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少英（作者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地缘政治与反恐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来源：环球时报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china/2015-06/6594041.html
2015年06月04日13:52
原标题：抓住“去极端化”的窗口期
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西南边境地区组织偷渡活动呈增多之势，境外势力利用宗教极端思想煽动境内人员出境参加“圣战”。根据这个情况，笔者对昆明、广州两地进行调研，就目前境内人员出境通道路线做了初步整理。
笔者发现，由于新疆境内反恐措施的加强，以及中亚相关国家与我国的合作，基本切断了境内人员从新疆直接出境的可能。境内人员随即改变了出境策略，选择了迂回出境的线路。其通道设计先借助正常的新疆人口流动与迁徙路线作为掩护，随主流线路从新疆——兰州——西安——抵达河南南阳，再以南阳为分化点，从黑龙江、广西或云南出境。
在前往出境地的路上，出境者的心理会随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发生变化，除少数“为了参加圣战”意志坚决的极端分子外，大多数出境者主观意愿并不十分坚定。在“极端化”的过程中，出境者首先有一个“极端思想”的节点，一般在原籍激发，使其萌发出境意愿，此时意图出境者还需要不断充实并确定此“激发点”，最终才会相信并实践极端化思想。
实际上，除少数实施暴恐行为的恐怖分子外，很多有极端化苗头的出境者，在出境前并未形成坚定而明晰的“为了圣战而出境”的极端思想。大部分想出境的人士，要么受“外部势力”或者“周边朋友”蛊惑，要么受“完全极端化”家人出境意愿的影响而胁从。大多情况下，境外极端组织是等这些人出境后，再对其洗脑，培训，指派任务，从而对他们实现“完全极端化”的规训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对境内人员进行“去极端化”干预的最佳时期。他们的出境意愿一般在西安-南阳段最易发生动摇，犹豫徘徊不前，也有可能就此打消出境念头。但一旦他们在此时得到老乡或朋友的补给，顺利接近广州、广西、云南等“出境地”时，其出境意愿会随之得到极大的巩固和加强；随着边境的临近，其出境预期得以放大，激化了出境意愿，情绪高涨。在此阶段，轻微的外部因素或环境改变都有可能激化其极端暴行或非理性行为的突然爆发。因此，结合不同的空间地域，采取不同的服务、干预防范或者预防打击措施，将增加治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针对境内人员出境的心理变化情况，笔者认为，应该根据不同的地区类型给予区别化的干预安置措施，既保障流动人口正常的生活与工作，同时也防止有人假借迁徙流动之名，意在出境参加恐怖组织，干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应该抓牢南阳等地“去极端化最佳时期”，对当地的流动人口作心理干预，为他们提供完善的服务，向他们介绍当地以及发达地区的创业机会，引导他们将这些地方作为“目的地”。同时，在国外的成功例子中我们发现，有些政府将“去极端化”的任务，交由已经去极端化的人员，因为他们更能理解这些人的个人诉求、思想轨迹，并能以亲身经历影响尚未完成“极端化”的人。▲
星期二, 9月 22, 2015
星期五, 9月 12, 2014
新时期“东突”恐怖活动新动向及对策研究
作者：古丽燕
来源：《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1期
发布时间：2014-03-24
摘要：面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意识形态化，网络恐怖渗透的加剧和“伊吉拉特”的现实威胁日益加大的“东突”恐怖活动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树立全新的安全观，科学认识新疆反恐怖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艰巨性，建立健全反恐怖工作协调机制，加强情报信息工作，提高预知预防能力，加大出入境人员的管理力度，强化对可疑人员的甄别、核查力度，健全、完善网络、通讯监管法律体系，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充分认识“伊吉拉特”活动的严重危害，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清醒认识中国面临的反恐困境。
自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在中央、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及对口援疆省市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新疆经济社会稳步发展，各族群众的民生状况得到较大改善，群众社会安全感增强，各族人民的幸福感指数不断提高，各族群众之间因“7·5”事件造成的隔阂得到有效修复，社会稳定形势进一步好转。特别是2011年，新疆社会经济各项事业正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并首次实现了“稳定、民生、发展”共同进步的重大突破。
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不会放弃对我的“西化”“分化”战略，加之2010年以来世界各国不断爆发的骚乱、暴乱、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国际恐怖主义趁机发展并扩大其势力范围，恐怖活动频繁发生，特别是与“东伊运”有着密切关系的“乌伊运”的重返中亚、“基地”组织的卷土重来以及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利班”的元气恢复，无不影响并刺激着境内外的“东突”势力。虽然新疆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和防范措施，但近年来，暴力恐怖案件在新疆仍时有发生，并呈现出与国际恐怖主义接轨的活动特点与发展趋势。
一、近年来“东突”恐怖势力活动特点
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继续加紧内外联动，企图策划、实施新的暴力恐怖活动。新疆的恐怖活动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突出表现在：
(一)恐怖犯罪案件呈急剧上升态势
从近年新疆恐怖犯罪的发案数看，“东突”恐怖势力在境内的活动十分活跃。如伊犁、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区，特别是在首届亚欧博览会前夕，一些从南疆迁徙到北疆、内地的恐怖团伙成员加紧回到原籍策划实施恐怖活动，恐怖犯罪案件呈明显上升态势。全疆各地公安机关先后查获了一批恐怖组织或团伙，抓获涉案人员数百名，有力地打击了敌对势力的有生力量。但由于滋生恐怖分子的土壤与温床——非法宗教活动的屡禁不止，加之境外敌对势力和“东突”恐怖势力对“7·5”事件的歪曲宣传，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极力煽动民族仇恨和宗教仇恨，致使新疆境内部分宗教情结深厚的穆斯林群众陷入宗教狂热，并开始积极加入恐怖组织或团伙，期待为了“真主”消灭“异教徒”而进入“天堂”。他们跨地区、跨县市密切联系，相互之间传授、学习制枪制爆技术，积极实施恐怖活动。因“7·5”事件而引发的报复性恐怖案件明显上升，2010年至今，新疆已经发生多起社会影响较大的恐怖事件。如2011年影响较大的和田“7·18”事件和喀什的“7·30”“7·31”事件以及2012年“2·28”叶城暴力恐怖袭击事件。
(二)恐怖犯罪手段多样、残忍，并极力效仿国际恐怖主义
从“7·5”事件以来新疆发生的恐怖犯罪案件看，恐怖分子的作案手法日益与国际恐怖组织的作案手段接轨。恐怖分子作案手法多样，犯罪手段残忍，有的恐怖分子随身携带利斧、刀具随时准备实施犯罪，有的则动员亲属实施人体炸弹袭击，有的效仿“基地”组织的“斩首”“割喉”等极端残忍的暴力手段，且呈现多人联手作案、连环作案的趋势，扩大作案范围的意图明显。如在2010年阿克苏“8·19”爆炸案件中，暴力犯罪分子驾驶三轮摩托车冲向阿克苏市依干其乡联防队员巡逻队所处位置抛出爆炸装置引发爆炸，致7人死亡，14人受伤，造成现场数辆警用摩托车及民用两轮电动摩托车被炸毁。在2011年和田“7·18”事件中，恐怖分子为了扩大影响，争取更多穆斯林的支持，在袭击处于闹市区的派出所后，在派出所的屋顶迅速悬挂反动宗教旗帜，并高呼反动口号，企图煽动闹事区内的群众加入到他们的行动中。
(三)恐怖活动趋向采用“基地”组织的游击化运作方式
近三年来为应对我强力部门的严厉打击，“东突”势力开始改变行动策略，转而效仿“基地”的游击式运作方式进行小股分散的恐怖活动。虽然从已经发生的恐怖犯罪案件看，“东突”实施恐怖犯罪的自发性、随机性增强，且规模较小，作案方式明显呈现分散化，但除个别案件属于无组织的个体行动外，大部分恐怖犯罪案件事前仍经过精心的预谋、组织和策划。2011年7月下旬，和田、喀什连续发生的三起恐怖犯罪案件，事前恐怖分子均经过了长时间的精心策划与准备。恐怖活动趋向“游击化”的运作方式，增加了我们的预警和防备难度。
(四)恐怖分子选择的作案时间与地点更具有策略性
如和田“7·18”事件，恐怖分子不仅避开了警方戒备的高度敏感期，选择在和田地委新旧领导班子换届的敏感节点，反恐工作相对处于薄弱之际，将作案地点定位于闹事区的基层派出所。选择敏感节点、重大事件或节日进行恐怖活动是恐怖势力的一贯做法。但这次选择在当地最高领导新旧交替之际尚属首次，值得我们深思。
(五)恐怖分子本土化
从近三年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人员来看，多为不在强力部门视线范围内的80后、90后等新生代本地人员，文化程度低，且犯罪主体之间多有亲戚关系，呈现家族式作案倾向，除个别案件有“东伊运”背景外大多无境外操纵背景。
(六)组织化程度明显降低
从近两年发生的恐怖案件来看，实施恐怖活动的犯罪主体已经从以往组织化程度高转向组织松散的恐怖团伙。这些恐怖团伙虽无具体的活动计划，但行动快、发展快，即时性、突发性和随意性增强，增加了强力部门的防范难度，现实危害突出。
二、“东突”恐怖势力发展趋势分析
(一)深受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中亚恐怖主义的影响
2011年以来，国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革，北非、中东、西亚乃至欧美发达国家，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骚乱及重大恐怖事件连续不断。特别是“基地”组织精神领袖本·拉登被美军击毙后，塔利班频繁发起对巴基斯坦、阿富汗及驻阿美军的报复性恐怖袭击，也门动荡的局势促使其国内的恐怖势力迅速壮大。同时，随着美军对塔利班的军事打击及其撤军行动，促使南亚、阿富汗的恐怖分子及流窜在此的中亚恐怖分子、“东突”恐怖分子不断渗入、回流至中亚和新疆。特别是对新疆影响较大的“基地”的同盟组织——老巢位于阿巴部落区的“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以下简称“乌伊运”)、“伊斯兰圣战联盟”等恐怖组织近来不断向北回流，重返中亚，致使中亚地区的恐怖势力与宗教极端势力活动异常活跃，使本就动荡的中亚局势趋于复杂化。2011年底，哈萨克斯坦连续发生的爆炸及其西南部的石油重镇扎纳奥津地区发生的大规模骚乱，吉尔吉斯境内恐怖事件亦频发，这表明中东、北非动荡的局势已经对中亚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毒品是该地区恐怖组织的主要经济来源，在进行恐怖活动的同时，恐怖组织还与有组织犯罪集团加紧勾结进行毒品犯罪活动，以建立自己的犯罪企业，加剧了中亚地区本就动荡的局势。
作为与中亚地区毗邻的中国新疆，跨界民族及宗教因素使新疆与中亚有着天然的联系，而中亚又是“东突”恐怖势力盘踞的主要地区。近年来，境外“东突”势力继续积极谋求在境内发展组织人员。如盘踞中亚的境外反动分裂组织“维吾尔人民党”的头目卡哈尔曼宣称要在吉尔吉斯前外逃边民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发展上万名党徒。境外恐怖组织“东伊运”的头目艾山·买合苏木在国外被击毙后，该组织虽然沉寂了一段时间，但近期又活跃起来，并成为“乌伊运”的主要成员。它不仅企图策划在新疆境内实施恐怖活动，而且参与“乌伊运”恐怖组织在中亚实施的恐怖活动。目前“东伊运”不仅继续有计划地、有组织地从新疆向境外输送人员，且其招募人员的主要方式转变为家庭式发展，女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原来隐藏在中亚国家的一些地下“疆独”组织开始浮出水面并进行活动，如在吉、乌两国曾分别发生“疆独”组织非法集会举行声援“七五”的示威活动。“乌伊运”“伊斯兰圣战联盟”等中亚地区恐怖组织与宗教极端势力活动的日渐频繁，对境内外的“东突”势力产生了刺激与仿效效应：2011年7月中下旬，恐怖团伙在和田、喀什先后实施的三起暴力恐怖活动，特别是喀什在24小时内接连发生两起，已充分表明新疆“东突”恐怖势力正极力效仿国际恐怖主义。
尤其需要我们重视的是，在南亚的巴基斯坦，除“基地”组织及“塔利班”频繁活动外，近日该国境内又出现了“恐怖训练速成班”，此速成班可以在短期内让学员掌握发动袭击的技术和知识。①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目前新疆发生的暴力恐怖案件有90％以上均由“伊吉拉特”团伙实施，新疆发生的很多恐怖案件，实施犯罪的成员均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恐怖训练营受过训练。如中国政府宣布的第三批恐怖分子。从近两年的情况看，由于受宗教极端思想的毒害，近期新疆不断发生有组织地策划企图经由内地边境省市或者新疆边境地区偷渡至巴基斯坦、阿富汗参加“圣战”的案件，且已有部分人员成功出逃。因此，出逃人员参加“恐怖训练速成班”之后回国实施活动的可能性极大。
(二)宗教极端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将为“东突”恐怖势力培养与发展恐怖分子提供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目前，“东突”恐怖势力在进行恐怖活动的同时，不断加强“东突厥斯坦独立论”思想体系的建设与舆论宣传，最为明显的就是宗教极端思想的宣传已经日益本土化，隐蔽性增强。自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全区非法宗教活动呈明显上升趋势，参与非法宗教活动的女性、儿童日益增多，出现跨地区教学经同“迁徙”活动相结合，通过“台比力克”及家族式渠道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已普遍化。境内“东突”恐怖势力千方百计地将各种问题、矛盾与现象转化为所谓的“民族、宗教问题”，无限放大、歪曲。新疆的名称、新疆的历史以及新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任何诸如经济发展、社会矛盾以及文化教育等问题均可被他们转化为政治问题和所谓的“民族、宗教问题”，并借此煽动暴乱、制造民族矛盾和民族隔阂。由于他们打着宗教的外衣，对伊斯兰经典进行断章取义后向群众宣传，普通信教群众基于对宗教的崇拜和忌惮以及有限的宗教知识，根本不敢有歧义。而网络的便捷、快速及高科技电子产品的增多，使得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方式更为灵活、隐蔽。他们还积极借助手机视讯、家族聚会、公共聚会、集市等加强口头宣传，大大增加了社会管理难度，并成为防范恐怖犯罪难点。
由于非法宗教活动、地下讲经点宣讲内容极端化趋势日益明显，宗教极端思想传播的“家族式”态势，致使我区目前已经出现宗教极端思想的意识形态化趋向：宗教极端思想已经渗入相当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群众的头脑，导致其社会生活的日益极端化，如穿戴宗教服饰、留大胡子、斋月期间餐馆停业等现象急增。目前，这种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已经开始由南疆向北疆、由重点地区向非重点地区转移。需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由于民族认同感、宗教认同感使得披着宗教外衣的极端思想的传播在新疆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以跨国宗教极端组织“伊扎布特”为代表的宗教极端势力对我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已使宗教极端思想趋向意识形态化，如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将对新疆的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严重威胁。
(三)被打击处理过的“三种分子”②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
2010年以来，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南疆地区的重点监控人员为了逃避当地的监控、打击，出现举家搬迁到北疆(如伊犁地区)或内地，喀什亦发现多批人员向阿克苏、和田等地结网纠集。一些被我打击处理过的“三种分子”相互之间联姻攀亲，企图通过姻亲关系织成一张外界难以进入的网，一些刑释解教的危安人员被当地或外地一些人视为“英雄”入户去家中看望并给予物质上的支援。虽然目前这部分人无所行动，但他们对周围人员的影响将对我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四)网络恐怖渗透加剧
目前，网上反动言论、反动文章、反动视频不断增多，屏蔽一个很快又出现一个，严重侵蚀着许多青少年的心灵。如2010年8月9日，东伊运在境外20多家网站发布恐怖视频，煽动境内维吾尔人对“异教徒”进行“圣战”，而“美维会”网站则号召维吾尔人要培养子女的“民族精神”。境外敌对势力还企图利用斋月敏感时段，煽动境内“东突”恐怖势力制造事端。境外媒体及非政府组织亦借中国的一些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煽风点火，对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人权状况等横加指责。如5月底新疆库尔勒发生的一起非法教经点致非法学经儿童死亡事件，境外网站不顾事实真相歪曲报道，而“世维会”等境外敌对组织则借此将该事大肆渲染，和新疆“流浪儿童”问题挂钩，并攻击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③对于“东突”恐怖势力实施的恐怖犯罪案件，境外敌对势力一向着重强调“维吾尔人反抗政治压迫所爆发的行动”，并肆意歪曲扩大事实、着重笔墨加以渲染，而对于恐怖犯罪给中国及无辜群众造成的严重危害，或者宗教极端势力侵害儿童身心健康的事实却轻描淡写，甚至不提。
(五)“伊吉拉特”④的现实威胁日益加大
目前“伊吉拉特”在新疆的团伙规模迅速扩大，并呈现出较快的扩展性、较深的隐蔽性、较大的流动性、较多的自发性、强烈的趋外性、鲜明的暴力恐怖性以及团伙成员思想的顽固性和团伙组织的松散性等特点。自2009年以来，自治区破获的涉暴涉恐案件90％以上都是“伊吉拉特”组织实施，该团伙成员表现出极端思想的顽固性、鲜明的暴力恐怖性及自杀式恐怖袭击方式，使得“伊吉拉特”的现实威胁加大。如2008年库车“8·10”连环爆炸案、2011年和田、喀什的“7·18”“7·30”“7·31”暴力恐怖案件、“12·28”皮山劫持人质案、2012年“2·28”叶城恐怖袭击案等，均显示出恐怖分子行为的残暴性、思想的极端性及亡命性。同时，“伊吉拉特”已经成为境外暴力恐怖组织“东伊运”发展组织、聚合人员、扩大力量的主要方式。目前，“东伊运”与“伊吉拉特”之间已经形成“人员流”和“物质流”，“伊吉拉特”成员和具有“伊吉拉特”思想的人已经成为境外“东伊运”补充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对策思考
鉴于新形势下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特点，我们必须树立新的安全观，正视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建立健全打击、防范恐怖犯，罪的法律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
(一)科学认识新疆反恐怖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艰巨性
冷战后，恐怖主义、民族、宗教等非传统领域安全威胁因素日益加大，并与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因素交织。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中共十六大明确将打击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议题提上日程，提倡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国际安全观，其宗旨是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
目前，境外“东突”势力正在积极谋求进一步推进“新疆问题”的国际化，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与资助下，以“世维会”为代表的新型恐怖组织的活动日益频繁、公开。2011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实施对我“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开始重返东南亚的策略，力图对中国形成军事合围。其中美国以及西方一些反华势力正明里或暗里支持“东突”势力，就是将其作为手中的一张王牌，对我进行牵制。对于新疆境内发生的恐怖案件，对于中国政府每次对于恐怖犯罪的打击，西方媒体总是带着有色眼镜进行歪曲或别有用意的报道，境外“三股势力”更是借此策应西方媒体，这使得我们在打击恐怖犯罪活动中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并成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依法严厉打击“东突”恐怖主义活动的同时，要高度警惕“东突”分裂势力以政治斗争为手段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处理好反恐与反分裂的关系，将反分裂放在第一位，不能用反恐斗争代替反分裂斗争，要致力于铲除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在反对“东突”势力犯罪活动中，应把反恐怖、反极端纳入反分裂斗争的整体规划中，既要揭露其恐怖主义属性，更要强调其分裂主义本质。同时，要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及与境外跨国民族的关系。由于新疆境内有众多的跨国民族(如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孜、俄罗斯等)，跨国民族与同族保持着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和文化认同，这很容易被“东突”恐怖势力利用，使同宗、同族的民族感情、同族观念、宗教信仰超越其爱国感情、国家观念。因此，要警惕境外“东突”势力利用跨国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的一致性进行的民族分裂活动。我国政府除了要协调国内族际关系外，还要妥善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以及不同属性文明间的关系，建立一种国际综合安全体系。
(二)建立健全反恐怖工作协调机制
目前我国在预防和控制恐怖犯罪方面，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极为不畅，这是我国反恐怖策略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恐怖活动的根本措施之一，就是必须在组织管理上探讨建立有效的反恐怖协调机制和应急机制。反恐怖作战具有非正规作战的特点，单靠普通警察的力量是难以承担特殊的反恐怖任务的，乌鲁木齐“7·5”事件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随着信息技术全球化的发展及2011年以来席卷北非、中东和南亚等地的骚乱、内战，特别是利比亚内战，致使大量的杀伤性武器脱离政府掌控，恐怖分子有可能借此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计算机病毒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恐怖活动成为转眼即发的意外事件。针对恐怖活动影响面大，危害严重及其暴力性的特点，必须采用有组织的综合手段，动员和协调包括军队、警察、情报、海关、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的力量，建立一个权威的日常领导机构，在机制上加强协调，明确各职能部门在反恐怖工作中应担负的职责、任务以及相互配合协作等具体运作机制，以便对发生的恐怖活动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能够及时有效妥善处理。
(三)加强情报信息工作，提高预知预防的能力
2010年以来新疆发生的恐怖案件，对目前中国政府采取的以防备为主的反恐策略带来新的考验，警示政府必须更加重视情报搜集、可疑分子监控等主动预防措施。要尽可能地采取各项措施，发展秘密力量，尽可能地多搜集和掌握“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动向及相关情报信息，做到敌动我知，先发制敌，尽最大可能将恐怖活动制止在预谋阶段，将暴力恐怖活动消灭在萌芽时期。
(四)加大对出入境人员的管理力度，强化对可疑人员的甄别、核查力度
新疆边境线长，山口多，虽然有边民及边防武警日夜巡逻，但边境管理工作难度、强度依然较大。所毗邻的几个周边国家又都是“东突”恐怖势力、国际恐怖组织活动猖獗的地区，且在中亚国家的许多“东突”组织与境内的“东突”恐怖势力联系紧密。近几年，已发现多起偷越边境或通过求学、访问等进入他国参加境外反动组织的事件。如2011年12月28日皮山县破获的一起恐怖团伙劫持人质、偷越国边境未遂案。鉴于此，自治区应一方面继续加大对护边、守边工作的投入力度，并逐步将其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另一方面，公安边防、武警要加强对边境地区出入境的管理力度，强化、完善对可疑人员的甄别、核查力度。
(五)健全、完善网络和通讯监管法律体系，加强对营运商及互联网的管理力度
目前全球共有13台域名根服务器，其中1个为主根服务器放置在美国，美国领导和掌控着世界互联网。⑤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互联网网民最多的国家，而互联网也已成为境外敌对势力和“东突”恐怖势力对我进行反动宣传的重要方式和手段。2011年美国虽宣布10月停播美国之音华语广播，但即将推出中文及俄文的“Twitter”账户，近期美国国务院又计划斥资7000万美元，设立“影子”互联网和手机通讯网络，帮助他国反政府组织或人员与外界通讯，避开本国政府监控或封锁网络，⑥这意味中国目前面临的网络风险在日益增大。鉴于此，政府应加强网络防御技术的研究，在国内建新Internet根服务器，加强网络监管法律体系的健全完善，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上建设下一代互联网，目前至少要保证国内的站点由国内的域名服务器来解析。
(六)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完善法律法规
从法律角度科学界定非法宗教活动，帮助各族群众厘清非法宗教活动与正常宗教活动。相关部门应高度警惕巴基斯坦伊斯兰复兴运动“塔布利团”(即“泰比力克”)在我国的宣教活动，采取有效措施遏止宗教极端思想日趋意识形态化的势头，如以群众关心的话题和问题为切入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宣传内容融入各项群众活动中，在潜移默化中持续不断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形成宣传教育工作机制的常态化，摆脱目前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假、大、空现象。
(七)充分认识“伊吉拉特”活动的严重危害
新疆各级政法部门要继续保持对“伊吉拉特”的严打高压态势，尽可能地压缩其生存空间。统战部、民宗委、宣传部等相关部门应积极组织少数民族专家学者举行宣讲活动，加强对信教群众的教育引导，帮助群众认清“伊吉拉特”的反动本质与危害。同时，还应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文体活动，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为群众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
(八)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
组织专门力量梳理研究流传于社会的各种反动书刊(如《路标》、《伊吉拉特的感想》等，找出应用性强、操作性强的批驳性观点用于日常宣传工作中。同时，加大对非法宗教宣传品的查堵、查扣力度，合力封堵源头，全面封堵“东突”恐怖势力对我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九)清醒认识中国面临的反恐困境
出于扼制中国的政治、军事策略的需要，西方对于事关他们利益的事情，就认定为恐怖袭击，对于可“别有利用”的事情，就转移事件本质。西方国家反恐“双重标准”及借所谓“新疆问题”大肆传播“世维会”等境外“疆独”组织的谬论，将骚乱根源归结为“中国打着反恐旗号镇压维吾尔族人”，而罔顾事件死伤者及他们家人的痛苦是他们的一贯作法，是对中国人权最直接的践踏。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反恐所面临的困境是西方国家牵制中国的策略，对于国外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对所谓“新疆人权、民主、宗教”等问题的歪曲报道，我们根本不应过度在意、解读，而应坚持中国的法律，正确理解认识“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反恐斗争中坚决摒弃将民族宗教与刑事打击联系在一起的错误思想，坚持“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把一切问题与民族宗教挂钩。”⑦
注释：
①巴国出现恐怖训练速成班西方深感担忧[EB/OL].(2012－05－14)[2012－05－20]. 联合早报．
②“三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
③王树勤．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网上恶意传播虚假信息行为[EB/OL].(2012－06－04)[2012－06－04]. 天山网讯．
④“伊吉拉特”，即迁徙的意思。
⑤互联网遭2002年以来最严重黑客袭击[EB/OL].(2012－07－15)[2012－06－01]. http：//tech.qq.com/zt/2007/gaoguan60/.
⑥美伊“斗法”网络空间美咄咄逼人伊朗见招拆招[N].中国青年报．2012－03－16.
⑦2010年8月26日下午，自治区党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上张春贤书记的讲话[EB/OL].(2012－07－15)[2012－08－27]. http：//www.tianshannet.com.cn/news/content/2010－08/27/content_5189126.htm.
星期四, 9月 11, 2014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全球化
作者：涂龙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译审
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四期
文章编号：1673－5161（2007）04－0043－10中图分类号：D371文献标识码：A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02JAZJDGJW011）的前期成果。
摘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的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也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创始人哈桑·班纳一生致力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的国际化，在他及其继任者的不懈努力下，穆兄会已经发展成为遍及数十个国家的庞大的国际组织。再如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政权致力于输出伊斯兰革命。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于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并不仅仅出于安全、财政等方面因素考虑的一般意义上的移民，而是被看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穆斯林为“主道而战”所进行的一次新的“迁徙”，这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关系，也与伊斯兰教的“迁徙”和“圣战”传统有关。从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中就可以理解“迁徙”和“圣战”在普通穆斯林心目中巨大的感召力。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早年在麦加传教，告诫人们放弃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谴责多神信仰给阿拉伯人带来的愚昧和社会道德的堕落，宣讲末日审判和复活的观念，警告多神教徒若不归顺安拉，将在末日审判时遭到惩罚，并堕入地狱；而归顺者将在后世得到奖赏，永驻天园。另外，穆圣还提出了凡穆斯林不分氏族部落，皆为兄弟，应联合起来，消除部落仇杀等一系列社会改革主张，受到了下层民众的拥护。由于穆圣所传的教义触犯了麦加贵族的利益，他们便采取各种手段迫害穆斯林，直至搜捕杀害穆圣。因此，穆圣被迫于公元622年出走麦加，前往麦地那，并在麦地那建立了统一的穆斯林社团“乌玛”，为日后在圣战的旗帜下征服麦加贵族和统一阿拉伯半岛奠定了基础。由于迁徙事件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就把公元622年定为伊斯兰教纪元元年。因此，迁徙是穆斯林民族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是有组织、怀有宗教目的的特殊移民，是伊斯兰教哲学和智慧的象征。迁徙引领伊斯兰教成长，促使穆斯林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性的、不带地方主义色彩的国家。因此，对于穆斯林来说，迁徙是其引以为荣的事件，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是不会满足于一处永久居所的，哪里能履行信仰，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哪里就是他的家园。［1］
圣战则是指“为主道而战”，目标是在全世界建立伊斯兰政权，以《古兰经》和圣训规范世人的行为和生活。这一漫长的奋斗过程，《古兰经》称之为“杰哈德”，媒体把之翻译为“圣战”。圣战是穆斯林的宗教义务之一，它有大小之分、和平和暴力之别。“大杰哈德”是指信徒 “用心、用舌、用手”同自己内心的邪恶意念作斗争，净化心灵，虔信真主和使者，并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规劝世人，传播伊斯兰教；“小杰哈德”是指穆斯林用“剑”进行圣战，鼓励穆斯林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为捍卫和弘扬伊斯兰教而战。伊斯兰教第三任正统哈里发艾卜·伯克尔在发表其就职演说时，曾强调了圣战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放弃圣战，因为一个民族丢弃圣战时，它的尊严就会受到伤害，会被别人轻视，在安拉面前也将失去眷顾。［2］56-59
因此，迁徙和圣战的关系十分密切，迁徙是圣战的一部分，两者相互依存，都体现了伊斯兰的大一统精神和穆斯林的奉献精神。迁徙并不是由于遇到困难而逃避，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圣战使命而寻找更好的环境，它鼓励穆斯林为完成圣战使命而放弃物质世界的引诱。穆圣率领穆斯林光复麦加后，一些穆斯林认为迁徙不再需要，但穆圣强调：只要圣战存在，迁徙就不会终止。他号召信徒们：为了消灭不信道者，你们不要中止迁徙。
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三次迁徙浪潮
伊斯兰极端势力之所以离开埃及这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源地，是多方面原因所致：首先，极端分子在埃及境内面临世俗政权的严厉镇压，迫于严峻的安全形势，只能逃离埃及，寻找更安全的地方继续从事“圣战”事业；其次，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海湾石油富国或欧美国家，有的是为自己及家庭挣钱打工，有的则是受其组织派遣去筹集活动经费；再次，一些穆斯林极端分子信奉极端组织鼓吹的“迁徙”和“圣战”理论，出国寻找更适宜履行“圣战”义务的地点，以便积聚力量，为最终重返埃及、解放被世俗政权统治的“查希里亚社会”做准备；最后，埃及伊斯兰阵营、特别是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也促使一部分极端分子远走他乡。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被暗杀后，上下埃及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发生大分裂——上埃及极端组织发展成为伊斯兰组织，下埃及则发展成为圣战组织。这种分裂对于那些希望短期就能在埃及恢复伊斯兰统治的极端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分裂意味着力量被削弱，也意味着伊斯兰政权的建立变得遥遥无期，在失望与愤懑之余，一大批极端分子决定离开埃及，另辟蹊径，继续“圣战”［3］。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穆兄会成员为逃避纳赛尔政权的镇压而纷纷离开埃及之际，埃及的极端组织当时并不赞同这种逃避现实的“迁徙”作法。以策划实施萨达特暗杀事件的圣战组织为例，该组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所有埃及极端组织中向国外迁徙极端分子最多的组织，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反对通过“迁徙”进行圣战。该组织埃米尔阿卜杜勒·萨拉姆·法尔吉在其《缺席的义务》一书中写道：有人称建立伊斯兰国家的途径是迁徙到另一个国家，并在那里首先建立伊斯兰国家，然后再打回国。但是，为了积蓄实力，他们其实应该首先致力于把自己的国家改造成伊斯兰国家，然后再征服其他国家。［4］萨达特暗杀事件以及上埃及暴动的失败，使得圣战组织成员随后多以合法和非法的身份逃往国外。
埃及极端分子的第一次迁徙浪潮，首先是在埃及境内实现的。当时，在穆斯林组织（定叛与迁徙组织）的号召下，该组织的数千名追随者放弃了尼罗河三角洲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生活环境，集体迁往某一艰苦地区，尝试建立伊斯兰政权，按照《古兰经》和圣训行事。但是，这种迁徙受到了组织形式、地理环境和安全局势等方面因素的明显制约，很快被证实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迁徙，埃及安全机构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并对其进行围剿和铲除，这使得埃及极端分子产生了向国外迁徙的念头。瓦希德·奥斯曼本是伊斯兰组织的继任埃米尔，也被认为是“国内迁徙”的创始人。他的迁徙观念的转变有一定的代表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奥斯曼谈到国外迁徙的问题时承认：对于穆斯林组织而言，迁徙是必经阶段，该组织成员只有经过迁徙，才能加入圣战行列。他说，穆斯林应该迁徙到由“明君”统治的地域，即使这一“明君”同样是不信伊斯兰教的“卡非尔”也没有关系。奥斯曼说，穆斯林组织认为，所有阿拉伯国家都不能满足“明君”统治的条件，而对于穆斯林圣战者来说，全球每一个角落都是安拉治下的土地，都可供他们迁徙。因此，该组织成员原本有意向欧洲迁徙，如挪威、瑞士等是他们眼中的“公正国家”。但是，穆斯林组织的创始人、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却坚持认为，也门是迁徙者的明智之选。因此，在舒克里·穆斯塔法等人因绑架杀害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事件被处决后，穆斯林组织的一大批成员根据前埃米尔的遗愿，逃往也门。他的继任者、号称“阿布·古什”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在舒克里·穆斯塔法被处决后，收集残部，向也门迁徙，并从也门继续向其他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迁徙。［5］
其实，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并不是穆斯林组织第一个主张向国外迁徙的领导人。在他之前，该组织领导人之一的萨拉赫·沙维已经主张迁徙了。沙维因反对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杀害被绑架的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认为这样做会使该组织暴露在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遭致灭顶之灾），便在这起事件上与埃米尔发生了尖锐冲突，并最终导致与该组织发生分裂。1981年，萨达特暗杀事件后，沙维也是被埃及安全机构通缉的逃犯之一，但他成功逃往也门，并在当地结识了一名加入了穆兄会的部落酋长。后者对沙维的“定叛与迁徙”理论大为赏识，于是决定弃穆兄会，投入穆斯林组织的怀抱。在这名酋长的鼎力支持下，沙维随后往返于埃及、沙特和巴基斯坦之间，并最终在巴基斯坦一所伊斯兰宗教大学里任教，得以继续从事他的“圣战”事业。［5］
穆斯林组织的竞争对手——埃及圣战组织的头目之一、曾加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的圣战头目哈桑·希拉维也走过了一条类似于沙维的“圣战”道路。希拉维原与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在迁徙问题上尖锐对立，主张通过圣战手段实现建立伊斯兰政权的理想，竭力反对舒克里·穆斯塔法的“定叛与迁徙”理论，与穆斯林组织争夺会员和支持者。为此，一个自称为“绿营”的伊斯兰组织极端小组，曾试图暗杀希拉维。1977年，希拉维因卷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发动的军事技术学院的未遂政变事件而被判7年监禁，迫使他放弃反对迁徙的一贯思想，逃往沙特躲避牢狱之灾。直到1993年，才被穆巴拉克政府引渡回国服刑。［5］
综上所述，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埃及极端分子全球化迁徙的第一波浪潮是由埃及伊斯兰党和穆斯林组织的残余势力掀起的，迁徙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逃避萨达特政权对这两个极端组织的打击迫害。但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迁徙出国的极端分子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当时认同“定叛与迁徙”理论和对现政府失望的其他埃及人，也加入了迁徙国外的行列，不少人到了也门、沙特、伊拉克等国，寻找生计和避难。
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行动则源于阿富汗圣战。1979年12月，前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试图用武力控制这个连接欧亚大陆的小国。在前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阿富汗阿明政权不堪一击，一周内便告亡国。阿富汗是个伊斯兰国家，境内98％以上的居民是穆斯林，其中90％是逊尼派穆斯林。前苏联的悍然入侵，激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一片声讨。出于当时美苏争霸战略的考虑，美国认为前苏联对阿富汗的控制将对西方的石油生命线——海湾形成威胁。为此，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准备为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提供武器装备，利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前苏联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仇视与普通穆斯林朴素的宗教认同感，在世界范围内纠集反苏同盟，号召穆斯林为抵抗苏军占领阿富汗而进行圣战，并为其出谋划策，出钱、出枪、出力，以期把阿富汗变成拖住前苏联的“泥潭”，使之深陷其中，尽可能消耗前苏联的实力。［6］
当时，埃及萨达特政府正由于与以色列媾和而深陷孤立，遭到国内伊斯兰阵营的强烈反对和国外阿拉伯世界“背信弃义”的同声指责，阿拉伯国家集体与萨达特政权断交。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唆使萨达特政权放手让埃及境内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抵抗前苏联占领的圣战，双方一拍即合。当时，在萨达特政府看来，放手让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将有助于埃及摆脱因埃以媾和而陷入的外交孤立困境，通过宗教纽带和圣战观念重新联络海湾阿拉伯石油大国，恢复埃及地区大国地位；第二，大批极端分子出国，有利于国内治安以稳定国内局势；第三，阿富汗圣战者得到了海湾石油富国、美国等方面的经援，还可以消耗一部分埃及军队库存的武器弹药，将之变成现金。正是出于这样的短视考虑，萨达特政权为极端分子迁徙出国大开方便之门，导致这批阿富汗圣战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又把圣战输回埃及，酿成了埃及历史上恐怖暴力事件最猖獗、最血腥的一段时期。当然，作为阿富汗圣战始作蛹者的美国，最终也遭到了这些圣战者的报复，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
为吸引全世界圣战者到阿富汗，美国首先在纽约开设了第一个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由穆斯塔法·沙勒比负责接待来自埃及等国的圣战者，并把他们输送到阿富汗战场。随着阿战事的不断持续，此类接待站在美国最多时曾发展到17家。与此同时，埃及国内萨达特政权也为各类宗教组织公开招募圣战志愿者大开绿灯。1979年，上埃及明亚大学召开师生大会，要求支持阿富汗圣战。1980年，爱资哈尔大学召开大会，要求为志愿者赴阿富汗圣战敞开大门，为青年学生志愿者提供军训条件，并呼吁伊斯兰世界支持阿富汗圣战，断绝与前苏联的外交关系。随后，爱资哈尔宗教机构又多次举行群众集会，要求政府支持阿富汗圣战。这些来自民间的要求与萨达特政府在阿富汗圣战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为此，萨达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卡迈勒·哈桑·阿里同意为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极端分子提供军训基地，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也多次呼吁国民为阿富汗圣战行动捐款，人民议会也公开发表声明，呼吁向阿战场派遣圣战志愿者。有消息说，埃及军方当时曾使用卡纳军用机场，向阿富汗运送埃及圣战志愿者。
在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呼吁中，埃及的一些行业工会在招募志愿者方面异常活跃，特别是在埃及穆兄会的喉舌——《呼声》杂志上刊登了设在阿富汗的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的电话和具体地址后，志愿者人数成倍增加。另外，在向阿富汗输送志愿者的行动中，沙特也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沙特担心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其势力范围会扩张到海湾，对沙特政权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与两大圣城的守护者，在涉及泛伊斯兰问题上，沙特凭借其雄厚的石油美元实力，一直以护教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借以利用宗教纽带以扩大其在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为此，沙特当时为阿圣战者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医疗援助。
对于埃及境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来说，在萨达特暗杀事件和上埃及暴动失败后，时刻面临着被安全机构追捕的危险。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无疑于天赐良机。另外，一些圣战狂热分子也试图通过阿富汗圣战的历练，为重新“杀回”埃及夺取政权积累战斗经验。因此，地形崎岖、条件恶劣的阿富汗，一时成了圣战者向往的理想天堂。1984年初，圣战组织决定把一些曾因卷入萨达特暗杀事件的极端分子送往阿富汗参加圣战。1985年，伊斯兰组织的第二代领导人在上埃及实施重组后，也开始向阿富汗战场输送圣战志愿者。据悉，第一个抵达阿富汗的埃及圣战志愿者是圣战组织的头目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他与上埃及阿斯尤特大学的一批朝觐者一起，取道沙特前往阿富汗。接着，该组织另外两名头目阿里·阿卜杜勒·法塔赫（化名“阿布·尤斯里”）和暗杀萨达特总统的凶手哈利德·伊斯兰布里的大哥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也从埃及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成功逃脱，前往阿富汗。在伊斯兰组织中，最著名的圣战志愿者为阿卜杜·拉布·拉苏勒·萨耶夫，曾担任过阿富汗圣战流亡政府的总理，是埃及伊斯兰组织在阿富汗圣战初期的重要头目。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加入了由阿富汗前总理、现被美国人称为“本·拉登第二”的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当时，无论是萨耶夫还是希克马蒂亚尔，都对圣战志愿者加入自己的队伍持欢迎态度，以便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势力，为苏军撤出阿富汗之后捞取更多的政治和军事资本做准备。［5］
埃及伊斯兰组织的圣战志愿者抵达后，首先在阿北部边境一个叫加吉的地方建立了军事训练基地，起名为“伊斯兰哈里法军营”。但不久以后，由于该营地气候十分寒冷，来自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埃及志愿者很难适应，该营地后南迁至赫尔敦地区，新营地起名为“苏希卜烈士军营”，以纪念1990年5月16日战斗中被打死的埃及圣战先行者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军营里分工明确，里法伊·塔哈、穆斯塔法·哈姆扎和阿德里·尤素福负责军训工作，哈利德·哈纳菲负责医疗工作，塔拉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和乌沙姆·鲁什迪负责军营的宣传工作，并主编《民兵》杂志。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逐渐统一到扎瓦赫里的领导之下，并与本·拉登建立了密切联系，从他那里获取军训经费。扎瓦赫里圣战派别也有他们自己的《法塔赫》杂志，后又更名为《圣战者报》。［7］212-213
埃及圣战组织和伊斯兰组织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主要通过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恐怖大亨”本·拉登的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设在开罗的分公司网罗圣战者。当时，沙特政府把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城的扩建工程承包给了拉登家族旗下的公司，由于沙特缺乏劳动力，而埃及劳动力过剩，且成本较低，因此，沙特内政部和沙特驻开罗使馆为该公司从埃及引进各类技术人才和一般劳务人员提供了方便。随着一大批埃及熟练工人、工程师和技师等进驻工地，本·拉登也开始在他们中间秘密招募阿富汗圣战志愿者，并在沙特境内为这批新招募的志愿者开设了接待站，为阿富汗战场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类圣战人才；第二，通过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大批志愿者通过这条途径前往设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各个救援机构工作。拉登家族的公司也从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在阿富汗的工程中获益，该机构在阿富汗15家救援机构的土建工程就是由拉登家族承包建设的。在这些救援机构中曾有900名阿拉伯人从事各类救援工作，其中来自埃及的志愿者就多达300人。2006年，被扎瓦赫里宣布为圣战组织新埃米尔的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就曾是一名参与圣战救援工作的志愿者；第三，通过伊斯兰世界联盟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该组织成立于1962年，总部设在麦加，在100多个国家开设了办事处或派驻代表，负责协调全世界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事宜。该协会在埃及的办事处利用组织朝觐者的机会秘密招募圣战者，朝觐者抵达沙特后，如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只需到本·拉登在沙特开设的名为“安萨尔之家”的接待站报名即可。接待站有专人为这些圣战者制作新护照，为每人取一个化名，在阿富汗方面的配合下，这些人只需办理沙特的出境手续，便可顺利抵达伊斯兰堡，进入设在白沙瓦的沙特圣战者军营。当然，并非每位朝觐者都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一些人在朝觐后返回了埃及，而另外一些人希望借着朝觐的机会到沙特淘金。这些人中，很多人因在沙特找不到工作而选择铤而走险，经不起圣战招募者的蛊惑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投奔阿富汗战场。
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全球蔓延
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不仅没能因此实现南下海湾的战略目标，反而陷入了与阿富汗圣战游击队的持久战、消耗战之中，并开始渐渐步入灾难的深渊。在此形势下，前苏联被迫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从1982年美苏商谈撤军问题开始，到1989年前苏联政府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完成，差不多用了7年的时间。
随着前苏联兵败阿富汗和圣战者进驻喀布尔，伊斯兰狂热分子的圣战使命便宣告结束。与此同时，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阿富汗新政权面前，那就是这些圣战志愿者的归宿问题。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训练有素，有极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由于圣战者人数众多，他们如果与当地某一军阀结盟，甚至能改变阿富汗的政治格局和各派间的力量对比。据来自美国国会的资料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中，有3500名阿拉伯圣战者，到八十年代中期，其麾下的阿拉伯圣战者多达1.6万人。如果加上阿富汗游击队其他派别的阿拉伯圣战者，这支圣战队伍是一支绝对不容小觑的力量。不少人认为，由于人员分布广，来历杂，因此阿拉伯圣战者的实际人数可能永远是个谜。但无论如何，埃及圣战者在他们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埃及境内兴风作浪的极端组织头目，大多是从阿富汗圣战战场回国的，或是曾在各个中转站负责接待这批圣战者的极端分子。埃及新闻媒体曾报道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埃及人有600人，其中150人在前苏联撤军后回到埃及境内，这其中又有70人被埃及安全机构抓捕。但更多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字只是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极端分子实际人数的冰山一角。另据埃及内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参加阿富汗圣战的埃及人有1000人左右，在圣战结束后分散到12个国家，其中包括8个欧洲国家。这一数据并未计算那些已经在1992年后通过各种途径返回埃及境内的圣战者。事实上，留在阿富汗的埃及圣战者是少数，多为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这些人早已是有家不能回，等待他们的只有死刑或牢狱之灾。［5］
当初，当埃及圣战者满腔热血奔赴阿富汗战场时，大多数人心中只有圣战一个念头，还来不及考虑圣战之后自己的归宿问题。前苏联撤军后，随着圣战使命的终结，对于阿富汗人来说，该是“卸磨杀驴”的时候了，阿富汗新领导人对阿拉伯圣战者明显表露出了冷淡。有分析人士认为，促使阿拉伯圣战者最终放弃阿富汗而散布到世界各地，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阿拉伯圣战者都为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阿富汗人担心有朝一日养虎为患，殃及自身。前苏联撤军后的第一任阿富汗总统穆贾迪迪就曾对阿拉伯圣战者滞留阿富汗公开表示忧虑；第二，苏联撤军后，由于各武装派别政见不合，分肥不均，阿富汗随即爆发内战，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富汗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避免招致杀身之祸，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内战中尽可能恪守中立，苦苦支撑，伺机寻找合适渠道离开阿富汗；第三，为了讨好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阿富汗新政权开始引渡一些被各国安全机构追捕的极端分子，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与扎瓦赫里一起创建埃及圣战组织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希姆·沙尔加维，就是在那时由阿富汗新政权引渡给埃及穆巴拉克政府的。这使得那些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更是急于另投他处，以免被蒙在鼓里，有朝一日做了阿富汗新政权的“顺水人情”。
