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之声2013年9月28日报道】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之一西藏前政治犯九•十•三运动正在达兰萨拉召开该组织第六届大会，与会人士经过激烈的讨论后，以多数支持改变了该组织主张的‘西藏独立’立场。
西藏前政治犯九•十•三运动第六届大会在修订组织相关章程时，多数与会成员的极力要求下，该组织决定把政治独立立场改变为中间道路。为此，该组织副负责人李科先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录音）在这次大会上，以多数改变了西藏前政治犯九•十•三运动的独立立场，我认为这主要是基于达赖喇嘛尊者一直强调坚持中间道理的重要性，以及明确表示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够通过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的教言，因此，我们改变了政治独立的立场。
李科先还表示，西藏前政治犯九•十•三运动是为了支援中共监狱内外及流亡的西藏政治犯、前政治犯及家属而特别创建，因此，即使改变了组织的政治立场，但它对组织的未来发展等方面不会受影响。
此外，印度喜马拉雅家庭组织（Indo-Tibetan Himalayan Parivar）和印度国家艺术文化遗产信讬基金会（INTACH）于昨天（9月27日）下午，举办文艺表演活动，为印度金纳尔（Kinnaur）灾区进行募款。
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益西平措，印度重要文化团体「民族志工组织」（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副会长库马尔（Indresh kumar），以及印藏之友会会长阿杰•辛格-曼科提亚（Ajay Singh Mankotia）为首的多位印藏人士参与文艺表演活动。
来源：http://www.vot.org/cn/%E8%A5%BF%E8%97%8F%E4%B9%9D%E2%80%A2%E5%8D%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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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10月 01, 2013
星期五, 7月 19, 2013
茨仁夏加：西藏与流亡之间的鸿沟
作者：茨仁夏加
译者：台湾悬钩子
来源：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 May 2008
The Gulf Between Tibet and Its Exiles
May 07, 2008
by Tsering Shaky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
May 2008
最近有两篇关于西藏暴动的文章，主旨都是想要证明藏区三月的暴动，都是由外国煽风点火而造成的。结果是，这两篇文章都大量地出现在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体里，包括CCTV，以及网络上。这个插曲告诉我们，中国政府如何努力想要影响国内与国际对于西藏冲突的观感，还有中国人如何误解了西藏内部与流亡者之间的连系性质。
第一篇文章由一个加拿大的网站，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所发表，由一位以美国为基地的作家，威廉•恩达尔（William Engdahl）所写，这一位以911与全球暖化都是美国政府的阴谋的看法而出名。他在该文里，引用了公开可得的信息，提出美国民主基金会（U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补助的一些西藏流亡团体，作为最近西藏所发生的事件都是美国政府支持的组织所策动的论据(注1)。同样的论证，被有名的记者程翔，一字一句地重述，并且发表于整个中文媒体界里，程先生没有提出新证据，也没有加上自己的研究。
两位作者都认为美国政府采用了一种阴谋，想要颠覆中国，所以就用煽动西藏的暴力，来达到此种目的。两位都指出，一些与西藏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就是始作俑者，而他们都得到NED的援助。然而这两篇文章都没有说明，这个阴谋是什么；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此阴谋真的存在；而他们也未能指出，除了收到补助外，这些非政府组织与该阴谋有关的证据何在。任何熟悉这些组织、也认识目前西藏的人，都能够证明，这些指控都是太过简化的论证，是「以联想定罪」（guilt by association）的谬论来作为根据的（注2）。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两位作者都没有解释，也没有说明，这些非政府组织在作什么事，以及它们如何运作。例如，其中一个被两个作者点名的，就是以纽约为基地的利众基金会（Trace Foundaton），这个基金会在西藏的工作是教育、发展与健保。这是一个得到中国政府正式认可以许多非政府组织之一，而且也没有任何纪录可以证明，它曾经从事任何可以被误解为反华的活动。中国政府经常性地举行对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详细调查，假如真有此类情事，中国政府一定会大大公布。事实上，利众基金会比起其它在中国内部活动的NGO，更加谨慎地使自己远离任何政府团体与政治活动，而这就是它为什么可以在中国运作这么长达数十年的原因。
利众基金会在此面向上是如此注意，以致于一些亲西藏的游说团体，还有一些流亡人士，过去都指控它太过支持中国，因为它拒绝涉入流亡政治，也明确地接受中国统治，并且在中国的系统内部运作。如果利众基金会有任何涉入西藏政治与暴动之一丁点证据，这两位作者应该会肯定地告诉我们。然而，他们唯一的证据，就是告诉我们，利众基金会的创立人，与金融慈善家乔治索罗斯有亲属关系，而后者公开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支持民主化的计划。
恩达尔的论证，程先生又加以重复的，只是含沙射影；唯一的关连，只在他们心中建立。在他们的想法之后，以及中国政府的想法里头（他们声称西藏的暴动是由外人所煽动，而这些外人的范围，广及CIA到达赖喇嘛），乃是认为流亡西藏团体涉入了西藏内部的政治活动的假设。
这种假设，乃是预先认为，印度与西藏之间，有信息的自由交流。然而，这一点，却是相当有限的。为了充份建立起流亡团体与西藏内部事件的关连，或者西藏内部事件与西方利益的关连，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团体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也必须了解印度与海外的藏人组成与其性质。
印度的难民已经发展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且形成了一种民族主义的情感，以致于认为他们自己就是西藏、与西藏人民的捍卫者。在某些情况里，这种观念甚至已经变成，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所有藏人的真代表，而认为身处藏地的藏人只是被动、受压迫的受难者而已。这通常会造成他们对于身处西藏的藏人有一种保护的态度。结果是，西藏内的藏人与西藏外的藏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与社会鸿沟。
这种分别有点类似于大陆的中国人与，例如，那些从台湾或香港来的中国人。例如，西藏内部的藏人，对于中国式的流行歌曲很能接受，然而印度的藏人却钟情于宝莱坞（Bollywood）。即使这两个团体的人，在西方的中立地区见面了，也很少有任何交流。我常常必须在同一个晚上参加两个宴会，一个是由流亡很久的藏人所主办，另外一个则是由西藏刚来的团体所举办，因为这两者对于播放什么音乐都没办法达成共识。例如，1990年代最红的西藏流行歌手，达珍（Dadon Dawadolma），从拉萨逃到印度，却很难过地发现没有人想听她的音乐。她在印度没没无名，而流亡藏人则指控她唱的歌太过中国式。两个团体之间的鸿沟也许只是文化的，但对于实际的政治交流，已形成重大的障碍。
不是秘密的是，印度与其他地方的西藏组织都收到NED与其他西方组织的补助；恩达尔先生的信息只是从NED的网站上取得的。这几乎称不上什么凶器。而且就算是民主基金会给予流亡西藏团体补助，也不能证明这些钱就是用在西藏。从西方获得补助的流亡组织，只在印度内部运作，他们将活动投射到西藏的能力是零。
