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喇嘛當年成功出走真相──如何對中共的宣傳進行考證

作者：李江琳
來源：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16/04/blog-post.html


研究當代西藏史，最大的困難是史料不足，重建史實必須從收集散落在各種解密檔案、出版物、回憶錄、口述歷史中的資料和採訪親歷者做起。對於收集到的資料，第一步是考證其真實性。即使是親歷者或當事人的回憶，也會有記憶的錯誤，更何況西藏問題從產生起就是一個「高度敏感」的問題。為了掩蓋史實，中共宣傳部門，特別是「涉藏宣傳」部門幾十年來編造了許多謊言，這些謊言和宣傳性的文字，以及確實發生過的事件攪和在一起，讓有心瞭解史實的讀者一頭霧水。

一九五○年後的西藏當代史資料，大部分是中文資料，除了內部檔案以外，很多來自報刊書籍。分散在這些出版物中的歷史信息對重建史實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當年的這類出版物，全都是「黨的宣傳工作」的產物。宣傳工作是明確地為當下政治服務的，政治需要什麼，宣傳就怎麼配合。這就給研究者一個挑戰：既不能忽略這些出版物，又不能全盤相信、也不能全盤否定其中的信息，因此就必須對這些信息加以考證。這些年的研究過程中讀了大量的公開和內部的「涉藏出版物」，考證了無數歷史細節，期間有苦有樂，也有了一些心得。

從「劫持說」到「讓路說」

一個典型的例子，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在達賴喇嘛出走後十天，新華社首次發表公報拉薩事件。這時候的中國政府需要對國際社會解釋，為什麼在中國政府和西藏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後不到十年，中國中央政府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達賴喇嘛要離開拉薩出走？中國政府給出的理由是「劫持說」：達賴喇嘛被「叛匪」劫持到印度去了。

此時達賴喇嘛還在印度邊境附近，得知「劫持說」後，在逃亡途中於隆孜宗建立的臨時政府發表了一個聲明。按照西藏政府的慣例，達賴喇嘛以第三人稱的形式反駁「劫持」說。中國政府以此為理由，再次宣佈，達賴喇嘛是被劫持而出走的。達賴喇嘛到達印度境內第一個城市提斯普爾，大批世界各國記者已經在那裡等候多日，達賴喇嘛立即舉行記者會，解釋了他為什麼離開拉薩的理由。至此，對西方民眾來說，「劫持說」不攻自破。然而，中國民眾運氣沒那麼好，因為中國民眾所得到的信息，都是黨的宣傳部門自釀或者挑選出來，專門餵養中國人的。「讓路說」就是中國政府以後對中國民眾的解釋：達賴喇嘛要出走，中國政府寬宏大量，就讓出一條路來讓他走。這個說法至今散佈於各類資料中。

「讓路說」是怎麼讓的路

「讓路說」是專門為中國民眾打造的「史實」，然而，達賴喇嘛從拉薩到印度的這條步行兩周的路是怎樣「讓」的？我至今沒見到過相關報告、命令等，與「讓路」有關的細節全來自於回憶錄一類的資料。

比較權威一點的是原西藏軍區參謀長李覺的回憶，他說達賴喇嘛一行渡拉薩河的時候，解放軍的大炮已對著河灘，但是中央沒有命令，所以沒有開炮，只是看著他們驚慌地渡河。這段回憶說得很具體生動，可是問題就在這具體生動上：一九五九年三月，李覺並不在西藏，當時他在青海金銀灘，負責建造「原子城」。他的「回憶」只能是對道聽途說的「回憶」。這樣的資料在正式編纂的官方史書如《解放西藏史》，或者官方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輯的資料集裡多次出現，都是互相循環引用。歷史研究者在重建史實的時候有一句行話：魔鬼藏在細節中。把「聽說」的「回憶」當原始史料拿出來的時候，就靠研究者對細節的熟悉來辨別，就像鑒定古董和贋品。鳳凰網有一篇文章說得非常具體：「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那個夜晚，月明星稀，達賴等人在拉薩河北岸沙灘上準備渡河時，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率部早已將大炮對準了他們，只要炮一響，這幫人沒有一個能活著離開拉薩河畔。」這段話連語句都和李覺的回憶錄相似，作者不知道的是，張國華那個時候根本就不在拉薩。

二○○八年以後，出現了一些「親歷者」的回憶，然而這些「親歷者」的話錯得過分，使得他們的「親歷」也不可信。二○一六年北京東博文化研究院的文章：「據一九五九年參加平叛飛行員回憶達賴出逃時，總參作戰部和空軍不僅有圖─四遠程重型轟炸機偵察、定位、指揮、引導和轟炸，在瞄準鏡中幾次發現由親戚隨從奴隸輜重陪伴的達賴穿著黃袍渡河和行走，但命令不許轟炸。更有計劃派傘兵分隊乘六架伊爾十二，每機三十人，在六千米高度戴氧氣面罩、飛機發動機進行五分鐘『二次增壓』來高原跳傘，在約四千八百米的樟木口岸山埡口截住達賴退路，粉碎美國CIA策劃出逃陰謀。」這段資料由於提到了達賴喇嘛的穿著、CIA和樟木口岸，很容易找相關史料印證而斷定那是全盤的偽造。

「不再有準確的情報來源了」

以親歷者身份的回憶中，有個名叫王聖文的前飛行員的回憶。這人當年是圖──四轟炸機的駕駛員，聲稱自己某次執行任務時，親眼看到一行人正在渡雅魯藏布江，其中有個穿黃衣服的人，但得到命令不准轟炸。他說，後來張國華告訴獨立四團參謀長趙吉星，圖──四在空中看到的，地面上「穿黃衣服的就是達賴」，報告中央，中央說不炸。然而，有照片為證，達賴喇嘛易裝出走時穿的不是黃衣服。還有一些回憶，把飛機在達賴喇嘛一行上空來回盤旋說得頭頭是道，卻很容易根據達賴喇嘛本人和同行者的回憶錄提供的信息來證偽。

相對來說，原西藏軍區張向明二○○六年自費出版的回憶錄，沒有經過宣傳部門審查刪改，是作者晚年「留此存證」的文字，可能比較真實，他說：「從三月十日到十五日，我們對達賴的情況還能掌握到，從十六到十七日這兩天，我們就沒有能夠接近達賴的人了。所以對達賴三月十七日的出逃，我們不再有準確的情報來源了。」

事實上，達賴喇嘛為是否出走而多次徵詢乃穹神諭，而神諭是在三月十七日下午才要達賴喇嘛當晚出走。所以，達賴喇嘛的出走決定是非常突然的。出走後頭兩天，西藏工委根本就不知道，自然也就談不上攔截或讓路。所謂「讓路說」至今沒有可靠史料佐證。

毛澤東確實說過，達賴喇嘛出走也沒什麼了不起。對於共產黨要在西藏實行佔領加改造的計劃，達賴喇嘛是否在他們手裡不會影響計劃的實行。但是，毛澤東沒有那樣的慈善，也沒有那樣的計謀要「讓路」把達賴喇嘛放出去。否則，毛澤東和軍委後來就不會下令務必不能讓班禪喇嘛出走，要把班禪喇嘛掌握在手裡。達賴喇嘛當時的內外影響力比班禪喇嘛大得多，把達賴喇嘛留住，遠勝於留住班禪喇嘛。只是，達賴喇嘛的成功出走，打破了毛澤東和北京的預期，他們或許沒想到，對於北京來說，出走印度的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如今已經成了一個「核心問題」。

