也是西方国家利用人权、民主等旗号向这些国家施压的工具。另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危害性的认识还不够，这也是造成这些圣战者能够从西方国家轻易获得政治避难资格的原因之一。除西方国家外，伊朗和苏丹也是接纳阿富汗圣战者的主要伊斯兰国家，基地组织的第一、二号人物本·拉登和扎瓦赫里，都曾在阿富汗战争后居留苏丹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个国家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掌权，都热衷于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愿意借助阿富汗圣战者来弘扬伊斯兰革命精神，争夺伊斯兰世界事务的主导权。而对于埃及圣战者来说，在阿富汗战争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苏丹和1994年爆发内战的也门这两个阿拉伯兄弟国家，那里没有语言障碍和宗教文化差异，从地缘上来说又距离自己的国家比较近，能找到相对安全的藏身之所。
需要指出的是，在阿富汗圣战后，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地以继续圣战使命，只是一部分来自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圣战者的追求，而另一部分圣战者则选择了投奔新的圣战战场。兵败阿富汗后不久，积重难返的前苏联便开始解体，原有的冷战格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被打破，世界出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在新旧体制更替的过程中，新的民族、宗教狂热取代了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争夺，成为新的地区动荡和武装冲突的根源之一，中亚五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和内乱、波黑内战、车臣战争、索马里内战、海湾危机等等，都为圣战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在这期间，最为引人瞩目的圣战者迁徙地有三个，即塔吉克斯坦、波黑和车臣，并与当地的社会动荡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塔吉克斯坦内战。1991年9月9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后，国内各种政治、宗教、地方利益集团斗争日趋激烈，导致政局持续动荡。1992年，塔吉克斯坦爆发内战，以伊斯兰复兴党、民主党为代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不甘心原共产党人继续执政，建立了救国阵线，并得到了当时阿富汗拉巴尼政府和马苏德军队以及伊朗、沙特、巴基斯坦和美国等国的支持，与塔吉克斯坦亲俄的世俗政权——拉赫莫诺夫政权展开了较量，内战一直持续到1997年6月双方签署《民族和睦总协定》。这场持续8年的内战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提供了新的圣战舞台，一批阿富汗圣战者在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迁徙到了塔吉克斯坦，并加入了当地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投入反对拉赫莫诺夫世俗政权的圣战当中。更为严重的是，内战期间，一些塔吉克斯坦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成了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反政府极端分子的后方基地，极端分子假道塔吉克斯坦进入乌兹别克斯坦，有些叛乱分子则在圣战失败后逃往中亚其他国家，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和该地区国家间关系。［8］
第二、波黑内战。以民族主义分离运动为特征的国家裂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迅速蔓延到了巴尔干地区，继前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后，前南斯拉夫分裂成5个国家。巴尔干地区历来是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冲突的焦点地区，波黑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信仰不一，又有历史上的民族血债，因而使分家冲突演变成了一场国际上不同宗教势力分别支持各自一方的旷日持久的血战——塞族得到东正教兄弟俄罗斯、希腊的同情和支持，信天主教的克族有西方背景，而穆斯林自然得到了广大伊斯兰国家的支持，从而使这场长达8年之久的波黑内战也蒙上了一层伊斯兰圣战的色彩，吸引着伊斯兰世界，包括那些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圣战者。［9］
第三、车臣战争。车臣问题一直是困扰俄罗斯的一大难题。车臣共和国位于北高加索的捷列克河沿岸，北与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为邻，南与格鲁吉亚共和国接壤，东靠达吉斯坦共和国，西部是北奥塞梯共和国。车臣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人口120多万，其中车臣人占大多数，为主体民族。车臣人祖居高加索山区，信奉伊斯兰教，是一个强悍尚武的民族，1859年被沙俄军队征服，车臣便沦为沙俄帝国的殖民地。前苏联解体前后，车臣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恶性膨胀，在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94年，俄罗斯为了平息车臣日益猖獗的分裂主义势力，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出兵镇压车臣反叛武装，正式打响了旷日持久的车臣战争。这一场由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同样也被蒙上了伊斯兰圣战的色彩，使车臣成为继塔吉克斯坦和波黑之后，又一个吸引全世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圣战战场。［10］
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的全球化
随着伊斯兰极端分子在阿富汗战争以后向世界各地迁徙，以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为首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触角也开始伸向世界各地。在欧洲，除设在伦敦的“伊斯兰新闻观察所”外，还出现了众多从不知名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如“世界公正组织”和“《古兰经》和逊尼派工作者协会”等等。一般认为，这些新成立的组织只是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在也门，由于1994年爆发了南北内战，也门中央政权对局势的控制能力有所下降，因此，那里也成了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的重要据点之一，最著名的军训基地有两个，即“马拉加什军训营”以及在首都萨那附近沙漠地带建立的“贵宾之家”，后者由也门马拉加什部落酋长、曾参加过阿富汗圣战的纳赛尔·法德利之子塔里克·法德里经营，在当地社会很有势力。另外，在也门还有“亚丁军”，美国指责该极端组织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牵连，2000年曾制造了美国“科尔号”驱逐舰在亚丁港遭袭事件。在苏丹，埃及方面曾指责苏丹境内设有至少17个恐怖分子训练基地，并策划制造了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事件以及卢克索惨案。
有关学者指出，从1989年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至1995年，这段时间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全球化的高潮阶段，此后，这种全球化趋势得到了遏止。［11］258-263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自从1993年纽约世贸大楼发生爆炸事件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产生了警惕，不再把他们视为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犯，也不再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经过几年的酝酿，西方国家从1996年起，开始拒绝向伊斯兰极端分子、特别是来自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发放入境签证。另外，在反恐问题上，西方国家与埃及、沙特等国开始进行合作，向这些国家引渡少数极端分子。这样一来，西方世界也不再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向往的理想避难所了；2.1996年，塔利班逐渐控制了阿富汗局势，使阿富汗再次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天堂”，不少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此后回流到阿富汗，寻求塔利班的庇护。本·拉登和扎瓦赫里就是在这一期间重返阿富汗的；3.1997年埃及最大的极端组织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内部发生严重分裂，伊斯兰组织被监禁的领导人宣布该组织放弃暴力，并得到圣战组织部分领导人的支持和效仿。［12］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削弱了它们的整体实力，挫伤了一部分极端分子的士气，也使极端组织全球化进程大大放慢。
但是，正是在这一时期，以本·拉登和扎瓦赫里等人为代表的极端分子，开始拼凑一个全球性的极端组织，在散布世界各地的、以阿富汗阿拉伯人为核心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分支机构的基础上，于1998年2月中旬宣布建立“世界反对犹太人和十字军伊斯兰圣战阵线”［13］，把圣战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犹太人和西方世界，随着1998年美国驻非洲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接连被炸，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圣战战略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原来利用西方世界的支持与庇护到与之反目成仇，打响了后来被美国总统布什称为“美国与伊斯兰法西斯”之间的一场圣战，基地组织这个全球头号恐怖组织逐渐浮出水面。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全球化，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既有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的宗教意愿的驱使，也有国内、地区和国际局势对这一进程产生的巨大影响。极端势力在其国内遭到严厉打压、政治诉求屡屡得不到满足之际，选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其战略调整的需要。此时，外部世界对待这股势力的立场，将对其全球化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处理伊斯兰极端势力问题上奉行的双重标准，是造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在阿富汗、波黑、车臣等地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支持与利用，无疑又加速了这股势力的全球化进程。“9·11”事件发生后，尽管美国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危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在处理同一问题时，美国并没有汲取“9·11”事件的教训，而是仍在奉行双重标准，这对全球反恐大局来说，将是十分有害的。
［ 参考文献 ］
［1］ 哈立德·阿拉维.迁徙的智慧——迁徙的哲理［EB/OL］.［2006-04-16］.
http://www.islamcn.net/article/list.asp?id=1100
［2］ 陈嘉厚.现代伊斯兰主义［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3］ 萨伊德·法瓦伊德.穆斯林组织（定叛与迁徙）［EB/OL］.［2006-08-27］.
http://saaid.net/feraq/mthahb/29.htm.
［4］ 萨伊德·法瓦伊德.埃及穆斯林组织［EB/OL］.［2006-08-27］.
http://saaid.net/feraq/mthahb/19.htm.
［5］ 杰哈德·阿瓦德，阿马尔·阿里·哈桑.伊斯兰组织全球化［J］.埃及,战略聚焦,2002(120).
［6］ 刘温国,郭辉.强驽之末: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 艾哈迈德·穆苏莱利.伊斯兰组织大全［M］.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2004.
［8］ 刘启云.岁末文集（塔吉克斯坦问题回顾）［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98.
［9］ 前南斯拉夫内战［EB/OL］.［2007-04-27］.
http://history.chinaiiss.org/content/2007-04-27/3937.shtml.
［10］俄罗斯联邦车臣问题［EB/OL］.[2002-10-24].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0/24/content_606871.htm.
［11］世界伊斯兰组织指南［M］.埃及: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2006.
［12］杨灏城.穆巴拉克政权应对国内恐怖主义之策［J］.西亚非洲,2005（6）.
［13］阿卜杜勒·勒提夫·马纳维.基地战略:错误与危险［N］.中东报,2003-08-07.
（责任编辑：马丽蓉）
星期日, 9月 07, 2014
被刺杀的大毛拉
作者：政知局
时间：2014年08月05日17:01
来源：http://zhuanlan.sina.com.cn/media/jingxuan/2014-08-05/170128.shtml
74岁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倒在了位于新疆喀什解放北路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外。“大毛拉”是对伊斯兰教教职中德高望重者的尊称。这位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不幸成了自上世纪90年代新疆地区有恐怖袭击活动以来，第二位遇刺的著名宗教领袖。
遇刺当天安葬行刺者中两人已被击毙
7月30日，按照穆斯林传统习俗，这位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在遇刺当天被安葬。受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委托，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当天早晨即前往喀什，到居玛·塔伊尔家中，表示沉痛哀悼，慰问亲属。
袭击发生在早上6时58分，当时，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已主持完晨礼，实施暴行的一共三人。当天中午，行凶者两人被击毙，一人被抓获。警方称，具体案情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大毛拉遇刺第二天的下午，新疆召开了一场自治区四套班子一把手全部参加的高规格会议，通报了7月30日发生在喀什市的著名爱国宗教人士、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害案件。会议开始前，在张春贤的提议下，全体与会人员先行起立，默哀三分钟。
当天凌晨，微博大V老榕在0：07分发了简短的6个字：喀什网络恢复。9分钟后，有人评论“有大毛拉的消息吗？”
只是那时候，鲜有人知道，在西部边陲，有一位大毛拉已经遇刺归真。
曾上《新闻联播》谴责“七五”事件
遇刺前，居玛·塔伊尔大毛拉是新疆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1940年10月出生于喀什的他，自2005年以来，先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伊斯兰教协会(以下简称伊协)副会长、新疆伊协副会长、喀什地区伊协副会长、喀什市政协副主席、喀什市依协副会长。此外，他还是中国伊协和新疆伊协的教务指导委员会委员。
官方通报称，他坚持弘扬伊斯兰教和平、团结、中道、宽容等思想理念，长期致力于同“三股势力”作斗争的爱国宗教人士。官方资料显示，1983年至今，居玛·塔伊尔连续被自治区、地区、市评为“五好宗教人士”。2013年，艾提尕尔清真寺和居玛·塔伊尔还曾分别获得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评选表彰的第二届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
居玛·塔伊尔大毛拉作为新疆著名宗教人士多次接受官媒采访，谴责新疆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暴行。
“七五”事件后第二天，2009年7月7日，居玛·塔伊尔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是由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分裂势力策划和煸动引起的。“打着宗教的幌子搞分裂活动是境外势力惯用的伎俩，借此隐瞒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人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不信谣，不传谣。”他不定期对一些青年人卷入暴力事件深表惋惜。“年轻人应该多学历史，了解在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报效国家。”
他还曾在清真寺接受央视记者专访。在当年7月14日播出的《新闻联播》中，他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是一个犯罪活动，与民族宗教问题无关，他们的行为不仅触犯了法律，也违反了伊斯兰教规教义。“《古兰经》上特别指出，不允许无辜杀人，如果无辜杀死一个人，就等于杀死全人类，那样是很严重的罪过。”
“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与刺杀
位于喀什解放北路的艾提尕尔大清真寺，有着572年历史，占地25.22亩，是中国最大的清真寺之一，也是中亚最有影响力的三大清真寺之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08年的报道称，寺内平时有二三千人做礼拜，居玛日(星期五)则有六七千人，逢节日时，在内外跪拜的穆斯林则高达四五万人之多。
清真寺名称"艾提尕"即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的意思，艾提尕广场也因此而得名。平日是各族人民散步、交易、游览的场所。
“七五”事件一年后，凤凰网曾刊发署名齐锐的文章，记录自己2010年10月18日清晨在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的见闻。“在不远处的艾提尕尔广场上，几只鸽子悠闲地飞来飞去，而在广场的东南角和西北角上则是一队荷枪实弹地武警战士，守卫着这份宁静与祥和。”作者还忆及善良憨厚的出租车司机曾不厌其烦地解释说，“穆斯林都很善良，每天都要礼拜，向真主忏悔自己地罪过。所以，喀什的社会治安并不比内地差许多。”
2014年7月30日晨6时58分，艾提尕尔清真寺外，主持完晨礼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却倒在了“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的血泊中。
18年前新疆政协副主席曾被连刺21刀
公开资料显示，上一次针对著名宗教领袖的刺杀事件发生在1996年5月12日，也是在新疆喀什，也是艾提尕尔清真寺，同样主持清真寺的新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阿荣汗·阿吉大毛拉当时付出了头部、左右腿及背部共刺21刀的代价，同行的儿子被刺13刀。幸运的是，当时75岁的阿荣汗·阿吉活了下来。
那时，1996年中央对疆七号文件发布不过两个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局艾尼瓦·海浪巴依曾在2006年第一期《中国宗教》杂志上撰文回忆并披露了阿荣汗·阿吉那次遇刺经历。
1996年3月，恐怖组织“伊斯兰反对党”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确定派专人潜入喀什暗杀阿喀什地区伊斯兰教界核心人物阿荣汗·阿吉和党政领导。5月12日凌晨6时50分，阿荣汗·阿吉在儿子艾买尔江卡日的陪同下前往艾提尕清真寺作礼拜，走出家门约40米时，一直潜伏在他家周围的4名持刀歹徒突然从路边窜出，朝阿荣汗·阿吉头部、左右腿及背部连刺21刀，同行的儿子头部被刺13刀，均受重伤。事后查明，行凶者均系恐怖组织“伊斯兰反对党”骨干分子。
阿荣汗·阿吉父子遇刺后，他们被专程送到乌鲁木齐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1997年1月17日，伤愈出院的阿荣汗·阿吉出席了自治区政协七届全委会。“当时，整个会场沸腾起来，与会代表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对他表示了最崇高的敬意”。2月9日，时年76岁的阿荣汗·阿吉又亲自主持了喀什艾提尕清真寺1997年开斋节会礼。
阿荣汗·阿吉1921年出生于喀什一个宗教世家。1947年底，26岁的阿荣汗·阿吉随父亲去麦加朝觐，父亲不幸因病在麦加去世。1949年3月，他返回祖国，同年任喀什塔西台克清真寺伊玛目。
文革期间，阿荣汗·阿吉被分配到喀什市委统战部芦苇厂工作。1981年他重新回到久违的宗教岗位上。自1984年起，阿荣汗·阿吉开始担任喀什市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尕清真寺伊玛目和哈提甫。
年年被评为喀什地区“五好”宗教人士的阿荣汗·阿吉，所在的清真寺也年年被评为自治区、地区“五好”宗教活动场所及全国模范清真寺。从1978年起，阿荣汗·阿吉还先后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代表、喀什市伊协会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1992年12月任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会长，2000年1月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他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六、七、八、九届政协副主席。
他生前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伤愈出院后两周，1997年1月30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他；2003年3月和9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先后会见过他。
2005年4月24日，阿荣汗·阿吉在喀什市归真，享年84岁。次日凌晨，他的葬礼在艾提尕清真寺隆重举行，报道称，当时有自发赶来的上万名穆斯林群众为他送行。
他生前曾多次说：“凶残的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虽然使我的身体留下了21处刀伤，一只耳朵被割掉，但我只要还活着，就要与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作坚决的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决不能让宗教极端势力在新疆生根，决不能让民族分裂分子的险恶用心得逞。”
“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
对阿荣汗·阿吉的刺杀行动是一个被称为“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的一部分。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千里奔赴各地，计划在斋月的第17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幸运的是，警方很快破获了该行动线索，斩断了黑名单刺杀计划。
2001年12月9日，新疆召开全新疆维护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首次披露了新疆自90年代以来的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三股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
其中，针对基层党政干部、爱国宗教人士和无辜群众的刺杀、暗杀活动就有多起：
1996年3月22日，恐怖分子将新和县爱国宗教人士阿克木司地克阿吉杀死；
1996年4月29日，杀死库车县阿拉哈格乡库纳斯村原乡党委副书记卡吾力托卡一家5口人；
1999年8月23日，残忍杀死泽普县波斯喀木乡党委委员、政法委副书记、乡派出所指导员胡达白尔地·托乎提及其子；
2000年1月25日，乌什县发生恐怖分子袭击两家汉族群众，一次杀死7人、杀伤2人的特大恐怖案件，最小的孩子才2岁；
2000年1月26日，在新和县将60岁汉族老人杀害。
这一系案件中就包括对时任新疆政协副主席阿荣汗·阿吉大毛拉实施的刺杀。
2008年，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乐泉曾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透露，上世纪90年代，新疆“年年都有些惊心动魄的事”，而自己也曾被分裂分子列入暗杀头号名单。
“稳定压倒一切”与“铁的手腕、铁的意志”
在那次采访中，王乐泉表示，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新疆所有的工作重心一直都是“稳定压倒一切”。1996年和1997年连续两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研究新疆稳定问题。
王乐泉还提及1996年3月下发的七号文件，并将文件比做“尚方宝剑”，因为“明确我们的宗教不许外国宗教势力干预，坚持政教分离，反对民族分裂”，而此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有很多“模糊的认识”。
18年后，2014年7月31日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刺案情通报会上，张春贤要求——
要以铁的手腕、铁的意志，重拳出击，迎头痛击，坚决把暴恐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
要用这起典型案件深入揭露宗教极端、暴力恐怖反人类、反社会、无视法律、违背教义的反动本性，教育各族群众、广大教民擦亮眼睛、明辨是非，深刻认清敌人的罪恶本质、险恶阴谋，树立正信、抵制极端，进一步形成对宗教极端和暴力恐怖“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社会舆论氛围，集聚强大正能量。
两天之内相隔190余公里的两起暴行
两天后的8月2日下午，新疆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通报5天前发生在莎车县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通报显示，7月28日发生在莎车县的严重暴力恐怖案件造成无辜群众37人死亡，其中汉族35人、维吾尔族2人，13人受伤，31辆车被打砸，其中6辆被烧。警方在处置过程中，击毙暴徒59人，抓捕涉案人员215人，缴获“圣战”旗帜以及大刀、斧头等作案工具。
警方查明的情况包括——
2013年以来，努尔买买提(真名努拉买提·萨吾提，莎车县艾力西湖镇人)与境外“东伊运”组织勾连，组织人员收听收看暴恐音视频，宣扬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思想，逐步形成了以其为头目的暴恐团伙。
今年斋月以来，该团伙选择偏僻地点，以吃斋饭为名多次聚集，通过非法“台比力克”活动，煽动拉拢人员，制定犯罪计划，准备作案工具。28日凌晨，该团伙成员蒙面手持刀斧袭击艾力西湖镇政府、派出所，被我维稳力量击退。
案件的细节还包括暴徒还在巴楚—莎车公路上设置多处路障，分别在10个地点拦截打砸焚烧过往车辆，杀害无辜群众，持刀斧威逼群众参加暴恐活动。途经此地的墩巴克乡乡长吾拉木江·托呼提和乡纪委书记阿不都艾尼·吐尔地严厉斥责暴徒行径，惨遭杀害。
两天后的7月30日，早晨6时58分，距离莎车县190余公里之外的喀什解放北路艾提尕尔清真寺外，主持完晨礼后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刺身亡。
资料来源：《新疆日报》、天山网、《中国宗教》、央视、央广网、中国伊协官网
时间：2014年08月05日17:01
来源：http://zhuanlan.sina.com.cn/media/jingxuan/2014-08-05/170128.shtml
74岁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倒在了位于新疆喀什解放北路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外。“大毛拉”是对伊斯兰教教职中德高望重者的尊称。这位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不幸成了自上世纪90年代新疆地区有恐怖袭击活动以来，第二位遇刺的著名宗教领袖。
遇刺当天安葬行刺者中两人已被击毙
7月30日，按照穆斯林传统习俗，这位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在遇刺当天被安葬。受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委托，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当天早晨即前往喀什，到居玛·塔伊尔家中，表示沉痛哀悼，慰问亲属。
袭击发生在早上6时58分，当时，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已主持完晨礼，实施暴行的一共三人。当天中午，行凶者两人被击毙，一人被抓获。警方称，具体案情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大毛拉遇刺第二天的下午，新疆召开了一场自治区四套班子一把手全部参加的高规格会议，通报了7月30日发生在喀什市的著名爱国宗教人士、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害案件。会议开始前，在张春贤的提议下，全体与会人员先行起立，默哀三分钟。
当天凌晨，微博大V老榕在0：07分发了简短的6个字：喀什网络恢复。9分钟后，有人评论“有大毛拉的消息吗？”
只是那时候，鲜有人知道，在西部边陲，有一位大毛拉已经遇刺归真。
曾上《新闻联播》谴责“七五”事件
遇刺前，居玛·塔伊尔大毛拉是新疆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1940年10月出生于喀什的他，自2005年以来，先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伊斯兰教协会(以下简称伊协)副会长、新疆伊协副会长、喀什地区伊协副会长、喀什市政协副主席、喀什市依协副会长。此外，他还是中国伊协和新疆伊协的教务指导委员会委员。
官方通报称，他坚持弘扬伊斯兰教和平、团结、中道、宽容等思想理念，长期致力于同“三股势力”作斗争的爱国宗教人士。官方资料显示，1983年至今，居玛·塔伊尔连续被自治区、地区、市评为“五好宗教人士”。2013年，艾提尕尔清真寺和居玛·塔伊尔还曾分别获得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评选表彰的第二届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
居玛·塔伊尔大毛拉作为新疆著名宗教人士多次接受官媒采访，谴责新疆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暴行。
“七五”事件后第二天，2009年7月7日，居玛·塔伊尔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是由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分裂势力策划和煸动引起的。“打着宗教的幌子搞分裂活动是境外势力惯用的伎俩，借此隐瞒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人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不信谣，不传谣。”他不定期对一些青年人卷入暴力事件深表惋惜。“年轻人应该多学历史，了解在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报效国家。”
他还曾在清真寺接受央视记者专访。在当年7月14日播出的《新闻联播》中，他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是一个犯罪活动，与民族宗教问题无关，他们的行为不仅触犯了法律，也违反了伊斯兰教规教义。“《古兰经》上特别指出，不允许无辜杀人，如果无辜杀死一个人，就等于杀死全人类，那样是很严重的罪过。”
“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与刺杀
位于喀什解放北路的艾提尕尔大清真寺，有着572年历史，占地25.22亩，是中国最大的清真寺之一，也是中亚最有影响力的三大清真寺之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08年的报道称，寺内平时有二三千人做礼拜，居玛日(星期五)则有六七千人，逢节日时，在内外跪拜的穆斯林则高达四五万人之多。
清真寺名称"艾提尕"即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的意思，艾提尕广场也因此而得名。平日是各族人民散步、交易、游览的场所。
“七五”事件一年后，凤凰网曾刊发署名齐锐的文章，记录自己2010年10月18日清晨在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的见闻。“在不远处的艾提尕尔广场上，几只鸽子悠闲地飞来飞去，而在广场的东南角和西北角上则是一队荷枪实弹地武警战士，守卫着这份宁静与祥和。”作者还忆及善良憨厚的出租车司机曾不厌其烦地解释说，“穆斯林都很善良，每天都要礼拜，向真主忏悔自己地罪过。所以，喀什的社会治安并不比内地差许多。”
2014年7月30日晨6时58分，艾提尕尔清真寺外，主持完晨礼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却倒在了“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的血泊中。
18年前新疆政协副主席曾被连刺21刀
公开资料显示，上一次针对著名宗教领袖的刺杀事件发生在1996年5月12日，也是在新疆喀什，也是艾提尕尔清真寺，同样主持清真寺的新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阿荣汗·阿吉大毛拉当时付出了头部、左右腿及背部共刺21刀的代价，同行的儿子被刺13刀。幸运的是，当时75岁的阿荣汗·阿吉活了下来。
那时，1996年中央对疆七号文件发布不过两个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局艾尼瓦·海浪巴依曾在2006年第一期《中国宗教》杂志上撰文回忆并披露了阿荣汗·阿吉那次遇刺经历。
1996年3月，恐怖组织“伊斯兰反对党”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确定派专人潜入喀什暗杀阿喀什地区伊斯兰教界核心人物阿荣汗·阿吉和党政领导。5月12日凌晨6时50分，阿荣汗·阿吉在儿子艾买尔江卡日的陪同下前往艾提尕清真寺作礼拜，走出家门约40米时，一直潜伏在他家周围的4名持刀歹徒突然从路边窜出，朝阿荣汗·阿吉头部、左右腿及背部连刺21刀，同行的儿子头部被刺13刀，均受重伤。事后查明，行凶者均系恐怖组织“伊斯兰反对党”骨干分子。
阿荣汗·阿吉父子遇刺后，他们被专程送到乌鲁木齐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1997年1月17日，伤愈出院的阿荣汗·阿吉出席了自治区政协七届全委会。“当时，整个会场沸腾起来，与会代表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对他表示了最崇高的敬意”。2月9日，时年76岁的阿荣汗·阿吉又亲自主持了喀什艾提尕清真寺1997年开斋节会礼。
阿荣汗·阿吉1921年出生于喀什一个宗教世家。1947年底，26岁的阿荣汗·阿吉随父亲去麦加朝觐，父亲不幸因病在麦加去世。1949年3月，他返回祖国，同年任喀什塔西台克清真寺伊玛目。
文革期间，阿荣汗·阿吉被分配到喀什市委统战部芦苇厂工作。1981年他重新回到久违的宗教岗位上。自1984年起，阿荣汗·阿吉开始担任喀什市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尕清真寺伊玛目和哈提甫。
年年被评为喀什地区“五好”宗教人士的阿荣汗·阿吉，所在的清真寺也年年被评为自治区、地区“五好”宗教活动场所及全国模范清真寺。从1978年起，阿荣汗·阿吉还先后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代表、喀什市伊协会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1992年12月任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会长，2000年1月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他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六、七、八、九届政协副主席。
他生前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伤愈出院后两周，1997年1月30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他；2003年3月和9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先后会见过他。
2005年4月24日，阿荣汗·阿吉在喀什市归真，享年84岁。次日凌晨，他的葬礼在艾提尕清真寺隆重举行，报道称，当时有自发赶来的上万名穆斯林群众为他送行。
他生前曾多次说：“凶残的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虽然使我的身体留下了21处刀伤，一只耳朵被割掉，但我只要还活着，就要与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作坚决的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决不能让宗教极端势力在新疆生根，决不能让民族分裂分子的险恶用心得逞。”
“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
对阿荣汗·阿吉的刺杀行动是一个被称为“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的一部分。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千里奔赴各地，计划在斋月的第17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幸运的是，警方很快破获了该行动线索，斩断了黑名单刺杀计划。
2001年12月9日，新疆召开全新疆维护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首次披露了新疆自90年代以来的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三股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
其中，针对基层党政干部、爱国宗教人士和无辜群众的刺杀、暗杀活动就有多起：
1996年3月22日，恐怖分子将新和县爱国宗教人士阿克木司地克阿吉杀死；
1996年4月29日，杀死库车县阿拉哈格乡库纳斯村原乡党委副书记卡吾力托卡一家5口人；
1999年8月23日，残忍杀死泽普县波斯喀木乡党委委员、政法委副书记、乡派出所指导员胡达白尔地·托乎提及其子；
2000年1月25日，乌什县发生恐怖分子袭击两家汉族群众，一次杀死7人、杀伤2人的特大恐怖案件，最小的孩子才2岁；
2000年1月26日，在新和县将60岁汉族老人杀害。
这一系案件中就包括对时任新疆政协副主席阿荣汗·阿吉大毛拉实施的刺杀。
2008年，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乐泉曾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透露，上世纪90年代，新疆“年年都有些惊心动魄的事”，而自己也曾被分裂分子列入暗杀头号名单。
“稳定压倒一切”与“铁的手腕、铁的意志”
在那次采访中，王乐泉表示，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新疆所有的工作重心一直都是“稳定压倒一切”。1996年和1997年连续两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研究新疆稳定问题。
王乐泉还提及1996年3月下发的七号文件，并将文件比做“尚方宝剑”，因为“明确我们的宗教不许外国宗教势力干预，坚持政教分离，反对民族分裂”，而此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有很多“模糊的认识”。
18年后，2014年7月31日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刺案情通报会上，张春贤要求——
要以铁的手腕、铁的意志，重拳出击，迎头痛击，坚决把暴恐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
要用这起典型案件深入揭露宗教极端、暴力恐怖反人类、反社会、无视法律、违背教义的反动本性，教育各族群众、广大教民擦亮眼睛、明辨是非，深刻认清敌人的罪恶本质、险恶阴谋，树立正信、抵制极端，进一步形成对宗教极端和暴力恐怖“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社会舆论氛围，集聚强大正能量。
两天之内相隔190余公里的两起暴行
两天后的8月2日下午，新疆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通报5天前发生在莎车县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通报显示，7月28日发生在莎车县的严重暴力恐怖案件造成无辜群众37人死亡，其中汉族35人、维吾尔族2人，13人受伤，31辆车被打砸，其中6辆被烧。警方在处置过程中，击毙暴徒59人，抓捕涉案人员215人，缴获“圣战”旗帜以及大刀、斧头等作案工具。
警方查明的情况包括——
2013年以来，努尔买买提(真名努拉买提·萨吾提，莎车县艾力西湖镇人)与境外“东伊运”组织勾连，组织人员收听收看暴恐音视频，宣扬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思想，逐步形成了以其为头目的暴恐团伙。
今年斋月以来，该团伙选择偏僻地点，以吃斋饭为名多次聚集，通过非法“台比力克”活动，煽动拉拢人员，制定犯罪计划，准备作案工具。28日凌晨，该团伙成员蒙面手持刀斧袭击艾力西湖镇政府、派出所，被我维稳力量击退。
案件的细节还包括暴徒还在巴楚—莎车公路上设置多处路障，分别在10个地点拦截打砸焚烧过往车辆，杀害无辜群众，持刀斧威逼群众参加暴恐活动。途经此地的墩巴克乡乡长吾拉木江·托呼提和乡纪委书记阿不都艾尼·吐尔地严厉斥责暴徒行径，惨遭杀害。
两天后的7月30日，早晨6时58分，距离莎车县190余公里之外的喀什解放北路艾提尕尔清真寺外，主持完晨礼后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刺身亡。
资料来源：《新疆日报》、天山网、《中国宗教》、央视、央广网、中国伊协官网
“基地”声称将建印度次大陆分支
来源：东方早报
发表于2014-09-05
“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在3日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宣称，这一组织将在印度次大陆成立统一的新分支机构，武装人员将在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发起军事行动，“打破人为划..
■ 与ISIS极端组织争夺追随者 印度多地加强警戒应对
“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在3日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宣称，这一组织将在印度次大陆成立统一的新分支机构，武装人员将在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发起军事行动，“打破人为划分的国界”。
印度政府4日认为此事属实，已经对各地方政府发出警告。
巴基斯坦武装人员领导
美国搜索国际恐怖组织研究所3日在极端组织互联网论坛上发现“基地”组织最新发布的视频。在这段时长约55分钟的视频中，扎瓦希里宣布“印度次大陆基地组织”成立，并介绍了相关领导人和发言人。
据新华社报道，这段视频以“基地”组织前领导人本·拉丹的镜头开始，随后出现中东地区、印度次大陆以及非洲之角的卫星地图。接下来，镜头转至扎瓦希里，他戴着眼镜和白色头巾，宣布新分支成立。
扎瓦希里说：“这一分支机构并非今天才诞生，而是两年多来筹备工作的结果。我们最终把印度次大陆各分支机构统一在一起。”
“基地”通常活跃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但扎瓦希里称，印度次大陆分支机构“势力范围”包括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将保护当地的追随者。
扎瓦希里介绍，新分支领导人为巴基斯坦武装人员阿西姆·奥马尔。
扎瓦希里现年63岁，是美国政府通缉的要犯之一。美国国务院悬赏2500万美元捉拿扎瓦希里。
反恐专家分析说，“基地”此次宣布成立新分支，意在扩大势力范围，同时与极端组织ISIS争夺年轻追随者。
扎瓦希里在视频中呼吁，“基地”印度次大陆新分支不应像ISIS那样制造“混乱”，与其他反对派团体争斗。
2013年，极端组织ISIS与“基地”分道扬镳，转而向叙利亚和伊拉克拓展地盘。
可能对莫迪构成威胁
据报道，印度一位参加安全简介会的官员称，印度政府认为此事属实，已经对地方政府发出警告。在该安全简介会中，印度内政部长同与会官员讨论了扎瓦希里视频一事。
印度古吉拉特邦官员S.K. Nanda称：“‘基地’发布该视频后，我们加强了戒备。我们将与中央政府密切合作，应对任何对国家的威胁。”
英国媒体评论说，“基地”这一新分支可能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构成威胁。2002年古吉拉特邦发生了印度教徒大规模屠杀和强奸穆斯林事件，超过1000人在骚乱中死亡。时任该邦首席部长的莫迪被指难辞其咎，但他至今拒绝为此道歉。
印度一位警方高官称，古吉拉特邦自2002年发生骚乱以来，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武装组织就一直都对该邦很感兴趣。
“由于莫迪现在是总理，他们会对该邦更感兴趣。”这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
印度穆斯林仅占人口总数约15％，但由于印度人口基数大，穆斯林总数达1.75亿人，是世界第三大穆斯林群体。
发表于2014-09-05
“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在3日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宣称，这一组织将在印度次大陆成立统一的新分支机构，武装人员将在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发起军事行动，“打破人为划..
