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9年03月18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http://unn.people.com.cn/GB/14748/8980778.html
清晨6点多，天蒙蒙亮，一群10岁至20岁的新疆籍青少年离开廉价的旅馆和澡堂，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火车站，趁过往的旅客不注意，他们便偷偷跟上去，离开时，大多数人手里已拿着手机或钱包。
不久前，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局民警经过调查取证，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33名，这个盘踞在呼和浩特市火车站的特大扒窃团伙被彻底摧毁。
偷窃521元，“孩子”仅得1元
据了解，该团伙是一个有组织、有分工的犯罪集团，团伙成员大部分是被为首者以来呼和浩特市卖羊肉串、打工的名义招来的，到呼市后，他们才知道是进行盗抢活动。
团伙为首者图鲁洪自称为“爸爸”，其妻子称为“妈妈”，每名团伙成员除自己的真实姓名外，还有“爸爸”、“妈妈”重新起的名字。
“爸爸”手下有一批称之为“看孩子的”成员，系团伙骨干。骨干负责每日带领“孩子”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爸爸”每日给“看孩子的”成员下达盗抢指标，一般每人每天偷10部手机、1000元钱。“孩子”窃取财物后，全部上交“看孩子的”成员，由“看孩子的”成员再交给“爸爸”。
以某日行窃为例，“孩子”偷窃521元，交“爸爸”500元、“看孩子的”成员20元，“孩子”仅得1元。图鲁洪每日给每名成员10元钱饭费，承诺回家时每人给1万元。
图鲁洪的“收入”颇丰，仅近10日内从其中一伙“看孩子的”成员手中就获得手机27部、现金2400元。2008年12月1日，图鲁洪被抓获时，警方缴获马自达牌轿车1部、现金7000余元和价值数万元的玉石等物。
未成年人沦为单纯的犯罪工具
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局集宁公安处宣传科科长贾文成介绍，该团伙分成多个小组，2－3名成年人控制一名未成年人，利用被害人疏于报案和未成年人作案后难以被发现或被公安机关抓获后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便利，逃避侦查，多次躲过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局的打击。
在记者采访中，很多在车站开店和摆摊的生意人都知道这一团伙的存在，也看见过“孩子”偷窃过往行人，但都不敢管，如果“多管闲事”，就会遭到报复，连生意都做不成。
记者从警方的监控录像看到，有一个热心男子发现该团伙的“孩子”偷窃一个行人，上去提醒行人，却遭到“看孩子的”成员的围攻和恐吓。
据记者了解，犯罪团伙“看孩子的”成员除了在“孩子”偷窃过程中，用语言和动作向他们教授盗窃的技巧和反侦查技能，平时还时常教“孩子”被警察抓住时脱身的办法，如装作不懂汉语、自残等。
“一些不法分子往往瞄准未成年人的年幼无知，胁迫和引诱其实施犯罪，使他们沦为一个个单纯的犯罪工具。”贾文成说。
暴力加毒品控制青少年犯罪
“跟上去，手要快。”几个成人正对几个“孩子”进行日常“业务培训”。10多个年龄在10至20岁的青少年，围坐在出租房里，其中一个挎着包来回走动，另一个悄悄跟上，瞅准机会，探手拉开挎包的拉链，取出包内的手机、钱包。“孩子”中有“笨手笨脚”的，其后果是皮带抽、烟头烫等惩罚，直到“技能”娴熟，就被派出行窃。
“团伙中的未成年成员如果完不成‘爸爸’定下的任务或空手而回，就会被‘爸爸’用皮带抽、烟头烫、打火机烧等体罚，3名未成年人遍体鳞伤，惨不忍睹。”贾文成说。
记者在警方的取证录像中看到，10岁的阿乐（化名）两个手臂上有20多个烟头烫痕，后背和腿上遍布着被皮带抽出的瘀血痕迹。
据办案民警介绍，图鲁洪除了暴力胁迫青少年偷窃以外，还用毒品——大麻控制该团伙底层的青少年。
“我们最怕的就是图鲁洪断了供给我们的大麻，就按照他的要求偷窃，谁也不敢逃跑。”犯罪嫌疑人图尔深说。（记者李玉波 通讯员赵海东）
星期四, 5月 05, 2016
聚焦西部毒品死亡游戏 毒贩买卖猖獗不避警察
時間：2004年09月15日17:18
來源：《瞭望东方周刊》 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1060/2786484.html
“要是弄不好，我们就都得死。”线人老臧(化名)对记者说。
2004年7月9日，从兰州出发，经过20个小时长达700余公里车程的颠簸，记者跟随老臧来到了位于甘南高原的一处山区村落。
事先，经老臧再三要求，记者答应不披露其真实姓名和毒品具体种植地点--这是一条规则。
"这里，只要有山林的地方就有罂粟。具体地点并不重要，但说出去了，对我的人身安全却很要紧。"到达要去的村落后，老臧指着绵延不断的群山说。
一个多月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报告经数年努力，终告完成。报告披露了西部贩毒的种种"游戏规则"。《瞭望东方周刊》遂决定前往毒害重灾区甘肃采访。
"落了单就会被灭口"
7月10日清晨6时，老臧和另一位向导背着一天的干粮和水带领记者上山。
山路逼仄，下方即是沟深水急的白龙江峡谷，让人望而生畏。经过8个小时在山林中的艰难攀爬，下午2时许，终于在接近山顶的地方找到了种毒者用枯枝铺成的休息地，这表明，罂粟地就在附近。
此地海拔高度超过4000米，记者因为高原反应而大口喘气，双臂也被森林荆棘划破。老臧说："兰州或者县上来查毒的官员有多少人能冒着危险吃这份苦呢?何况他们根本不知道路，在山里几天几夜也找不着。"
"有一次缉毒队曾试图上山，种毒的人从山上扔几块石头就把他们吓回去了。从此，就在下面村子里开个会，吃顿饭，传达精神就完事了。"越过种毒者用伐倒的树干设置的藩篱，一块近一亩的罂粟地便一览无余地展现在眼前。除了一片地刚刚出苗以外，其余长满了半米多高的罂粟。向导说，这些罂粟还要过半个月才能开花，一个月后就能收割生浆，用来制鸦片。
向导说："像这样的地，在整个甘南的山区少说也有1000亩。这都算小的。"
记者取出相机正要拍照，罂粟地的另一头忽然有一个人影蹿动。老臧赶紧让记者趴下，他和向导用当地话向对方大声呼喊，直到动静消失。
"刚才好险，本来以为这个时候种罂粟的人应该不在。真是一场虚惊。他可能把你的相机套误认为枪套了，我们大声叫嚷才把他吓跑了。"
老臧说，"今天如果你落了单，就会被他灭口。深山里死一个人，没人会知道的。"老臧说，这些种毒者都有枪，来源就在本县的地下非法枪支加工厂。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又接连发现了两块半亩大小的罂粟地。怕再生变故，记者决定在天黑前下山。
一天时间里所能调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难以尽数的山巅在视野中环峙，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很难想像，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如今已成为罂粟种植的渊薮。
"离我们这10多公里的邻村，那时候才厉害，生产队长带着全村人种植，光队长一家就种了6亩地，整个村子有上百亩，这样大规模地连续种植了4年，而且就种在离公路仅几百米的山沟里。"
"前年有个队长带着他卖鸦片挣下的几百万元逃跑了，公安来抓人的时候，整个村的男丁几乎都被抓走了。"一位村民对记者说。
《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报告称，甘肃、内蒙古、新疆、云南、四川等省区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情况非常严重。据统计，甘肃省在1988年发现有6个县市非法种植罂粟，到1996年发现有14个县市非法种植罂粟，而内蒙古非法种植的罂粟面积在高峰期间竟然高达5000亩。
报告称，据统计，1999年全国共铲除非法种植的罂粟1547．6万株，比1998年增加了1．64倍。2002年甘肃全省查处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案件37起，铲除毒品原植物89387株。
"千万不能照相，否则我们一个都出不去"
2004年7月20日，甘肃省省会兰州市。
5年前，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认识"大黄"的时候，他还只是兰州市城关区一个不太人流的毒贩。"大黄"大专毕业没几年，找不到称心工作，开始贩毒。
5年后，"大黄"身边已经有"小弟"了。圈内人说，"这几年大黄做毒品发了。现在查得这么紧，他手上居然还有'货'。"
然而，这个时候有"货"不一定是件好事，特别是一旦让别人知道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大黄"一反常态，开始"教育"记者："我也知道你想从我这儿了解一些情况。但毒品害人害己害社会啊!我早就不干了，这几年从来不沾。"
"你不知道吧，政府打得再厉害，就算从现在1克毒品都不进来，兰州的存量依然能维持这个市场3年。"不经意间，大黄仍然透露出他对兰州毒品市场的熟稔，他提醒道，"毒品的事，比你想像的要复杂得多，深得多，你最好别碰!我是出于你的安全考虑。"
临走时，"大黄"扔下一句狠话，"要是你还不识时务，你就继续调查吧，会有人把你做得冰冰的(兰州话：把你弄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将"大黄"关于兰州毒品储量的说法向多位专家求证，专家说："兰州的贩毒网，网络广，根基深，为害久。有一点可以肯定，缴获的毒品只占市场流通毒品的少数。"
随后，记者通过关系，被领到一个黑社会毒枭的家中。记者装成是到兰州来旅游的，想搞点毒品玩玩。此人负责向兰州好几个场子提供毒品。但他回答说："最近不能出货，得过几天。"
兰州市和省内其他几个城市的一些公共娱乐场所，特别是一些"酒吧"、"迪吧"和"夜总会"，均发现了摇头丸、K粉等新型毒品。它们大有取代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的趋势。
7月20日晚，兰州公安系统的3位干警带着《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城关区一家有名的夜总会。进门前，他们特地关照记者把相机放人包中，"这家夜总会很有背景，我们去年专项整治时，都不能端掉它。你千万不能照相，否则我们4个一个都出不去!"
尽管记者对兰州市诸多夜总会贩卖毒品大胆猖獗早有耳闻，但是此话由公安人员说出，仍让人吃惊。
坐定后，就发现有可疑人员跟着坐在我们后面的桌子。"他是这个夜总会看场子的，在监视我们。可能发现你不像普通客人，他们产生了怀疑。"公安耳语指点。
12点，大厅表演的节目结束后，全场开始劲歌热舞。"这个时候，就是摇头丸等毒品吸食的高发时段。吸食完的客人可以这样high(兴奋)一晚上。"公安说。
记者并没有观察到毒品买卖的异常情况。借假装酒醉上厕所由服务生搀扶之机，记者试探询问。服务生在接过小费后告诉记者："现在风声紧，我们这里不是熟客是不卖的。先生不如开个包房，里头的服务就多了。"
由于担心已经暴露，公安带着记者转移到兰州市工人文化宫附近的另一家夜总会。一位自称是经理的女子表示，"一般我们是不卖的，但是如果你们消费到2000元，我们可以提供(毒品)。"
《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报告称，西部5个省(区)、9个县(区)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确定为毒品犯罪重点整治地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地方存在非常突出的吸、制、贩毒品问题，并且严重妨碍了全国的禁毒工作。
三甲集：中国最大毒品集散地之一
2004年7月6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三甲集镇。
三甲集距离兰州86公里，是兰州通往四川、青海的交通要道，号称"西北第一集"，是西北重要的茶叶、皮毛和牲畜交易之地。
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县和广河县都已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列为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三甲集镇曾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中国最大的毒品集散地之一。三甲集的毒品吞吐量一度是非常惊人的，以车皮而非人次计算。
"上世纪90年代去三甲集卧底抓毒贩，看样品时，毒贩随便就从口袋里拿出一大包。"张立峰回忆道，"现在大有改观，但毒情还是很复杂。"张立峰是临夏州康乐县缉毒大队大队长，刚被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广河县政法委的官员介绍说，今年5月三甲集抓了9个毒贩，这和以前比起来已经是"少得可怜了"。
如今，临夏的贩毒活动更为隐蔽，走私贩运大宗毒品的案件时有发生，而毒品消费市场则转以零包贩卖为主。
"如果是外人，在三甲集一眼就被认出了，根本打不进去。"曾经和当地毒贩交锋过的张立峰说。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受经费和机制限制，临夏的缉毒工作至今未形成有效情报获取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毒品地下销售网络仍然没有被摧毁，大的毒枭和贩毒团伙没有得到伤筋动骨的打击。最近，在北京、上海、江苏、新疆等地破获的多起贩卖"公斤级"海洛因的案件，都与临夏籍毒贩有关。
"外省破获的贩毒特大案件，凡是那些姓马的大毒枭，十有八九是我们临夏人。"临夏州禁毒委官员马小龙说。今年6月25日，制造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最大贩毒案的年轻女毒枭马秀琴被执行死刑。马即是临夏东乡人。
甘肃政法学院公安分院副院长李波阳教授是《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报告的执笔者。他说，近年来，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缉查，毒品犯罪分子通过亲情、乡情和内部帮规组成了更为严密的贩毒组织，"枪毒同流"，"毒黑交织"，对抗侦查打击的能力不断提高；毒贩充分利用航空、铁路、公路等进行立体式贩毒；在贩毒方法上，采用伪装身份、人货分离、雇人携带、遥控指挥，藏毒方式非常隐秘，伎俩不断翻新。
"杀了老子儿子干，杀了丈夫妻子干"
无论临夏的三甲集、甘南毒品种植地或者兰州，都只是甘肃和中国西部毒品犯罪的一个缩影。
甘肃与新疆、宁夏、内蒙三个自治区及陕西、四川、青海三省接界，并与蒙古共和国接壤。从阿拉伯"金新月"毒品产地往中国东部地区的毒品贸易路线，从印度经过西藏的部分毒品，从云南及"金三角"经欧亚大陆桥的毒品都经过甘肃。
"其实，甘肃在解放前就是国际国内贩毒的重要通道，河西走廊当时已从丝绸之路沦为鸦片之路，我太爷爷那时就是玉门首屈一指的毒枭。有些毒贩家族几代就是干这个的。"一位当地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甘肃地区地处北纬30度至5O度之间，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非常适合罂粟和麻黄草等毒品原植物的生长。由于历史渊源，种植、吸食毒品在甘肃及其周边青海、四川、宁夏、内蒙等地的许多山区代代相承。
初步估算，在甘南和临夏，一亩地能够种近1万株罂粟，这里的收购价为l亩地2万一3万元。甘南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因素，罂粟一年能产3季。也就是说，只要村民一年种上一亩三分地的罂粟，就能进账10万元，这对于年人均收入只有1000元的当地村民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