阴谋理论专家假设印度与西藏的藏人可以自由交换理念与人员，但却没有这样的交流。印度的藏人想要旅行到西藏，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政府坚持，想要旅行到自己家乡的藏人，一定要使用中国的旅行文件。即使是拥有外国护照的人，如我自己，要得到进入中国的签证，也很困难，特别是假如希望旅行到中藏地区，亦即现在的西藏自治区。
西藏青年议会，被中国贴卷标为恐怖份子团体，是印度最大的藏人社会与政治机构。而参加的人，完全都是在印度出生的藏人，而他们的政治策略，受到印度政治文化的影响。这本身并不是坏事，印度的政治系统有长期的抗议传统，而印度人只有自由受到一点点侵害，就会走上街头游行。
藏青会也认为抗议就是政治的基本面。因为他们没办法在西藏内部抗议，所以就在德里、纽约与巴黎街头抗议。这就是他们能力所能及的地方：藏青会的领袖发表演讲，然后作一些有争议的主张，但他们毫无能力将他们的话语投射成在西藏内部的行动。
唯一可以说还跟西藏内部有所联系的组织叫做913（Guchusum）。这个团体的名字，是由自从1980年代晚期开始，拉萨地区发生的主要抗议活动的日期所组成，而这个组织是由曾经参与这些事件，以及因为参与这些事件而被囚禁的人所组成的。因为他们都是相对较晚才从西藏逃出来的，所以在西藏内部还有一些家人与社会网络。然而，这个团体人数很少，而且主要的功能是为这些前政治犯与刚从西藏逃出来的人，提供福利与支持。除此之外，没有流亡团体与西藏内部有什么联系。
这并不是说，在西藏内部的人不知道流亡者的观点与活动。美国过去采取的一个方案，对西藏的藏人有重大的影响的，就是在1991年在美国之音里建立藏语广播服务，也在1996年在自由亚洲电台里建立同样的服务。然而，这些广播本身并不是什么秘密活动，也不从事暴动的连系工作；这些广播服务只提供新闻与意见的来源，在一个只有单一新闻来源的社会里，提供另外的选择。
但除了广播之外，如果你想寻找流亡团体与西藏内部事件的关连性，你不应该从西方式的NGO里去寻求，不管这些组织是否与藏人有关。确实是有联系，但不是外界所设想的那样。这是一个由民族中心主义所制造出来的问题：你只能想象，将自己所曾经历的组织经验，投射于藏人的政治活动之上。然而西藏的政治主张，主要是置于传统的文化空间里，亦即在佛寺与宗教里。这不是在暗示，西藏的政治，是某种基本教义，像塔利班似的运动；它传统的地方，不在于其内容，而在于其流通的管道。
点燃西藏最近的暴动与抗议各种因素里，最显著的是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犯下的大错，有关于选择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中国共产党，不管西藏人民的愿望，也不顾西藏的传统，强制执行、自导自演了自己的灵童选择过程。结果就是，党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绝大多数藏人、甚至中国的藏传佛教徒都反对的位置上。党甚至想办法让所有的佛寺都反对这种做法，连那些本来支持政府的寺院都反对了。班禅喇嘛所驻跸，西藏第二大城日喀则市的札什伦布寺，也拒绝接受这个灵童，而没有一位喇嘛或寺院同意收容这个小孩。这可怜的小孩变成无家可归，只能待在北京的宫殿里。
不管藏人对于人权或独立的看法与感觉如何，对于班禅喇嘛一事上，大家都有高度的共识：党错了。党的反应就是宣布加强爱国教育，以及在寺院里进行反达赖喇嘛的运动。这些运动要求寺院与僧人谴责达赖喇嘛，并且制造了一种根深蒂固，让党绝对无法获得民心的情况。这一点是没有一位僧人或喇嘛愿意妥协的。
到了1990年代末期，各大佛寺发现自己处于危机：在一方面，党早已开始介入寺院的空间；另一方面，许多年老的喇嘛去逝。最资深的喇嘛如噶玛巴、塔尔寺的阿嘉仁波切（Argya Rinpoche）逃到国外，而资深喇嘛的缺席，造成西藏的领袖真空状态。在过去，这些资深的喇嘛通常可以扮演调人的角色，他们的温和声音，很能够镇定僧人与小区，也往往受到党的利用。
党对于这些资深喇嘛逃亡的最初反应，是尴尬。然而长期下来，党开始认为他们离开是件好事，是一个摧毁西藏境内传统权威的大好机会。官员们认为，既然这些喇嘛已经逃出国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更加容易控制西藏：就好像流亡纽约或巴黎的中国异议份子一样，只要他们一离开，其重要性就会消失，也不能够在家乡造成任何祸害了。然而党未能明白的是，这些喇嘛与异见份子大不相同。只要这些喇嘛留在哪里，他所属的寺院与忠实信徒，就会继续听他讲话，将他看成是他们的领袖。
还有，西藏内部的藏人对于藏人的共党官员非常生气。藏人并不把现在的藏人党员干部看成领袖，在西藏自治区特别如此。这些藏人官员无法提供安定的力量，也不能作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对他们最好的看法，就是他们很投机，最差的看法，就是他们是奸细。即使是共党官员自己都认为处于非常不舒服的地方。一位西藏官员有一次告诉我，一群西藏党员们一起看有关二次大战中，国民党的汉奸如何与日本人勾结的戏剧。结果大家都觉得非常不舒服，显然他们都把自己看成电影上的角色。
喇嘛逃走、流亡，造成出人意外的后果。1980年代到1990年代早期，西藏内部的亲独立抗议，并未扩散到拉萨以外的地方，因为大部份的喇嘛态度都模棱两可，而且使用他们的影响力来使信众平静。今年，几乎有发生抗议的地方，都是当地的资深喇嘛已经逃离西藏、现在住在印度的地方。
就是因为这些资深喇嘛来到印度，才造成了西藏内部与印度藏人的连系。到了公元2000年早期，越来越多青海与四川藏区的人开始旅行到印度来。如果你看看来到印度的藏人数字，还有他们从哪里来的资料，你就会发现，在1980与1990年代，他们大部份都是从西藏自治区来的，然而在过去十年里，来到印度的藏人，都是从藏东来的，也是最近许多抗议发生的地方。这或许可以部份解释为，因为西藏自治区与藏东各省的政策不同、管制严密宽松有别，但这只是部份的解释。
大部份来印度的藏人，都是因为他们的当地喇嘛在印度，所以他们必须去那里才能获得宗教的教育以及启发。藏传佛教非常复杂，所以其修行以及知识的传递并不像是研读一本书那样简单。知识的传递，是深植于第一个使徒从释迦牟尼那里听到启示，然后不中断地将这些教诲传承下来的概念里，所以假如这种传承不能显示的话，其弘法就没有任何合法性。
离开西藏的喇嘛，已经在印度建立了佛寺，而且不论他们到哪里，该处就被视为该喇嘛的驻跸所。因此，西藏的所有佛寺都向外面寻求领导，也向外寻求宗教教诲。自从1980年代以来，从西藏内部的古老佛寺来的人，到新设立的印度佛寺来听取上师的弘法，是常常发生的事情。而且两者之间也透过电话天天沟通，而且也有僧人在印度修习了几年后，再回到西藏的例子。同样地，西藏的僧人也有人来印度接受教育，因为西藏只有极少数的喇嘛可以传授知识，提供宗教认证。
就是在这个传统的场面里，你可以发现印度的藏人与中国内部的藏人的连系。在寺院小区里，印度与西藏的出家人之间没有什么分别；他们有许多共同点，而且不管人在印度还是哪里，都觉得很自在。然而世俗的年轻人则常常吵架，也不喜欢对方，因为两者在政治、音乐、甚至其它每件事上都有不同的口味。然而佛寺里没有这样的不同。
这种人员与理念的交流，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在任何情形底下，印度的母寺与喇嘛，都没办法命令西藏的僧人进行抗议活动，即使他们有这样的愿望，这种决定只有在当地的僧人可以做出决定。西藏的僧人也许会将印度的喇嘛视为自己的领袖，然而他们也都不是笨蛋，很清楚知道当地的情况，并且自行作出决定。
而这些佛寺，都没有从美国民主基金会或其他西方政府，收到一分一毫的捐款。事实上，最近这几年，对于藏传佛教最主要、最慷慨的支持者，都是来自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人社团。这些华人施主不会跟寺院要求看预算书或账本；他们只是拿出大笔的布施，就好像一般的信众一样。而阴谋论者假设西藏所拥有的跨国政治与经济影响力，事实上，并不指向流亡人士，也不是西方人，更不是从事地区发展的NGO，而是指向华人的信徒。
如果阴谋理论家想要跟随着金钱的流向，找出阴谋的源头，那么他们必须将之看成是国民党的阴谋，而不是西方的阴谋。他们将会学会更多，如果他们下工夫研究西藏的政治史，以及政策如何失败的历史，并且与真正身在西藏的藏人交谈，而不是描绘出一幅西方政治势力的幻想图出来。
茨仁夏加，是《龙在雪域》（Dragon in the Land of the Snow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的作者，也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宗教与当代社会研究所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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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恩达尔的这篇文章标题是："Risky Geopolitical Game: Washington Plays 'Tibet Roulett' with China"，请注意在他自己的部落格上，这篇文章已经被收回，还有通告：Please note that Engdahl has retracted his article on Tibet because he put forth incorrect and inaccurate statements in it. （因为他的说法并不正确）。而广见于中文网站的中文标题是：「“西藏轮盘赌”：铤而走险的地缘政治把戏 」。没有见到哪一个转贴人把该通告再贴出来昭告大家。