■ 与ISIS极端组织争夺追随者 印度多地加强警戒应对
“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在3日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宣称，这一组织将在印度次大陆成立统一的新分支机构，武装人员将在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发起军事行动，“打破人为划分的国界”。
印度政府4日认为此事属实，已经对各地方政府发出警告。
巴基斯坦武装人员领导
美国搜索国际恐怖组织研究所3日在极端组织互联网论坛上发现“基地”组织最新发布的视频。在这段时长约55分钟的视频中，扎瓦希里宣布“印度次大陆基地组织”成立，并介绍了相关领导人和发言人。
据新华社报道，这段视频以“基地”组织前领导人本·拉丹的镜头开始，随后出现中东地区、印度次大陆以及非洲之角的卫星地图。接下来，镜头转至扎瓦希里，他戴着眼镜和白色头巾，宣布新分支成立。
扎瓦希里说：“这一分支机构并非今天才诞生，而是两年多来筹备工作的结果。我们最终把印度次大陆各分支机构统一在一起。”
“基地”通常活跃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但扎瓦希里称，印度次大陆分支机构“势力范围”包括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将保护当地的追随者。
扎瓦希里介绍，新分支领导人为巴基斯坦武装人员阿西姆·奥马尔。
扎瓦希里现年63岁，是美国政府通缉的要犯之一。美国国务院悬赏2500万美元捉拿扎瓦希里。
反恐专家分析说，“基地”此次宣布成立新分支，意在扩大势力范围，同时与极端组织ISIS争夺年轻追随者。
扎瓦希里在视频中呼吁，“基地”印度次大陆新分支不应像ISIS那样制造“混乱”，与其他反对派团体争斗。
2013年，极端组织ISIS与“基地”分道扬镳，转而向叙利亚和伊拉克拓展地盘。
可能对莫迪构成威胁
据报道，印度一位参加安全简介会的官员称，印度政府认为此事属实，已经对地方政府发出警告。在该安全简介会中，印度内政部长同与会官员讨论了扎瓦希里视频一事。
印度古吉拉特邦官员S.K. Nanda称：“‘基地’发布该视频后，我们加强了戒备。我们将与中央政府密切合作，应对任何对国家的威胁。”
英国媒体评论说，“基地”这一新分支可能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构成威胁。2002年古吉拉特邦发生了印度教徒大规模屠杀和强奸穆斯林事件，超过1000人在骚乱中死亡。时任该邦首席部长的莫迪被指难辞其咎，但他至今拒绝为此道歉。
印度一位警方高官称，古吉拉特邦自2002年发生骚乱以来，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武装组织就一直都对该邦很感兴趣。
“由于莫迪现在是总理，他们会对该邦更感兴趣。”这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
印度穆斯林仅占人口总数约15％，但由于印度人口基数大，穆斯林总数达1.75亿人，是世界第三大穆斯林群体。
星期四, 9月 04, 2014
要了解ISIS，不能不知道瓦哈比
作者：阿拉斯塔尔·克鲁克(Alastair Crooke)，英国军情六处前探员，《抵抗：伊斯兰革命的实质》
来源： 【本文8月27日，原载于美国最大新闻网站《赫芬顿邮报》，原题“You Can’t Understand ISIS If You Don’t Know the History of Wahhabism in Saudi Arabia”，观察者网杨晗轶译。】www.guancha.cn/Alastair-Crooke/2014_09_03_263454_s.shtml
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译者注：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 Shams缩写为ISIS，亦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即ISIL，部分媒体取该组织阿拉伯语首字母缩写，蔑称其为Da’ish）在伊拉克粉墨登场，使西方为之震惊。让西方感到困惑而恐惧的，是该组织的暴力手段，及其对逊尼派青年磁石般的吸引力。更令他们不安又费解的，是沙特阿拉伯对此事模棱两可的态度——许多西方人都揣着这样的问题：“难道沙特人不明白，ISIS对他们也是个威胁吗？”
直到现在，从表面上看，沙特的统治精英们存在分歧。一部分支持属于逊尼派的ISIS与什叶派伊朗对掐，他们乐于见到逊尼派在所谓“先祖故土”上建立一个新的伊斯兰国家；他们也认同ISIS严格的萨拉菲主义（伊斯兰复古主义）意识形态。
另一部分沙特精英则对伊赫万（即“认主独一兄弟会”）心存疑惧，这个瓦哈比派宗教武装组织（作者注：伊赫万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兄弟会，此兄弟会与埃及穆兄会无关，下文均用伊赫万指代瓦哈比派认主独一兄弟会）曾在1920年代末叛变沙特开国国王阿卜杜勒·阿齐玆，当时几乎从内部瓦解了瓦哈比派和沙特家族。
ISIS的激进教义已使众多沙特人感到不安，甚至令他们对国家的总体方向和官方话语产生了质疑。
双面的沙特
要理解沙特阿拉伯内部关于ISIS的争议，就必须抓住问题的核心，即沙特王国宗教与历史根源所固有（且持续）的双面性。
沙特民族身份认同的主线之一，可直接追溯到瓦哈比派创始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伊本·沙特酋长（在灼热贫瘠的内志沙漠中，当时的沙特仅是彼此劫掠的贝都因众部落之一）接受并支持瓦哈卜激进的排他性教义。
上世纪20年代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走民族建国道路时，埋下了沙特民族双面性的另一条脉络：他为了争取英美两国对沙特外交地位的支持，打压了伊赫万的武装暴力；他将原本未固化的瓦哈比派教义通过制度确立起来，以非暴力的文化革命形式向穆斯林世界渗透。后来在70年代，沙特又利用激增的石油出口收入，把伊赫万这股不稳定因素输往别国。
但这场以瓦哈卜的教义为基础的“文化革命”却不是什么温和的改革——正因为瓦哈卜对一切他所认知腐朽和邪说怀有雅各宾式的仇恨，他才会呼吁将异端和偶像崇拜从伊斯兰教中清洗出去。
穆斯林中的欺世盗名者
根据美国作家记者斯蒂文·柯尔的描写，瓦哈卜生性简朴苛刻，其师承渊源来自14世纪宗教学者伊本·泰米叶，对“那些附庸风雅、沉迷于烟草和印度大麻，在朝圣路上前呼后拥的埃及与奥斯曼贵族”充满鄙夷。
在瓦哈卜的观念中，这些王孙贵胄根本算不上穆斯林，他们只是群欺世盗名的骗子；而阿拉伯半岛上的贝都因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供奉圣徒、树立墓碑、崇尚“迷信”（例如对坟墓等“神力灌注”的场所充满敬畏），让瓦哈卜恼怒不已。
瓦哈卜谴责这些行为是真主禁止的“异端”（Bid’ah）。与泰米叶一样，瓦哈卜相信先知穆罕默德时期的麦地那代表着穆斯林的理想社会（“最好的时代”），也是所有穆斯林都应致力效仿的社会（这在本质上，便是萨拉菲主义）。
泰米叶曾向什叶派、苏非派和希腊哲学宣战。他也反对祭拜先知坟墓和庆祝其生日，宣称这些行为无异于基督教徒们把耶稣当作神来膜拜（即偶像崇拜）。瓦哈卜吸收了先人的教诲，宣布信徒如对他解读的伊斯兰教义有“任何怀疑或犹豫”，其“财产和生命的豁免权”便应被剥夺。
瓦哈卜的主要信条之一构成了“塔克费尔”（takfir，即叛教）的核心思想。在“塔克费尔”教义下，任何穆斯林只要做出了侵害绝对王权的行为，瓦哈卜和他的信徒们便有权宣告其为叛教者。所有敬奉死者、圣徒、天使的穆斯林统统被瓦哈卜革除了教籍。他坚信穆斯林应全心全意侍奉真主，其他神祗势必会减损这种信仰。所以，根据瓦哈比派教义，信众不得向圣徒祈祷或为逝去的亲人祷告；不得祭扫坟墓；不得前往装饰奢华的清真寺；不得纪念圣徒的宗教节日；不得庆祝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甚至不得为死者立墓碑。
瓦哈卜要求教徒身体力行，严格遵守教义。他宣称每一个穆斯林都必须单独向唯一的穆斯林领袖（如哈里发在世，则为哈里发）宣誓效忠。他写道：“那些异见者应被处决，他们的妻女应被强奸，他们的财产应被充公。”在瓦哈比派眼中，什叶派、苏非派和一些其他教派的信徒都是应处以极刑的叛教者，根本算不上穆斯林。
目前，瓦哈比派和ISIS之间没有分歧，而未来两者可能产生裂痕：沙特王国将瓦哈卜关于“唯一的统治者、唯一的权威、唯一的清真寺”的主张，已在沙特阿拉伯固化下来，形成三大制度支柱，分别对应着沙特国王的统治、国教瓦哈比派的绝对权威、以及教派对真言的解读（清真寺）。
ISIS虽严格遵循瓦哈比派教义，但否认这支撑整个逊尼派权威的三大支柱，这就使前者对沙特阿拉伯构成了深远的威胁。
沙特第一王国简史（1744-1818）
瓦哈卜鼓吹极端激进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被逐出故乡——在短暂的漂泊后，他于1744年得到了伊本·沙特的庇护。在瓦哈卜新奇的教义中，伊本·沙特看到了一条颠覆阿拉伯传统、夺取权力的道路。
伊本·沙特的部族紧握瓦哈卜这张宗教牌，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干他们一贯的勾当——去邻近村落打家劫舍。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可以高举圣战的旗帜，不再受到阿拉伯传统的约束。伊本·沙特和瓦哈卜以圣战为名，重新提出殉道这个概念，宣扬在圣战中殉道的烈士可以立即上天堂。
最初，他们征服并统治了一些邻近的部落。被征服的部众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改宗瓦哈比派，要么被处死。到1790年，政教合一的沙特部族控制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并反复入侵麦地那、叙利亚和伊拉克。
他们的战略——与今天的ISIS一样——都是让被征服民族产生恐惧，进而臣服于自己。1801年，沙特攻打今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圣城卡巴拉，屠杀了包括妇孺在内的数千名什叶派穆斯林。许多什叶派圣祠毁于一旦，包括穆罕默德之孙伊玛目侯赛因的陵墓。
当年的见证者英军中尉弗朗西斯·沃登记述道：“他们把它（卡巴拉）抢掠一光，捣毁了侯赛因的陵墓……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古怪而残忍的手段，杀害了五千多名当地居民……”
第一沙特王国的历史学家奥斯曼·伊本·白舍尔·纳吉迪记录了伊本·沙特1801年在卡巴拉的大屠杀。他骄傲地宣称：“我们占领了卡巴拉城，屠宰并奴役了那里的人，然后向万世的真主安拉祷告，我们没有歉意，只有一句话：‘这就是异教徒的下场。’”
1803年，圣城麦加在阿卜杜勒·阿齐玆的恐吓下投降（麦地那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瓦哈比派教徒们拆毁了众多历史遗迹和所有的陵墓与圣祠。最后，大清真寺周围历经数百年的伊斯兰教古建筑悉数被毁。
但1803年11月，一名什叶派刺客为卡巴拉大屠杀复仇，杀死了阿卜杜勒·阿齐玆国王。王子沙特·本·阿卜杜拉·阿齐兹继位，继续展开对阿拉伯半岛的征服。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再无法容忍沙特对帝国的蚕食。1812年，由埃及人组成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将沙特人赶出了麦地那、吉达和麦加。1814年，沙特·本·阿卜杜拉·阿齐兹死于热病，其子阿卜杜拉·本·沙特被押往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并遭处以极刑（据当地一名旅客称，他先被游街示众，在三天中受尽凌辱，然后被处以绞刑、斩首，首级被填入炮膛再轰出，心脏被挖出来钉在身体上）。
1815年，代表奥斯曼苏丹出征的埃及人在关键一役中击垮了瓦哈比派武装力量。1818年，帝国军队攻陷并将瓦哈比派首都达尔伊耶夷为平地。沙特第一王国至此灭亡。瓦哈比派势力纠集残部撤入沙漠，并在19世纪后几十年里几乎销声匿迹。
历史的重演
如今，ISIS在伊拉克建立伊斯兰国，撩拨起不少人心头这根历史之弦。实际上，贫瘠的内志沙漠并未湮没18世纪的瓦哈比精神；当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混乱中崩塌时，瓦哈比派呼啸着复苏了。
沙特家族在精明干练的阿卜杜勒·阿齐兹的领导下，在20世纪走向了复兴。阿卜杜勒·阿齐兹统一了四分五裂的贝都因部落，继承了瓦哈卜与伊本·沙特的衣钵，组织沙特“伊赫万”征讨变节者。
这个伊赫万实际就是现代版的瓦哈比派半独立武装卫道先锋队。19世纪初年瓦哈比派势力几乎一统阿拉伯半岛；一个世纪后，从1914年至1926年，伊赫万以同样的方式相继攻占了麦加、麦地那和吉达。然而此时，阿卜杜勒·阿齐兹开始意识到，伊赫万展现出的“雅各宾式”革命性质，损害了他更大的利益。后来，沙特爆发了一场持续至30年代的内战，最终沙特国王用机枪镇压了伊赫万叛乱。
关于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早年的事迹，真相已经模糊。在阿拉伯半岛发现了石油后，英美两国一方面讨好阿卜杜勒·阿齐兹，另一方面又倾向于支持沙里夫·胡赛因作为阿拉伯半岛的合法统治者。沙特人需要运用更微妙的外交手段。
作为交换，瓦哈比派被迫从一场圣战革命和宗教清洗，退为一场社会、政治、神学、宗教层面的保守主义宣教运动；成为维护沙特王室和国王绝对权力正当性的工具。
浮在石油上瓦哈比派
法国学者吉勒·凯贝尔写道，当石油成了沙特的摇钱树，该国的目标是“向穆斯林世界传播瓦哈比派学说……将伊斯兰教瓦哈比化，让伊斯兰教内部的多种声音归于同一信仰”——这是一场超越国界的运动。沙特阿拉伯为了打造宗教软实力，已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未来还将在这方面投入更多财力。
1945年，刚参加完雅尔塔会议的罗斯福在美国战舰上接见了阿卜杜勒·阿齐兹，从那一场会面开始，沙特阿拉伯就长期依赖于西方的政策，至今仍未改变。一方面，是沙特为建设软实力，动用数十亿美元的大手笔；另一方面，沙特在教育、社会、文化等领域向其他伊斯兰国家输出瓦哈比派学说，控制逊尼派伊斯兰教，也是在帮助美国实现其利益。
沙特阿拉伯王国惊人的财富、现代化的外表、以及在伊斯兰世界中展现出的领导姿态，吸引了大部分西方人的注意力。他们以为控制好逊尼派就能让沙特服从于现代生活的驱使。
但伊赫万运动并没有在上世纪30年代被赶尽杀绝。它虽然从主流隐退，却仍保持着对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沙特人对ISIS的态度甚是微妙。
ISIS虽深受瓦哈比派影响；然而在某些方面它走向另一个激进的极端。我们可以把ISIS看做一场针对当代瓦哈比派教义的修正运动。
ISIS代表着一场“后麦地那”运动：它将前两任哈里发——而非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视为典范，并且极力否认沙特的统治权威。
沙特王国在石油时代暴富，导致制度臃肿，虽然费萨尔国王致力于现代化，但伊赫万运动仍然扩大了其影响力，获得了（并仍得到）许多社会名流和酋长们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奥萨马·本·拉登正是伊赫万运动得势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今天，我们不难理解ISIS对沙特国王合法性的削弱，因为这才是重归沙特-瓦哈卜联盟的本源。
在许多西方战略项目上（反社会主义、反阿拉伯复兴主义、反纳赛尔主义、对抗苏联和伊朗），沙特与西方联手对阿拉伯地区实行联合管理，西方政治家对沙特阿拉伯做具有选择性的正面解读，突出其富裕、现代化、有影响力，忽略了瓦哈比派思潮的影响。
毕竟，西方情报机构认为更加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运动，既能有效地推翻苏联在阿富汗的存在；又能颠覆那些不再受西方青睐的中东国家和领导人。
沙特和西方授意班达尔亲王处理叙利亚反政府叛乱，最终引发了一场“新伊赫万式”暴力恐怖先锋运动——ISIS。其实，西方何必感到惊诧呢？稍微了解一点瓦哈比派的历史，你就应该知道，叙利亚叛军里的“温和派”比麒麟还罕见。西方为什么会幻想激进的瓦哈比派能濡染出温和派？为什么会幻想提出“唯一的统治者、唯一的权威、唯一的清真寺”的教派，能从“逆我者亡”走向温和与忍让？
或者，西方连幻想都不曾有过。
来源： 【本文8月27日，原载于美国最大新闻网站《赫芬顿邮报》，原题“You Can’t Understand ISIS If You Don’t Know the History of Wahhabism in Saudi Arabia”，观察者网杨晗轶译。】www.guancha.cn/Alastair-Crooke/2014_09_03_263454_s.shtml
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译者注：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 Shams缩写为ISIS，亦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即ISIL，部分媒体取该组织阿拉伯语首字母缩写，蔑称其为Da’ish）在伊拉克粉墨登场，使西方为之震惊。让西方感到困惑而恐惧的，是该组织的暴力手段，及其对逊尼派青年磁石般的吸引力。更令他们不安又费解的，是沙特阿拉伯对此事模棱两可的态度——许多西方人都揣着这样的问题：“难道沙特人不明白，ISIS对他们也是个威胁吗？”
直到现在，从表面上看，沙特的统治精英们存在分歧。一部分支持属于逊尼派的ISIS与什叶派伊朗对掐，他们乐于见到逊尼派在所谓“先祖故土”上建立一个新的伊斯兰国家；他们也认同ISIS严格的萨拉菲主义（伊斯兰复古主义）意识形态。
另一部分沙特精英则对伊赫万（即“认主独一兄弟会”）心存疑惧，这个瓦哈比派宗教武装组织（作者注：伊赫万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兄弟会，此兄弟会与埃及穆兄会无关，下文均用伊赫万指代瓦哈比派认主独一兄弟会）曾在1920年代末叛变沙特开国国王阿卜杜勒·阿齐玆，当时几乎从内部瓦解了瓦哈比派和沙特家族。
ISIS的激进教义已使众多沙特人感到不安，甚至令他们对国家的总体方向和官方话语产生了质疑。
双面的沙特
要理解沙特阿拉伯内部关于ISIS的争议，就必须抓住问题的核心，即沙特王国宗教与历史根源所固有（且持续）的双面性。
沙特民族身份认同的主线之一，可直接追溯到瓦哈比派创始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伊本·沙特酋长（在灼热贫瘠的内志沙漠中，当时的沙特仅是彼此劫掠的贝都因众部落之一）接受并支持瓦哈卜激进的排他性教义。
上世纪20年代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走民族建国道路时，埋下了沙特民族双面性的另一条脉络：他为了争取英美两国对沙特外交地位的支持，打压了伊赫万的武装暴力；他将原本未固化的瓦哈比派教义通过制度确立起来，以非暴力的文化革命形式向穆斯林世界渗透。后来在70年代，沙特又利用激增的石油出口收入，把伊赫万这股不稳定因素输往别国。
但这场以瓦哈卜的教义为基础的“文化革命”却不是什么温和的改革——正因为瓦哈卜对一切他所认知腐朽和邪说怀有雅各宾式的仇恨，他才会呼吁将异端和偶像崇拜从伊斯兰教中清洗出去。
穆斯林中的欺世盗名者
根据美国作家记者斯蒂文·柯尔的描写，瓦哈卜生性简朴苛刻，其师承渊源来自14世纪宗教学者伊本·泰米叶，对“那些附庸风雅、沉迷于烟草和印度大麻，在朝圣路上前呼后拥的埃及与奥斯曼贵族”充满鄙夷。
在瓦哈卜的观念中，这些王孙贵胄根本算不上穆斯林，他们只是群欺世盗名的骗子；而阿拉伯半岛上的贝都因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供奉圣徒、树立墓碑、崇尚“迷信”（例如对坟墓等“神力灌注”的场所充满敬畏），让瓦哈卜恼怒不已。
瓦哈卜谴责这些行为是真主禁止的“异端”（Bid’ah）。与泰米叶一样，瓦哈卜相信先知穆罕默德时期的麦地那代表着穆斯林的理想社会（“最好的时代”），也是所有穆斯林都应致力效仿的社会（这在本质上，便是萨拉菲主义）。
泰米叶曾向什叶派、苏非派和希腊哲学宣战。他也反对祭拜先知坟墓和庆祝其生日，宣称这些行为无异于基督教徒们把耶稣当作神来膜拜（即偶像崇拜）。瓦哈卜吸收了先人的教诲，宣布信徒如对他解读的伊斯兰教义有“任何怀疑或犹豫”，其“财产和生命的豁免权”便应被剥夺。
瓦哈卜的主要信条之一构成了“塔克费尔”（takfir，即叛教）的核心思想。在“塔克费尔”教义下，任何穆斯林只要做出了侵害绝对王权的行为，瓦哈卜和他的信徒们便有权宣告其为叛教者。所有敬奉死者、圣徒、天使的穆斯林统统被瓦哈卜革除了教籍。他坚信穆斯林应全心全意侍奉真主，其他神祗势必会减损这种信仰。所以，根据瓦哈比派教义，信众不得向圣徒祈祷或为逝去的亲人祷告；不得祭扫坟墓；不得前往装饰奢华的清真寺；不得纪念圣徒的宗教节日；不得庆祝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甚至不得为死者立墓碑。
瓦哈卜要求教徒身体力行，严格遵守教义。他宣称每一个穆斯林都必须单独向唯一的穆斯林领袖（如哈里发在世，则为哈里发）宣誓效忠。他写道：“那些异见者应被处决，他们的妻女应被强奸，他们的财产应被充公。”在瓦哈比派眼中，什叶派、苏非派和一些其他教派的信徒都是应处以极刑的叛教者，根本算不上穆斯林。
目前，瓦哈比派和ISIS之间没有分歧，而未来两者可能产生裂痕：沙特王国将瓦哈卜关于“唯一的统治者、唯一的权威、唯一的清真寺”的主张，已在沙特阿拉伯固化下来，形成三大制度支柱，分别对应着沙特国王的统治、国教瓦哈比派的绝对权威、以及教派对真言的解读（清真寺）。
ISIS虽严格遵循瓦哈比派教义，但否认这支撑整个逊尼派权威的三大支柱，这就使前者对沙特阿拉伯构成了深远的威胁。
沙特第一王国简史（1744-1818）
瓦哈卜鼓吹极端激进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被逐出故乡——在短暂的漂泊后，他于1744年得到了伊本·沙特的庇护。在瓦哈卜新奇的教义中，伊本·沙特看到了一条颠覆阿拉伯传统、夺取权力的道路。
伊本·沙特的部族紧握瓦哈卜这张宗教牌，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干他们一贯的勾当——去邻近村落打家劫舍。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可以高举圣战的旗帜，不再受到阿拉伯传统的约束。伊本·沙特和瓦哈卜以圣战为名，重新提出殉道这个概念，宣扬在圣战中殉道的烈士可以立即上天堂。
最初，他们征服并统治了一些邻近的部落。被征服的部众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改宗瓦哈比派，要么被处死。到1790年，政教合一的沙特部族控制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并反复入侵麦地那、叙利亚和伊拉克。
他们的战略——与今天的ISIS一样——都是让被征服民族产生恐惧，进而臣服于自己。1801年，沙特攻打今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圣城卡巴拉，屠杀了包括妇孺在内的数千名什叶派穆斯林。许多什叶派圣祠毁于一旦，包括穆罕默德之孙伊玛目侯赛因的陵墓。
当年的见证者英军中尉弗朗西斯·沃登记述道：“他们把它（卡巴拉）抢掠一光，捣毁了侯赛因的陵墓……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古怪而残忍的手段，杀害了五千多名当地居民……”
第一沙特王国的历史学家奥斯曼·伊本·白舍尔·纳吉迪记录了伊本·沙特1801年在卡巴拉的大屠杀。他骄傲地宣称：“我们占领了卡巴拉城，屠宰并奴役了那里的人，然后向万世的真主安拉祷告，我们没有歉意，只有一句话：‘这就是异教徒的下场。’”
1803年，圣城麦加在阿卜杜勒·阿齐玆的恐吓下投降（麦地那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瓦哈比派教徒们拆毁了众多历史遗迹和所有的陵墓与圣祠。最后，大清真寺周围历经数百年的伊斯兰教古建筑悉数被毁。
但1803年11月，一名什叶派刺客为卡巴拉大屠杀复仇，杀死了阿卜杜勒·阿齐玆国王。王子沙特·本·阿卜杜拉·阿齐兹继位，继续展开对阿拉伯半岛的征服。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再无法容忍沙特对帝国的蚕食。1812年，由埃及人组成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将沙特人赶出了麦地那、吉达和麦加。1814年，沙特·本·阿卜杜拉·阿齐兹死于热病，其子阿卜杜拉·本·沙特被押往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并遭处以极刑（据当地一名旅客称，他先被游街示众，在三天中受尽凌辱，然后被处以绞刑、斩首，首级被填入炮膛再轰出，心脏被挖出来钉在身体上）。
1815年，代表奥斯曼苏丹出征的埃及人在关键一役中击垮了瓦哈比派武装力量。1818年，帝国军队攻陷并将瓦哈比派首都达尔伊耶夷为平地。沙特第一王国至此灭亡。瓦哈比派势力纠集残部撤入沙漠，并在19世纪后几十年里几乎销声匿迹。
历史的重演
如今，ISIS在伊拉克建立伊斯兰国，撩拨起不少人心头这根历史之弦。实际上，贫瘠的内志沙漠并未湮没18世纪的瓦哈比精神；当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混乱中崩塌时，瓦哈比派呼啸着复苏了。
沙特家族在精明干练的阿卜杜勒·阿齐兹的领导下，在20世纪走向了复兴。阿卜杜勒·阿齐兹统一了四分五裂的贝都因部落，继承了瓦哈卜与伊本·沙特的衣钵，组织沙特“伊赫万”征讨变节者。
这个伊赫万实际就是现代版的瓦哈比派半独立武装卫道先锋队。19世纪初年瓦哈比派势力几乎一统阿拉伯半岛；一个世纪后，从1914年至1926年，伊赫万以同样的方式相继攻占了麦加、麦地那和吉达。然而此时，阿卜杜勒·阿齐兹开始意识到，伊赫万展现出的“雅各宾式”革命性质，损害了他更大的利益。后来，沙特爆发了一场持续至30年代的内战，最终沙特国王用机枪镇压了伊赫万叛乱。
关于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早年的事迹，真相已经模糊。在阿拉伯半岛发现了石油后，英美两国一方面讨好阿卜杜勒·阿齐兹，另一方面又倾向于支持沙里夫·胡赛因作为阿拉伯半岛的合法统治者。沙特人需要运用更微妙的外交手段。
作为交换，瓦哈比派被迫从一场圣战革命和宗教清洗，退为一场社会、政治、神学、宗教层面的保守主义宣教运动；成为维护沙特王室和国王绝对权力正当性的工具。
浮在石油上瓦哈比派
法国学者吉勒·凯贝尔写道，当石油成了沙特的摇钱树，该国的目标是“向穆斯林世界传播瓦哈比派学说……将伊斯兰教瓦哈比化，让伊斯兰教内部的多种声音归于同一信仰”——这是一场超越国界的运动。沙特阿拉伯为了打造宗教软实力，已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未来还将在这方面投入更多财力。
1945年，刚参加完雅尔塔会议的罗斯福在美国战舰上接见了阿卜杜勒·阿齐兹，从那一场会面开始，沙特阿拉伯就长期依赖于西方的政策，至今仍未改变。一方面，是沙特为建设软实力，动用数十亿美元的大手笔；另一方面，沙特在教育、社会、文化等领域向其他伊斯兰国家输出瓦哈比派学说，控制逊尼派伊斯兰教，也是在帮助美国实现其利益。
沙特阿拉伯王国惊人的财富、现代化的外表、以及在伊斯兰世界中展现出的领导姿态，吸引了大部分西方人的注意力。他们以为控制好逊尼派就能让沙特服从于现代生活的驱使。
但伊赫万运动并没有在上世纪30年代被赶尽杀绝。它虽然从主流隐退，却仍保持着对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沙特人对ISIS的态度甚是微妙。
ISIS虽深受瓦哈比派影响；然而在某些方面它走向另一个激进的极端。我们可以把ISIS看做一场针对当代瓦哈比派教义的修正运动。
ISIS代表着一场“后麦地那”运动：它将前两任哈里发——而非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视为典范，并且极力否认沙特的统治权威。
沙特王国在石油时代暴富，导致制度臃肿，虽然费萨尔国王致力于现代化，但伊赫万运动仍然扩大了其影响力，获得了（并仍得到）许多社会名流和酋长们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奥萨马·本·拉登正是伊赫万运动得势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今天，我们不难理解ISIS对沙特国王合法性的削弱，因为这才是重归沙特-瓦哈卜联盟的本源。
在许多西方战略项目上（反社会主义、反阿拉伯复兴主义、反纳赛尔主义、对抗苏联和伊朗），沙特与西方联手对阿拉伯地区实行联合管理，西方政治家对沙特阿拉伯做具有选择性的正面解读，突出其富裕、现代化、有影响力，忽略了瓦哈比派思潮的影响。
毕竟，西方情报机构认为更加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运动，既能有效地推翻苏联在阿富汗的存在；又能颠覆那些不再受西方青睐的中东国家和领导人。
沙特和西方授意班达尔亲王处理叙利亚反政府叛乱，最终引发了一场“新伊赫万式”暴力恐怖先锋运动——ISIS。其实，西方何必感到惊诧呢？稍微了解一点瓦哈比派的历史，你就应该知道，叙利亚叛军里的“温和派”比麒麟还罕见。西方为什么会幻想激进的瓦哈比派能濡染出温和派？为什么会幻想提出“唯一的统治者、唯一的权威、唯一的清真寺”的教派，能从“逆我者亡”走向温和与忍让？
或者，西方连幻想都不曾有过。
星期一, 6月 16, 2014
伊拉克乱局：敌从哪里来
作者：陶短房
来源：南早中文网 http://www.nanzao.com/sc/opinion/29620/yi-la-ke-luan-ju-di-cong-na-li-lai
就在不久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卸任国务卿、被普遍认为有意参选2016年美国大选的希拉里.克林顿，还动辄将兑现竞选诺言、让美军从伊拉克撤出当做最重要外交成果拿出来炫耀，将后萨达姆时代的“新伊拉克”，当作“中东政治现代化”的成功典范，也的确有一些人真诚地相信，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的。
然而6月10日，“新伊拉克”的光环被一个叫做“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或ISIL）打得粉碎：就在这一天，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尼尼微省省会摩苏尔被该组织攻克；次日，伊拉克逊尼派曾经的政治中心、萨达姆家乡提克里特也被攻陷。截止13日，该组织声称已控制了尼尼微省、阿尔安巴尔省、基尔库克省大部，和迪亚拉、萨拉哈丁、巴比伦、巴格达省一部，并一度包围了位于白吉的伊拉克最大炼油厂（日炼油能力30万桶），兵锋直指巴格达。
6月13日，奥巴马发表讲话，称ISIS对伊拉克“构成威胁”，并“潜在威胁到美国人民”，已构成“地区性问题和长期问题”，而讨论伊拉克局势的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业已在伊拉克政府要求下，于12日格林尼治时间15时30分举行。
这突如其来的强敌，究竟是何许人也？
叙利亚组织或伊拉克组织？
有些媒体将ISIS称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也有人称之为“伊拉克反政府武装”，到底哪个才是对的？
其实都对，也都不对：这个组织的创始人阿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是出生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第二任首领阿布.马斯里（Abu Ayyub al-Masri ）则是埃及人，第三任和第四任首领两个巴格达迪（Abu Omar al-Baghdadi和Abu Bakr al-Baghdadi）则国籍不详。
这个组织也不是什么“新组织”。该组织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时叫“一神论和圣战组织”（TOMJ），是扎卡维利用阿富汗赫拉克设立的营地，表面上声称要在阿富汗对苏作战，实际目的则是培训用于颠覆约旦政府的武装分子，因为该组织认为约旦政府太过世俗，不符合教义。
虽然在赫拉特时期曾受到美国资助，但“9.11”后他们作为恐怖主义组织遭到围剿，在约旦无法立足。 2003年，美国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伊拉克北方许多地方出现政治真空，扎卡维等趁机打着“基地”的旗号进入伊拉克，利用逊尼派对美军和美军扶植的什叶派掌权政府不满，以“伊拉克基地分支”的名义猖獗一时，扎卡维也成为基地组织第三号人物。 2006年1月，他们和提格里特附近一些逊尼派部落、组织组成反美的“圣战者联合委员会”（MSC），同年12月13日，宣布成立政教合一的“伊拉克伊斯兰国” （ISI）。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ISI先是派遣部分武装以“胜利阵线”（AL-NUSRA）名义进入叙利亚，成为反巴沙尔武装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控制了叙利亚伊拉克边界的许多关卡，随即ISI主力也纷纷进入叙利亚，并在2013年4月正式打出ISIS的“国号”。
这个组织早在上世纪末就涉嫌策划美国和约旦的“千禧年爆炸”，和2002年针对美国外交官福雷（Laurence Foley）的绑架案。 2003年以后，该组织开始在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西方人和“异端”的恐怖袭击，早在2003年12月27日就发动了针对卡尔巴拉政府办公楼的自杀式袭击，次年5月又首次实施了如今成为该组织“招牌”的人质斩首（受害者是美国人尼克.伯格）。 2004-2006年，他们在“提克里特三角”和美军、伊拉克政府军屡屡激战，并多次发动恐怖袭击和针对西方人的绑架、斩首。但2006-2010年，该组织三任首领相继被美军打死，自身也元气大伤，一度据说只剩两三百人。
“阿拉伯之春”和随之而来的叙利亚内战，给了该组织起死回生的机会，2013年4月ISIS宣布成立时，号称有数万人马，据估计，此次攻势发动前，其在叙利亚有近7000人，在伊拉克境内则有约6000人。
不难看出，该组织从成立起就带有强烈的国际性，其成员中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信奉“萨拉菲斯特”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各级领袖也是哪国人都有。
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
正如许多中东问题专家所指出的，这个源流混杂的“混血组织”在伊拉克并不真正关心能否夺取巴格达，成为新的伊拉克政府，在叙利亚也并不怎么关心能否打入大马士革推翻巴沙尔政权，他们所关心的，是占领一块（能占领哪一块就哪一块）足够大、足够富庶的地盘，在那里建立政教合一、实行沙里亚法的“伊斯兰国”，并毫不留情地在地盘里消灭一切敢于持异议的人和组织。
正因为这个宗旨，他们在MSC时期既和美军打仗，也一刻不停地忙于吞并势力范围内的部落武装和其它势力；在叙利亚，他们喧宾夺主，毫不客气地占据了叙利亚当时被反政府武装所控制最早、最大的省会城市拉贾，并一度控制了从拉贾到加拉布鲁斯，土耳其-叙利亚边境的重要走廊，获得武器、兵源的补充渠道。
去年7月则是此次对伊拉克的突然袭击前，该组织最得意的时候。
当月，他们和基地组织联合发起“破墙行动”，在叙利亚乃至世界许多国家劫狱，放出数以千计被关押的恐怖分子，以充实各极端组织的实力，迫使美欧许多国家不得不到处发出旅行安全警告，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然而好景不长，当年9月，ISIS和叙利亚其它反政府武装决裂；今年1月，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Syria's opposition National League and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简称“全国联盟”）宣布和与ISIS反目成仇的“胜利阵线”结盟，共同讨伐ISIS，基地组织也通过播放扎瓦赫里讲话，宣布和ISIS“脱钩”（耐人寻味的，是扎瓦赫里指责ISIS是“极端恐怖主义组织”），而ISIS则不甘示弱，一面宣布讨伐“异端”，一面扬言“先打异端，后打巴沙尔”。原本的盟友撇开原先共同敌人巴沙尔自相残杀，ISIS虽然在战场上屡屡得手，却最终丢失拉贾，在叙利亚的“立国”前景似乎一下变得黯淡。