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的一些关键人物在前苏联撤军后的大体去向为：伊斯兰组织精神领袖奥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捷足先登，早在1990年5月便申请到了美国签证，定居纽约后因涉嫌卷入1993年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而被美国司法机构判处终身监禁；伊斯兰组织头目之一的穆斯塔法·哈姆扎移居苏丹，后从苏丹前往索马里；塔勒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及另外7名同伙在1993年申请到丹麦政治避难，塔勒阿特·亚辛潜回埃及境内，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起初在贾拉拉巴德居住了1年后前往伊朗定居，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此人不知去向，但据估计仍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国家一带活动；圣战组织头目之一的扎瓦赫里在1993年底申请到瑞士的政治避难，亚西尔·陶菲克·西里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他与该组织的另外一伙圣战者（最著名的有阿迪勒·阿卜杜勒·马吉德和撒尔瓦特·萨拉赫·谢哈特等人），在伦敦创建了一个名为“伊斯兰新闻观察所”的机构；当时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的著名埃及极端分子还有阿布·哈姆扎·马斯里，他的真实姓名是穆斯塔法·卡迈勒，曾参加阿富汗圣战，并于1994年返回伦敦，担任伦敦伊斯兰安萨尔协会会长和伦敦奉西里·巴尔克清真寺的伊玛目。另外，被指控策划制造1995年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未遂事件和1997年底卢克索袭击外国游客惨案的乌萨马·阿尤布，申请到了德国的政治避难签证，另一伊斯兰组织领导人乌萨马·鲁什迪则申请到了荷兰的政治避难签证，后移居土耳其。［5］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当时同意接纳一批阿富汗圣战者，为他们提供活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这批人往往是自己国家政权的反叛者，也是西方国家利用人权、民主等旗号向这些国家施压的工具。另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危害性的认识还不够，这也是造成这些圣战者能够从西方国家轻易获得政治避难资格的原因之一。除西方国家外，伊朗和苏丹也是接纳阿富汗圣战者的主要伊斯兰国家，基地组织的第一、二号人物本·拉登和扎瓦赫里，都曾在阿富汗战争后居留苏丹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个国家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掌权，都热衷于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愿意借助阿富汗圣战者来弘扬伊斯兰革命精神，争夺伊斯兰世界事务的主导权。而对于埃及圣战者来说，在阿富汗战争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苏丹和1994年爆发内战的也门这两个阿拉伯兄弟国家，那里没有语言障碍和宗教文化差异，从地缘上来说又距离自己的国家比较近，能找到相对安全的藏身之所。
需要指出的是，在阿富汗圣战后，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地以继续圣战使命，只是一部分来自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圣战者的追求，而另一部分圣战者则选择了投奔新的圣战战场。兵败阿富汗后不久，积重难返的前苏联便开始解体，原有的冷战格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被打破，世界出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在新旧体制更替的过程中，新的民族、宗教狂热取代了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争夺，成为新的地区动荡和武装冲突的根源之一，中亚五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和内乱、波黑内战、车臣战争、索马里内战、海湾危机等等，都为圣战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在这期间，最为引人瞩目的圣战者迁徙地有三个，即塔吉克斯坦、波黑和车臣，并与当地的社会动荡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塔吉克斯坦内战。1991年9月9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后，国内各种政治、宗教、地方利益集团斗争日趋激烈，导致政局持续动荡。1992年，塔吉克斯坦爆发内战，以伊斯兰复兴党、民主党为代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不甘心原共产党人继续执政，建立了救国阵线，并得到了当时阿富汗拉巴尼政府和马苏德军队以及伊朗、沙特、巴基斯坦和美国等国的支持，与塔吉克斯坦亲俄的世俗政权——拉赫莫诺夫政权展开了较量，内战一直持续到1997年6月双方签署《民族和睦总协定》。这场持续8年的内战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提供了新的圣战舞台，一批阿富汗圣战者在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迁徙到了塔吉克斯坦，并加入了当地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投入反对拉赫莫诺夫世俗政权的圣战当中。更为严重的是，内战期间，一些塔吉克斯坦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成了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反政府极端分子的后方基地，极端分子假道塔吉克斯坦进入乌兹别克斯坦，有些叛乱分子则在圣战失败后逃往中亚其他国家，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和该地区国家间关系。［8］
第二、波黑内战。以民族主义分离运动为特征的国家裂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迅速蔓延到了巴尔干地区，继前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后，前南斯拉夫分裂成5个国家。巴尔干地区历来是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冲突的焦点地区，波黑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信仰不一，又有历史上的民族血债，因而使分家冲突演变成了一场国际上不同宗教势力分别支持各自一方的旷日持久的血战——塞族得到东正教兄弟俄罗斯、希腊的同情和支持，信天主教的克族有西方背景，而穆斯林自然得到了广大伊斯兰国家的支持，从而使这场长达8年之久的波黑内战也蒙上了一层伊斯兰圣战的色彩，吸引着伊斯兰世界，包括那些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圣战者。［9］
第三、车臣战争。车臣问题一直是困扰俄罗斯的一大难题。车臣共和国位于北高加索的捷列克河沿岸，北与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为邻，南与格鲁吉亚共和国接壤，东靠达吉斯坦共和国，西部是北奥塞梯共和国。车臣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人口120多万，其中车臣人占大多数，为主体民族。车臣人祖居高加索山区，信奉伊斯兰教，是一个强悍尚武的民族，1859年被沙俄军队征服，车臣便沦为沙俄帝国的殖民地。前苏联解体前后，车臣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恶性膨胀，在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94年，俄罗斯为了平息车臣日益猖獗的分裂主义势力，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出兵镇压车臣反叛武装，正式打响了旷日持久的车臣战争。这一场由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同样也被蒙上了伊斯兰圣战的色彩，使车臣成为继塔吉克斯坦和波黑之后，又一个吸引全世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圣战战场。［10］
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的全球化
随着伊斯兰极端分子在阿富汗战争以后向世界各地迁徙，以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为首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触角也开始伸向世界各地。在欧洲，除设在伦敦的“伊斯兰新闻观察所”外，还出现了众多从不知名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如“世界公正组织”和“《古兰经》和逊尼派工作者协会”等等。一般认为，这些新成立的组织只是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在也门，由于1994年爆发了南北内战，也门中央政权对局势的控制能力有所下降，因此，那里也成了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的重要据点之一，最著名的军训基地有两个，即“马拉加什军训营”以及在首都萨那附近沙漠地带建立的“贵宾之家”，后者由也门马拉加什部落酋长、曾参加过阿富汗圣战的纳赛尔·法德利之子塔里克·法德里经营，在当地社会很有势力。另外，在也门还有“亚丁军”，美国指责该极端组织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牵连，2000年曾制造了美国“科尔号”驱逐舰在亚丁港遭袭事件。在苏丹，埃及方面曾指责苏丹境内设有至少17个恐怖分子训练基地，并策划制造了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事件以及卢克索惨案。
有关学者指出，从1989年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至1995年，这段时间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全球化的高潮阶段，此后，这种全球化趋势得到了遏止。［11］258-263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自从1993年纽约世贸大楼发生爆炸事件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产生了警惕，不再把他们视为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犯，也不再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经过几年的酝酿，西方国家从1996年起，开始拒绝向伊斯兰极端分子、特别是来自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发放入境签证。另外，在反恐问题上，西方国家与埃及、沙特等国开始进行合作，向这些国家引渡少数极端分子。这样一来，西方世界也不再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向往的理想避难所了；2.1996年，塔利班逐渐控制了阿富汗局势，使阿富汗再次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天堂”，不少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此后回流到阿富汗，寻求塔利班的庇护。本·拉登和扎瓦赫里就是在这一期间重返阿富汗的；3.1997年埃及最大的极端组织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内部发生严重分裂，伊斯兰组织被监禁的领导人宣布该组织放弃暴力，并得到圣战组织部分领导人的支持和效仿。［12］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削弱了它们的整体实力，挫伤了一部分极端分子的士气，也使极端组织全球化进程大大放慢。
但是，正是在这一时期，以本·拉登和扎瓦赫里等人为代表的极端分子，开始拼凑一个全球性的极端组织，在散布世界各地的、以阿富汗阿拉伯人为核心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分支机构的基础上，于1998年2月中旬宣布建立“世界反对犹太人和十字军伊斯兰圣战阵线”［13］，把圣战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犹太人和西方世界，随着1998年美国驻非洲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接连被炸，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圣战战略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原来利用西方世界的支持与庇护到与之反目成仇，打响了后来被美国总统布什称为“美国与伊斯兰法西斯”之间的一场圣战，基地组织这个全球头号恐怖组织逐渐浮出水面。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全球化，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既有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的宗教意愿的驱使，也有国内、地区和国际局势对这一进程产生的巨大影响。极端势力在其国内遭到严厉打压、政治诉求屡屡得不到满足之际，选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其战略调整的需要。此时，外部世界对待这股势力的立场，将对其全球化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处理伊斯兰极端势力问题上奉行的双重标准，是造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在阿富汗、波黑、车臣等地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支持与利用，无疑又加速了这股势力的全球化进程。“9·11”事件发生后，尽管美国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危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在处理同一问题时，美国并没有汲取“9·11”事件的教训，而是仍在奉行双重标准，这对全球反恐大局来说，将是十分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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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丽蓉）
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四期
文章编号：1673－5161（2007）04－0043－10中图分类号：D371文献标识码：A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02JAZJDGJW011）的前期成果。
摘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的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也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创始人哈桑·班纳一生致力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的国际化，在他及其继任者的不懈努力下，穆兄会已经发展成为遍及数十个国家的庞大的国际组织。再如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政权致力于输出伊斯兰革命。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于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并不仅仅出于安全、财政等方面因素考虑的一般意义上的移民，而是被看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穆斯林为“主道而战”所进行的一次新的“迁徙”，这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关系，也与伊斯兰教的“迁徙”和“圣战”传统有关。从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中就可以理解“迁徙”和“圣战”在普通穆斯林心目中巨大的感召力。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早年在麦加传教，告诫人们放弃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谴责多神信仰给阿拉伯人带来的愚昧和社会道德的堕落，宣讲末日审判和复活的观念，警告多神教徒若不归顺安拉，将在末日审判时遭到惩罚，并堕入地狱；而归顺者将在后世得到奖赏，永驻天园。另外，穆圣还提出了凡穆斯林不分氏族部落，皆为兄弟，应联合起来，消除部落仇杀等一系列社会改革主张，受到了下层民众的拥护。由于穆圣所传的教义触犯了麦加贵族的利益，他们便采取各种手段迫害穆斯林，直至搜捕杀害穆圣。因此，穆圣被迫于公元622年出走麦加，前往麦地那，并在麦地那建立了统一的穆斯林社团“乌玛”，为日后在圣战的旗帜下征服麦加贵族和统一阿拉伯半岛奠定了基础。由于迁徙事件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就把公元622年定为伊斯兰教纪元元年。因此，迁徙是穆斯林民族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是有组织、怀有宗教目的的特殊移民，是伊斯兰教哲学和智慧的象征。迁徙引领伊斯兰教成长，促使穆斯林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性的、不带地方主义色彩的国家。因此，对于穆斯林来说，迁徙是其引以为荣的事件，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是不会满足于一处永久居所的，哪里能履行信仰，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哪里就是他的家园。［1］
圣战则是指“为主道而战”，目标是在全世界建立伊斯兰政权，以《古兰经》和圣训规范世人的行为和生活。这一漫长的奋斗过程，《古兰经》称之为“杰哈德”，媒体把之翻译为“圣战”。圣战是穆斯林的宗教义务之一，它有大小之分、和平和暴力之别。“大杰哈德”是指信徒 “用心、用舌、用手”同自己内心的邪恶意念作斗争，净化心灵，虔信真主和使者，并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规劝世人，传播伊斯兰教；“小杰哈德”是指穆斯林用“剑”进行圣战，鼓励穆斯林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为捍卫和弘扬伊斯兰教而战。伊斯兰教第三任正统哈里发艾卜·伯克尔在发表其就职演说时，曾强调了圣战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放弃圣战，因为一个民族丢弃圣战时，它的尊严就会受到伤害，会被别人轻视，在安拉面前也将失去眷顾。［2］56-59
因此，迁徙和圣战的关系十分密切，迁徙是圣战的一部分，两者相互依存，都体现了伊斯兰的大一统精神和穆斯林的奉献精神。迁徙并不是由于遇到困难而逃避，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圣战使命而寻找更好的环境，它鼓励穆斯林为完成圣战使命而放弃物质世界的引诱。穆圣率领穆斯林光复麦加后，一些穆斯林认为迁徙不再需要，但穆圣强调：只要圣战存在，迁徙就不会终止。他号召信徒们：为了消灭不信道者，你们不要中止迁徙。
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三次迁徙浪潮
伊斯兰极端势力之所以离开埃及这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源地，是多方面原因所致：首先，极端分子在埃及境内面临世俗政权的严厉镇压，迫于严峻的安全形势，只能逃离埃及，寻找更安全的地方继续从事“圣战”事业；其次，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海湾石油富国或欧美国家，有的是为自己及家庭挣钱打工，有的则是受其组织派遣去筹集活动经费；再次，一些穆斯林极端分子信奉极端组织鼓吹的“迁徙”和“圣战”理论，出国寻找更适宜履行“圣战”义务的地点，以便积聚力量，为最终重返埃及、解放被世俗政权统治的“查希里亚社会”做准备；最后，埃及伊斯兰阵营、特别是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也促使一部分极端分子远走他乡。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被暗杀后，上下埃及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发生大分裂——上埃及极端组织发展成为伊斯兰组织，下埃及则发展成为圣战组织。这种分裂对于那些希望短期就能在埃及恢复伊斯兰统治的极端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分裂意味着力量被削弱，也意味着伊斯兰政权的建立变得遥遥无期，在失望与愤懑之余，一大批极端分子决定离开埃及，另辟蹊径，继续“圣战”［3］。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穆兄会成员为逃避纳赛尔政权的镇压而纷纷离开埃及之际，埃及的极端组织当时并不赞同这种逃避现实的“迁徙”作法。以策划实施萨达特暗杀事件的圣战组织为例，该组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所有埃及极端组织中向国外迁徙极端分子最多的组织，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反对通过“迁徙”进行圣战。该组织埃米尔阿卜杜勒·萨拉姆·法尔吉在其《缺席的义务》一书中写道：有人称建立伊斯兰国家的途径是迁徙到另一个国家，并在那里首先建立伊斯兰国家，然后再打回国。但是，为了积蓄实力，他们其实应该首先致力于把自己的国家改造成伊斯兰国家，然后再征服其他国家。［4］萨达特暗杀事件以及上埃及暴动的失败，使得圣战组织成员随后多以合法和非法的身份逃往国外。
埃及极端分子的第一次迁徙浪潮，首先是在埃及境内实现的。当时，在穆斯林组织（定叛与迁徙组织）的号召下，该组织的数千名追随者放弃了尼罗河三角洲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生活环境，集体迁往某一艰苦地区，尝试建立伊斯兰政权，按照《古兰经》和圣训行事。但是，这种迁徙受到了组织形式、地理环境和安全局势等方面因素的明显制约，很快被证实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迁徙，埃及安全机构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并对其进行围剿和铲除，这使得埃及极端分子产生了向国外迁徙的念头。瓦希德·奥斯曼本是伊斯兰组织的继任埃米尔，也被认为是“国内迁徙”的创始人。他的迁徙观念的转变有一定的代表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奥斯曼谈到国外迁徙的问题时承认：对于穆斯林组织而言，迁徙是必经阶段，该组织成员只有经过迁徙，才能加入圣战行列。他说，穆斯林应该迁徙到由“明君”统治的地域，即使这一“明君”同样是不信伊斯兰教的“卡非尔”也没有关系。奥斯曼说，穆斯林组织认为，所有阿拉伯国家都不能满足“明君”统治的条件，而对于穆斯林圣战者来说，全球每一个角落都是安拉治下的土地，都可供他们迁徙。因此，该组织成员原本有意向欧洲迁徙，如挪威、瑞士等是他们眼中的“公正国家”。但是，穆斯林组织的创始人、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却坚持认为，也门是迁徙者的明智之选。因此，在舒克里·穆斯塔法等人因绑架杀害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事件被处决后，穆斯林组织的一大批成员根据前埃米尔的遗愿，逃往也门。他的继任者、号称“阿布·古什”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在舒克里·穆斯塔法被处决后，收集残部，向也门迁徙，并从也门继续向其他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迁徙。［5］
其实，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并不是穆斯林组织第一个主张向国外迁徙的领导人。在他之前，该组织领导人之一的萨拉赫·沙维已经主张迁徙了。沙维因反对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杀害被绑架的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认为这样做会使该组织暴露在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遭致灭顶之灾），便在这起事件上与埃米尔发生了尖锐冲突，并最终导致与该组织发生分裂。1981年，萨达特暗杀事件后，沙维也是被埃及安全机构通缉的逃犯之一，但他成功逃往也门，并在当地结识了一名加入了穆兄会的部落酋长。后者对沙维的“定叛与迁徙”理论大为赏识，于是决定弃穆兄会，投入穆斯林组织的怀抱。在这名酋长的鼎力支持下，沙维随后往返于埃及、沙特和巴基斯坦之间，并最终在巴基斯坦一所伊斯兰宗教大学里任教，得以继续从事他的“圣战”事业。［5］
穆斯林组织的竞争对手——埃及圣战组织的头目之一、曾加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的圣战头目哈桑·希拉维也走过了一条类似于沙维的“圣战”道路。希拉维原与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在迁徙问题上尖锐对立，主张通过圣战手段实现建立伊斯兰政权的理想，竭力反对舒克里·穆斯塔法的“定叛与迁徙”理论，与穆斯林组织争夺会员和支持者。为此，一个自称为“绿营”的伊斯兰组织极端小组，曾试图暗杀希拉维。1977年，希拉维因卷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发动的军事技术学院的未遂政变事件而被判7年监禁，迫使他放弃反对迁徙的一贯思想，逃往沙特躲避牢狱之灾。直到1993年，才被穆巴拉克政府引渡回国服刑。［5］
综上所述，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埃及极端分子全球化迁徙的第一波浪潮是由埃及伊斯兰党和穆斯林组织的残余势力掀起的，迁徙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逃避萨达特政权对这两个极端组织的打击迫害。但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迁徙出国的极端分子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当时认同“定叛与迁徙”理论和对现政府失望的其他埃及人，也加入了迁徙国外的行列，不少人到了也门、沙特、伊拉克等国，寻找生计和避难。
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行动则源于阿富汗圣战。1979年12月，前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试图用武力控制这个连接欧亚大陆的小国。在前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阿富汗阿明政权不堪一击，一周内便告亡国。阿富汗是个伊斯兰国家，境内98％以上的居民是穆斯林，其中90％是逊尼派穆斯林。前苏联的悍然入侵，激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一片声讨。出于当时美苏争霸战略的考虑，美国认为前苏联对阿富汗的控制将对西方的石油生命线——海湾形成威胁。为此，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准备为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提供武器装备，利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前苏联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仇视与普通穆斯林朴素的宗教认同感，在世界范围内纠集反苏同盟，号召穆斯林为抵抗苏军占领阿富汗而进行圣战，并为其出谋划策，出钱、出枪、出力，以期把阿富汗变成拖住前苏联的“泥潭”，使之深陷其中，尽可能消耗前苏联的实力。［6］
当时，埃及萨达特政府正由于与以色列媾和而深陷孤立，遭到国内伊斯兰阵营的强烈反对和国外阿拉伯世界“背信弃义”的同声指责，阿拉伯国家集体与萨达特政权断交。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唆使萨达特政权放手让埃及境内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抵抗前苏联占领的圣战，双方一拍即合。当时，在萨达特政府看来，放手让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将有助于埃及摆脱因埃以媾和而陷入的外交孤立困境，通过宗教纽带和圣战观念重新联络海湾阿拉伯石油大国，恢复埃及地区大国地位；第二，大批极端分子出国，有利于国内治安以稳定国内局势；第三，阿富汗圣战者得到了海湾石油富国、美国等方面的经援，还可以消耗一部分埃及军队库存的武器弹药，将之变成现金。正是出于这样的短视考虑，萨达特政权为极端分子迁徙出国大开方便之门，导致这批阿富汗圣战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又把圣战输回埃及，酿成了埃及历史上恐怖暴力事件最猖獗、最血腥的一段时期。当然，作为阿富汗圣战始作蛹者的美国，最终也遭到了这些圣战者的报复，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
为吸引全世界圣战者到阿富汗，美国首先在纽约开设了第一个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由穆斯塔法·沙勒比负责接待来自埃及等国的圣战者，并把他们输送到阿富汗战场。随着阿战事的不断持续，此类接待站在美国最多时曾发展到17家。与此同时，埃及国内萨达特政权也为各类宗教组织公开招募圣战志愿者大开绿灯。1979年，上埃及明亚大学召开师生大会，要求支持阿富汗圣战。1980年，爱资哈尔大学召开大会，要求为志愿者赴阿富汗圣战敞开大门，为青年学生志愿者提供军训条件，并呼吁伊斯兰世界支持阿富汗圣战，断绝与前苏联的外交关系。随后，爱资哈尔宗教机构又多次举行群众集会，要求政府支持阿富汗圣战。这些来自民间的要求与萨达特政府在阿富汗圣战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为此，萨达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卡迈勒·哈桑·阿里同意为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极端分子提供军训基地，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也多次呼吁国民为阿富汗圣战行动捐款，人民议会也公开发表声明，呼吁向阿战场派遣圣战志愿者。有消息说，埃及军方当时曾使用卡纳军用机场，向阿富汗运送埃及圣战志愿者。
在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呼吁中，埃及的一些行业工会在招募志愿者方面异常活跃，特别是在埃及穆兄会的喉舌——《呼声》杂志上刊登了设在阿富汗的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的电话和具体地址后，志愿者人数成倍增加。另外，在向阿富汗输送志愿者的行动中，沙特也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沙特担心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其势力范围会扩张到海湾，对沙特政权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与两大圣城的守护者，在涉及泛伊斯兰问题上，沙特凭借其雄厚的石油美元实力，一直以护教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借以利用宗教纽带以扩大其在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为此，沙特当时为阿圣战者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医疗援助。
对于埃及境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来说，在萨达特暗杀事件和上埃及暴动失败后，时刻面临着被安全机构追捕的危险。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无疑于天赐良机。另外，一些圣战狂热分子也试图通过阿富汗圣战的历练，为重新“杀回”埃及夺取政权积累战斗经验。因此，地形崎岖、条件恶劣的阿富汗，一时成了圣战者向往的理想天堂。1984年初，圣战组织决定把一些曾因卷入萨达特暗杀事件的极端分子送往阿富汗参加圣战。1985年，伊斯兰组织的第二代领导人在上埃及实施重组后，也开始向阿富汗战场输送圣战志愿者。据悉，第一个抵达阿富汗的埃及圣战志愿者是圣战组织的头目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他与上埃及阿斯尤特大学的一批朝觐者一起，取道沙特前往阿富汗。接着，该组织另外两名头目阿里·阿卜杜勒·法塔赫（化名“阿布·尤斯里”）和暗杀萨达特总统的凶手哈利德·伊斯兰布里的大哥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也从埃及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成功逃脱，前往阿富汗。在伊斯兰组织中，最著名的圣战志愿者为阿卜杜·拉布·拉苏勒·萨耶夫，曾担任过阿富汗圣战流亡政府的总理，是埃及伊斯兰组织在阿富汗圣战初期的重要头目。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加入了由阿富汗前总理、现被美国人称为“本·拉登第二”的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当时，无论是萨耶夫还是希克马蒂亚尔，都对圣战志愿者加入自己的队伍持欢迎态度，以便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势力，为苏军撤出阿富汗之后捞取更多的政治和军事资本做准备。［5］
埃及伊斯兰组织的圣战志愿者抵达后，首先在阿北部边境一个叫加吉的地方建立了军事训练基地，起名为“伊斯兰哈里法军营”。但不久以后，由于该营地气候十分寒冷，来自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埃及志愿者很难适应，该营地后南迁至赫尔敦地区，新营地起名为“苏希卜烈士军营”，以纪念1990年5月16日战斗中被打死的埃及圣战先行者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军营里分工明确，里法伊·塔哈、穆斯塔法·哈姆扎和阿德里·尤素福负责军训工作，哈利德·哈纳菲负责医疗工作，塔拉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和乌沙姆·鲁什迪负责军营的宣传工作，并主编《民兵》杂志。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逐渐统一到扎瓦赫里的领导之下，并与本·拉登建立了密切联系，从他那里获取军训经费。扎瓦赫里圣战派别也有他们自己的《法塔赫》杂志，后又更名为《圣战者报》。［7］212-213
埃及圣战组织和伊斯兰组织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主要通过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恐怖大亨”本·拉登的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设在开罗的分公司网罗圣战者。当时，沙特政府把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城的扩建工程承包给了拉登家族旗下的公司，由于沙特缺乏劳动力，而埃及劳动力过剩，且成本较低，因此，沙特内政部和沙特驻开罗使馆为该公司从埃及引进各类技术人才和一般劳务人员提供了方便。随着一大批埃及熟练工人、工程师和技师等进驻工地，本·拉登也开始在他们中间秘密招募阿富汗圣战志愿者，并在沙特境内为这批新招募的志愿者开设了接待站，为阿富汗战场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类圣战人才；第二，通过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大批志愿者通过这条途径前往设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各个救援机构工作。拉登家族的公司也从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在阿富汗的工程中获益，该机构在阿富汗15家救援机构的土建工程就是由拉登家族承包建设的。在这些救援机构中曾有900名阿拉伯人从事各类救援工作，其中来自埃及的志愿者就多达300人。2006年，被扎瓦赫里宣布为圣战组织新埃米尔的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就曾是一名参与圣战救援工作的志愿者；第三，通过伊斯兰世界联盟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该组织成立于1962年，总部设在麦加，在100多个国家开设了办事处或派驻代表，负责协调全世界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事宜。该协会在埃及的办事处利用组织朝觐者的机会秘密招募圣战者，朝觐者抵达沙特后，如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只需到本·拉登在沙特开设的名为“安萨尔之家”的接待站报名即可。接待站有专人为这些圣战者制作新护照，为每人取一个化名，在阿富汗方面的配合下，这些人只需办理沙特的出境手续，便可顺利抵达伊斯兰堡，进入设在白沙瓦的沙特圣战者军营。当然，并非每位朝觐者都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一些人在朝觐后返回了埃及，而另外一些人希望借着朝觐的机会到沙特淘金。这些人中，很多人因在沙特找不到工作而选择铤而走险，经不起圣战招募者的蛊惑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投奔阿富汗战场。
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全球蔓延
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不仅没能因此实现南下海湾的战略目标，反而陷入了与阿富汗圣战游击队的持久战、消耗战之中，并开始渐渐步入灾难的深渊。在此形势下，前苏联被迫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从1982年美苏商谈撤军问题开始，到1989年前苏联政府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完成，差不多用了7年的时间。
随着前苏联兵败阿富汗和圣战者进驻喀布尔，伊斯兰狂热分子的圣战使命便宣告结束。与此同时，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阿富汗新政权面前，那就是这些圣战志愿者的归宿问题。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训练有素，有极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由于圣战者人数众多，他们如果与当地某一军阀结盟，甚至能改变阿富汗的政治格局和各派间的力量对比。据来自美国国会的资料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中，有3500名阿拉伯圣战者，到八十年代中期，其麾下的阿拉伯圣战者多达1.6万人。如果加上阿富汗游击队其他派别的阿拉伯圣战者，这支圣战队伍是一支绝对不容小觑的力量。不少人认为，由于人员分布广，来历杂，因此阿拉伯圣战者的实际人数可能永远是个谜。但无论如何，埃及圣战者在他们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埃及境内兴风作浪的极端组织头目，大多是从阿富汗圣战战场回国的，或是曾在各个中转站负责接待这批圣战者的极端分子。埃及新闻媒体曾报道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埃及人有600人，其中150人在前苏联撤军后回到埃及境内，这其中又有70人被埃及安全机构抓捕。但更多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字只是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极端分子实际人数的冰山一角。另据埃及内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参加阿富汗圣战的埃及人有1000人左右，在圣战结束后分散到12个国家，其中包括8个欧洲国家。这一数据并未计算那些已经在1992年后通过各种途径返回埃及境内的圣战者。事实上，留在阿富汗的埃及圣战者是少数，多为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这些人早已是有家不能回，等待他们的只有死刑或牢狱之灾。［5］
当初，当埃及圣战者满腔热血奔赴阿富汗战场时，大多数人心中只有圣战一个念头，还来不及考虑圣战之后自己的归宿问题。前苏联撤军后，随着圣战使命的终结，对于阿富汗人来说，该是“卸磨杀驴”的时候了，阿富汗新领导人对阿拉伯圣战者明显表露出了冷淡。有分析人士认为，促使阿拉伯圣战者最终放弃阿富汗而散布到世界各地，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阿拉伯圣战者都为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阿富汗人担心有朝一日养虎为患，殃及自身。前苏联撤军后的第一任阿富汗总统穆贾迪迪就曾对阿拉伯圣战者滞留阿富汗公开表示忧虑；第二，苏联撤军后，由于各武装派别政见不合，分肥不均，阿富汗随即爆发内战，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富汗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避免招致杀身之祸，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内战中尽可能恪守中立，苦苦支撑，伺机寻找合适渠道离开阿富汗；第三，为了讨好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阿富汗新政权开始引渡一些被各国安全机构追捕的极端分子，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与扎瓦赫里一起创建埃及圣战组织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希姆·沙尔加维，就是在那时由阿富汗新政权引渡给埃及穆巴拉克政府的。这使得那些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更是急于另投他处，以免被蒙在鼓里，有朝一日做了阿富汗新政权的“顺水人情”。
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的一些关键人物在前苏联撤军后的大体去向为：伊斯兰组织精神领袖奥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捷足先登，早在1990年5月便申请到了美国签证，定居纽约后因涉嫌卷入1993年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而被美国司法机构判处终身监禁；伊斯兰组织头目之一的穆斯塔法·哈姆扎移居苏丹，后从苏丹前往索马里；塔勒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及另外7名同伙在1993年申请到丹麦政治避难，塔勒阿特·亚辛潜回埃及境内，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起初在贾拉拉巴德居住了1年后前往伊朗定居，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此人不知去向，但据估计仍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国家一带活动；圣战组织头目之一的扎瓦赫里在1993年底申请到瑞士的政治避难，亚西尔·陶菲克·西里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他与该组织的另外一伙圣战者（最著名的有阿迪勒·阿卜杜勒·马吉德和撒尔瓦特·萨拉赫·谢哈特等人），在伦敦创建了一个名为“伊斯兰新闻观察所”的机构；当时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的著名埃及极端分子还有阿布·哈姆扎·马斯里，他的真实姓名是穆斯塔法·卡迈勒，曾参加阿富汗圣战，并于1994年返回伦敦，担任伦敦伊斯兰安萨尔协会会长和伦敦奉西里·巴尔克清真寺的伊玛目。另外，被指控策划制造1995年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未遂事件和1997年底卢克索袭击外国游客惨案的乌萨马·阿尤布，申请到了德国的政治避难签证，另一伊斯兰组织领导人乌萨马·鲁什迪则申请到了荷兰的政治避难签证，后移居土耳其。［5］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当时同意接纳一批阿富汗圣战者，为他们提供活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这批人往往是自己国家政权的反叛者，也是西方国家利用人权、民主等旗号向这些国家施压的工具。另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危害性的认识还不够，这也是造成这些圣战者能够从西方国家轻易获得政治避难资格的原因之一。除西方国家外，伊朗和苏丹也是接纳阿富汗圣战者的主要伊斯兰国家，基地组织的第一、二号人物本·拉登和扎瓦赫里，都曾在阿富汗战争后居留苏丹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个国家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掌权，都热衷于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愿意借助阿富汗圣战者来弘扬伊斯兰革命精神，争夺伊斯兰世界事务的主导权。而对于埃及圣战者来说，在阿富汗战争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苏丹和1994年爆发内战的也门这两个阿拉伯兄弟国家，那里没有语言障碍和宗教文化差异，从地缘上来说又距离自己的国家比较近，能找到相对安全的藏身之所。
需要指出的是，在阿富汗圣战后，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地以继续圣战使命，只是一部分来自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圣战者的追求，而另一部分圣战者则选择了投奔新的圣战战场。兵败阿富汗后不久，积重难返的前苏联便开始解体，原有的冷战格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被打破，世界出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在新旧体制更替的过程中，新的民族、宗教狂热取代了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争夺，成为新的地区动荡和武装冲突的根源之一，中亚五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和内乱、波黑内战、车臣战争、索马里内战、海湾危机等等，都为圣战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在这期间，最为引人瞩目的圣战者迁徙地有三个，即塔吉克斯坦、波黑和车臣，并与当地的社会动荡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塔吉克斯坦内战。1991年9月9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后，国内各种政治、宗教、地方利益集团斗争日趋激烈，导致政局持续动荡。1992年，塔吉克斯坦爆发内战，以伊斯兰复兴党、民主党为代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不甘心原共产党人继续执政，建立了救国阵线，并得到了当时阿富汗拉巴尼政府和马苏德军队以及伊朗、沙特、巴基斯坦和美国等国的支持，与塔吉克斯坦亲俄的世俗政权——拉赫莫诺夫政权展开了较量，内战一直持续到1997年6月双方签署《民族和睦总协定》。这场持续8年的内战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提供了新的圣战舞台，一批阿富汗圣战者在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迁徙到了塔吉克斯坦，并加入了当地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投入反对拉赫莫诺夫世俗政权的圣战当中。更为严重的是，内战期间，一些塔吉克斯坦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成了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反政府极端分子的后方基地，极端分子假道塔吉克斯坦进入乌兹别克斯坦，有些叛乱分子则在圣战失败后逃往中亚其他国家，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和该地区国家间关系。［8］
第二、波黑内战。以民族主义分离运动为特征的国家裂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迅速蔓延到了巴尔干地区，继前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后，前南斯拉夫分裂成5个国家。巴尔干地区历来是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冲突的焦点地区，波黑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信仰不一，又有历史上的民族血债，因而使分家冲突演变成了一场国际上不同宗教势力分别支持各自一方的旷日持久的血战——塞族得到东正教兄弟俄罗斯、希腊的同情和支持，信天主教的克族有西方背景，而穆斯林自然得到了广大伊斯兰国家的支持，从而使这场长达8年之久的波黑内战也蒙上了一层伊斯兰圣战的色彩，吸引着伊斯兰世界，包括那些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圣战者。［9］
第三、车臣战争。车臣问题一直是困扰俄罗斯的一大难题。车臣共和国位于北高加索的捷列克河沿岸，北与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为邻，南与格鲁吉亚共和国接壤，东靠达吉斯坦共和国，西部是北奥塞梯共和国。车臣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人口120多万，其中车臣人占大多数，为主体民族。车臣人祖居高加索山区，信奉伊斯兰教，是一个强悍尚武的民族，1859年被沙俄军队征服，车臣便沦为沙俄帝国的殖民地。前苏联解体前后，车臣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恶性膨胀，在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94年，俄罗斯为了平息车臣日益猖獗的分裂主义势力，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出兵镇压车臣反叛武装，正式打响了旷日持久的车臣战争。这一场由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同样也被蒙上了伊斯兰圣战的色彩，使车臣成为继塔吉克斯坦和波黑之后，又一个吸引全世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圣战战场。［10］
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的全球化
随着伊斯兰极端分子在阿富汗战争以后向世界各地迁徙，以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为首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触角也开始伸向世界各地。在欧洲，除设在伦敦的“伊斯兰新闻观察所”外，还出现了众多从不知名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如“世界公正组织”和“《古兰经》和逊尼派工作者协会”等等。一般认为，这些新成立的组织只是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在也门，由于1994年爆发了南北内战，也门中央政权对局势的控制能力有所下降，因此，那里也成了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的重要据点之一，最著名的军训基地有两个，即“马拉加什军训营”以及在首都萨那附近沙漠地带建立的“贵宾之家”，后者由也门马拉加什部落酋长、曾参加过阿富汗圣战的纳赛尔·法德利之子塔里克·法德里经营，在当地社会很有势力。另外，在也门还有“亚丁军”，美国指责该极端组织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牵连，2000年曾制造了美国“科尔号”驱逐舰在亚丁港遭袭事件。在苏丹，埃及方面曾指责苏丹境内设有至少17个恐怖分子训练基地，并策划制造了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事件以及卢克索惨案。
有关学者指出，从1989年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至1995年，这段时间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全球化的高潮阶段，此后，这种全球化趋势得到了遏止。［11］258-263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自从1993年纽约世贸大楼发生爆炸事件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产生了警惕，不再把他们视为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犯，也不再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经过几年的酝酿，西方国家从1996年起，开始拒绝向伊斯兰极端分子、特别是来自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发放入境签证。另外，在反恐问题上，西方国家与埃及、沙特等国开始进行合作，向这些国家引渡少数极端分子。这样一来，西方世界也不再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向往的理想避难所了；2.1996年，塔利班逐渐控制了阿富汗局势，使阿富汗再次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天堂”，不少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此后回流到阿富汗，寻求塔利班的庇护。本·拉登和扎瓦赫里就是在这一期间重返阿富汗的；3.1997年埃及最大的极端组织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内部发生严重分裂，伊斯兰组织被监禁的领导人宣布该组织放弃暴力，并得到圣战组织部分领导人的支持和效仿。［12］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削弱了它们的整体实力，挫伤了一部分极端分子的士气，也使极端组织全球化进程大大放慢。
但是，正是在这一时期，以本·拉登和扎瓦赫里等人为代表的极端分子，开始拼凑一个全球性的极端组织，在散布世界各地的、以阿富汗阿拉伯人为核心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分支机构的基础上，于1998年2月中旬宣布建立“世界反对犹太人和十字军伊斯兰圣战阵线”［13］，把圣战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犹太人和西方世界，随着1998年美国驻非洲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接连被炸，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圣战战略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原来利用西方世界的支持与庇护到与之反目成仇，打响了后来被美国总统布什称为“美国与伊斯兰法西斯”之间的一场圣战，基地组织这个全球头号恐怖组织逐渐浮出水面。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全球化，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既有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的宗教意愿的驱使，也有国内、地区和国际局势对这一进程产生的巨大影响。极端势力在其国内遭到严厉打压、政治诉求屡屡得不到满足之际，选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其战略调整的需要。此时，外部世界对待这股势力的立场，将对其全球化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处理伊斯兰极端势力问题上奉行的双重标准，是造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在阿富汗、波黑、车臣等地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支持与利用，无疑又加速了这股势力的全球化进程。“9·11”事件发生后，尽管美国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危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在处理同一问题时，美国并没有汲取“9·11”事件的教训，而是仍在奉行双重标准，这对全球反恐大局来说，将是十分有害的。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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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启云.岁末文集（塔吉克斯坦问题回顾）［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98.
［9］ 前南斯拉夫内战［EB/OL］.［2007-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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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0/24/content_606871.htm.
［11］世界伊斯兰组织指南［M］.埃及: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2006.
［12］杨灏城.穆巴拉克政权应对国内恐怖主义之策［J］.西亚非洲,2005（6）.
［13］阿卜杜勒·勒提夫·马纳维.基地战略:错误与危险［N］.中东报,2003-08-07.
