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才德
來源：紐約時報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526/c26bovingdon/
時間：2014年05月26日
周四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一处拥挤的市场发生了一连串爆炸，导致31人丧命，94人受伤。此次事件被定性为“暴力恐怖袭击”，国家主席习近平立誓要“从严惩处暴恐分子，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新疆今年内死伤最严重的事件，此前中国各地还发生了一连串的袭击，发动者均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其中的一些人想让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东突厥斯坦。
直到不久前，维吾尔人一直是新疆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不过，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多年来向新疆移民。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这种移民使得说突厥语族语言、大部分为穆斯林的维族人在自治区的2200万人口中只占了不到一半，而汉族人口正在接近同等规模。在共产党开始统治中国的1949年，新疆的汉人比例仅为6.7%。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的教授鲍文德(Gardner Bovingdon)认为，人口的改变对于中国政府如何制定新疆政策、如何应对暴力事件的激增具有一定影响。近些年，鲍文德申请中国签证时一直被拒。他是名为“新疆13人”(Xinjiang 13)的团体中的一员，为2004年编辑的合集《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陲》(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一书撰写了文章，而这本合集惹怒了中国政府。在采访中，鲍文德教授探讨了中国的新疆政策，以及政府和自治区民众可能会采取的路线。
问：对新疆这一轮暴力事件和政府的行动，你有何看法？
答：人们想知道，这是不是维吾尔分离主义者的组织规模扩大、计划性增强的证据。我觉得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尚早，而且我尤其怀疑北京方面宣称的这些事件全都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astern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有关的说法。我甚至不相信，这个组织现在还具备之前的能力。
北京方面想说，所有希望独立的维吾尔人都是分裂分子和恐怖分子。你知道，在汉语中，我们把东突厥斯坦称作“东突”，就好像所有相信东突厥斯坦、所有寻求东突厥斯坦独立的人都是这些伊斯兰运动的盟友一样。事实绝非如此。被美国和联合国确定为恐怖组织的只有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而这一身份的确立是在2002年。我觉得，这正是北京方面一直试图把各种事情和该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原因。
问：所以，这些袭击是在中国境外策划的说法并非实情？
答：中国政府依然秉持的一个观点是，政府能够而且应该控制媒体，政府也应该利用自身的力量来炮制宣传，讲述它想要传播的故事，压制它不想要的说法。我怕那里的人们——的确有一些人乐于说，维吾尔恐怖主义的威胁正在增强；这件事清楚地表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基地组织(Al Qaeda)等团体相勾结——我怕那些人基本上是通过煽动恐怖主义威胁以确保自身的利益。这么做既符合他们的利益，也符合北京方面的利益。
我想我们必须持怀疑态度。我认为我们必须等待令我们满意的证据出现。我担心，我们根本不可能从中国的体制内部获得这种证据。
问：袭击活动不断发生，是否意味着维族社会的沮丧情绪正不断增长？
答：在我看来，这些具体的袭击活动显示出，有一小群人正致力于暴力活动，他们可能是受到了宗教信仰的驱动。从现有证据来看是这样的，而我对这些证据是持怀疑态度的。不过，我们绝不应该把这些人的行为和态度，与普通维族民众的行为和态度等同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仍然要重申我多年来一直提到的观点，大量其他证据显示，大多数维族人对北京实施的政策或多或少都是有些不满的。事实上，无论在哪个问题上，你回忆一下10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前，当我还在新疆的时候，维族人有哪些不满，你会发现，北京的做法都违背了维族人曾经表达的意愿：北京进一步打击了宗教活动，进一步打击了维族语言，计划生育政策也更具压迫性，这种例子还有很多。
我认为，很难否认维族人中广泛存在的不满。但我也觉得，如果说爆炸和持刀伤人事件的增多是维族人不满情绪加剧的直接证据，这也是一种误解。
问：极端分子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答：这种活动的长期目标是什么？我想起了法国人用来形容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表述——politique du pire——“最糟糕的政治”。如果有人从事了暴力活动，政府就予以镇压，而这将加剧大多数维族人的不满，因此从长期来看，它可能会引发更大不满情绪的爆发，以及更广泛的暴力行动，甚至超出那些组织的范围。
中国政府的考量是什么？我认为它正尝试着完成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一方面，它需要谴责暴力行为。它需要让民众放心，在当前的例子中，主要是让新疆的汉族人口放心。因为这些袭击活动显然针对的是汉族人口为主的区域。中国政府需要让他们相信，政府能恢复稳定，阻止更多暴力活动的发生。它还需要释放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只是批评和打击少数维族人，这些人不代表大多数，他们是恐怖分子。
问：你认为事态会如何发展？
答：很大程度上，北京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把所有维族人变成快乐而满足的中国公民，他们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与中国人身份认同相关的项目。
