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骏
来源：澎湃新闻 2016-12-06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73786
半个世纪前，一个叫赛义德·库特布的埃及人被执行了死刑，他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和刊物编辑，因其鼓吹的伊斯兰主义被纳赛尔政府认为威胁到了其统治基础而被判刑。赛义德·库特布日后成为了伊斯兰主义者心中的殉道者，其作品成为了最重要的伊斯兰主义教科书，影响了后来的很多中东人物，例如本·拉登和扎卡维。
所谓政治伊斯兰主义，又被称为伊斯兰主义，是一种试图将伊斯兰教作为政治体制和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思想。它和近代以来的基督教政治思想类似，也存在不同分支，而库特布主义则被认为是其中最为保守的支派之一。今天要理解1960年代之后兴起的政治伊斯兰主义，就离不开库布特的著作《路标》。他在该书开篇声称：“人类今天正在毁灭的边缘，这不是由于人们一直担心的毁灭一切的核战，而是因为人性已经失去了那些能让它健康发展和真正进步的关键理念。即使是西方世界也已经发现它不能提供指引人性的健康理念......西方的民主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并且从东方阵营借用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此处指欧洲的福利国家）。”接着，在批驳了西方物质主义福利国家的“衰落”和苏联经济体系的失败后，库特布将他理解中的伊斯兰主义奉为了唯一的替代体系，认为只有贯彻伊斯兰教法才能给人性提供指引。虽然这些文字都是他被捕后在狱中完成的，但其思想在被捕之前就早已成型。
库特布自小熟读伊斯兰教典籍，后来成为了埃及教育部的一名官员，在工作中曾因为理念不同而和政府发生矛盾。库特布还是老牌反对党华夫脱党的成员，华夫脱党是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世俗派政党，主张君主立宪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这个时期的库特布很可能逐渐认识到这类政党的改良方案无力解决埃及各种问题，因而开始转向伊斯兰主义。据称正是由于发现了他的这一转变，教育部于1948年公派库布特到美国留学，希望美国社会的自由风气和教育理念能够让他改观。然而事实上，这次留学很可能反而帮助库特布确立了对于伊斯兰主义的信仰，在偶然中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从他寄回国的信件中，我们得以窥见这些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库特布于1948年的感恩节期间来到了美国纽约，他对于纽约的第一印象是一座“巨大的工厂”。他不仅觉得它“吵闹”，而且将这里的现代城市生活形容为紧张而无趣。1949年，库特布进入华盛顿特区大学学习，在这里他开始感到了乡愁，因为在这里并不能找到能够和他探讨熟悉的文学话题和思想的朋友。在给一位埃及作家的信中他写道：“我多么希望其他人能够谈谈除了钱、电影明星和车模以外的话题。”在他看来，美国人粗俗且缺乏精神生活和美学品味。在他看来，美国人的爵士乐是“嘈杂”的，美国青少年的着装“暴露”且身上往往印着“豹和大象的艳丽纹身”。他将美国人的光鲜时尚称作比尼罗河领域任何事物更为“粗暴”的存在。库特布声称：“高雅文化只能从欧洲进口，然而是美国的大量财富才让它们的发展得以成为可能”。他欣赏根据欧洲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而贬低好莱坞的娱乐类型电影。这种见闻让他得出了对于美国文化的直观印象，即“创造了高度发达物质文明的美国人”所缺乏的正是人的精神价值。
同年，他来到了美国中西部的格里利，入学北科罗拉多大学。在此期间，库特布的英语获得了较大提升，他得以融入校园生活并且参加了学校的社团活动。他也为学校的一份英语杂志撰写文章，当时发生的第一次中东战争成为了主题。在文章中他批判西方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还试图向美国同僚展示埃及深厚的精神文化和知识遗产。他写道：“我们曾来到这里向英国人申诉自己的权利，而国际社会帮助英国人反对公正。当我们来到这里申诉自己反对犹太人的权利，国际社会又帮助犹太人反对我们的权利。”在库特布看来，作为二战之后的新兴的霸权，美国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是对拥有悠久文明的阿拉伯国家的践踏，他因此将西方政治和其印象中的野蛮文明联系了起来。
格里利远不如纽约或者华盛顿特区般开放，这座1870年代建立的小城曾是清教徒的乌托邦，它提倡禁酒，并且直到1940年代一直是座道德模范城市。但正是在这座小城里，库特布看到了西方社会的物质主义和道德退化。他认为这座城里的公民都是只关心自身所处的私有领地的人，而“教会则和超市商店招徕顾客一样为了吸引教众互相竞争”。教会的舞蹈也让他不满，他描述道：“人们随着留声机的声音起舞，舞池中到处是诱惑的大腿、紧搂着腰的手臂，紧挨的嘴唇和胸部，这种场景充满了欲望。”他对于西方女性和性的忧虑在这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美国女性在他看来“非常了解她们身体的诱惑能力”并且“并不想隐藏这些”。于是，在这个道德保守的小城里，库特布感受到了道德滑坡的风险，在他看来西方社会早已没有了真正的道德观念，他在日后的著作里称这样的社会为“蒙昧”的。而在其成型的思想中，他将所有缺乏伊斯兰指引的状况都称为“蒙昧”，而将伊斯兰主义作为现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唯一准则来看待。与现代思想家对于非理性状态的理解不同，他认为打破“蒙昧”的并不是现代启蒙理性范式，而是对于伊斯兰信仰的绝对贯彻。
从格里利离开后，库特布又先后来到了加州的旧金山、帕洛阿尔托和圣地亚哥，他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走遍了整个美国。虽然美国人的创造性和组织纪律性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他也更加相信美国现代化的代价是建立在人性价值的缺失和道德以及美学的浅薄之上的。正如有美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库特布对现代美国的看法可以说是一种“西方主义”的卡通式描述，这种印象可能夸大了其面对的文化冲突问题。
如果说库特布对于美国性和道德问题的不满还是出于自身文化传统，那么他对于美国政治的批判就有着时代因素。对于大多数从第三世界来的移民来说，二十世纪的中叶的美国并不是那么友好而理想的，因为当时的美国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种族隔离的社会。同时美国人对于刚刚发生的阿以冲突是站在以色列一边的，库特布作为一个阿拉伯人要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双重边缘化的状况。库特布在书中将美国描述为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并且批判美国白人对于黑人的种族主义态度。例如，他认为格里利这座城市正是建立在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之上的，而且他还相信这种冲突直到1949年仍在进行中。
对于被教育部指派来美国学习的库特布来说，其本身接受新事物的意愿就很弱，而他所接触的美国则恰恰强化了他对于西方乃至现代化的基本看法。有学者指出库特布所批判的西方文明很大程度上正是当时埃及所学习模仿的，因此库特布对于美国的批判更多还是针对的埃及本身。当时埃及的末代法鲁克王朝腐败无能，在对以色列的战争中失败。虽然名义上此前埃及已从英国独立，但是英国一直介入埃及的相关事务。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则由西化精英主导，这些精英尤其是华夫脱党并没有意愿和能力完全实现埃及的独立自主和振兴。库特布虽然也一直反对法鲁克王朝统治，但作为一名传统的保守知识分子，他对西化势力保持警醒并加以批判，并且企图通过塑造一种伊斯兰主义的共同体想象来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通过将美国塑造成为一个“失败”的西化代表，埃及乃至阿拉伯现存秩序的反对者们便拥有了一个形象化的反对目标，即库特布所谓的“蒙昧”的前伊斯兰社会。这对于拥有大量穆斯林和未受教育人口的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来说是一个强大的动员思想，它也促成了穆兄会从与纳赛尔等民族主义者联合转向了独立的伊斯兰主义政治道路。
自美国回国后，库特布就加入了穆斯林兄弟会，开始为穆兄会的理念奔走宣传，成为了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伊斯兰主义者。在纳赛尔带领的自由军官们推翻了法鲁克王朝之后，库特布本有机会加入新政府的内阁任职，但他不仅拒绝更是批判纳赛尔的统治。这不仅是因为穆兄会与自由军官组织的民族主义统一阵线已开始分裂，更是由于库特布认为纳赛尔的世俗统治与古代阿拉伯世界的部落统治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在缺乏伊斯兰指引情况下的“蒙昧”制度。鉴于库特布和穆兄会的影响力，这个保守的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成为了纳赛尔政府的大敌之一，他被两次抓捕并审判，期间还遭受了酷刑折磨，最终以颠覆和煽动叛乱的罪名被绞死。在宣判库特布的审判庭上，日后埃及的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也在场。萨达特时期开启了埃及的全盘西化开放政策，并与美国结盟，他最终被穆兄会的两位枪手所刺杀，而枪手被认为受到了库特布思想的影响。
如果当年埃及教育部没有送库特布游学美国，他是否就不会走向伊斯兰主义？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并没有化解他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疑虑。对于自身文化和制度向来充满自信的美国人往往相信，增进交流必然会促使外人认同其价值观，而库特布的例子却说明了交流隔阂的反作用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都要更大。
星期二, 12月 06, 2016
星期三, 2月 24, 2016
戈尔斯坦与西藏的不解之缘
作者： 杜永彬
发布时间： 2001-06-11
來源：http://www.tibet.cn/info/tibetology/200501/t20050111_7435.html
美国的“西藏通”
梅·戈尔斯坦，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1938年2月8日生于美国纽约市。1959年获密西根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60年以《僧兵研究》获密西根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68年以《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获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随后他长期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1968-1971年任该校人类学助理教授，1971-1977年任人类学副教授。1975年至今，先后担任该校的学术职务有：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西藏研究中心"主任，医学院国际健康兼职教授，约翰·雷诺兹·哈克勒斯人类学教授。
戈尔斯坦在60多年的生涯中，潜心于学术近40年，对藏学情有独钟，并且得到了美国政府和学术文化界的资助，获得了不少殊荣。1986至今，戈尔斯坦担任《跨文化老年学杂志》联合主编。1989年，获亚洲研究协会为其巨著《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颁发的“20世纪中国最佳图书奖--约瑟夫·列文森奖”荣誉奖(提名)。1989年至今，连续入选《美国当代作家名人录》。1991年至今，先后任“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西藏事实调查代表团成员，国家科学院立项的“华北草原科学课题组”成员，“喜马拉雅山两国（中国和尼泊尔）自然保护项目”“森林山地研究所”高级顾问委员会成员，IREX 蒙古项目的负责人，“人类学和人种科学国际联盟委员会”国际老龄化委员会委员，“西藏扶贫基金会”理事，“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亚洲腹地》杂志编委。自1961年至2000年，戈尔斯坦共获得了美国民间和官方所提供的42项研究赠与和资助。
戈尔斯坦自60年代中期起，就与其他学者合作对域外藏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与藏族姑娘索康曲丹结为夫妻后，更与西藏结下不解之缘。可以说，索康曲丹是戈尔斯坦进入藏学殿堂的引路人之一，戈尔斯坦所取得的藏学研究成果，是与索康曲丹的全力协助和支持分不开的。
中国改革开放后，戈尔斯坦十分幸运地成为第一位获准到西藏考察和研究的外国学者，于1985年5月到达拉萨，这是他首次踏上中国西藏的土地。当时他的课题是为编撰《现代藏英词典》收集现代拉萨藏语新词汇，同时也开始为《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收集资料。他在拉萨城乡进行了5个月的调查。1986年6月，戈尔斯坦和美国体质人类学家辛迪娅·比尔（Cynthia M.Beall）与西藏社会科学院签定了一项联合实地考察西藏西部牧区的协议，为期17个月，考察对象主要是昂仁县帕拉牧区的恰则区。实际考察时间为18个月(1986-1988年)，在气候严酷、高寒缺氧的西藏牧区生活了整整一年半。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西藏西部牧民－－一种幸存的生活方式》，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中国西藏改革开放后所发生的变化。1988年，由戈尔斯坦牵头，西藏社会科学院与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制订为期10年（1986-1996）的合作研究计划，这为戈尔斯坦深入西藏进行实地考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这10年当中，他几乎每年都要到西藏进行为期数月的考察和研究，其不畏艰险、执着地研究西藏的精神令人佩服。戈尔斯坦是一位有高深造诣的人类学家，他精通藏语文，并且具有国外其他学者难以比拟的经常进入西藏进行实地调查的优越条件，因而对西藏的历史与现实的本来面目和我国在西藏实行的各项政策有较全面的了解。他依据文献、档案和实地考察资料撰写了一系列论著在国外发表，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西藏研究的代表作有：《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西藏西部牧民－－一种幸存的生活方式》、《雪狮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和《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合著）等。1997-1999年，西藏社会科学院又与该校合作进行为期3年的《西藏农区家庭、老年人与人口生育状况调查》的项目，试图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对西藏农区家庭和人口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为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提供科学依据。
戈尔斯坦严谨的学风、较为客观平实的论点和自成一家之言的见解，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尤其是藏学界的重视。笔者因翻译戈尔斯坦的藏学代表作《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而结识戈尔斯坦，后来又曾与戈尔斯坦有过短期的合作，由于自家研究领域与戈尔斯坦十分接近，一直关注和"跟踪"着他的学术动向，因而对戈尔斯坦本人有较为全面的了解。由于戈尔斯坦的研究领域集中在西藏研究中最为敏感的近现代和当代，并且具有强烈的“参与研究”意识和“经世致用”思想，以长期深入西藏实地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和亲身感受为依据，因而其论著也受到中美等国政界的关注，英国广播公司（BBC）称戈尔斯坦为“世界一流的西藏研究专家之一”，成为西方藏学界对西藏近现代和当代具有较为深入了解的“西藏通”。
戈尔斯坦的“西藏观”
近40年来，戈尔斯坦与国内外藏族学者和美国学者合作，在亚洲研究、尤其是西藏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其最为突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藏语文研究、近现代西藏研究和当代西藏研究三个方面。
1、藏语文研究--为西方人提供打开神秘西藏的钥匙
戈尔斯坦深知藏语文对研究藏族的重要性，因而他首先从语言入手，他不仅掌握了藏语文，讲一口拉萨话，运用藏语文对西藏的历史和现实进行研究，而且还对藏语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藏语文研究作品主要有：《现代藏语：拉萨方言》(合著)，《现代藏文：语法和读物》，《现代藏语藏英词典》，《藏语入门》，《现代藏语英藏词典》，《现代藏文精粹》等。其中，《现代藏语藏英词典》自1975年在尼泊尔加德满都面世之后，曾5次再版，出现垄断国际藏学界的局面，弥补了印度学者达斯《藏英词典》在现代藏语文词汇方面的缺憾，显示了他在藏语文方面的造诣。戈尔斯坦在《前言》中阐述了这部词典的价值：“西藏进入世界政治、科学和技术的舞台，导致在一个相当短的时期内创造了数以千计的新词汇。同某些语法和文体相适应，这些词汇近乎呈指数增长，产生了一种可以被人们简单地称为‘现代藏文’的新的书面藏文。……由于这些变化，非藏族的民族要阅读现代藏文十分困难。甚至能够阅读高深的藏文佛教文献的学者，几乎都不能顺畅地读懂一份简单的藏文报纸。……该词典容纳了35000-40000条词目，包括从所有现代文献中摘录的词条。”可以说，戈尔斯坦对现代藏语文的研究，为外国人了解和认识“神秘的西藏”和藏族提供了一把实用的钥匙。
2、近现代西藏研究－－揭示喇嘛王国覆灭的原因
戈尔斯坦对西藏社会历史的研究，重点是20世纪这个“长时段”，这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段”，即近现代西藏研究和当代西藏研究。近现代西藏研究，可以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为界标，重点考察和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其主要作品为《僧兵研究》(硕士论文)，《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博士论文)和关于农奴制的一组文章。代表作则是《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该书实际上是由其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发展而成的，可谓厚积薄发。这部巨著材料翔实，图文并茂，见解独到，堪称现代西藏研究的上乘之作。该书利用了大量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口碑史料和藏文档案，以及国内学者难以接触的英印政府以及英国和美国政府的大量外交档案，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因此，该书一问世，即受到国际学术界的一致好评，美国学者谭·戈伦夫认为，本书是“西藏现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巴拉迪教授称该书“奠定了戈尔斯坦在美国西藏研究领域的地位”，人类学专家巴巴娜女士也称该书是美国近年来出版的关于西藏的好书。中国的专家学者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认为该书在材料、研究方法和学术见解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美国学者胡特对该书更是推崇备至，他说：“"如果你一生当中只读一本关于西藏的书，那就去读戈尔斯坦的这部巨著吧！”
《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对近现代西藏研究和有关部门处理“西藏问题”、制定治藏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书中不仅揭露了英、美等列强插手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老底，而且揭示了喇嘛王国覆灭的内因和外因：内因，一，以宗教集团为代表的保守势力阻挠变革和现代化；二，西藏统治集团的内讧。外因是，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只是口头承诺，而没有向西藏提供真正的援助。自该书的汉译本面世以来，多次再版，一直受到国内藏学界和关心西藏的人士的广泛关注，两次登上全国畅销书的排行榜。
戈尔斯坦对近现代西藏的分析和阐述，推进了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研究，深化了对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和政教合一制度的认识，揭示了政教合一的喇嘛王国覆灭的原因，对人们认识西藏的昨天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3、当代西藏研究－－为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
当代西藏研究，这是戈尔斯坦20世纪“长时段”研究的下半段，如果说上半段研究的是西藏的历史，下半段研究的是西藏的现实，他的当代西藏研究的主要著作有《西藏西部牧民--一种幸存的生活方式》(与辛迪娅·比尔合著)，《为现代西藏而斗争--扎西泽仁自传》(与扎西泽仁等合著)，《美国、中国、西藏与西藏问题》，《雪狮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当代西藏佛教--宗教的复兴与文化认同》(与卡普斯坦等合著)，《西藏社会史（1951-1959年）》(待出)。