我们应当怎样选择上师？——专访下密院雪域五明佛学院校长慈仁扎西

作者：李江琳
来源：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search?updated-max=2016-01-02T11:44:00-05:00&max-results=1&start=3&by-date=false

下密院的藏语名称为“Gyudmed Dratsang”，汉语音译为“居美扎仓”或“久昧扎仓”，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修习密法的主要学院之一。拉萨下密院建于公元1433年，1959年3月，中共在拉萨进行的军事行动中，下密院遭到炮轰，僧人死伤失散。此后，中共在西藏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下密院和其他寺院一样，遭到彻底毁灭。

1959年4月，部分下密院僧众逃离拉萨，辗转来到印度北方的达拉豪斯，在该地的西藏难民定居点重建下密院。当时共有180名僧人在印度下密院修习。1972年，下密院从达拉豪斯迁至洪素西藏难民定居点。2007年，达赖喇嘛尊者来到下密院为新校舍主持开光大典。鉴于当时三大寺尚无以在家居士为主的学校，尊者提议下密院为有心学佛的在家众建立一所国际性的学校，这样，不分种族，不分国籍的人都有机会修习佛法。下密院的主持、副主持、学校校长及僧众们随即开会讨论尊者的提议，并达成共识。同年5月，下密院开始规划建立这所国际学校。2011年4月28日，学校建成启用。2011年12月7日，达赖喇嘛尊者亲自前来举办开光大典，学校正式命名为“雪域五明佛学院”。

学校的课程分短期和长期两种，长期为一年到四年，短期的为2周、1个月到3个月。选择在该校进行一年以上学习的居士们除了基本佛学课程外，还必须学习藏语，一年后就必须能用藏语上课。学校的课程是著名学者、卸任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亲自设置的。自2011年以来，已有1千多学生在学校进行过短期或长期的学习。我在下密院期间，有几位俄罗斯来的居士在学校学习，还有一位台湾居士在学校已经学习好几年了。

雪域五明佛学院不收学费，只收住宿、伙食、水电费，一个月约6千印度卢比，按照现在的汇率约100美元，或600人民币左右。按照印度政府的规定，六个月以下不需学生签证，但超过六个月必须持有学生签证。想要雪域五明佛学院修习长期课程的人，学校可以为他们申请印度的学生签证。下密院所在的洪素西藏难民定居点离南印度班加罗尔约5小时车程，对初次来印度，人生地不熟，不会说英语的学生，学校会协助他们安全到达。

2015年12月9日，达赖喇嘛尊者在位于南印度洪素西藏难民定居点的下密院举办大型法会，内容包括密集金刚灌顶和密集金刚口授传承。12月5日，我从达兰萨拉来到洪素，就住在雪域五明佛学院的宿舍里。次日，我采访了下密院显密讲修佛学院兼雪域五明佛学院校长格西慈仁扎西。慈仁校长懂汉语，能说会读，因此采访是用汉语进行的。

慈仁校长是西藏嘉绒人，1971年出生于现在的四川阿坝州马尔康县一个农民之家。他小时候，正是文革期间，家乡已经没有寺院，但他从小见了年老的僧人，心里就会产生喜悦的感觉。他曾经读过几年政府办的小学，学校里不教藏文，只教汉文。1982年，他开始师从家乡的一位老师学习藏文和佛法。那时候，他还不懂出家需要正式受戒，以为自己穿上袈裟就算出家了。

1990年，他设法去了色达喇荣沟的五明佛学院，在学院里呆了几个月，然后去拉萨，再从拉萨来到印度。那时候，格西慈仁扎西并不知道去印度需要护照、签证什么的，他只是与一位乡亲一道，跟随一位家乡的僧人到拉萨，僧人要去印度学佛，他们就跟着一同来了。

格西慈仁扎西是怎样进入下密院的呢？是否有特殊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缘吧，”慈仁校长笑道。“我们家乡的话跟拉萨话不一样，跟我们一起的法师会讲拉萨话，他在拉萨的时候就住在下密院，他带我们来的。我们其实是不清楚的，就跟着他来到这边。过了一年左右才知道，这个寺院是非常好的寺院。没有特意说要到这边来。”刚来的时候，显密讲修佛学院刚成立两年，还没有毕业的学生。各方面条件都很差，但大家都有很强的学习欲望，也都不觉得辛苦。现在显密讲修佛学院有280多名学生。

我在印度达兰萨拉期间，演员张铁林“坐床”成为“活佛”这个丑闻在互联网上沸沸扬扬。这个丑闻不仅暴露了“认证”张铁林为“活佛”的另一个假活佛“白玛奥色”，还将坊间早已流传的“北京朝阳区活佛”的乱相暴露于众。 近年来，藏传佛教在汉人佛教徒中传播很广，藏传佛教的修习有其不同于汉传佛教的特点，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就是必须跟随一位上师，按照次第循序渐进地修习。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汉地佛教徒应当怎样选择上师呢？我借此机会向慈仁扎西校长请教。

12月18日，在印度色拉寺，第30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结束，达赖喇嘛尊者在扎什伦布寺的传法尚未开始的一天间隙中，慈仁校长详细回答了我的问题。以下是慈仁校长和我谈话的实录，文字稿经过慈仁校长本人审阅。希望这篇访问稿对有心学佛者有所助益。

李江琳（以下简称“李”）：对于我们很多汉地的佛教徒，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佛教徒来说，他们有心学佛，想学藏传佛教，但是又没有可能出来，到雪域五明佛学院这样一个殊胜的地方学习几年。在中国大陆有不少假“活佛”，达赖喇嘛尊者讲经说法的DVD和书籍都被禁止流通，在家居士们学习佛法有相当大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心学佛的人应当怎样找老师，怎样辨别好的老师呢？请校长开示。

慈仁扎西(以下简称“慈”)：要看是不是好老师，学生首先一定要知道，好的老师有十个条件。这十个条件我们要先学会，学会之后我们就可以观察了。这十个条件是根据那兰陀寺的高僧大德的教导整理出来的。具体说，就是无著菩萨的《经庄严论》中所说：“知识调服静近静，德增具勤教富饶，善达实性具巧说，悲体离厌应依止。”

简单说，前三个条件是说，老师应当具备“戒、定、慧”：也就是说，老师的守戒好不好，禅定好不好，智慧好不好。然后，老师的学问要在学生之上，这是第四个条件。

第五个条件是“精进”。我们所说的“精进”，简单说就是对善法升起欢喜心。“精进”跟“努力”可不一样，“精进”一定是要对善法升起欢喜心，这才叫精进。所以，好的老师要精进。

第六个条件是经教皆通，也就是说，老师应当精通经典、释论、仪轨。

第七个条件是“善达实性”，意思是老师最好要有空正见；空正见就是了解空性的智慧，只要修到见道的修行者就会具有空正见。如果还没有修到空正见的话，老师要对空证见有足够的了解。

第八个条件是“具善说”，意思就是善于表述。善说也包含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就像达赖喇嘛尊者，听尊者讲解佛法的人不一定是佛教徒，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听，尊者能让各种各样的人都听懂，有“善说”的能力才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是像释尊初转法轮、二转法轮、三转法轮，为什么要三转法轮呢？因为弟子的根器不一样，所以，对不同根器的众生要有不同的说法，这些都是 “善说”。

第九个条件是老师要具有慈悲心。“慈心”是什么？就是愿一切有情众生得乐的心。“悲心”是什么？悲心就是愿一切有情众生离苦的心。什么是“众生”呢？佛以外有心者就是众生。

第十个条件就是“离厌该依止”，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老师不会对学生有疲累、厌烦的心。也就是说，对学生提出来的问题，老师不会感到厌烦，教导学生不会感到疲累。在任何情况下，老师都会怀着欢喜的心教导学生。