维族人未来不可能构成真正的军事威胁。他们目前也不可能成功地制造分裂，当然，除非北京的中央政府出现了治理危机。然而，另一方面，即使双方的较量接近尾声，也不意味着未来就能够避免暴力活动的发生。一个最值得关注的后果，也是我们在探究未来时一个最大的疑问是，在新疆占据优势的汉族人群，可能是作为多数族群，会如何看待这些事？他们还会留在这里生活，还会告诉亲戚这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吗？或者，人们是否会心生恐惧，然后离开这里？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星期一, 5月 26, 2014
星期三, 3月 12, 2014
走在中间道路上的中间人——平措汪杰和他的政治遗言
作者：丁一夫
来源：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14/03/blog-post_11.html
西藏共产党创始人丶如今中共内部资历最深丶年龄最大的老资格共产主义者平措汪杰（平汪）先生在今年两会开幕之际出版了他近年一系列理论着作的压轴之作——《平等团结路漫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反思》。出生於1922年，92足岁生日已过的平汪非常重视他这本33万多字的文集，将其称之为“我的政治遗言”。这是一位老革命家留给子孙後代的嘱咐。对於没有经历过上世纪的风云变幻和国家与民族灾难的年轻人来说，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但是，这本书值得每个注重中国民族问题的人留意。这是一本在历史上留得下来的书。
平措汪杰是巴塘人。巴塘属於藏人所说的“西藏三区”中的“康”，平汪就是典型的康巴汉子。在他儿时，巴塘名义上是在国民政府治下，实际上当时军阀混战，巴塘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地盘。那时巴塘有国民政府办的新式学校，也有外国传教士办的华西学校，巴塘少年能在那里学英语。那时的巴塘人要争取的是“康人治康”。少年平汪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内地，先要赶着牦牛走到打箭炉，即现在的康定，然後到大足，再坐船顺长江而下。後来，平汪进了国民政府政治学校特地设立的蒙藏班。青年平措汪杰勤奋好学，精通汉藏英文，会唱歌，会弹琴，醉心於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熟知上世纪上半叶的汉丶藏丶康之间的复杂关系。
1939年，平汪发起成立了藏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作为西藏共产党的创始人，他联系过中国共产党丶苏联共产党，还亲自前往印度联系了印度共产党。他在拉萨从事革命宣传，和各类开明的改革派人士都有接触，也和拉萨政府中的开明贵族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有整整十年的时间，他们这些西藏共产党人孤军奋战，宣传西藏的变革，直至保守的西藏政府把他逐出了拉萨。1949年，中共在取得全国胜利，即将进入西藏以前，才主动联系西藏共产党，把他们这些青年西藏革命者吸纳到了中共之中。朱德亲自打电报联系平汪，要求平汪在解放军进藏的过程中提供至关紧要的协助。
平汪的西藏共产党组织，为中共入藏派出了一百多个热情能干的藏族干部。平汪亲自组织了解放军入藏需要的几十万头骆驼丶牦牛和骡子。这个时候，平汪还不到三十岁，却已经是超过十年革命史的老资格革命家，有相当扎实的共产主义理论修养，经受过革命考验，共产党相信他。他又是一个熟悉西藏政治丶社会丶文化，和西藏各界有广泛人脉联系的藏人。他在中共和西藏僧俗之间，两边都能接受他。他是两边交往的时候，不可替代的中间人。
昌都战役之後，西藏政府噶伦阿沛•阿旺晋美被解放军俘虏。平汪向解放军提出，不能把阿沛当成一般的俘虏，要尊重他，参照西藏贵族的礼节和待遇来对待他。後来中国政府和西藏谈判，获得礼遇的阿沛•阿旺晋美担任西藏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在谈判和签订十七条协议的过程中，平汪担任翻译，起了非常重要的调解作用。有一次谈判几乎破裂的时刻，平汪利用翻译上的灵活之处，搁置危机，灵活弥补分歧，成功地把两边又请回了谈判桌。所以，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後庆祝的时候，中国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要举杯提议为平汪乾杯。
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後，平汪随着第一批解放军进入了拉萨。他作为中共西藏工委中唯一的藏族委员，又承担了中共和达赖喇嘛之间的翻译。他非常尊重达赖喇嘛，认为有达赖喇嘛作为藏民族的政教领袖，中国政府又信任达赖喇嘛，藏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前途是光明的。达赖喇嘛也很器重和信任平汪。达赖喇嘛後来在自传中不止一次提到平汪。六十多年後，去年我采访达赖喇嘛的时候，尊者还回忆起当年平汪对尊者说起自己第一次见到达赖喇嘛的时候，达赖喇嘛还是一个小孩，现在达赖喇嘛是藏民族的青年领袖了，正在领导藏民族走向一个先进的社会，平汪说着说着，竟感动得潸然泪下。而达赖喇嘛在後来与中共关系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一直认为，只要中共继续信任平汪，只要有平汪这样的藏族共产党人在拉萨代表中共，问题总会解决。
1956年後，中共决定在四省藏区, 即藏人传统的康和安多地区，展开“民主改革”，激起藏人反抗，中共实行称为“平叛”的严酷军事镇压，随着数万难民逃到西藏，“平叛”的战火也烧到了西藏。从此，中共的西藏政策走上了一条激进的暴力之路。这时候，平汪这样作为中间人的共产党人，就成为极左政策的妨碍。平汪从1957年起受到无理整肃，1960年被逮捕，关入秦城监狱，单独监禁十八年，妻亡子散。
文革结束後，1978年，平汪出狱。在胡耀邦丶赵紫阳主政期间，得到平反的平汪又起到了汉藏中间人的作用。当达赖喇嘛派出的代表团访问的时候，平汪又一次成为两边都信任的人。在以後的几十年里，平汪虽然谢绝了胡耀邦要他到拉萨担任自治区主席的提议，专心完成他在狱中思考的哲学着作，但是从没有停止对中央的西藏政策提出谏言。