《西藏西部牧民》是戈尔斯坦与女人类学家辛迪娅·比尔合作研究的成果。该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展示西藏一个典型牧区的牧民一年四季的生活方式。二是对西藏牧区和牧民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三是揭示了西藏传统牧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作者指出：“在藏族牧民生活中，不仅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变迁，同时也导致了引人注目的文化和宗教复兴。现在，西藏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牧民们（和其他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信仰佛教。他们在自己的帐篷里举行各种宗教仪式，邀请喇嘛活佛到他们的居住地来讲经祈福和巡游佛寺。……显然，要对牧民的环境适应问题作出持之有据的结论尚为时过早，但是，新经济政策使该地区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新文化政策深受牧民欢迎，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雪狮与龙》考察了自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亲政至20世纪90年代汉藏关系的历史，指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对西藏的影响，论述了美国对西藏和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两面性，以及达赖喇嘛在选择处理这个矛盾和冲突中考虑问题的两面性。该书还提供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一条“中间道路”。戈尔斯坦认为，达兰萨拉与其西方支持者要求西藏独立，而中共主张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论争是一种不是黑就是白的争斗，事实上在黑白之间还有一大片灰色地带，戈尔斯坦试图在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提出另一种看法，以解释西藏之所以演变成目前格局的根源。（林冠群：《当前美国藏学界部分学者研究教学概况》，第25页，台湾蒙藏委员会1994年版）美国大使、前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在评述戈尔斯坦的这部作品时说：“他提供了西藏危机根源的最简明而适用的结论。无论人们的看法如何，任何关心中国、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和西藏人民所面临的危险的人，都应当阅读这本书。”戈尔斯坦说：“我们不能指望在对现在正处于其十字路口的这种民族主义的冲突没有清楚的了解的情况下，求得西藏问题的解决。”他希望该书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以使美国能够进行一次解决这个冲突的对话。
戈尔斯坦与美国佛学家卡普斯坦主编的《当代西藏佛教》一书，反映了戈尔斯坦研究当代西藏的最新见解。该书是一部文集，全书由六个部分构成，戈尔斯坦撰写了《导论》和《哲蚌寺寺院生活的复兴》。在《导论》中，追溯了中共50年代在西藏实行的宗教政策所起的积极作用。他写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西藏的宗教信仰得到复苏，西藏佛教得到了大发展，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这是实行正确的宗教政策的结果。”并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央同达赖喇嘛进行的几次会谈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证明“西藏问题”之所以悬而未决，达赖喇嘛之所以不能回归西藏，关键是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 因错误估计自己的实力和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而导致的战略和策略的失误造成的。在《哲蚌寺寺院生活的复兴》一文中，在对该寺进行近半年的个案调查的基础上，根据第一手材料，论述了哲蚌寺的历史与现状，着重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哲蚌寺宗教生活的复兴，向世人展示了西藏佛教复兴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揭示了当代西藏佛教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戈尔斯坦在《达赖喇嘛的困境》一文中指出：1989年，中国邀请达赖喇嘛参加为十世班禅圆寂致祭宗教仪式，达赖喇嘛拒绝了这次邀请，错过了同中国协商谈判的一次重要的机会。他指出：“对藏族来说，民族主义是新事物。几个世纪以来，影响西藏社会的不是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而是藏区内部各亚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他说：“在50年代以前，民族主义思想在西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是一种西方的观念。因此，达赖喇嘛现在清楚地向许多藏人阐述民族主义。……他作为宗教领袖的身份和地位并没有改变。所发生的变化是，他已经成为全体藏族的民族主义的象征。”
1998年11月，受美国前总统卡特所主持的“卡特中心”的委派，戈尔斯坦与卡普斯坦等人到中国的藏族聚集区进行了为期18天的考察，对藏区尤其是西藏的宗教信仰现状、中共在西藏和藏族的现行政策以及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进行了重点考察，获取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材料。后经“卡特中心”的两名美国学者总结分析，写成题为《中国、美国和达赖喇嘛对西藏的见解》的报告，对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自己的见解。
戈尔斯坦对当代西藏的考察和研究，不仅有益于人们（尤其是西方人）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认识西藏的今天，而且对国内藏学界研究西藏近现代史、当代佛教等方面，提供了许多可资参考的见解。
戈尔斯坦的西藏研究“范式”
作为人类学家，戈尔斯坦的治学方法主要是人类学方法，同时他也重视人文科学方法的综合运用。其治学方法主要是实地考察（也称田野工作）和采访，这是戈尔斯坦治学方法的鲜明特色，也是他在西藏研究领域取得他人难以企及的成就的主要原因。当然，作为藏语文专家，戈尔斯坦不仅具有精湛的藏语文造诣，而且十分重视藏语文在西藏研究中的运用，这使得他在西藏研究中如鱼得水。
从戈尔斯坦的全部研究成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非常重视档案材料、实地调查材料和口碑材料，这在其西藏研究成果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即是这三方面材料有机结合的佳作。综观戈尔斯坦的全部论著，几乎都是通过实地调查和采访取得的，即使是藏语文论著也是如此。
戈尔斯坦十分擅长利用口碑资料分析和研究西藏的历史和现实。其《僧兵研究》，《为现代西藏而斗争》，《西藏的农村结构和差税制度》，《西藏庄园的周转》等论著，都是依据口碑史料撰写的。他说：《僧兵研究》“所依据的材料，来源于和5位生活在西雅图华盛顿的藏人所进行的正式访谈和非正式的讨论。”为了撰写《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戈尔斯坦花了两年时间，走访了79位藏人和一位供职于拉萨的英国外交官。他在《当代西藏佛教·导论》中指出：“每一项研究都是通过一位能够讲说藏语和阅读藏文的学者的第一手田野工作进行的，他们是西藏的人类学－－民族学和佛学专家。”戈尔斯坦的治学特点，是其运用治学方法进行学术实践的具体体现。
参与研究和个案研究。戈尔斯坦的西藏研究注重经世致用，侧重近现代，将西藏的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他竭力为美国、中国和西藏流亡政府三方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十分关注西藏和藏族的前途与命运。其作品专论当代西藏者有《雪狮与龙－－美国、中国、西藏与达赖喇嘛》和《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等。这些作品分析“西藏问题”产生的根源，探讨美国、中国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策略，揭示西藏佛教的现状，剖析佛教与中国西藏当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为美国、中国和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献计献策。并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所谓“民族方案”，他说，“民族方案”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西藏的城镇里创造出一种类似今日西部牧区的那种状态，使西藏回到传统的自治地位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的状态。他为《外交》季刊、《亚洲观察》和《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会刊》等刊物撰写论述公共政策的文章，确信人类学专家在公共政策中能够发挥作用。他说：“人类学家能够理解乡村和更广泛的国际视野中的人们的关系。”
戈尔斯坦在近40年的西藏研究中，十分重视个案研究，并取得了成果。他的个案研究大体可分为地区个案和专题个案两种类型：对江孜萨玛达村、昂仁县帕拉村和纳里村和哲蚌寺的调查和研究，是地区个案研究的杰作；他对西藏一妻多夫制、僧兵、农奴尼玛、人役税、街头歌谣和婚姻法的研究，是专题个案研究的典范。
“客观”与“中立”。在西方藏学界，研究现代西藏的学者很少能够做到客观公正，而戈尔斯坦却公然标榜其西藏研究的“客观”和“中立”，并力求付诸实践，这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他在《喇嘛王国的覆灭》的前言中声称：“本书所持的观点是，既不亲藏，也不亲汉，即既不倾向于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亦不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一边，而是试图阐明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到1951年，一个独立的喇嘛王国事实上已经衰亡。”他在《喇嘛王国的覆灭》的导论中指出：“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是西藏政治中的一种和谐的力量，但是它又是一种导致分裂和纷争的力量。各种宗教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声势和影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角逐，他们在有关宗教利益的政策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从而给20世纪的西藏历史带来了灾难。……由于西藏力图适应20世纪日新月异的形势，所以，宗教和寺院就成为西藏社会进步的沉重桎梏。”他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无可置疑的。国际社会的主要大国也不会支持流亡政府的主张。与南非和以色列不同，形势的发展并不利于流亡集团。达兰萨拉所取得的成功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胜利。流亡政府获得了西方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对于保护和发展西藏地区的文化却毫无益处。”
戈尔斯坦西藏研究的这一特点，引起国内藏学专家的关注。王尧教授说：“最富于刺激性的莫过于英国和美国以及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政府的外交、政治档案了。这是戈尔斯坦教授的书中最为得意的部分，也是他花大力气得以公布这些档案，把上述政府对西藏问题的隐私公之于众，用以表明自己的写作态度是不偏不倚而中立、公正的。”格勒博士在评论戈尔斯坦的藏学研究时写道：“他对西藏现实问题的客观、求实的态度和不偏不倚的谨慎分析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很显然，戈尔斯坦教授对西藏的过去和现在都有自己独树一帜的见解。他在学术研究方面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而是根据调查得来的事实说话”。
正是由于戈尔斯坦研究西藏历史与现实的这种较为客观和中立的态度，不仅引起了流亡政府的不满，而且在西方藏学界受到孤立。美国学者科恩·理查德指出：“大部分藏人拒绝戈尔斯坦的著作，因其与中共合作，也从不批评中共，作为一个研究现代史的学者，怎么可以忽视在中共藏区所发生的一切，而且是只字不提，所以大部分人都不太认同戈尔斯坦，……藏人也撰文大肆抨击，认为戈尔斯坦为中共政策辩护，为中共作宣传。”（林冠群：《当前美国藏学界部分学者研究教学概况》，第35页）早在60年代研究西藏的政治制度时，戈尔斯坦就因揭露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阴暗面而冒犯了流亡政府，接到了逐客令。80－90年代，他通过对现代西藏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西藏政教统治集团的内讧、保守势力压制进步势力，导致了喇嘛王国的覆灭；解决西藏问题，应当采用“民族的方案”。再度引起达兰萨拉的不满，流亡政府的学者撰文对戈尔斯坦的“西藏历史观”加以驳斥。
治学局限。戈尔斯坦从事藏学研究近40年，在许多领域都有建树，称得上著作等身，他所出版的15部专著（含合著）和发表的80余篇论文（含合著和书评）就是最好的证明，称他为美国的“西藏通”是当之无愧的。然而，由于受美国学术文化传统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以及学识和学术指导思想的局限，戈尔斯坦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憾和谬误。
第一、语言工具的缺憾。戈尔斯坦不懂汉语文，不能利用汉文文献材料和口碑材料，因而他对西藏近现代的研究和认识就要打折扣。第二、研究方法的局限。由于没有掌握汉文这一重要的语言工具，戈尔斯坦也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正如著名藏学家王尧教授所指出的：“戈尔斯坦教授作为人类学家，他十分注意民族间的差异性，但却不太注意民族的同一性，他未能把西藏历史放到苦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中去考察。”“不无令人惋惜的是，他缺乏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的通盘了解。”并且，戈尔斯坦是人类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因此，他对西藏近现代史的微观考证和宏观把握，都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三、学术指导思想的局限。“戈尔斯坦教授是美国人，受的是西方的传统教育，他对民族、国家、政治、文化心理都是以西方的观念来理解的，因此，其对西藏政治、文化的评议，必然有可商之处。”（王尧）戈尔斯坦在研究西藏现代史时，“侧重于统治集团、政教斗争的阐述，而对西藏现代的经济、文化和藏族农牧群众的社会生活、历史作用则很少提及，因而也就不能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去把握西藏封建农奴社会，难以揭示政教合一政体－－喇嘛王国覆灭的根本原因。”上述缺憾，使戈尔斯坦的西藏研究受到制约：他的著作缺少历史感，因而其西藏研究的代表作《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并没有全面阐述西藏现代史；由于他对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缺乏了解，也就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在地理、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方面都与中原密切相关、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的藏族和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西藏的社会历史的特点和规律，难以看清20世纪中国西藏的格局。因此，他在对20世纪的西藏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治藏方略”，有一定的“高度”而缺乏“深度”，看到了西藏的实际而没有看到中国的实际，并没有抓住“西藏问题”的本质，从而也就不可能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藏问题”的方案和对策。
发布时间： 2001-06-11
來源：http://www.tibet.cn/info/tibetology/200501/t20050111_7435.html
美国的“西藏通”
梅·戈尔斯坦，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1938年2月8日生于美国纽约市。1959年获密西根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60年以《僧兵研究》获密西根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68年以《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获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随后他长期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1968-1971年任该校人类学助理教授，1971-1977年任人类学副教授。1975年至今，先后担任该校的学术职务有：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西藏研究中心"主任，医学院国际健康兼职教授，约翰·雷诺兹·哈克勒斯人类学教授。
戈尔斯坦在60多年的生涯中，潜心于学术近40年，对藏学情有独钟，并且得到了美国政府和学术文化界的资助，获得了不少殊荣。1986至今，戈尔斯坦担任《跨文化老年学杂志》联合主编。1989年，获亚洲研究协会为其巨著《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颁发的“20世纪中国最佳图书奖--约瑟夫·列文森奖”荣誉奖(提名)。1989年至今，连续入选《美国当代作家名人录》。1991年至今，先后任“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西藏事实调查代表团成员，国家科学院立项的“华北草原科学课题组”成员，“喜马拉雅山两国（中国和尼泊尔）自然保护项目”“森林山地研究所”高级顾问委员会成员，IREX 蒙古项目的负责人，“人类学和人种科学国际联盟委员会”国际老龄化委员会委员，“西藏扶贫基金会”理事，“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亚洲腹地》杂志编委。自1961年至2000年，戈尔斯坦共获得了美国民间和官方所提供的42项研究赠与和资助。
戈尔斯坦自60年代中期起，就与其他学者合作对域外藏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与藏族姑娘索康曲丹结为夫妻后，更与西藏结下不解之缘。可以说，索康曲丹是戈尔斯坦进入藏学殿堂的引路人之一，戈尔斯坦所取得的藏学研究成果，是与索康曲丹的全力协助和支持分不开的。
中国改革开放后，戈尔斯坦十分幸运地成为第一位获准到西藏考察和研究的外国学者，于1985年5月到达拉萨，这是他首次踏上中国西藏的土地。当时他的课题是为编撰《现代藏英词典》收集现代拉萨藏语新词汇，同时也开始为《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收集资料。他在拉萨城乡进行了5个月的调查。1986年6月，戈尔斯坦和美国体质人类学家辛迪娅·比尔（Cynthia M.Beall）与西藏社会科学院签定了一项联合实地考察西藏西部牧区的协议，为期17个月，考察对象主要是昂仁县帕拉牧区的恰则区。实际考察时间为18个月(1986-1988年)，在气候严酷、高寒缺氧的西藏牧区生活了整整一年半。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西藏西部牧民－－一种幸存的生活方式》，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中国西藏改革开放后所发生的变化。1988年，由戈尔斯坦牵头，西藏社会科学院与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制订为期10年（1986-1996）的合作研究计划，这为戈尔斯坦深入西藏进行实地考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这10年当中，他几乎每年都要到西藏进行为期数月的考察和研究，其不畏艰险、执着地研究西藏的精神令人佩服。戈尔斯坦是一位有高深造诣的人类学家，他精通藏语文，并且具有国外其他学者难以比拟的经常进入西藏进行实地调查的优越条件，因而对西藏的历史与现实的本来面目和我国在西藏实行的各项政策有较全面的了解。他依据文献、档案和实地考察资料撰写了一系列论著在国外发表，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西藏研究的代表作有：《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西藏西部牧民－－一种幸存的生活方式》、《雪狮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和《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合著）等。1997-1999年，西藏社会科学院又与该校合作进行为期3年的《西藏农区家庭、老年人与人口生育状况调查》的项目，试图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对西藏农区家庭和人口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为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提供科学依据。
戈尔斯坦严谨的学风、较为客观平实的论点和自成一家之言的见解，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尤其是藏学界的重视。笔者因翻译戈尔斯坦的藏学代表作《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而结识戈尔斯坦，后来又曾与戈尔斯坦有过短期的合作，由于自家研究领域与戈尔斯坦十分接近，一直关注和"跟踪"着他的学术动向，因而对戈尔斯坦本人有较为全面的了解。由于戈尔斯坦的研究领域集中在西藏研究中最为敏感的近现代和当代，并且具有强烈的“参与研究”意识和“经世致用”思想，以长期深入西藏实地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和亲身感受为依据，因而其论著也受到中美等国政界的关注，英国广播公司（BBC）称戈尔斯坦为“世界一流的西藏研究专家之一”，成为西方藏学界对西藏近现代和当代具有较为深入了解的“西藏通”。
戈尔斯坦的“西藏观”
近40年来，戈尔斯坦与国内外藏族学者和美国学者合作，在亚洲研究、尤其是西藏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其最为突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藏语文研究、近现代西藏研究和当代西藏研究三个方面。
1、藏语文研究--为西方人提供打开神秘西藏的钥匙
戈尔斯坦深知藏语文对研究藏族的重要性，因而他首先从语言入手，他不仅掌握了藏语文，讲一口拉萨话，运用藏语文对西藏的历史和现实进行研究，而且还对藏语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藏语文研究作品主要有：《现代藏语：拉萨方言》(合著)，《现代藏文：语法和读物》，《现代藏语藏英词典》，《藏语入门》，《现代藏语英藏词典》，《现代藏文精粹》等。其中，《现代藏语藏英词典》自1975年在尼泊尔加德满都面世之后，曾5次再版，出现垄断国际藏学界的局面，弥补了印度学者达斯《藏英词典》在现代藏语文词汇方面的缺憾，显示了他在藏语文方面的造诣。戈尔斯坦在《前言》中阐述了这部词典的价值：“西藏进入世界政治、科学和技术的舞台，导致在一个相当短的时期内创造了数以千计的新词汇。同某些语法和文体相适应，这些词汇近乎呈指数增长，产生了一种可以被人们简单地称为‘现代藏文’的新的书面藏文。……由于这些变化，非藏族的民族要阅读现代藏文十分困难。甚至能够阅读高深的藏文佛教文献的学者，几乎都不能顺畅地读懂一份简单的藏文报纸。……该词典容纳了35000-40000条词目，包括从所有现代文献中摘录的词条。”可以说，戈尔斯坦对现代藏语文的研究，为外国人了解和认识“神秘的西藏”和藏族提供了一把实用的钥匙。