以上这十个条件，是作为佛弟子，不管是汉人、藏人、印度人、西方人，不分种族，都应当了解的。只要你想要找一个好的老师，就应当朝这十个条件去了解。这十个条件其实不是很难了解的。先了解了这十个条件，你就可以从旁边慢慢去观察，看哪一位老师具备这十个条件，你只要跟着他去学习就不会错了。

李：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根据这十个条件来观察，只要符合这些条件的人，才可以拜他为师，做他的学生，跟他修习佛法。

慈：但是，作为学生也是要有条件的。依照无著菩萨《经庄严论》中说：“说正住具慧，希求为闻器，不变说者德，亦不转听者”。这些就是作学生的条件。

“说正住”指的是，“正住”也就是如同“依法不依人”的观念，如果认为自己喜欢的人讲的永远都是对的，自己不喜欢的人讲的话永远都是错的，这就不是“正住”。有“正住”不会有这样的过失。

“具慧”就是学生自己要有能力分辨善恶等，有能力看出老师有没有具备上述十个条件。

“希求”指得是“希求心”，也就是说，学生在有“正住”和具慧的前提下，怀着欢喜心去希求闻、思、修佛法，希求来世生在三善道，希求脱离轮回的果位，希求得到佛的果位等。

“不变说者德”是对老师心怀恭敬，“不转听者”是对有资格的老师信心不变。
以上五个条件是学生所需要具备的条件。

李：我们经常会犯的错误是，我们以为只要供养了一位老师，只要给他钱就好了。老师就可以代替你念经，代替你修行，他只要给你加持一个东西，比方说加持一个护身符，你戴着就好了。

慈：（笑）这就变成……直接说的话，就是迷信了。前不久我听说，达赖喇嘛尊者在一次法会上说：“现在有很多人，生病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来找我，要我加持。”尊者说：“这行吗？自己之前没有注意，到了生病的时候，应该去看医生啊！我又不是医生！”

还有人找尊者说眼睛有问题，看不清，请尊者吹一下。尊者开玩笑说：“我的眼睛也看不清，也要吹一下。”类似这样的情况。

以前我听尊者说过，医生（的作用）是百分之五十，自己的保养是百分之五十。所以，我们观察老师跟自己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观察老师，自己要先知道老师的十个条件是什么。

李：我们知道了这十个条件，也检点自己的发心，尽量让自己具备作为学生的五个条件，就可以拜师学佛了，对吗？

慈：还应当更深入地了解一些基本概念，比方说“戒、定、慧”。

“戒”是什么？其实很多人并不清楚我们所讲的“戒”是什么，如果你问他，他会说菩萨戒、沙弥戒、比丘戒、别解脱戒……有很多种。但很多人不知道，任何一个戒都需要具备“守护的心”。所以，“戒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守护的心”。不管是什么戒，五戒也好，十戒也好，守护的心是不可缺的。所以，平常我们用简单的话来回答“戒是什么”，就是“守护的心”。

“定”是什么？坐在那里什么也不想就是“定”吗？不是。“定”有很多种，一种就是心要专注在所缘境上，就是“定”，例如“九住心”。

李：什么是“九住心”？

慈：“九住心”来源于无著菩萨的《阿毗达摩集论》和《经庄严论》。

第一个是“内住”，第二是“续住”，第三是“安住”，第四是“近住”，第五是“调服”，第六是“寂静”，第七是“最极寂静”，第八是“专注一境”，第九是“平等住”。

李：听上去很复杂，请您详细说说好吗？

慈：首先，佛教修安止的对境必须是一尊佛像，心专注在佛像上能有一秒钟，就算“内住”。从一秒不间断地延续到20秒，30秒，就算是“续住”。如果没有办法“续住”，心散乱了，这时就把心拉回到原来的所缘境（佛像）上，这就是“安住”。然后就要修“近住”。“近住”就是“增广”的意思。也就是说，让原先的所缘境（佛像）更加清楚。第五是“调服”。调服什么呢？要调服昏沉的过患。

李：怎样调服呢?

慈：要以“思维三摩地的功德”去调服，也就是说，思维安止的好处。第六个“寂静”，就是要去除掉举的过患。方法就是思维掉举的坏处。接下来是“最极寂静”，意思是若生起贪心和忧愁的话，令其马上止息，让心安住。第八是“专注一境”。透过认真努力的方式，让心能按照自己所想要的安住于所缘境上。第九“平等住”，也就是不需要努力，任运而成的心能完全如自己所愿地安住于所缘境上。第八和第九的差别是，心专注在所缘境的时候，第八还是需要努力的，到了第九的时候，不需要努力，自然就有了。

以上九个心都修好了，第九个心之后能修到身心轻安的时候，安止就有了。但也要了解“六种力”跟“四种作意”。这些以后有机会再谈。以上就是简单地说“定”。
在安止的基础上再修胜观。在显宗里，安止是因，胜观是果。在修胜观的阶段，再去想安止所缘境的佛像是否自性有还是自性没有，佛像是有我还是无我，佛像是无常还是永恒等等，这个阶段就是“慧”了。

再简单地说“慧”，就是智慧。智慧的最低限度，就是至少能够分辨善恶。能够分辨善恶才叫智慧。我们不能说一个人有能力做出很多复杂的东西，比方说连飞机那么多复杂的零件都能做出来，那只能说是聪明，不是智慧。聪明跟智慧是不一样的。所以“慧”的最低限度，是能够分辨善恶，或者具备分辨世俗谛与胜义谛的智慧，要从这个角度去思维，这就是戒、定、慧。

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去思维，去考察老师，然后再去跟随老师；但是以上说到的学生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也必须要有，这样就不会错了。

李：谢谢校长，这番开示很有启发。

2015年12月6日， 南印度下密院
12月18日，南印度色拉寺

阿壩自焚事件的背景

作者：李江琳
來源：《開放》雜誌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541

專訪格爾登仁波切
時間：二○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地點：紐約曼哈頓王朝酒店六三○室

　李江琳：仁波切，請您簡單自我介紹一下好嗎？大多數中文讀者可能不瞭解您。

　格爾登仁波切：按照我們藏人的算法，我是第十一世格爾登仁波切。一九四二年出生在阿壩若爾蓋縣一個小村裡，父母是普通農民。我家兄妹四人，我是老三。我四歲時被認證為十一世格爾登仁波切，五歲坐床。一九五九年五月離開西藏。一九八七年在達蘭薩拉重建格爾登寺，一九九二年寺院建成，正式成立。所有格爾登寺把我當作他們的最高導師。

　李：世上有多少格爾登寺？

　格爾登：比較有共識的看法是，在境內外有三十到四十座格爾登寺。作為精神導師，五世達賴喇嘛曾賜予稱號叫「戎布卻吉或戎布法主」。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賜給我「朱古納松」稱號。由於這些緣故，境外和境內四川、青海、甘肅的格爾登寺僧團對我非常尊敬和信任。

拉薩事件後中共嚴控格爾登寺

　李：我對最近發生的阿壩自焚事件非常關注，寫了好幾篇文章。大家一向認為，「西藏問題」的中心主要在衛藏地區，特別是拉薩一帶。為什麼最近的事件發生在阿壩格爾登寺？

　格爾登：主要原因，套一句毛澤東講過的話：「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事件是中共在格爾登寺採取高壓政策導致的。以前他們的「嚴控」政策多半都在所謂西藏自治區內，對西藏東部安多地區管得不是那麼嚴。由於形勢的惡化，中共開始在自治區之外也採取嚴控政策。尤其是二○○八年拉薩三月事件之後。