注2：guilt by association是一种逻辑论证的错误。举两个例子，1)希特勒是素食者，希特勒是恶魔，因此素食者都是恶魔。2)所有的狗都有四条腿，我的猫也有四条腿，因此我的猫是一只狗。
http://rosaceae.ti-da.net/e2212334.html
译者：台湾悬钩子
来源：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 May 2008
The Gulf Between Tibet and Its Exiles
May 07, 2008
by Tsering Shaky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
May 2008
最近有两篇关于西藏暴动的文章，主旨都是想要证明藏区三月的暴动，都是由外国煽风点火而造成的。结果是，这两篇文章都大量地出现在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体里，包括CCTV，以及网络上。这个插曲告诉我们，中国政府如何努力想要影响国内与国际对于西藏冲突的观感，还有中国人如何误解了西藏内部与流亡者之间的连系性质。
第一篇文章由一个加拿大的网站，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所发表，由一位以美国为基地的作家，威廉•恩达尔（William Engdahl）所写，这一位以911与全球暖化都是美国政府的阴谋的看法而出名。他在该文里，引用了公开可得的信息，提出美国民主基金会（U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补助的一些西藏流亡团体，作为最近西藏所发生的事件都是美国政府支持的组织所策动的论据(注1)。同样的论证，被有名的记者程翔，一字一句地重述，并且发表于整个中文媒体界里，程先生没有提出新证据，也没有加上自己的研究。
两位作者都认为美国政府采用了一种阴谋，想要颠覆中国，所以就用煽动西藏的暴力，来达到此种目的。两位都指出，一些与西藏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就是始作俑者，而他们都得到NED的援助。然而这两篇文章都没有说明，这个阴谋是什么；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此阴谋真的存在；而他们也未能指出，除了收到补助外，这些非政府组织与该阴谋有关的证据何在。任何熟悉这些组织、也认识目前西藏的人，都能够证明，这些指控都是太过简化的论证，是「以联想定罪」（guilt by association）的谬论来作为根据的（注2）。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两位作者都没有解释，也没有说明，这些非政府组织在作什么事，以及它们如何运作。例如，其中一个被两个作者点名的，就是以纽约为基地的利众基金会（Trace Foundaton），这个基金会在西藏的工作是教育、发展与健保。这是一个得到中国政府正式认可以许多非政府组织之一，而且也没有任何纪录可以证明，它曾经从事任何可以被误解为反华的活动。中国政府经常性地举行对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详细调查，假如真有此类情事，中国政府一定会大大公布。事实上，利众基金会比起其它在中国内部活动的NGO，更加谨慎地使自己远离任何政府团体与政治活动，而这就是它为什么可以在中国运作这么长达数十年的原因。
利众基金会在此面向上是如此注意，以致于一些亲西藏的游说团体，还有一些流亡人士，过去都指控它太过支持中国，因为它拒绝涉入流亡政治，也明确地接受中国统治，并且在中国的系统内部运作。如果利众基金会有任何涉入西藏政治与暴动之一丁点证据，这两位作者应该会肯定地告诉我们。然而，他们唯一的证据，就是告诉我们，利众基金会的创立人，与金融慈善家乔治索罗斯有亲属关系，而后者公开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支持民主化的计划。
恩达尔的论证，程先生又加以重复的，只是含沙射影；唯一的关连，只在他们心中建立。在他们的想法之后，以及中国政府的想法里头（他们声称西藏的暴动是由外人所煽动，而这些外人的范围，广及CIA到达赖喇嘛），乃是认为流亡西藏团体涉入了西藏内部的政治活动的假设。
这种假设，乃是预先认为，印度与西藏之间，有信息的自由交流。然而，这一点，却是相当有限的。为了充份建立起流亡团体与西藏内部事件的关连，或者西藏内部事件与西方利益的关连，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团体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也必须了解印度与海外的藏人组成与其性质。
印度的难民已经发展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且形成了一种民族主义的情感，以致于认为他们自己就是西藏、与西藏人民的捍卫者。在某些情况里，这种观念甚至已经变成，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所有藏人的真代表，而认为身处藏地的藏人只是被动、受压迫的受难者而已。这通常会造成他们对于身处西藏的藏人有一种保护的态度。结果是，西藏内的藏人与西藏外的藏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与社会鸿沟。
这种分别有点类似于大陆的中国人与，例如，那些从台湾或香港来的中国人。例如，西藏内部的藏人，对于中国式的流行歌曲很能接受，然而印度的藏人却钟情于宝莱坞（Bollywood）。即使这两个团体的人，在西方的中立地区见面了，也很少有任何交流。我常常必须在同一个晚上参加两个宴会，一个是由流亡很久的藏人所主办，另外一个则是由西藏刚来的团体所举办，因为这两者对于播放什么音乐都没办法达成共识。例如，1990年代最红的西藏流行歌手，达珍（Dadon Dawadolma），从拉萨逃到印度，却很难过地发现没有人想听她的音乐。她在印度没没无名，而流亡藏人则指控她唱的歌太过中国式。两个团体之间的鸿沟也许只是文化的，但对于实际的政治交流，已形成重大的障碍。
不是秘密的是，印度与其他地方的西藏组织都收到NED与其他西方组织的补助；恩达尔先生的信息只是从NED的网站上取得的。这几乎称不上什么凶器。而且就算是民主基金会给予流亡西藏团体补助，也不能证明这些钱就是用在西藏。从西方获得补助的流亡组织，只在印度内部运作，他们将活动投射到西藏的能力是零。
阴谋理论专家假设印度与西藏的藏人可以自由交换理念与人员，但却没有这样的交流。印度的藏人想要旅行到西藏，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政府坚持，想要旅行到自己家乡的藏人，一定要使用中国的旅行文件。即使是拥有外国护照的人，如我自己，要得到进入中国的签证，也很困难，特别是假如希望旅行到中藏地区，亦即现在的西藏自治区。
西藏青年议会，被中国贴卷标为恐怖份子团体，是印度最大的藏人社会与政治机构。而参加的人，完全都是在印度出生的藏人，而他们的政治策略，受到印度政治文化的影响。这本身并不是坏事，印度的政治系统有长期的抗议传统，而印度人只有自由受到一点点侵害，就会走上街头游行。
藏青会也认为抗议就是政治的基本面。因为他们没办法在西藏内部抗议，所以就在德里、纽约与巴黎街头抗议。这就是他们能力所能及的地方：藏青会的领袖发表演讲，然后作一些有争议的主张，但他们毫无能力将他们的话语投射成在西藏内部的行动。
唯一可以说还跟西藏内部有所联系的组织叫做913（Guchusum）。这个团体的名字，是由自从1980年代晚期开始，拉萨地区发生的主要抗议活动的日期所组成，而这个组织是由曾经参与这些事件，以及因为参与这些事件而被囚禁的人所组成的。因为他们都是相对较晚才从西藏逃出来的，所以在西藏内部还有一些家人与社会网络。然而，这个团体人数很少，而且主要的功能是为这些前政治犯与刚从西藏逃出来的人，提供福利与支持。除此之外，没有流亡团体与西藏内部有什么联系。
这并不是说，在西藏内部的人不知道流亡者的观点与活动。美国过去采取的一个方案，对西藏的藏人有重大的影响的，就是在1991年在美国之音里建立藏语广播服务，也在1996年在自由亚洲电台里建立同样的服务。然而，这些广播本身并不是什么秘密活动，也不从事暴动的连系工作；这些广播服务只提供新闻与意见的来源，在一个只有单一新闻来源的社会里，提供另外的选择。