知情人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甘南的罂粟主要由临夏人到甘南山区当地收购，然后和临夏产的罂粟一起卖到甘谷县和岷县再加工成粗制海洛因，俗称"黄皮"，然后销往全省各地，部分贩卖到其他省份。据说，陕西铜川一带和内蒙一些地方的隐君子一直爱抽甘肃产的"黄皮"，戏称为"绿色食品"。
一些毒贩发财之后，"荣归故里"、"大宴宾客"，成了当地农村的"英雄"、"榜样"，使无数贫困农民蹈其覆辙。而吸毒则又导致贫困。临夏当地流传"下云南上前线(东部)，一来一去几十万，杀了脑袋也情愿"的说法，甚至出现了"杀了老子儿子干，杀了丈夫妻子干"的家族性贩毒现象。（见习记者 穆撒）
死亡游戏
毒品是一场死亡游戏。涉毒的任何一方，无论是吸毒者、贩毒者还是缉毒者，都是在跟死神捉迷藏。
"我国法律规定，贩毒数量超过50克，即可枪毙。由于毒贩太多，临夏的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寡妇村。西部一些省区执行枪决的标准一般都酌情控制在100克一200克左右。"
一位甘肃禁毒人员说。
近年来，全国因吸食毒品过量导致死亡者累计已达2.5万余人。媒体最近报道，青海省已有272人因吸毒而死。
《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所到的禁毒机关，从省级部门到地方禁毒委，从缉毒大队到基层的派出所，其办公室中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设有简易床铺，充满枕戈待旦、蓄势待发的气氛。
谈起最危险的一次缉毒经历，缉毒队长张立峰说，"那是2002年到云南当卧底，扮做买毒品人和毒贩交易，狡猾的毒贩将交易地点定在居民楼里，我只能一个人去，对方3人有枪，云南警方都劝我太危险不能去，但我想，不去的话，几个月的追踪就化为乌有了，最终还是冒险单刀赴会，最终缴获毒品5200克。"
有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2004年8月30日晚，毗邻"金三角"的云南临沧地区凤庆县3名缉毒警察在堵卡缉毒时，禁毒大队副大队长吴光林发出口令要求对方接受盘查，对方忽然开枪，吴光林头部中弹，当场牺牲，另有一人受伤。
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至2001年，云南因缉毒而牺牲的公安民警达32人。
一位兰州军区驻云南边防部队的退伍战士曾作为狙击手多次参加对境内外武装毒贩的战斗，他透露，"边防部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缉毒，对手是境内外勾结的荷枪实弹的贩毒集团，战斗中我们常有人员伤亡，我熟悉的战友就牺牲了1 O多个。"（见习记者穆撒）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來源：《瞭望东方周刊》 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1060/2786484.html
“要是弄不好，我们就都得死。”线人老臧(化名)对记者说。
2004年7月9日，从兰州出发，经过20个小时长达700余公里车程的颠簸，记者跟随老臧来到了位于甘南高原的一处山区村落。
事先，经老臧再三要求，记者答应不披露其真实姓名和毒品具体种植地点--这是一条规则。
"这里，只要有山林的地方就有罂粟。具体地点并不重要，但说出去了，对我的人身安全却很要紧。"到达要去的村落后，老臧指着绵延不断的群山说。
一个多月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报告经数年努力，终告完成。报告披露了西部贩毒的种种"游戏规则"。《瞭望东方周刊》遂决定前往毒害重灾区甘肃采访。
"落了单就会被灭口"
7月10日清晨6时，老臧和另一位向导背着一天的干粮和水带领记者上山。
山路逼仄，下方即是沟深水急的白龙江峡谷，让人望而生畏。经过8个小时在山林中的艰难攀爬，下午2时许，终于在接近山顶的地方找到了种毒者用枯枝铺成的休息地，这表明，罂粟地就在附近。
此地海拔高度超过4000米，记者因为高原反应而大口喘气，双臂也被森林荆棘划破。老臧说："兰州或者县上来查毒的官员有多少人能冒着危险吃这份苦呢?何况他们根本不知道路，在山里几天几夜也找不着。"
"有一次缉毒队曾试图上山，种毒的人从山上扔几块石头就把他们吓回去了。从此，就在下面村子里开个会，吃顿饭，传达精神就完事了。"越过种毒者用伐倒的树干设置的藩篱，一块近一亩的罂粟地便一览无余地展现在眼前。除了一片地刚刚出苗以外，其余长满了半米多高的罂粟。向导说，这些罂粟还要过半个月才能开花，一个月后就能收割生浆，用来制鸦片。
向导说："像这样的地，在整个甘南的山区少说也有1000亩。这都算小的。"
记者取出相机正要拍照，罂粟地的另一头忽然有一个人影蹿动。老臧赶紧让记者趴下，他和向导用当地话向对方大声呼喊，直到动静消失。
"刚才好险，本来以为这个时候种罂粟的人应该不在。真是一场虚惊。他可能把你的相机套误认为枪套了，我们大声叫嚷才把他吓跑了。"
老臧说，"今天如果你落了单，就会被他灭口。深山里死一个人，没人会知道的。"老臧说，这些种毒者都有枪，来源就在本县的地下非法枪支加工厂。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又接连发现了两块半亩大小的罂粟地。怕再生变故，记者决定在天黑前下山。
一天时间里所能调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难以尽数的山巅在视野中环峙，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很难想像，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如今已成为罂粟种植的渊薮。
"离我们这10多公里的邻村，那时候才厉害，生产队长带着全村人种植，光队长一家就种了6亩地，整个村子有上百亩，这样大规模地连续种植了4年，而且就种在离公路仅几百米的山沟里。"
"前年有个队长带着他卖鸦片挣下的几百万元逃跑了，公安来抓人的时候，整个村的男丁几乎都被抓走了。"一位村民对记者说。
《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报告称，甘肃、内蒙古、新疆、云南、四川等省区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情况非常严重。据统计，甘肃省在1988年发现有6个县市非法种植罂粟，到1996年发现有14个县市非法种植罂粟，而内蒙古非法种植的罂粟面积在高峰期间竟然高达5000亩。
报告称，据统计，1999年全国共铲除非法种植的罂粟1547．6万株，比1998年增加了1．64倍。2002年甘肃全省查处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案件37起，铲除毒品原植物89387株。
"千万不能照相，否则我们一个都出不去"
2004年7月20日，甘肃省省会兰州市。
5年前，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认识"大黄"的时候，他还只是兰州市城关区一个不太人流的毒贩。"大黄"大专毕业没几年，找不到称心工作，开始贩毒。
5年后，"大黄"身边已经有"小弟"了。圈内人说，"这几年大黄做毒品发了。现在查得这么紧，他手上居然还有'货'。"
然而，这个时候有"货"不一定是件好事，特别是一旦让别人知道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大黄"一反常态，开始"教育"记者："我也知道你想从我这儿了解一些情况。但毒品害人害己害社会啊!我早就不干了，这几年从来不沾。"
"你不知道吧，政府打得再厉害，就算从现在1克毒品都不进来，兰州的存量依然能维持这个市场3年。"不经意间，大黄仍然透露出他对兰州毒品市场的熟稔，他提醒道，"毒品的事，比你想像的要复杂得多，深得多，你最好别碰!我是出于你的安全考虑。"
临走时，"大黄"扔下一句狠话，"要是你还不识时务，你就继续调查吧，会有人把你做得冰冰的(兰州话：把你弄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将"大黄"关于兰州毒品储量的说法向多位专家求证，专家说："兰州的贩毒网，网络广，根基深，为害久。有一点可以肯定，缴获的毒品只占市场流通毒品的少数。"
随后，记者通过关系，被领到一个黑社会毒枭的家中。记者装成是到兰州来旅游的，想搞点毒品玩玩。此人负责向兰州好几个场子提供毒品。但他回答说："最近不能出货，得过几天。"
兰州市和省内其他几个城市的一些公共娱乐场所，特别是一些"酒吧"、"迪吧"和"夜总会"，均发现了摇头丸、K粉等新型毒品。它们大有取代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的趋势。
7月20日晚，兰州公安系统的3位干警带着《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城关区一家有名的夜总会。进门前，他们特地关照记者把相机放人包中，"这家夜总会很有背景，我们去年专项整治时，都不能端掉它。你千万不能照相，否则我们4个一个都出不去!"
尽管记者对兰州市诸多夜总会贩卖毒品大胆猖獗早有耳闻，但是此话由公安人员说出，仍让人吃惊。
坐定后，就发现有可疑人员跟着坐在我们后面的桌子。"他是这个夜总会看场子的，在监视我们。可能发现你不像普通客人，他们产生了怀疑。"公安耳语指点。
12点，大厅表演的节目结束后，全场开始劲歌热舞。"这个时候，就是摇头丸等毒品吸食的高发时段。吸食完的客人可以这样high(兴奋)一晚上。"公安说。
记者并没有观察到毒品买卖的异常情况。借假装酒醉上厕所由服务生搀扶之机，记者试探询问。服务生在接过小费后告诉记者："现在风声紧，我们这里不是熟客是不卖的。先生不如开个包房，里头的服务就多了。"
由于担心已经暴露，公安带着记者转移到兰州市工人文化宫附近的另一家夜总会。一位自称是经理的女子表示，"一般我们是不卖的，但是如果你们消费到2000元，我们可以提供(毒品)。"
《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报告称，西部5个省(区)、9个县(区)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确定为毒品犯罪重点整治地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地方存在非常突出的吸、制、贩毒品问题，并且严重妨碍了全国的禁毒工作。
三甲集：中国最大毒品集散地之一
2004年7月6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三甲集镇。
三甲集距离兰州86公里，是兰州通往四川、青海的交通要道，号称"西北第一集"，是西北重要的茶叶、皮毛和牲畜交易之地。
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县和广河县都已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列为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三甲集镇曾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中国最大的毒品集散地之一。三甲集的毒品吞吐量一度是非常惊人的，以车皮而非人次计算。
"上世纪90年代去三甲集卧底抓毒贩，看样品时，毒贩随便就从口袋里拿出一大包。"张立峰回忆道，"现在大有改观，但毒情还是很复杂。"张立峰是临夏州康乐县缉毒大队大队长，刚被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广河县政法委的官员介绍说，今年5月三甲集抓了9个毒贩，这和以前比起来已经是"少得可怜了"。
如今，临夏的贩毒活动更为隐蔽，走私贩运大宗毒品的案件时有发生，而毒品消费市场则转以零包贩卖为主。
"如果是外人，在三甲集一眼就被认出了，根本打不进去。"曾经和当地毒贩交锋过的张立峰说。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受经费和机制限制，临夏的缉毒工作至今未形成有效情报获取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毒品地下销售网络仍然没有被摧毁，大的毒枭和贩毒团伙没有得到伤筋动骨的打击。最近，在北京、上海、江苏、新疆等地破获的多起贩卖"公斤级"海洛因的案件，都与临夏籍毒贩有关。
"外省破获的贩毒特大案件，凡是那些姓马的大毒枭，十有八九是我们临夏人。"临夏州禁毒委官员马小龙说。今年6月25日，制造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最大贩毒案的年轻女毒枭马秀琴被执行死刑。马即是临夏东乡人。
甘肃政法学院公安分院副院长李波阳教授是《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报告的执笔者。他说，近年来，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缉查，毒品犯罪分子通过亲情、乡情和内部帮规组成了更为严密的贩毒组织，"枪毒同流"，"毒黑交织"，对抗侦查打击的能力不断提高；毒贩充分利用航空、铁路、公路等进行立体式贩毒；在贩毒方法上，采用伪装身份、人货分离、雇人携带、遥控指挥，藏毒方式非常隐秘，伎俩不断翻新。
"杀了老子儿子干，杀了丈夫妻子干"
无论临夏的三甲集、甘南毒品种植地或者兰州，都只是甘肃和中国西部毒品犯罪的一个缩影。
甘肃与新疆、宁夏、内蒙三个自治区及陕西、四川、青海三省接界，并与蒙古共和国接壤。从阿拉伯"金新月"毒品产地往中国东部地区的毒品贸易路线，从印度经过西藏的部分毒品，从云南及"金三角"经欧亚大陆桥的毒品都经过甘肃。
"其实，甘肃在解放前就是国际国内贩毒的重要通道，河西走廊当时已从丝绸之路沦为鸦片之路，我太爷爷那时就是玉门首屈一指的毒枭。有些毒贩家族几代就是干这个的。"一位当地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甘肃地区地处北纬30度至5O度之间，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非常适合罂粟和麻黄草等毒品原植物的生长。由于历史渊源，种植、吸食毒品在甘肃及其周边青海、四川、宁夏、内蒙等地的许多山区代代相承。
初步估算，在甘南和临夏，一亩地能够种近1万株罂粟，这里的收购价为l亩地2万一3万元。甘南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因素，罂粟一年能产3季。也就是说，只要村民一年种上一亩三分地的罂粟，就能进账10万元，这对于年人均收入只有1000元的当地村民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
知情人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甘南的罂粟主要由临夏人到甘南山区当地收购，然后和临夏产的罂粟一起卖到甘谷县和岷县再加工成粗制海洛因，俗称"黄皮"，然后销往全省各地，部分贩卖到其他省份。据说，陕西铜川一带和内蒙一些地方的隐君子一直爱抽甘肃产的"黄皮"，戏称为"绿色食品"。
一些毒贩发财之后，"荣归故里"、"大宴宾客"，成了当地农村的"英雄"、"榜样"，使无数贫困农民蹈其覆辙。而吸毒则又导致贫困。临夏当地流传"下云南上前线(东部)，一来一去几十万，杀了脑袋也情愿"的说法，甚至出现了"杀了老子儿子干，杀了丈夫妻子干"的家族性贩毒现象。（见习记者 穆撒）
死亡游戏
毒品是一场死亡游戏。涉毒的任何一方，无论是吸毒者、贩毒者还是缉毒者，都是在跟死神捉迷藏。
"我国法律规定，贩毒数量超过50克，即可枪毙。由于毒贩太多，临夏的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寡妇村。西部一些省区执行枪决的标准一般都酌情控制在100克一200克左右。"
一位甘肃禁毒人员说。
近年来，全国因吸食毒品过量导致死亡者累计已达2.5万余人。媒体最近报道，青海省已有272人因吸毒而死。