2、近现代西藏研究－－揭示喇嘛王国覆灭的原因
戈尔斯坦对西藏社会历史的研究，重点是20世纪这个“长时段”，这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段”，即近现代西藏研究和当代西藏研究。近现代西藏研究，可以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为界标，重点考察和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其主要作品为《僧兵研究》(硕士论文)，《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博士论文)和关于农奴制的一组文章。代表作则是《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该书实际上是由其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发展而成的，可谓厚积薄发。这部巨著材料翔实，图文并茂，见解独到，堪称现代西藏研究的上乘之作。该书利用了大量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口碑史料和藏文档案，以及国内学者难以接触的英印政府以及英国和美国政府的大量外交档案，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因此，该书一问世，即受到国际学术界的一致好评，美国学者谭·戈伦夫认为，本书是“西藏现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巴拉迪教授称该书“奠定了戈尔斯坦在美国西藏研究领域的地位”，人类学专家巴巴娜女士也称该书是美国近年来出版的关于西藏的好书。中国的专家学者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认为该书在材料、研究方法和学术见解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美国学者胡特对该书更是推崇备至，他说：“"如果你一生当中只读一本关于西藏的书，那就去读戈尔斯坦的这部巨著吧！”
《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对近现代西藏研究和有关部门处理“西藏问题”、制定治藏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书中不仅揭露了英、美等列强插手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老底，而且揭示了喇嘛王国覆灭的内因和外因：内因，一，以宗教集团为代表的保守势力阻挠变革和现代化；二，西藏统治集团的内讧。外因是，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只是口头承诺，而没有向西藏提供真正的援助。自该书的汉译本面世以来，多次再版，一直受到国内藏学界和关心西藏的人士的广泛关注，两次登上全国畅销书的排行榜。
戈尔斯坦对近现代西藏的分析和阐述，推进了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研究，深化了对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和政教合一制度的认识，揭示了政教合一的喇嘛王国覆灭的原因，对人们认识西藏的昨天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3、当代西藏研究－－为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
当代西藏研究，这是戈尔斯坦20世纪“长时段”研究的下半段，如果说上半段研究的是西藏的历史，下半段研究的是西藏的现实，他的当代西藏研究的主要著作有《西藏西部牧民--一种幸存的生活方式》(与辛迪娅·比尔合著)，《为现代西藏而斗争--扎西泽仁自传》(与扎西泽仁等合著)，《美国、中国、西藏与西藏问题》，《雪狮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当代西藏佛教--宗教的复兴与文化认同》(与卡普斯坦等合著)，《西藏社会史（1951-1959年）》(待出)。
《西藏西部牧民》是戈尔斯坦与女人类学家辛迪娅·比尔合作研究的成果。该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展示西藏一个典型牧区的牧民一年四季的生活方式。二是对西藏牧区和牧民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三是揭示了西藏传统牧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作者指出：“在藏族牧民生活中，不仅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变迁，同时也导致了引人注目的文化和宗教复兴。现在，西藏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牧民们（和其他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信仰佛教。他们在自己的帐篷里举行各种宗教仪式，邀请喇嘛活佛到他们的居住地来讲经祈福和巡游佛寺。……显然，要对牧民的环境适应问题作出持之有据的结论尚为时过早，但是，新经济政策使该地区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新文化政策深受牧民欢迎，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雪狮与龙》考察了自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亲政至20世纪90年代汉藏关系的历史，指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对西藏的影响，论述了美国对西藏和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两面性，以及达赖喇嘛在选择处理这个矛盾和冲突中考虑问题的两面性。该书还提供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一条“中间道路”。戈尔斯坦认为，达兰萨拉与其西方支持者要求西藏独立，而中共主张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论争是一种不是黑就是白的争斗，事实上在黑白之间还有一大片灰色地带，戈尔斯坦试图在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提出另一种看法，以解释西藏之所以演变成目前格局的根源。（林冠群：《当前美国藏学界部分学者研究教学概况》，第25页，台湾蒙藏委员会1994年版）美国大使、前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在评述戈尔斯坦的这部作品时说：“他提供了西藏危机根源的最简明而适用的结论。无论人们的看法如何，任何关心中国、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和西藏人民所面临的危险的人，都应当阅读这本书。”戈尔斯坦说：“我们不能指望在对现在正处于其十字路口的这种民族主义的冲突没有清楚的了解的情况下，求得西藏问题的解决。”他希望该书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以使美国能够进行一次解决这个冲突的对话。
戈尔斯坦与美国佛学家卡普斯坦主编的《当代西藏佛教》一书，反映了戈尔斯坦研究当代西藏的最新见解。该书是一部文集，全书由六个部分构成，戈尔斯坦撰写了《导论》和《哲蚌寺寺院生活的复兴》。在《导论》中，追溯了中共50年代在西藏实行的宗教政策所起的积极作用。他写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西藏的宗教信仰得到复苏，西藏佛教得到了大发展，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这是实行正确的宗教政策的结果。”并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央同达赖喇嘛进行的几次会谈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证明“西藏问题”之所以悬而未决，达赖喇嘛之所以不能回归西藏，关键是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 因错误估计自己的实力和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而导致的战略和策略的失误造成的。在《哲蚌寺寺院生活的复兴》一文中，在对该寺进行近半年的个案调查的基础上，根据第一手材料，论述了哲蚌寺的历史与现状，着重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哲蚌寺宗教生活的复兴，向世人展示了西藏佛教复兴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揭示了当代西藏佛教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戈尔斯坦在《达赖喇嘛的困境》一文中指出：1989年，中国邀请达赖喇嘛参加为十世班禅圆寂致祭宗教仪式，达赖喇嘛拒绝了这次邀请，错过了同中国协商谈判的一次重要的机会。他指出：“对藏族来说，民族主义是新事物。几个世纪以来，影响西藏社会的不是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而是藏区内部各亚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他说：“在50年代以前，民族主义思想在西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是一种西方的观念。因此，达赖喇嘛现在清楚地向许多藏人阐述民族主义。……他作为宗教领袖的身份和地位并没有改变。所发生的变化是，他已经成为全体藏族的民族主义的象征。”
1998年11月，受美国前总统卡特所主持的“卡特中心”的委派，戈尔斯坦与卡普斯坦等人到中国的藏族聚集区进行了为期18天的考察，对藏区尤其是西藏的宗教信仰现状、中共在西藏和藏族的现行政策以及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进行了重点考察，获取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材料。后经“卡特中心”的两名美国学者总结分析，写成题为《中国、美国和达赖喇嘛对西藏的见解》的报告，对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自己的见解。
戈尔斯坦对当代西藏的考察和研究，不仅有益于人们（尤其是西方人）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认识西藏的今天，而且对国内藏学界研究西藏近现代史、当代佛教等方面，提供了许多可资参考的见解。
戈尔斯坦的西藏研究“范式”
作为人类学家，戈尔斯坦的治学方法主要是人类学方法，同时他也重视人文科学方法的综合运用。其治学方法主要是实地考察（也称田野工作）和采访，这是戈尔斯坦治学方法的鲜明特色，也是他在西藏研究领域取得他人难以企及的成就的主要原因。当然，作为藏语文专家，戈尔斯坦不仅具有精湛的藏语文造诣，而且十分重视藏语文在西藏研究中的运用，这使得他在西藏研究中如鱼得水。
从戈尔斯坦的全部研究成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非常重视档案材料、实地调查材料和口碑材料，这在其西藏研究成果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即是这三方面材料有机结合的佳作。综观戈尔斯坦的全部论著，几乎都是通过实地调查和采访取得的，即使是藏语文论著也是如此。
戈尔斯坦十分擅长利用口碑资料分析和研究西藏的历史和现实。其《僧兵研究》，《为现代西藏而斗争》，《西藏的农村结构和差税制度》，《西藏庄园的周转》等论著，都是依据口碑史料撰写的。他说：《僧兵研究》“所依据的材料，来源于和5位生活在西雅图华盛顿的藏人所进行的正式访谈和非正式的讨论。”为了撰写《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戈尔斯坦花了两年时间，走访了79位藏人和一位供职于拉萨的英国外交官。他在《当代西藏佛教·导论》中指出：“每一项研究都是通过一位能够讲说藏语和阅读藏文的学者的第一手田野工作进行的，他们是西藏的人类学－－民族学和佛学专家。”戈尔斯坦的治学特点，是其运用治学方法进行学术实践的具体体现。
参与研究和个案研究。戈尔斯坦的西藏研究注重经世致用，侧重近现代，将西藏的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他竭力为美国、中国和西藏流亡政府三方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十分关注西藏和藏族的前途与命运。其作品专论当代西藏者有《雪狮与龙－－美国、中国、西藏与达赖喇嘛》和《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等。这些作品分析“西藏问题”产生的根源，探讨美国、中国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策略，揭示西藏佛教的现状，剖析佛教与中国西藏当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为美国、中国和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献计献策。并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所谓“民族方案”，他说，“民族方案”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西藏的城镇里创造出一种类似今日西部牧区的那种状态，使西藏回到传统的自治地位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的状态。他为《外交》季刊、《亚洲观察》和《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会刊》等刊物撰写论述公共政策的文章，确信人类学专家在公共政策中能够发挥作用。他说：“人类学家能够理解乡村和更广泛的国际视野中的人们的关系。”
戈尔斯坦在近40年的西藏研究中，十分重视个案研究，并取得了成果。他的个案研究大体可分为地区个案和专题个案两种类型：对江孜萨玛达村、昂仁县帕拉村和纳里村和哲蚌寺的调查和研究，是地区个案研究的杰作；他对西藏一妻多夫制、僧兵、农奴尼玛、人役税、街头歌谣和婚姻法的研究，是专题个案研究的典范。
“客观”与“中立”。在西方藏学界，研究现代西藏的学者很少能够做到客观公正，而戈尔斯坦却公然标榜其西藏研究的“客观”和“中立”，并力求付诸实践，这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他在《喇嘛王国的覆灭》的前言中声称：“本书所持的观点是，既不亲藏，也不亲汉，即既不倾向于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亦不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一边，而是试图阐明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到1951年，一个独立的喇嘛王国事实上已经衰亡。”他在《喇嘛王国的覆灭》的导论中指出：“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是西藏政治中的一种和谐的力量，但是它又是一种导致分裂和纷争的力量。各种宗教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声势和影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角逐，他们在有关宗教利益的政策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从而给20世纪的西藏历史带来了灾难。……由于西藏力图适应20世纪日新月异的形势，所以，宗教和寺院就成为西藏社会进步的沉重桎梏。”他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无可置疑的。国际社会的主要大国也不会支持流亡政府的主张。与南非和以色列不同，形势的发展并不利于流亡集团。达兰萨拉所取得的成功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胜利。流亡政府获得了西方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对于保护和发展西藏地区的文化却毫无益处。”
戈尔斯坦西藏研究的这一特点，引起国内藏学专家的关注。王尧教授说：“最富于刺激性的莫过于英国和美国以及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政府的外交、政治档案了。这是戈尔斯坦教授的书中最为得意的部分，也是他花大力气得以公布这些档案，把上述政府对西藏问题的隐私公之于众，用以表明自己的写作态度是不偏不倚而中立、公正的。”格勒博士在评论戈尔斯坦的藏学研究时写道：“他对西藏现实问题的客观、求实的态度和不偏不倚的谨慎分析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很显然，戈尔斯坦教授对西藏的过去和现在都有自己独树一帜的见解。他在学术研究方面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而是根据调查得来的事实说话”。
正是由于戈尔斯坦研究西藏历史与现实的这种较为客观和中立的态度，不仅引起了流亡政府的不满，而且在西方藏学界受到孤立。美国学者科恩·理查德指出：“大部分藏人拒绝戈尔斯坦的著作，因其与中共合作，也从不批评中共，作为一个研究现代史的学者，怎么可以忽视在中共藏区所发生的一切，而且是只字不提，所以大部分人都不太认同戈尔斯坦，……藏人也撰文大肆抨击，认为戈尔斯坦为中共政策辩护，为中共作宣传。”（林冠群：《当前美国藏学界部分学者研究教学概况》，第35页）早在60年代研究西藏的政治制度时，戈尔斯坦就因揭露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阴暗面而冒犯了流亡政府，接到了逐客令。80－90年代，他通过对现代西藏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西藏政教统治集团的内讧、保守势力压制进步势力，导致了喇嘛王国的覆灭；解决西藏问题，应当采用“民族的方案”。再度引起达兰萨拉的不满，流亡政府的学者撰文对戈尔斯坦的“西藏历史观”加以驳斥。
治学局限。戈尔斯坦从事藏学研究近40年，在许多领域都有建树，称得上著作等身，他所出版的15部专著（含合著）和发表的80余篇论文（含合著和书评）就是最好的证明，称他为美国的“西藏通”是当之无愧的。然而，由于受美国学术文化传统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以及学识和学术指导思想的局限，戈尔斯坦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憾和谬误。
第一、语言工具的缺憾。戈尔斯坦不懂汉语文，不能利用汉文文献材料和口碑材料，因而他对西藏近现代的研究和认识就要打折扣。第二、研究方法的局限。由于没有掌握汉文这一重要的语言工具，戈尔斯坦也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正如著名藏学家王尧教授所指出的：“戈尔斯坦教授作为人类学家，他十分注意民族间的差异性，但却不太注意民族的同一性，他未能把西藏历史放到苦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中去考察。”“不无令人惋惜的是，他缺乏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的通盘了解。”并且，戈尔斯坦是人类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因此，他对西藏近现代史的微观考证和宏观把握，都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三、学术指导思想的局限。“戈尔斯坦教授是美国人，受的是西方的传统教育，他对民族、国家、政治、文化心理都是以西方的观念来理解的，因此，其对西藏政治、文化的评议，必然有可商之处。”（王尧）戈尔斯坦在研究西藏现代史时，“侧重于统治集团、政教斗争的阐述，而对西藏现代的经济、文化和藏族农牧群众的社会生活、历史作用则很少提及，因而也就不能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去把握西藏封建农奴社会，难以揭示政教合一政体－－喇嘛王国覆灭的根本原因。”上述缺憾，使戈尔斯坦的西藏研究受到制约：他的著作缺少历史感，因而其西藏研究的代表作《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并没有全面阐述西藏现代史；由于他对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缺乏了解，也就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在地理、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方面都与中原密切相关、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的藏族和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西藏的社会历史的特点和规律，难以看清20世纪中国西藏的格局。因此，他在对20世纪的西藏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治藏方略”，有一定的“高度”而缺乏“深度”，看到了西藏的实际而没有看到中国的实际，并没有抓住“西藏问题”的本质，从而也就不可能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藏问题”的方案和对策。
星期一, 6月 16, 2014
伊拉克乱局：敌从哪里来
作者：陶短房
来源：南早中文网 http://www.nanzao.com/sc/opinion/29620/yi-la-ke-luan-ju-di-cong-na-li-lai
就在不久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卸任国务卿、被普遍认为有意参选2016年美国大选的希拉里.克林顿，还动辄将兑现竞选诺言、让美军从伊拉克撤出当做最重要外交成果拿出来炫耀，将后萨达姆时代的“新伊拉克”，当作“中东政治现代化”的成功典范，也的确有一些人真诚地相信，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的。
然而6月10日，“新伊拉克”的光环被一个叫做“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或ISIL）打得粉碎：就在这一天，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尼尼微省省会摩苏尔被该组织攻克；次日，伊拉克逊尼派曾经的政治中心、萨达姆家乡提克里特也被攻陷。截止13日，该组织声称已控制了尼尼微省、阿尔安巴尔省、基尔库克省大部，和迪亚拉、萨拉哈丁、巴比伦、巴格达省一部，并一度包围了位于白吉的伊拉克最大炼油厂（日炼油能力30万桶），兵锋直指巴格达。
6月13日，奥巴马发表讲话，称ISIS对伊拉克“构成威胁”，并“潜在威胁到美国人民”，已构成“地区性问题和长期问题”，而讨论伊拉克局势的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业已在伊拉克政府要求下，于12日格林尼治时间15时30分举行。
这突如其来的强敌，究竟是何许人也？
叙利亚组织或伊拉克组织？
有些媒体将ISIS称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也有人称之为“伊拉克反政府武装”，到底哪个才是对的？