（责任编辑：马丽蓉）
星期五, 9月 05, 2014
新疆「聖戰者」是怎樣被製造的
来源: 香港成报
http://www.singpao.com/xw/yl/cwktx/201401/t20140103_481914.html
核心提示：在新疆從事分裂和恐怖活動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東伊運」)，作為一種思潮並不是在中國產生的，它於19世紀後期產生於中亞，後來滲透到中國，逐步形成一種以把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為目標的勢力，其顯著的特點就是與暴力恐怖緊密相聯。因「9．11」後被列入國際恐怖組織名單，便改頭換面於2008年成立了「突厥斯坦伊斯蘭黨」（TIP），是中亞地區極端、恐怖勢力中的第三大組織，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建有訓練營地，並用阿拉伯語編寫網絡出版物《伊斯蘭突厥斯坦》，竭力將其在新疆的分裂、恐怖活動納入到全球「聖戰」中，其內部分化為以民族分裂為主要訴求的新疆世俗派和以全球「聖戰」為主要目標的全球宗教極端派。
在新疆從事分裂和恐怖活動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東伊運」)，作為一種思潮並不是在中國產生的，它於19世紀後期產生於中亞，後來滲透到中國，逐步形成一種以把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為目標的勢力，其顯著的特點就是與暴力恐怖緊密相聯。因「9．11」後被列入國際恐怖組織名單，便改頭換面於2008年成立了「突厥斯坦伊斯蘭黨」（TIP），是中亞地區極端、恐怖勢力中的第三大組織，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建有訓練營地，並用阿拉伯語編寫網絡出版物《伊斯蘭突厥斯坦》，竭力將其在新疆的分裂、恐怖活動納入到全球「聖戰」中，其內部分化為以民族分裂為主要訴求的新疆世俗派和以全球「聖戰」為主要目標的全球宗教極端派。
「東伊運」的特質
在新疆從事分裂、恐怖活動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其明顯特質是：1、打着「尊經崇古」的薩拉菲旗幟，着力宣揚「聖戰」薩拉菲暴力派別的思想主張，在歪曲經訓教義、誤讀「遷徙」、「聖戰」等實踐中臆造出伊斯蘭暴力文化；2、與「基地」、塔利班甚至車臣恐怖組織有着千絲萬縷的精神與資金聯繫，故其手法日趨混雜與殘忍，凸顯出中東的「聖戰」思想、車臣的反政府仇恨以及美歐「獨狼」的施暴方法等影響烙印；3、鼓吹全球「聖戰」，其目標的全球化，使得招募成員的民族和國籍構成也出現全球化趨勢。將其對中國政府的「聖戰」與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聖戰」相提並論；4、以「遷徙」和「聖戰」為核心的「希吉拉聖戰運動」，主張離鄉背井，到任何需要的地方去進行「聖戰」，具有明顯的薩拉菲極端主義特點。除薩拉菲重視穆斯林青年精英培養外，更因全球範圍的流動性、中東「戰場」的吸引力，以及建立伊斯蘭哈里發政權的新奇性等，對穆斯林大學生、留學生及專業人才的號召力，以及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新疆暴恐採取雙重標準背景下，新疆「聖戰者」的被製造也就不足為奇了。
滲透方式：速成新疆維族青年的
「聖戰」流程化產業鏈
1、物色對象
「希吉拉特」組織在烏魯木齊、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學發展立志於「民族宗教解放事業」的維族青年學生，助其以留學、就業之名或直接赴土耳其或輾轉其他伊斯蘭國家後再赴土耳其受訓；境外的「東伊運」分子通過光碟和網絡等宣傳宗教極端思想，實施洗腦、培訓與施暴；「伊紮布特」分子在和田等地建立組織，用迷惑性手段矇蔽偏僻鄉村的穆斯林民眾。
2、進行洗腦
中東劇變發生後，「東伊運」等製作小冊子、DVD之類的宣傳品，利用網絡、手機等新媒體傳播暴力的「聖戰」薩拉菲思潮，並常在親友家裏組織穆斯林集中收看、收聽「聖戰」講座，在歪曲《古蘭經》教義的講解中滲入反政府、反宗教、反人類的極端恐怖思想，教授施暴方式與過程等。受此種洗腦影響的民眾尤其是那些「失望」群體，通常會變得瘋狂而殘忍，砍殺本民族社區女幹部之舉就是洗腦危害程度達到極致的表現。
3、專業培訓
據2009年7月《喀什日報》發文披露，喀什地區希吉拉特活動已形成組織團夥，並培養發展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的維吾爾青年骨幹。這批骨幹多在新疆各高校讀書或任教，並與北京、上海等高校維族學生保持密切聯繫，尤其發展並重用有理工科、醫學、外語等專業背景的學生，參與建立制爆窩點、培訓人員、製造手雷、爆炸裝置，甚至參加自殺性爆炸等。此外，在塔利班統治阿富汗時期，阿塔武裝中就有一個由「東伊運」分子組建的「中國營」，包括來自新疆的300多名恐怖分子。
4、輸送出國
「東伊運」等「東突」組織，以留學、就業等為名，在烏魯木齊、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讀書或工作的維族青年送至土耳其，旨在為「東突」培養「精神領袖」和骨幹分子，且由在境外建立的多個招募人員接應站點負責後續工作，如「東突」組織在土耳其正式註冊並活動的「東突基金會」、「東突移民協會」等會主動找上門來，為這些入土的維族青年提供「幫助」，實在物色和訓練「東突」恐怖分子的工作，在其接受了「背景審核」、「講經」、「互幫活動」等「甄別」與「換腦」流程後，被接納為「東伊運」正式成員，他們在接到被「光榮」選中參加「聖戰」的指令後奔赴敘利亞參戰，土耳其成為「三股勢力」製造「聖戰者」的培訓基地。
5、奔赴「戰場」
自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其反對派構成中外國「聖戰者」人數激增，已成為第三次「遷徙」浪潮中全球「聖戰運動」的新戰場。自2012年5月以來，「在『基地』組織發出秘密奔赴敘利亞進行『聖戰』的指令後，有求於『基地』組織的『東伊運』從阿富汗境內和阿富汗巴基斯坦邊境地區抽調精幹人員，分批從周邊鄰國潛入敘利亞，與已在敘利亞境內的『聖戰』勢力會合，然後組成獨立小組參戰」。「東伊運」等境外參戰的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練兵」，二是企圖得到國際恐怖勢力的「認同」和「幫助」。敘利亞混亂時局，為恐怖主義在此「合流」提供了可乘之機，也為新疆「聖戰者」積累實戰經驗提供了「戰場」。
6、返疆作戰
有證據表明，「東伊運」赴敘利亞參戰，其「最終的目標並不是在國際上，而是在中國的新疆。更主要的意願是回流到出生地，從事更具威脅的破壞活動」。
他們主要通過南線、西南線和北線潛回新疆：南線是從南面巴基斯坦向新疆喀什、和田地區輻射；西南線是從西南面中亞的費爾幹納谷地向新疆喀什及克州滲透；北線則是從西北面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向北疆的伊犁地區施加影響。這些線路都是繁忙的商業線路，都有通往境外的道路和開放口岸。南面通往巴基斯坦的紅其拉甫口岸，可以順利前往阿富汗。西南面通往吉爾吉斯斯坦的土爾尕特口岸，由此可進入費爾幹納谷地，到達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中亞國家，西北面則通往哈薩克斯坦的霍爾果斯口岸。隨着新疆與周邊國家經貿往來的日益頻繁，使得「聖戰者」的入境尤其是以「探親之名」返疆的「聖戰者」有了可乘之機。
7、「升入天園」
在歷經「新疆——北上廣——土耳其——敘利亞——新疆」等國家和地區「遷徙」後所形成的周詳縝密的新疆「聖戰者」製造流程產業鏈中，這些年輕人的終極目標就是在出生地殉教「升入天園」。因此，近年來，新疆暴恐事件呈數量激增、殉教性趨強等新特徵，甚至將自殺戰術用於中國國內恐怖襲擊中，其主要施暴方式包括：炸毀公車、衝擊政府強力機構、襲擊邊防哨所、劫持飛機、佔領清真寺、投毒、針刺、汽車炸彈等等，形成從南疆到全疆、從西部至東部、從新疆向北京等內地城市擴散態勢，這對於中國來說將是新的安全挑戰。
http://www.singpao.com/xw/yl/cwktx/201401/t20140103_481914.html
核心提示：在新疆從事分裂和恐怖活動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東伊運」)，作為一種思潮並不是在中國產生的，它於19世紀後期產生於中亞，後來滲透到中國，逐步形成一種以把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為目標的勢力，其顯著的特點就是與暴力恐怖緊密相聯。因「9．11」後被列入國際恐怖組織名單，便改頭換面於2008年成立了「突厥斯坦伊斯蘭黨」（TIP），是中亞地區極端、恐怖勢力中的第三大組織，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建有訓練營地，並用阿拉伯語編寫網絡出版物《伊斯蘭突厥斯坦》，竭力將其在新疆的分裂、恐怖活動納入到全球「聖戰」中，其內部分化為以民族分裂為主要訴求的新疆世俗派和以全球「聖戰」為主要目標的全球宗教極端派。
在新疆從事分裂和恐怖活動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東伊運」)，作為一種思潮並不是在中國產生的，它於19世紀後期產生於中亞，後來滲透到中國，逐步形成一種以把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為目標的勢力，其顯著的特點就是與暴力恐怖緊密相聯。因「9．11」後被列入國際恐怖組織名單，便改頭換面於2008年成立了「突厥斯坦伊斯蘭黨」（TIP），是中亞地區極端、恐怖勢力中的第三大組織，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建有訓練營地，並用阿拉伯語編寫網絡出版物《伊斯蘭突厥斯坦》，竭力將其在新疆的分裂、恐怖活動納入到全球「聖戰」中，其內部分化為以民族分裂為主要訴求的新疆世俗派和以全球「聖戰」為主要目標的全球宗教極端派。
「東伊運」的特質
在新疆從事分裂、恐怖活動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其明顯特質是：1、打着「尊經崇古」的薩拉菲旗幟，着力宣揚「聖戰」薩拉菲暴力派別的思想主張，在歪曲經訓教義、誤讀「遷徙」、「聖戰」等實踐中臆造出伊斯蘭暴力文化；2、與「基地」、塔利班甚至車臣恐怖組織有着千絲萬縷的精神與資金聯繫，故其手法日趨混雜與殘忍，凸顯出中東的「聖戰」思想、車臣的反政府仇恨以及美歐「獨狼」的施暴方法等影響烙印；3、鼓吹全球「聖戰」，其目標的全球化，使得招募成員的民族和國籍構成也出現全球化趨勢。將其對中國政府的「聖戰」與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聖戰」相提並論；4、以「遷徙」和「聖戰」為核心的「希吉拉聖戰運動」，主張離鄉背井，到任何需要的地方去進行「聖戰」，具有明顯的薩拉菲極端主義特點。除薩拉菲重視穆斯林青年精英培養外，更因全球範圍的流動性、中東「戰場」的吸引力，以及建立伊斯蘭哈里發政權的新奇性等，對穆斯林大學生、留學生及專業人才的號召力，以及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新疆暴恐採取雙重標準背景下，新疆「聖戰者」的被製造也就不足為奇了。
滲透方式：速成新疆維族青年的
「聖戰」流程化產業鏈
1、物色對象
「希吉拉特」組織在烏魯木齊、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學發展立志於「民族宗教解放事業」的維族青年學生，助其以留學、就業之名或直接赴土耳其或輾轉其他伊斯蘭國家後再赴土耳其受訓；境外的「東伊運」分子通過光碟和網絡等宣傳宗教極端思想，實施洗腦、培訓與施暴；「伊紮布特」分子在和田等地建立組織，用迷惑性手段矇蔽偏僻鄉村的穆斯林民眾。
2、進行洗腦
中東劇變發生後，「東伊運」等製作小冊子、DVD之類的宣傳品，利用網絡、手機等新媒體傳播暴力的「聖戰」薩拉菲思潮，並常在親友家裏組織穆斯林集中收看、收聽「聖戰」講座，在歪曲《古蘭經》教義的講解中滲入反政府、反宗教、反人類的極端恐怖思想，教授施暴方式與過程等。受此種洗腦影響的民眾尤其是那些「失望」群體，通常會變得瘋狂而殘忍，砍殺本民族社區女幹部之舉就是洗腦危害程度達到極致的表現。
3、專業培訓
據2009年7月《喀什日報》發文披露，喀什地區希吉拉特活動已形成組織團夥，並培養發展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的維吾爾青年骨幹。這批骨幹多在新疆各高校讀書或任教，並與北京、上海等高校維族學生保持密切聯繫，尤其發展並重用有理工科、醫學、外語等專業背景的學生，參與建立制爆窩點、培訓人員、製造手雷、爆炸裝置，甚至參加自殺性爆炸等。此外，在塔利班統治阿富汗時期，阿塔武裝中就有一個由「東伊運」分子組建的「中國營」，包括來自新疆的300多名恐怖分子。
4、輸送出國
「東伊運」等「東突」組織，以留學、就業等為名，在烏魯木齊、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讀書或工作的維族青年送至土耳其，旨在為「東突」培養「精神領袖」和骨幹分子，且由在境外建立的多個招募人員接應站點負責後續工作，如「東突」組織在土耳其正式註冊並活動的「東突基金會」、「東突移民協會」等會主動找上門來，為這些入土的維族青年提供「幫助」，實在物色和訓練「東突」恐怖分子的工作，在其接受了「背景審核」、「講經」、「互幫活動」等「甄別」與「換腦」流程後，被接納為「東伊運」正式成員，他們在接到被「光榮」選中參加「聖戰」的指令後奔赴敘利亞參戰，土耳其成為「三股勢力」製造「聖戰者」的培訓基地。
5、奔赴「戰場」
自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其反對派構成中外國「聖戰者」人數激增，已成為第三次「遷徙」浪潮中全球「聖戰運動」的新戰場。自2012年5月以來，「在『基地』組織發出秘密奔赴敘利亞進行『聖戰』的指令後，有求於『基地』組織的『東伊運』從阿富汗境內和阿富汗巴基斯坦邊境地區抽調精幹人員，分批從周邊鄰國潛入敘利亞，與已在敘利亞境內的『聖戰』勢力會合，然後組成獨立小組參戰」。「東伊運」等境外參戰的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練兵」，二是企圖得到國際恐怖勢力的「認同」和「幫助」。敘利亞混亂時局，為恐怖主義在此「合流」提供了可乘之機，也為新疆「聖戰者」積累實戰經驗提供了「戰場」。
6、返疆作戰
有證據表明，「東伊運」赴敘利亞參戰，其「最終的目標並不是在國際上，而是在中國的新疆。更主要的意願是回流到出生地，從事更具威脅的破壞活動」。
他們主要通過南線、西南線和北線潛回新疆：南線是從南面巴基斯坦向新疆喀什、和田地區輻射；西南線是從西南面中亞的費爾幹納谷地向新疆喀什及克州滲透；北線則是從西北面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向北疆的伊犁地區施加影響。這些線路都是繁忙的商業線路，都有通往境外的道路和開放口岸。南面通往巴基斯坦的紅其拉甫口岸，可以順利前往阿富汗。西南面通往吉爾吉斯斯坦的土爾尕特口岸，由此可進入費爾幹納谷地，到達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中亞國家，西北面則通往哈薩克斯坦的霍爾果斯口岸。隨着新疆與周邊國家經貿往來的日益頻繁，使得「聖戰者」的入境尤其是以「探親之名」返疆的「聖戰者」有了可乘之機。
7、「升入天園」
在歷經「新疆——北上廣——土耳其——敘利亞——新疆」等國家和地區「遷徙」後所形成的周詳縝密的新疆「聖戰者」製造流程產業鏈中，這些年輕人的終極目標就是在出生地殉教「升入天園」。因此，近年來，新疆暴恐事件呈數量激增、殉教性趨強等新特徵，甚至將自殺戰術用於中國國內恐怖襲擊中，其主要施暴方式包括：炸毀公車、衝擊政府強力機構、襲擊邊防哨所、劫持飛機、佔領清真寺、投毒、針刺、汽車炸彈等等，形成從南疆到全疆、從西部至東部、從新疆向北京等內地城市擴散態勢，這對於中國來說將是新的安全挑戰。
星期四, 9月 04, 2014
要了解ISIS，不能不知道瓦哈比
作者：阿拉斯塔尔·克鲁克(Alastair Crooke)，英国军情六处前探员，《抵抗：伊斯兰革命的实质》
来源： 【本文8月27日，原载于美国最大新闻网站《赫芬顿邮报》，原题“You Can’t Understand ISIS If You Don’t Know the History of Wahhabism in Saudi Arabia”，观察者网杨晗轶译。】www.guancha.cn/Alastair-Crooke/2014_09_03_263454_s.shtml
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译者注：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 Shams缩写为ISIS，亦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即ISIL，部分媒体取该组织阿拉伯语首字母缩写，蔑称其为Da’ish）在伊拉克粉墨登场，使西方为之震惊。让西方感到困惑而恐惧的，是该组织的暴力手段，及其对逊尼派青年磁石般的吸引力。更令他们不安又费解的，是沙特阿拉伯对此事模棱两可的态度——许多西方人都揣着这样的问题：“难道沙特人不明白，ISIS对他们也是个威胁吗？”
直到现在，从表面上看，沙特的统治精英们存在分歧。一部分支持属于逊尼派的ISIS与什叶派伊朗对掐，他们乐于见到逊尼派在所谓“先祖故土”上建立一个新的伊斯兰国家；他们也认同ISIS严格的萨拉菲主义（伊斯兰复古主义）意识形态。
另一部分沙特精英则对伊赫万（即“认主独一兄弟会”）心存疑惧，这个瓦哈比派宗教武装组织（作者注：伊赫万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兄弟会，此兄弟会与埃及穆兄会无关，下文均用伊赫万指代瓦哈比派认主独一兄弟会）曾在1920年代末叛变沙特开国国王阿卜杜勒·阿齐玆，当时几乎从内部瓦解了瓦哈比派和沙特家族。
ISIS的激进教义已使众多沙特人感到不安，甚至令他们对国家的总体方向和官方话语产生了质疑。
双面的沙特
要理解沙特阿拉伯内部关于ISIS的争议，就必须抓住问题的核心，即沙特王国宗教与历史根源所固有（且持续）的双面性。
沙特民族身份认同的主线之一，可直接追溯到瓦哈比派创始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伊本·沙特酋长（在灼热贫瘠的内志沙漠中，当时的沙特仅是彼此劫掠的贝都因众部落之一）接受并支持瓦哈卜激进的排他性教义。
上世纪20年代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走民族建国道路时，埋下了沙特民族双面性的另一条脉络：他为了争取英美两国对沙特外交地位的支持，打压了伊赫万的武装暴力；他将原本未固化的瓦哈比派教义通过制度确立起来，以非暴力的文化革命形式向穆斯林世界渗透。后来在70年代，沙特又利用激增的石油出口收入，把伊赫万这股不稳定因素输往别国。
但这场以瓦哈卜的教义为基础的“文化革命”却不是什么温和的改革——正因为瓦哈卜对一切他所认知腐朽和邪说怀有雅各宾式的仇恨，他才会呼吁将异端和偶像崇拜从伊斯兰教中清洗出去。
穆斯林中的欺世盗名者
根据美国作家记者斯蒂文·柯尔的描写，瓦哈卜生性简朴苛刻，其师承渊源来自14世纪宗教学者伊本·泰米叶，对“那些附庸风雅、沉迷于烟草和印度大麻，在朝圣路上前呼后拥的埃及与奥斯曼贵族”充满鄙夷。
在瓦哈卜的观念中，这些王孙贵胄根本算不上穆斯林，他们只是群欺世盗名的骗子；而阿拉伯半岛上的贝都因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供奉圣徒、树立墓碑、崇尚“迷信”（例如对坟墓等“神力灌注”的场所充满敬畏），让瓦哈卜恼怒不已。
瓦哈卜谴责这些行为是真主禁止的“异端”（Bid’ah）。与泰米叶一样，瓦哈卜相信先知穆罕默德时期的麦地那代表着穆斯林的理想社会（“最好的时代”），也是所有穆斯林都应致力效仿的社会（这在本质上，便是萨拉菲主义）。
泰米叶曾向什叶派、苏非派和希腊哲学宣战。他也反对祭拜先知坟墓和庆祝其生日，宣称这些行为无异于基督教徒们把耶稣当作神来膜拜（即偶像崇拜）。瓦哈卜吸收了先人的教诲，宣布信徒如对他解读的伊斯兰教义有“任何怀疑或犹豫”，其“财产和生命的豁免权”便应被剥夺。
瓦哈卜的主要信条之一构成了“塔克费尔”（takfir，即叛教）的核心思想。在“塔克费尔”教义下，任何穆斯林只要做出了侵害绝对王权的行为，瓦哈卜和他的信徒们便有权宣告其为叛教者。所有敬奉死者、圣徒、天使的穆斯林统统被瓦哈卜革除了教籍。他坚信穆斯林应全心全意侍奉真主，其他神祗势必会减损这种信仰。所以，根据瓦哈比派教义，信众不得向圣徒祈祷或为逝去的亲人祷告；不得祭扫坟墓；不得前往装饰奢华的清真寺；不得纪念圣徒的宗教节日；不得庆祝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甚至不得为死者立墓碑。
瓦哈卜要求教徒身体力行，严格遵守教义。他宣称每一个穆斯林都必须单独向唯一的穆斯林领袖（如哈里发在世，则为哈里发）宣誓效忠。他写道：“那些异见者应被处决，他们的妻女应被强奸，他们的财产应被充公。”在瓦哈比派眼中，什叶派、苏非派和一些其他教派的信徒都是应处以极刑的叛教者，根本算不上穆斯林。
目前，瓦哈比派和ISIS之间没有分歧，而未来两者可能产生裂痕：沙特王国将瓦哈卜关于“唯一的统治者、唯一的权威、唯一的清真寺”的主张，已在沙特阿拉伯固化下来，形成三大制度支柱，分别对应着沙特国王的统治、国教瓦哈比派的绝对权威、以及教派对真言的解读（清真寺）。
ISIS虽严格遵循瓦哈比派教义，但否认这支撑整个逊尼派权威的三大支柱，这就使前者对沙特阿拉伯构成了深远的威胁。
沙特第一王国简史（1744-1818）
瓦哈卜鼓吹极端激进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被逐出故乡——在短暂的漂泊后，他于1744年得到了伊本·沙特的庇护。在瓦哈卜新奇的教义中，伊本·沙特看到了一条颠覆阿拉伯传统、夺取权力的道路。
伊本·沙特的部族紧握瓦哈卜这张宗教牌，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干他们一贯的勾当——去邻近村落打家劫舍。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可以高举圣战的旗帜，不再受到阿拉伯传统的约束。伊本·沙特和瓦哈卜以圣战为名，重新提出殉道这个概念，宣扬在圣战中殉道的烈士可以立即上天堂。
最初，他们征服并统治了一些邻近的部落。被征服的部众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改宗瓦哈比派，要么被处死。到1790年，政教合一的沙特部族控制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并反复入侵麦地那、叙利亚和伊拉克。
他们的战略——与今天的ISIS一样——都是让被征服民族产生恐惧，进而臣服于自己。1801年，沙特攻打今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圣城卡巴拉，屠杀了包括妇孺在内的数千名什叶派穆斯林。许多什叶派圣祠毁于一旦，包括穆罕默德之孙伊玛目侯赛因的陵墓。
当年的见证者英军中尉弗朗西斯·沃登记述道：“他们把它（卡巴拉）抢掠一光，捣毁了侯赛因的陵墓……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古怪而残忍的手段，杀害了五千多名当地居民……”
第一沙特王国的历史学家奥斯曼·伊本·白舍尔·纳吉迪记录了伊本·沙特1801年在卡巴拉的大屠杀。他骄傲地宣称：“我们占领了卡巴拉城，屠宰并奴役了那里的人，然后向万世的真主安拉祷告，我们没有歉意，只有一句话：‘这就是异教徒的下场。’”
1803年，圣城麦加在阿卜杜勒·阿齐玆的恐吓下投降（麦地那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瓦哈比派教徒们拆毁了众多历史遗迹和所有的陵墓与圣祠。最后，大清真寺周围历经数百年的伊斯兰教古建筑悉数被毁。
但1803年11月，一名什叶派刺客为卡巴拉大屠杀复仇，杀死了阿卜杜勒·阿齐玆国王。王子沙特·本·阿卜杜拉·阿齐兹继位，继续展开对阿拉伯半岛的征服。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再无法容忍沙特对帝国的蚕食。1812年，由埃及人组成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将沙特人赶出了麦地那、吉达和麦加。1814年，沙特·本·阿卜杜拉·阿齐兹死于热病，其子阿卜杜拉·本·沙特被押往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并遭处以极刑（据当地一名旅客称，他先被游街示众，在三天中受尽凌辱，然后被处以绞刑、斩首，首级被填入炮膛再轰出，心脏被挖出来钉在身体上）。
1815年，代表奥斯曼苏丹出征的埃及人在关键一役中击垮了瓦哈比派武装力量。1818年，帝国军队攻陷并将瓦哈比派首都达尔伊耶夷为平地。沙特第一王国至此灭亡。瓦哈比派势力纠集残部撤入沙漠，并在19世纪后几十年里几乎销声匿迹。
历史的重演
如今，ISIS在伊拉克建立伊斯兰国，撩拨起不少人心头这根历史之弦。实际上，贫瘠的内志沙漠并未湮没18世纪的瓦哈比精神；当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混乱中崩塌时，瓦哈比派呼啸着复苏了。
沙特家族在精明干练的阿卜杜勒·阿齐兹的领导下，在20世纪走向了复兴。阿卜杜勒·阿齐兹统一了四分五裂的贝都因部落，继承了瓦哈卜与伊本·沙特的衣钵，组织沙特“伊赫万”征讨变节者。
这个伊赫万实际就是现代版的瓦哈比派半独立武装卫道先锋队。19世纪初年瓦哈比派势力几乎一统阿拉伯半岛；一个世纪后，从1914年至1926年，伊赫万以同样的方式相继攻占了麦加、麦地那和吉达。然而此时，阿卜杜勒·阿齐兹开始意识到，伊赫万展现出的“雅各宾式”革命性质，损害了他更大的利益。后来，沙特爆发了一场持续至30年代的内战，最终沙特国王用机枪镇压了伊赫万叛乱。
关于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早年的事迹，真相已经模糊。在阿拉伯半岛发现了石油后，英美两国一方面讨好阿卜杜勒·阿齐兹，另一方面又倾向于支持沙里夫·胡赛因作为阿拉伯半岛的合法统治者。沙特人需要运用更微妙的外交手段。
作为交换，瓦哈比派被迫从一场圣战革命和宗教清洗，退为一场社会、政治、神学、宗教层面的保守主义宣教运动；成为维护沙特王室和国王绝对权力正当性的工具。
浮在石油上瓦哈比派
法国学者吉勒·凯贝尔写道，当石油成了沙特的摇钱树，该国的目标是“向穆斯林世界传播瓦哈比派学说……将伊斯兰教瓦哈比化，让伊斯兰教内部的多种声音归于同一信仰”——这是一场超越国界的运动。沙特阿拉伯为了打造宗教软实力，已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未来还将在这方面投入更多财力。
1945年，刚参加完雅尔塔会议的罗斯福在美国战舰上接见了阿卜杜勒·阿齐兹，从那一场会面开始，沙特阿拉伯就长期依赖于西方的政策，至今仍未改变。一方面，是沙特为建设软实力，动用数十亿美元的大手笔；另一方面，沙特在教育、社会、文化等领域向其他伊斯兰国家输出瓦哈比派学说，控制逊尼派伊斯兰教，也是在帮助美国实现其利益。
沙特阿拉伯王国惊人的财富、现代化的外表、以及在伊斯兰世界中展现出的领导姿态，吸引了大部分西方人的注意力。他们以为控制好逊尼派就能让沙特服从于现代生活的驱使。
但伊赫万运动并没有在上世纪30年代被赶尽杀绝。它虽然从主流隐退，却仍保持着对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沙特人对ISIS的态度甚是微妙。
ISIS虽深受瓦哈比派影响；然而在某些方面它走向另一个激进的极端。我们可以把ISIS看做一场针对当代瓦哈比派教义的修正运动。
ISIS代表着一场“后麦地那”运动：它将前两任哈里发——而非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视为典范，并且极力否认沙特的统治权威。
沙特王国在石油时代暴富，导致制度臃肿，虽然费萨尔国王致力于现代化，但伊赫万运动仍然扩大了其影响力，获得了（并仍得到）许多社会名流和酋长们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奥萨马·本·拉登正是伊赫万运动得势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今天，我们不难理解ISIS对沙特国王合法性的削弱，因为这才是重归沙特-瓦哈卜联盟的本源。
在许多西方战略项目上（反社会主义、反阿拉伯复兴主义、反纳赛尔主义、对抗苏联和伊朗），沙特与西方联手对阿拉伯地区实行联合管理，西方政治家对沙特阿拉伯做具有选择性的正面解读，突出其富裕、现代化、有影响力，忽略了瓦哈比派思潮的影响。
毕竟，西方情报机构认为更加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运动，既能有效地推翻苏联在阿富汗的存在；又能颠覆那些不再受西方青睐的中东国家和领导人。
沙特和西方授意班达尔亲王处理叙利亚反政府叛乱，最终引发了一场“新伊赫万式”暴力恐怖先锋运动——ISIS。其实，西方何必感到惊诧呢？稍微了解一点瓦哈比派的历史，你就应该知道，叙利亚叛军里的“温和派”比麒麟还罕见。西方为什么会幻想激进的瓦哈比派能濡染出温和派？为什么会幻想提出“唯一的统治者、唯一的权威、唯一的清真寺”的教派，能从“逆我者亡”走向温和与忍让？
或者，西方连幻想都不曾有过。
来源： 【本文8月27日，原载于美国最大新闻网站《赫芬顿邮报》，原题“You Can’t Understand ISIS If You Don’t Know the History of Wahhabism in Saudi Arabia”，观察者网杨晗轶译。】www.guancha.cn/Alastair-Crooke/2014_09_03_263454_s.shtml
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译者注：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 Shams缩写为ISIS，亦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即ISIL，部分媒体取该组织阿拉伯语首字母缩写，蔑称其为Da’ish）在伊拉克粉墨登场，使西方为之震惊。让西方感到困惑而恐惧的，是该组织的暴力手段，及其对逊尼派青年磁石般的吸引力。更令他们不安又费解的，是沙特阿拉伯对此事模棱两可的态度——许多西方人都揣着这样的问题：“难道沙特人不明白，ISIS对他们也是个威胁吗？”
直到现在，从表面上看，沙特的统治精英们存在分歧。一部分支持属于逊尼派的ISIS与什叶派伊朗对掐，他们乐于见到逊尼派在所谓“先祖故土”上建立一个新的伊斯兰国家；他们也认同ISIS严格的萨拉菲主义（伊斯兰复古主义）意识形态。
另一部分沙特精英则对伊赫万（即“认主独一兄弟会”）心存疑惧，这个瓦哈比派宗教武装组织（作者注：伊赫万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兄弟会，此兄弟会与埃及穆兄会无关，下文均用伊赫万指代瓦哈比派认主独一兄弟会）曾在1920年代末叛变沙特开国国王阿卜杜勒·阿齐玆，当时几乎从内部瓦解了瓦哈比派和沙特家族。
ISIS的激进教义已使众多沙特人感到不安，甚至令他们对国家的总体方向和官方话语产生了质疑。
双面的沙特
要理解沙特阿拉伯内部关于ISIS的争议，就必须抓住问题的核心，即沙特王国宗教与历史根源所固有（且持续）的双面性。
沙特民族身份认同的主线之一，可直接追溯到瓦哈比派创始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伊本·沙特酋长（在灼热贫瘠的内志沙漠中，当时的沙特仅是彼此劫掠的贝都因众部落之一）接受并支持瓦哈卜激进的排他性教义。
上世纪20年代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走民族建国道路时，埋下了沙特民族双面性的另一条脉络：他为了争取英美两国对沙特外交地位的支持，打压了伊赫万的武装暴力；他将原本未固化的瓦哈比派教义通过制度确立起来，以非暴力的文化革命形式向穆斯林世界渗透。后来在70年代，沙特又利用激增的石油出口收入，把伊赫万这股不稳定因素输往别国。
但这场以瓦哈卜的教义为基础的“文化革命”却不是什么温和的改革——正因为瓦哈卜对一切他所认知腐朽和邪说怀有雅各宾式的仇恨，他才会呼吁将异端和偶像崇拜从伊斯兰教中清洗出去。
穆斯林中的欺世盗名者
根据美国作家记者斯蒂文·柯尔的描写，瓦哈卜生性简朴苛刻，其师承渊源来自14世纪宗教学者伊本·泰米叶，对“那些附庸风雅、沉迷于烟草和印度大麻，在朝圣路上前呼后拥的埃及与奥斯曼贵族”充满鄙夷。
在瓦哈卜的观念中，这些王孙贵胄根本算不上穆斯林，他们只是群欺世盗名的骗子；而阿拉伯半岛上的贝都因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供奉圣徒、树立墓碑、崇尚“迷信”（例如对坟墓等“神力灌注”的场所充满敬畏），让瓦哈卜恼怒不已。
瓦哈卜谴责这些行为是真主禁止的“异端”（Bid’ah）。与泰米叶一样，瓦哈卜相信先知穆罕默德时期的麦地那代表着穆斯林的理想社会（“最好的时代”），也是所有穆斯林都应致力效仿的社会（这在本质上，便是萨拉菲主义）。
泰米叶曾向什叶派、苏非派和希腊哲学宣战。他也反对祭拜先知坟墓和庆祝其生日，宣称这些行为无异于基督教徒们把耶稣当作神来膜拜（即偶像崇拜）。瓦哈卜吸收了先人的教诲，宣布信徒如对他解读的伊斯兰教义有“任何怀疑或犹豫”，其“财产和生命的豁免权”便应被剥夺。
瓦哈卜的主要信条之一构成了“塔克费尔”（takfir，即叛教）的核心思想。在“塔克费尔”教义下，任何穆斯林只要做出了侵害绝对王权的行为，瓦哈卜和他的信徒们便有权宣告其为叛教者。所有敬奉死者、圣徒、天使的穆斯林统统被瓦哈卜革除了教籍。他坚信穆斯林应全心全意侍奉真主，其他神祗势必会减损这种信仰。所以，根据瓦哈比派教义，信众不得向圣徒祈祷或为逝去的亲人祷告；不得祭扫坟墓；不得前往装饰奢华的清真寺；不得纪念圣徒的宗教节日；不得庆祝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甚至不得为死者立墓碑。
瓦哈卜要求教徒身体力行，严格遵守教义。他宣称每一个穆斯林都必须单独向唯一的穆斯林领袖（如哈里发在世，则为哈里发）宣誓效忠。他写道：“那些异见者应被处决，他们的妻女应被强奸，他们的财产应被充公。”在瓦哈比派眼中，什叶派、苏非派和一些其他教派的信徒都是应处以极刑的叛教者，根本算不上穆斯林。
目前，瓦哈比派和ISIS之间没有分歧，而未来两者可能产生裂痕：沙特王国将瓦哈卜关于“唯一的统治者、唯一的权威、唯一的清真寺”的主张，已在沙特阿拉伯固化下来，形成三大制度支柱，分别对应着沙特国王的统治、国教瓦哈比派的绝对权威、以及教派对真言的解读（清真寺）。
ISIS虽严格遵循瓦哈比派教义，但否认这支撑整个逊尼派权威的三大支柱，这就使前者对沙特阿拉伯构成了深远的威胁。
沙特第一王国简史（1744-1818）
瓦哈卜鼓吹极端激进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被逐出故乡——在短暂的漂泊后，他于1744年得到了伊本·沙特的庇护。在瓦哈卜新奇的教义中，伊本·沙特看到了一条颠覆阿拉伯传统、夺取权力的道路。
伊本·沙特的部族紧握瓦哈卜这张宗教牌，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干他们一贯的勾当——去邻近村落打家劫舍。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可以高举圣战的旗帜，不再受到阿拉伯传统的约束。伊本·沙特和瓦哈卜以圣战为名，重新提出殉道这个概念，宣扬在圣战中殉道的烈士可以立即上天堂。
最初，他们征服并统治了一些邻近的部落。被征服的部众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改宗瓦哈比派，要么被处死。到1790年，政教合一的沙特部族控制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并反复入侵麦地那、叙利亚和伊拉克。
他们的战略——与今天的ISIS一样——都是让被征服民族产生恐惧，进而臣服于自己。1801年，沙特攻打今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圣城卡巴拉，屠杀了包括妇孺在内的数千名什叶派穆斯林。许多什叶派圣祠毁于一旦，包括穆罕默德之孙伊玛目侯赛因的陵墓。
当年的见证者英军中尉弗朗西斯·沃登记述道：“他们把它（卡巴拉）抢掠一光，捣毁了侯赛因的陵墓……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古怪而残忍的手段，杀害了五千多名当地居民……”
第一沙特王国的历史学家奥斯曼·伊本·白舍尔·纳吉迪记录了伊本·沙特1801年在卡巴拉的大屠杀。他骄傲地宣称：“我们占领了卡巴拉城，屠宰并奴役了那里的人，然后向万世的真主安拉祷告，我们没有歉意，只有一句话：‘这就是异教徒的下场。’”
1803年，圣城麦加在阿卜杜勒·阿齐玆的恐吓下投降（麦地那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瓦哈比派教徒们拆毁了众多历史遗迹和所有的陵墓与圣祠。最后，大清真寺周围历经数百年的伊斯兰教古建筑悉数被毁。
但1803年11月，一名什叶派刺客为卡巴拉大屠杀复仇，杀死了阿卜杜勒·阿齐玆国王。王子沙特·本·阿卜杜拉·阿齐兹继位，继续展开对阿拉伯半岛的征服。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再无法容忍沙特对帝国的蚕食。1812年，由埃及人组成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将沙特人赶出了麦地那、吉达和麦加。1814年，沙特·本·阿卜杜拉·阿齐兹死于热病，其子阿卜杜拉·本·沙特被押往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并遭处以极刑（据当地一名旅客称，他先被游街示众，在三天中受尽凌辱，然后被处以绞刑、斩首，首级被填入炮膛再轰出，心脏被挖出来钉在身体上）。
1815年，代表奥斯曼苏丹出征的埃及人在关键一役中击垮了瓦哈比派武装力量。1818年，帝国军队攻陷并将瓦哈比派首都达尔伊耶夷为平地。沙特第一王国至此灭亡。瓦哈比派势力纠集残部撤入沙漠，并在19世纪后几十年里几乎销声匿迹。
历史的重演
如今，ISIS在伊拉克建立伊斯兰国，撩拨起不少人心头这根历史之弦。实际上，贫瘠的内志沙漠并未湮没18世纪的瓦哈比精神；当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混乱中崩塌时，瓦哈比派呼啸着复苏了。
沙特家族在精明干练的阿卜杜勒·阿齐兹的领导下，在20世纪走向了复兴。阿卜杜勒·阿齐兹统一了四分五裂的贝都因部落，继承了瓦哈卜与伊本·沙特的衣钵，组织沙特“伊赫万”征讨变节者。
这个伊赫万实际就是现代版的瓦哈比派半独立武装卫道先锋队。19世纪初年瓦哈比派势力几乎一统阿拉伯半岛；一个世纪后，从1914年至1926年，伊赫万以同样的方式相继攻占了麦加、麦地那和吉达。然而此时，阿卜杜勒·阿齐兹开始意识到，伊赫万展现出的“雅各宾式”革命性质，损害了他更大的利益。后来，沙特爆发了一场持续至30年代的内战，最终沙特国王用机枪镇压了伊赫万叛乱。
关于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早年的事迹，真相已经模糊。在阿拉伯半岛发现了石油后，英美两国一方面讨好阿卜杜勒·阿齐兹，另一方面又倾向于支持沙里夫·胡赛因作为阿拉伯半岛的合法统治者。沙特人需要运用更微妙的外交手段。
作为交换，瓦哈比派被迫从一场圣战革命和宗教清洗，退为一场社会、政治、神学、宗教层面的保守主义宣教运动；成为维护沙特王室和国王绝对权力正当性的工具。
浮在石油上瓦哈比派
法国学者吉勒·凯贝尔写道，当石油成了沙特的摇钱树，该国的目标是“向穆斯林世界传播瓦哈比派学说……将伊斯兰教瓦哈比化，让伊斯兰教内部的多种声音归于同一信仰”——这是一场超越国界的运动。沙特阿拉伯为了打造宗教软实力，已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未来还将在这方面投入更多财力。
1945年，刚参加完雅尔塔会议的罗斯福在美国战舰上接见了阿卜杜勒·阿齐兹，从那一场会面开始，沙特阿拉伯就长期依赖于西方的政策，至今仍未改变。一方面，是沙特为建设软实力，动用数十亿美元的大手笔；另一方面，沙特在教育、社会、文化等领域向其他伊斯兰国家输出瓦哈比派学说，控制逊尼派伊斯兰教，也是在帮助美国实现其利益。
沙特阿拉伯王国惊人的财富、现代化的外表、以及在伊斯兰世界中展现出的领导姿态，吸引了大部分西方人的注意力。他们以为控制好逊尼派就能让沙特服从于现代生活的驱使。
但伊赫万运动并没有在上世纪30年代被赶尽杀绝。它虽然从主流隐退，却仍保持着对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沙特人对ISIS的态度甚是微妙。
ISIS虽深受瓦哈比派影响；然而在某些方面它走向另一个激进的极端。我们可以把ISIS看做一场针对当代瓦哈比派教义的修正运动。
ISIS代表着一场“后麦地那”运动：它将前两任哈里发——而非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视为典范，并且极力否认沙特的统治权威。
沙特王国在石油时代暴富，导致制度臃肿，虽然费萨尔国王致力于现代化，但伊赫万运动仍然扩大了其影响力，获得了（并仍得到）许多社会名流和酋长们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奥萨马·本·拉登正是伊赫万运动得势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今天，我们不难理解ISIS对沙特国王合法性的削弱，因为这才是重归沙特-瓦哈卜联盟的本源。
在许多西方战略项目上（反社会主义、反阿拉伯复兴主义、反纳赛尔主义、对抗苏联和伊朗），沙特与西方联手对阿拉伯地区实行联合管理，西方政治家对沙特阿拉伯做具有选择性的正面解读，突出其富裕、现代化、有影响力，忽略了瓦哈比派思潮的影响。
毕竟，西方情报机构认为更加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运动，既能有效地推翻苏联在阿富汗的存在；又能颠覆那些不再受西方青睐的中东国家和领导人。
沙特和西方授意班达尔亲王处理叙利亚反政府叛乱，最终引发了一场“新伊赫万式”暴力恐怖先锋运动——ISIS。其实，西方何必感到惊诧呢？稍微了解一点瓦哈比派的历史，你就应该知道，叙利亚叛军里的“温和派”比麒麟还罕见。西方为什么会幻想激进的瓦哈比派能濡染出温和派？为什么会幻想提出“唯一的统治者、唯一的权威、唯一的清真寺”的教派，能从“逆我者亡”走向温和与忍让？
或者，西方连幻想都不曾有过。
星期三, 9月 03, 2014
ISIS， 恐怖主义新纪元
作者：秦轩
来源：《凤凰周刊》2014年第22期
http://www.fhzk.net/index.php/weekly-reports/pmilitary/802-isis-
一个身着黑袍，裹着黑色缠头的阿拉伯男子，登上清真寺内的高台时一步一停，让人觉得腿脚颇不便。当他坐下，唱片流传于世的这位男子，于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发表了“建国宣言”。化名巴格达迪的他在自封哈里发的同时，恢复使用真名易卜拉欣。
巴格达迪领导着一个名称诡异的恐怖组织，仿佛从天而降席卷了伊拉克西北部辽阔的领土，速度堪比四大哈里发时期的伊斯兰征服风暴。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他所领导的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以下使用英文简称ISIS），还有这块数十年动荡从未平息的土地。
虽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与塔利班试图在阿富汗实现伊斯兰国的目标相比，ISIS显然走得更远，更主张哈里发传统。在伊斯兰世界历史上，哈里发被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全世界穆斯林应奉哈里发为领袖。这一身份与其说是神学意义上的领袖地位，不如说更有伊斯兰帝国宗主的意味。
此前，伊斯兰世界最后一任哈里发的封号为奥斯曼土耳其执掌。而在上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解体后，哈里发的封号已被封存了100多年。此次ISIS重新提出哈里发的称号，这种“穿越”的感觉，相当于有东方政治人物提出中国要回到汉唐、日本政治要回到幕府时代。
巴格达迪的演讲中，不仅痛陈“穆斯林世界在失去哈里发之后落败了．他们的国亡了”，更否定了一切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思潮和价值取向，“不信道的人一度攻占穆斯林的土地…一散播虚假口号，诸如文明、和平、共存、自由、民主、政教分离、复兴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等”，声称伊斯兰国才是穆斯林的归宿。
“伊斯兰国”一词至少比之前冗长的‘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显得简洁，在中文新闻翻译中，还有“伊拉克和黎，特伊斯兰国”(其英文简写即为ISIL）、‘伊拉克与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翻译上的差异各有依据。
西方媒体喜欢使用“黎凡特”(Levant）一词来称呼地中海东岸的世界。该词源自中古法语，本意为“日出之地”；沙姆是古老伊斯兰王朝时期的称谓，至今依然被本地人沿用。10年前，记者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长途汽车站，听到去叙利亚的大巴司机便高喊“沙姆”。
黎凡特和恐怖组织自称的“沙姆”(Sham)同指一个地理范畴，即为包括今日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在内的新月沃土，称之为大叙利亚也不为过。反西方的ISIS抗拒使用黎凡特一词，而JSJS的前身一一扎卡维时期的伊拉克基地组织分支更为保守，甚至回避用伊拉克这个名词，而沿用“两河流域间的沃土”来指代自己活动的地域。
在名词上大费周章并非煞有介事。在ISIS看来，那些西方人使用的名词和他们随手划分的边界一样，将本为一体的阿拉伯世界分割开来。演讲中，巴格达迪说道：“叙利亚不只是叙利亚人的，伊拉克也不只是伊拉克人的。”
ISIS曾发布一段主要用英语旁述的影片，解释伊斯兰国的立国愿景。其中声言要．终结英法两国一战中为瓜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中东地盘而达成的“赛克斯一皮科议”，不仅要消除伊拉克与叙利亚的边界，还要消除约旦、黎巴嫩的边境，并且要“从犹太人手里解放巴勒斯坦”。可以想见，在ISIS的立场上，受到西方影响的现代中东历史依然从属宗教战争的范畴。
如果说仅在中东“消除边界”就已经显得痴人说梦，那么ISIS的远期目标更让人觉得是天方夜谭。ISIS发言人敦促全体穆斯林向巴格达迪效忠：“随着哈里发的权威扩张，其军队所到之处，所有酋长圈、组织、国家、团体的合法性俱将无效。
ISIS规划着数年后占领西亚、北非、西班牙、中亚、印度次大陆全境乃至中国新疆。IsIs似乎从不害怕树敌众多，在巴格达迪再明晰不过的讲话中，他点名了全世界的许多国家，说道：“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索马里、阿拉伯半岛、高加索、摩洛哥、埃及、伊拉克、印度尼西亚、阿富汗、菲律宾、什叶派伊朗、巴基斯坦、突尼斯、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在东方和西方，穆斯林的权利都被强行剥夺了…一你们看到的中非和缅甸，只是他们水深火热处境的冰山一角。安拉在上，我们要复仇！”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被排在了第一位。巴格达迪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中国以及中国新疆，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并要求中国穆斯林和全世界穆斯林一样向其效忠。
动荡的伊斯兰世界从来不缺乏极端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从塔利班、基地组织到如今的ISIS.三者形成的现实条件与具体诉求不同，但目标一致，即致力于回归早期兰扩张时期的传统，打破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世界格局，重建神权至上的文明共同体。
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一路走来，不仅规模和声势日豪壮大，ISISI还终于在伊斯兰世界早期倭马亚王朝与阿拔斯王朝的心脏地带-而河流域生根发芽，提出了迄今为止最有野心的政治口号。
在宗教行为上，ISIS具有强烈的瓦哈比教派色彩。这一教派属于逊尼派分支，同样也是基地组织的理论基础。该教派于18世纪出现后和阿拉伯半岛的沙特家族结盟。这一教派比其他逊尼派教派更为苛刻严格。
瓦哈比派认为伊斯兰世界需要净化，需要同归到伊斯兰创教初期的主张，并且认为其他逊尼派的穆斯林并没有完全达到真正穆斯林的标准。甚至有激进的瓦哈比派主张其他派别的穆斯林同样是异教徒。
ISIS最近毁掉什叶派信徒的圣墓并不是“原创”的行为，1802年信奉瓦哈比教派的沙特家族就曾袭击过.无论对于200年前的瓦哈比教派还是今天的ISIS来说，对什叶派的战斗都是一致的一他们不过是在继续那场自7世纪中叶就开始的教派战争。
1979年的伊朗什叶派伊斯兰革命，不仅仅让一个基于传统神学主张的政权得以成立，还为逊尼派群体起到了示范效应——推翻世俗政权建立神权国家，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革命领导人霍梅尼的传插手段也被30多年后的后来者学去。
霍梅尼当年长期在海外生活，通过那个年代最先进的媒体手段——磁带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保守的ISIS组织，在传播手段上却紧跟时代。宣布“建国”不久，在几大全球社交网络上使出现了打着该组织旗号的诸多账号。大概是为了防止被销号，有些账号的简介中还附上了备用小号的说明。
在这些官方半官方账号之中，ISIS呼唤全世界穆斯林，尤其是ISIS现在匮乏的人才，譬如：工程师、商人甚至律师投奔、“集”到哈里发国，将新建立的“伊斯兰国”视为真主应许之地。
ISIS制作的招募志愿者歌曲中，这样唱道：
伊斯兰之国已经建立
让我们扫除一切边界
我们的战车所到之处
犹太拉比必将蒙羞
哦，追求真理的战士，出发吧！
ISIS及其支持者有着娴熟的互联网传播技巧：许多西欧国家的第二代年轻穆斯林移民受到感召，组织支持ISIS的聚会，拿起自制的ISIS旗帜并拍照记录，并将照片发 到网上，以壮声势。
从领导人的哈里发封号、组织的名称、建国的愿景、结合社交媒体运作的手段，卡塔尔多哈布鲁金斯学会分析员利斯特认为：“伊斯兰国”是2001年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以来“国际圣战的最大发展”，“标志着恐怖主义新纪元的诞生。”
中东整体局势日益复杂，而伊拉克内部什叶派、逊尼派以及库尔德人的势力盘根错节，很难判断ISIS将走向何方。ISIS的崛起本身即为叙利亚内战的延伸，其能够迅速做大也和美军三年前撤离导致反恐力量的缺失有关。
随着新月沃土的持续溃败，伊拉克的乱局可能如叙利亚内战般旷日费时。只要ISIS未能继续快速扩张，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都不会进行有力度的干预。但ISIS树敌众多又不被国际社会承认，其内部各派系间可能在未来的僵持阶段逐渐发生龃龉，新成立的恐怖主义国度终难有未来。
来源：《凤凰周刊》2014年第22期
http://www.fhzk.net/index.php/weekly-reports/pmilitary/802-isis-
一个身着黑袍，裹着黑色缠头的阿拉伯男子，登上清真寺内的高台时一步一停，让人觉得腿脚颇不便。当他坐下，唱片流传于世的这位男子，于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发表了“建国宣言”。化名巴格达迪的他在自封哈里发的同时，恢复使用真名易卜拉欣。
巴格达迪领导着一个名称诡异的恐怖组织，仿佛从天而降席卷了伊拉克西北部辽阔的领土，速度堪比四大哈里发时期的伊斯兰征服风暴。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他所领导的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以下使用英文简称ISIS），还有这块数十年动荡从未平息的土地。
虽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与塔利班试图在阿富汗实现伊斯兰国的目标相比，ISIS显然走得更远，更主张哈里发传统。在伊斯兰世界历史上，哈里发被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全世界穆斯林应奉哈里发为领袖。这一身份与其说是神学意义上的领袖地位，不如说更有伊斯兰帝国宗主的意味。
此前，伊斯兰世界最后一任哈里发的封号为奥斯曼土耳其执掌。而在上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解体后，哈里发的封号已被封存了100多年。此次ISIS重新提出哈里发的称号，这种“穿越”的感觉，相当于有东方政治人物提出中国要回到汉唐、日本政治要回到幕府时代。
巴格达迪的演讲中，不仅痛陈“穆斯林世界在失去哈里发之后落败了．他们的国亡了”，更否定了一切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思潮和价值取向，“不信道的人一度攻占穆斯林的土地…一散播虚假口号，诸如文明、和平、共存、自由、民主、政教分离、复兴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等”，声称伊斯兰国才是穆斯林的归宿。
“伊斯兰国”一词至少比之前冗长的‘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显得简洁，在中文新闻翻译中，还有“伊拉克和黎，特伊斯兰国”(其英文简写即为ISIL）、‘伊拉克与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翻译上的差异各有依据。
西方媒体喜欢使用“黎凡特”(Levant）一词来称呼地中海东岸的世界。该词源自中古法语，本意为“日出之地”；沙姆是古老伊斯兰王朝时期的称谓，至今依然被本地人沿用。10年前，记者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长途汽车站，听到去叙利亚的大巴司机便高喊“沙姆”。
黎凡特和恐怖组织自称的“沙姆”(Sham)同指一个地理范畴，即为包括今日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在内的新月沃土，称之为大叙利亚也不为过。反西方的ISIS抗拒使用黎凡特一词，而JSJS的前身一一扎卡维时期的伊拉克基地组织分支更为保守，甚至回避用伊拉克这个名词，而沿用“两河流域间的沃土”来指代自己活动的地域。
在名词上大费周章并非煞有介事。在ISIS看来，那些西方人使用的名词和他们随手划分的边界一样，将本为一体的阿拉伯世界分割开来。演讲中，巴格达迪说道：“叙利亚不只是叙利亚人的，伊拉克也不只是伊拉克人的。”
ISIS曾发布一段主要用英语旁述的影片，解释伊斯兰国的立国愿景。其中声言要．终结英法两国一战中为瓜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中东地盘而达成的“赛克斯一皮科议”，不仅要消除伊拉克与叙利亚的边界，还要消除约旦、黎巴嫩的边境，并且要“从犹太人手里解放巴勒斯坦”。可以想见，在ISIS的立场上，受到西方影响的现代中东历史依然从属宗教战争的范畴。
如果说仅在中东“消除边界”就已经显得痴人说梦，那么ISIS的远期目标更让人觉得是天方夜谭。ISIS发言人敦促全体穆斯林向巴格达迪效忠：“随着哈里发的权威扩张，其军队所到之处，所有酋长圈、组织、国家、团体的合法性俱将无效。
ISIS规划着数年后占领西亚、北非、西班牙、中亚、印度次大陆全境乃至中国新疆。IsIs似乎从不害怕树敌众多，在巴格达迪再明晰不过的讲话中，他点名了全世界的许多国家，说道：“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索马里、阿拉伯半岛、高加索、摩洛哥、埃及、伊拉克、印度尼西亚、阿富汗、菲律宾、什叶派伊朗、巴基斯坦、突尼斯、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在东方和西方，穆斯林的权利都被强行剥夺了…一你们看到的中非和缅甸，只是他们水深火热处境的冰山一角。安拉在上，我们要复仇！”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被排在了第一位。巴格达迪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中国以及中国新疆，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并要求中国穆斯林和全世界穆斯林一样向其效忠。
动荡的伊斯兰世界从来不缺乏极端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从塔利班、基地组织到如今的ISIS.三者形成的现实条件与具体诉求不同，但目标一致，即致力于回归早期兰扩张时期的传统，打破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世界格局，重建神权至上的文明共同体。
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一路走来，不仅规模和声势日豪壮大，ISISI还终于在伊斯兰世界早期倭马亚王朝与阿拔斯王朝的心脏地带-而河流域生根发芽，提出了迄今为止最有野心的政治口号。
在宗教行为上，ISIS具有强烈的瓦哈比教派色彩。这一教派属于逊尼派分支，同样也是基地组织的理论基础。该教派于18世纪出现后和阿拉伯半岛的沙特家族结盟。这一教派比其他逊尼派教派更为苛刻严格。
瓦哈比派认为伊斯兰世界需要净化，需要同归到伊斯兰创教初期的主张，并且认为其他逊尼派的穆斯林并没有完全达到真正穆斯林的标准。甚至有激进的瓦哈比派主张其他派别的穆斯林同样是异教徒。
ISIS最近毁掉什叶派信徒的圣墓并不是“原创”的行为，1802年信奉瓦哈比教派的沙特家族就曾袭击过.无论对于200年前的瓦哈比教派还是今天的ISIS来说，对什叶派的战斗都是一致的一他们不过是在继续那场自7世纪中叶就开始的教派战争。
1979年的伊朗什叶派伊斯兰革命，不仅仅让一个基于传统神学主张的政权得以成立，还为逊尼派群体起到了示范效应——推翻世俗政权建立神权国家，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革命领导人霍梅尼的传插手段也被30多年后的后来者学去。
霍梅尼当年长期在海外生活，通过那个年代最先进的媒体手段——磁带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保守的ISIS组织，在传播手段上却紧跟时代。宣布“建国”不久，在几大全球社交网络上使出现了打着该组织旗号的诸多账号。大概是为了防止被销号，有些账号的简介中还附上了备用小号的说明。
在这些官方半官方账号之中，ISIS呼唤全世界穆斯林，尤其是ISIS现在匮乏的人才，譬如：工程师、商人甚至律师投奔、“集”到哈里发国，将新建立的“伊斯兰国”视为真主应许之地。
ISIS制作的招募志愿者歌曲中，这样唱道：
伊斯兰之国已经建立
让我们扫除一切边界
我们的战车所到之处
犹太拉比必将蒙羞
哦，追求真理的战士，出发吧！
ISIS及其支持者有着娴熟的互联网传播技巧：许多西欧国家的第二代年轻穆斯林移民受到感召，组织支持ISIS的聚会，拿起自制的ISIS旗帜并拍照记录，并将照片发 到网上，以壮声势。
从领导人的哈里发封号、组织的名称、建国的愿景、结合社交媒体运作的手段，卡塔尔多哈布鲁金斯学会分析员利斯特认为：“伊斯兰国”是2001年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以来“国际圣战的最大发展”，“标志着恐怖主义新纪元的诞生。”
中东整体局势日益复杂，而伊拉克内部什叶派、逊尼派以及库尔德人的势力盘根错节，很难判断ISIS将走向何方。ISIS的崛起本身即为叙利亚内战的延伸，其能够迅速做大也和美军三年前撤离导致反恐力量的缺失有关。
随着新月沃土的持续溃败，伊拉克的乱局可能如叙利亚内战般旷日费时。只要ISIS未能继续快速扩张，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都不会进行有力度的干预。但ISIS树敌众多又不被国际社会承认，其内部各派系间可能在未来的僵持阶段逐渐发生龃龉，新成立的恐怖主义国度终难有未来。
星期一, 5月 26, 2014
鲍文德：新疆政策是否会走入暴力和镇压的循环
作者：傅才德
來源：紐約時報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526/c26bovingdon/
時間：2014年05月26日
周四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一处拥挤的市场发生了一连串爆炸，导致31人丧命，94人受伤。此次事件被定性为“暴力恐怖袭击”，国家主席习近平立誓要“从严惩处暴恐分子，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新疆今年内死伤最严重的事件，此前中国各地还发生了一连串的袭击，发动者均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其中的一些人想让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东突厥斯坦。
直到不久前，维吾尔人一直是新疆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不过，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多年来向新疆移民。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这种移民使得说突厥语族语言、大部分为穆斯林的维族人在自治区的2200万人口中只占了不到一半，而汉族人口正在接近同等规模。在共产党开始统治中国的1949年，新疆的汉人比例仅为6.7%。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的教授鲍文德(Gardner Bovingdon)认为，人口的改变对于中国政府如何制定新疆政策、如何应对暴力事件的激增具有一定影响。近些年，鲍文德申请中国签证时一直被拒。他是名为“新疆13人”(Xinjiang 13)的团体中的一员，为2004年编辑的合集《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陲》(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一书撰写了文章，而这本合集惹怒了中国政府。在采访中，鲍文德教授探讨了中国的新疆政策，以及政府和自治区民众可能会采取的路线。