但除了广播之外，如果你想寻找流亡团体与西藏内部事件的关连性，你不应该从西方式的NGO里去寻求，不管这些组织是否与藏人有关。确实是有联系，但不是外界所设想的那样。这是一个由民族中心主义所制造出来的问题：你只能想象，将自己所曾经历的组织经验，投射于藏人的政治活动之上。然而西藏的政治主张，主要是置于传统的文化空间里，亦即在佛寺与宗教里。这不是在暗示，西藏的政治，是某种基本教义，像塔利班似的运动；它传统的地方，不在于其内容，而在于其流通的管道。
点燃西藏最近的暴动与抗议各种因素里，最显著的是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犯下的大错，有关于选择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中国共产党，不管西藏人民的愿望，也不顾西藏的传统，强制执行、自导自演了自己的灵童选择过程。结果就是，党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绝大多数藏人、甚至中国的藏传佛教徒都反对的位置上。党甚至想办法让所有的佛寺都反对这种做法，连那些本来支持政府的寺院都反对了。班禅喇嘛所驻跸，西藏第二大城日喀则市的札什伦布寺，也拒绝接受这个灵童，而没有一位喇嘛或寺院同意收容这个小孩。这可怜的小孩变成无家可归，只能待在北京的宫殿里。
不管藏人对于人权或独立的看法与感觉如何，对于班禅喇嘛一事上，大家都有高度的共识：党错了。党的反应就是宣布加强爱国教育，以及在寺院里进行反达赖喇嘛的运动。这些运动要求寺院与僧人谴责达赖喇嘛，并且制造了一种根深蒂固，让党绝对无法获得民心的情况。这一点是没有一位僧人或喇嘛愿意妥协的。
到了1990年代末期，各大佛寺发现自己处于危机：在一方面，党早已开始介入寺院的空间；另一方面，许多年老的喇嘛去逝。最资深的喇嘛如噶玛巴、塔尔寺的阿嘉仁波切（Argya Rinpoche）逃到国外，而资深喇嘛的缺席，造成西藏的领袖真空状态。在过去，这些资深的喇嘛通常可以扮演调人的角色，他们的温和声音，很能够镇定僧人与小区，也往往受到党的利用。
党对于这些资深喇嘛逃亡的最初反应，是尴尬。然而长期下来，党开始认为他们离开是件好事，是一个摧毁西藏境内传统权威的大好机会。官员们认为，既然这些喇嘛已经逃出国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更加容易控制西藏：就好像流亡纽约或巴黎的中国异议份子一样，只要他们一离开，其重要性就会消失，也不能够在家乡造成任何祸害了。然而党未能明白的是，这些喇嘛与异见份子大不相同。只要这些喇嘛留在哪里，他所属的寺院与忠实信徒，就会继续听他讲话，将他看成是他们的领袖。
还有，西藏内部的藏人对于藏人的共党官员非常生气。藏人并不把现在的藏人党员干部看成领袖，在西藏自治区特别如此。这些藏人官员无法提供安定的力量，也不能作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对他们最好的看法，就是他们很投机，最差的看法，就是他们是奸细。即使是共党官员自己都认为处于非常不舒服的地方。一位西藏官员有一次告诉我，一群西藏党员们一起看有关二次大战中，国民党的汉奸如何与日本人勾结的戏剧。结果大家都觉得非常不舒服，显然他们都把自己看成电影上的角色。
喇嘛逃走、流亡，造成出人意外的后果。1980年代到1990年代早期，西藏内部的亲独立抗议，并未扩散到拉萨以外的地方，因为大部份的喇嘛态度都模棱两可，而且使用他们的影响力来使信众平静。今年，几乎有发生抗议的地方，都是当地的资深喇嘛已经逃离西藏、现在住在印度的地方。
就是因为这些资深喇嘛来到印度，才造成了西藏内部与印度藏人的连系。到了公元2000年早期，越来越多青海与四川藏区的人开始旅行到印度来。如果你看看来到印度的藏人数字，还有他们从哪里来的资料，你就会发现，在1980与1990年代，他们大部份都是从西藏自治区来的，然而在过去十年里，来到印度的藏人，都是从藏东来的，也是最近许多抗议发生的地方。这或许可以部份解释为，因为西藏自治区与藏东各省的政策不同、管制严密宽松有别，但这只是部份的解释。
大部份来印度的藏人，都是因为他们的当地喇嘛在印度，所以他们必须去那里才能获得宗教的教育以及启发。藏传佛教非常复杂，所以其修行以及知识的传递并不像是研读一本书那样简单。知识的传递，是深植于第一个使徒从释迦牟尼那里听到启示，然后不中断地将这些教诲传承下来的概念里，所以假如这种传承不能显示的话，其弘法就没有任何合法性。
离开西藏的喇嘛，已经在印度建立了佛寺，而且不论他们到哪里，该处就被视为该喇嘛的驻跸所。因此，西藏的所有佛寺都向外面寻求领导，也向外寻求宗教教诲。自从1980年代以来，从西藏内部的古老佛寺来的人，到新设立的印度佛寺来听取上师的弘法，是常常发生的事情。而且两者之间也透过电话天天沟通，而且也有僧人在印度修习了几年后，再回到西藏的例子。同样地，西藏的僧人也有人来印度接受教育，因为西藏只有极少数的喇嘛可以传授知识，提供宗教认证。
就是在这个传统的场面里，你可以发现印度的藏人与中国内部的藏人的连系。在寺院小区里，印度与西藏的出家人之间没有什么分别；他们有许多共同点，而且不管人在印度还是哪里，都觉得很自在。然而世俗的年轻人则常常吵架，也不喜欢对方，因为两者在政治、音乐、甚至其它每件事上都有不同的口味。然而佛寺里没有这样的不同。
这种人员与理念的交流，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在任何情形底下，印度的母寺与喇嘛，都没办法命令西藏的僧人进行抗议活动，即使他们有这样的愿望，这种决定只有在当地的僧人可以做出决定。西藏的僧人也许会将印度的喇嘛视为自己的领袖，然而他们也都不是笨蛋，很清楚知道当地的情况，并且自行作出决定。
而这些佛寺，都没有从美国民主基金会或其他西方政府，收到一分一毫的捐款。事实上，最近这几年，对于藏传佛教最主要、最慷慨的支持者，都是来自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人社团。这些华人施主不会跟寺院要求看预算书或账本；他们只是拿出大笔的布施，就好像一般的信众一样。而阴谋论者假设西藏所拥有的跨国政治与经济影响力，事实上，并不指向流亡人士，也不是西方人，更不是从事地区发展的NGO，而是指向华人的信徒。
如果阴谋理论家想要跟随着金钱的流向，找出阴谋的源头，那么他们必须将之看成是国民党的阴谋，而不是西方的阴谋。他们将会学会更多，如果他们下工夫研究西藏的政治史，以及政策如何失败的历史，并且与真正身在西藏的藏人交谈，而不是描绘出一幅西方政治势力的幻想图出来。
茨仁夏加，是《龙在雪域》（Dragon in the Land of the Snow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的作者，也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宗教与当代社会研究所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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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恩达尔的这篇文章标题是："Risky Geopolitical Game: Washington Plays 'Tibet Roulett' with China"，请注意在他自己的部落格上，这篇文章已经被收回，还有通告：Please note that Engdahl has retracted his article on Tibet because he put forth incorrect and inaccurate statements in it. （因为他的说法并不正确）。而广见于中文网站的中文标题是：「“西藏轮盘赌”：铤而走险的地缘政治把戏 」。没有见到哪一个转贴人把该通告再贴出来昭告大家。
注2：guilt by association是一种逻辑论证的错误。举两个例子，1)希特勒是素食者，希特勒是恶魔，因此素食者都是恶魔。2)所有的狗都有四条腿，我的猫也有四条腿，因此我的猫是一只狗。
http://rosaceae.ti-da.net/e2212334.html
達賴考慮辭職中間路線失控
作者：纪硕鸣
来源：《亞洲週刊》 24卷23期 2010.06.13
印度北部達蘭薩拉的四月顯得有些「平靜」。三月初，一年一度的紀念活動過後，流亡藏人社會沒有像前些年北京舉辦奧運前夕接連不斷的抗議活動，街頭的標語也不見過往般激烈的語詞。不過，亞洲週刊在流亡藏人社會的採訪過程中發現，一股西藏獨立的暗流正形成，並日見波濤洶湧。當達賴喇嘛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不斷擴大時，他在流亡藏人內部，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達賴喇嘛希望漢藏加強交流，近日在中國作家王力雄的安排下通過互聯網回答中國網友的提問。自二零零八年以來，達賴喇嘛推動漢藏交流，向漢人介紹他的「中間道路」，並在世界各地建立百多個漢藏協會，和海外的華人團體接觸溝通明顯增加。但另一方面，達賴喇嘛提出多年的中間道路，不僅被北京否定，在流亡藏人中，持否定態度的聲音在增強。達賴喇嘛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表示，如果獨立的聲音在藏人中佔主導，他唯有辭職、退休。