其实都对，也都不对：这个组织的创始人阿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是出生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第二任首领阿布.马斯里（Abu Ayyub al-Masri ）则是埃及人，第三任和第四任首领两个巴格达迪（Abu Omar al-Baghdadi和Abu Bakr al-Baghdadi）则国籍不详。
这个组织也不是什么“新组织”。该组织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时叫“一神论和圣战组织”（TOMJ），是扎卡维利用阿富汗赫拉克设立的营地，表面上声称要在阿富汗对苏作战，实际目的则是培训用于颠覆约旦政府的武装分子，因为该组织认为约旦政府太过世俗，不符合教义。
虽然在赫拉特时期曾受到美国资助，但“9.11”后他们作为恐怖主义组织遭到围剿，在约旦无法立足。 2003年，美国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伊拉克北方许多地方出现政治真空，扎卡维等趁机打着“基地”的旗号进入伊拉克，利用逊尼派对美军和美军扶植的什叶派掌权政府不满，以“伊拉克基地分支”的名义猖獗一时，扎卡维也成为基地组织第三号人物。 2006年1月，他们和提格里特附近一些逊尼派部落、组织组成反美的“圣战者联合委员会”（MSC），同年12月13日，宣布成立政教合一的“伊拉克伊斯兰国” （ISI）。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ISI先是派遣部分武装以“胜利阵线”（AL-NUSRA）名义进入叙利亚，成为反巴沙尔武装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控制了叙利亚伊拉克边界的许多关卡，随即ISI主力也纷纷进入叙利亚，并在2013年4月正式打出ISIS的“国号”。
这个组织早在上世纪末就涉嫌策划美国和约旦的“千禧年爆炸”，和2002年针对美国外交官福雷（Laurence Foley）的绑架案。 2003年以后，该组织开始在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西方人和“异端”的恐怖袭击，早在2003年12月27日就发动了针对卡尔巴拉政府办公楼的自杀式袭击，次年5月又首次实施了如今成为该组织“招牌”的人质斩首（受害者是美国人尼克.伯格）。 2004-2006年，他们在“提克里特三角”和美军、伊拉克政府军屡屡激战，并多次发动恐怖袭击和针对西方人的绑架、斩首。但2006-2010年，该组织三任首领相继被美军打死，自身也元气大伤，一度据说只剩两三百人。
“阿拉伯之春”和随之而来的叙利亚内战，给了该组织起死回生的机会，2013年4月ISIS宣布成立时，号称有数万人马，据估计，此次攻势发动前，其在叙利亚有近7000人，在伊拉克境内则有约6000人。
不难看出，该组织从成立起就带有强烈的国际性，其成员中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信奉“萨拉菲斯特”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各级领袖也是哪国人都有。
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
正如许多中东问题专家所指出的，这个源流混杂的“混血组织”在伊拉克并不真正关心能否夺取巴格达，成为新的伊拉克政府，在叙利亚也并不怎么关心能否打入大马士革推翻巴沙尔政权，他们所关心的，是占领一块（能占领哪一块就哪一块）足够大、足够富庶的地盘，在那里建立政教合一、实行沙里亚法的“伊斯兰国”，并毫不留情地在地盘里消灭一切敢于持异议的人和组织。
正因为这个宗旨，他们在MSC时期既和美军打仗，也一刻不停地忙于吞并势力范围内的部落武装和其它势力；在叙利亚，他们喧宾夺主，毫不客气地占据了叙利亚当时被反政府武装所控制最早、最大的省会城市拉贾，并一度控制了从拉贾到加拉布鲁斯，土耳其-叙利亚边境的重要走廊，获得武器、兵源的补充渠道。
去年7月则是此次对伊拉克的突然袭击前，该组织最得意的时候。
当月，他们和基地组织联合发起“破墙行动”，在叙利亚乃至世界许多国家劫狱，放出数以千计被关押的恐怖分子，以充实各极端组织的实力，迫使美欧许多国家不得不到处发出旅行安全警告，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然而好景不长，当年9月，ISIS和叙利亚其它反政府武装决裂；今年1月，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Syria's opposition National League and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简称“全国联盟”）宣布和与ISIS反目成仇的“胜利阵线”结盟，共同讨伐ISIS，基地组织也通过播放扎瓦赫里讲话，宣布和ISIS“脱钩”（耐人寻味的，是扎瓦赫里指责ISIS是“极端恐怖主义组织”），而ISIS则不甘示弱，一面宣布讨伐“异端”，一面扬言“先打异端，后打巴沙尔”。原本的盟友撇开原先共同敌人巴沙尔自相残杀，ISIS虽然在战场上屡屡得手，却最终丢失拉贾，在叙利亚的“立国”前景似乎一下变得黯淡。
但今年1月，ISIS突然回师伊拉克，一举夺取了距巴格达仅100公里的北部重镇费卢杰，随即在周围不断攻城略地，夺取许多中小城镇。对摩苏尔的围攻，实际上早在5月20日即已开始，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国王学院的研究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因ISIS的武装恐怖活动而流离失所的伊拉克人已达50万以上。
如今ISIS已招降纳叛，滚雪球般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目击者称，他们装备有缴获或从库存中找到的俄、美、中、欧制坦克、火炮、火箭炮，甚至在摩苏尔伊西斯机场弄到了一些“黑鹰”直升机，但主战武器仍然是装在皮卡车上的火箭筒和“德什卡”机枪，以及自动步枪和炸弹，人们所担心的，是他们会否颠覆伊拉克政府，或真的分裂出一个新的“国家”。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法国《世界报》援引目击者的话称，ISIS“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能力很强，一些曾和他们交手的美军表示，他们是“最难缠的恐怖分子”。
在2006年左右，ISIS的前身善于制造各种陷阱和路边炸弹，但一旦和美军或伊拉克正规军正面交手，总会轻易被击溃。但经过叙利亚内战熏陶后的ISIS，却能娴熟运用各种轻重武器，实施地面群组协同作战。一些中东问题专家（如旅法库尔德问题专家贝纳阿德Myriam Benraad）指出，以往ISIS的攻势主要是袭击、伏击、骚扰，即便攻坚也只针对一两个城市，此番同时在几个省发动攻势，是非同寻常的。他们指出，和许多恐怖组织不同，ISIS不仅有国际兵源、财源，而且有自己的人力、财力基地，还刚刚在摩苏尔银行截获4.29亿美元巨款，一举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恐怖组织”，倘国际社会不及时应对，后果不堪设想。
但也有人认为，情况未必会那么糟。
中东问题专家约书亚.基廷（Joshua Keating）指出，ISIS在伊拉克、叙利亚两次大起大落，轨迹几乎完全相同，即一开始利用“对付共同敌人”和同教之谊，轻易站稳脚跟，并依靠自身实力迅速坐大，但一旦坐大，他们就开始强推残忍的沙里亚法，并靠虐杀立威（如去年五月在拉贾市中心广场搞集体斩首），不断吞并盟友和地方势力，引发盟友反目和辖区民众愤怒，最终灰头土脸。 2006年搞的ISI，其大多数盟友最后不堪其淫威，转而投靠美军，成立专门对付ISIS的“觉醒运动”（Awakening）；不久前在叙利亚，短短几个月时间，该组织就把几乎所有其它盟友都变成了敌人，这其中包括自由派，也包括曾是自己“上级”的基地组织，甚至本是自己分支的“胜利阵线”。
道理一如基廷所言，ISIS源流复杂，缺乏地域归属感，又强推“大多数人从内心都不会真心愿意领教”的沙里亚法和苛刻的清规戒律和严刑峻法，盟友和“臣民”不过畏威而不怀德，一旦军事上有所蹉跌，看似强大的联盟就会土崩瓦解。
症结在哪里
一些美国智库日前称，伊拉克问题的首要责任，应归咎于一战后英国在当地错误划分国界线，此外，未能及时推翻巴沙尔也是一大原因。这种说法显然意在为美国开脱。事实上，ISIS能坐大至此，美国要负极大责任。
如前所述，ISIS前身兴起之初受过美国资助，但“9.11”后其在约旦本已穷途末路。然而美国却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原本很善于对付逊尼派极端组织的萨达姆政权，又在“后萨达姆时代”将“提格里特三角”的若干世俗权力家族当做“萨达姆残余”清洗，而未能及时跟进相应措施，令ISIS得以渗透入这片真空区，并利用当地人对美军的仇恨和对库尔德人-什叶派充斥的巴格达当局的恐惧，在当地发展壮大。
2006年后，美国驻当地最高指挥官彼得雷乌斯推行了有针对性的战略，利用当地逊尼派部落、组织和民众不满ISIS严刑峻法和喧宾夺主的怨气，说服他们转而与美军合作，一度将“提格里特铁三角”的反政府武装活动降到极低频率，让美国政府认为“战事已经结束”。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却导致中东各国极端原教旨势力借“民主革命”大旗作掩护，起死回生，卷土重来，攻城略地，ISIS不过是众多这类“受益者”的一员。他们在叙利亚充当“义军”之初，也曾获得来自欧美国家和土耳其的各种援助，可笑的是，一旦羽翼丰满，他们反过来又对这些“恩主”大开杀戒——6月11日，他们袭击了土耳其驻摩苏尔领事馆，绑架了总领事以下49人。
奥巴马上任后，为结束伊拉克这场“布什的战争”，一方面匆匆撤军，另一方面把宝压在“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上，但去年12月8日最后一名美军刚踏上归途，次日马利基的联合政府就告破裂。
伊拉克是个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占总人口95%，其中什叶派54.5%，逊尼派40.5%，不过逊尼派中包括和第一大民族——阿拉伯人流派不同、独立意识强烈的库尔德人，倘扣去他们，则逊尼派只占总人口20%左右。历史上伊拉克一直是少数逊尼派把持政权，多数什叶派处被压制地位，萨达姆时代更变本加厉，逊尼派中的提格里特集团独揽大权，什叶派则遭到无情镇压。
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却同时释放出两股危险的政治空气：一方面，长期被压制的什叶派轻而易举地凭借人数优势，在“一人一票”的战后伊拉克获得一次又一次选举的胜利，并在北方库尔德人逐渐专注于经营自己“一亩三分地”——库尔德自治区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大部分伊拉克地区推行厚什叶派、薄逊尼派的政治、经济政策，而萨达姆的社会复兴党崩溃后，人数本就处于劣势的逊尼派对此几无抗衡能力；另一方面，原本被“国家逊尼派”和世俗特色明显的萨达姆集团压制的“跨国逊尼派”——原教旨的“基地”，和混血的ISIS，却迅速崛起并填补了逊尼派内部的政治空白，并一度令伊拉克成为中东治安形势最混乱的地区。尽管彼得雷乌斯的努力一度取得显著成效，但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让一切变得重新紧张起来。
尽管外界赋予“阿拉伯之春”种种意义，但这些意义中有许多都是表里不一、甚至外界一厢情愿强加的，如今回头“复盘”不难看出，几乎所有实现“变天”的国家，都是清一色由逊尼派原教旨派系上台，推翻原先专制但较世俗的共和政体，而在个别什叶派试图从逊尼派夺权的国家（如巴林、沙特），或试图颠覆逊尼派君主政体的国家（如摩洛哥、沙特），则无一例外被“阿拉伯之春”舆论攻势边缘化，甚至遭到积极鼓吹“阿拉伯之春”的沙特、卡塔尔等国镇压，这就让“阿拉伯之春”不可避免地被染上逊尼派对什叶派的教派争斗色彩，而这种色彩却因“不合胃口”，被欧美国家和众多国际传媒长期刻意忽略。
伊拉克的什叶派和逊尼派本就积怨很深，马利基政府又在美军及盟军撤出后，变本加厉地推行亲什叶派政策，令倍感失望、又少了美军这个“婆婆”的逊尼派再度转向极端分子一边，此次滚雪球般增加的ISIS武装，许多就是这些“攀龙附凤”的本地临时加盟者；邻国叙利亚的内战更让局势雪上加霜，叙利亚的教派构成恰与伊拉克相反，什叶派少而逊尼派多，最初打着“和平示威”、“民主斗争”旗号的叙利亚反对派随着战事的旷日持久，逐渐凸显出教派斗争的真实面目，并吸引了数以万计各国逊尼派原教旨分子参战，这些人中许多都系“基地”背景的有组织、有经验武装分子，构成反政府武装的主要战斗力。
伊拉克和叙利亚有漫长且难以防守的共同边界，对伊拉克逊尼、什叶两派而言，均担心对方教派在邻国坐大，因此均采取了明里暗里支持邻国“自己人”的措施。如果说，马利基政府作为合法政府，囿于阿盟决议，还只能在台面上保持克制，那么本就是“黑名单”榜上有名的ISIS，就无需任何顾忌。去年大批伊拉克越狱囚犯进入叙利亚，曾搅乱叙利亚大局，今年不过是倒了个而已
更麻烦的事，这只是伊拉克教派冲突问题的冰山一角。
前联合国驻伊拉克特使、德国人马丁.克伯勒指出，近两年来，伊拉克境内暴力冲突发生率明显增加，平均每个月死于暴力的人数多达700-800人，虽未达到2006-2007年水平，却和彼得雷乌斯计划卓有成效的几年相比翻了4、5番，去年全年更出现了9475人的“后萨达姆时代”最高年平民因暴力死亡人数纪录。而在美军及其盟军撤退的背景下，马利基政府缺乏足够的实力和执行力，去应对急转直下的治安局势。
比问题更严峻的是前景。
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是奥巴马的竞选承诺，也是他两届执政迄今最大、最少争议的独立外交成果，是民主党压制共和党的命门，加上美国经济尚未完全复苏，战略重心转移，势必不可能重返；派系繁杂的马利基政府自保有余，整肃治安则力不从心，控制边界、防止狱囚和其它极端分子的国际间往来，则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长此以往，伊拉克很可能成为各派极端势力中转人、物并休整喘息的中继站，以及中东地缘政治的“盲肠”，甚至成为一个大号的黎巴嫩。
至于至今被一些国家和政治势力倚为长城的“一人一票”，恐对伊拉克局势的恶化无济于事：在当前伊拉克人口教派构成不变的情况下，什叶派可轻而易举获得一次又一次胜选，但无论“德”或“威”，都不足以将占总人口20%、且得到强大外援的逊尼派彻底压服。
今年4月30日，美军撤离后的第一次选举，马利基所属联盟获得最多选票连任，却并未能过半。在随即发生的ISIS攻势中，在北部逊尼派地区作战的几万政府军兵无斗志，被数百人的ISIS武装分子一击即溃，而坐山观虎斗的库尔德自治区，则趁机觊觎北方石油重镇基尔库克。马利基无可奈何下，呼吁召开议会，讨论实施全国紧急状态，却因凑不齐法定出席人数而无法开会，个中缘由，一望而知。
在一片喧嚣中，奥巴马政府先是放出含糊其辞的“不排除任何手段”帮助伊拉克政府的口风，继而却在13日晚宣布“不会在缺乏政治保证前提下进行军事干预”，很显然，即便他随后调整战略，也最多效仿“也门模式”搞几次空袭（很可能还是出动无人机）。
道理是明摆着的：小规模军事干预未必有效，更多军援弄不好被ISIS缴获，反倒“资敌”，而大规模出兵无异于自认失败，将一贯自炫的“将伊拉克美军带回家”外交成果转化为外交定时炸弹，这在中期选举年，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不过ISIS的攻势可能也已是强弩之末。
伊拉克中、南部已是什叶派地盘，当地民兵、地方部落都不可能支持或依附ISIS，视什叶派为洪水猛兽的ISIS也不可能和他们搞“统一战线”，ISIS继续前进，原本有利的战场氛围就会转趋不利；ISIS和北方逊尼派诸势力的结合不过是利益结合，早领教过该组织厉害的“地头蛇”们也不会全心全意为ISIS当炮灰，日前围攻白吉炼油厂时，ISIS就因当地部落作梗，不得不退避三舍，导致该重要战略目标至今仍在政府手中。
什叶派的总后台是伊朗，一旦ISIS继续扩张，伊朗自不会袖手旁观，而正如一些观察家所指出的，视ISIS为公敌，恐怕是美国、伊朗和基地组织这三个冤家“唯一可达成共识的政治话题”，以ISIS的战斗力，是很难在伊朗这个中东强国面前讨到便宜的。
当然，一旦如此，整个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甚至可能大到任何势力都无法控制的地步。
来源：南早中文网 http://www.nanzao.com/sc/opinion/29620/yi-la-ke-luan-ju-di-cong-na-li-lai
就在不久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卸任国务卿、被普遍认为有意参选2016年美国大选的希拉里.克林顿，还动辄将兑现竞选诺言、让美军从伊拉克撤出当做最重要外交成果拿出来炫耀，将后萨达姆时代的“新伊拉克”，当作“中东政治现代化”的成功典范，也的确有一些人真诚地相信，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的。
然而6月10日，“新伊拉克”的光环被一个叫做“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或ISIL）打得粉碎：就在这一天，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尼尼微省省会摩苏尔被该组织攻克；次日，伊拉克逊尼派曾经的政治中心、萨达姆家乡提克里特也被攻陷。截止13日，该组织声称已控制了尼尼微省、阿尔安巴尔省、基尔库克省大部，和迪亚拉、萨拉哈丁、巴比伦、巴格达省一部，并一度包围了位于白吉的伊拉克最大炼油厂（日炼油能力30万桶），兵锋直指巴格达。
6月13日，奥巴马发表讲话，称ISIS对伊拉克“构成威胁”，并“潜在威胁到美国人民”，已构成“地区性问题和长期问题”，而讨论伊拉克局势的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业已在伊拉克政府要求下，于12日格林尼治时间15时30分举行。
这突如其来的强敌，究竟是何许人也？
叙利亚组织或伊拉克组织？
有些媒体将ISIS称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也有人称之为“伊拉克反政府武装”，到底哪个才是对的？
其实都对，也都不对：这个组织的创始人阿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是出生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第二任首领阿布.马斯里（Abu Ayyub al-Masri ）则是埃及人，第三任和第四任首领两个巴格达迪（Abu Omar al-Baghdadi和Abu Bakr al-Baghdadi）则国籍不详。
这个组织也不是什么“新组织”。该组织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时叫“一神论和圣战组织”（TOMJ），是扎卡维利用阿富汗赫拉克设立的营地，表面上声称要在阿富汗对苏作战，实际目的则是培训用于颠覆约旦政府的武装分子，因为该组织认为约旦政府太过世俗，不符合教义。
虽然在赫拉特时期曾受到美国资助，但“9.11”后他们作为恐怖主义组织遭到围剿，在约旦无法立足。 2003年，美国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伊拉克北方许多地方出现政治真空，扎卡维等趁机打着“基地”的旗号进入伊拉克，利用逊尼派对美军和美军扶植的什叶派掌权政府不满，以“伊拉克基地分支”的名义猖獗一时，扎卡维也成为基地组织第三号人物。 2006年1月，他们和提格里特附近一些逊尼派部落、组织组成反美的“圣战者联合委员会”（MSC），同年12月13日，宣布成立政教合一的“伊拉克伊斯兰国” （ISI）。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ISI先是派遣部分武装以“胜利阵线”（AL-NUSRA）名义进入叙利亚，成为反巴沙尔武装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控制了叙利亚伊拉克边界的许多关卡，随即ISI主力也纷纷进入叙利亚，并在2013年4月正式打出ISIS的“国号”。
这个组织早在上世纪末就涉嫌策划美国和约旦的“千禧年爆炸”，和2002年针对美国外交官福雷（Laurence Foley）的绑架案。 2003年以后，该组织开始在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西方人和“异端”的恐怖袭击，早在2003年12月27日就发动了针对卡尔巴拉政府办公楼的自杀式袭击，次年5月又首次实施了如今成为该组织“招牌”的人质斩首（受害者是美国人尼克.伯格）。 2004-2006年，他们在“提克里特三角”和美军、伊拉克政府军屡屡激战，并多次发动恐怖袭击和针对西方人的绑架、斩首。但2006-2010年，该组织三任首领相继被美军打死，自身也元气大伤，一度据说只剩两三百人。
“阿拉伯之春”和随之而来的叙利亚内战，给了该组织起死回生的机会，2013年4月ISIS宣布成立时，号称有数万人马，据估计，此次攻势发动前，其在叙利亚有近7000人，在伊拉克境内则有约6000人。
不难看出，该组织从成立起就带有强烈的国际性，其成员中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信奉“萨拉菲斯特”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各级领袖也是哪国人都有。
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
正如许多中东问题专家所指出的，这个源流混杂的“混血组织”在伊拉克并不真正关心能否夺取巴格达，成为新的伊拉克政府，在叙利亚也并不怎么关心能否打入大马士革推翻巴沙尔政权，他们所关心的，是占领一块（能占领哪一块就哪一块）足够大、足够富庶的地盘，在那里建立政教合一、实行沙里亚法的“伊斯兰国”，并毫不留情地在地盘里消灭一切敢于持异议的人和组织。
正因为这个宗旨，他们在MSC时期既和美军打仗，也一刻不停地忙于吞并势力范围内的部落武装和其它势力；在叙利亚，他们喧宾夺主，毫不客气地占据了叙利亚当时被反政府武装所控制最早、最大的省会城市拉贾，并一度控制了从拉贾到加拉布鲁斯，土耳其-叙利亚边境的重要走廊，获得武器、兵源的补充渠道。
去年7月则是此次对伊拉克的突然袭击前，该组织最得意的时候。
当月，他们和基地组织联合发起“破墙行动”，在叙利亚乃至世界许多国家劫狱，放出数以千计被关押的恐怖分子，以充实各极端组织的实力，迫使美欧许多国家不得不到处发出旅行安全警告，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然而好景不长，当年9月，ISIS和叙利亚其它反政府武装决裂；今年1月，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Syria's opposition National League and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简称“全国联盟”）宣布和与ISIS反目成仇的“胜利阵线”结盟，共同讨伐ISIS，基地组织也通过播放扎瓦赫里讲话，宣布和ISIS“脱钩”（耐人寻味的，是扎瓦赫里指责ISIS是“极端恐怖主义组织”），而ISIS则不甘示弱，一面宣布讨伐“异端”，一面扬言“先打异端，后打巴沙尔”。原本的盟友撇开原先共同敌人巴沙尔自相残杀，ISIS虽然在战场上屡屡得手，却最终丢失拉贾，在叙利亚的“立国”前景似乎一下变得黯淡。
但今年1月，ISIS突然回师伊拉克，一举夺取了距巴格达仅100公里的北部重镇费卢杰，随即在周围不断攻城略地，夺取许多中小城镇。对摩苏尔的围攻，实际上早在5月20日即已开始，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国王学院的研究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因ISIS的武装恐怖活动而流离失所的伊拉克人已达50万以上。
如今ISIS已招降纳叛，滚雪球般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目击者称，他们装备有缴获或从库存中找到的俄、美、中、欧制坦克、火炮、火箭炮，甚至在摩苏尔伊西斯机场弄到了一些“黑鹰”直升机，但主战武器仍然是装在皮卡车上的火箭筒和“德什卡”机枪，以及自动步枪和炸弹，人们所担心的，是他们会否颠覆伊拉克政府，或真的分裂出一个新的“国家”。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法国《世界报》援引目击者的话称，ISIS“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能力很强，一些曾和他们交手的美军表示，他们是“最难缠的恐怖分子”。
在2006年左右，ISIS的前身善于制造各种陷阱和路边炸弹，但一旦和美军或伊拉克正规军正面交手，总会轻易被击溃。但经过叙利亚内战熏陶后的ISIS，却能娴熟运用各种轻重武器，实施地面群组协同作战。一些中东问题专家（如旅法库尔德问题专家贝纳阿德Myriam Benraad）指出，以往ISIS的攻势主要是袭击、伏击、骚扰，即便攻坚也只针对一两个城市，此番同时在几个省发动攻势，是非同寻常的。他们指出，和许多恐怖组织不同，ISIS不仅有国际兵源、财源，而且有自己的人力、财力基地，还刚刚在摩苏尔银行截获4.29亿美元巨款，一举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恐怖组织”，倘国际社会不及时应对，后果不堪设想。