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政治上失利之後，中共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完全放弃了胡耀邦时期第一丶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确定的方针，极左派盘踞西藏工作的职位，中国政府公开与达赖喇嘛决裂，以达赖喇嘛为敌。任何人只要不按照中共的调子恶劣地污蔑谩骂达赖喇嘛，就有可能被扣上“藏独”的帽子，有身家性命之虞。在班禅大师圆寂之後，中国大地上几乎没有人敢公开赞扬达赖喇嘛了。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老资格的西藏共产党人平措汪杰。在阿沛•阿旺晋美去世後，藏人中能够将自己的声音达到中共最高层的有分量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平汪是唯一的一个，以藏人对嘉瓦仁波切的恭敬态度，自始至终认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理念和方针，公开赞扬达赖喇嘛无与伦比的高尚人格，一再地强调，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一把钥匙，把达赖喇嘛请回来，西藏问题就解决了。他还以对待达赖喇嘛的态度来评价他的同事朋友，包括他当年带出来的藏族革命者。他是共产党人中公开表示和达赖喇嘛站在一起的人。
从青年时代起，平汪就是一个理论家。他是认真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藏人。在单独囚禁的日子里，他也没有放弃他的理论思考。出狱後，他完成了几部哲学着作。在民族问题上，他也有精深的理论研究，对於中国民族关系的思考，他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他想对中共领导，也想对那些反对他攻击他的共产党同事们说，你们现在的西藏政策错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他迫切地希望能和他们讨论辩论。而现在治藏的众多汉藏干部们，却不敢迎接他的理论挑战，他们只能回避他。
西藏共产主义第一人平措汪杰一年一年地老了。老年平汪看到的是，藏区局势越来越紧张，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藏人的自焚成为人类史上罕见的惨剧。他把他对西藏问题的思考写了下来，他一次一次地向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上书，他认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年迈的平汪又一次地承担起藏人和中共之间对话的中间人。这些文字结合成集，就是我们面前这本书——《平等团结路漫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反思》。
来源：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14/03/blog-post_11.html
西藏共产党创始人丶如今中共内部资历最深丶年龄最大的老资格共产主义者平措汪杰（平汪）先生在今年两会开幕之际出版了他近年一系列理论着作的压轴之作——《平等团结路漫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反思》。出生於1922年，92足岁生日已过的平汪非常重视他这本33万多字的文集，将其称之为“我的政治遗言”。这是一位老革命家留给子孙後代的嘱咐。对於没有经历过上世纪的风云变幻和国家与民族灾难的年轻人来说，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但是，这本书值得每个注重中国民族问题的人留意。这是一本在历史上留得下来的书。
平措汪杰是巴塘人。巴塘属於藏人所说的“西藏三区”中的“康”，平汪就是典型的康巴汉子。在他儿时，巴塘名义上是在国民政府治下，实际上当时军阀混战，巴塘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地盘。那时巴塘有国民政府办的新式学校，也有外国传教士办的华西学校，巴塘少年能在那里学英语。那时的巴塘人要争取的是“康人治康”。少年平汪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内地，先要赶着牦牛走到打箭炉，即现在的康定，然後到大足，再坐船顺长江而下。後来，平汪进了国民政府政治学校特地设立的蒙藏班。青年平措汪杰勤奋好学，精通汉藏英文，会唱歌，会弹琴，醉心於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熟知上世纪上半叶的汉丶藏丶康之间的复杂关系。
1939年，平汪发起成立了藏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作为西藏共产党的创始人，他联系过中国共产党丶苏联共产党，还亲自前往印度联系了印度共产党。他在拉萨从事革命宣传，和各类开明的改革派人士都有接触，也和拉萨政府中的开明贵族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有整整十年的时间，他们这些西藏共产党人孤军奋战，宣传西藏的变革，直至保守的西藏政府把他逐出了拉萨。1949年，中共在取得全国胜利，即将进入西藏以前，才主动联系西藏共产党，把他们这些青年西藏革命者吸纳到了中共之中。朱德亲自打电报联系平汪，要求平汪在解放军进藏的过程中提供至关紧要的协助。
平汪的西藏共产党组织，为中共入藏派出了一百多个热情能干的藏族干部。平汪亲自组织了解放军入藏需要的几十万头骆驼丶牦牛和骡子。这个时候，平汪还不到三十岁，却已经是超过十年革命史的老资格革命家，有相当扎实的共产主义理论修养，经受过革命考验，共产党相信他。他又是一个熟悉西藏政治丶社会丶文化，和西藏各界有广泛人脉联系的藏人。他在中共和西藏僧俗之间，两边都能接受他。他是两边交往的时候，不可替代的中间人。
昌都战役之後，西藏政府噶伦阿沛•阿旺晋美被解放军俘虏。平汪向解放军提出，不能把阿沛当成一般的俘虏，要尊重他，参照西藏贵族的礼节和待遇来对待他。後来中国政府和西藏谈判，获得礼遇的阿沛•阿旺晋美担任西藏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在谈判和签订十七条协议的过程中，平汪担任翻译，起了非常重要的调解作用。有一次谈判几乎破裂的时刻，平汪利用翻译上的灵活之处，搁置危机，灵活弥补分歧，成功地把两边又请回了谈判桌。所以，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後庆祝的时候，中国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要举杯提议为平汪乾杯。