　李：近幾年來，我從安多地區的歷史注意到，從一九三○年代紅軍路過開始，阿壩地區就發生過很多衝突。那時格爾登寺有沒有損失？

　格爾登：沒錯。共產黨一九三五、三六年路過阿壩、嘉絨、還有康的一些地區，後來又回來，有兩次經過。阿壩地區，歷史上第一次餓死人就在那個時期。（紅軍）路過嘉絨的時候，就住在阿壩格爾登寺的大殿裡，大殿裡供奉的佛像、佛經、佛塔，都受到嚴重的破壞。該寺的僧人也有被紅軍打死的。因此，格爾登寺的僧人不得不逃到山上，躲避那些紅軍。紅軍在大殿的壁畫上寫字留名。那些壁畫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都遭到破壞。

　李：請教仁波切有關一九五九年的情況。一九五八年的「四反運動」是針對寺院的，當時格爾登寺的僧人有沒有參加暴動？

　格爾登：據我瞭解，根據西藏的習俗和我們僧團的規矩，出家僧人穿著袈裟打仗的情況幾乎不存在，出家人一直避免這樣傷害他人的事情。但是當地民眾在紅軍時期和一九五八年與外來勢力發生衝突的情況是有的。

　李：據我所知，在一九五六年和五八年，阿壩地區遭到過鎮壓，當時格爾登寺是否受到某種程度的牽連？

　格爾登：當時格爾登寺的僧人受到了很大衝擊，遇到很大困難。格爾登寺是很有名的寺院，有很好的佛像、佛經、佛塔，軍人進來後，都受到嚴重破壞。僧人被強迫參加所謂的「改革運動」。最後，格爾登寺被摧毀，只剩下幾間僧人住的房間。所在地，幾乎成了荒地。

　李：就是說一九五八年格爾登寺被拆掉了？

　格爾登：從五八年開始，五九年，六○年......

　李：寺院裡的僧人呢？

　格爾登：沒有寺院，出家人去哪裡？他們都要去公社。不能不去。沒有寺院，不能學佛法，只好去公社。不能穿袈裟，不能剃光頭。凡是跟宗教有關的事都不允許，連念珠都不准帶。
關閉僧人學校，嚴禁宗教集會

　李：現在的格爾登寺是什麼時候重建的？

　格爾登：是他們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後恢復的。一九八○年。歷史上阿壩格爾登寺有一千五百僧人，重建後，僧人人數是三百左右。

　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第二波反抗的時候，格爾登寺有沒有參與？

　格爾登：八七到八九年，抗議事件基本上集中在西藏自治區。據我瞭解，格爾登寺沒有發生嚴重問題。但是中國政府對格爾登寺非常懷疑，擔心會出事。在西藏自治區和其他藏區的寺院裡還沒有工作組或派出所小組的時候，第一個成立工作組或派出所小組的寺院就是阿壩若爾蓋縣的達倉拉姆格爾登寺和阿壩縣的阿壩格爾登寺。這二座寺加起來大概有一千五百僧人，施主和信徒捐辦的僧人學校也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關閉了。身為出家人如何做人，如何學佛法？我當時寫了一本包含十三條內容的小冊子，從達蘭薩拉寄到那兩家寺院。被當地政府發現後，他們說這十三條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逮捕了幾名年輕僧人。

　李：那是哪一年？

　格爾登：八七年後。大概是九○年代初。

　李：十三條戒律還是十三條指導？

　格爾登：十三條指導，如何學習佛法的指導，但政府不准學習。這些年中，類似這樣的情況不斷發生。阿壩格爾登寺裡有些外來學習佛法的僧人，政府說不是阿壩轄區的人，不能進寺院。你大概知道，寺院裡的祈禱大法會和其他佛事活動特別多，有時候他們說人數太多，不允許舉辦，或找種種藉口禁止與佛教有關的宗教活動，直到現在。格爾登寺設法建立一個條件較好的圖書館，但是當局也不同意。你是研究者，你大概知道，在漢地的寺院要建立一個圖書館可以批准；有些寺院，比方說少林寺，不學佛法，要學功夫，也可以得到允許。但是在西藏的寺院，特別是格爾登寺，不僅成立圖書館不行，舉辦祈禱法會也得不到批准。你想想，這對寺院和僧團的打擊有多大。

　李：他們是不是對格爾登寺特別嚴格，還是當地所有的寺院都這樣？

　格爾登：我也一向重視這個問題。在阿壩地區所有寺院都採取同樣的嚴控政策，但是對阿壩縣的格爾登寺和若爾蓋縣的達倉拉姆格爾登寺特別嚴格。這兩座寺院可能是重點監控對象，害怕問題可能發生在這兩座寺院。

　李：若爾蓋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八年也是一個打得很厲害的地方。

　格爾登：是的。非常嚴重。

首位自焚者親屬竟被判重刑

　李：我們對安多發生的事情瞭解得非常少。

　格爾登：沒錯。我剛才說的那些地方，阿壩縣也好，若爾蓋縣也好，可以說是西藏跟中國的邊界，來來去去的非常頻繁。這是發生很多衝突的原因。現在居住在若爾蓋的這些人，歷史上曾經是西藏跟中國打仗的人。現在阿壩地區的一些地名，比方說「加本灘」，「加堵灘」「加」是「漢人」，「本」是「十萬」，意思是這裡曾經有過十萬漢人。「堵」是「屈服」的意思漢藏發生過衝突，從國民黨時代到共產黨時代。

　李：最近自焚事件的直接起因是什麼？

　格爾登：這個問題我們分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來談。從廣義來講，藏民族遭到的破壞和嚴酷的政策，這是整體的。事件直接的導火線是，第一位自焚的彭措法師自焚後，他叔叔和姑姑以「殺人罪」被判刑，判十多年有期徒刑。

　李：這是什麼時候？

　格爾登：第一個自焚事件是今年三月。三月之後，彭措的叔叔和姑姑被判刑。這是導致後來的自焚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在格爾登寺裡正在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如果不接受教育，他們威脅要拆毀格爾登寺、要逮捕僧人。這兩件事對僧人打擊極大。這兩件事是直接原因。第三個原因是有很多僧人半夜裡失蹤了，不曉得到哪裡去了，下落不明。（僧人）不能出寺外，外面的人也不能進來，在沒有任何自由和選擇的情況下，他們不得不選擇自焚這條路，來表達他們對當局嚴控高壓政策的不滿。
　李：「下落不明」指的是什麼？他們被抓走了，還是他們自己離開了？

　格爾登：都在半夜凌晨被秘密逮捕。昨晚睡覺的時候還在，天亮就不見了。問法院，法院不答覆，其他機關也不答覆。

　李：現在格爾登寺還有多少僧人？

　格爾登：現在我無法告訴你確切的數字。主要原因是目前任何通訊方式都已經斷了。沒有辦法掌握最新的實際數字。

　李：您認為我們作為漢人能夠做些什麼？

　格爾登：我最大的希望，作為一個漢人作家，知識分子，現在我們需要的，最期盼的是把阿壩等西藏境內真實的情況透過各種管道介紹給大陸境內的中國人，這是最重要的。現在在中國當局的不實宣傳下，一般老百姓沒有辦法知道西藏的真實情況。漢族人民是我們的朋友，但是現在中國政府給廣大漢族人民造成一種印象，就是中國政府優待藏人，但是藏人不感激。所以作為獨立的漢人作家，把真實的情況告訴漢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李：您覺得有那些真相是並蒙蔽的？