但也有人认为，情况未必会那么糟。
中东问题专家约书亚.基廷（Joshua Keating）指出，ISIS在伊拉克、叙利亚两次大起大落，轨迹几乎完全相同，即一开始利用“对付共同敌人”和同教之谊，轻易站稳脚跟，并依靠自身实力迅速坐大，但一旦坐大，他们就开始强推残忍的沙里亚法，并靠虐杀立威（如去年五月在拉贾市中心广场搞集体斩首），不断吞并盟友和地方势力，引发盟友反目和辖区民众愤怒，最终灰头土脸。 2006年搞的ISI，其大多数盟友最后不堪其淫威，转而投靠美军，成立专门对付ISIS的“觉醒运动”（Awakening）；不久前在叙利亚，短短几个月时间，该组织就把几乎所有其它盟友都变成了敌人，这其中包括自由派，也包括曾是自己“上级”的基地组织，甚至本是自己分支的“胜利阵线”。
道理一如基廷所言，ISIS源流复杂，缺乏地域归属感，又强推“大多数人从内心都不会真心愿意领教”的沙里亚法和苛刻的清规戒律和严刑峻法，盟友和“臣民”不过畏威而不怀德，一旦军事上有所蹉跌，看似强大的联盟就会土崩瓦解。
症结在哪里
一些美国智库日前称，伊拉克问题的首要责任，应归咎于一战后英国在当地错误划分国界线，此外，未能及时推翻巴沙尔也是一大原因。这种说法显然意在为美国开脱。事实上，ISIS能坐大至此，美国要负极大责任。
如前所述，ISIS前身兴起之初受过美国资助，但“9.11”后其在约旦本已穷途末路。然而美国却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原本很善于对付逊尼派极端组织的萨达姆政权，又在“后萨达姆时代”将“提格里特三角”的若干世俗权力家族当做“萨达姆残余”清洗，而未能及时跟进相应措施，令ISIS得以渗透入这片真空区，并利用当地人对美军的仇恨和对库尔德人-什叶派充斥的巴格达当局的恐惧，在当地发展壮大。
2006年后，美国驻当地最高指挥官彼得雷乌斯推行了有针对性的战略，利用当地逊尼派部落、组织和民众不满ISIS严刑峻法和喧宾夺主的怨气，说服他们转而与美军合作，一度将“提格里特铁三角”的反政府武装活动降到极低频率，让美国政府认为“战事已经结束”。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却导致中东各国极端原教旨势力借“民主革命”大旗作掩护，起死回生，卷土重来，攻城略地，ISIS不过是众多这类“受益者”的一员。他们在叙利亚充当“义军”之初，也曾获得来自欧美国家和土耳其的各种援助，可笑的是，一旦羽翼丰满，他们反过来又对这些“恩主”大开杀戒——6月11日，他们袭击了土耳其驻摩苏尔领事馆，绑架了总领事以下49人。
奥巴马上任后，为结束伊拉克这场“布什的战争”，一方面匆匆撤军，另一方面把宝压在“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上，但去年12月8日最后一名美军刚踏上归途，次日马利基的联合政府就告破裂。
伊拉克是个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占总人口95%，其中什叶派54.5%，逊尼派40.5%，不过逊尼派中包括和第一大民族——阿拉伯人流派不同、独立意识强烈的库尔德人，倘扣去他们，则逊尼派只占总人口20%左右。历史上伊拉克一直是少数逊尼派把持政权，多数什叶派处被压制地位，萨达姆时代更变本加厉，逊尼派中的提格里特集团独揽大权，什叶派则遭到无情镇压。
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却同时释放出两股危险的政治空气：一方面，长期被压制的什叶派轻而易举地凭借人数优势，在“一人一票”的战后伊拉克获得一次又一次选举的胜利，并在北方库尔德人逐渐专注于经营自己“一亩三分地”——库尔德自治区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大部分伊拉克地区推行厚什叶派、薄逊尼派的政治、经济政策，而萨达姆的社会复兴党崩溃后，人数本就处于劣势的逊尼派对此几无抗衡能力；另一方面，原本被“国家逊尼派”和世俗特色明显的萨达姆集团压制的“跨国逊尼派”——原教旨的“基地”，和混血的ISIS，却迅速崛起并填补了逊尼派内部的政治空白，并一度令伊拉克成为中东治安形势最混乱的地区。尽管彼得雷乌斯的努力一度取得显著成效，但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让一切变得重新紧张起来。
尽管外界赋予“阿拉伯之春”种种意义，但这些意义中有许多都是表里不一、甚至外界一厢情愿强加的，如今回头“复盘”不难看出，几乎所有实现“变天”的国家，都是清一色由逊尼派原教旨派系上台，推翻原先专制但较世俗的共和政体，而在个别什叶派试图从逊尼派夺权的国家（如巴林、沙特），或试图颠覆逊尼派君主政体的国家（如摩洛哥、沙特），则无一例外被“阿拉伯之春”舆论攻势边缘化，甚至遭到积极鼓吹“阿拉伯之春”的沙特、卡塔尔等国镇压，这就让“阿拉伯之春”不可避免地被染上逊尼派对什叶派的教派争斗色彩，而这种色彩却因“不合胃口”，被欧美国家和众多国际传媒长期刻意忽略。
伊拉克的什叶派和逊尼派本就积怨很深，马利基政府又在美军及盟军撤出后，变本加厉地推行亲什叶派政策，令倍感失望、又少了美军这个“婆婆”的逊尼派再度转向极端分子一边，此次滚雪球般增加的ISIS武装，许多就是这些“攀龙附凤”的本地临时加盟者；邻国叙利亚的内战更让局势雪上加霜，叙利亚的教派构成恰与伊拉克相反，什叶派少而逊尼派多，最初打着“和平示威”、“民主斗争”旗号的叙利亚反对派随着战事的旷日持久，逐渐凸显出教派斗争的真实面目，并吸引了数以万计各国逊尼派原教旨分子参战，这些人中许多都系“基地”背景的有组织、有经验武装分子，构成反政府武装的主要战斗力。
伊拉克和叙利亚有漫长且难以防守的共同边界，对伊拉克逊尼、什叶两派而言，均担心对方教派在邻国坐大，因此均采取了明里暗里支持邻国“自己人”的措施。如果说，马利基政府作为合法政府，囿于阿盟决议，还只能在台面上保持克制，那么本就是“黑名单”榜上有名的ISIS，就无需任何顾忌。去年大批伊拉克越狱囚犯进入叙利亚，曾搅乱叙利亚大局，今年不过是倒了个而已
更麻烦的事，这只是伊拉克教派冲突问题的冰山一角。
前联合国驻伊拉克特使、德国人马丁.克伯勒指出，近两年来，伊拉克境内暴力冲突发生率明显增加，平均每个月死于暴力的人数多达700-800人，虽未达到2006-2007年水平，却和彼得雷乌斯计划卓有成效的几年相比翻了4、5番，去年全年更出现了9475人的“后萨达姆时代”最高年平民因暴力死亡人数纪录。而在美军及其盟军撤退的背景下，马利基政府缺乏足够的实力和执行力，去应对急转直下的治安局势。
比问题更严峻的是前景。
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是奥巴马的竞选承诺，也是他两届执政迄今最大、最少争议的独立外交成果，是民主党压制共和党的命门，加上美国经济尚未完全复苏，战略重心转移，势必不可能重返；派系繁杂的马利基政府自保有余，整肃治安则力不从心，控制边界、防止狱囚和其它极端分子的国际间往来，则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长此以往，伊拉克很可能成为各派极端势力中转人、物并休整喘息的中继站，以及中东地缘政治的“盲肠”，甚至成为一个大号的黎巴嫩。
至于至今被一些国家和政治势力倚为长城的“一人一票”，恐对伊拉克局势的恶化无济于事：在当前伊拉克人口教派构成不变的情况下，什叶派可轻而易举获得一次又一次胜选，但无论“德”或“威”，都不足以将占总人口20%、且得到强大外援的逊尼派彻底压服。
今年4月30日，美军撤离后的第一次选举，马利基所属联盟获得最多选票连任，却并未能过半。在随即发生的ISIS攻势中，在北部逊尼派地区作战的几万政府军兵无斗志，被数百人的ISIS武装分子一击即溃，而坐山观虎斗的库尔德自治区，则趁机觊觎北方石油重镇基尔库克。马利基无可奈何下，呼吁召开议会，讨论实施全国紧急状态，却因凑不齐法定出席人数而无法开会，个中缘由，一望而知。
在一片喧嚣中，奥巴马政府先是放出含糊其辞的“不排除任何手段”帮助伊拉克政府的口风，继而却在13日晚宣布“不会在缺乏政治保证前提下进行军事干预”，很显然，即便他随后调整战略，也最多效仿“也门模式”搞几次空袭（很可能还是出动无人机）。
道理是明摆着的：小规模军事干预未必有效，更多军援弄不好被ISIS缴获，反倒“资敌”，而大规模出兵无异于自认失败，将一贯自炫的“将伊拉克美军带回家”外交成果转化为外交定时炸弹，这在中期选举年，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不过ISIS的攻势可能也已是强弩之末。
伊拉克中、南部已是什叶派地盘，当地民兵、地方部落都不可能支持或依附ISIS，视什叶派为洪水猛兽的ISIS也不可能和他们搞“统一战线”，ISIS继续前进，原本有利的战场氛围就会转趋不利；ISIS和北方逊尼派诸势力的结合不过是利益结合，早领教过该组织厉害的“地头蛇”们也不会全心全意为ISIS当炮灰，日前围攻白吉炼油厂时，ISIS就因当地部落作梗，不得不退避三舍，导致该重要战略目标至今仍在政府手中。
什叶派的总后台是伊朗，一旦ISIS继续扩张，伊朗自不会袖手旁观，而正如一些观察家所指出的，视ISIS为公敌，恐怕是美国、伊朗和基地组织这三个冤家“唯一可达成共识的政治话题”，以ISIS的战斗力，是很难在伊朗这个中东强国面前讨到便宜的。
当然，一旦如此，整个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甚至可能大到任何势力都无法控制的地步。
星期五, 2月 28, 2014
汪立珍：美国著名满学家、清史专家柯娇燕教授谈满学与清史
作者：汪立珍，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来源：《满族研究》（沈阳），2010年第3期，第97—100页
http://www.iqh.net.cn/info.asp?column_id=6023
摘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汪立珍，就当今世界有关满族历史、满语、清史等问题，采访了美国著名满学家、清史专家柯娇燕教授。柯娇燕教授认为学习满语很重要，清乾隆时期将满文标准化、简单化，而只有在民间满族人使用的满语才是真正的满语。所以，柯娇燕教授认为目前保护好存留的满语非常重要，她还对满族史和清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介绍了美国学者的观点。
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1955生，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历史系教授，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特长是清史、满族史、中国近现代史、比较历史和全球史，掌握英、汉、日、韩、德、法以及满语、蒙古语等多种语言文字。曾获古根海姆学者奖（Guggenheim Fellowship），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出版专著主要有：《满族》，1997年美国出版，2001年美国再版，2003年翻译成西班牙语；《半透明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身份认同》；《孤儿勇士：三代满族人与清世界的结束》；《全球史》、《全球社会》、《不中庸》等多部。
2009年8月———2010年8月，我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与柯娇燕教授学习满语文、清史等，2010年4月29日，我就当今世界有关满族历史、满语、清史研究中的一些焦点问题，专门请教了柯娇燕教授，她从世界的角度，对满族历史、满语、清史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独特而精辟的观点和看法。
1．你作为美国学者是如何把满族史、清史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汪）
我上大学期间，最亲密的朋友是从中国香港及马来西亚来到美国的华人，他们喜欢讲广东话，我也渐渐听懂广东话。从此，我渐渐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研究生、博士学习期间就读于耶鲁大学，指导老师是美国著名的清史学家史景迁，在他的引导下，我开始从事中国清史研究。在美国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一般都要学清史，不学清史大家觉得很奇怪。而从事清史研究的学者，一般都要学满文。研究生期间，在我的导师推荐下，我来到到哈佛学习满文，老师是美国著名的满学家JosephF．．Fletcher。从这个时候起，我渐渐开始掌握满文，能够阅读满文文献。
2．你是美国著名的满族史、清史研究专家，出版了《满族》（英文版）、《半透明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身份认同》（汉文版）等多部关于满族历史的论著，你是如何看待满族史和清史的？（汪）
我开始从事清史研究的时候，发现从事清史研究的美国学者，普遍认为清朝继承了明朝的体制和制度，是明朝体制、传统的继续，所以提到清朝历史都加明清历史，他们重视明朝体制、传统在清朝的继续发展，而不看其他方面。研究清史的美国学者认为，满族进驻中原持续了近300年，他们很早开始学习中原汉族文化，这是满族来到中原的好处，他们很聪明，很快的掌握了中原汉族文化。但是，清朝在体制等方面继承明朝的并不多，我认为明清在体制、传统等方面是小同大异。中国文化不是固定的，而是不停地改变，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移民文化，唐朝文化和突厥人以及从中亚来到中原的民族有密切关系，我们看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化，如，宋、明文化不是一样的，所以我还是决定研究清朝的八旗驻防，从事这个方面研究的外国学者，我不是第一个，一个叫kaye Soon Kim的韩国人很早写了此方面的论文。我开始研究时，看到八旗人的生活和普通的中国人不一样，这与人的语言、外貌等无关，而与他们内在的心理认知有关系。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欧洲对民族界定的基本条件，不是绝对以语言、宗教、居住地、祖先等为衡量标准，而是以人们内在的心理认知为基本前提，而这个时期，中国衡量民族还是用以前的条件，如，宗教、地域、语言、经济等因素作为标准。综合考虑东西方界定民族的观点，我发现我们的学术研究视野改变了很多，我自己从事八旗驻防文化研究，我认为八旗驻防文化不是满洲人早有的文化，他们是移民，在理论上看他们的文化、经验，要以移民的特点为基础，当然美国及中国各地移民的共同性是，他们的文化、风俗不完全和他们的祖先一样，这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认知以及他们与周边民族的区别。
3．你在1997年出版了《满族》（英文）一书，你在书里为什么把清朝界定为大清帝国？
我们历史学者的责任是用事实看历史，我们看历史的方式，不是通常的民族、国家的方式，而是与文化、经济等元素相关联的。我把清朝界定为帝国是有原因和事实依据的。我们看看事实吧，我们说大清时候当然知道这是帝国，首先，因为有皇帝，皇帝不是一个人而已，皇帝是政府的一种，是一个制度，有皇帝有朝廷，有法律尊敬皇帝的权利，有皇帝的制度，就是一个帝国，这是帝国的特性之一；其次，清朝的政府构造很特别，我认为清朝实际上有3个政府管理体系，最早的也是第一个政府管理体系是蒙古衙门，蒙古衙门是他们跟外界往来的职能部门，他们往西走的时候，进一步接近中国明朝的地方机关，他们学习了明朝政府设置，然后把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第二个政府管理体系是八旗，努尔哈赤、皇太极都是用八旗制度控制人口，所以说八旗是第二个政府管理体系；第三个政府管理体系是从明朝沿袭下来的的管理体制。所以说清帝国包括了3个政府管理体系，这是帝国的特性之二；还有，他们控制的地域非常广大，清朝在历史上控制了很多在文化上不同的地方，他们的疆域极其辽阔，这是帝国的第三个特点。
4．近年来不断有一些中国、韩国的博士后或访问学者，主动与您联系，希望与你学习满文、满族历史和文化，你为何保持这种满语教学传统？你的满语教学方法很好，跟你学习不到半年，就能基本看懂满文，你的教学方法与一般的满语教学方法相比有哪些突破？
保持满文教学传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很重要的。第一，现在有好多从事清史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要研究清史一定看满文材料，我自己有这个技术，如果从国外来的学生到美国来和我学习满族史、满族文化，不是研究生的话，就不用讲授基本的历史内容了，可以加新的技术，那就是看满文文献，这是我们从事清史、满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都必须作的，作为清史研究者，我很愿意把这项工作传承下去。第二，这对我个人也有好处，我们在一起学习满文历史文献、阅读满族民间史诗《尼桑萨满》的过程中，我也重新温习满文，这对我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我的教学方法重视满语语法以及具体满文文献的实践阅读，比方说，我在教学中，缩短语音教学时间，增加实践阅读机会，让学生接触实际满文材料，通过查字典的方法阅读、认识满文，在实际阅读满文文献中掌握满文，我认为语法是最重要的，在阅读中让学生掌握语法规律，先看动词，再看介词，最后看名词。这样就能很快地阅读满文文献，在阅读中学习、了解、掌握满文。
我们要说清楚，我们现在学习和阅读的是清朝的满文，清朝的满文很特别，因为乾隆皇帝希望清朝满族人都学满文用满文，所以他让一些满族学者把满文标准化，而标准的满文是简单的，这样人们可以很快的学习满文，认识满文，阅读各种官方满文材料。现在有大量的满文资料保存在世界上，我们研究满族文化、清史要看这些材料。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教学方法，那就是应该快、简单，也就是我在前面讲过的，要重视语法，在实际阅读实践中学习提高满文。
5．满语曾经是清朝的国语，使用了近300年，而今天在中国会讲满语的人极少，只有在黑龙江省的偏远满族聚居地区还有一些年长的满族老人能讲满语，满语的确处于濒危状态，您作为满族史、清史专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对于我们从事满族史、清史的学者来讲，教研究生的时候，首先要求研究生先学中文，会讲中文，然后学习满文。因为我们到中国做研究，首先用到的是中文，然后是满文。看满文材料非常重要，但是讲满语不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到中国的时候碰见一个只能讲满语的人不可能。对于我们研究清史的人来说，满语包括满文最大的价值是，乾隆政府18世纪把满文标准化、简单化，我们知道那不是真正的满语，那不是人们使用的满语，没有地方性，真正会讲满语的旗人，如果用他们使用的方言写东西，这在地方行不通的，因为皇帝会批评他们为什么不使用标准的满语。现在我们知道满族人在民间使用的满语是真正的满语。
所以说，目前在中国黑龙江省一些地区保留的民间满语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把现在一些地方讲的满语，和18世纪的满文材料进行比较，看看清朝皇帝政府在18世纪把满语改变多少，这对我们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好处。总之，所有的人类语言只要能保护下来的，我们都要保护，因为这是人类的思想法，很多认为人类的思想保存在语言里，如果人们使用的语言不存在了，我们不能接触人类的思想。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过去的人类语言多半都消失了，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那就是历史的发展轨迹。满语运气很好，现在保留下大量满文资料，还有会讲满语的人，还有锡伯族讲的满语方言还在使用，在中国、美国还有教满语学习满语的人，满文满语还在，当然要保护。
我认为，现在民族认同和语言没有多大的关系，比如，在美国，认同共同体很多，如亚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非洲美国人，很多很多，他们都讲英文，在学术上我们已经好久不是依靠语言来识别民族，也不是依靠服装、居住地等现象，而是要看文学、民间风俗，最重要的是要看历史，一个民族和历史的关系，一个民族成员和民族共同体的关系以及民族内在的自我认知，语言对民族认同当然有影响，但不是很重要的，我们都是人，我们可以说同一种语言，尽管我们说同一种语言，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无论哪一种语言都可以表达你的思想。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人类的成就、经验，当然我们要接触出多种语言。我们要了解人类的思想有多少不同的样子，没有语言我们就不知道。
现在美国常常强调人类认同多样性，如，欧洲以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等多个国家，现在成立欧洲联邦政府，假如你是德国人的话，你现在可以说我是德国人，也可以说是欧洲人，所以说，现在人类的认同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多样化的。同样，如果你是满族，你的认同包括满族人，中国人，亚洲人，等等，这些都是你的认同，不是一个而是多个。现在世界上的每个国家渐渐都承认多种民族认同观。
6．你的《满族》一书，写作思路和材料非常开阔丰富，你完全把满族放在世界的舞台上来写，其中提到很多重要的问题，如，“塔塔尔”一词的国际意义、满族和朝鲜族的关系等等，你是如何获得这些信息和资料的？
我大学期间开始学习中文、日文，研究生期间学习了满文，后来我又学习了法文、德文、俄文、韩文、蒙文，这些语言的掌握，对我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我可以查看不同的材料。用不同语言记载清朝历史的资料非常丰富，中文、日文、法文、德文、俄文、韩文、蒙文都有。
“塔塔尔”这个概念是欧洲人的说法，欧洲人不太熟悉中亚以及中国早期北方民族的关系，他们认为那些地处边疆的民族进入中原，建立帝国，统治中国，这些人就是“塔塔尔”，实际上，塔塔尔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上早有记载，如，旧唐书里就有这个称呼；明朝的时候住在辽阳的明官人，他们叫女真人一部分为鞑子，女真人叫蒙古人为鞑子，也有达达，在黑龙江也有鞑鞑这个名字，达达这个名字很早就有的，后来在不同的地方也出现，形成不同的说法，有时候他们自己称自己为达达，但是常常是别人称呼他们为达达。
满族和朝鲜族的关系非常密切。在美国研究清史的，都会用朝鲜实录。清代朝鲜李朝（1391－1910）实录稿主要是以汉语的文言文为基础，有的时候，朝鲜语的语法秩序不是完全和中文一样，如果你学习了汉语文言文，可以看朝鲜古代书稿，如果看现在韩国的学术作品，当然要学韩文。
7．当代美国的满学和清史研究有什么特点？
现在从事清史研究的一些美国学者强调新清史，我对这个观点有些异议。新清史的主要观点是：一是，清朝是满族帝国，你要了解满清帝国的行为或看法，要先了解满族文化；二是，要了解满族文化，先了解阿尔泰文化。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要了解大清帝国，要先了解大清帝国的3个政府管理体系。新清史是要建立以满族为中心的历史，我觉得这是个错误。还有，他们认为了解满族文化先要了解阿尔泰文化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我觉得事实上没有阿尔泰语系，我们知道阿尔泰语言之间有关系，但是他们的关系是横的，因为他们在经济贸易等方面发生联系，在语言上互相影响，他们的词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区别，我们仔细分析他们的词汇区别，我们知道他们本来不是一个民族，没有一个本来的阿尔泰民族。但是持有“新清史”观点的学者认为，第一，要了解大清历史，先了解满族文化，阿尔泰文化，但是事实上没有阿尔泰文化。我觉得满族文化很重要，当然要了解，但是不必发明阿尔泰这个很大的历史文化概念，也不要美化它。他们认为满洲文化不够大，不够古老，要说阿尔泰，因为阿尔泰文化悠久古老，亚洲、欧洲每个地方都有关系，所以他们说看清史要看满洲文化，阿尔泰文化。我自己认为不对，第一，这不是很重要了，也没有这个历史意义了。第二，我们看旗人是移民，当然他们学地方文化没有什么特别，也不能说他们完全变成汉人，因为他们还有自己的看法。我不是从事新清史研究的。我的观点和他们有很大不同。我不同意他们的历史分析，他们特别重视满洲文化，不愿承认满洲文化改变了，中国文化不停地改变，当然满族文化也不停改变。我认为满洲文化在中国属于大清帝国国，我认为文化是真的、重要的，文化对历史有影响的，因为所有的帝国是超文化的，满族文化、满族史是清史的一部分，清史的文化内涵很广泛，包括蒙古族、突厥、汉族，甚至还有天主教的文化也包括在大清帝国，大清帝国文化很丰富，我的《半透明镜》（已经在中国出版）一书的基本概念是：按照皇帝自己的理论，帝国包括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历史，皇帝自己在文化上面的，皇权没有文化内容，皇帝自己代表一种文化。