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後，平汪随着第一批解放军进入了拉萨。他作为中共西藏工委中唯一的藏族委员，又承担了中共和达赖喇嘛之间的翻译。他非常尊重达赖喇嘛，认为有达赖喇嘛作为藏民族的政教领袖，中国政府又信任达赖喇嘛，藏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前途是光明的。达赖喇嘛也很器重和信任平汪。达赖喇嘛後来在自传中不止一次提到平汪。六十多年後，去年我采访达赖喇嘛的时候，尊者还回忆起当年平汪对尊者说起自己第一次见到达赖喇嘛的时候，达赖喇嘛还是一个小孩，现在达赖喇嘛是藏民族的青年领袖了，正在领导藏民族走向一个先进的社会，平汪说着说着，竟感动得潸然泪下。而达赖喇嘛在後来与中共关系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一直认为，只要中共继续信任平汪，只要有平汪这样的藏族共产党人在拉萨代表中共，问题总会解决。
1956年後，中共决定在四省藏区, 即藏人传统的康和安多地区，展开“民主改革”，激起藏人反抗，中共实行称为“平叛”的严酷军事镇压，随着数万难民逃到西藏，“平叛”的战火也烧到了西藏。从此，中共的西藏政策走上了一条激进的暴力之路。这时候，平汪这样作为中间人的共产党人，就成为极左政策的妨碍。平汪从1957年起受到无理整肃，1960年被逮捕，关入秦城监狱，单独监禁十八年，妻亡子散。
文革结束後，1978年，平汪出狱。在胡耀邦丶赵紫阳主政期间，得到平反的平汪又起到了汉藏中间人的作用。当达赖喇嘛派出的代表团访问的时候，平汪又一次成为两边都信任的人。在以後的几十年里，平汪虽然谢绝了胡耀邦要他到拉萨担任自治区主席的提议，专心完成他在狱中思考的哲学着作，但是从没有停止对中央的西藏政策提出谏言。
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政治上失利之後，中共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完全放弃了胡耀邦时期第一丶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确定的方针，极左派盘踞西藏工作的职位，中国政府公开与达赖喇嘛决裂，以达赖喇嘛为敌。任何人只要不按照中共的调子恶劣地污蔑谩骂达赖喇嘛，就有可能被扣上“藏独”的帽子，有身家性命之虞。在班禅大师圆寂之後，中国大地上几乎没有人敢公开赞扬达赖喇嘛了。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老资格的西藏共产党人平措汪杰。在阿沛•阿旺晋美去世後，藏人中能够将自己的声音达到中共最高层的有分量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平汪是唯一的一个，以藏人对嘉瓦仁波切的恭敬态度，自始至终认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理念和方针，公开赞扬达赖喇嘛无与伦比的高尚人格，一再地强调，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一把钥匙，把达赖喇嘛请回来，西藏问题就解决了。他还以对待达赖喇嘛的态度来评价他的同事朋友，包括他当年带出来的藏族革命者。他是共产党人中公开表示和达赖喇嘛站在一起的人。
从青年时代起，平汪就是一个理论家。他是认真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藏人。在单独囚禁的日子里，他也没有放弃他的理论思考。出狱後，他完成了几部哲学着作。在民族问题上，他也有精深的理论研究，对於中国民族关系的思考，他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他想对中共领导，也想对那些反对他攻击他的共产党同事们说，你们现在的西藏政策错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他迫切地希望能和他们讨论辩论。而现在治藏的众多汉藏干部们，却不敢迎接他的理论挑战，他们只能回避他。
西藏共产主义第一人平措汪杰一年一年地老了。老年平汪看到的是，藏区局势越来越紧张，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藏人的自焚成为人类史上罕见的惨剧。他把他对西藏问题的思考写了下来，他一次一次地向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上书，他认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年迈的平汪又一次地承担起藏人和中共之间对话的中间人。这些文字结合成集，就是我们面前这本书——《平等团结路漫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反思》。
星期日, 2月 16, 2014
专访维族NGO工作者、前新疆法制报总编室主任海莱特，他在七五事件前就预警
作者：李永峰
来源：《亚洲周刊》 二〇〇九年第三十期
新疆维族知识分子海莱特在七五事件前一天就向新疆领导部门提出预警，但未被采纳。他目击现场，认为组织者是南疆非法宗教组织「伊扎布特」。事件诱因是推行双语教育和政府组织维人外出务工。
新疆乌鲁木齐，七月五日，一群有组织的维族暴徒针对汉族人的袭击，造成了巨大伤亡；七月七日，愤怒的汉族人大反攻，也给维族居民带来巨大恐慌。这两个日子后，新疆的民族裂痕，已经无法回避。
海莱特·尼亚孜和伊力哈木，因为他们坚持在互联网上用汉语撰写文章，这几年已经成为众多网民关注的维族知识分子。他们的文章成为新疆之外的中国人，了解新疆的重要窗口。海莱特在网易和凤凰网有两个博客；伊力哈木创办的维吾尔在线，则是当前最大的以维吾尔为主题的中文论坛。
海莱特生于新疆长于新疆，对新疆问题既有切身感受，也有系统研究。广东韶关事件发生后，他关注网上维族人的反应，判断出七月五日要出大事，于七月四日下午八点，向有关部门提出预警；并于七月五日上午十点，面见新疆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当面提出三条建议，可惜未获得采纳。七月五日下午，他根据现场观察认为，七五事件的组织者可能是活跃于南疆的非法宗教组织「伊扎布特」。七月二十一日下午，海莱特接受亚洲周刊专访，以下是访问摘要：
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七月五日可能会出事？
广东韶关的事情出来以后，我就感觉要出大事、要流血。因为在韶关事件之前，新疆已经有了要出事的苗头。韶关事件之后，我在博客里一共写了三篇文章分析这个事情的影响，分析下来，越发坚持了这个判断。
