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hk.on.cc/hk/bkn/cnt/commentary/20170807/bkn-20170807003618621-0807_00832_001.html
土耳其外交部長恰武什奧盧日前訪華，正式決定將疆獨組織「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東伊運）列入恐怖組織名單。這是土耳其對華政策的一個重大改變，也是中土雙邊關係發展的重大進展。處於內憂外患的土耳其，終於向中國作出妥協。
東伊運是疆獨恐怖勢力中最具危害性的恐怖組織之一，其宗旨是通過恐怖手段在新疆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國」。過去二十多年，該組織在中國境內製造了上百宗襲擊，造成巨大的傷亡，包括在北京奧運期間該組織成員駕車輾斃邊防武警，以及製造駕車衝擊天安門事件。
東伊運被美歐等西方國家定性為恐怖組織，但土耳其卻長期拒絕。土國總統埃爾多安具有濃厚的奧斯曼土耳其情結，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夠恢復大土耳其榮光，因此將新疆的維吾爾族人視作「同宗兄弟」，對疆獨組織更是公開保護。二○○九年烏魯木齊駭人聽聞的七五事件爆發之後，全球只有土耳其政府站出來力挺製造屠殺的疆獨恐怖分子，指摘中國恢復秩序的措施為「鎮壓」。
更讓中國政府憤怒的是，土耳其政府駐東南亞各國的使館協助維吾爾族人偷渡到土國。過去五、六年間，不少維吾爾族人南下雲南、廣西一帶偷渡出境，進入緬甸、泰國、馬來西亞，從土國駐當地外交官手中獲得土耳其護照飛往伊斯坦布爾。二○一四年在雲南昆明火車站製造大屠殺的疆獨分子，就是因為出境被阻，就地搞「聖戰」。
土耳其之所以庇護疆獨勢力，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進一步壯大土族人口，與爭取獨立的庫爾德人進行「硬撼」；二是利用這些人為炮灰，為拓展奧斯曼土耳其的勢力範圍打前鋒。但埃爾多安沒有想到的是，過去幾年圍繞敍利亞戰局，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東伊運成為阿蓋德以及伊斯蘭國極端武裝的分支機構，變成窮兇極惡的國際恐怖主義勢力。
更重要的是，東伊運對曾經豢養它的土耳其政府反戈一擊，認為埃爾多安與俄羅斯、伊朗站在一起，背叛了穆斯林遜尼派。在今年初伊斯坦布爾發生的多宗爆炸襲擊案，便是由東伊運組織一手操辦，埃爾多安養虎不成反遭虎噬。
目前，土耳其處於風雨飄搖之際，內有居倫組織的叛亂、庫爾德工人黨的獨立運動、東伊運組織的暴亂；外有敍利亞戰爭的影響，捲入卡塔爾與沙特、阿聯酋等的內訌，以及歐盟難民危機。從某種意義上說，土耳其是國際環境最惡劣的國家之一，在這個敏感時刻，埃爾多安急需中國的幫助，因此用打擊東伊運作為見面禮，也是合情合理，但中國必須提防土耳其反覆無常。
星期日, 8月 06, 2017
星期一, 4月 04, 2016
维吾尔在土耳其、叙利亚、阿富汗地区的反中国武装势力
作者：水谷尚子
译者：侍建宇、苏燕翎
来源: 自由时报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975853
时间：2016-04-04 18:10:01
導讀：中國最凶猛的敵人—海外維吾爾武裝派系評析
作者：侍建宇（台灣中亞學會秘書長，現任教於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
備受爭議的中國《反恐法》已公布實施，儘管西方各國紛表關切，認為可能導致對各種公民自由的進一步限縮，但北京當局力排眾議，公安部反恐局長安衛星更明確指出，中國反恐主要針對「東突勢力」，亦即媒體所謂的「疆獨份子」，或企圖將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或獨立的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
強調以武裝行動推翻中國統治的維吾爾勢力，過去二十年來主要盤踞在中亞地區、阿富汗、土耳其與敘利亞，大致可分為四股派系：
一、已經式微的「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
該組織是一九九○年代末期在中亞最活躍的組織，受到蘇聯解體啟發，企圖透過武裝暴動在新疆建立世俗民族國家。但隨著中國在中亞的影響力擴張，「上海合作組織」（SCO）成立後，遭哈薩克與吉爾吉斯政府合力圍剿，被迫轉進土耳其或歐洲，併入「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世維會），甚至成為骨幹，改以和平自決方式訴求新疆未來命運。
二、組織總部設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東突教育互助協會」
該組織以伊斯蘭宗教號召，規模擴張極為快速，並將土耳其維吾爾青年送往敘利亞接受軍事訓練，希望將來以武力手段打回新疆，建立「東突伊斯蘭國」。
該組織發起人亞甫泉因嫌隙而與隸屬阿富汗「開打」組織的「東突伊斯蘭黨」分裂，流亡至土耳其。中國官方一直稱呼「東突伊斯蘭黨」為「東突伊斯蘭運動」，但亞甫泉親口表示此乃誤植，因為北京當局可能不清楚這些組織間的關係，就把不同組織集體稱為「東突斯坦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
三、遷徙到敘利亞的「突厥伊斯蘭黨」
該組織其實就是阿富汗反恐戰爭時期的「東突伊斯蘭黨」，由於開打首腦賓拉丹遇刺，阿富汗開打勢力敗退，突厥伊斯蘭黨部分成員流竄加入敘利亞開打分支，成立「勝利陣線」（努斯拉陣線），人數超過兩千，成為敘利亞反政府軍的一支。一旦敘利亞內戰平息，有實戰經驗的突厥伊斯蘭黨很可能回流新疆，造成動盪。
四、伊斯蘭國的維吾爾外國戰士
投奔「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從官方的數百人，到民間的數千人之眾，就連多少人戰死沙場，也眾說紛紜。他們素質良莠不齊，相關資訊混亂，可以確定的是他們都受到「遷徙聖戰」感召，為建立跨界伊斯蘭國而努力，與東突伊斯蘭黨及突厥伊斯蘭黨格格不入。
由於東突伊斯蘭黨與開打結盟，中國成功將「東伊運」列入聯合國認定的恐怖組織，這也是後來中國長期都以「東伊運」做為維吾爾武裝勢力統稱的背景。儘管這些武裝組織都戮力在新疆建立東突國，但其政治理念仍有頗大差異：有世俗與宗教之分、立即反攻與養精蓄銳之別、宗教理想與民族主義何者為先之爭。
水谷尚子是日本當前研究海外維吾爾民族運動最重要的學者，我將她詳述維吾爾武裝勢力支派源流與發展現況的專論〈ウイグル人の反中レジスタンス勢力とトルコ、シリア、アフガニスタン（維吾爾在土耳其、敘利亞、阿富汗地區的反中國武裝勢力）〉譯為中文，並導讀引介，以饗台灣讀者。
頗多維吾爾人反抗中共統治，為求獨立建國，加入叙利亞的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al-Nusra)」，接受軍事訓練，進行游擊戰。這篇文章不僅描述海外維吾爾人武裝組織自從1990年代以來的變遷，並結合在土耳其的實地調查，討論最新發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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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吾爾在土耳其、叙利亞、阿富汗地區的反中國武裝勢力
原著：水谷尚子
譯者：侍建宇、蘇燕翎
頗多維吾爾人反抗中共統治，為求獨立建國，加入叙利亞的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al-Nusra)，接受軍事訓練，進行游擊戰。這篇文章不僅描述海外維吾爾人武裝組織自從1990年代以來的變遷，並結合在土耳其的實地調查，討論最新發展狀況。
前言
根據2015年1月21日《環球時報》報道，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與馬來西亞內政部長扎希德提及﹕「300多名中國人以馬來西亞作為中轉站，前往第三國，再進入敘利亞或者伊拉克參加伊斯蘭國。」 《環球時報》隸屬中共宣傳喉舌人民日報社，新聞論述口徑充滿民族主義情緒。孟宏偉說的「中國人」，就是原籍新疆的維吾爾人。維吾爾人屬於突厥族，大多為穆斯林，他們的居住地新疆在18世紀後期被大清帝國吞併。維吾爾人的語言、文化及宗教均不同於中國主體漢族，也因此，維吾爾人的認同混淆，難以融入中國社會，近年不斷爆發反政府行動。另外也由於近年中國政府不輕易向維吾爾人發放護照，他們於是不惜鋌而走險，經由與中國接壤的東南亞國家，向外偷渡，逐漸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重要威脅。
就像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說的，的確是有維吾爾族人經由馬來西亞進入伊斯蘭國 ，但是情況更為複雜。
從中國外逃維吾爾人，大多並不想進入伊斯蘭國，而是希望在土耳其定居。對突厥族系的維吾爾人來講，語言和宗教習慣，都跟土耳其人相似；土耳其人也認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附近就是突厥族的發源地，所以也同情，並實際接收許多外逃的維吾爾人。安卡拉Hacettepe大學的維吾爾族教授艾克林(Erkin Ekrem)稱「在土耳其，約有三萬維吾爾族人。」這個統計數字與10年前相比，數目大概急增兩萬。
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300名維吾爾人加入伊斯蘭國」的說法，其實不是真實數據，應該是暗示伊斯蘭國正培養大量「維吾爾人成為國家分裂主義者、恐怖分子」，操弄國際社會的認知印象。事實上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相對並不多，大部分維吾爾聖戰士都加入勝利陣線和自由敘利亞軍，站在與伊斯蘭國敵對的陣營。土耳其政府也在南部邊境拘捕或監禁那些嘗試潛入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但是中國官方並沒有提及這樣的發展態勢。
我長年觀察並多次到訪土耳其維吾爾社群，訪問維吾爾伊斯蘭宗教領導者，並調查前往勝利陣線及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以及以政治獨立為目標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後文簡稱東伊黨)、「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後文簡稱突伊黨)」各種勢力，親眼目睹他們實際情況。
一、進入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
2015年2月26日，我在facebook上發現一名自稱活躍於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他用維吾爾語表達個人見解，但帖文很快被刪除。我的助理幫忙翻譯內容，概括出他們當時發展的情況，引文大致如下﹕
「 突伊黨所在的位置，並不屬於伊斯蘭國控制地區。突伊黨的沙姆分支(叙利亞分支)，以及其他地區的分支，理應盡快承認伊斯蘭國。…..相對民族主義，我們更重視伊斯蘭主義，並推崇哈里發制度，最後伊斯蘭國的聖戰士會解放東突厥斯坦。」
從這個自稱「伊斯蘭國維吾爾聖戰士」的帖文可以得知︰① 維吾爾反中武裝組織「突伊黨」(由東伊黨衍生的組織，容後再述)跟伊斯蘭國關係對立。② 突伊黨的大突厥民族主義與伊斯蘭國鼓吹建立的伊斯蘭遜民派哈里發制度，是兩種矛盾的思想。③ 信仰伊斯蘭的海外維吾爾人在土耳其大致形成四種勢力；突伊黨、東伊黨、要求與突伊黨保持距離的人(他們反對在叙利亞進行軍事訓練)、以及伊斯蘭國的支持者。
伊斯蘭國前身原是極端伊斯蘭「蓋達組織」的伊拉克分支，他們曾綁架殺害前往伊拉克旅行的日本青年香田證生。頭目扎卡維於2006年美軍空襲中喪生，其後宣稱巴格達迪為哈里發，並改名為「伊拉克伊斯蘭國」重新活躍。本來只是中東一個地區組織，近年卻能迅速吸引維吾爾人與其他各國穆斯林年輕人，最主要的原因是伊斯蘭國提出「恢復哈里發制度，讓伊斯蘭遜尼派國際化」。他們強調遜尼派較其他教派優越，需要打破現有國家及國民的界線，重新建立哈里發統治下的新世界。這個制度從類比的角度來說，非常百年前蘇聯提出的共產主義下的平等、團結，年輕人嚮往而進入蘇聯，就像現在穆斯林青年相繼加入伊斯蘭國。
甚麼樣的維吾爾人會加入伊斯蘭國﹖
《環球時報》2015年2月5日報道﹕「過去6個月內，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先後處決120名外籍戰鬥人員，多數是試圖逃離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作戰成員，其中包括3名來自中國的『東突』成員。」根據伊拉克北部庫爾德安全官員向《環球時報》透漏，「3人當中有1名年輕人，來到土耳其不久，便潛入叙利亞加入伊斯蘭國。但對當地現實感到失望，想逃回土耳其讀大學。沒想到他的利比亞戰友立即向上級報告，於是他就被逮捕審判並槍決。另2名中國籍武裝成員是2014年12月底在伊拉克境內與其他來自6個國家的11名成員被集體斬首，罪名是叛國」。
土耳其定居的維吾爾人阿布都拉阿濟茲(Abdulaziz)講述前往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特質。「正如《環球時報》報道，許多青年事前並不瞭解，隨便就加入伊斯蘭國，然後對現實又感到失望，又逃離不了。但是，我認為中國現在實行的『內地新疆初中．高中班 (新疆班，維吾爾人稱之為內地班)』制度存有弊端，也促使維吾爾青年外逃加入伊斯蘭國。」
中國政府由2000年推動「內地新疆班」，針對母語不是漢語的維吾爾中學學生，離開新疆，選拔送往其他內地省份受教育，徹底熟悉漢語學習環境，以便將來進入大學後，不會有語言障礙。當然，維吾爾人不習慣漢人社會，身分認同也不清楚，中共也可以利用這個新疆班制度，讓他們自然改變身分認同。阿布都拉阿濟茲說明﹕「過去維吾爾人總是在家悄悄口頭傳述自己的民族史，例如他們曾經如何抵抗中國、反抗運動怎樣被中國政府打壓。但是小孩正值青春期就離開父母，長期在遠方求學，便失去了學習維吾爾歷史知識的機會。新疆以外的中國省份的網絡限制相對不嚴，年輕學生很容易接觸伊斯蘭激進分子的網站，也很容易被鼓動而被極端思想影響。他們沒有在新疆參與反政府活動，也沒有任何入獄經驗，但能夠講流利的漢語，較一般新疆境內維吾爾人容易取得護照。於是借前往海外留學為名，出國後很多直接加入伊斯蘭國。他們也不會去接觸其他海外流亡團體，海外維吾爾流亡團體也沒辦法掌握伊斯蘭國維吾爾青年的情況。」
在「內地新疆班」制度下，也有知道自己是少數民族身份的維吾爾青年，在漢人社會感受到不平等對待，但身邊又沒有可以傾訴心事的朋友，生活孤獨不安，只好逃進網絡社交媒體的世界，很類似那些歐洲伊斯蘭青年加入伊斯蘭國的處境。2015年3月23日美國ABC新聞報道，印尼警方於2014年9月蘇拉威西島波索拘捕了4名維吾爾人，他們從網絡聯繫支持伊斯蘭國的印尼極端組織「東印尼神聖戰士(MIT)」。從報道刊登的照片來看，他們看似十分年輕。
維吾爾人在伊斯蘭國內佔有甚麼位置？
2015年1月26日，在美軍的空襲幫忙下，庫爾德部隊成功從伊斯蘭國手上奪回叙利亞北部，接近土耳其的主要居住地科巴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維吾爾人社群流傳，在這場戰鬥中，率領伊斯蘭國的是維吾爾部隊。伊斯蘭國部隊的隊長名叫努爾敦(Norden Demorra)，大概40多歲，妻子及3個孩子住在伊斯坦堡，據傳在戰役中被庫爾德部隊捕獲拘禁。這個消息是努爾敦的下屬打電話給他的妻子才得知，隊長後來的命運生死未卜。
阿布都拉阿濟茲表示，「在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一直作為實戰中的先鋒『子彈』戰鬥，努爾敦大概是在戰爭中陣亡，卻報道為被拘禁。」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部隊其實與其他參與敘利亞內戰的維吾爾人可能互相殘殺，因為他們已經在叙利亞北部接近土耳其邊境對壘，也就是直接衝擊自由叙利亞軍、勝利陣線的維吾爾人部隊和訓練基地。
二、甚麼是「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伊黨)？
不同於伊斯蘭國的維吾爾青年，在自由敘利亞軍和勝利陣線接受戰鬥訓練的維吾爾人，他們經由突伊黨、東伊黨的關係管道，有計劃有組織地將送入敘利亞，規模應該比伊斯蘭國維吾爾人多。
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華春瑩在2015年2月13日舉行例行記者會時表示，「中國有一些恐怖勢力加緊與國際恐怖勢力勾連，不斷派員試圖通過非法管道赴敘利亞、伊拉克等戰亂地區參訓參戰，圖謀累積更多實戰經驗。」華春瑩的發言明顯就是指責中國恐怖勢力與突伊黨、舊有的東伊黨敘利亞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之間的聯繫。
在討論突伊黨是甚麼的問題之前，首先要介紹它的前身，東伊黨歷史。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是巴仁鄉事件的主謀則丁·玉素甫於1989年11月成立的組織名稱。「巴仁鄉事件」是1990年4月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克陶縣巴仁鄉發生的大型武裝暴亂。為了鎮壓事件，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民兵集體出動，政府和暴亂分子雙方都傷亡慘重，則丁·玉素甫(死時26歲)亦在暴亂中被擊斃。
這個事件為日後中共對統治新疆、海外維吾爾流亡組織帶來多方面影響。例如發生巴仁鄉事件後，海外維吾爾人於1992年在土耳其成立並舉行「東突厥斯坦民族代表會議」，也為日後成立「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簡稱世維會)」奠下基礎。
1990年代隨着蘇聯解體，中亞地區的突厥系各個民族紛紛獨立成為不同的民族國家。維吾爾人也渴望獨立，以巴仁鄉事件作起始，發起了許多反政府的暴動。然而全部都被中國當局鎮壓，其中在1997年2月的「伊寧事件」，傷亡數字更較巴仁鄉事件多。
1997年底，則丁·玉素甫的朋友艾山·買合蘇木、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伊司馬義一行三人偷渡到阿富汗的喀布爾，向塔利班的大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請求，希望可以收容維吾爾人。根據他們與阿富汗塔利班的協議，食宿、耕地及軍事訓練均由塔利班免費提供。在巴基斯坦宗教學校的維吾爾留學生，以及哈薩克斯坦的維吾爾商人，一起總共120人，首先在巴基斯坦集合，之後前往阿富汗的軍事訓練基地，接受訓練。三人為紀念則丁·玉素甫，將新的組織依舊命名為「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
艾山等人，並不是因政治逃亡而離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而是將阿富汗及巴基斯坦進行軍事訓練被視為「遷徙聖戰(Hijra)」。聚集起來的維吾爾人也宣稱自己成為聖戰士。所謂「遷徙聖戰(Hijra)」原來是指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因伊斯蘭教受到迫害，從麥加遷移到麥地那，進行的長征運動。
遷徙聖戰的傳統在20世紀前期也曾經發生。1933年穆罕默德·伊敏在喀什與和田地區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但不足半年就失敗，伊敏等人逃亡到印度領土克什米爾及阿富汗的邊境地帶。他們就曾經以旁遮普邦山地作軍事訓練的據點。
艾山等人寄居在阿富汗塔利班陣營期間，也有來自奧薩瑪·賓拉登率領的蓋達與埃及聖戰組織的阿拉伯人，維吾爾人開始交融接觸中東聖戰士。針對2001年911恐攻事件，美軍對喀布爾展開空襲前，許多維吾爾人已經在阿富汗接受軍事訓練。
美軍發動反恐戰爭後，空襲重挫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維吾爾聖戰上轉移到巴基斯坦的瓦濟里斯坦避難，打算重整組織之際，2003年10月艾山在巴基斯坦軍方空襲中死亡。在此之前，伊司馬義更被烏茲別克斯坦當局拘禁，強制遣返中國，2005年11月被判死刑。最初與阿富汗塔利班達成合作協議的3人，唯一生存的只有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
艾山與亞甫泉均來自喀什英吉沙縣，亞甫泉於1958年出生，艾山則比他小四歲。2人一起進入伊斯蘭宗教學校學經，1990年至1996年，他們同時入獄。他們兩人因為如何經營組織的相關議題產生爭執，亞甫泉最後選擇離開，並經由沙烏地阿拉伯、叙利亞、埃及進入土耳其，現在伊斯坦堡教維吾爾年輕一代讀誦古蘭經。
三、1990年代海外武裝組織的特徵—「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簡稱東突解)」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伊黨)
從1997年伊犁事件，到2001年911後反恐戰爭的這段期間，中亞地區主要存在兩個維吾爾人的武裝組織。第一個是艾山帶領的東伊黨，另一個是買買提明創建的東突解。買買提名出生在新疆和闐地區卡拉克什縣。而實際負責指揮東突解行動的是一個名叫阿布利米提 (Ablimit Tursun)的人。東突解的形成肇因於1997年的伊犁事件，他們曾經在哈薩克斯坦山區與克什米爾設有軍事訓練基地。
這兩個團體都強調武力反抗中共統治，在1990年代末期，東突解稍占優勢，受群眾支持的程度相近。起初兩個組織曾經互相合作，但是後來因為對聖戰的看法不同，出現嫌隙。買買提明原本在新疆的工作是一個劇本創作編輯，算是一個知識分子，通曉俄羅斯語、漢語。他的想法很理性，就是要建立一個政教分離的民主國家。他認為那些因為對抗中共統治而喪生的人，不能被等同於參加聖戰而犧牲的烈士。但是東伊黨的艾山卻堅持努力去建立一個以伊斯蘭法統治的國家，因此兩個組織開始不合對立。2007年我在伊斯坦堡訪問買買提明，他說「把人分成伊斯蘭教徒與異教徒，然後以宗教之名向異教徒發動戰爭，是不應該的。」
很多人想要促成這兩個組織繼續合作，但是都不成功。之前提到的亞甫泉，他則認為:「無論是建立一個民主國家，或是一個伊斯蘭國家，這都不是問題的核心。重點是這個國家必須是我們自己創建的，這個國家可以是民主國家、伊斯蘭國家、甚至是共產國家。這個國家必須是維吾爾人自己握有主權，甚至連國旗的樣式都不重要。」
這兩個組織的活動經費都是由中亞維吾爾商人所提供，但是那些商人大多不是自願捐助，而是被威脅勒索才不得不掏錢贊助，也因此引起不少反感。東突解在1998年走私偷運武器回新疆時，在中國與哈薩克斯坦邊境，也就是在伊犁地區交界處被查緝發現。而負責運送的嫌犯立即被逮捕投獄，後來組織逐漸瓦解凋零。這兩個組織勒索的金援有一大部分來自吉爾吉斯坦首都比什凱克的一個市場，但是那個市場在2000年一場大火全毀。於是金源消失，這也是組織衰敗的原因之一。
中國對中亞地區維吾爾武裝組織的活動非常關切，在2001年，便與中亞各國組建「上海合作組織」，目的就是要防阻維吾爾人在中亞地區進行軍事訓練，同時也斷絕新疆維吾爾人經由中亞向歐洲的偷渡路線，一旦發現違法偷渡者，立即遣返中國。從此之後，維吾爾人經由中亞的外逃路線斷絕，改由向東南亞逃亡。
2003年艾山死後，東伊黨的首領就由一個1990年代曾經與艾山合作過的軍人阿布都拉哈克(Abdulhaq)接任，在巴基斯坦的瓦濟里斯坦，繼續帶領約100個維吾爾人軍隊。2001年美國發動反恐戰，使得很多人被迫離開中亞這個地區。那些原來計畫與中共進行武裝鬥爭的維吾爾穆斯林也開始遷出這個地區，前往土耳其。
在2002年，東伊黨內部開始有呼聲要改名，討論是否應該改稱「突厥伊斯蘭黨(簡稱突伊黨)」。土耳其的極右突厥民族政治派系宣稱意圖一統歐亞大陸上的突厥族國家，復興鄂圖曼帝國過去的榮景，這樣的大突厥思想呼應維吾爾獨立運動，造成他們往土耳其搬遷的另一個原因。歐洲歷史學家將沙俄版圖下的中亞稱作「西突厥斯坦」，而大清帝國領土下的中亞地區則稱作「東突厥斯坦」。但是土耳其民眾並不熟悉「東突厥斯坦」這個名稱的典故，他們很容易就將這個名稱聯想成「土耳其東部」，誤以為是東部庫德族聚居區。甚至以為東突運動是庫德族獨立運動，產生誤會。所以，後來改名成為突伊黨，英文簡稱TIP(Turkistan Islamic Party)。突伊黨的上下層級並不嚴謹，組織結構也不完整，只是一個寬鬆的認同標籤。突伊黨在敘利亞沙姆分支(al-Sham)，也有阿富汗分支，可是在土耳其並不設有分支，所以並沒有給土耳其政府帶來是否認可這個組織的麻煩。
2008年滯留在中亞地區的一名成員，名叫賽夫拉(Seyfullah)，他公開在網路上宣稱將破壞北京奧運活動。這個人在巴基斯坦2012年被美國無人飛機炸死。從此之後，留在中亞地區的突伊黨規模縮小，但是最近幾年由於從中國外逃的人員增加，這個地區的突伊黨成員似乎又有復活的傾向。
四、「突厥伊斯蘭黨」(簡稱突伊黨)與敘利亞勝利陣線
東伊黨與突伊黨都有成員在敘利亞參與軍事行動與訓練。他們都突經土耳其，然後前往敘利亞，而他們參與活動形式分成兩種；一種人員是前往敘利亞參與軍訓，然後就離開。另一種人員則直接參戰，加入反抗軍與阿薩德政權的政府軍進行戰鬪。
在伊斯坦堡的Zeytinburnu區，我訪問過十幾個維吾爾人，他們都曾經參與，或現在想要前往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進行軍訓。他們的想法紀錄如下
「去哪個軍事訓練基地，參與哪個組織，所需要的費用與條件都不同。我們在2014年夏天，事前繳交仲介費用，5個月的訓練大約需要5百美元，然後整裝前往受訓。」
「經過土耳其南部Hatay地區，土耳其手機電波還可以接收到的地方，雙方用土國手機取得聯繫，然後跨境，由境外接待人員帶領，偷渡前往敘利亞。在軍事訓練基地，可以見到來自沙烏地阿拉伯與卡達的食品與日用品，上面寫著阿拉伯文，相信基地與這些國家都有某種聯繫。15-20人被編成一個小隊，進行軍訓。每天早上5點起床，隨即開始大約1小時的長跑訓練，然後再開始做祈禱早課。每週還會有1-2日在身上野外訓練求生技巧。也會在半夜緊急集合，然後開始急行軍，進行演習訓練。在軍事演習時，禁止使用行動電話，平常使用多為俄羅斯製的AK-47，除此之外，也見過M-16、M-4步槍，各種來自美國、埃及與中國製的武器。每天大約有4小時訓練使用武器，拆解、保養、射擊。每一餐飯都是自己烹煮。由於訓練疲累，每晚都很早就寢。訓練教官是維吾爾人，也有阿拉伯人用阿拉伯語教唱古蘭經。」
「我們在敘利亞與阿拉伯人對話時，由敘利亞當地少數民族的土庫曼人協助翻譯。土庫曼人的母語是突厥語，也通曉阿拉伯語，大致上溝通沒有問題。」
「在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的訓練基地，有來自各國志願參戰的戰士，訓練編組基本以國籍、語言進行編組區分，維吾爾人不會與其他國家人士混編。訓練設施與住宿也是分開，各組人員不准四處走動，更不允許、也不會與其他受訓戰士發生衝突。」
為什麼要離開中國，參加軍訓戰鬪，原因其實很多。有個維吾爾青年描述，他的情人在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失蹤、也有人說漢族移民來到後農地被徵收而無法繼續務農為生、也有人說留鬍子去私辦講經學校就被政府當成伊斯蘭激進分子無故逮捕、更有人因為收留政治犯的親戚而被警察監禁。他們感覺在政治與經濟生活上都受到中國政府壓迫，受到欺負，所以要進行遷徙聖戰(hijrah)，將來總會打回故鄉。他們認為依靠外國或聯合國去解決東突問題是不可能的。軍事訓練的目的就是要培養自己的實戰抵抗能力，為了光復家鄉「殉教」。
我問這些維吾爾青年，他們對「中國政府認為在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是激進分子、恐怖份子」有甚麼看法，他們評論說「把我們標籤成恐怖份子只有兩種可能，那就是他們一方面無視於我們受的壓迫，另一種可能就是他們就是壓迫我們的人。我們反抗，但是我們不是恐怖份子，更不是甚麼宗教激進分子。我們都不拒絕跟你這個披著頭髮、穿著牛仔褲的異教徒女性談話，怎麼會是激進宗教恐怖份子?