但今年1月，ISIS突然回师伊拉克，一举夺取了距巴格达仅100公里的北部重镇费卢杰，随即在周围不断攻城略地，夺取许多中小城镇。对摩苏尔的围攻，实际上早在5月20日即已开始，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国王学院的研究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因ISIS的武装恐怖活动而流离失所的伊拉克人已达50万以上。
如今ISIS已招降纳叛，滚雪球般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目击者称，他们装备有缴获或从库存中找到的俄、美、中、欧制坦克、火炮、火箭炮，甚至在摩苏尔伊西斯机场弄到了一些“黑鹰”直升机，但主战武器仍然是装在皮卡车上的火箭筒和“德什卡”机枪，以及自动步枪和炸弹，人们所担心的，是他们会否颠覆伊拉克政府，或真的分裂出一个新的“国家”。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法国《世界报》援引目击者的话称，ISIS“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能力很强，一些曾和他们交手的美军表示，他们是“最难缠的恐怖分子”。
在2006年左右，ISIS的前身善于制造各种陷阱和路边炸弹，但一旦和美军或伊拉克正规军正面交手，总会轻易被击溃。但经过叙利亚内战熏陶后的ISIS，却能娴熟运用各种轻重武器，实施地面群组协同作战。一些中东问题专家（如旅法库尔德问题专家贝纳阿德Myriam Benraad）指出，以往ISIS的攻势主要是袭击、伏击、骚扰，即便攻坚也只针对一两个城市，此番同时在几个省发动攻势，是非同寻常的。他们指出，和许多恐怖组织不同，ISIS不仅有国际兵源、财源，而且有自己的人力、财力基地，还刚刚在摩苏尔银行截获4.29亿美元巨款，一举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恐怖组织”，倘国际社会不及时应对，后果不堪设想。
但也有人认为，情况未必会那么糟。
中东问题专家约书亚.基廷（Joshua Keating）指出，ISIS在伊拉克、叙利亚两次大起大落，轨迹几乎完全相同，即一开始利用“对付共同敌人”和同教之谊，轻易站稳脚跟，并依靠自身实力迅速坐大，但一旦坐大，他们就开始强推残忍的沙里亚法，并靠虐杀立威（如去年五月在拉贾市中心广场搞集体斩首），不断吞并盟友和地方势力，引发盟友反目和辖区民众愤怒，最终灰头土脸。 2006年搞的ISI，其大多数盟友最后不堪其淫威，转而投靠美军，成立专门对付ISIS的“觉醒运动”（Awakening）；不久前在叙利亚，短短几个月时间，该组织就把几乎所有其它盟友都变成了敌人，这其中包括自由派，也包括曾是自己“上级”的基地组织，甚至本是自己分支的“胜利阵线”。
道理一如基廷所言，ISIS源流复杂，缺乏地域归属感，又强推“大多数人从内心都不会真心愿意领教”的沙里亚法和苛刻的清规戒律和严刑峻法，盟友和“臣民”不过畏威而不怀德，一旦军事上有所蹉跌，看似强大的联盟就会土崩瓦解。
症结在哪里
一些美国智库日前称，伊拉克问题的首要责任，应归咎于一战后英国在当地错误划分国界线，此外，未能及时推翻巴沙尔也是一大原因。这种说法显然意在为美国开脱。事实上，ISIS能坐大至此，美国要负极大责任。
如前所述，ISIS前身兴起之初受过美国资助，但“9.11”后其在约旦本已穷途末路。然而美国却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原本很善于对付逊尼派极端组织的萨达姆政权，又在“后萨达姆时代”将“提格里特三角”的若干世俗权力家族当做“萨达姆残余”清洗，而未能及时跟进相应措施，令ISIS得以渗透入这片真空区，并利用当地人对美军的仇恨和对库尔德人-什叶派充斥的巴格达当局的恐惧，在当地发展壮大。
2006年后，美国驻当地最高指挥官彼得雷乌斯推行了有针对性的战略，利用当地逊尼派部落、组织和民众不满ISIS严刑峻法和喧宾夺主的怨气，说服他们转而与美军合作，一度将“提格里特铁三角”的反政府武装活动降到极低频率，让美国政府认为“战事已经结束”。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却导致中东各国极端原教旨势力借“民主革命”大旗作掩护，起死回生，卷土重来，攻城略地，ISIS不过是众多这类“受益者”的一员。他们在叙利亚充当“义军”之初，也曾获得来自欧美国家和土耳其的各种援助，可笑的是，一旦羽翼丰满，他们反过来又对这些“恩主”大开杀戒——6月11日，他们袭击了土耳其驻摩苏尔领事馆，绑架了总领事以下49人。
奥巴马上任后，为结束伊拉克这场“布什的战争”，一方面匆匆撤军，另一方面把宝压在“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上，但去年12月8日最后一名美军刚踏上归途，次日马利基的联合政府就告破裂。
伊拉克是个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占总人口95%，其中什叶派54.5%，逊尼派40.5%，不过逊尼派中包括和第一大民族——阿拉伯人流派不同、独立意识强烈的库尔德人，倘扣去他们，则逊尼派只占总人口20%左右。历史上伊拉克一直是少数逊尼派把持政权，多数什叶派处被压制地位，萨达姆时代更变本加厉，逊尼派中的提格里特集团独揽大权，什叶派则遭到无情镇压。
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却同时释放出两股危险的政治空气：一方面，长期被压制的什叶派轻而易举地凭借人数优势，在“一人一票”的战后伊拉克获得一次又一次选举的胜利，并在北方库尔德人逐渐专注于经营自己“一亩三分地”——库尔德自治区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大部分伊拉克地区推行厚什叶派、薄逊尼派的政治、经济政策，而萨达姆的社会复兴党崩溃后，人数本就处于劣势的逊尼派对此几无抗衡能力；另一方面，原本被“国家逊尼派”和世俗特色明显的萨达姆集团压制的“跨国逊尼派”——原教旨的“基地”，和混血的ISIS，却迅速崛起并填补了逊尼派内部的政治空白，并一度令伊拉克成为中东治安形势最混乱的地区。尽管彼得雷乌斯的努力一度取得显著成效，但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让一切变得重新紧张起来。
尽管外界赋予“阿拉伯之春”种种意义，但这些意义中有许多都是表里不一、甚至外界一厢情愿强加的，如今回头“复盘”不难看出，几乎所有实现“变天”的国家，都是清一色由逊尼派原教旨派系上台，推翻原先专制但较世俗的共和政体，而在个别什叶派试图从逊尼派夺权的国家（如巴林、沙特），或试图颠覆逊尼派君主政体的国家（如摩洛哥、沙特），则无一例外被“阿拉伯之春”舆论攻势边缘化，甚至遭到积极鼓吹“阿拉伯之春”的沙特、卡塔尔等国镇压，这就让“阿拉伯之春”不可避免地被染上逊尼派对什叶派的教派争斗色彩，而这种色彩却因“不合胃口”，被欧美国家和众多国际传媒长期刻意忽略。
伊拉克的什叶派和逊尼派本就积怨很深，马利基政府又在美军及盟军撤出后，变本加厉地推行亲什叶派政策，令倍感失望、又少了美军这个“婆婆”的逊尼派再度转向极端分子一边，此次滚雪球般增加的ISIS武装，许多就是这些“攀龙附凤”的本地临时加盟者；邻国叙利亚的内战更让局势雪上加霜，叙利亚的教派构成恰与伊拉克相反，什叶派少而逊尼派多，最初打着“和平示威”、“民主斗争”旗号的叙利亚反对派随着战事的旷日持久，逐渐凸显出教派斗争的真实面目，并吸引了数以万计各国逊尼派原教旨分子参战，这些人中许多都系“基地”背景的有组织、有经验武装分子，构成反政府武装的主要战斗力。
伊拉克和叙利亚有漫长且难以防守的共同边界，对伊拉克逊尼、什叶两派而言，均担心对方教派在邻国坐大，因此均采取了明里暗里支持邻国“自己人”的措施。如果说，马利基政府作为合法政府，囿于阿盟决议，还只能在台面上保持克制，那么本就是“黑名单”榜上有名的ISIS，就无需任何顾忌。去年大批伊拉克越狱囚犯进入叙利亚，曾搅乱叙利亚大局，今年不过是倒了个而已
更麻烦的事，这只是伊拉克教派冲突问题的冰山一角。
前联合国驻伊拉克特使、德国人马丁.克伯勒指出，近两年来，伊拉克境内暴力冲突发生率明显增加，平均每个月死于暴力的人数多达700-800人，虽未达到2006-2007年水平，却和彼得雷乌斯计划卓有成效的几年相比翻了4、5番，去年全年更出现了9475人的“后萨达姆时代”最高年平民因暴力死亡人数纪录。而在美军及其盟军撤退的背景下，马利基政府缺乏足够的实力和执行力，去应对急转直下的治安局势。
比问题更严峻的是前景。
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是奥巴马的竞选承诺，也是他两届执政迄今最大、最少争议的独立外交成果，是民主党压制共和党的命门，加上美国经济尚未完全复苏，战略重心转移，势必不可能重返；派系繁杂的马利基政府自保有余，整肃治安则力不从心，控制边界、防止狱囚和其它极端分子的国际间往来，则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长此以往，伊拉克很可能成为各派极端势力中转人、物并休整喘息的中继站，以及中东地缘政治的“盲肠”，甚至成为一个大号的黎巴嫩。
至于至今被一些国家和政治势力倚为长城的“一人一票”，恐对伊拉克局势的恶化无济于事：在当前伊拉克人口教派构成不变的情况下，什叶派可轻而易举获得一次又一次胜选，但无论“德”或“威”，都不足以将占总人口20%、且得到强大外援的逊尼派彻底压服。
今年4月30日，美军撤离后的第一次选举，马利基所属联盟获得最多选票连任，却并未能过半。在随即发生的ISIS攻势中，在北部逊尼派地区作战的几万政府军兵无斗志，被数百人的ISIS武装分子一击即溃，而坐山观虎斗的库尔德自治区，则趁机觊觎北方石油重镇基尔库克。马利基无可奈何下，呼吁召开议会，讨论实施全国紧急状态，却因凑不齐法定出席人数而无法开会，个中缘由，一望而知。
在一片喧嚣中，奥巴马政府先是放出含糊其辞的“不排除任何手段”帮助伊拉克政府的口风，继而却在13日晚宣布“不会在缺乏政治保证前提下进行军事干预”，很显然，即便他随后调整战略，也最多效仿“也门模式”搞几次空袭（很可能还是出动无人机）。
道理是明摆着的：小规模军事干预未必有效，更多军援弄不好被ISIS缴获，反倒“资敌”，而大规模出兵无异于自认失败，将一贯自炫的“将伊拉克美军带回家”外交成果转化为外交定时炸弹，这在中期选举年，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不过ISIS的攻势可能也已是强弩之末。
伊拉克中、南部已是什叶派地盘，当地民兵、地方部落都不可能支持或依附ISIS，视什叶派为洪水猛兽的ISIS也不可能和他们搞“统一战线”，ISIS继续前进，原本有利的战场氛围就会转趋不利；ISIS和北方逊尼派诸势力的结合不过是利益结合，早领教过该组织厉害的“地头蛇”们也不会全心全意为ISIS当炮灰，日前围攻白吉炼油厂时，ISIS就因当地部落作梗，不得不退避三舍，导致该重要战略目标至今仍在政府手中。
什叶派的总后台是伊朗，一旦ISIS继续扩张，伊朗自不会袖手旁观，而正如一些观察家所指出的，视ISIS为公敌，恐怕是美国、伊朗和基地组织这三个冤家“唯一可达成共识的政治话题”，以ISIS的战斗力，是很难在伊朗这个中东强国面前讨到便宜的。
当然，一旦如此，整个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甚至可能大到任何势力都无法控制的地步。
来源：南早中文网 http://www.nanzao.com/sc/opinion/29620/yi-la-ke-luan-ju-di-cong-na-li-lai
就在不久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卸任国务卿、被普遍认为有意参选2016年美国大选的希拉里.克林顿，还动辄将兑现竞选诺言、让美军从伊拉克撤出当做最重要外交成果拿出来炫耀，将后萨达姆时代的“新伊拉克”，当作“中东政治现代化”的成功典范，也的确有一些人真诚地相信，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的。
然而6月10日，“新伊拉克”的光环被一个叫做“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或ISIL）打得粉碎：就在这一天，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尼尼微省省会摩苏尔被该组织攻克；次日，伊拉克逊尼派曾经的政治中心、萨达姆家乡提克里特也被攻陷。截止13日，该组织声称已控制了尼尼微省、阿尔安巴尔省、基尔库克省大部，和迪亚拉、萨拉哈丁、巴比伦、巴格达省一部，并一度包围了位于白吉的伊拉克最大炼油厂（日炼油能力30万桶），兵锋直指巴格达。
6月13日，奥巴马发表讲话，称ISIS对伊拉克“构成威胁”，并“潜在威胁到美国人民”，已构成“地区性问题和长期问题”，而讨论伊拉克局势的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业已在伊拉克政府要求下，于12日格林尼治时间15时30分举行。
这突如其来的强敌，究竟是何许人也？
叙利亚组织或伊拉克组织？
有些媒体将ISIS称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也有人称之为“伊拉克反政府武装”，到底哪个才是对的？
其实都对，也都不对：这个组织的创始人阿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是出生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第二任首领阿布.马斯里（Abu Ayyub al-Masri ）则是埃及人，第三任和第四任首领两个巴格达迪（Abu Omar al-Baghdadi和Abu Bakr al-Baghdadi）则国籍不详。
这个组织也不是什么“新组织”。该组织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时叫“一神论和圣战组织”（TOMJ），是扎卡维利用阿富汗赫拉克设立的营地，表面上声称要在阿富汗对苏作战，实际目的则是培训用于颠覆约旦政府的武装分子，因为该组织认为约旦政府太过世俗，不符合教义。
虽然在赫拉特时期曾受到美国资助，但“9.11”后他们作为恐怖主义组织遭到围剿，在约旦无法立足。 2003年，美国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伊拉克北方许多地方出现政治真空，扎卡维等趁机打着“基地”的旗号进入伊拉克，利用逊尼派对美军和美军扶植的什叶派掌权政府不满，以“伊拉克基地分支”的名义猖獗一时，扎卡维也成为基地组织第三号人物。 2006年1月，他们和提格里特附近一些逊尼派部落、组织组成反美的“圣战者联合委员会”（MSC），同年12月13日，宣布成立政教合一的“伊拉克伊斯兰国” （ISI）。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ISI先是派遣部分武装以“胜利阵线”（AL-NUSRA）名义进入叙利亚，成为反巴沙尔武装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控制了叙利亚伊拉克边界的许多关卡，随即ISI主力也纷纷进入叙利亚，并在2013年4月正式打出ISIS的“国号”。
这个组织早在上世纪末就涉嫌策划美国和约旦的“千禧年爆炸”，和2002年针对美国外交官福雷（Laurence Foley）的绑架案。 2003年以后，该组织开始在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西方人和“异端”的恐怖袭击，早在2003年12月27日就发动了针对卡尔巴拉政府办公楼的自杀式袭击，次年5月又首次实施了如今成为该组织“招牌”的人质斩首（受害者是美国人尼克.伯格）。 2004-2006年，他们在“提克里特三角”和美军、伊拉克政府军屡屡激战，并多次发动恐怖袭击和针对西方人的绑架、斩首。但2006-2010年，该组织三任首领相继被美军打死，自身也元气大伤，一度据说只剩两三百人。
“阿拉伯之春”和随之而来的叙利亚内战，给了该组织起死回生的机会，2013年4月ISIS宣布成立时，号称有数万人马，据估计，此次攻势发动前，其在叙利亚有近7000人，在伊拉克境内则有约6000人。
不难看出，该组织从成立起就带有强烈的国际性，其成员中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信奉“萨拉菲斯特”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各级领袖也是哪国人都有。
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
正如许多中东问题专家所指出的，这个源流混杂的“混血组织”在伊拉克并不真正关心能否夺取巴格达，成为新的伊拉克政府，在叙利亚也并不怎么关心能否打入大马士革推翻巴沙尔政权，他们所关心的，是占领一块（能占领哪一块就哪一块）足够大、足够富庶的地盘，在那里建立政教合一、实行沙里亚法的“伊斯兰国”，并毫不留情地在地盘里消灭一切敢于持异议的人和组织。
正因为这个宗旨，他们在MSC时期既和美军打仗，也一刻不停地忙于吞并势力范围内的部落武装和其它势力；在叙利亚，他们喧宾夺主，毫不客气地占据了叙利亚当时被反政府武装所控制最早、最大的省会城市拉贾，并一度控制了从拉贾到加拉布鲁斯，土耳其-叙利亚边境的重要走廊，获得武器、兵源的补充渠道。
去年7月则是此次对伊拉克的突然袭击前，该组织最得意的时候。
当月，他们和基地组织联合发起“破墙行动”，在叙利亚乃至世界许多国家劫狱，放出数以千计被关押的恐怖分子，以充实各极端组织的实力，迫使美欧许多国家不得不到处发出旅行安全警告，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然而好景不长，当年9月，ISIS和叙利亚其它反政府武装决裂；今年1月，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Syria's opposition National League and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简称“全国联盟”）宣布和与ISIS反目成仇的“胜利阵线”结盟，共同讨伐ISIS，基地组织也通过播放扎瓦赫里讲话，宣布和ISIS“脱钩”（耐人寻味的，是扎瓦赫里指责ISIS是“极端恐怖主义组织”），而ISIS则不甘示弱，一面宣布讨伐“异端”，一面扬言“先打异端，后打巴沙尔”。原本的盟友撇开原先共同敌人巴沙尔自相残杀，ISIS虽然在战场上屡屡得手，却最终丢失拉贾，在叙利亚的“立国”前景似乎一下变得黯淡。
但今年1月，ISIS突然回师伊拉克，一举夺取了距巴格达仅100公里的北部重镇费卢杰，随即在周围不断攻城略地，夺取许多中小城镇。对摩苏尔的围攻，实际上早在5月20日即已开始，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国王学院的研究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因ISIS的武装恐怖活动而流离失所的伊拉克人已达50万以上。
如今ISIS已招降纳叛，滚雪球般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目击者称，他们装备有缴获或从库存中找到的俄、美、中、欧制坦克、火炮、火箭炮，甚至在摩苏尔伊西斯机场弄到了一些“黑鹰”直升机，但主战武器仍然是装在皮卡车上的火箭筒和“德什卡”机枪，以及自动步枪和炸弹，人们所担心的，是他们会否颠覆伊拉克政府，或真的分裂出一个新的“国家”。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法国《世界报》援引目击者的话称，ISIS“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能力很强，一些曾和他们交手的美军表示，他们是“最难缠的恐怖分子”。
在2006年左右，ISIS的前身善于制造各种陷阱和路边炸弹，但一旦和美军或伊拉克正规军正面交手，总会轻易被击溃。但经过叙利亚内战熏陶后的ISIS，却能娴熟运用各种轻重武器，实施地面群组协同作战。一些中东问题专家（如旅法库尔德问题专家贝纳阿德Myriam Benraad）指出，以往ISIS的攻势主要是袭击、伏击、骚扰，即便攻坚也只针对一两个城市，此番同时在几个省发动攻势，是非同寻常的。他们指出，和许多恐怖组织不同，ISIS不仅有国际兵源、财源，而且有自己的人力、财力基地，还刚刚在摩苏尔银行截获4.29亿美元巨款，一举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恐怖组织”，倘国际社会不及时应对，后果不堪设想。
但也有人认为，情况未必会那么糟。
中东问题专家约书亚.基廷（Joshua Keating）指出，ISIS在伊拉克、叙利亚两次大起大落，轨迹几乎完全相同，即一开始利用“对付共同敌人”和同教之谊，轻易站稳脚跟，并依靠自身实力迅速坐大，但一旦坐大，他们就开始强推残忍的沙里亚法，并靠虐杀立威（如去年五月在拉贾市中心广场搞集体斩首），不断吞并盟友和地方势力，引发盟友反目和辖区民众愤怒，最终灰头土脸。 2006年搞的ISI，其大多数盟友最后不堪其淫威，转而投靠美军，成立专门对付ISIS的“觉醒运动”（Awakening）；不久前在叙利亚，短短几个月时间，该组织就把几乎所有其它盟友都变成了敌人，这其中包括自由派，也包括曾是自己“上级”的基地组织，甚至本是自己分支的“胜利阵线”。
道理一如基廷所言，ISIS源流复杂，缺乏地域归属感，又强推“大多数人从内心都不会真心愿意领教”的沙里亚法和苛刻的清规戒律和严刑峻法，盟友和“臣民”不过畏威而不怀德，一旦军事上有所蹉跌，看似强大的联盟就会土崩瓦解。
症结在哪里
一些美国智库日前称，伊拉克问题的首要责任，应归咎于一战后英国在当地错误划分国界线，此外，未能及时推翻巴沙尔也是一大原因。这种说法显然意在为美国开脱。事实上，ISIS能坐大至此，美国要负极大责任。
如前所述，ISIS前身兴起之初受过美国资助，但“9.11”后其在约旦本已穷途末路。然而美国却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原本很善于对付逊尼派极端组织的萨达姆政权，又在“后萨达姆时代”将“提格里特三角”的若干世俗权力家族当做“萨达姆残余”清洗，而未能及时跟进相应措施，令ISIS得以渗透入这片真空区，并利用当地人对美军的仇恨和对库尔德人-什叶派充斥的巴格达当局的恐惧，在当地发展壮大。
2006年后，美国驻当地最高指挥官彼得雷乌斯推行了有针对性的战略，利用当地逊尼派部落、组织和民众不满ISIS严刑峻法和喧宾夺主的怨气，说服他们转而与美军合作，一度将“提格里特铁三角”的反政府武装活动降到极低频率，让美国政府认为“战事已经结束”。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却导致中东各国极端原教旨势力借“民主革命”大旗作掩护，起死回生，卷土重来，攻城略地，ISIS不过是众多这类“受益者”的一员。他们在叙利亚充当“义军”之初，也曾获得来自欧美国家和土耳其的各种援助，可笑的是，一旦羽翼丰满，他们反过来又对这些“恩主”大开杀戒——6月11日，他们袭击了土耳其驻摩苏尔领事馆，绑架了总领事以下49人。
奥巴马上任后，为结束伊拉克这场“布什的战争”，一方面匆匆撤军，另一方面把宝压在“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上，但去年12月8日最后一名美军刚踏上归途，次日马利基的联合政府就告破裂。
伊拉克是个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占总人口95%，其中什叶派54.5%，逊尼派40.5%，不过逊尼派中包括和第一大民族——阿拉伯人流派不同、独立意识强烈的库尔德人，倘扣去他们，则逊尼派只占总人口20%左右。历史上伊拉克一直是少数逊尼派把持政权，多数什叶派处被压制地位，萨达姆时代更变本加厉，逊尼派中的提格里特集团独揽大权，什叶派则遭到无情镇压。
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却同时释放出两股危险的政治空气：一方面，长期被压制的什叶派轻而易举地凭借人数优势，在“一人一票”的战后伊拉克获得一次又一次选举的胜利，并在北方库尔德人逐渐专注于经营自己“一亩三分地”——库尔德自治区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大部分伊拉克地区推行厚什叶派、薄逊尼派的政治、经济政策，而萨达姆的社会复兴党崩溃后，人数本就处于劣势的逊尼派对此几无抗衡能力；另一方面，原本被“国家逊尼派”和世俗特色明显的萨达姆集团压制的“跨国逊尼派”——原教旨的“基地”，和混血的ISIS，却迅速崛起并填补了逊尼派内部的政治空白，并一度令伊拉克成为中东治安形势最混乱的地区。尽管彼得雷乌斯的努力一度取得显著成效，但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让一切变得重新紧张起来。
尽管外界赋予“阿拉伯之春”种种意义，但这些意义中有许多都是表里不一、甚至外界一厢情愿强加的，如今回头“复盘”不难看出，几乎所有实现“变天”的国家，都是清一色由逊尼派原教旨派系上台，推翻原先专制但较世俗的共和政体，而在个别什叶派试图从逊尼派夺权的国家（如巴林、沙特），或试图颠覆逊尼派君主政体的国家（如摩洛哥、沙特），则无一例外被“阿拉伯之春”舆论攻势边缘化，甚至遭到积极鼓吹“阿拉伯之春”的沙特、卡塔尔等国镇压，这就让“阿拉伯之春”不可避免地被染上逊尼派对什叶派的教派争斗色彩，而这种色彩却因“不合胃口”，被欧美国家和众多国际传媒长期刻意忽略。
伊拉克的什叶派和逊尼派本就积怨很深，马利基政府又在美军及盟军撤出后，变本加厉地推行亲什叶派政策，令倍感失望、又少了美军这个“婆婆”的逊尼派再度转向极端分子一边，此次滚雪球般增加的ISIS武装，许多就是这些“攀龙附凤”的本地临时加盟者；邻国叙利亚的内战更让局势雪上加霜，叙利亚的教派构成恰与伊拉克相反，什叶派少而逊尼派多，最初打着“和平示威”、“民主斗争”旗号的叙利亚反对派随着战事的旷日持久，逐渐凸显出教派斗争的真实面目，并吸引了数以万计各国逊尼派原教旨分子参战，这些人中许多都系“基地”背景的有组织、有经验武装分子，构成反政府武装的主要战斗力。
伊拉克和叙利亚有漫长且难以防守的共同边界，对伊拉克逊尼、什叶两派而言，均担心对方教派在邻国坐大，因此均采取了明里暗里支持邻国“自己人”的措施。如果说，马利基政府作为合法政府，囿于阿盟决议，还只能在台面上保持克制，那么本就是“黑名单”榜上有名的ISIS，就无需任何顾忌。去年大批伊拉克越狱囚犯进入叙利亚，曾搅乱叙利亚大局，今年不过是倒了个而已
更麻烦的事，这只是伊拉克教派冲突问题的冰山一角。
前联合国驻伊拉克特使、德国人马丁.克伯勒指出，近两年来，伊拉克境内暴力冲突发生率明显增加，平均每个月死于暴力的人数多达700-800人，虽未达到2006-2007年水平，却和彼得雷乌斯计划卓有成效的几年相比翻了4、5番，去年全年更出现了9475人的“后萨达姆时代”最高年平民因暴力死亡人数纪录。而在美军及其盟军撤退的背景下，马利基政府缺乏足够的实力和执行力，去应对急转直下的治安局势。
比问题更严峻的是前景。
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是奥巴马的竞选承诺，也是他两届执政迄今最大、最少争议的独立外交成果，是民主党压制共和党的命门，加上美国经济尚未完全复苏，战略重心转移，势必不可能重返；派系繁杂的马利基政府自保有余，整肃治安则力不从心，控制边界、防止狱囚和其它极端分子的国际间往来，则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长此以往，伊拉克很可能成为各派极端势力中转人、物并休整喘息的中继站，以及中东地缘政治的“盲肠”，甚至成为一个大号的黎巴嫩。
至于至今被一些国家和政治势力倚为长城的“一人一票”，恐对伊拉克局势的恶化无济于事：在当前伊拉克人口教派构成不变的情况下，什叶派可轻而易举获得一次又一次胜选，但无论“德”或“威”，都不足以将占总人口20%、且得到强大外援的逊尼派彻底压服。
今年4月30日，美军撤离后的第一次选举，马利基所属联盟获得最多选票连任，却并未能过半。在随即发生的ISIS攻势中，在北部逊尼派地区作战的几万政府军兵无斗志，被数百人的ISIS武装分子一击即溃，而坐山观虎斗的库尔德自治区，则趁机觊觎北方石油重镇基尔库克。马利基无可奈何下，呼吁召开议会，讨论实施全国紧急状态，却因凑不齐法定出席人数而无法开会，个中缘由，一望而知。
在一片喧嚣中，奥巴马政府先是放出含糊其辞的“不排除任何手段”帮助伊拉克政府的口风，继而却在13日晚宣布“不会在缺乏政治保证前提下进行军事干预”，很显然，即便他随后调整战略，也最多效仿“也门模式”搞几次空袭（很可能还是出动无人机）。
道理是明摆着的：小规模军事干预未必有效，更多军援弄不好被ISIS缴获，反倒“资敌”，而大规模出兵无异于自认失败，将一贯自炫的“将伊拉克美军带回家”外交成果转化为外交定时炸弹，这在中期选举年，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不过ISIS的攻势可能也已是强弩之末。
伊拉克中、南部已是什叶派地盘，当地民兵、地方部落都不可能支持或依附ISIS，视什叶派为洪水猛兽的ISIS也不可能和他们搞“统一战线”，ISIS继续前进，原本有利的战场氛围就会转趋不利；ISIS和北方逊尼派诸势力的结合不过是利益结合，早领教过该组织厉害的“地头蛇”们也不会全心全意为ISIS当炮灰，日前围攻白吉炼油厂时，ISIS就因当地部落作梗，不得不退避三舍，导致该重要战略目标至今仍在政府手中。
什叶派的总后台是伊朗，一旦ISIS继续扩张，伊朗自不会袖手旁观，而正如一些观察家所指出的，视ISIS为公敌，恐怕是美国、伊朗和基地组织这三个冤家“唯一可达成共识的政治话题”，以ISIS的战斗力，是很难在伊朗这个中东强国面前讨到便宜的。
当然，一旦如此，整个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甚至可能大到任何势力都无法控制的地步。
星期五, 6月 13, 2014
在新疆小镇寻找“暴恐之家”
作者：王维博、安尼瓦尔·牙生
來源：《中国新闻周刊》第661期 http://editor.inewsweek.cn/detail-266.html
2013年4月23日新疆巴楚色力布亚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暴恐事件，色力布亚是个安静的小镇，然而这里一年之内发生了两次暴恐事件。本文作者王维博在色力布亚居住、追索两周多，不仅为了寻找暴恐分子在这个小镇精神异变的轨迹，还试图了解埋藏在这日常生活后的某种暴力的隐秘起源。
阿依布拉克被判了八年，原因是参与极端宗教和恐怖活动。因为处在哺乳期，她申请了监外执行。自从2009年与丈夫结婚，5年时间，身体瘦弱的她已为丈夫生下三个孩子。最后一个女儿去年底出生。
她坐在记者面前时，依然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人，焦虑地念叨着孩子的教育问题，计算着这个残缺的小家庭的生计问题。事实上，阿依布拉克的丈夫名叫艾比布拉·巴拉提--一位在巴楚“4·23”暴恐事件中被击毙的恐怖分子。
乡镇上的暴力
过去几十年，色力布亚镇仿佛一直在独自生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它不仅远离巴楚县城，与周边的乡镇也保持着绿洲间的相对独立性，从县城下来，彼此靠一条省道--巴莎公路相互串联。
色力布亚，在维语意思是“黄苦豆草”。黄苦豆草是当地沙漠常见的一种植物，黄白色，气微，味苦。不能食用，但可以入药。
虽然距县城160多里，色力布亚却是远近闻名的繁华之地。巴莎公路经过镇上最热闹的中心地段，最好的建筑都沿公路的两边建造，路北是小商品城，有服装、百货等多个贸易区。很像内地县城里的步行街，整个商品城呈回字形，中间甚至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广场。
春耕季节，街上闲逛的人很少，纯粹务农的人在更远的村庄里活动。他们只在需要购买农具或赶巴扎的时候才到镇上来。从上世纪80年代起，色力布亚便有南疆第一镇之称，这里的“星期四巴扎”是南疆三大乡村巴扎之一。
如果不是过去一年内连发了两起恶性恐怖事件，这个地处沙漠边缘的南疆小镇，会按着它自己特有的节奏，在绿洲里生长。
官方的报道中，2013年的4月23日中午，色力布亚镇3名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走访，在一居民家中发现多名可疑人员和管制刀具，遂用电话向上级报告，之后被藏匿于屋内的暴徒控制。接报后，镇派出所民警和社区干部前往处置，先后遭屋内外暴徒砍杀。暴徒将多名民警与当地干部逼入一个房间并点燃房屋焚烧。暴力恐怖案件共造成民警、社区工作人员15人死亡(维吾尔族10人，汉族3人，蒙古族2人)，受伤2人(维吾尔族)。
几天之后的28日，新疆警方破获了这起严重暴力恐怖犯罪案件：以喀斯木·买买提、艾比布拉·巴拉提为首的25名暴恐团伙成员全部归案。其中6名暴徒被击毙，当场抓获8人，另有11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落网，查获20枚爆炸装置，3面“圣战”旗帜，以及大量制爆原料、管制刀具、习武器材和非法宗教宣传品等作案工具。
案件发生之后，色力布亚镇全力维稳，不仅走村入户安抚群众，对牺牲的各族民警、社区工作人员按照民族习俗进行了安葬，追认15名牺牲人员为烈士，还全面加强了社区、巴扎、镇政府、派出所等场所的安保。
然而时隔半年，色力布亚镇派出所再遭袭击。新疆当地媒体低调报道了此事，称11月16日17时30分许，阿布拉艾海提等9名暴徒持刀斧袭击色力布亚镇派出所，致使2名协警牺牲，2名民警受伤。“9名暴徒被当场全部击毙，当地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恐怖分子之家
从监狱出来之后，阿依布拉克直接回到了母亲的家里。她不愿意再回到镇上小商品城背后的那座院子里。这是2009年与艾比卜拉·巴拉提结婚时满怀期待安置的家。而现在，它是“4·23”暴恐事件的“第一现场”。
事实上，这里也确实没法住人了。阿依布拉克的家只剩下一具空架子，院子里所有房屋的屋顶都已坍塌，只剩下几面残垣断壁依稀可辨，地上堆放着救火时抢出来的烧得焦黑的家具。
作为一起暴恐事件的第一现场，这里显然有点突兀：距第三社区居委会仅100多米。从社区出来，往市场走，在百货区往右拐，走不了几步便到了她的家。
院子坐北朝南，砖泥混砌的土墙，绿色的铁门，门前一条窄窄的巷子，社区的干部称，案发前，院子的左边是厨房和牲口棚，正北边是四间正屋，右手边是两间边屋。正屋右侧最里面的一间，是当天社区干部和民警集中牺牲的地方，包括镇派出所所长在内的至少9人被逼入这间房子里烧死。
对阿依布拉克来说，这是一起“突然出现”的变故。一开始只是有警察和社区干部以查户口的名义来到家里，这时候家里没有男人，所以没开门。后来丈夫艾比卜拉从外面回来，把身份证拿给他们看，然后工作人员进了房子，把所有的房子都检查了一遍，把家里所有人都叫到院子里，并且说要搜查丈夫哥哥的房子。丈夫说钥匙在外面工地的衣服口袋里，他们要求去把钥匙拿过来。
“艾比布拉把钥匙拿来了，突然派出所的人过来了，让男人手抱头面对墙站着，开始搜身。就在这时，其他人都回来了。然后就听到了枪声，我们女的吓得全都钻到房子里，事情就发生了，房子着火以后，我们便抱着孩子跑到外面去了。”
这与警方后来的调查相符，4月23日当天，艾比布拉·巴拉提借机溜出向团伙头目喀斯木·买买提等人报信，随后，喀斯木·买买提带领热合曼·吾甫尔等人手持砍刀冲入院内，袭击了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
警方后来经过侦查认定，喀斯木·买买提为团伙的主要头目。2012年9月以来，艾比布拉·巴拉提、买买提明·巴拉提、买买提明·马合木提等人经常参加喀斯木·买买提组织的地下讲经班，观看宣传宗教极端和暴恐内容的音视频。
2013年3月，喀斯木·买买提纠集了团伙成员筹备暴恐活动经费，制造了8把大刀和爆炸装置、头套、遥控器等，预谋夏天到喀什市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干大事”。4·23当天，民警和社区干部的出现，他们认为事情已败露，所以提前动了手。
阿依布拉克告诉记者，案发人员中，艾比布拉·巴拉提是她的丈夫，买买提明·巴拉提是丈夫的哥哥，而喀斯木·买买提是她丈夫的哥哥的“连襟”，买买提·马合木提是买买提明的表弟，其他参与者都是“朋友”关系。
“事件发生后，我也非常痛心，我们也是人啊，当时我抱着孩子躲进了房间，确实非常非常地害怕。”阿依布拉克说。在出事之前，她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一些外乡人和他的家人们，确实经常聚集在一起看一些音频资料。
“平时我都是带孩子，我们家庭收入刚刚够我们的日常开销，我对我的生活非常满意，因为我喜欢简朴的生活。”阿依布拉克这样描述她案发前的生活。
而现在这一切生活都被打乱了。