来源：《满族研究》（沈阳），2010年第3期，第97—100页
http://www.iqh.net.cn/info.asp?column_id=6023
摘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汪立珍，就当今世界有关满族历史、满语、清史等问题，采访了美国著名满学家、清史专家柯娇燕教授。柯娇燕教授认为学习满语很重要，清乾隆时期将满文标准化、简单化，而只有在民间满族人使用的满语才是真正的满语。所以，柯娇燕教授认为目前保护好存留的满语非常重要，她还对满族史和清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介绍了美国学者的观点。
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1955生，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历史系教授，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特长是清史、满族史、中国近现代史、比较历史和全球史，掌握英、汉、日、韩、德、法以及满语、蒙古语等多种语言文字。曾获古根海姆学者奖（Guggenheim Fellowship），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出版专著主要有：《满族》，1997年美国出版，2001年美国再版，2003年翻译成西班牙语；《半透明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身份认同》；《孤儿勇士：三代满族人与清世界的结束》；《全球史》、《全球社会》、《不中庸》等多部。
2009年8月———2010年8月，我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与柯娇燕教授学习满语文、清史等，2010年4月29日，我就当今世界有关满族历史、满语、清史研究中的一些焦点问题，专门请教了柯娇燕教授，她从世界的角度，对满族历史、满语、清史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独特而精辟的观点和看法。
1．你作为美国学者是如何把满族史、清史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汪）
我上大学期间，最亲密的朋友是从中国香港及马来西亚来到美国的华人，他们喜欢讲广东话，我也渐渐听懂广东话。从此，我渐渐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研究生、博士学习期间就读于耶鲁大学，指导老师是美国著名的清史学家史景迁，在他的引导下，我开始从事中国清史研究。在美国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一般都要学清史，不学清史大家觉得很奇怪。而从事清史研究的学者，一般都要学满文。研究生期间，在我的导师推荐下，我来到到哈佛学习满文，老师是美国著名的满学家JosephF．．Fletcher。从这个时候起，我渐渐开始掌握满文，能够阅读满文文献。
2．你是美国著名的满族史、清史研究专家，出版了《满族》（英文版）、《半透明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身份认同》（汉文版）等多部关于满族历史的论著，你是如何看待满族史和清史的？（汪）
我开始从事清史研究的时候，发现从事清史研究的美国学者，普遍认为清朝继承了明朝的体制和制度，是明朝体制、传统的继续，所以提到清朝历史都加明清历史，他们重视明朝体制、传统在清朝的继续发展，而不看其他方面。研究清史的美国学者认为，满族进驻中原持续了近300年，他们很早开始学习中原汉族文化，这是满族来到中原的好处，他们很聪明，很快的掌握了中原汉族文化。但是，清朝在体制等方面继承明朝的并不多，我认为明清在体制、传统等方面是小同大异。中国文化不是固定的，而是不停地改变，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移民文化，唐朝文化和突厥人以及从中亚来到中原的民族有密切关系，我们看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化，如，宋、明文化不是一样的，所以我还是决定研究清朝的八旗驻防，从事这个方面研究的外国学者，我不是第一个，一个叫kaye Soon Kim的韩国人很早写了此方面的论文。我开始研究时，看到八旗人的生活和普通的中国人不一样，这与人的语言、外貌等无关，而与他们内在的心理认知有关系。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欧洲对民族界定的基本条件，不是绝对以语言、宗教、居住地、祖先等为衡量标准，而是以人们内在的心理认知为基本前提，而这个时期，中国衡量民族还是用以前的条件，如，宗教、地域、语言、经济等因素作为标准。综合考虑东西方界定民族的观点，我发现我们的学术研究视野改变了很多，我自己从事八旗驻防文化研究，我认为八旗驻防文化不是满洲人早有的文化，他们是移民，在理论上看他们的文化、经验，要以移民的特点为基础，当然美国及中国各地移民的共同性是，他们的文化、风俗不完全和他们的祖先一样，这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认知以及他们与周边民族的区别。
3．你在1997年出版了《满族》（英文）一书，你在书里为什么把清朝界定为大清帝国？
我们历史学者的责任是用事实看历史，我们看历史的方式，不是通常的民族、国家的方式，而是与文化、经济等元素相关联的。我把清朝界定为帝国是有原因和事实依据的。我们看看事实吧，我们说大清时候当然知道这是帝国，首先，因为有皇帝，皇帝不是一个人而已，皇帝是政府的一种，是一个制度，有皇帝有朝廷，有法律尊敬皇帝的权利，有皇帝的制度，就是一个帝国，这是帝国的特性之一；其次，清朝的政府构造很特别，我认为清朝实际上有3个政府管理体系，最早的也是第一个政府管理体系是蒙古衙门，蒙古衙门是他们跟外界往来的职能部门，他们往西走的时候，进一步接近中国明朝的地方机关，他们学习了明朝政府设置，然后把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第二个政府管理体系是八旗，努尔哈赤、皇太极都是用八旗制度控制人口，所以说八旗是第二个政府管理体系；第三个政府管理体系是从明朝沿袭下来的的管理体制。所以说清帝国包括了3个政府管理体系，这是帝国的特性之二；还有，他们控制的地域非常广大，清朝在历史上控制了很多在文化上不同的地方，他们的疆域极其辽阔，这是帝国的第三个特点。
4．近年来不断有一些中国、韩国的博士后或访问学者，主动与您联系，希望与你学习满文、满族历史和文化，你为何保持这种满语教学传统？你的满语教学方法很好，跟你学习不到半年，就能基本看懂满文，你的教学方法与一般的满语教学方法相比有哪些突破？
保持满文教学传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很重要的。第一，现在有好多从事清史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要研究清史一定看满文材料，我自己有这个技术，如果从国外来的学生到美国来和我学习满族史、满族文化，不是研究生的话，就不用讲授基本的历史内容了，可以加新的技术，那就是看满文文献，这是我们从事清史、满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都必须作的，作为清史研究者，我很愿意把这项工作传承下去。第二，这对我个人也有好处，我们在一起学习满文历史文献、阅读满族民间史诗《尼桑萨满》的过程中，我也重新温习满文，这对我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我的教学方法重视满语语法以及具体满文文献的实践阅读，比方说，我在教学中，缩短语音教学时间，增加实践阅读机会，让学生接触实际满文材料，通过查字典的方法阅读、认识满文，在实际阅读满文文献中掌握满文，我认为语法是最重要的，在阅读中让学生掌握语法规律，先看动词，再看介词，最后看名词。这样就能很快地阅读满文文献，在阅读中学习、了解、掌握满文。
我们要说清楚，我们现在学习和阅读的是清朝的满文，清朝的满文很特别，因为乾隆皇帝希望清朝满族人都学满文用满文，所以他让一些满族学者把满文标准化，而标准的满文是简单的，这样人们可以很快的学习满文，认识满文，阅读各种官方满文材料。现在有大量的满文资料保存在世界上，我们研究满族文化、清史要看这些材料。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教学方法，那就是应该快、简单，也就是我在前面讲过的，要重视语法，在实际阅读实践中学习提高满文。
5．满语曾经是清朝的国语，使用了近300年，而今天在中国会讲满语的人极少，只有在黑龙江省的偏远满族聚居地区还有一些年长的满族老人能讲满语，满语的确处于濒危状态，您作为满族史、清史专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对于我们从事满族史、清史的学者来讲，教研究生的时候，首先要求研究生先学中文，会讲中文，然后学习满文。因为我们到中国做研究，首先用到的是中文，然后是满文。看满文材料非常重要，但是讲满语不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到中国的时候碰见一个只能讲满语的人不可能。对于我们研究清史的人来说，满语包括满文最大的价值是，乾隆政府18世纪把满文标准化、简单化，我们知道那不是真正的满语，那不是人们使用的满语，没有地方性，真正会讲满语的旗人，如果用他们使用的方言写东西，这在地方行不通的，因为皇帝会批评他们为什么不使用标准的满语。现在我们知道满族人在民间使用的满语是真正的满语。
所以说，目前在中国黑龙江省一些地区保留的民间满语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把现在一些地方讲的满语，和18世纪的满文材料进行比较，看看清朝皇帝政府在18世纪把满语改变多少，这对我们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好处。总之，所有的人类语言只要能保护下来的，我们都要保护，因为这是人类的思想法，很多认为人类的思想保存在语言里，如果人们使用的语言不存在了，我们不能接触人类的思想。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过去的人类语言多半都消失了，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那就是历史的发展轨迹。满语运气很好，现在保留下大量满文资料，还有会讲满语的人，还有锡伯族讲的满语方言还在使用，在中国、美国还有教满语学习满语的人，满文满语还在，当然要保护。
我认为，现在民族认同和语言没有多大的关系，比如，在美国，认同共同体很多，如亚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非洲美国人，很多很多，他们都讲英文，在学术上我们已经好久不是依靠语言来识别民族，也不是依靠服装、居住地等现象，而是要看文学、民间风俗，最重要的是要看历史，一个民族和历史的关系，一个民族成员和民族共同体的关系以及民族内在的自我认知，语言对民族认同当然有影响，但不是很重要的，我们都是人，我们可以说同一种语言，尽管我们说同一种语言，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无论哪一种语言都可以表达你的思想。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人类的成就、经验，当然我们要接触出多种语言。我们要了解人类的思想有多少不同的样子，没有语言我们就不知道。
现在美国常常强调人类认同多样性，如，欧洲以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等多个国家，现在成立欧洲联邦政府，假如你是德国人的话，你现在可以说我是德国人，也可以说是欧洲人，所以说，现在人类的认同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多样化的。同样，如果你是满族，你的认同包括满族人，中国人，亚洲人，等等，这些都是你的认同，不是一个而是多个。现在世界上的每个国家渐渐都承认多种民族认同观。
6．你的《满族》一书，写作思路和材料非常开阔丰富，你完全把满族放在世界的舞台上来写，其中提到很多重要的问题，如，“塔塔尔”一词的国际意义、满族和朝鲜族的关系等等，你是如何获得这些信息和资料的？
我大学期间开始学习中文、日文，研究生期间学习了满文，后来我又学习了法文、德文、俄文、韩文、蒙文，这些语言的掌握，对我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我可以查看不同的材料。用不同语言记载清朝历史的资料非常丰富，中文、日文、法文、德文、俄文、韩文、蒙文都有。
“塔塔尔”这个概念是欧洲人的说法，欧洲人不太熟悉中亚以及中国早期北方民族的关系，他们认为那些地处边疆的民族进入中原，建立帝国，统治中国，这些人就是“塔塔尔”，实际上，塔塔尔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上早有记载，如，旧唐书里就有这个称呼；明朝的时候住在辽阳的明官人，他们叫女真人一部分为鞑子，女真人叫蒙古人为鞑子，也有达达，在黑龙江也有鞑鞑这个名字，达达这个名字很早就有的，后来在不同的地方也出现，形成不同的说法，有时候他们自己称自己为达达，但是常常是别人称呼他们为达达。
满族和朝鲜族的关系非常密切。在美国研究清史的，都会用朝鲜实录。清代朝鲜李朝（1391－1910）实录稿主要是以汉语的文言文为基础，有的时候，朝鲜语的语法秩序不是完全和中文一样，如果你学习了汉语文言文，可以看朝鲜古代书稿，如果看现在韩国的学术作品，当然要学韩文。
7．当代美国的满学和清史研究有什么特点？
现在从事清史研究的一些美国学者强调新清史，我对这个观点有些异议。新清史的主要观点是：一是，清朝是满族帝国，你要了解满清帝国的行为或看法，要先了解满族文化；二是，要了解满族文化，先了解阿尔泰文化。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要了解大清帝国，要先了解大清帝国的3个政府管理体系。新清史是要建立以满族为中心的历史，我觉得这是个错误。还有，他们认为了解满族文化先要了解阿尔泰文化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我觉得事实上没有阿尔泰语系，我们知道阿尔泰语言之间有关系，但是他们的关系是横的，因为他们在经济贸易等方面发生联系，在语言上互相影响，他们的词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区别，我们仔细分析他们的词汇区别，我们知道他们本来不是一个民族，没有一个本来的阿尔泰民族。但是持有“新清史”观点的学者认为，第一，要了解大清历史，先了解满族文化，阿尔泰文化，但是事实上没有阿尔泰文化。我觉得满族文化很重要，当然要了解，但是不必发明阿尔泰这个很大的历史文化概念，也不要美化它。他们认为满洲文化不够大，不够古老，要说阿尔泰，因为阿尔泰文化悠久古老，亚洲、欧洲每个地方都有关系，所以他们说看清史要看满洲文化，阿尔泰文化。我自己认为不对，第一，这不是很重要了，也没有这个历史意义了。第二，我们看旗人是移民，当然他们学地方文化没有什么特别，也不能说他们完全变成汉人，因为他们还有自己的看法。我不是从事新清史研究的。我的观点和他们有很大不同。我不同意他们的历史分析，他们特别重视满洲文化，不愿承认满洲文化改变了，中国文化不停地改变，当然满族文化也不停改变。我认为满洲文化在中国属于大清帝国国，我认为文化是真的、重要的，文化对历史有影响的，因为所有的帝国是超文化的，满族文化、满族史是清史的一部分，清史的文化内涵很广泛，包括蒙古族、突厥、汉族，甚至还有天主教的文化也包括在大清帝国，大清帝国文化很丰富，我的《半透明镜》（已经在中国出版）一书的基本概念是：按照皇帝自己的理论，帝国包括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历史，皇帝自己在文化上面的，皇权没有文化内容，皇帝自己代表一种文化。
星期二, 11月 19, 2013
他们为什么抗拒对中国的认同？
作者：励轩（“政见”观察员）
来源：http://cnpolitics.org/2013/11/national-identity/
自从一百多年前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无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都试图利用这一概念来团结中国境内的不同族群，以维系族群多样化国家的统一。然而，这一政策虽然在某些族群中看起来比较成功，可是在另一些族群中却遭到了反抗。为什么北京的中国国家认同构建政策在一些族群中较为成功，而在另一些族群中并不那么成功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政治和国际关系系讲师韩恩泽博士在其新出版的著作《抗争与适应：中国国家认同的政治》一书中进行了探讨。
韩恩泽博士认为，国际因素在国家认同政治的抗争和适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在境外有同族的族群来说，他们的策略取决于自己与境外同族的比较以及是否有来自境外的支持。如果一个族群认为他们的境外同族拥有更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会，并且这一族群还可以得到来自境外的支持，那么他们就更倾向于对中国国家认同构建政策采用抗争策略进行应对。如果一个族群认为他们的境外同族拥有更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会，但没有获得境外支持，那么族群成员更倾向于移居到境外同族所居住的地方。相反，如果一个族群不认为境外同族拥有更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会，但他们获得了境外支持，那么这一族群更倾向于满足国内的文化自治。如果一个族群既不认为境外同族拥有更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会，也没有获得境外支持，那么他们就更倾向于适应新的国家认同，寻求融合甚至同化。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韩恩泽博士依次检视了中国境内以下五个族群的情况：维吾尔人、朝鲜族、蒙古族、傣族和藏人。韩恩泽博士认为，中国境内维吾尔人对中亚和土耳其的看法导致了他们对北京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土耳其和苏联时代的中亚在各方面条件上要比中国新疆优越，同时维吾尔人也获得了来自苏联、美国、土耳其等国的境外支持。因此，维吾尔人在对待北京的中华民族构建政策时，采用了抗拒策略。
朝鲜族在境外有一个在经济方面非常强劲的境外同族韩国，这吸引了他们中很多人移民韩国或韩国投资集中的中国城市，然而由于他们缺乏境外支持，甚至还会受到来自韩国人的歧视，他们在看待“故国”韩国（包括朝鲜）和“祖国”中国的关系方面显得很矛盾。
内蒙古的蒙古族虽然认为独立的蒙古国在政治和文化自由方面比较优越，但蒙古国并没有给他们展现出强劲和吸引人的经济模式，它也不能给蒙古族提供境外支持。因此，尽管存在一些试图在政治上动员蒙古族的团体，然而蒙古族并不像维吾尔人和藏人那样积极的抗拒中华民族认同。
和蒙古族一样，西双版纳的傣族已经进一步融入中国的主体政治，他们对自治的诉求仅限于文化方面。邻国缅甸、老挝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更使傣族人意识到作为中国公民的好处，并强化了他们寻求同化的意愿。
西藏的案例则被韩恩泽博士特别提出来用于说明国际援助是如何影响藏人民族主义者的政治动员的。他认为国际因素在过去六十多年的藏人抵抗运动中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国际援助的存在和缺乏与藏人民族认同运动的兴起和衰落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韩恩泽博士认为，他的书可以为中国政府提供两方面的启示。
首先，如果中国政府想要阻止族群分离主义，那就应该提高中国边疆地区各族群的生活水平——不仅要改善少数族群的经济状况，还要关注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情感，以缩小少数族群和境外同族在各方面的差距。中国政府还应该为少数族群提供更大的政治和文化表达的空间，缓解少数族群特别是藏人和维吾尔人在人口失衡和文化同化方面的担忧。
其次，中国政府应该努力切断特定族群受到的境外支持或者至少阻止此类问题的国际化。最近的情况表明，中国政府似乎已开始运用一些外交政策来干预一些少数族群受到的境外支持。如果此类政策持续下去，将会限制持异议少数族群的国际空间。在跟国内族群的潜在支持者改善外交关系时，中国政府必须仔细考量自己的利益。也许中国在跟美国和欧盟国家打交道时无法收获更多，因为后者已经出于政治和战略考量有了很大兴趣支持中国境内持异议的少数族群，但中国政府还是可以在与其它国家的外交中取得实质性进展，比如尼泊尔和中亚国家。
与以往境外许多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作品不同，韩恩泽博士并没有将中国境内部分少数族群的不满仅仅归因于中国政府的政策，而是将少数族群对自己在国内处境的判断和来自境外的支持联系起来分析少数族群的抗争和适应，这是研究视角的创新。此外，韩恩泽博士在书中利用比较方法来检视中国境内五个族群对中国国家认同构建政策的反应，这在以往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学术成果中也较少被使用。然而，尽管韩恩泽博士为完成这本书已经进行了不少的田野调查工作，但他如果能够提供更具体的实证案例，比如用具体的访谈记录或问卷调查结果来佐证维吾尔人认为土耳其和苏维埃中亚比新疆更好，那会使他的论据更有说服力。进一步的，如果韩恩泽博士能够运用除了汉文和英文之外的多语种材料，也将丰富书中的论据。
【参考文献】
Han, Enze (2013) Contestation and Adaptation: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昝涛博士，本文的完成获益于我们对此书的讨论。感谢原书作者韩恩泽博士对本文相关术语翻译提出的修改意见。）
来源：http://cnpolitics.org/2013/11/national-identity/
自从一百多年前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无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都试图利用这一概念来团结中国境内的不同族群，以维系族群多样化国家的统一。然而，这一政策虽然在某些族群中看起来比较成功，可是在另一些族群中却遭到了反抗。为什么北京的中国国家认同构建政策在一些族群中较为成功，而在另一些族群中并不那么成功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政治和国际关系系讲师韩恩泽博士在其新出版的著作《抗争与适应：中国国家认同的政治》一书中进行了探讨。
韩恩泽博士认为，国际因素在国家认同政治的抗争和适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在境外有同族的族群来说，他们的策略取决于自己与境外同族的比较以及是否有来自境外的支持。如果一个族群认为他们的境外同族拥有更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会，并且这一族群还可以得到来自境外的支持，那么他们就更倾向于对中国国家认同构建政策采用抗争策略进行应对。如果一个族群认为他们的境外同族拥有更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会，但没有获得境外支持，那么族群成员更倾向于移居到境外同族所居住的地方。相反，如果一个族群不认为境外同族拥有更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会，但他们获得了境外支持，那么这一族群更倾向于满足国内的文化自治。如果一个族群既不认为境外同族拥有更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会，也没有获得境外支持，那么他们就更倾向于适应新的国家认同，寻求融合甚至同化。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韩恩泽博士依次检视了中国境内以下五个族群的情况：维吾尔人、朝鲜族、蒙古族、傣族和藏人。韩恩泽博士认为，中国境内维吾尔人对中亚和土耳其的看法导致了他们对北京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土耳其和苏联时代的中亚在各方面条件上要比中国新疆优越，同时维吾尔人也获得了来自苏联、美国、土耳其等国的境外支持。因此，维吾尔人在对待北京的中华民族构建政策时，采用了抗拒策略。