但是庫特布(Sayyid Qutb)所寫的那本書《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目標》，這本書強調穆斯林要站出來、要為聖戰而不惜殉教。很多維吾爾青年就是讀過這本書，然後開始聯繫海外伊斯蘭組織，決定離開中國。這本書的作者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領袖人物，被東突教育互助協會下的附屬單位：Sutuk Bugrahan基金會，翻譯並出版成維吾爾語，也在新疆秘密的流傳。
突伊黨也曾經出版埃及聖戰團思想家阿布都拉阿濟茲(AbdulKadir Bin Abdulaziz)的阿拉伯語著作《符合伊斯蘭法的聖戰》，該書的維吾爾語翻譯版在2011年以「伊斯蘭之聲-宣傳中心」名義出版，強調不放棄用暴力破壞進行聖戰。自費出版時包裝厚實精美，印書費用應該非常昂貴，書籍並沒有取得ISBN(國際標準書號)。這本書的譯者其實就是東伊黨的首領，艾山死後的第三代領袖，曾經藏身於瓦濟斯坦的阿布都拉哈克(Abdulhaq)。埃及的原著者與東伊黨領袖都在阿富汗附近活動過，他們很可能相熟認識。很明顯翻譯這本書目的就是充實與中共武裝鬥爭的理論思想，然後影響維吾爾青年加入聖戰。
在2014年12月3日，在敘利亞不知名的某處地點，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30多歲的易普拉辛曼蘇爾(Ibrahim Mansour)接受土耳其一名叫艾爾多安記者的訪問，影片也上載到youtube。影片中，這個突伊黨的領袖說「我們的組織在2012年就開始派遣人員來到敘利亞」，「為了要打倒阿薩德政權，持續聖戰」。勝利陣線組建於2012年，當時突伊黨就參與其中。
勝利陣線是一個名叫阿布穆罕默德·阿者藍尼(Abu Mohammad al-Julani，後文簡稱阿布)創建。他是敘利亞人，原本隸屬於蓋達組織的伊拉克分支，由於敘利亞內戰爆發，他返國創建勝利陣線。剛開始敘利亞群眾礙於蓋達組織的惡名，多有嫌棄。但是相對於自由敘利亞軍所表現的貪婪腐敗，軍紀敗壞，勝利陣線卻以平價提供居民食物與日用品，軍風嚴謹，逐漸群眾取得信任擁戴。當伊斯蘭國得知這樣的發展情勢，開始宣稱勝利陣線來自伊拉克分支，系出同源，並在2013年片面宣稱合併。勝利陣線也因此分裂，有些人移往伊斯蘭國，剩下的另一批人則堅守陣地，繼續接受阿布的領導。伊斯蘭國固然得到很多外國戰士的支持，但是也有很多維吾爾人選擇留在敘利亞的勝利陣線，繼續與阿薩德政權戰鬥。由於伊斯蘭國的作風太過殘忍激進，2014年蓋達組織正式宣稱與伊斯蘭國斷絕關係。
有些居住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很反對加入勝利陣線與伊斯蘭國的作法。他們有人去過敘利亞做過生意，很瞭解當地人的過去與生活習慣。過去在敘利亞，穆斯林、基督徒、東正教徒可以混居生活，不同教徒間的關係非常良好。所以這些維吾爾人反對撒拉菲教派的極端聖戰主張，認為前往敘利亞參戰沒有好處。而且維吾爾人在家鄉也與其他民族在一起生活，他們認為不應該介入那些爭論。
突伊黨認為應該以伊斯蘭宗教立國，可是居住在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對於是否應該以伊斯蘭教作為國教的問題，並沒有一致的看法。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他認為「維吾爾人接受軍訓，就是要讓他們在面對敵人時，能夠冷靜應對。軍訓的最終目的是要準備回到東突厥斯坦發動聖戰」。如果要對抗中共政權，大部分的維吾爾人都應該具備一定程度的軍事知識。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對土耳其有一些期待，他說「土耳其歷史過去實踐哈里發制度，照顧很多穆斯林，我很期待土耳其人民能支持我們的聖戰。希望他們能提供武器，和我們並肩對抗殘酷的中共政權，趕走那些侵略者。穆斯林相互幫忙扶助是一種義務，土耳其人民在民俗宗教方面跟我們相仿，是我們的兄弟，希望他們能全力支持我們。」
在土耳其中部的開色利城(Kayserie)，設有東突文化與互助協會，領導者是薩伊特(Seyit Tumturk)，他認為維吾爾聖戰士對土耳其政府與人民提出這樣無理的要求，實在令人驚恐。他說「那些從中國拼命外逃的每家維吾爾人，他們目的是為追求安定的生活，希望最後能被土耳其政府與社會所接受。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 3000多名維吾爾人順利取得土耳其國籍。突伊黨的說法其實對外逃維吾爾人有非常不好的影響。」
五、「東突厥斯坦文化與互助協會」的和平路線
土耳其中部，開色利城郊東北部的機場附近，有一個維吾爾人聚居社區，大家都叫那個地方「突厥村」。1960年代，從中國大約有300名維吾爾人，經由阿富汗，在土耳其的援助下，被安置到這個地方。自從形成這個維吾爾人的村落，後來逃到土耳其的維吾爾都會先被安置到這裡，然後再慢慢尋求其他出路。
1990年代的外逃維吾爾人大多穿過新疆邊境，經過中亞地區，前往土耳其。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後，中亞國家開始遣返那些非法穿越國界的維吾爾人，這條路線變得不安全，也就斷掉。後來新興的外逃路線是經由東南亞，再前往最終目的土耳其。維吾爾人開始經由雲南、廣西壯族自治區，他們買通當地漢族蛇頭與警察，尋求指引，向外逃亡。那些決心外逃的維吾爾人會賣掉所有家產，隨身攜帶大量現金進行逃亡，也因此常常有人在逃亡途中引起蛇頭與警察的覬覦，被騙光家財。但是別無他法，想要外逃就必須擔此風險。
開色利城的維吾爾人社群在1960年代成立「東突厥斯坦文化與互助協會」，一直對外逃維吾爾人進行安置照護的工作。現在這個組織的會長薩伊特，他是土耳其維吾爾的第二代，他的父親在1961年從新疆莎車來到土耳其開色利。薩伊特說「自從2009年烏魯木齊事件發生後，大約有7000名維吾爾人逃到土耳其。」我於是追問「這個是土耳其官方認可發布的數字?」薩伊特回答說「土耳其政府為求避免刺激中國政府，不會公開真實統計數字。這個數字是從安置照護的外逃者數目，進一步估算出來的。」薩伊特憤怒地說「這樣的情況很奇怪，我也不希望大量維吾爾人離開祖國，外逃到土耳其。無論貧富賤貴、知識分子、還是販夫走卒，大家都外逃。新疆生活沒有自由，人們活不下去，中國政府應該負全責。」
東突文化與互助協會剛開始設有一些簡陋宿舍，房間內有上下床舖，暫時免費提供外逃者安身，然後思索出路。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之前，安置的床位算是充裕，但是之後數年就不敷使用。於是建請開色利市政府幫忙應對，面對激增的外逃維吾爾人，於是位於城市西北方原來要拆除的十棟警察公寓就暫借當成收容所，可以容納大約1000人。但是房舍還是不夠，有時需要兩個家庭合住一個公寓。2015年2月在那裏也開辦學校，教土耳其語與可蘭經，也為小朋友開辦維吾爾語課程。
薩伊特也擔任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副主席，他與當地土耳其政府保持良好關係，也顯示出他的政治手腕，調和當地政府與不同的非政府宗教組織的關係，不要互相制肘，有助於救濟外逃維吾爾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要的活動在美國華盛頓，在歐洲與日本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在土耳其並沒有設立辦事處，當地人知道的並不多。
六、世界上最大的維吾爾伊斯蘭宗教組織--「東突厥斯坦教育互助協會」(簡稱東突教協)與維吾爾媒體
東突教協座落在伊斯坦堡市中心，電車Capa車站附近，目前在中東地區與土耳其的支持者急遽增加，協會活動頻繁。如果從支持率與志工參與程度來論，這個協會可說是最大規模的海外維吾爾人組織。
2001年美國空襲阿富汗時，一些在巴基斯坦、中亞與中東地區的維吾爾宗教學生，大約共有100多人，宣稱「返回中國便被視為恐怖份子」為由，遷入土耳其。2006年這群宗教學生成立東突教協，而協會的主要領導成員對於伊斯蘭教義都造詣頗深。協會會長習代耶(Hidayet Oguzhan)在巴基斯坦拉合爾旁遮普大學(University of the Punjab, Lahore-Pakistan) 完成伊斯蘭碩士課程。協會的監察長阿布利金汗(Ablikimhan Mafsum)曾經在埃及開羅大學攻讀伊斯蘭哲學。協會的財源則為支持者贊助，職員有25人，並有其他兼職與志願工作者多人。
協會的宗旨在促進團結，調和各個不同立場的維吾爾穆斯林，無論是溫和派、激進派、理論派、抑或是武鬥派，都能集合到一起。幫助初來土耳其的維吾爾人適應環境，申請居留權與國籍，並團結眾人向中共抗議施壓。每個週末都會請學者與資深記者前來演講座談，並在協會總部與各地支部教導小朋友學習母語史事，同時出版發行維吾爾語、以及歷史教科書。也在伊斯坦堡三個維吾爾人聚集較多的區域，開設學齡前，適合4-6歲兒童的幼稚園。
1950-60年代逃到土耳其的維吾爾老一代曾經反對東突教協會的成立。反對最力的就是貝金(Riza Bekin)。中共佔領新疆時，貝金逃出，後來也曾加入土耳其軍隊，立有戰功。他認為新一代維吾爾人已經習慣土耳其世俗化的社會，現在高喊以伊斯蘭宗教來團結他們，成立這樣的組織其實是危險的。
東突教協主席習代耶出身於喀什的一個從商富裕家庭，通曉維吾爾語、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巫獨語、旁遮普語、波斯語與英語。中國《環球時報》在2013年8月1日曾批評東突教協支持恐怖主義，並派遣一些人前往敘利亞進行軍訓。我曾經詢問東突教協主席怎麼看待這個批評，他回答說「我可以肯定地說，協會沒有做那樣的事情。維吾爾人很單純善良，但是也比較無知。如果想要得到他國的支持，就只能聽命於那些政府與勢力。的確有一些維吾爾人透過網路，也受到一些阿拉伯人的影響，前往伊斯蘭國，不再以故鄉為第一優先進行考量，本末倒置。」
東突教協花費很大工夫在經營網路電視台，就是「獨立者電視台」(istiqlaltv)，以及「斯達電視台」(sadatv)。目的就是要透過穆斯林宗教身份，來探討維吾爾的問題。2007年開始播放，現在也設有一個設備齊全的攝影棚。獨立者電視台節目的內容多為探討民族、伊斯蘭教義問題的講座，而斯達電視台則著重提供文娛節目，兩者節目內容有所區隔。獨立者電視台向全世界維吾爾人傳授伊斯蘭教義，在網路上提供影片，同時也有文章與報導資料可以閱讀。
獨立者電視台與網站的第一任台長出身和闐，名叫阿布都瓦歷斯(Abduwalis Abduhalik)，曾經在葉門留學，通曉阿拉伯語。現在的台長是阿布都拉哈特(Abdulahat Er)，來自喀什，2015年曾經對他進行訪問，當時35歲。他曾經在巴基斯坦伊斯蘭馬巴德的國際大學攻讀伊斯蘭教法與電腦科學，他通曉維吾爾語、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巫獨語、英語。他也在自由亞洲電台的伊斯坦堡分站負責研究工作。外表沒有蓄鬚，穿西服，說話頗為沉穩的一個男人。
在土耳其有一個中國資助的FM電台，名叫方向廣播電台(Yon Radyo)，每天早午晚各播放一次，每次持續一個半小時，是由土耳其的極左政治團體所營運。在2009年7月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開播，以土耳其語與維吾爾語進行廣播，針對的是當地土耳其與維吾爾聽眾，節目中頗多政治宣傳，討論像是「如何讓維吾爾人在中國幸福生活」這樣的問題，有時也會播放中文講座。獨立者網路電視台的網站主要以維吾爾語、阿拉伯語撰寫，英語與漢語的資料很少。台長阿布都拉哈特也說「只用維吾爾語、阿拉伯語播放內容，不能期待有多大的影響。要讓世界更多人知道維吾爾的問題，就需要用英語與漢語來傳播，可是問題是我們電台網站的資金與人力都不足。」
七、恐怖分子、還是政治難民? – 泰國的維吾爾難民
2014年3月8日一架由馬來西亞吉隆坡飛往中國北京的馬航飛機失蹤。開始大規模搜尋飛機墜落的殘骸，同時也因此在東南亞山區發現大批從中國偷渡外逃的維吾爾人。他們由中國南部邊境偷渡，經由泰國、馬來西亞，逃往土耳其。
大約有400的維吾爾人非法入境泰國而被拘禁超過一年。其中婦孺173人，在2015年6月30日被送往土耳其伊斯坦堡。而其他超過15歲的成年男性，則不准離開。這些婦孺到達土耳其後，暫時被安置在開色利城。
這些外逃維吾爾人被長期拘留有幾個原因。
一個住在伊斯坦堡，自稱東突厥斯坦流亡政府副主席，名叫艾爾金(Erkin Aziz)的人，他在泰國向那些難民派發象徵伊斯蘭國的黑旗，並建議他們貼在被拘留的住所，於是引起泰國政府的注意。東南亞原來就有信仰伊斯蘭教的羅興亞族難民問題，大家對於相關問題非常敏感。艾爾金在當年3月，也曾經在土耳其勸說維吾爾人加入伊斯蘭國，被土耳其警察拘捕進行訊問調查。
土耳其接收那些難民的一週後，大約是7月8日，當時還被泰國政府拘禁的109名維吾爾男人，以及19名女人，都被遣返回中國。當時中國公安部把那些遣返的維吾爾人都稱作恐怖份子，讓他們穿著背有編號的囚服，戴著頭套，在飛機上，每兩名警察分坐兩旁，押解一名遣返者。他們被粗暴地壓解下飛機，透過電視向世界各地傳播。
7月12日泰國政府又釋放8名婦孺前往土耳其。我得知後，立即著手安排，在他們抵達土耳其的當天就進行訪談。內容如下：
「我先看到土耳其迎接170名維吾爾人，之後又看到100多名維吾爾人被遣返中國，所以當警察告訴我要送往土耳其，真的很令人難以相信。當維吾爾人被遣返中國時，泰國警察說『那個A先生會跟你們一起走，A先生是一名照顧我們的維吾爾男人。他已經跟泰國女人結婚，住在曼谷很長一段時間。』這些話其實是騙我們，要我們安心，所以當時他們才離開拘留住所。後來發現很可能我們也要被遣返中國時，怕被騙，『我們下定決心不走，除非土耳其的外交官來接我們』。後來他們真的讓土耳其外交官來住所，我們才放心一起走。那些被遣返到中國的維吾爾人，現場有人打電話告訴我們，女人被要求現場脫衣換上囚服，而有些男人當場也嘗試反抗。但是，之後他們的電話就被沒收無法接通了。」
就像中國政府發布的消息一樣，那些從泰國遣返的維吾爾人，真的是「恐怖分子」嗎?在遣返之後兩個月，也就是2015年9月，我在伊斯坦堡見到一個男人，他說「我的兒子與媳婦都被遣返」。那個人就是東突教協的監察長阿布利金汗，他說「我的兒子與反政府運動毫無關係，可是我的兒子被視為恐怖份子，被遣返回中國。」他繼續說：「我在1990年代開始參加反政府運動，被遣返的兒子是在我坐牢時出生的。中國政府當時為求傷害我，不讓那個兒子跟我的姓名註冊戶籍。所以小孩是『黑戶』，沒有戶籍，所以當然也沒辦法申請護照，只能徒步越過邊境。我出獄後不久就逃離中國，只跟那個孩子一起生活過3個月。因為沒有戶籍，沒辦法上學。也因此他就變成一個文盲。兒子娶了媳婦，生了兩個小孩(各為1歲、2歲)，7月時兩個小孩托給其他人帶來土耳其，現在由我照顧養育他們。我連媳婦都沒見過，兒子與媳婦現在因我的緣故受到遣返，真是令人悲痛。我現在已經有土耳其的國籍，如果他們能來，應該也能很快辦理，取得土耳其國籍。」
結語
曾經參加東伊黨，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參加軍訓與實地戰爭經驗的維吾爾人，他們是屬於40-60歲那個世代。現在前往敘利亞接受軍訓的維吾爾人則多為20-30歲的年輕人。經歷過阿富汗戰爭的那一代常常說「在1990年代，對抗中共統治的反抗運動就是襲擊彈藥庫，可是搶到武器後卻不會操作，所以總要懂得一些基本軍事知識。」這個想法現在就落實在現在新一代的年輕人身上。
911事件後，中國利用美國進行全球反恐戰爭，在2003年第一次發布維吾爾恐怖份子名單，其中也列有東伊黨的首領，也就是前文提過的亞甫泉。對於「新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講法，他總是嘲笑批評。亞甫泉說「中國說我們是國家分裂分子，可是我們的故鄉/國家原本就不屬於中共，我們才是一直住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我們要拿回我們的失地，這有甚麼不對，正義站在我們這一邊。」「『東突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在2002年被美國認定成恐怖組織，可是實際上沒有東伊運這個組織，我們是東伊黨，但不是恐怖組織，是革命組織。」突伊黨與土耳其極右勢力，他們的理想是建立泛突厥斯坦。另外還有一些支持伊斯蘭國哈里發制度的維吾爾人，亞甫泉與他們都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亞甫泉總是強調「我們的真正敵人是中共。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一個突伊黨的領袖，名叫努爾買買提(Nur Memet)，人們常叫他「小賽福拉Seyifullah」， 他在2015年8月6日收到兒子戰死的消息。9月我見到他時，他的手機背景畫面就是他兒子的相片，他跟我說「就算犧牲，也不能放棄聖戰的路」。在敘利亞的這支維吾爾部隊，在2015年9月再次幫助反抗軍，從阿薩德政府軍手中奪回伊得力甫(Idlib)的機場。10月時，也跟隨反抗軍一直遭受俄羅斯戰機轟炸。11月因為俄羅斯空襲，當地維吾爾武裝部隊超過30人「殉教」。透過網路影像公開的影像，可以發現突厥伊斯蘭黨在戰爭中死亡的人數的確不少。
隨著越來越多維吾爾人參與戰爭，死亡人數也逐漸攀高，他們在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可是同時在伊斯坦堡維吾爾社群中也傳出不同的意見，「在敘利亞犧牲不值得。在敘利亞可以接受軍訓，要殉教一定要回去中國」。所以維吾爾社群對突伊黨最近的宣傳影片也有很多不同意見。例如影片中出現過一個小女孩持槍戰鬥的畫面，也有一個影片宣傳有一個維吾爾外逃家庭，因為不習慣土耳其生活，又找不到工作，全家搬遷到敘利亞。又例如，因為2015年泰國遣返維吾爾人回中國，因此暫居開色利的「維吾爾難民」超過百人不告而別，也潛入敘利亞。這些偷渡進入敘利亞的行動都需要付錢給勝利陣線才能進行。有信奉基督宗教的敘利亞村落居民，為求躲避戰火而逃離，而這些從中國外逃的維吾爾家庭就憑空直接佔據當地的村落，逕行定居，也不與當地居民來往。而這些新遷入的維吾爾家庭，他們的行為其實在敘利亞當地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亞甫泉的老一代東突伊斯蘭黨，以及新一代擁有實戰經驗的新一代，他們的影響力與重要性都不斷急遽增加。未來有一天敘利亞內戰結束，維吾爾聖戰士應該也已經磨練成精銳的游擊隊。尚不可知他們會否回中國發起軍事行動。中國地理上離敘利亞與土耳其很遙遠。而且要那些外逃的維吾爾人再回到中國，也不是一件單純容易的事。他們要對中國發動攻擊需要甚麼樣的意識形態信念來支持，又用甚麼樣的軍事理論來推動，也不清楚。就算發動對中國的戰爭，行動與理論如何結合，變得可行，現在的突伊黨應該還是沒有答案。
译者：侍建宇、苏燕翎
来源: 自由时报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975853
时间：2016-04-04 18:10:01
導讀：中國最凶猛的敵人—海外維吾爾武裝派系評析
作者：侍建宇（台灣中亞學會秘書長，現任教於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
備受爭議的中國《反恐法》已公布實施，儘管西方各國紛表關切，認為可能導致對各種公民自由的進一步限縮，但北京當局力排眾議，公安部反恐局長安衛星更明確指出，中國反恐主要針對「東突勢力」，亦即媒體所謂的「疆獨份子」，或企圖將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或獨立的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
強調以武裝行動推翻中國統治的維吾爾勢力，過去二十年來主要盤踞在中亞地區、阿富汗、土耳其與敘利亞，大致可分為四股派系：
一、已經式微的「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
該組織是一九九○年代末期在中亞最活躍的組織，受到蘇聯解體啟發，企圖透過武裝暴動在新疆建立世俗民族國家。但隨著中國在中亞的影響力擴張，「上海合作組織」（SCO）成立後，遭哈薩克與吉爾吉斯政府合力圍剿，被迫轉進土耳其或歐洲，併入「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世維會），甚至成為骨幹，改以和平自決方式訴求新疆未來命運。
二、組織總部設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東突教育互助協會」
該組織以伊斯蘭宗教號召，規模擴張極為快速，並將土耳其維吾爾青年送往敘利亞接受軍事訓練，希望將來以武力手段打回新疆，建立「東突伊斯蘭國」。
該組織發起人亞甫泉因嫌隙而與隸屬阿富汗「開打」組織的「東突伊斯蘭黨」分裂，流亡至土耳其。中國官方一直稱呼「東突伊斯蘭黨」為「東突伊斯蘭運動」，但亞甫泉親口表示此乃誤植，因為北京當局可能不清楚這些組織間的關係，就把不同組織集體稱為「東突斯坦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
三、遷徙到敘利亞的「突厥伊斯蘭黨」
該組織其實就是阿富汗反恐戰爭時期的「東突伊斯蘭黨」，由於開打首腦賓拉丹遇刺，阿富汗開打勢力敗退，突厥伊斯蘭黨部分成員流竄加入敘利亞開打分支，成立「勝利陣線」（努斯拉陣線），人數超過兩千，成為敘利亞反政府軍的一支。一旦敘利亞內戰平息，有實戰經驗的突厥伊斯蘭黨很可能回流新疆，造成動盪。
四、伊斯蘭國的維吾爾外國戰士
投奔「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從官方的數百人，到民間的數千人之眾，就連多少人戰死沙場，也眾說紛紜。他們素質良莠不齊，相關資訊混亂，可以確定的是他們都受到「遷徙聖戰」感召，為建立跨界伊斯蘭國而努力，與東突伊斯蘭黨及突厥伊斯蘭黨格格不入。
由於東突伊斯蘭黨與開打結盟，中國成功將「東伊運」列入聯合國認定的恐怖組織，這也是後來中國長期都以「東伊運」做為維吾爾武裝勢力統稱的背景。儘管這些武裝組織都戮力在新疆建立東突國，但其政治理念仍有頗大差異：有世俗與宗教之分、立即反攻與養精蓄銳之別、宗教理想與民族主義何者為先之爭。