一九九四年在青海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十八年的李科先，是一個立場鮮明卻又理性的藏獨人士，目前正在成立西藏憲法起草工作組，還要聽取中國、印度法律專家意見，他稱這是「要聽取周邊國家的意見，處理好周邊國家的關係」。據悉，李科先已請澳洲法學專家草擬了西藏憲法，要作為研討會的討論文件。
藏獨路線圖曝光
不久前，李科先及一批主張獨立的西藏團體負責人開會，開始制定西藏獨立路線圖，設定西藏獨立的步驟。在流亡西藏議會四十三個議員中，上一屆有七個議員公開表明要走西藏獨立的道路，這一屆四十二個議員中有十四個議員公開表明獨立，獨立力量在議會中增長很快。這些獨立派人士正部署明年的議員選舉，聲稱要爭取讓主張西藏獨立的議員過半，然後還要策劃選出獨派控制的首席部長，完成一場藏獨的顏色革命。
一九九八年乘保外就醫到印度的李科先，在德里培訓了一段時間後，在達蘭薩拉流亡政府的西藏問題研究中心任研究員，但在政治觀點上與流亡政府不一致，李科先被勸退。李科先沒參加任何組織，以獨立人士堅持自己的獨立主張，撰寫文章，到學校演講。他認為：「要求獨立，和這一代人能否實現獨立是兩回事。」
李科先表示，獨立是既定目標，各界獨派人士已成立聯合組織，並召開了聯合會議，一旦不能通過選舉「奪權」，將以有憲法、有綱領的聯合組織取代現有流亡政府。一場獨派人士期待改變西藏流亡政府控制權的爭奪戰已經悄然打響。面對流亡社會藏獨勢力抬頭，達賴喇嘛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表示：「所謂的獨立，就是我勝它敗，就不是對話。我自己有這樣的對話理念，在全世界宣揚，就不可能對西藏的問題持另一種態度。我的想法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西藏人完全選擇獨立的道路時，我唯一的選擇就是退休、辭職。」
挑戰來自西藏流亡社會獨派勢力的此消彼長，達賴喇嘛和北京間的談判長期不能見效，指責達賴喇嘛「中間道路」走不通的聲音開始強大，民間媒體和部分民眾也出現轉向。有主張西藏獨立人士向亞洲週刊表示，樂見達賴喇嘛和北京談判陷入僵局，公開稱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不被中共認同，我們深感高興，這樣西藏獨立才有希望」。
一月底，達賴喇嘛的特使甲日·洛迪、格桑堅贊等一行五人和中國官員舉行了歷時兩天的會談。上一輪談判中，達賴喇嘛方提出一份《為全體藏人獲得真正自治的備忘錄》，北京認為這是一份獨立或變相獨立宣言，這一次，甲日·洛迪等人又作出解釋，北京同樣不接受。談判沒有進展，代表回到達蘭薩拉後，引起一輪爭議。有前任國會議長嘎瑪確派在議會指該「備忘錄」沒有經過討論，不能代表西藏人民。
西藏流亡議會議員由康區、安多、衛藏三區及五大教派組成的，每區各十名委員，每教派各二名委員，還有美洲二名委員，歐洲一名，總共四十三名委員。議員質疑「備忘錄」的代表性，同時不認同相關內容，康區全體代表及另二名議員共十二人在會議中途集體退會表示不滿。據悉，達賴喇嘛的談判代表最後要面對連續二天的聽證會作解釋。這是流亡社會，更是達賴喇嘛面對的第一次。
三月三十日，在達蘭薩拉官邸，達賴喇嘛再次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承認，有人提出「備忘錄」不代表全體西藏人民，這「對中間道路觀點是挑戰。」但達賴喇嘛認為﹕「這個（中間道路）意見，特別通過了公投。零八年的大會賦予達賴喇嘛的權力，代表西藏人民去解決西藏問題。這是代表民意的，如果中國政府同意的話，我們也會作民意調查，因為這不是達賴喇嘛的問題，而是全體西藏人民的問題。我堅信，大多數西藏人民是會同意的。」達賴喇嘛指，西藏流亡議會看上去簡直無法無天，在吵架，「實質上，吵架也好，是非常自由的一種狀況」。
但事實上，這種自由已經影響到流亡藏人社會的主體意識，甚至威脅到達賴喇嘛的個人權威。長期來，達賴喇嘛提出「中間道路」的構想得不到實現，和北京的談判也處於膠著狀態，流亡社會慢慢產生焦慮情緒，藏獨勢力開始浮出水面。以前公開鼓吹藏獨的人士會被藏民罵，現在這種情況不見了。不久前新開設的獨立聯盟英文網站吸引了眾多的年輕藏民上網，有人公開責罵流亡西藏推行的民主、中間道路。有西藏流亡政府的公務員告訴亞洲週刊，以前的獨立聲音不會挑戰達賴喇嘛的權威，「現在挑戰變得直接、公開了」。
《西藏時報》是一份流亡藏人創辦的獨立藏文報章，總編輯龍熱嘉向亞洲週刊表示，達賴喇嘛離開西藏五十年，和談有三十年了，卻每下愈況，「藏人都認為是一個騙局，看不到民族的希望。以前獨立是情緒化，現在有理據、現實的支持越來越佔上風了」。龍熱嘉認為，二零零八年是個很大的轉折，藏人反思：中間道路行不通，沒有前途，轉而支持獨立。龍熱嘉還劃出流亡社會獨立轉變圖：從激進獨立——為獨立找理論基礎、大規模組織準備——整體社會的改變。他指出，現在西藏的知識分子不再沉默，會通過輿論來表達老百姓的想法。「一個明顯的變化是，對達賴喇嘛的服從從過去的『絕對』到現在的『有限』。」
有人在報章撰文，指達賴喇嘛在宗教上是超人，但在歷史、文學、藏學方面的知識有局限，勸說達賴喇嘛不要什麼都參與了。龍熱嘉說，過去對達賴喇嘛的政見提出挑戰尚可理解，現在挑戰擴展到文化、知識層面，還有一批支持者，引起社會廣泛爭議。
據悉，《西藏時報》近年也一改支持中間道路文章佔主導的內容，要求西藏獨立、批評流亡政府的文章日益趨多，遠超過支持中間道路的文章。龍熱嘉表示：「報社中立，持旁觀者的態度，以事實來發表評論，以前的核心是支持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現在還持這樣的立場，報紙就沒人看了。報紙為讀者服務，我們應對社會轉型。」
曾經是達賴喇嘛忠實擁護者的龍熱嘉有意參選明年的流亡議會，他傾向性的轉變，代表著流亡社會的一種挑戰，是傳統西藏社會的叛逆。他說：「對達賴喇嘛，過去是絕對擁護，但他的晚年，到了成為一種選項的時代。」他相信，明年流亡議會獨立派人士會明顯增加。
對與北京對話沒有進展，達賴喇嘛顯得無奈，但他認為，這是解決西藏問題的唯一方法。他回憶，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共產黨的官員對西藏是誠心誠意的，是完全為勞動人民服務的心態。」他表示，一九五四、五五年到內地去參觀，和共產黨黨內人士談話都比較痛快，基本上是很有誠意的。五六年達賴喇嘛到印度參加佛陀誕辰二千五百年，那時怕他不回國，總理周恩來親自到印度德里找達他談話。
達賴懷念周恩來年代
達賴喇嘛說，周恩來講到一定要回去的原因，稱西藏的民主改革可以延後六年，這是毛澤東作的決定，六年以後要不要延期再看西藏人民的願望，看實際的情況再作決定。「周恩來到印度一是為外交，一是為了說服我回國。周恩來很自信而且很誠懇地向我提出。副總理賀龍也專門來我的住處，很強硬地說，『獅子在雪山上是一頭雪山的獅子，但獅子到了峽谷裏，它一定是一條狗』。所以一九五九年時，獅子已經離開了雪山，五十一年在峽谷裏，沒有變成狗，但變成了『魔鬼』。」達賴喇嘛感嘆，現在中國統戰官員的思維狹窄，對整個狀況也不了解，和周恩來年代差距很大！
訪談中，達賴喇嘛多次流露出思鄉的情結，但他以目前的形勢判斷，自認去五台山朝拜幾乎沒有可能性。他首次向亞洲週刊表示，可先去香港，「以宗教的一種方式到香港訪問。香港和內地不一樣，實行一國兩制」。以下是達賴喇嘛接受亞洲週刊訪問的摘要：
第九次會談結束，與北京關係進入低潮期，你怎麼看？
中共召開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有個信息值得關注，北京召集了除西藏以外的其他藏區的負責人到北京開會，統一的去看除西藏自治區外的四川、雲南、青海、甘肅等藏區的藏人，對他們的政策、發展要統一部署。在全國人大代表會議上，總理溫家寶在工作報告中也提到了對西藏自治區以及其他藏區的發展。我們過去在談判或者對外的訴求中，一再提到所有的藏區，我們所提到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之內的所有藏區。當然，這裏面還有一個關鍵，因為零八年時出現了西藏自治區及之外的所有藏區的抗議。種種的因素，使中央看到所有藏區共同部署的重要性。
這和你們提出的大藏區不一樣吧？
我們提出的是西藏名副其實的自治，沒有提大藏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所規定的藏族名副其實的自治，我們提出的這些建議，統戰官員無法直接辯駁，然後他們就提變相獨立，或者是半獨立。從這些方面可以看出，這些統戰官員根本不想解決問題。
最近兩次談判，都圍繞備忘錄進行。北京連中間道路都沒有接受，能接受具體化的備忘錄嗎？