问：对新疆这一轮暴力事件和政府的行动，你有何看法？
答：人们想知道，这是不是维吾尔分离主义者的组织规模扩大、计划性增强的证据。我觉得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尚早，而且我尤其怀疑北京方面宣称的这些事件全都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astern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有关的说法。我甚至不相信，这个组织现在还具备之前的能力。
北京方面想说，所有希望独立的维吾尔人都是分裂分子和恐怖分子。你知道，在汉语中，我们把东突厥斯坦称作“东突”，就好像所有相信东突厥斯坦、所有寻求东突厥斯坦独立的人都是这些伊斯兰运动的盟友一样。事实绝非如此。被美国和联合国确定为恐怖组织的只有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而这一身份的确立是在2002年。我觉得，这正是北京方面一直试图把各种事情和该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原因。
问：所以，这些袭击是在中国境外策划的说法并非实情？
答：中国政府依然秉持的一个观点是，政府能够而且应该控制媒体，政府也应该利用自身的力量来炮制宣传，讲述它想要传播的故事，压制它不想要的说法。我怕那里的人们——的确有一些人乐于说，维吾尔恐怖主义的威胁正在增强；这件事清楚地表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基地组织(Al Qaeda)等团体相勾结——我怕那些人基本上是通过煽动恐怖主义威胁以确保自身的利益。这么做既符合他们的利益，也符合北京方面的利益。
我想我们必须持怀疑态度。我认为我们必须等待令我们满意的证据出现。我担心，我们根本不可能从中国的体制内部获得这种证据。
问：袭击活动不断发生，是否意味着维族社会的沮丧情绪正不断增长？
答：在我看来，这些具体的袭击活动显示出，有一小群人正致力于暴力活动，他们可能是受到了宗教信仰的驱动。从现有证据来看是这样的，而我对这些证据是持怀疑态度的。不过，我们绝不应该把这些人的行为和态度，与普通维族民众的行为和态度等同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仍然要重申我多年来一直提到的观点，大量其他证据显示，大多数维族人对北京实施的政策或多或少都是有些不满的。事实上，无论在哪个问题上，你回忆一下10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前，当我还在新疆的时候，维族人有哪些不满，你会发现，北京的做法都违背了维族人曾经表达的意愿：北京进一步打击了宗教活动，进一步打击了维族语言，计划生育政策也更具压迫性，这种例子还有很多。
我认为，很难否认维族人中广泛存在的不满。但我也觉得，如果说爆炸和持刀伤人事件的增多是维族人不满情绪加剧的直接证据，这也是一种误解。
问：极端分子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答：这种活动的长期目标是什么？我想起了法国人用来形容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表述——politique du pire——“最糟糕的政治”。如果有人从事了暴力活动，政府就予以镇压，而这将加剧大多数维族人的不满，因此从长期来看，它可能会引发更大不满情绪的爆发，以及更广泛的暴力行动，甚至超出那些组织的范围。
中国政府的考量是什么？我认为它正尝试着完成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一方面，它需要谴责暴力行为。它需要让民众放心，在当前的例子中，主要是让新疆的汉族人口放心。因为这些袭击活动显然针对的是汉族人口为主的区域。中国政府需要让他们相信，政府能恢复稳定，阻止更多暴力活动的发生。它还需要释放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只是批评和打击少数维族人，这些人不代表大多数，他们是恐怖分子。
问：你认为事态会如何发展？
答：很大程度上，北京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把所有维族人变成快乐而满足的中国公民，他们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与中国人身份认同相关的项目。
维族人未来不可能构成真正的军事威胁。他们目前也不可能成功地制造分裂，当然，除非北京的中央政府出现了治理危机。然而，另一方面，即使双方的较量接近尾声，也不意味着未来就能够避免暴力活动的发生。一个最值得关注的后果，也是我们在探究未来时一个最大的疑问是，在新疆占据优势的汉族人群，可能是作为多数族群，会如何看待这些事？他们还会留在这里生活，还会告诉亲戚这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吗？或者，人们是否会心生恐惧，然后离开这里？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來源：紐約時報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526/c26bovingdon/
時間：2014年05月26日
周四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一处拥挤的市场发生了一连串爆炸，导致31人丧命，94人受伤。此次事件被定性为“暴力恐怖袭击”，国家主席习近平立誓要“从严惩处暴恐分子，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新疆今年内死伤最严重的事件，此前中国各地还发生了一连串的袭击，发动者均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其中的一些人想让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东突厥斯坦。
直到不久前，维吾尔人一直是新疆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不过，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多年来向新疆移民。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这种移民使得说突厥语族语言、大部分为穆斯林的维族人在自治区的2200万人口中只占了不到一半，而汉族人口正在接近同等规模。在共产党开始统治中国的1949年，新疆的汉人比例仅为6.7%。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的教授鲍文德(Gardner Bovingdon)认为，人口的改变对于中国政府如何制定新疆政策、如何应对暴力事件的激增具有一定影响。近些年，鲍文德申请中国签证时一直被拒。他是名为“新疆13人”(Xinjiang 13)的团体中的一员，为2004年编辑的合集《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陲》(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一书撰写了文章，而这本合集惹怒了中国政府。在采访中，鲍文德教授探讨了中国的新疆政策，以及政府和自治区民众可能会采取的路线。
问：对新疆这一轮暴力事件和政府的行动，你有何看法？
答：人们想知道，这是不是维吾尔分离主义者的组织规模扩大、计划性增强的证据。我觉得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尚早，而且我尤其怀疑北京方面宣称的这些事件全都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astern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有关的说法。我甚至不相信，这个组织现在还具备之前的能力。
北京方面想说，所有希望独立的维吾尔人都是分裂分子和恐怖分子。你知道，在汉语中，我们把东突厥斯坦称作“东突”，就好像所有相信东突厥斯坦、所有寻求东突厥斯坦独立的人都是这些伊斯兰运动的盟友一样。事实绝非如此。被美国和联合国确定为恐怖组织的只有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而这一身份的确立是在2002年。我觉得，这正是北京方面一直试图把各种事情和该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原因。
问：所以，这些袭击是在中国境外策划的说法并非实情？
答：中国政府依然秉持的一个观点是，政府能够而且应该控制媒体，政府也应该利用自身的力量来炮制宣传，讲述它想要传播的故事，压制它不想要的说法。我怕那里的人们——的确有一些人乐于说，维吾尔恐怖主义的威胁正在增强；这件事清楚地表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基地组织(Al Qaeda)等团体相勾结——我怕那些人基本上是通过煽动恐怖主义威胁以确保自身的利益。这么做既符合他们的利益，也符合北京方面的利益。
我想我们必须持怀疑态度。我认为我们必须等待令我们满意的证据出现。我担心，我们根本不可能从中国的体制内部获得这种证据。
问：袭击活动不断发生，是否意味着维族社会的沮丧情绪正不断增长？
答：在我看来，这些具体的袭击活动显示出，有一小群人正致力于暴力活动，他们可能是受到了宗教信仰的驱动。从现有证据来看是这样的，而我对这些证据是持怀疑态度的。不过，我们绝不应该把这些人的行为和态度，与普通维族民众的行为和态度等同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仍然要重申我多年来一直提到的观点，大量其他证据显示，大多数维族人对北京实施的政策或多或少都是有些不满的。事实上，无论在哪个问题上，你回忆一下10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前，当我还在新疆的时候，维族人有哪些不满，你会发现，北京的做法都违背了维族人曾经表达的意愿：北京进一步打击了宗教活动，进一步打击了维族语言，计划生育政策也更具压迫性，这种例子还有很多。
我认为，很难否认维族人中广泛存在的不满。但我也觉得，如果说爆炸和持刀伤人事件的增多是维族人不满情绪加剧的直接证据，这也是一种误解。
问：极端分子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答：这种活动的长期目标是什么？我想起了法国人用来形容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表述——politique du pire——“最糟糕的政治”。如果有人从事了暴力活动，政府就予以镇压，而这将加剧大多数维族人的不满，因此从长期来看，它可能会引发更大不满情绪的爆发，以及更广泛的暴力行动，甚至超出那些组织的范围。
中国政府的考量是什么？我认为它正尝试着完成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一方面，它需要谴责暴力行为。它需要让民众放心，在当前的例子中，主要是让新疆的汉族人口放心。因为这些袭击活动显然针对的是汉族人口为主的区域。中国政府需要让他们相信，政府能恢复稳定，阻止更多暴力活动的发生。它还需要释放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只是批评和打击少数维族人，这些人不代表大多数，他们是恐怖分子。
问：你认为事态会如何发展？
答：很大程度上，北京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把所有维族人变成快乐而满足的中国公民，他们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与中国人身份认同相关的项目。
维族人未来不可能构成真正的军事威胁。他们目前也不可能成功地制造分裂，当然，除非北京的中央政府出现了治理危机。然而，另一方面，即使双方的较量接近尾声，也不意味着未来就能够避免暴力活动的发生。一个最值得关注的后果，也是我们在探究未来时一个最大的疑问是，在新疆占据优势的汉族人群，可能是作为多数族群，会如何看待这些事？他们还会留在这里生活，还会告诉亲戚这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吗？或者，人们是否会心生恐惧，然后离开这里？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暴恐视频流毒新疆
作者：張弛
來源：凤凰周刊 2014年15期
近日，喀什地市兩級人民法院依法對屯某、斯某和阿某等5人進行了公開宣判，其罪名均為分裂國家和危害國家安全罪。其中，最高獲刑有期徒刑15年，最低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
在宣判大會上，法院公佈了這5起案件的詳細案情。指控他們從二手手機市場購買內存有反動音視頻資料的SD卡，先后多次給多人灌輸“遷徙、聖戰”內容，隨時准備前往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進行“聖戰”。根據已公佈的細節，他們還購買存有“東伊運”恐怖組織頭目艾山·買合蘇木“遷徙、聖戰”內容的SD卡，對他人進行非法台比力克（宣講經文）勸導；從網站下載“宣揚極端宗教思想和遷徙、聖戰”煽動分裂國家內容的電子書籍和非法台比力克音視頻資料，並傳播給他人下載觀看使用；私設非法教經點，為青少年兒童非法教經、傳播極端宗教思想，宣揚宗教狂熱；對多人進行煽動民族仇恨的宣講，貯備管制刀具准備作案等等。
在鄯善“6·26”暴力恐怖事件中落網的吾拉音·艾力，曾對着記者鏡頭述说自己的殺人動機，但因為聽起來過於離譜，一度招致質疑。吾拉音·艾力说，他殺人是為換取進“天堂”的資格，因為“天堂裏有仙女，有美酒，可以喝酒，怎麼喝都不醉，流出的汗都是香的，想要什麼有什麼”。
但在艾力亞·阿不拉看來，他说出這個理由一點都不奇怪。艾力亞曾經是烏魯木齊一家維語網站的工作人員，他長期關注宗教極端思想在疆內的傳播，也翻譯過一些在中國境內流傳的“聖戰”視頻。他認為吾拉音·艾力關於“天堂”的認知，正是這些音像視頻中宣揚的內容之一。
據新疆官方統計，僅2013年，“東伊運”就製作發布了107部這樣的音像視頻，超歷年總和。官方稱，這些視頻含有宣揚暴力恐怖、宗教極端、民族分裂等內容，部分傳入中國境內，煽動性極強，已經成為當前暴恐案件頻發的直接誘因。近年來破獲的多起暴恐案件，暴恐分子几乎都是參與非法宗教活動、收聽觀看暴力恐怖音視頻，引發“聖戰”共鳴，最終實施暴恐活動。
扭曲的視頻
“天堂”又稱“天園”或“樂園”，字面意思是“花園”。這是伊斯蘭教徒在后世的最好歸宿。
根據《古蘭經》的描述，人們現世的渴望和追求在天堂應有盡有。《古蘭經》中第56章12-24節對天堂的描述：“他們將在恩澤的樂園中。許多前人和少數后人，在珠寶鑲成的床榻上，彼此相對地靠在上面。長生不老的童仆，輪流着服侍他們，捧着盞和壺，與滿杯的醴泉；他們不因那醴泉而頭痛，也不酩酊。他們有自己所選擇的水果，和自己所愛好的鳥肉。還有白皙的、美目的妻子，好像蚌殼裏的珍珠一樣。那是為了報酬他們的善行。”
與“天堂”相對的則是“火獄”，那裏有“足穿火鞋”“墊火褥”“蓋火被”“遭火燒”等刑罸。凡生前作惡的信徒，都將被“戴上枷鎖”，“投入火獄”。
伊斯蘭教提倡“兩世吉慶”，既重今世的幸福，也重后世的歸宿。根據伊斯蘭教的“末世論”，死者生前在“這個世界”的行為，將決定其在“那個世界”的待遇，以此鼓勵穆斯林信徒“履行善功”，今世行善，后世必有回報。
不過，在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前副會長阿布杜熱依木·伊明看來，“東伊運”製作的這些視頻中，原本勸人向善的“履行善功”已經被歪曲解讀。比如，視頻公開宣稱，伊斯蘭教信徒可以通過“聖戰”積累“善功”，因為“殺死一個卡菲爾（異教徒）勝做十年功，可以直接上天堂”，“在天堂裏想要什麼就有什麼”，“除了真主之外，不能服從任何人”、“不能看電視、聽廣播、讀報刊”。
在“9·11”事件之后，對於媒體報導中頻繁出現的“自殺式襲擊”和“人體炸彈”，一些穆斯林學者反復聲明，伊斯蘭教是禁止自殺的。事實上，據學者介紹，《古蘭經》中嚴禁自殺，安拉说：“你們不要自殺，真主確是憐恤你們的（《古蘭經》婦女章節第29節）。在《聖訓》（阿拉伯語稱為Hadith）中自殺也是被明確禁止的。
《聖訓》記錄了先知穆罕默德傳教、立教的言行，其弟子談論宗教、經訓和實踐教理的重要言論或行為，凡經先知認可和贊許的，亦被列入聖訓範圍。《聖訓》對伊斯蘭教義、教律、教制、禮儀和道德進行了全面回答和論述，是歷代教職人員、學者進行宣教、立論、立说的依據。
因此，在談及信徒的肉體消亡時，這些視頻中使用的詞彙是“殉教”而不是“自殺”。他們稱，這些“殉教者”是為了一項最高尚的事業而死，也就是“聖戰”。而“聖戰”是穆斯林信徒的一項宗教義務，目的是在全球範圍內建立政教合一的純正伊斯蘭社會，即“哈利發”國家。“哈利發”的意思是“穆罕默德的繼承人”。
但在《古蘭經》中，其實根本找不到“聖戰”這個詞，與之相對應的只有“吉哈德”。阿布杜熱依木·伊明说，“吉哈德”本意並不是戰爭，這個詞源於阿拉伯文的三個字母：吉、哈、德，字面意思是盡心盡力、克服困難，努力做好一件事，有努力奮鬥之意。比如，為學業、事業的成功“吉哈德”，為真主的道路而奮鬥等。
根據伊斯蘭教法規定，凡是有能力、心智健全的穆斯林都應當進行”吉哈德“，即以言語、財産、生命為主道奮鬥，捍衛信仰，抵抗侵略。但在被異化的宗教教義支持下，盡管自殺是被禁止的，”殉教“卻可以得到普遍的讚揚、歡迎和鼓勵。
而斷章取義被拿來印證這些觀點的經文並不難尋找：“以掌控我的生命的神的名義，我需要為真主而死；然后我會復生，然后再次為真主而死”；“先知说，‘沒有任何上了天堂的人願意再返回這個世界，即便給他所有東西，除了那些殉教者。他們願意為了賜給他們的無上光榮而回到這個世界死上10次’。”
宗教極端主義者教唆信教群衆抵制政府管理，損毀身份證、結婚證、戶口簿等國家法定證件，並認為政府頒發的結婚證是“不清真”的。於是，強制包辦婚姻、重婚、以宗教儀式代替婚姻登記等現象在維吾爾社會重新抬頭。新疆一位聲稱知悉內部情況通報的相關人士透露说，組織、策劃“10·28”天安門恐怖襲擊事件的案犯，就擁有5個妻子，而肇事車輛中當場死亡的那名女性，就是他5個妻子之中的“小老婆”。2014年3月，新疆啟動了一項特殊的專項行動，決定對婚姻領域違法行為開展綜合治理，解決宗教干預婚姻的問題。
“打着宗教的旗號，最能打動人心，這正是他們的高明之處。”艾力亞認為，對於這些外界看來匪夷所思的思想能夠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廣泛傳播，他覺得不能完全歸罪於信教群衆的無知。
根據他的觀察，起碼在傳播方式上，這些視頻採用了南疆信衆最容易接受的方式。視頻中以維吾爾語、土耳其語和哈薩克語居多，這幾種語言相似度很高，基本可以無障礙溝通，還有一些雖然是阿拉伯語，但也都配有維吾爾語字幕，易於在維吾爾社會傳播。
視頻的內容也很能打動人心。站在前面宣講的人，都是一些宗教界的大人物，包括穆斯林社會一些頗有聲望的大阿訇。除了引經據典，系統傳授一些被重新解讀的宗教知識，他們還會大量提及維吾爾兄弟被“壓迫”的內容。站在他們身后的，則是一群包着頭、留着大鬍子的阿拉伯人，挎着槍，拿着《古蘭經》。
在艾力亞翻譯過的幾部視頻裏，他認出其中一位是來自埃及的著名大阿訇。其他一些負責宣講的人，也都是穆斯林社會的宗教領袖。他們擁有豐富的宗教知識，熟悉現代媒介傳播方式，说的都是令人感到親切的話語。這些視頻宣揚的主要思想，就是維吾爾人也是穆斯林，是我們的兄弟，全世界穆斯林都是一家，現在你們正在受“壓迫”，我們會來“幫助”你們。
“也許你我不信，但換成一個南疆的農民，他沒有知識，也不懂真正的宗教教義，對比外界的幸福，想着自己的不如意，聽着穆斯林兄弟暖心的話語，他肯定會被打動”。艾力亞说，“雖然並沒有得到實際的幫助，但會感到有人在關注他們。”
他分析，相較首府烏魯木齊，南疆鄉村極度封閉。伊斯蘭教一代一代傳承，人們敬畏但並不真正了解宗教知識。伴隨市場化大潮的衝擊以及維吾爾族社會的劇烈變革，維吾爾族被嚴重邊緣化，和父輩相比，民族身份帶給他們的不再是榮耀，就業難也加劇了他們對前程的悲觀情緒，唯一剩下的只有宗教，“只有宗教信仰別人無法拿走”。既然父母不能告訴自己宗教是什麼，那就自己去尋找。這時，宗教極端思想便趁虛而入。
還有一類被廣泛傳播的視頻完全與暴力聯繫在一起，具體教授如何製造、使用炸葯、爆炸裝置、槍支以及管制刀具等的方法和技能。視頻裏不说“中國人”怎樣，而是说“漢族人”，因為“漢族人”對我們的穆斯林兄弟不好，維吾爾人要團結起來“聖戰”，把這些“卡菲爾”全部趕走、殺光。2013年7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曾對11名恐怖犯罪嫌疑人予以公開通緝。在這些被通緝的逃犯中，多人涉及製造或實施爆炸襲擊的案件。
他認為，極端主義蔓延是社會的疾病，也是伊斯蘭內部的疾病。要解決新疆暴恐頻發的問題，政府必須而且只能從宗教入手，就像當初的土耳其，“用國家機器強力鏟除一些極端的邪惡勢力，讓宗教得到正常發展，並予以法律管制”。艾力亞说，關鍵是要掌握宗教知識，讓人們了解極端勢力暴力、殘暴的真實面目，這是任何人都駁不倒的事實。但遺憾的是，一直到現在，“很多人並不相信真有恐怖分子，覺得那都是政府捏造的”。
而目前政府的宣講力量和手段也明顯不足。一些宗教人士年齡偏大，知識面狹窄，對現代社會缺乏了解，比起視頻中那些引經據典的生動宣講，他們號召力有限，很難得到年輕一代的認可。在新疆，尤其是南疆鄉村，宗教是每個維吾爾人一出生就會接觸到的東西，讓這些人一夜之間成為自己眼裏的“叛教者”，“就像強迫一個‘無神論’者去信神一樣難”。
藉由網絡飛速蔓延
“不正面引導，別人就負面引導，宗教教育也是一樣。”來自新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的維吾爾族律師尼加提（化名）曾大量經手此類案件，被告基本都是年輕人，且90%以上都是文盲。面對外界突如其來的衝擊，年輕人要尋求精神歸屬，很容易轉身去擁抱宗教。如果碰巧這個人生活又不如意，對社會不滿，被煽動的過程就更簡單。“既然今生不如意，不如寄希望於來世。”至於如何採取行動，視頻中傳授的那些技能就足夠了。
尼加提曾經經手過一個案子，年輕的嫌疑人因為鬍子問題就要跟別人拼命。“根據被灌輸的極端主義理論，鬍子是他的尊嚴、他的一切，如果鬍子沒有了，他就失去了一切。”尼加提说，“我到現在也無法理解。就是給我發工資讓我留鬍子，我也不會留鬍子，因為我不喜歡”。
偏偏在這個時候，又遇到了網絡。經由無界限的網絡空間，借助各種社交媒體，這些視頻中宣揚的思想在南疆的文化沙漠地帶長驅直入，像毒草一樣迅速蔓延。“這是一種非常規的傳播過程，在宗教發展的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過”。
據新疆官方媒體報導，南疆三地州經濟雖相對落后，農村電腦用戶不足10%，裝寬頻的電腦用戶更少，但大約60%的年輕人都有手機，這些手機大多是幾百塊錢的山寨機，大部分都能上網。
2013年10月，新疆139人因傳播“聖戰”等宗教極端思想被查處，其中就有和闐縣伊斯拉木阿瓦提鄉的阿某。據新疆警方統計，從上傳檔案的5月6日，到發現線索並偵破案件的7月18日，阿某通過手機上傳至網絡的這些檔案，瀏覽次數達32971次，保存次數607次，下載次數達15515次。而在現實中查辦的一些講經點，只能影響幾人或十幾人。
20歲的阿某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從小在家鄉的沙漠邊緣長大，父母日益年邁，哥哥又有殘疾。為了改善家裏的經濟狀況，2011年他跟隨一位老闆到廣州賣羊肉串。在此期間，他花500元買了一部山寨智能手機，開始接觸網絡世界。
2012年在廣州務工期間，他用手機訪問了別人在網站發布的連結，並下載了2G容量的電子書到自己網盤上的個人空間。然后，他在一個網站貼出了自己的網址並留言，稱自己整理了一些關於伊斯蘭教方面的電子書，邀請大家前去下載。
2013年5月，有人訪問他發布的連結並留言：你上傳的那些電子書是zip格式，下載后打不開，有密碼。阿某看到留言后，便用其他格式上傳了535份檔案，其中529份為書籍，書籍中含有宣揚宗教極端思想的內容。
像這樣純粹因為好奇而傳播宗教極端思想的，還有很多是未成年人，伽師縣的依某就是其中之一。據辦案民警披露，依某對網絡很感興趣，經常到朋友父親開的電腦維修部上網。2013年6月，他從互聯網上搜集到一些包括宣揚宗教極端思想、煽動暴恐犯罪活動內容的電子書，並將其他網民分享的宗教書籍檔案下載到電腦硬碟內保存，同時分享到自己的個人空間，其存儲在網盤內的各類檔案量達100G。
有了這麼多檔案，他覺得傳給別人也許更好玩，就把檔案傳給了本地及外地幾名網友。據他事后交代，他在網上搜集、傳遞的目的，是為了提高自己和周邊朋友的宗教意識，至於下載和上傳的檔案，他聲稱只看了一眼目錄，並沒有仔細看內容。
甚至有人試圖通過傳播這些視頻牟利。來自喀什市佰什克然木鄉汗尼歐依村的小學教師阿某杜就是這樣。據辦案民警介紹，每天放學回家后，他就把自己關在書房裏，除了吃飯、睡覺就是上網。直到被拘留那一天，他的妻子和同事才知道，原來他每天晚上加班不是備課，而是在編輯、傳播宣揚含有宗教極端思想和暴力犯罪等內容的視頻。
其實阿某杜的物質生活條件並不差。他和妻子都是教師，夫妻倆月收入加起來7000多元，房子有200多平方米，是政府出錢補助建設的抗震安居房。但自從迷上網絡，他開始對製作網頁産生了興趣，並想通過經營網站賺錢。2013年4月，他將包含宗教極端思想內容的視頻編輯成視頻軟件，上傳到自己的空間並發布至111個QQ群內。不到一天時間，這些內容就被傳播了上萬次。
2014年3月3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檢察院聯合自治區公安廳、文化廳和工商局發出通告，聯合查禁這些含有宣揚暴力恐怖、宗教極端、民族分裂等內容的暴力恐怖音視頻。據大陸官方媒體報導，《通告》發布后六周內，打擊處理了200余名傳播宣傳暴力和恐怖主義錄像的人。
“以前種下的種子，現在開始結果子了”
根據尼加提對一些年輕被告的觀察，受極端思想影響的這些人，行事會變得異常殘忍。2010年南疆曾發生一起案件。幾個人想要搶錢，計劃殺一個名叫艾買提的校長，敲門后發現家裏沒人。在回去的路上，有個人想起來他的鄰居也是校長，就说，“艾買提不在家，可那邊是賽買提的家，賽買提也是個校長，我們殺了他，搶他的錢吧。”然后，他們來到賽買提家，殺了他全家9口人，搶了12塊錢。后來在看守所，這個人對律師和法官说，“如果有機會，我也要殺掉你們，這樣我就可以上天堂”。
在南疆，一些原本淳朴的農村青年受“聖戰”視頻影響，開始崇尚自殺式的暴力，願意為宗教“拋頭顱灑熱血”（即殉教），視塔利班戰士為英雄，在穿着打扮上也着意模仿他們，表現出一種“伊斯蘭式的叛逆”。前幾年，喀什曾有人專門到郵局去給塔利班寄錢。
因為在網上與這些人辯論，尼加提好幾次受到威脅，現在他已經不敢發布維吾爾文帖子了。
尼加提堅持認為，這些人只能用“犯罪分子”四個字來標識，“他們沒有任何信仰，也沒有什麼民族主義思想”。他接觸到的這些年輕被告，不認可任何民族，包括維吾爾族。這些人認為，世界上只有兩個群體--穆斯林（教徒）和卡菲爾（異教徒）。他們也不認可現代意義上的任何政權，只認可“哈利發”國家。他們的旗幟也與“東突”的不同，是黑色的星月旗幟。
最簡單的例子，尼加提说，這些人不認可任何境外謀求獨立的“世維會”（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一類的組織，更不認可熱比婭。他們認為，未來會跟熱比婭打仗，並已明確聲明，與“世維會”根本不是一類人。
“以前種下的種子，現在開始結果子了。”尼加提感覺焦急又無奈。他已經發現，在最近新疆發生的暴力恐怖案件中，大多數受害人都是維吾爾族人：去年的“4·23”巴楚事件、“6·26”鄯善事件，還有之前沒有公開報導的很多案子。據尼加提觀察，參與這些暴力恐怖事件的人，一般都有宗教背景，目的是“解放”全世界，在全球建立政教合一的“哈利發”國家。
“但還沒有到成熟時期”，尼加提说，“如果發展到有選擇性、針對性的謀殺就更可怕了”。他覺得，政府必須強化宣傳教育，“我指的不是老一套讓人厭煩的官話、套話，而是要以實際案例教育一大批沒有文化的年輕人”。
官方提供的數據，也印證了尼加提的觀察。據大陸官方媒體報導，自2009年以來，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安現行組織團伙案均在百起以上，呈現高位徘徊態勢，其中2012年新疆發生暴恐案件190余起，比上年大幅增加。其中，尤以“獨狼式活動”的個體或小群體暴恐活動的增加最為明顯，且參與人員基本都是“80后”、“90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到95%左右。
政府顯然已經意識到問題所在，並着力與極端勢力爭取民衆，以“徹底鏟除宗教極端思想滋生的土壤”。在張春賢赴疆主政后，基礎教育被列為一項重要民生工程。2013年，新疆教育總投入高達527億余元。到去年秋天，在南疆和闐、喀什、阿克蘇三個地州，義務教育已經覆蓋至高中階段。在新近下派南疆住村走訪民情的11095個工作組中，除了致力於支持當地發展“短平快”項目增進就業的機關幹部，還有負責宗教教育人士的身影。
與內地省份不同，在部署這項活動時，張春賢特彆強調，“惠民生與教育群衆兩者不可偏廢”，使“教育群衆”成為新疆黨員幹部在接受群衆路線教育中的特殊任務。與此同時，官方的輿論引導，一改過去避免直接公開引用“宗教極端勢力大肆歪曲篡改宗教教義，編造各種打着宗教旗號的異端邪说”，公開列舉了這些“異端邪说”，並在《新疆日報》頭版予以批駁，大力推行“去極端化”。
不過，短期內想要改變這種惡性循環也許很難。《鳳凰周刊》記者去年到訪南疆一個鄉鎮時，看到一所小學的校長剛剛被學生家長打傷，原因是他到學生家裏勸那家的孩子上學。家長覺得學校發的畢業證“不清真”，還说和闐這個地方上學也沒什麼用，不如去念《古蘭經》。這名維吾爾族校長的臉上、脖子上都是抓痕，耳朵也被撕裂開了一個大口子。這個鄉鎮一共有33個村子，全鎮有30所學校、111座清真寺。
被視頻侵蝕的校園
在來自阿克蘇的青年教師塔伊爾（化名）看來，律師尼加提可能還是低估了這些音像視頻的影響力。塔伊爾目前在烏魯木齊一所大學任教。
事實上，不僅南疆這些文化水平較低的年輕人，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公務人員也會被打動。2013年6月，新疆溫宿縣一名鄉幹事就因傳播鼓吹“聖戰”檔案獲刑6年。公安機關查明，他通過非法網站瀏覽、下載這些視頻檔案及電子書，並多次將下載的內容上傳到網上，有意供他人瀏覽、下載。
塔伊爾的弟弟、在南疆一所醫院工作的維吾爾族青年吐尼亞孜（化名）也經歷了這樣的過程。20歲出頭的吐尼亞孜醫學院畢業后返回家鄉，在市裏一所醫院的藥房上班。有一天，來了一個病人，給他看了一些音像視頻資料，他好像忽然之間就開竅了，性情大變。不但留起了大鬍子，還辭掉了在醫院的工作，開始潛心研究宗教問題。最誇張的是，他不再吃奶奶做的飯，因為奶奶沒有一天做5次乃麻孜（禮拜），根據他所理解的宗教教義，這樣的人做的飯“不清真”。
爺爺葬禮的時候，家裏請了當地一位很有聲望的大阿訇，但他認為這種“紅本阿訇”（被認為親政府的宗教人士）根本不懂程序。葬禮他也拒絶參加，還跟家人说這是《古蘭經》的規定。塔伊爾看不過去，就質問他：“《古蘭經》哪一頁寫着這一條，你給我找出來，我直接吃掉。”他就说，維語的版本裏沒有，他看的是原版《古蘭經》，阿拉伯語的。塔伊爾對他说，“你那些朋友，有誰懂阿拉伯語，把他叫過來”。其實，他的那些朋友都不懂阿拉伯語，這些人是在講經的時候，給他們灌輸了自己的思想。那些平時和他稱兄道弟的人，年齡比他父親還要大。
“現在極端主義滲透太厲害了，而且高端，因為有網絡，還有各種各樣的社交平台”。塔伊爾说，他最近感到壓力特別大，也不被理解，“我想辭職，不想干了。”他在工作上的壓力，主要來自於對學生的宗教教育等敏感問題。他們學校剛剛出了一件事情，一名老師同學眼中品學兼優的好學生，被發現在外私自開辦講經班。
這個學生是2010年入校的。開學前半個月，在提前返校的火車上，被列車長髮現了異樣。他帶了一個大包，裏面裝滿了音像視頻光盤，內容都是宣揚極端主義和“聖戰”思想的。
回到學校，老師就跟他談心。老師比他大不了幾歲，也是維吾爾族。老師告訴他，在學校期間，只要表現好，因上述事件獲得的處分可以想辦法給他去掉。學生淡定的说，“老師，我不會為難你的。”
在校期間，這個學生表現上進，成績優秀，大家都很喜歡他。老師帶領大家去支農，拾棉花，他一個人就完成了3個人的任務量。看到他表現這麼好，老師就去找學校領導談，想把他的處分取消掉。
沒想到2013年5月份，這個學生突然被發現在外面租了房子，偷偷開辦講經班。老師放在他身邊的4個“眼線”，也全部被他收買，反過來幫他對付老師，其中包括老師最信任的班長。為了騙過宿舍管理員的盤查、自由出入，他私刻了老師的所有印章。一些宣揚極端主義思想的材料，就藏在平時老師經常來檢查的宿舍裏。講經班設在離學校不遠的一個出租屋裏，與他們聯合辦講經班的人，則是2013年巴楚“4·23”暴力恐怖事件中一個暴徒的親弟弟。
令塔伊爾感到擔憂的是，現在學校裏面出事的，几乎都是老師同學眼中的“好學生”。他們有着几乎共同的特徵：外表出衆，學習成績優秀，頗具影響力和感召力。他说，年輕人都會有夢想，對於維吾爾青年而言，實現民族夢和宗教夢，成為一個有志之士，是絶大多數人的理想，但循規蹈矩地生活，永遠得不到這些。“他們覺得，成為‘那樣的人’，甚至犧牲掉，是一種很光榮的事情。”
活躍在維吾爾語社交平台上的，就有一位來自和闐的新派詩人。他上傳了一張自己的自拍照，並念了一首詩，贏得女孩子們的熱烈追捧。這張照片明顯經過修圖軟件的修飾，不過，他的裝扮和人們傳統印象中的詩人不同，還留着濃密的大鬍子。
塔伊爾覺得，極端主義思想在校園裏蔓延，改變的不僅只是個人的社會性，還有整個地域的文化與宗教氣息。“一個女孩，大學畢業后兩年嫁不出去，就會有人说她的闲話。但只要包上頭巾，馬上就有人娶。現在新疆的女大學生，第一年戴着頭巾來，第二年全去掉了，第三年頭髮全變了，第四年全部包上了。”
而外界的不了解，以及一些媒體的選擇性渲染，給他的工作增加了不少阻力。他曾經去中央民族大學旁聽，但很多老師说的，和他生活在新疆的現實完全脫節。他说，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現在新疆的真實情況和嚴峻形勢。
但新疆現在這種管理方式，完全在高校禁絶所有的宗教活動，塔伊爾也覺得“不太現實”。他主張多與學生溝通，不要什麼工作都眉毛鬍子一把抓，要給他們解釋清楚什麼是宗教、什麼是習俗。你的習俗我會尊重，但這裏是學校，不能有太多宗教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老師也會很困惑，就像頭巾，到底算是宗教行為還是風俗習慣？到了學校，你跟學生说是宗教，她能不能接受？諸如此類這些連我們老師都無法说服自己的問題，又怎麼去教育學生？”
“年輕人叛逆心理重，你越不讓他幹什麼他越要幹什麼。就像是沙，捏緊了他也流，放鬆了他也流，不如放開手”。他認為，很多問題歸根結底還是方式、方法問題，比如，讓清真寺裏的阿訇做些正規的宗教宣傳，也許比老師说得還管用。
極端思想分裂維吾爾族社會
從維語網站辭職后，艾力亞開始創辦自己的企業。如今，他更為焦慮的是，這些宣揚極端主義以及“聖戰”思想的視頻在網絡的傳播，已經造成維吾爾族內部的矛盾，以及維吾爾人之間的互相歧視和仇視。“現在維吾爾人特別矛盾，民族、宗教、習俗，很多人自己也搞不清楚。即使沒有其他人，維吾爾人自己也會打起來吧”。
2013年巴楚“4·23”暴力恐怖事件發生后那段時間，他第一次發現維吾爾人內部之間的矛盾已經相當尖鋭。對於被殘忍割喉的3名維吾爾族社區女幹部，一些人非但沒有同情，反而在網絡上公然大駡，“這幾個女人，死了以后也上不了天堂，她們一定會下火獄。她們是民族解放的阻礙者。”而縱火將人活活燒死的暴徒，卻被一些年輕人視為勇於“反抗壓迫”的“英雄”。
除了在政府供職的維吾爾族，凡進入官方視野或得到贊許的維吾爾人，也會被本民族的人排斥。艾力亞覺得，這是把對政府和社會的不滿，都轉移到了這些人身上。
最典型的就是著名“草根”慈善家阿里木。2013年4月，阿里木曾參加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縣舉辦的燒烤節，為四川地震災區籌款，但在維語社交平台上，沒人認為他在做好事，反而都是冷嘲熱諷，“阿里木，聽说你掙上錢了，沒有找到老婆，兄弟給你介紹一個”。還有人说，“你這麼多錢，給兄弟分點兒吧”。再往后，就有人開始編造謡言，而謡言的離譜程度令人瞠目：阿里木的幾個維吾爾族哥哥，竟然都被说成是“漢族人”，還说阿里木能出名，全靠這幾個親哥哥花錢運作。最后，事件在一群人的辱駡聲中暫時告一段落。
“他真的是一個好人，靠賣羊肉串資助了很多孩子，偶爾被媒體發現成了典型，現在卻變成了這樣。反過來想，我們的民族，連這樣一個好人都無法接受，太可怕了。”艾力亞说。
除了宗教色彩濃厚的內容，一些渲染民族主義的東西也會經常出現在社交平台上。曾經有一張圖片在維吾爾族年輕人中被廣泛傳播，是一棵用土耳其語標注的“民族樹”。整張圖上画着一棵大樹，樹上的枝丫代表各個民族。粗大的樹幹位於正中央，代表土耳其的突厥人，然后是維吾爾、哈薩克以及塔吉克等等。這張圖其實是想说明，整個亞洲大陸的民族，絶大多數都是由匈奴而來。值得注意的是，漢族被處理成了一個最為細小的分支。
除了在網絡上爭論、辱駡，在現實中這些人也開始影響其他人的生活。在一個維語論壇上，來自和闐的一名極端人士聲稱，他要在五年之內，將烏魯木齊的女人全部從頭到腳包起來（即穿黑罩袍、蒙面）。一個女孩發了一張穿着緊身褲的照片，竟然有人跟帖说，最討厭穿這種褲子的女人，我看到就想把她們拉到黑暗的角落乾死。塔伊爾覺得很不可思議，這到底是一個伊斯蘭教徒的心態，還是一個強姦犯的心態？
在烏魯木齊，這些人被稱作“果絡子（音）”。這是一個新詞，維吾爾語音譯，俄語裏是“玉米棒子”的意思，類似漢語“土包子”。就是明明各方面都很落后，但自己還認為自己很先進、很新潮。
在搭乘出租車時，烏魯木齊一個維吾爾族女孩差點遇險。“跑黑車”的是一個維吾爾族青年，看到這個女孩穿了一件短袖T恤衫，開車以后就開始打電話，说有一個人不遵守宗教教義需要教訓，讓對方再叫上幾個人，並約定了集合地點。剛巧這個女孩能聽懂他说的維語，覺得情況反常，馬上要求下車。在付錢的時候，這個“黑車”司機對她说，“這次先饒了你，下次記得把該穿的衣服穿上”。
“都塔爾與舞蹈，真主與先者”，這是維吾爾族的一句諺語。“都塔爾”是一種樂器，意思是一邊彈琴跳舞，一邊念經做禮拜。這表現的是維吾爾人對生活的一種態度，但這是違背伊斯蘭教的，不過一直以來每個維吾爾人都是這麼生活的。
说起這句諺語的時候，律師尼加提覺得自己更加孤獨。“有些人對於宗教過於執著，不夠包容，這樣下去，維吾爾族看待事物的態度還有眼界肯定受影響”。在南疆縣城，他沒有太多的朋友，與當地的知識分子也少有來往。周圍跟他一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很多，但現在變得越來越保守。
尼加提的一個朋友在上海開餐廳。去年尼加提到上海出差期間，這個朋友接待了他們。令尼加提鬱悶的是，雖然連續兩天，這個人都跟他們坐在同一個餐桌旁，但一口飯也沒有吃。尼加提他們分析，覺得自己可能已經被當成了“卡菲爾”（異教徒）。“以前這個人不是這樣，宗教不是他生命中最最重要的東西，他還跟我一起去漢餐廳吃過魚。”
（注：本文中引用《古蘭經》為1987年聖域麥地納版，中文，馬堅譯本）
來源：凤凰周刊 2014年15期
近日，喀什地市兩級人民法院依法對屯某、斯某和阿某等5人進行了公開宣判，其罪名均為分裂國家和危害國家安全罪。其中，最高獲刑有期徒刑15年，最低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
在宣判大會上，法院公佈了這5起案件的詳細案情。指控他們從二手手機市場購買內存有反動音視頻資料的SD卡，先后多次給多人灌輸“遷徙、聖戰”內容，隨時准備前往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進行“聖戰”。根據已公佈的細節，他們還購買存有“東伊運”恐怖組織頭目艾山·買合蘇木“遷徙、聖戰”內容的SD卡，對他人進行非法台比力克（宣講經文）勸導；從網站下載“宣揚極端宗教思想和遷徙、聖戰”煽動分裂國家內容的電子書籍和非法台比力克音視頻資料，並傳播給他人下載觀看使用；私設非法教經點，為青少年兒童非法教經、傳播極端宗教思想，宣揚宗教狂熱；對多人進行煽動民族仇恨的宣講，貯備管制刀具准備作案等等。
在鄯善“6·26”暴力恐怖事件中落網的吾拉音·艾力，曾對着記者鏡頭述说自己的殺人動機，但因為聽起來過於離譜，一度招致質疑。吾拉音·艾力说，他殺人是為換取進“天堂”的資格，因為“天堂裏有仙女，有美酒，可以喝酒，怎麼喝都不醉，流出的汗都是香的，想要什麼有什麼”。
但在艾力亞·阿不拉看來，他说出這個理由一點都不奇怪。艾力亞曾經是烏魯木齊一家維語網站的工作人員，他長期關注宗教極端思想在疆內的傳播，也翻譯過一些在中國境內流傳的“聖戰”視頻。他認為吾拉音·艾力關於“天堂”的認知，正是這些音像視頻中宣揚的內容之一。
據新疆官方統計，僅2013年，“東伊運”就製作發布了107部這樣的音像視頻，超歷年總和。官方稱，這些視頻含有宣揚暴力恐怖、宗教極端、民族分裂等內容，部分傳入中國境內，煽動性極強，已經成為當前暴恐案件頻發的直接誘因。近年來破獲的多起暴恐案件，暴恐分子几乎都是參與非法宗教活動、收聽觀看暴力恐怖音視頻，引發“聖戰”共鳴，最終實施暴恐活動。
扭曲的視頻
“天堂”又稱“天園”或“樂園”，字面意思是“花園”。這是伊斯蘭教徒在后世的最好歸宿。
根據《古蘭經》的描述，人們現世的渴望和追求在天堂應有盡有。《古蘭經》中第56章12-24節對天堂的描述：“他們將在恩澤的樂園中。許多前人和少數后人，在珠寶鑲成的床榻上，彼此相對地靠在上面。長生不老的童仆，輪流着服侍他們，捧着盞和壺，與滿杯的醴泉；他們不因那醴泉而頭痛，也不酩酊。他們有自己所選擇的水果，和自己所愛好的鳥肉。還有白皙的、美目的妻子，好像蚌殼裏的珍珠一樣。那是為了報酬他們的善行。”
與“天堂”相對的則是“火獄”，那裏有“足穿火鞋”“墊火褥”“蓋火被”“遭火燒”等刑罸。凡生前作惡的信徒，都將被“戴上枷鎖”，“投入火獄”。
伊斯蘭教提倡“兩世吉慶”，既重今世的幸福，也重后世的歸宿。根據伊斯蘭教的“末世論”，死者生前在“這個世界”的行為，將決定其在“那個世界”的待遇，以此鼓勵穆斯林信徒“履行善功”，今世行善，后世必有回報。
不過，在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前副會長阿布杜熱依木·伊明看來，“東伊運”製作的這些視頻中，原本勸人向善的“履行善功”已經被歪曲解讀。比如，視頻公開宣稱，伊斯蘭教信徒可以通過“聖戰”積累“善功”，因為“殺死一個卡菲爾（異教徒）勝做十年功，可以直接上天堂”，“在天堂裏想要什麼就有什麼”，“除了真主之外，不能服從任何人”、“不能看電視、聽廣播、讀報刊”。
在“9·11”事件之后，對於媒體報導中頻繁出現的“自殺式襲擊”和“人體炸彈”，一些穆斯林學者反復聲明，伊斯蘭教是禁止自殺的。事實上，據學者介紹，《古蘭經》中嚴禁自殺，安拉说：“你們不要自殺，真主確是憐恤你們的（《古蘭經》婦女章節第29節）。在《聖訓》（阿拉伯語稱為Hadith）中自殺也是被明確禁止的。
《聖訓》記錄了先知穆罕默德傳教、立教的言行，其弟子談論宗教、經訓和實踐教理的重要言論或行為，凡經先知認可和贊許的，亦被列入聖訓範圍。《聖訓》對伊斯蘭教義、教律、教制、禮儀和道德進行了全面回答和論述，是歷代教職人員、學者進行宣教、立論、立说的依據。
因此，在談及信徒的肉體消亡時，這些視頻中使用的詞彙是“殉教”而不是“自殺”。他們稱，這些“殉教者”是為了一項最高尚的事業而死，也就是“聖戰”。而“聖戰”是穆斯林信徒的一項宗教義務，目的是在全球範圍內建立政教合一的純正伊斯蘭社會，即“哈利發”國家。“哈利發”的意思是“穆罕默德的繼承人”。
但在《古蘭經》中，其實根本找不到“聖戰”這個詞，與之相對應的只有“吉哈德”。阿布杜熱依木·伊明说，“吉哈德”本意並不是戰爭，這個詞源於阿拉伯文的三個字母：吉、哈、德，字面意思是盡心盡力、克服困難，努力做好一件事，有努力奮鬥之意。比如，為學業、事業的成功“吉哈德”，為真主的道路而奮鬥等。
根據伊斯蘭教法規定，凡是有能力、心智健全的穆斯林都應當進行”吉哈德“，即以言語、財産、生命為主道奮鬥，捍衛信仰，抵抗侵略。但在被異化的宗教教義支持下，盡管自殺是被禁止的，”殉教“卻可以得到普遍的讚揚、歡迎和鼓勵。
而斷章取義被拿來印證這些觀點的經文並不難尋找：“以掌控我的生命的神的名義，我需要為真主而死；然后我會復生，然后再次為真主而死”；“先知说，‘沒有任何上了天堂的人願意再返回這個世界，即便給他所有東西，除了那些殉教者。他們願意為了賜給他們的無上光榮而回到這個世界死上10次’。”
宗教極端主義者教唆信教群衆抵制政府管理，損毀身份證、結婚證、戶口簿等國家法定證件，並認為政府頒發的結婚證是“不清真”的。於是，強制包辦婚姻、重婚、以宗教儀式代替婚姻登記等現象在維吾爾社會重新抬頭。新疆一位聲稱知悉內部情況通報的相關人士透露说，組織、策劃“10·28”天安門恐怖襲擊事件的案犯，就擁有5個妻子，而肇事車輛中當場死亡的那名女性，就是他5個妻子之中的“小老婆”。2014年3月，新疆啟動了一項特殊的專項行動，決定對婚姻領域違法行為開展綜合治理，解決宗教干預婚姻的問題。
“打着宗教的旗號，最能打動人心，這正是他們的高明之處。”艾力亞認為，對於這些外界看來匪夷所思的思想能夠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廣泛傳播，他覺得不能完全歸罪於信教群衆的無知。
根據他的觀察，起碼在傳播方式上，這些視頻採用了南疆信衆最容易接受的方式。視頻中以維吾爾語、土耳其語和哈薩克語居多，這幾種語言相似度很高，基本可以無障礙溝通，還有一些雖然是阿拉伯語，但也都配有維吾爾語字幕，易於在維吾爾社會傳播。
視頻的內容也很能打動人心。站在前面宣講的人，都是一些宗教界的大人物，包括穆斯林社會一些頗有聲望的大阿訇。除了引經據典，系統傳授一些被重新解讀的宗教知識，他們還會大量提及維吾爾兄弟被“壓迫”的內容。站在他們身后的，則是一群包着頭、留着大鬍子的阿拉伯人，挎着槍，拿着《古蘭經》。
在艾力亞翻譯過的幾部視頻裏，他認出其中一位是來自埃及的著名大阿訇。其他一些負責宣講的人，也都是穆斯林社會的宗教領袖。他們擁有豐富的宗教知識，熟悉現代媒介傳播方式，说的都是令人感到親切的話語。這些視頻宣揚的主要思想，就是維吾爾人也是穆斯林，是我們的兄弟，全世界穆斯林都是一家，現在你們正在受“壓迫”，我們會來“幫助”你們。
“也許你我不信，但換成一個南疆的農民，他沒有知識，也不懂真正的宗教教義，對比外界的幸福，想着自己的不如意，聽着穆斯林兄弟暖心的話語，他肯定會被打動”。艾力亞说，“雖然並沒有得到實際的幫助，但會感到有人在關注他們。”
他分析，相較首府烏魯木齊，南疆鄉村極度封閉。伊斯蘭教一代一代傳承，人們敬畏但並不真正了解宗教知識。伴隨市場化大潮的衝擊以及維吾爾族社會的劇烈變革，維吾爾族被嚴重邊緣化，和父輩相比，民族身份帶給他們的不再是榮耀，就業難也加劇了他們對前程的悲觀情緒，唯一剩下的只有宗教，“只有宗教信仰別人無法拿走”。既然父母不能告訴自己宗教是什麼，那就自己去尋找。這時，宗教極端思想便趁虛而入。
還有一類被廣泛傳播的視頻完全與暴力聯繫在一起，具體教授如何製造、使用炸葯、爆炸裝置、槍支以及管制刀具等的方法和技能。視頻裏不说“中國人”怎樣，而是说“漢族人”，因為“漢族人”對我們的穆斯林兄弟不好，維吾爾人要團結起來“聖戰”，把這些“卡菲爾”全部趕走、殺光。2013年7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曾對11名恐怖犯罪嫌疑人予以公開通緝。在這些被通緝的逃犯中，多人涉及製造或實施爆炸襲擊的案件。
他認為，極端主義蔓延是社會的疾病，也是伊斯蘭內部的疾病。要解決新疆暴恐頻發的問題，政府必須而且只能從宗教入手，就像當初的土耳其，“用國家機器強力鏟除一些極端的邪惡勢力，讓宗教得到正常發展，並予以法律管制”。艾力亞说，關鍵是要掌握宗教知識，讓人們了解極端勢力暴力、殘暴的真實面目，這是任何人都駁不倒的事實。但遺憾的是，一直到現在，“很多人並不相信真有恐怖分子，覺得那都是政府捏造的”。
而目前政府的宣講力量和手段也明顯不足。一些宗教人士年齡偏大，知識面狹窄，對現代社會缺乏了解，比起視頻中那些引經據典的生動宣講，他們號召力有限，很難得到年輕一代的認可。在新疆，尤其是南疆鄉村，宗教是每個維吾爾人一出生就會接觸到的東西，讓這些人一夜之間成為自己眼裏的“叛教者”，“就像強迫一個‘無神論’者去信神一樣難”。
藉由網絡飛速蔓延
“不正面引導，別人就負面引導，宗教教育也是一樣。”來自新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的維吾爾族律師尼加提（化名）曾大量經手此類案件，被告基本都是年輕人，且90%以上都是文盲。面對外界突如其來的衝擊，年輕人要尋求精神歸屬，很容易轉身去擁抱宗教。如果碰巧這個人生活又不如意，對社會不滿，被煽動的過程就更簡單。“既然今生不如意，不如寄希望於來世。”至於如何採取行動，視頻中傳授的那些技能就足夠了。
尼加提曾經經手過一個案子，年輕的嫌疑人因為鬍子問題就要跟別人拼命。“根據被灌輸的極端主義理論，鬍子是他的尊嚴、他的一切，如果鬍子沒有了，他就失去了一切。”尼加提说，“我到現在也無法理解。就是給我發工資讓我留鬍子，我也不會留鬍子，因為我不喜歡”。
偏偏在這個時候，又遇到了網絡。經由無界限的網絡空間，借助各種社交媒體，這些視頻中宣揚的思想在南疆的文化沙漠地帶長驅直入，像毒草一樣迅速蔓延。“這是一種非常規的傳播過程，在宗教發展的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過”。
據新疆官方媒體報導，南疆三地州經濟雖相對落后，農村電腦用戶不足10%，裝寬頻的電腦用戶更少，但大約60%的年輕人都有手機，這些手機大多是幾百塊錢的山寨機，大部分都能上網。
2013年10月，新疆139人因傳播“聖戰”等宗教極端思想被查處，其中就有和闐縣伊斯拉木阿瓦提鄉的阿某。據新疆警方統計，從上傳檔案的5月6日，到發現線索並偵破案件的7月18日，阿某通過手機上傳至網絡的這些檔案，瀏覽次數達32971次，保存次數607次，下載次數達15515次。而在現實中查辦的一些講經點，只能影響幾人或十幾人。
20歲的阿某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從小在家鄉的沙漠邊緣長大，父母日益年邁，哥哥又有殘疾。為了改善家裏的經濟狀況，2011年他跟隨一位老闆到廣州賣羊肉串。在此期間，他花500元買了一部山寨智能手機，開始接觸網絡世界。
2012年在廣州務工期間，他用手機訪問了別人在網站發布的連結，並下載了2G容量的電子書到自己網盤上的個人空間。然后，他在一個網站貼出了自己的網址並留言，稱自己整理了一些關於伊斯蘭教方面的電子書，邀請大家前去下載。
2013年5月，有人訪問他發布的連結並留言：你上傳的那些電子書是zip格式，下載后打不開，有密碼。阿某看到留言后，便用其他格式上傳了535份檔案，其中529份為書籍，書籍中含有宣揚宗教極端思想的內容。
像這樣純粹因為好奇而傳播宗教極端思想的，還有很多是未成年人，伽師縣的依某就是其中之一。據辦案民警披露，依某對網絡很感興趣，經常到朋友父親開的電腦維修部上網。2013年6月，他從互聯網上搜集到一些包括宣揚宗教極端思想、煽動暴恐犯罪活動內容的電子書，並將其他網民分享的宗教書籍檔案下載到電腦硬碟內保存，同時分享到自己的個人空間，其存儲在網盤內的各類檔案量達100G。
有了這麼多檔案，他覺得傳給別人也許更好玩，就把檔案傳給了本地及外地幾名網友。據他事后交代，他在網上搜集、傳遞的目的，是為了提高自己和周邊朋友的宗教意識，至於下載和上傳的檔案，他聲稱只看了一眼目錄，並沒有仔細看內容。
甚至有人試圖通過傳播這些視頻牟利。來自喀什市佰什克然木鄉汗尼歐依村的小學教師阿某杜就是這樣。據辦案民警介紹，每天放學回家后，他就把自己關在書房裏，除了吃飯、睡覺就是上網。直到被拘留那一天，他的妻子和同事才知道，原來他每天晚上加班不是備課，而是在編輯、傳播宣揚含有宗教極端思想和暴力犯罪等內容的視頻。
其實阿某杜的物質生活條件並不差。他和妻子都是教師，夫妻倆月收入加起來7000多元，房子有200多平方米，是政府出錢補助建設的抗震安居房。但自從迷上網絡，他開始對製作網頁産生了興趣，並想通過經營網站賺錢。2013年4月，他將包含宗教極端思想內容的視頻編輯成視頻軟件，上傳到自己的空間並發布至111個QQ群內。不到一天時間，這些內容就被傳播了上萬次。
2014年3月3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檢察院聯合自治區公安廳、文化廳和工商局發出通告，聯合查禁這些含有宣揚暴力恐怖、宗教極端、民族分裂等內容的暴力恐怖音視頻。據大陸官方媒體報導，《通告》發布后六周內，打擊處理了200余名傳播宣傳暴力和恐怖主義錄像的人。
“以前種下的種子，現在開始結果子了”
根據尼加提對一些年輕被告的觀察，受極端思想影響的這些人，行事會變得異常殘忍。2010年南疆曾發生一起案件。幾個人想要搶錢，計劃殺一個名叫艾買提的校長，敲門后發現家裏沒人。在回去的路上，有個人想起來他的鄰居也是校長，就说，“艾買提不在家，可那邊是賽買提的家，賽買提也是個校長，我們殺了他，搶他的錢吧。”然后，他們來到賽買提家，殺了他全家9口人，搶了12塊錢。后來在看守所，這個人對律師和法官说，“如果有機會，我也要殺掉你們，這樣我就可以上天堂”。
在南疆，一些原本淳朴的農村青年受“聖戰”視頻影響，開始崇尚自殺式的暴力，願意為宗教“拋頭顱灑熱血”（即殉教），視塔利班戰士為英雄，在穿着打扮上也着意模仿他們，表現出一種“伊斯蘭式的叛逆”。前幾年，喀什曾有人專門到郵局去給塔利班寄錢。
因為在網上與這些人辯論，尼加提好幾次受到威脅，現在他已經不敢發布維吾爾文帖子了。
尼加提堅持認為，這些人只能用“犯罪分子”四個字來標識，“他們沒有任何信仰，也沒有什麼民族主義思想”。他接觸到的這些年輕被告，不認可任何民族，包括維吾爾族。這些人認為，世界上只有兩個群體--穆斯林（教徒）和卡菲爾（異教徒）。他們也不認可現代意義上的任何政權，只認可“哈利發”國家。他們的旗幟也與“東突”的不同，是黑色的星月旗幟。
最簡單的例子，尼加提说，這些人不認可任何境外謀求獨立的“世維會”（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一類的組織，更不認可熱比婭。他們認為，未來會跟熱比婭打仗，並已明確聲明，與“世維會”根本不是一類人。
“以前種下的種子，現在開始結果子了。”尼加提感覺焦急又無奈。他已經發現，在最近新疆發生的暴力恐怖案件中，大多數受害人都是維吾爾族人：去年的“4·23”巴楚事件、“6·26”鄯善事件，還有之前沒有公開報導的很多案子。據尼加提觀察，參與這些暴力恐怖事件的人，一般都有宗教背景，目的是“解放”全世界，在全球建立政教合一的“哈利發”國家。
“但還沒有到成熟時期”，尼加提说，“如果發展到有選擇性、針對性的謀殺就更可怕了”。他覺得，政府必須強化宣傳教育，“我指的不是老一套讓人厭煩的官話、套話，而是要以實際案例教育一大批沒有文化的年輕人”。
官方提供的數據，也印證了尼加提的觀察。據大陸官方媒體報導，自2009年以來，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安現行組織團伙案均在百起以上，呈現高位徘徊態勢，其中2012年新疆發生暴恐案件190余起，比上年大幅增加。其中，尤以“獨狼式活動”的個體或小群體暴恐活動的增加最為明顯，且參與人員基本都是“80后”、“90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到95%左右。
政府顯然已經意識到問題所在，並着力與極端勢力爭取民衆，以“徹底鏟除宗教極端思想滋生的土壤”。在張春賢赴疆主政后，基礎教育被列為一項重要民生工程。2013年，新疆教育總投入高達527億余元。到去年秋天，在南疆和闐、喀什、阿克蘇三個地州，義務教育已經覆蓋至高中階段。在新近下派南疆住村走訪民情的11095個工作組中，除了致力於支持當地發展“短平快”項目增進就業的機關幹部，還有負責宗教教育人士的身影。
與內地省份不同，在部署這項活動時，張春賢特彆強調，“惠民生與教育群衆兩者不可偏廢”，使“教育群衆”成為新疆黨員幹部在接受群衆路線教育中的特殊任務。與此同時，官方的輿論引導，一改過去避免直接公開引用“宗教極端勢力大肆歪曲篡改宗教教義，編造各種打着宗教旗號的異端邪说”，公開列舉了這些“異端邪说”，並在《新疆日報》頭版予以批駁，大力推行“去極端化”。
不過，短期內想要改變這種惡性循環也許很難。《鳳凰周刊》記者去年到訪南疆一個鄉鎮時，看到一所小學的校長剛剛被學生家長打傷，原因是他到學生家裏勸那家的孩子上學。家長覺得學校發的畢業證“不清真”，還说和闐這個地方上學也沒什麼用，不如去念《古蘭經》。這名維吾爾族校長的臉上、脖子上都是抓痕，耳朵也被撕裂開了一個大口子。這個鄉鎮一共有33個村子，全鎮有30所學校、111座清真寺。
被視頻侵蝕的校園
在來自阿克蘇的青年教師塔伊爾（化名）看來，律師尼加提可能還是低估了這些音像視頻的影響力。塔伊爾目前在烏魯木齊一所大學任教。
事實上，不僅南疆這些文化水平較低的年輕人，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公務人員也會被打動。2013年6月，新疆溫宿縣一名鄉幹事就因傳播鼓吹“聖戰”檔案獲刑6年。公安機關查明，他通過非法網站瀏覽、下載這些視頻檔案及電子書，並多次將下載的內容上傳到網上，有意供他人瀏覽、下載。
塔伊爾的弟弟、在南疆一所醫院工作的維吾爾族青年吐尼亞孜（化名）也經歷了這樣的過程。20歲出頭的吐尼亞孜醫學院畢業后返回家鄉，在市裏一所醫院的藥房上班。有一天，來了一個病人，給他看了一些音像視頻資料，他好像忽然之間就開竅了，性情大變。不但留起了大鬍子，還辭掉了在醫院的工作，開始潛心研究宗教問題。最誇張的是，他不再吃奶奶做的飯，因為奶奶沒有一天做5次乃麻孜（禮拜），根據他所理解的宗教教義，這樣的人做的飯“不清真”。
爺爺葬禮的時候，家裏請了當地一位很有聲望的大阿訇，但他認為這種“紅本阿訇”（被認為親政府的宗教人士）根本不懂程序。葬禮他也拒絶參加，還跟家人说這是《古蘭經》的規定。塔伊爾看不過去，就質問他：“《古蘭經》哪一頁寫着這一條，你給我找出來，我直接吃掉。”他就说，維語的版本裏沒有，他看的是原版《古蘭經》，阿拉伯語的。塔伊爾對他说，“你那些朋友，有誰懂阿拉伯語，把他叫過來”。其實，他的那些朋友都不懂阿拉伯語，這些人是在講經的時候，給他們灌輸了自己的思想。那些平時和他稱兄道弟的人，年齡比他父親還要大。
“現在極端主義滲透太厲害了，而且高端，因為有網絡，還有各種各樣的社交平台”。塔伊爾说，他最近感到壓力特別大，也不被理解，“我想辭職，不想干了。”他在工作上的壓力，主要來自於對學生的宗教教育等敏感問題。他們學校剛剛出了一件事情，一名老師同學眼中品學兼優的好學生，被發現在外私自開辦講經班。
這個學生是2010年入校的。開學前半個月，在提前返校的火車上，被列車長髮現了異樣。他帶了一個大包，裏面裝滿了音像視頻光盤，內容都是宣揚極端主義和“聖戰”思想的。
回到學校，老師就跟他談心。老師比他大不了幾歲，也是維吾爾族。老師告訴他，在學校期間，只要表現好，因上述事件獲得的處分可以想辦法給他去掉。學生淡定的说，“老師，我不會為難你的。”
在校期間，這個學生表現上進，成績優秀，大家都很喜歡他。老師帶領大家去支農，拾棉花，他一個人就完成了3個人的任務量。看到他表現這麼好，老師就去找學校領導談，想把他的處分取消掉。
沒想到2013年5月份，這個學生突然被發現在外面租了房子，偷偷開辦講經班。老師放在他身邊的4個“眼線”，也全部被他收買，反過來幫他對付老師，其中包括老師最信任的班長。為了騙過宿舍管理員的盤查、自由出入，他私刻了老師的所有印章。一些宣揚極端主義思想的材料，就藏在平時老師經常來檢查的宿舍裏。講經班設在離學校不遠的一個出租屋裏，與他們聯合辦講經班的人，則是2013年巴楚“4·23”暴力恐怖事件中一個暴徒的親弟弟。
令塔伊爾感到擔憂的是，現在學校裏面出事的，几乎都是老師同學眼中的“好學生”。他們有着几乎共同的特徵：外表出衆，學習成績優秀，頗具影響力和感召力。他说，年輕人都會有夢想，對於維吾爾青年而言，實現民族夢和宗教夢，成為一個有志之士，是絶大多數人的理想，但循規蹈矩地生活，永遠得不到這些。“他們覺得，成為‘那樣的人’，甚至犧牲掉，是一種很光榮的事情。”
活躍在維吾爾語社交平台上的，就有一位來自和闐的新派詩人。他上傳了一張自己的自拍照，並念了一首詩，贏得女孩子們的熱烈追捧。這張照片明顯經過修圖軟件的修飾，不過，他的裝扮和人們傳統印象中的詩人不同，還留着濃密的大鬍子。
塔伊爾覺得，極端主義思想在校園裏蔓延，改變的不僅只是個人的社會性，還有整個地域的文化與宗教氣息。“一個女孩，大學畢業后兩年嫁不出去，就會有人说她的闲話。但只要包上頭巾，馬上就有人娶。現在新疆的女大學生，第一年戴着頭巾來，第二年全去掉了，第三年頭髮全變了，第四年全部包上了。”
而外界的不了解，以及一些媒體的選擇性渲染，給他的工作增加了不少阻力。他曾經去中央民族大學旁聽，但很多老師说的，和他生活在新疆的現實完全脫節。他说，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現在新疆的真實情況和嚴峻形勢。
但新疆現在這種管理方式，完全在高校禁絶所有的宗教活動，塔伊爾也覺得“不太現實”。他主張多與學生溝通，不要什麼工作都眉毛鬍子一把抓，要給他們解釋清楚什麼是宗教、什麼是習俗。你的習俗我會尊重，但這裏是學校，不能有太多宗教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老師也會很困惑，就像頭巾，到底算是宗教行為還是風俗習慣？到了學校，你跟學生说是宗教，她能不能接受？諸如此類這些連我們老師都無法说服自己的問題，又怎麼去教育學生？”
“年輕人叛逆心理重，你越不讓他幹什麼他越要幹什麼。就像是沙，捏緊了他也流，放鬆了他也流，不如放開手”。他認為，很多問題歸根結底還是方式、方法問題，比如，讓清真寺裏的阿訇做些正規的宗教宣傳，也許比老師说得還管用。
極端思想分裂維吾爾族社會
從維語網站辭職后，艾力亞開始創辦自己的企業。如今，他更為焦慮的是，這些宣揚極端主義以及“聖戰”思想的視頻在網絡的傳播，已經造成維吾爾族內部的矛盾，以及維吾爾人之間的互相歧視和仇視。“現在維吾爾人特別矛盾，民族、宗教、習俗，很多人自己也搞不清楚。即使沒有其他人，維吾爾人自己也會打起來吧”。
2013年巴楚“4·23”暴力恐怖事件發生后那段時間，他第一次發現維吾爾人內部之間的矛盾已經相當尖鋭。對於被殘忍割喉的3名維吾爾族社區女幹部，一些人非但沒有同情，反而在網絡上公然大駡，“這幾個女人，死了以后也上不了天堂，她們一定會下火獄。她們是民族解放的阻礙者。”而縱火將人活活燒死的暴徒，卻被一些年輕人視為勇於“反抗壓迫”的“英雄”。
除了在政府供職的維吾爾族，凡進入官方視野或得到贊許的維吾爾人，也會被本民族的人排斥。艾力亞覺得，這是把對政府和社會的不滿，都轉移到了這些人身上。
最典型的就是著名“草根”慈善家阿里木。2013年4月，阿里木曾參加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縣舉辦的燒烤節，為四川地震災區籌款，但在維語社交平台上，沒人認為他在做好事，反而都是冷嘲熱諷，“阿里木，聽说你掙上錢了，沒有找到老婆，兄弟給你介紹一個”。還有人说，“你這麼多錢，給兄弟分點兒吧”。再往后，就有人開始編造謡言，而謡言的離譜程度令人瞠目：阿里木的幾個維吾爾族哥哥，竟然都被说成是“漢族人”，還说阿里木能出名，全靠這幾個親哥哥花錢運作。最后，事件在一群人的辱駡聲中暫時告一段落。
“他真的是一個好人，靠賣羊肉串資助了很多孩子，偶爾被媒體發現成了典型，現在卻變成了這樣。反過來想，我們的民族，連這樣一個好人都無法接受，太可怕了。”艾力亞说。
除了宗教色彩濃厚的內容，一些渲染民族主義的東西也會經常出現在社交平台上。曾經有一張圖片在維吾爾族年輕人中被廣泛傳播，是一棵用土耳其語標注的“民族樹”。整張圖上画着一棵大樹，樹上的枝丫代表各個民族。粗大的樹幹位於正中央，代表土耳其的突厥人，然后是維吾爾、哈薩克以及塔吉克等等。這張圖其實是想说明，整個亞洲大陸的民族，絶大多數都是由匈奴而來。值得注意的是，漢族被處理成了一個最為細小的分支。
除了在網絡上爭論、辱駡，在現實中這些人也開始影響其他人的生活。在一個維語論壇上，來自和闐的一名極端人士聲稱，他要在五年之內，將烏魯木齊的女人全部從頭到腳包起來（即穿黑罩袍、蒙面）。一個女孩發了一張穿着緊身褲的照片，竟然有人跟帖说，最討厭穿這種褲子的女人，我看到就想把她們拉到黑暗的角落乾死。塔伊爾覺得很不可思議，這到底是一個伊斯蘭教徒的心態，還是一個強姦犯的心態？
在烏魯木齊，這些人被稱作“果絡子（音）”。這是一個新詞，維吾爾語音譯，俄語裏是“玉米棒子”的意思，類似漢語“土包子”。就是明明各方面都很落后，但自己還認為自己很先進、很新潮。
在搭乘出租車時，烏魯木齊一個維吾爾族女孩差點遇險。“跑黑車”的是一個維吾爾族青年，看到這個女孩穿了一件短袖T恤衫，開車以后就開始打電話，说有一個人不遵守宗教教義需要教訓，讓對方再叫上幾個人，並約定了集合地點。剛巧這個女孩能聽懂他说的維語，覺得情況反常，馬上要求下車。在付錢的時候，這個“黑車”司機對她说，“這次先饒了你，下次記得把該穿的衣服穿上”。