《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所到的禁毒机关，从省级部门到地方禁毒委，从缉毒大队到基层的派出所，其办公室中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设有简易床铺，充满枕戈待旦、蓄势待发的气氛。
谈起最危险的一次缉毒经历，缉毒队长张立峰说，"那是2002年到云南当卧底，扮做买毒品人和毒贩交易，狡猾的毒贩将交易地点定在居民楼里，我只能一个人去，对方3人有枪，云南警方都劝我太危险不能去，但我想，不去的话，几个月的追踪就化为乌有了，最终还是冒险单刀赴会，最终缴获毒品5200克。"
有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2004年8月30日晚，毗邻"金三角"的云南临沧地区凤庆县3名缉毒警察在堵卡缉毒时，禁毒大队副大队长吴光林发出口令要求对方接受盘查，对方忽然开枪，吴光林头部中弹，当场牺牲，另有一人受伤。
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至2001年，云南因缉毒而牺牲的公安民警达32人。
一位兰州军区驻云南边防部队的退伍战士曾作为狙击手多次参加对境内外武装毒贩的战斗，他透露，"边防部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缉毒，对手是境内外勾结的荷枪实弹的贩毒集团，战斗中我们常有人员伤亡，我熟悉的战友就牺牲了1 O多个。"（见习记者穆撒）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星期一, 8月 24, 2015
土耳其的中国人江湖
来源：凤凰周刊2015年23期 http://www.szfhw.com/a/news/2015/0820/630.html
作者：吴如加
土耳中部城市开塞利。在西方媒体的镜头下，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幼童站在一堆捐赠的杂乱衣物中，口中含着奶嘴，不止该将目光望向哪里。
在开塞利一处曾被土耳其财政部使用过的建筑群内，住着约1000名维吾尔人，由土耳其警方把守。住在里面的不少人都表示，他们向“蛇头”支付了数千美元，经历了艰苦旅程，离开中国，终点是土耳其。
这趟冒险的旅程并不顺利，他们在偷渡过程中被第三国扣押，后由土耳其政府出面接回。“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断断续续一千来人吧，经过各个途径，主要是泰国，还有一部分从马来西亚（接回的），几乎都安置在开塞利。”长期做贸易生意的维吾尔人热合买提说。这是他在土耳其生活的第10个年头。与上述同胞不同，他并非偷窥者，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这处建筑群由大约10座5层楼房组成，维吾尔人的公寓也分布在其中，因为缺少家具而显得异常宽敞。其中一间公寓被辟作男孩们的古兰经学校。一红一蓝两面巨大的星月旗悬挂在两座楼之间，红色那面是土耳其国旗，蓝色那面旗帜则被维吾尔流亡者们看作是“东突厥斯坦”的象征。
他们带着对保守教义的虔诚和对穆斯林国家的憧憬踏上了偷渡之路，却往往在到达后发现，土耳其比他们所想象的要更世俗。而由于偷渡问题的敏感性，他们的存在也为中土关系添加了更多不确定性。
营生方式多元
他们并不是开塞利的第一批维吾尔流亡者。早在中共建政之前，就有一包括“东突”领导人在内的维吾尔人流亡土耳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集中安置在开塞利。1952年，又有1800多名维吾尔人移居土耳其，同样被安置于此。早期在开塞利的流亡者至少经过了两代人，其中一些穷其一生也未到过新疆，甚至不会说维吾尔语。
2011年，在中土建交四十周年之际，土耳其驻华大使埃森利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大约有30万维吾尔人（包括其后裔）生活在土耳其。但中国官方并未给出国明确数字，媒体报道中最常见的是10万维吾尔人，多数是二、三代移民，而土总人口为7000多万。
走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如果打开手机上中国大陆流行的社交软件——陌陌，可以看见附近清一色是有着深深轮廓的维吾尔面孔，许多人的签名栏里写着：中土翻译、导游、办居留证，显现了多元化的营生方式。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赴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多以经商、开杂货店为主，其中不少人积累了一定财富。中共建政后赴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有的从事中土之间的服装、丝绸、瓷器和中药贸易，有的开设中餐馆和中医针灸诊所。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后，又有一定数量的维吾尔人以探亲、朝觐身份到达土耳其后，经亲友担保而留下，多经营中医诊所、旅行社、餐馆，或在跨国公司供职。
建国后过去的人分成北疆和南疆两派，据热合买提介绍，北疆人接触汉语环境较多，从事的一般都是中国有关的工作，比如经商，或是翻译。现在华为、中国水电建，还有一些大的企业，都有长驻土耳其这边的维吾尔员工。华为招聘很多会汉语和土耳其语的维吾尔人，欧普手机响开拓土耳其市场，也招维吾尔人；相比来说，南疆来的如果不懂汉语，大部分在伊斯坦布尔的商业区做些小买卖，从事零售、批发行业。“喀什、和田地区的人最多，都从国内温州、义乌进口小商品，做批发生意。”
除了维吾尔人外，也有不少哈萨克人在土耳其生活、工作，他们中许多人从事皮衣和塑料制品的加工和销售，生活较为宽裕。
相较而言，在土耳其的汉族人则要少得多，他们多是国内大企业派驻此地的员工，如华为、中电光伏、中车、新希望等。也有一些自费来此的汉族留学生，以及开饭店、从事旅游业的私企老板。其中，做石材出口贸易的汉族商人数量不少。“中国进口的大理石52%是土耳其的”，研究中土经贸关系的北京大学土耳其学者乌穆特•艾尔吉苏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大部分华人在土耳其安居乐业，总体生活水平尚可。在现实生活中，不同民族的华人之间常有往来。一位在土耳其经营石材生意的中国商人表示，在石材贸易中，维吾尔人就经常在土耳其人和汉人之间，扮演翻译或牵线人的角色。
“在土耳其的批发市场，你可以看到汉人的店和维吾尔人的店挨在一起，一起聊天，一起喝茶，一起换货。但一谈到政治问题上，就很快翻脸了，这种事情很常见。”热合买提说。
遥远的影响力
“作为穆斯林，都会向往穆斯林国家。”维吾尔族外科医生阿里木，出生在乌鲁木齐，来土耳其一年多了。“来之前觉得（土耳其）很华丽，新疆有很多土耳其产品，” 纺织品花花绿绿的，特别好看。”阿里木说，“人会想生活在适合自己的环境，包括饮食、文化和信仰。所以那时觉得伊斯坦布尔是最好的。”
生活在喀什的苏莱曼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街上出售盗版光盘的店铺，已被土耳其电影和电视剧占领了。苏莱曼对于这些影视作品并不感冒，“水平不太高”，喜欢好莱坞电影的他这样评价。但他无法否认，这些影视作品对新疆多数维吾尔人的影响巨大。
“近十年来，土耳其文化对新疆的影响非常大。很多维吾尔人在家里看的都是土耳其的电影和电视剧，他们觉得土耳其的生活比较好。”由于同属突厥语民族，维吾尔人在文化上对土耳其容易形成虚幻的归属感。加上土耳其语与维吾尔语非常接近，“60%能听懂，学3个月之后就能听懂90%以上了。”苏莱曼说。
通过私自架设卫星电视，以及购买盗版光盘的方式，许多维吾尔人潜移默化地感受着他们心中的土耳其。“汉族看韩剧是一种时尚，维吾尔人看土耳其电影、电视剧，会觉得更亲近，文化上更容易接蔓。”阿里木说。
热合买提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土耳其是许多维吾尔人所谓的“promised land（应许之地）”。“马来西亚也不错，但语言障碍太大。在土耳其，一个勤快点的维吾尔小孩，高中过去，学个3-4个月的强化班，就可以通过高考，很多人分数还不错。”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采访过一些偷渡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男子说，2002年世界杯期问他还在大学读书，当时中国队与土耳其队被分在同一小组，结果自己选择支持土耳其队，汉族学生感觉受到了冒犯，双方还为此打了一架。另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维吾尔男子则说：“我想念我的祖国，那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但我在土耳其很快乐。”
土耳其的“两泛”思潮
1923年，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之后，展开了一系列世俗化改革，奠定了土耳其现代化的基础。此后的土耳其一直坚持以世俗化为目标，防止宗教势力的干政。打上了凯末尔烙印的土耳其军方成了维护世俗化的坚定力量，甚至不惜为此多次发动政变。
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热合买提告诉记者，军方在世俗化原则上的坚守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有些学生会用阿拉伯语说Assalamu alaykum（愿真主赐予你平安），（军人）发现这种情况就让学生站住，说‘你必须用突厥语问好’。”
今日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因“反世俗罪”被判处4个月监禁，剥夺政治权利5年，他当时所在的政党也被取缔。
除了对抗泛伊斯兰思潮之外，军方在对待泛突厥主义方面也采取了压制态度。凯末尔在世时，在国内建立“土耳其人国家”的身份认同。当时的土耳其是世界上唯一以突厥民族为主体的国家，泛突厥主义在外交上无法带来实际益处。
随着苏联解体，中亚和高加索的突厥语国家纷纷赢得独立，土耳其在当时的“突厥国家”中，无疑有着最强的国力和最完善的体制。一夜之间，土耳其从古老民族仅存的硕果，一跃而成新兴突厥世界的领袖。泛突厥主义也成了土耳其联系中亚、高加索国家，进行外交合纵的重要意识形态。
2000年，土耳其主管中亚经贸事务国务部长柴伊建议，土耳其应仿效阿拉伯联盟体系，与宗教、语言及习俗上渊源极深的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及吉尔吉斯斯坦等五国，建立一个突厥国家联盟。这一表态引起俄罗斯外交部的强烈抗议，称这是一项非友好的表示，与双方目前友好关系发展相抵触。
埃尔多安上台后，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军方力量。2010年土耳其公投通过新宪法，削弱军权和司法权。2011年，土耳其军方总参谋长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被重新任命，奉行世俗化的军方遭到前所未有的压制。美国《时代》周刊曾如此评价埃尔多安：“他表面是个世俗派，骨子里是个伊斯兰保守派。他总是西装革履，也主张妇女在公共场合不要蒙面纱．但他的妻子不论什么时候都会用头巾严严实实地裹住自己的头发。”
土耳其不少人称中国新疆地区为“东突厥斯坦”，许多人甚至只知有“东突厥斯坦”而不知有新疆。
在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迅速走出之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状态，还实现了年均经济增长率7%的历史最高水平。这使得土耳其人自奥斯曼帝国衰落后久违的大国意识得以觉醒，民族自豪感与日俱增。“土耳其觉得自己是突厥国家的老大，穆斯林的保护者。”乌穆特说。
随着埃尔多安个人权威的增长，土耳其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也出现回潮。一些激进组织对突厥语民族的国家或地区情况抱有极大关注，有成员参与车臣和科索沃战争，在“东突”组织的反华示威活动中也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政策制定上，土耳其政府也遵循突厥人和穆斯林优先的原则。突厥民族的移民相较于其他民族更容易获得土耳其国籍，据热合买提介绍，其他民族除非和土耳其人通婚，否则想入籍非常难。此外，土耳其还通过提供奖学金名额吸引突厥人才。“奖学金一般只给突厥语学生或是穆斯林地区的人，巴尔干地区只给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或者塞尔维亚的学生，必须证明自己是穆斯林。”热合买提说，而汉族学生大多数都是自费留学。
外交层面上，“两泛”思潮也促使土耳其政府积极将手伸出国界，更多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在2010年第10届突厥语国家峰会上，时任土耳其总统居尔喊出了“六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口号。
埃尔多安不仅公开支持哈马斯并接见其领导人，还在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当众谴责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他也坚定支持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谴责军方政变。在2011年叙利亚国内局势出现动荡后，土耳其不仅在外交上谴责阿萨德政府，甚至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并采取诸多行动支持叙利亚反对派。
土耳其的做法，引起相关国家的不满。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曾谴责其为中东“穆斯林兄弟会轴心国”的领袖。此前土耳其对待“伊斯兰国”(IS)的暖昧态度，也遭到国内外的广泛诟病。土耳其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曾指责埃尔多安纵容和包庇邻国的恐怖主义活动。
这种突厥人优先和倾向伊斯兰的外交政策，自然也影响到土耳其在维吾尔人问题上的立场。
偷渡者的变迁
据称，曾经有过偷渡到土耳其的汉人比维吾尔人更多的时期。作为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土耳其是这段漫长旅途的中转站。来自福建福清或浙江青田的中国人，在这里作短暂的停留，然后前往欧洲。
“那时的偷渡客大多是汉人，维吾尔人很少。”热合买提不愿透露是如何获知这些细节的，只是说，在偷渡环节上，中国人不分民族，曾经建立起分工明确、地域广泛的合作——负责管理、运输、看管，或者在里面做翻译挣学费的，多是维吾尔人；在保加利亚、希腊接他们的是汉族人，也有些维族人跑去欧洲做“蛇头”。“一些温州人上世纪90年代初就到土耳其了，每当有偷渡客在边境被抓，就去赎人。这些人稍稍有点面子、后台，赎完人再卖给‘蛇头’”。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本世纪初。在一次抓捕中，土耳其警方在7个城市200多个地点同时行动，“土耳其人、汉族人、维吾尔人，只要是和偷渡相关的一锅端掉。”热合买提说，“自那之后，（偷渡）就比较少了，再加上中国大陆经济越来越好，想去欧洲的人少了。”
然而，近年来，东南亚各国多次扣押欲取道本国偷渡往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许多偷渡者被扣押后往往自称是土耳其人，他们多经由中国西南边境偷渡，大部分经由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辗转来到土耳其。 中国西南边境形势与新疆截然不同。新疆与邻国的接壤地带，往往存在严寒、高山等严酷的自然环境，跨境通道非常有限，加之近年来边防管控的日趋严厉。许多偷渡者便将西南边境地区作为自己出境的理想通道。和先前的汉人偷渡者不同，土耳其是许多维吾尔偷渡者的终点站。而部分偷渡出境的维吾尔人甚至持有“土耳其护照”。