案发后，阿依布拉克没有再回到镇上的家，那里已家徒四壁，绿色的铁门上刀痕清晰，大火甚至殃及了周边四户居民的房子，不仅是房屋损毁严重，邻居们也备受惊扰。
对她来说，她已经来不及去理解丈夫和他的朋友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她最在意的依然是实实在在地生活。最担心的是孩子们的将来，她的大女儿三岁半，二儿子两岁半，最小的女儿才五个月。“我担心孩子们的将来，希望他们能成长为有用的人才，但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她说。
对吾甫尔来说，“4·23”也像是平空出现的震撼弹。
这位身材魁梧，留着黑色大胡子的维吾尔族老汉，是“4·23”恐怖事件主要参与者之一热合曼·吾甫尔的父亲。儿子热合曼·吾甫尔2013年被判处死刑。
吾甫尔说，他们与阿依布拉克一家并无亲戚关系。他一直在追索儿子变化的痕迹，“当时我们家有杏园，我儿子跟着我卖水果，也学会包装水果，他们就请儿子过去帮忙，因此才认识。”
至于这些孩子之间的关系到什么地步，直到案发前，吾甫尔都不了解。甚至连4·23当天发生的事情，他也是后来才弄明白。
吾甫尔在镇政府旁边开一个水果店。当天他正在开门面房收拾东西，看到对面集贸市场后面有火光，一开始还以是两家发生矛盾，没在意。随后有警察通知紧急疏散，他连东西都没收就回了家。
一开始听人说，有一个卖水果的孩子也在里面，吾甫尔还不太相信，再后来有人告诉他确实是他的孩子参与了，而且受了伤。老人这才着急，托人四处打听，但都没有准确的消息，有人说在医院，也有人说已经死了。
“七十天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孩子还活着，被判了死刑。”吾甫尔说。
吾甫尔一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已经结婚，热合曼是老二，案发时只有23岁，尚未结婚，此外还有一个最小的儿子。热合曼初中毕业后一直跟着父亲在镇上做水果生意，偶尔也自己出去进货，贩一些本地没有的水果回来。
“平时喜欢与镇上的小伙子一起玩，喜欢手机上网，偶尔也去玩玩电子游戏。”在吾甫尔看来，孩子们只要不抽烟不喝酒，为人老实，尊敬老人，他很少管他们。
热合曼被执行死刑的日子是今年2月11日。此前的2月4日，喀什地区和巴楚县的官员曾来镇上找到吾甫尔，安慰了他一番。
“执行死刑的时候，去见了儿子一面。”吾甫尔说。孩子前前后后怎么参与进去的，他并不知情。
执行当天，吾甫尔为儿子在清真寺做了一个简单的仪式，“葬礼很简单，只有五个人参加，也没举行三天、头七这些穆斯林传统仪式。”
儿子去世后，吾甫尔关了原先的水果店，在镇十字路口以北的路边摆了一个水果摊。每天按时出摊，也按时去镇上的清真寺做礼拜，老人说，每次做完礼拜，他都会为去世的儿子祈祷。
寻找答案
“4·23”事件之后，青年阿卜杜拉有了一个明确的界定：“两群人员”。
极端的思考和情绪是怎么进入并且统治一个人的?这个问题，不仅暴恐分子的亲人阿依布拉克和吾甫尔无法回答，对在新疆工作的社区人员来说，更是一个一直无法得到答案又急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4·23”事件之后，当地重点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确认的一个工作办法是，管理关心好“两群人员”。
按照工作人员的标准，青年阿卜杜拉就是一名“两群人员”。按当地维稳官员的解释，两群人员指的是特殊人群和重点人员。
阿卜杜拉被纳入这一体系是在2012年，因为想考经文学院，他曾拷过一些解经的视频在电脑里。另外，他有一个住在20村的表弟，因为家里被查出有地下讲经和地下习武点被捕。
现在阿卜杜拉不仅经常要参加学习班，还要定期与村治安民警联系，“学习班有时在镇上，有时在村里，都是讲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内容”。
“4·23”事件发生后，派出所警察和村治安民警先后到家里来关心，和他交流想法。
这样的工作面向全镇范围内的100多名“重点人员”。自从发生暴恐事件之后，当地政府所能想到的办法，是尽可能地与这些重点人员保持好联系。其中出台的一个政策，就是重点人员以及流动人口实行流入流出地“两头抓、双向管”：重点人员外出需要先在社区登记，并办理“居民便民卡”，一张淡黄色的跟身份证差不多大的卡片。凭卡到流入地派出所备案，回来后还要将卡交回。
社区书记谢武中来自湖南，2013年4月24日，也就是“4·23”事件第二天，他被调到第三社区任支部书记，此前他一直在第一社区工作。
“三社区的书记、主任，治保主任以及主要社区干部都牺牲了。”谢武中说，县里从县委办、政协、党校以及周边其他乡镇调整了7名干部，加上新招进一批工作人员，组建了一个17人新的社区管理班子。
谢武中负责的第三社区包括巴莎公路以北约0.5平方公里的范围，这是当地维稳的重点地区，本地居民加上出租房，外乡流动人口共约300户。谢武中将社区的主要力量分成三个组，一组负责重点人员和特殊群体，另一组负责商贸城里的重点部位、出租房，第三组专门负责社区的宗教人士。
重点是管理好“两群人员”，还要严厉打击当地的“三非”活动(即非法宗教活动，非法宗教宣传品，非法宗教网络传播)。谢武中称，当地由于宗教氛围较浓，仅三社区就有五个清真寺。对于宗教人士的管理也是重点，对信教群众的引导哪些对，哪些不对，“这些都要跟他们交流谈心，掌握他们的动向”。
重点部位是指一些广场市场银行学校等。谢武中要求出租房签责任书，租户要登记备案，并且要定期入户走访。重点人员则每天见面谈话。
至今，以自治区一位副检察长带队的“服务群众、集中整治”的工作组仍驻扎在色力布亚镇上。工作组一共40多人，由自治区与当地政府共同组织，包括畜牧厅、教育厅、人事厅、司法厅等各单位人员。主要工作是配合地方政府维稳工作，工作组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分别负责第三社区、第四社区，剩下的则分成4个小组进驻全镇的重点村。
“受挫”的青年
虽然“重点人员”的身份给阿卜杜拉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但大部分时间他都表现很安静，他定期理发，穿当地年轻人爱穿的廉价西服，一脚蹬的尖头皮鞋，不像长辈那样喜欢穿皮靴，并在皮靴外面套上胶鞋。他平时都在村子里待着，偶尔陪老婆孩子去隔壁镇上看望岳父母。
阿卜杜拉的家在15村，在镇政府的西北方向，从加油站斜对面的一条公路下去，约七八公里便到了。与南疆的大部分农村地区一样，这里的村庄除了一个维吾尔语名字，还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的编号。以色力布亚镇为例，全镇共有4个社区，19个村，除了维吾尔语名字以外，社区和村庄都有一个数字编号。
通村的公路正在修，尘土飞扬。大部分时间，阿卜杜拉就骑着他那辆二手豪爵牌摩托车在尘土里钻来钻去。
15村的维吾尔语名叫拜什吐甫，意为“五棵树”。全村400多户，分为 6个小队，每组约70户，阿卜杜拉家在3小队，一共80户，当地人至今还习惯于把镇政府叫做“公社”，相应把每个村叫大队，小组则为生产队。某种程度上，人们还没有从那个早已远去的年代中走出来。
3小队与他同龄的二十几岁年轻人大约有二十多人，由于宗教氛围浓厚，村里喜欢为孩子起出自经文中的名字，意在希望孩子能继承圣者的品德。阿卜杜拉的名字就取自先知穆罕默德的父亲之名。
与阿卜杜拉同龄的青年中，大部分都读过小学，但能读到高中毕业的，只有阿卜杜拉一人。其余的初中毕业便回家，有一多半选择跟父母务农，少数开始学木匠、铁匠等传统手艺。
阿卜杜拉家里有5口人，阿是老大，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妹妹出嫁了，弟弟有些智障，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
阿卜杜拉的小学在村里小学度过，初中三年在镇上的色力布亚中学，当时镇上的初中辍学严重，一个年级初一进校时有13个班，到初三毕业整个年级就剩下9个班。阿卜杜拉想报考伊斯兰经学院，所以坚持念到了高中，因为报考经学院要求高中毕业。
2008年阿卜杜拉高中毕业后报考了伊斯兰经学院，结果没考上。当年全疆只招20个人，喀什地区只有8个名额，但报名的有300多。阿卜杜拉说，报考经学院要先由镇上推荐，集中到喀什，经过筛选后只有少数人有资格参加最后的考试。很多人托关系找人，他也托了很多人，结果还是没考上。
第二年当地没招，等到2012年他想要再报考，就出事了。
从正在修的公路到达15村，还有约500米的土路要走，长期的干旱，路上积起一层厚厚的溏土。每个村庄似乎都有这样一条土路与外面保持单线联系，其余的路只通向村里人自家。
色力布亚镇是一个传统绿洲农耕社会与商业社会结合的地区，全镇现有耕地10.5万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2.5亩。时至今日，村子里的人基本靠农业维持生计，而镇上则是远近闻名的商品集散地。
15村的耕地并不算多，平均每口人约3亩地。当地的传统一般是结婚以后就分家。但1998年以后，村里没有再分地，没有新增土地，各家的孩子结婚后都只好从父母的地里匀出一些来种。
阿卜杜拉的地就在进村土路的左边，土路的两边是高高的杨树，夹在这样高大的植物之间，时间一下子会慢许多。在这里，抽象的美学并不存在，村民每天的劳作，一日三餐，都带有生存意味。
4月初正是准备种棉花的季节，阿卜杜拉的父母在地里忙着备耕。旁边的小麦地，去年秋天种的麦子已长到小腿肚，绿色的麦畦中间每隔三五米栽一棵核桃树，核桃要五年才挂果，阿卜杜拉说，这种套种的方法也是新式的，为了增加一些土地收入。
土地的肥力有限，每年的收成还要受气候和水的限制。每年3月份都有几场大风经过色力布亚镇，但今年风刮得晚，过年之后也一直没有下雨。
没有雨水，浇地只有依靠附近的水渠，或者干脆用拖拉机去叶尔羌河运水。
阿卜杜拉已经与父母分开，但住的院子与父母只隔一条小路。爷爷去世后，阿卜杜拉在爷爷的宅基地上盖了两间房，算是安了家。
院子不大，院墙也是木条扎成，正屋是两间夹板房，左边三间是政府前两年开始推行的抗震安居房，砖混结构，但至今没能完工。
乡村穆斯林
在15村的村民们眼中，他们可以直接信仰真主，同时也生活在此地当下。他们只是大地的佃农而不是大地的主人，因此在大地上必须轻声行走。这些世居的村民一辈子进一扇门，睡一张床，在一个屋顶下御寒和纳凉，时间过得不快不慢。
这种过客意识，造就了村里人谦卑的性格，也造就简朴与至善的生活原则。村民的家里简陋但很干净，即使黄泥的院子，也扫得一尘不染，孩子们光脚在地上走来走去，不必担心被玻璃塑料铁钉之类扎伤。正屋一般都是砖铺的地面，进门便是一面巨大的炕，墙上一般不挂任何图像，大炕靠里的三面墙贴着半米多高的花纹粗布，这样坐在炕上靠着墙壁，就不会弄脏墙壁或者衣服。
村民们的生活几乎与农作物分不开，他们喜欢用土墙或高树作为院墙，在庭院的空地上开辟菜园，菜园栽种最多的是杏树和葡萄，被誉为丝绸之路上三大圣果的葡萄、石榴、无花果在这里十分常见。
家家都在屋檐下建凉棚，上面搭着竹席，条件好的砖瓦砌成。凉棚之下，有供歇息或午休的土炕，上面铺着毛毡，有的干脆是一些木板床，田间劳作回来，在炕上铺一张餐布，上面放几块馕和一盘水果，或者喝上一碗自制的酸牛奶，都是解渴养胃的好食品。
主食为面食，早餐多吃馕，喝白开水或茶水;中餐多为拉面，晚餐多吃揪面或汤面条;抓饭一般招待客人时才吃，有时，农忙时节一日三餐都可能吃馕。吃的较多的蔬菜为西红柿、辣椒、土豆，冬天只有土豆和白菜。当地不产大米，小麦和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条件好的还有后院，用于种菜、种果树、储藏地窖等。一切以实用与和谐为准，穆斯林相信，克制而简朴地生活，真主会喜欢并降福于己。
当地人几乎不用表，对时间的判断一半来自生物钟的感知，一半来自每天五次的礼拜时间。两类公共空间让虔诚的村民眷恋，一是清真寺和麻扎，另一类是公共晒场、小巷拐角处、大树底下和镇上巴扎。前者提供了人神对话的神秘空间，后者让人们在穆斯林彼此“兄弟般”的交往中找到某种身份的认同。
每天五次礼拜是必不可少的功课。村民们相信日常礼拜能够帮助他们纪念真主并防止行错作恶。礼拜也会助长谦卑与平等的意识，礼拜还让他们超越了日常的俗务。
这种礼拜代代相传。阿卜杜拉很小的时候，父亲做礼拜，他就在旁边跟着做，现在他的儿子有两岁了，他做礼拜时，孩子也经常跟着他模仿着做。
除此以外，天课、斋戒和朝觐都是伊斯兰的善功，是村民们常修的功课。
“村里原来有6个清真寺，现在只剩下3个在用。”村民说，2013年地震时塌了三所，村民们想要重盖，按当地的风俗，老百姓不会在清真寺的地基上面盖房子，于是仍有人在原先倒塌的地方围着席子做礼拜。
村里的清真寺都不大，多的能容纳100多人，少则几十人。一般一间正房，一个礼拜殿，外面有一个小院，种些枣树。
天课也是村民常做的，在阿卜杜拉的记忆中，小时候，各家经常送东西给清真寺，现在则大多在清真寺开伙，一种可做十几人几十人饭的大锅，有钱人常在寺里做一大锅抓饭，供村民做礼拜时免费食用。平常也有人不定期做油饼抓饭送过去，都算是天课的功修。
斋月时村民们喜欢轮流在清真做饭，有时争先恐后，一般都选在星期四，当地人认为星期四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上坟追悼亡灵也都选这一天。伊斯兰教强调信众要兄弟般团结，斋月里可以各自念经，但鼓励人们一起念经，“两个人比一个人念好，几家子一块念比各家单独念好。”阿卜杜拉说。以前斋月里念经活动经常轮流在各家集体念经，古兰经分为30卷，每天朗诵一卷，30天把古兰经正好念一遍，念完一遍正好开斋。“后来宗教管理规范化，都改在清真寺一起念经”。
小镇喧嚣
同样相对于克制而简朴的乡村，镇上的生活要喧嚣很多，也复杂得多。
色力布亚镇政府的一份材料中说，清末，这里是一个只有二十多户人的小村庄。民国27年时为色力布亚庄。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成立色力布亚区，下辖8个乡。1958年改为色力布亚人民公社。1984年才改为色力布亚镇。
据最新的统计，色力布亚全镇总面积280平方公里，辖19个行政村、4个社区，镇城总户11907户，总人口5.1万人，其中农业户籍4万人，非农业户籍1.1万人。
“刚刚改革开放，色力布亚镇与内地几乎同步，很多内地有的服装鞋帽镇上都有。镇上的巴扎甚至被称作香港巴扎。”巴楚县文联主席买买提明·艾麦提说。
80年代，老街上不仅有歌舞厅、酒吧，还有一个电影院，电影院虽然是露天的，但每天爆满。放的是《冰山上的来客》《铁道游击队》这些热门电影，有时汉语还没有翻译成维吾尔语，买买提明在镇中学教汉语的父亲便举着喇叭站在银幕下，电影放一句，父亲现场翻译一句，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儿。
曾经有一段时间，色力布亚镇甚至成了南疆有名的贩毒猖獗地区，自治区公安厅一位从事过“缉毒”工作的官员称，90年代全疆贩毒严重的地区是伊犁，后来是巴楚，甚至在云南成立了巴楚帮，而巴楚最严重的就是色力布亚镇。当时有很多人靠贩毒发财，他们回来后在镇上盖楼开门面，由此拉拢了亲友老乡，形成了贩毒家族化。
当时掌握的信息，巴楚帮在昆明垄断毒品生意十几年，很多犯罪都与巴楚帮有关系，最多时整个巴楚帮约有300至400人。
涉毒人员多的问题至今仍困扰当地政府，色力布亚镇政府的一份材料称，“一直以来，贩毒涉毒人员较多，涉嫌外流贩毒人员280名，被上级确定为毒品重点整治区域。”
色力布亚镇最世俗化的90年代，对阿卜杜拉充满吸引力。虽然距离镇上十几里路，但读小学的他经常骑自行车跑到镇上逛巴扎。
当时镇子上基本上都是平房，阿卜杜拉说。现在小商品城的地方原先只是一块大场地，人们在空地上搭着篷子做生意，全镇的主要商铺都在巴莎公路两边，不像现在十字路口的南北街上也都是商铺。
阿卜杜拉最喜欢一种叫都瓦甫的酸奶冰渣，这是一种由酸奶、冰渣、糖汁混合而成的饮料，记忆中好吃的不仅有冰淇淋，还有各种抹砂糖的馕。
卖都瓦甫的小摊上还有一部黑白电视机，当时《西游记》风靡全疆，花两毛钱买一碗冰渣，可以坐一个下午，人不多时，老板也不过来催。
有时也去镇上的清真寺，特别是每年封斋期间，每晚太阳落山以后，清真寺门口都会摆出免费的水果和一些切好的馕。封斋的人念完经，出来吃点馕，再吃一点水果，就算开了斋。
镇上与农村往往互相有亲戚，逛巴扎往往跟亲戚家的孩子一起。乡村一般每天下午第四次礼拜之后吃晚饭，每到这时候，在镇上流连的阿卜杜拉便开始往家赶。
初中时，阿卜杜拉开始骑自行车早出晚归。当时课程虽然很紧，但是经常和同学们一起逃课，逃课的孩子在镇上往往一待就是一个下午，靠打台球消磨时光。
色力布亚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高峰是在2005年以后，原先巴扎的地方建起了小商品城。至2013年，在农贸集市里的固定经营户就有800多户，流动摊贩470多户。
经营户数量不断膨胀，当地也不断改造，扩大农贸市场，直到现在还停不下来。每逢巴扎日，绵延1公里长巴扎上吃穿用等应有尽有，附近乡镇，相隔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甚至几百公里外的麦盖提、伽师、和田等地的人们都来赶巴扎，多时八九万人，最多时一天超过10万人。
直到2013年，色力布亚的市场还在扩张。镇政府在原先的巴扎以西又划出150亩地扩建市场，将木材、牲畜、蔬菜瓜果等市场搬了进去。
从世俗到宗教
在社区书记谢武中负责的诸多维稳工作中，除“两群人员”外，要留意的宗教内容也特别详细。
“念尼卡，非法婚姻，强行禁止他人抽烟喝酒，禁止别人装婚车，死人不许哭，反传统，如果他们限制别人这些，我们就会管。”
这暗示着当地的宗教信仰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与南疆其他地方一样，色力布亚最近几年不仅宗教气氛渐浓，也出现了诸如瓦哈比等“保守”思潮。
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年轻人进清真寺的越来越多，同时街上年轻女孩蒙面纱，男孩留大胡子现象也增多。
买买提明是土生土长的色力布亚人。在他看来，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色力布亚最世俗化的一段时期，文革时期，当地的宗教信仰被打乱， 80年代赶上改革开放，本就宗教氛围不浓的城镇居民热衷于世俗生活，加上宗教人才的断档，讲经学经的热情并不高。
彼时，色力布亚设镇不久，小城镇建设搞得如火如荼，不仅是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还是全国民族团结先进集体。相当一部分人到内地大城市经商。“当时小镇上不仅有南北疆来的商人，更有常年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经商的商人风尘仆仆地把内地产品连同生活潮流一起带到这里”。
在当地人的印象中，80年代色力布亚人穿着很时髦，女人都是上了年纪才戴面纱，但现在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也开始蒙面纱，有的甚至全黑罩袍裹住全身，只露出眼睛。
在吾甫尔看来，虽然上头规定党员、干部以及十八岁以下不准进入清真寺，但是事实上民间的信仰没有减弱，进清真寺的人反而增加了。
“事实上大家以前也做，只是不限于在清真寺里，有时候三五个人，在商店里，在家里，可以就地做礼拜。现在除了在家里以外，只有在清真寺才可以，看起来进清真寺的人比以前多了。”吾甫尔说。
色力布亚镇的学区主任阿布力克木·巴拉提1975年出生，他的父亲1986年在色力布亚中学教书，后来，全家在第二社区盖了房子，落了户。
在阿布力克木看来，年轻人对宗教感兴趣，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一种逆反心理。“我们维吾尔族的性格很好胜，有很多不让干的，反而很想去试一下。”
另一个原因是当地很多学生初中毕业就回家，一开始都喜欢先去外地闯两年，在外地，手机电脑等消费越来越高，回来后很多家长管不了，听话的能跟着父母种地，但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前，很多家庭子女很多，孩子长大了，分到的地很少，土地上的收入小于消费，入不敷出。于是有人开始偷盗吸毒，即使不学坏的孩子，思想很容易受到冲击而对现实不满。而16岁到22岁这六年，正是年轻人思想最容易变动的阶段。“初中毕业如果能继续读高中留在学校里，一般不会出现偏差，过早走入社会反而容易迷失”。
了解色力布亚历史的人并不赞同“保守”的说法，认为这是一次由世俗回归宗教的过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当地有一个叫安尼瓦尔的维吾尔族人，因为卖酒卖烟，当地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朵子海”(维语意为火狱)。但前几年，安尼瓦尔也开始虔诚信教，当地人改称其为安尼瓦尔阿吉。(人们对宗教虔诚或朝觐回来的人，喜欢在其名字后面加上“阿吉”两字，以示尊重)。
80后的阿卜杜拉同样感受到当地的宗教氛围在改变，村里二十多个同龄人，以前有四五个抽烟，但现在基本上没有抽烟的了。同样，女孩子蒙面纱的在村庄里很普遍，阿卜杜拉的老婆平时就蒙面纱，当地人特别在意蒙面对于女孩贞洁的象征意义，嫁女儿时习惯于把新娘蒙面交给男方。
两代人之间
小镇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大多生于90年代，他们的父辈生于60、70年代。动乱的年代里，父辈们知识有限，宗教思想也淡薄。等到80年代宗教恢复，又遇上了改革开放，宗教氛围还没形成，世俗的洪流便急冲而来。父辈这一代人，成长期没有多少宗教熏陶，年轻时抽烟喝酒，泡舞厅、看电影，到了40岁以后，他们开始操心心灵上的事情，戒烟戒酒，每天按时去清真寺。当父辈们重拾精神，走进清真寺的时候，恰逢年轻一代人成长的时期，于是他们开始在相对虔诚的环境里长大，父母很早给他们埋下了信仰的种子。等到了初中毕业，有了一定知识，他们便不再满足父母对伊斯兰教的一知半解地依随。借助电子时代，互联时代，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发现和认识社会，包括从小就受到熏陶的伊斯兰教育。
随着宗教氛围渐浓，境外的许多思潮同样开始影响镇上的年轻人。变化首先开始于他们与上一代人之间。受原教旨思想影响的年轻人开始质疑老一代人的传统信仰，认为很多老人在民间传教过程中有迷信的成分，很多都不是伊斯兰教的东西，是远古萨满教和佛教遗留下来的，而他们认为正确引导宗教就是他们的责任。
年轻人主张宗教活动是公益性，不收费、不吃饭、不大办婚丧、不哭丧等。这些改变传统做法同样让老一代宗教人士无法接受，因为伊斯兰教早已与当地的传统文化融合，而带有本民族传统的宗教习惯应该得到尊重。
即使是年轻人中间，也有明显的差别。在镇上，年轻人中间做礼拜的是一拨，抽烟喝酒的是一拨，彼此见面会问好，但不深交。
镇上经营烟酒批发的胡小波提供了某种参考，胡小波在色力布亚镇已有30多年，最初做裁缝，后来开了全镇最大一家烟酒批发超市。
“镇上有三家批发超市，两大一小，光两家大超市加起来约有12000瓶，这些酒供应全镇约20家零售商店。平均每个商店一天至少卖出20瓶左右。”胡小波说。
伊斯兰教禁止烟酒，但买酒的除了汉族人以外，维吾尔族人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费群体。在胡小波的印象中，买酒的维吾尔族人基本上都是世俗的群体，比如干部、大夫、老师等，但也有农民。
“有很多维族农民晚上出来聚在一起喝酒。”胡小波说，最近几年镇上维吾尔族人的餐厅卖酒的变少了，但很多农民晚上喜欢聚在家里喝。超市里七八块钱的高度酒卖得快，显然主要消费群体的收入不高。
暴力迷途
4月的黄昏，色力布亚街上一片零乱，没卖掉的牲畜、手工制品和农产品正被收拾起来，商铺陆续关门。赶集的人渐渐走散，消失在夕阳尘土里。
第五次礼拜之后，夜晚便属于色力布亚镇的年轻人，路灯下面，年轻人聚在一起吃烤肉、切水果、喝麦合姆提饮料，人们互相见面，握手，以手抚胸相互行礼，对小镇来讲，他们这条老街上最具活力的部分，也是最容易迷失的一群人。
相较于“4·23”事件，小镇上的居民对“11·16”案件的细节了解甚少。但这起案件似乎更能引发某种担忧，那就是极端思想的潜行如同混入茫茫人海，根本看不出来。
“11·16”案件中，有一位恐怖分子来自镇上第四社区，但在联合工作组的内部人员看来，这位名叫买买提的18岁年轻人平时很老实，既没有前科，也没有异常举动。
“平时走访也去过他们家的房子，见过那个孩子，根本看不出有啥异样。”工作人员称。走访人员甚至还向邻居打听过男孩的情况，得到的反馈是，孩子没什么极端行为，品德也不错，只是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又娶了一个老婆，家中还有一个弟弟还在上学。
“平时他的活动，就是早上和父亲一起去巴扎，帮父亲做铁匠生意，看门面，晚上回来。”工作组的人说。
买买提的爆发隐秘而突然。2013年10月初的一个星期五，买买提在镇上做完礼拜之后突然失踪了。
一个月之后，当18岁的买买提再次出现在镇上时，已是一个9人恐怖团伙的成员之一。当天，他伙同来自阿瓦提、和田的8名同伙，手舞斧头和砍刀，冲入镇派出所，当场砍死两名协警，砍伤一个民警。
“警方立即出警，当场击毙9名暴徒，前后只有一分钟时间。”一位知情人说。
据后来多方调查，在失踪的一个月里，买买提先后认识了和田和阿克苏州的多名年轻人，一共是9个人，一伙人先在和田地下学经，被灌输了极端的思想后，很快开始策划恐怖活动。
仅仅一个月，极端思想就迅速填占了他的大脑?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不解。
“一开始有人提出要袭击和田县的一个乡，这时另一个团伙成员说，去年巴楚县发生了4·23事件，死了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要报复。于是他们就回来，拿着刀冲进了镇派出所。”知情人说。
一位从事维稳工作多年的警方人士因工作需要研究过很多非法的录像带和光盘，其内容都是鼓动人们要按照《古兰经》去做。
“一般年轻人如果脑子不清醒，大事大非不明确，很容易就被洗脑。”他说。被洗脑的年轻人思想极端，甚至连父母做的饭都不吃，因为他们认为父母如果不做乃麻孜，做的饭就不清真。
在警方人士看来，利用互联网，现在的年轻人比他们父辈更直接地接收来自伊斯兰教的信息。他们接收传统，也喜欢向传统挑战，一部分人因此变得狂热，甚至把原本温和的伊斯兰教改变成带有暴力色彩的东西。
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由宗教狂热到极端思想再到暴恐行动的过程几乎不需要任何过渡。上述警方人士介绍，以前警方破获一个案件或一个恐怖团伙，可以提前做工作，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把案件吃透了以后再打击。现在的情况是，警方根本没有“经营”的时间，发现一个打击一个，露头就打。
维吾尔族人喜欢聚集在一起生活，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清真寺和宗教人士。解决问题的关键或许正在这些宗教的“土壤”上。
当地官员相信，经学院培养出来的伊玛目基本没问题，但是民间的一些宗教人士，通过朝觐或去国外去学习，回来后往往在当地很有影响，一旦说政府的坏话，年轻人听了很容易头脑发热。
“遗产问题，婚姻问题，财产纠纷问题，好多人都跑到这些民间宗教人员那里寻求解决。现在基层知道了这个问题。”驻在镇上的自治区官员表达了对基层工作的担忧。
“工作粗暴现象在内地的基层也有，但是在这个地方就不一样，当地群众不会认为是这个干部素质不行，而是整个基层政府的形象就是这样，遇上思想极端的，很容易形成对立与冲突。”
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显然缺少一个缓冲地带，这包括有影响力的维吾尔族精英和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治理中，这样的中间阶层不可缺少。★
來源：《中国新闻周刊》第661期 http://editor.inewsweek.cn/detail-266.html
2013年4月23日新疆巴楚色力布亚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暴恐事件，色力布亚是个安静的小镇，然而这里一年之内发生了两次暴恐事件。本文作者王维博在色力布亚居住、追索两周多，不仅为了寻找暴恐分子在这个小镇精神异变的轨迹，还试图了解埋藏在这日常生活后的某种暴力的隐秘起源。
阿依布拉克被判了八年，原因是参与极端宗教和恐怖活动。因为处在哺乳期，她申请了监外执行。自从2009年与丈夫结婚，5年时间，身体瘦弱的她已为丈夫生下三个孩子。最后一个女儿去年底出生。
她坐在记者面前时，依然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人，焦虑地念叨着孩子的教育问题，计算着这个残缺的小家庭的生计问题。事实上，阿依布拉克的丈夫名叫艾比布拉·巴拉提--一位在巴楚“4·23”暴恐事件中被击毙的恐怖分子。
乡镇上的暴力
过去几十年，色力布亚镇仿佛一直在独自生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它不仅远离巴楚县城，与周边的乡镇也保持着绿洲间的相对独立性，从县城下来，彼此靠一条省道--巴莎公路相互串联。
色力布亚，在维语意思是“黄苦豆草”。黄苦豆草是当地沙漠常见的一种植物，黄白色，气微，味苦。不能食用，但可以入药。
虽然距县城160多里，色力布亚却是远近闻名的繁华之地。巴莎公路经过镇上最热闹的中心地段，最好的建筑都沿公路的两边建造，路北是小商品城，有服装、百货等多个贸易区。很像内地县城里的步行街，整个商品城呈回字形，中间甚至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广场。
春耕季节，街上闲逛的人很少，纯粹务农的人在更远的村庄里活动。他们只在需要购买农具或赶巴扎的时候才到镇上来。从上世纪80年代起，色力布亚便有南疆第一镇之称，这里的“星期四巴扎”是南疆三大乡村巴扎之一。
如果不是过去一年内连发了两起恶性恐怖事件，这个地处沙漠边缘的南疆小镇，会按着它自己特有的节奏，在绿洲里生长。
官方的报道中，2013年的4月23日中午，色力布亚镇3名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走访，在一居民家中发现多名可疑人员和管制刀具，遂用电话向上级报告，之后被藏匿于屋内的暴徒控制。接报后，镇派出所民警和社区干部前往处置，先后遭屋内外暴徒砍杀。暴徒将多名民警与当地干部逼入一个房间并点燃房屋焚烧。暴力恐怖案件共造成民警、社区工作人员15人死亡(维吾尔族10人，汉族3人，蒙古族2人)，受伤2人(维吾尔族)。
几天之后的28日，新疆警方破获了这起严重暴力恐怖犯罪案件：以喀斯木·买买提、艾比布拉·巴拉提为首的25名暴恐团伙成员全部归案。其中6名暴徒被击毙，当场抓获8人，另有11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落网，查获20枚爆炸装置，3面“圣战”旗帜，以及大量制爆原料、管制刀具、习武器材和非法宗教宣传品等作案工具。
案件发生之后，色力布亚镇全力维稳，不仅走村入户安抚群众，对牺牲的各族民警、社区工作人员按照民族习俗进行了安葬，追认15名牺牲人员为烈士，还全面加强了社区、巴扎、镇政府、派出所等场所的安保。
然而时隔半年，色力布亚镇派出所再遭袭击。新疆当地媒体低调报道了此事，称11月16日17时30分许，阿布拉艾海提等9名暴徒持刀斧袭击色力布亚镇派出所，致使2名协警牺牲，2名民警受伤。“9名暴徒被当场全部击毙，当地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恐怖分子之家
从监狱出来之后，阿依布拉克直接回到了母亲的家里。她不愿意再回到镇上小商品城背后的那座院子里。这是2009年与艾比卜拉·巴拉提结婚时满怀期待安置的家。而现在，它是“4·23”暴恐事件的“第一现场”。
事实上，这里也确实没法住人了。阿依布拉克的家只剩下一具空架子，院子里所有房屋的屋顶都已坍塌，只剩下几面残垣断壁依稀可辨，地上堆放着救火时抢出来的烧得焦黑的家具。
作为一起暴恐事件的第一现场，这里显然有点突兀：距第三社区居委会仅100多米。从社区出来，往市场走，在百货区往右拐，走不了几步便到了她的家。
院子坐北朝南，砖泥混砌的土墙，绿色的铁门，门前一条窄窄的巷子，社区的干部称，案发前，院子的左边是厨房和牲口棚，正北边是四间正屋，右手边是两间边屋。正屋右侧最里面的一间，是当天社区干部和民警集中牺牲的地方，包括镇派出所所长在内的至少9人被逼入这间房子里烧死。
对阿依布拉克来说，这是一起“突然出现”的变故。一开始只是有警察和社区干部以查户口的名义来到家里，这时候家里没有男人，所以没开门。后来丈夫艾比卜拉从外面回来，把身份证拿给他们看，然后工作人员进了房子，把所有的房子都检查了一遍，把家里所有人都叫到院子里，并且说要搜查丈夫哥哥的房子。丈夫说钥匙在外面工地的衣服口袋里，他们要求去把钥匙拿过来。
“艾比布拉把钥匙拿来了，突然派出所的人过来了，让男人手抱头面对墙站着，开始搜身。就在这时，其他人都回来了。然后就听到了枪声，我们女的吓得全都钻到房子里，事情就发生了，房子着火以后，我们便抱着孩子跑到外面去了。”
这与警方后来的调查相符，4月23日当天，艾比布拉·巴拉提借机溜出向团伙头目喀斯木·买买提等人报信，随后，喀斯木·买买提带领热合曼·吾甫尔等人手持砍刀冲入院内，袭击了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
警方后来经过侦查认定，喀斯木·买买提为团伙的主要头目。2012年9月以来，艾比布拉·巴拉提、买买提明·巴拉提、买买提明·马合木提等人经常参加喀斯木·买买提组织的地下讲经班，观看宣传宗教极端和暴恐内容的音视频。
2013年3月，喀斯木·买买提纠集了团伙成员筹备暴恐活动经费，制造了8把大刀和爆炸装置、头套、遥控器等，预谋夏天到喀什市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干大事”。4·23当天，民警和社区干部的出现，他们认为事情已败露，所以提前动了手。
阿依布拉克告诉记者，案发人员中，艾比布拉·巴拉提是她的丈夫，买买提明·巴拉提是丈夫的哥哥，而喀斯木·买买提是她丈夫的哥哥的“连襟”，买买提·马合木提是买买提明的表弟，其他参与者都是“朋友”关系。
“事件发生后，我也非常痛心，我们也是人啊，当时我抱着孩子躲进了房间，确实非常非常地害怕。”阿依布拉克说。在出事之前，她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一些外乡人和他的家人们，确实经常聚集在一起看一些音频资料。
“平时我都是带孩子，我们家庭收入刚刚够我们的日常开销，我对我的生活非常满意，因为我喜欢简朴的生活。”阿依布拉克这样描述她案发前的生活。
而现在这一切生活都被打乱了。
案发后，阿依布拉克没有再回到镇上的家，那里已家徒四壁，绿色的铁门上刀痕清晰，大火甚至殃及了周边四户居民的房子，不仅是房屋损毁严重，邻居们也备受惊扰。
对她来说，她已经来不及去理解丈夫和他的朋友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她最在意的依然是实实在在地生活。最担心的是孩子们的将来，她的大女儿三岁半，二儿子两岁半，最小的女儿才五个月。“我担心孩子们的将来，希望他们能成长为有用的人才，但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她说。
对吾甫尔来说，“4·23”也像是平空出现的震撼弹。
这位身材魁梧，留着黑色大胡子的维吾尔族老汉，是“4·23”恐怖事件主要参与者之一热合曼·吾甫尔的父亲。儿子热合曼·吾甫尔2013年被判处死刑。
吾甫尔说，他们与阿依布拉克一家并无亲戚关系。他一直在追索儿子变化的痕迹，“当时我们家有杏园，我儿子跟着我卖水果，也学会包装水果，他们就请儿子过去帮忙，因此才认识。”
至于这些孩子之间的关系到什么地步，直到案发前，吾甫尔都不了解。甚至连4·23当天发生的事情，他也是后来才弄明白。
吾甫尔在镇政府旁边开一个水果店。当天他正在开门面房收拾东西，看到对面集贸市场后面有火光，一开始还以是两家发生矛盾，没在意。随后有警察通知紧急疏散，他连东西都没收就回了家。
一开始听人说，有一个卖水果的孩子也在里面，吾甫尔还不太相信，再后来有人告诉他确实是他的孩子参与了，而且受了伤。老人这才着急，托人四处打听，但都没有准确的消息，有人说在医院，也有人说已经死了。
“七十天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孩子还活着，被判了死刑。”吾甫尔说。
吾甫尔一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已经结婚，热合曼是老二，案发时只有23岁，尚未结婚，此外还有一个最小的儿子。热合曼初中毕业后一直跟着父亲在镇上做水果生意，偶尔也自己出去进货，贩一些本地没有的水果回来。
“平时喜欢与镇上的小伙子一起玩，喜欢手机上网，偶尔也去玩玩电子游戏。”在吾甫尔看来，孩子们只要不抽烟不喝酒，为人老实，尊敬老人，他很少管他们。
热合曼被执行死刑的日子是今年2月11日。此前的2月4日，喀什地区和巴楚县的官员曾来镇上找到吾甫尔，安慰了他一番。
“执行死刑的时候，去见了儿子一面。”吾甫尔说。孩子前前后后怎么参与进去的，他并不知情。
执行当天，吾甫尔为儿子在清真寺做了一个简单的仪式，“葬礼很简单，只有五个人参加，也没举行三天、头七这些穆斯林传统仪式。”
儿子去世后，吾甫尔关了原先的水果店，在镇十字路口以北的路边摆了一个水果摊。每天按时出摊，也按时去镇上的清真寺做礼拜，老人说，每次做完礼拜，他都会为去世的儿子祈祷。