朝鲜族在境外有一个在经济方面非常强劲的境外同族韩国，这吸引了他们中很多人移民韩国或韩国投资集中的中国城市，然而由于他们缺乏境外支持，甚至还会受到来自韩国人的歧视，他们在看待“故国”韩国（包括朝鲜）和“祖国”中国的关系方面显得很矛盾。
内蒙古的蒙古族虽然认为独立的蒙古国在政治和文化自由方面比较优越，但蒙古国并没有给他们展现出强劲和吸引人的经济模式，它也不能给蒙古族提供境外支持。因此，尽管存在一些试图在政治上动员蒙古族的团体，然而蒙古族并不像维吾尔人和藏人那样积极的抗拒中华民族认同。
和蒙古族一样，西双版纳的傣族已经进一步融入中国的主体政治，他们对自治的诉求仅限于文化方面。邻国缅甸、老挝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更使傣族人意识到作为中国公民的好处，并强化了他们寻求同化的意愿。
西藏的案例则被韩恩泽博士特别提出来用于说明国际援助是如何影响藏人民族主义者的政治动员的。他认为国际因素在过去六十多年的藏人抵抗运动中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国际援助的存在和缺乏与藏人民族认同运动的兴起和衰落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韩恩泽博士认为，他的书可以为中国政府提供两方面的启示。
首先，如果中国政府想要阻止族群分离主义，那就应该提高中国边疆地区各族群的生活水平——不仅要改善少数族群的经济状况，还要关注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情感，以缩小少数族群和境外同族在各方面的差距。中国政府还应该为少数族群提供更大的政治和文化表达的空间，缓解少数族群特别是藏人和维吾尔人在人口失衡和文化同化方面的担忧。
其次，中国政府应该努力切断特定族群受到的境外支持或者至少阻止此类问题的国际化。最近的情况表明，中国政府似乎已开始运用一些外交政策来干预一些少数族群受到的境外支持。如果此类政策持续下去，将会限制持异议少数族群的国际空间。在跟国内族群的潜在支持者改善外交关系时，中国政府必须仔细考量自己的利益。也许中国在跟美国和欧盟国家打交道时无法收获更多，因为后者已经出于政治和战略考量有了很大兴趣支持中国境内持异议的少数族群，但中国政府还是可以在与其它国家的外交中取得实质性进展，比如尼泊尔和中亚国家。
与以往境外许多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作品不同，韩恩泽博士并没有将中国境内部分少数族群的不满仅仅归因于中国政府的政策，而是将少数族群对自己在国内处境的判断和来自境外的支持联系起来分析少数族群的抗争和适应，这是研究视角的创新。此外，韩恩泽博士在书中利用比较方法来检视中国境内五个族群对中国国家认同构建政策的反应，这在以往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学术成果中也较少被使用。然而，尽管韩恩泽博士为完成这本书已经进行了不少的田野调查工作，但他如果能够提供更具体的实证案例，比如用具体的访谈记录或问卷调查结果来佐证维吾尔人认为土耳其和苏维埃中亚比新疆更好，那会使他的论据更有说服力。进一步的，如果韩恩泽博士能够运用除了汉文和英文之外的多语种材料，也将丰富书中的论据。
【参考文献】
Han, Enze (2013) Contestation and Adaptation: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昝涛博士，本文的完成获益于我们对此书的讨论。感谢原书作者韩恩泽博士对本文相关术语翻译提出的修改意见。）
星期二, 9月 24, 2013
中国清真女寺传统可遏制极端行为
作者：DIDI KIRSTEN TATLOW
來源：紐約時報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21012/c12muslim/
時間：2012年10月12日
北京——以伊斯兰教之名实施暴力，已经成了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之一。中国的一种古老宗教习俗能够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吗？
一个官方宣称信奉无神论的国家，有可能解决国际宗教问题，这一点颇具讽刺性。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伊斯兰学者都希望这种事情会发生。他们提到，在中国1000万回族穆斯林中，有这样一种低调的自由传统：女阿訇不断增多、清真女寺繁荣发展，这在全球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学者表示，女阿訇和清真女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二者在中国的长期存在让我们看到伊斯兰教更为久远的一种形式，其核心是包容和宽容，而不是边缘化和极端主义。
尽管没有具体数字，但是研究女性在回族伊斯兰教传统中的角色的著名学者水镜君估计，在中国各地共有数百名女阿訇，她们主持清真寺事务、教育儿童，并在其所在社区组织社会服务活动。回族散居于中国各地，与居住在边远西部地区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不同。
水镜君在位于河南省省会郑州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担任研究员，同时还是一位作家。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女阿訇和清真女寺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它只是一种没有受到干涉的文化传统而已。”
这正是这种现象十分重要的原因，著名伊斯兰法学学者哈立德·阿布·法德勒(Khaled Abou El Fadl)表示。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伊斯兰教法学教授阿布·法德勒在一次录音采访中表示，“中国的清真女寺传统源于伊斯兰教的历史，这并不新奇，也不是什么堕落、创新或者异端的做法。”
他说，中国回族的这种自由传统，对瓦哈比派(Wahhabism)的势力构成了挑战。后者尊崇父权、是一支清教徒式的宗派，如今在沙特阿拉伯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是许多伊斯兰极端主义行为背后的推动因素。
阿布·法德勒教授说，“中国的做法保留了一种穆斯林重要的法理和历史现象，也提醒穆斯林，存在这样一种瓦哈比派正在努力毁灭的现象。”
“当代原教旨主义运动利用清真寺提供的空间，宣扬各种形式的父权，以及男性权力凌驾于女性之上。”他说，“而像中国这样的做法，最终赋权于女性，使她们能够在属于自己的空间内活动、主持祷告，并自主地管理该空间，这是女性在伊斯兰教传统中确立自身地位的重要形式，同时也能帮助构建并保持这种传统。”
“我一直认为，中国一些地方的伊斯兰教能够让穆斯林不要忘记，在受到石油利益，以及源自沙特阿拉伯的粗鲁、苛刻的贝多因式伊斯兰教影响之前，他们真正的传统是怎样的。”阿布·法德勒说，“因此，重点是世界上存在着这样一种古老、有着历史渊源的传统，如果中国人能够挖掘这种传统，他们可以有效地遏制清教徒式伊斯兰教的发展，或者提供一些遏制的范例。”
穆斯林来到中国是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在13世纪元朝时期，他们的数量迅速增长。水镜君说，他们中虽然有一些是阿拉伯人，但大多数来自波斯和中亚地区，这些穆斯林也将一惯重视女性教育的传统带到了中国。但她说，直到300多年前，在清朝初期，女性的地位才得到真正提高，当时由于被占多数的汉族文化所同化，回族人口出现下降。
水镜君说，当时，“大多数穆斯林都不会读，也不会说阿拉伯语。所以，他们依靠女性传播消息、开展教育。仅仅依赖男性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没有足够多的男性。”
而远在阿拉伯世界，瓦哈比派的传播发展开始了。
“大约300年前，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育发生了转变。”水镜君说，“在其他伊斯兰国家，男性说的话有决定性意义。但在这儿，那是行不通的。”
卡塔尔大学(Qatar University)教授杰基·阿米霍(Jackie Armijo)表示，在过去十年里，回族穆斯林女性在为其所在社区提供宗教和世俗教育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阿米霍说，年轻的回族女性在发现回族人口中的教育需求之后，纷纷选择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教学，经常是到一些小村庄。阿米霍说，她在中国进行博士学位研究时，“不断为这些年轻的女性所触动。”
阿米霍说，“她们本能地知道，‘教男人只能教一个人，而教女人却能教所有人’。她们也会这样说。”
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慢慢地认识到这种传统的重要价值。
最近，在甘肃省召开了一场会议，出席者大多是女性穆斯林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作家，以及当地汉族官员。据网上报道，也有一些中国大陆以外，来自巴基斯坦和台湾的穆斯林出席会议。水镜君参加了这次会议。她说，“一些人私下里表示，中国应带着这种传统‘走向世界’”，传播这种观念。
而阿米霍说，这会在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女性中引起共鸣，她们越来越多地聚集在一起，脱离男性，独立地学习经文。
这个会议两年举行一次，现在才举办了第二届。会上很多人表示，希望这个会议能够成为位于甘肃的永久性研究机构。水镜君说，“我们讨论过要把它变成了一个面向所有穆斯林女性的国际性会议。所有人都赞同这个想法。”
翻译：谷菁璐
來源：紐約時報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21012/c12muslim/
時間：2012年10月12日
北京——以伊斯兰教之名实施暴力，已经成了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之一。中国的一种古老宗教习俗能够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吗？
一个官方宣称信奉无神论的国家，有可能解决国际宗教问题，这一点颇具讽刺性。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伊斯兰学者都希望这种事情会发生。他们提到，在中国1000万回族穆斯林中，有这样一种低调的自由传统：女阿訇不断增多、清真女寺繁荣发展，这在全球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学者表示，女阿訇和清真女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二者在中国的长期存在让我们看到伊斯兰教更为久远的一种形式，其核心是包容和宽容，而不是边缘化和极端主义。
尽管没有具体数字，但是研究女性在回族伊斯兰教传统中的角色的著名学者水镜君估计，在中国各地共有数百名女阿訇，她们主持清真寺事务、教育儿童，并在其所在社区组织社会服务活动。回族散居于中国各地，与居住在边远西部地区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不同。
水镜君在位于河南省省会郑州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担任研究员，同时还是一位作家。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女阿訇和清真女寺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它只是一种没有受到干涉的文化传统而已。”
这正是这种现象十分重要的原因，著名伊斯兰法学学者哈立德·阿布·法德勒(Khaled Abou El Fadl)表示。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伊斯兰教法学教授阿布·法德勒在一次录音采访中表示，“中国的清真女寺传统源于伊斯兰教的历史，这并不新奇，也不是什么堕落、创新或者异端的做法。”
他说，中国回族的这种自由传统，对瓦哈比派(Wahhabism)的势力构成了挑战。后者尊崇父权、是一支清教徒式的宗派，如今在沙特阿拉伯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是许多伊斯兰极端主义行为背后的推动因素。
阿布·法德勒教授说，“中国的做法保留了一种穆斯林重要的法理和历史现象，也提醒穆斯林，存在这样一种瓦哈比派正在努力毁灭的现象。”
“当代原教旨主义运动利用清真寺提供的空间，宣扬各种形式的父权，以及男性权力凌驾于女性之上。”他说，“而像中国这样的做法，最终赋权于女性，使她们能够在属于自己的空间内活动、主持祷告，并自主地管理该空间，这是女性在伊斯兰教传统中确立自身地位的重要形式，同时也能帮助构建并保持这种传统。”
“我一直认为，中国一些地方的伊斯兰教能够让穆斯林不要忘记，在受到石油利益，以及源自沙特阿拉伯的粗鲁、苛刻的贝多因式伊斯兰教影响之前，他们真正的传统是怎样的。”阿布·法德勒说，“因此，重点是世界上存在着这样一种古老、有着历史渊源的传统，如果中国人能够挖掘这种传统，他们可以有效地遏制清教徒式伊斯兰教的发展，或者提供一些遏制的范例。”
穆斯林来到中国是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在13世纪元朝时期，他们的数量迅速增长。水镜君说，他们中虽然有一些是阿拉伯人，但大多数来自波斯和中亚地区，这些穆斯林也将一惯重视女性教育的传统带到了中国。但她说，直到300多年前，在清朝初期，女性的地位才得到真正提高，当时由于被占多数的汉族文化所同化，回族人口出现下降。
水镜君说，当时，“大多数穆斯林都不会读，也不会说阿拉伯语。所以，他们依靠女性传播消息、开展教育。仅仅依赖男性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没有足够多的男性。”
而远在阿拉伯世界，瓦哈比派的传播发展开始了。
“大约300年前，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育发生了转变。”水镜君说，“在其他伊斯兰国家，男性说的话有决定性意义。但在这儿，那是行不通的。”
卡塔尔大学(Qatar University)教授杰基·阿米霍(Jackie Armijo)表示，在过去十年里，回族穆斯林女性在为其所在社区提供宗教和世俗教育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阿米霍说，年轻的回族女性在发现回族人口中的教育需求之后，纷纷选择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教学，经常是到一些小村庄。阿米霍说，她在中国进行博士学位研究时，“不断为这些年轻的女性所触动。”
阿米霍说，“她们本能地知道，‘教男人只能教一个人，而教女人却能教所有人’。她们也会这样说。”
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慢慢地认识到这种传统的重要价值。
最近，在甘肃省召开了一场会议，出席者大多是女性穆斯林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作家，以及当地汉族官员。据网上报道，也有一些中国大陆以外，来自巴基斯坦和台湾的穆斯林出席会议。水镜君参加了这次会议。她说，“一些人私下里表示，中国应带着这种传统‘走向世界’”，传播这种观念。
而阿米霍说，这会在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女性中引起共鸣，她们越来越多地聚集在一起，脱离男性，独立地学习经文。
这个会议两年举行一次，现在才举办了第二届。会上很多人表示，希望这个会议能够成为位于甘肃的永久性研究机构。水镜君说，“我们讨论过要把它变成了一个面向所有穆斯林女性的国际性会议。所有人都赞同这个想法。”
翻译：谷菁璐
星期三, 7月 17, 2013
Xinjiang violence raises alarm bells in Beijing that the Uighur minority will push for independence
Thousands of kilometres from China's booming east coast, the Xinjiang region has become Beijing's gateway to Central Asia. But as the former backwater's economy grows, rising social tensions have erupted repeatedly into deadly violence, most recently in June. Should the situation in this ethnically divided region worsen, it could have negative consequences bo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 Central Asia.
Sharing borders with Kazakhstan, Kyrgyzstan and Tajikistan, the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is the point of entry for China's trade with the resource-rich region. Back in the early 1990s, this was mainly small-scale trade in consumer goods; Xinjiang's capital Urumqi and the former silk road city of Kashgar are both within a 1,200km radius of Almaty and Bishkek, where two of Central Asia's main wholesale bazaars are located.
Two decades later, not only has trade grown 100 times, increasing from $460m in 1992 to almost $46bn in 2012, it also flows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with oil, gas and minerals entering China via Xinjiang. China is now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for both Kazakhstan and Turkmenistan, and among the top three partners of Kyrgyzstan, Tajikistan and Uzbekistan, China's Deputy Commerce Minister Jiang Yaoping announced on May 28, Kazinform reported. As of 2010, while Central Asia accounted for just 1% of Chinese exports, the region absorbed no less than 83% of the Xinjiang region's exports, with 52% going to Kazakhstan.
Kazakhstan's trade with China saw a steady increase during Karim Massimov's term as prime minister from 2007 to 2012. An ethnic Uighur educated in China, Massimov is widely credited with further opening up trade with China.
With China's growing demand for raw materials, there have been heavy investments into infrastructure to export Central Asian oil, gas and minerals. The Central Asia-China gas pipeline exports gas from the Turkmen Caspian basin to Xinjiang, via Uzbekistan and Kazakhstan, with Uzbekistan starting exports through the pipeline in mid-2012. Kazakhstan also has a direct oil pipeline link to China, and exports are expected to increase after the launch of production at the offshore Kashagan oilfield, where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 (CNPC) will soon become a shareholder. There are also plans to build new road and rail infrastructure connecting Central Asia and Xinjiang.
Minority report
However, Xinjia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restive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as millions of Han Chinese settled in the region, turning the Uighurs, who now make up just 48% of the population, into a minority. Growing social inequality is another factor. This has raised concerns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oth about internal security and the possible consequences for trade with Central Asia.
The most serious outbreak of violence was in 2009, when at least 200 people were killed in days of rioting in Urumqi. The trigger was a demonstration over the "Shaoguan incident", the deaths of two Uighurs in a fight in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 but it escalated into attacks on local Han Chinese and large-scale inter-ethnic fighting.
The violence also had an impact on Kazakhstan and other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which temporarily banned travel to Xinjiang. The move was intended to protect their own citizens and seal the borders against any potential spillover effects, but caused a temporary slump in trade.