如果要讓中央政府承認或者接受什麼，那只有一句話：「我們沒有任何訴求，我們要回去。」還要肯定一下，中央在西藏做的非常好，西藏人民安居樂業了，我們要回去了。這樣的話他們可能會接受。但我們沒有辦法提。第九次談判時，我們提了一個建議。目前，中央和我之間最大的分歧是對西藏內部的看法不一樣。中央政府一再講，西藏人民安居樂業，沒有痛苦。我們得到的資訊，了解到西藏人民當然有物質的發展，但在精神等很多方面是痛苦的。我們的建議對西藏內部人民生活作一完整客觀的調查。另外，零八年三月份西藏所發生的事件，我向全世界呼籲，要求中央派人來調查，如真的是我們操控的話，我們要向全世界道歉，希望中央派人來這裏了解情況。
這樣的建議有回應嗎？
與統戰部接觸，他們也沒有解決問題的決定權，所以統戰部好像在混日子，一再拖，我們也習慣了，像朝聖一樣到北京去，得到他們的一頓教訓，就回來了。
零八年十一月的對話和最近一次對話有什麼進展？
基本上沒有很大的進展和變化。零八年六月在深圳有個非正式的對話，那時我們抱有希望，希望中共真的能面對現實，誠懇的和我們一起談判。但以後的談判中沒有這樣的希望出現。現在看來，中共最高層領導還沒有一個解決西藏問題的方式。從宏觀角度講，在這樣氣氛下，去單獨要求解決西藏問題，面對西藏的爭議，我覺得是有困難的。
解決西藏問題能不能先易後難，擱置爭議。北京一直說達賴喇嘛拒絕談個人的前途問題，到底有哪些方面的前途問題？
具體的個人前途問題，就是向共產黨投降。五九年我是逃出來的。那時出來，不是怕西藏內部發生問題。是怕中國共產黨，所以逃出來了。過去我講過，希望去五台山朝聖，這當然是我個人的願望。但現在西藏狀況如此嚴峻，我要考慮去了以後，很多西藏人會抱很大希望，結果又卻令西藏人失望，我覺得這樣做效果不好，從一個比較壞的方面看。西藏人會批評：達賴喇嘛個人去朝聖，對西藏問題什麼都沒有做。
即使去朝聖，也是藏傳佛教的重要內容。能不能一步步走，能做的先做呢？
你問到這個問題，我們也討論過，先把雙方有爭議的問題放一邊，先去討論雙方都能接受的問題。如西藏的環境問題，中央政府也很關注，我們也覺得很重要，達賴喇嘛在全世界有影響力，提到過環境問題，大家合作；然後就是教育問題，新一代的教育問題很重要，我們可以派一些老師到國內。這裏的教育抓得很好，英文、藏文，我們可以派一些老師前去。我們也可以請西藏境內的學生到印度來留學。有討論過，但沒有作決定。確實可以把複雜的問題放一邊，簡單的問題大家共同來先解決。
去五台山一直是你的願望，能否也作為先解決的一步？
有個很好的朋友，與中國政府也很好。見到我時說，希望尊者先到中國去朝聖。當時我說，即使能去的話，中央政府如何向中國人民交代，他們把達賴喇嘛當作分裂主義者，是一個「魔鬼」，在西藏內部狀況有改變情況下，讓一個分裂者，讓一個魔鬼去朝聖，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如果西藏內部狀況往好的方面轉變，我可以對這些好的方面進行肯定，這樣可以消除我這個「魔鬼」的罪孽。消除罪孽後我去朝聖，大家都比較容易接受，對中國人民也比較好交代。
有沒有去上海世博會看看這樣的意向？
關鍵的一點是藏人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以及西藏內部一些問題的改善。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回國可以找到很多藉口，不一定是世博會。比如說，在國內召開一個為了世界和平的諾貝爾獎得主的會議，我可以參加，這個「魔鬼」也是得過諾貝爾和平獎的。有的朋友跟我提出，先到香港去訪問，沒有任何政治的因素和考量。香港也有很多佛教徒，也跟我們有聯絡。我純粹以一個導師的名義，到香港，純粹是宗教的活動，有大型的法會。當然也會見到記者，包括會見到你。但這當然也是很困難的，因為中國政府抱著懷疑和猜忌的態度。
你曾經講過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如果大部分藏民同意，靈童轉世制度可以取消。那麼如果大多數西藏人不認同中間道路，而要走獨立之路，達賴喇嘛是否也這樣去認同他們？
一九八七年時，西藏發生一些動亂，西藏人抗議，英國的一個記者問，怎麼辦？達賴喇嘛一直呼籲不要動亂，但民眾不聽你的話怎麼辦？我的回答很清楚，我唯一的辦法就是辭職、退休。我在一九七零年代就產生了中間道路的想法，也徵求了民眾的意見，進行了公投。零八年我們召開了特別大會，得到民眾的完全支持。九零年代公投，大部分民眾是支持中間道路的。
也有部分民眾對中間道路不很了解，但他們認為，是達賴喇嘛提出的原則和力量就要支持。至少，中間道路是有成果的。
成果體現在哪些方面？
未來西藏問題的真正解決，應該是由漢藏兩個民族的共同了解、理解的狀況下解決。所以我的中間道路的提出，得到了非常多漢人朋友、中國的知識分子及民運人士的支持，不同族群的中國人對中間道路的支持。他們對我的理解，這是一個很大的成果。我一直在全世界到處講，我宣揚一個觀點和理念，二十世紀是一個戰爭的世紀，是一個血腥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對話的世紀。我認為，只要有爭端，就應該對話，雙方達成和解雙贏的結果。
共產黨批評你說一套、做一套，一方面接受共產黨領導，一方面又要共產黨退休，怎麼解釋呢？
所以共產黨要退休，因為他們沒有聽清楚。最近我跟幾個華人團體講，我所謂的共產黨退休，不是否定共產黨的貢獻，共產黨有過、有錯，也有對中國很大的貢獻，我肯定他們的貢獻，但提到共產黨應該在黨內民主化，然後帶頭實行法治、民主等中國人民需要的體制建設，帶頭去做。做好了，然後光榮退休。而不是恥辱的退休。這個世界上物質是變化的，共產黨不可能永遠不變，永遠執政。我不是批評共產黨，是光榮退休。我也不是反對共產黨，不是抗議共產黨。現在共產內部機制不透明，產生了腐敗，貪污，所以有人對共產黨是否定的。我的想法是共產黨先把內部清理好，整個黨是清廉的，然後退休。
關心西藏問題的漢人越來越多，但另一個矛盾點是，藏人中要求獨立的聲音越來越大了。流亡議會中有七八個要求獨立的，現在有十四五個，明年選舉，可能會過半。獨立的聲音強了，這是為什麼？
這個問題，應該非常詳細的思考。零八年三月在西藏各處發生抗議事件，有的地方喊出的口號就是西藏獨立，對西藏獨立的內容，未來能否獨立沒有作非常詳細的思考。原因是最近二年，在抗議事件發生後，我在歐美見到很多西藏境內的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是有影響的，有退休的教師等。他們異口同聲的對我說，現在解決西藏問題的唯一最好的辦法是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我可以肯定的講，西藏境內的這些精英、有思考的知識分子，他們對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是絕對支持的。這裏面有一個沒有去理性思考的問題。中國政府對西藏嚴厲打壓之時，人們渴望的就是一個西藏的獨立。讓一個地方可以成為獨立的國家，獨立這二個字叫起來很方便，聽起來也很溫暖。但你問他們，你怎麼去贏得獨立，如何去得到中國人民的支持時，他們絕對沒有詳細的應對方式來回答這些問題。
現在的困難之處在哪裏？
西藏獨立，你不需要作任何解釋，但中間道路你需要作很多解釋，什麼是中間道路，怎麼去爭取等，這裏就不一樣。比如說對中間道路的背景狀況，其基本原則是什麼，發展過程中我們得到的成果有哪一些等要有詳細的文件來闡述，讓更多的西藏人來了解中間道路的整個原由和過程。
這種尋求獨立的西藏人是抱著激動的情緒，你提到的有一部分議員他們很激動，批評達賴喇嘛，批評流亡政府，說中間道路是一種屈服。有些西藏的年輕人，用個人的名義寫文章，也有尖銳的看法。當然，我們一方面歡迎這樣的批評，我們是民主化的社會，我完全支持民主，所以不同的聲音，我們不會去打壓，我們尊重他們的聲音。共產黨反過來講，這裏出現的聲音，似乎又是達賴喇嘛做出來的。
有人提出真正自治的備忘錄不代表全體西藏人民，這是不是在挑戰達賴喇嘛的權威？
對，這對達賴喇嘛中間道路觀點是一個挑戰。有的人批評說，這個建議已經給中國政府了，還好，中國政府沒有承認，如果承認了，就沒有辦法挽回。我們提出這個意見，特別通過了公投。零八年的大會賦予達賴喇嘛的權力，代表西藏人民去解決西藏問題。這是代表民意的。如果中國政府同意的話，我們也會作民意調查，這個時候我堅信，大多數西藏人民是會同意的。
我關注達賴喇嘛對統戰問題的看法，你也提出統戰要讓西藏官員到達蘭薩拉，你覺得這是不是一個好的統戰方式？
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邀請統戰部的官員來，其實也是好的，可以邀請他們到達蘭薩拉來批評我們，來譴責我們。我有時候跟中國的年輕人說，我這隻手跟毛澤東握過很多次，得到毛澤東加持，當時與毛澤東的關係如父子之間的關係一樣，毛澤東很關心，很疼我，開始很誠懇，一九五七、五八年就變了。■
来源：《亞洲週刊》 24卷23期 2010.06.13