“都塔爾與舞蹈，真主與先者”，這是維吾爾族的一句諺語。“都塔爾”是一種樂器，意思是一邊彈琴跳舞，一邊念經做禮拜。這表現的是維吾爾人對生活的一種態度，但這是違背伊斯蘭教的，不過一直以來每個維吾爾人都是這麼生活的。
说起這句諺語的時候，律師尼加提覺得自己更加孤獨。“有些人對於宗教過於執著，不夠包容，這樣下去，維吾爾族看待事物的態度還有眼界肯定受影響”。在南疆縣城，他沒有太多的朋友，與當地的知識分子也少有來往。周圍跟他一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很多，但現在變得越來越保守。
尼加提的一個朋友在上海開餐廳。去年尼加提到上海出差期間，這個朋友接待了他們。令尼加提鬱悶的是，雖然連續兩天，這個人都跟他們坐在同一個餐桌旁，但一口飯也沒有吃。尼加提他們分析，覺得自己可能已經被當成了“卡菲爾”（異教徒）。“以前這個人不是這樣，宗教不是他生命中最最重要的東西，他還跟我一起去漢餐廳吃過魚。”
（注：本文中引用《古蘭經》為1987年聖域麥地納版，中文，馬堅譯本）
星期一, 4月 14, 2014
“彩云之南”的恐怖主义通道
作者：尹鸿伟
來源：http://ynyhw2000.blog.163.com/blog/static/132900481201438101354188/
發表時間：2014-04-08
边陲云南，因中国的发展进步越来越充满活力，并已崛起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南亚的重要通道。各种人员的汇聚不断给云南边境地区带来了热闹和繁荣，也不断有着匪夷所思的故事发生。
2014年3月1日晚9时20分左右，地处云南省会的昆明火车站发生了一起致29人遇难、140余人受伤的暴力恐怖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称其为“昆明3.01暴力恐怖袭击案”。有反恐官员表示，暴力分子避开了安保措施严密的北京、上海和新疆等地区，挑选了人们没有防备或者说防备意识没有那么强的云南下手，这起事件暴恐性质非常明显。凭借着网络和媒体巨大的传播力量，该事件迅速震动了全中国及全世界。
“手持双刀的暴徒用长刀砍、短刀刺，出手凶狠，招招直指无辜民众的咽喉、心脏等要害；甚至面对警察的枪口也勇往直前，毫无胆怯，直到全部中弹倒下”。3月1日晚上目睹了凶案经过的市民如此描述5名的暴徒的行径，“丝毫不防备的民众被瞬间冲击得落荒而逃，死伤者血流如注，哀号声震天。”
“3.01案件”发生后40多个小时告破，公安部表示该案是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的“暴力恐怖团伙”所为，该团伙6男2女共8人，现场被击毙4名、击伤抓获1名（女），其余3名已落网，还表示在凶案现场发现了“东突”恐怖势力旗帜等证据。
一直关注“东突”等分裂恐怖分子在云南和与其接壤的邻国的活动情况的新疆反恐人士透露，一些“东突”分子已将云南视为出入国境的“便利通道”。与新疆通往境外通道受高寒、高山等自然条件约束和边防管控严厉略有不同，云南边防线漫长且形势复杂，许多边境地区存在“一寨两国”、“一家两国”和“跨沟出国”的客观复杂性，加上一些接壤国家的政府无力控制民族地区，因此部分“东突”分子将云南边境地区视为外逃和潜回的“便利通道”。
特殊的云南边境
很多人预计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密切后，进出云南省的人员和商贸将大大增加，这条黄金通道的价值也会不断被提升。但现实的情况是，除了期待中的正面收益，云南边境也面对着安全越来越复杂的局面。
“由于少数民族比重非常大的云南与缅甸、老挝和越南山水相连，又有许多重要的国际通商口岸，国内外都有流动人口汇集到这里。”中缅边境云南省瑞丽市的一名官员说，“缅甸等国境外人员及各种无国籍人员已达数十万人之多，而边境线上跨境而居、早出晚归的边民更是无法准确统计，这些情况给政府人口工作增添了许多问题和困难。”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一名船运公司的经理表示，随着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以及中国与越南、老挝和缅甸各种大小口岸的开放，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强烈的竞争态势，因此各种各样的人员都在云南边境出现了。
“以前基本只有边民和商人、游客往返云南边境，但是后来情况越来越复杂。且不说那些走私、贩毒等非法犯罪人员希望偷越边境，就连朝鲜等第三国人员也想借道云南出境东南亚，再辗转其他国家。”常年在湄公河上航行的一名船长说，“这些情况我们屡见不鲜，由于从云南边境进入东南亚地区陆路、水路都非常便利，因此一直是理想的外出通道。”
的确，从云南省的西北部到南部，连接着缅甸、老挝和越南，大大小小的口岸、通道及小道不计其数，随便抬脚就可以出去了，根本无法把守，“很多外地人甚至不小心出了国都不知道，因为传统的国与国友好关系使这些地区如无边境线一般”。
“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边境上，老人们甚至都分不清自己属于什么国家，只知道家在哪个村寨，因此不太愿意政府来管我们进出。”中越边境云南省金平县的一名苗族群众说，“因为有些外地人偷偷出去越南，所以我们也被政府管得很严了，这让我们很不高兴：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嘛。”
显然，云南边境的情况就是如此特殊，而且由于历史原因造成跨境民族众多。为了便于这些边民的走亲访友，对岸国的政府彼此都不得不睁只眼、闭着眼，更多时候只能劝导边民从正规口岸出入境，但是工作效果并不理想。
一名从中朝边境来到云南边境的东北游客对当地的情况大为赞叹：“换成在中朝边境，边民敢这样随意进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被抓、被开枪射击了，还是云南边境的情况友好啊。”
云南边境的特殊，还不仅仅在于跨境民族与进出通道的众多，更涉及到周边屡禁不止的毒品问题。众所周知，从缅甸、老挝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进入云南省的毒品贩卖一直存在，而这些毒品中的一部分最终被贩卖到了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地区，在携带、运输的违法犯罪人员中，也屡屡发现部分新疆维吾尔族参与。
“大约从20世纪末开始，在与缅甸接壤的瑞丽、景洪等边境地区，随时可以看见新疆维吾尔族的身影。”长期与境外有往来的云南边境人士透露，维吾尔族朋友经常告诉金三角的合作者，他们贩毒所赚的钱不完全是用于自己消费，相当一部分还必须捐献给民族宗教组织，“作为搞政治活动的经费”。
因为毒品巨大利益的驱动，部分维吾尔族人士也参与其中，他们与云南境外的各种制造、贩卖毒品的利益集团自然产生了联系，甚至逐步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今后对打击穆斯林分裂势力，中国不仅要嘉奖自身的防卫，更要加强与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力度，支持它们打击内部的穆斯林分裂势力，做到情报共享，共同铲除窝藏在不同国家的分裂势力。”长期出入云南边境的商务人士东子说，“从地缘上看，实际上缅甸和泰国是处在对付分裂势力斗争的前沿，而中国云南是后方。中国支持这两个国家打击内部的穆斯林分裂势力，实际上也是在巩固国内自身的安全。”
分裂势力的云南动向
“虽然一直都看到关于新疆分裂分子的情况，甚至都有些麻木了，但听到昆明火车站有那么多人被砍杀还是非常吃惊。”瑞丽市的一名商人表示，“尤其杀人的手段这么残忍，遇难的都是无辜民众。”
查出凶手的真相目似乎并不难。3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对于严重暴力恐怖分子，不管他是谁，属于哪个组织，与谁有牵连，暴恐行为发生在何时、何地，中国政府都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3月4日，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对“昆明3.01案件”进行了披露，外媒立即进行大肆报道。截至目前，总人数为8人的涉案团伙已全部落网或被击毙，他们原先是想出境参加“圣战”，发现从云南出不去后又跑到了其他地方；到了广东发现也出不去，只好重新返回云南，到了位于中越边境的红河州；他们在红河的计划是，如果跑不出去就在红河和昆明火车站或汽车站发动“圣战”。
秦光荣还表示，这次突发事件的教训一是反恐意识不强，情报信息工作有一些问题；另外，铁路系统的保卫体制也有问题。
有报道称，8名袭击者是为了躲避中国警方在新疆和田地区的“镇压”跑到云南，是为了出境到老挝“寻求避难”。不过，这样的说辞受到了一名云南边境人士的反驳：“如果这些人真要去老挝，最方便的地方不是红河州边境，而是西双版纳州或者普洱市的边境，尤其从西双版纳州进入老挝后的交通条件最好，其他地方都是交通条件原始的高山丛林。而且，老挝也不可能是他们的长期藏身之处。”
中缅友好关系历史久远，两国边民往来非常自由。
2012年中，经过大量情报调查后，缅甸政府在金三角腹地的大其力市捣毁了一个秘密“军事训练营”，首度发现了一些新疆维吾尔族在其中参与训练。由此，一些金三角的势力人物提供地点、武器等，帮助维吾尔族在缅甸境内训练作战人员的传言被证实，但缅甸方面并没有对此进行大范围宣扬。
迫于内部压力和全球竞争态势，中国一直希望加强同东南亚邻国的关系。而在东南亚许多地区，贫困落后、政治不稳定及强烈的地方民族主义使其成为暴力活动的温床，警示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政治和经济措施加以防范。
“目前不仅云南边防、公安的工作思路需要改变，就是整个云南省，在对待少数民族和宗教势力的认识和工作方法都需要改进。”东子认为，云南省总是忌讳于触动一些边境少数民族和宗教势力，花的钱基本就是用在了骨子里是想分裂的地方宗教领袖身上，但对能认同中国的基层少数民族同胞，花的钱又相对地少，“这样长期下去，就会使边境少数民族认为，经常闹一闹，反而会有大把钱来花”。
东子认为，云南面临的穆斯林恐怖分裂活动，“昆明3.01案件”绝不是最后一次，而仅靠中国自己，又无法解决潜藏在邻国的分裂势力窝点和秘密训练基地，所以需要多国联动，情报共享，并组织统一的打击力量。
“昆明的这次惨案，如果从整个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角度来看，实际上也不是孤立的。”东子表示，云南省正是穆斯林分裂势力从缅甸沿海向中国蔓延的一个方向，同时泰国南部的穆斯林分裂势力也空前活跃，并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目的就是要求泰国南部的穆斯林聚集区独立，泰缅中的各种穆斯林分裂力量最终会结合在一起。
他建议，应该将中缅老泰在湄公河上的“四国联合执法队伍”升格为“湄公河组织”，以应对多国都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恐怖分裂活动。具体就是从目前的打击贩毒、跨国犯罪、河道安全的主要工作内容中，从业务上再加入反恐；而在执法区域上，也从目前单纯的湄公河护航转换到四国边境联合反恐合作。
外逃通道很难消失
虽然云南省分别与缅老越三个国家接壤，并且与泰国由湄公河相通，但以往熟悉情况的人更多会选择缅甸“偷渡出境”，因为缅北和金三角地区的情况更为复杂，政府管理更为无序。
“无论是中缅边境缅甸一侧，还是湄公河沿岸和金三角地区，除缅甸政府军外，其他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多且繁杂：克钦独立军、佤邦联合军、掸邦南部军、勐拉同盟军及各种关系复杂的民团武装数不胜数。它们的势力犬牙交错，因此外界根本无法弄清楚全部情况。”熟悉缅北少数民族武装情况的云南民间学者石安达说，“由于这些武装力量各有地盘，因此都能够做成一些事情，而想从云南出境都必须依靠他们一方或者多方。”
现实情况是，缅北和金三角地区各种利益复杂交汇，多方力量盘根错节，既有地方势力的争斗，也有国家之间的博奕，“他们成天你争我夺，但最终各自还是会形成一定的势力割据”。
一名缅北人士介绍，这些地区的各种武装势力都如狼似虎，对自己的势力范围非常在乎，平时里都随时在警惕着，彼此间一般都不敢随便介入别人的地盘活动，陌生外人要想进入必须预先得到允许，否则凶多吉少。
“如果外面没有人接应，人生地不熟的新疆维吾尔族就是出了云南边境，在异国他乡也会寸步难行，因为每一个势力范围都需要疏通。”上述缅北人士说，“表面上边境地区管理松懈，但是想要进一步深入腹地，或者借道通过也没有那么简单，更别说长期居留。”
同时他还表示，问题首先还在于中国内部，违法犯罪分子在中国层层检查下都能来去自如，显示出活动能力非同小可，相比之下境外的防范力量更是力不从心了。
东子表示，老挝对中老边境属于完全不设防状态，“新疆7.5惨案”之前，从老挝跑出去的维吾尔族很多，原因是老挝的磨丁经济特区（黄金城）紧靠云南边境，且老挝政府基本不管，所以不仅黄赌毒横行，也渐渐成为新疆分裂势力的一个接应窝点；“7.5惨案之后，特别是黄金城赌场被中国出手捣毁后，这条通道就没那么畅通了，但并不表示已完全杜绝，毕竟老挝与中国没有天然分界线。
“但老挝一直都不是这些维吾尔族分裂分子的目的地，他们一般是经老挝进入柬埔寨、泰国南部穆斯林聚集区，然后再到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传统穆斯林国家。”东子说，“随后这些分裂分子一般不再经云南返回新疆，而是走海路到达巴基斯坦，再从陆地返回新疆。”
他认为，只要云南境外还有战乱，没有有效的政府行政管理——不管是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有效行政管理，还是缅甸、老挝政府的有效行政管理，那么云南边境成为分裂分子外逃通道的情况就不会消失。
來源：http://ynyhw2000.blog.163.com/blog/static/132900481201438101354188/
發表時間：2014-04-08
边陲云南，因中国的发展进步越来越充满活力，并已崛起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南亚的重要通道。各种人员的汇聚不断给云南边境地区带来了热闹和繁荣，也不断有着匪夷所思的故事发生。
2014年3月1日晚9时20分左右，地处云南省会的昆明火车站发生了一起致29人遇难、140余人受伤的暴力恐怖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称其为“昆明3.01暴力恐怖袭击案”。有反恐官员表示，暴力分子避开了安保措施严密的北京、上海和新疆等地区，挑选了人们没有防备或者说防备意识没有那么强的云南下手，这起事件暴恐性质非常明显。凭借着网络和媒体巨大的传播力量，该事件迅速震动了全中国及全世界。
“手持双刀的暴徒用长刀砍、短刀刺，出手凶狠，招招直指无辜民众的咽喉、心脏等要害；甚至面对警察的枪口也勇往直前，毫无胆怯，直到全部中弹倒下”。3月1日晚上目睹了凶案经过的市民如此描述5名的暴徒的行径，“丝毫不防备的民众被瞬间冲击得落荒而逃，死伤者血流如注，哀号声震天。”
“3.01案件”发生后40多个小时告破，公安部表示该案是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的“暴力恐怖团伙”所为，该团伙6男2女共8人，现场被击毙4名、击伤抓获1名（女），其余3名已落网，还表示在凶案现场发现了“东突”恐怖势力旗帜等证据。
一直关注“东突”等分裂恐怖分子在云南和与其接壤的邻国的活动情况的新疆反恐人士透露，一些“东突”分子已将云南视为出入国境的“便利通道”。与新疆通往境外通道受高寒、高山等自然条件约束和边防管控严厉略有不同，云南边防线漫长且形势复杂，许多边境地区存在“一寨两国”、“一家两国”和“跨沟出国”的客观复杂性，加上一些接壤国家的政府无力控制民族地区，因此部分“东突”分子将云南边境地区视为外逃和潜回的“便利通道”。
特殊的云南边境
很多人预计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密切后，进出云南省的人员和商贸将大大增加，这条黄金通道的价值也会不断被提升。但现实的情况是，除了期待中的正面收益，云南边境也面对着安全越来越复杂的局面。
“由于少数民族比重非常大的云南与缅甸、老挝和越南山水相连，又有许多重要的国际通商口岸，国内外都有流动人口汇集到这里。”中缅边境云南省瑞丽市的一名官员说，“缅甸等国境外人员及各种无国籍人员已达数十万人之多，而边境线上跨境而居、早出晚归的边民更是无法准确统计，这些情况给政府人口工作增添了许多问题和困难。”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一名船运公司的经理表示，随着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以及中国与越南、老挝和缅甸各种大小口岸的开放，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强烈的竞争态势，因此各种各样的人员都在云南边境出现了。
“以前基本只有边民和商人、游客往返云南边境，但是后来情况越来越复杂。且不说那些走私、贩毒等非法犯罪人员希望偷越边境，就连朝鲜等第三国人员也想借道云南出境东南亚，再辗转其他国家。”常年在湄公河上航行的一名船长说，“这些情况我们屡见不鲜，由于从云南边境进入东南亚地区陆路、水路都非常便利，因此一直是理想的外出通道。”
的确，从云南省的西北部到南部，连接着缅甸、老挝和越南，大大小小的口岸、通道及小道不计其数，随便抬脚就可以出去了，根本无法把守，“很多外地人甚至不小心出了国都不知道，因为传统的国与国友好关系使这些地区如无边境线一般”。
“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边境上，老人们甚至都分不清自己属于什么国家，只知道家在哪个村寨，因此不太愿意政府来管我们进出。”中越边境云南省金平县的一名苗族群众说，“因为有些外地人偷偷出去越南，所以我们也被政府管得很严了，这让我们很不高兴：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嘛。”
显然，云南边境的情况就是如此特殊，而且由于历史原因造成跨境民族众多。为了便于这些边民的走亲访友，对岸国的政府彼此都不得不睁只眼、闭着眼，更多时候只能劝导边民从正规口岸出入境，但是工作效果并不理想。
一名从中朝边境来到云南边境的东北游客对当地的情况大为赞叹：“换成在中朝边境，边民敢这样随意进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被抓、被开枪射击了，还是云南边境的情况友好啊。”
云南边境的特殊，还不仅仅在于跨境民族与进出通道的众多，更涉及到周边屡禁不止的毒品问题。众所周知，从缅甸、老挝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进入云南省的毒品贩卖一直存在，而这些毒品中的一部分最终被贩卖到了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地区，在携带、运输的违法犯罪人员中，也屡屡发现部分新疆维吾尔族参与。
“大约从20世纪末开始，在与缅甸接壤的瑞丽、景洪等边境地区，随时可以看见新疆维吾尔族的身影。”长期与境外有往来的云南边境人士透露，维吾尔族朋友经常告诉金三角的合作者，他们贩毒所赚的钱不完全是用于自己消费，相当一部分还必须捐献给民族宗教组织，“作为搞政治活动的经费”。
因为毒品巨大利益的驱动，部分维吾尔族人士也参与其中，他们与云南境外的各种制造、贩卖毒品的利益集团自然产生了联系，甚至逐步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今后对打击穆斯林分裂势力，中国不仅要嘉奖自身的防卫，更要加强与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力度，支持它们打击内部的穆斯林分裂势力，做到情报共享，共同铲除窝藏在不同国家的分裂势力。”长期出入云南边境的商务人士东子说，“从地缘上看，实际上缅甸和泰国是处在对付分裂势力斗争的前沿，而中国云南是后方。中国支持这两个国家打击内部的穆斯林分裂势力，实际上也是在巩固国内自身的安全。”
分裂势力的云南动向
“虽然一直都看到关于新疆分裂分子的情况，甚至都有些麻木了，但听到昆明火车站有那么多人被砍杀还是非常吃惊。”瑞丽市的一名商人表示，“尤其杀人的手段这么残忍，遇难的都是无辜民众。”
查出凶手的真相目似乎并不难。3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对于严重暴力恐怖分子，不管他是谁，属于哪个组织，与谁有牵连，暴恐行为发生在何时、何地，中国政府都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3月4日，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对“昆明3.01案件”进行了披露，外媒立即进行大肆报道。截至目前，总人数为8人的涉案团伙已全部落网或被击毙，他们原先是想出境参加“圣战”，发现从云南出不去后又跑到了其他地方；到了广东发现也出不去，只好重新返回云南，到了位于中越边境的红河州；他们在红河的计划是，如果跑不出去就在红河和昆明火车站或汽车站发动“圣战”。
秦光荣还表示，这次突发事件的教训一是反恐意识不强，情报信息工作有一些问题；另外，铁路系统的保卫体制也有问题。
有报道称，8名袭击者是为了躲避中国警方在新疆和田地区的“镇压”跑到云南，是为了出境到老挝“寻求避难”。不过，这样的说辞受到了一名云南边境人士的反驳：“如果这些人真要去老挝，最方便的地方不是红河州边境，而是西双版纳州或者普洱市的边境，尤其从西双版纳州进入老挝后的交通条件最好，其他地方都是交通条件原始的高山丛林。而且，老挝也不可能是他们的长期藏身之处。”
中缅友好关系历史久远，两国边民往来非常自由。
2012年中，经过大量情报调查后，缅甸政府在金三角腹地的大其力市捣毁了一个秘密“军事训练营”，首度发现了一些新疆维吾尔族在其中参与训练。由此，一些金三角的势力人物提供地点、武器等，帮助维吾尔族在缅甸境内训练作战人员的传言被证实，但缅甸方面并没有对此进行大范围宣扬。
迫于内部压力和全球竞争态势，中国一直希望加强同东南亚邻国的关系。而在东南亚许多地区，贫困落后、政治不稳定及强烈的地方民族主义使其成为暴力活动的温床，警示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政治和经济措施加以防范。
“目前不仅云南边防、公安的工作思路需要改变，就是整个云南省，在对待少数民族和宗教势力的认识和工作方法都需要改进。”东子认为，云南省总是忌讳于触动一些边境少数民族和宗教势力，花的钱基本就是用在了骨子里是想分裂的地方宗教领袖身上，但对能认同中国的基层少数民族同胞，花的钱又相对地少，“这样长期下去，就会使边境少数民族认为，经常闹一闹，反而会有大把钱来花”。
东子认为，云南面临的穆斯林恐怖分裂活动，“昆明3.01案件”绝不是最后一次，而仅靠中国自己，又无法解决潜藏在邻国的分裂势力窝点和秘密训练基地，所以需要多国联动，情报共享，并组织统一的打击力量。
“昆明的这次惨案，如果从整个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角度来看，实际上也不是孤立的。”东子表示，云南省正是穆斯林分裂势力从缅甸沿海向中国蔓延的一个方向，同时泰国南部的穆斯林分裂势力也空前活跃，并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目的就是要求泰国南部的穆斯林聚集区独立，泰缅中的各种穆斯林分裂力量最终会结合在一起。
他建议，应该将中缅老泰在湄公河上的“四国联合执法队伍”升格为“湄公河组织”，以应对多国都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恐怖分裂活动。具体就是从目前的打击贩毒、跨国犯罪、河道安全的主要工作内容中，从业务上再加入反恐；而在执法区域上，也从目前单纯的湄公河护航转换到四国边境联合反恐合作。
外逃通道很难消失
虽然云南省分别与缅老越三个国家接壤，并且与泰国由湄公河相通，但以往熟悉情况的人更多会选择缅甸“偷渡出境”，因为缅北和金三角地区的情况更为复杂，政府管理更为无序。
“无论是中缅边境缅甸一侧，还是湄公河沿岸和金三角地区，除缅甸政府军外，其他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多且繁杂：克钦独立军、佤邦联合军、掸邦南部军、勐拉同盟军及各种关系复杂的民团武装数不胜数。它们的势力犬牙交错，因此外界根本无法弄清楚全部情况。”熟悉缅北少数民族武装情况的云南民间学者石安达说，“由于这些武装力量各有地盘，因此都能够做成一些事情，而想从云南出境都必须依靠他们一方或者多方。”
现实情况是，缅北和金三角地区各种利益复杂交汇，多方力量盘根错节，既有地方势力的争斗，也有国家之间的博奕，“他们成天你争我夺，但最终各自还是会形成一定的势力割据”。
一名缅北人士介绍，这些地区的各种武装势力都如狼似虎，对自己的势力范围非常在乎，平时里都随时在警惕着，彼此间一般都不敢随便介入别人的地盘活动，陌生外人要想进入必须预先得到允许，否则凶多吉少。
“如果外面没有人接应，人生地不熟的新疆维吾尔族就是出了云南边境，在异国他乡也会寸步难行，因为每一个势力范围都需要疏通。”上述缅北人士说，“表面上边境地区管理松懈，但是想要进一步深入腹地，或者借道通过也没有那么简单，更别说长期居留。”
同时他还表示，问题首先还在于中国内部，违法犯罪分子在中国层层检查下都能来去自如，显示出活动能力非同小可，相比之下境外的防范力量更是力不从心了。
东子表示，老挝对中老边境属于完全不设防状态，“新疆7.5惨案”之前，从老挝跑出去的维吾尔族很多，原因是老挝的磨丁经济特区（黄金城）紧靠云南边境，且老挝政府基本不管，所以不仅黄赌毒横行，也渐渐成为新疆分裂势力的一个接应窝点；“7.5惨案之后，特别是黄金城赌场被中国出手捣毁后，这条通道就没那么畅通了，但并不表示已完全杜绝，毕竟老挝与中国没有天然分界线。
“但老挝一直都不是这些维吾尔族分裂分子的目的地，他们一般是经老挝进入柬埔寨、泰国南部穆斯林聚集区，然后再到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传统穆斯林国家。”东子说，“随后这些分裂分子一般不再经云南返回新疆，而是走海路到达巴基斯坦，再从陆地返回新疆。”
他认为，只要云南境外还有战乱，没有有效的政府行政管理——不管是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有效行政管理，还是缅甸、老挝政府的有效行政管理，那么云南边境成为分裂分子外逃通道的情况就不会消失。
星期三, 3月 12, 2014
昆明暴恐案3名涉案者案发前已落网
时间：2014-3-10
来源：财新网
【财新网】（记者 秦旭东 田园）参与云南昆明“3·01”暴恐案的八名歹徒中，除五名现场被击中，致四死一伤，其余三人于2月27日在红河州个旧市沙甸镇落网。
上述八人团伙曾在沙甸镇落脚，试图策划自制爆炸装置，但未果。有三人于2月27日被警方抓获。而其余五人则包车逃至昆明，于3月1日晚进入昆明火车站，酿造了惨绝人寰的“3·01”事件。财新记者从接近警方的人士获知上述消息。
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3月4日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云南代表团驻地通报这事件时，透露了这一消息时，提到“另外三名逃犯在云南红河州落网”。央广网在报道此事时，还进一步引述秦的讲话说，3月1日事发当天，被特警击伤的一名女性犯罪嫌疑人，清醒后已经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八名歹徒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财新记者获知，当晚被击毙的三男一女中，女性为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的妻子。
据秦光荣3月4日透露，这八个人原先是想出境参加“圣战”，从云南走不出去后反过来跑到其他地方，到了广东也出不去，重新回到云南，到了红河，他们在红河做的计划就是，跑不出去的话就在红河和昆明火车站或汽车站发动“圣战”。据央广网引述秦光荣的话透露，“与这8人有联系的相关一些人目前正在布控”。
3月9日，在全国人大云南代表团开放日上，秦光荣回答记者提问时还介绍说，昆明“3·01”恐怖袭击事件有四个鲜明特点：“事发突然、反应迅速、处置果断、群众参与。”歹徒9点10分开始杀人，9点12分铁路值班民警已经与其进行斗争，9点20分昆明市公安局接到铁路公安的求援电话，9点22分多位民警赶到，最终在9点33分将犯罪分子制服。
秦光荣总结教训时说，一是反恐意识不强，二是情报信息工作有一些问题，三是铁路系统的整个保卫体制也有一些问题，铁路公安自成系统，负责火车站里和车站广场的安保，铁路值班的警察和保安手中没有武器。
至财新记者发稿时，“3·01”事件死亡人数为29人，伤者为143人。据昆明市市长李文荣3月9日在人大云南代表团开放日称，“截至目前，伤员无一死亡，出院27名，重伤减至44名，伤员救治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来源：财新网
【财新网】（记者 秦旭东 田园）参与云南昆明“3·01”暴恐案的八名歹徒中，除五名现场被击中，致四死一伤，其余三人于2月27日在红河州个旧市沙甸镇落网。
上述八人团伙曾在沙甸镇落脚，试图策划自制爆炸装置，但未果。有三人于2月27日被警方抓获。而其余五人则包车逃至昆明，于3月1日晚进入昆明火车站，酿造了惨绝人寰的“3·01”事件。财新记者从接近警方的人士获知上述消息。
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3月4日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云南代表团驻地通报这事件时，透露了这一消息时，提到“另外三名逃犯在云南红河州落网”。央广网在报道此事时，还进一步引述秦的讲话说，3月1日事发当天，被特警击伤的一名女性犯罪嫌疑人，清醒后已经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八名歹徒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财新记者获知，当晚被击毙的三男一女中，女性为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的妻子。
据秦光荣3月4日透露，这八个人原先是想出境参加“圣战”，从云南走不出去后反过来跑到其他地方，到了广东也出不去，重新回到云南，到了红河，他们在红河做的计划就是，跑不出去的话就在红河和昆明火车站或汽车站发动“圣战”。据央广网引述秦光荣的话透露，“与这8人有联系的相关一些人目前正在布控”。
3月9日，在全国人大云南代表团开放日上，秦光荣回答记者提问时还介绍说，昆明“3·01”恐怖袭击事件有四个鲜明特点：“事发突然、反应迅速、处置果断、群众参与。”歹徒9点10分开始杀人，9点12分铁路值班民警已经与其进行斗争，9点20分昆明市公安局接到铁路公安的求援电话，9点22分多位民警赶到，最终在9点33分将犯罪分子制服。
秦光荣总结教训时说，一是反恐意识不强，二是情报信息工作有一些问题，三是铁路系统的整个保卫体制也有一些问题，铁路公安自成系统，负责火车站里和车站广场的安保，铁路值班的警察和保安手中没有武器。
至财新记者发稿时，“3·01”事件死亡人数为29人，伤者为143人。据昆明市市长李文荣3月9日在人大云南代表团开放日称，“截至目前，伤员无一死亡，出院27名，重伤减至44名，伤员救治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星期一, 11月 25, 2013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正在回归故土？
作者：Gordon M. Hahn
译者：维吾尔在线（http://www.uighurbiz.net）
英文來源：http://geostrategicforecasting.net/gordonhahn/2013/11/15/is-the-turkestan-islamic-party-returning-home/
中文來源：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21960
在我的电子杂志——由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出版的《欧亚大陆的伊斯兰、伊斯兰主义与政治报告》（简称‘IIPER’） 第67期中， 我曾警告以中国维吾尔族为主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简称‘TIP’,有时也被称作‘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ETIP））的重新振起和对中国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或或对中国其他地方日益严重的威胁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31014_Hahn_IIPER67.pdf)。‘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开始以民族分裂运动著称，争取省级自治区新疆的独立。位于中国西部的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直流亡在巴基斯坦的瓦济里斯坦地区，并在此受“基地”组织和全球圣战革命联盟支配，接受“基地”组织和设在瓦济里斯坦的其他组织的训练，从而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获得实地经验。他们与全球范围内的圣战恐怖组织组织和基于阿巴两国的其他组织发展起了关系。
《欧亚大陆的伊斯兰、伊斯兰主义与政治报告》第67期发布几天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发生一辆吉普车的撞击和爆炸事件，导致两名游客死亡、40人受伤。那辆吉普车内的一家三口人也在该袭击中丧生。中国当局称“10·28事件”系“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行为。5名维吾尔穆斯林很快就被抓捕，并在一个嫌犯住处搜查到圣战旗帜和圣战文字(www.nytimes.com/2013/10/31/world/asia/china-says-5-jihadis-are-arrested-in-beijing-attack.html?_r=0)。
一个星期之后的11月6日，8个简易爆炸装置在山西省委面前爆炸，并造成1死8伤。这次在中国东部省份省会太原爆炸的简易爆炸装置包括子弹大小的球形轴承，一个鲜明的圣战爆炸装置元素(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391204579180583567153914) 。中国当局仍未指出这起9天后发生在中国的第二起恐怖袭击事件的肇事者。11月8日，警方逮捕了一名刑满获释的当地居民，叫丰志均。他承认故意作案，以“报复社会”。新闻报道中并没有提及宗教或民族背景。
由中国维吾尔穆斯林主导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直与流亡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其他圣战组织——包括来自中亚的组织，塔利班和“基地”——并肩作战。在一定程度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持续遭受明显的民族-政治动荡。阿富汗撤军后，该地区甚至有可能整个中国将易受来自“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袭击。2009年7月和2011年7月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骚乱暗示着持续的民族-政治和宗教争执。
自从2007年开始出现后，几年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中国成功实施了一些袭击。它曾声称对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前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负责。2009年8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当时的埃米尔（酋长）阿卜杜海克·安·突厥斯坦（Abdul Haq al-Turkistani）扬言要袭击中国驻外大使馆以及中国境内的目标。“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声称对2011年7月18日和7月30~31日分别发生在新疆西部城市和田和喀什的一系列爆炸和刀斧袭击（而喀什离中亚传统的温床——费尔干纳盆地只有200英里的距离）。发生在两地的袭击分别造成4名（政府部门：译者阐释）的人、10多名平民和8名袭击者的死亡，40多人受伤。“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2011年9月份发布的视频似乎暗示着该组织与2011年7月30~31日发生的袭击有关，视频中“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埃米尔的声明显示10名袭击者当中一名像该组织的埃米尔。“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还声称对2013年4月发生在喀什的袭击负责。袭击造成15名社区工作人员和警察丧生。这些可能是冰山的一角。需要记住的是安全官员倾向于夸大自己的效益。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5月中国安全官员声称他们已有能力阻止96%的恐怖袭击计划。然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并未对今年6月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鲁克沁镇的持刀攻击事件。该事件中， 35人死在16名持刀者之手。
目前，“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可能由100人组成，顶多也可能有几百名战士，由谢赫阿卜杜勒·艾孜则（Abdul Aziz）率领。经过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多年的流亡，“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基地”、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IMF分支组织伊斯兰圣战联盟（IJU）、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JaK）和塔吉克斯坦的“Jamaat Ansarullah”(JA)已经发展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因此，凭借长期流亡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和瓦济里斯坦，“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已经成为“基地”组织的盟友，而“基地”在米尔阿里（Mir Ali）地区与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组织训练营。“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名或两名领袖曾经或正在服役于“基地”统治下的修罗议会（Shura Majlis）。其中一名是“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埃米尔阿卜杜勒·沙库尔（Abdul Shakur (Shakoor)），而报道称他于2012年在美国无人机袭击中死亡。据报道，2011年4月赛义夫·阿德尔（Saif Adel）离开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地区（FATA）之后，他接手指挥“基地”在该地区的所有外国势力。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接受“基地”的军事和宗教培训，培训也有可能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和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处活动的巴基斯坦塔利班，也有可能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故 “基地”宗教学者哈立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侯赛因（Khalid bin Abdul Rahman al-Husainan）曾访问新疆，在维吾尔穆斯林当中促进圣战思想。今年，“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发布了侯赛因死后的视频，讲到他向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宣传圣战。
在瓦济里斯坦期间，“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除了与“基地”的密切关系，还跟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圣战联盟”发展起了紧密的关系。已故沙库尔（Shakur）曾是“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创始人塔伊尔·尤里大仕（Tahir Yuldash(ov)）紧密帮手。他也像沙库尔一样，于2010年在美国无人机袭击中被打死。“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通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圣战联盟”与欧亚大陆的大量圣战徒接触。2013年7月15日，“伊斯兰圣战联盟”媒体部发布了名为“Badr at-Tawheed”的视频，讲的是一名圣战徒的生活；视频中的他，一天跟一名Pasrun、一名乌兹别克人和一名俄罗斯人在一起，而在另一天跟一名塔塔尔（鞑靼）人在一起。2013年3月，一名乌兹别克斯坦执法部门前官员兼专家告诉乌兹别克媒体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势力正在从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回到中亚地区。他引用费尔干纳盆地和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边境地区的不稳定，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战士在塔吉克斯坦被捕作为例证。当时，这位前官员强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正与达吉斯坦、车臣和维吾尔人加强关系。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似乎与“基地”更远的全球圣战盟友发展起了关系，比如基于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高加索酋长国”的圣战徒（Caucasus Emirate ，CE）。“高加索酋长国”曾参与几起在欧洲和阿塞拜疆实施失败的外国阴谋，并激发了更多的事件，包括2013年4月15日发生在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场的爆炸案。2012年10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现任埃米尔谢赫阿卜杜勒·艾则孜（Sheikh Abdul Aziz）向“高加索酋长国”埃米尔Doku ‘Abu Usman’ Umarov发一段时长20分钟的视频问候。（2011年3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之盟友‘伊斯兰圣战联盟’也做过同样的事。）“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全球范围内联系的广度可以从其用5门语言发布的声明和视频中反映出来，5门语言分别是维吾尔语、突厥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俄罗斯语和英语。
应该指出的是，维吾尔族战士有可能与乌兹别克、高加索、塔塔尔或其他圣战者前往叙利亚和他们全球圣战和训练网络。今年7月，中国安全官员声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名叫做买买提·艾力的维吾尔人被逮捕与他曾赴叙利亚参战有关。在叙利亚作战还使得让“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维吾尔人有更多机会与“高加索酋长国”或JMA接触。其中，“高加索酋长国”是叙利亚移民援军中占绝大多数；而JMA由埃米尔Umar al-Shishani——来自车臣亚的车臣少数民族人——率领，并与“高加索酋长国”有联系。从叙利亚回来的维吾尔人要么去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要么回到中国，他们将有更大的战斗力，甚至物资资源。
而且，随着西方势力从阿富汗撤出——尤其是塔利班重新掌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 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或瓦济里斯坦其他的圣战组织会寻求回到中亚。如果成功的话，他们能并且将会给“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提供网络和物流基础设施，以便让他们渗透到新疆在中国领土实施袭击。这对“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很重要，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伊斯兰化的东突厥斯坦，这将会成为中亚酋长国或哈里发的一部分。圣战者希望建造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哈利法制政权。
最近，“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表现出更多操作和宣传上的活动，可能在加紧准备受“基地”和其他盟友援助的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行动，等着撤军完成。今年5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发布两盘录像带，看起来像声称对阿富汗境内的两起不同的自杀式袭击负责。据报道，其中一起发生在2011年，另一起可能最近才发生，在视频发布之前。
今年春季和夏季，“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发布视频，显示妇女和儿童的武装训练过程。视频中并不能清楚地知道，妇女和儿童是不是将参与到自杀行动中；“基地”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处使用妇女自杀式爆炸行动开始于2010年，随之“高加索酋长国”和其继承组织——Ichkeriya车臣共和国。 再者，“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过去三年发布的宣传视频在成倍的增加，2013年是2012年的两倍，2012年是2011年的两倍。
显示“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IMT）更广泛圣战宣传例子的是该组织埃米尔阿卜杜勒·艾则孜于2012年给 “高加索酋长国”埃米尔Dokku ‘Abu Usman’ Umarov的视频讲话。如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与“高加索酋长国”在促进关系，那么他们肯定跟中亚的圣战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和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或该地区其他偶尔出现的组织，有合作关系。艾孜则的视频暗示，“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正在从过去的损伤中恢复。最近的一个埃米尔艾买提·优素福（Emeti Yakuf，又名 ‘Aibu Adubu Rehman’ 和 ‘Saifulah’）在去年八月美国的无人机袭击中死亡，当时一起死亡的还有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埃米尔马哈苏德·哈卡尼（Mehsud Haqqani）之儿子巴德鲁丁·哈卡尼（Badruddin Haqqani）。
鉴于全球圣战革命盟友的增长和“基地”中心力量的削弱，“基地”和类“基地”组织的专营权的增长会对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为了扩大作战能力和影响范围，与其他组织合作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包括基于中亚的组织。他们最终加紧渗透到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中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一个拯救的恩典，那就是“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还不是在“基地”和其他全球范围内的圣战组织的头号日程表里，有三项原因。首先，与全球范围的其他圣战革命盟友相比，“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伊斯兰主义 takfirist更受嫌疑。第二，中国并未成为西方 “异教徒”和其他像什叶派和俄罗斯一样的头号反对对象。第三，由于在叙利亚的逊尼-什叶派内战，“基地”和其他圣战者可能会更多地向西移动而不是东北移动，这是对后穆尔西时代的埃及和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恶化局势下的圣战者提供了可能性。
目前尚不清楚，“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 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和“高加索酋长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为集中资源和人员交换而做的努力，还是软弱的表现，另外人选的变更会不会增加“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战斗力。尽管如此，中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能会一直是分别对维吾尔族和中亚伊斯兰主义者、圣战者而言更有吸引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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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Gordon M. Hahn is an Analyst and Advisory Board Member of the Geostrategic Forecasting Corporation as well as a Senior Associate,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Analyst/Consultant, Russia Other Points of View – Russia Media Watch; Senior Researcher and Adjunct Professor, MonTREP, Monterey, California; and Senior Researcher, Center for Terrorism and Intelligence Studies (CETIS), Akribis Group, San Jose, California. Dr Hahn is author of two well-received books, Russia’s Revolution From Above (Transaction, 2002) and Russia’s Islamic Threa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which was named an outstanding title of 2007 by Choice magazine, and the forthcoming The ‘Caucasus Emirate’ Mujahedin: Global Jihadism in Russia’s North Caucasus and Beyond (McFarland Publishers, 2014). He has authored hundreds of articles in scholarly journals and other publications on Russian, Eurasia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publishes the Islam, Islamism, and Politics in Eurasia Report (IIPER) at CSIS at http://csis.org/program/russia-and-eurasia-program.
译者：维吾尔在线（http://www.uighurbiz.net）
英文來源：http://geostrategicforecasting.net/gordonhahn/2013/11/15/is-the-turkestan-islamic-party-returning-home/
中文來源：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21960
在我的电子杂志——由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出版的《欧亚大陆的伊斯兰、伊斯兰主义与政治报告》（简称‘IIPER’） 第67期中， 我曾警告以中国维吾尔族为主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简称‘TIP’,有时也被称作‘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ETIP））的重新振起和对中国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或或对中国其他地方日益严重的威胁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31014_Hahn_IIPER67.pdf)。‘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开始以民族分裂运动著称，争取省级自治区新疆的独立。位于中国西部的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直流亡在巴基斯坦的瓦济里斯坦地区，并在此受“基地”组织和全球圣战革命联盟支配，接受“基地”组织和设在瓦济里斯坦的其他组织的训练，从而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获得实地经验。他们与全球范围内的圣战恐怖组织组织和基于阿巴两国的其他组织发展起了关系。
瓦济里斯坦（Waziristan）
《欧亚大陆的伊斯兰、伊斯兰主义与政治报告》第67期发布几天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发生一辆吉普车的撞击和爆炸事件，导致两名游客死亡、40人受伤。那辆吉普车内的一家三口人也在该袭击中丧生。中国当局称“10·28事件”系“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行为。5名维吾尔穆斯林很快就被抓捕，并在一个嫌犯住处搜查到圣战旗帜和圣战文字(www.nytimes.com/2013/10/31/world/asia/china-says-5-jihadis-are-arrested-in-beijing-attack.html?_r=0)。
一个星期之后的11月6日，8个简易爆炸装置在山西省委面前爆炸，并造成1死8伤。这次在中国东部省份省会太原爆炸的简易爆炸装置包括子弹大小的球形轴承，一个鲜明的圣战爆炸装置元素(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391204579180583567153914) 。中国当局仍未指出这起9天后发生在中国的第二起恐怖袭击事件的肇事者。11月8日，警方逮捕了一名刑满获释的当地居民，叫丰志均。他承认故意作案，以“报复社会”。新闻报道中并没有提及宗教或民族背景。
由中国维吾尔穆斯林主导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直与流亡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其他圣战组织——包括来自中亚的组织，塔利班和“基地”——并肩作战。在一定程度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持续遭受明显的民族-政治动荡。阿富汗撤军后，该地区甚至有可能整个中国将易受来自“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袭击。2009年7月和2011年7月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骚乱暗示着持续的民族-政治和宗教争执。
自从2007年开始出现后，几年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中国成功实施了一些袭击。它曾声称对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前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负责。2009年8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当时的埃米尔（酋长）阿卜杜海克·安·突厥斯坦（Abdul Haq al-Turkistani）扬言要袭击中国驻外大使馆以及中国境内的目标。“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声称对2011年7月18日和7月30~31日分别发生在新疆西部城市和田和喀什的一系列爆炸和刀斧袭击（而喀什离中亚传统的温床——费尔干纳盆地只有200英里的距离）。发生在两地的袭击分别造成4名（政府部门：译者阐释）的人、10多名平民和8名袭击者的死亡，40多人受伤。“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2011年9月份发布的视频似乎暗示着该组织与2011年7月30~31日发生的袭击有关，视频中“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埃米尔的声明显示10名袭击者当中一名像该组织的埃米尔。“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还声称对2013年4月发生在喀什的袭击负责。袭击造成15名社区工作人员和警察丧生。这些可能是冰山的一角。需要记住的是安全官员倾向于夸大自己的效益。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5月中国安全官员声称他们已有能力阻止96%的恐怖袭击计划。然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并未对今年6月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鲁克沁镇的持刀攻击事件。该事件中， 35人死在16名持刀者之手。
目前，“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可能由100人组成，顶多也可能有几百名战士，由谢赫阿卜杜勒·艾孜则（Abdul Aziz）率领。经过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多年的流亡，“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基地”、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IMF分支组织伊斯兰圣战联盟（IJU）、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JaK）和塔吉克斯坦的“Jamaat Ansarullah”(JA)已经发展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因此，凭借长期流亡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和瓦济里斯坦，“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已经成为“基地”组织的盟友，而“基地”在米尔阿里（Mir Ali）地区与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组织训练营。“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名或两名领袖曾经或正在服役于“基地”统治下的修罗议会（Shura Majlis）。其中一名是“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埃米尔阿卜杜勒·沙库尔（Abdul Shakur (Shakoor)），而报道称他于2012年在美国无人机袭击中死亡。据报道，2011年4月赛义夫·阿德尔（Saif Adel）离开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地区（FATA）之后，他接手指挥“基地”在该地区的所有外国势力。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接受“基地”的军事和宗教培训，培训也有可能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和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处活动的巴基斯坦塔利班，也有可能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故 “基地”宗教学者哈立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侯赛因（Khalid bin Abdul Rahman al-Husainan）曾访问新疆，在维吾尔穆斯林当中促进圣战思想。今年，“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发布了侯赛因死后的视频，讲到他向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宣传圣战。