寻找答案
“4·23”事件之后，青年阿卜杜拉有了一个明确的界定：“两群人员”。
极端的思考和情绪是怎么进入并且统治一个人的?这个问题，不仅暴恐分子的亲人阿依布拉克和吾甫尔无法回答，对在新疆工作的社区人员来说，更是一个一直无法得到答案又急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4·23”事件之后，当地重点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确认的一个工作办法是，管理关心好“两群人员”。
按照工作人员的标准，青年阿卜杜拉就是一名“两群人员”。按当地维稳官员的解释，两群人员指的是特殊人群和重点人员。
阿卜杜拉被纳入这一体系是在2012年，因为想考经文学院，他曾拷过一些解经的视频在电脑里。另外，他有一个住在20村的表弟，因为家里被查出有地下讲经和地下习武点被捕。
现在阿卜杜拉不仅经常要参加学习班，还要定期与村治安民警联系，“学习班有时在镇上，有时在村里，都是讲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内容”。
“4·23”事件发生后，派出所警察和村治安民警先后到家里来关心，和他交流想法。
这样的工作面向全镇范围内的100多名“重点人员”。自从发生暴恐事件之后，当地政府所能想到的办法，是尽可能地与这些重点人员保持好联系。其中出台的一个政策，就是重点人员以及流动人口实行流入流出地“两头抓、双向管”：重点人员外出需要先在社区登记，并办理“居民便民卡”，一张淡黄色的跟身份证差不多大的卡片。凭卡到流入地派出所备案，回来后还要将卡交回。
社区书记谢武中来自湖南，2013年4月24日，也就是“4·23”事件第二天，他被调到第三社区任支部书记，此前他一直在第一社区工作。
“三社区的书记、主任，治保主任以及主要社区干部都牺牲了。”谢武中说，县里从县委办、政协、党校以及周边其他乡镇调整了7名干部，加上新招进一批工作人员，组建了一个17人新的社区管理班子。
谢武中负责的第三社区包括巴莎公路以北约0.5平方公里的范围，这是当地维稳的重点地区，本地居民加上出租房，外乡流动人口共约300户。谢武中将社区的主要力量分成三个组，一组负责重点人员和特殊群体，另一组负责商贸城里的重点部位、出租房，第三组专门负责社区的宗教人士。
重点是管理好“两群人员”，还要严厉打击当地的“三非”活动(即非法宗教活动，非法宗教宣传品，非法宗教网络传播)。谢武中称，当地由于宗教氛围较浓，仅三社区就有五个清真寺。对于宗教人士的管理也是重点，对信教群众的引导哪些对，哪些不对，“这些都要跟他们交流谈心，掌握他们的动向”。
重点部位是指一些广场市场银行学校等。谢武中要求出租房签责任书，租户要登记备案，并且要定期入户走访。重点人员则每天见面谈话。
至今，以自治区一位副检察长带队的“服务群众、集中整治”的工作组仍驻扎在色力布亚镇上。工作组一共40多人，由自治区与当地政府共同组织，包括畜牧厅、教育厅、人事厅、司法厅等各单位人员。主要工作是配合地方政府维稳工作，工作组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分别负责第三社区、第四社区，剩下的则分成4个小组进驻全镇的重点村。
“受挫”的青年
虽然“重点人员”的身份给阿卜杜拉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但大部分时间他都表现很安静，他定期理发，穿当地年轻人爱穿的廉价西服，一脚蹬的尖头皮鞋，不像长辈那样喜欢穿皮靴，并在皮靴外面套上胶鞋。他平时都在村子里待着，偶尔陪老婆孩子去隔壁镇上看望岳父母。
阿卜杜拉的家在15村，在镇政府的西北方向，从加油站斜对面的一条公路下去，约七八公里便到了。与南疆的大部分农村地区一样，这里的村庄除了一个维吾尔语名字，还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的编号。以色力布亚镇为例，全镇共有4个社区，19个村，除了维吾尔语名字以外，社区和村庄都有一个数字编号。
通村的公路正在修，尘土飞扬。大部分时间，阿卜杜拉就骑着他那辆二手豪爵牌摩托车在尘土里钻来钻去。
15村的维吾尔语名叫拜什吐甫，意为“五棵树”。全村400多户，分为 6个小队，每组约70户，阿卜杜拉家在3小队，一共80户，当地人至今还习惯于把镇政府叫做“公社”，相应把每个村叫大队，小组则为生产队。某种程度上，人们还没有从那个早已远去的年代中走出来。
3小队与他同龄的二十几岁年轻人大约有二十多人，由于宗教氛围浓厚，村里喜欢为孩子起出自经文中的名字，意在希望孩子能继承圣者的品德。阿卜杜拉的名字就取自先知穆罕默德的父亲之名。
与阿卜杜拉同龄的青年中，大部分都读过小学，但能读到高中毕业的，只有阿卜杜拉一人。其余的初中毕业便回家，有一多半选择跟父母务农，少数开始学木匠、铁匠等传统手艺。
阿卜杜拉家里有5口人，阿是老大，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妹妹出嫁了，弟弟有些智障，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
阿卜杜拉的小学在村里小学度过，初中三年在镇上的色力布亚中学，当时镇上的初中辍学严重，一个年级初一进校时有13个班，到初三毕业整个年级就剩下9个班。阿卜杜拉想报考伊斯兰经学院，所以坚持念到了高中，因为报考经学院要求高中毕业。
2008年阿卜杜拉高中毕业后报考了伊斯兰经学院，结果没考上。当年全疆只招20个人，喀什地区只有8个名额，但报名的有300多。阿卜杜拉说，报考经学院要先由镇上推荐，集中到喀什，经过筛选后只有少数人有资格参加最后的考试。很多人托关系找人，他也托了很多人，结果还是没考上。
第二年当地没招，等到2012年他想要再报考，就出事了。
从正在修的公路到达15村，还有约500米的土路要走，长期的干旱，路上积起一层厚厚的溏土。每个村庄似乎都有这样一条土路与外面保持单线联系，其余的路只通向村里人自家。
色力布亚镇是一个传统绿洲农耕社会与商业社会结合的地区，全镇现有耕地10.5万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2.5亩。时至今日，村子里的人基本靠农业维持生计，而镇上则是远近闻名的商品集散地。
15村的耕地并不算多，平均每口人约3亩地。当地的传统一般是结婚以后就分家。但1998年以后，村里没有再分地，没有新增土地，各家的孩子结婚后都只好从父母的地里匀出一些来种。
阿卜杜拉的地就在进村土路的左边，土路的两边是高高的杨树，夹在这样高大的植物之间，时间一下子会慢许多。在这里，抽象的美学并不存在，村民每天的劳作，一日三餐，都带有生存意味。
4月初正是准备种棉花的季节，阿卜杜拉的父母在地里忙着备耕。旁边的小麦地，去年秋天种的麦子已长到小腿肚，绿色的麦畦中间每隔三五米栽一棵核桃树，核桃要五年才挂果，阿卜杜拉说，这种套种的方法也是新式的，为了增加一些土地收入。
土地的肥力有限，每年的收成还要受气候和水的限制。每年3月份都有几场大风经过色力布亚镇，但今年风刮得晚，过年之后也一直没有下雨。
没有雨水，浇地只有依靠附近的水渠，或者干脆用拖拉机去叶尔羌河运水。
阿卜杜拉已经与父母分开，但住的院子与父母只隔一条小路。爷爷去世后，阿卜杜拉在爷爷的宅基地上盖了两间房，算是安了家。
院子不大，院墙也是木条扎成，正屋是两间夹板房，左边三间是政府前两年开始推行的抗震安居房，砖混结构，但至今没能完工。
乡村穆斯林
在15村的村民们眼中，他们可以直接信仰真主，同时也生活在此地当下。他们只是大地的佃农而不是大地的主人，因此在大地上必须轻声行走。这些世居的村民一辈子进一扇门，睡一张床，在一个屋顶下御寒和纳凉，时间过得不快不慢。
这种过客意识，造就了村里人谦卑的性格，也造就简朴与至善的生活原则。村民的家里简陋但很干净，即使黄泥的院子，也扫得一尘不染，孩子们光脚在地上走来走去，不必担心被玻璃塑料铁钉之类扎伤。正屋一般都是砖铺的地面，进门便是一面巨大的炕，墙上一般不挂任何图像，大炕靠里的三面墙贴着半米多高的花纹粗布，这样坐在炕上靠着墙壁，就不会弄脏墙壁或者衣服。
村民们的生活几乎与农作物分不开，他们喜欢用土墙或高树作为院墙，在庭院的空地上开辟菜园，菜园栽种最多的是杏树和葡萄，被誉为丝绸之路上三大圣果的葡萄、石榴、无花果在这里十分常见。
家家都在屋檐下建凉棚，上面搭着竹席，条件好的砖瓦砌成。凉棚之下，有供歇息或午休的土炕，上面铺着毛毡，有的干脆是一些木板床，田间劳作回来，在炕上铺一张餐布，上面放几块馕和一盘水果，或者喝上一碗自制的酸牛奶，都是解渴养胃的好食品。
主食为面食，早餐多吃馕，喝白开水或茶水;中餐多为拉面，晚餐多吃揪面或汤面条;抓饭一般招待客人时才吃，有时，农忙时节一日三餐都可能吃馕。吃的较多的蔬菜为西红柿、辣椒、土豆，冬天只有土豆和白菜。当地不产大米，小麦和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条件好的还有后院，用于种菜、种果树、储藏地窖等。一切以实用与和谐为准，穆斯林相信，克制而简朴地生活，真主会喜欢并降福于己。
当地人几乎不用表，对时间的判断一半来自生物钟的感知，一半来自每天五次的礼拜时间。两类公共空间让虔诚的村民眷恋，一是清真寺和麻扎，另一类是公共晒场、小巷拐角处、大树底下和镇上巴扎。前者提供了人神对话的神秘空间，后者让人们在穆斯林彼此“兄弟般”的交往中找到某种身份的认同。
每天五次礼拜是必不可少的功课。村民们相信日常礼拜能够帮助他们纪念真主并防止行错作恶。礼拜也会助长谦卑与平等的意识，礼拜还让他们超越了日常的俗务。
这种礼拜代代相传。阿卜杜拉很小的时候，父亲做礼拜，他就在旁边跟着做，现在他的儿子有两岁了，他做礼拜时，孩子也经常跟着他模仿着做。
除此以外，天课、斋戒和朝觐都是伊斯兰的善功，是村民们常修的功课。
“村里原来有6个清真寺，现在只剩下3个在用。”村民说，2013年地震时塌了三所，村民们想要重盖，按当地的风俗，老百姓不会在清真寺的地基上面盖房子，于是仍有人在原先倒塌的地方围着席子做礼拜。
村里的清真寺都不大，多的能容纳100多人，少则几十人。一般一间正房，一个礼拜殿，外面有一个小院，种些枣树。
天课也是村民常做的，在阿卜杜拉的记忆中，小时候，各家经常送东西给清真寺，现在则大多在清真寺开伙，一种可做十几人几十人饭的大锅，有钱人常在寺里做一大锅抓饭，供村民做礼拜时免费食用。平常也有人不定期做油饼抓饭送过去，都算是天课的功修。
斋月时村民们喜欢轮流在清真做饭，有时争先恐后，一般都选在星期四，当地人认为星期四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上坟追悼亡灵也都选这一天。伊斯兰教强调信众要兄弟般团结，斋月里可以各自念经，但鼓励人们一起念经，“两个人比一个人念好，几家子一块念比各家单独念好。”阿卜杜拉说。以前斋月里念经活动经常轮流在各家集体念经，古兰经分为30卷，每天朗诵一卷，30天把古兰经正好念一遍，念完一遍正好开斋。“后来宗教管理规范化，都改在清真寺一起念经”。
小镇喧嚣
同样相对于克制而简朴的乡村，镇上的生活要喧嚣很多，也复杂得多。
色力布亚镇政府的一份材料中说，清末，这里是一个只有二十多户人的小村庄。民国27年时为色力布亚庄。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成立色力布亚区，下辖8个乡。1958年改为色力布亚人民公社。1984年才改为色力布亚镇。
据最新的统计，色力布亚全镇总面积280平方公里，辖19个行政村、4个社区，镇城总户11907户，总人口5.1万人，其中农业户籍4万人，非农业户籍1.1万人。
“刚刚改革开放，色力布亚镇与内地几乎同步，很多内地有的服装鞋帽镇上都有。镇上的巴扎甚至被称作香港巴扎。”巴楚县文联主席买买提明·艾麦提说。
80年代，老街上不仅有歌舞厅、酒吧，还有一个电影院，电影院虽然是露天的，但每天爆满。放的是《冰山上的来客》《铁道游击队》这些热门电影，有时汉语还没有翻译成维吾尔语，买买提明在镇中学教汉语的父亲便举着喇叭站在银幕下，电影放一句，父亲现场翻译一句，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儿。
曾经有一段时间，色力布亚镇甚至成了南疆有名的贩毒猖獗地区，自治区公安厅一位从事过“缉毒”工作的官员称，90年代全疆贩毒严重的地区是伊犁，后来是巴楚，甚至在云南成立了巴楚帮，而巴楚最严重的就是色力布亚镇。当时有很多人靠贩毒发财，他们回来后在镇上盖楼开门面，由此拉拢了亲友老乡，形成了贩毒家族化。
当时掌握的信息，巴楚帮在昆明垄断毒品生意十几年，很多犯罪都与巴楚帮有关系，最多时整个巴楚帮约有300至400人。
涉毒人员多的问题至今仍困扰当地政府，色力布亚镇政府的一份材料称，“一直以来，贩毒涉毒人员较多，涉嫌外流贩毒人员280名，被上级确定为毒品重点整治区域。”
色力布亚镇最世俗化的90年代，对阿卜杜拉充满吸引力。虽然距离镇上十几里路，但读小学的他经常骑自行车跑到镇上逛巴扎。
当时镇子上基本上都是平房，阿卜杜拉说。现在小商品城的地方原先只是一块大场地，人们在空地上搭着篷子做生意，全镇的主要商铺都在巴莎公路两边，不像现在十字路口的南北街上也都是商铺。
阿卜杜拉最喜欢一种叫都瓦甫的酸奶冰渣，这是一种由酸奶、冰渣、糖汁混合而成的饮料，记忆中好吃的不仅有冰淇淋，还有各种抹砂糖的馕。
卖都瓦甫的小摊上还有一部黑白电视机，当时《西游记》风靡全疆，花两毛钱买一碗冰渣，可以坐一个下午，人不多时，老板也不过来催。
有时也去镇上的清真寺，特别是每年封斋期间，每晚太阳落山以后，清真寺门口都会摆出免费的水果和一些切好的馕。封斋的人念完经，出来吃点馕，再吃一点水果，就算开了斋。
镇上与农村往往互相有亲戚，逛巴扎往往跟亲戚家的孩子一起。乡村一般每天下午第四次礼拜之后吃晚饭，每到这时候，在镇上流连的阿卜杜拉便开始往家赶。
初中时，阿卜杜拉开始骑自行车早出晚归。当时课程虽然很紧，但是经常和同学们一起逃课，逃课的孩子在镇上往往一待就是一个下午，靠打台球消磨时光。
色力布亚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高峰是在2005年以后，原先巴扎的地方建起了小商品城。至2013年，在农贸集市里的固定经营户就有800多户，流动摊贩470多户。
经营户数量不断膨胀，当地也不断改造，扩大农贸市场，直到现在还停不下来。每逢巴扎日，绵延1公里长巴扎上吃穿用等应有尽有，附近乡镇，相隔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甚至几百公里外的麦盖提、伽师、和田等地的人们都来赶巴扎，多时八九万人，最多时一天超过10万人。
直到2013年，色力布亚的市场还在扩张。镇政府在原先的巴扎以西又划出150亩地扩建市场，将木材、牲畜、蔬菜瓜果等市场搬了进去。
从世俗到宗教
在社区书记谢武中负责的诸多维稳工作中，除“两群人员”外，要留意的宗教内容也特别详细。
“念尼卡，非法婚姻，强行禁止他人抽烟喝酒，禁止别人装婚车，死人不许哭，反传统，如果他们限制别人这些，我们就会管。”
这暗示着当地的宗教信仰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与南疆其他地方一样，色力布亚最近几年不仅宗教气氛渐浓，也出现了诸如瓦哈比等“保守”思潮。
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年轻人进清真寺的越来越多，同时街上年轻女孩蒙面纱，男孩留大胡子现象也增多。
买买提明是土生土长的色力布亚人。在他看来，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色力布亚最世俗化的一段时期，文革时期，当地的宗教信仰被打乱， 80年代赶上改革开放，本就宗教氛围不浓的城镇居民热衷于世俗生活，加上宗教人才的断档，讲经学经的热情并不高。
彼时，色力布亚设镇不久，小城镇建设搞得如火如荼，不仅是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还是全国民族团结先进集体。相当一部分人到内地大城市经商。“当时小镇上不仅有南北疆来的商人，更有常年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经商的商人风尘仆仆地把内地产品连同生活潮流一起带到这里”。
在当地人的印象中，80年代色力布亚人穿着很时髦，女人都是上了年纪才戴面纱，但现在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也开始蒙面纱，有的甚至全黑罩袍裹住全身，只露出眼睛。
在吾甫尔看来，虽然上头规定党员、干部以及十八岁以下不准进入清真寺，但是事实上民间的信仰没有减弱，进清真寺的人反而增加了。
“事实上大家以前也做，只是不限于在清真寺里，有时候三五个人，在商店里，在家里，可以就地做礼拜。现在除了在家里以外，只有在清真寺才可以，看起来进清真寺的人比以前多了。”吾甫尔说。
色力布亚镇的学区主任阿布力克木·巴拉提1975年出生，他的父亲1986年在色力布亚中学教书，后来，全家在第二社区盖了房子，落了户。
在阿布力克木看来，年轻人对宗教感兴趣，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一种逆反心理。“我们维吾尔族的性格很好胜，有很多不让干的，反而很想去试一下。”
另一个原因是当地很多学生初中毕业就回家，一开始都喜欢先去外地闯两年，在外地，手机电脑等消费越来越高，回来后很多家长管不了，听话的能跟着父母种地，但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前，很多家庭子女很多，孩子长大了，分到的地很少，土地上的收入小于消费，入不敷出。于是有人开始偷盗吸毒，即使不学坏的孩子，思想很容易受到冲击而对现实不满。而16岁到22岁这六年，正是年轻人思想最容易变动的阶段。“初中毕业如果能继续读高中留在学校里，一般不会出现偏差，过早走入社会反而容易迷失”。
了解色力布亚历史的人并不赞同“保守”的说法，认为这是一次由世俗回归宗教的过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当地有一个叫安尼瓦尔的维吾尔族人，因为卖酒卖烟，当地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朵子海”(维语意为火狱)。但前几年，安尼瓦尔也开始虔诚信教，当地人改称其为安尼瓦尔阿吉。(人们对宗教虔诚或朝觐回来的人，喜欢在其名字后面加上“阿吉”两字，以示尊重)。
80后的阿卜杜拉同样感受到当地的宗教氛围在改变，村里二十多个同龄人，以前有四五个抽烟，但现在基本上没有抽烟的了。同样，女孩子蒙面纱的在村庄里很普遍，阿卜杜拉的老婆平时就蒙面纱，当地人特别在意蒙面对于女孩贞洁的象征意义，嫁女儿时习惯于把新娘蒙面交给男方。
两代人之间
小镇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大多生于90年代，他们的父辈生于60、70年代。动乱的年代里，父辈们知识有限，宗教思想也淡薄。等到80年代宗教恢复，又遇上了改革开放，宗教氛围还没形成，世俗的洪流便急冲而来。父辈这一代人，成长期没有多少宗教熏陶，年轻时抽烟喝酒，泡舞厅、看电影，到了40岁以后，他们开始操心心灵上的事情，戒烟戒酒，每天按时去清真寺。当父辈们重拾精神，走进清真寺的时候，恰逢年轻一代人成长的时期，于是他们开始在相对虔诚的环境里长大，父母很早给他们埋下了信仰的种子。等到了初中毕业，有了一定知识，他们便不再满足父母对伊斯兰教的一知半解地依随。借助电子时代，互联时代，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发现和认识社会，包括从小就受到熏陶的伊斯兰教育。
随着宗教氛围渐浓，境外的许多思潮同样开始影响镇上的年轻人。变化首先开始于他们与上一代人之间。受原教旨思想影响的年轻人开始质疑老一代人的传统信仰，认为很多老人在民间传教过程中有迷信的成分，很多都不是伊斯兰教的东西，是远古萨满教和佛教遗留下来的，而他们认为正确引导宗教就是他们的责任。
年轻人主张宗教活动是公益性，不收费、不吃饭、不大办婚丧、不哭丧等。这些改变传统做法同样让老一代宗教人士无法接受，因为伊斯兰教早已与当地的传统文化融合，而带有本民族传统的宗教习惯应该得到尊重。
即使是年轻人中间，也有明显的差别。在镇上，年轻人中间做礼拜的是一拨，抽烟喝酒的是一拨，彼此见面会问好，但不深交。
镇上经营烟酒批发的胡小波提供了某种参考，胡小波在色力布亚镇已有30多年，最初做裁缝，后来开了全镇最大一家烟酒批发超市。
“镇上有三家批发超市，两大一小，光两家大超市加起来约有12000瓶，这些酒供应全镇约20家零售商店。平均每个商店一天至少卖出20瓶左右。”胡小波说。
伊斯兰教禁止烟酒，但买酒的除了汉族人以外，维吾尔族人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费群体。在胡小波的印象中，买酒的维吾尔族人基本上都是世俗的群体，比如干部、大夫、老师等，但也有农民。
“有很多维族农民晚上出来聚在一起喝酒。”胡小波说，最近几年镇上维吾尔族人的餐厅卖酒的变少了，但很多农民晚上喜欢聚在家里喝。超市里七八块钱的高度酒卖得快，显然主要消费群体的收入不高。
暴力迷途
4月的黄昏，色力布亚街上一片零乱，没卖掉的牲畜、手工制品和农产品正被收拾起来，商铺陆续关门。赶集的人渐渐走散，消失在夕阳尘土里。
第五次礼拜之后，夜晚便属于色力布亚镇的年轻人，路灯下面，年轻人聚在一起吃烤肉、切水果、喝麦合姆提饮料，人们互相见面，握手，以手抚胸相互行礼，对小镇来讲，他们这条老街上最具活力的部分，也是最容易迷失的一群人。
相较于“4·23”事件，小镇上的居民对“11·16”案件的细节了解甚少。但这起案件似乎更能引发某种担忧，那就是极端思想的潜行如同混入茫茫人海，根本看不出来。
“11·16”案件中，有一位恐怖分子来自镇上第四社区，但在联合工作组的内部人员看来，这位名叫买买提的18岁年轻人平时很老实，既没有前科，也没有异常举动。
“平时走访也去过他们家的房子，见过那个孩子，根本看不出有啥异样。”工作人员称。走访人员甚至还向邻居打听过男孩的情况，得到的反馈是，孩子没什么极端行为，品德也不错，只是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又娶了一个老婆，家中还有一个弟弟还在上学。
“平时他的活动，就是早上和父亲一起去巴扎，帮父亲做铁匠生意，看门面，晚上回来。”工作组的人说。
买买提的爆发隐秘而突然。2013年10月初的一个星期五，买买提在镇上做完礼拜之后突然失踪了。
一个月之后，当18岁的买买提再次出现在镇上时，已是一个9人恐怖团伙的成员之一。当天，他伙同来自阿瓦提、和田的8名同伙，手舞斧头和砍刀，冲入镇派出所，当场砍死两名协警，砍伤一个民警。
“警方立即出警，当场击毙9名暴徒，前后只有一分钟时间。”一位知情人说。
据后来多方调查，在失踪的一个月里，买买提先后认识了和田和阿克苏州的多名年轻人，一共是9个人，一伙人先在和田地下学经，被灌输了极端的思想后，很快开始策划恐怖活动。
仅仅一个月，极端思想就迅速填占了他的大脑?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不解。
“一开始有人提出要袭击和田县的一个乡，这时另一个团伙成员说，去年巴楚县发生了4·23事件，死了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要报复。于是他们就回来，拿着刀冲进了镇派出所。”知情人说。
一位从事维稳工作多年的警方人士因工作需要研究过很多非法的录像带和光盘，其内容都是鼓动人们要按照《古兰经》去做。
“一般年轻人如果脑子不清醒，大事大非不明确，很容易就被洗脑。”他说。被洗脑的年轻人思想极端，甚至连父母做的饭都不吃，因为他们认为父母如果不做乃麻孜，做的饭就不清真。
在警方人士看来，利用互联网，现在的年轻人比他们父辈更直接地接收来自伊斯兰教的信息。他们接收传统，也喜欢向传统挑战，一部分人因此变得狂热，甚至把原本温和的伊斯兰教改变成带有暴力色彩的东西。
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由宗教狂热到极端思想再到暴恐行动的过程几乎不需要任何过渡。上述警方人士介绍，以前警方破获一个案件或一个恐怖团伙，可以提前做工作，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把案件吃透了以后再打击。现在的情况是，警方根本没有“经营”的时间，发现一个打击一个，露头就打。
维吾尔族人喜欢聚集在一起生活，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清真寺和宗教人士。解决问题的关键或许正在这些宗教的“土壤”上。
当地官员相信，经学院培养出来的伊玛目基本没问题，但是民间的一些宗教人士，通过朝觐或去国外去学习，回来后往往在当地很有影响，一旦说政府的坏话，年轻人听了很容易头脑发热。
“遗产问题，婚姻问题，财产纠纷问题，好多人都跑到这些民间宗教人员那里寻求解决。现在基层知道了这个问题。”驻在镇上的自治区官员表达了对基层工作的担忧。
“工作粗暴现象在内地的基层也有，但是在这个地方就不一样，当地群众不会认为是这个干部素质不行，而是整个基层政府的形象就是这样，遇上思想极端的，很容易形成对立与冲突。”
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显然缺少一个缓冲地带，这包括有影响力的维吾尔族精英和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治理中，这样的中间阶层不可缺少。★
星期一, 5月 26, 2014
暴恐视频流毒新疆
作者：張弛
來源：凤凰周刊 2014年15期
近日，喀什地市兩級人民法院依法對屯某、斯某和阿某等5人進行了公開宣判，其罪名均為分裂國家和危害國家安全罪。其中，最高獲刑有期徒刑15年，最低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
在宣判大會上，法院公佈了這5起案件的詳細案情。指控他們從二手手機市場購買內存有反動音視頻資料的SD卡，先后多次給多人灌輸“遷徙、聖戰”內容，隨時准備前往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進行“聖戰”。根據已公佈的細節，他們還購買存有“東伊運”恐怖組織頭目艾山·買合蘇木“遷徙、聖戰”內容的SD卡，對他人進行非法台比力克（宣講經文）勸導；從網站下載“宣揚極端宗教思想和遷徙、聖戰”煽動分裂國家內容的電子書籍和非法台比力克音視頻資料，並傳播給他人下載觀看使用；私設非法教經點，為青少年兒童非法教經、傳播極端宗教思想，宣揚宗教狂熱；對多人進行煽動民族仇恨的宣講，貯備管制刀具准備作案等等。
在鄯善“6·26”暴力恐怖事件中落網的吾拉音·艾力，曾對着記者鏡頭述说自己的殺人動機，但因為聽起來過於離譜，一度招致質疑。吾拉音·艾力说，他殺人是為換取進“天堂”的資格，因為“天堂裏有仙女，有美酒，可以喝酒，怎麼喝都不醉，流出的汗都是香的，想要什麼有什麼”。
但在艾力亞·阿不拉看來，他说出這個理由一點都不奇怪。艾力亞曾經是烏魯木齊一家維語網站的工作人員，他長期關注宗教極端思想在疆內的傳播，也翻譯過一些在中國境內流傳的“聖戰”視頻。他認為吾拉音·艾力關於“天堂”的認知，正是這些音像視頻中宣揚的內容之一。
據新疆官方統計，僅2013年，“東伊運”就製作發布了107部這樣的音像視頻，超歷年總和。官方稱，這些視頻含有宣揚暴力恐怖、宗教極端、民族分裂等內容，部分傳入中國境內，煽動性極強，已經成為當前暴恐案件頻發的直接誘因。近年來破獲的多起暴恐案件，暴恐分子几乎都是參與非法宗教活動、收聽觀看暴力恐怖音視頻，引發“聖戰”共鳴，最終實施暴恐活動。
扭曲的視頻
“天堂”又稱“天園”或“樂園”，字面意思是“花園”。這是伊斯蘭教徒在后世的最好歸宿。
根據《古蘭經》的描述，人們現世的渴望和追求在天堂應有盡有。《古蘭經》中第56章12-24節對天堂的描述：“他們將在恩澤的樂園中。許多前人和少數后人，在珠寶鑲成的床榻上，彼此相對地靠在上面。長生不老的童仆，輪流着服侍他們，捧着盞和壺，與滿杯的醴泉；他們不因那醴泉而頭痛，也不酩酊。他們有自己所選擇的水果，和自己所愛好的鳥肉。還有白皙的、美目的妻子，好像蚌殼裏的珍珠一樣。那是為了報酬他們的善行。”
與“天堂”相對的則是“火獄”，那裏有“足穿火鞋”“墊火褥”“蓋火被”“遭火燒”等刑罸。凡生前作惡的信徒，都將被“戴上枷鎖”，“投入火獄”。
伊斯蘭教提倡“兩世吉慶”，既重今世的幸福，也重后世的歸宿。根據伊斯蘭教的“末世論”，死者生前在“這個世界”的行為，將決定其在“那個世界”的待遇，以此鼓勵穆斯林信徒“履行善功”，今世行善，后世必有回報。
不過，在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前副會長阿布杜熱依木·伊明看來，“東伊運”製作的這些視頻中，原本勸人向善的“履行善功”已經被歪曲解讀。比如，視頻公開宣稱，伊斯蘭教信徒可以通過“聖戰”積累“善功”，因為“殺死一個卡菲爾（異教徒）勝做十年功，可以直接上天堂”，“在天堂裏想要什麼就有什麼”，“除了真主之外，不能服從任何人”、“不能看電視、聽廣播、讀報刊”。
在“9·11”事件之后，對於媒體報導中頻繁出現的“自殺式襲擊”和“人體炸彈”，一些穆斯林學者反復聲明，伊斯蘭教是禁止自殺的。事實上，據學者介紹，《古蘭經》中嚴禁自殺，安拉说：“你們不要自殺，真主確是憐恤你們的（《古蘭經》婦女章節第29節）。在《聖訓》（阿拉伯語稱為Hadith）中自殺也是被明確禁止的。
《聖訓》記錄了先知穆罕默德傳教、立教的言行，其弟子談論宗教、經訓和實踐教理的重要言論或行為，凡經先知認可和贊許的，亦被列入聖訓範圍。《聖訓》對伊斯蘭教義、教律、教制、禮儀和道德進行了全面回答和論述，是歷代教職人員、學者進行宣教、立論、立说的依據。
因此，在談及信徒的肉體消亡時，這些視頻中使用的詞彙是“殉教”而不是“自殺”。他們稱，這些“殉教者”是為了一項最高尚的事業而死，也就是“聖戰”。而“聖戰”是穆斯林信徒的一項宗教義務，目的是在全球範圍內建立政教合一的純正伊斯蘭社會，即“哈利發”國家。“哈利發”的意思是“穆罕默德的繼承人”。
但在《古蘭經》中，其實根本找不到“聖戰”這個詞，與之相對應的只有“吉哈德”。阿布杜熱依木·伊明说，“吉哈德”本意並不是戰爭，這個詞源於阿拉伯文的三個字母：吉、哈、德，字面意思是盡心盡力、克服困難，努力做好一件事，有努力奮鬥之意。比如，為學業、事業的成功“吉哈德”，為真主的道路而奮鬥等。
根據伊斯蘭教法規定，凡是有能力、心智健全的穆斯林都應當進行”吉哈德“，即以言語、財産、生命為主道奮鬥，捍衛信仰，抵抗侵略。但在被異化的宗教教義支持下，盡管自殺是被禁止的，”殉教“卻可以得到普遍的讚揚、歡迎和鼓勵。
而斷章取義被拿來印證這些觀點的經文並不難尋找：“以掌控我的生命的神的名義，我需要為真主而死；然后我會復生，然后再次為真主而死”；“先知说，‘沒有任何上了天堂的人願意再返回這個世界，即便給他所有東西，除了那些殉教者。他們願意為了賜給他們的無上光榮而回到這個世界死上10次’。”
宗教極端主義者教唆信教群衆抵制政府管理，損毀身份證、結婚證、戶口簿等國家法定證件，並認為政府頒發的結婚證是“不清真”的。於是，強制包辦婚姻、重婚、以宗教儀式代替婚姻登記等現象在維吾爾社會重新抬頭。新疆一位聲稱知悉內部情況通報的相關人士透露说，組織、策劃“10·28”天安門恐怖襲擊事件的案犯，就擁有5個妻子，而肇事車輛中當場死亡的那名女性，就是他5個妻子之中的“小老婆”。2014年3月，新疆啟動了一項特殊的專項行動，決定對婚姻領域違法行為開展綜合治理，解決宗教干預婚姻的問題。
“打着宗教的旗號，最能打動人心，這正是他們的高明之處。”艾力亞認為，對於這些外界看來匪夷所思的思想能夠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廣泛傳播，他覺得不能完全歸罪於信教群衆的無知。
根據他的觀察，起碼在傳播方式上，這些視頻採用了南疆信衆最容易接受的方式。視頻中以維吾爾語、土耳其語和哈薩克語居多，這幾種語言相似度很高，基本可以無障礙溝通，還有一些雖然是阿拉伯語，但也都配有維吾爾語字幕，易於在維吾爾社會傳播。
視頻的內容也很能打動人心。站在前面宣講的人，都是一些宗教界的大人物，包括穆斯林社會一些頗有聲望的大阿訇。除了引經據典，系統傳授一些被重新解讀的宗教知識，他們還會大量提及維吾爾兄弟被“壓迫”的內容。站在他們身后的，則是一群包着頭、留着大鬍子的阿拉伯人，挎着槍，拿着《古蘭經》。
在艾力亞翻譯過的幾部視頻裏，他認出其中一位是來自埃及的著名大阿訇。其他一些負責宣講的人，也都是穆斯林社會的宗教領袖。他們擁有豐富的宗教知識，熟悉現代媒介傳播方式，说的都是令人感到親切的話語。這些視頻宣揚的主要思想，就是維吾爾人也是穆斯林，是我們的兄弟，全世界穆斯林都是一家，現在你們正在受“壓迫”，我們會來“幫助”你們。
“也許你我不信，但換成一個南疆的農民，他沒有知識，也不懂真正的宗教教義，對比外界的幸福，想着自己的不如意，聽着穆斯林兄弟暖心的話語，他肯定會被打動”。艾力亞说，“雖然並沒有得到實際的幫助，但會感到有人在關注他們。”
他分析，相較首府烏魯木齊，南疆鄉村極度封閉。伊斯蘭教一代一代傳承，人們敬畏但並不真正了解宗教知識。伴隨市場化大潮的衝擊以及維吾爾族社會的劇烈變革，維吾爾族被嚴重邊緣化，和父輩相比，民族身份帶給他們的不再是榮耀，就業難也加劇了他們對前程的悲觀情緒，唯一剩下的只有宗教，“只有宗教信仰別人無法拿走”。既然父母不能告訴自己宗教是什麼，那就自己去尋找。這時，宗教極端思想便趁虛而入。
還有一類被廣泛傳播的視頻完全與暴力聯繫在一起，具體教授如何製造、使用炸葯、爆炸裝置、槍支以及管制刀具等的方法和技能。視頻裏不说“中國人”怎樣，而是说“漢族人”，因為“漢族人”對我們的穆斯林兄弟不好，維吾爾人要團結起來“聖戰”，把這些“卡菲爾”全部趕走、殺光。2013年7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曾對11名恐怖犯罪嫌疑人予以公開通緝。在這些被通緝的逃犯中，多人涉及製造或實施爆炸襲擊的案件。
他認為，極端主義蔓延是社會的疾病，也是伊斯蘭內部的疾病。要解決新疆暴恐頻發的問題，政府必須而且只能從宗教入手，就像當初的土耳其，“用國家機器強力鏟除一些極端的邪惡勢力，讓宗教得到正常發展，並予以法律管制”。艾力亞说，關鍵是要掌握宗教知識，讓人們了解極端勢力暴力、殘暴的真實面目，這是任何人都駁不倒的事實。但遺憾的是，一直到現在，“很多人並不相信真有恐怖分子，覺得那都是政府捏造的”。
而目前政府的宣講力量和手段也明顯不足。一些宗教人士年齡偏大，知識面狹窄，對現代社會缺乏了解，比起視頻中那些引經據典的生動宣講，他們號召力有限，很難得到年輕一代的認可。在新疆，尤其是南疆鄉村，宗教是每個維吾爾人一出生就會接觸到的東西，讓這些人一夜之間成為自己眼裏的“叛教者”，“就像強迫一個‘無神論’者去信神一樣難”。
藉由網絡飛速蔓延
“不正面引導，別人就負面引導，宗教教育也是一樣。”來自新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的維吾爾族律師尼加提（化名）曾大量經手此類案件，被告基本都是年輕人，且90%以上都是文盲。面對外界突如其來的衝擊，年輕人要尋求精神歸屬，很容易轉身去擁抱宗教。如果碰巧這個人生活又不如意，對社會不滿，被煽動的過程就更簡單。“既然今生不如意，不如寄希望於來世。”至於如何採取行動，視頻中傳授的那些技能就足夠了。
尼加提曾經經手過一個案子，年輕的嫌疑人因為鬍子問題就要跟別人拼命。“根據被灌輸的極端主義理論，鬍子是他的尊嚴、他的一切，如果鬍子沒有了，他就失去了一切。”尼加提说，“我到現在也無法理解。就是給我發工資讓我留鬍子，我也不會留鬍子，因為我不喜歡”。
偏偏在這個時候，又遇到了網絡。經由無界限的網絡空間，借助各種社交媒體，這些視頻中宣揚的思想在南疆的文化沙漠地帶長驅直入，像毒草一樣迅速蔓延。“這是一種非常規的傳播過程，在宗教發展的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過”。
據新疆官方媒體報導，南疆三地州經濟雖相對落后，農村電腦用戶不足10%，裝寬頻的電腦用戶更少，但大約60%的年輕人都有手機，這些手機大多是幾百塊錢的山寨機，大部分都能上網。
2013年10月，新疆139人因傳播“聖戰”等宗教極端思想被查處，其中就有和闐縣伊斯拉木阿瓦提鄉的阿某。據新疆警方統計，從上傳檔案的5月6日，到發現線索並偵破案件的7月18日，阿某通過手機上傳至網絡的這些檔案，瀏覽次數達32971次，保存次數607次，下載次數達15515次。而在現實中查辦的一些講經點，只能影響幾人或十幾人。
20歲的阿某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從小在家鄉的沙漠邊緣長大，父母日益年邁，哥哥又有殘疾。為了改善家裏的經濟狀況，2011年他跟隨一位老闆到廣州賣羊肉串。在此期間，他花500元買了一部山寨智能手機，開始接觸網絡世界。
2012年在廣州務工期間，他用手機訪問了別人在網站發布的連結，並下載了2G容量的電子書到自己網盤上的個人空間。然后，他在一個網站貼出了自己的網址並留言，稱自己整理了一些關於伊斯蘭教方面的電子書，邀請大家前去下載。
2013年5月，有人訪問他發布的連結並留言：你上傳的那些電子書是zip格式，下載后打不開，有密碼。阿某看到留言后，便用其他格式上傳了535份檔案，其中529份為書籍，書籍中含有宣揚宗教極端思想的內容。
像這樣純粹因為好奇而傳播宗教極端思想的，還有很多是未成年人，伽師縣的依某就是其中之一。據辦案民警披露，依某對網絡很感興趣，經常到朋友父親開的電腦維修部上網。2013年6月，他從互聯網上搜集到一些包括宣揚宗教極端思想、煽動暴恐犯罪活動內容的電子書，並將其他網民分享的宗教書籍檔案下載到電腦硬碟內保存，同時分享到自己的個人空間，其存儲在網盤內的各類檔案量達100G。
有了這麼多檔案，他覺得傳給別人也許更好玩，就把檔案傳給了本地及外地幾名網友。據他事后交代，他在網上搜集、傳遞的目的，是為了提高自己和周邊朋友的宗教意識，至於下載和上傳的檔案，他聲稱只看了一眼目錄，並沒有仔細看內容。