你是否认为七五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从目前来看，确实是有组织的。至于预谋，从六月二十六日到七月五日，这么长的时间也够了。但最关键的是，政府没有采取一些及时的措施，避免事态的恶化。七月四日，我一直在听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那天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他们确实有点不一般，几乎所有的头头脑脑全都上来讲话。晚上八点左右，我给政府部门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我说明天要出事了，你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也把热比娅讲话的网址给了他们，让他们听一下。他们说会向上汇报。第二天上午，我又打了电话。十点左右，在一个朋友陪同下见到了自治区政府的主要领导。我对他说，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正常人，我有必要提醒你，今天肯定要流血，赶紧采取措施，启动紧急预案。然后我又提了三条建议，
第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出来发表讲话，必须要在中午十二点以前；
第二，通知民族聚居区的汉族商人，早点关门回家；
第三，你能调动多少部队就调动多少部队，首先把民族聚居区隔离起来，在一些关键路口进行封锁、巡逻，下班以后戒严。
这位领导当时表示，要打电话请示。结果三条建议一条都没被采纳。其实四日那天，我也不是最早向有关部门提出预警的人。四日下午六点多，已经有人提出过预警了。
你说韶关事件之前，新疆已经有了要出事的苗头，这是指什么？
之所以发生七五这样的事情，直接诱因有两个：一个是推行双语教育；另一个就是政府组织维族人外出务工。这两个政策都有很多维族干部反对，但是谁要是敢说出一个「不」字，马上就要被处理。推行双语教育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以前搞民族教育的教师，几万名教师因为汉语不过关面临下岗，搞得基层教育人心浮动。至于组织维族人外出务工，在民族主义者眼中，开什么玩笑都可以，但是开女人的玩笑不行。最早组织的几批外出务工人员，几乎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当时地方上的一些长老就说话了，「这些女孩子一百个里面有六十个会做婊子，四十个会嫁给汉族人」，这引起了很大的反感。政府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第一，没做好思想工作；第二，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
在推行这两项政策之前，新疆的民族关系如何？
五十年代，虽然毛泽东批评过新疆的大汉族主义，但是当时的新疆民族政策没有走向破裂。就是近二十年以来，新疆的民族关系越来越紧张。王乐泉书记上台以后，采用高压态势，不能容许少数民族有任何民族情绪。比如说，一个民族干部，在会议上稍微发点牢骚，就肯定得不到提拔，还有可能被开除。他把反分裂问题看重了，扩大化了。其实，每个国家的边疆省份只要跟外国有点关系，文化的、语言的、人种的，这种分裂倾向肯定有。现在新疆的反分裂斗争，不仅仅是政法机关的事情，而成为全社会的事情了。
那么这种民族关系的紧张，有没有导致了维族人独立意识的加强？
我父亲就是三区革命的，而且他还是三区革命的军人。按理说，如果说有什么独立意识，他应该更典型。但是据我了解，连他这样的都没有独立倾向，像我就更没有了。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在沙漠地区的维吾尔民族，很早就进入了农业社会，发展出了非常精致的文明，它的民族性格，已经决定了它不张扬、不好斗，就在它最强大的时候，也并没有搞什么扩张。而且，契丹人来的时候，维吾尔人很快就投降了；蒙古人来了，维族人也基本上没打仗就投降了。从历史上看，维族人本身就不好斗，也没有什么独立的基础。
如何看待东突厥斯坦的提法？
东突厥这个词，本身就不是维族人发明的，而是欧洲人创造，然后被土耳其人发酵了一下，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维族人本身并没有东突厥这样的概念。维族人从历史到现在，都把新疆称为「维族人的疆土」，从来没有人说过新疆是「土耳其的疆土」，更没有人说什么「东土耳其的疆土」。
既然这样，为什么很多疆独分子会把东突厥作为理论基础？
以前丝绸之路的时候，维族人还有机会周游列国，思想比较开放。但是后来，海路开通，维族人就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在这种落后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外面的和尚会念经」。就像我们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各种思想泥石俱下，也不知道什么对什么错。再加上近几十年本土维族精英始终受到共产党左倾政策的压制，思想得不到发挥。国外一些人一喊「东突厥」，我们民族的很多人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本土维族知识分子如何看待热比娅？
没兴趣。热比娅基本上没什么思想。
境外势力可以组织七五事件，是不是说明他们在国内还有很大力量？
有，肯定有。我总觉得七五这个事件，是「伊扎布特」组织的，这是一个非法宗教组织，这几年在南疆发展得太快了。这个组织我研究过，是由一个阿富汗人创立，这个阿富汗人死了以后，由他的学生一个巴基斯坦的医生进行重新整合、发展。「伊扎布特」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处于地下状态。一九九七年，「伊扎布特」刚刚在新疆出现的时候，大概只有几百名成员。据有关部门去年公布的数据，这个组织目前在新疆可能已经有上万名成员。
七月五日那一天，我在新华南路一直看暴徒们打砸抢，一百多人，一聚一散，非常具有组织性，而且一律穿球鞋；从他们的口音看，基本上是喀什、和田那边的，不过我没有看到他们拿刀。从他们的口号，我分析可能是「伊扎布特」。暴徒们当时的口号是「汉族人滚回去、杀死汉族人」，除了这些以外，然后就是「我们要建立伊斯兰国家，要严格执行伊斯兰法」。因为「伊扎布特」的主旨就是要恢复伊斯兰政教合一的政权，严格执行伊斯兰法，属于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分支。这个组织非常严密，人员结构也很怪，就是吸收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而且基本上都是农民。其实这个组织非常落后，在维族人中完全没有社会基础，只要稍微受过点教育的，就不会对他们有兴趣。境外渗透过来的这些组织，影响毕竟还是小。因为他们抬不到桌面上来，只要专政部门严厉打击，完全可以打掉。新疆没必要整个社会都搞反恐。