水谷尚子是日本當前研究海外維吾爾民族運動最重要的學者，我將她詳述維吾爾武裝勢力支派源流與發展現況的專論〈ウイグル人の反中レジスタンス勢力とトルコ、シリア、アフガニスタン（維吾爾在土耳其、敘利亞、阿富汗地區的反中國武裝勢力）〉譯為中文，並導讀引介，以饗台灣讀者。
頗多維吾爾人反抗中共統治，為求獨立建國，加入叙利亞的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al-Nusra)」，接受軍事訓練，進行游擊戰。這篇文章不僅描述海外維吾爾人武裝組織自從1990年代以來的變遷，並結合在土耳其的實地調查，討論最新發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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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吾爾在土耳其、叙利亞、阿富汗地區的反中國武裝勢力
原著：水谷尚子
譯者：侍建宇、蘇燕翎
頗多維吾爾人反抗中共統治，為求獨立建國，加入叙利亞的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al-Nusra)，接受軍事訓練，進行游擊戰。這篇文章不僅描述海外維吾爾人武裝組織自從1990年代以來的變遷，並結合在土耳其的實地調查，討論最新發展狀況。
前言
根據2015年1月21日《環球時報》報道，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與馬來西亞內政部長扎希德提及﹕「300多名中國人以馬來西亞作為中轉站，前往第三國，再進入敘利亞或者伊拉克參加伊斯蘭國。」 《環球時報》隸屬中共宣傳喉舌人民日報社，新聞論述口徑充滿民族主義情緒。孟宏偉說的「中國人」，就是原籍新疆的維吾爾人。維吾爾人屬於突厥族，大多為穆斯林，他們的居住地新疆在18世紀後期被大清帝國吞併。維吾爾人的語言、文化及宗教均不同於中國主體漢族，也因此，維吾爾人的認同混淆，難以融入中國社會，近年不斷爆發反政府行動。另外也由於近年中國政府不輕易向維吾爾人發放護照，他們於是不惜鋌而走險，經由與中國接壤的東南亞國家，向外偷渡，逐漸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重要威脅。
就像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說的，的確是有維吾爾族人經由馬來西亞進入伊斯蘭國 ，但是情況更為複雜。
從中國外逃維吾爾人，大多並不想進入伊斯蘭國，而是希望在土耳其定居。對突厥族系的維吾爾人來講，語言和宗教習慣，都跟土耳其人相似；土耳其人也認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附近就是突厥族的發源地，所以也同情，並實際接收許多外逃的維吾爾人。安卡拉Hacettepe大學的維吾爾族教授艾克林(Erkin Ekrem)稱「在土耳其，約有三萬維吾爾族人。」這個統計數字與10年前相比，數目大概急增兩萬。
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300名維吾爾人加入伊斯蘭國」的說法，其實不是真實數據，應該是暗示伊斯蘭國正培養大量「維吾爾人成為國家分裂主義者、恐怖分子」，操弄國際社會的認知印象。事實上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相對並不多，大部分維吾爾聖戰士都加入勝利陣線和自由敘利亞軍，站在與伊斯蘭國敵對的陣營。土耳其政府也在南部邊境拘捕或監禁那些嘗試潛入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但是中國官方並沒有提及這樣的發展態勢。
我長年觀察並多次到訪土耳其維吾爾社群，訪問維吾爾伊斯蘭宗教領導者，並調查前往勝利陣線及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以及以政治獨立為目標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後文簡稱東伊黨)、「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後文簡稱突伊黨)」各種勢力，親眼目睹他們實際情況。
一、進入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
2015年2月26日，我在facebook上發現一名自稱活躍於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他用維吾爾語表達個人見解，但帖文很快被刪除。我的助理幫忙翻譯內容，概括出他們當時發展的情況，引文大致如下﹕
「 突伊黨所在的位置，並不屬於伊斯蘭國控制地區。突伊黨的沙姆分支(叙利亞分支)，以及其他地區的分支，理應盡快承認伊斯蘭國。…..相對民族主義，我們更重視伊斯蘭主義，並推崇哈里發制度，最後伊斯蘭國的聖戰士會解放東突厥斯坦。」
從這個自稱「伊斯蘭國維吾爾聖戰士」的帖文可以得知︰① 維吾爾反中武裝組織「突伊黨」(由東伊黨衍生的組織，容後再述)跟伊斯蘭國關係對立。② 突伊黨的大突厥民族主義與伊斯蘭國鼓吹建立的伊斯蘭遜民派哈里發制度，是兩種矛盾的思想。③ 信仰伊斯蘭的海外維吾爾人在土耳其大致形成四種勢力；突伊黨、東伊黨、要求與突伊黨保持距離的人(他們反對在叙利亞進行軍事訓練)、以及伊斯蘭國的支持者。
伊斯蘭國前身原是極端伊斯蘭「蓋達組織」的伊拉克分支，他們曾綁架殺害前往伊拉克旅行的日本青年香田證生。頭目扎卡維於2006年美軍空襲中喪生，其後宣稱巴格達迪為哈里發，並改名為「伊拉克伊斯蘭國」重新活躍。本來只是中東一個地區組織，近年卻能迅速吸引維吾爾人與其他各國穆斯林年輕人，最主要的原因是伊斯蘭國提出「恢復哈里發制度，讓伊斯蘭遜尼派國際化」。他們強調遜尼派較其他教派優越，需要打破現有國家及國民的界線，重新建立哈里發統治下的新世界。這個制度從類比的角度來說，非常百年前蘇聯提出的共產主義下的平等、團結，年輕人嚮往而進入蘇聯，就像現在穆斯林青年相繼加入伊斯蘭國。
甚麼樣的維吾爾人會加入伊斯蘭國﹖
《環球時報》2015年2月5日報道﹕「過去6個月內，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先後處決120名外籍戰鬥人員，多數是試圖逃離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作戰成員，其中包括3名來自中國的『東突』成員。」根據伊拉克北部庫爾德安全官員向《環球時報》透漏，「3人當中有1名年輕人，來到土耳其不久，便潛入叙利亞加入伊斯蘭國。但對當地現實感到失望，想逃回土耳其讀大學。沒想到他的利比亞戰友立即向上級報告，於是他就被逮捕審判並槍決。另2名中國籍武裝成員是2014年12月底在伊拉克境內與其他來自6個國家的11名成員被集體斬首，罪名是叛國」。
土耳其定居的維吾爾人阿布都拉阿濟茲(Abdulaziz)講述前往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特質。「正如《環球時報》報道，許多青年事前並不瞭解，隨便就加入伊斯蘭國，然後對現實又感到失望，又逃離不了。但是，我認為中國現在實行的『內地新疆初中．高中班 (新疆班，維吾爾人稱之為內地班)』制度存有弊端，也促使維吾爾青年外逃加入伊斯蘭國。」
中國政府由2000年推動「內地新疆班」，針對母語不是漢語的維吾爾中學學生，離開新疆，選拔送往其他內地省份受教育，徹底熟悉漢語學習環境，以便將來進入大學後，不會有語言障礙。當然，維吾爾人不習慣漢人社會，身分認同也不清楚，中共也可以利用這個新疆班制度，讓他們自然改變身分認同。阿布都拉阿濟茲說明﹕「過去維吾爾人總是在家悄悄口頭傳述自己的民族史，例如他們曾經如何抵抗中國、反抗運動怎樣被中國政府打壓。但是小孩正值青春期就離開父母，長期在遠方求學，便失去了學習維吾爾歷史知識的機會。新疆以外的中國省份的網絡限制相對不嚴，年輕學生很容易接觸伊斯蘭激進分子的網站，也很容易被鼓動而被極端思想影響。他們沒有在新疆參與反政府活動，也沒有任何入獄經驗，但能夠講流利的漢語，較一般新疆境內維吾爾人容易取得護照。於是借前往海外留學為名，出國後很多直接加入伊斯蘭國。他們也不會去接觸其他海外流亡團體，海外維吾爾流亡團體也沒辦法掌握伊斯蘭國維吾爾青年的情況。」
在「內地新疆班」制度下，也有知道自己是少數民族身份的維吾爾青年，在漢人社會感受到不平等對待，但身邊又沒有可以傾訴心事的朋友，生活孤獨不安，只好逃進網絡社交媒體的世界，很類似那些歐洲伊斯蘭青年加入伊斯蘭國的處境。2015年3月23日美國ABC新聞報道，印尼警方於2014年9月蘇拉威西島波索拘捕了4名維吾爾人，他們從網絡聯繫支持伊斯蘭國的印尼極端組織「東印尼神聖戰士(MIT)」。從報道刊登的照片來看，他們看似十分年輕。
維吾爾人在伊斯蘭國內佔有甚麼位置？
2015年1月26日，在美軍的空襲幫忙下，庫爾德部隊成功從伊斯蘭國手上奪回叙利亞北部，接近土耳其的主要居住地科巴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維吾爾人社群流傳，在這場戰鬥中，率領伊斯蘭國的是維吾爾部隊。伊斯蘭國部隊的隊長名叫努爾敦(Norden Demorra)，大概40多歲，妻子及3個孩子住在伊斯坦堡，據傳在戰役中被庫爾德部隊捕獲拘禁。這個消息是努爾敦的下屬打電話給他的妻子才得知，隊長後來的命運生死未卜。
阿布都拉阿濟茲表示，「在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一直作為實戰中的先鋒『子彈』戰鬥，努爾敦大概是在戰爭中陣亡，卻報道為被拘禁。」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部隊其實與其他參與敘利亞內戰的維吾爾人可能互相殘殺，因為他們已經在叙利亞北部接近土耳其邊境對壘，也就是直接衝擊自由叙利亞軍、勝利陣線的維吾爾人部隊和訓練基地。
二、甚麼是「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伊黨)？
不同於伊斯蘭國的維吾爾青年，在自由敘利亞軍和勝利陣線接受戰鬥訓練的維吾爾人，他們經由突伊黨、東伊黨的關係管道，有計劃有組織地將送入敘利亞，規模應該比伊斯蘭國維吾爾人多。
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華春瑩在2015年2月13日舉行例行記者會時表示，「中國有一些恐怖勢力加緊與國際恐怖勢力勾連，不斷派員試圖通過非法管道赴敘利亞、伊拉克等戰亂地區參訓參戰，圖謀累積更多實戰經驗。」華春瑩的發言明顯就是指責中國恐怖勢力與突伊黨、舊有的東伊黨敘利亞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之間的聯繫。
在討論突伊黨是甚麼的問題之前，首先要介紹它的前身，東伊黨歷史。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是巴仁鄉事件的主謀則丁·玉素甫於1989年11月成立的組織名稱。「巴仁鄉事件」是1990年4月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克陶縣巴仁鄉發生的大型武裝暴亂。為了鎮壓事件，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民兵集體出動，政府和暴亂分子雙方都傷亡慘重，則丁·玉素甫(死時26歲)亦在暴亂中被擊斃。
這個事件為日後中共對統治新疆、海外維吾爾流亡組織帶來多方面影響。例如發生巴仁鄉事件後，海外維吾爾人於1992年在土耳其成立並舉行「東突厥斯坦民族代表會議」，也為日後成立「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簡稱世維會)」奠下基礎。
1990年代隨着蘇聯解體，中亞地區的突厥系各個民族紛紛獨立成為不同的民族國家。維吾爾人也渴望獨立，以巴仁鄉事件作起始，發起了許多反政府的暴動。然而全部都被中國當局鎮壓，其中在1997年2月的「伊寧事件」，傷亡數字更較巴仁鄉事件多。
1997年底，則丁·玉素甫的朋友艾山·買合蘇木、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伊司馬義一行三人偷渡到阿富汗的喀布爾，向塔利班的大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請求，希望可以收容維吾爾人。根據他們與阿富汗塔利班的協議，食宿、耕地及軍事訓練均由塔利班免費提供。在巴基斯坦宗教學校的維吾爾留學生，以及哈薩克斯坦的維吾爾商人，一起總共120人，首先在巴基斯坦集合，之後前往阿富汗的軍事訓練基地，接受訓練。三人為紀念則丁·玉素甫，將新的組織依舊命名為「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
艾山等人，並不是因政治逃亡而離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而是將阿富汗及巴基斯坦進行軍事訓練被視為「遷徙聖戰(Hijra)」。聚集起來的維吾爾人也宣稱自己成為聖戰士。所謂「遷徙聖戰(Hijra)」原來是指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因伊斯蘭教受到迫害，從麥加遷移到麥地那，進行的長征運動。
遷徙聖戰的傳統在20世紀前期也曾經發生。1933年穆罕默德·伊敏在喀什與和田地區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但不足半年就失敗，伊敏等人逃亡到印度領土克什米爾及阿富汗的邊境地帶。他們就曾經以旁遮普邦山地作軍事訓練的據點。
艾山等人寄居在阿富汗塔利班陣營期間，也有來自奧薩瑪·賓拉登率領的蓋達與埃及聖戰組織的阿拉伯人，維吾爾人開始交融接觸中東聖戰士。針對2001年911恐攻事件，美軍對喀布爾展開空襲前，許多維吾爾人已經在阿富汗接受軍事訓練。
美軍發動反恐戰爭後，空襲重挫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維吾爾聖戰上轉移到巴基斯坦的瓦濟里斯坦避難，打算重整組織之際，2003年10月艾山在巴基斯坦軍方空襲中死亡。在此之前，伊司馬義更被烏茲別克斯坦當局拘禁，強制遣返中國，2005年11月被判死刑。最初與阿富汗塔利班達成合作協議的3人，唯一生存的只有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
艾山與亞甫泉均來自喀什英吉沙縣，亞甫泉於1958年出生，艾山則比他小四歲。2人一起進入伊斯蘭宗教學校學經，1990年至1996年，他們同時入獄。他們兩人因為如何經營組織的相關議題產生爭執，亞甫泉最後選擇離開，並經由沙烏地阿拉伯、叙利亞、埃及進入土耳其，現在伊斯坦堡教維吾爾年輕一代讀誦古蘭經。
三、1990年代海外武裝組織的特徵—「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簡稱東突解)」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伊黨)
從1997年伊犁事件，到2001年911後反恐戰爭的這段期間，中亞地區主要存在兩個維吾爾人的武裝組織。第一個是艾山帶領的東伊黨，另一個是買買提明創建的東突解。買買提名出生在新疆和闐地區卡拉克什縣。而實際負責指揮東突解行動的是一個名叫阿布利米提 (Ablimit Tursun)的人。東突解的形成肇因於1997年的伊犁事件，他們曾經在哈薩克斯坦山區與克什米爾設有軍事訓練基地。
這兩個團體都強調武力反抗中共統治，在1990年代末期，東突解稍占優勢，受群眾支持的程度相近。起初兩個組織曾經互相合作，但是後來因為對聖戰的看法不同，出現嫌隙。買買提明原本在新疆的工作是一個劇本創作編輯，算是一個知識分子，通曉俄羅斯語、漢語。他的想法很理性，就是要建立一個政教分離的民主國家。他認為那些因為對抗中共統治而喪生的人，不能被等同於參加聖戰而犧牲的烈士。但是東伊黨的艾山卻堅持努力去建立一個以伊斯蘭法統治的國家，因此兩個組織開始不合對立。2007年我在伊斯坦堡訪問買買提明，他說「把人分成伊斯蘭教徒與異教徒，然後以宗教之名向異教徒發動戰爭，是不應該的。」
很多人想要促成這兩個組織繼續合作，但是都不成功。之前提到的亞甫泉，他則認為:「無論是建立一個民主國家，或是一個伊斯蘭國家，這都不是問題的核心。重點是這個國家必須是我們自己創建的，這個國家可以是民主國家、伊斯蘭國家、甚至是共產國家。這個國家必須是維吾爾人自己握有主權，甚至連國旗的樣式都不重要。」
這兩個組織的活動經費都是由中亞維吾爾商人所提供，但是那些商人大多不是自願捐助，而是被威脅勒索才不得不掏錢贊助，也因此引起不少反感。東突解在1998年走私偷運武器回新疆時，在中國與哈薩克斯坦邊境，也就是在伊犁地區交界處被查緝發現。而負責運送的嫌犯立即被逮捕投獄，後來組織逐漸瓦解凋零。這兩個組織勒索的金援有一大部分來自吉爾吉斯坦首都比什凱克的一個市場，但是那個市場在2000年一場大火全毀。於是金源消失，這也是組織衰敗的原因之一。
中國對中亞地區維吾爾武裝組織的活動非常關切，在2001年，便與中亞各國組建「上海合作組織」，目的就是要防阻維吾爾人在中亞地區進行軍事訓練，同時也斷絕新疆維吾爾人經由中亞向歐洲的偷渡路線，一旦發現違法偷渡者，立即遣返中國。從此之後，維吾爾人經由中亞的外逃路線斷絕，改由向東南亞逃亡。
2003年艾山死後，東伊黨的首領就由一個1990年代曾經與艾山合作過的軍人阿布都拉哈克(Abdulhaq)接任，在巴基斯坦的瓦濟里斯坦，繼續帶領約100個維吾爾人軍隊。2001年美國發動反恐戰，使得很多人被迫離開中亞這個地區。那些原來計畫與中共進行武裝鬥爭的維吾爾穆斯林也開始遷出這個地區，前往土耳其。
在2002年，東伊黨內部開始有呼聲要改名，討論是否應該改稱「突厥伊斯蘭黨(簡稱突伊黨)」。土耳其的極右突厥民族政治派系宣稱意圖一統歐亞大陸上的突厥族國家，復興鄂圖曼帝國過去的榮景，這樣的大突厥思想呼應維吾爾獨立運動，造成他們往土耳其搬遷的另一個原因。歐洲歷史學家將沙俄版圖下的中亞稱作「西突厥斯坦」，而大清帝國領土下的中亞地區則稱作「東突厥斯坦」。但是土耳其民眾並不熟悉「東突厥斯坦」這個名稱的典故，他們很容易就將這個名稱聯想成「土耳其東部」，誤以為是東部庫德族聚居區。甚至以為東突運動是庫德族獨立運動，產生誤會。所以，後來改名成為突伊黨，英文簡稱TIP(Turkistan Islamic Party)。突伊黨的上下層級並不嚴謹，組織結構也不完整，只是一個寬鬆的認同標籤。突伊黨在敘利亞沙姆分支(al-Sham)，也有阿富汗分支，可是在土耳其並不設有分支，所以並沒有給土耳其政府帶來是否認可這個組織的麻煩。
2008年滯留在中亞地區的一名成員，名叫賽夫拉(Seyfullah)，他公開在網路上宣稱將破壞北京奧運活動。這個人在巴基斯坦2012年被美國無人飛機炸死。從此之後，留在中亞地區的突伊黨規模縮小，但是最近幾年由於從中國外逃的人員增加，這個地區的突伊黨成員似乎又有復活的傾向。
四、「突厥伊斯蘭黨」(簡稱突伊黨)與敘利亞勝利陣線
東伊黨與突伊黨都有成員在敘利亞參與軍事行動與訓練。他們都突經土耳其，然後前往敘利亞，而他們參與活動形式分成兩種；一種人員是前往敘利亞參與軍訓，然後就離開。另一種人員則直接參戰，加入反抗軍與阿薩德政權的政府軍進行戰鬪。
在伊斯坦堡的Zeytinburnu區，我訪問過十幾個維吾爾人，他們都曾經參與，或現在想要前往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進行軍訓。他們的想法紀錄如下
「去哪個軍事訓練基地，參與哪個組織，所需要的費用與條件都不同。我們在2014年夏天，事前繳交仲介費用，5個月的訓練大約需要5百美元，然後整裝前往受訓。」
「經過土耳其南部Hatay地區，土耳其手機電波還可以接收到的地方，雙方用土國手機取得聯繫，然後跨境，由境外接待人員帶領，偷渡前往敘利亞。在軍事訓練基地，可以見到來自沙烏地阿拉伯與卡達的食品與日用品，上面寫著阿拉伯文，相信基地與這些國家都有某種聯繫。15-20人被編成一個小隊，進行軍訓。每天早上5點起床，隨即開始大約1小時的長跑訓練，然後再開始做祈禱早課。每週還會有1-2日在身上野外訓練求生技巧。也會在半夜緊急集合，然後開始急行軍，進行演習訓練。在軍事演習時，禁止使用行動電話，平常使用多為俄羅斯製的AK-47，除此之外，也見過M-16、M-4步槍，各種來自美國、埃及與中國製的武器。每天大約有4小時訓練使用武器，拆解、保養、射擊。每一餐飯都是自己烹煮。由於訓練疲累，每晚都很早就寢。訓練教官是維吾爾人，也有阿拉伯人用阿拉伯語教唱古蘭經。」
「我們在敘利亞與阿拉伯人對話時，由敘利亞當地少數民族的土庫曼人協助翻譯。土庫曼人的母語是突厥語，也通曉阿拉伯語，大致上溝通沒有問題。」
「在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的訓練基地，有來自各國志願參戰的戰士，訓練編組基本以國籍、語言進行編組區分，維吾爾人不會與其他國家人士混編。訓練設施與住宿也是分開，各組人員不准四處走動，更不允許、也不會與其他受訓戰士發生衝突。」
為什麼要離開中國，參加軍訓戰鬪，原因其實很多。有個維吾爾青年描述，他的情人在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失蹤、也有人說漢族移民來到後農地被徵收而無法繼續務農為生、也有人說留鬍子去私辦講經學校就被政府當成伊斯蘭激進分子無故逮捕、更有人因為收留政治犯的親戚而被警察監禁。他們感覺在政治與經濟生活上都受到中國政府壓迫，受到欺負，所以要進行遷徙聖戰(hijrah)，將來總會打回故鄉。他們認為依靠外國或聯合國去解決東突問題是不可能的。軍事訓練的目的就是要培養自己的實戰抵抗能力，為了光復家鄉「殉教」。
我問這些維吾爾青年，他們對「中國政府認為在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是激進分子、恐怖份子」有甚麼看法，他們評論說「把我們標籤成恐怖份子只有兩種可能，那就是他們一方面無視於我們受的壓迫，另一種可能就是他們就是壓迫我們的人。我們反抗，但是我們不是恐怖份子，更不是甚麼宗教激進分子。我們都不拒絕跟你這個披著頭髮、穿著牛仔褲的異教徒女性談話，怎麼會是激進宗教恐怖份子?