甚至有人試圖通過傳播這些視頻牟利。來自喀什市佰什克然木鄉汗尼歐依村的小學教師阿某杜就是這樣。據辦案民警介紹，每天放學回家后，他就把自己關在書房裏，除了吃飯、睡覺就是上網。直到被拘留那一天，他的妻子和同事才知道，原來他每天晚上加班不是備課，而是在編輯、傳播宣揚含有宗教極端思想和暴力犯罪等內容的視頻。
其實阿某杜的物質生活條件並不差。他和妻子都是教師，夫妻倆月收入加起來7000多元，房子有200多平方米，是政府出錢補助建設的抗震安居房。但自從迷上網絡，他開始對製作網頁産生了興趣，並想通過經營網站賺錢。2013年4月，他將包含宗教極端思想內容的視頻編輯成視頻軟件，上傳到自己的空間並發布至111個QQ群內。不到一天時間，這些內容就被傳播了上萬次。
2014年3月3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檢察院聯合自治區公安廳、文化廳和工商局發出通告，聯合查禁這些含有宣揚暴力恐怖、宗教極端、民族分裂等內容的暴力恐怖音視頻。據大陸官方媒體報導，《通告》發布后六周內，打擊處理了200余名傳播宣傳暴力和恐怖主義錄像的人。
“以前種下的種子，現在開始結果子了”
根據尼加提對一些年輕被告的觀察，受極端思想影響的這些人，行事會變得異常殘忍。2010年南疆曾發生一起案件。幾個人想要搶錢，計劃殺一個名叫艾買提的校長，敲門后發現家裏沒人。在回去的路上，有個人想起來他的鄰居也是校長，就说，“艾買提不在家，可那邊是賽買提的家，賽買提也是個校長，我們殺了他，搶他的錢吧。”然后，他們來到賽買提家，殺了他全家9口人，搶了12塊錢。后來在看守所，這個人對律師和法官说，“如果有機會，我也要殺掉你們，這樣我就可以上天堂”。
在南疆，一些原本淳朴的農村青年受“聖戰”視頻影響，開始崇尚自殺式的暴力，願意為宗教“拋頭顱灑熱血”（即殉教），視塔利班戰士為英雄，在穿着打扮上也着意模仿他們，表現出一種“伊斯蘭式的叛逆”。前幾年，喀什曾有人專門到郵局去給塔利班寄錢。
因為在網上與這些人辯論，尼加提好幾次受到威脅，現在他已經不敢發布維吾爾文帖子了。
尼加提堅持認為，這些人只能用“犯罪分子”四個字來標識，“他們沒有任何信仰，也沒有什麼民族主義思想”。他接觸到的這些年輕被告，不認可任何民族，包括維吾爾族。這些人認為，世界上只有兩個群體--穆斯林（教徒）和卡菲爾（異教徒）。他們也不認可現代意義上的任何政權，只認可“哈利發”國家。他們的旗幟也與“東突”的不同，是黑色的星月旗幟。
最簡單的例子，尼加提说，這些人不認可任何境外謀求獨立的“世維會”（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一類的組織，更不認可熱比婭。他們認為，未來會跟熱比婭打仗，並已明確聲明，與“世維會”根本不是一類人。
“以前種下的種子，現在開始結果子了。”尼加提感覺焦急又無奈。他已經發現，在最近新疆發生的暴力恐怖案件中，大多數受害人都是維吾爾族人：去年的“4·23”巴楚事件、“6·26”鄯善事件，還有之前沒有公開報導的很多案子。據尼加提觀察，參與這些暴力恐怖事件的人，一般都有宗教背景，目的是“解放”全世界，在全球建立政教合一的“哈利發”國家。
“但還沒有到成熟時期”，尼加提说，“如果發展到有選擇性、針對性的謀殺就更可怕了”。他覺得，政府必須強化宣傳教育，“我指的不是老一套讓人厭煩的官話、套話，而是要以實際案例教育一大批沒有文化的年輕人”。
官方提供的數據，也印證了尼加提的觀察。據大陸官方媒體報導，自2009年以來，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安現行組織團伙案均在百起以上，呈現高位徘徊態勢，其中2012年新疆發生暴恐案件190余起，比上年大幅增加。其中，尤以“獨狼式活動”的個體或小群體暴恐活動的增加最為明顯，且參與人員基本都是“80后”、“90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到95%左右。
政府顯然已經意識到問題所在，並着力與極端勢力爭取民衆，以“徹底鏟除宗教極端思想滋生的土壤”。在張春賢赴疆主政后，基礎教育被列為一項重要民生工程。2013年，新疆教育總投入高達527億余元。到去年秋天，在南疆和闐、喀什、阿克蘇三個地州，義務教育已經覆蓋至高中階段。在新近下派南疆住村走訪民情的11095個工作組中，除了致力於支持當地發展“短平快”項目增進就業的機關幹部，還有負責宗教教育人士的身影。
與內地省份不同，在部署這項活動時，張春賢特彆強調，“惠民生與教育群衆兩者不可偏廢”，使“教育群衆”成為新疆黨員幹部在接受群衆路線教育中的特殊任務。與此同時，官方的輿論引導，一改過去避免直接公開引用“宗教極端勢力大肆歪曲篡改宗教教義，編造各種打着宗教旗號的異端邪说”，公開列舉了這些“異端邪说”，並在《新疆日報》頭版予以批駁，大力推行“去極端化”。
不過，短期內想要改變這種惡性循環也許很難。《鳳凰周刊》記者去年到訪南疆一個鄉鎮時，看到一所小學的校長剛剛被學生家長打傷，原因是他到學生家裏勸那家的孩子上學。家長覺得學校發的畢業證“不清真”，還说和闐這個地方上學也沒什麼用，不如去念《古蘭經》。這名維吾爾族校長的臉上、脖子上都是抓痕，耳朵也被撕裂開了一個大口子。這個鄉鎮一共有33個村子，全鎮有30所學校、111座清真寺。
被視頻侵蝕的校園
在來自阿克蘇的青年教師塔伊爾（化名）看來，律師尼加提可能還是低估了這些音像視頻的影響力。塔伊爾目前在烏魯木齊一所大學任教。
事實上，不僅南疆這些文化水平較低的年輕人，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公務人員也會被打動。2013年6月，新疆溫宿縣一名鄉幹事就因傳播鼓吹“聖戰”檔案獲刑6年。公安機關查明，他通過非法網站瀏覽、下載這些視頻檔案及電子書，並多次將下載的內容上傳到網上，有意供他人瀏覽、下載。
塔伊爾的弟弟、在南疆一所醫院工作的維吾爾族青年吐尼亞孜（化名）也經歷了這樣的過程。20歲出頭的吐尼亞孜醫學院畢業后返回家鄉，在市裏一所醫院的藥房上班。有一天，來了一個病人，給他看了一些音像視頻資料，他好像忽然之間就開竅了，性情大變。不但留起了大鬍子，還辭掉了在醫院的工作，開始潛心研究宗教問題。最誇張的是，他不再吃奶奶做的飯，因為奶奶沒有一天做5次乃麻孜（禮拜），根據他所理解的宗教教義，這樣的人做的飯“不清真”。
爺爺葬禮的時候，家裏請了當地一位很有聲望的大阿訇，但他認為這種“紅本阿訇”（被認為親政府的宗教人士）根本不懂程序。葬禮他也拒絶參加，還跟家人说這是《古蘭經》的規定。塔伊爾看不過去，就質問他：“《古蘭經》哪一頁寫着這一條，你給我找出來，我直接吃掉。”他就说，維語的版本裏沒有，他看的是原版《古蘭經》，阿拉伯語的。塔伊爾對他说，“你那些朋友，有誰懂阿拉伯語，把他叫過來”。其實，他的那些朋友都不懂阿拉伯語，這些人是在講經的時候，給他們灌輸了自己的思想。那些平時和他稱兄道弟的人，年齡比他父親還要大。
“現在極端主義滲透太厲害了，而且高端，因為有網絡，還有各種各樣的社交平台”。塔伊爾说，他最近感到壓力特別大，也不被理解，“我想辭職，不想干了。”他在工作上的壓力，主要來自於對學生的宗教教育等敏感問題。他們學校剛剛出了一件事情，一名老師同學眼中品學兼優的好學生，被發現在外私自開辦講經班。
這個學生是2010年入校的。開學前半個月，在提前返校的火車上，被列車長髮現了異樣。他帶了一個大包，裏面裝滿了音像視頻光盤，內容都是宣揚極端主義和“聖戰”思想的。
回到學校，老師就跟他談心。老師比他大不了幾歲，也是維吾爾族。老師告訴他，在學校期間，只要表現好，因上述事件獲得的處分可以想辦法給他去掉。學生淡定的说，“老師，我不會為難你的。”
在校期間，這個學生表現上進，成績優秀，大家都很喜歡他。老師帶領大家去支農，拾棉花，他一個人就完成了3個人的任務量。看到他表現這麼好，老師就去找學校領導談，想把他的處分取消掉。
沒想到2013年5月份，這個學生突然被發現在外面租了房子，偷偷開辦講經班。老師放在他身邊的4個“眼線”，也全部被他收買，反過來幫他對付老師，其中包括老師最信任的班長。為了騙過宿舍管理員的盤查、自由出入，他私刻了老師的所有印章。一些宣揚極端主義思想的材料，就藏在平時老師經常來檢查的宿舍裏。講經班設在離學校不遠的一個出租屋裏，與他們聯合辦講經班的人，則是2013年巴楚“4·23”暴力恐怖事件中一個暴徒的親弟弟。
令塔伊爾感到擔憂的是，現在學校裏面出事的，几乎都是老師同學眼中的“好學生”。他們有着几乎共同的特徵：外表出衆，學習成績優秀，頗具影響力和感召力。他说，年輕人都會有夢想，對於維吾爾青年而言，實現民族夢和宗教夢，成為一個有志之士，是絶大多數人的理想，但循規蹈矩地生活，永遠得不到這些。“他們覺得，成為‘那樣的人’，甚至犧牲掉，是一種很光榮的事情。”
活躍在維吾爾語社交平台上的，就有一位來自和闐的新派詩人。他上傳了一張自己的自拍照，並念了一首詩，贏得女孩子們的熱烈追捧。這張照片明顯經過修圖軟件的修飾，不過，他的裝扮和人們傳統印象中的詩人不同，還留着濃密的大鬍子。
塔伊爾覺得，極端主義思想在校園裏蔓延，改變的不僅只是個人的社會性，還有整個地域的文化與宗教氣息。“一個女孩，大學畢業后兩年嫁不出去，就會有人说她的闲話。但只要包上頭巾，馬上就有人娶。現在新疆的女大學生，第一年戴着頭巾來，第二年全去掉了，第三年頭髮全變了，第四年全部包上了。”
而外界的不了解，以及一些媒體的選擇性渲染，給他的工作增加了不少阻力。他曾經去中央民族大學旁聽，但很多老師说的，和他生活在新疆的現實完全脫節。他说，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現在新疆的真實情況和嚴峻形勢。
但新疆現在這種管理方式，完全在高校禁絶所有的宗教活動，塔伊爾也覺得“不太現實”。他主張多與學生溝通，不要什麼工作都眉毛鬍子一把抓，要給他們解釋清楚什麼是宗教、什麼是習俗。你的習俗我會尊重，但這裏是學校，不能有太多宗教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老師也會很困惑，就像頭巾，到底算是宗教行為還是風俗習慣？到了學校，你跟學生说是宗教，她能不能接受？諸如此類這些連我們老師都無法说服自己的問題，又怎麼去教育學生？”
“年輕人叛逆心理重，你越不讓他幹什麼他越要幹什麼。就像是沙，捏緊了他也流，放鬆了他也流，不如放開手”。他認為，很多問題歸根結底還是方式、方法問題，比如，讓清真寺裏的阿訇做些正規的宗教宣傳，也許比老師说得還管用。
極端思想分裂維吾爾族社會
從維語網站辭職后，艾力亞開始創辦自己的企業。如今，他更為焦慮的是，這些宣揚極端主義以及“聖戰”思想的視頻在網絡的傳播，已經造成維吾爾族內部的矛盾，以及維吾爾人之間的互相歧視和仇視。“現在維吾爾人特別矛盾，民族、宗教、習俗，很多人自己也搞不清楚。即使沒有其他人，維吾爾人自己也會打起來吧”。
2013年巴楚“4·23”暴力恐怖事件發生后那段時間，他第一次發現維吾爾人內部之間的矛盾已經相當尖鋭。對於被殘忍割喉的3名維吾爾族社區女幹部，一些人非但沒有同情，反而在網絡上公然大駡，“這幾個女人，死了以后也上不了天堂，她們一定會下火獄。她們是民族解放的阻礙者。”而縱火將人活活燒死的暴徒，卻被一些年輕人視為勇於“反抗壓迫”的“英雄”。
除了在政府供職的維吾爾族，凡進入官方視野或得到贊許的維吾爾人，也會被本民族的人排斥。艾力亞覺得，這是把對政府和社會的不滿，都轉移到了這些人身上。
最典型的就是著名“草根”慈善家阿里木。2013年4月，阿里木曾參加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縣舉辦的燒烤節，為四川地震災區籌款，但在維語社交平台上，沒人認為他在做好事，反而都是冷嘲熱諷，“阿里木，聽说你掙上錢了，沒有找到老婆，兄弟給你介紹一個”。還有人说，“你這麼多錢，給兄弟分點兒吧”。再往后，就有人開始編造謡言，而謡言的離譜程度令人瞠目：阿里木的幾個維吾爾族哥哥，竟然都被说成是“漢族人”，還说阿里木能出名，全靠這幾個親哥哥花錢運作。最后，事件在一群人的辱駡聲中暫時告一段落。
“他真的是一個好人，靠賣羊肉串資助了很多孩子，偶爾被媒體發現成了典型，現在卻變成了這樣。反過來想，我們的民族，連這樣一個好人都無法接受，太可怕了。”艾力亞说。
除了宗教色彩濃厚的內容，一些渲染民族主義的東西也會經常出現在社交平台上。曾經有一張圖片在維吾爾族年輕人中被廣泛傳播，是一棵用土耳其語標注的“民族樹”。整張圖上画着一棵大樹，樹上的枝丫代表各個民族。粗大的樹幹位於正中央，代表土耳其的突厥人，然后是維吾爾、哈薩克以及塔吉克等等。這張圖其實是想说明，整個亞洲大陸的民族，絶大多數都是由匈奴而來。值得注意的是，漢族被處理成了一個最為細小的分支。
除了在網絡上爭論、辱駡，在現實中這些人也開始影響其他人的生活。在一個維語論壇上，來自和闐的一名極端人士聲稱，他要在五年之內，將烏魯木齊的女人全部從頭到腳包起來（即穿黑罩袍、蒙面）。一個女孩發了一張穿着緊身褲的照片，竟然有人跟帖说，最討厭穿這種褲子的女人，我看到就想把她們拉到黑暗的角落乾死。塔伊爾覺得很不可思議，這到底是一個伊斯蘭教徒的心態，還是一個強姦犯的心態？
在烏魯木齊，這些人被稱作“果絡子（音）”。這是一個新詞，維吾爾語音譯，俄語裏是“玉米棒子”的意思，類似漢語“土包子”。就是明明各方面都很落后，但自己還認為自己很先進、很新潮。
在搭乘出租車時，烏魯木齊一個維吾爾族女孩差點遇險。“跑黑車”的是一個維吾爾族青年，看到這個女孩穿了一件短袖T恤衫，開車以后就開始打電話，说有一個人不遵守宗教教義需要教訓，讓對方再叫上幾個人，並約定了集合地點。剛巧這個女孩能聽懂他说的維語，覺得情況反常，馬上要求下車。在付錢的時候，這個“黑車”司機對她说，“這次先饒了你，下次記得把該穿的衣服穿上”。
“都塔爾與舞蹈，真主與先者”，這是維吾爾族的一句諺語。“都塔爾”是一種樂器，意思是一邊彈琴跳舞，一邊念經做禮拜。這表現的是維吾爾人對生活的一種態度，但這是違背伊斯蘭教的，不過一直以來每個維吾爾人都是這麼生活的。
说起這句諺語的時候，律師尼加提覺得自己更加孤獨。“有些人對於宗教過於執著，不夠包容，這樣下去，維吾爾族看待事物的態度還有眼界肯定受影響”。在南疆縣城，他沒有太多的朋友，與當地的知識分子也少有來往。周圍跟他一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很多，但現在變得越來越保守。
尼加提的一個朋友在上海開餐廳。去年尼加提到上海出差期間，這個朋友接待了他們。令尼加提鬱悶的是，雖然連續兩天，這個人都跟他們坐在同一個餐桌旁，但一口飯也沒有吃。尼加提他們分析，覺得自己可能已經被當成了“卡菲爾”（異教徒）。“以前這個人不是這樣，宗教不是他生命中最最重要的東西，他還跟我一起去漢餐廳吃過魚。”
（注：本文中引用《古蘭經》為1987年聖域麥地納版，中文，馬堅譯本）
來源：凤凰周刊 2014年15期
近日，喀什地市兩級人民法院依法對屯某、斯某和阿某等5人進行了公開宣判，其罪名均為分裂國家和危害國家安全罪。其中，最高獲刑有期徒刑15年，最低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
在宣判大會上，法院公佈了這5起案件的詳細案情。指控他們從二手手機市場購買內存有反動音視頻資料的SD卡，先后多次給多人灌輸“遷徙、聖戰”內容，隨時准備前往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進行“聖戰”。根據已公佈的細節，他們還購買存有“東伊運”恐怖組織頭目艾山·買合蘇木“遷徙、聖戰”內容的SD卡，對他人進行非法台比力克（宣講經文）勸導；從網站下載“宣揚極端宗教思想和遷徙、聖戰”煽動分裂國家內容的電子書籍和非法台比力克音視頻資料，並傳播給他人下載觀看使用；私設非法教經點，為青少年兒童非法教經、傳播極端宗教思想，宣揚宗教狂熱；對多人進行煽動民族仇恨的宣講，貯備管制刀具准備作案等等。
在鄯善“6·26”暴力恐怖事件中落網的吾拉音·艾力，曾對着記者鏡頭述说自己的殺人動機，但因為聽起來過於離譜，一度招致質疑。吾拉音·艾力说，他殺人是為換取進“天堂”的資格，因為“天堂裏有仙女，有美酒，可以喝酒，怎麼喝都不醉，流出的汗都是香的，想要什麼有什麼”。
但在艾力亞·阿不拉看來，他说出這個理由一點都不奇怪。艾力亞曾經是烏魯木齊一家維語網站的工作人員，他長期關注宗教極端思想在疆內的傳播，也翻譯過一些在中國境內流傳的“聖戰”視頻。他認為吾拉音·艾力關於“天堂”的認知，正是這些音像視頻中宣揚的內容之一。
據新疆官方統計，僅2013年，“東伊運”就製作發布了107部這樣的音像視頻，超歷年總和。官方稱，這些視頻含有宣揚暴力恐怖、宗教極端、民族分裂等內容，部分傳入中國境內，煽動性極強，已經成為當前暴恐案件頻發的直接誘因。近年來破獲的多起暴恐案件，暴恐分子几乎都是參與非法宗教活動、收聽觀看暴力恐怖音視頻，引發“聖戰”共鳴，最終實施暴恐活動。
扭曲的視頻
“天堂”又稱“天園”或“樂園”，字面意思是“花園”。這是伊斯蘭教徒在后世的最好歸宿。
根據《古蘭經》的描述，人們現世的渴望和追求在天堂應有盡有。《古蘭經》中第56章12-24節對天堂的描述：“他們將在恩澤的樂園中。許多前人和少數后人，在珠寶鑲成的床榻上，彼此相對地靠在上面。長生不老的童仆，輪流着服侍他們，捧着盞和壺，與滿杯的醴泉；他們不因那醴泉而頭痛，也不酩酊。他們有自己所選擇的水果，和自己所愛好的鳥肉。還有白皙的、美目的妻子，好像蚌殼裏的珍珠一樣。那是為了報酬他們的善行。”
與“天堂”相對的則是“火獄”，那裏有“足穿火鞋”“墊火褥”“蓋火被”“遭火燒”等刑罸。凡生前作惡的信徒，都將被“戴上枷鎖”，“投入火獄”。
伊斯蘭教提倡“兩世吉慶”，既重今世的幸福，也重后世的歸宿。根據伊斯蘭教的“末世論”，死者生前在“這個世界”的行為，將決定其在“那個世界”的待遇，以此鼓勵穆斯林信徒“履行善功”，今世行善，后世必有回報。
不過，在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前副會長阿布杜熱依木·伊明看來，“東伊運”製作的這些視頻中，原本勸人向善的“履行善功”已經被歪曲解讀。比如，視頻公開宣稱，伊斯蘭教信徒可以通過“聖戰”積累“善功”，因為“殺死一個卡菲爾（異教徒）勝做十年功，可以直接上天堂”，“在天堂裏想要什麼就有什麼”，“除了真主之外，不能服從任何人”、“不能看電視、聽廣播、讀報刊”。
在“9·11”事件之后，對於媒體報導中頻繁出現的“自殺式襲擊”和“人體炸彈”，一些穆斯林學者反復聲明，伊斯蘭教是禁止自殺的。事實上，據學者介紹，《古蘭經》中嚴禁自殺，安拉说：“你們不要自殺，真主確是憐恤你們的（《古蘭經》婦女章節第29節）。在《聖訓》（阿拉伯語稱為Hadith）中自殺也是被明確禁止的。
《聖訓》記錄了先知穆罕默德傳教、立教的言行，其弟子談論宗教、經訓和實踐教理的重要言論或行為，凡經先知認可和贊許的，亦被列入聖訓範圍。《聖訓》對伊斯蘭教義、教律、教制、禮儀和道德進行了全面回答和論述，是歷代教職人員、學者進行宣教、立論、立说的依據。
因此，在談及信徒的肉體消亡時，這些視頻中使用的詞彙是“殉教”而不是“自殺”。他們稱，這些“殉教者”是為了一項最高尚的事業而死，也就是“聖戰”。而“聖戰”是穆斯林信徒的一項宗教義務，目的是在全球範圍內建立政教合一的純正伊斯蘭社會，即“哈利發”國家。“哈利發”的意思是“穆罕默德的繼承人”。
但在《古蘭經》中，其實根本找不到“聖戰”這個詞，與之相對應的只有“吉哈德”。阿布杜熱依木·伊明说，“吉哈德”本意並不是戰爭，這個詞源於阿拉伯文的三個字母：吉、哈、德，字面意思是盡心盡力、克服困難，努力做好一件事，有努力奮鬥之意。比如，為學業、事業的成功“吉哈德”，為真主的道路而奮鬥等。
根據伊斯蘭教法規定，凡是有能力、心智健全的穆斯林都應當進行”吉哈德“，即以言語、財産、生命為主道奮鬥，捍衛信仰，抵抗侵略。但在被異化的宗教教義支持下，盡管自殺是被禁止的，”殉教“卻可以得到普遍的讚揚、歡迎和鼓勵。
而斷章取義被拿來印證這些觀點的經文並不難尋找：“以掌控我的生命的神的名義，我需要為真主而死；然后我會復生，然后再次為真主而死”；“先知说，‘沒有任何上了天堂的人願意再返回這個世界，即便給他所有東西，除了那些殉教者。他們願意為了賜給他們的無上光榮而回到這個世界死上10次’。”
宗教極端主義者教唆信教群衆抵制政府管理，損毀身份證、結婚證、戶口簿等國家法定證件，並認為政府頒發的結婚證是“不清真”的。於是，強制包辦婚姻、重婚、以宗教儀式代替婚姻登記等現象在維吾爾社會重新抬頭。新疆一位聲稱知悉內部情況通報的相關人士透露说，組織、策劃“10·28”天安門恐怖襲擊事件的案犯，就擁有5個妻子，而肇事車輛中當場死亡的那名女性，就是他5個妻子之中的“小老婆”。2014年3月，新疆啟動了一項特殊的專項行動，決定對婚姻領域違法行為開展綜合治理，解決宗教干預婚姻的問題。
“打着宗教的旗號，最能打動人心，這正是他們的高明之處。”艾力亞認為，對於這些外界看來匪夷所思的思想能夠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廣泛傳播，他覺得不能完全歸罪於信教群衆的無知。
根據他的觀察，起碼在傳播方式上，這些視頻採用了南疆信衆最容易接受的方式。視頻中以維吾爾語、土耳其語和哈薩克語居多，這幾種語言相似度很高，基本可以無障礙溝通，還有一些雖然是阿拉伯語，但也都配有維吾爾語字幕，易於在維吾爾社會傳播。
視頻的內容也很能打動人心。站在前面宣講的人，都是一些宗教界的大人物，包括穆斯林社會一些頗有聲望的大阿訇。除了引經據典，系統傳授一些被重新解讀的宗教知識，他們還會大量提及維吾爾兄弟被“壓迫”的內容。站在他們身后的，則是一群包着頭、留着大鬍子的阿拉伯人，挎着槍，拿着《古蘭經》。
在艾力亞翻譯過的幾部視頻裏，他認出其中一位是來自埃及的著名大阿訇。其他一些負責宣講的人，也都是穆斯林社會的宗教領袖。他們擁有豐富的宗教知識，熟悉現代媒介傳播方式，说的都是令人感到親切的話語。這些視頻宣揚的主要思想，就是維吾爾人也是穆斯林，是我們的兄弟，全世界穆斯林都是一家，現在你們正在受“壓迫”，我們會來“幫助”你們。
“也許你我不信，但換成一個南疆的農民，他沒有知識，也不懂真正的宗教教義，對比外界的幸福，想着自己的不如意，聽着穆斯林兄弟暖心的話語，他肯定會被打動”。艾力亞说，“雖然並沒有得到實際的幫助，但會感到有人在關注他們。”
他分析，相較首府烏魯木齊，南疆鄉村極度封閉。伊斯蘭教一代一代傳承，人們敬畏但並不真正了解宗教知識。伴隨市場化大潮的衝擊以及維吾爾族社會的劇烈變革，維吾爾族被嚴重邊緣化，和父輩相比，民族身份帶給他們的不再是榮耀，就業難也加劇了他們對前程的悲觀情緒，唯一剩下的只有宗教，“只有宗教信仰別人無法拿走”。既然父母不能告訴自己宗教是什麼，那就自己去尋找。這時，宗教極端思想便趁虛而入。
還有一類被廣泛傳播的視頻完全與暴力聯繫在一起，具體教授如何製造、使用炸葯、爆炸裝置、槍支以及管制刀具等的方法和技能。視頻裏不说“中國人”怎樣，而是说“漢族人”，因為“漢族人”對我們的穆斯林兄弟不好，維吾爾人要團結起來“聖戰”，把這些“卡菲爾”全部趕走、殺光。2013年7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曾對11名恐怖犯罪嫌疑人予以公開通緝。在這些被通緝的逃犯中，多人涉及製造或實施爆炸襲擊的案件。
他認為，極端主義蔓延是社會的疾病，也是伊斯蘭內部的疾病。要解決新疆暴恐頻發的問題，政府必須而且只能從宗教入手，就像當初的土耳其，“用國家機器強力鏟除一些極端的邪惡勢力，讓宗教得到正常發展，並予以法律管制”。艾力亞说，關鍵是要掌握宗教知識，讓人們了解極端勢力暴力、殘暴的真實面目，這是任何人都駁不倒的事實。但遺憾的是，一直到現在，“很多人並不相信真有恐怖分子，覺得那都是政府捏造的”。
而目前政府的宣講力量和手段也明顯不足。一些宗教人士年齡偏大，知識面狹窄，對現代社會缺乏了解，比起視頻中那些引經據典的生動宣講，他們號召力有限，很難得到年輕一代的認可。在新疆，尤其是南疆鄉村，宗教是每個維吾爾人一出生就會接觸到的東西，讓這些人一夜之間成為自己眼裏的“叛教者”，“就像強迫一個‘無神論’者去信神一樣難”。
藉由網絡飛速蔓延
“不正面引導，別人就負面引導，宗教教育也是一樣。”來自新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的維吾爾族律師尼加提（化名）曾大量經手此類案件，被告基本都是年輕人，且90%以上都是文盲。面對外界突如其來的衝擊，年輕人要尋求精神歸屬，很容易轉身去擁抱宗教。如果碰巧這個人生活又不如意，對社會不滿，被煽動的過程就更簡單。“既然今生不如意，不如寄希望於來世。”至於如何採取行動，視頻中傳授的那些技能就足夠了。
尼加提曾經經手過一個案子，年輕的嫌疑人因為鬍子問題就要跟別人拼命。“根據被灌輸的極端主義理論，鬍子是他的尊嚴、他的一切，如果鬍子沒有了，他就失去了一切。”尼加提说，“我到現在也無法理解。就是給我發工資讓我留鬍子，我也不會留鬍子，因為我不喜歡”。
偏偏在這個時候，又遇到了網絡。經由無界限的網絡空間，借助各種社交媒體，這些視頻中宣揚的思想在南疆的文化沙漠地帶長驅直入，像毒草一樣迅速蔓延。“這是一種非常規的傳播過程，在宗教發展的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過”。
據新疆官方媒體報導，南疆三地州經濟雖相對落后，農村電腦用戶不足10%，裝寬頻的電腦用戶更少，但大約60%的年輕人都有手機，這些手機大多是幾百塊錢的山寨機，大部分都能上網。
2013年10月，新疆139人因傳播“聖戰”等宗教極端思想被查處，其中就有和闐縣伊斯拉木阿瓦提鄉的阿某。據新疆警方統計，從上傳檔案的5月6日，到發現線索並偵破案件的7月18日，阿某通過手機上傳至網絡的這些檔案，瀏覽次數達32971次，保存次數607次，下載次數達15515次。而在現實中查辦的一些講經點，只能影響幾人或十幾人。
20歲的阿某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從小在家鄉的沙漠邊緣長大，父母日益年邁，哥哥又有殘疾。為了改善家裏的經濟狀況，2011年他跟隨一位老闆到廣州賣羊肉串。在此期間，他花500元買了一部山寨智能手機，開始接觸網絡世界。
2012年在廣州務工期間，他用手機訪問了別人在網站發布的連結，並下載了2G容量的電子書到自己網盤上的個人空間。然后，他在一個網站貼出了自己的網址並留言，稱自己整理了一些關於伊斯蘭教方面的電子書，邀請大家前去下載。
2013年5月，有人訪問他發布的連結並留言：你上傳的那些電子書是zip格式，下載后打不開，有密碼。阿某看到留言后，便用其他格式上傳了535份檔案，其中529份為書籍，書籍中含有宣揚宗教極端思想的內容。
像這樣純粹因為好奇而傳播宗教極端思想的，還有很多是未成年人，伽師縣的依某就是其中之一。據辦案民警披露，依某對網絡很感興趣，經常到朋友父親開的電腦維修部上網。2013年6月，他從互聯網上搜集到一些包括宣揚宗教極端思想、煽動暴恐犯罪活動內容的電子書，並將其他網民分享的宗教書籍檔案下載到電腦硬碟內保存，同時分享到自己的個人空間，其存儲在網盤內的各類檔案量達100G。
有了這麼多檔案，他覺得傳給別人也許更好玩，就把檔案傳給了本地及外地幾名網友。據他事后交代，他在網上搜集、傳遞的目的，是為了提高自己和周邊朋友的宗教意識，至於下載和上傳的檔案，他聲稱只看了一眼目錄，並沒有仔細看內容。
甚至有人試圖通過傳播這些視頻牟利。來自喀什市佰什克然木鄉汗尼歐依村的小學教師阿某杜就是這樣。據辦案民警介紹，每天放學回家后，他就把自己關在書房裏，除了吃飯、睡覺就是上網。直到被拘留那一天，他的妻子和同事才知道，原來他每天晚上加班不是備課，而是在編輯、傳播宣揚含有宗教極端思想和暴力犯罪等內容的視頻。
其實阿某杜的物質生活條件並不差。他和妻子都是教師，夫妻倆月收入加起來7000多元，房子有200多平方米，是政府出錢補助建設的抗震安居房。但自從迷上網絡，他開始對製作網頁産生了興趣，並想通過經營網站賺錢。2013年4月，他將包含宗教極端思想內容的視頻編輯成視頻軟件，上傳到自己的空間並發布至111個QQ群內。不到一天時間，這些內容就被傳播了上萬次。
2014年3月3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檢察院聯合自治區公安廳、文化廳和工商局發出通告，聯合查禁這些含有宣揚暴力恐怖、宗教極端、民族分裂等內容的暴力恐怖音視頻。據大陸官方媒體報導，《通告》發布后六周內，打擊處理了200余名傳播宣傳暴力和恐怖主義錄像的人。
“以前種下的種子，現在開始結果子了”
根據尼加提對一些年輕被告的觀察，受極端思想影響的這些人，行事會變得異常殘忍。2010年南疆曾發生一起案件。幾個人想要搶錢，計劃殺一個名叫艾買提的校長，敲門后發現家裏沒人。在回去的路上，有個人想起來他的鄰居也是校長，就说，“艾買提不在家，可那邊是賽買提的家，賽買提也是個校長，我們殺了他，搶他的錢吧。”然后，他們來到賽買提家，殺了他全家9口人，搶了12塊錢。后來在看守所，這個人對律師和法官说，“如果有機會，我也要殺掉你們，這樣我就可以上天堂”。
在南疆，一些原本淳朴的農村青年受“聖戰”視頻影響，開始崇尚自殺式的暴力，願意為宗教“拋頭顱灑熱血”（即殉教），視塔利班戰士為英雄，在穿着打扮上也着意模仿他們，表現出一種“伊斯蘭式的叛逆”。前幾年，喀什曾有人專門到郵局去給塔利班寄錢。
因為在網上與這些人辯論，尼加提好幾次受到威脅，現在他已經不敢發布維吾爾文帖子了。
尼加提堅持認為，這些人只能用“犯罪分子”四個字來標識，“他們沒有任何信仰，也沒有什麼民族主義思想”。他接觸到的這些年輕被告，不認可任何民族，包括維吾爾族。這些人認為，世界上只有兩個群體--穆斯林（教徒）和卡菲爾（異教徒）。他們也不認可現代意義上的任何政權，只認可“哈利發”國家。他們的旗幟也與“東突”的不同，是黑色的星月旗幟。
最簡單的例子，尼加提说，這些人不認可任何境外謀求獨立的“世維會”（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一類的組織，更不認可熱比婭。他們認為，未來會跟熱比婭打仗，並已明確聲明，與“世維會”根本不是一類人。
“以前種下的種子，現在開始結果子了。”尼加提感覺焦急又無奈。他已經發現，在最近新疆發生的暴力恐怖案件中，大多數受害人都是維吾爾族人：去年的“4·23”巴楚事件、“6·26”鄯善事件，還有之前沒有公開報導的很多案子。據尼加提觀察，參與這些暴力恐怖事件的人，一般都有宗教背景，目的是“解放”全世界，在全球建立政教合一的“哈利發”國家。
“但還沒有到成熟時期”，尼加提说，“如果發展到有選擇性、針對性的謀殺就更可怕了”。他覺得，政府必須強化宣傳教育，“我指的不是老一套讓人厭煩的官話、套話，而是要以實際案例教育一大批沒有文化的年輕人”。
官方提供的數據，也印證了尼加提的觀察。據大陸官方媒體報導，自2009年以來，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安現行組織團伙案均在百起以上，呈現高位徘徊態勢，其中2012年新疆發生暴恐案件190余起，比上年大幅增加。其中，尤以“獨狼式活動”的個體或小群體暴恐活動的增加最為明顯，且參與人員基本都是“80后”、“90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到95%左右。
政府顯然已經意識到問題所在，並着力與極端勢力爭取民衆，以“徹底鏟除宗教極端思想滋生的土壤”。在張春賢赴疆主政后，基礎教育被列為一項重要民生工程。2013年，新疆教育總投入高達527億余元。到去年秋天，在南疆和闐、喀什、阿克蘇三個地州，義務教育已經覆蓋至高中階段。在新近下派南疆住村走訪民情的11095個工作組中，除了致力於支持當地發展“短平快”項目增進就業的機關幹部，還有負責宗教教育人士的身影。
與內地省份不同，在部署這項活動時，張春賢特彆強調，“惠民生與教育群衆兩者不可偏廢”，使“教育群衆”成為新疆黨員幹部在接受群衆路線教育中的特殊任務。與此同時，官方的輿論引導，一改過去避免直接公開引用“宗教極端勢力大肆歪曲篡改宗教教義，編造各種打着宗教旗號的異端邪说”，公開列舉了這些“異端邪说”，並在《新疆日報》頭版予以批駁，大力推行“去極端化”。
不過，短期內想要改變這種惡性循環也許很難。《鳳凰周刊》記者去年到訪南疆一個鄉鎮時，看到一所小學的校長剛剛被學生家長打傷，原因是他到學生家裏勸那家的孩子上學。家長覺得學校發的畢業證“不清真”，還说和闐這個地方上學也沒什麼用，不如去念《古蘭經》。這名維吾爾族校長的臉上、脖子上都是抓痕，耳朵也被撕裂開了一個大口子。這個鄉鎮一共有33個村子，全鎮有30所學校、111座清真寺。
被視頻侵蝕的校園
在來自阿克蘇的青年教師塔伊爾（化名）看來，律師尼加提可能還是低估了這些音像視頻的影響力。塔伊爾目前在烏魯木齊一所大學任教。
事實上，不僅南疆這些文化水平較低的年輕人，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公務人員也會被打動。2013年6月，新疆溫宿縣一名鄉幹事就因傳播鼓吹“聖戰”檔案獲刑6年。公安機關查明，他通過非法網站瀏覽、下載這些視頻檔案及電子書，並多次將下載的內容上傳到網上，有意供他人瀏覽、下載。
塔伊爾的弟弟、在南疆一所醫院工作的維吾爾族青年吐尼亞孜（化名）也經歷了這樣的過程。20歲出頭的吐尼亞孜醫學院畢業后返回家鄉，在市裏一所醫院的藥房上班。有一天，來了一個病人，給他看了一些音像視頻資料，他好像忽然之間就開竅了，性情大變。不但留起了大鬍子，還辭掉了在醫院的工作，開始潛心研究宗教問題。最誇張的是，他不再吃奶奶做的飯，因為奶奶沒有一天做5次乃麻孜（禮拜），根據他所理解的宗教教義，這樣的人做的飯“不清真”。
爺爺葬禮的時候，家裏請了當地一位很有聲望的大阿訇，但他認為這種“紅本阿訇”（被認為親政府的宗教人士）根本不懂程序。葬禮他也拒絶參加，還跟家人说這是《古蘭經》的規定。塔伊爾看不過去，就質問他：“《古蘭經》哪一頁寫着這一條，你給我找出來，我直接吃掉。”他就说，維語的版本裏沒有，他看的是原版《古蘭經》，阿拉伯語的。塔伊爾對他说，“你那些朋友，有誰懂阿拉伯語，把他叫過來”。其實，他的那些朋友都不懂阿拉伯語，這些人是在講經的時候，給他們灌輸了自己的思想。那些平時和他稱兄道弟的人，年齡比他父親還要大。
“現在極端主義滲透太厲害了，而且高端，因為有網絡，還有各種各樣的社交平台”。塔伊爾说，他最近感到壓力特別大，也不被理解，“我想辭職，不想干了。”他在工作上的壓力，主要來自於對學生的宗教教育等敏感問題。他們學校剛剛出了一件事情，一名老師同學眼中品學兼優的好學生，被發現在外私自開辦講經班。
這個學生是2010年入校的。開學前半個月，在提前返校的火車上，被列車長髮現了異樣。他帶了一個大包，裏面裝滿了音像視頻光盤，內容都是宣揚極端主義和“聖戰”思想的。
回到學校，老師就跟他談心。老師比他大不了幾歲，也是維吾爾族。老師告訴他，在學校期間，只要表現好，因上述事件獲得的處分可以想辦法給他去掉。學生淡定的说，“老師，我不會為難你的。”
在校期間，這個學生表現上進，成績優秀，大家都很喜歡他。老師帶領大家去支農，拾棉花，他一個人就完成了3個人的任務量。看到他表現這麼好，老師就去找學校領導談，想把他的處分取消掉。
沒想到2013年5月份，這個學生突然被發現在外面租了房子，偷偷開辦講經班。老師放在他身邊的4個“眼線”，也全部被他收買，反過來幫他對付老師，其中包括老師最信任的班長。為了騙過宿舍管理員的盤查、自由出入，他私刻了老師的所有印章。一些宣揚極端主義思想的材料，就藏在平時老師經常來檢查的宿舍裏。講經班設在離學校不遠的一個出租屋裏，與他們聯合辦講經班的人，則是2013年巴楚“4·23”暴力恐怖事件中一個暴徒的親弟弟。
令塔伊爾感到擔憂的是，現在學校裏面出事的，几乎都是老師同學眼中的“好學生”。他們有着几乎共同的特徵：外表出衆，學習成績優秀，頗具影響力和感召力。他说，年輕人都會有夢想，對於維吾爾青年而言，實現民族夢和宗教夢，成為一個有志之士，是絶大多數人的理想，但循規蹈矩地生活，永遠得不到這些。“他們覺得，成為‘那樣的人’，甚至犧牲掉，是一種很光榮的事情。”
活躍在維吾爾語社交平台上的，就有一位來自和闐的新派詩人。他上傳了一張自己的自拍照，並念了一首詩，贏得女孩子們的熱烈追捧。這張照片明顯經過修圖軟件的修飾，不過，他的裝扮和人們傳統印象中的詩人不同，還留着濃密的大鬍子。
塔伊爾覺得，極端主義思想在校園裏蔓延，改變的不僅只是個人的社會性，還有整個地域的文化與宗教氣息。“一個女孩，大學畢業后兩年嫁不出去，就會有人说她的闲話。但只要包上頭巾，馬上就有人娶。現在新疆的女大學生，第一年戴着頭巾來，第二年全去掉了，第三年頭髮全變了，第四年全部包上了。”
而外界的不了解，以及一些媒體的選擇性渲染，給他的工作增加了不少阻力。他曾經去中央民族大學旁聽，但很多老師说的，和他生活在新疆的現實完全脫節。他说，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現在新疆的真實情況和嚴峻形勢。
但新疆現在這種管理方式，完全在高校禁絶所有的宗教活動，塔伊爾也覺得“不太現實”。他主張多與學生溝通，不要什麼工作都眉毛鬍子一把抓，要給他們解釋清楚什麼是宗教、什麼是習俗。你的習俗我會尊重，但這裏是學校，不能有太多宗教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老師也會很困惑，就像頭巾，到底算是宗教行為還是風俗習慣？到了學校，你跟學生说是宗教，她能不能接受？諸如此類這些連我們老師都無法说服自己的問題，又怎麼去教育學生？”
“年輕人叛逆心理重，你越不讓他幹什麼他越要幹什麼。就像是沙，捏緊了他也流，放鬆了他也流，不如放開手”。他認為，很多問題歸根結底還是方式、方法問題，比如，讓清真寺裏的阿訇做些正規的宗教宣傳，也許比老師说得還管用。
極端思想分裂維吾爾族社會
從維語網站辭職后，艾力亞開始創辦自己的企業。如今，他更為焦慮的是，這些宣揚極端主義以及“聖戰”思想的視頻在網絡的傳播，已經造成維吾爾族內部的矛盾，以及維吾爾人之間的互相歧視和仇視。“現在維吾爾人特別矛盾，民族、宗教、習俗，很多人自己也搞不清楚。即使沒有其他人，維吾爾人自己也會打起來吧”。
2013年巴楚“4·23”暴力恐怖事件發生后那段時間，他第一次發現維吾爾人內部之間的矛盾已經相當尖鋭。對於被殘忍割喉的3名維吾爾族社區女幹部，一些人非但沒有同情，反而在網絡上公然大駡，“這幾個女人，死了以后也上不了天堂，她們一定會下火獄。她們是民族解放的阻礙者。”而縱火將人活活燒死的暴徒，卻被一些年輕人視為勇於“反抗壓迫”的“英雄”。
除了在政府供職的維吾爾族，凡進入官方視野或得到贊許的維吾爾人，也會被本民族的人排斥。艾力亞覺得，這是把對政府和社會的不滿，都轉移到了這些人身上。