据英国BBC7月14日报道，3名维吾尔男子因持有伪造的土耳其护照，并在印度尼西亚意图加入伊斯兰极端组织，被当地法院判处6年监禁。在审讯中，他们先是声称自己是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后又改口称其来自土耳其，于是被当庭要求唱土耳其国歌，未果。
去年3月12日，泰国警方曾在该国南部，毗邻马来西亚的宋卡府扣押了213名偷渡者，他们藏身于一个橡胶种植园。据报道，这些偷渡者有高加索人的体貌特征，女性都以头巾蒙住面部，只露出一双眼睛。这些人拒绝承认是中国公民，以避免被强制遣返。
偷渡之旅充满艰辛，“对‘蛇头’而言，维吾尔人意味着现钞。如果你是个越南人，他们收1000美元，但如果你是一个维吾尔价格就会上涨5倍，有时甚至10倍。”一名54岁的维吾尔偷渡者告诉路透社。
7月9日，中国警方从泰国遣返回国109偷渡人员和组织偷渡团伙成员。几天来，乌鲁木齐的留置场所内，多名偷渡人员向大陆媒体讲述了自己在境外恐怖组织的蛊和操纵下，变卖一切偷渡出境后沦为“蛇头”赚钱工具，继而一无所有、妻离子散的经历。
大陆警方的介绍称，这批从泰国遣返的偷渡人员与境外恐怖组织“东伊运”及国际反华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组织想通过各种手段将这批人运输到土耳其 ，再去叙利亚加入IS等恐怖组织，进行圣战”。
维吾尔偷渡者逐渐成为中、土、泰三方在外交领域的一个敏感点，并演变出一场外交拉锯战。中方指称部分偷渡者试图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希望泰方按照国际惯例将这些人造返回中国。土耳其则基于“民族和宗教感情”，对偷渡者抱以同情态度，希望为他们提供庇护。
去年11月28日，时任土耳其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曾就非法滞留泰国的400多名新疆人发表言论：“有泰国官员知会我们，该国发生人贩活动，涉及一些自称土耳其公民的人员。我在纽约和北京期间，分别提请泰国外长和中国外长关注此事，并告诉他们土耳其愿为这些人提供庇护。”
泰方在近期将200多名扣押的维吾尔偷渡者分别遣返中国及土耳其，引来土耳其官方的谴责，并点燃了土耳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泰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因此受到冲击。联合国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东伊运”头目阿布都卡德尔·亚甫泉甚至对依照国际法通行规则实施遣返行为的泰国发出赤裸裸的威胁：“对泰国的罪行，我们会寻找适当的时机反击，这是不可饶恕的。”
土驻外使馆提供便利
年长的维吾尔人告诉阿里木，四十多年前的维吾尔人是如何骑着毛驴从新疆来到土耳其，“从新疆到西藏腹地，冉到巴基斯坦，最后来到这里，连护照都不用”，阿里木说。
随着各国边境管控日渐规范，骑着毛驴去土耳其不可能再发生了但是土耳其对这些外来者的开放姿态却一直未变。无论是民风、传统还是在法律上，土耳其对外来非法移民的态度一向宽容，并非仅限于维吾尔人。
“只要你入境了，随便找个担保人，就可以拿到六个月居住权。到期后冉由内政部批文，每年允许几千人拿到居住证，几千人拿到国籍。没拿到就继续等。”热合买提说，他在土耳其从未听说有偷渡者被遣返一事。
土耳其人有好客传统，尤其是对被他们视为兄弟的突厥语民族和穆斯林。当地人时常会开着卡车来到开塞利的捐赠点，卸下桌椅、食用油、衣物和无数西红柿。据阿里木观察，现在安卡拉街头的乞丐变多了-土耳其朋友说，他们都是周边国家来的难民。“在土耳其，非法入境的人太多了，光是叙利亚就有100多万人在这里。只要不犯罪，用新疆的话说，尽管去挣你的‘馕钱’。”
在这种开放性姿态的基础上，加之以民族和宗教情结，便不难理解土耳其驻部分东南亚国家使馆工作人员为偷渡提供便利的情况。
据大陆媒体报道，去年10月以来，中国警方已在境内抓获22名土耳其籍犯罪嫌疑人，他们受土耳其境内“蛇头”指挥，组织偷渡，而假造、变造土耳其护照的地点也在土耳其境内。
去年9月，土耳其驻某东南亚使馆工作人员曾直接参与营救被当地执法部门扣押的中国籍偷渡团伙头目，谎称此人系土耳其公民，多次施压要求放人，最终成功将其送往土耳其。
今年2月，被抓获的组织偷渡者吾布力喀森·麦提如向警方供述，他拿着偷渡者的照片和编造的土耳其名字，在土耳其驻某东南亚国家使馆办理了500多份土耳其身份证明，得以使400多名中国籍偷渡者以土耳其公民名义进入土耳其。今年6月，中国警方与东南亚国家展开联合行动，在一犯罪嫌疑人住处查获653本土耳其护照。专家称，上述护照均系伪造，偷渡者却能够持此类护照顺利入境土耳其。
土耳其最大的英文媒体《今日时代》今年4月引述当地《迈当日报》的报道称，一位名为NuraliT的维吾尔人_直向外国激进主义者提供假护照，使得他们得以抵达土耳 其，进而进入叙利亚加入IS。Nurali T靠着这一门生意赚取了1300万土耳其里拉。报道指出，大多数持有假护照入境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会在土耳其机场被警察发现，当收缴了假护照之后，就会被释放。热合买提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近期由于国际压力，土耳其警方加强了土叙边境的管控，“在边境城市抓到一些维吾尔人，到伊斯坦布尔再放掉”。
土耳其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在维吾尔人偷渡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据路透社披露，一份名为“土耳其共和国外地人紧急旅行文件”的东西曾被发给维吾尔偷渡者，这份文件只对到访土耳其有效。而在成功偷渡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中，有一名4个月大的婴儿。他的母亲声称，她与孩子被人蛇集网从中国运出，辗转柬埔寨、越南和泰国，最终通过土耳其驻吉隆坡大使馆的外交官得到了这份文件。文件显示，这名年幼的偷渡客出生在新疆吐鲁番，国籍一栏填着“东突厥斯坦”( East Turkestan)。
今年7月泰国抓获偷渡者后，在土耳其一家电视台的节目中，“东伊运”头目亚甫泉也证实了这一点。据《新疆日报》报道，他在访谈节目巾称这批偷渡者在泰国被抓获后，“东突厥斯坦’通过‘外交’手段极力营救，无论是我们还是别的组织，每个人都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没有效果。”
对安卡拉而言，这是个棘手而尴尬的问题。一直以来，土耳其官方从不讳言其乐于为那些已进入土耳其国境的流亡者提供庇护，但却否认曾直接在国外协助维吾尔人离开中国。
中国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处长童碧山对此表示，土耳其在其位于东南亚的大使馆向维族人提供旅行文件已经被提到“高层”，“土耳其政府整体态度不差，但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大使馆的员工有提供协助。”
复杂的土耳其维吾尔人江湖
土耳其存在着各种维吾尔人流亡团体和组织，或世俗或宗教保守，彼此之问亦存在分歧与斗争。一些团体主张“圣战”解放“东突厥斯坦”，一些团体则避免公开支持暴力或恐怖主义。
共同的是，他们长期以来，通过各种方式谋求“东突厥斯坦”的独立。由于这些团体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社会中颇为活跃，即便是对政治不感冒的维吾尔人，有时也不得不与之打交道。
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出于对突厥语民族和穆斯林的照顾，土耳其政府对一些突厥语、穆斯林国家（地区）来土求学的学生给予优厚的奖学金。获奖学生只要通过土耳其大学选拔考试，不但可以免除学费，还能享受医疗、住宿，甚至还有交通费用的减免。但这些奖学金项目，几乎都掌握在“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手中。“自费的学生管不着，但只要想拿奖学金就得接触（他们）。”热合买提说。
由于存在这样一层关系，“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得以进行宗教意识形态的输出。该协会组织能力极强，每年暑假或寒假，他们会把很多国外的维吾尔族学生请到土耳其的山上开讲经会。据中国官媒报道，这些讲经班时常为恐怖组织物色、培训人才。
“在土耳其每一个维吾尔人都清楚这个，它就像个大部分人虽然反感，但是不会直接戳破的气球。”热合买提表示。
大部分偷渡至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信奉保守的瓦哈比教派。“但并不代表他们就都是恐怖分子，一些人只是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就像苦行僧。”热合买提说，这些保守的穆斯林们，初到土耳其时，会惊讶于其世俗化。后来就慢慢适应，各找各家，物以类聚。“比如和田人居住在一个区域，喀什人居住在另一个区域。一般来说，北疆来的维吾尔人比较世俗，走极端路线的人少，融人环境很快，经常往巾国跑，生活也不错。”
在伊斯坦布尔，每个区之间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比如一个区全是戴面纱的女性，再往下走2公里就是红灯区。“你走个几公里就能看到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彼此之间互不干涉。”热合买提说。
49岁的新疆维吾尔人Adil Abdulgaffar承认，他们知道有人穿越土耳其国界进入叙利亚，加入IS，但数量很少。他告诉路透社，那些武装分子引诱他们，声称会训练他们以维护维吾尔人的福祉，会给他们武器，来对抗北京。“有人离开土耳其去叙利亚，他们希望这些承诺会被兑现。但我也知道他们很后悔，希望回来。”
据《新疆日报》8月4日报道，在最近一批被从泰国遣返的偷渡人员中，许多人坦承自己受了欺骗和蛊惑，听信了“迁徙圣战”的理论。
“那个叫阿巴拜克热的人说，不搞‘迁徙圣战’会下‘火狱’，‘圣战殉教’可以进‘天堂’。我就信了他的话，想进‘天堂’。”一名被遣返的偷渡者说，阿巴拜克热反复叮嘱，如果途中被抓就说自己是土耳其人。在被欺骗的人中，有人文化程度较低，连借条也不会写，更不懂伊斯兰教义，很容易便信了蛊惑者的话，走上了“圣战”之路。
此类谎言并不罕见，就在7月9日，还有人借此煽动被遣返人员中的一部分人在登机过程中袭击中泰两国警务人员。
至于那些最终成功到达了土耳其的人，他们对于“圣战”的态度也并非如外界所想那般充满热情。
热合买捉认为，赚取“馕钱”是这些背井离乡者最迫切的需求，这和来自他国的流亡者并无不同。
医生阿里木没有参加7月的游行，这段时问他选择不出门，尽管维吾尔人是示威者声援的对象。“你不知道会不会被扔酒瓶或催泪弹。”他说，“况且，我在国内做过10年急救工作，如果看到中国人（受伤），我肯定要救他，但他们（示威者）一看肯定会问：你这么做，你是什么人？”
作者：吴如加
土耳中部城市开塞利。在西方媒体的镜头下，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幼童站在一堆捐赠的杂乱衣物中，口中含着奶嘴，不止该将目光望向哪里。
在开塞利一处曾被土耳其财政部使用过的建筑群内，住着约1000名维吾尔人，由土耳其警方把守。住在里面的不少人都表示，他们向“蛇头”支付了数千美元，经历了艰苦旅程，离开中国，终点是土耳其。
这趟冒险的旅程并不顺利，他们在偷渡过程中被第三国扣押，后由土耳其政府出面接回。“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断断续续一千来人吧，经过各个途径，主要是泰国，还有一部分从马来西亚（接回的），几乎都安置在开塞利。”长期做贸易生意的维吾尔人热合买提说。这是他在土耳其生活的第10个年头。与上述同胞不同，他并非偷窥者，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这处建筑群由大约10座5层楼房组成，维吾尔人的公寓也分布在其中，因为缺少家具而显得异常宽敞。其中一间公寓被辟作男孩们的古兰经学校。一红一蓝两面巨大的星月旗悬挂在两座楼之间，红色那面是土耳其国旗，蓝色那面旗帜则被维吾尔流亡者们看作是“东突厥斯坦”的象征。
他们带着对保守教义的虔诚和对穆斯林国家的憧憬踏上了偷渡之路，却往往在到达后发现，土耳其比他们所想象的要更世俗。而由于偷渡问题的敏感性，他们的存在也为中土关系添加了更多不确定性。
营生方式多元
他们并不是开塞利的第一批维吾尔流亡者。早在中共建政之前，就有一包括“东突”领导人在内的维吾尔人流亡土耳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集中安置在开塞利。1952年，又有1800多名维吾尔人移居土耳其，同样被安置于此。早期在开塞利的流亡者至少经过了两代人，其中一些穷其一生也未到过新疆，甚至不会说维吾尔语。
2011年，在中土建交四十周年之际，土耳其驻华大使埃森利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大约有30万维吾尔人（包括其后裔）生活在土耳其。但中国官方并未给出国明确数字，媒体报道中最常见的是10万维吾尔人，多数是二、三代移民，而土总人口为7000多万。
走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如果打开手机上中国大陆流行的社交软件——陌陌，可以看见附近清一色是有着深深轮廓的维吾尔面孔，许多人的签名栏里写着：中土翻译、导游、办居留证，显现了多元化的营生方式。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赴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多以经商、开杂货店为主，其中不少人积累了一定财富。中共建政后赴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有的从事中土之间的服装、丝绸、瓷器和中药贸易，有的开设中餐馆和中医针灸诊所。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后，又有一定数量的维吾尔人以探亲、朝觐身份到达土耳其后，经亲友担保而留下，多经营中医诊所、旅行社、餐馆，或在跨国公司供职。
建国后过去的人分成北疆和南疆两派，据热合买提介绍，北疆人接触汉语环境较多，从事的一般都是中国有关的工作，比如经商，或是翻译。现在华为、中国水电建，还有一些大的企业，都有长驻土耳其这边的维吾尔员工。华为招聘很多会汉语和土耳其语的维吾尔人，欧普手机响开拓土耳其市场，也招维吾尔人；相比来说，南疆来的如果不懂汉语，大部分在伊斯坦布尔的商业区做些小买卖，从事零售、批发行业。“喀什、和田地区的人最多，都从国内温州、义乌进口小商品，做批发生意。”
除了维吾尔人外，也有不少哈萨克人在土耳其生活、工作，他们中许多人从事皮衣和塑料制品的加工和销售，生活较为宽裕。
相较而言，在土耳其的汉族人则要少得多，他们多是国内大企业派驻此地的员工，如华为、中电光伏、中车、新希望等。也有一些自费来此的汉族留学生，以及开饭店、从事旅游业的私企老板。其中，做石材出口贸易的汉族商人数量不少。“中国进口的大理石52%是土耳其的”，研究中土经贸关系的北京大学土耳其学者乌穆特•艾尔吉苏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大部分华人在土耳其安居乐业，总体生活水平尚可。在现实生活中，不同民族的华人之间常有往来。一位在土耳其经营石材生意的中国商人表示，在石材贸易中，维吾尔人就经常在土耳其人和汉人之间，扮演翻译或牵线人的角色。
“在土耳其的批发市场，你可以看到汉人的店和维吾尔人的店挨在一起，一起聊天，一起喝茶，一起换货。但一谈到政治问题上，就很快翻脸了，这种事情很常见。”热合买提说。
遥远的影响力
“作为穆斯林，都会向往穆斯林国家。”维吾尔族外科医生阿里木，出生在乌鲁木齐，来土耳其一年多了。“来之前觉得（土耳其）很华丽，新疆有很多土耳其产品，” 纺织品花花绿绿的，特别好看。”阿里木说，“人会想生活在适合自己的环境，包括饮食、文化和信仰。所以那时觉得伊斯坦布尔是最好的。”