印度北部達蘭薩拉的四月顯得有些「平靜」。三月初，一年一度的紀念活動過後，流亡藏人社會沒有像前些年北京舉辦奧運前夕接連不斷的抗議活動，街頭的標語也不見過往般激烈的語詞。不過，亞洲週刊在流亡藏人社會的採訪過程中發現，一股西藏獨立的暗流正形成，並日見波濤洶湧。當達賴喇嘛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不斷擴大時，他在流亡藏人內部，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達賴喇嘛希望漢藏加強交流，近日在中國作家王力雄的安排下通過互聯網回答中國網友的提問。自二零零八年以來，達賴喇嘛推動漢藏交流，向漢人介紹他的「中間道路」，並在世界各地建立百多個漢藏協會，和海外的華人團體接觸溝通明顯增加。但另一方面，達賴喇嘛提出多年的中間道路，不僅被北京否定，在流亡藏人中，持否定態度的聲音在增強。達賴喇嘛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表示，如果獨立的聲音在藏人中佔主導，他唯有辭職、退休。
一九九四年在青海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十八年的李科先，是一個立場鮮明卻又理性的藏獨人士，目前正在成立西藏憲法起草工作組，還要聽取中國、印度法律專家意見，他稱這是「要聽取周邊國家的意見，處理好周邊國家的關係」。據悉，李科先已請澳洲法學專家草擬了西藏憲法，要作為研討會的討論文件。
藏獨路線圖曝光
不久前，李科先及一批主張獨立的西藏團體負責人開會，開始制定西藏獨立路線圖，設定西藏獨立的步驟。在流亡西藏議會四十三個議員中，上一屆有七個議員公開表明要走西藏獨立的道路，這一屆四十二個議員中有十四個議員公開表明獨立，獨立力量在議會中增長很快。這些獨立派人士正部署明年的議員選舉，聲稱要爭取讓主張西藏獨立的議員過半，然後還要策劃選出獨派控制的首席部長，完成一場藏獨的顏色革命。
一九九八年乘保外就醫到印度的李科先，在德里培訓了一段時間後，在達蘭薩拉流亡政府的西藏問題研究中心任研究員，但在政治觀點上與流亡政府不一致，李科先被勸退。李科先沒參加任何組織，以獨立人士堅持自己的獨立主張，撰寫文章，到學校演講。他認為：「要求獨立，和這一代人能否實現獨立是兩回事。」
李科先表示，獨立是既定目標，各界獨派人士已成立聯合組織，並召開了聯合會議，一旦不能通過選舉「奪權」，將以有憲法、有綱領的聯合組織取代現有流亡政府。一場獨派人士期待改變西藏流亡政府控制權的爭奪戰已經悄然打響。面對流亡社會藏獨勢力抬頭，達賴喇嘛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表示：「所謂的獨立，就是我勝它敗，就不是對話。我自己有這樣的對話理念，在全世界宣揚，就不可能對西藏的問題持另一種態度。我的想法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西藏人完全選擇獨立的道路時，我唯一的選擇就是退休、辭職。」
挑戰來自西藏流亡社會獨派勢力的此消彼長，達賴喇嘛和北京間的談判長期不能見效，指責達賴喇嘛「中間道路」走不通的聲音開始強大，民間媒體和部分民眾也出現轉向。有主張西藏獨立人士向亞洲週刊表示，樂見達賴喇嘛和北京談判陷入僵局，公開稱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不被中共認同，我們深感高興，這樣西藏獨立才有希望」。
一月底，達賴喇嘛的特使甲日·洛迪、格桑堅贊等一行五人和中國官員舉行了歷時兩天的會談。上一輪談判中，達賴喇嘛方提出一份《為全體藏人獲得真正自治的備忘錄》，北京認為這是一份獨立或變相獨立宣言，這一次，甲日·洛迪等人又作出解釋，北京同樣不接受。談判沒有進展，代表回到達蘭薩拉後，引起一輪爭議。有前任國會議長嘎瑪確派在議會指該「備忘錄」沒有經過討論，不能代表西藏人民。
西藏流亡議會議員由康區、安多、衛藏三區及五大教派組成的，每區各十名委員，每教派各二名委員，還有美洲二名委員，歐洲一名，總共四十三名委員。議員質疑「備忘錄」的代表性，同時不認同相關內容，康區全體代表及另二名議員共十二人在會議中途集體退會表示不滿。據悉，達賴喇嘛的談判代表最後要面對連續二天的聽證會作解釋。這是流亡社會，更是達賴喇嘛面對的第一次。
三月三十日，在達蘭薩拉官邸，達賴喇嘛再次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承認，有人提出「備忘錄」不代表全體西藏人民，這「對中間道路觀點是挑戰。」但達賴喇嘛認為﹕「這個（中間道路）意見，特別通過了公投。零八年的大會賦予達賴喇嘛的權力，代表西藏人民去解決西藏問題。這是代表民意的，如果中國政府同意的話，我們也會作民意調查，因為這不是達賴喇嘛的問題，而是全體西藏人民的問題。我堅信，大多數西藏人民是會同意的。」達賴喇嘛指，西藏流亡議會看上去簡直無法無天，在吵架，「實質上，吵架也好，是非常自由的一種狀況」。
但事實上，這種自由已經影響到流亡藏人社會的主體意識，甚至威脅到達賴喇嘛的個人權威。長期來，達賴喇嘛提出「中間道路」的構想得不到實現，和北京的談判也處於膠著狀態，流亡社會慢慢產生焦慮情緒，藏獨勢力開始浮出水面。以前公開鼓吹藏獨的人士會被藏民罵，現在這種情況不見了。不久前新開設的獨立聯盟英文網站吸引了眾多的年輕藏民上網，有人公開責罵流亡西藏推行的民主、中間道路。有西藏流亡政府的公務員告訴亞洲週刊，以前的獨立聲音不會挑戰達賴喇嘛的權威，「現在挑戰變得直接、公開了」。
《西藏時報》是一份流亡藏人創辦的獨立藏文報章，總編輯龍熱嘉向亞洲週刊表示，達賴喇嘛離開西藏五十年，和談有三十年了，卻每下愈況，「藏人都認為是一個騙局，看不到民族的希望。以前獨立是情緒化，現在有理據、現實的支持越來越佔上風了」。龍熱嘉認為，二零零八年是個很大的轉折，藏人反思：中間道路行不通，沒有前途，轉而支持獨立。龍熱嘉還劃出流亡社會獨立轉變圖：從激進獨立——為獨立找理論基礎、大規模組織準備——整體社會的改變。他指出，現在西藏的知識分子不再沉默，會通過輿論來表達老百姓的想法。「一個明顯的變化是，對達賴喇嘛的服從從過去的『絕對』到現在的『有限』。」
有人在報章撰文，指達賴喇嘛在宗教上是超人，但在歷史、文學、藏學方面的知識有局限，勸說達賴喇嘛不要什麼都參與了。龍熱嘉說，過去對達賴喇嘛的政見提出挑戰尚可理解，現在挑戰擴展到文化、知識層面，還有一批支持者，引起社會廣泛爭議。
據悉，《西藏時報》近年也一改支持中間道路文章佔主導的內容，要求西藏獨立、批評流亡政府的文章日益趨多，遠超過支持中間道路的文章。龍熱嘉表示：「報社中立，持旁觀者的態度，以事實來發表評論，以前的核心是支持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現在還持這樣的立場，報紙就沒人看了。報紙為讀者服務，我們應對社會轉型。」
曾經是達賴喇嘛忠實擁護者的龍熱嘉有意參選明年的流亡議會，他傾向性的轉變，代表著流亡社會的一種挑戰，是傳統西藏社會的叛逆。他說：「對達賴喇嘛，過去是絕對擁護，但他的晚年，到了成為一種選項的時代。」他相信，明年流亡議會獨立派人士會明顯增加。
對與北京對話沒有進展，達賴喇嘛顯得無奈，但他認為，這是解決西藏問題的唯一方法。他回憶，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共產黨的官員對西藏是誠心誠意的，是完全為勞動人民服務的心態。」他表示，一九五四、五五年到內地去參觀，和共產黨黨內人士談話都比較痛快，基本上是很有誠意的。五六年達賴喇嘛到印度參加佛陀誕辰二千五百年，那時怕他不回國，總理周恩來親自到印度德里找達他談話。
達賴懷念周恩來年代
達賴喇嘛說，周恩來講到一定要回去的原因，稱西藏的民主改革可以延後六年，這是毛澤東作的決定，六年以後要不要延期再看西藏人民的願望，看實際的情況再作決定。「周恩來到印度一是為外交，一是為了說服我回國。周恩來很自信而且很誠懇地向我提出。副總理賀龍也專門來我的住處，很強硬地說，『獅子在雪山上是一頭雪山的獅子，但獅子到了峽谷裏，它一定是一條狗』。所以一九五九年時，獅子已經離開了雪山，五十一年在峽谷裏，沒有變成狗，但變成了『魔鬼』。」達賴喇嘛感嘆，現在中國統戰官員的思維狹窄，對整個狀況也不了解，和周恩來年代差距很大！
訪談中，達賴喇嘛多次流露出思鄉的情結，但他以目前的形勢判斷，自認去五台山朝拜幾乎沒有可能性。他首次向亞洲週刊表示，可先去香港，「以宗教的一種方式到香港訪問。香港和內地不一樣，實行一國兩制」。以下是達賴喇嘛接受亞洲週刊訪問的摘要：
第九次會談結束，與北京關係進入低潮期，你怎麼看？
中共召開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有個信息值得關注，北京召集了除西藏以外的其他藏區的負責人到北京開會，統一的去看除西藏自治區外的四川、雲南、青海、甘肅等藏區的藏人，對他們的政策、發展要統一部署。在全國人大代表會議上，總理溫家寶在工作報告中也提到了對西藏自治區以及其他藏區的發展。我們過去在談判或者對外的訴求中，一再提到所有的藏區，我們所提到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之內的所有藏區。當然，這裏面還有一個關鍵，因為零八年時出現了西藏自治區及之外的所有藏區的抗議。種種的因素，使中央看到所有藏區共同部署的重要性。
這和你們提出的大藏區不一樣吧？
我們提出的是西藏名副其實的自治，沒有提大藏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所規定的藏族名副其實的自治，我們提出的這些建議，統戰官員無法直接辯駁，然後他們就提變相獨立，或者是半獨立。從這些方面可以看出，這些統戰官員根本不想解決問題。