最典型的就是著名“草根”慈善家阿里木。2013年4月，阿里木曾參加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縣舉辦的燒烤節，為四川地震災區籌款，但在維語社交平台上，沒人認為他在做好事，反而都是冷嘲熱諷，“阿里木，聽说你掙上錢了，沒有找到老婆，兄弟給你介紹一個”。還有人说，“你這麼多錢，給兄弟分點兒吧”。再往后，就有人開始編造謡言，而謡言的離譜程度令人瞠目：阿里木的幾個維吾爾族哥哥，竟然都被说成是“漢族人”，還说阿里木能出名，全靠這幾個親哥哥花錢運作。最后，事件在一群人的辱駡聲中暫時告一段落。
“他真的是一個好人，靠賣羊肉串資助了很多孩子，偶爾被媒體發現成了典型，現在卻變成了這樣。反過來想，我們的民族，連這樣一個好人都無法接受，太可怕了。”艾力亞说。
除了宗教色彩濃厚的內容，一些渲染民族主義的東西也會經常出現在社交平台上。曾經有一張圖片在維吾爾族年輕人中被廣泛傳播，是一棵用土耳其語標注的“民族樹”。整張圖上画着一棵大樹，樹上的枝丫代表各個民族。粗大的樹幹位於正中央，代表土耳其的突厥人，然后是維吾爾、哈薩克以及塔吉克等等。這張圖其實是想说明，整個亞洲大陸的民族，絶大多數都是由匈奴而來。值得注意的是，漢族被處理成了一個最為細小的分支。
除了在網絡上爭論、辱駡，在現實中這些人也開始影響其他人的生活。在一個維語論壇上，來自和闐的一名極端人士聲稱，他要在五年之內，將烏魯木齊的女人全部從頭到腳包起來（即穿黑罩袍、蒙面）。一個女孩發了一張穿着緊身褲的照片，竟然有人跟帖说，最討厭穿這種褲子的女人，我看到就想把她們拉到黑暗的角落乾死。塔伊爾覺得很不可思議，這到底是一個伊斯蘭教徒的心態，還是一個強姦犯的心態？
在烏魯木齊，這些人被稱作“果絡子（音）”。這是一個新詞，維吾爾語音譯，俄語裏是“玉米棒子”的意思，類似漢語“土包子”。就是明明各方面都很落后，但自己還認為自己很先進、很新潮。
在搭乘出租車時，烏魯木齊一個維吾爾族女孩差點遇險。“跑黑車”的是一個維吾爾族青年，看到這個女孩穿了一件短袖T恤衫，開車以后就開始打電話，说有一個人不遵守宗教教義需要教訓，讓對方再叫上幾個人，並約定了集合地點。剛巧這個女孩能聽懂他说的維語，覺得情況反常，馬上要求下車。在付錢的時候，這個“黑車”司機對她说，“這次先饒了你，下次記得把該穿的衣服穿上”。
“都塔爾與舞蹈，真主與先者”，這是維吾爾族的一句諺語。“都塔爾”是一種樂器，意思是一邊彈琴跳舞，一邊念經做禮拜。這表現的是維吾爾人對生活的一種態度，但這是違背伊斯蘭教的，不過一直以來每個維吾爾人都是這麼生活的。
说起這句諺語的時候，律師尼加提覺得自己更加孤獨。“有些人對於宗教過於執著，不夠包容，這樣下去，維吾爾族看待事物的態度還有眼界肯定受影響”。在南疆縣城，他沒有太多的朋友，與當地的知識分子也少有來往。周圍跟他一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很多，但現在變得越來越保守。
尼加提的一個朋友在上海開餐廳。去年尼加提到上海出差期間，這個朋友接待了他們。令尼加提鬱悶的是，雖然連續兩天，這個人都跟他們坐在同一個餐桌旁，但一口飯也沒有吃。尼加提他們分析，覺得自己可能已經被當成了“卡菲爾”（異教徒）。“以前這個人不是這樣，宗教不是他生命中最最重要的東西，他還跟我一起去漢餐廳吃過魚。”
（注：本文中引用《古蘭經》為1987年聖域麥地納版，中文，馬堅譯本）
星期一, 3月 31, 2014
关于严禁传播暴力恐怖音视频的通告
来源：新疆日报 http://www.xjdaily.com.cn/xinjiang/002/1041555.shtml
時間：2014年3月31日
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遏制暴力恐怖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就严禁传播暴力恐怖音视频通告如下：
一、本通告所称“暴力恐怖音视频”是指含有宣扬暴力恐怖、宗教极端、民族分裂等内容的音视频，具体包括：
（一）含有煽动“圣战”“伊吉拉特”等宗教极端思想，主张以暴力手段危害他人生命和公私财产安全，破坏法律实施等内容的音视频；
（二）含有传授制造、使用炸药、爆炸装置、枪支、管制器具、危险物品实施暴力恐怖犯罪方法、技能等内容的音视频；
（三）含有破坏民族团结、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等内容的音视频；
（四）其他涉及暴力恐怖、宗教极端、民族分裂内容的音视频。
二、严禁利用手机、电脑、移动存储介质、播放器及其他电子产品制作、发送、播放、复制、传播、存储暴力恐怖音视频。
三、严禁利用互联网网站、微博、语音聊天室、网盘以及QQ、微信等浏览、下载、存储、复制、转发、发布、上传暴力恐怖音视频以及相关网址链接。
四、严禁利用手机市场、电脑市场、音像市场等经营场所制作、贮存、销售含有暴力恐怖音视频的物品。
五、严禁利用邮政、快递、客（货）运等物流途径运输、夹带、寄送含有暴力恐怖音视频的物品。
六、凡持有、存储暴力恐怖音视频的，在本通告发布后，必须立即自行删除、销毁，个人无法删除、销毁的，必须在一个月内将含有暴力恐怖内容的物品上交当地公安机关或基层组织。
七、凡违反本通告第二、三、四、五、六条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市场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予以罚款、拘留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
八、各族人民群众应当积极向公安机关举报涉及暴力恐怖音视频的违法犯罪活动线索，经查实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并保密；对窝藏、包庇违法犯罪分子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依法从严惩处。
九、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举报电话：1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公安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時間：2014年3月31日
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遏制暴力恐怖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就严禁传播暴力恐怖音视频通告如下：
一、本通告所称“暴力恐怖音视频”是指含有宣扬暴力恐怖、宗教极端、民族分裂等内容的音视频，具体包括：
（一）含有煽动“圣战”“伊吉拉特”等宗教极端思想，主张以暴力手段危害他人生命和公私财产安全，破坏法律实施等内容的音视频；
（二）含有传授制造、使用炸药、爆炸装置、枪支、管制器具、危险物品实施暴力恐怖犯罪方法、技能等内容的音视频；
（三）含有破坏民族团结、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等内容的音视频；
（四）其他涉及暴力恐怖、宗教极端、民族分裂内容的音视频。
二、严禁利用手机、电脑、移动存储介质、播放器及其他电子产品制作、发送、播放、复制、传播、存储暴力恐怖音视频。
三、严禁利用互联网网站、微博、语音聊天室、网盘以及QQ、微信等浏览、下载、存储、复制、转发、发布、上传暴力恐怖音视频以及相关网址链接。
四、严禁利用手机市场、电脑市场、音像市场等经营场所制作、贮存、销售含有暴力恐怖音视频的物品。
五、严禁利用邮政、快递、客（货）运等物流途径运输、夹带、寄送含有暴力恐怖音视频的物品。
六、凡持有、存储暴力恐怖音视频的，在本通告发布后，必须立即自行删除、销毁，个人无法删除、销毁的，必须在一个月内将含有暴力恐怖内容的物品上交当地公安机关或基层组织。
七、凡违反本通告第二、三、四、五、六条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市场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予以罚款、拘留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
八、各族人民群众应当积极向公安机关举报涉及暴力恐怖音视频的违法犯罪活动线索，经查实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并保密；对窝藏、包庇违法犯罪分子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依法从严惩处。
九、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举报电话：1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公安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星期三, 3月 12, 2014
昆明暴恐案3名涉案者案发前已落网
时间：2014-3-10
来源：财新网
【财新网】（记者 秦旭东 田园）参与云南昆明“3·01”暴恐案的八名歹徒中，除五名现场被击中，致四死一伤，其余三人于2月27日在红河州个旧市沙甸镇落网。
上述八人团伙曾在沙甸镇落脚，试图策划自制爆炸装置，但未果。有三人于2月27日被警方抓获。而其余五人则包车逃至昆明，于3月1日晚进入昆明火车站，酿造了惨绝人寰的“3·01”事件。财新记者从接近警方的人士获知上述消息。
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3月4日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云南代表团驻地通报这事件时，透露了这一消息时，提到“另外三名逃犯在云南红河州落网”。央广网在报道此事时，还进一步引述秦的讲话说，3月1日事发当天，被特警击伤的一名女性犯罪嫌疑人，清醒后已经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八名歹徒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财新记者获知，当晚被击毙的三男一女中，女性为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的妻子。
据秦光荣3月4日透露，这八个人原先是想出境参加“圣战”，从云南走不出去后反过来跑到其他地方，到了广东也出不去，重新回到云南，到了红河，他们在红河做的计划就是，跑不出去的话就在红河和昆明火车站或汽车站发动“圣战”。据央广网引述秦光荣的话透露，“与这8人有联系的相关一些人目前正在布控”。
3月9日，在全国人大云南代表团开放日上，秦光荣回答记者提问时还介绍说，昆明“3·01”恐怖袭击事件有四个鲜明特点：“事发突然、反应迅速、处置果断、群众参与。”歹徒9点10分开始杀人，9点12分铁路值班民警已经与其进行斗争，9点20分昆明市公安局接到铁路公安的求援电话，9点22分多位民警赶到，最终在9点33分将犯罪分子制服。
秦光荣总结教训时说，一是反恐意识不强，二是情报信息工作有一些问题，三是铁路系统的整个保卫体制也有一些问题，铁路公安自成系统，负责火车站里和车站广场的安保，铁路值班的警察和保安手中没有武器。
至财新记者发稿时，“3·01”事件死亡人数为29人，伤者为143人。据昆明市市长李文荣3月9日在人大云南代表团开放日称，“截至目前，伤员无一死亡，出院27名，重伤减至44名，伤员救治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来源：财新网
【财新网】（记者 秦旭东 田园）参与云南昆明“3·01”暴恐案的八名歹徒中，除五名现场被击中，致四死一伤，其余三人于2月27日在红河州个旧市沙甸镇落网。
上述八人团伙曾在沙甸镇落脚，试图策划自制爆炸装置，但未果。有三人于2月27日被警方抓获。而其余五人则包车逃至昆明，于3月1日晚进入昆明火车站，酿造了惨绝人寰的“3·01”事件。财新记者从接近警方的人士获知上述消息。
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3月4日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云南代表团驻地通报这事件时，透露了这一消息时，提到“另外三名逃犯在云南红河州落网”。央广网在报道此事时，还进一步引述秦的讲话说，3月1日事发当天，被特警击伤的一名女性犯罪嫌疑人，清醒后已经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八名歹徒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财新记者获知，当晚被击毙的三男一女中，女性为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的妻子。
据秦光荣3月4日透露，这八个人原先是想出境参加“圣战”，从云南走不出去后反过来跑到其他地方，到了广东也出不去，重新回到云南，到了红河，他们在红河做的计划就是，跑不出去的话就在红河和昆明火车站或汽车站发动“圣战”。据央广网引述秦光荣的话透露，“与这8人有联系的相关一些人目前正在布控”。
3月9日，在全国人大云南代表团开放日上，秦光荣回答记者提问时还介绍说，昆明“3·01”恐怖袭击事件有四个鲜明特点：“事发突然、反应迅速、处置果断、群众参与。”歹徒9点10分开始杀人，9点12分铁路值班民警已经与其进行斗争，9点20分昆明市公安局接到铁路公安的求援电话，9点22分多位民警赶到，最终在9点33分将犯罪分子制服。
秦光荣总结教训时说，一是反恐意识不强，二是情报信息工作有一些问题，三是铁路系统的整个保卫体制也有一些问题，铁路公安自成系统，负责火车站里和车站广场的安保，铁路值班的警察和保安手中没有武器。
至财新记者发稿时，“3·01”事件死亡人数为29人，伤者为143人。据昆明市市长李文荣3月9日在人大云南代表团开放日称，“截至目前，伤员无一死亡，出院27名，重伤减至44名，伤员救治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星期一, 11月 25, 2013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正在回归故土？
作者：Gordon M. Hahn
译者：维吾尔在线（http://www.uighurbiz.net）
英文來源：http://geostrategicforecasting.net/gordonhahn/2013/11/15/is-the-turkestan-islamic-party-returning-home/
中文來源：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21960
在我的电子杂志——由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出版的《欧亚大陆的伊斯兰、伊斯兰主义与政治报告》（简称‘IIPER’） 第67期中， 我曾警告以中国维吾尔族为主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简称‘TIP’,有时也被称作‘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ETIP））的重新振起和对中国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或或对中国其他地方日益严重的威胁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31014_Hahn_IIPER67.pdf)。‘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开始以民族分裂运动著称，争取省级自治区新疆的独立。位于中国西部的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直流亡在巴基斯坦的瓦济里斯坦地区，并在此受“基地”组织和全球圣战革命联盟支配，接受“基地”组织和设在瓦济里斯坦的其他组织的训练，从而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获得实地经验。他们与全球范围内的圣战恐怖组织组织和基于阿巴两国的其他组织发展起了关系。
《欧亚大陆的伊斯兰、伊斯兰主义与政治报告》第67期发布几天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发生一辆吉普车的撞击和爆炸事件，导致两名游客死亡、40人受伤。那辆吉普车内的一家三口人也在该袭击中丧生。中国当局称“10·28事件”系“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行为。5名维吾尔穆斯林很快就被抓捕，并在一个嫌犯住处搜查到圣战旗帜和圣战文字(www.nytimes.com/2013/10/31/world/asia/china-says-5-jihadis-are-arrested-in-beijing-attack.html?_r=0)。
一个星期之后的11月6日，8个简易爆炸装置在山西省委面前爆炸，并造成1死8伤。这次在中国东部省份省会太原爆炸的简易爆炸装置包括子弹大小的球形轴承，一个鲜明的圣战爆炸装置元素(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391204579180583567153914) 。中国当局仍未指出这起9天后发生在中国的第二起恐怖袭击事件的肇事者。11月8日，警方逮捕了一名刑满获释的当地居民，叫丰志均。他承认故意作案，以“报复社会”。新闻报道中并没有提及宗教或民族背景。
由中国维吾尔穆斯林主导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直与流亡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其他圣战组织——包括来自中亚的组织，塔利班和“基地”——并肩作战。在一定程度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持续遭受明显的民族-政治动荡。阿富汗撤军后，该地区甚至有可能整个中国将易受来自“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袭击。2009年7月和2011年7月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骚乱暗示着持续的民族-政治和宗教争执。
自从2007年开始出现后，几年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中国成功实施了一些袭击。它曾声称对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前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负责。2009年8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当时的埃米尔（酋长）阿卜杜海克·安·突厥斯坦（Abdul Haq al-Turkistani）扬言要袭击中国驻外大使馆以及中国境内的目标。“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声称对2011年7月18日和7月30~31日分别发生在新疆西部城市和田和喀什的一系列爆炸和刀斧袭击（而喀什离中亚传统的温床——费尔干纳盆地只有200英里的距离）。发生在两地的袭击分别造成4名（政府部门：译者阐释）的人、10多名平民和8名袭击者的死亡，40多人受伤。“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2011年9月份发布的视频似乎暗示着该组织与2011年7月30~31日发生的袭击有关，视频中“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埃米尔的声明显示10名袭击者当中一名像该组织的埃米尔。“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还声称对2013年4月发生在喀什的袭击负责。袭击造成15名社区工作人员和警察丧生。这些可能是冰山的一角。需要记住的是安全官员倾向于夸大自己的效益。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5月中国安全官员声称他们已有能力阻止96%的恐怖袭击计划。然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并未对今年6月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鲁克沁镇的持刀攻击事件。该事件中， 35人死在16名持刀者之手。
目前，“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可能由100人组成，顶多也可能有几百名战士，由谢赫阿卜杜勒·艾孜则（Abdul Aziz）率领。经过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多年的流亡，“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基地”、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IMF分支组织伊斯兰圣战联盟（IJU）、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JaK）和塔吉克斯坦的“Jamaat Ansarullah”(JA)已经发展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因此，凭借长期流亡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和瓦济里斯坦，“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已经成为“基地”组织的盟友，而“基地”在米尔阿里（Mir Ali）地区与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组织训练营。“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名或两名领袖曾经或正在服役于“基地”统治下的修罗议会（Shura Majlis）。其中一名是“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埃米尔阿卜杜勒·沙库尔（Abdul Shakur (Shakoor)），而报道称他于2012年在美国无人机袭击中死亡。据报道，2011年4月赛义夫·阿德尔（Saif Adel）离开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地区（FATA）之后，他接手指挥“基地”在该地区的所有外国势力。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接受“基地”的军事和宗教培训，培训也有可能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和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处活动的巴基斯坦塔利班，也有可能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故 “基地”宗教学者哈立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侯赛因（Khalid bin Abdul Rahman al-Husainan）曾访问新疆，在维吾尔穆斯林当中促进圣战思想。今年，“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发布了侯赛因死后的视频，讲到他向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宣传圣战。
在瓦济里斯坦期间，“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除了与“基地”的密切关系，还跟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圣战联盟”发展起了紧密的关系。已故沙库尔（Shakur）曾是“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创始人塔伊尔·尤里大仕（Tahir Yuldash(ov)）紧密帮手。他也像沙库尔一样，于2010年在美国无人机袭击中被打死。“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通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圣战联盟”与欧亚大陆的大量圣战徒接触。2013年7月15日，“伊斯兰圣战联盟”媒体部发布了名为“Badr at-Tawheed”的视频，讲的是一名圣战徒的生活；视频中的他，一天跟一名Pasrun、一名乌兹别克人和一名俄罗斯人在一起，而在另一天跟一名塔塔尔（鞑靼）人在一起。2013年3月，一名乌兹别克斯坦执法部门前官员兼专家告诉乌兹别克媒体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势力正在从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回到中亚地区。他引用费尔干纳盆地和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边境地区的不稳定，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战士在塔吉克斯坦被捕作为例证。当时，这位前官员强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正与达吉斯坦、车臣和维吾尔人加强关系。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似乎与“基地”更远的全球圣战盟友发展起了关系，比如基于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高加索酋长国”的圣战徒（Caucasus Emirate ，CE）。“高加索酋长国”曾参与几起在欧洲和阿塞拜疆实施失败的外国阴谋，并激发了更多的事件，包括2013年4月15日发生在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场的爆炸案。2012年10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现任埃米尔谢赫阿卜杜勒·艾则孜（Sheikh Abdul Aziz）向“高加索酋长国”埃米尔Doku ‘Abu Usman’ Umarov发一段时长20分钟的视频问候。（2011年3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之盟友‘伊斯兰圣战联盟’也做过同样的事。）“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全球范围内联系的广度可以从其用5门语言发布的声明和视频中反映出来，5门语言分别是维吾尔语、突厥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俄罗斯语和英语。
应该指出的是，维吾尔族战士有可能与乌兹别克、高加索、塔塔尔或其他圣战者前往叙利亚和他们全球圣战和训练网络。今年7月，中国安全官员声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名叫做买买提·艾力的维吾尔人被逮捕与他曾赴叙利亚参战有关。在叙利亚作战还使得让“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维吾尔人有更多机会与“高加索酋长国”或JMA接触。其中，“高加索酋长国”是叙利亚移民援军中占绝大多数；而JMA由埃米尔Umar al-Shishani——来自车臣亚的车臣少数民族人——率领，并与“高加索酋长国”有联系。从叙利亚回来的维吾尔人要么去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要么回到中国，他们将有更大的战斗力，甚至物资资源。
而且，随着西方势力从阿富汗撤出——尤其是塔利班重新掌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 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或瓦济里斯坦其他的圣战组织会寻求回到中亚。如果成功的话，他们能并且将会给“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提供网络和物流基础设施，以便让他们渗透到新疆在中国领土实施袭击。这对“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很重要，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伊斯兰化的东突厥斯坦，这将会成为中亚酋长国或哈里发的一部分。圣战者希望建造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哈利法制政权。
最近，“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表现出更多操作和宣传上的活动，可能在加紧准备受“基地”和其他盟友援助的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行动，等着撤军完成。今年5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发布两盘录像带，看起来像声称对阿富汗境内的两起不同的自杀式袭击负责。据报道，其中一起发生在2011年，另一起可能最近才发生，在视频发布之前。
今年春季和夏季，“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发布视频，显示妇女和儿童的武装训练过程。视频中并不能清楚地知道，妇女和儿童是不是将参与到自杀行动中；“基地”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处使用妇女自杀式爆炸行动开始于2010年，随之“高加索酋长国”和其继承组织——Ichkeriya车臣共和国。 再者，“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过去三年发布的宣传视频在成倍的增加，2013年是2012年的两倍，2012年是2011年的两倍。
显示“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IMT）更广泛圣战宣传例子的是该组织埃米尔阿卜杜勒·艾则孜于2012年给 “高加索酋长国”埃米尔Dokku ‘Abu Usman’ Umarov的视频讲话。如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与“高加索酋长国”在促进关系，那么他们肯定跟中亚的圣战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和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或该地区其他偶尔出现的组织，有合作关系。艾孜则的视频暗示，“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正在从过去的损伤中恢复。最近的一个埃米尔艾买提·优素福（Emeti Yakuf，又名 ‘Aibu Adubu Rehman’ 和 ‘Saifulah’）在去年八月美国的无人机袭击中死亡，当时一起死亡的还有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埃米尔马哈苏德·哈卡尼（Mehsud Haqqani）之儿子巴德鲁丁·哈卡尼（Badruddin Haqqani）。
鉴于全球圣战革命盟友的增长和“基地”中心力量的削弱，“基地”和类“基地”组织的专营权的增长会对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为了扩大作战能力和影响范围，与其他组织合作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包括基于中亚的组织。他们最终加紧渗透到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中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一个拯救的恩典，那就是“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还不是在“基地”和其他全球范围内的圣战组织的头号日程表里，有三项原因。首先，与全球范围的其他圣战革命盟友相比，“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伊斯兰主义 takfirist更受嫌疑。第二，中国并未成为西方 “异教徒”和其他像什叶派和俄罗斯一样的头号反对对象。第三，由于在叙利亚的逊尼-什叶派内战，“基地”和其他圣战者可能会更多地向西移动而不是东北移动，这是对后穆尔西时代的埃及和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恶化局势下的圣战者提供了可能性。
目前尚不清楚，“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 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和“高加索酋长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为集中资源和人员交换而做的努力，还是软弱的表现，另外人选的变更会不会增加“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战斗力。尽管如此，中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能会一直是分别对维吾尔族和中亚伊斯兰主义者、圣战者而言更有吸引力的目标。
——————
作者简介：Gordon M. Hahn is an Analyst and Advisory Board Member of the Geostrategic Forecasting Corporation as well as a Senior Associate,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Analyst/Consultant, Russia Other Points of View – Russia Media Watch; Senior Researcher and Adjunct Professor, MonTREP, Monterey, California; and Senior Researcher, Center for Terrorism and Intelligence Studies (CETIS), Akribis Group, San Jose, California. Dr Hahn is author of two well-received books, Russia’s Revolution From Above (Transaction, 2002) and Russia’s Islamic Threa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which was named an outstanding title of 2007 by Choice magazine, and the forthcoming The ‘Caucasus Emirate’ Mujahedin: Global Jihadism in Russia’s North Caucasus and Beyond (McFarland Publishers, 2014). He has authored hundreds of articles in scholarly journals and other publications on Russian, Eurasia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publishes the Islam, Islamism, and Politics in Eurasia Report (IIPER) at CSIS at http://csis.org/program/russia-and-eurasia-program.