　格爾登：我給你舉一個例子。你大概也知道，西藏的寺廟裡都有一個殿，我們叫護法殿。當地民眾會在護法殿裡面放一些傳統的武器，都是非常落後的武器，用意是發誓以後不再打獵等。可是中國政府把這些傳統的武器拍下來，大作宣傳：說西藏寺院裡藏著武器，要推翻現在的政府。這就讓不明真相的漢族人以為，出家人藏著武器，這是不得了的事情。中國政府有意欺騙自己的人民。據消息說，最近幾年，在成都，穿袈裟的西藏人，計程車的司機不讓坐。歪曲真相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還有一件事。○八年拉薩事件後，他們在阿壩格爾登寺裡派了很多公安和軍人，執行監控任務。剛來時很嚴格。後來，跟寺的僧人熟了，就不再那樣嚴格。當局發現了，立刻就把那些公安換掉。怕他們知道真相之後會對藏人產生同情。

自焚之外還有四位僧人自殺死

　李：二○○八年格爾登寺發生了什麼？

　格爾登：拉薩事件時，阿壩縣也發生了抗議。當時軍警對人群開槍，當場打死了二十三人，我們都有圖片，不少人受重傷。我們確切掌握的，有名字的，就是二十三人。僧俗都有，年輕人，老人，男女都有。

　李：自焚事件後，有關格爾登寺周圍的村莊民眾的情況，有沒有消息？

　格爾登：現在嚴控依然存在。但是格爾登寺是他們的眼中釘，管得最嚴。幾個月前他們認為只有格爾登寺是問題來源。但是現在，尼姑自焚了，一般的俗人也自焚了，所以他們現在認為不僅格爾登寺是問題中心。現在周圍的地區都在嚴控之中。

　李：若爾蓋的格爾登寺有沒有消息？

　格爾登：現在沒辦法瞭解。其他格爾登寺也沒有最新動態。嚴控是有，但不像阿壩縣格爾登寺那樣嚴重。我要補充一點是，在阿壩地區發生自焚悲劇的時候，同時也發生了自殺的情況。由於內心無法遭受忍受這樣的悲劇和打擊，還有人心臟病發死去。據我們掌握的消息，已經有四名僧人自殺身亡。兩個是阿壩縣格爾登寺的僧人，一個是阿壩縣懂日格爾登寺，一個是上阿壩的果芒噶爾寺，一共有四名僧人自殺。

　李：仁波切，謝謝您接受我的採訪。

　格爾登：謝謝您關注西藏、關心西藏。

他们为什么离开西藏？

作者：李江琳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09/12/blog-post.html

1959年以来，藏人一直没有中断过逃亡，即使在文革最惨烈的时期，也有藏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出走印度。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从1993年以来，平均每年有2千5百到3千名难民到达联合国难民署设立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中心。这个数字不包括到达尼泊尔之后自行投亲靠友，未经难民中心援助的藏人。在此期间，西藏并未发生战争或者饥荒，每年却仍然有大量藏人出走，这一现象的背后，必定有某种原因。

无可否认，西藏自治区多年来得到中央政府大量财政补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5月发表《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 公布了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包括西藏自治区的基本建设，医疗，教育（包括藏语教育），宗教等方面的成就。这组数据显示，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西藏投入了大笔资金。从汉人的角度来看，藏人能享受汉人享受不到的种种优惠，却无感激之心，汉人对此不免愤慨，所以网上对拉萨事件颇有“白眼狼”一类的指责。

问题究竟在哪里？在中国境内，长久以来我们听不到藏人的声音。为了对西藏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2007年10月，我去了一趟印度，在包括达兰萨拉在内的3个主要西藏难民定居点进行田野考察。我要寻找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为什么离开西藏？

“西藏”的概念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关心西藏问题。但是，从许多评论来看，汉藏民族在“西藏”这个概念上有很大的认知差异。对汉人来说，“西藏”指的是1965年9月1日成立的“西藏自治区”；而对藏人来说，“西藏”是一个整体， 虽然康区和安多不在西藏自治区的版图之内，可是对于生活在那些地区的藏人来说，这一行政区划并不改变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认同 。这也是“大西藏”概念的来源。

这个认知差异对“西藏问题”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投资，是对“西藏自治区”的投资，并不是对整个藏人居住区，即“大西藏”的投资。其中的一些投资对居住在其他省份的藏人有间接的好处，比方说青藏公路为自治区之外藏人区的交通带来了方便。交通改善不止是便利了藏人前往拉萨朝圣，当然还有经济效益。但是，政府对西藏自治区的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却并不能让自治区之外的藏人受益。根据《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提供的数据：“近四十年间，西藏自治区财政支出共875．86亿元，其中94．9％来自中央补贴。”这些补贴是给西藏自治区的，即使藏人从中受益，也是西藏自治区版图内的藏人受益，与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的藏人无关。西藏自治区版图内的西藏人口约为全部藏族人口的一半，因此，把中国政府提供给西藏自治区的财政资助理解为给全体藏人的资助，那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个认知差异的另一个影响，是使大家忽略西藏自治区之外，人口约占藏族人口50％的藏人生存状况。而这些地区的藏人恰恰是流亡藏人的主体。根据联合国难民署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数据，西藏难民总数的四分之三来自康区和安多，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难民来自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地区。我在印度西藏难民营的田野工作也证实了这一点。我的访谈完全是随机进行的，既没有事先约定，也没有刻意选择或者针对某个人群，但是，接受我采访的藏人绝大多数来自四川和青海。

流亡藏人的构成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数字，1993年到2006年，经过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藏人共33，343名。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出走藏人都符合联合国《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难民”的定义而被统计在内。比方说，每年到达尼泊尔的藏人中，有一些朝圣者。这些人在朝圣结束后，有些会在尼泊尔或者印度短暂停留，另有相当部分会返回家乡。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以朝圣的名义取得护照，以便合法出境的流亡者。

出走的藏人是什么人？他们原先从事什么职业？从以下数据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这些线索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西藏问题。

表I：到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藏人职业分类
（1993 － 2002）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牧民 1382 6.2％
尼姑 863 3.9%
喇嘛 9075 40.9%
农民 4725 21.3%
失业者 222 1%
学生 2765 12.4%
失学儿童 1902 8.6%
其他 1269 5.7%
总数： 22203 100％

注: 1993年只有接待藏人的总数,没有职业数据, 这个十年数据是根据难民接待中心提供的1992-2002年职业数据推算得出。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993到2002年这10年里，出走藏人中占比例最大的是两组人群：
1． 喇嘛/尼姑。这个人群总数是9,938人，占全部出走人数的44.8%。
2． 学生/失学儿童，这个人群的总数是4,767, 占全部出走人数的21%。

表II：到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藏人职业分类
（2003－2006）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宗教人士 5013 45％
儿童/学生 3342 30％
农民 2228 20％
牧民/失业者 557 5％
总数 11140 100％

注：2003年12月内大量藏人到达尼泊尔难民接待中心，接待中心只有总数，没有精确的职业分类数字。根据抽样调查，职业分类与上一年基本相同。

从表II提供的数据来看，从2003 到2006的4年中，出走藏人的总数几乎相当于前10年总数的一半，也就是说，这四年中的出走人数增加了很多。这个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由于我所掌握的资料有限，对最近几年来藏人出走人数增加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研究，我不想轻易做出结论。

比较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到，从1993年到2006年这14年间，出走的藏人中，人数最多的是僧尼和儿童/学生。其中僧尼的百分比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学生与儿童的百分比从表I的21％增加到表II的30％。