最近兩次談判，都圍繞備忘錄進行。北京連中間道路都沒有接受，能接受具體化的備忘錄嗎？
如果要讓中央政府承認或者接受什麼，那只有一句話：「我們沒有任何訴求，我們要回去。」還要肯定一下，中央在西藏做的非常好，西藏人民安居樂業了，我們要回去了。這樣的話他們可能會接受。但我們沒有辦法提。第九次談判時，我們提了一個建議。目前，中央和我之間最大的分歧是對西藏內部的看法不一樣。中央政府一再講，西藏人民安居樂業，沒有痛苦。我們得到的資訊，了解到西藏人民當然有物質的發展，但在精神等很多方面是痛苦的。我們的建議對西藏內部人民生活作一完整客觀的調查。另外，零八年三月份西藏所發生的事件，我向全世界呼籲，要求中央派人來調查，如真的是我們操控的話，我們要向全世界道歉，希望中央派人來這裏了解情況。
這樣的建議有回應嗎？
與統戰部接觸，他們也沒有解決問題的決定權，所以統戰部好像在混日子，一再拖，我們也習慣了，像朝聖一樣到北京去，得到他們的一頓教訓，就回來了。
零八年十一月的對話和最近一次對話有什麼進展？
基本上沒有很大的進展和變化。零八年六月在深圳有個非正式的對話，那時我們抱有希望，希望中共真的能面對現實，誠懇的和我們一起談判。但以後的談判中沒有這樣的希望出現。現在看來，中共最高層領導還沒有一個解決西藏問題的方式。從宏觀角度講，在這樣氣氛下，去單獨要求解決西藏問題，面對西藏的爭議，我覺得是有困難的。
解決西藏問題能不能先易後難，擱置爭議。北京一直說達賴喇嘛拒絕談個人的前途問題，到底有哪些方面的前途問題？
具體的個人前途問題，就是向共產黨投降。五九年我是逃出來的。那時出來，不是怕西藏內部發生問題。是怕中國共產黨，所以逃出來了。過去我講過，希望去五台山朝聖，這當然是我個人的願望。但現在西藏狀況如此嚴峻，我要考慮去了以後，很多西藏人會抱很大希望，結果又卻令西藏人失望，我覺得這樣做效果不好，從一個比較壞的方面看。西藏人會批評：達賴喇嘛個人去朝聖，對西藏問題什麼都沒有做。
即使去朝聖，也是藏傳佛教的重要內容。能不能一步步走，能做的先做呢？
你問到這個問題，我們也討論過，先把雙方有爭議的問題放一邊，先去討論雙方都能接受的問題。如西藏的環境問題，中央政府也很關注，我們也覺得很重要，達賴喇嘛在全世界有影響力，提到過環境問題，大家合作；然後就是教育問題，新一代的教育問題很重要，我們可以派一些老師到國內。這裏的教育抓得很好，英文、藏文，我們可以派一些老師前去。我們也可以請西藏境內的學生到印度來留學。有討論過，但沒有作決定。確實可以把複雜的問題放一邊，簡單的問題大家共同來先解決。
去五台山一直是你的願望，能否也作為先解決的一步？
有個很好的朋友，與中國政府也很好。見到我時說，希望尊者先到中國去朝聖。當時我說，即使能去的話，中央政府如何向中國人民交代，他們把達賴喇嘛當作分裂主義者，是一個「魔鬼」，在西藏內部狀況有改變情況下，讓一個分裂者，讓一個魔鬼去朝聖，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如果西藏內部狀況往好的方面轉變，我可以對這些好的方面進行肯定，這樣可以消除我這個「魔鬼」的罪孽。消除罪孽後我去朝聖，大家都比較容易接受，對中國人民也比較好交代。
有沒有去上海世博會看看這樣的意向？
關鍵的一點是藏人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以及西藏內部一些問題的改善。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回國可以找到很多藉口，不一定是世博會。比如說，在國內召開一個為了世界和平的諾貝爾獎得主的會議，我可以參加，這個「魔鬼」也是得過諾貝爾和平獎的。有的朋友跟我提出，先到香港去訪問，沒有任何政治的因素和考量。香港也有很多佛教徒，也跟我們有聯絡。我純粹以一個導師的名義，到香港，純粹是宗教的活動，有大型的法會。當然也會見到記者，包括會見到你。但這當然也是很困難的，因為中國政府抱著懷疑和猜忌的態度。
你曾經講過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如果大部分藏民同意，靈童轉世制度可以取消。那麼如果大多數西藏人不認同中間道路，而要走獨立之路，達賴喇嘛是否也這樣去認同他們？
一九八七年時，西藏發生一些動亂，西藏人抗議，英國的一個記者問，怎麼辦？達賴喇嘛一直呼籲不要動亂，但民眾不聽你的話怎麼辦？我的回答很清楚，我唯一的辦法就是辭職、退休。我在一九七零年代就產生了中間道路的想法，也徵求了民眾的意見，進行了公投。零八年我們召開了特別大會，得到民眾的完全支持。九零年代公投，大部分民眾是支持中間道路的。
也有部分民眾對中間道路不很了解，但他們認為，是達賴喇嘛提出的原則和力量就要支持。至少，中間道路是有成果的。
成果體現在哪些方面？
未來西藏問題的真正解決，應該是由漢藏兩個民族的共同了解、理解的狀況下解決。所以我的中間道路的提出，得到了非常多漢人朋友、中國的知識分子及民運人士的支持，不同族群的中國人對中間道路的支持。他們對我的理解，這是一個很大的成果。我一直在全世界到處講，我宣揚一個觀點和理念，二十世紀是一個戰爭的世紀，是一個血腥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對話的世紀。我認為，只要有爭端，就應該對話，雙方達成和解雙贏的結果。
共產黨批評你說一套、做一套，一方面接受共產黨領導，一方面又要共產黨退休，怎麼解釋呢？
所以共產黨要退休，因為他們沒有聽清楚。最近我跟幾個華人團體講，我所謂的共產黨退休，不是否定共產黨的貢獻，共產黨有過、有錯，也有對中國很大的貢獻，我肯定他們的貢獻，但提到共產黨應該在黨內民主化，然後帶頭實行法治、民主等中國人民需要的體制建設，帶頭去做。做好了，然後光榮退休。而不是恥辱的退休。這個世界上物質是變化的，共產黨不可能永遠不變，永遠執政。我不是批評共產黨，是光榮退休。我也不是反對共產黨，不是抗議共產黨。現在共產內部機制不透明，產生了腐敗，貪污，所以有人對共產黨是否定的。我的想法是共產黨先把內部清理好，整個黨是清廉的，然後退休。
關心西藏問題的漢人越來越多，但另一個矛盾點是，藏人中要求獨立的聲音越來越大了。流亡議會中有七八個要求獨立的，現在有十四五個，明年選舉，可能會過半。獨立的聲音強了，這是為什麼？
這個問題，應該非常詳細的思考。零八年三月在西藏各處發生抗議事件，有的地方喊出的口號就是西藏獨立，對西藏獨立的內容，未來能否獨立沒有作非常詳細的思考。原因是最近二年，在抗議事件發生後，我在歐美見到很多西藏境內的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是有影響的，有退休的教師等。他們異口同聲的對我說，現在解決西藏問題的唯一最好的辦法是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我可以肯定的講，西藏境內的這些精英、有思考的知識分子，他們對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是絕對支持的。這裏面有一個沒有去理性思考的問題。中國政府對西藏嚴厲打壓之時，人們渴望的就是一個西藏的獨立。讓一個地方可以成為獨立的國家，獨立這二個字叫起來很方便，聽起來也很溫暖。但你問他們，你怎麼去贏得獨立，如何去得到中國人民的支持時，他們絕對沒有詳細的應對方式來回答這些問題。
現在的困難之處在哪裏？
西藏獨立，你不需要作任何解釋，但中間道路你需要作很多解釋，什麼是中間道路，怎麼去爭取等，這裏就不一樣。比如說對中間道路的背景狀況，其基本原則是什麼，發展過程中我們得到的成果有哪一些等要有詳細的文件來闡述，讓更多的西藏人來了解中間道路的整個原由和過程。
這種尋求獨立的西藏人是抱著激動的情緒，你提到的有一部分議員他們很激動，批評達賴喇嘛，批評流亡政府，說中間道路是一種屈服。有些西藏的年輕人，用個人的名義寫文章，也有尖銳的看法。當然，我們一方面歡迎這樣的批評，我們是民主化的社會，我完全支持民主，所以不同的聲音，我們不會去打壓，我們尊重他們的聲音。共產黨反過來講，這裏出現的聲音，似乎又是達賴喇嘛做出來的。
有人提出真正自治的備忘錄不代表全體西藏人民，這是不是在挑戰達賴喇嘛的權威？
對，這對達賴喇嘛中間道路觀點是一個挑戰。有的人批評說，這個建議已經給中國政府了，還好，中國政府沒有承認，如果承認了，就沒有辦法挽回。我們提出這個意見，特別通過了公投。零八年的大會賦予達賴喇嘛的權力，代表西藏人民去解決西藏問題。這是代表民意的。如果中國政府同意的話，我們也會作民意調查，這個時候我堅信，大多數西藏人民是會同意的。
我關注達賴喇嘛對統戰問題的看法，你也提出統戰要讓西藏官員到達蘭薩拉，你覺得這是不是一個好的統戰方式？
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邀請統戰部的官員來，其實也是好的，可以邀請他們到達蘭薩拉來批評我們，來譴責我們。我有時候跟中國的年輕人說，我這隻手跟毛澤東握過很多次，得到毛澤東加持，當時與毛澤東的關係如父子之間的關係一樣，毛澤東很關心，很疼我，開始很誠懇，一九五七、五八年就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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