但是庫特布(Sayyid Qutb)所寫的那本書《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目標》，這本書強調穆斯林要站出來、要為聖戰而不惜殉教。很多維吾爾青年就是讀過這本書，然後開始聯繫海外伊斯蘭組織，決定離開中國。這本書的作者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領袖人物，被東突教育互助協會下的附屬單位：Sutuk Bugrahan基金會，翻譯並出版成維吾爾語，也在新疆秘密的流傳。
突伊黨也曾經出版埃及聖戰團思想家阿布都拉阿濟茲(AbdulKadir Bin Abdulaziz)的阿拉伯語著作《符合伊斯蘭法的聖戰》，該書的維吾爾語翻譯版在2011年以「伊斯蘭之聲-宣傳中心」名義出版，強調不放棄用暴力破壞進行聖戰。自費出版時包裝厚實精美，印書費用應該非常昂貴，書籍並沒有取得ISBN(國際標準書號)。這本書的譯者其實就是東伊黨的首領，艾山死後的第三代領袖，曾經藏身於瓦濟斯坦的阿布都拉哈克(Abdulhaq)。埃及的原著者與東伊黨領袖都在阿富汗附近活動過，他們很可能相熟認識。很明顯翻譯這本書目的就是充實與中共武裝鬥爭的理論思想，然後影響維吾爾青年加入聖戰。
在2014年12月3日，在敘利亞不知名的某處地點，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30多歲的易普拉辛曼蘇爾(Ibrahim Mansour)接受土耳其一名叫艾爾多安記者的訪問，影片也上載到youtube。影片中，這個突伊黨的領袖說「我們的組織在2012年就開始派遣人員來到敘利亞」，「為了要打倒阿薩德政權，持續聖戰」。勝利陣線組建於2012年，當時突伊黨就參與其中。
勝利陣線是一個名叫阿布穆罕默德·阿者藍尼(Abu Mohammad al-Julani，後文簡稱阿布)創建。他是敘利亞人，原本隸屬於蓋達組織的伊拉克分支，由於敘利亞內戰爆發，他返國創建勝利陣線。剛開始敘利亞群眾礙於蓋達組織的惡名，多有嫌棄。但是相對於自由敘利亞軍所表現的貪婪腐敗，軍紀敗壞，勝利陣線卻以平價提供居民食物與日用品，軍風嚴謹，逐漸群眾取得信任擁戴。當伊斯蘭國得知這樣的發展情勢，開始宣稱勝利陣線來自伊拉克分支，系出同源，並在2013年片面宣稱合併。勝利陣線也因此分裂，有些人移往伊斯蘭國，剩下的另一批人則堅守陣地，繼續接受阿布的領導。伊斯蘭國固然得到很多外國戰士的支持，但是也有很多維吾爾人選擇留在敘利亞的勝利陣線，繼續與阿薩德政權戰鬥。由於伊斯蘭國的作風太過殘忍激進，2014年蓋達組織正式宣稱與伊斯蘭國斷絕關係。
有些居住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很反對加入勝利陣線與伊斯蘭國的作法。他們有人去過敘利亞做過生意，很瞭解當地人的過去與生活習慣。過去在敘利亞，穆斯林、基督徒、東正教徒可以混居生活，不同教徒間的關係非常良好。所以這些維吾爾人反對撒拉菲教派的極端聖戰主張，認為前往敘利亞參戰沒有好處。而且維吾爾人在家鄉也與其他民族在一起生活，他們認為不應該介入那些爭論。
突伊黨認為應該以伊斯蘭宗教立國，可是居住在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對於是否應該以伊斯蘭教作為國教的問題，並沒有一致的看法。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他認為「維吾爾人接受軍訓，就是要讓他們在面對敵人時，能夠冷靜應對。軍訓的最終目的是要準備回到東突厥斯坦發動聖戰」。如果要對抗中共政權，大部分的維吾爾人都應該具備一定程度的軍事知識。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對土耳其有一些期待，他說「土耳其歷史過去實踐哈里發制度，照顧很多穆斯林，我很期待土耳其人民能支持我們的聖戰。希望他們能提供武器，和我們並肩對抗殘酷的中共政權，趕走那些侵略者。穆斯林相互幫忙扶助是一種義務，土耳其人民在民俗宗教方面跟我們相仿，是我們的兄弟，希望他們能全力支持我們。」
在土耳其中部的開色利城(Kayserie)，設有東突文化與互助協會，領導者是薩伊特(Seyit Tumturk)，他認為維吾爾聖戰士對土耳其政府與人民提出這樣無理的要求，實在令人驚恐。他說「那些從中國拼命外逃的每家維吾爾人，他們目的是為追求安定的生活，希望最後能被土耳其政府與社會所接受。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 3000多名維吾爾人順利取得土耳其國籍。突伊黨的說法其實對外逃維吾爾人有非常不好的影響。」
五、「東突厥斯坦文化與互助協會」的和平路線
土耳其中部，開色利城郊東北部的機場附近，有一個維吾爾人聚居社區，大家都叫那個地方「突厥村」。1960年代，從中國大約有300名維吾爾人，經由阿富汗，在土耳其的援助下，被安置到這個地方。自從形成這個維吾爾人的村落，後來逃到土耳其的維吾爾都會先被安置到這裡，然後再慢慢尋求其他出路。
1990年代的外逃維吾爾人大多穿過新疆邊境，經過中亞地區，前往土耳其。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後，中亞國家開始遣返那些非法穿越國界的維吾爾人，這條路線變得不安全，也就斷掉。後來新興的外逃路線是經由東南亞，再前往最終目的土耳其。維吾爾人開始經由雲南、廣西壯族自治區，他們買通當地漢族蛇頭與警察，尋求指引，向外逃亡。那些決心外逃的維吾爾人會賣掉所有家產，隨身攜帶大量現金進行逃亡，也因此常常有人在逃亡途中引起蛇頭與警察的覬覦，被騙光家財。但是別無他法，想要外逃就必須擔此風險。
開色利城的維吾爾人社群在1960年代成立「東突厥斯坦文化與互助協會」，一直對外逃維吾爾人進行安置照護的工作。現在這個組織的會長薩伊特，他是土耳其維吾爾的第二代，他的父親在1961年從新疆莎車來到土耳其開色利。薩伊特說「自從2009年烏魯木齊事件發生後，大約有7000名維吾爾人逃到土耳其。」我於是追問「這個是土耳其官方認可發布的數字?」薩伊特回答說「土耳其政府為求避免刺激中國政府，不會公開真實統計數字。這個數字是從安置照護的外逃者數目，進一步估算出來的。」薩伊特憤怒地說「這樣的情況很奇怪，我也不希望大量維吾爾人離開祖國，外逃到土耳其。無論貧富賤貴、知識分子、還是販夫走卒，大家都外逃。新疆生活沒有自由，人們活不下去，中國政府應該負全責。」
東突文化與互助協會剛開始設有一些簡陋宿舍，房間內有上下床舖，暫時免費提供外逃者安身，然後思索出路。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之前，安置的床位算是充裕，但是之後數年就不敷使用。於是建請開色利市政府幫忙應對，面對激增的外逃維吾爾人，於是位於城市西北方原來要拆除的十棟警察公寓就暫借當成收容所，可以容納大約1000人。但是房舍還是不夠，有時需要兩個家庭合住一個公寓。2015年2月在那裏也開辦學校，教土耳其語與可蘭經，也為小朋友開辦維吾爾語課程。
薩伊特也擔任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副主席，他與當地土耳其政府保持良好關係，也顯示出他的政治手腕，調和當地政府與不同的非政府宗教組織的關係，不要互相制肘，有助於救濟外逃維吾爾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要的活動在美國華盛頓，在歐洲與日本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在土耳其並沒有設立辦事處，當地人知道的並不多。
六、世界上最大的維吾爾伊斯蘭宗教組織--「東突厥斯坦教育互助協會」(簡稱東突教協)與維吾爾媒體
東突教協座落在伊斯坦堡市中心，電車Capa車站附近，目前在中東地區與土耳其的支持者急遽增加，協會活動頻繁。如果從支持率與志工參與程度來論，這個協會可說是最大規模的海外維吾爾人組織。
2001年美國空襲阿富汗時，一些在巴基斯坦、中亞與中東地區的維吾爾宗教學生，大約共有100多人，宣稱「返回中國便被視為恐怖份子」為由，遷入土耳其。2006年這群宗教學生成立東突教協，而協會的主要領導成員對於伊斯蘭教義都造詣頗深。協會會長習代耶(Hidayet Oguzhan)在巴基斯坦拉合爾旁遮普大學(University of the Punjab, Lahore-Pakistan) 完成伊斯蘭碩士課程。協會的監察長阿布利金汗(Ablikimhan Mafsum)曾經在埃及開羅大學攻讀伊斯蘭哲學。協會的財源則為支持者贊助，職員有25人，並有其他兼職與志願工作者多人。
協會的宗旨在促進團結，調和各個不同立場的維吾爾穆斯林，無論是溫和派、激進派、理論派、抑或是武鬥派，都能集合到一起。幫助初來土耳其的維吾爾人適應環境，申請居留權與國籍，並團結眾人向中共抗議施壓。每個週末都會請學者與資深記者前來演講座談，並在協會總部與各地支部教導小朋友學習母語史事，同時出版發行維吾爾語、以及歷史教科書。也在伊斯坦堡三個維吾爾人聚集較多的區域，開設學齡前，適合4-6歲兒童的幼稚園。
1950-60年代逃到土耳其的維吾爾老一代曾經反對東突教協會的成立。反對最力的就是貝金(Riza Bekin)。中共佔領新疆時，貝金逃出，後來也曾加入土耳其軍隊，立有戰功。他認為新一代維吾爾人已經習慣土耳其世俗化的社會，現在高喊以伊斯蘭宗教來團結他們，成立這樣的組織其實是危險的。
東突教協主席習代耶出身於喀什的一個從商富裕家庭，通曉維吾爾語、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巫獨語、旁遮普語、波斯語與英語。中國《環球時報》在2013年8月1日曾批評東突教協支持恐怖主義，並派遣一些人前往敘利亞進行軍訓。我曾經詢問東突教協主席怎麼看待這個批評，他回答說「我可以肯定地說，協會沒有做那樣的事情。維吾爾人很單純善良，但是也比較無知。如果想要得到他國的支持，就只能聽命於那些政府與勢力。的確有一些維吾爾人透過網路，也受到一些阿拉伯人的影響，前往伊斯蘭國，不再以故鄉為第一優先進行考量，本末倒置。」
東突教協花費很大工夫在經營網路電視台，就是「獨立者電視台」(istiqlaltv)，以及「斯達電視台」(sadatv)。目的就是要透過穆斯林宗教身份，來探討維吾爾的問題。2007年開始播放，現在也設有一個設備齊全的攝影棚。獨立者電視台節目的內容多為探討民族、伊斯蘭教義問題的講座，而斯達電視台則著重提供文娛節目，兩者節目內容有所區隔。獨立者電視台向全世界維吾爾人傳授伊斯蘭教義，在網路上提供影片，同時也有文章與報導資料可以閱讀。
獨立者電視台與網站的第一任台長出身和闐，名叫阿布都瓦歷斯(Abduwalis Abduhalik)，曾經在葉門留學，通曉阿拉伯語。現在的台長是阿布都拉哈特(Abdulahat Er)，來自喀什，2015年曾經對他進行訪問，當時35歲。他曾經在巴基斯坦伊斯蘭馬巴德的國際大學攻讀伊斯蘭教法與電腦科學，他通曉維吾爾語、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巫獨語、英語。他也在自由亞洲電台的伊斯坦堡分站負責研究工作。外表沒有蓄鬚，穿西服，說話頗為沉穩的一個男人。
在土耳其有一個中國資助的FM電台，名叫方向廣播電台(Yon Radyo)，每天早午晚各播放一次，每次持續一個半小時，是由土耳其的極左政治團體所營運。在2009年7月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開播，以土耳其語與維吾爾語進行廣播，針對的是當地土耳其與維吾爾聽眾，節目中頗多政治宣傳，討論像是「如何讓維吾爾人在中國幸福生活」這樣的問題，有時也會播放中文講座。獨立者網路電視台的網站主要以維吾爾語、阿拉伯語撰寫，英語與漢語的資料很少。台長阿布都拉哈特也說「只用維吾爾語、阿拉伯語播放內容，不能期待有多大的影響。要讓世界更多人知道維吾爾的問題，就需要用英語與漢語來傳播，可是問題是我們電台網站的資金與人力都不足。」
七、恐怖分子、還是政治難民? – 泰國的維吾爾難民
2014年3月8日一架由馬來西亞吉隆坡飛往中國北京的馬航飛機失蹤。開始大規模搜尋飛機墜落的殘骸，同時也因此在東南亞山區發現大批從中國偷渡外逃的維吾爾人。他們由中國南部邊境偷渡，經由泰國、馬來西亞，逃往土耳其。
大約有400的維吾爾人非法入境泰國而被拘禁超過一年。其中婦孺173人，在2015年6月30日被送往土耳其伊斯坦堡。而其他超過15歲的成年男性，則不准離開。這些婦孺到達土耳其後，暫時被安置在開色利城。
這些外逃維吾爾人被長期拘留有幾個原因。
一個住在伊斯坦堡，自稱東突厥斯坦流亡政府副主席，名叫艾爾金(Erkin Aziz)的人，他在泰國向那些難民派發象徵伊斯蘭國的黑旗，並建議他們貼在被拘留的住所，於是引起泰國政府的注意。東南亞原來就有信仰伊斯蘭教的羅興亞族難民問題，大家對於相關問題非常敏感。艾爾金在當年3月，也曾經在土耳其勸說維吾爾人加入伊斯蘭國，被土耳其警察拘捕進行訊問調查。
土耳其接收那些難民的一週後，大約是7月8日，當時還被泰國政府拘禁的109名維吾爾男人，以及19名女人，都被遣返回中國。當時中國公安部把那些遣返的維吾爾人都稱作恐怖份子，讓他們穿著背有編號的囚服，戴著頭套，在飛機上，每兩名警察分坐兩旁，押解一名遣返者。他們被粗暴地壓解下飛機，透過電視向世界各地傳播。
7月12日泰國政府又釋放8名婦孺前往土耳其。我得知後，立即著手安排，在他們抵達土耳其的當天就進行訪談。內容如下：
「我先看到土耳其迎接170名維吾爾人，之後又看到100多名維吾爾人被遣返中國，所以當警察告訴我要送往土耳其，真的很令人難以相信。當維吾爾人被遣返中國時，泰國警察說『那個A先生會跟你們一起走，A先生是一名照顧我們的維吾爾男人。他已經跟泰國女人結婚，住在曼谷很長一段時間。』這些話其實是騙我們，要我們安心，所以當時他們才離開拘留住所。後來發現很可能我們也要被遣返中國時，怕被騙，『我們下定決心不走，除非土耳其的外交官來接我們』。後來他們真的讓土耳其外交官來住所，我們才放心一起走。那些被遣返到中國的維吾爾人，現場有人打電話告訴我們，女人被要求現場脫衣換上囚服，而有些男人當場也嘗試反抗。但是，之後他們的電話就被沒收無法接通了。」
就像中國政府發布的消息一樣，那些從泰國遣返的維吾爾人，真的是「恐怖分子」嗎?在遣返之後兩個月，也就是2015年9月，我在伊斯坦堡見到一個男人，他說「我的兒子與媳婦都被遣返」。那個人就是東突教協的監察長阿布利金汗，他說「我的兒子與反政府運動毫無關係，可是我的兒子被視為恐怖份子，被遣返回中國。」他繼續說：「我在1990年代開始參加反政府運動，被遣返的兒子是在我坐牢時出生的。中國政府當時為求傷害我，不讓那個兒子跟我的姓名註冊戶籍。所以小孩是『黑戶』，沒有戶籍，所以當然也沒辦法申請護照，只能徒步越過邊境。我出獄後不久就逃離中國，只跟那個孩子一起生活過3個月。因為沒有戶籍，沒辦法上學。也因此他就變成一個文盲。兒子娶了媳婦，生了兩個小孩(各為1歲、2歲)，7月時兩個小孩托給其他人帶來土耳其，現在由我照顧養育他們。我連媳婦都沒見過，兒子與媳婦現在因我的緣故受到遣返，真是令人悲痛。我現在已經有土耳其的國籍，如果他們能來，應該也能很快辦理，取得土耳其國籍。」
結語
曾經參加東伊黨，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參加軍訓與實地戰爭經驗的維吾爾人，他們是屬於40-60歲那個世代。現在前往敘利亞接受軍訓的維吾爾人則多為20-30歲的年輕人。經歷過阿富汗戰爭的那一代常常說「在1990年代，對抗中共統治的反抗運動就是襲擊彈藥庫，可是搶到武器後卻不會操作，所以總要懂得一些基本軍事知識。」這個想法現在就落實在現在新一代的年輕人身上。
911事件後，中國利用美國進行全球反恐戰爭，在2003年第一次發布維吾爾恐怖份子名單，其中也列有東伊黨的首領，也就是前文提過的亞甫泉。對於「新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講法，他總是嘲笑批評。亞甫泉說「中國說我們是國家分裂分子，可是我們的故鄉/國家原本就不屬於中共，我們才是一直住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我們要拿回我們的失地，這有甚麼不對，正義站在我們這一邊。」「『東突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在2002年被美國認定成恐怖組織，可是實際上沒有東伊運這個組織，我們是東伊黨，但不是恐怖組織，是革命組織。」突伊黨與土耳其極右勢力，他們的理想是建立泛突厥斯坦。另外還有一些支持伊斯蘭國哈里發制度的維吾爾人，亞甫泉與他們都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亞甫泉總是強調「我們的真正敵人是中共。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一個突伊黨的領袖，名叫努爾買買提(Nur Memet)，人們常叫他「小賽福拉Seyifullah」， 他在2015年8月6日收到兒子戰死的消息。9月我見到他時，他的手機背景畫面就是他兒子的相片，他跟我說「就算犧牲，也不能放棄聖戰的路」。在敘利亞的這支維吾爾部隊，在2015年9月再次幫助反抗軍，從阿薩德政府軍手中奪回伊得力甫(Idlib)的機場。10月時，也跟隨反抗軍一直遭受俄羅斯戰機轟炸。11月因為俄羅斯空襲，當地維吾爾武裝部隊超過30人「殉教」。透過網路影像公開的影像，可以發現突厥伊斯蘭黨在戰爭中死亡的人數的確不少。
隨著越來越多維吾爾人參與戰爭，死亡人數也逐漸攀高，他們在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可是同時在伊斯坦堡維吾爾社群中也傳出不同的意見，「在敘利亞犧牲不值得。在敘利亞可以接受軍訓，要殉教一定要回去中國」。所以維吾爾社群對突伊黨最近的宣傳影片也有很多不同意見。例如影片中出現過一個小女孩持槍戰鬥的畫面，也有一個影片宣傳有一個維吾爾外逃家庭，因為不習慣土耳其生活，又找不到工作，全家搬遷到敘利亞。又例如，因為2015年泰國遣返維吾爾人回中國，因此暫居開色利的「維吾爾難民」超過百人不告而別，也潛入敘利亞。這些偷渡進入敘利亞的行動都需要付錢給勝利陣線才能進行。有信奉基督宗教的敘利亞村落居民，為求躲避戰火而逃離，而這些從中國外逃的維吾爾家庭就憑空直接佔據當地的村落，逕行定居，也不與當地居民來往。而這些新遷入的維吾爾家庭，他們的行為其實在敘利亞當地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亞甫泉的老一代東突伊斯蘭黨，以及新一代擁有實戰經驗的新一代，他們的影響力與重要性都不斷急遽增加。未來有一天敘利亞內戰結束，維吾爾聖戰士應該也已經磨練成精銳的游擊隊。尚不可知他們會否回中國發起軍事行動。中國地理上離敘利亞與土耳其很遙遠。而且要那些外逃的維吾爾人再回到中國，也不是一件單純容易的事。他們要對中國發動攻擊需要甚麼樣的意識形態信念來支持，又用甚麼樣的軍事理論來推動，也不清楚。就算發動對中國的戰爭，行動與理論如何結合，變得可行，現在的突伊黨應該還是沒有答案。
星期二, 9月 22, 2015
「我们的目标是东土的独立」——访新疆独立运动领导人贝肯将军
作者：曹长青
来源：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10月11日
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_ID=274
当这个只有一米六三高的瘦小老头儿站在你面前时，你无法相信他就是那个传奇式的人物——参加韩战的土耳其军队炮兵中尉，「中央条约组织」的参谋总长，北约在阿富汗的指挥官，新疆独立运动的最高领导人贝肯（Riza Bekin）。
他的追随者都称他「将军」，但是这个慈祥、和蔼、戴著黑框眼镜的白发老人，却更像是一个大学图书馆的馆长，或者一个退休教授。
他的声音是柔软的，就像他的组织的政策，「我们的目标是东土的独立，但是我们用和平手段，反对暴力。」最近在「东土民族中心」的伊斯坦布尔总部的办公室，贝肯先生接受访问时说。
1926年他出生在新疆和田，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和父母一起逃到印度，然後到土耳其，开始了一生的流亡生活，因为他的舅舅是当时起义反抗中国人统治的东土领导人之一，起义被当地的中国军阀、後来担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农业部长的盛世才镇压。
贝肯是职业军人，他在七十年代末退休时，是由美英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组成的北约延伸组织「中央条约组织」的参谋总长，这个军事集团在伊朗何梅尼政变之後才取消。之後他又担任土耳其总理的内阁顾问九年。
正是这种资历，当来自全世界的40多个新疆流亡组织在安卡拉秘密聚会三天，决定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新疆抵抗组织时，他成为唯一的候选人，被选为类似一个新疆流亡政府的「东土民族中心」的首任主席，成为流亡新疆人的领袖。
虽然东土抵抗组织的总部在伊斯坦布尔，但土耳其只有四万东土流亡者，绝大多数在哈萨克斯坦，据「东土民族中心」的估计，那里有150万。而且一些主张用武力对付中国人的新疆人组织，也大多在那里，他们并不听从贝肯的「中心」指挥。
身经沙场，职业军人出身的贝肯，也像刚刚当选以色列总理的前将军巴拉克（Ehud Barak）一样，特别热爱和平，希望用沟通谈判的手段解决种族冲突。「我们信奉民主、人权的价值，民族自决是世界的潮流，我们不愿意看到流血，不管是东土人，还是中国人。」
但是，新疆人的反抗运动可能正向他希望的相反方向发展。1997年新疆伊宁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有近5000维吾尔人被逮捕；随後不断有中国军队被伏击，当地公安部门被击毁，监狱被劫，以及北京的公共汽车被炸等消息。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仅去年，就在喀什地区破获了两个制造炸药和军事训练的基地，并在边境截获了四辆向新疆偷运武器的卡车。中国政府展示的缴获的新疆独立组织成员使用的武器中，包括冲锋枪、钢笔手枪、遥控炸弹、手雷和体温炸弹等。
不论是在内部还是外部，新疆人使用暴力反抗中国统治者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自从主张非暴力的东土流亡领袖艾沙——新疆人中的达赖喇嘛——1995年在伊斯坦布尔去世，实际上就没有谁能够制约住新疆人用武力反抗中国统治者的行动。
原苏联垮台後，分出好几个突厥人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加上土耳其，联合国有了七个突厥族国家。突厥人的共同族裔意识空前强烈，来自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的「突厥世界大会」在过去十年就开过五次，「世界青年突厥大会」开过六次。
巴勒斯坦人和北爱尔兰人在争取独立上的成功也鼓舞了东土人的士气。达赖喇嘛流亡四十年来一直坚持非暴力，最近又向北京让步，放弃西藏独立的要求，仅仅要求真正的自治，但仍遭到北京的拒绝。西藏人的失败，更使新疆人认为，对付独裁者和殖民统治者，只有使用武力这种语言，他们才听得懂。
「我反对任何暴力手段，但对东土人的武装反抗，我能理解，因为中共太残暴。这是正当防卫。」贝肯先生用流利的英语说，「他们不是为了独立而采取暴力手段，是为了摆脱死地、被杀，而被迫反抗。」
地处伊斯坦布尔市闹市区的「东土民族中心」有一个大院，里面有11个房间，它是土耳其议会通过法案，「借」给东土流亡者使用的，一直借到他们能返回家园。新疆的流亡者，经常到这里聊天，聚会，或者吃顿「中心」厨师做的地道的家乡拉面。他们把这里当做家。
「在伊斯坦布尔和乌鲁木齐来回做生意的四、五百东土商人带来各种信息，」73岁的贝肯一脸凄苦地说。「北京向东土大量移民，摧毁我们的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正面临灭绝的危机。」
当被问到面对信奉暴力的北京政权，坚持「非暴力政策」能不能运作时，这位老将军没有正面回答，强调中共不会长久，「12亿中国人也不会同意这样专制的政权长久存在下去。而且中共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在伊宁暴动发生之後几个月，北京驻土耳其大使姚匡义曾约他一起吃饭，席间邀请他回新疆看看。但却不能肯定他回去後能不能谈新疆问题。他没有同意。
「北京如果同意东土真正自治，我们会考虑，但北京必须接受我们最终独立这个目标，」他的口气像一个士兵。「东土人独立的愿望是谁也消灭不了的，我们的传统是说真话，不拐弯抹角。只有在真实的基础上，才能谈出实际的效果。」
东土独立运动虽然得到土耳其等突厥国家或明或暗的支持，但他的「中心」正试图迈出穆斯林国家这个圈子，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贝肯将军准备秋天到美国访问，和美国国会议员会晤。
他说如果有人邀请，他很愿意到台湾看看，「对我们来说，台湾就是一个国家。哪个民族想独立，我们都支持。」贝肯对台湾总统李登辉的「七块论」很感兴趣，他说要找到《台湾的主张》这本书，把它翻译成维语。
当被问到如果有机会见到两岸的领导人他想说什麽时，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会告诉江泽民，停止在新疆的残暴统治。东土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之外的一部分。」对於他从没见过面的李登辉，他很有好感地说，「我会先问候他，希望台湾支持我们。台湾有在国际上被北京打压的痛苦，能体会我们的处境。」
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著东土和土耳其国旗，和土耳其之父阿塔土耳克将军的画像。76年前，阿塔土耳克在崩溃的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他说这个画像传递出预言般的前兆，在共产中国崩溃的废墟上，一个独立的东土共和国将诞生。
来源：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10月11日
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_ID=274
当这个只有一米六三高的瘦小老头儿站在你面前时，你无法相信他就是那个传奇式的人物——参加韩战的土耳其军队炮兵中尉，「中央条约组织」的参谋总长，北约在阿富汗的指挥官，新疆独立运动的最高领导人贝肯（Riza Bekin）。
他的追随者都称他「将军」，但是这个慈祥、和蔼、戴著黑框眼镜的白发老人，却更像是一个大学图书馆的馆长，或者一个退休教授。
他的声音是柔软的，就像他的组织的政策，「我们的目标是东土的独立，但是我们用和平手段，反对暴力。」最近在「东土民族中心」的伊斯坦布尔总部的办公室，贝肯先生接受访问时说。
1926年他出生在新疆和田，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和父母一起逃到印度，然後到土耳其，开始了一生的流亡生活，因为他的舅舅是当时起义反抗中国人统治的东土领导人之一，起义被当地的中国军阀、後来担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农业部长的盛世才镇压。
贝肯是职业军人，他在七十年代末退休时，是由美英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组成的北约延伸组织「中央条约组织」的参谋总长，这个军事集团在伊朗何梅尼政变之後才取消。之後他又担任土耳其总理的内阁顾问九年。
正是这种资历，当来自全世界的40多个新疆流亡组织在安卡拉秘密聚会三天，决定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新疆抵抗组织时，他成为唯一的候选人，被选为类似一个新疆流亡政府的「东土民族中心」的首任主席，成为流亡新疆人的领袖。
虽然东土抵抗组织的总部在伊斯坦布尔，但土耳其只有四万东土流亡者，绝大多数在哈萨克斯坦，据「东土民族中心」的估计，那里有150万。而且一些主张用武力对付中国人的新疆人组织，也大多在那里，他们并不听从贝肯的「中心」指挥。
身经沙场，职业军人出身的贝肯，也像刚刚当选以色列总理的前将军巴拉克（Ehud Barak）一样，特别热爱和平，希望用沟通谈判的手段解决种族冲突。「我们信奉民主、人权的价值，民族自决是世界的潮流，我们不愿意看到流血，不管是东土人，还是中国人。」
但是，新疆人的反抗运动可能正向他希望的相反方向发展。1997年新疆伊宁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有近5000维吾尔人被逮捕；随後不断有中国军队被伏击，当地公安部门被击毁，监狱被劫，以及北京的公共汽车被炸等消息。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仅去年，就在喀什地区破获了两个制造炸药和军事训练的基地，并在边境截获了四辆向新疆偷运武器的卡车。中国政府展示的缴获的新疆独立组织成员使用的武器中，包括冲锋枪、钢笔手枪、遥控炸弹、手雷和体温炸弹等。
不论是在内部还是外部，新疆人使用暴力反抗中国统治者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自从主张非暴力的东土流亡领袖艾沙——新疆人中的达赖喇嘛——1995年在伊斯坦布尔去世，实际上就没有谁能够制约住新疆人用武力反抗中国统治者的行动。
原苏联垮台後，分出好几个突厥人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加上土耳其，联合国有了七个突厥族国家。突厥人的共同族裔意识空前强烈，来自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的「突厥世界大会」在过去十年就开过五次，「世界青年突厥大会」开过六次。
巴勒斯坦人和北爱尔兰人在争取独立上的成功也鼓舞了东土人的士气。达赖喇嘛流亡四十年来一直坚持非暴力，最近又向北京让步，放弃西藏独立的要求，仅仅要求真正的自治，但仍遭到北京的拒绝。西藏人的失败，更使新疆人认为，对付独裁者和殖民统治者，只有使用武力这种语言，他们才听得懂。
「我反对任何暴力手段，但对东土人的武装反抗，我能理解，因为中共太残暴。这是正当防卫。」贝肯先生用流利的英语说，「他们不是为了独立而采取暴力手段，是为了摆脱死地、被杀，而被迫反抗。」
地处伊斯坦布尔市闹市区的「东土民族中心」有一个大院，里面有11个房间，它是土耳其议会通过法案，「借」给东土流亡者使用的，一直借到他们能返回家园。新疆的流亡者，经常到这里聊天，聚会，或者吃顿「中心」厨师做的地道的家乡拉面。他们把这里当做家。
「在伊斯坦布尔和乌鲁木齐来回做生意的四、五百东土商人带来各种信息，」73岁的贝肯一脸凄苦地说。「北京向东土大量移民，摧毁我们的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正面临灭绝的危机。」
当被问到面对信奉暴力的北京政权，坚持「非暴力政策」能不能运作时，这位老将军没有正面回答，强调中共不会长久，「12亿中国人也不会同意这样专制的政权长久存在下去。而且中共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在伊宁暴动发生之後几个月，北京驻土耳其大使姚匡义曾约他一起吃饭，席间邀请他回新疆看看。但却不能肯定他回去後能不能谈新疆问题。他没有同意。
「北京如果同意东土真正自治，我们会考虑，但北京必须接受我们最终独立这个目标，」他的口气像一个士兵。「东土人独立的愿望是谁也消灭不了的，我们的传统是说真话，不拐弯抹角。只有在真实的基础上，才能谈出实际的效果。」
东土独立运动虽然得到土耳其等突厥国家或明或暗的支持，但他的「中心」正试图迈出穆斯林国家这个圈子，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贝肯将军准备秋天到美国访问，和美国国会议员会晤。
他说如果有人邀请，他很愿意到台湾看看，「对我们来说，台湾就是一个国家。哪个民族想独立，我们都支持。」贝肯对台湾总统李登辉的「七块论」很感兴趣，他说要找到《台湾的主张》这本书，把它翻译成维语。
当被问到如果有机会见到两岸的领导人他想说什麽时，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会告诉江泽民，停止在新疆的残暴统治。东土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之外的一部分。」对於他从没见过面的李登辉，他很有好感地说，「我会先问候他，希望台湾支持我们。台湾有在国际上被北京打压的痛苦，能体会我们的处境。」
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著东土和土耳其国旗，和土耳其之父阿塔土耳克将军的画像。76年前，阿塔土耳克在崩溃的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他说这个画像传递出预言般的前兆，在共产中国崩溃的废墟上，一个独立的东土共和国将诞生。
维吾尔族外逃与加入伊斯兰国大起底
作者：侍建宇 馬岩岩 馬詩萌 記者 許芷君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10-international-UygurISIS/
进入伊斯兰国，他后悔了
维吾尔人艾力普（化名）决定逃离家乡──新疆哈密。
2013年的一天，他告别妻儿，直奔云南，四处寻找蛇头，而后取道东南亚，徒步穿越泰国，辗转抵达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一段时间后，又被一个“机缘巧合”下认识的维吾尔人带至“生活会更好”的伊拉克境内，艾力普就这样踏进了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下文简称IS）。