在瓦济里斯坦期间，“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除了与“基地”的密切关系，还跟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圣战联盟”发展起了紧密的关系。已故沙库尔（Shakur）曾是“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创始人塔伊尔·尤里大仕（Tahir Yuldash(ov)）紧密帮手。他也像沙库尔一样，于2010年在美国无人机袭击中被打死。“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通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圣战联盟”与欧亚大陆的大量圣战徒接触。2013年7月15日，“伊斯兰圣战联盟”媒体部发布了名为“Badr at-Tawheed”的视频，讲的是一名圣战徒的生活；视频中的他，一天跟一名Pasrun、一名乌兹别克人和一名俄罗斯人在一起，而在另一天跟一名塔塔尔（鞑靼）人在一起。2013年3月，一名乌兹别克斯坦执法部门前官员兼专家告诉乌兹别克媒体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势力正在从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回到中亚地区。他引用费尔干纳盆地和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边境地区的不稳定，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战士在塔吉克斯坦被捕作为例证。当时，这位前官员强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正与达吉斯坦、车臣和维吾尔人加强关系。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似乎与“基地”更远的全球圣战盟友发展起了关系，比如基于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高加索酋长国”的圣战徒（Caucasus Emirate ，CE）。“高加索酋长国”曾参与几起在欧洲和阿塞拜疆实施失败的外国阴谋，并激发了更多的事件，包括2013年4月15日发生在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场的爆炸案。2012年10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现任埃米尔谢赫阿卜杜勒·艾则孜（Sheikh Abdul Aziz）向“高加索酋长国”埃米尔Doku ‘Abu Usman’ Umarov发一段时长20分钟的视频问候。（2011年3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之盟友‘伊斯兰圣战联盟’也做过同样的事。）“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全球范围内联系的广度可以从其用5门语言发布的声明和视频中反映出来，5门语言分别是维吾尔语、突厥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俄罗斯语和英语。
应该指出的是，维吾尔族战士有可能与乌兹别克、高加索、塔塔尔或其他圣战者前往叙利亚和他们全球圣战和训练网络。今年7月，中国安全官员声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名叫做买买提·艾力的维吾尔人被逮捕与他曾赴叙利亚参战有关。在叙利亚作战还使得让“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维吾尔人有更多机会与“高加索酋长国”或JMA接触。其中，“高加索酋长国”是叙利亚移民援军中占绝大多数；而JMA由埃米尔Umar al-Shishani——来自车臣亚的车臣少数民族人——率领，并与“高加索酋长国”有联系。从叙利亚回来的维吾尔人要么去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要么回到中国，他们将有更大的战斗力，甚至物资资源。
而且，随着西方势力从阿富汗撤出——尤其是塔利班重新掌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 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或瓦济里斯坦其他的圣战组织会寻求回到中亚。如果成功的话，他们能并且将会给“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提供网络和物流基础设施，以便让他们渗透到新疆在中国领土实施袭击。这对“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很重要，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伊斯兰化的东突厥斯坦，这将会成为中亚酋长国或哈里发的一部分。圣战者希望建造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哈利法制政权。
最近，“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表现出更多操作和宣传上的活动，可能在加紧准备受“基地”和其他盟友援助的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行动，等着撤军完成。今年5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发布两盘录像带，看起来像声称对阿富汗境内的两起不同的自杀式袭击负责。据报道，其中一起发生在2011年，另一起可能最近才发生，在视频发布之前。
今年春季和夏季，“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发布视频，显示妇女和儿童的武装训练过程。视频中并不能清楚地知道，妇女和儿童是不是将参与到自杀行动中；“基地”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处使用妇女自杀式爆炸行动开始于2010年，随之“高加索酋长国”和其继承组织——Ichkeriya车臣共和国。 再者，“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过去三年发布的宣传视频在成倍的增加，2013年是2012年的两倍，2012年是2011年的两倍。
显示“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IMT）更广泛圣战宣传例子的是该组织埃米尔阿卜杜勒·艾则孜于2012年给 “高加索酋长国”埃米尔Dokku ‘Abu Usman’ Umarov的视频讲话。如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与“高加索酋长国”在促进关系，那么他们肯定跟中亚的圣战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和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或该地区其他偶尔出现的组织，有合作关系。艾孜则的视频暗示，“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正在从过去的损伤中恢复。最近的一个埃米尔艾买提·优素福（Emeti Yakuf，又名 ‘Aibu Adubu Rehman’ 和 ‘Saifulah’）在去年八月美国的无人机袭击中死亡，当时一起死亡的还有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埃米尔马哈苏德·哈卡尼（Mehsud Haqqani）之儿子巴德鲁丁·哈卡尼（Badruddin Haqqani）。
鉴于全球圣战革命盟友的增长和“基地”中心力量的削弱，“基地”和类“基地”组织的专营权的增长会对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为了扩大作战能力和影响范围，与其他组织合作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包括基于中亚的组织。他们最终加紧渗透到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中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一个拯救的恩典，那就是“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还不是在“基地”和其他全球范围内的圣战组织的头号日程表里，有三项原因。首先，与全球范围的其他圣战革命盟友相比，“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伊斯兰主义 takfirist更受嫌疑。第二，中国并未成为西方 “异教徒”和其他像什叶派和俄罗斯一样的头号反对对象。第三，由于在叙利亚的逊尼-什叶派内战，“基地”和其他圣战者可能会更多地向西移动而不是东北移动，这是对后穆尔西时代的埃及和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恶化局势下的圣战者提供了可能性。
目前尚不清楚，“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联盟”， 哈萨克斯坦的“al-Khalifat”和“高加索酋长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为集中资源和人员交换而做的努力，还是软弱的表现，另外人选的变更会不会增加“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战斗力。尽管如此，中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能会一直是分别对维吾尔族和中亚伊斯兰主义者、圣战者而言更有吸引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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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Gordon M. Hahn is an Analyst and Advisory Board Member of the Geostrategic Forecasting Corporation as well as a Senior Associate, Russia and Eurasia Program,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Analyst/Consultant, Russia Other Points of View – Russia Media Watch; Senior Researcher and Adjunct Professor, MonTREP, Monterey, California; and Senior Researcher, Center for Terrorism and Intelligence Studies (CETIS), Akribis Group, San Jose, California. Dr Hahn is author of two well-received books, Russia’s Revolution From Above (Transaction, 2002) and Russia’s Islamic Threa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which was named an outstanding title of 2007 by Choice magazine, and the forthcoming The ‘Caucasus Emirate’ Mujahedin: Global Jihadism in Russia’s North Caucasus and Beyond (McFarland Publishers, 2014). He has authored hundreds of articles in scholarly journals and other publications on Russian, Eurasia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publishes the Islam, Islamism, and Politics in Eurasia Report (IIPER) at CSIS at http://csis.org/program/russia-and-eurasia-program.
新疆去年发生近200暴恐案 "东突"渗透计划曝光
作者：记者卢国强、朱东阳
來源：《瞭望》新闻周刊
http://news.sina.com.cn/c/sd/2013-11-25/092928802800.shtml
在大多数中国内地居民的意识里，“恐怖袭击”是“9·11”，是伦敦地铁爆炸案，是发生在遥远地方的特定事件。然而，近期发生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却告诉我们，恐怖袭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2013年10月28日，3名嫌疑人驾车在天安门制造了5人死亡、40人受伤的袭击事件，经过公安机关调查，这起事件被定性为“一起经过严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不经意之间，“恐怖袭击”已经来到我们身边。
10月31日，我国政府在强烈谴责“10·28”事件的同时，再次表明一贯坚决反对并严厉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立场。在刚刚闭幕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消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绝不对恐怖主义低头。
“恐怖袭击”来前毫无征兆
很多人最先是通过网络得知，28日12时许，“天安门一辆车撞进人群并起火”。随后，几张发自现场的图片在网上流传。
事件发生后，北京市交管部门立即对长安街东西双向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根据公安机关要求，12时39分，地铁1号线天安门东站采取临时封站措施，1号线各次列车在天安门东站通过不停车，1号线天安门西站B口采取出入口封闭措施。
是交通事故、意外，还是恶意的犯罪行为？事发地点的特殊性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官方在事发后一个半小时左右，发布了第一条消息：“28日12时05分许，一辆吉普车由南池子南口拐入长安街便道，由东向西行驶撞向金水桥护栏后起火，行驶过程中造成多名游客及执勤民警受伤。警方在现场立即开展工作并组织施救，火被迅速扑灭。目前，受伤人员已全部送往附近医院救治，吉普车司机及车内人员共3人已确认死亡。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此后的多次官方发布中，“‘拐’入长安街便道”被修正成“‘闯’入长安街便道”。一字之差，足以证明事件性质发生了变化。
据统计，这一事件共造成5人死亡，40人受伤，除了肇事车内3人死亡外，另有2名游客死亡(1名菲律宾籍女游客、1名广东省男游客)，40名受伤人员中包括3名菲律宾籍游客及1名日本籍男游客。
事件发生后，“北京市公安、应急、卫生等相关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工作并组织施救”；“中央领导同志和公安部、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赶到现场指挥处置工作，要求全力以赴抢救伤者，迅速查明真相，采取有力措施，确保首都安全稳定”；“为全力救治伤员，相关医院迅速组织专家紧急会诊，根据伤者伤情分别采取手术、包扎及其他紧急治疗措施。当日下午，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前往医院指导救治工作并看望慰问伤员”。
没有任何修辞色彩的字里行间，细心人依然可以品味到事件的重大、急迫。
事发当天，北京警方会同多地公安机关，连夜展开调查，查明车内死亡的人员分别是乌斯曼·艾山、其母库完汗·热依木及其妻古力克孜·艾尼。案发仅十余个小时，在新疆等地公安机关大力配合下，北京警方先后将玉江山·吾许尔、古丽娜尔·托乎提尼亚孜、玉苏普·吾买尔尼亚孜、布坚乃提·阿卜杜喀迪尔、玉苏普·艾合麦提等5名同伙抓获。同时，警方在嫌疑人暂住地发现“圣战”旗帜、长刀等物品。
10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处获悉，警方初步认定，“10·28”事件是一起经过严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10月31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向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通报“10·28”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时指出，这起事件是在当前国际恐怖活动处于活跃上升期，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国际大背景下发生的。
10月3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这种针对无辜的平民和游客的暴力恐怖袭击是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行径，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齐声对此予以强烈的谴责。没有任何一个讲法治、负责任的政府会对暴力恐怖行为姑息纵容。”
“恐怖主义”并不遥远
据嫌疑人玉江山·吾许尔等人供述，这起袭击事件是经过提前策划并最终实施。“针对无辜民众进行的暴力活动、暴力活动的形式不特定、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是恐怖事件的构成要素。从这方面看，‘10·28’事件是一起典型的恐怖事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专家李伟说。
受访专家指出，在大多数国人和部分地区政府官员心目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恐怖主义离我很远”的想法，但实际上恐怖主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现代恐怖活动的特点就是吸收平民参与，拿起武器是恐怖分子，放下武器就能隐身于普通市民中，很难识别；现代社会交通便利，他们很容易在各地流窜。这是恐怖分子的‘恐怖之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专家梅建明说。
另一方面，恐怖袭击行为有“就地取材”的新趋势，也让恐怖袭击的防范难度加大。“在恐怖分子发布的教材中，发现他们‘传授’在实施袭击时，可以随便使用手边能够接触到的东西。恐怖分子不会教条到一定有枪支、炸药以后才实施袭击，他们进行袭击的方式往往是根据能够获取的工具和材料决定的。”李伟介绍。
随着各国反恐意识的提高和反恐措施加强，近年来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的形态和方式与发展中国家有很大差异；即便是在西方国家，历次恐怖袭击事件采取的方式也有很大变化。“今年英国一名军人在街头被两名恐怖分子用菜刀砍死，法国士兵在进行反恐巡逻时遭到割喉，与以往汽车炸弹式的袭击就有很大不同。”李伟说，由于我国对危险品管控严格，恐怖分子也会调整实施恐怖活动的手段和方式。
“例如在新疆鄯善、和田等地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恐怖分子主要使用砍刀，北京的‘10·28’事件则使用了汽车和汽油。这使得反恐难度大大增加。”李伟说，“但并不能因恐怖分子使用的方式和手段‘粗陋’，就否认这些事件的‘恐怖’性质。”
对待“恐怖分子”严阵以待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目的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10月31日，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明确指出，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中国政府将更加坚决地打击暴力恐怖犯罪，并希望上合组织反恐机构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提升上合组织反恐的行动能力，共同应对域内外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在经历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等大型活动的考验后，中国特别是北京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反恐体系。
中国各地警方已经形成便捷高效的情报信息交换机制和区域警务协作机制；在首都北京周边，河北、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等6省区市已经与北京形成稳固的区域警务合作，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启动“护城河”工程，防止危险因素进入北京；经过多年磨合，北京城已经形成从市界到中心城区的“三道防线”，进京主要路口、主要环路等构成了闭合的环形防控网络；在城市中心，有专事反恐的特警“蓝剑突击队”、能够实现空中支援和监控的警用直升机以及全方位覆盖城市的警察和治安志愿者巡控网络。
事实上，“10·28”事件，也体现出中国警方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在事件发生后，北京警方立即对核心区域采取社会交通和公共交通的临时管控，当本刊记者在事发半小时后赶到现场附近时发现，天安门广场及周边的公交、地铁并未因这起袭击事件而出现拥挤、人员滞留、治安混乱等继发性事件。
而事件发生后，现场勘查、灭火救援、现场清理、案件侦破等各项工作同时交叉并行，高效有序。仅一小时后，长安街东西双向交通恢复。两小时后，天安门地铁站恢复正常。当天下午和晚上，游客和行人的参观和生活并未受到影响。
事发后仅一小时，北京警方即发布了事件信息，并根据事件处置进程，及时发布相关信息，有效防止了各种谣言和传言，让外界了解案情和工作进展。案发十余个小时后，多地警方协作，即将其余涉案嫌疑人抓获，消除了更大的安全隐患。
必须重视的是，由于手段和方法不断翻新，现代恐怖袭击很难彻底防范。在李伟看来，在反恐领域要追求“完美”，关键应是“早发现、早预警”。“最关键的是反恐情报的搜集、研判，反恐情报信息网络的完善和搭建。”梅建明说。
李伟提出，应完善国家反恐立法。“反恐立法，可以为反恐工作提供更加可靠的保障。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依法反恐，统一反恐防恐的认识和措施，可以防止一些防范薄弱的地区被恐怖分子利用和渗透，也可以保证反恐部门对一些试图实施恐怖袭击的活动有更大的防范打击空间和力度。”李伟说。
当前我国仍处于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各类矛盾问题普遍存在。“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应纳入反恐的大框架，不要让这些问题和矛盾成为恐怖分子招募人员的借口和恐怖主义发展蔓延的土壤。”李伟说。
这一诉求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得到回应，中央政府将“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针对公众对“10·28”事件可能导致效仿行为的担忧，李伟认为：“恐怖分子处心积虑地思考用任何一种方法实施袭击，前提条件是他们得到什么样的工具。反恐防恐的眼界要放得更开一些，不要局限于已经发生的事件和采用的手段，不要局限于恐怖分子的思维方式，而是应该更主动地去发现恐怖行为的苗头。”
“反恐不仅仅涉及国内，国际上第三方势力对境内外东突势力的支持和资助、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对东突势力的纵容，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难题。必须认识到，反恐工作是长期的、复杂的，短时期内难以彻底解决。反恐应该是‘全国一盘棋’甚至‘全世界一盘棋’。”李伟说。□
警惕“东伊运”等境外组织加紧渗透
近两年来，境内外“三股势力”利用新疆穆斯林朴素的宗教和民族认同感，不断加大对新疆的渗透破坏，强化宗教极端思想、煽动民族仇恨。以“东伊运”为首的境外“东突”组织极力推行“思想上打入新疆”、“行动上拉人出境”计划，要将“圣战”引向“东方帝国”，并企图建立对我国西北边疆武装渗透的前沿阵地。
“东伊运”是境外“东突”势力中最凶残、最具破坏性的恐怖组织，成立于1993年，全称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2002年9月11日，被联合国认定为恐怖组织，是新疆面临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安全威胁。2003年12月15日，中国公布的首批“东突”恐怖组织名单中就有“东伊运”。此外，还有“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
在境内外“三股势力”的合谋下，新疆南部的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成为被渗透破坏的重点地区，并逐渐扩散。多位受访爱国宗教人士告诉记者，“三股势力”正利用宗教向各个领域进行极端思想渗透，犹如一个看不见的“黑手”拉拢、裹挟信教群众，导致极端宗教氛围异常浓厚，非法宗教活动猖獗。
自2009年以来，新疆涉暴涉恐案件明显增加，维稳处突压力持续加大，具有“伊吉拉特”(意为“迁徙”)“圣战”特征的暴力恐怖活动已经成为对新疆稳定影响最大、威胁最大、滋生最快、影响最为恶劣的新威胁。
据新疆自治区公安厅统计，自2009年以来，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安现行组织团伙案均在百起以上，呈现高位徘徊态势，其中2012年新疆暴恐案件190余起，比上年大幅增加，其中，“独狼式活动”的个体或小群体暴恐活动趋多，且参与人员基本都是“80后”、“90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到95%左右。
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多样化的网络应用发展迅猛，网民群体急剧增长，网上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煽动暴恐犯罪、捏造散布谣言等违法犯罪活动也随之抬头，对新疆的社会安定团结大局造成不利影响。
仅今年鄯善县鲁克沁镇“6·26”暴恐案件发生后的两个月间，新疆公安机关就查处涉及传播涉稳谣言类违法犯罪人员256人，传播“圣战”等宗教极端思想139人。自治区公安厅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新疆涉网案件多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及无职业人员，通过网络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现实危害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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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恐事件引起新疆各族群众愤怒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毛咏)
“金水桥”事件过后，“心痛”、“伤痛”、“愤怒”成了受访群众最普遍的情绪表达。新疆师范大学学生古丽娜尔告诉本刊记者，一次次的暴力恐怖事件就是一次次往维吾尔人脸上抹黑，心上捅刀子，“新疆是多么美丽的地方，被这些民族的败类搞的乌烟瘴气，金水桥事件再次把新疆及维吾尔族推向风口浪尖！”
乌鲁木齐市白大寺的伊玛目(领诵人)阿不都许库尔更是愤愤地表示，这些暴恐分子总是打着宗教的旗号干恶事，不仅给宗教抹黑，也让新疆的穆斯林一次次背上沉重的包袱。
本刊记者在与多位受访者的交谈中发现，虽然恐怖分子在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企图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他们也开始面临愈来愈多本民族的唾弃和谴责，更多维吾尔人对“三股势力”愈加痛恨。
不少年轻人和知识阶层对不断出现的暴力恐怖事件和宗教氛围的异常浓厚表现出深深的忧虑。维吾尔族青年导演朗辰在他的博客中说：维吾尔族正在被极端宗教势力绑架，持续下去整个族群都将会面临浩劫，走向全线的倒退，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远。他甚至感觉到“有股政治势力已经产生，藏在族群间，做着完全不计未来的勾当。”
他呼吁，“一个族群，面对如此复杂的情景，正需要国家的力量，正需要全体国民的支持，同仇敌忾才能解决敌人的威胁”，他希望更多的人“能拿出善良的勇气，用一双中国人的手，去握住另一双虽然长相不同但一样是中国人的手走出困境。”
“金水桥”事件引起新疆问题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和警觉。兰州大学原副校长、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认为，这是新疆暴恐事件升级和外溢的表现，事发地已经从过去的新疆向外扩散，旨在制造更大的恐怖效应和威胁。
多位长期关注新疆稳定的专家和学者认为，“金水桥”事件是一个标志，今后无论新疆人还是内地人都将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恐怖活动将长期存在，恐怖破坏已经常态化，内地反恐压力加大。
对此，受访学者们建议尽快在全国重点城市建立处置此类事件的应急预案，严防新疆暴力恐怖主义升级蔓延。
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仲康建议，我国应加强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德、法、日等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合作，最大限度地消除境外“三股势力”的生存和活动空间，降低东突势力的影响；并且，可以通过国际民间组织、互联网和国家级主流媒体向海外传递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民族宗教状况，最大限度地揭露“三股势力”暴力恐怖罪行，最大限度地压缩境外“三股势力”的国际生存空间和舆论阵地。
杨恕、潘志平、刘仲康等受访专家还建议从国家层面下大力气，组织专门力量调查研究“经济发展，暴力恐怖活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抬头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宗教极端思想为什么有市场、有土壤，以及影响新疆稳定与发展的根本原因和症结所在，制定维护边疆民族地区长治久安的战略部署。□
來源：《瞭望》新闻周刊
http://news.sina.com.cn/c/sd/2013-11-25/092928802800.shtml
在大多数中国内地居民的意识里，“恐怖袭击”是“9·11”，是伦敦地铁爆炸案，是发生在遥远地方的特定事件。然而，近期发生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却告诉我们，恐怖袭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2013年10月28日，3名嫌疑人驾车在天安门制造了5人死亡、40人受伤的袭击事件，经过公安机关调查，这起事件被定性为“一起经过严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不经意之间，“恐怖袭击”已经来到我们身边。
10月31日，我国政府在强烈谴责“10·28”事件的同时，再次表明一贯坚决反对并严厉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立场。在刚刚闭幕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消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绝不对恐怖主义低头。
“恐怖袭击”来前毫无征兆
很多人最先是通过网络得知，28日12时许，“天安门一辆车撞进人群并起火”。随后，几张发自现场的图片在网上流传。
事件发生后，北京市交管部门立即对长安街东西双向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根据公安机关要求，12时39分，地铁1号线天安门东站采取临时封站措施，1号线各次列车在天安门东站通过不停车，1号线天安门西站B口采取出入口封闭措施。
是交通事故、意外，还是恶意的犯罪行为？事发地点的特殊性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官方在事发后一个半小时左右，发布了第一条消息：“28日12时05分许，一辆吉普车由南池子南口拐入长安街便道，由东向西行驶撞向金水桥护栏后起火，行驶过程中造成多名游客及执勤民警受伤。警方在现场立即开展工作并组织施救，火被迅速扑灭。目前，受伤人员已全部送往附近医院救治，吉普车司机及车内人员共3人已确认死亡。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此后的多次官方发布中，“‘拐’入长安街便道”被修正成“‘闯’入长安街便道”。一字之差，足以证明事件性质发生了变化。
据统计，这一事件共造成5人死亡，40人受伤，除了肇事车内3人死亡外，另有2名游客死亡(1名菲律宾籍女游客、1名广东省男游客)，40名受伤人员中包括3名菲律宾籍游客及1名日本籍男游客。
事件发生后，“北京市公安、应急、卫生等相关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工作并组织施救”；“中央领导同志和公安部、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赶到现场指挥处置工作，要求全力以赴抢救伤者，迅速查明真相，采取有力措施，确保首都安全稳定”；“为全力救治伤员，相关医院迅速组织专家紧急会诊，根据伤者伤情分别采取手术、包扎及其他紧急治疗措施。当日下午，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前往医院指导救治工作并看望慰问伤员”。
没有任何修辞色彩的字里行间，细心人依然可以品味到事件的重大、急迫。
事发当天，北京警方会同多地公安机关，连夜展开调查，查明车内死亡的人员分别是乌斯曼·艾山、其母库完汗·热依木及其妻古力克孜·艾尼。案发仅十余个小时，在新疆等地公安机关大力配合下，北京警方先后将玉江山·吾许尔、古丽娜尔·托乎提尼亚孜、玉苏普·吾买尔尼亚孜、布坚乃提·阿卜杜喀迪尔、玉苏普·艾合麦提等5名同伙抓获。同时，警方在嫌疑人暂住地发现“圣战”旗帜、长刀等物品。
10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处获悉，警方初步认定，“10·28”事件是一起经过严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10月31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向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通报“10·28”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时指出，这起事件是在当前国际恐怖活动处于活跃上升期，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国际大背景下发生的。
10月3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这种针对无辜的平民和游客的暴力恐怖袭击是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行径，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齐声对此予以强烈的谴责。没有任何一个讲法治、负责任的政府会对暴力恐怖行为姑息纵容。”
“恐怖主义”并不遥远
据嫌疑人玉江山·吾许尔等人供述，这起袭击事件是经过提前策划并最终实施。“针对无辜民众进行的暴力活动、暴力活动的形式不特定、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是恐怖事件的构成要素。从这方面看，‘10·28’事件是一起典型的恐怖事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专家李伟说。
受访专家指出，在大多数国人和部分地区政府官员心目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恐怖主义离我很远”的想法，但实际上恐怖主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现代恐怖活动的特点就是吸收平民参与，拿起武器是恐怖分子，放下武器就能隐身于普通市民中，很难识别；现代社会交通便利，他们很容易在各地流窜。这是恐怖分子的‘恐怖之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专家梅建明说。
另一方面，恐怖袭击行为有“就地取材”的新趋势，也让恐怖袭击的防范难度加大。“在恐怖分子发布的教材中，发现他们‘传授’在实施袭击时，可以随便使用手边能够接触到的东西。恐怖分子不会教条到一定有枪支、炸药以后才实施袭击，他们进行袭击的方式往往是根据能够获取的工具和材料决定的。”李伟介绍。
随着各国反恐意识的提高和反恐措施加强，近年来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的形态和方式与发展中国家有很大差异；即便是在西方国家，历次恐怖袭击事件采取的方式也有很大变化。“今年英国一名军人在街头被两名恐怖分子用菜刀砍死，法国士兵在进行反恐巡逻时遭到割喉，与以往汽车炸弹式的袭击就有很大不同。”李伟说，由于我国对危险品管控严格，恐怖分子也会调整实施恐怖活动的手段和方式。
“例如在新疆鄯善、和田等地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恐怖分子主要使用砍刀，北京的‘10·28’事件则使用了汽车和汽油。这使得反恐难度大大增加。”李伟说，“但并不能因恐怖分子使用的方式和手段‘粗陋’，就否认这些事件的‘恐怖’性质。”
对待“恐怖分子”严阵以待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目的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10月31日，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明确指出，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中国政府将更加坚决地打击暴力恐怖犯罪，并希望上合组织反恐机构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提升上合组织反恐的行动能力，共同应对域内外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在经历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等大型活动的考验后，中国特别是北京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反恐体系。
中国各地警方已经形成便捷高效的情报信息交换机制和区域警务协作机制；在首都北京周边，河北、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等6省区市已经与北京形成稳固的区域警务合作，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启动“护城河”工程，防止危险因素进入北京；经过多年磨合，北京城已经形成从市界到中心城区的“三道防线”，进京主要路口、主要环路等构成了闭合的环形防控网络；在城市中心，有专事反恐的特警“蓝剑突击队”、能够实现空中支援和监控的警用直升机以及全方位覆盖城市的警察和治安志愿者巡控网络。
事实上，“10·28”事件，也体现出中国警方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在事件发生后，北京警方立即对核心区域采取社会交通和公共交通的临时管控，当本刊记者在事发半小时后赶到现场附近时发现，天安门广场及周边的公交、地铁并未因这起袭击事件而出现拥挤、人员滞留、治安混乱等继发性事件。
而事件发生后，现场勘查、灭火救援、现场清理、案件侦破等各项工作同时交叉并行，高效有序。仅一小时后，长安街东西双向交通恢复。两小时后，天安门地铁站恢复正常。当天下午和晚上，游客和行人的参观和生活并未受到影响。
事发后仅一小时，北京警方即发布了事件信息，并根据事件处置进程，及时发布相关信息，有效防止了各种谣言和传言，让外界了解案情和工作进展。案发十余个小时后，多地警方协作，即将其余涉案嫌疑人抓获，消除了更大的安全隐患。
必须重视的是，由于手段和方法不断翻新，现代恐怖袭击很难彻底防范。在李伟看来，在反恐领域要追求“完美”，关键应是“早发现、早预警”。“最关键的是反恐情报的搜集、研判，反恐情报信息网络的完善和搭建。”梅建明说。
李伟提出，应完善国家反恐立法。“反恐立法，可以为反恐工作提供更加可靠的保障。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依法反恐，统一反恐防恐的认识和措施，可以防止一些防范薄弱的地区被恐怖分子利用和渗透，也可以保证反恐部门对一些试图实施恐怖袭击的活动有更大的防范打击空间和力度。”李伟说。
当前我国仍处于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各类矛盾问题普遍存在。“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应纳入反恐的大框架，不要让这些问题和矛盾成为恐怖分子招募人员的借口和恐怖主义发展蔓延的土壤。”李伟说。
这一诉求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得到回应，中央政府将“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针对公众对“10·28”事件可能导致效仿行为的担忧，李伟认为：“恐怖分子处心积虑地思考用任何一种方法实施袭击，前提条件是他们得到什么样的工具。反恐防恐的眼界要放得更开一些，不要局限于已经发生的事件和采用的手段，不要局限于恐怖分子的思维方式，而是应该更主动地去发现恐怖行为的苗头。”
“反恐不仅仅涉及国内，国际上第三方势力对境内外东突势力的支持和资助、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对东突势力的纵容，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难题。必须认识到，反恐工作是长期的、复杂的，短时期内难以彻底解决。反恐应该是‘全国一盘棋’甚至‘全世界一盘棋’。”李伟说。□
警惕“东伊运”等境外组织加紧渗透
近两年来，境内外“三股势力”利用新疆穆斯林朴素的宗教和民族认同感，不断加大对新疆的渗透破坏，强化宗教极端思想、煽动民族仇恨。以“东伊运”为首的境外“东突”组织极力推行“思想上打入新疆”、“行动上拉人出境”计划，要将“圣战”引向“东方帝国”，并企图建立对我国西北边疆武装渗透的前沿阵地。
“东伊运”是境外“东突”势力中最凶残、最具破坏性的恐怖组织，成立于1993年，全称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2002年9月11日，被联合国认定为恐怖组织，是新疆面临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安全威胁。2003年12月15日，中国公布的首批“东突”恐怖组织名单中就有“东伊运”。此外，还有“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
在境内外“三股势力”的合谋下，新疆南部的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成为被渗透破坏的重点地区，并逐渐扩散。多位受访爱国宗教人士告诉记者，“三股势力”正利用宗教向各个领域进行极端思想渗透，犹如一个看不见的“黑手”拉拢、裹挟信教群众，导致极端宗教氛围异常浓厚，非法宗教活动猖獗。
自2009年以来，新疆涉暴涉恐案件明显增加，维稳处突压力持续加大，具有“伊吉拉特”(意为“迁徙”)“圣战”特征的暴力恐怖活动已经成为对新疆稳定影响最大、威胁最大、滋生最快、影响最为恶劣的新威胁。
据新疆自治区公安厅统计，自2009年以来，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安现行组织团伙案均在百起以上，呈现高位徘徊态势，其中2012年新疆暴恐案件190余起，比上年大幅增加，其中，“独狼式活动”的个体或小群体暴恐活动趋多，且参与人员基本都是“80后”、“90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到95%左右。
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多样化的网络应用发展迅猛，网民群体急剧增长，网上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煽动暴恐犯罪、捏造散布谣言等违法犯罪活动也随之抬头，对新疆的社会安定团结大局造成不利影响。
仅今年鄯善县鲁克沁镇“6·26”暴恐案件发生后的两个月间，新疆公安机关就查处涉及传播涉稳谣言类违法犯罪人员256人，传播“圣战”等宗教极端思想139人。自治区公安厅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新疆涉网案件多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及无职业人员，通过网络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现实危害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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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恐事件引起新疆各族群众愤怒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毛咏)
“金水桥”事件过后，“心痛”、“伤痛”、“愤怒”成了受访群众最普遍的情绪表达。新疆师范大学学生古丽娜尔告诉本刊记者，一次次的暴力恐怖事件就是一次次往维吾尔人脸上抹黑，心上捅刀子，“新疆是多么美丽的地方，被这些民族的败类搞的乌烟瘴气，金水桥事件再次把新疆及维吾尔族推向风口浪尖！”
乌鲁木齐市白大寺的伊玛目(领诵人)阿不都许库尔更是愤愤地表示，这些暴恐分子总是打着宗教的旗号干恶事，不仅给宗教抹黑，也让新疆的穆斯林一次次背上沉重的包袱。
本刊记者在与多位受访者的交谈中发现，虽然恐怖分子在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企图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他们也开始面临愈来愈多本民族的唾弃和谴责，更多维吾尔人对“三股势力”愈加痛恨。
不少年轻人和知识阶层对不断出现的暴力恐怖事件和宗教氛围的异常浓厚表现出深深的忧虑。维吾尔族青年导演朗辰在他的博客中说：维吾尔族正在被极端宗教势力绑架，持续下去整个族群都将会面临浩劫，走向全线的倒退，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远。他甚至感觉到“有股政治势力已经产生，藏在族群间，做着完全不计未来的勾当。”
他呼吁，“一个族群，面对如此复杂的情景，正需要国家的力量，正需要全体国民的支持，同仇敌忾才能解决敌人的威胁”，他希望更多的人“能拿出善良的勇气，用一双中国人的手，去握住另一双虽然长相不同但一样是中国人的手走出困境。”
“金水桥”事件引起新疆问题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和警觉。兰州大学原副校长、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认为，这是新疆暴恐事件升级和外溢的表现，事发地已经从过去的新疆向外扩散，旨在制造更大的恐怖效应和威胁。
多位长期关注新疆稳定的专家和学者认为，“金水桥”事件是一个标志，今后无论新疆人还是内地人都将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恐怖活动将长期存在，恐怖破坏已经常态化，内地反恐压力加大。
对此，受访学者们建议尽快在全国重点城市建立处置此类事件的应急预案，严防新疆暴力恐怖主义升级蔓延。
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仲康建议，我国应加强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德、法、日等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合作，最大限度地消除境外“三股势力”的生存和活动空间，降低东突势力的影响；并且，可以通过国际民间组织、互联网和国家级主流媒体向海外传递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民族宗教状况，最大限度地揭露“三股势力”暴力恐怖罪行，最大限度地压缩境外“三股势力”的国际生存空间和舆论阵地。
杨恕、潘志平、刘仲康等受访专家还建议从国家层面下大力气，组织专门力量调查研究“经济发展，暴力恐怖活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抬头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宗教极端思想为什么有市场、有土壤，以及影响新疆稳定与发展的根本原因和症结所在，制定维护边疆民族地区长治久安的战略部署。□
星期五, 11月 08, 2013
天安门袭击者疑为报复清真寺被拆
作者：杰安迪
时间：2013年11月08日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31108/c08xinjiang/
10月28日在中国首都的心脏制造了一场致命袭击的人会是出于报复吗？这是乌斯曼·艾山(Usmen Hasan)家乡的一名前地方官员的说法，中国警方确认艾山为肇事车辆的司机，他的车在天安门广场撞死两名游客后起火烧毁。
据官方媒体报道，艾山、他的妻子和母亲当场死亡，他们都是来自新疆西部边远地区的维吾尔族人。
周三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电话采访时，曾在位于新疆西南部的英阿依玛克村(Yengi Aymaq)任村长的阿木提·吐尔地(Hamut Turdi)，讲述了去年发生的一次警察突袭，当局在突袭中捣毁了艾山曾为之筹款的一座清真寺的新建部分。
吐尔地说，政府在认定这些新建部分为非法建筑后，派出一个拆房队，还派了100名武装警察作后盾，拆房队切断了清真寺的供水，拆毁了一个为传统葬礼做准备用的院子。
吐尔地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我觉得乌斯曼·艾山那样做很可能是为了给村民报仇。”自由亚洲电台得到来自美国政府的资助。吐尔地说，他当村长已有22年了，打那以后，他被免去了职位。周四在当地派出所接听电话的人拒绝发表评论。
虽然这名了解情况的前官员的说法可能是出于某种目的，但他的描述给中国政府对天安门袭击案定性的努力带来了潜在的麻烦，中国政府认定袭击案是伊斯兰分裂主义者所为，并称他们受海外圣战分子的指使。中国高级官员和国家媒体一直试图将天安门袭击案件归咎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虽然并未给出多少有关证据，而一些西方分析人士则对这个鲜为人知的组织在中国境内发动袭击的能力表示怀疑。
最近几天，中国向那些怀疑其袭击故事中心思想的人发起了猛烈的宣传攻势。《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和CNN曾发表评论文章，对中国在该事件上的不透明提出批评，并指出中国政府对新疆实施的压制政策也许在事件发生上起了一定作用的可能性，之后，共产党下属的媒体，如《环球时报》、新华社和《中国日报》都发表了社论，称上述评论“非常恶劣”、“有偏见”，“实在过分了”。
周一，中国政府扩大了其攻击目标，批评白宫似乎不愿意将该事件定为恐怖主义行为，至少在美国国务院一个例行吹风会上是这样，新华社称，当时有记者直截了当地让发言人表态。新华社在周四发表的一篇评论指责美国在恐怖主义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是“纵容”在中国国土上的恐怖袭击。新华社在评论中写道，“将恐怖主义合理化将会招来更多危险。”
天安门袭击案的制造者艾山（他被描述为是一位商人）既对中国的新疆政策不满，也受到海外圣战分子的指使，当然有这种可能性。但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暗示，艾山对宗教限制尤为不满，很多维吾尔族人说，这些限制让他们遇到越来越多的麻烦。
中国坚持认为政府没有限制该地区的宗教活动，但很多当地居民抱怨比如禁止18岁以下信教者进入清真寺这样的政策，还抱怨如果政府公职人员公开信奉伊斯兰教，包括在斋月期间禁食，就会失去职位。
据吐尔地村长的描述，村民们花了3年时间集到20万元人民币，在2011年得到所需的许可证后，修建了皮拉勒清真寺。但他们看来在修建附加部分时遇到了困难，这部分使费用增加了3万元人民币，直到2012年底才建成使用。吐尔地说，在随之而来的警察与村民的对峙中，是33岁的艾山站出来说服了聚集的村民，让他们在警方绝对优势面前让步。
吐尔地说，艾山“站在人群中劝大家散去，他说，‘今天他们赢了，我们输了，因为他们带着枪，而我们什么都没有。不过别担心，有那么一天我们自己也能做点什么。’”吐尔地引用艾山的话说，并补充说，人们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其中包括艾山的母亲，她“为儿子感到自豪，亲吻了他的额头”。
吐尔地指出了另外一个细节：他说，对峙和捣毁的事发生在2012年10月28日，正好是在艾山和他的母亲在中国政治、文化和象征性的中心死于那场惨烈撞车的一年前。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Shi Da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时间：2013年11月08日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31108/c08xinjiang/
10月28日在中国首都的心脏制造了一场致命袭击的人会是出于报复吗？这是乌斯曼·艾山(Usmen Hasan)家乡的一名前地方官员的说法，中国警方确认艾山为肇事车辆的司机，他的车在天安门广场撞死两名游客后起火烧毁。
据官方媒体报道，艾山、他的妻子和母亲当场死亡，他们都是来自新疆西部边远地区的维吾尔族人。
周三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电话采访时，曾在位于新疆西南部的英阿依玛克村(Yengi Aymaq)任村长的阿木提·吐尔地(Hamut Turdi)，讲述了去年发生的一次警察突袭，当局在突袭中捣毁了艾山曾为之筹款的一座清真寺的新建部分。
吐尔地说，政府在认定这些新建部分为非法建筑后，派出一个拆房队，还派了100名武装警察作后盾，拆房队切断了清真寺的供水，拆毁了一个为传统葬礼做准备用的院子。
吐尔地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我觉得乌斯曼·艾山那样做很可能是为了给村民报仇。”自由亚洲电台得到来自美国政府的资助。吐尔地说，他当村长已有22年了，打那以后，他被免去了职位。周四在当地派出所接听电话的人拒绝发表评论。
虽然这名了解情况的前官员的说法可能是出于某种目的，但他的描述给中国政府对天安门袭击案定性的努力带来了潜在的麻烦，中国政府认定袭击案是伊斯兰分裂主义者所为，并称他们受海外圣战分子的指使。中国高级官员和国家媒体一直试图将天安门袭击案件归咎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虽然并未给出多少有关证据，而一些西方分析人士则对这个鲜为人知的组织在中国境内发动袭击的能力表示怀疑。
最近几天，中国向那些怀疑其袭击故事中心思想的人发起了猛烈的宣传攻势。《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和CNN曾发表评论文章，对中国在该事件上的不透明提出批评，并指出中国政府对新疆实施的压制政策也许在事件发生上起了一定作用的可能性，之后，共产党下属的媒体，如《环球时报》、新华社和《中国日报》都发表了社论，称上述评论“非常恶劣”、“有偏见”，“实在过分了”。
周一，中国政府扩大了其攻击目标，批评白宫似乎不愿意将该事件定为恐怖主义行为，至少在美国国务院一个例行吹风会上是这样，新华社称，当时有记者直截了当地让发言人表态。新华社在周四发表的一篇评论指责美国在恐怖主义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是“纵容”在中国国土上的恐怖袭击。新华社在评论中写道，“将恐怖主义合理化将会招来更多危险。”
天安门袭击案的制造者艾山（他被描述为是一位商人）既对中国的新疆政策不满，也受到海外圣战分子的指使，当然有这种可能性。但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暗示，艾山对宗教限制尤为不满，很多维吾尔族人说，这些限制让他们遇到越来越多的麻烦。
中国坚持认为政府没有限制该地区的宗教活动，但很多当地居民抱怨比如禁止18岁以下信教者进入清真寺这样的政策，还抱怨如果政府公职人员公开信奉伊斯兰教，包括在斋月期间禁食，就会失去职位。
据吐尔地村长的描述，村民们花了3年时间集到20万元人民币，在2011年得到所需的许可证后，修建了皮拉勒清真寺。但他们看来在修建附加部分时遇到了困难，这部分使费用增加了3万元人民币，直到2012年底才建成使用。吐尔地说，在随之而来的警察与村民的对峙中，是33岁的艾山站出来说服了聚集的村民，让他们在警方绝对优势面前让步。
吐尔地说，艾山“站在人群中劝大家散去，他说，‘今天他们赢了，我们输了，因为他们带着枪，而我们什么都没有。不过别担心，有那么一天我们自己也能做点什么。’”吐尔地引用艾山的话说，并补充说，人们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其中包括艾山的母亲，她“为儿子感到自豪，亲吻了他的额头”。
吐尔地指出了另外一个细节：他说，对峙和捣毁的事发生在2012年10月28日，正好是在艾山和他的母亲在中国政治、文化和象征性的中心死于那场惨烈撞车的一年前。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Shi Da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星期三, 9月 11, 2013
Weapons Migrate From China to Afghanistan
By David A. Fulghum, Robert Wall
Washington, London
Monday, December 13, 2010
http://winncad.blogspot.hk/2010/12/weapons-migrate-from-china-to.html
Chinese advisers are believed to be working with Afghan Taliban groups who are now in combat with NATO forces, prompting concerns that China might become the conduit for shoulder-fired anti-aircraft missiles, improved communications and additional small arms to the fundamentalist Muslim fighters.