生活在喀什的苏莱曼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街上出售盗版光盘的店铺，已被土耳其电影和电视剧占领了。苏莱曼对于这些影视作品并不感冒，“水平不太高”，喜欢好莱坞电影的他这样评价。但他无法否认，这些影视作品对新疆多数维吾尔人的影响巨大。
“近十年来，土耳其文化对新疆的影响非常大。很多维吾尔人在家里看的都是土耳其的电影和电视剧，他们觉得土耳其的生活比较好。”由于同属突厥语民族，维吾尔人在文化上对土耳其容易形成虚幻的归属感。加上土耳其语与维吾尔语非常接近，“60%能听懂，学3个月之后就能听懂90%以上了。”苏莱曼说。
通过私自架设卫星电视，以及购买盗版光盘的方式，许多维吾尔人潜移默化地感受着他们心中的土耳其。“汉族看韩剧是一种时尚，维吾尔人看土耳其电影、电视剧，会觉得更亲近，文化上更容易接蔓。”阿里木说。
热合买提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土耳其是许多维吾尔人所谓的“promised land（应许之地）”。“马来西亚也不错，但语言障碍太大。在土耳其，一个勤快点的维吾尔小孩，高中过去，学个3-4个月的强化班，就可以通过高考，很多人分数还不错。”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采访过一些偷渡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男子说，2002年世界杯期问他还在大学读书，当时中国队与土耳其队被分在同一小组，结果自己选择支持土耳其队，汉族学生感觉受到了冒犯，双方还为此打了一架。另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维吾尔男子则说：“我想念我的祖国，那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但我在土耳其很快乐。”
土耳其的“两泛”思潮
1923年，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之后，展开了一系列世俗化改革，奠定了土耳其现代化的基础。此后的土耳其一直坚持以世俗化为目标，防止宗教势力的干政。打上了凯末尔烙印的土耳其军方成了维护世俗化的坚定力量，甚至不惜为此多次发动政变。
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热合买提告诉记者，军方在世俗化原则上的坚守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有些学生会用阿拉伯语说Assalamu alaykum（愿真主赐予你平安），（军人）发现这种情况就让学生站住，说‘你必须用突厥语问好’。”
今日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因“反世俗罪”被判处4个月监禁，剥夺政治权利5年，他当时所在的政党也被取缔。
除了对抗泛伊斯兰思潮之外，军方在对待泛突厥主义方面也采取了压制态度。凯末尔在世时，在国内建立“土耳其人国家”的身份认同。当时的土耳其是世界上唯一以突厥民族为主体的国家，泛突厥主义在外交上无法带来实际益处。
随着苏联解体，中亚和高加索的突厥语国家纷纷赢得独立，土耳其在当时的“突厥国家”中，无疑有着最强的国力和最完善的体制。一夜之间，土耳其从古老民族仅存的硕果，一跃而成新兴突厥世界的领袖。泛突厥主义也成了土耳其联系中亚、高加索国家，进行外交合纵的重要意识形态。
2000年，土耳其主管中亚经贸事务国务部长柴伊建议，土耳其应仿效阿拉伯联盟体系，与宗教、语言及习俗上渊源极深的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及吉尔吉斯斯坦等五国，建立一个突厥国家联盟。这一表态引起俄罗斯外交部的强烈抗议，称这是一项非友好的表示，与双方目前友好关系发展相抵触。
埃尔多安上台后，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军方力量。2010年土耳其公投通过新宪法，削弱军权和司法权。2011年，土耳其军方总参谋长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被重新任命，奉行世俗化的军方遭到前所未有的压制。美国《时代》周刊曾如此评价埃尔多安：“他表面是个世俗派，骨子里是个伊斯兰保守派。他总是西装革履，也主张妇女在公共场合不要蒙面纱．但他的妻子不论什么时候都会用头巾严严实实地裹住自己的头发。”
土耳其不少人称中国新疆地区为“东突厥斯坦”，许多人甚至只知有“东突厥斯坦”而不知有新疆。
在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迅速走出之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状态，还实现了年均经济增长率7%的历史最高水平。这使得土耳其人自奥斯曼帝国衰落后久违的大国意识得以觉醒，民族自豪感与日俱增。“土耳其觉得自己是突厥国家的老大，穆斯林的保护者。”乌穆特说。
随着埃尔多安个人权威的增长，土耳其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也出现回潮。一些激进组织对突厥语民族的国家或地区情况抱有极大关注，有成员参与车臣和科索沃战争，在“东突”组织的反华示威活动中也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政策制定上，土耳其政府也遵循突厥人和穆斯林优先的原则。突厥民族的移民相较于其他民族更容易获得土耳其国籍，据热合买提介绍，其他民族除非和土耳其人通婚，否则想入籍非常难。此外，土耳其还通过提供奖学金名额吸引突厥人才。“奖学金一般只给突厥语学生或是穆斯林地区的人，巴尔干地区只给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或者塞尔维亚的学生，必须证明自己是穆斯林。”热合买提说，而汉族学生大多数都是自费留学。
外交层面上，“两泛”思潮也促使土耳其政府积极将手伸出国界，更多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在2010年第10届突厥语国家峰会上，时任土耳其总统居尔喊出了“六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口号。
埃尔多安不仅公开支持哈马斯并接见其领导人，还在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当众谴责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他也坚定支持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谴责军方政变。在2011年叙利亚国内局势出现动荡后，土耳其不仅在外交上谴责阿萨德政府，甚至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并采取诸多行动支持叙利亚反对派。
土耳其的做法，引起相关国家的不满。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曾谴责其为中东“穆斯林兄弟会轴心国”的领袖。此前土耳其对待“伊斯兰国”(IS)的暖昧态度，也遭到国内外的广泛诟病。土耳其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曾指责埃尔多安纵容和包庇邻国的恐怖主义活动。
这种突厥人优先和倾向伊斯兰的外交政策，自然也影响到土耳其在维吾尔人问题上的立场。
偷渡者的变迁
据称，曾经有过偷渡到土耳其的汉人比维吾尔人更多的时期。作为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土耳其是这段漫长旅途的中转站。来自福建福清或浙江青田的中国人，在这里作短暂的停留，然后前往欧洲。
“那时的偷渡客大多是汉人，维吾尔人很少。”热合买提不愿透露是如何获知这些细节的，只是说，在偷渡环节上，中国人不分民族，曾经建立起分工明确、地域广泛的合作——负责管理、运输、看管，或者在里面做翻译挣学费的，多是维吾尔人；在保加利亚、希腊接他们的是汉族人，也有些维族人跑去欧洲做“蛇头”。“一些温州人上世纪90年代初就到土耳其了，每当有偷渡客在边境被抓，就去赎人。这些人稍稍有点面子、后台，赎完人再卖给‘蛇头’”。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本世纪初。在一次抓捕中，土耳其警方在7个城市200多个地点同时行动，“土耳其人、汉族人、维吾尔人，只要是和偷渡相关的一锅端掉。”热合买提说，“自那之后，（偷渡）就比较少了，再加上中国大陆经济越来越好，想去欧洲的人少了。”
然而，近年来，东南亚各国多次扣押欲取道本国偷渡往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许多偷渡者被扣押后往往自称是土耳其人，他们多经由中国西南边境偷渡，大部分经由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辗转来到土耳其。 中国西南边境形势与新疆截然不同。新疆与邻国的接壤地带，往往存在严寒、高山等严酷的自然环境，跨境通道非常有限，加之近年来边防管控的日趋严厉。许多偷渡者便将西南边境地区作为自己出境的理想通道。和先前的汉人偷渡者不同，土耳其是许多维吾尔偷渡者的终点站。而部分偷渡出境的维吾尔人甚至持有“土耳其护照”。
据英国BBC7月14日报道，3名维吾尔男子因持有伪造的土耳其护照，并在印度尼西亚意图加入伊斯兰极端组织，被当地法院判处6年监禁。在审讯中，他们先是声称自己是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后又改口称其来自土耳其，于是被当庭要求唱土耳其国歌，未果。
去年3月12日，泰国警方曾在该国南部，毗邻马来西亚的宋卡府扣押了213名偷渡者，他们藏身于一个橡胶种植园。据报道，这些偷渡者有高加索人的体貌特征，女性都以头巾蒙住面部，只露出一双眼睛。这些人拒绝承认是中国公民，以避免被强制遣返。
偷渡之旅充满艰辛，“对‘蛇头’而言，维吾尔人意味着现钞。如果你是个越南人，他们收1000美元，但如果你是一个维吾尔价格就会上涨5倍，有时甚至10倍。”一名54岁的维吾尔偷渡者告诉路透社。
7月9日，中国警方从泰国遣返回国109偷渡人员和组织偷渡团伙成员。几天来，乌鲁木齐的留置场所内，多名偷渡人员向大陆媒体讲述了自己在境外恐怖组织的蛊和操纵下，变卖一切偷渡出境后沦为“蛇头”赚钱工具，继而一无所有、妻离子散的经历。
大陆警方的介绍称，这批从泰国遣返的偷渡人员与境外恐怖组织“东伊运”及国际反华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组织想通过各种手段将这批人运输到土耳其 ，再去叙利亚加入IS等恐怖组织，进行圣战”。
维吾尔偷渡者逐渐成为中、土、泰三方在外交领域的一个敏感点，并演变出一场外交拉锯战。中方指称部分偷渡者试图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希望泰方按照国际惯例将这些人造返回中国。土耳其则基于“民族和宗教感情”，对偷渡者抱以同情态度，希望为他们提供庇护。
去年11月28日，时任土耳其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曾就非法滞留泰国的400多名新疆人发表言论：“有泰国官员知会我们，该国发生人贩活动，涉及一些自称土耳其公民的人员。我在纽约和北京期间，分别提请泰国外长和中国外长关注此事，并告诉他们土耳其愿为这些人提供庇护。”
泰方在近期将200多名扣押的维吾尔偷渡者分别遣返中国及土耳其，引来土耳其官方的谴责，并点燃了土耳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泰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因此受到冲击。联合国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东伊运”头目阿布都卡德尔·亚甫泉甚至对依照国际法通行规则实施遣返行为的泰国发出赤裸裸的威胁：“对泰国的罪行，我们会寻找适当的时机反击，这是不可饶恕的。”
土驻外使馆提供便利
年长的维吾尔人告诉阿里木，四十多年前的维吾尔人是如何骑着毛驴从新疆来到土耳其，“从新疆到西藏腹地，冉到巴基斯坦，最后来到这里，连护照都不用”，阿里木说。
随着各国边境管控日渐规范，骑着毛驴去土耳其不可能再发生了但是土耳其对这些外来者的开放姿态却一直未变。无论是民风、传统还是在法律上，土耳其对外来非法移民的态度一向宽容，并非仅限于维吾尔人。
“只要你入境了，随便找个担保人，就可以拿到六个月居住权。到期后冉由内政部批文，每年允许几千人拿到居住证，几千人拿到国籍。没拿到就继续等。”热合买提说，他在土耳其从未听说有偷渡者被遣返一事。
土耳其人有好客传统，尤其是对被他们视为兄弟的突厥语民族和穆斯林。当地人时常会开着卡车来到开塞利的捐赠点，卸下桌椅、食用油、衣物和无数西红柿。据阿里木观察，现在安卡拉街头的乞丐变多了-土耳其朋友说，他们都是周边国家来的难民。“在土耳其，非法入境的人太多了，光是叙利亚就有100多万人在这里。只要不犯罪，用新疆的话说，尽管去挣你的‘馕钱’。”
在这种开放性姿态的基础上，加之以民族和宗教情结，便不难理解土耳其驻部分东南亚国家使馆工作人员为偷渡提供便利的情况。
据大陆媒体报道，去年10月以来，中国警方已在境内抓获22名土耳其籍犯罪嫌疑人，他们受土耳其境内“蛇头”指挥，组织偷渡，而假造、变造土耳其护照的地点也在土耳其境内。
去年9月，土耳其驻某东南亚使馆工作人员曾直接参与营救被当地执法部门扣押的中国籍偷渡团伙头目，谎称此人系土耳其公民，多次施压要求放人，最终成功将其送往土耳其。
今年2月，被抓获的组织偷渡者吾布力喀森·麦提如向警方供述，他拿着偷渡者的照片和编造的土耳其名字，在土耳其驻某东南亚国家使馆办理了500多份土耳其身份证明，得以使400多名中国籍偷渡者以土耳其公民名义进入土耳其。今年6月，中国警方与东南亚国家展开联合行动，在一犯罪嫌疑人住处查获653本土耳其护照。专家称，上述护照均系伪造，偷渡者却能够持此类护照顺利入境土耳其。
土耳其最大的英文媒体《今日时代》今年4月引述当地《迈当日报》的报道称，一位名为NuraliT的维吾尔人_直向外国激进主义者提供假护照，使得他们得以抵达土耳 其，进而进入叙利亚加入IS。Nurali T靠着这一门生意赚取了1300万土耳其里拉。报道指出，大多数持有假护照入境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会在土耳其机场被警察发现，当收缴了假护照之后，就会被释放。热合买提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近期由于国际压力，土耳其警方加强了土叙边境的管控，“在边境城市抓到一些维吾尔人，到伊斯坦布尔再放掉”。
土耳其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在维吾尔人偷渡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据路透社披露，一份名为“土耳其共和国外地人紧急旅行文件”的东西曾被发给维吾尔偷渡者，这份文件只对到访土耳其有效。而在成功偷渡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中，有一名4个月大的婴儿。他的母亲声称，她与孩子被人蛇集网从中国运出，辗转柬埔寨、越南和泰国，最终通过土耳其驻吉隆坡大使馆的外交官得到了这份文件。文件显示，这名年幼的偷渡客出生在新疆吐鲁番，国籍一栏填着“东突厥斯坦”( East Turkestan)。
今年7月泰国抓获偷渡者后，在土耳其一家电视台的节目中，“东伊运”头目亚甫泉也证实了这一点。据《新疆日报》报道，他在访谈节目巾称这批偷渡者在泰国被抓获后，“东突厥斯坦’通过‘外交’手段极力营救，无论是我们还是别的组织，每个人都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没有效果。”
对安卡拉而言，这是个棘手而尴尬的问题。一直以来，土耳其官方从不讳言其乐于为那些已进入土耳其国境的流亡者提供庇护，但却否认曾直接在国外协助维吾尔人离开中国。