不久，他后悔了。
不愿透露更多在IS生活的细节，艾力普只告诉端传媒，他很快发现那里战事炙热，一不小心就会性命不保。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个能够“完全奉献”的穆斯林，那样恪守伊斯兰教法的社会也不适合他。于是不到半年，他再次选择逃离，趁当时土耳其边境管理尚不严格，从IS逃回伊斯坦布尔。
如今，艾力普和追随他偷渡出新疆的妻儿住在伊斯坦布尔，经商为生。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常驻土耳其开色利（Kayseri）的副主席萨伊特（Seyit Tumturk）称，近两年，如艾力普这样从中国逃出，进入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大约有8000–10000人左右。
这些“外逃的维吾尔”中，有一些被安置在土耳其中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开色利城，另一些留在伊斯坦布尔，主要生活在靠近城西国际机场的区域，如Zeytinburnu和Sefaköy。
艾力普毫不讳言他初到土耳其时的失望。在这个失业率常年停留在10％以上的国家，偷渡者谋生绝不容易。原本对土耳其的美好愿景很快被拮据的生活打破，这是促成艾力普愿意去伊拉克”寻找更好生活”的主要原因。
54岁的维吾尔人阿布都拉罕（Abdulahim）出逃则是为了“更有尊严的生活”。 由于在家乡伊犁（新疆北部城市）“没办法有尊严地生活，更没法正常地过伊斯兰宗教生活”，阿布都拉罕逃至土耳其，现居开色利。
与他一起住在开色利的，还有1000名左右维吾尔人，他们逃至这里后，被安置在几栋五层高的公寓中。毫无特征的方形楼宇外，是宽阔的马路和异常笔直的白杨树，这景色与几千公里外新疆城市中寻常小区的景致颇为相似。
不止气候与城市特征有相似之处，由于同属突厥民族，语言相近，新疆维吾尔人对于土耳其一直存有亲近感甚至归属感。因此，近年维吾尔人出逃的目的地多选择土耳其。
“外逃维吾尔人”在土耳其的生存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少数，这些维吾尔人在土耳其有亲戚朋友，可以通过关系寻得工作，生存下去。第二类也是少数，他们性格较为独立，有经商头脑，可以很快适应土耳其当地社会生活。第三类“外逃维吾尔”则是大多数，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人生地不熟，他们到达土耳其后大多没有工作，靠偶尔打打零工和社会救济维持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开色利，妇女与孩童占有非常高的比例。穿着遮盖全身、只露眼睛的黑色罩袍，开色利的维吾尔女性称，逃到土耳其是“为了小孩的教育”。她们解释，在新疆，没有能够学习传统伊斯兰教义与维吾尔民族文化的环境。在开色利的安置区，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学校，教孩子读《古兰经》。
但外逃者很快发现，土耳其远比他们想像的世俗，满目的西方现代化特征冲击着他们追求伊斯兰宗教保守生活的心。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一名反恐学者向端传媒透露，或许是利用了这种失望心态，不少组织对这些初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拍摄音视频档，展示穆斯林正在叙利亚过着更为宗教正统的、平静幸福的生活，最终目的是吸引观者加入IS。
中国政府与国内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对维吾尔人“外逃”的鼓动，实际上从新疆境内就已经开始，而IS及其宣传网络更可能是真正的鼓动者。
如艾力普这样，受到鼓动进入IS又逃出来的人只是极少数。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研究维吾尔问题的学者透露，现在进入IS和叙利亚的维吾尔战士总计可能超过4000名，已经战死的超过500名。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中国官方此前提及的数目，但尚没有其他信源能够交叉验证这一说法。
中国官方只有两次直接或间接地提及参加IS的维吾尔人数目。2014年，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援引国外媒体消息称, 大约有100名中国籍公民在中东作战或接受训练，其中主要为“东突分子”。2015年初，马来西亚内政部长在与中国公安部副部长见面后，透露中方提及”有300多名中国人以马来西亚作为中转站，前往第三国，再加入IS。”
据这个土耳其讯息源称，这4000多名维吾尔人分属不同军事组织；大部分加入IS，也有颇多人加入叙利亚反抗军的行列，甚至也有少量加入叙利亚政府军。不论为谁而战，共同点是他们同时接受了战场武装训练。
世维会副主席萨伊特对端传媒说，他和工作伙伴正在尽力说服迁入开色利的维吾尔人不要前往叙利亚或IS，而是留在土耳其过“正常的生活，让小孩受正常的教育”。
但只靠救济并非长久之计。未来何去何从，被安置在开色利的维吾尔人尚无定论。
现在，定居伊斯坦布尔的艾力普一边帮人做房屋买卖仲介，一边与人合伙开办馕饼（一种新疆食品）工厂，批发分销到伊斯坦布尔的零售杂货店。他同时还前往中东其他国家，将土耳其的货品出口贸易到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他的妻子也十分勤奋，两年前开始在家中做手工。如今一家人已经筹到钱在伊斯坦布尔买房子。
相对其他“维吾尔外逃人士”，艾力普一家人的境遇算是十分幸运。
逃亡之路 命运不在自己手中
与艾力普相似，在土耳其寻找“正常宗教生活”的阿不都拉罕也是取道东南亚最终抵达土耳其的。他与一个朋友于2014年持有效中国护照，从广州申办马来西亚旅游签证，后出走至土耳其。
据前文提到的新加坡学者介绍，911恐怖袭击以前，维吾尔人非法出境，主要是跨越新疆西部边境，抵达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但随着中国与西边邻国反恐合作升级，从西线“外逃”变得困难。
此后，维吾尔偷渡者转向中国南部边境省份，像是云南、广西、广东。有鉴于西线严酷的反恐氛围，南线成为偷渡的另一个选择。于是，东南亚成为维吾尔人“外逃”的必经之路。
准备出逃的维吾尔人常常变卖农田财产，倾其所有交付蛇头，但他们接下来的命运则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这一家17人手中所持护照上“国籍”一栏，全部填写的是“Turkish”（土耳其人），而出生地一栏则为“XinJiang”（新疆）或“Kashgar” （喀什，新疆南部地区）。
2014年，泰国政府在国境南部丛林中发现了约400名维吾尔人，当时他们正在逃往土耳其途中。除100多人逃走外，其余300多人被关进泰国南部的数个难民营。
联合国难民署亚太地区发言人Vivian Tan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介绍，这批难民当时自称是土耳其人，并表示希望回到土耳其。
这些偷渡客中，Tekmakan Ashan一家17人在2015年3月的偷渡审判进程备受关注。这家人的代表律师Worasit Piriyawiboon接受端媒体采访时表示，案件审理期间，泰国一直收到中国政府的压力：“中国方面每周会给泰政府发送很厚的政府间档案，以证明这些偷渡客来自新疆，但土耳其政府方面则对此保持沉默。”
端传媒记者看到这一家17人手中所持护照上“国籍”一栏，全部填写的是“Turkish”（土耳其人），而出生地一栏则为“XinJiang”（新疆）或“Kashgar” （喀什，新疆南部地区）。
事后，中国官方公开指责土耳其驻东南亚地区的使馆人员协助“维吾尔人外逃”，为他们提供旅行证件与其他便利。
在两国政府漫长的举证过程中，这些前途未卜的维吾尔人，居住在曼谷非法移民拘留所中三幢三层高的楼内。这里共关押着约1500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偷渡者。每间房内约有60到80个人，有的牢房甚至关押上百人，每人平均的活动空间只有一平方米。闷热的房间里只有简单的风扇设备，被关押者洗澡、睡觉、吃饭、祈祷、看书读报都在这里。室内没有电话，但允许探视、送钱，以供关押者在拘留所内购买简单的食物用品。
经过数月的审理，这家人及170多名偷渡的妇女和儿童于5月至7月先后被送至土耳其。而另外的109名维吾尔偷渡者（主要为男性）则于7月被遣返中国。至本报道撰写时，他们仍被拘留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等待处理。
另一群在马来西亚被发现的维吾尔人命运则完全不同。
马来西亚人权组织人民之声前执行长叶瑞生向端传媒分析，这次马来西亚反常行为很可能与马来西亚面临的人口贩卖评级相关。
2014年10月，马来西亚警方在首都吉隆坡郊外两个公寓里，分别拘捕了90名与65名来自中国的维吾尔人，其中有79名个成年人与76个儿童。
目前仍居住在其中一处公寓的住户向端传媒回忆，这些维吾尔人挤在这个公寓中的一个房间里长达一年多。他们曾在夜里听见那房间里传出炒菜的声音，有时会看到阳台上有孩子睡觉，或是女人祈祷。但大部份时间，维吾尔人都把自己关在挂着巨大黑色窗帘的屋里，即使房东来收房租，也只是将门打开一点，把钱递出去。“完全无法想像这么多的人在一个屋子里住了那么久！”
端传媒记者目测，这个小区比较大的房间是三室一厅，面积大约六、七十平方米，那些维吾尔人可能就是挤在这种房型，或者更小的房间中。
蜷缩一年多后，马来西亚最终同意将他们送往土耳其。端传媒从不同消息来源了解到，这些人没有跟当地中国大使馆联系的意图，而是要求跟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见面。难民署展开调查后认为值得保护他们。马来西亚政府接受报告后，决定将他们送到土耳其。 这一处理方式与此前马来西亚处理相似案例的方式颇不相同，令外界意外。
2011年至2012年期间，先后有数十名维吾尔人偷渡到马来西亚后被捕，他们都被悉数遣返中国。一名接近联合国难民署的人士向端传媒证实，2011年马来西亚将11名维吾尔人送回中国，是因为中国向马来西亚政府施压。
马来西亚人权组织“人民之声（Suaram）”前执行长叶瑞生向端传媒分析，这次马来西亚的“反常行为”，很可能与马来西亚面临的人口贩卖情况评估相关。
叶瑞生说，此前，马来西亚被美国列入“人口贩卖中心”名单，马方对此表示不满，要求美方能重新评级。美国为了能与马来西亚达成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是指由新加坡等四国启动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先后加入谈判）。“马来西亚需要在提升后适当表现一下，对待这155名维吾尔人的方式就是表现。”
除了公开出来的案例之外，据传马来西亚政府还曾低调地将更多维吾尔人送到土耳其。
“人民之声”一名协调员接触马来西亚移民局之后了解到，从2012年至2014年，马来西亚当局将约3000名维吾尔人送到土耳其。
他还向端传媒表示，作为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与土耳其数年前曾达成一项内部协议：不将维吾尔人送返中国或第三国。为了避免引起中国愤怒，双方尚未公开这项协议。
他称，时任土耳其总理、现任总统热杰甫·埃尔多安（Recep Erdoğan）主导这项协议。马来西亚方面则由内政部长扎希德（Ahmad Zahid bin Hamidi）和在野党政治家赛夫丁·伊斯梅尔（Saifuddin Ismail）处理。截至发稿前，土耳其驻吉隆坡大使馆、赛夫丁以及马来西亚移民局都未对端传媒相关采访要求作出回应。
每人的外逃的花费大约是2千-1.5万美元（约合1.5万至10万人民币）不等。有些人中途被人口贩子欺骗，可能花费更多。
在前途未卜的偷渡旅程中，决意出逃的维吾尔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准备足够的金钱。据英国《金融时报》采访的一名偷渡者称，他花了三万人民币穿越中国边境，之后在越南先付给人口贩子9000人民币，在柬埔寨又付了23000人民币。
世维会副主席萨伊特说，依据实际情况不同，“每人的外逃花费大约是2千-1.5万美元（约合15000至100000人民币）不等。有些人中途被人口贩子欺骗，可能花费更多。
路透社曾援引知情人士称，蛇头听闻是越南人偷渡会收取1000美元（约6000多人民币），若是维吾尔人则会上涨五到十倍。
选择出逃 偷渡者还是恐怖分子
虽然同为逃亡者，艾力普与阿布都拉罕无论是出逃原因，还是对土耳其失望的原因都并不相同。
曾进出IS的艾力普，当年出走家乡是因为猎杀了珍稀动物。2013年，艾力普因为在新疆戈壁滩非法猎捕中国“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黄羚羊遭到政府通缉。他知道朋友在新疆坐牢所受的痛苦：生病不能就医，甚至病死狱中。他怕一旦坐牢就不能活着出来，于是决心出逃。
在经历了“不习惯IS的极端信仰方式”、在土耳其找不到好的谋生方式一系列挫折后，艾力普现在常常想，过去在哈密，就算坐牢，生活在政府管制下，有诸多限制，但是出狱后还可能做点小生意，安度余生。而现在只能浪迹异乡，别无他法。
与艾力普追求更好生活的世俗要求不同，阿布都拉罕的出逃与不满源自对于伊斯兰宗教生活的向往。
维吾尔社会一方面要面对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中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社会现状，另一方面则无力消化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暴力袭击之后的民族关系撕裂与官方有针对的打压，宗教保守主义成为维吾尔人寻找寄托的方式之一。
出逃者中，与阿布杜拉罕持同样观点的占多数。但很难确定最终走入IS的维吾尔人当初出逃时抱着怎样的心态，而追求保守宗教生活的目标又是在何时何地转化为“依靠暴力行为寻求解决”的行动。
中国官方对于这一问题的表态及用词也愈加小心谨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傅莹在今年7月于新加坡举行的讲座中表示，要将恐怖分子与某个民族、某种宗教区分开来。在今年7月10日召开的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在泰国被遣返的维吾尔人为“非法偷渡者”，而非“恐怖分子”。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曾采访了数名维吾尔出逃者，其中一人表示，自己出逃是因为不能在新疆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妻子不能穿戴蒙面罩袍”；另一人表示出逃是因为私下开办古兰经学校。
实际上，穿戴蒙面罩袍和开办地下古兰经学校在新疆既非传统，也非常态。它们是伊斯兰教中保守的瓦哈比教派在1980年代左右传入新疆后逐渐发展出的事物。
与土耳其类似，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分支的维吾尔人，传统上是穆斯林中较为世俗化的一群。女性很少穿戴蒙面罩袍，传统服饰是艾迪莱斯丝绸所制的花色裙装。处于亚欧大陆通商要道的地理位置，赋予维吾尔人经商的传统，他们通常心态开放，善于接受新事物。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全球伊斯兰主义思潮兴起，倡导严格遵从教义的瓦哈比教派在维吾尔人中，影响力日益增大。维吾尔社会一方面要面对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中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无力消化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暴力袭击之后的民族关系撕裂，以及官方政策有针对性的“打压”。于是，宗教保守主义成为维吾尔人寻找寄托的方式之一。
宗教保守主义的具体表现包括：南疆地区穿戴蒙面罩袍的女性数量明显增多，维吾尔男性抽烟喝酒的人数减少，留大胡子的人数增多等等。
维吾尔人反世俗化的走向引起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的不安。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限制政策：穿戴罩袍与蓄胡者禁止出入公共场所，公务员与学生不允许进入清真寺礼拜，政府还对斋月封斋做出很多限制性规定等等。
这些“一刀切”政策不但为宗教保守主义者添加了“勇于反抗”的英雄色彩，更影响了普通穆斯林的正常宗教生活。
曾赴新疆南疆调研的新疆社科院副研究员吐尔文江·吐尔逊曾撰文强调，必须对现今的新疆穆斯林进行区分，他认为根据宗教态度，大致可将维吾尔人分为四类：
一是“文化穆斯林”，通常是党政官员、企业白领或大学生，很少参与宗教活动，也不忌烟酒，但依然存有宗教情感并遵守传统风俗。
二是“世俗穆斯林”，主要是农民、普通市民和商贩，会进行封斋（斋戒）、做礼拜、去清真寺等宗教活动，不排斥烟酒，怀着朴素的宗教情感。
三是“保守穆斯林”，也称伊斯兰复古主义或原教旨主义。这个群体要求严格按照《古兰经》规范个人社会行为，行为方式类似清教徒，但不主张暴力，也没有政治诉求。
四是“极端穆斯林”，指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维吾尔群体，在宗教价值上有激进、极端的倾向。
需要注意的是，“保守穆斯林”比较容易被动员为“极端穆斯林”，而其他类别的穆斯林之间也可能因为各种时空因素，发生转换。
但“保守”与“极端”的转换并不是一个容易辨认与预防的过程，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特别是新疆地方政府，不加分辨一律打压的政策很可能正在加剧这一恶化转变趋势。
按照这一标准，艾力普最初应属“世俗穆斯林”，而阿布都拉罕则接近“保守穆斯林”。大部份逃离新疆，在土耳其居住，穿戴蒙面罩袍、严格履行《古兰经》教义的维吾尔群体都可大致划为“保守穆斯林”范围。而赴IS有意识参加战斗的维吾尔人则可看做有政治诉求的“极端穆斯林”。
曾在新疆制造多起暴力恐怖事件、追求独立的数个维吾尔极端组织，毫无疑问也属于“极端穆斯林”行列。
即使是“极端穆斯林”，他们在加入IS时，也可能参杂家庭亲情、经济利益、民族怨怼等各式原因。例如被IS用作“宣传”典型，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名叫穆罕默德·阿敏（Muhammad Amin） 的八十岁维吾尔老人。根据土耳其当地维吾尔社群的消息，老人前往IS，纯粹是为寻亲。因为他的儿子携家带眷加入IS，他想念儿孙，只好前往叙利亚。至于他自己有多么相信IS宣扬的理想，值得质疑。
但“保守”与“极端”的转换并不是一个容易辨认与预防的过程。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特别是新疆地方政府，不加分辨一律打压的政策，很可能正在加剧这一转变趋势 。
恶性循环 “严打﹣反抗”循环链条
很明显，从十数年前的全球反恐战争开始，暴力与恐怖的“标签”开始与新疆维吾尔人如影相随。颇多加强管控的措施开始实行，有的变本加厉。走访海外的维吾尔社群，近年来，从禁止公务员去清真寺、限制中学生戴花帽，到新疆“便民联系卡”的限制住居迁徙（自2014年5月起，所有离开户籍所在地的新疆籍流动人口都须办理“便民联系卡”，登记去向。），激发怨气的实例不胜枚举，怨怼声浪直线攀升。
阿布都拉罕说：“新疆协警或警员常常没有道理地在街头阻停维吾尔人，随意查验身分、搜身。但是他们不会阻停汉人。如果维吾尔人询问理由或反抗，马上就会被逮捕，甚至被当场殴打，被说是思想有问题，受到极端伊斯兰思想影响。”
不加区分的管制不但针对整个维吾尔群体，甚至扩展到在新疆居住的其他民族。
一名居住在海外的新疆回族女性曾回忆自己入境新疆探亲的情景：他们让我把头巾拿下来，脱掉鞋子，把裤腰带也解下来。然后从头深浅软硬地摸到脚。执法人员的态度也很不好，“我感到作为穆斯林的尊严被赤裸裸剥光，感到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这名回族女性的丈夫称，去南疆时，执法人员在海关准备了剃须用具，看到某人留了大胡子，就会说“是你自己来，还是要我们帮你剃。”
新疆汉族同样受到牵连。有新疆汉人反映，由于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以65开头（新疆的身份证开头号码）而在内地被拒绝入住酒店。
此外，新疆官方对于伊斯兰宗教人士采取了异常严格的管理。于2005年出版的《新时期阿訇实用手册》详细罗列了阿訇（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日常行为规范，宣讲国家政策成为阿訇的日常工作。阿訇的任免与级别需要政府批准。 一些地方甚至组织阿訇伴着网络流行歌曲《小苹果》跳舞，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新疆穆斯林民众啼笑皆非。
清真寺阿訇因此逐渐失去当地维吾尔人的信任，地下私办的古兰经学院随之兴起，成为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主要传播方式。
中国官方在过去十数年公布的三份恐怖组织与恐怖份子通缉名单，都是维吾尔人，并指控他们为“东突势力”。此外，几份官方出版的新疆白皮书也不断指出，“东突势力”在新疆与中国境内不断制造暴力与恐怖攻击行动，进行分裂活动。所以，面对近年新疆多发的暴力事件，中国官方处理的策略总是倡导要防微杜渐，“严厉打击暴力恐怖袭击犯罪，并尽可能地，将这类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
相对地，海外维吾尔异议组织，如世维会，又总是指责中国滥用反恐名义，打压维吾尔人。中国政府声称发生在新疆的暴力事件是由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推动、策划和发动的。但世维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却认为：“极端的压迫会带来极端的反抗。”
于是，一个循环论证（circular argument）发展出来。
中国官方认定“暴恐”需要“被严打”。但是，到了海外维吾尔异议团体的话语中，“严打”就变成“压迫”，而既然“被压迫”，当然就要“反抗”。
在新疆，其实很难分辨究竟是“暴恐”先出现，还是“打压”先出现，抑或二者同时并存。“暴恐”与“反抗”，“严打”与“压迫”成了两组同义词，构成封闭的“循环论证”，根本无益于说明问题的实质。
更令人担心的是，这样的“循环论证”可能已经衍生成为实际政策，一种自我预言式的（self-fulfilling）政策实现。近年的维吾尔非法偷渡移民不绝，很清楚可以观察到 “循环论证”的现实后果。“循环论证”成为一个铜板的两面，被中国政府与海外维吾尔异议组织各取所需地进行话语描述。
严格的管控策略其实更加凸显中国政府当前无法善治新疆的长期焦虑。也让政府的治理塌陷掉入自己设下的陷阱——“暴恐 – 严打 – 压迫 – 反抗”的循环论证。引入更全面严密的管控策略，只会带来更令人不安的后果。
但是，无可讳言，无论被称作“暴恐”还是“反抗”，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正在逃离新疆，而且其中一部分人更参与到暴力活动中。未来新疆要面对的威胁，或许不仅仅是拿大砍刀的几个无知青年团伙，更可能是有着实战经验，能操作现代化自动武器的战士。
（侍建宇，学者，现任教于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10-international-UygurISIS/
进入伊斯兰国，他后悔了
维吾尔人艾力普（化名）决定逃离家乡──新疆哈密。
2013年的一天，他告别妻儿，直奔云南，四处寻找蛇头，而后取道东南亚，徒步穿越泰国，辗转抵达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一段时间后，又被一个“机缘巧合”下认识的维吾尔人带至“生活会更好”的伊拉克境内，艾力普就这样踏进了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下文简称IS）。
不久，他后悔了。
不愿透露更多在IS生活的细节，艾力普只告诉端传媒，他很快发现那里战事炙热，一不小心就会性命不保。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个能够“完全奉献”的穆斯林，那样恪守伊斯兰教法的社会也不适合他。于是不到半年，他再次选择逃离，趁当时土耳其边境管理尚不严格，从IS逃回伊斯坦布尔。
如今，艾力普和追随他偷渡出新疆的妻儿住在伊斯坦布尔，经商为生。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常驻土耳其开色利（Kayseri）的副主席萨伊特（Seyit Tumturk）称，近两年，如艾力普这样从中国逃出，进入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大约有8000–10000人左右。
这些“外逃的维吾尔”中，有一些被安置在土耳其中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开色利城，另一些留在伊斯坦布尔，主要生活在靠近城西国际机场的区域，如Zeytinburnu和Sefaköy。
艾力普毫不讳言他初到土耳其时的失望。在这个失业率常年停留在10％以上的国家，偷渡者谋生绝不容易。原本对土耳其的美好愿景很快被拮据的生活打破，这是促成艾力普愿意去伊拉克”寻找更好生活”的主要原因。
54岁的维吾尔人阿布都拉罕（Abdulahim）出逃则是为了“更有尊严的生活”。 由于在家乡伊犁（新疆北部城市）“没办法有尊严地生活，更没法正常地过伊斯兰宗教生活”，阿布都拉罕逃至土耳其，现居开色利。
与他一起住在开色利的，还有1000名左右维吾尔人，他们逃至这里后，被安置在几栋五层高的公寓中。毫无特征的方形楼宇外，是宽阔的马路和异常笔直的白杨树，这景色与几千公里外新疆城市中寻常小区的景致颇为相似。
不止气候与城市特征有相似之处，由于同属突厥民族，语言相近，新疆维吾尔人对于土耳其一直存有亲近感甚至归属感。因此，近年维吾尔人出逃的目的地多选择土耳其。
“外逃维吾尔人”在土耳其的生存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少数，这些维吾尔人在土耳其有亲戚朋友，可以通过关系寻得工作，生存下去。第二类也是少数，他们性格较为独立，有经商头脑，可以很快适应土耳其当地社会生活。第三类“外逃维吾尔”则是大多数，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人生地不熟，他们到达土耳其后大多没有工作，靠偶尔打打零工和社会救济维持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开色利，妇女与孩童占有非常高的比例。穿着遮盖全身、只露眼睛的黑色罩袍，开色利的维吾尔女性称，逃到土耳其是“为了小孩的教育”。她们解释，在新疆，没有能够学习传统伊斯兰教义与维吾尔民族文化的环境。在开色利的安置区，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学校，教孩子读《古兰经》。
但外逃者很快发现，土耳其远比他们想像的世俗，满目的西方现代化特征冲击着他们追求伊斯兰宗教保守生活的心。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一名反恐学者向端传媒透露，或许是利用了这种失望心态，不少组织对这些初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拍摄音视频档，展示穆斯林正在叙利亚过着更为宗教正统的、平静幸福的生活，最终目的是吸引观者加入IS。
中国政府与国内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对维吾尔人“外逃”的鼓动，实际上从新疆境内就已经开始，而IS及其宣传网络更可能是真正的鼓动者。
如艾力普这样，受到鼓动进入IS又逃出来的人只是极少数。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研究维吾尔问题的学者透露，现在进入IS和叙利亚的维吾尔战士总计可能超过4000名，已经战死的超过500名。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中国官方此前提及的数目，但尚没有其他信源能够交叉验证这一说法。
中国官方只有两次直接或间接地提及参加IS的维吾尔人数目。2014年，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援引国外媒体消息称, 大约有100名中国籍公民在中东作战或接受训练，其中主要为“东突分子”。2015年初，马来西亚内政部长在与中国公安部副部长见面后，透露中方提及”有300多名中国人以马来西亚作为中转站，前往第三国，再加入IS。”
据这个土耳其讯息源称，这4000多名维吾尔人分属不同军事组织；大部分加入IS，也有颇多人加入叙利亚反抗军的行列，甚至也有少量加入叙利亚政府军。不论为谁而战，共同点是他们同时接受了战场武装训练。
世维会副主席萨伊特对端传媒说，他和工作伙伴正在尽力说服迁入开色利的维吾尔人不要前往叙利亚或IS，而是留在土耳其过“正常的生活，让小孩受正常的教育”。
但只靠救济并非长久之计。未来何去何从，被安置在开色利的维吾尔人尚无定论。
现在，定居伊斯坦布尔的艾力普一边帮人做房屋买卖仲介，一边与人合伙开办馕饼（一种新疆食品）工厂，批发分销到伊斯坦布尔的零售杂货店。他同时还前往中东其他国家，将土耳其的货品出口贸易到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他的妻子也十分勤奋，两年前开始在家中做手工。如今一家人已经筹到钱在伊斯坦布尔买房子。
相对其他“维吾尔外逃人士”，艾力普一家人的境遇算是十分幸运。
逃亡之路 命运不在自己手中
与艾力普相似，在土耳其寻找“正常宗教生活”的阿不都拉罕也是取道东南亚最终抵达土耳其的。他与一个朋友于2014年持有效中国护照，从广州申办马来西亚旅游签证，后出走至土耳其。
据前文提到的新加坡学者介绍，911恐怖袭击以前，维吾尔人非法出境，主要是跨越新疆西部边境，抵达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但随着中国与西边邻国反恐合作升级，从西线“外逃”变得困难。
此后，维吾尔偷渡者转向中国南部边境省份，像是云南、广西、广东。有鉴于西线严酷的反恐氛围，南线成为偷渡的另一个选择。于是，东南亚成为维吾尔人“外逃”的必经之路。
准备出逃的维吾尔人常常变卖农田财产，倾其所有交付蛇头，但他们接下来的命运则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这一家17人手中所持护照上“国籍”一栏，全部填写的是“Turkish”（土耳其人），而出生地一栏则为“XinJiang”（新疆）或“Kashgar” （喀什，新疆南部地区）。
2014年，泰国政府在国境南部丛林中发现了约400名维吾尔人，当时他们正在逃往土耳其途中。除100多人逃走外，其余300多人被关进泰国南部的数个难民营。
联合国难民署亚太地区发言人Vivian Tan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介绍，这批难民当时自称是土耳其人，并表示希望回到土耳其。
这些偷渡客中，Tekmakan Ashan一家17人在2015年3月的偷渡审判进程备受关注。这家人的代表律师Worasit Piriyawiboon接受端媒体采访时表示，案件审理期间，泰国一直收到中国政府的压力：“中国方面每周会给泰政府发送很厚的政府间档案，以证明这些偷渡客来自新疆，但土耳其政府方面则对此保持沉默。”
端传媒记者看到这一家17人手中所持护照上“国籍”一栏，全部填写的是“Turkish”（土耳其人），而出生地一栏则为“XinJiang”（新疆）或“Kashgar” （喀什，新疆南部地区）。
事后，中国官方公开指责土耳其驻东南亚地区的使馆人员协助“维吾尔人外逃”，为他们提供旅行证件与其他便利。
在两国政府漫长的举证过程中，这些前途未卜的维吾尔人，居住在曼谷非法移民拘留所中三幢三层高的楼内。这里共关押着约1500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偷渡者。每间房内约有60到80个人，有的牢房甚至关押上百人，每人平均的活动空间只有一平方米。闷热的房间里只有简单的风扇设备，被关押者洗澡、睡觉、吃饭、祈祷、看书读报都在这里。室内没有电话，但允许探视、送钱，以供关押者在拘留所内购买简单的食物用品。
经过数月的审理，这家人及170多名偷渡的妇女和儿童于5月至7月先后被送至土耳其。而另外的109名维吾尔偷渡者（主要为男性）则于7月被遣返中国。至本报道撰写时，他们仍被拘留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等待处理。
另一群在马来西亚被发现的维吾尔人命运则完全不同。
马来西亚人权组织人民之声前执行长叶瑞生向端传媒分析，这次马来西亚反常行为很可能与马来西亚面临的人口贩卖评级相关。
2014年10月，马来西亚警方在首都吉隆坡郊外两个公寓里，分别拘捕了90名与65名来自中国的维吾尔人，其中有79名个成年人与76个儿童。