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藏人出走与宗教和教育方面的因素有关。

西藏自治区与西藏流亡社区教育状况比较

宗教和教育，是中央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争执的焦点之一。可是，为什么僧尼和儿童出走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这一现象为切入点，或许能帮助我们从更加实际的角度来理解藏人的状况和愿望。

由于汉藏两方对“西藏”这个包含了文化，民族，宗教和地域的概念理解不同，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只限于“小西藏”，即西藏自治区，并不包括生活在西南各省的藏人聚居区。而西藏自治区的教育状况一向是被当作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主要成就之一。把西藏自治区的教育状况与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管理之下的流亡社区教育状况加以比较，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近年来，每年出走印度的藏人中，有高达30％的儿童和学生。

《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中指出：“到2003年底，西藏有学校1011所，教学点2020个，在校学生45.34万人，小学入学率达91.8%；文盲率30%以下。中央政府在内地21个省市建立西藏班（校），为西藏培养大中专毕业生近万人。”

根据“中国人口信息网”在“西藏人口概况”一文中提供的资料，截止2003年底，西藏自治区总人口为270.17万人，其中藏族人口250.72万人。也就是说，到2003年底，西藏自治区每百人有19.5人为学生，每2,294人有一所学校。

流亡社区的教育状况是怎样的呢？境外流亡藏人的总数是13万左右，其中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的流亡藏人为12万左右。根据达赖喇嘛基金会提供的数字，流亡社区共有87所学校，其中有40所小学，24所初中和21所高中和大学，在校学生超过2万7千人，教师近2千名。流亡社会学龄人口入学率达到99％。 根据这个数据，流亡藏人每百人中有22个学生。每1，380人有一所学校。从1960年3月，流亡政府在印度北方的穆苏里建立第一所学校开始，不到50年的时间内，在流亡中取得这样的成果，这是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

《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中还提到，西藏自治区的教育是以藏语文为主的双语教育。这里的“双语”指的是汉语和藏语这两种语言。中国的高考必须考英语，对于想要获得高等教育的藏族学生来说，除了汉语和藏语，还必须学习第三种语言。流亡社区的学校也采用双语教育，不过是藏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

相比之下，流亡社区的教育还有几个特点:

1，对来自境内藏区的学生实行免费教育。从80年代以来，流亡藏人根据自己的财力向学校缴纳一定数目的学费，但来自国内藏区的流亡儿童和孤儿则是完全免费的。

2，西藏儿童村附带小学，学生们穿统一校服，来自藏区的儿童不仅可以免费读书，校服和日常生活开支也是免费的。

3，流亡社区的学校6年级以下是完全藏语教学，6年级以上开始藏英文双语教学，为学生们未来报考印度和欧美高等学校做准备。

4，流亡社区的教育理念是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结合，学生们在接受现代教育，学习英语，数学，科学等课程之外，也有机会学习西藏传统文化，如西藏历史，民间故事，诗歌，史诗，音乐舞蹈，宗教等。

5，小学毕业后，学生们离开儿童村，进入寄宿中学。初中毕业后，学生们可以升高中，也可以到职业学校去接受职业训练。高中毕业之后，如果考上大学，流亡政府教育部会为无力缴纳学费的学生们提供数目不等的奖学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流亡社区除了经过印度教育部认证的普通学校之外，还有多所寺庙办的学校。这些学校不仅有经学院，还有为年幼喇嘛办的学校。 以印度南方色拉寺的杰扎仓为例。色拉寺杰扎仓共有3千多名喇嘛，拥有两所学校，一所是初级学校，另一所是经学院，相当于宗教大学。喇嘛们进入经学院之前，必须先在初级学校接受相当于普通学校12年级的基本教育，课程包括英语，藏语，数学，艺术等，还有1年汉语和1年印第语。我参观过这所初级学校。学生全是喇嘛，教师有出家人，也有在家人。我请一位8年级的学生给我看他的英语课本，里面的课文没有宗教内容，而是印度学校的同等教材。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藏人孩子从小出家，在印度色拉寺长大，但是日后决定不进入经学院深造，而是选择还俗的话，他并不会因为从小出家而失去受基本教育的机会。

对于家境贫寒的藏人来说，在流亡社区可以得到免费教育，不必学三种语言，而且将来还有在印度和欧美大学里深造的可能性，其吸引力不言而喻。

西藏自治区与西藏流亡社区宗教状况比较

藏传佛教是藏文化的基础。传统上，通过各教派的大寺院自办经学院来培养僧尼，是藏传佛教的主要传承方式之一。年轻僧侣们必须在经学院学习多年，才能继承本派的精髓，成为合格的精神导师，教导下一代僧侣。且不说经济来源，要办经学院，一所寺庙里得有相当人数的僧侣才有可能。

关于西藏自治区的宗教状况，《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是这样说的：“（政府） 投资数亿元修复寺庙，维修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进行了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的浩大工程；目前西藏自治区共有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4.6万人。”

西藏的主要寺庙大多在“平叛”，“文革”以及历次运动中遭到严重毁坏，投资“修复”寺庙实质上等同于“赔偿”。所以，修复寺庙可以作为政绩，但藏人并不一定为此感恩，这是可以理解的。根据“白皮书”提供的数据，拥有250.72万藏人的西藏自治区，有4.6万名僧尼，占总人口的1.8％。 这些僧尼住在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里，平均每个“藏传佛教宗教活动场所”有27名僧侣。 这些“宗教活动场所”如果单指寺庙的话，西藏自治区内的一些大寺庙，比如拉萨的大昭寺，有几百名僧侣，那么，其他一些寺庙必然僧侣人数很少。一所寺院即使有几百名僧侣，也很难有能力开办高水平的经学院。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提供的数据：“目前不仅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重建了包括西藏各教派的寺院二百余座，其中哲蚌寺、色拉寺各自都有三、四千名僧侣，而且还在世界各国建立了一些寺院和一千余个宗教组织。”藏传佛教各教派在流亡社区都有自己的经学院，这些经学院不仅吸引来自藏区的学僧，也吸引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僧侣。我在达兰萨拉大昭寺，就看到辩经的僧侣中有来自以色列，韩国，日本，台湾等地的僧尼。

在达兰萨拉，我采访了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秘书长茨仁顿珠先生。他向我介绍说，目前流亡社区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有223座寺庙，共有3万左右僧尼，平均每所寺院有135名僧侣。从境内来的僧尼，以及打算来流亡社区寺庙出家的年青人，流亡政府会根据他们的意愿送到适当的寺院。在寺院里，根据各人不同的程度，开始接受普通教育和宗教教育。为了让他们能够安心学习，宗教文化部会为来自藏区的僧尼提供15年的经济援助。15年后，如果他们愿意留下来，他们通常必须自己设法寻找经济资助，有时候会有国外资助，有时候寺院会继续资助他们。在流亡社区学习的僧尼，约有一半左右会回到中国境内的藏区，致力于下一代僧侣的教育和藏传佛教的传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藏传佛教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境外。不仅四大教派的法王都在境外，高水平的经学院也都在境外。因此，每年出走印度的藏人中，有高达45％是僧侣，而且这个比例一直保持10多年不变。我所采访过的流亡藏人中，凡是最近十几年出境的人，问起他们离开西藏的原因，几乎都把来到达兰萨拉朝见达赖喇嘛当作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的比较是流亡社区与西藏自治区的比较。考虑到10年来，流亡藏人绝大多数来自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康区和安多，那些地区藏人在宗教和教育方面的状况，应该不会比西藏自治区更好。