你觉得新疆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我不认为新疆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民族分裂。新疆当前的关键问题还在经济发展上面。其实所谓的民族矛盾，说到底还是利益的矛盾。去年两会的时候，胡锦涛主席会见新疆代表团时候的讲话视频，我看了很多遍。胡主席也说新疆要重视发展，只是在最后才提了一句稳定。接下来我打算写一系列文章，讲明我的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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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莱特小档案
新疆塔城额敏县人，1982年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毕业。1982—1996年，新疆法制报社汉编部编辑、总编室主任。1996—2002年，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法治纵横杂志社副社长。期间专门研究过新疆非法组织。因写过一些批评文章，被迫离开公职机关。现投身NGO组织，推动防治艾滋病事业。
来源：《亚洲周刊》 二〇〇九年第三十期
新疆维族知识分子海莱特在七五事件前一天就向新疆领导部门提出预警，但未被采纳。他目击现场，认为组织者是南疆非法宗教组织「伊扎布特」。事件诱因是推行双语教育和政府组织维人外出务工。
新疆乌鲁木齐，七月五日，一群有组织的维族暴徒针对汉族人的袭击，造成了巨大伤亡；七月七日，愤怒的汉族人大反攻，也给维族居民带来巨大恐慌。这两个日子后，新疆的民族裂痕，已经无法回避。
海莱特·尼亚孜和伊力哈木，因为他们坚持在互联网上用汉语撰写文章，这几年已经成为众多网民关注的维族知识分子。他们的文章成为新疆之外的中国人，了解新疆的重要窗口。海莱特在网易和凤凰网有两个博客；伊力哈木创办的维吾尔在线，则是当前最大的以维吾尔为主题的中文论坛。
海莱特生于新疆长于新疆，对新疆问题既有切身感受，也有系统研究。广东韶关事件发生后，他关注网上维族人的反应，判断出七月五日要出大事，于七月四日下午八点，向有关部门提出预警；并于七月五日上午十点，面见新疆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当面提出三条建议，可惜未获得采纳。七月五日下午，他根据现场观察认为，七五事件的组织者可能是活跃于南疆的非法宗教组织「伊扎布特」。七月二十一日下午，海莱特接受亚洲周刊专访，以下是访问摘要：
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七月五日可能会出事？
广东韶关的事情出来以后，我就感觉要出大事、要流血。因为在韶关事件之前，新疆已经有了要出事的苗头。韶关事件之后，我在博客里一共写了三篇文章分析这个事情的影响，分析下来，越发坚持了这个判断。
你是否认为七五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从目前来看，确实是有组织的。至于预谋，从六月二十六日到七月五日，这么长的时间也够了。但最关键的是，政府没有采取一些及时的措施，避免事态的恶化。七月四日，我一直在听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那天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他们确实有点不一般，几乎所有的头头脑脑全都上来讲话。晚上八点左右，我给政府部门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我说明天要出事了，你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也把热比娅讲话的网址给了他们，让他们听一下。他们说会向上汇报。第二天上午，我又打了电话。十点左右，在一个朋友陪同下见到了自治区政府的主要领导。我对他说，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正常人，我有必要提醒你，今天肯定要流血，赶紧采取措施，启动紧急预案。然后我又提了三条建议，
第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出来发表讲话，必须要在中午十二点以前；
第二，通知民族聚居区的汉族商人，早点关门回家；
第三，你能调动多少部队就调动多少部队，首先把民族聚居区隔离起来，在一些关键路口进行封锁、巡逻，下班以后戒严。
这位领导当时表示，要打电话请示。结果三条建议一条都没被采纳。其实四日那天，我也不是最早向有关部门提出预警的人。四日下午六点多，已经有人提出过预警了。
你说韶关事件之前，新疆已经有了要出事的苗头，这是指什么？
之所以发生七五这样的事情，直接诱因有两个：一个是推行双语教育；另一个就是政府组织维族人外出务工。这两个政策都有很多维族干部反对，但是谁要是敢说出一个「不」字，马上就要被处理。推行双语教育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以前搞民族教育的教师，几万名教师因为汉语不过关面临下岗，搞得基层教育人心浮动。至于组织维族人外出务工，在民族主义者眼中，开什么玩笑都可以，但是开女人的玩笑不行。最早组织的几批外出务工人员，几乎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当时地方上的一些长老就说话了，「这些女孩子一百个里面有六十个会做婊子，四十个会嫁给汉族人」，这引起了很大的反感。政府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第一，没做好思想工作；第二，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
在推行这两项政策之前，新疆的民族关系如何？
五十年代，虽然毛泽东批评过新疆的大汉族主义，但是当时的新疆民族政策没有走向破裂。就是近二十年以来，新疆的民族关系越来越紧张。王乐泉书记上台以后，采用高压态势，不能容许少数民族有任何民族情绪。比如说，一个民族干部，在会议上稍微发点牢骚，就肯定得不到提拔，还有可能被开除。他把反分裂问题看重了，扩大化了。其实，每个国家的边疆省份只要跟外国有点关系，文化的、语言的、人种的，这种分裂倾向肯定有。现在新疆的反分裂斗争，不仅仅是政法机关的事情，而成为全社会的事情了。
那么这种民族关系的紧张，有没有导致了维族人独立意识的加强？
我父亲就是三区革命的，而且他还是三区革命的军人。按理说，如果说有什么独立意识，他应该更典型。但是据我了解，连他这样的都没有独立倾向，像我就更没有了。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在沙漠地区的维吾尔民族，很早就进入了农业社会，发展出了非常精致的文明，它的民族性格，已经决定了它不张扬、不好斗，就在它最强大的时候，也并没有搞什么扩张。而且，契丹人来的时候，维吾尔人很快就投降了；蒙古人来了，维族人也基本上没打仗就投降了。从历史上看，维族人本身就不好斗，也没有什么独立的基础。