目前仍居住在其中一处公寓的住户向端传媒回忆，这些维吾尔人挤在这个公寓中的一个房间里长达一年多。他们曾在夜里听见那房间里传出炒菜的声音，有时会看到阳台上有孩子睡觉，或是女人祈祷。但大部份时间，维吾尔人都把自己关在挂着巨大黑色窗帘的屋里，即使房东来收房租，也只是将门打开一点，把钱递出去。“完全无法想像这么多的人在一个屋子里住了那么久！”
端传媒记者目测，这个小区比较大的房间是三室一厅，面积大约六、七十平方米，那些维吾尔人可能就是挤在这种房型，或者更小的房间中。
蜷缩一年多后，马来西亚最终同意将他们送往土耳其。端传媒从不同消息来源了解到，这些人没有跟当地中国大使馆联系的意图，而是要求跟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见面。难民署展开调查后认为值得保护他们。马来西亚政府接受报告后，决定将他们送到土耳其。 这一处理方式与此前马来西亚处理相似案例的方式颇不相同，令外界意外。
2011年至2012年期间，先后有数十名维吾尔人偷渡到马来西亚后被捕，他们都被悉数遣返中国。一名接近联合国难民署的人士向端传媒证实，2011年马来西亚将11名维吾尔人送回中国，是因为中国向马来西亚政府施压。
马来西亚人权组织“人民之声（Suaram）”前执行长叶瑞生向端传媒分析，这次马来西亚的“反常行为”，很可能与马来西亚面临的人口贩卖情况评估相关。
叶瑞生说，此前，马来西亚被美国列入“人口贩卖中心”名单，马方对此表示不满，要求美方能重新评级。美国为了能与马来西亚达成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是指由新加坡等四国启动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先后加入谈判）。“马来西亚需要在提升后适当表现一下，对待这155名维吾尔人的方式就是表现。”
除了公开出来的案例之外，据传马来西亚政府还曾低调地将更多维吾尔人送到土耳其。
“人民之声”一名协调员接触马来西亚移民局之后了解到，从2012年至2014年，马来西亚当局将约3000名维吾尔人送到土耳其。
他还向端传媒表示，作为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与土耳其数年前曾达成一项内部协议：不将维吾尔人送返中国或第三国。为了避免引起中国愤怒，双方尚未公开这项协议。
他称，时任土耳其总理、现任总统热杰甫·埃尔多安（Recep Erdoğan）主导这项协议。马来西亚方面则由内政部长扎希德（Ahmad Zahid bin Hamidi）和在野党政治家赛夫丁·伊斯梅尔（Saifuddin Ismail）处理。截至发稿前，土耳其驻吉隆坡大使馆、赛夫丁以及马来西亚移民局都未对端传媒相关采访要求作出回应。
每人的外逃的花费大约是2千-1.5万美元（约合1.5万至10万人民币）不等。有些人中途被人口贩子欺骗，可能花费更多。
在前途未卜的偷渡旅程中，决意出逃的维吾尔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准备足够的金钱。据英国《金融时报》采访的一名偷渡者称，他花了三万人民币穿越中国边境，之后在越南先付给人口贩子9000人民币，在柬埔寨又付了23000人民币。
世维会副主席萨伊特说，依据实际情况不同，“每人的外逃花费大约是2千-1.5万美元（约合15000至100000人民币）不等。有些人中途被人口贩子欺骗，可能花费更多。
路透社曾援引知情人士称，蛇头听闻是越南人偷渡会收取1000美元（约6000多人民币），若是维吾尔人则会上涨五到十倍。
选择出逃 偷渡者还是恐怖分子
虽然同为逃亡者，艾力普与阿布都拉罕无论是出逃原因，还是对土耳其失望的原因都并不相同。
曾进出IS的艾力普，当年出走家乡是因为猎杀了珍稀动物。2013年，艾力普因为在新疆戈壁滩非法猎捕中国“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黄羚羊遭到政府通缉。他知道朋友在新疆坐牢所受的痛苦：生病不能就医，甚至病死狱中。他怕一旦坐牢就不能活着出来，于是决心出逃。
在经历了“不习惯IS的极端信仰方式”、在土耳其找不到好的谋生方式一系列挫折后，艾力普现在常常想，过去在哈密，就算坐牢，生活在政府管制下，有诸多限制，但是出狱后还可能做点小生意，安度余生。而现在只能浪迹异乡，别无他法。
与艾力普追求更好生活的世俗要求不同，阿布都拉罕的出逃与不满源自对于伊斯兰宗教生活的向往。
维吾尔社会一方面要面对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中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社会现状，另一方面则无力消化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暴力袭击之后的民族关系撕裂与官方有针对的打压，宗教保守主义成为维吾尔人寻找寄托的方式之一。
出逃者中，与阿布杜拉罕持同样观点的占多数。但很难确定最终走入IS的维吾尔人当初出逃时抱着怎样的心态，而追求保守宗教生活的目标又是在何时何地转化为“依靠暴力行为寻求解决”的行动。
中国官方对于这一问题的表态及用词也愈加小心谨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傅莹在今年7月于新加坡举行的讲座中表示，要将恐怖分子与某个民族、某种宗教区分开来。在今年7月10日召开的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在泰国被遣返的维吾尔人为“非法偷渡者”，而非“恐怖分子”。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曾采访了数名维吾尔出逃者，其中一人表示，自己出逃是因为不能在新疆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妻子不能穿戴蒙面罩袍”；另一人表示出逃是因为私下开办古兰经学校。
实际上，穿戴蒙面罩袍和开办地下古兰经学校在新疆既非传统，也非常态。它们是伊斯兰教中保守的瓦哈比教派在1980年代左右传入新疆后逐渐发展出的事物。
与土耳其类似，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分支的维吾尔人，传统上是穆斯林中较为世俗化的一群。女性很少穿戴蒙面罩袍，传统服饰是艾迪莱斯丝绸所制的花色裙装。处于亚欧大陆通商要道的地理位置，赋予维吾尔人经商的传统，他们通常心态开放，善于接受新事物。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全球伊斯兰主义思潮兴起，倡导严格遵从教义的瓦哈比教派在维吾尔人中，影响力日益增大。维吾尔社会一方面要面对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中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无力消化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暴力袭击之后的民族关系撕裂，以及官方政策有针对性的“打压”。于是，宗教保守主义成为维吾尔人寻找寄托的方式之一。
宗教保守主义的具体表现包括：南疆地区穿戴蒙面罩袍的女性数量明显增多，维吾尔男性抽烟喝酒的人数减少，留大胡子的人数增多等等。
维吾尔人反世俗化的走向引起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的不安。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限制政策：穿戴罩袍与蓄胡者禁止出入公共场所，公务员与学生不允许进入清真寺礼拜，政府还对斋月封斋做出很多限制性规定等等。
这些“一刀切”政策不但为宗教保守主义者添加了“勇于反抗”的英雄色彩，更影响了普通穆斯林的正常宗教生活。
曾赴新疆南疆调研的新疆社科院副研究员吐尔文江·吐尔逊曾撰文强调，必须对现今的新疆穆斯林进行区分，他认为根据宗教态度，大致可将维吾尔人分为四类：
一是“文化穆斯林”，通常是党政官员、企业白领或大学生，很少参与宗教活动，也不忌烟酒，但依然存有宗教情感并遵守传统风俗。
二是“世俗穆斯林”，主要是农民、普通市民和商贩，会进行封斋（斋戒）、做礼拜、去清真寺等宗教活动，不排斥烟酒，怀着朴素的宗教情感。
三是“保守穆斯林”，也称伊斯兰复古主义或原教旨主义。这个群体要求严格按照《古兰经》规范个人社会行为，行为方式类似清教徒，但不主张暴力，也没有政治诉求。
四是“极端穆斯林”，指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维吾尔群体，在宗教价值上有激进、极端的倾向。
需要注意的是，“保守穆斯林”比较容易被动员为“极端穆斯林”，而其他类别的穆斯林之间也可能因为各种时空因素，发生转换。
但“保守”与“极端”的转换并不是一个容易辨认与预防的过程，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特别是新疆地方政府，不加分辨一律打压的政策很可能正在加剧这一恶化转变趋势。
按照这一标准，艾力普最初应属“世俗穆斯林”，而阿布都拉罕则接近“保守穆斯林”。大部份逃离新疆，在土耳其居住，穿戴蒙面罩袍、严格履行《古兰经》教义的维吾尔群体都可大致划为“保守穆斯林”范围。而赴IS有意识参加战斗的维吾尔人则可看做有政治诉求的“极端穆斯林”。
曾在新疆制造多起暴力恐怖事件、追求独立的数个维吾尔极端组织，毫无疑问也属于“极端穆斯林”行列。
即使是“极端穆斯林”，他们在加入IS时，也可能参杂家庭亲情、经济利益、民族怨怼等各式原因。例如被IS用作“宣传”典型，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名叫穆罕默德·阿敏（Muhammad Amin） 的八十岁维吾尔老人。根据土耳其当地维吾尔社群的消息，老人前往IS，纯粹是为寻亲。因为他的儿子携家带眷加入IS，他想念儿孙，只好前往叙利亚。至于他自己有多么相信IS宣扬的理想，值得质疑。
但“保守”与“极端”的转换并不是一个容易辨认与预防的过程。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特别是新疆地方政府，不加分辨一律打压的政策，很可能正在加剧这一转变趋势 。
恶性循环 “严打﹣反抗”循环链条
很明显，从十数年前的全球反恐战争开始，暴力与恐怖的“标签”开始与新疆维吾尔人如影相随。颇多加强管控的措施开始实行，有的变本加厉。走访海外的维吾尔社群，近年来，从禁止公务员去清真寺、限制中学生戴花帽，到新疆“便民联系卡”的限制住居迁徙（自2014年5月起，所有离开户籍所在地的新疆籍流动人口都须办理“便民联系卡”，登记去向。），激发怨气的实例不胜枚举，怨怼声浪直线攀升。
阿布都拉罕说：“新疆协警或警员常常没有道理地在街头阻停维吾尔人，随意查验身分、搜身。但是他们不会阻停汉人。如果维吾尔人询问理由或反抗，马上就会被逮捕，甚至被当场殴打，被说是思想有问题，受到极端伊斯兰思想影响。”
不加区分的管制不但针对整个维吾尔群体，甚至扩展到在新疆居住的其他民族。
一名居住在海外的新疆回族女性曾回忆自己入境新疆探亲的情景：他们让我把头巾拿下来，脱掉鞋子，把裤腰带也解下来。然后从头深浅软硬地摸到脚。执法人员的态度也很不好，“我感到作为穆斯林的尊严被赤裸裸剥光，感到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这名回族女性的丈夫称，去南疆时，执法人员在海关准备了剃须用具，看到某人留了大胡子，就会说“是你自己来，还是要我们帮你剃。”
新疆汉族同样受到牵连。有新疆汉人反映，由于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以65开头（新疆的身份证开头号码）而在内地被拒绝入住酒店。
此外，新疆官方对于伊斯兰宗教人士采取了异常严格的管理。于2005年出版的《新时期阿訇实用手册》详细罗列了阿訇（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日常行为规范，宣讲国家政策成为阿訇的日常工作。阿訇的任免与级别需要政府批准。 一些地方甚至组织阿訇伴着网络流行歌曲《小苹果》跳舞，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新疆穆斯林民众啼笑皆非。
清真寺阿訇因此逐渐失去当地维吾尔人的信任，地下私办的古兰经学院随之兴起，成为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主要传播方式。
中国官方在过去十数年公布的三份恐怖组织与恐怖份子通缉名单，都是维吾尔人，并指控他们为“东突势力”。此外，几份官方出版的新疆白皮书也不断指出，“东突势力”在新疆与中国境内不断制造暴力与恐怖攻击行动，进行分裂活动。所以，面对近年新疆多发的暴力事件，中国官方处理的策略总是倡导要防微杜渐，“严厉打击暴力恐怖袭击犯罪，并尽可能地，将这类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
相对地，海外维吾尔异议组织，如世维会，又总是指责中国滥用反恐名义，打压维吾尔人。中国政府声称发生在新疆的暴力事件是由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推动、策划和发动的。但世维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却认为：“极端的压迫会带来极端的反抗。”
于是，一个循环论证（circular argument）发展出来。
中国官方认定“暴恐”需要“被严打”。但是，到了海外维吾尔异议团体的话语中，“严打”就变成“压迫”，而既然“被压迫”，当然就要“反抗”。
在新疆，其实很难分辨究竟是“暴恐”先出现，还是“打压”先出现，抑或二者同时并存。“暴恐”与“反抗”，“严打”与“压迫”成了两组同义词，构成封闭的“循环论证”，根本无益于说明问题的实质。
更令人担心的是，这样的“循环论证”可能已经衍生成为实际政策，一种自我预言式的（self-fulfilling）政策实现。近年的维吾尔非法偷渡移民不绝，很清楚可以观察到 “循环论证”的现实后果。“循环论证”成为一个铜板的两面，被中国政府与海外维吾尔异议组织各取所需地进行话语描述。
严格的管控策略其实更加凸显中国政府当前无法善治新疆的长期焦虑。也让政府的治理塌陷掉入自己设下的陷阱——“暴恐 – 严打 – 压迫 – 反抗”的循环论证。引入更全面严密的管控策略，只会带来更令人不安的后果。
但是，无可讳言，无论被称作“暴恐”还是“反抗”，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正在逃离新疆，而且其中一部分人更参与到暴力活动中。未来新疆要面对的威胁，或许不仅仅是拿大砍刀的几个无知青年团伙，更可能是有着实战经验，能操作现代化自动武器的战士。
（侍建宇，学者，现任教于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
六十年来中国的土耳其研究
作者：昝涛
来源：《西亚非洲》，2010年第4期，pp.68-70.
内容提要：60年来中国学界对土耳其作了一些研究, 其成果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这段时期。从改革开放初期重新评价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地位, 到总结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 进而到研究军人干政、库尔德问题、伊斯兰复兴, 以及中土关系等重要问题, 中国的土耳其研究取得了不小进步。但整体上仍很薄弱, 资料缺乏, 译介迟滞, 原创性不足。
关键词：土耳其 中国 研究 凯末尔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土耳其的认知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 在整体上,我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受到冷战格局, 以及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 长期仿照苏联的研究模式, 在关注的内容、视野和研究水平方面都有很大不足。这也影响到对土耳其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前, 我国对土耳其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另外, 对土耳其研究的忽视, 也是因为冷战背景下两国关系疏远, 以及土耳其的影响力相对较小。但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国人就对土耳其完全不关注。
改革开放前, 国人对土耳其的认识和研究受到僵化意识形态与复杂现实政治的双重影响。首先,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 毛泽东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对“凯末尔主义” (当时译为“基马尔主义”) 进行了批判。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 毛泽东对此又有专论, 并指出:“⋯⋯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 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 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 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从现实政治角度看, 在1971 年建交之前,中土关系基本上处于敌对状态, 其中, 朝鲜战争是一个重要因素。朝鲜战争中, 作为美国盟友,土耳其部队是美国主导的所谓“联合国军”的主力之一。在战场上, 土耳其士兵曾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激烈交战。这场战争在两个民族的心理上都留下了负面影响。从中国方面来说, 土耳其一直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门德列斯政府时期, 中国不断谴责土耳其的政治路线。[1]
在上述情况下, 凯末尔领导建立的土耳其就被视为帝国主义阵营的一部分, 在以革命和反革命划界的时代, 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自然就成了反革命的一方。冷战期间, 意识形态的斗争对各国都影响很大, 这深刻地影响到当时国人对土耳其的认知。20世纪60年代, 中国曾公开声明支持土耳其的左派运动, 《人民日报》也在其社论中表示支持土耳其人民。[2]翻译也是研究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内学者翻译了一些与土耳其有关的苏联学者的论著。其中最重要的要属安·菲·米列尔的《土耳其现代简明史》[3]。该书论述20世纪上半叶的土耳其历史,资料翔实丰富,是当时国内不可多得的研究和了解土耳其历史的重要著作。此外, 60年代的《亚非译丛》[4]也收入了一些苏联学者关于土耳其的研究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亚非译丛》于1960年第5期出版了“土耳其专辑”。
综上,在改革开放之前, 国内受到当时意识形态导向的极大影响, 对土耳其研究是以译介苏联学者的作品为主。
三十年来中国的土耳其研究概览
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学界的土耳其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 集中表现为研究范围扩大、研究水平提高和研究论著显著增加, [5]以及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30年来, 在我国的土耳其史研究中做出了奠基性工作的是杨兆钧、彭树智和朱克柔等。之后, 一些中青年学者对土耳其现代史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如肖宪、孙振玉、董正华、黄维民、刘云、陈德成、毕健康等。
(一) 重新认识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
30年来, 我国对土耳其的学术研究是以扭转过去意识形态的误导为基础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何芳川、林被甸两位教授的相关论文为重新评价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用作了整体论述。[6] 具体对土耳其的研究来说, 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并至今仍在国内学界处于一流水平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朱克柔先生。他首先是对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价, 这从他早期发表的两篇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来:《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历史作用》, 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3期) 、《凯末尔对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贡献》, 载《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 。
(二) 重视土耳其现代化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 随着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逐渐兴起, 有关土耳其的研究也基本上是在现代化范式主导下进行的。董正华认为: “土耳其走向现代国家之路, 是一条比较典型的不断改革之路。”[7]此外,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彭树智先生, 以及黄维民和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刘云所做的工作, [8] 云南大学肖宪教授等对凯末尔改革的研究, [9] 等等, 这些较新研究成果都不脱“现代化范式”的基本构架。
还有学者对土耳其的世俗化问题非常关注,所著论文也不少, 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只有孙振玉和朱克柔两位。专门研究土耳其宗教问题的是孙振玉先生, 他探讨了土耳其的世俗化进程, 并着重考察了土耳其宗教派别与伊斯兰复兴的现状。[10] 朱克柔先生的两篇论文分别探讨了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和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问题, 其中运用了很多土耳其文献。[11]
(三) 关注土耳其的对外关系
在土耳其外交研究领域中, 迄今为止, 国内最为重要的专著是肖宪等撰写的《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 2006年版)。另外,朱克柔先生也曾对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的对外政策有一专论,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12] 另外, 在对中土关系研究方面, 也出现了几篇颇值得重视的论文。其分别是: 张铁伟:《中国和土耳其友好关系小史》, 载《西亚非洲》, 1987年第6期;黄维民:《中土关系的历史考察及评析》, 载《西亚非洲》, 2003年第5期; 肖宪、王文章:《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演变、问题与未来》, 载《外交评论》, 2007年4月。这几篇文章对于了解中土关系都具有重要价值。
(四) 其他专题
除了前述重要专题研究, 以及少量通论性著作[13]以外, 国内学者还关注下列专题: 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土耳其的民主化、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 以及土耳其的文武关系等。这些问题都涉及土耳其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 基本上也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关于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论文, 此处不赘。
(五) 译著渐增
1982年, 范中廉翻译了英国学者伯纳德·刘易斯著的《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该书的翻译出版曾经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的土耳其研究, 据笔者所见, 该书的引用率是最高的。香港学者陈方正先生曾在其主编的《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中收入了两本有关土耳其历史的重要译作。[14] 美国著名土耳其研究专家斯坦福·肖的《奥斯曼帝国》也于近年被译成了中文(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评述与展望
国内学界土耳其研究面临的若干问题如下:
1、资料问题。国内学者所使用的资料普遍原始性不足。很少有学者能看懂土耳其学者用土耳其语撰写的作品, 很少能用该语言从事研究。
2、理论问题。如果说以前的学术研究是紧跟苏联, 现在则受到英、美的较大影响(这大概也与不能使用土耳其语文献有关)。需要指出, 尽管苏联学者的研究意识形态化色彩浓厚, 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社科研究的一种成熟范式, 它的研究视角仍值得重视, 比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土耳其与苏联的关系、土耳其国内底层的阶级状况, 以及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批判性分析等课题。
3、与国际学界交流少, 了解也比较少。 在1979年出版的第一期《世界史研究动态》中, 朱克柔先生发表了《美国研究土耳其史概况》一文, 此文介绍的是当时西方学界对土耳其历史研究最前沿的成果, 并明确提到, “重视掌握利用土耳其第一手资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土耳其研究取得巨大进步的重要原因。这样的学术史整理在今天显得尤为迫切, 只有做好这一块, 才能避免过多的低水平重复。
4、翻译工作落后。 在国内研究水平偏低的情况下, 实际上亟需翻译一些较新的研究著作。前文曾提到一些译著, 但基本上都是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 显然无法满足国人了解土耳其的需求。
5、人文研究薄弱。 在土耳其研究方面,人文学科研究尤其需要进一步提高, 包括历史学、文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等等。人文研究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 才能生产出真正的具有中国视角的知识。
从总体来看, 我国的土耳其研究仍很薄弱,没有建立在对土耳其和西方学界的广泛了解基础上, 而主要还是根据英文的二手研究资料完成的。最后, 笔者认为, 作好中国的土耳其研究,需要继承和发扬两个传统: ( 1)民国知识分子的现实感和中国立场, 即自康、梁以降经革命党人至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对土耳其的关注, 主要是从中国现实问题出发去研究土耳其的如下问题———奥斯曼帝国的改良、青年土耳其革命、土耳其的独立运动和凯末尔领导的现代化改革等[15]; (2)改革开放初期前辈学者的严谨治学态度, 比如, 杨兆钧先生利用土耳其文资料撰写了《土耳其现代史》; 而朱克柔先生能够熟练运用土耳其语、俄语和英文资料进行研究, 这都值得后辈学习。
注释
1、参见《人民日报》, 1960年5月10日。
2、参见《人民日报》, 1960年5月5日。
3、参见[苏联]安·菲·米列尔著;朱贵生等译:《土耳其现代简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3 年( 1958 年第一版)。
4、《亚非译丛》是由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筹备处主办、《亚非译丛》筹委会编辑出版。
5、笔者最近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了《西亚非洲》创刊近30年来有关土耳其的研究作品, 其中题目里含有“土耳其”的共72篇, 除去综述和简介类的小文章, 研究性论文不少于60篇。关注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与宗教各个方面。
6、林被甸: 《正确评价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在现代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载《世界史研究动态》, 1979 年第10期;何芳川: 《论近代亚州资产阶级早期政治活动的性质和作用》,载《世界历史》, 1984年第6期。林被甸: 《现代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 载《世界历史》, 1985年第3期。
7、董正华: 《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点———以凯末尔改革为重点》, 载罗荣渠主编: 《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336页。
8、彭树智主编; 黄维民著: 《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 刘云著: 《土耳其政治现代化思考》,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9、肖宪等著: 《沉疴猛药———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0、孙振玉著: 《传统与现实———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 民族出版社, 2001年版。
11、杨灏城、朱克柔主编: 《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 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12、朱克柔: 《论土耳其三十年代的对外政策》, 载《世界历史》, 1985年第4期。
13、杨兆钧教授撰写的《土耳其现代史》, 较深入地评述了土耳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发展状况, 是国内研究土耳其现代历史的重要专著, 也是国内唯一一部根据土耳其文资料撰写的通史性论著。彭树智主编;黄维民著的《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也属于通论性国别史作品。
14、这两本书分别是: 伊兹科维兹著; 韦德培译: 《帝国的剖析》、戴维森著; 张增健、刘同舜译: 《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 都是由上海学林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
15、See Dong Zhenghua:“Chinese Views of Atatürk and Modern Turkey”, Ankara Universitesi SiyasalBilgiler Fakültesi (安卡拉大学 政治学系) 编: Uluslararasl Konferans: A tatürk Ve M odern Türkiye (《“阿塔图克与现代土耳其”国际会议论文集》) , Ankara Universitesi Basimevi, 1999, pp1669 – 6751
来源：《西亚非洲》，2010年第4期，pp.68-70.