中国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处长童碧山对此表示，土耳其在其位于东南亚的大使馆向维族人提供旅行文件已经被提到“高层”，“土耳其政府整体态度不差，但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大使馆的员工有提供协助。”
复杂的土耳其维吾尔人江湖
土耳其存在着各种维吾尔人流亡团体和组织，或世俗或宗教保守，彼此之问亦存在分歧与斗争。一些团体主张“圣战”解放“东突厥斯坦”，一些团体则避免公开支持暴力或恐怖主义。
共同的是，他们长期以来，通过各种方式谋求“东突厥斯坦”的独立。由于这些团体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社会中颇为活跃，即便是对政治不感冒的维吾尔人，有时也不得不与之打交道。
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出于对突厥语民族和穆斯林的照顾，土耳其政府对一些突厥语、穆斯林国家（地区）来土求学的学生给予优厚的奖学金。获奖学生只要通过土耳其大学选拔考试，不但可以免除学费，还能享受医疗、住宿，甚至还有交通费用的减免。但这些奖学金项目，几乎都掌握在“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手中。“自费的学生管不着，但只要想拿奖学金就得接触（他们）。”热合买提说。
由于存在这样一层关系，“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得以进行宗教意识形态的输出。该协会组织能力极强，每年暑假或寒假，他们会把很多国外的维吾尔族学生请到土耳其的山上开讲经会。据中国官媒报道，这些讲经班时常为恐怖组织物色、培训人才。
“在土耳其每一个维吾尔人都清楚这个，它就像个大部分人虽然反感，但是不会直接戳破的气球。”热合买提表示。
大部分偷渡至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信奉保守的瓦哈比教派。“但并不代表他们就都是恐怖分子，一些人只是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就像苦行僧。”热合买提说，这些保守的穆斯林们，初到土耳其时，会惊讶于其世俗化。后来就慢慢适应，各找各家，物以类聚。“比如和田人居住在一个区域，喀什人居住在另一个区域。一般来说，北疆来的维吾尔人比较世俗，走极端路线的人少，融人环境很快，经常往巾国跑，生活也不错。”
在伊斯坦布尔，每个区之间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比如一个区全是戴面纱的女性，再往下走2公里就是红灯区。“你走个几公里就能看到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彼此之间互不干涉。”热合买提说。
49岁的新疆维吾尔人Adil Abdulgaffar承认，他们知道有人穿越土耳其国界进入叙利亚，加入IS，但数量很少。他告诉路透社，那些武装分子引诱他们，声称会训练他们以维护维吾尔人的福祉，会给他们武器，来对抗北京。“有人离开土耳其去叙利亚，他们希望这些承诺会被兑现。但我也知道他们很后悔，希望回来。”
据《新疆日报》8月4日报道，在最近一批被从泰国遣返的偷渡人员中，许多人坦承自己受了欺骗和蛊惑，听信了“迁徙圣战”的理论。
“那个叫阿巴拜克热的人说，不搞‘迁徙圣战’会下‘火狱’，‘圣战殉教’可以进‘天堂’。我就信了他的话，想进‘天堂’。”一名被遣返的偷渡者说，阿巴拜克热反复叮嘱，如果途中被抓就说自己是土耳其人。在被欺骗的人中，有人文化程度较低，连借条也不会写，更不懂伊斯兰教义，很容易便信了蛊惑者的话，走上了“圣战”之路。
此类谎言并不罕见，就在7月9日，还有人借此煽动被遣返人员中的一部分人在登机过程中袭击中泰两国警务人员。
至于那些最终成功到达了土耳其的人，他们对于“圣战”的态度也并非如外界所想那般充满热情。
热合买捉认为，赚取“馕钱”是这些背井离乡者最迫切的需求，这和来自他国的流亡者并无不同。
医生阿里木没有参加7月的游行，这段时问他选择不出门，尽管维吾尔人是示威者声援的对象。“你不知道会不会被扔酒瓶或催泪弹。”他说，“况且，我在国内做过10年急救工作，如果看到中国人（受伤），我肯定要救他，但他们（示威者）一看肯定会问：你这么做，你是什么人？”
星期六, 7月 05, 2014
我的维吾尔“民族主义”是怎样形成的
作者：张哲（前《南方周末》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居住在纽约。）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703/cc03mystory/
艾尔肯是我在纽约认识的维吾尔小伙子。他今年27岁，来自新疆，长得高鼻深目，典型的突厥人俊朗面孔。两年前，他留学来到美国。今年以来，从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起，维吾尔人和新疆话题屡屡登上新闻，我们也会时不时交换一些看法。
生活中的艾尔肯温和而腼腆，但讨论历史、政治、维吾尔社会等话题时，他又会变得自信而滔滔不绝。虽然在我看来，他的成长经历中，超越民族的普世性远远多过维吾尔民族的特殊性，但他却很注意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时常把“我们这个民族”挂在嘴边，伴以自豪的神情。并且他不喜欢“维族”这个汉语的简称，坚持要我用“维吾尔”的全称，因为这个简称已经“多少带有一点歧视的味道”。我有时会笑他太“民族主义”，于是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给你讲讲我的经历吧，告诉你我的‘民族主义’是怎么形成的。”
经过前后八次采访，艾尔肯向我详细讲述了他的成长经历。也许因为身在海外，他在讲述中相当坦诚，几乎毫不回避地涉及了与新疆有关的各种敏感议题：大到双语教育、七五事件、宗教信仰的养成、汉维民族之间的隔阂，小到穆斯林喝酒、“新疆小偷”、被人误会的体味问题，甚至他自己纠结的跨民族情感故事。他严厉抨击体制与中国现行民族政策，同时也对维吾尔人的自身问题和自己本人有诸多反思。
文章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经过艾尔肯本人审核、修改。由于家人仍然在新疆境内从事体制内的工作生活，他要求文章隐去他的部分个人信息。至于名字，他的汉族朋友们喜欢叫他“阿穆”，但他给自己选择了这个名字——“艾尔肯”，因为在维吾尔语中，它的意思是“自由”。“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他认真地说。
我出生在世俗化的维吾尔家庭
我家在北疆，父母都是党员干部。甚至我爷爷就是毛主席的忠实粉丝，他生前每次家庭聚会都要跟我们讲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他教育我们的时候最爱说的话就是，我们小时候连白面馕都吃不上，你们现在还有啥不满意的？
爷爷是1930年代出生的人，青春年少的时候赶上共和国成立、打地主、土改。他很幸运，本来是穷苦农民出身，又赶上共产党选拔本地干部，他就被选上去乌鲁木齐受教育。识字、上学，回来之后先在教育系统里做老师，很快成了政府干部，一直在地区里做到挺高的位置。因为共产党，他的人生完全改变了。
我父亲兄弟姐妹七人，全是党员。但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就没有再选择走他们这条路。我们大家族兄弟姐妹们十几个人，一个党员都没有。父母还是希望我能去政府工作，找一个铁饭碗，但我们对体制都比较失望了。我们的成长记忆就不一样，我们没挨过饿，可能会更想去追求一点精神上的东西。
我父亲是政府的干部，我母亲是幼师。他们都是“民考民”（指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学习并参加高考，与“民考汉”相对），汉语基础都不是很好，我们在家里还是讲维语，但完全不会谈什么民族问题。他们那一代人经历过文革，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宗教的因素，做礼拜也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去清真寺跟大部队意思一下。可以说，在爷爷的影响下，在很长的时间内，我的家庭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世俗家庭。
足球队，汉族同学才能做队长
我们小时候，还没有实施“双语教育”，每个维吾尔家庭在孩子上学的时候都面临两种选择——上汉语学校还是维语学校。
我家两个孩子，哥哥是“民考民”。我跟我哥从小就对着干，他怎么样我就偏不怎么样，所以我要上学时就坚决要上汉语学校。从此，我就成为了一名“民考汉”（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接受教育并参加汉语高考）。
上学第一天，我就被叫家长了。那时候我一点儿汉语也不会，我就记得几个汉族同学笑我，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血一热就冲上去跟他们打起来。其实具体怎么回事，我也记不清了，但一直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父亲都还会跟他的同事、朋友哈哈大笑着讲这件事。他很自豪，觉得男孩子嘛，想不通了就要站出来，“儿子娃娃”应该有骨气。
整个小学，我的成绩一直非常好，在班上一直是前三名。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我小学四年级，那年发生了伊犁事件（1997年2月5日至8日，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伊宁市，一系列维吾尔人的抗议示威引发骚乱和严重暴力事件，最终酿成七五前新疆境内最大规模的社会震荡）。我到现在也忘不了这事儿，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受反分裂和民族团结的教育了，爆炸的、很可怕的图片都会给我们看。当时我们能想什么呢，老师说什么我们都觉得对。我很震惊、很气愤，觉得这些搞破坏的民族分子确实太坏了，怎么能这样！
学校把我们这些维吾尔学生，也就是“民考汉”，叫在一起单独接受民族团结和反分裂教育，汉族同学则完全不用。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好像就开始被注入了一种意识，“你们是少数民族，你们跟别人不一样。”我家里从来没有对我做什么民族认同的教导，这样一种民族观念是在学校养成的。
我喜欢踢球，很快就进入了足球队。我们是汉族学校，“民考汉”的学生比例很低，但我们足球队的主力11个人，八个维吾尔，两个回族，一个汉族。我们这个民族还是继承了突厥民族血热的性格，恰好足球就要求你有这种素质，因为它要有碰撞、有激情，这是我们的优势。
问题是，我们踢球不管怎么好，那一个汉族同学就是队长。老师就这么指定的，虽然那个孩子踢得一般般。我们长大后发现，不管这个地区维吾尔人比例有多少，一把手的书记都是汉族，唉，这种情况好像挺熟悉的啊！
我对汉文化开始反感
小学快结束的时候，我的家庭开始出问题。我五年级的时候，父亲开始当官、往上走了。原来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特别喜欢跟家人在一起。突然升迁以后，酒席应酬增多，经常喝酒。父亲渐渐开始跟我母亲不说话，以工作为理由经常在外面不回家。初二那年，2001年9月17日，我父母离异了。法院裁决，我哥哥跟母亲生活，我跟我父亲。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分成了两个家庭。
我开始感到自卑，也很孤独，青春期的脆弱心理全部都出来了，学习学不进去，上课睡觉，下课踢球发泄，好像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而且因为父母离异，我觉得别人看不起我，开始有一种很深的羞辱感。
又赶上我初三那一年，由于“双语教学”的实施（自本世纪初开始，新疆大力推行中小学双语教学政策，其基本模式为理科课程，如数理化、生物等，以及汉语语文、外语、政治等使用汉语授课，其他课程，如民语语文、体育、艺术等使用民语授课；小学一年级同时开设汉语文和民族语文课，汉语文每周7节，民语文每周5节——编注），维汉学校开始大规模合并。原先维语学校的同学跟汉语学校合并，那些维吾尔同学就成为了所谓的“双语班”。
合并之后，班级调整，我父亲帮忙走关系，把我调进了尖子班。他希望我能好好努力，考进地区重点高中。但那时候我学习成绩已经很差了。而且从进尖子班开始，我对汉文化的反感也开始出现了。我是指这种成绩就是全部、培养书呆子的教育文化。同时我也觉得，相比维吾尔文化的热情活力，汉文化比较缺乏“人情味”。
成绩决定一切，班上甚至用学习成绩排座位，我就一直坐在最后面。大家就在不停地做卷子、做卷子，我只好找个同学抄一下。中考的成绩果然也非常差，只够上普通高中。但我父亲又四处走动，把我送进地区最重点的高中。我们的高中是重点学校，全疆有名，每年上内地名牌大学的学生都有不少。
我们这个年级有四个汉语班，四个双语班，在整个楼层里一边一半。双语班里绝大部分都是维吾尔同学。我从原先基本上是纯汉语文化的环境里，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大量的民族同学。初中时，我最好的两个哥们儿一个是维吾尔同学，一个是回族同学，但我们在一起都讲汉语。一些民考汉的孩子，要是家里不怎么讲维吾尔语，自己几乎都说不了几句母语。
高中时我最好的三个朋友都是维吾尔人了。其中一个朋友最后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书。他特别郁闷的一件事情是，在所有条件几乎同等、他甚至略微优于一位汉族同学的情况下，他没能被录取为飞行员学员。
高二有一次年级化学月考，最高成绩是一个双语班的维吾尔同学，他得了100分。那个双语班的化学老师——他是汉族，同时也带我们班，他来上课时说：“连民族同学都能考100分，你们怎么回事？”
结果那句话说完，坐在我身边的汉族同学们就哈哈笑起来，还笑着跟我说：“噢——你们都能考100分啦，那我们确实应该努力啊！”我当时就觉得，你们这不是歧视人家的智商吗？我当时就跟那几个开玩笑的哥们儿飙了脏话，甩脸给他们看——要知道，他们本来是这个班上我仅剩的几个好朋友。
下课我还去老师办公室抗议，我说：“老师，你刚才那句话说得太不负责任了，你知道你说完之后同学们怎么嘲笑我吗？好像是在嘲笑我们民族同学本来就笨！”老师赶紧说，“没有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误会我了。”
化学老师下次上课还专门跟同学们解释，“民族同学用自己的非母语听课，都能不犯错误，我是为了鼓励你们，不要曲解我的意思！”那几个当时笑我的哥们儿说，“不会吧，艾尔肯，我们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这么认真！”现在想想，我也不知道当时干嘛那么较真，好像从那个时候，我就有了对自己民族的保护意识。
高三时，语文老师，他也是汉族，有一次进来说了一句话，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孩子们，我又看到了你们的英语成绩比语文成绩高，可能因为你们的班主任是英语老师吧。但我真心想告诉你们，不管你们以后走到哪里，别人的语言学得再怎么好，只要你母语学不好，别人也会瞧不起你。”
这句话当时对我刺激太大了，因为我的母语我基本就不会。直到高三，我的维吾尔语只能听说，读写方面我完全不会，等于是文盲水准。那位语文老师是想鼓励大家学好汉语的语文，但他没意识到，班上还坐着我这样的“民族分子”呢。他的这些话成为了我日后自学母语的最大动力。
我的高中就这样过去了。我的高考成绩很一般，但赶上了中国大学扩招，我被南方的一所三本大学录取了，它招收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民族学生。新疆很多自治区领导的孩子，成绩不好的，或者其他有点钱的家庭，孩子都送那儿去了。
我的宗教观开始形成
父母离婚之后，我母亲面临着巨大的心理问题。加上后来外公去世，母亲像是一下坠入了人生最低谷。她几乎变成了祥林嫂，天天哭，不停跟所有人讲述自己的悲惨人生。很快她身体也不行了，腰椎间盘突出，站都站不起来，被迫手术。手术一下花了十几万，经济上也背负了巨大的压力。2004年冬天，手术后，她回到乡下静养、恢复身体，外婆也方便照顾她。