A British military official contends that Chinese specialists have been seen training Taliban fighters in the use of infrared-guided surface-to-air missiles. This is supported by a May 13, 2008, classified U.S.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 released by WikiLeaks telling U.S. officials to confront Chinese officials about missile proliferation.
China is developing knock-offs of Russian-designed man-portable air defense missiles (manpads), including the QW-1 and later series models. The QW-1 Vanguard is an all-aspect, 35-lb. launch tube and missile that is reverse-engineered from the U.S. Stinger and the SA-16 Gimlet (9K310 Igla-1). China obtained SA-16s from Unita rebels in then-Zaire who had captured them from Angolan government forces. The 16g missiles have a slant range of 50,000 ft. The QW-1M is a variant that incorporates even more advanced SA-18 Grouse (9K38 Igla) technology.
So far, there has been a curious absence of manpad attacks on NATO aircraft in Afghanistan. One reason is that the Russian equipment still in place is out of date and effectively no longer usable, the British official says. Another may be that the possession of such a weapon is a status symbol, so owners are reluctant to use it. However,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manpads could change that equation.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no attacks using manpads, “we act as if they exist,” notes the British officer. “We know they are out there,” he says, alluding to the proliferation of increasingly advanced missiles on the black and gray markets.
In fact, NATO officials know they exist, at least in Iraq,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ed U.S.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 U.S. officials were instructed to provid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 pictures of QW-1 missiles found in Iraq and ask how such missiles were transferred.
“In April 2008, coalition forces recovered from a cache in Basra, Iraq, at least two Chinese-produced Iranian-supplied QW-1 manpads that we assess were provided by Iran to Iraqi Shia militants. The date of production for the recovered QW-1 systems is 2003, but it is not known when these particular launchers were transferred by China to Iran or when the launchers entered Iraq,” the cable says. “Beijing has typically responded by asserting that its sale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that it requires end-users to sign agreements pledging not to retransfer the weapons, or—disingenuously in the judgment of [U.S. government] technical experts—that it cannot confirm that the weapons recovered by coalition forces in Iraq are actually Chinese in origin.”
Talking points in the cable allege that Chinese-origin weapons have been sent to Afghanistan.
“Iran is the world’s most active state sponsor of terrorism,” the cable says. “We know that Iran has provided Chinese weapons to extremist group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that are using these weapons to kill Americans and Iraqis, something we take very seriously. Iran is not a responsible purchaser of military equipment. There is an unacceptably high risk that any military equipment sold to Iran, especially weapons like manpads, that are highly sought-after by terrorists, will be diverted to non-state actors who threaten U.S. and coalition force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Other U.S. officials are less sure about the Chinese missile threat. Army officials told Aviation Week of an unsuccessful, multi-manpad attack against a U.S. helicopter in Iraq last year, but a senior intelligence official expressed doubt that Chinese aid to the Taliban has included weaponry. But he acknowledges that Chinese activities most certainly include intelligence gathering that could be of use in China’s own internal conflicts with its restive Muslim populations. That analysis could project U.S. hopes, whether well-founded or not, that China will not become involved in weapons trade to insurgent groups.
“[China] would not be doing something directly that involves weapons used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U.S.,” the U.S. official says. “If they got caught, it would bring down a pall on all their dealings with the U.S.—that they are trying to cultivate—and it would stoke the far right to portray China as the bad guys and raise the flag of the evil PRC.
“There’s also the question of why would they want to alienate the U.S. when it’s doing their work of trying to keep a militant Islamic group from destabilizing Afghanistan,” he says. “There probably are Chinese there among the Taliban. They may even be offering help of some sort, but they are actually there to gather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bout the Taliban. It’s just good basic intelligence work.”
That kind of Chinese intelligence involvement has surfaced in Kyrgyzstan where U.S. officials say China has an impressive presence. In fact, the WikiLeaks trove of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s reveals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ese ambassadors in Kyrgyzstan. The U.S. official, Tatiana Gfoeller, asked Zhang Yannian in early 2009 about a covert attempt by China to bribe the Kyrgyz government with $3 billion in cash to close the U.S. military base at Manas, which is a primary logistics center for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Zhang did not expressly deny the bribe, but said the idea was impossible because China was a staunch opponent of terrorism. He said that China had actually rejected offers from locals to set up a military base to counterbalance Russian and U.S. influence.
“[China] is not concerned about the base in Kyrgyzstan because of [U.S.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but because it is a U.S. presence on the western border of China,” says the U.S. intelligence official. (Kyrgyzstan borders China’s Xinjiang province.)
Other analysts believe that China is playing a deeper game tha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is actually involved in or facilitating international arms proliferation to Iran and other mineral-rich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This is borne out by yet another leaked cable, posted in mid-2008, that asked U.S. officials to ask several governments to help stop a North Korean flight to Iran. They were told to encourage the nations to deny overflight of the aircraft or “require that it land and be subjected to inspection.”
The flight came to light when the Kyrgyz government denied permission for overflight and notified the U.S. The flight, from Pyongyang to Tehran, was described as a “proliferation concern” and “may be carrying [North Korean] personnel involved in ongoing cooperation with Iran on ballistic missiles” (AW&ST Oct. 18, p. 24).
The aircraft had been scheduled to overfly China, Kyrgyzstan, Uzbekistan and Turkmenistan. The U.S. also asked that the return flight, three days later, be denied or subjected to inspection.
“Alternatively,” the cable says, “if this aircraft requests a fueling stop in your country, we request that you grant this permission and promptly search the aircraft upon its arrival for evidence of prohibited items or activities.”
Of particular concern was the “transfer of WM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components or delivery systems, certain military goods and related materials including spare parts [and] transfers from or to North Korea of technical training, advice, services or assistance related to WMD, their delivery systems and certain conventional arms.”
The U.S. is currently asking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North Korea’s sharing of nuclear technology. It is investigating the transfer of a nuclear reactor to Syria that was destroyed by an Israeli air force strike in early 2007 (AW&ST Oct. 8, 2007, p. 28). Washington is expressing concern about transfers of centrifuges to Iran and Myanmar in the wake of Pyongyang’s recent unveiling of a new uranium enrichment facility and growing suspicion that others remain hidden.
Military leaders of the nations in the Persian Gulf region called for a share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o counter the spread of ballistic missiles and to balance the concern that non-state groups such as Hezbollah and Hamas are acquiring more advanced weaponry.
The U.S. has Patriot missiles stationed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is buying its own Terminal High-Altitude Air Defense system to complement a Patriot deployment in 2012. In addition, the UAE and U.S. have created a missile defense training center at Al Bateen AB to parallel the Air Warfare Center at Al Dhafra AB.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bases is expected to expand as anti-missile weapons—such as Raytheon’s Ncade variant of the AIM-120 Amraam—that can be carried by fighter aircraft are fielded.
An interlocking air defense system for the region is crucial because an enemy ballistic or cruise missile may fly through the airspace of several countries to reach its target.
Washington, London
Monday, December 13, 2010
http://winncad.blogspot.hk/2010/12/weapons-migrate-from-china-to.html
Chinese advisers are believed to be working with Afghan Taliban groups who are now in combat with NATO forces, prompting concerns that China might become the conduit for shoulder-fired anti-aircraft missiles, improved communications and additional small arms to the fundamentalist Muslim fighters.
A British military official contends that Chinese specialists have been seen training Taliban fighters in the use of infrared-guided surface-to-air missiles. This is supported by a May 13, 2008, classified U.S.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 released by WikiLeaks telling U.S. officials to confront Chinese officials about missile proliferation.
China is developing knock-offs of Russian-designed man-portable air defense missiles (manpads), including the QW-1 and later series models. The QW-1 Vanguard is an all-aspect, 35-lb. launch tube and missile that is reverse-engineered from the U.S. Stinger and the SA-16 Gimlet (9K310 Igla-1). China obtained SA-16s from Unita rebels in then-Zaire who had captured them from Angolan government forces. The 16g missiles have a slant range of 50,000 ft. The QW-1M is a variant that incorporates even more advanced SA-18 Grouse (9K38 Igla) technology.
So far, there has been a curious absence of manpad attacks on NATO aircraft in Afghanistan. One reason is that the Russian equipment still in place is out of date and effectively no longer usable, the British official says. Another may be that the possession of such a weapon is a status symbol, so owners are reluctant to use it. However,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manpads could change that equation.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no attacks using manpads, “we act as if they exist,” notes the British officer. “We know they are out there,” he says, alluding to the proliferation of increasingly advanced missiles on the black and gray markets.
In fact, NATO officials know they exist, at least in Iraq,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ed U.S.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 U.S. officials were instructed to provid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 pictures of QW-1 missiles found in Iraq and ask how such missiles were transferred.
“In April 2008, coalition forces recovered from a cache in Basra, Iraq, at least two Chinese-produced Iranian-supplied QW-1 manpads that we assess were provided by Iran to Iraqi Shia militants. The date of production for the recovered QW-1 systems is 2003, but it is not known when these particular launchers were transferred by China to Iran or when the launchers entered Iraq,” the cable says. “Beijing has typically responded by asserting that its sale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that it requires end-users to sign agreements pledging not to retransfer the weapons, or—disingenuously in the judgment of [U.S. government] technical experts—that it cannot confirm that the weapons recovered by coalition forces in Iraq are actually Chinese in origin.”
Talking points in the cable allege that Chinese-origin weapons have been sent to Afghanistan.
“Iran is the world’s most active state sponsor of terrorism,” the cable says. “We know that Iran has provided Chinese weapons to extremist group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that are using these weapons to kill Americans and Iraqis, something we take very seriously. Iran is not a responsible purchaser of military equipment. There is an unacceptably high risk that any military equipment sold to Iran, especially weapons like manpads, that are highly sought-after by terrorists, will be diverted to non-state actors who threaten U.S. and coalition force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Other U.S. officials are less sure about the Chinese missile threat. Army officials told Aviation Week of an unsuccessful, multi-manpad attack against a U.S. helicopter in Iraq last year, but a senior intelligence official expressed doubt that Chinese aid to the Taliban has included weaponry. But he acknowledges that Chinese activities most certainly include intelligence gathering that could be of use in China’s own internal conflicts with its restive Muslim populations. That analysis could project U.S. hopes, whether well-founded or not, that China will not become involved in weapons trade to insurgent groups.
“[China] would not be doing something directly that involves weapons used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U.S.,” the U.S. official says. “If they got caught, it would bring down a pall on all their dealings with the U.S.—that they are trying to cultivate—and it would stoke the far right to portray China as the bad guys and raise the flag of the evil PRC.
“There’s also the question of why would they want to alienate the U.S. when it’s doing their work of trying to keep a militant Islamic group from destabilizing Afghanistan,” he says. “There probably are Chinese there among the Taliban. They may even be offering help of some sort, but they are actually there to gather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bout the Taliban. It’s just good basic intelligence work.”
That kind of Chinese intelligence involvement has surfaced in Kyrgyzstan where U.S. officials say China has an impressive presence. In fact, the WikiLeaks trove of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s reveals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ese ambassadors in Kyrgyzstan. The U.S. official, Tatiana Gfoeller, asked Zhang Yannian in early 2009 about a covert attempt by China to bribe the Kyrgyz government with $3 billion in cash to close the U.S. military base at Manas, which is a primary logistics center for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Zhang did not expressly deny the bribe, but said the idea was impossible because China was a staunch opponent of terrorism. He said that China had actually rejected offers from locals to set up a military base to counterbalance Russian and U.S. influence.
“[China] is not concerned about the base in Kyrgyzstan because of [U.S.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but because it is a U.S. presence on the western border of China,” says the U.S. intelligence official. (Kyrgyzstan borders China’s Xinjiang province.)
Other analysts believe that China is playing a deeper game tha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is actually involved in or facilitating international arms proliferation to Iran and other mineral-rich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This is borne out by yet another leaked cable, posted in mid-2008, that asked U.S. officials to ask several governments to help stop a North Korean flight to Iran. They were told to encourage the nations to deny overflight of the aircraft or “require that it land and be subjected to inspection.”
The flight came to light when the Kyrgyz government denied permission for overflight and notified the U.S. The flight, from Pyongyang to Tehran, was described as a “proliferation concern” and “may be carrying [North Korean] personnel involved in ongoing cooperation with Iran on ballistic missiles” (AW&ST Oct. 18, p. 24).
The aircraft had been scheduled to overfly China, Kyrgyzstan, Uzbekistan and Turkmenistan. The U.S. also asked that the return flight, three days later, be denied or subjected to inspection.
“Alternatively,” the cable says, “if this aircraft requests a fueling stop in your country, we request that you grant this permission and promptly search the aircraft upon its arrival for evidence of prohibited items or activities.”
Of particular concern was the “transfer of WM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components or delivery systems, certain military goods and related materials including spare parts [and] transfers from or to North Korea of technical training, advice, services or assistance related to WMD, their delivery systems and certain conventional arms.”
The U.S. is currently asking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North Korea’s sharing of nuclear technology. It is investigating the transfer of a nuclear reactor to Syria that was destroyed by an Israeli air force strike in early 2007 (AW&ST Oct. 8, 2007, p. 28). Washington is expressing concern about transfers of centrifuges to Iran and Myanmar in the wake of Pyongyang’s recent unveiling of a new uranium enrichment facility and growing suspicion that others remain hidden.
Military leaders of the nations in the Persian Gulf region called for a share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o counter the spread of ballistic missiles and to balance the concern that non-state groups such as Hezbollah and Hamas are acquiring more advanced weaponry.
The U.S. has Patriot missiles stationed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is buying its own Terminal High-Altitude Air Defense system to complement a Patriot deployment in 2012. In addition, the UAE and U.S. have created a missile defense training center at Al Bateen AB to parallel the Air Warfare Center at Al Dhafra AB.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bases is expected to expand as anti-missile weapons—such as Raytheon’s Ncade variant of the AIM-120 Amraam—that can be carried by fighter aircraft are fielded.
An interlocking air defense system for the region is crucial because an enemy ballistic or cruise missile may fly through the airspace of several countries to reach its target.
星期二, 8月 20, 2013
1990－2007：中国反击“东突”十七年
作者：陈蓝
来源：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498
“击毙恐怖分子18名，捕获17名。”1月8日，新疆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巴燕介绍了新疆公安机关在今年1月5日对“东突”恐怖分子的打击行动。行动中，新疆公安机关在新疆南部帕米尔高原山区摧毁了一个恐怖分子训练基地。
“从公开的资料看，这是历年对‘东突’组织的打击行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告诉本报记者。
从1990年“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发动“巴仁乡暴乱”起，中国打击“东突”恐怖势力已经走过17年历程。
其间，新疆挺过10年恐怖事件高发期，中国加大打击力度，境内“东突”恐怖势力近乎绝迹；而在“东突”势力与国际恐怖势力同流合污之时，中国大力构建国际反恐网络。
不过，“东突”显然没有放弃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努力，在李伟看来，这一次也许可以看作“东突”准备重返中国境内的一个信号。1月9日，本报记者就此采访公安部，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也表示，中国“正严密关注事态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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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
□本报记者 陈蓝
念着咒语，一个个恐怖分子从国际恐怖训练营地出发，让一个和平美丽的世界瞬间变成人间地狱。
境外培训，境内破坏
经过塔利班基地培训出来的恐怖分子，早已把宝贵的生命看得贱如草芥，声称“对死的渴望，超过对生的渴望”。
艾山·买合苏木，新疆疏勒县人，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主席。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被国际上认为是“最暴力化的组织”。2002年9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将这个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和个人名单。9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中外记者会上指出，“东突伊斯兰运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组织，它的宗旨就是要通过恐怖主义活动分裂中国。
1990年代初，艾山·买合苏木因参与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被公安机关处以3年劳动教养。1996年解除劳教后去往国外，1997年4月，他在巴基斯坦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之后又投靠了“塔利班”奥玛尔和本·拉丹，在这里，他的职务是“基地组织”的“共同问题顾问”。艾山·买合苏木与本· 拉丹的“共同问题”就是将新疆的恐怖组织和塔利班和本·拉丹联成一体，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一部分。
2003年10月2日，在巴基斯坦北部山区，艾山·买合苏木被美国和巴方军队的联合围剿击毙。
但是，艾山·买合苏木和塔利班培养出来的恐怖分子并没有停止行动。
自1997年起依托阿富汗“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地，艾山·买合苏木网罗新疆籍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进行培训，随后送往阿富汗战争中进行实战锻炼，然后再遣入中国境内进行恐怖破坏活动。
木塔里甫·哈斯木就是一个知名国际恐怖分子，他被新疆警方抓获后交代：艾山·买合苏木说要把“孩子们”带去学做爆炸物，说不进行爆炸活动不行。
木塔里甫·哈斯木被带到了本·拉丹的营地，当时本·拉丹正好在场，“我没有和他问候，只是站在离他五六米处远望着”。
“塔利班向他们提供武器，有时为了配合训练，还配备一些坦克，也有一般武器。到了基地首先要学习的科目有：轻武器、跑步、军事演习等。因训练强度太大有些人死了。”
“艾山·买合苏木的目的不仅是分裂新疆，还要建立国家。先在本土建国，然后逐渐扩大。”木塔里甫·哈斯木说。
海米提·买买提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恐怖分子，他说，在这个训练营里，他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学了放火、杀人两种技能”。
“境外指挥，境内行动，境外培训，境内破坏”，一时间新疆反恐形势险恶。
在国内建立大量的恐怖训练营地和直接送到阿富汗的塔利班营地中进行训练，恐怖组织可以快速把一名宗教狂热分子制造成恐怖分子。尤其是经过塔利班基地培训出来的恐怖分子，早已把宝贵的生命看得贱如草芥，声称“对死的渴望，超过对生的渴望”。
恐怖分子的祖师爷
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是新疆恐怖分子的祖师爷，是他提出了从1990年代起，发动10年游击战、10年正规战的20年战略图谋，为此他必须借助宗教行事。
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是新疆库车县的一个农民，瘦高的身材，平日总戴着一副墨镜，给人一种谦和文弱的感觉，就是这个人成立了新疆第一个恐怖组织———东突伊斯兰党，1992年2月25日乌鲁木齐爆炸案就是该党所为。这个恐怖组织在新疆共制造了25起爆炸案。
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在库车办了多个讲经班，从筹集资金、组织人员到亲自讲授，乐此不疲。每个讲经班的学员都会被他组织起来，穿着统一的服装，在库车的新城、老城里进行无声地游行。此外他还召开“伊斯兰表彰大会”，让他讲经班的学生在学校中当教师的，在学校的讲堂上公开宣讲。
东突厥伊斯兰党从一开始就有境外极端宗教组织的背景。仅半年的时间内，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就培训了近千名弟子。他把他的成绩拍摄下来，寄往境外的极端宗教组织，告诉他们自己在新疆所做的工作，以申请更多的经费，用于更大的活动。
几乎所有的恐怖行为都以狂热的信仰为精神支柱，那么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讲的是什么经，布的是什么道，为什么在接受这样的“讲经”之后，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乡村农民，一个个有家有口有财产的人会放弃平安的生活，变成一个暴徒并将自己活生生的躯体去充当人体炸弹？
新疆警方对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恐怖集团和1990年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制造新疆第一起武装暴乱的则丁·玉素甫的调查发现，所有的根源都指向一个人，就是新疆叶城县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1990年代上半段，逮捕到的恐怖分子，无一例外地都是他的弟子。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参加过一次恐怖行动，实际上却是新疆恐怖分子的祖师爷。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谦和善良的长者。然而就是他提出了从1990年代起，用发动10年游击战，10年正规战的20年战略图谋。
恐怖组织的分水岭
如果说墨玉会议显示出来的是恐怖组织的幼稚，那么1996年11月29日召开的和田会议，从行动纲领制定到恐怖行为的落实，到保秘与忠诚，都极其严密。
1992年12月12日，活动在境外的分裂组织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了的第一届“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1993年4月，在土耳其举行并成立了 “东突筹备委员会”会议，1996年11月再次召开东突厥斯坦代表大会预备会。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境内的分裂分子在秘密召开“墨玉会议”、“和田会议”。
1994年11月30日至31日，来自全疆各地15名恐怖组织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代表暗中聚集墨玉县。会议参加人买买提·吐鲁普说，他们在一个农家的土炕上召开了这次会议，房间的门都是堵死的。会议讨论的其中一个事项就是怎么筹集资金，怎么发展力量，还制定了购买武器、建立“伊斯兰敢死队”等任务，并拟定 1995年春节前夕在叶城县再次召集会议，以确定最后行动计划。
1995年1月14日，“墨玉会议”代表之一吾买尔·买合苏等3人，在莎车县牙瓦乡进行蒙面抢劫时被抓获，警方得知，原来他们的筹集资金就是以这种刑事犯罪进行。
这次抓获的3人，交代了“墨玉会议”的基本情况，因而使大部分“墨玉会议”人员落网，墨玉会议的罪恶图谋未能得逞。
如果说墨玉会议显示出来的是恐怖组织的幼稚，那么1996年11月29日在和田召开的和田会议就是一个“完美会议”，从行动纲领制定到恐怖行为的落实，到保秘与忠诚，都极其严密。
29日这天，“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分布于全疆11个地州的22名代表，秘密潜入和田市。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各地各分部的关于组织纲领的修改意见、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前来参加会议。
从中央电视台披露的一段录像中，人们看到了恐怖分子策划于密室的真实情景。所有的人都戴着面具，很多人遮掩得甚至连眼睛都看不到。据后来被抓获的参加会议的恐怖分子交代，蒙面是为了让开会的人彼此不认识，以避免墨玉会议的疏漏：抓住一个交代出一片。
这段录像本来是他们记载这次“重要会议”的所谓“史料”，要留作日后的珍贵档案，还要向境外的组织发送，以争取国际支持。
会议通过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真主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研究了新的恐怖暗杀计划和统一行动问题等。将各地代表带来的暗杀名单进行了汇总，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具体行动计划。
这就是“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斋月的第17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黑名单上首先倒下的是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宗教人士阿肯木·斯迪克，子弹射中了他的胸膛。
接下来更大的恐怖行动便是伊宁骚乱。
“墨玉会议”、“和田会议”是一个分水岭，一批恐怖分子被培养了出来，取得了经营恐怖组织经验。
正是在墨玉、和田会议之后，境内的分裂势力和境外联系更为紧密，并且直接得到国际恐怖主义“老大”塔利班的支持，因而其在新疆境内的破坏活动也更为剧烈。
1997年发生伊宁骚乱和乌鲁木齐公共汽车系列爆炸案后，中央召开专题会议讨论新疆问题，确定了重点打击的三种人：民族分裂的骨干分子、暴力恐怖犯罪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为首分子。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新疆自治区党委调集万余党政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新疆的18个重点县市进行“集中整治”。恐怖分子的活动空间一下子被压缩，全疆各地只要恐怖阴谋稍有露头就会遭到沉重打击。
血债
爆炸、暗杀、袭击、绑架与劫持人质等恐怖分子通常的手段，新疆的恐怖分子几乎都用到了。在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间，据不完全统计，恐怖分子们共在新疆境内至少制造了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6人丧生，400多人受伤。
1990：第一起恐怖事件
“巴仁乡暴乱”是新疆解放40年最为严重的一场武装暴乱，是进入1990年代后发生在新疆的第一起恐怖事件。它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开始。此后，大规模的暴力恐怖活动在1990年代的新疆相继发生。
一辈子生活在巴仁乡的依敏·玉买尔老人，是巴仁乡暴乱事件的见证人，1990年春天，老人觉察到村子里有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气氛。
有一些人在村民当中串连，强迫信奉伊斯兰教的教民捐钱，并且要求每人“抱经宣誓”，参加一个“党”。参加他们“党”的人，每人至少交50元，其中20元是活动经费，20元购买白球鞋，10元购买刀子。谁不做，这些人就用刀子进行威胁。
3月底，巴仁乡土尔村清真寺院内竟然架起高音喇叭，宣传圣战。他们说“穆罕默德同异教徒打过仗，我们也不得不打仗，每天做五次‘乃玛孜’不解决问题，要打仗”。
操纵这一切的是一个叫则丁·玉素甫的人。1980年代末，则丁·玉素甫到喀什学经，回到巴仁乡后，组建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这些异常现象引起了阿克陶县委、县政府的注意。当发现公安机关开始调查时，则丁·玉素甫决定提前暴动。4月4日下午，切克村清真寺聚集了200多人。当天下午6时30分，聚事者开始围攻乡政府。
因为无法对事件的性质做出判断和怕伤及信教的民族群众，所有现场武警都执行着不开枪的命令，尽管已经有多名武警战士被打死，5名武警战士被抓做人质。
直到4时10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接到中央批示，事件性质为武装暴乱。武警和公安人员开始还击。则丁·玉素甫被击毙。
1990年当分裂与恐怖势力初起的时候，表现形式是狂热的宗教情绪，一些不明就里的信教群众被恐怖分子利用，宗教与非法宗教的界线难以划分，正常的宗教活动与恐怖活动也难甄别。面对恐怖主义新疆最初采取的是谨慎的态度，新疆恐怖组织的定性是10年之后。
1991：第一个恐怖训练基地
1992年2月5日，大年初二，这个从来都是喜庆的节日变成了一个哀伤的节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公共汽车、影剧院、住宅楼里被安放了四颗定时炸弹。2路公共汽车的爆炸异常惨烈。
在此之前，新疆，甚至全国没有人见过这种以危害公共安全制造社会恐怖为目的的爆炸。新疆人一时“懵了”。自治区公安厅很快做出了推断：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谋杀，一次有组织的恐怖性爆炸。
7个多月后爆炸案告破，这是一个叫做“东突厥伊斯兰改革党”的暴力组织所为。1991年2月28日，这个组织成员首先在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制造了新疆第一起恐怖爆炸案件，造成无辜群众死1人，伤13人。小试成功后，他们便将目标锁定乌鲁木齐，然后进行了一年多的筹划和准备。在乌鲁木齐爆炸案之后，他们又一口气在新疆境内针对无辜公众制造了15起爆炸案。
为筹集经费，1991年11月13日，这个组织曾在沙雅县制造了解放以来全国最大的一起银行运钞车抢劫案，劫走农行棉花款50万元。然后悄悄转移到了1000多公里外的喀什叶城县的一所不起眼的院落里，在这个院子里他们建立了新疆第一个恐怖训练基地，先后培训了3期数十名恐怖分子。
1993：新疆系列爆炸案
乌鲁木齐爆炸案的侦办让“东突厥斯坦伊斯兰改革党突击队”遭受了打击，但是漏网分子迅速潜入了新疆各地。他们的下一个目标选择的是南疆重镇喀什。
1993年6月17日，位于喀什市中心的喀什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发生爆炸，两名无辜群众身亡，另有1人重伤、7人轻伤。自治区领导和新疆警方奔赴喀什，但是，暗杀公安民警、爱国宗教人士等一系列爆炸和暗杀案件，几乎就是在工作组的眼皮底下发生。
这一年的10月，散处于新疆巴音郭楞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吐鲁番地区、塔城地区等地的17名暴力恐怖分子，被一个叫艾尔肯·阿不拉的和一个叫阿不都·米吉提的重新纠集起来，成立了一个新的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
这个恐怖组织成立后，并没有立即活动，而是秘密发展成员，扩大组织，在全疆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建立训练基地，培训恐怖分子，并派遣成员通过抢劫、盗窃等方式筹集经费。
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成势后，新疆再一次遭遇1996、1997年的暴力恐怖高峰。
1996－1997：“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
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千里奔赴各地，计划在斋月的第17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
1996年5月12日6点30分，是黎明前的最黑暗时刻，70多岁的阿荣汉·阿吉和他的儿子准时出现在喀什羊肠般幽暗的小巷中。每天他都踏着人们酣然的睡梦，在这个时刻前往艾提尕尔清真寺主持太阳出来前的第一次祷告。但是这一天与所有的日子都不同，闪亮的匕首在前面等着他。
阿荣汉·阿吉和他的儿子被救了过来。身中20多刀没有死去，几乎是一个奇迹。在抓获刺杀者进行审讯时，刺杀者说出了当时的矛盾心理：既要完成任务，又因为对宗教领袖阿荣汉·阿吉的敬畏而无法下手。
新疆凡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都知道艾提尕尔清真寺和阿荣汉意味着什么。艾提尕尔清真寺是中国最大的清真寺，具有550年的历史。它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中心，主持清真寺的阿吉也被认为是最有学问最能领会宗教教义最德高望重的人。
伊斯兰反对党将这一系列暗杀活动称作“断桥”、“赶汉”，他们将反对其分裂图谋的宗教人士都划为谋杀的范围，借此斩断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血肉联系。
幸运的是，新疆警方很快就找到了破获该行动的线索，斩断黑名单的暗杀行动。
1997：“2·5骚乱”重创伊宁
位于美丽的伊犁河谷的伊宁是新疆天山东部的重镇，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云集之地。
1997年2月5日上午9时许，伊宁市的大街上突然冲出一伙人，手举横幅，呼喊口号，沿伊宁市主要街道游行。如滚雪球一样，到了12时许，游行人数从100多人增至千余人。随后，手持棍棒、砖块、刀具的骚乱分子开始了他们的暴力行为。
人民医院门口一对青年夫妇被骚乱分子围住，女的被人在脸上用刀乱割乱划，连踢带踏，当场死亡，男的也被打成重伤。
一位回家探亲的战士途经前进街时，被石头活活砸死。
一位乡文化站的秘书在伊犁街街口被他们用刀捅死后，又被扔进点燃的纸堆里焚烧。
警方调查的结果表明，组织“2·5”骚乱的骨干分子是从喀什、和田分别到达伊宁的，属于东突厥伊斯兰真主党，他们到达伊宁后就走街串巷煽动群众，并让群众烧毁身份证、结婚证等政府发放的证件。
1997：爆炸再袭乌鲁木齐
事隔5年，恐怖分子再一次选择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并且将时间选在1997年2月25日，这一天邓小平同志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炸弹被精心安放在乌鲁木齐南、北、西、东四个不同的方向，并且是在乌鲁木齐人最多最集中的地方，所有的炸弹都被定在同一时间爆炸。警方调查发现，炸弹里满满地填充着铁钉子、钢珠、螺帽、螺杆，这些东西被强烈的硝酸炸药喷射出来，威力无异于一颗颗子弹。恐怖分子的冷血和残酷让人震惊。
一位汉族父亲失去了9岁的女儿。当时他的两个可爱的女儿刚刚放学。一声巨响后，整个公共汽车的后部不见了，他的大女儿受了重伤，小女儿当场死亡。
一位维吾尔族的父亲也失去了女儿。9年过去了，这个父亲还是不能看女儿的照片，不能听别人说这件事。9年的日子再也没有快乐。
一位回族的父亲失去了儿子。每年的2月25日，夫妇两人整天都不能从床上起来干任何事。这一天准时会到来，不用刻意去看日历，一点都不差。
一个邪恶的计划得逞了，一些无辜的生命在瞬间寂灭了，一切都将面目全非，更多的活着的人的生活因此而改变。记忆永远停留在了那罪恶而黑暗的时刻。
(本报记者陈蓝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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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战
□本报记者 陈蓝
当一颗炸弹炸响的时候，恐怖分子往往早已匿迹于人海，或者在某个地方安逸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一个偏避的沙漠深处的小村庄里的一次合谋，能让几千公里之外的大城市遭受打击。反恐是正义和邪恶的对峙，是一场理性和非理性的对抗。它是一场战争而更难于战争，想打赢这场战争，就要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在内的综合性力量，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智慧和毅力。我们不能忘记天山脚下为反恐作出巨大牺牲的人们，正是他们的牺牲和努力，我们才能过上平静的日子。
昆仑山追逃
1992年2月5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爆炸案告破于1500公里远的喀什。当案件侦破势如破竹时，主要的犯罪嫌疑人已经逃跑，准备从昆仑山口逃向国外。
等新疆警方追捕队伍赶到昆仑山下，嫌犯已经在昆仑山炸山封路之前逃上了昆仑山。怎么办？所有的山路全部已经被堵死了，海拔5000多米，车上不去，人也上不去。直升飞机！乘坐直升机将侦查人员空运到昆仑山！
8月的昆仑山正是积雪融化的季节，恐怖分子也寸步难行。突然山洪暴发让他们的向导和骆驼被洪水冲走，只好掉头下山，此时正好和追捕的公安民警撞个正着。
荒凉的昆仑山上，突然出现了7个人，侦查员全部都警觉了起来。弯曲的山路仅容一车行驶，侦查员一脚刹车将车停在一个人前面，挡住了去路。
突然到来的警察让7个人愣住了，他们本能地举起手由警察搜身。一个人的口袋里先搜出了一支手枪，再一搜是只军用手榴弹，又搜出一支手枪，突然，“咕咚” 一声，一名恐怖分子将警察压倒在地。一边是壁立的高山，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河水，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搏斗意味着体能的超强消耗和力不从心。
一名警员二话没说“哗”地打出一梭子子弹。枪声使暴行稍有迟疑，就是这个机会，骚乱被镇了下去。
这场战斗当场击毙犯罪分子2名、活捉5名。1992年“2·5”爆炸案主要罪犯全部落入法网。对于新疆警方来说，这仅仅是开始。
缉枪行动
缉枪行动的成功，不仅仅瓦解了许许多多酝酿中的阴谋，更重要的是让新疆警方在反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掌握了制敌的主动权，扭转了跟着恐怖事件转的被动局面。
1998年4月6日，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一辆从哈萨克斯坦入境的外籍货运车上，查出苏制军用手枪、冲锋枪、各种口径的子弹等武器。警方随即发出了抓捕偷运武器案的重要疑犯的通缉令。