如何看待东突厥斯坦的提法？
东突厥这个词，本身就不是维族人发明的，而是欧洲人创造，然后被土耳其人发酵了一下，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维族人本身并没有东突厥这样的概念。维族人从历史到现在，都把新疆称为「维族人的疆土」，从来没有人说过新疆是「土耳其的疆土」，更没有人说什么「东土耳其的疆土」。
既然这样，为什么很多疆独分子会把东突厥作为理论基础？
以前丝绸之路的时候，维族人还有机会周游列国，思想比较开放。但是后来，海路开通，维族人就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在这种落后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外面的和尚会念经」。就像我们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各种思想泥石俱下，也不知道什么对什么错。再加上近几十年本土维族精英始终受到共产党左倾政策的压制，思想得不到发挥。国外一些人一喊「东突厥」，我们民族的很多人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本土维族知识分子如何看待热比娅？
没兴趣。热比娅基本上没什么思想。
境外势力可以组织七五事件，是不是说明他们在国内还有很大力量？
有，肯定有。我总觉得七五这个事件，是「伊扎布特」组织的，这是一个非法宗教组织，这几年在南疆发展得太快了。这个组织我研究过，是由一个阿富汗人创立，这个阿富汗人死了以后，由他的学生一个巴基斯坦的医生进行重新整合、发展。「伊扎布特」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处于地下状态。一九九七年，「伊扎布特」刚刚在新疆出现的时候，大概只有几百名成员。据有关部门去年公布的数据，这个组织目前在新疆可能已经有上万名成员。
七月五日那一天，我在新华南路一直看暴徒们打砸抢，一百多人，一聚一散，非常具有组织性，而且一律穿球鞋；从他们的口音看，基本上是喀什、和田那边的，不过我没有看到他们拿刀。从他们的口号，我分析可能是「伊扎布特」。暴徒们当时的口号是「汉族人滚回去、杀死汉族人」，除了这些以外，然后就是「我们要建立伊斯兰国家，要严格执行伊斯兰法」。因为「伊扎布特」的主旨就是要恢复伊斯兰政教合一的政权，严格执行伊斯兰法，属于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分支。这个组织非常严密，人员结构也很怪，就是吸收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而且基本上都是农民。其实这个组织非常落后，在维族人中完全没有社会基础，只要稍微受过点教育的，就不会对他们有兴趣。境外渗透过来的这些组织，影响毕竟还是小。因为他们抬不到桌面上来，只要专政部门严厉打击，完全可以打掉。新疆没必要整个社会都搞反恐。
你觉得新疆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我不认为新疆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民族分裂。新疆当前的关键问题还在经济发展上面。其实所谓的民族矛盾，说到底还是利益的矛盾。去年两会的时候，胡锦涛主席会见新疆代表团时候的讲话视频，我看了很多遍。胡主席也说新疆要重视发展，只是在最后才提了一句稳定。接下来我打算写一系列文章，讲明我的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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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莱特小档案
新疆塔城额敏县人，1982年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毕业。1982—1996年，新疆法制报社汉编部编辑、总编室主任。1996—2002年，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法治纵横杂志社副社长。期间专门研究过新疆非法组织。因写过一些批评文章，被迫离开公职机关。现投身NGO组织，推动防治艾滋病事业。
星期五, 11月 08, 2013
天安门袭击者疑为报复清真寺被拆
作者：杰安迪
时间：2013年11月08日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31108/c08xinjiang/
10月28日在中国首都的心脏制造了一场致命袭击的人会是出于报复吗？这是乌斯曼·艾山(Usmen Hasan)家乡的一名前地方官员的说法，中国警方确认艾山为肇事车辆的司机，他的车在天安门广场撞死两名游客后起火烧毁。
据官方媒体报道，艾山、他的妻子和母亲当场死亡，他们都是来自新疆西部边远地区的维吾尔族人。
周三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电话采访时，曾在位于新疆西南部的英阿依玛克村(Yengi Aymaq)任村长的阿木提·吐尔地(Hamut Turdi)，讲述了去年发生的一次警察突袭，当局在突袭中捣毁了艾山曾为之筹款的一座清真寺的新建部分。
吐尔地说，政府在认定这些新建部分为非法建筑后，派出一个拆房队，还派了100名武装警察作后盾，拆房队切断了清真寺的供水，拆毁了一个为传统葬礼做准备用的院子。
吐尔地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我觉得乌斯曼·艾山那样做很可能是为了给村民报仇。”自由亚洲电台得到来自美国政府的资助。吐尔地说，他当村长已有22年了，打那以后，他被免去了职位。周四在当地派出所接听电话的人拒绝发表评论。
虽然这名了解情况的前官员的说法可能是出于某种目的，但他的描述给中国政府对天安门袭击案定性的努力带来了潜在的麻烦，中国政府认定袭击案是伊斯兰分裂主义者所为，并称他们受海外圣战分子的指使。中国高级官员和国家媒体一直试图将天安门袭击案件归咎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虽然并未给出多少有关证据，而一些西方分析人士则对这个鲜为人知的组织在中国境内发动袭击的能力表示怀疑。
最近几天，中国向那些怀疑其袭击故事中心思想的人发起了猛烈的宣传攻势。《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和CNN曾发表评论文章，对中国在该事件上的不透明提出批评，并指出中国政府对新疆实施的压制政策也许在事件发生上起了一定作用的可能性，之后，共产党下属的媒体，如《环球时报》、新华社和《中国日报》都发表了社论，称上述评论“非常恶劣”、“有偏见”，“实在过分了”。