在那之前，母亲是完全世俗化的维吾尔女性，跟他们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除了饮食方面，几乎跟非穆斯林没什么区别。但看到她糟糕的状态，在她恢复身体的同时，我外婆就把她送到一个阿訇那里去做心理辅导，当时主要是想重新塑造她对生活的信心。
在新疆，对宗教有正确理解、能够很好诠释的真正的宗教人士太少了，这里可能就有政府的政策失误。政府总想把控一切，很多清真寺的阿訇变得政治性很强，南疆有的清真寺里还要升国旗，讲民族团结、计划生育。这样就产生了问题，民众对官方代表的宗教人士，就不信任了。可这样下去，当维吾尔人遇到困难，心灵感到空虚，想要主动寻求宗教帮助的时候怎么办呢？宗教极端分子就有市场了。
我母亲的幸运之处在于碰到一个好的阿訇。这位阿訇家里祖祖辈辈就从事宗教研究，自己受过高等教育，还在国外学习过。母亲的思想慢慢开始转变，比如领悟“惟有忍耐与克己方能能领悟人生的真谛”，等等。她学会了读古兰经，学会了做礼拜，但这些我当时并不知道。她从乡下回来以后，我常常去母亲那里住几天，那时候哥哥已经去上大学了。我突然感觉母亲好像变了一个人。她明显对父亲开始有了宽恕和谅解，对生活的态度也乐观起来。父亲还是世俗化的态度，甚至会诋毁母亲，来保护他自己，为他自己的选择做辩护。母亲则从脆弱状态中走出来，变成了一位大方、坚强的女性。
她并没有强迫我、要求我跟她一样去虔诚信教。但高二那年的斋月，盖德尔夜那天对我很重要。根据我们的宗教，虔诚的穆斯林在盖德尔夜要通宵礼拜、祈福。当时我很好奇，就对母亲说，不如我也跟你学习一下怎么做礼拜吧。她非常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想自愿做礼拜。自愿很重要，强迫、占有一个人就会让人产生反感。
一夜祈福、洗礼、礼拜之后，我突然觉得心里特别舒服，思想特别清晰，早上去上课的时候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
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清真寺，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我们高中的时候做礼拜是地下状态的，如果学校知道，肯定德育处会找麻烦，搞不好要处分、开除（尽管中国并无明确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禁入清真寺，但根据中共党纪规定的精神，1990年起，新疆很多地方设立行政规定，禁制未成年人进入清真寺活动；在学校，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被视为是引导学生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举措——编注）。
学校的老师们一直教育我们，宗教是封建迷信——这几乎是学校的正式教条，我们要崇尚科学，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但阿訇跟我们说什么了呢？“一个撒旦不惧怕一百个无知的人，但一百个撒旦会惧怕一个有识之士。”“你们应该去学习、去求知，不论是《古兰经》还是科学。”他还举例说，你不会看到一个教授在街上拿刀砍人，不会看到教师在当街大小便。我内心觉得，唉，阿訇好像在教育我们好好学习、不要做坏事，这也不算什么封建迷信吧？加上母亲的改变，宗教在我内心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了。
但新疆有些人总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定义宗教，要别人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让人很不舒服。有的阿訇甚至把电视也当做撒旦。有的阿訇把《古兰经》都背下来了，但他们没有去钻研。如果问他们某段经文的原意，他们解答不了。这样容易产生两种后果：要么让人完全远离宗教，要么容易让人变得特别狭隘，容易走极端。
在新疆，谈到宗教，大家下意识都觉得宗教是保守、传统的状态，排斥现代文明。如果问这些阿訇们，为什么有一段这样的讲法？由于自身对伊斯兰认识太肤浅，他们就只会告诉你，《古兰经》就是这么说的，没有为什么。你要稍微多问几句，他马上就会给你扣帽子，批判你。这些阿訇们也有一种独裁的意识。很多独立思考意识比较弱的人也不敢去反抗，只有服从。这时候如果遇到一个有私心、想其他事的阿訇，就很容易带领一批人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这也是新疆很多问题的原因之一。在我的认识中，一方面，新疆各地世俗化的进程在加速，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刻板而严格，再加上地方官员的腐败、诸多事务上的大汉族主义等因素，确实有一大批非官方的阿訇形成了带有民族情绪的极端伊斯兰思想。但我说的这种极端思想，主要是对伊斯兰教的狭隘理解和误读，而不是简单的恐怖主义思想。
虔诚的信徒为何如此暴力？
目前新疆这样的宗教环境下，很多信徒对宗教的理解能到什么程度呢？我后来遇到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大四在乌鲁木齐实习时，有一次和朋友去网吧，在二道桥附近一个维吾尔人开的，条件很好。我去用了一会儿电脑之后，想去找厕所，前台的人给我指了一个方向，我就往里走。但当时光线有点暗，我一直往里，路过一个门口时，不小心踩到一个东西。一看，坏了，是一个人做礼拜用的毡毯，原来门里面居然有一个维吾尔小伙子在做礼拜。
破坏人做礼拜仪式是冒犯别人的“罪过”。但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道歉的话，小伙子冲过来一拳打到我脸上，我直接就懵了。还没来得及说话，他人高马大，一套动作奇快的组合拳落在我眼睛、鼻子、嘴巴上，直接把我打出门去。一边打他还冲我大吼，你脑子有病吗？我在做礼拜！
我返回去找到厕所一照镜子，发现自己嘴巴肿了，鼻子流血，眼睛变成了熊猫眼。我洗了洗脸才缓过神来，我要去找他理论，但他和网吧的老板都赶我走，根本不给我讲理的机会。我直接走出网吧给我叔叔打电话。叔叔是这个区政府的干部。我说，叔叔，我被人打了，他们还不给我讲道理的机会，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
叔叔很快带着这片派出所的所长和两个警察过来了。叔叔把那个打我的小伙子揪过来，冲他一通怒吼，“还敢打人？你们这儿有没有王法了！这是什么地方，网吧、台球厅，这是做礼拜的地方吗？你们这是搞非法地下宗教，知道吗？”那个老板和小伙子都吓坏了，扣这个罪名，整个网吧都可以封掉的。
叔叔悄悄问我说，你想怎么处理？他说，你可以自己先去把那个小伙子揍一顿，然后让警察把他抓回派出所关10天。我说，千万别，叔叔，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就是想给他讲我的道理，他们不给我机会说话而已。
我就把小伙子叫到旁边的房间跟他说，我打断了你的礼拜是我不好，对不起，但你没必要这样冲动吧？我们的宗教是仁慈的宗教，暴力不符合真正的伊斯兰教义。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很害怕的样子。这样的人，看起来很虔诚，认真做礼拜，但对古兰经的理解实在太肤浅了。我跟他谈了半天，他似懂非懂地点头。
我就让叔叔把警察一起叫走了，那个所长还跟叔叔开玩笑说，叫我们来，啥事都没干啊，你这个侄子简直是“圣人”嘛！后来，那个网吧老板给叔叔打电话，说自己把那个小伙子打了一顿，算是严肃处理了。我也觉得很无奈。
在新疆，很多人对《古兰经》的领悟还停留在十世纪以前的阶段。如果加上头脑简单，又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煽动，做一些极端的事。归根结底，他们几乎没有正规的渠道去真正学习宗教，没能适应现代社会。
其实维吾尔民族是突厥世界中最早实现农业文明和城市文化的民族，相比其他突厥民族，我们可能是最温和的。而且只要接触到先进文化和新鲜事物，我们总是乐于接受。就连宗教这样难以变更的东西，我们也先后接受过萨满教、佛教和伊斯兰教。我们不是一个保守的民族。
而且维吾尔族在接受伊斯兰信仰的时候也保留了大量我们自己的文化，比如我们有麦西来甫(Meshrep)，这是一种男女都可以参加的大型歌舞聚会，其中还包含诗歌、游戏、教导，等等，这完全是我们维吾尔的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差别很大。我们没有被阿拉伯人同化，相反，我们为伊斯兰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总之，学校附近清真寺的主麻礼拜成了我高中时主动学习的一个课堂。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位我觉得特好的阿訇，是在德黑兰学习宗教知识回来的。他教给我们尊敬长辈、不要杀生。我从他这里感受到了很多正能量，我学到了要做善事，要给予，等等。两年期间，那个清真寺人来得越来越多，甚至清真寺里面坐满了都会做到街道上。但人多了，政府就紧张了，我高三快毕业的时候，政府找了个借口说这个阿訇有问题，不让他讲了。
这个阿訇有什么错呢？无非是没有按照要求宣讲政府的政策、纲领，他就是要独立地讲解自己对《古兰经》的理解。拿我的人格保证，他绝没有讲过任何反抗政府什么的敏感的话。完全没有政治的话题，他就是在讲道德，讲处世之道。
新换的阿訇我也去听过，但特别没意思，几乎就是随便读读经文，到时间就赶紧散场了。我个人认为，这个系统有一种让人悲哀的思维，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管是维吾尔干部、学者还是宗教人士，只要在民间得民心了，政府好像就要找借口把他打下去。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父亲就是政府的官员，一心想做好工作，但怎么也得不到组织信任。信任问题始终是一个雷区。
假如官方还是以打击极端为由，继续打压正常的宗教活动，我认为矛盾会愈演愈烈。这种打压甚至已经触及到了很多世俗化生活状态的穆斯林的底线。比如“黑袍”现象的出现，就是一些本来很世俗化的女孩子，可能因为对社会整体的失落感，开始以“黑袍”行动来表达自己的信仰立场。
现在大家都觉得民族关系有问题，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电脑，它的系统坏了。你不重装系统，永远就是卡机，各种卡，怎么也顺不了。这是最让人郁闷的事。
我们被当成了“新疆小偷”
2006年秋天，我上大学了。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新疆以外的土地。在这座南方的城市，气候非常湿润，到处郁郁葱葱，跟大西北满眼黄土色的景色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色调。城市也非常繁华，来到这里我当然很兴奋。学校招收了很多少数民族，有40多个民族的学生。
大学第一年的五一假期，我们五六个维吾尔学生一起进城去逛街。学校在郊区，我们去城里一趟并不太容易，本来是很开心的事。逛了一天，我们碰到一个挺大的超市，就进去买水喝。但也就十几分钟的功夫，警察来了。
两男一女，三位警察直接走到我们身边，要求查我们的身份证。我们先是特别惊讶，为什么超市那么多人，要来找我们查？警察说，“有人报警，说你们偷东西。”
我脸一下就红了，特别尴尬。我的一个哥们儿比较冲动，哗啦一下把自己的包扯开喊，“你们来检查呀！我们偷什么东西了！”我们赶紧拉住他，跟警察抗议说，怎么能这样！我们都是XX大学的学生！我们还给警察看了学生证。警察一下也很尴尬，只好说，可能报警的人误会了。但我那个比较冲动的哥们儿不依不饶，在超市里大喊大叫，警察也很下不来台，只好一直说不好意思，最后还用警车帮着把我们送回学校。
真的很气愤，也很无奈。其实我也知道，的确在这个城市里有维吾尔人做不法生意。我去过一些维吾尔餐厅，知道他们同时在做大麻和白粉的生意。我们学校里的美国留学生都知道找维吾尔学生来这里买大麻。
我还记得，2008年5月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班主任老师的电话，说学生会有老师希望我去给他们帮一个忙。我赶紧过去后才知道，当地片区的派出所抓到一个维吾尔小孩子偷东西，但他完全不会汉语，需要我去帮忙做翻译。我赶紧去派出所，看到这个小男孩才八九岁，但一点也不害怕，很淡定很老练的样子。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别害怕，我会尽量帮助你。他却只跟我说，哥哥，你让他们放我走吧。
他只知道自己老家是喀什的，但哪个县都不知道。他说自己很小的时候，一个“叔叔”说带他来内地转转，他睡了一觉就到了这个城市，具体是什么时间他也不知道。我只好请警察一定要把他送回新疆去，如果这样放他走，他肯定回去找他的“叔叔”，然后接着偷东西。
有一年暑期回新疆的时候，我们在火车上还碰到过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他们两人十五六岁，都是小时候被拐骗来内地偷东西的，然后一起被警察抓住，送他们回新疆。那个女孩子后来给我们讲了她的遭遇，包括她被控制他们的人强暴。我真的特别憎恨这些人，他们做的事彻彻底底违背了我们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
很多开新疆餐厅的人也都从事非法营生。他们利用民族问题比较敏感的情况，钻政策的漏洞，出了事就跟警察“私下解决”。有的干脆是黑道白道都有关系。这些人败坏了我们民族的声誉，也败坏了新疆的声誉。
很多内地人对新疆的印象就是小偷和沙漠，近几年还加上了恐怖分子。我们一开始还会全力解释，认真地讲要区分个别人和整个民族、地区，但时间久了真的有点麻木。碰上一些张口就骂的人，我们也无能为力。
几乎90%以上的聚会都会打架
虽然是在内地，但跟以前“民考汉”的环境相比，我几乎是生活在完全维吾尔的环境里。哥儿们在一起喝酒、踢球、弹吉他，加上有点盲目和狭隘的心理，民族自豪感一下就起来了。
但第一次老乡会，就有人打起来了。后来我才发现，几乎每次维吾尔同学聚会、喝酒，90%的可能都是最后都有人打架。这次是一个库尔勒的学弟和一个和田的学长打起来，然后他们各自的老乡就冲上去。他们打到门外，门外是一条酒吧街，有不少人围过来看热闹，还大声喊，“新疆人打架了！快来看啊！”特尴尬。女孩子们很快就散了，聚会也就这么狼狈地结束了。
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本身就血热，而且民族性之外还有地域性的问题，就很容易在酒后冲动、摩擦。维吾尔同学之间打，维吾尔人和西藏、内蒙的同学也打。我当然也得参与。不去又不行，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面子上下不来。
有一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在酒吧里喝酒，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结果，大家果然不出所料地又打起来了。几个“民考汉”的同学跟“民考民”的打。我去拉架，也被踹了几脚。我非常失望，好不容易等打完把大家叫在一起说话。我说，你们能不能讲点民族感情？这个样子，让别人怎么看我们这个民族？为了一点点小事就彼此伤害，以后我们会成什么样子？讲到后来，有的哥们儿都哭了。
那段时间很混乱。我每天早上做一次礼拜，但晚上常常又跟朋友们喝酒。喝完了早上再起来忏悔。在学习过程中，我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学了很多新知识。我还记得自己看了《伍尔夫日记》后开始写日记，对社会、人性等等有一些反思。我也开始想做一些对我们这个民族有意义的事。比如，至少能改变一些别人对新疆人粗俗、野蛮的坏印象，也是一种贡献。
被人误解的体味问题
我从大二起就被选作我们班的班长，我对自己要求更高了，好像事事考虑要代表维吾尔人的形象和名声。班上有捣蛋的同学，我把他们叫到宿舍里来，喝酒，谈心，要求至少给我撑面子，他们还真都做到了。