内容提要：60年来中国学界对土耳其作了一些研究, 其成果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这段时期。从改革开放初期重新评价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地位, 到总结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 进而到研究军人干政、库尔德问题、伊斯兰复兴, 以及中土关系等重要问题, 中国的土耳其研究取得了不小进步。但整体上仍很薄弱, 资料缺乏, 译介迟滞, 原创性不足。
关键词：土耳其 中国 研究 凯末尔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土耳其的认知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 在整体上,我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受到冷战格局, 以及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 长期仿照苏联的研究模式, 在关注的内容、视野和研究水平方面都有很大不足。这也影响到对土耳其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前, 我国对土耳其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另外, 对土耳其研究的忽视, 也是因为冷战背景下两国关系疏远, 以及土耳其的影响力相对较小。但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国人就对土耳其完全不关注。
改革开放前, 国人对土耳其的认识和研究受到僵化意识形态与复杂现实政治的双重影响。首先,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 毛泽东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对“凯末尔主义” (当时译为“基马尔主义”) 进行了批判。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 毛泽东对此又有专论, 并指出:“⋯⋯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 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 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 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从现实政治角度看, 在1971 年建交之前,中土关系基本上处于敌对状态, 其中, 朝鲜战争是一个重要因素。朝鲜战争中, 作为美国盟友,土耳其部队是美国主导的所谓“联合国军”的主力之一。在战场上, 土耳其士兵曾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激烈交战。这场战争在两个民族的心理上都留下了负面影响。从中国方面来说, 土耳其一直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门德列斯政府时期, 中国不断谴责土耳其的政治路线。[1]
在上述情况下, 凯末尔领导建立的土耳其就被视为帝国主义阵营的一部分, 在以革命和反革命划界的时代, 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自然就成了反革命的一方。冷战期间, 意识形态的斗争对各国都影响很大, 这深刻地影响到当时国人对土耳其的认知。20世纪60年代, 中国曾公开声明支持土耳其的左派运动, 《人民日报》也在其社论中表示支持土耳其人民。[2]翻译也是研究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内学者翻译了一些与土耳其有关的苏联学者的论著。其中最重要的要属安·菲·米列尔的《土耳其现代简明史》[3]。该书论述20世纪上半叶的土耳其历史,资料翔实丰富,是当时国内不可多得的研究和了解土耳其历史的重要著作。此外, 60年代的《亚非译丛》[4]也收入了一些苏联学者关于土耳其的研究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亚非译丛》于1960年第5期出版了“土耳其专辑”。
综上,在改革开放之前, 国内受到当时意识形态导向的极大影响, 对土耳其研究是以译介苏联学者的作品为主。
三十年来中国的土耳其研究概览
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学界的土耳其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 集中表现为研究范围扩大、研究水平提高和研究论著显著增加, [5]以及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30年来, 在我国的土耳其史研究中做出了奠基性工作的是杨兆钧、彭树智和朱克柔等。之后, 一些中青年学者对土耳其现代史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如肖宪、孙振玉、董正华、黄维民、刘云、陈德成、毕健康等。
(一) 重新认识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
30年来, 我国对土耳其的学术研究是以扭转过去意识形态的误导为基础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何芳川、林被甸两位教授的相关论文为重新评价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用作了整体论述。[6] 具体对土耳其的研究来说, 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并至今仍在国内学界处于一流水平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朱克柔先生。他首先是对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价, 这从他早期发表的两篇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来:《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历史作用》, 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3期) 、《凯末尔对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贡献》, 载《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 。
(二) 重视土耳其现代化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 随着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逐渐兴起, 有关土耳其的研究也基本上是在现代化范式主导下进行的。董正华认为: “土耳其走向现代国家之路, 是一条比较典型的不断改革之路。”[7]此外,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彭树智先生, 以及黄维民和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刘云所做的工作, [8] 云南大学肖宪教授等对凯末尔改革的研究, [9] 等等, 这些较新研究成果都不脱“现代化范式”的基本构架。
还有学者对土耳其的世俗化问题非常关注,所著论文也不少, 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只有孙振玉和朱克柔两位。专门研究土耳其宗教问题的是孙振玉先生, 他探讨了土耳其的世俗化进程, 并着重考察了土耳其宗教派别与伊斯兰复兴的现状。[10] 朱克柔先生的两篇论文分别探讨了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和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问题, 其中运用了很多土耳其文献。[11]
(三) 关注土耳其的对外关系
在土耳其外交研究领域中, 迄今为止, 国内最为重要的专著是肖宪等撰写的《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 2006年版)。另外,朱克柔先生也曾对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的对外政策有一专论,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12] 另外, 在对中土关系研究方面, 也出现了几篇颇值得重视的论文。其分别是: 张铁伟:《中国和土耳其友好关系小史》, 载《西亚非洲》, 1987年第6期;黄维民:《中土关系的历史考察及评析》, 载《西亚非洲》, 2003年第5期; 肖宪、王文章:《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演变、问题与未来》, 载《外交评论》, 2007年4月。这几篇文章对于了解中土关系都具有重要价值。
(四) 其他专题
除了前述重要专题研究, 以及少量通论性著作[13]以外, 国内学者还关注下列专题: 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土耳其的民主化、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 以及土耳其的文武关系等。这些问题都涉及土耳其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 基本上也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关于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论文, 此处不赘。
(五) 译著渐增
1982年, 范中廉翻译了英国学者伯纳德·刘易斯著的《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该书的翻译出版曾经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的土耳其研究, 据笔者所见, 该书的引用率是最高的。香港学者陈方正先生曾在其主编的《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中收入了两本有关土耳其历史的重要译作。[14] 美国著名土耳其研究专家斯坦福·肖的《奥斯曼帝国》也于近年被译成了中文(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评述与展望
国内学界土耳其研究面临的若干问题如下:
1、资料问题。国内学者所使用的资料普遍原始性不足。很少有学者能看懂土耳其学者用土耳其语撰写的作品, 很少能用该语言从事研究。
2、理论问题。如果说以前的学术研究是紧跟苏联, 现在则受到英、美的较大影响(这大概也与不能使用土耳其语文献有关)。需要指出, 尽管苏联学者的研究意识形态化色彩浓厚, 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社科研究的一种成熟范式, 它的研究视角仍值得重视, 比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土耳其与苏联的关系、土耳其国内底层的阶级状况, 以及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批判性分析等课题。
3、与国际学界交流少, 了解也比较少。 在1979年出版的第一期《世界史研究动态》中, 朱克柔先生发表了《美国研究土耳其史概况》一文, 此文介绍的是当时西方学界对土耳其历史研究最前沿的成果, 并明确提到, “重视掌握利用土耳其第一手资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土耳其研究取得巨大进步的重要原因。这样的学术史整理在今天显得尤为迫切, 只有做好这一块, 才能避免过多的低水平重复。
4、翻译工作落后。 在国内研究水平偏低的情况下, 实际上亟需翻译一些较新的研究著作。前文曾提到一些译著, 但基本上都是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 显然无法满足国人了解土耳其的需求。
5、人文研究薄弱。 在土耳其研究方面,人文学科研究尤其需要进一步提高, 包括历史学、文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等等。人文研究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 才能生产出真正的具有中国视角的知识。
从总体来看, 我国的土耳其研究仍很薄弱,没有建立在对土耳其和西方学界的广泛了解基础上, 而主要还是根据英文的二手研究资料完成的。最后, 笔者认为, 作好中国的土耳其研究,需要继承和发扬两个传统: ( 1)民国知识分子的现实感和中国立场, 即自康、梁以降经革命党人至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对土耳其的关注, 主要是从中国现实问题出发去研究土耳其的如下问题———奥斯曼帝国的改良、青年土耳其革命、土耳其的独立运动和凯末尔领导的现代化改革等[15]; (2)改革开放初期前辈学者的严谨治学态度, 比如, 杨兆钧先生利用土耳其文资料撰写了《土耳其现代史》; 而朱克柔先生能够熟练运用土耳其语、俄语和英文资料进行研究, 这都值得后辈学习。
注释
1、参见《人民日报》, 1960年5月10日。
2、参见《人民日报》, 1960年5月5日。
3、参见[苏联]安·菲·米列尔著;朱贵生等译:《土耳其现代简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3 年( 1958 年第一版)。
4、《亚非译丛》是由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筹备处主办、《亚非译丛》筹委会编辑出版。
5、笔者最近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了《西亚非洲》创刊近30年来有关土耳其的研究作品, 其中题目里含有“土耳其”的共72篇, 除去综述和简介类的小文章, 研究性论文不少于60篇。关注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与宗教各个方面。
6、林被甸: 《正确评价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在现代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载《世界史研究动态》, 1979 年第10期;何芳川: 《论近代亚州资产阶级早期政治活动的性质和作用》,载《世界历史》, 1984年第6期。林被甸: 《现代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 载《世界历史》, 1985年第3期。
7、董正华: 《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点———以凯末尔改革为重点》, 载罗荣渠主编: 《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336页。
8、彭树智主编; 黄维民著: 《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 刘云著: 《土耳其政治现代化思考》,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9、肖宪等著: 《沉疴猛药———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0、孙振玉著: 《传统与现实———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 民族出版社, 2001年版。
11、杨灏城、朱克柔主编: 《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 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12、朱克柔: 《论土耳其三十年代的对外政策》, 载《世界历史》, 1985年第4期。
13、杨兆钧教授撰写的《土耳其现代史》, 较深入地评述了土耳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发展状况, 是国内研究土耳其现代历史的重要专著, 也是国内唯一一部根据土耳其文资料撰写的通史性论著。彭树智主编;黄维民著的《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也属于通论性国别史作品。
14、这两本书分别是: 伊兹科维兹著; 韦德培译: 《帝国的剖析》、戴维森著; 张增健、刘同舜译: 《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 都是由上海学林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
15、See Dong Zhenghua:“Chinese Views of Atatürk and Modern Turkey”, Ankara Universitesi SiyasalBilgiler Fakültesi (安卡拉大学 政治学系) 编: Uluslararasl Konferans: A tatürk Ve M odern Türkiye (《“阿塔图克与现代土耳其”国际会议论文集》) , Ankara Universitesi Basimevi, 1999, pp1669 – 6751
星期一, 8月 24, 2015
土耳其的中国人江湖
来源：凤凰周刊2015年23期 http://www.szfhw.com/a/news/2015/0820/630.html
作者：吴如加
土耳中部城市开塞利。在西方媒体的镜头下，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幼童站在一堆捐赠的杂乱衣物中，口中含着奶嘴，不止该将目光望向哪里。
在开塞利一处曾被土耳其财政部使用过的建筑群内，住着约1000名维吾尔人，由土耳其警方把守。住在里面的不少人都表示，他们向“蛇头”支付了数千美元，经历了艰苦旅程，离开中国，终点是土耳其。
这趟冒险的旅程并不顺利，他们在偷渡过程中被第三国扣押，后由土耳其政府出面接回。“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断断续续一千来人吧，经过各个途径，主要是泰国，还有一部分从马来西亚（接回的），几乎都安置在开塞利。”长期做贸易生意的维吾尔人热合买提说。这是他在土耳其生活的第10个年头。与上述同胞不同，他并非偷窥者，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这处建筑群由大约10座5层楼房组成，维吾尔人的公寓也分布在其中，因为缺少家具而显得异常宽敞。其中一间公寓被辟作男孩们的古兰经学校。一红一蓝两面巨大的星月旗悬挂在两座楼之间，红色那面是土耳其国旗，蓝色那面旗帜则被维吾尔流亡者们看作是“东突厥斯坦”的象征。
他们带着对保守教义的虔诚和对穆斯林国家的憧憬踏上了偷渡之路，却往往在到达后发现，土耳其比他们所想象的要更世俗。而由于偷渡问题的敏感性，他们的存在也为中土关系添加了更多不确定性。
营生方式多元
他们并不是开塞利的第一批维吾尔流亡者。早在中共建政之前，就有一包括“东突”领导人在内的维吾尔人流亡土耳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集中安置在开塞利。1952年，又有1800多名维吾尔人移居土耳其，同样被安置于此。早期在开塞利的流亡者至少经过了两代人，其中一些穷其一生也未到过新疆，甚至不会说维吾尔语。
2011年，在中土建交四十周年之际，土耳其驻华大使埃森利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大约有30万维吾尔人（包括其后裔）生活在土耳其。但中国官方并未给出国明确数字，媒体报道中最常见的是10万维吾尔人，多数是二、三代移民，而土总人口为7000多万。
走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如果打开手机上中国大陆流行的社交软件——陌陌，可以看见附近清一色是有着深深轮廓的维吾尔面孔，许多人的签名栏里写着：中土翻译、导游、办居留证，显现了多元化的营生方式。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赴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多以经商、开杂货店为主，其中不少人积累了一定财富。中共建政后赴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有的从事中土之间的服装、丝绸、瓷器和中药贸易，有的开设中餐馆和中医针灸诊所。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后，又有一定数量的维吾尔人以探亲、朝觐身份到达土耳其后，经亲友担保而留下，多经营中医诊所、旅行社、餐馆，或在跨国公司供职。
建国后过去的人分成北疆和南疆两派，据热合买提介绍，北疆人接触汉语环境较多，从事的一般都是中国有关的工作，比如经商，或是翻译。现在华为、中国水电建，还有一些大的企业，都有长驻土耳其这边的维吾尔员工。华为招聘很多会汉语和土耳其语的维吾尔人，欧普手机响开拓土耳其市场，也招维吾尔人；相比来说，南疆来的如果不懂汉语，大部分在伊斯坦布尔的商业区做些小买卖，从事零售、批发行业。“喀什、和田地区的人最多，都从国内温州、义乌进口小商品，做批发生意。”
除了维吾尔人外，也有不少哈萨克人在土耳其生活、工作，他们中许多人从事皮衣和塑料制品的加工和销售，生活较为宽裕。
相较而言，在土耳其的汉族人则要少得多，他们多是国内大企业派驻此地的员工，如华为、中电光伏、中车、新希望等。也有一些自费来此的汉族留学生，以及开饭店、从事旅游业的私企老板。其中，做石材出口贸易的汉族商人数量不少。“中国进口的大理石52%是土耳其的”，研究中土经贸关系的北京大学土耳其学者乌穆特•艾尔吉苏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大部分华人在土耳其安居乐业，总体生活水平尚可。在现实生活中，不同民族的华人之间常有往来。一位在土耳其经营石材生意的中国商人表示，在石材贸易中，维吾尔人就经常在土耳其人和汉人之间，扮演翻译或牵线人的角色。
“在土耳其的批发市场，你可以看到汉人的店和维吾尔人的店挨在一起，一起聊天，一起喝茶，一起换货。但一谈到政治问题上，就很快翻脸了，这种事情很常见。”热合买提说。
遥远的影响力
“作为穆斯林，都会向往穆斯林国家。”维吾尔族外科医生阿里木，出生在乌鲁木齐，来土耳其一年多了。“来之前觉得（土耳其）很华丽，新疆有很多土耳其产品，” 纺织品花花绿绿的，特别好看。”阿里木说，“人会想生活在适合自己的环境，包括饮食、文化和信仰。所以那时觉得伊斯坦布尔是最好的。”
生活在喀什的苏莱曼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街上出售盗版光盘的店铺，已被土耳其电影和电视剧占领了。苏莱曼对于这些影视作品并不感冒，“水平不太高”，喜欢好莱坞电影的他这样评价。但他无法否认，这些影视作品对新疆多数维吾尔人的影响巨大。
“近十年来，土耳其文化对新疆的影响非常大。很多维吾尔人在家里看的都是土耳其的电影和电视剧，他们觉得土耳其的生活比较好。”由于同属突厥语民族，维吾尔人在文化上对土耳其容易形成虚幻的归属感。加上土耳其语与维吾尔语非常接近，“60%能听懂，学3个月之后就能听懂90%以上了。”苏莱曼说。
通过私自架设卫星电视，以及购买盗版光盘的方式，许多维吾尔人潜移默化地感受着他们心中的土耳其。“汉族看韩剧是一种时尚，维吾尔人看土耳其电影、电视剧，会觉得更亲近，文化上更容易接蔓。”阿里木说。
热合买提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土耳其是许多维吾尔人所谓的“promised land（应许之地）”。“马来西亚也不错，但语言障碍太大。在土耳其，一个勤快点的维吾尔小孩，高中过去，学个3-4个月的强化班，就可以通过高考，很多人分数还不错。”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采访过一些偷渡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男子说，2002年世界杯期问他还在大学读书，当时中国队与土耳其队被分在同一小组，结果自己选择支持土耳其队，汉族学生感觉受到了冒犯，双方还为此打了一架。另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维吾尔男子则说：“我想念我的祖国，那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但我在土耳其很快乐。”
土耳其的“两泛”思潮
1923年，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之后，展开了一系列世俗化改革，奠定了土耳其现代化的基础。此后的土耳其一直坚持以世俗化为目标，防止宗教势力的干政。打上了凯末尔烙印的土耳其军方成了维护世俗化的坚定力量，甚至不惜为此多次发动政变。
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热合买提告诉记者，军方在世俗化原则上的坚守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有些学生会用阿拉伯语说Assalamu alaykum（愿真主赐予你平安），（军人）发现这种情况就让学生站住，说‘你必须用突厥语问好’。”
今日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因“反世俗罪”被判处4个月监禁，剥夺政治权利5年，他当时所在的政党也被取缔。
除了对抗泛伊斯兰思潮之外，军方在对待泛突厥主义方面也采取了压制态度。凯末尔在世时，在国内建立“土耳其人国家”的身份认同。当时的土耳其是世界上唯一以突厥民族为主体的国家，泛突厥主义在外交上无法带来实际益处。
随着苏联解体，中亚和高加索的突厥语国家纷纷赢得独立，土耳其在当时的“突厥国家”中，无疑有着最强的国力和最完善的体制。一夜之间，土耳其从古老民族仅存的硕果，一跃而成新兴突厥世界的领袖。泛突厥主义也成了土耳其联系中亚、高加索国家，进行外交合纵的重要意识形态。
2000年，土耳其主管中亚经贸事务国务部长柴伊建议，土耳其应仿效阿拉伯联盟体系，与宗教、语言及习俗上渊源极深的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及吉尔吉斯斯坦等五国，建立一个突厥国家联盟。这一表态引起俄罗斯外交部的强烈抗议，称这是一项非友好的表示，与双方目前友好关系发展相抵触。
埃尔多安上台后，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军方力量。2010年土耳其公投通过新宪法，削弱军权和司法权。2011年，土耳其军方总参谋长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被重新任命，奉行世俗化的军方遭到前所未有的压制。美国《时代》周刊曾如此评价埃尔多安：“他表面是个世俗派，骨子里是个伊斯兰保守派。他总是西装革履，也主张妇女在公共场合不要蒙面纱．但他的妻子不论什么时候都会用头巾严严实实地裹住自己的头发。”
土耳其不少人称中国新疆地区为“东突厥斯坦”，许多人甚至只知有“东突厥斯坦”而不知有新疆。
在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迅速走出之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状态，还实现了年均经济增长率7%的历史最高水平。这使得土耳其人自奥斯曼帝国衰落后久违的大国意识得以觉醒，民族自豪感与日俱增。“土耳其觉得自己是突厥国家的老大，穆斯林的保护者。”乌穆特说。
随着埃尔多安个人权威的增长，土耳其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也出现回潮。一些激进组织对突厥语民族的国家或地区情况抱有极大关注，有成员参与车臣和科索沃战争，在“东突”组织的反华示威活动中也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政策制定上，土耳其政府也遵循突厥人和穆斯林优先的原则。突厥民族的移民相较于其他民族更容易获得土耳其国籍，据热合买提介绍，其他民族除非和土耳其人通婚，否则想入籍非常难。此外，土耳其还通过提供奖学金名额吸引突厥人才。“奖学金一般只给突厥语学生或是穆斯林地区的人，巴尔干地区只给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或者塞尔维亚的学生，必须证明自己是穆斯林。”热合买提说，而汉族学生大多数都是自费留学。
外交层面上，“两泛”思潮也促使土耳其政府积极将手伸出国界，更多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在2010年第10届突厥语国家峰会上，时任土耳其总统居尔喊出了“六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口号。
埃尔多安不仅公开支持哈马斯并接见其领导人，还在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当众谴责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他也坚定支持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谴责军方政变。在2011年叙利亚国内局势出现动荡后，土耳其不仅在外交上谴责阿萨德政府，甚至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并采取诸多行动支持叙利亚反对派。
土耳其的做法，引起相关国家的不满。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曾谴责其为中东“穆斯林兄弟会轴心国”的领袖。此前土耳其对待“伊斯兰国”(IS)的暖昧态度，也遭到国内外的广泛诟病。土耳其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曾指责埃尔多安纵容和包庇邻国的恐怖主义活动。
这种突厥人优先和倾向伊斯兰的外交政策，自然也影响到土耳其在维吾尔人问题上的立场。
偷渡者的变迁
据称，曾经有过偷渡到土耳其的汉人比维吾尔人更多的时期。作为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土耳其是这段漫长旅途的中转站。来自福建福清或浙江青田的中国人，在这里作短暂的停留，然后前往欧洲。
“那时的偷渡客大多是汉人，维吾尔人很少。”热合买提不愿透露是如何获知这些细节的，只是说，在偷渡环节上，中国人不分民族，曾经建立起分工明确、地域广泛的合作——负责管理、运输、看管，或者在里面做翻译挣学费的，多是维吾尔人；在保加利亚、希腊接他们的是汉族人，也有些维族人跑去欧洲做“蛇头”。“一些温州人上世纪90年代初就到土耳其了，每当有偷渡客在边境被抓，就去赎人。这些人稍稍有点面子、后台，赎完人再卖给‘蛇头’”。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本世纪初。在一次抓捕中，土耳其警方在7个城市200多个地点同时行动，“土耳其人、汉族人、维吾尔人，只要是和偷渡相关的一锅端掉。”热合买提说，“自那之后，（偷渡）就比较少了，再加上中国大陆经济越来越好，想去欧洲的人少了。”
然而，近年来，东南亚各国多次扣押欲取道本国偷渡往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许多偷渡者被扣押后往往自称是土耳其人，他们多经由中国西南边境偷渡，大部分经由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辗转来到土耳其。 中国西南边境形势与新疆截然不同。新疆与邻国的接壤地带，往往存在严寒、高山等严酷的自然环境，跨境通道非常有限，加之近年来边防管控的日趋严厉。许多偷渡者便将西南边境地区作为自己出境的理想通道。和先前的汉人偷渡者不同，土耳其是许多维吾尔偷渡者的终点站。而部分偷渡出境的维吾尔人甚至持有“土耳其护照”。
据英国BBC7月14日报道，3名维吾尔男子因持有伪造的土耳其护照，并在印度尼西亚意图加入伊斯兰极端组织，被当地法院判处6年监禁。在审讯中，他们先是声称自己是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后又改口称其来自土耳其，于是被当庭要求唱土耳其国歌，未果。
去年3月12日，泰国警方曾在该国南部，毗邻马来西亚的宋卡府扣押了213名偷渡者，他们藏身于一个橡胶种植园。据报道，这些偷渡者有高加索人的体貌特征，女性都以头巾蒙住面部，只露出一双眼睛。这些人拒绝承认是中国公民，以避免被强制遣返。
偷渡之旅充满艰辛，“对‘蛇头’而言，维吾尔人意味着现钞。如果你是个越南人，他们收1000美元，但如果你是一个维吾尔价格就会上涨5倍，有时甚至10倍。”一名54岁的维吾尔偷渡者告诉路透社。
7月9日，中国警方从泰国遣返回国109偷渡人员和组织偷渡团伙成员。几天来，乌鲁木齐的留置场所内，多名偷渡人员向大陆媒体讲述了自己在境外恐怖组织的蛊和操纵下，变卖一切偷渡出境后沦为“蛇头”赚钱工具，继而一无所有、妻离子散的经历。
大陆警方的介绍称，这批从泰国遣返的偷渡人员与境外恐怖组织“东伊运”及国际反华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组织想通过各种手段将这批人运输到土耳其 ，再去叙利亚加入IS等恐怖组织，进行圣战”。
维吾尔偷渡者逐渐成为中、土、泰三方在外交领域的一个敏感点，并演变出一场外交拉锯战。中方指称部分偷渡者试图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希望泰方按照国际惯例将这些人造返回中国。土耳其则基于“民族和宗教感情”，对偷渡者抱以同情态度，希望为他们提供庇护。