周一，中国政府扩大了其攻击目标，批评白宫似乎不愿意将该事件定为恐怖主义行为，至少在美国国务院一个例行吹风会上是这样，新华社称，当时有记者直截了当地让发言人表态。新华社在周四发表的一篇评论指责美国在恐怖主义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是“纵容”在中国国土上的恐怖袭击。新华社在评论中写道，“将恐怖主义合理化将会招来更多危险。”
天安门袭击案的制造者艾山（他被描述为是一位商人）既对中国的新疆政策不满，也受到海外圣战分子的指使，当然有这种可能性。但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暗示，艾山对宗教限制尤为不满，很多维吾尔族人说，这些限制让他们遇到越来越多的麻烦。
中国坚持认为政府没有限制该地区的宗教活动，但很多当地居民抱怨比如禁止18岁以下信教者进入清真寺这样的政策，还抱怨如果政府公职人员公开信奉伊斯兰教，包括在斋月期间禁食，就会失去职位。
据吐尔地村长的描述，村民们花了3年时间集到20万元人民币，在2011年得到所需的许可证后，修建了皮拉勒清真寺。但他们看来在修建附加部分时遇到了困难，这部分使费用增加了3万元人民币，直到2012年底才建成使用。吐尔地说，在随之而来的警察与村民的对峙中，是33岁的艾山站出来说服了聚集的村民，让他们在警方绝对优势面前让步。
吐尔地说，艾山“站在人群中劝大家散去，他说，‘今天他们赢了，我们输了，因为他们带着枪，而我们什么都没有。不过别担心，有那么一天我们自己也能做点什么。’”吐尔地引用艾山的话说，并补充说，人们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其中包括艾山的母亲，她“为儿子感到自豪，亲吻了他的额头”。
吐尔地指出了另外一个细节：他说，对峙和捣毁的事发生在2012年10月28日，正好是在艾山和他的母亲在中国政治、文化和象征性的中心死于那场惨烈撞车的一年前。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Shi Da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时间：2013年11月08日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31108/c08xinjiang/
10月28日在中国首都的心脏制造了一场致命袭击的人会是出于报复吗？这是乌斯曼·艾山(Usmen Hasan)家乡的一名前地方官员的说法，中国警方确认艾山为肇事车辆的司机，他的车在天安门广场撞死两名游客后起火烧毁。
据官方媒体报道，艾山、他的妻子和母亲当场死亡，他们都是来自新疆西部边远地区的维吾尔族人。
周三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电话采访时，曾在位于新疆西南部的英阿依玛克村(Yengi Aymaq)任村长的阿木提·吐尔地(Hamut Turdi)，讲述了去年发生的一次警察突袭，当局在突袭中捣毁了艾山曾为之筹款的一座清真寺的新建部分。
吐尔地说，政府在认定这些新建部分为非法建筑后，派出一个拆房队，还派了100名武装警察作后盾，拆房队切断了清真寺的供水，拆毁了一个为传统葬礼做准备用的院子。
吐尔地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我觉得乌斯曼·艾山那样做很可能是为了给村民报仇。”自由亚洲电台得到来自美国政府的资助。吐尔地说，他当村长已有22年了，打那以后，他被免去了职位。周四在当地派出所接听电话的人拒绝发表评论。
虽然这名了解情况的前官员的说法可能是出于某种目的，但他的描述给中国政府对天安门袭击案定性的努力带来了潜在的麻烦，中国政府认定袭击案是伊斯兰分裂主义者所为，并称他们受海外圣战分子的指使。中国高级官员和国家媒体一直试图将天安门袭击案件归咎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虽然并未给出多少有关证据，而一些西方分析人士则对这个鲜为人知的组织在中国境内发动袭击的能力表示怀疑。
最近几天，中国向那些怀疑其袭击故事中心思想的人发起了猛烈的宣传攻势。《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和CNN曾发表评论文章，对中国在该事件上的不透明提出批评，并指出中国政府对新疆实施的压制政策也许在事件发生上起了一定作用的可能性，之后，共产党下属的媒体，如《环球时报》、新华社和《中国日报》都发表了社论，称上述评论“非常恶劣”、“有偏见”，“实在过分了”。
周一，中国政府扩大了其攻击目标，批评白宫似乎不愿意将该事件定为恐怖主义行为，至少在美国国务院一个例行吹风会上是这样，新华社称，当时有记者直截了当地让发言人表态。新华社在周四发表的一篇评论指责美国在恐怖主义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是“纵容”在中国国土上的恐怖袭击。新华社在评论中写道，“将恐怖主义合理化将会招来更多危险。”
天安门袭击案的制造者艾山（他被描述为是一位商人）既对中国的新疆政策不满，也受到海外圣战分子的指使，当然有这种可能性。但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暗示，艾山对宗教限制尤为不满，很多维吾尔族人说，这些限制让他们遇到越来越多的麻烦。
中国坚持认为政府没有限制该地区的宗教活动，但很多当地居民抱怨比如禁止18岁以下信教者进入清真寺这样的政策，还抱怨如果政府公职人员公开信奉伊斯兰教，包括在斋月期间禁食，就会失去职位。
据吐尔地村长的描述，村民们花了3年时间集到20万元人民币，在2011年得到所需的许可证后，修建了皮拉勒清真寺。但他们看来在修建附加部分时遇到了困难，这部分使费用增加了3万元人民币，直到2012年底才建成使用。吐尔地说，在随之而来的警察与村民的对峙中，是33岁的艾山站出来说服了聚集的村民，让他们在警方绝对优势面前让步。
吐尔地说，艾山“站在人群中劝大家散去，他说，‘今天他们赢了，我们输了，因为他们带着枪，而我们什么都没有。不过别担心，有那么一天我们自己也能做点什么。’”吐尔地引用艾山的话说，并补充说，人们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其中包括艾山的母亲，她“为儿子感到自豪，亲吻了他的额头”。
吐尔地指出了另外一个细节：他说，对峙和捣毁的事发生在2012年10月28日，正好是在艾山和他的母亲在中国政治、文化和象征性的中心死于那场惨烈撞车的一年前。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Shi Da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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