译者：维吾尔在线（http://www.uighurbiz.net）
英文來源：http://geostrategicforecasting.net/gordonhahn/2013/11/15/is-the-turkestan-islamic-party-returning-home/
中文來源：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21960
在我的电子杂志——由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出版的《欧亚大陆的伊斯兰、伊斯兰主义与政治报告》（简称‘IIPER’） 第67期中， 我曾警告以中国维吾尔族为主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简称‘TIP’,有时也被称作‘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ETIP））的重新振起和对中国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或或对中国其他地方日益严重的威胁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31014_Hahn_IIPER67.pdf)。‘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开始以民族分裂运动著称，争取省级自治区新疆的独立。位于中国西部的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直流亡在巴基斯坦的瓦济里斯坦地区，并在此受“基地”组织和全球圣战革命联盟支配，接受“基地”组织和设在瓦济里斯坦的其他组织的训练，从而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获得实地经验。他们与全球范围内的圣战恐怖组织组织和基于阿巴两国的其他组织发展起了关系。
瓦济里斯坦（Waziristan）
《欧亚大陆的伊斯兰、伊斯兰主义与政治报告》第67期发布几天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发生一辆吉普车的撞击和爆炸事件，导致两名游客死亡、40人受伤。那辆吉普车内的一家三口人也在该袭击中丧生。中国当局称“10·28事件”系“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行为。5名维吾尔穆斯林很快就被抓捕，并在一个嫌犯住处搜查到圣战旗帜和圣战文字(www.nytimes.com/2013/10/31/world/asia/china-says-5-jihadis-are-arrested-in-beijing-attack.html?_r=0)。
一个星期之后的11月6日，8个简易爆炸装置在山西省委面前爆炸，并造成1死8伤。这次在中国东部省份省会太原爆炸的简易爆炸装置包括子弹大小的球形轴承，一个鲜明的圣战爆炸装置元素(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391204579180583567153914) 。中国当局仍未指出这起9天后发生在中国的第二起恐怖袭击事件的肇事者。11月8日，警方逮捕了一名刑满获释的当地居民，叫丰志均。他承认故意作案，以“报复社会”。新闻报道中并没有提及宗教或民族背景。
由中国维吾尔穆斯林主导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直与流亡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其他圣战组织——包括来自中亚的组织，塔利班和“基地”——并肩作战。在一定程度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持续遭受明显的民族-政治动荡。阿富汗撤军后，该地区甚至有可能整个中国将易受来自“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袭击。2009年7月和2011年7月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骚乱暗示着持续的民族-政治和宗教争执。
自从2007年开始出现后，几年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中国成功实施了一些袭击。它曾声称对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前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负责。2009年8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当时的埃米尔（酋长）阿卜杜海克·安·突厥斯坦（Abdul Haq al-Turkistani）扬言要袭击中国驻外大使馆以及中国境内的目标。“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声称对2011年7月18日和7月30~31日分别发生在新疆西部城市和田和喀什的一系列爆炸和刀斧袭击（而喀什离中亚传统的温床——费尔干纳盆地只有200英里的距离）。发生在两地的袭击分别造成4名（政府部门：译者阐释）的人、10多名平民和8名袭击者的死亡，40多人受伤。“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2011年9月份发布的视频似乎暗示着该组织与2011年7月30~31日发生的袭击有关，视频中“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埃米尔的声明显示10名袭击者当中一名像该组织的埃米尔。“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还声称对2013年4月发生在喀什的袭击负责。袭击造成15名社区工作人员和警察丧生。这些可能是冰山的一角。需要记住的是安全官员倾向于夸大自己的效益。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5月中国安全官员声称他们已有能力阻止96%的恐怖袭击计划。然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并未对今年6月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鲁克沁镇的持刀攻击事件。该事件中， 35人死在16名持刀者之手。
目前，“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可能由100人组成，顶多也可能有几百名战士，由谢赫阿卜杜勒·艾孜则（Abdul Aziz）率领。经过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多年的流亡，“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基地”、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IMF分支组织伊斯兰圣战联盟（IJU）、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JaK）和塔吉克斯坦的“Jamaat Ansarullah”(JA)已经发展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因此，凭借长期流亡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和瓦济里斯坦，“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已经成为“基地”组织的盟友，而“基地”在米尔阿里（Mir Ali）地区与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组织训练营。“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名或两名领袖曾经或正在服役于“基地”统治下的修罗议会（Shura Majlis）。其中一名是“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埃米尔阿卜杜勒·沙库尔（Abdul Shakur (Shakoor)），而报道称他于2012年在美国无人机袭击中死亡。据报道，2011年4月赛义夫·阿德尔（Saif Adel）离开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地区（FATA）之后，他接手指挥“基地”在该地区的所有外国势力。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接受“基地”的军事和宗教培训，培训也有可能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和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处活动的巴基斯坦塔利班，也有可能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故 “基地”宗教学者哈立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侯赛因（Khalid bin Abdul Rahman al-Husainan）曾访问新疆，在维吾尔穆斯林当中促进圣战思想。今年，“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发布了侯赛因死后的视频，讲到他向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宣传圣战。
在瓦济里斯坦期间，“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除了与“基地”的密切关系，还跟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圣战联盟”发展起了紧密的关系。已故沙库尔（Shakur）曾是“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创始人塔伊尔·尤里大仕（Tahir Yuldash(ov)）紧密帮手。他也像沙库尔一样，于2010年在美国无人机袭击中被打死。“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通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圣战联盟”与欧亚大陆的大量圣战徒接触。2013年7月15日，“伊斯兰圣战联盟”媒体部发布了名为“Badr at-Tawheed”的视频，讲的是一名圣战徒的生活；视频中的他，一天跟一名Pasrun、一名乌兹别克人和一名俄罗斯人在一起，而在另一天跟一名塔塔尔（鞑靼）人在一起。2013年3月，一名乌兹别克斯坦执法部门前官员兼专家告诉乌兹别克媒体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势力正在从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回到中亚地区。他引用费尔干纳盆地和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边境地区的不稳定，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战士在塔吉克斯坦被捕作为例证。当时，这位前官员强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正与达吉斯坦、车臣和维吾尔人加强关系。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似乎与“基地”更远的全球圣战盟友发展起了关系，比如基于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高加索酋长国”的圣战徒（Caucasus Emirate ，CE）。“高加索酋长国”曾参与几起在欧洲和阿塞拜疆实施失败的外国阴谋，并激发了更多的事件，包括2013年4月15日发生在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场的爆炸案。2012年10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现任埃米尔谢赫阿卜杜勒·艾则孜（Sheikh Abdul Aziz）向“高加索酋长国”埃米尔Doku ‘Abu Usman’ Umarov发一段时长20分钟的视频问候。（2011年3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之盟友‘伊斯兰圣战联盟’也做过同样的事。）“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全球范围内联系的广度可以从其用5门语言发布的声明和视频中反映出来，5门语言分别是维吾尔语、突厥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俄罗斯语和英语。
应该指出的是，维吾尔族战士有可能与乌兹别克、高加索、塔塔尔或其他圣战者前往叙利亚和他们全球圣战和训练网络。今年7月，中国安全官员声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名叫做买买提·艾力的维吾尔人被逮捕与他曾赴叙利亚参战有关。在叙利亚作战还使得让“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维吾尔人有更多机会与“高加索酋长国”或JMA接触。其中，“高加索酋长国”是叙利亚移民援军中占绝大多数；而JMA由埃米尔Umar al-Shishani——来自车臣亚的车臣少数民族人——率领，并与“高加索酋长国”有联系。从叙利亚回来的维吾尔人要么去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要么回到中国，他们将有更大的战斗力，甚至物资资源。
而且，随着西方势力从阿富汗撤出——尤其是塔利班重新掌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 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或瓦济里斯坦其他的圣战组织会寻求回到中亚。如果成功的话，他们能并且将会给“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提供网络和物流基础设施，以便让他们渗透到新疆在中国领土实施袭击。这对“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很重要，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伊斯兰化的东突厥斯坦，这将会成为中亚酋长国或哈里发的一部分。圣战者希望建造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哈利法制政权。
最近，“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表现出更多操作和宣传上的活动，可能在加紧准备受“基地”和其他盟友援助的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行动，等着撤军完成。今年5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发布两盘录像带，看起来像声称对阿富汗境内的两起不同的自杀式袭击负责。据报道，其中一起发生在2011年，另一起可能最近才发生，在视频发布之前。
今年春季和夏季，“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发布视频，显示妇女和儿童的武装训练过程。视频中并不能清楚地知道，妇女和儿童是不是将参与到自杀行动中；“基地”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处使用妇女自杀式爆炸行动开始于2010年，随之“高加索酋长国”和其继承组织——Ichkeriya车臣共和国。 再者，“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过去三年发布的宣传视频在成倍的增加，2013年是2012年的两倍，2012年是2011年的两倍。
显示“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IMT）更广泛圣战宣传例子的是该组织埃米尔阿卜杜勒·艾则孜于2012年给 “高加索酋长国”埃米尔Dokku ‘Abu Usman’ Umarov的视频讲话。如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与“高加索酋长国”在促进关系，那么他们肯定跟中亚的圣战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和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或该地区其他偶尔出现的组织，有合作关系。艾孜则的视频暗示，“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正在从过去的损伤中恢复。最近的一个埃米尔艾买提·优素福（Emeti Yakuf，又名 ‘Aibu Adubu Rehman’ 和 ‘Saifulah’）在去年八月美国的无人机袭击中死亡，当时一起死亡的还有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埃米尔马哈苏德·哈卡尼（Mehsud Haqqani）之儿子巴德鲁丁·哈卡尼（Badruddin Haqqani）。
鉴于全球圣战革命盟友的增长和“基地”中心力量的削弱，“基地”和类“基地”组织的专营权的增长会对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为了扩大作战能力和影响范围，与其他组织合作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包括基于中亚的组织。他们最终加紧渗透到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中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一个拯救的恩典，那就是“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还不是在“基地”和其他全球范围内的圣战组织的头号日程表里，有三项原因。首先，与全球范围的其他圣战革命盟友相比，“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伊斯兰主义 takfirist更受嫌疑。第二，中国并未成为西方 “异教徒”和其他像什叶派和俄罗斯一样的头号反对对象。第三，由于在叙利亚的逊尼-什叶派内战，“基地”和其他圣战者可能会更多地向西移动而不是东北移动，这是对后穆尔西时代的埃及和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恶化局势下的圣战者提供了可能性。
目前尚不清楚，“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 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和“高加索酋长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为集中资源和人员交换而做的努力，还是软弱的表现，另外人选的变更会不会增加“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战斗力。尽管如此，中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能会一直是分别对维吾尔族和中亚伊斯兰主义者、圣战者而言更有吸引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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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Gordon M. Hahn is an Analyst and Advisory Board Member of the Geostrategic Forecasting Corporation as well as a Senior Associate,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Analyst/Consultant, Russia Other Points of View – Russia Media Watch; Senior Researcher and Adjunct Professor, MonTREP, Monterey, California; and Senior Researcher, Center for Terrorism and Intelligence Studies (CETIS), Akribis Group, San Jose, California. Dr Hahn is author of two well-received books, Russia’s Revolution From Above (Transaction, 2002) and Russia’s Islamic Threa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which was named an outstanding title of 2007 by Choice magazine, and the forthcoming The ‘Caucasus Emirate’ Mujahedin: Global Jihadism in Russia’s North Caucasus and Beyond (McFarland Publishers, 2014). He has authored hundreds of articles in scholarly journals and other publications on Russian, Eurasia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publishes the Islam, Islamism, and Politics in Eurasia Report (IIPER) at CSIS at http://csis.org/program/russia-and-eurasia-program.
星期三, 9月 11, 2013
Weapons Migrate From China to Afghanistan
By David A. Fulghum, Robert Wall
Washington, London
Monday, December 13, 2010
http://winncad.blogspot.hk/2010/12/weapons-migrate-from-china-to.html
Chinese advisers are believed to be working with Afghan Taliban groups who are now in combat with NATO forces, prompting concerns that China might become the conduit for shoulder-fired anti-aircraft missiles, improved communications and additional small arms to the fundamentalist Muslim fighters.
A British military official contends that Chinese specialists have been seen training Taliban fighters in the use of infrared-guided surface-to-air missiles. This is supported by a May 13, 2008, classified U.S.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 released by WikiLeaks telling U.S. officials to confront Chinese officials about missile proliferation.
China is developing knock-offs of Russian-designed man-portable air defense missiles (manpads), including the QW-1 and later series models. The QW-1 Vanguard is an all-aspect, 35-lb. launch tube and missile that is reverse-engineered from the U.S. Stinger and the SA-16 Gimlet (9K310 Igla-1). China obtained SA-16s from Unita rebels in then-Zaire who had captured them from Angolan government forces. The 16g missiles have a slant range of 50,000 ft. The QW-1M is a variant that incorporates even more advanced SA-18 Grouse (9K38 Igla) technology.
So far, there has been a curious absence of manpad attacks on NATO aircraft in Afghanistan. One reason is that the Russian equipment still in place is out of date and effectively no longer usable, the British official says. Another may be that the possession of such a weapon is a status symbol, so owners are reluctant to use it. However,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manpads could change that equation.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no attacks using manpads, “we act as if they exist,” notes the British officer. “We know they are out there,” he says, alluding to the proliferation of increasingly advanced missiles on the black and gray markets.
In fact, NATO officials know they exist, at least in Iraq,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ed U.S.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 U.S. officials were instructed to provid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 pictures of QW-1 missiles found in Iraq and ask how such missiles were transferred.
“In April 2008, coalition forces recovered from a cache in Basra, Iraq, at least two Chinese-produced Iranian-supplied QW-1 manpads that we assess were provided by Iran to Iraqi Shia militants. The date of production for the recovered QW-1 systems is 2003, but it is not known when these particular launchers were transferred by China to Iran or when the launchers entered Iraq,” the cable says. “Beijing has typically responded by asserting that its sale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that it requires end-users to sign agreements pledging not to retransfer the weapons, or—disingenuously in the judgment of [U.S. government] technical experts—that it cannot confirm that the weapons recovered by coalition forces in Iraq are actually Chinese in origin.”
Talking points in the cable allege that Chinese-origin weapons have been sent to Afghanistan.
“Iran is the world’s most active state sponsor of terrorism,” the cable says. “We know that Iran has provided Chinese weapons to extremist group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that are using these weapons to kill Americans and Iraqis, something we take very seriously. Iran is not a responsible purchaser of military equipment. There is an unacceptably high risk that any military equipment sold to Iran, especially weapons like manpads, that are highly sought-after by terrorists, will be diverted to non-state actors who threaten U.S. and coalition force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Other U.S. officials are less sure about the Chinese missile threat. Army officials told Aviation Week of an unsuccessful, multi-manpad attack against a U.S. helicopter in Iraq last year, but a senior intelligence official expressed doubt that Chinese aid to the Taliban has included weaponry. But he acknowledges that Chinese activities most certainly include intelligence gathering that could be of use in China’s own internal conflicts with its restive Muslim populations. That analysis could project U.S. hopes, whether well-founded or not, that China will not become involved in weapons trade to insurgent groups.
“[China] would not be doing something directly that involves weapons used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U.S.,” the U.S. official says. “If they got caught, it would bring down a pall on all their dealings with the U.S.—that they are trying to cultivate—and it would stoke the far right to portray China as the bad guys and raise the flag of the evil PRC.
“There’s also the question of why would they want to alienate the U.S. when it’s doing their work of trying to keep a militant Islamic group from destabilizing Afghanistan,” he says. “There probably are Chinese there among the Taliban. They may even be offering help of some sort, but they are actually there to gather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bout the Taliban. It’s just good basic intelligence work.”
That kind of Chinese intelligence involvement has surfaced in Kyrgyzstan where U.S. officials say China has an impressive presence. In fact, the WikiLeaks trove of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s reveals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ese ambassadors in Kyrgyzstan. The U.S. official, Tatiana Gfoeller, asked Zhang Yannian in early 2009 about a covert attempt by China to bribe the Kyrgyz government with $3 billion in cash to close the U.S. military base at Manas, which is a primary logistics center for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Zhang did not expressly deny the bribe, but said the idea was impossible because China was a staunch opponent of terrorism. He said that China had actually rejected offers from locals to set up a military base to counterbalance Russian and U.S. influence.
“[China] is not concerned about the base in Kyrgyzstan because of [U.S.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but because it is a U.S. presence on the western border of China,” says the U.S. intelligence official. (Kyrgyzstan borders China’s Xinjiang province.)
Other analysts believe that China is playing a deeper game tha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is actually involved in or facilitating international arms proliferation to Iran and other mineral-rich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This is borne out by yet another leaked cable, posted in mid-2008, that asked U.S. officials to ask several governments to help stop a North Korean flight to Iran. They were told to encourage the nations to deny overflight of the aircraft or “require that it land and be subjected to inspection.”
The flight came to light when the Kyrgyz government denied permission for overflight and notified the U.S. The flight, from Pyongyang to Tehran, was described as a “proliferation concern” and “may be carrying [North Korean] personnel involved in ongoing cooperation with Iran on ballistic missiles” (AW&ST Oct. 18, p. 24).
The aircraft had been scheduled to overfly China, Kyrgyzstan, Uzbekistan and Turkmenistan. The U.S. also asked that the return flight, three days later, be denied or subjected to inspection.
“Alternatively,” the cable says, “if this aircraft requests a fueling stop in your country, we request that you grant this permission and promptly search the aircraft upon its arrival for evidence of prohibited items or activities.”
Of particular concern was the “transfer of WM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components or delivery systems, certain military goods and related materials including spare parts [and] transfers from or to North Korea of technical training, advice, services or assistance related to WMD, their delivery systems and certain conventional arms.”
The U.S. is currently asking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North Korea’s sharing of nuclear technology. It is investigating the transfer of a nuclear reactor to Syria that was destroyed by an Israeli air force strike in early 2007 (AW&ST Oct. 8, 2007, p. 28). Washington is expressing concern about transfers of centrifuges to Iran and Myanmar in the wake of Pyongyang’s recent unveiling of a new uranium enrichment facility and growing suspicion that others remain hidden.
Military leaders of the nations in the Persian Gulf region called for a share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o counter the spread of ballistic missiles and to balance the concern that non-state groups such as Hezbollah and Hamas are acquiring more advanced weaponry.
The U.S. has Patriot missiles stationed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is buying its own Terminal High-Altitude Air Defense system to complement a Patriot deployment in 2012. In addition, the UAE and U.S. have created a missile defense training center at Al Bateen AB to parallel the Air Warfare Center at Al Dhafra AB.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bases is expected to expand as anti-missile weapons—such as Raytheon’s Ncade variant of the AIM-120 Amraam—that can be carried by fighter aircraft are fielded.
An interlocking air defense system for the region is crucial because an enemy ballistic or cruise missile may fly through the airspace of several countries to reach its target.
Washington, London
Monday, December 13, 2010
http://winncad.blogspot.hk/2010/12/weapons-migrate-from-china-to.html
Chinese advisers are believed to be working with Afghan Taliban groups who are now in combat with NATO forces, prompting concerns that China might become the conduit for shoulder-fired anti-aircraft missiles, improved communications and additional small arms to the fundamentalist Muslim fighters.
A British military official contends that Chinese specialists have been seen training Taliban fighters in the use of infrared-guided surface-to-air missiles. This is supported by a May 13, 2008, classified U.S.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 released by WikiLeaks telling U.S. officials to confront Chinese officials about missile proliferation.
China is developing knock-offs of Russian-designed man-portable air defense missiles (manpads), including the QW-1 and later series models. The QW-1 Vanguard is an all-aspect, 35-lb. launch tube and missile that is reverse-engineered from the U.S. Stinger and the SA-16 Gimlet (9K310 Igla-1). China obtained SA-16s from Unita rebels in then-Zaire who had captured them from Angolan government forces. The 16g missiles have a slant range of 50,000 ft. The QW-1M is a variant that incorporates even more advanced SA-18 Grouse (9K38 Igla) technology.
So far, there has been a curious absence of manpad attacks on NATO aircraft in Afghanistan. One reason is that the Russian equipment still in place is out of date and effectively no longer usable, the British official says. Another may be that the possession of such a weapon is a status symbol, so owners are reluctant to use it. However,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manpads could change that equation.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no attacks using manpads, “we act as if they exist,” notes the British officer. “We know they are out there,” he says, alluding to the proliferation of increasingly advanced missiles on the black and gray markets.
In fact, NATO officials know they exist, at least in Iraq,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ed U.S.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 U.S. officials were instructed to provid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 pictures of QW-1 missiles found in Iraq and ask how such missiles were transferred.
“In April 2008, coalition forces recovered from a cache in Basra, Iraq, at least two Chinese-produced Iranian-supplied QW-1 manpads that we assess were provided by Iran to Iraqi Shia militants. The date of production for the recovered QW-1 systems is 2003, but it is not known when these particular launchers were transferred by China to Iran or when the launchers entered Iraq,” the cable says. “Beijing has typically responded by asserting that its sale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that it requires end-users to sign agreements pledging not to retransfer the weapons, or—disingenuously in the judgment of [U.S. government] technical experts—that it cannot confirm that the weapons recovered by coalition forces in Iraq are actually Chinese in origin.”
Talking points in the cable allege that Chinese-origin weapons have been sent to Afghanistan.
“Iran is the world’s most active state sponsor of terrorism,” the cable says. “We know that Iran has provided Chinese weapons to extremist group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that are using these weapons to kill Americans and Iraqis, something we take very seriously. Iran is not a responsible purchaser of military equipment. There is an unacceptably high risk that any military equipment sold to Iran, especially weapons like manpads, that are highly sought-after by terrorists, will be diverted to non-state actors who threaten U.S. and coalition force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Other U.S. officials are less sure about the Chinese missile threat. Army officials told Aviation Week of an unsuccessful, multi-manpad attack against a U.S. helicopter in Iraq last year, but a senior intelligence official expressed doubt that Chinese aid to the Taliban has included weaponry. But he acknowledges that Chinese activities most certainly include intelligence gathering that could be of use in China’s own internal conflicts with its restive Muslim populations. That analysis could project U.S. hopes, whether well-founded or not, that China will not become involved in weapons trade to insurgent groups.
“[China] would not be doing something directly that involves weapons used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U.S.,” the U.S. official says. “If they got caught, it would bring down a pall on all their dealings with the U.S.—that they are trying to cultivate—and it would stoke the far right to portray China as the bad guys and raise the flag of the evil PRC.
“There’s also the question of why would they want to alienate the U.S. when it’s doing their work of trying to keep a militant Islamic group from destabilizing Afghanistan,” he says. “There probably are Chinese there among the Taliban. They may even be offering help of some sort, but they are actually there to gather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bout the Taliban. It’s just good basic intelligence work.”
That kind of Chinese intelligence involvement has surfaced in Kyrgyzstan where U.S. officials say China has an impressive presence. In fact, the WikiLeaks trove of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s reveals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ese ambassadors in Kyrgyzstan. The U.S. official, Tatiana Gfoeller, asked Zhang Yannian in early 2009 about a covert attempt by China to bribe the Kyrgyz government with $3 billion in cash to close the U.S. military base at Manas, which is a primary logistics center for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Zhang did not expressly deny the bribe, but said the idea was impossible because China was a staunch opponent of terrorism. He said that China had actually rejected offers from locals to set up a military base to counterbalance Russian and U.S. influence.
“[China] is not concerned about the base in Kyrgyzstan because of [U.S.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but because it is a U.S. presence on the western border of China,” says the U.S. intelligence official. (Kyrgyzstan borders China’s Xinjiang province.)
Other analysts believe that China is playing a deeper game tha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is actually involved in or facilitating international arms proliferation to Iran and other mineral-rich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This is borne out by yet another leaked cable, posted in mid-2008, that asked U.S. officials to ask several governments to help stop a North Korean flight to Iran. They were told to encourage the nations to deny overflight of the aircraft or “require that it land and be subjected to inspection.”
The flight came to light when the Kyrgyz government denied permission for overflight and notified the U.S. The flight, from Pyongyang to Tehran, was described as a “proliferation concern” and “may be carrying [North Korean] personnel involved in ongoing cooperation with Iran on ballistic missiles” (AW&ST Oct. 18, p. 24).
The aircraft had been scheduled to overfly China, Kyrgyzstan, Uzbekistan and Turkmenistan. The U.S. also asked that the return flight, three days later, be denied or subjected to inspection.
“Alternatively,” the cable says, “if this aircraft requests a fueling stop in your country, we request that you grant this permission and promptly search the aircraft upon its arrival for evidence of prohibited items or activities.”
Of particular concern was the “transfer of WM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components or delivery systems, certain military goods and related materials including spare parts [and] transfers from or to North Korea of technical training, advice, services or assistance related to WMD, their delivery systems and certain conventional arms.”
The U.S. is currently asking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North Korea’s sharing of nuclear technology. It is investigating the transfer of a nuclear reactor to Syria that was destroyed by an Israeli air force strike in early 2007 (AW&ST Oct. 8, 2007, p. 28). Washington is expressing concern about transfers of centrifuges to Iran and Myanmar in the wake of Pyongyang’s recent unveiling of a new uranium enrichment facility and growing suspicion that others remain hidden.
Military leaders of the nations in the Persian Gulf region called for a share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o counter the spread of ballistic missiles and to balance the concern that non-state groups such as Hezbollah and Hamas are acquiring more advanced weaponry.
The U.S. has Patriot missiles stationed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is buying its own Terminal High-Altitude Air Defense system to complement a Patriot deployment in 2012. In addition, the UAE and U.S. have created a missile defense training center at Al Bateen AB to parallel the Air Warfare Center at Al Dhafra AB.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bases is expected to expand as anti-missile weapons—such as Raytheon’s Ncade variant of the AIM-120 Amraam—that can be carried by fighter aircraft are fielded.
An interlocking air defense system for the region is crucial because an enemy ballistic or cruise missile may fly through the airspace of several countries to reach its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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