去年11月28日，时任土耳其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曾就非法滞留泰国的400多名新疆人发表言论：“有泰国官员知会我们，该国发生人贩活动，涉及一些自称土耳其公民的人员。我在纽约和北京期间，分别提请泰国外长和中国外长关注此事，并告诉他们土耳其愿为这些人提供庇护。”
泰方在近期将200多名扣押的维吾尔偷渡者分别遣返中国及土耳其，引来土耳其官方的谴责，并点燃了土耳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泰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因此受到冲击。联合国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东伊运”头目阿布都卡德尔·亚甫泉甚至对依照国际法通行规则实施遣返行为的泰国发出赤裸裸的威胁：“对泰国的罪行，我们会寻找适当的时机反击，这是不可饶恕的。”
土驻外使馆提供便利
年长的维吾尔人告诉阿里木，四十多年前的维吾尔人是如何骑着毛驴从新疆来到土耳其，“从新疆到西藏腹地，冉到巴基斯坦，最后来到这里，连护照都不用”，阿里木说。
随着各国边境管控日渐规范，骑着毛驴去土耳其不可能再发生了但是土耳其对这些外来者的开放姿态却一直未变。无论是民风、传统还是在法律上，土耳其对外来非法移民的态度一向宽容，并非仅限于维吾尔人。
“只要你入境了，随便找个担保人，就可以拿到六个月居住权。到期后冉由内政部批文，每年允许几千人拿到居住证，几千人拿到国籍。没拿到就继续等。”热合买提说，他在土耳其从未听说有偷渡者被遣返一事。
土耳其人有好客传统，尤其是对被他们视为兄弟的突厥语民族和穆斯林。当地人时常会开着卡车来到开塞利的捐赠点，卸下桌椅、食用油、衣物和无数西红柿。据阿里木观察，现在安卡拉街头的乞丐变多了-土耳其朋友说，他们都是周边国家来的难民。“在土耳其，非法入境的人太多了，光是叙利亚就有100多万人在这里。只要不犯罪，用新疆的话说，尽管去挣你的‘馕钱’。”
在这种开放性姿态的基础上，加之以民族和宗教情结，便不难理解土耳其驻部分东南亚国家使馆工作人员为偷渡提供便利的情况。
据大陆媒体报道，去年10月以来，中国警方已在境内抓获22名土耳其籍犯罪嫌疑人，他们受土耳其境内“蛇头”指挥，组织偷渡，而假造、变造土耳其护照的地点也在土耳其境内。
去年9月，土耳其驻某东南亚使馆工作人员曾直接参与营救被当地执法部门扣押的中国籍偷渡团伙头目，谎称此人系土耳其公民，多次施压要求放人，最终成功将其送往土耳其。
今年2月，被抓获的组织偷渡者吾布力喀森·麦提如向警方供述，他拿着偷渡者的照片和编造的土耳其名字，在土耳其驻某东南亚国家使馆办理了500多份土耳其身份证明，得以使400多名中国籍偷渡者以土耳其公民名义进入土耳其。今年6月，中国警方与东南亚国家展开联合行动，在一犯罪嫌疑人住处查获653本土耳其护照。专家称，上述护照均系伪造，偷渡者却能够持此类护照顺利入境土耳其。
土耳其最大的英文媒体《今日时代》今年4月引述当地《迈当日报》的报道称，一位名为NuraliT的维吾尔人_直向外国激进主义者提供假护照，使得他们得以抵达土耳 其，进而进入叙利亚加入IS。Nurali T靠着这一门生意赚取了1300万土耳其里拉。报道指出，大多数持有假护照入境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会在土耳其机场被警察发现，当收缴了假护照之后，就会被释放。热合买提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近期由于国际压力，土耳其警方加强了土叙边境的管控，“在边境城市抓到一些维吾尔人，到伊斯坦布尔再放掉”。
土耳其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在维吾尔人偷渡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据路透社披露，一份名为“土耳其共和国外地人紧急旅行文件”的东西曾被发给维吾尔偷渡者，这份文件只对到访土耳其有效。而在成功偷渡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中，有一名4个月大的婴儿。他的母亲声称，她与孩子被人蛇集网从中国运出，辗转柬埔寨、越南和泰国，最终通过土耳其驻吉隆坡大使馆的外交官得到了这份文件。文件显示，这名年幼的偷渡客出生在新疆吐鲁番，国籍一栏填着“东突厥斯坦”( East Turkestan)。
今年7月泰国抓获偷渡者后，在土耳其一家电视台的节目中，“东伊运”头目亚甫泉也证实了这一点。据《新疆日报》报道，他在访谈节目巾称这批偷渡者在泰国被抓获后，“东突厥斯坦’通过‘外交’手段极力营救，无论是我们还是别的组织，每个人都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没有效果。”
对安卡拉而言，这是个棘手而尴尬的问题。一直以来，土耳其官方从不讳言其乐于为那些已进入土耳其国境的流亡者提供庇护，但却否认曾直接在国外协助维吾尔人离开中国。
中国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处长童碧山对此表示，土耳其在其位于东南亚的大使馆向维族人提供旅行文件已经被提到“高层”，“土耳其政府整体态度不差，但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大使馆的员工有提供协助。”
复杂的土耳其维吾尔人江湖
土耳其存在着各种维吾尔人流亡团体和组织，或世俗或宗教保守，彼此之问亦存在分歧与斗争。一些团体主张“圣战”解放“东突厥斯坦”，一些团体则避免公开支持暴力或恐怖主义。
共同的是，他们长期以来，通过各种方式谋求“东突厥斯坦”的独立。由于这些团体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社会中颇为活跃，即便是对政治不感冒的维吾尔人，有时也不得不与之打交道。
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出于对突厥语民族和穆斯林的照顾，土耳其政府对一些突厥语、穆斯林国家（地区）来土求学的学生给予优厚的奖学金。获奖学生只要通过土耳其大学选拔考试，不但可以免除学费，还能享受医疗、住宿，甚至还有交通费用的减免。但这些奖学金项目，几乎都掌握在“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手中。“自费的学生管不着，但只要想拿奖学金就得接触（他们）。”热合买提说。
由于存在这样一层关系，“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得以进行宗教意识形态的输出。该协会组织能力极强，每年暑假或寒假，他们会把很多国外的维吾尔族学生请到土耳其的山上开讲经会。据中国官媒报道，这些讲经班时常为恐怖组织物色、培训人才。
“在土耳其每一个维吾尔人都清楚这个，它就像个大部分人虽然反感，但是不会直接戳破的气球。”热合买提表示。
大部分偷渡至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信奉保守的瓦哈比教派。“但并不代表他们就都是恐怖分子，一些人只是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就像苦行僧。”热合买提说，这些保守的穆斯林们，初到土耳其时，会惊讶于其世俗化。后来就慢慢适应，各找各家，物以类聚。“比如和田人居住在一个区域，喀什人居住在另一个区域。一般来说，北疆来的维吾尔人比较世俗，走极端路线的人少，融人环境很快，经常往巾国跑，生活也不错。”
在伊斯坦布尔，每个区之间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比如一个区全是戴面纱的女性，再往下走2公里就是红灯区。“你走个几公里就能看到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彼此之间互不干涉。”热合买提说。
49岁的新疆维吾尔人Adil Abdulgaffar承认，他们知道有人穿越土耳其国界进入叙利亚，加入IS，但数量很少。他告诉路透社，那些武装分子引诱他们，声称会训练他们以维护维吾尔人的福祉，会给他们武器，来对抗北京。“有人离开土耳其去叙利亚，他们希望这些承诺会被兑现。但我也知道他们很后悔，希望回来。”
据《新疆日报》8月4日报道，在最近一批被从泰国遣返的偷渡人员中，许多人坦承自己受了欺骗和蛊惑，听信了“迁徙圣战”的理论。
“那个叫阿巴拜克热的人说，不搞‘迁徙圣战’会下‘火狱’，‘圣战殉教’可以进‘天堂’。我就信了他的话，想进‘天堂’。”一名被遣返的偷渡者说，阿巴拜克热反复叮嘱，如果途中被抓就说自己是土耳其人。在被欺骗的人中，有人文化程度较低，连借条也不会写，更不懂伊斯兰教义，很容易便信了蛊惑者的话，走上了“圣战”之路。
此类谎言并不罕见，就在7月9日，还有人借此煽动被遣返人员中的一部分人在登机过程中袭击中泰两国警务人员。
至于那些最终成功到达了土耳其的人，他们对于“圣战”的态度也并非如外界所想那般充满热情。
热合买捉认为，赚取“馕钱”是这些背井离乡者最迫切的需求，这和来自他国的流亡者并无不同。
医生阿里木没有参加7月的游行，这段时问他选择不出门，尽管维吾尔人是示威者声援的对象。“你不知道会不会被扔酒瓶或催泪弹。”他说，“况且，我在国内做过10年急救工作，如果看到中国人（受伤），我肯定要救他，但他们（示威者）一看肯定会问：你这么做，你是什么人？”
作者：吴如加
土耳中部城市开塞利。在西方媒体的镜头下，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幼童站在一堆捐赠的杂乱衣物中，口中含着奶嘴，不止该将目光望向哪里。
在开塞利一处曾被土耳其财政部使用过的建筑群内，住着约1000名维吾尔人，由土耳其警方把守。住在里面的不少人都表示，他们向“蛇头”支付了数千美元，经历了艰苦旅程，离开中国，终点是土耳其。
这趟冒险的旅程并不顺利，他们在偷渡过程中被第三国扣押，后由土耳其政府出面接回。“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断断续续一千来人吧，经过各个途径，主要是泰国，还有一部分从马来西亚（接回的），几乎都安置在开塞利。”长期做贸易生意的维吾尔人热合买提说。这是他在土耳其生活的第10个年头。与上述同胞不同，他并非偷窥者，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这处建筑群由大约10座5层楼房组成，维吾尔人的公寓也分布在其中，因为缺少家具而显得异常宽敞。其中一间公寓被辟作男孩们的古兰经学校。一红一蓝两面巨大的星月旗悬挂在两座楼之间，红色那面是土耳其国旗，蓝色那面旗帜则被维吾尔流亡者们看作是“东突厥斯坦”的象征。
他们带着对保守教义的虔诚和对穆斯林国家的憧憬踏上了偷渡之路，却往往在到达后发现，土耳其比他们所想象的要更世俗。而由于偷渡问题的敏感性，他们的存在也为中土关系添加了更多不确定性。
营生方式多元
他们并不是开塞利的第一批维吾尔流亡者。早在中共建政之前，就有一包括“东突”领导人在内的维吾尔人流亡土耳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集中安置在开塞利。1952年，又有1800多名维吾尔人移居土耳其，同样被安置于此。早期在开塞利的流亡者至少经过了两代人，其中一些穷其一生也未到过新疆，甚至不会说维吾尔语。
2011年，在中土建交四十周年之际，土耳其驻华大使埃森利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大约有30万维吾尔人（包括其后裔）生活在土耳其。但中国官方并未给出国明确数字，媒体报道中最常见的是10万维吾尔人，多数是二、三代移民，而土总人口为7000多万。
走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如果打开手机上中国大陆流行的社交软件——陌陌，可以看见附近清一色是有着深深轮廓的维吾尔面孔，许多人的签名栏里写着：中土翻译、导游、办居留证，显现了多元化的营生方式。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赴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多以经商、开杂货店为主，其中不少人积累了一定财富。中共建政后赴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有的从事中土之间的服装、丝绸、瓷器和中药贸易，有的开设中餐馆和中医针灸诊所。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后，又有一定数量的维吾尔人以探亲、朝觐身份到达土耳其后，经亲友担保而留下，多经营中医诊所、旅行社、餐馆，或在跨国公司供职。
建国后过去的人分成北疆和南疆两派，据热合买提介绍，北疆人接触汉语环境较多，从事的一般都是中国有关的工作，比如经商，或是翻译。现在华为、中国水电建，还有一些大的企业，都有长驻土耳其这边的维吾尔员工。华为招聘很多会汉语和土耳其语的维吾尔人，欧普手机响开拓土耳其市场，也招维吾尔人；相比来说，南疆来的如果不懂汉语，大部分在伊斯坦布尔的商业区做些小买卖，从事零售、批发行业。“喀什、和田地区的人最多，都从国内温州、义乌进口小商品，做批发生意。”
除了维吾尔人外，也有不少哈萨克人在土耳其生活、工作，他们中许多人从事皮衣和塑料制品的加工和销售，生活较为宽裕。
相较而言，在土耳其的汉族人则要少得多，他们多是国内大企业派驻此地的员工，如华为、中电光伏、中车、新希望等。也有一些自费来此的汉族留学生，以及开饭店、从事旅游业的私企老板。其中，做石材出口贸易的汉族商人数量不少。“中国进口的大理石52%是土耳其的”，研究中土经贸关系的北京大学土耳其学者乌穆特•艾尔吉苏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大部分华人在土耳其安居乐业，总体生活水平尚可。在现实生活中，不同民族的华人之间常有往来。一位在土耳其经营石材生意的中国商人表示，在石材贸易中，维吾尔人就经常在土耳其人和汉人之间，扮演翻译或牵线人的角色。
“在土耳其的批发市场，你可以看到汉人的店和维吾尔人的店挨在一起，一起聊天，一起喝茶，一起换货。但一谈到政治问题上，就很快翻脸了，这种事情很常见。”热合买提说。
遥远的影响力
“作为穆斯林，都会向往穆斯林国家。”维吾尔族外科医生阿里木，出生在乌鲁木齐，来土耳其一年多了。“来之前觉得（土耳其）很华丽，新疆有很多土耳其产品，” 纺织品花花绿绿的，特别好看。”阿里木说，“人会想生活在适合自己的环境，包括饮食、文化和信仰。所以那时觉得伊斯坦布尔是最好的。”
生活在喀什的苏莱曼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街上出售盗版光盘的店铺，已被土耳其电影和电视剧占领了。苏莱曼对于这些影视作品并不感冒，“水平不太高”，喜欢好莱坞电影的他这样评价。但他无法否认，这些影视作品对新疆多数维吾尔人的影响巨大。
“近十年来，土耳其文化对新疆的影响非常大。很多维吾尔人在家里看的都是土耳其的电影和电视剧，他们觉得土耳其的生活比较好。”由于同属突厥语民族，维吾尔人在文化上对土耳其容易形成虚幻的归属感。加上土耳其语与维吾尔语非常接近，“60%能听懂，学3个月之后就能听懂90%以上了。”苏莱曼说。
通过私自架设卫星电视，以及购买盗版光盘的方式，许多维吾尔人潜移默化地感受着他们心中的土耳其。“汉族看韩剧是一种时尚，维吾尔人看土耳其电影、电视剧，会觉得更亲近，文化上更容易接蔓。”阿里木说。
热合买提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土耳其是许多维吾尔人所谓的“promised land（应许之地）”。“马来西亚也不错，但语言障碍太大。在土耳其，一个勤快点的维吾尔小孩，高中过去，学个3-4个月的强化班，就可以通过高考，很多人分数还不错。”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采访过一些偷渡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男子说，2002年世界杯期问他还在大学读书，当时中国队与土耳其队被分在同一小组，结果自己选择支持土耳其队，汉族学生感觉受到了冒犯，双方还为此打了一架。另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维吾尔男子则说：“我想念我的祖国，那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但我在土耳其很快乐。”
土耳其的“两泛”思潮
1923年，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之后，展开了一系列世俗化改革，奠定了土耳其现代化的基础。此后的土耳其一直坚持以世俗化为目标，防止宗教势力的干政。打上了凯末尔烙印的土耳其军方成了维护世俗化的坚定力量，甚至不惜为此多次发动政变。
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热合买提告诉记者，军方在世俗化原则上的坚守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有些学生会用阿拉伯语说Assalamu alaykum（愿真主赐予你平安），（军人）发现这种情况就让学生站住，说‘你必须用突厥语问好’。”
今日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因“反世俗罪”被判处4个月监禁，剥夺政治权利5年，他当时所在的政党也被取缔。
除了对抗泛伊斯兰思潮之外，军方在对待泛突厥主义方面也采取了压制态度。凯末尔在世时，在国内建立“土耳其人国家”的身份认同。当时的土耳其是世界上唯一以突厥民族为主体的国家，泛突厥主义在外交上无法带来实际益处。
随着苏联解体，中亚和高加索的突厥语国家纷纷赢得独立，土耳其在当时的“突厥国家”中，无疑有着最强的国力和最完善的体制。一夜之间，土耳其从古老民族仅存的硕果，一跃而成新兴突厥世界的领袖。泛突厥主义也成了土耳其联系中亚、高加索国家，进行外交合纵的重要意识形态。
2000年，土耳其主管中亚经贸事务国务部长柴伊建议，土耳其应仿效阿拉伯联盟体系，与宗教、语言及习俗上渊源极深的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及吉尔吉斯斯坦等五国，建立一个突厥国家联盟。这一表态引起俄罗斯外交部的强烈抗议，称这是一项非友好的表示，与双方目前友好关系发展相抵触。
埃尔多安上台后，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军方力量。2010年土耳其公投通过新宪法，削弱军权和司法权。2011年，土耳其军方总参谋长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被重新任命，奉行世俗化的军方遭到前所未有的压制。美国《时代》周刊曾如此评价埃尔多安：“他表面是个世俗派，骨子里是个伊斯兰保守派。他总是西装革履，也主张妇女在公共场合不要蒙面纱．但他的妻子不论什么时候都会用头巾严严实实地裹住自己的头发。”
土耳其不少人称中国新疆地区为“东突厥斯坦”，许多人甚至只知有“东突厥斯坦”而不知有新疆。
在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迅速走出之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状态，还实现了年均经济增长率7%的历史最高水平。这使得土耳其人自奥斯曼帝国衰落后久违的大国意识得以觉醒，民族自豪感与日俱增。“土耳其觉得自己是突厥国家的老大，穆斯林的保护者。”乌穆特说。
随着埃尔多安个人权威的增长，土耳其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也出现回潮。一些激进组织对突厥语民族的国家或地区情况抱有极大关注，有成员参与车臣和科索沃战争，在“东突”组织的反华示威活动中也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政策制定上，土耳其政府也遵循突厥人和穆斯林优先的原则。突厥民族的移民相较于其他民族更容易获得土耳其国籍，据热合买提介绍，其他民族除非和土耳其人通婚，否则想入籍非常难。此外，土耳其还通过提供奖学金名额吸引突厥人才。“奖学金一般只给突厥语学生或是穆斯林地区的人，巴尔干地区只给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或者塞尔维亚的学生，必须证明自己是穆斯林。”热合买提说，而汉族学生大多数都是自费留学。
外交层面上，“两泛”思潮也促使土耳其政府积极将手伸出国界，更多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在2010年第10届突厥语国家峰会上，时任土耳其总统居尔喊出了“六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口号。
埃尔多安不仅公开支持哈马斯并接见其领导人，还在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当众谴责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他也坚定支持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谴责军方政变。在2011年叙利亚国内局势出现动荡后，土耳其不仅在外交上谴责阿萨德政府，甚至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并采取诸多行动支持叙利亚反对派。
土耳其的做法，引起相关国家的不满。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曾谴责其为中东“穆斯林兄弟会轴心国”的领袖。此前土耳其对待“伊斯兰国”(IS)的暖昧态度，也遭到国内外的广泛诟病。土耳其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曾指责埃尔多安纵容和包庇邻国的恐怖主义活动。
这种突厥人优先和倾向伊斯兰的外交政策，自然也影响到土耳其在维吾尔人问题上的立场。
偷渡者的变迁
据称，曾经有过偷渡到土耳其的汉人比维吾尔人更多的时期。作为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土耳其是这段漫长旅途的中转站。来自福建福清或浙江青田的中国人，在这里作短暂的停留，然后前往欧洲。
“那时的偷渡客大多是汉人，维吾尔人很少。”热合买提不愿透露是如何获知这些细节的，只是说，在偷渡环节上，中国人不分民族，曾经建立起分工明确、地域广泛的合作——负责管理、运输、看管，或者在里面做翻译挣学费的，多是维吾尔人；在保加利亚、希腊接他们的是汉族人，也有些维族人跑去欧洲做“蛇头”。“一些温州人上世纪90年代初就到土耳其了，每当有偷渡客在边境被抓，就去赎人。这些人稍稍有点面子、后台，赎完人再卖给‘蛇头’”。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本世纪初。在一次抓捕中，土耳其警方在7个城市200多个地点同时行动，“土耳其人、汉族人、维吾尔人，只要是和偷渡相关的一锅端掉。”热合买提说，“自那之后，（偷渡）就比较少了，再加上中国大陆经济越来越好，想去欧洲的人少了。”
然而，近年来，东南亚各国多次扣押欲取道本国偷渡往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许多偷渡者被扣押后往往自称是土耳其人，他们多经由中国西南边境偷渡，大部分经由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辗转来到土耳其。 中国西南边境形势与新疆截然不同。新疆与邻国的接壤地带，往往存在严寒、高山等严酷的自然环境，跨境通道非常有限，加之近年来边防管控的日趋严厉。许多偷渡者便将西南边境地区作为自己出境的理想通道。和先前的汉人偷渡者不同，土耳其是许多维吾尔偷渡者的终点站。而部分偷渡出境的维吾尔人甚至持有“土耳其护照”。
据英国BBC7月14日报道，3名维吾尔男子因持有伪造的土耳其护照，并在印度尼西亚意图加入伊斯兰极端组织，被当地法院判处6年监禁。在审讯中，他们先是声称自己是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后又改口称其来自土耳其，于是被当庭要求唱土耳其国歌，未果。
去年3月12日，泰国警方曾在该国南部，毗邻马来西亚的宋卡府扣押了213名偷渡者，他们藏身于一个橡胶种植园。据报道，这些偷渡者有高加索人的体貌特征，女性都以头巾蒙住面部，只露出一双眼睛。这些人拒绝承认是中国公民，以避免被强制遣返。
偷渡之旅充满艰辛，“对‘蛇头’而言，维吾尔人意味着现钞。如果你是个越南人，他们收1000美元，但如果你是一个维吾尔价格就会上涨5倍，有时甚至10倍。”一名54岁的维吾尔偷渡者告诉路透社。
7月9日，中国警方从泰国遣返回国109偷渡人员和组织偷渡团伙成员。几天来，乌鲁木齐的留置场所内，多名偷渡人员向大陆媒体讲述了自己在境外恐怖组织的蛊和操纵下，变卖一切偷渡出境后沦为“蛇头”赚钱工具，继而一无所有、妻离子散的经历。
大陆警方的介绍称，这批从泰国遣返的偷渡人员与境外恐怖组织“东伊运”及国际反华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组织想通过各种手段将这批人运输到土耳其 ，再去叙利亚加入IS等恐怖组织，进行圣战”。
维吾尔偷渡者逐渐成为中、土、泰三方在外交领域的一个敏感点，并演变出一场外交拉锯战。中方指称部分偷渡者试图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希望泰方按照国际惯例将这些人造返回中国。土耳其则基于“民族和宗教感情”，对偷渡者抱以同情态度，希望为他们提供庇护。
去年11月28日，时任土耳其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曾就非法滞留泰国的400多名新疆人发表言论：“有泰国官员知会我们，该国发生人贩活动，涉及一些自称土耳其公民的人员。我在纽约和北京期间，分别提请泰国外长和中国外长关注此事，并告诉他们土耳其愿为这些人提供庇护。”
泰方在近期将200多名扣押的维吾尔偷渡者分别遣返中国及土耳其，引来土耳其官方的谴责，并点燃了土耳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泰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因此受到冲击。联合国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东伊运”头目阿布都卡德尔·亚甫泉甚至对依照国际法通行规则实施遣返行为的泰国发出赤裸裸的威胁：“对泰国的罪行，我们会寻找适当的时机反击，这是不可饶恕的。”
土驻外使馆提供便利
年长的维吾尔人告诉阿里木，四十多年前的维吾尔人是如何骑着毛驴从新疆来到土耳其，“从新疆到西藏腹地，冉到巴基斯坦，最后来到这里，连护照都不用”，阿里木说。
随着各国边境管控日渐规范，骑着毛驴去土耳其不可能再发生了但是土耳其对这些外来者的开放姿态却一直未变。无论是民风、传统还是在法律上，土耳其对外来非法移民的态度一向宽容，并非仅限于维吾尔人。
“只要你入境了，随便找个担保人，就可以拿到六个月居住权。到期后冉由内政部批文，每年允许几千人拿到居住证，几千人拿到国籍。没拿到就继续等。”热合买提说，他在土耳其从未听说有偷渡者被遣返一事。
土耳其人有好客传统，尤其是对被他们视为兄弟的突厥语民族和穆斯林。当地人时常会开着卡车来到开塞利的捐赠点，卸下桌椅、食用油、衣物和无数西红柿。据阿里木观察，现在安卡拉街头的乞丐变多了-土耳其朋友说，他们都是周边国家来的难民。“在土耳其，非法入境的人太多了，光是叙利亚就有100多万人在这里。只要不犯罪，用新疆的话说，尽管去挣你的‘馕钱’。”
在这种开放性姿态的基础上，加之以民族和宗教情结，便不难理解土耳其驻部分东南亚国家使馆工作人员为偷渡提供便利的情况。
据大陆媒体报道，去年10月以来，中国警方已在境内抓获22名土耳其籍犯罪嫌疑人，他们受土耳其境内“蛇头”指挥，组织偷渡，而假造、变造土耳其护照的地点也在土耳其境内。
去年9月，土耳其驻某东南亚使馆工作人员曾直接参与营救被当地执法部门扣押的中国籍偷渡团伙头目，谎称此人系土耳其公民，多次施压要求放人，最终成功将其送往土耳其。
今年2月，被抓获的组织偷渡者吾布力喀森·麦提如向警方供述，他拿着偷渡者的照片和编造的土耳其名字，在土耳其驻某东南亚国家使馆办理了500多份土耳其身份证明，得以使400多名中国籍偷渡者以土耳其公民名义进入土耳其。今年6月，中国警方与东南亚国家展开联合行动，在一犯罪嫌疑人住处查获653本土耳其护照。专家称，上述护照均系伪造，偷渡者却能够持此类护照顺利入境土耳其。
土耳其最大的英文媒体《今日时代》今年4月引述当地《迈当日报》的报道称，一位名为NuraliT的维吾尔人_直向外国激进主义者提供假护照，使得他们得以抵达土耳 其，进而进入叙利亚加入IS。Nurali T靠着这一门生意赚取了1300万土耳其里拉。报道指出，大多数持有假护照入境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会在土耳其机场被警察发现，当收缴了假护照之后，就会被释放。热合买提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近期由于国际压力，土耳其警方加强了土叙边境的管控，“在边境城市抓到一些维吾尔人，到伊斯坦布尔再放掉”。
土耳其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在维吾尔人偷渡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据路透社披露，一份名为“土耳其共和国外地人紧急旅行文件”的东西曾被发给维吾尔偷渡者，这份文件只对到访土耳其有效。而在成功偷渡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中，有一名4个月大的婴儿。他的母亲声称，她与孩子被人蛇集网从中国运出，辗转柬埔寨、越南和泰国，最终通过土耳其驻吉隆坡大使馆的外交官得到了这份文件。文件显示，这名年幼的偷渡客出生在新疆吐鲁番，国籍一栏填着“东突厥斯坦”( East Turkestan)。
今年7月泰国抓获偷渡者后，在土耳其一家电视台的节目中，“东伊运”头目亚甫泉也证实了这一点。据《新疆日报》报道，他在访谈节目巾称这批偷渡者在泰国被抓获后，“东突厥斯坦’通过‘外交’手段极力营救，无论是我们还是别的组织，每个人都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没有效果。”
对安卡拉而言，这是个棘手而尴尬的问题。一直以来，土耳其官方从不讳言其乐于为那些已进入土耳其国境的流亡者提供庇护，但却否认曾直接在国外协助维吾尔人离开中国。
中国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处长童碧山对此表示，土耳其在其位于东南亚的大使馆向维族人提供旅行文件已经被提到“高层”，“土耳其政府整体态度不差，但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大使馆的员工有提供协助。”
复杂的土耳其维吾尔人江湖
土耳其存在着各种维吾尔人流亡团体和组织，或世俗或宗教保守，彼此之问亦存在分歧与斗争。一些团体主张“圣战”解放“东突厥斯坦”，一些团体则避免公开支持暴力或恐怖主义。
共同的是，他们长期以来，通过各种方式谋求“东突厥斯坦”的独立。由于这些团体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社会中颇为活跃，即便是对政治不感冒的维吾尔人，有时也不得不与之打交道。
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出于对突厥语民族和穆斯林的照顾，土耳其政府对一些突厥语、穆斯林国家（地区）来土求学的学生给予优厚的奖学金。获奖学生只要通过土耳其大学选拔考试，不但可以免除学费，还能享受医疗、住宿，甚至还有交通费用的减免。但这些奖学金项目，几乎都掌握在“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手中。“自费的学生管不着，但只要想拿奖学金就得接触（他们）。”热合买提说。
由于存在这样一层关系，“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得以进行宗教意识形态的输出。该协会组织能力极强，每年暑假或寒假，他们会把很多国外的维吾尔族学生请到土耳其的山上开讲经会。据中国官媒报道，这些讲经班时常为恐怖组织物色、培训人才。
“在土耳其每一个维吾尔人都清楚这个，它就像个大部分人虽然反感，但是不会直接戳破的气球。”热合买提表示。
大部分偷渡至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信奉保守的瓦哈比教派。“但并不代表他们就都是恐怖分子，一些人只是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就像苦行僧。”热合买提说，这些保守的穆斯林们，初到土耳其时，会惊讶于其世俗化。后来就慢慢适应，各找各家，物以类聚。“比如和田人居住在一个区域，喀什人居住在另一个区域。一般来说，北疆来的维吾尔人比较世俗，走极端路线的人少，融人环境很快，经常往巾国跑，生活也不错。”
在伊斯坦布尔，每个区之间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比如一个区全是戴面纱的女性，再往下走2公里就是红灯区。“你走个几公里就能看到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彼此之间互不干涉。”热合买提说。
49岁的新疆维吾尔人Adil Abdulgaffar承认，他们知道有人穿越土耳其国界进入叙利亚，加入IS，但数量很少。他告诉路透社，那些武装分子引诱他们，声称会训练他们以维护维吾尔人的福祉，会给他们武器，来对抗北京。“有人离开土耳其去叙利亚，他们希望这些承诺会被兑现。但我也知道他们很后悔，希望回来。”
据《新疆日报》8月4日报道，在最近一批被从泰国遣返的偷渡人员中，许多人坦承自己受了欺骗和蛊惑，听信了“迁徙圣战”的理论。
“那个叫阿巴拜克热的人说，不搞‘迁徙圣战’会下‘火狱’，‘圣战殉教’可以进‘天堂’。我就信了他的话，想进‘天堂’。”一名被遣返的偷渡者说，阿巴拜克热反复叮嘱，如果途中被抓就说自己是土耳其人。在被欺骗的人中，有人文化程度较低，连借条也不会写，更不懂伊斯兰教义，很容易便信了蛊惑者的话，走上了“圣战”之路。
此类谎言并不罕见，就在7月9日，还有人借此煽动被遣返人员中的一部分人在登机过程中袭击中泰两国警务人员。
至于那些最终成功到达了土耳其的人，他们对于“圣战”的态度也并非如外界所想那般充满热情。
热合买捉认为，赚取“馕钱”是这些背井离乡者最迫切的需求，这和来自他国的流亡者并无不同。
医生阿里木没有参加7月的游行，这段时问他选择不出门，尽管维吾尔人是示威者声援的对象。“你不知道会不会被扔酒瓶或催泪弹。”他说，“况且，我在国内做过10年急救工作，如果看到中国人（受伤），我肯定要救他，但他们（示威者）一看肯定会问：你这么做，你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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