Violence broke out again in June, leaving at least 35 people dead, with unofficial sources saying the death toll was considerably higher. The first incident was in the Turpan region, where a group armed with knives launched an early morning attack on a police st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offices, torching police cars and killing nine police officers and eight civilians before security forces opened fire. Just days later, there was a second outbreak of violence in Hotan, in the south of the region.
The Chinese press quote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Hua Chunying, describing the Turpan riot as a "violent terrorist attack", the usual line taken on incidents in the region. However, there appears to be some acknowledgement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ressures behind the attacks.
"The economic modernisation programme in Xinjiang has had less benefit for the ethnic minorities, especially the Uighurs, resulting in economic stratification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and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says Dr Michael Clarke, research fellow at Griffith University and author of "Xinjiang and China's Rise in Central Asia". "Both Turpan and Hotan have experienced rapid urbanisation in the last 10 to 15 years, so there is a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modernisation programme in Xinjiang and growing ethnic resentment."
Heading off trouble
Ironically, since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been pushing to develop Xinjiang, and promote trade with Central Asia, in an attempt to ensure the region's future stability. This includes safeguarding China against any spillover of instability from Central Asia or Afghanistan, says a re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hina's strategy seems to be the creation of close ties with Central Asia to reinfor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which it believes will insulate itself, including its 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as well as its neighbours from any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NATO's 2014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writes the Crisis Group's Central Asia project director, Deirdre Tynan.
Despite being divided by the Chinese and Russian spheres of influence, Central Asia and Xinjiang share a common history and religion, and the Uighur language is similar to the Turkic Central Asian languages. There is a substantial Uighur minority in Kazakhstan of up to 200,000 people, while Kazakhs are the second-largest national minority in Xinjiang.
During the Soviet era, Uighurs in the Soviet Union were allowed a higher degree of cultural expression, probably in an attempt to unnerv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is continued immediately after independence, with a conference on the creation of an independent "Uighuristan" held in the former Kazakhstani capital Almaty in 1992.
This raised alarms in Beijing that the newly independent Central Asian states especially Kazakhstan could inspire the Uighur minority to push for independence. However, with the two revolutions in Kyrgyzstan and Kazakhstan's own 2011 Zhanaozen tragedy, internal security has been made a higher priority in Central Asia.
While there has not yet been any political fallout in Central Asia from the 2009 and 2013 violence in Xinjiang, there are concerns on both sides of the border about the spread of unrest in either direction. "The potential for spillover is always there, given Kazakhstan's large Uighur population and the number of Uighur political organisations active in Kazakhstan.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recent violence, spillover to Kazakhstan in particular seems unlikely, give the security cooperation developed between the Kazakh and Chinese authorities," says Clarke, citing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SCO) as an example.
本文摘自：http://www.balkans.com/open-news.php?uniquenumber=178684
Sharing borders with Kazakhstan, Kyrgyzstan and Tajikistan, the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is the point of entry for China's trade with the resource-rich region. Back in the early 1990s, this was mainly small-scale trade in consumer goods; Xinjiang's capital Urumqi and the former silk road city of Kashgar are both within a 1,200km radius of Almaty and Bishkek, where two of Central Asia's main wholesale bazaars are located.
Two decades later, not only has trade grown 100 times, increasing from $460m in 1992 to almost $46bn in 2012, it also flows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with oil, gas and minerals entering China via Xinjiang. China is now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for both Kazakhstan and Turkmenistan, and among the top three partners of Kyrgyzstan, Tajikistan and Uzbekistan, China's Deputy Commerce Minister Jiang Yaoping announced on May 28, Kazinform reported. As of 2010, while Central Asia accounted for just 1% of Chinese exports, the region absorbed no less than 83% of the Xinjiang region's exports, with 52% going to Kazakhstan.
Kazakhstan's trade with China saw a steady increase during Karim Massimov's term as prime minister from 2007 to 2012. An ethnic Uighur educated in China, Massimov is widely credited with further opening up trade with China.
With China's growing demand for raw materials, there have been heavy investments into infrastructure to export Central Asian oil, gas and minerals. The Central Asia-China gas pipeline exports gas from the Turkmen Caspian basin to Xinjiang, via Uzbekistan and Kazakhstan, with Uzbekistan starting exports through the pipeline in mid-2012. Kazakhstan also has a direct oil pipeline link to China, and exports are expected to increase after the launch of production at the offshore Kashagan oilfield, where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 (CNPC) will soon become a shareholder. There are also plans to build new road and rail infrastructure connecting Central Asia and Xinjiang.
Minority report
However, Xinjia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restive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as millions of Han Chinese settled in the region, turning the Uighurs, who now make up just 48% of the population, into a minority. Growing social inequality is another factor. This has raised concerns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oth about internal security and the possible consequences for trade with Central Asia.
The most serious outbreak of violence was in 2009, when at least 200 people were killed in days of rioting in Urumqi. The trigger was a demonstration over the "Shaoguan incident", the deaths of two Uighurs in a fight in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 but it escalated into attacks on local Han Chinese and large-scale inter-ethnic fighting.
The violence also had an impact on Kazakhstan and other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which temporarily banned travel to Xinjiang. The move was intended to protect their own citizens and seal the borders against any potential spillover effects, but caused a temporary slump in trade.
Violence broke out again in June, leaving at least 35 people dead, with unofficial sources saying the death toll was considerably higher. The first incident was in the Turpan region, where a group armed with knives launched an early morning attack on a police st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offices, torching police cars and killing nine police officers and eight civilians before security forces opened fire. Just days later, there was a second outbreak of violence in Hotan, in the south of the region.
The Chinese press quote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Hua Chunying, describing the Turpan riot as a "violent terrorist attack", the usual line taken on incidents in the region. However, there appears to be some acknowledgement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ressures behind the attacks.
"The economic modernisation programme in Xinjiang has had less benefit for the ethnic minorities, especially the Uighurs, resulting in economic stratification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and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says Dr Michael Clarke, research fellow at Griffith University and author of "Xinjiang and China's Rise in Central Asia". "Both Turpan and Hotan have experienced rapid urbanisation in the last 10 to 15 years, so there is a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modernisation programme in Xinjiang and growing ethnic resentment."
Heading off trouble
Ironically, since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been pushing to develop Xinjiang, and promote trade with Central Asia, in an attempt to ensure the region's future stability. This includes safeguarding China against any spillover of instability from Central Asia or Afghanistan, says a re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hina's strategy seems to be the creation of close ties with Central Asia to reinfor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which it believes will insulate itself, including its 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as well as its neighbours from any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NATO's 2014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writes the Crisis Group's Central Asia project director, Deirdre Tynan.
Despite being divided by the Chinese and Russian spheres of influence, Central Asia and Xinjiang share a common history and religion, and the Uighur language is similar to the Turkic Central Asian languages. There is a substantial Uighur minority in Kazakhstan of up to 200,000 people, while Kazakhs are the second-largest national minority in Xinjiang.
During the Soviet era, Uighurs in the Soviet Union were allowed a higher degree of cultural expression, probably in an attempt to unnerv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is continued immediately after independence, with a conference on the creation of an independent "Uighuristan" held in the former Kazakhstani capital Almaty in 1992.
This raised alarms in Beijing that the newly independent Central Asian states especially Kazakhstan could inspire the Uighur minority to push for independence. However, with the two revolutions in Kyrgyzstan and Kazakhstan's own 2011 Zhanaozen tragedy, internal security has been made a higher priority in Central Asia.
While there has not yet been any political fallout in Central Asia from the 2009 and 2013 violence in Xinjiang, there are concerns on both sides of the border about the spread of unrest in either direction. "The potential for spillover is always there, given Kazakhstan's large Uighur population and the number of Uighur political organisations active in Kazakhstan.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recent violence, spillover to Kazakhstan in particular seems unlikely, give the security cooperation developed between the Kazakh and Chinese authorities," says Clarke, citing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SCO) as an example.
本文摘自：http://www.balkans.com/open-news.php?uniquenumber=178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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