一名境外暴力恐怖分子落网后交待：斋月刚过从2月份至4月份通过运茶叶偷运过一次武器，4月份后又用送羊毛等方式运进过武器。
巨大的危险显露了出来，究竟有多少枪被秘密运送了进来，现在这些武器在什么地方？恐怖分子在拥有了先进的武器的时候，正准备着怎样的阴谋？必须把所有的武器都挖出来！
在这次深挖恐怖分子和其隐藏的枪支的战斗中，公安和武警战士和恐怖分子发生多次激烈的枪战。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民警龙飞、孔永强、刑警支队民警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是在缉枪战斗中牺牲的。
1998年4月19日晚，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一中队一分队队长龙飞受命随防暴队紧急出动，前往围捕“4·6”武器偷运案的暴力恐怖分子。
那一天一直在下雨。恐怖分子缩在一所农村的土房子里。20日凌晨，龙飞率先翻墙入院，逼近暴徒藏身的房间。就在龙飞破门而入的一刹那，龟缩房内的暴徒开枪了。对射中，龙飞在击伤对方的同时，也被暴徒射出的子弹击中了颈部。
黑暗中，后面的战友知道有人倒下了，但不知倒下的是谁。直到最后清点人的时候才知道是龙飞倒下了。
两个月后，1998年6月26日凌晨，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再一次受命出击，对偷运武器案的暴力恐怖分子藏匿窝点进行统一搜捕。这次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袭，打掉了对方的指挥体系，粉碎了对方企图于6月30日在伊犁地区进行恐怖爆炸的计划。但在搜捕过程中，参战民警遭遇恐怖分子的持枪顽抗，战斗中，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一中队二分队队长孔永强和伊犁地区公安局刑警支队民警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壮烈牺牲。
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牺牲后，他的姐姐发现了弟弟的一本日记，日记上写着：“现在我就要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为维护人民的利益。我是一名警察，我热爱这个职业。”
这是他的最后一篇日记。
伊宁城为反恐英雄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那天，伊宁小城泪雨纷飞，万人空巷。
龙飞、孔永强、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生前是好朋友。烈士身后，人们将龙飞和孔永强合葬在一起，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按照伊斯兰风俗葬在伊斯兰墓地里，但他们都回到了大地的怀抱，都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与阴谋赛跑
敌人在暗处筹划着行动，缔结着巨大的网络。警方在幽冥之中凭借蛛丝马迹捕捉着敌人的行踪，反恐的最高境界，是能够将恐怖阴谋消灭在策划阶段，将其组织瓦解在萌动状态，这是一场智谋的角斗。
1998年年底，警方获知一个叫库来西的人在和田活动，酝酿着一场阴谋。但是警方并不知道这个库来西长什么样，是什么地方的人，正在进行什么阴谋。
在一次行动中，一枚自制手雷炸响，这让新疆警方大吃一惊，他们意识到库来西的步伐加快了。这是第一枚在新疆炸响的自制手雷，它的威力已经相当于军用手雷，这比之前的恐怖分子使用的爆炸装置大大地进了一步。
警方焦急万分，库来西却杳无音信。此时更严重的情况出现了：在一次路口的例行检查中，查出509枚手雷，这些手雷是准备偷运到和田去的。警方迅速作出判断，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恐怖阴谋，并且这个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
风雨欲来，黑云压城。
接着，在抓捕库来西团伙另一头目的时候，再一次发现手枪和手雷。
一枚枚手雷，一支支枪，一个个的恐怖分子，向着阴谋迅跑的脚步声仿佛在耳。当一次发现2000枚手雷时，警方感觉到最后的时候到了，敌人就要行动了。
新疆自治区党委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决定在和田开展一场打击库来西团伙的专项斗争。从此，和田的“打库”，不再是警方一家力量，而是调动了全新疆、全和田的力量。
8月25日和田警方逮捕了库来西团伙的2名联络员，找到了库来西的行踪。库来西就藏匿于和田地区外宾馆出纳米娜瓦家中。9月4日凌晨，和田警方包围了库来西藏身之地，库来西劫持米娜瓦之子为人质，为确保人质安全，我公安民警果断将库来西当场击毙，战斗中和田公安民警吐尔逊·托乎提光荣牺牲。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争，库来西集团完全破获后，人们才发现，这是一个纠集了数百名恐怖分子的巨大团伙，这些恐怖分子不仅来自于新疆各个地区，还有大量境外派遣的国际恐怖分子。他们自制了数千枚手雷，100多支枪，经营了10多处恐怖训练点和51处制枪窝点。
在艰难而持久的十多年打击之后，在国际恐怖活动给世界带来更大不安定的时候，新疆反而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和平的时候。只有战斗在反恐第一线的人才最为深切地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得来的是多么地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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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展望
□本报记者 史哲 郭力 □实习生 黄鸣
恐怖主义之所以世界共诛之，是因为一切恐怖主义都有违人类的文明与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疆的反恐就不再是新疆的事，也不仅是中国的事，而是世界反恐的一部分
“东突”的四个中心、两个通道
许多人可能至今仍对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乌鲁木齐的公共汽车炸弹事件记忆犹新。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告诉记者：“当时大家都比较紧张。不敢坐公共汽车，上车都比较小心，如果看到哪个手提包没有主人的话，就会小心、警惕。”
不过，那时却很少有人知道，在新疆，中国与恐怖主义的战斗已经开始。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时期。1999年，在国庆50周年之后的两个月，渐成气候的“东突”分裂组织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确立了暴力夺权的方针，并计划实施恐怖战等。
这绝不是说说而已，“东突”分裂组织很早就融入了国际恐怖主义的“主渠道”。还在“东突”的伊斯坦布尔会议之前，一些组织就已经有计划地借助国际资金走私武器，派遣成员在阿富汗、车臣、克什米尔等地参加实战锻炼———俄罗斯军队和美国军队都分别在车臣、阿富汗抓获过“东突”成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研究员介绍说，“9·11”之后，“基地组织”与塔利班开始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中亚大规模建立训练营地，大量“东突”人员在其中接受了培训。
其中，最为激进的当属在阿富汗组建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在塔利班的阵营内，甚至有一个由“东伊运”组成的“中国营”，全部由来自新疆的约320名恐怖分子组成。2001年2月，本·拉丹恐怖势力与塔利班高层人物在坎大哈又商谈训练“东突”恐怖分子的事宜，决定拨巨款帮助训练 “东突”恐怖分子。
据《新疆反恐十年成果展览》资料统计，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东突”分裂势力在新疆实施暴力恐怖案件250多起，造成 600多人伤亡。在本世纪初中国建立地区性反恐机制之前，中国曾独立抗击恐怖主义近10年。2001年9月11日，当纽约世贸中心轰然倒塌之时，中国境内基本上已无“东突”势力有组织的活动了。
据新疆公安机关新闻发言人在1月8日介绍，“东伊运”派遣骨干分子入境，纠集一伙暴力恐怖分子潜入中国帕米尔高原山区，建立恐怖活动训练营地，进行恐怖训练活动。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年一份名为《“东突”恐怖势力罪责难逃》的文件显示，中国境内外的“东突”分裂组织有50多个，40多个主要在境外活动。
反恐专家李伟告诉本报记者，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这些组织基本形成了4个活动中心：中亚、土耳其、美国与德国。
中亚的东突组织大约有11个，其中有4个直接从事暴力恐怖活动；有约20个在土耳其活动，其中3个训练恐怖分子，组织武装，向中国境内偷运武器；还有3 个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处的山区活动，分别从事策反和接应外逃人员，偷运武器，进行政治、宗教渗透；而“东突”的政治组织主要集中在德国。
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组织，其训练营地目前主要集中在中亚和巴基斯坦、阿富汗边界地区。巴阿边界一向是国际恐怖主义的老巢，过去就曾有大批“东突”人员在这里接受培训，今天，它的这一功能毫无退化。
而此次被新疆公安机关捣毁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位于帕米尔高原山区，正靠近中国西部与中亚国家接壤的边境。
暴力后的两手：渗透与依靠西方
随着“东突”的暴力行动在中国屡遭挫败，一些不甘心失败的极端分子开始把目标对准了海外中国人，并制造了一系列血案。
2000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青年联盟”主席尼合买提·波萨科夫因拒绝与恐怖组织“东突解放组织”合作，被该组织成员枪杀在家门口。
2002年5月，境外“维吾尔解放组织”成员，为筹集资金，绑架了一新疆商人，勒索10万美金，并杀害了该商人的侄子，之后又纵火焚烧了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行凶后，恐怖分子潜逃至哈萨克斯坦，并于同年9月在阿拉木图市杀害了两名哈萨克斯坦警察。
2003年3月，“东伊运”武装分子袭击了一辆来往于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间的国际班车，恐怖分子杀害了全部21名乘客，其中中国公民18人(包括15名维吾尔族同胞)。
……
不过，大多数“东突”组织选择了其他方式，例如派遣骨干分子入境，加强对境内“东突”势力的扶持和领导。他们立足中亚这一前沿阵地，对新疆进行思想渗透；设立专门出版机构，编篡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通过各种渠道不断输入新疆；设立专门电台，使用民族语言对新疆广播，大肆进行“心战”宣传；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表公开信，叫嚷新疆独立，寻求国际敌对势力支持；拉拢、收买、策反大陆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圣、留学人员，进行情报搜集、勾联和颠覆活动等等。
在暴力的声势日渐衰微之时，“东突”的政治声浪却逐渐高涨起来。
2004年4月中旬，以“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为首，纠合了一小撮“东突”分子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
依靠西方，更成为“东突”的救命稻草。2004年9月，在美国，“东突流亡政府”宣告成立。澳大利亚的“东突协会”主席艾哈迈德·埃根贝尔迪自封为总统，任命“东突民族自由中心”艾尼瓦尔·玉素甫为总理。
在这个“流亡政府”的成立声明中，艾尼瓦尔·玉素甫称：“……成百上千万的东突厥斯坦人却深知和热爱美国……我们向美国寻求帮助。”
中亚地区“东突”分裂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就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
“既是政治分裂组织，又是军事恐怖组织”
“‘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不久之前刚刚完成了‘换届选举’。”李伟介绍说。
他所指的新当选者，为首的名叫热比娅·卡德尔。她曾是新疆女首富，前全国政协委员，因贩毒被判刑后保外就医，现在被“东突”的大部分分支组织供奉为“维吾尔之母”，2006年9月，她被瑞典议会议员埃诺克松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新疆区委副书记努尔·白克力评价说，所谓“维吾尔之母”“是对一个民族的污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也表示，提名“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然而，这其中体现的“东突”恐怖势力的新动向，或许更值得关注。诚如香港媒体评论所言，在经历了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共同打击之后，流亡国外的所有“东突”势力正热切希望借热比娅的名字重整力量，图谋反击。
“境外‘东突’的各股力量之间，其实并不统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研究员说。
“‘流亡政府’、‘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等组织，为使自己的路线适应当地的政治气候，力图在公开的主张上和恐怖主义保持距离。”许涛说，“而其他的一些非主流的‘东突’武装，为了显示存在，就必须采取更具冲击力的、激进的手段。”
2005年，新疆解放50周年庆典前，“东伊运”突然发布了一段录像，扬言“要血战到底”。录像中，蒙面的发言人、作为背景的“东突”的“国旗”、举枪宣誓，这些“完全模仿‘基地组织’的宣传形式，这在‘东突’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许涛说。
但是，“从‘东突’的各个派别的实际行动上看，他们其实是在搞‘两手策略’。”李伟说，“他们的政治组织和武装组织表面上各走各路，实际上相互呼应。”
尽管“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总是说，他们“一贯主张用和平手段争取新疆独立”，但是他也始终没有否认“武装抗争”的可能性。
事实上，就在“世维会”新一届班底当选不久，“东伊运”的武装人员就潜入中国境内，重新建立训练营。在李伟看来，这个时间上的配合“也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刚刚在西班牙制造了机场爆炸事件的恐怖组织‘埃塔’，本身就有政治活动。主张北爱尔兰独立的新芬党，和制造了众多恐怖事件的‘爱尔兰共和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李伟说。
“‘东突’的政治分裂组织、军事恐怖组织，同样是一脉相承。”李伟说。
国际合作帮助捣毁恐怖训练基地
“东突”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国际分裂运动的色彩，但是打击“东突”势力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并非朝夕之功。
南开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高永久教授在其研究中指出：中亚国家在一方面同中俄合作维护该地区稳定的长期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来换取其经济援助的短期利益。
不过，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国家利益的考虑，“相关国家的共同认识还是越来越明确：地区安全，仅靠一国努力是很难实现的。”许涛说。
这种认识的结果之一，就是“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6月通过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海公约》。
而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将“加强国际合作”提到了中国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原则”高度上。
“具体的合作机制，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主要就是职能部门之间的情报交换、共享。”许涛介绍说。
据了解，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互设在他国大使馆的安全代表的重要职责，就是定期交换关于地区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的情报。
而设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的“地区反恐中心”则是情报协调的另一个主要的平台。
“最好的反恐手段是预警，因为一旦恐怖事件发生了，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许涛说，“而预警就要依靠情报。”
“此次中国能够及时获知‘东伊运’重建训练营，得益于国际合作。”李伟分析。
但与此同时，国家间的情报交流也面临着现实的困难。“毕竟不同的国家在利益定位上总是有差别的。”许涛说，“而且不同的国情下，对‘东突’的看法也有不同，对情报重要性的判断也不一样。”
无论如何，国际反恐合作正在全方位铺开。在司法合作的领域，“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重点打击的毒品犯罪和非法移民，也和反“东突”的成败息息相关，因为毒品已经成为中亚地区“东突”组织的重要经济来源，而恐怖分子也常常是通过非法移民的手段逃避各国追查，出入设在别国的训练营的。
如果从1990年代前期“东突”的主要组织正式建立算起，中国对这一恐怖势力的打击，已持续17年。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告诉记者，“我们发挥了传统政治优势，通过发动群众、巩固基层组织建设，遏止住了分裂势力的活动势头。”“只要组织坚强起来，虽然地广人稀，他们(恐怖分子)一旦出来，就落进农牧民的汪洋大海。只要他们有动作，我们就能知道。我们不像美军在伊拉克那么盲目。”
“中国的反恐政策，和美国的不一样。”李伟说，“在阿富汗战争以后，美国的反恐越来越多地着力于恐怖主义以外的利益上。而中国反恐的着眼点相对纯粹，而且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中，比较好地遵守了‘和平共处’的原则。”
“但是，‘东突’势力已经从事了许多恐怖活动，而且还会继续活动下去。”李伟说，“它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现实的恐怖主义威胁。”“他们只是极少部分人。因为是极少部分，所以他们才需要用恐怖袭击来放大他们的所谓诉求。”
2003年底“东伊运”首领艾山·买合苏木在巴基斯坦被击毙之后，国内曾经有乐观的看法，认为这个曾经在国内制造多起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的组织已经被打散。但是这一次重新破获这个组织的训练营，“提醒我们要对其活动能力重新评估。”李伟说。
“地方公安机关还在追捕，案子还没有完。”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告诉本报记者。
来源：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498
“击毙恐怖分子18名，捕获17名。”1月8日，新疆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巴燕介绍了新疆公安机关在今年1月5日对“东突”恐怖分子的打击行动。行动中，新疆公安机关在新疆南部帕米尔高原山区摧毁了一个恐怖分子训练基地。
“从公开的资料看，这是历年对‘东突’组织的打击行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告诉本报记者。
从1990年“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发动“巴仁乡暴乱”起，中国打击“东突”恐怖势力已经走过17年历程。
其间，新疆挺过10年恐怖事件高发期，中国加大打击力度，境内“东突”恐怖势力近乎绝迹；而在“东突”势力与国际恐怖势力同流合污之时，中国大力构建国际反恐网络。
不过，“东突”显然没有放弃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努力，在李伟看来，这一次也许可以看作“东突”准备重返中国境内的一个信号。1月9日，本报记者就此采访公安部，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也表示，中国“正严密关注事态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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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
□本报记者 陈蓝
念着咒语，一个个恐怖分子从国际恐怖训练营地出发，让一个和平美丽的世界瞬间变成人间地狱。
境外培训，境内破坏
经过塔利班基地培训出来的恐怖分子，早已把宝贵的生命看得贱如草芥，声称“对死的渴望，超过对生的渴望”。
艾山·买合苏木，新疆疏勒县人，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主席。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被国际上认为是“最暴力化的组织”。2002年9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将这个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和个人名单。9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中外记者会上指出，“东突伊斯兰运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组织，它的宗旨就是要通过恐怖主义活动分裂中国。
1990年代初，艾山·买合苏木因参与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被公安机关处以3年劳动教养。1996年解除劳教后去往国外，1997年4月，他在巴基斯坦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之后又投靠了“塔利班”奥玛尔和本·拉丹，在这里，他的职务是“基地组织”的“共同问题顾问”。艾山·买合苏木与本· 拉丹的“共同问题”就是将新疆的恐怖组织和塔利班和本·拉丹联成一体，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一部分。
2003年10月2日，在巴基斯坦北部山区，艾山·买合苏木被美国和巴方军队的联合围剿击毙。
但是，艾山·买合苏木和塔利班培养出来的恐怖分子并没有停止行动。
自1997年起依托阿富汗“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地，艾山·买合苏木网罗新疆籍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进行培训，随后送往阿富汗战争中进行实战锻炼，然后再遣入中国境内进行恐怖破坏活动。
木塔里甫·哈斯木就是一个知名国际恐怖分子，他被新疆警方抓获后交代：艾山·买合苏木说要把“孩子们”带去学做爆炸物，说不进行爆炸活动不行。
木塔里甫·哈斯木被带到了本·拉丹的营地，当时本·拉丹正好在场，“我没有和他问候，只是站在离他五六米处远望着”。
“塔利班向他们提供武器，有时为了配合训练，还配备一些坦克，也有一般武器。到了基地首先要学习的科目有：轻武器、跑步、军事演习等。因训练强度太大有些人死了。”
“艾山·买合苏木的目的不仅是分裂新疆，还要建立国家。先在本土建国，然后逐渐扩大。”木塔里甫·哈斯木说。
海米提·买买提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恐怖分子，他说，在这个训练营里，他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学了放火、杀人两种技能”。
“境外指挥，境内行动，境外培训，境内破坏”，一时间新疆反恐形势险恶。
在国内建立大量的恐怖训练营地和直接送到阿富汗的塔利班营地中进行训练，恐怖组织可以快速把一名宗教狂热分子制造成恐怖分子。尤其是经过塔利班基地培训出来的恐怖分子，早已把宝贵的生命看得贱如草芥，声称“对死的渴望，超过对生的渴望”。
恐怖分子的祖师爷
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是新疆恐怖分子的祖师爷，是他提出了从1990年代起，发动10年游击战、10年正规战的20年战略图谋，为此他必须借助宗教行事。
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是新疆库车县的一个农民，瘦高的身材，平日总戴着一副墨镜，给人一种谦和文弱的感觉，就是这个人成立了新疆第一个恐怖组织———东突伊斯兰党，1992年2月25日乌鲁木齐爆炸案就是该党所为。这个恐怖组织在新疆共制造了25起爆炸案。
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在库车办了多个讲经班，从筹集资金、组织人员到亲自讲授，乐此不疲。每个讲经班的学员都会被他组织起来，穿着统一的服装，在库车的新城、老城里进行无声地游行。此外他还召开“伊斯兰表彰大会”，让他讲经班的学生在学校中当教师的，在学校的讲堂上公开宣讲。
东突厥伊斯兰党从一开始就有境外极端宗教组织的背景。仅半年的时间内，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就培训了近千名弟子。他把他的成绩拍摄下来，寄往境外的极端宗教组织，告诉他们自己在新疆所做的工作，以申请更多的经费，用于更大的活动。
几乎所有的恐怖行为都以狂热的信仰为精神支柱，那么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讲的是什么经，布的是什么道，为什么在接受这样的“讲经”之后，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乡村农民，一个个有家有口有财产的人会放弃平安的生活，变成一个暴徒并将自己活生生的躯体去充当人体炸弹？
新疆警方对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恐怖集团和1990年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制造新疆第一起武装暴乱的则丁·玉素甫的调查发现，所有的根源都指向一个人，就是新疆叶城县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1990年代上半段，逮捕到的恐怖分子，无一例外地都是他的弟子。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参加过一次恐怖行动，实际上却是新疆恐怖分子的祖师爷。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谦和善良的长者。然而就是他提出了从1990年代起，用发动10年游击战，10年正规战的20年战略图谋。
恐怖组织的分水岭
如果说墨玉会议显示出来的是恐怖组织的幼稚，那么1996年11月29日召开的和田会议，从行动纲领制定到恐怖行为的落实，到保秘与忠诚，都极其严密。
1992年12月12日，活动在境外的分裂组织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了的第一届“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1993年4月，在土耳其举行并成立了 “东突筹备委员会”会议，1996年11月再次召开东突厥斯坦代表大会预备会。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境内的分裂分子在秘密召开“墨玉会议”、“和田会议”。
1994年11月30日至31日，来自全疆各地15名恐怖组织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代表暗中聚集墨玉县。会议参加人买买提·吐鲁普说，他们在一个农家的土炕上召开了这次会议，房间的门都是堵死的。会议讨论的其中一个事项就是怎么筹集资金，怎么发展力量，还制定了购买武器、建立“伊斯兰敢死队”等任务，并拟定 1995年春节前夕在叶城县再次召集会议，以确定最后行动计划。
1995年1月14日，“墨玉会议”代表之一吾买尔·买合苏等3人，在莎车县牙瓦乡进行蒙面抢劫时被抓获，警方得知，原来他们的筹集资金就是以这种刑事犯罪进行。
这次抓获的3人，交代了“墨玉会议”的基本情况，因而使大部分“墨玉会议”人员落网，墨玉会议的罪恶图谋未能得逞。
如果说墨玉会议显示出来的是恐怖组织的幼稚，那么1996年11月29日在和田召开的和田会议就是一个“完美会议”，从行动纲领制定到恐怖行为的落实，到保秘与忠诚，都极其严密。
29日这天，“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分布于全疆11个地州的22名代表，秘密潜入和田市。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各地各分部的关于组织纲领的修改意见、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前来参加会议。
从中央电视台披露的一段录像中，人们看到了恐怖分子策划于密室的真实情景。所有的人都戴着面具，很多人遮掩得甚至连眼睛都看不到。据后来被抓获的参加会议的恐怖分子交代，蒙面是为了让开会的人彼此不认识，以避免墨玉会议的疏漏：抓住一个交代出一片。
这段录像本来是他们记载这次“重要会议”的所谓“史料”，要留作日后的珍贵档案，还要向境外的组织发送，以争取国际支持。
会议通过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真主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研究了新的恐怖暗杀计划和统一行动问题等。将各地代表带来的暗杀名单进行了汇总，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具体行动计划。
这就是“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斋月的第17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黑名单上首先倒下的是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宗教人士阿肯木·斯迪克，子弹射中了他的胸膛。
接下来更大的恐怖行动便是伊宁骚乱。
“墨玉会议”、“和田会议”是一个分水岭，一批恐怖分子被培养了出来，取得了经营恐怖组织经验。
正是在墨玉、和田会议之后，境内的分裂势力和境外联系更为紧密，并且直接得到国际恐怖主义“老大”塔利班的支持，因而其在新疆境内的破坏活动也更为剧烈。
1997年发生伊宁骚乱和乌鲁木齐公共汽车系列爆炸案后，中央召开专题会议讨论新疆问题，确定了重点打击的三种人：民族分裂的骨干分子、暴力恐怖犯罪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为首分子。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新疆自治区党委调集万余党政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新疆的18个重点县市进行“集中整治”。恐怖分子的活动空间一下子被压缩，全疆各地只要恐怖阴谋稍有露头就会遭到沉重打击。
血债
爆炸、暗杀、袭击、绑架与劫持人质等恐怖分子通常的手段，新疆的恐怖分子几乎都用到了。在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间，据不完全统计，恐怖分子们共在新疆境内至少制造了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6人丧生，400多人受伤。
1990：第一起恐怖事件
“巴仁乡暴乱”是新疆解放40年最为严重的一场武装暴乱，是进入1990年代后发生在新疆的第一起恐怖事件。它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开始。此后，大规模的暴力恐怖活动在1990年代的新疆相继发生。
一辈子生活在巴仁乡的依敏·玉买尔老人，是巴仁乡暴乱事件的见证人，1990年春天，老人觉察到村子里有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气氛。
有一些人在村民当中串连，强迫信奉伊斯兰教的教民捐钱，并且要求每人“抱经宣誓”，参加一个“党”。参加他们“党”的人，每人至少交50元，其中20元是活动经费，20元购买白球鞋，10元购买刀子。谁不做，这些人就用刀子进行威胁。
3月底，巴仁乡土尔村清真寺院内竟然架起高音喇叭，宣传圣战。他们说“穆罕默德同异教徒打过仗，我们也不得不打仗，每天做五次‘乃玛孜’不解决问题，要打仗”。
操纵这一切的是一个叫则丁·玉素甫的人。1980年代末，则丁·玉素甫到喀什学经，回到巴仁乡后，组建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这些异常现象引起了阿克陶县委、县政府的注意。当发现公安机关开始调查时，则丁·玉素甫决定提前暴动。4月4日下午，切克村清真寺聚集了200多人。当天下午6时30分，聚事者开始围攻乡政府。
因为无法对事件的性质做出判断和怕伤及信教的民族群众，所有现场武警都执行着不开枪的命令，尽管已经有多名武警战士被打死，5名武警战士被抓做人质。
直到4时10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接到中央批示，事件性质为武装暴乱。武警和公安人员开始还击。则丁·玉素甫被击毙。
1990年当分裂与恐怖势力初起的时候，表现形式是狂热的宗教情绪，一些不明就里的信教群众被恐怖分子利用，宗教与非法宗教的界线难以划分，正常的宗教活动与恐怖活动也难甄别。面对恐怖主义新疆最初采取的是谨慎的态度，新疆恐怖组织的定性是10年之后。
1991：第一个恐怖训练基地
1992年2月5日，大年初二，这个从来都是喜庆的节日变成了一个哀伤的节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公共汽车、影剧院、住宅楼里被安放了四颗定时炸弹。2路公共汽车的爆炸异常惨烈。
在此之前，新疆，甚至全国没有人见过这种以危害公共安全制造社会恐怖为目的的爆炸。新疆人一时“懵了”。自治区公安厅很快做出了推断：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谋杀，一次有组织的恐怖性爆炸。
7个多月后爆炸案告破，这是一个叫做“东突厥伊斯兰改革党”的暴力组织所为。1991年2月28日，这个组织成员首先在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制造了新疆第一起恐怖爆炸案件，造成无辜群众死1人，伤13人。小试成功后，他们便将目标锁定乌鲁木齐，然后进行了一年多的筹划和准备。在乌鲁木齐爆炸案之后，他们又一口气在新疆境内针对无辜公众制造了15起爆炸案。
为筹集经费，1991年11月13日，这个组织曾在沙雅县制造了解放以来全国最大的一起银行运钞车抢劫案，劫走农行棉花款50万元。然后悄悄转移到了1000多公里外的喀什叶城县的一所不起眼的院落里，在这个院子里他们建立了新疆第一个恐怖训练基地，先后培训了3期数十名恐怖分子。
1993：新疆系列爆炸案
乌鲁木齐爆炸案的侦办让“东突厥斯坦伊斯兰改革党突击队”遭受了打击，但是漏网分子迅速潜入了新疆各地。他们的下一个目标选择的是南疆重镇喀什。
1993年6月17日，位于喀什市中心的喀什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发生爆炸，两名无辜群众身亡，另有1人重伤、7人轻伤。自治区领导和新疆警方奔赴喀什，但是，暗杀公安民警、爱国宗教人士等一系列爆炸和暗杀案件，几乎就是在工作组的眼皮底下发生。
这一年的10月，散处于新疆巴音郭楞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吐鲁番地区、塔城地区等地的17名暴力恐怖分子，被一个叫艾尔肯·阿不拉的和一个叫阿不都·米吉提的重新纠集起来，成立了一个新的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
这个恐怖组织成立后，并没有立即活动，而是秘密发展成员，扩大组织，在全疆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建立训练基地，培训恐怖分子，并派遣成员通过抢劫、盗窃等方式筹集经费。
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成势后，新疆再一次遭遇1996、1997年的暴力恐怖高峰。
1996－1997：“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
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千里奔赴各地，计划在斋月的第17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
1996年5月12日6点30分，是黎明前的最黑暗时刻，70多岁的阿荣汉·阿吉和他的儿子准时出现在喀什羊肠般幽暗的小巷中。每天他都踏着人们酣然的睡梦，在这个时刻前往艾提尕尔清真寺主持太阳出来前的第一次祷告。但是这一天与所有的日子都不同，闪亮的匕首在前面等着他。
阿荣汉·阿吉和他的儿子被救了过来。身中20多刀没有死去，几乎是一个奇迹。在抓获刺杀者进行审讯时，刺杀者说出了当时的矛盾心理：既要完成任务，又因为对宗教领袖阿荣汉·阿吉的敬畏而无法下手。
新疆凡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都知道艾提尕尔清真寺和阿荣汉意味着什么。艾提尕尔清真寺是中国最大的清真寺，具有550年的历史。它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中心，主持清真寺的阿吉也被认为是最有学问最能领会宗教教义最德高望重的人。
伊斯兰反对党将这一系列暗杀活动称作“断桥”、“赶汉”，他们将反对其分裂图谋的宗教人士都划为谋杀的范围，借此斩断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血肉联系。
幸运的是，新疆警方很快就找到了破获该行动的线索，斩断黑名单的暗杀行动。
1997：“2·5骚乱”重创伊宁
位于美丽的伊犁河谷的伊宁是新疆天山东部的重镇，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云集之地。
1997年2月5日上午9时许，伊宁市的大街上突然冲出一伙人，手举横幅，呼喊口号，沿伊宁市主要街道游行。如滚雪球一样，到了12时许，游行人数从100多人增至千余人。随后，手持棍棒、砖块、刀具的骚乱分子开始了他们的暴力行为。
人民医院门口一对青年夫妇被骚乱分子围住，女的被人在脸上用刀乱割乱划，连踢带踏，当场死亡，男的也被打成重伤。
一位回家探亲的战士途经前进街时，被石头活活砸死。
一位乡文化站的秘书在伊犁街街口被他们用刀捅死后，又被扔进点燃的纸堆里焚烧。
警方调查的结果表明，组织“2·5”骚乱的骨干分子是从喀什、和田分别到达伊宁的，属于东突厥伊斯兰真主党，他们到达伊宁后就走街串巷煽动群众，并让群众烧毁身份证、结婚证等政府发放的证件。
1997：爆炸再袭乌鲁木齐
事隔5年，恐怖分子再一次选择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并且将时间选在1997年2月25日，这一天邓小平同志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炸弹被精心安放在乌鲁木齐南、北、西、东四个不同的方向，并且是在乌鲁木齐人最多最集中的地方，所有的炸弹都被定在同一时间爆炸。警方调查发现，炸弹里满满地填充着铁钉子、钢珠、螺帽、螺杆，这些东西被强烈的硝酸炸药喷射出来，威力无异于一颗颗子弹。恐怖分子的冷血和残酷让人震惊。
一位汉族父亲失去了9岁的女儿。当时他的两个可爱的女儿刚刚放学。一声巨响后，整个公共汽车的后部不见了，他的大女儿受了重伤，小女儿当场死亡。
一位维吾尔族的父亲也失去了女儿。9年过去了，这个父亲还是不能看女儿的照片，不能听别人说这件事。9年的日子再也没有快乐。
一位回族的父亲失去了儿子。每年的2月25日，夫妇两人整天都不能从床上起来干任何事。这一天准时会到来，不用刻意去看日历，一点都不差。
一个邪恶的计划得逞了，一些无辜的生命在瞬间寂灭了，一切都将面目全非，更多的活着的人的生活因此而改变。记忆永远停留在了那罪恶而黑暗的时刻。
(本报记者陈蓝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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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战
□本报记者 陈蓝
当一颗炸弹炸响的时候，恐怖分子往往早已匿迹于人海，或者在某个地方安逸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一个偏避的沙漠深处的小村庄里的一次合谋，能让几千公里之外的大城市遭受打击。反恐是正义和邪恶的对峙，是一场理性和非理性的对抗。它是一场战争而更难于战争，想打赢这场战争，就要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在内的综合性力量，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智慧和毅力。我们不能忘记天山脚下为反恐作出巨大牺牲的人们，正是他们的牺牲和努力，我们才能过上平静的日子。
昆仑山追逃
1992年2月5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爆炸案告破于1500公里远的喀什。当案件侦破势如破竹时，主要的犯罪嫌疑人已经逃跑，准备从昆仑山口逃向国外。
等新疆警方追捕队伍赶到昆仑山下，嫌犯已经在昆仑山炸山封路之前逃上了昆仑山。怎么办？所有的山路全部已经被堵死了，海拔5000多米，车上不去，人也上不去。直升飞机！乘坐直升机将侦查人员空运到昆仑山！
8月的昆仑山正是积雪融化的季节，恐怖分子也寸步难行。突然山洪暴发让他们的向导和骆驼被洪水冲走，只好掉头下山，此时正好和追捕的公安民警撞个正着。
荒凉的昆仑山上，突然出现了7个人，侦查员全部都警觉了起来。弯曲的山路仅容一车行驶，侦查员一脚刹车将车停在一个人前面，挡住了去路。
突然到来的警察让7个人愣住了，他们本能地举起手由警察搜身。一个人的口袋里先搜出了一支手枪，再一搜是只军用手榴弹，又搜出一支手枪，突然，“咕咚” 一声，一名恐怖分子将警察压倒在地。一边是壁立的高山，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河水，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搏斗意味着体能的超强消耗和力不从心。
一名警员二话没说“哗”地打出一梭子子弹。枪声使暴行稍有迟疑，就是这个机会，骚乱被镇了下去。
这场战斗当场击毙犯罪分子2名、活捉5名。1992年“2·5”爆炸案主要罪犯全部落入法网。对于新疆警方来说，这仅仅是开始。
缉枪行动
缉枪行动的成功，不仅仅瓦解了许许多多酝酿中的阴谋，更重要的是让新疆警方在反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掌握了制敌的主动权，扭转了跟着恐怖事件转的被动局面。
1998年4月6日，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一辆从哈萨克斯坦入境的外籍货运车上，查出苏制军用手枪、冲锋枪、各种口径的子弹等武器。警方随即发出了抓捕偷运武器案的重要疑犯的通缉令。
一名境外暴力恐怖分子落网后交待：斋月刚过从2月份至4月份通过运茶叶偷运过一次武器，4月份后又用送羊毛等方式运进过武器。
巨大的危险显露了出来，究竟有多少枪被秘密运送了进来，现在这些武器在什么地方？恐怖分子在拥有了先进的武器的时候，正准备着怎样的阴谋？必须把所有的武器都挖出来！
在这次深挖恐怖分子和其隐藏的枪支的战斗中，公安和武警战士和恐怖分子发生多次激烈的枪战。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民警龙飞、孔永强、刑警支队民警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是在缉枪战斗中牺牲的。
1998年4月19日晚，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一中队一分队队长龙飞受命随防暴队紧急出动，前往围捕“4·6”武器偷运案的暴力恐怖分子。
那一天一直在下雨。恐怖分子缩在一所农村的土房子里。20日凌晨，龙飞率先翻墙入院，逼近暴徒藏身的房间。就在龙飞破门而入的一刹那，龟缩房内的暴徒开枪了。对射中，龙飞在击伤对方的同时，也被暴徒射出的子弹击中了颈部。
黑暗中，后面的战友知道有人倒下了，但不知倒下的是谁。直到最后清点人的时候才知道是龙飞倒下了。
两个月后，1998年6月26日凌晨，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再一次受命出击，对偷运武器案的暴力恐怖分子藏匿窝点进行统一搜捕。这次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袭，打掉了对方的指挥体系，粉碎了对方企图于6月30日在伊犁地区进行恐怖爆炸的计划。但在搜捕过程中，参战民警遭遇恐怖分子的持枪顽抗，战斗中，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一中队二分队队长孔永强和伊犁地区公安局刑警支队民警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壮烈牺牲。
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牺牲后，他的姐姐发现了弟弟的一本日记，日记上写着：“现在我就要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为维护人民的利益。我是一名警察，我热爱这个职业。”
这是他的最后一篇日记。
伊宁城为反恐英雄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那天，伊宁小城泪雨纷飞，万人空巷。
龙飞、孔永强、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生前是好朋友。烈士身后，人们将龙飞和孔永强合葬在一起，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按照伊斯兰风俗葬在伊斯兰墓地里，但他们都回到了大地的怀抱，都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与阴谋赛跑
敌人在暗处筹划着行动，缔结着巨大的网络。警方在幽冥之中凭借蛛丝马迹捕捉着敌人的行踪，反恐的最高境界，是能够将恐怖阴谋消灭在策划阶段，将其组织瓦解在萌动状态，这是一场智谋的角斗。
1998年年底，警方获知一个叫库来西的人在和田活动，酝酿着一场阴谋。但是警方并不知道这个库来西长什么样，是什么地方的人，正在进行什么阴谋。
在一次行动中，一枚自制手雷炸响，这让新疆警方大吃一惊，他们意识到库来西的步伐加快了。这是第一枚在新疆炸响的自制手雷，它的威力已经相当于军用手雷，这比之前的恐怖分子使用的爆炸装置大大地进了一步。
警方焦急万分，库来西却杳无音信。此时更严重的情况出现了：在一次路口的例行检查中，查出509枚手雷，这些手雷是准备偷运到和田去的。警方迅速作出判断，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恐怖阴谋，并且这个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
风雨欲来，黑云压城。
接着，在抓捕库来西团伙另一头目的时候，再一次发现手枪和手雷。
一枚枚手雷，一支支枪，一个个的恐怖分子，向着阴谋迅跑的脚步声仿佛在耳。当一次发现2000枚手雷时，警方感觉到最后的时候到了，敌人就要行动了。
新疆自治区党委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决定在和田开展一场打击库来西团伙的专项斗争。从此，和田的“打库”，不再是警方一家力量，而是调动了全新疆、全和田的力量。
8月25日和田警方逮捕了库来西团伙的2名联络员，找到了库来西的行踪。库来西就藏匿于和田地区外宾馆出纳米娜瓦家中。9月4日凌晨，和田警方包围了库来西藏身之地，库来西劫持米娜瓦之子为人质，为确保人质安全，我公安民警果断将库来西当场击毙，战斗中和田公安民警吐尔逊·托乎提光荣牺牲。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争，库来西集团完全破获后，人们才发现，这是一个纠集了数百名恐怖分子的巨大团伙，这些恐怖分子不仅来自于新疆各个地区，还有大量境外派遣的国际恐怖分子。他们自制了数千枚手雷，100多支枪，经营了10多处恐怖训练点和51处制枪窝点。
在艰难而持久的十多年打击之后，在国际恐怖活动给世界带来更大不安定的时候，新疆反而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和平的时候。只有战斗在反恐第一线的人才最为深切地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得来的是多么地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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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展望
□本报记者 史哲 郭力 □实习生 黄鸣
恐怖主义之所以世界共诛之，是因为一切恐怖主义都有违人类的文明与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疆的反恐就不再是新疆的事，也不仅是中国的事，而是世界反恐的一部分
“东突”的四个中心、两个通道
许多人可能至今仍对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乌鲁木齐的公共汽车炸弹事件记忆犹新。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告诉记者：“当时大家都比较紧张。不敢坐公共汽车，上车都比较小心，如果看到哪个手提包没有主人的话，就会小心、警惕。”
不过，那时却很少有人知道，在新疆，中国与恐怖主义的战斗已经开始。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时期。1999年，在国庆50周年之后的两个月，渐成气候的“东突”分裂组织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确立了暴力夺权的方针，并计划实施恐怖战等。
这绝不是说说而已，“东突”分裂组织很早就融入了国际恐怖主义的“主渠道”。还在“东突”的伊斯坦布尔会议之前，一些组织就已经有计划地借助国际资金走私武器，派遣成员在阿富汗、车臣、克什米尔等地参加实战锻炼———俄罗斯军队和美国军队都分别在车臣、阿富汗抓获过“东突”成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研究员介绍说，“9·11”之后，“基地组织”与塔利班开始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中亚大规模建立训练营地，大量“东突”人员在其中接受了培训。
其中，最为激进的当属在阿富汗组建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在塔利班的阵营内，甚至有一个由“东伊运”组成的“中国营”，全部由来自新疆的约320名恐怖分子组成。2001年2月，本·拉丹恐怖势力与塔利班高层人物在坎大哈又商谈训练“东突”恐怖分子的事宜，决定拨巨款帮助训练 “东突”恐怖分子。
据《新疆反恐十年成果展览》资料统计，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东突”分裂势力在新疆实施暴力恐怖案件250多起，造成 600多人伤亡。在本世纪初中国建立地区性反恐机制之前，中国曾独立抗击恐怖主义近10年。2001年9月11日，当纽约世贸中心轰然倒塌之时，中国境内基本上已无“东突”势力有组织的活动了。
据新疆公安机关新闻发言人在1月8日介绍，“东伊运”派遣骨干分子入境，纠集一伙暴力恐怖分子潜入中国帕米尔高原山区，建立恐怖活动训练营地，进行恐怖训练活动。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年一份名为《“东突”恐怖势力罪责难逃》的文件显示，中国境内外的“东突”分裂组织有50多个，40多个主要在境外活动。
反恐专家李伟告诉本报记者，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这些组织基本形成了4个活动中心：中亚、土耳其、美国与德国。
中亚的东突组织大约有11个，其中有4个直接从事暴力恐怖活动；有约20个在土耳其活动，其中3个训练恐怖分子，组织武装，向中国境内偷运武器；还有3 个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处的山区活动，分别从事策反和接应外逃人员，偷运武器，进行政治、宗教渗透；而“东突”的政治组织主要集中在德国。
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组织，其训练营地目前主要集中在中亚和巴基斯坦、阿富汗边界地区。巴阿边界一向是国际恐怖主义的老巢，过去就曾有大批“东突”人员在这里接受培训，今天，它的这一功能毫无退化。
而此次被新疆公安机关捣毁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位于帕米尔高原山区，正靠近中国西部与中亚国家接壤的边境。
暴力后的两手：渗透与依靠西方
随着“东突”的暴力行动在中国屡遭挫败，一些不甘心失败的极端分子开始把目标对准了海外中国人，并制造了一系列血案。
2000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青年联盟”主席尼合买提·波萨科夫因拒绝与恐怖组织“东突解放组织”合作，被该组织成员枪杀在家门口。
2002年5月，境外“维吾尔解放组织”成员，为筹集资金，绑架了一新疆商人，勒索10万美金，并杀害了该商人的侄子，之后又纵火焚烧了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行凶后，恐怖分子潜逃至哈萨克斯坦，并于同年9月在阿拉木图市杀害了两名哈萨克斯坦警察。
2003年3月，“东伊运”武装分子袭击了一辆来往于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间的国际班车，恐怖分子杀害了全部21名乘客，其中中国公民18人(包括15名维吾尔族同胞)。
……
不过，大多数“东突”组织选择了其他方式，例如派遣骨干分子入境，加强对境内“东突”势力的扶持和领导。他们立足中亚这一前沿阵地，对新疆进行思想渗透；设立专门出版机构，编篡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通过各种渠道不断输入新疆；设立专门电台，使用民族语言对新疆广播，大肆进行“心战”宣传；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表公开信，叫嚷新疆独立，寻求国际敌对势力支持；拉拢、收买、策反大陆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圣、留学人员，进行情报搜集、勾联和颠覆活动等等。
在暴力的声势日渐衰微之时，“东突”的政治声浪却逐渐高涨起来。
2004年4月中旬，以“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为首，纠合了一小撮“东突”分子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
依靠西方，更成为“东突”的救命稻草。2004年9月，在美国，“东突流亡政府”宣告成立。澳大利亚的“东突协会”主席艾哈迈德·埃根贝尔迪自封为总统，任命“东突民族自由中心”艾尼瓦尔·玉素甫为总理。
在这个“流亡政府”的成立声明中，艾尼瓦尔·玉素甫称：“……成百上千万的东突厥斯坦人却深知和热爱美国……我们向美国寻求帮助。”
中亚地区“东突”分裂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就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
“既是政治分裂组织，又是军事恐怖组织”
“‘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不久之前刚刚完成了‘换届选举’。”李伟介绍说。
他所指的新当选者，为首的名叫热比娅·卡德尔。她曾是新疆女首富，前全国政协委员，因贩毒被判刑后保外就医，现在被“东突”的大部分分支组织供奉为“维吾尔之母”，2006年9月，她被瑞典议会议员埃诺克松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新疆区委副书记努尔·白克力评价说，所谓“维吾尔之母”“是对一个民族的污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也表示，提名“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然而，这其中体现的“东突”恐怖势力的新动向，或许更值得关注。诚如香港媒体评论所言，在经历了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共同打击之后，流亡国外的所有“东突”势力正热切希望借热比娅的名字重整力量，图谋反击。
“境外‘东突’的各股力量之间，其实并不统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研究员说。
“‘流亡政府’、‘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等组织，为使自己的路线适应当地的政治气候，力图在公开的主张上和恐怖主义保持距离。”许涛说，“而其他的一些非主流的‘东突’武装，为了显示存在，就必须采取更具冲击力的、激进的手段。”
2005年，新疆解放50周年庆典前，“东伊运”突然发布了一段录像，扬言“要血战到底”。录像中，蒙面的发言人、作为背景的“东突”的“国旗”、举枪宣誓，这些“完全模仿‘基地组织’的宣传形式，这在‘东突’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许涛说。
但是，“从‘东突’的各个派别的实际行动上看，他们其实是在搞‘两手策略’。”李伟说，“他们的政治组织和武装组织表面上各走各路，实际上相互呼应。”
尽管“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总是说，他们“一贯主张用和平手段争取新疆独立”，但是他也始终没有否认“武装抗争”的可能性。
事实上，就在“世维会”新一届班底当选不久，“东伊运”的武装人员就潜入中国境内，重新建立训练营。在李伟看来，这个时间上的配合“也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刚刚在西班牙制造了机场爆炸事件的恐怖组织‘埃塔’，本身就有政治活动。主张北爱尔兰独立的新芬党，和制造了众多恐怖事件的‘爱尔兰共和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李伟说。
“‘东突’的政治分裂组织、军事恐怖组织，同样是一脉相承。”李伟说。
国际合作帮助捣毁恐怖训练基地
“东突”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国际分裂运动的色彩，但是打击“东突”势力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并非朝夕之功。
南开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高永久教授在其研究中指出：中亚国家在一方面同中俄合作维护该地区稳定的长期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来换取其经济援助的短期利益。
不过，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国家利益的考虑，“相关国家的共同认识还是越来越明确：地区安全，仅靠一国努力是很难实现的。”许涛说。
这种认识的结果之一，就是“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6月通过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海公约》。
而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将“加强国际合作”提到了中国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原则”高度上。
“具体的合作机制，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主要就是职能部门之间的情报交换、共享。”许涛介绍说。
据了解，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互设在他国大使馆的安全代表的重要职责，就是定期交换关于地区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的情报。
而设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的“地区反恐中心”则是情报协调的另一个主要的平台。
“最好的反恐手段是预警，因为一旦恐怖事件发生了，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许涛说，“而预警就要依靠情报。”
“此次中国能够及时获知‘东伊运’重建训练营，得益于国际合作。”李伟分析。
但与此同时，国家间的情报交流也面临着现实的困难。“毕竟不同的国家在利益定位上总是有差别的。”许涛说，“而且不同的国情下，对‘东突’的看法也有不同，对情报重要性的判断也不一样。”
无论如何，国际反恐合作正在全方位铺开。在司法合作的领域，“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重点打击的毒品犯罪和非法移民，也和反“东突”的成败息息相关，因为毒品已经成为中亚地区“东突”组织的重要经济来源，而恐怖分子也常常是通过非法移民的手段逃避各国追查，出入设在别国的训练营的。
如果从1990年代前期“东突”的主要组织正式建立算起，中国对这一恐怖势力的打击，已持续17年。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告诉记者，“我们发挥了传统政治优势，通过发动群众、巩固基层组织建设，遏止住了分裂势力的活动势头。”“只要组织坚强起来，虽然地广人稀，他们(恐怖分子)一旦出来，就落进农牧民的汪洋大海。只要他们有动作，我们就能知道。我们不像美军在伊拉克那么盲目。”
“中国的反恐政策，和美国的不一样。”李伟说，“在阿富汗战争以后，美国的反恐越来越多地着力于恐怖主义以外的利益上。而中国反恐的着眼点相对纯粹，而且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中，比较好地遵守了‘和平共处’的原则。”
“但是，‘东突’势力已经从事了许多恐怖活动，而且还会继续活动下去。”李伟说，“它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现实的恐怖主义威胁。”“他们只是极少部分人。因为是极少部分，所以他们才需要用恐怖袭击来放大他们的所谓诉求。”
2003年底“东伊运”首领艾山·买合苏木在巴基斯坦被击毙之后，国内曾经有乐观的看法，认为这个曾经在国内制造多起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的组织已经被打散。但是这一次重新破获这个组织的训练营，“提醒我们要对其活动能力重新评估。”李伟说。
“地方公安机关还在追捕，案子还没有完。”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告诉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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