根据以上分析，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在包括康区和安多的藏人社区制定更加宽松的宗教政策，减少对僧侣人数和藏人精神生活的限制，并且加大教育投资，使更多的藏民儿童能够接受藏人所期望的基本教育，不失为汉藏和解的第一步。

资料来源：

1．《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5/24/content_1487517.htm
2．“危险的翻越：影响西藏难民逃亡的因素”。国际支援西藏委员会年度报告 （2001－2006）
Dangerous Crossing: Conditions Impacting the Flight of Tibetan Refugees.
http://www.savetibet.org/campaigns/refugees/index.php
3． 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资讯网
http://www.tibet.org.tw/about.php

“藏青会”四十年

作者：李江琳
来源：《开放》2009年3月号
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09/12/blog-post_3170.html

长期以来，西藏问题的聚焦点集中在达赖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府。2008年3月的拉萨事件，使得西藏流亡社区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突然成了新的焦点。这个组织就是“西藏青年大会”（Tibetan Youth Congress），简称“藏青会”，或者“青年会”。

“藏青会”是西藏流亡社会中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但它并非唯一的非政府组织。 除了青年会之外，比较大的非政府组织有“西藏妇女会”（Tibetan Women’s Association）和“自由西藏学生会”（Students for Free Tibet，简称“学生会”），此外还有“前政治犯协会”，以及一些类似同乡会的组织。

“藏青会”是一个明确主张西藏独立的组织。该组织的网站首页毫不讳言，其宗旨是“恢复整个西藏，包括传统的西藏三省，即卫藏，康和安多的完全独立。”藏青会纽约/新泽西分会网站的“本会宗旨”也公开表明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为西藏的完全独立而斗争。” 为此，藏青会被一些西方媒体称为“激进组织”。

在中国人所习惯的语境中，“激进”往往令人联想到“革命”，而我们所受的教育又很自然地把“革命”与“暴力”相联。因此，一般中国人对藏青会的“激进”很自然地理解为“暴力”， 对它的说法五花八门，有的称它为“恐怖组织”，有的甚至称它为“哈马斯”式的组织。藏青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我在美国，印度，尼泊尔和锡金访问西藏流亡社区时，遇到过不少藏青会成员，有机会采访各级藏青会的前任和现任领导人，同一些普通成员谈话，也曾就外界的传言当面向他们求证。

藏青会的历史与现状

藏青会的想法出现于上世纪末，那时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已经十年，追随他出走的八万多西藏难民，分散在印度，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等国家的20多个定居点里，用各种方式生产自助，并且建立了多所学校和寺院，难民儿童开始接受现代教育。

到60年代末，西藏流亡社会第一批接受现代教育的青年已经毕业，其中一些人赴欧美等国继续深造，另外一些人来到达兰萨拉，加入流亡政府服务。虽然达赖喇嘛已经开始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在流亡社区中推行民主体制，但是这些年轻人对当时的流亡政府很不满意。流亡使得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新的生存条件，他们必须面对复杂的新形势， 做出相应的决策。这些年青人认为，从西藏逃出来的老一代贵族官僚们并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也不适应新的形势。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一代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

为了更好地团结和组织流亡社会中的年轻一代，为争取西藏的自由而努力，四个流亡印度，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决定成立一个年青人的组织。这四个人是丹增格杰哲通，丹增南嘉哲通，索南多加和洛地嘉日坚赞。他们发起第一届西藏青年代表大会，成为西藏青年大会的创建人。日后，他们四人都在流亡政府中担任过重要职务。

1970年10月7日，三百名来自各地的西藏青年聚集在达兰萨拉，代表流亡社会的年轻一代，在达兰萨拉召开大会，宣布成立西藏青年大会。 达赖喇嘛和他的两位经师参加了大会， 达赖喇嘛并致开幕词。成立一个年青人组织的想法，一开始就得到达赖喇嘛的支持。一个民主的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西藏青年大会的成立，不仅表明流亡社会的年轻一代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行动，也表明西藏流亡政府开始有了压力团体。这个团体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独立性，常常反对流亡政府的政策和主张，还不时与流亡政府唱对台戏。

藏青会总部设在达兰萨拉，下辖81个分会（Regional Tibetan Youth Congress， 简称RTYC）。我在达兰萨拉采访现任藏青会总书记顿珠拉达时，他告诉我，目前藏青会共有三万多会员。从网站上可以看到，藏青会在印度，尼泊尔，不丹，挪威，法国，加拿大，台湾，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设有分部。在北美有纽约/新泽西，明尼苏达，西雅图，旧金山，波特兰/温哥华和多伦多等六个分会。由于流亡藏人比较集中的地区是南印度，该地区的分会自然人数也是最多的。

藏青会的组织形式

藏青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每三年召集一次的全体代表大会（General Body Meeting，简称GBM）。只有GBM有权选举藏青会的执行机构，即中央执行委员会（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简称Centrex）。所有分会的会长和秘书长自动成为GBM的成员，除此之外，为了避免领导层专权，各分会的每50名普通成员有权推选一位代表参加GBM。由于经费或者其他原因，普通成员代表不一定能够做到每50名中有一人参加全体代表大会。但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推选一定数目的代表参加。

执委会的选举分两步进行。先由GBM提名60到80名候选人进行初选，从中筛选出25到28名正式候选人，然后通过GBM全体成员投票，选出10名执委会成员。 执委会有正副会长，正副秘书长和一名会计，并设有文化，出版，公共关系三个部，每个部各有一至两名负责人。执委会任期三年，会长可以连任一届。执委会办公室设在达兰萨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藏青会总部”。在其他国家生活的藏青会成员如果当选为执委会成员，必须去达兰萨拉工作至任期结束。

分会领导由该分会所属成员投票选举。由于各地藏人社区人数不同，各分会的领导成员人数也不同。以纽约/新泽西分会为例。我采访该分会秘书长才旺贡波时，他告诉我，纽约/新泽西分会成立于1994年，现有1500名登记在册的成员。其领导机构是理事会，现任理事会是第9届。理事会每两年选举一次，由即将卸任的理事会提出约20名候选人，普通成员也可以推出候选人，然后全体成员投票选出理事会成员。理事会主席可以连任一次。

藏青会的成员必须缴纳会费，会费和募捐得来的款项是藏青会财政来源。藏青会执委会成员有部分是领工资的，分会理事会成员则全部是不领工资的志愿人员。藏青会成员参加各种活动也没有补贴，都是志愿行为。由于藏青会成员大多要么有工作，要么是在校学生，不是随时都能参加活动，因此很多活动是在傍晚下班后和周末举行。有时候活动频繁，大家只好轮流请假。

这个组织已有近40年的历史，现任执委会是第13届，每一届都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早期的藏青会成员是西藏流亡社区中最早进行民主实践的一代人。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藏青会对流亡藏人民主意识的传播，帮助流亡藏人建立社区的选举制度等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藏青会成员

加入藏青会并没有特别的条件，只要年龄16岁以上，认同藏青会的基本宗旨就可以加入。藏青会没有年龄上限的限制，因此，虽然名为“青年会”，但也有一些30多，乃至50多岁的成员，不过这些“老青年”不多，藏青会的主体成员是18到30多岁的年龄层。藏青会成员只限于藏人。

藏青会是一个不分教派，不限地域，不限僧俗的世界性组织， 因此藏青会成员男女老少，僧俗皆有。藏青会成员并不完全是出生在西藏境外的藏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平均每年有2千5百到3千名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加入流亡社区，这些人被称为“新来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于12岁以上，30岁以下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潜在的藏青会成员。他们中有多少人加入了藏青会？ 到目前为止，没有确切的数据。

从我采访中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藏青会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新来者”。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人不一定象境外出生的成员那样活跃，因此使外界产生“藏青会成员全是从未去过西藏的境外藏人”的印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比方说，现任藏青会秘书长顿珠拉达就出生在康区。 他于1996年出逃印度，在印度接受教育，参加藏青会并成为骨干成员之一。换句话说，只要藏人在西藏的状况没有较大的改变，年轻一代的藏人还在继续出逃境外，藏青会就不会缺少“新鲜血液”。

当然，流亡藏人分布在十几个国家，各地的情况有很大差异。有些早年建立的定居点很少有“新来者”加入，其分会会员基本上全是出生在境外的第二，三代难民。“新来者”比较集中的地区是印度和尼泊尔，这些地区藏青会的力量比较强。

藏青会的成员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基本上全都受过现代教育，其中相当多的成员受过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藏青会成立至今，一共有过约130名常委会委员。这些人全部受过现代教育，其中70％以上在印度、尼泊尔、美国和欧洲受过大学本科以上的高等教育。纽约/新泽西分会有十位理事会成员，我采访过其中的几位。他们都有正式工作， 都会说流利的英语。我随意采访的一些藏青会普通成员大都是在校学生，有的在读大学，有的还在读高中。除了为本民族的前途奋斗之外，他们同样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一个名叫扎西措姆的16岁女孩告诉我，她希望高中毕业后能去英国牛津大学学法律，将来当企业律师。

这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年青人与他们的父辈有何不同？他们与上一代之间是否有代沟？这是我在采访藏青会成员时常常问的问题。纽约/新泽西分会秘书长才旺贡波坦率地告诉我，“代沟”确实存在。跟老一代比起来，他们有明确的“政教分离”意识。老一代人百分之百服从达赖喇嘛，只要是达赖喇嘛说的，他们就会去做，很少会去独立思考，更不要说反对了。而他们这些年青人虽然尊奉达赖喇嘛为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和民族领袖，但是并不是百分之百拥护他的政策。他们认为，在为西藏民族的前途奋斗这一点上，他们与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但是藏青会有不同的目标和策略，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存在分歧。“那并不等于说我们就是在反对达赖喇嘛，”藏青会秘书长顿珠拉达笑着对我说。他对媒体上“藏青会反对达赖喇嘛”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纯属对藏青会缺乏了解。

藏青会的活动

被称为“激进组织”的藏青会有那些活动呢？纽约/新泽西分会秘书长才旺贡波告诉我，从活动内容来看，政治活动只是一部分，藏青会还举办文化和慈善活动。活动方式有两类，一类是全体性的活动；一类是地区性的活动。全体性的活动由藏青会总部召集，通过各分会统一安排，然后在世界各地同步举行。地区性的活动由各分会自己召集，自行安排。一般说来，除非有重大政治事件，比方说2008年在印度、尼泊尔、美国、加拿大、澳洲、以及欧洲的几个国家同时进行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一般都是各分会根据自己所在地区的情况，自行决定活动内容和时间，总部并无特别的规定，也不加干涉。因此，在同一个周末，各地藏青会分会可能在进行很不相同的活动。美东的藏青会员或许会去首都华盛顿抗议，与此同时，美国西部的分会却有可能在举办文化活动。

我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和锡金首府岗托克访问过当地藏青会负责人。从他们介绍的情况看来，即使是在2008年3月西藏事件中，各地藏青会所举办的活动也是很不相同的。这与他们所在地区的具体情况有关。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近几十年来西藏出逃者的必经之地，几乎所有流亡者在越过中尼边境后，都会设法到达联合国难民署设在加德满都专门接待西藏难民的中心，然后由该中心转送印度。这里能够接收西藏的电视节目。西藏发生的任何事情，这里的藏人感同身受。西藏事件期间，加德满都藏青会的抗议非常激烈。尼泊尔警方与抗议者发生冲突，导致上百名藏人被捕，若干人受伤。

我和这里的藏青会成员谈话时，明显感受到他们对自己和本民族处境的焦虑。他们告诉我，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尼泊尔和印度政府达成的安排，藏人逃亡只能过境尼泊尔，随后必须前往印度。但是有不少人逃亡后选择非法居留尼泊尔。有些人在印度或尼泊尔生活了几年之后想返回西藏，但是护照过期，遇到种种麻烦，不得不滞留尼泊尔。毛派掌权后，对藏人有很多限制，当地藏人认为是中国政府对尼泊尔政府施加压力，导致他们的生存空间受到压缩，使得愤怒情绪在藏人之间酝酿，抗议时情绪爆发，场面相当激烈。

锡金岗托克的藏青会，情况就明显不同。该地藏青会秘书长晋边彭措告诉我，岗托克的藏人除了世代居住在锡金的“锡金藏人”以外，几乎都是早期流亡者。岗托克的西藏难民是散居的，他们与其他民族比邻而居，生活安定，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生活状况，都比加德满都好很多。藏人大多有自己的生意事业，生活状态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当地藏青会本来安排了一个抗议活动，但印度官方通过当地西藏福利办公室表示，他们不希望在距离中国边界如此近的地方发生抗议活动。岗托克藏青会因此取消了抗议活动，代之以为西藏事件中死难者举办的烛光悼念会。

纽约 /新泽西分会除了抗议，人权圣火传递等活动外，还连续7个周末在纽约市政厅前或者联合广场为死难者举办烛光祈祷会，请喇嘛颂经，超度死难者的灵魂，吸引了许多外籍旅游者和西方人士参加或者观望。不过，纽约藏青会的很多活动并非每次都是单独举行，很多活动是与妇女会和学生会共同举办的。

我曾在其中一次烛光祈祷会上采访纽约/新泽西分会秘书长才旺贡波。

我直接了当问他，藏青会是否已经放弃非暴力路线？才旺贡波回答说，藏青会要求西藏独立，并不等于反对达赖喇嘛提倡的非暴力抗争路线。

“那么，面对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大国，你认为非暴力路线的方式有可能实现独立吗？”我问。

“印度被英国殖民三百年，最终还是获得了独立。”他回答。

那么，为什么藏青会被认为一个激进组织呢？才旺贡波承认藏青会在流亡社区是很激进的组织，但是强调说，他们的激进是理念而非行动。在他们的语境中，“激进”指的是他们不接受自治，而提出完全独立的诉求。这个理念即使在藏人中，也算是“激进”的。他们举办活动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坚持不断的抗议，宣传等活动来吸引媒体的注意，使西藏问题不至被世人遗忘。藏青会人数不多，但是组织严谨，成员有热情，又有强烈的为本民族命运奋斗的意愿。 他们对居住国的社会比较了解，活动往往采用当地人习惯的方式，时常会有出人意料之举，比如绝食， “为西藏而步行”， “步行去拉萨”等。因此，他们的活动规模虽然不大，却常常引起民众和媒体的注意。

岗托克藏青会秘书长晋边彭措说，他认为，非暴力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武器，他们争取西藏独立的理念，只有通过非暴力才能达到。这不是说，达到目标是容易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将有很多困难的时候。

流亡藏人社区正在日益民主化，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想法和声音。老一代人坚持中间道路，新一代人认同独立追求，最后到底走到什么目标，这要看将来事情的演变，看世界的变化和藏民族人民的选择。

而藏青会的存在，晋边彭措说，这是一个象征，它表明，西藏流亡社会正走在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民主政治对藏民族是一种新的东西，民主是要学的。通过藏青会的存在和活动，藏人在学习民主政治的理念和规则，学习政治表达，学习投票选举，学习结社集会。藏青会的意义，超越了当下的政治事件。

首发《开放》2009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