学校把少数民族和汉族分成了不同的班来上专业课，只有选修课大家才有一起上课这样的接触机会。汉族同学常常问一些对新疆特别缺乏常识的问题，比如你们平时上学是不是骑骆驼的，有的是半开玩笑，有的还挺认真。学校可能觉得少数民族同学底子薄，于是给我们施行特殊政策，45分及格。汉族同学是要到60分才及格的。
这种45分政策，很多人，尤其是汉族同学会觉得是一种给我们的照顾、优惠，但后来我学社会学的课程时才意识到，它应该叫做“反向歧视”。当时我没有这种认识，但也去找辅导员抗议过。我说，老师，这种政策不是歧视少数民族同学，暗示他们本来就能力低吗？老师很吃惊，她说，“啊，第一次有人这样想这个问题呢！……嗯，那你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会去反应一下！”
后来？后来就跟很多其他的事情一样，没了下文。其实我鼓起勇气去找老师反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同时面临着很多同胞们的压力。我的一个哥们儿就很生气我这样做，他觉得是我成绩好，太自私了，不考虑他们这些成绩比较差的同学。“你这样搞，要是我们不及格了怎么办？”他们是维吾尔人里的“保守派”，不想失去这些已有的“优惠政策”，但他们不明白，这样的政策只会让少数民族的同学不好好学习，那毕业了怎么办呢？到社会上工作的时候，谁会给我们优待呢？
班主任老师有一次特别小心翼翼地想跟我谈一件事，她反复强调，艾尔肯，你千万不要生气啊，我就是问一问。她是害怕伤害我的民族自尊。她说，你们这个民族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卫生习俗？我这里有几个同学反映，他们宿舍的维吾尔同学体味太大，很影响宿舍里的味道。
我的脸一下就红了。我说，老师您千万不要误会，这个跟我们的民族习俗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严格按照伊斯兰教要求，我们穆斯林是要求每天洗礼的，从生理到心理都要求绝对的纯净。
我问清了老师，是哪几位同学味道特别不好，并且保证自己会去跟他们谈谈。但从老师的办公室走出来，我也很发愁要怎么做。我们这个民族生理上有特殊性，可能汗腺比较发达。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不注意清洁卫生，的确会味道很不好。但我要直接去讲的话，太伤害这几个哥们儿的自尊了。
我找了一位学长，跟他说了这样的情况，然后一起商量要怎么做才能解决问题。后来，我们把这几个同学找在一起喝酒，喝到差不多的时候，我和学长互相使了一个颜色，他就开始讲述自己比较懊恼的事。他说，“我一度不太注意卫生，身上味道让其他同学们很不喜欢，后来特别后悔这样的事……”
然后我趁机就表示，这样的事太可惜了，我们一定自己要多注意，不能因为这种事损害维吾尔族的民族形象。其他几个同学好像想到了什么，纷纷表示赞同。
过了几天，老师特别高兴地找到我。“艾尔肯，太神奇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啊？”她说，“我找那几个反映情况的同学了解了一下，他们居然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说维吾尔同学都已经很注意个人卫生了，之前是自己太小气了！”
难产的维吾尔文报纸
大二那年，我之前高涨的自信和热情受到了一次严重打击。我们新闻学院里，汉族同学们风风火火地做起了各种各样的媒体工作，电视台、报纸，尤其他们一份报纸，经常报道学校和我们周边的新闻，让我特别羡慕。我突然想，不如我们办一份维吾尔语、或者维汉双语的报纸怎么样？
办一份维吾尔文报纸，免费发放，也确实能给我们这个群体有很多启发，比如我特别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好好学到东西，才能让自己的民族强大起来。至于经费应该也不是大问题，全市的维吾尔生意人有不少，我觉得可以拉到赞助。我身边的哥们儿们都很支持这个想法，一个个跃跃欲试。
于是，我兴冲冲地去找我们辅导员谈了这个想法，她当场表示很好、很支持，让我去找新闻学院的副院长，也是“中国新闻史”的老师谈谈。我做了很多准备，写了一个提案，信心充足地找到副院长谈。他听完后说，小伙子，很不错嘛！这个想法非常好！但是——总要有个“但是”，我觉得我在短短的人生里碰到了太多的“但是”，好话一大堆，后面来个“但是”，就全完了。
副院长也是怕打击我的热情，“但是”后面只是提了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懂维语的指导老师啊，出了政治问题谁来把关呢？
“学校从来没有这种先例嘛，”他补充道。这倒是实话，我当时查过，在新疆以外，似乎全国只有中央民族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有学生办过维语报纸。最后副院长让我做两件事，一是去找学校的民族部，问问有哪些相关规定；二是去找文学院的一位汉族老师，他以前在兵团生活过，懂一些维语，看能不能找他做指导老师。
我就马不停蹄地去找民族部，民族部的腔调也很为难，“啊……这个嘛⋯⋯这个不好办啊，我们没有这种先例，要不然，你们再去找找院领导具体谈谈？”兵团生活过的汉族老师也差不多，热情支持我的想法，但又很为难，特别委婉地表示，自己维语的语言程度没到给报纸把关的水准，最后把我很客气地送出了门。
这个时候我就有点儿失落了，原来新闻这个东西，很敏感啊！可是看那些汉族同学们，很容易副院长就给签字同意，拉来赞助，报纸就办起来了，还是每周都出的。为什么我们想办一份自己语言的报纸就这么困难呢？
我又找了院长助理——这位助理人非常好，经常跟我们一起踢球，也特别喜欢我。他表达了支持，并且帮我想办法约到了院长（兼书记）的时间，让我直接去说服领导。我做了最大的努力去准备，想到的理由包括，报纸帮助疏导学生们的民族情绪、理性正确看待民族问题、锻炼民族学生的媒体运作能力，有利于毕业后找工作，等等。
但听我啰嗦了一大堆之后，书记的第一个问题问出口，我的心都凉了。他居然问我：“你们这个民族的语言，在电脑上可以打出来吗？”
我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让人心寒的话。我都有点不想回答，但还是只好说，“可以的，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几十年了，一直有维吾尔文报纸。”他也有点不好意思，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嗯，年轻人，你的这个想法非常好啊！促进民族团结嘛。但是——”得了，“但是”又来了。
就这样，新闻院、民族部、团委，各种领导和老师把我推来推去。几个回合下来，我的热情也没了，放弃吧。虽然从始至终也没有人给我解释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办一张维吾尔文的学生报纸。
那个压抑的夏天
2009年6月26日，广东韶关事件发生了。（2009年6月26日，在广东韶关市旭日玩具厂厂区，维吾尔员工与汉族员工发生冲突并引发大规模集体斗殴。当局出动400名警力平息事态，但据官方统计，事件仍造成120人受伤，其中新疆籍81人，以及2名维吾尔员工死亡。事件起因为约10天前，有网帖谣传该厂两名汉族女工被维吾尔工人强奸。）我记得是法学院的一个哥们儿给我打电话，叫我去他宿舍，说出大事了。我到的时候，发现好多维吾尔同学都围在一起看YouTube视频。
我们看到的视频里，有一群汉族工人拿棍棒什么的打死一个维吾尔人之后在欢呼，旁边有保安样子的人就只是看着。血淋淋的画面太惨了，我法学院的哥们儿立即血往上涌，他当时就喊，我们学校有没有广东韶关的同学，我要去找他打一架！我们赶忙把他劝住。
之后很快，网络上各种激烈的言论碰撞就开始出现了。汉族人骂“新疆小偷”，“这样的民族就应该从地球上消失！”维吾尔人就骂汉族人猪、“黑大衣”（Hitay，原为俄语中对“契丹”的称呼，后统指“中国人”，现维语使用中带贬义），说他们掠夺新疆资源。从组织维吾尔人到外地用工的政策，到自治区政府在事件后的不作为，大家不断争吵，各种肮脏激烈的话都不断出现。
再到后来，所有的语言似乎都失效了——7月5日那天，我们能看到的语言就变成了“今天下午3点，自治区政府门前集合，讨回说法。只要你是维吾尔人，就把这条信息转发20个人。”对，这是我们收到的短信，而且这条短信最后还附上了那首著名的德国牧师的短诗《起初他们》，他是在忏悔，二战前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时自己没有说话，“等他们来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收到这条信息时我是在暑假回新疆的火车上，信息来自我一个中学同学、后来在新疆读大学的一个朋友。当然，信息我很快也转发了20条。没有多想，当时就是觉得大家该出来说话的时间到了。
7月5日下午我下了火车，回到家。我还给父亲带了两本《凤凰周刊》杂志，一期是讲热比娅，一期是讲喀什老城改造。他也想不到中国还有杂志用这样的视角来报道新疆问题——不那么官方，比较真实客观。我和父亲、叔叔坐在家里看杂志，还一边聊着相关的问题。
突然，表哥来到我家，气喘吁吁地说，大学生集会了，可能要出事。我们赶紧上网看，发现人人网、QQ空间上很多图片都已经出来了。从下午3点集会开始，三个多小时，自治区没有任何人出来回应。人群却在不断聚集，旁边的警察也在增加。
我有一个维吾尔族的中学同学事后告诉我，他在新疆财大上学，本来也在集会现场的。他说原本人群以学生为主，后来很多无业青年、混混、社会渣滓模样的人都进来了，而且开始喊民族口号，人群也越来越激动。他就开始害怕了，觉得不对，就抽身跑回学校。他真是幸运，离开不久，就出大事了。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杀人、抢劫、砸店，整个世界都疯狂了。彻彻底底的悲剧。那些杀人的人是完完全全违反伊斯兰教义的，《古兰经》清楚地说过，凡枉杀一人者，如杀众人。更别提那些强奸女性，杀害女性的暴徒了。更悲剧的是，这样的事一发生，两个民族直接的对立和仇恨就深到难以想象了。
不过，直到后来我也不相信如政府所说，这是境外势力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我个人觉得，如果有组织有计划，那些人不是更应该直接冲击政府或者电视台，宣布什么政治主张吗？当时的局势已经完全失控了。我觉得就是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爆发，然后无法无天的状态让那些社会渣滓为所欲为了。
整个夏天，新疆都处在紧张和动荡的气氛中。网络全部断了，短信每天也只能发15条。倒是每天都能收不少政府提示的短信。政府也几乎完全失去了公信力。身边的很多人，都宁可听信谣言也不信政府；甚至政府说了什么，大家就会把消息猜测一番，他们是想掩饰什么呢？新增装了数字电视盒之后，很多维吾尔人都认为电视盒里有监听器，不敢在家里讲什么不好的话。
我有一个哥们儿，维吾尔人，他的女朋友是一个汉族姑娘，这个姑娘的父亲是自治区公安厅的，他在七五之后痛恨维吾尔人，要求家里馕都不许吃。姑娘偷偷告诉我哥们儿之后，哥们儿不但没有安慰她，反而两人大吵一架，分手了。
对于新疆人来说，这个夏天很压抑。
我的这个民族也不是那么完美
大学里，我对自己的民族命运有了新的认识。最早是在2007年5月，我记得那时YouTube和Facebook都还可以使用，我们有一次在网吧上网的时候，突然有人发给我们一个链接，是热比娅女士的演讲。我们当时都被震撼了。一排维吾尔学生坐在网吧里，屏幕上全是一个内容。她在讲话里讲到了“东突厥斯坦”这个词，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太震撼了！几乎呼吸都屏住了，非常激动。我们以前从来没听过这个词，当时只觉得这名字好牛逼！当然，事后我们有争论，有人觉得她很了不起，有人觉得她本身没有能力代表我们的民族。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根本不了解政治，也没什么更多的知识，只是好奇。还有哥们儿找来了库莱西-苏力坦（Kurash Sultan，1980年代新疆著名歌手，后因政治原因被软禁，最终流亡海外）的一首歌，非常民族主义的歌曲，歌词里大致有这样的意思，“今天，我们迈向为自由而奋斗的道路，要让自由的火炬点亮所有地方。”在我们宿舍里用大音箱播放，那感觉太酷了。每次踢球比赛前都要听这首歌曲，然后就感觉好像是在为整个民族踢球，特别有冲劲儿。
热血之余，我也开始主动搜寻一些“三区革命”（1944年9月，在苏联的支持下，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爆发对抗国民政府统治的民族革命和武装割据，并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那段时间的历史资料来看。那年暑假我回到家里，还特地问我父亲和爷爷，咱们维吾尔人是不是还有这么一段“东突厥斯坦”的历史？父亲拍了我脑袋一下说，唉，小子不错啊，你还知道学习这些！于是父亲就给我找来了祖尔东-萨比尔(Zordun Sabir)的小说《故乡》(Anayurt)的无删节版（祖尔东生于1937年，为维吾尔文学史中地位极其重要的当代作家，他的代表作、三卷历史小说《故乡》描写的正是“三区革命”前后的历史），让我来阅读。这部小说特别棒，像是我们民族的史诗。
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我却受了一次打击。有一次，哥们儿们聚会喝酒，大家本来应该平摊费用，但有几个哥们儿当时提出没钱了，让我先垫上，我就掏钱垫了。第二天，谁也没有主动还钱的意思，害得我跑去不同的学院找他们要。有的人就半开玩笑，阴阳怪气地说，唉，艾尔肯-江（“江”在维吾尔男性名字中后缀，本来表尊敬之意），就这么几个钱你翻山越岭地跑来要，至于么？还有人就磨磨蹭蹭说，暂时没钱。
我特失望，觉得人真是自私的动物！我当时每个月父亲都会从银行账户给我转账生活费，一下没钱了，我不好意思问他去提前要。我也怕他知道我们喝酒什么的会失望。但这样一来，到月底之前，我的经济一下就困难了，我算了算，每天只能吃一顿饭。
于是我中午下课不吃饭就回到宿舍，喝点水，在床上趟一会儿，节省体力。长期挨饿的感觉真是太让人难忘了，整个人先是身体变得虚弱，然后意志力也渐渐消退。那是非常难过的感觉，我似乎明一下白了爷爷那一辈人为什么对共产党充满感激之情，从战乱动荡、“连白面馕都吃不上”的时代到吃饱肚子，这真是一种巨大的恩情，给你饭吃的人你永远也忘不了。
这时候，给我饭吃的人出现了。这是一个我同班的女孩子，我们关系非常好。她是一个回族的姑娘，她注意到我连续好几天中午不去食堂吃饭，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当然是不好意思说的。她很敏感，可能是猜到了什么，就说她要请我吃饭，我就更不干了。要请也应该是男孩子请，怎么能让女生付钱？
结果第二天中午，她给我打电话，让我从宿舍下楼一趟，说她就在宿舍楼门口。我下来之后，她递给我一个饭盒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宿舍试着做饭，没别的意思，请你尝尝，给我提点意见。你别多想，不好吃可以扔了。”说完她就笑着走了，连反应的时间都没给我。我回到宿舍里，大口大口地吃，那种幸福的感觉真的是用语言无法表达。这个月直到月底，我一直靠爱心午餐过活，我那些平时喝酒聊天的哥们儿们，居然没有一个出来关心一下我、帮助一下我。
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这个民族也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完美，这些人也不是完美的同胞和亲人。加上这期间我看了电影，《我的名字叫可汗》，影片讲述了“九一一”之后穆斯林在美国遭遇的各种歧视，以及主人公如何证明，穆斯林不等于恐怖分子。看完后我懂得一个道理，世界上的人只能分为两种，好人和坏人。我也反思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之前实在是太民族主义了。我常常抱怨汉人歧视，但不知不觉，自己也在以偏概全地去看待汉人，对汉人、甚至所有其他民族都形成了一种“异族”的对立感。
后来我也意识到，其实新疆的很多问题跟内地是类似的，比如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但很多维吾尔同胞把汉人等同为政府、共产党，把内地同样存在的社会矛盾变成了民族矛盾。
不可能的跨民族恋情
那位给我爱心午餐的姑娘是回族人，来自甘肃。我们很快就无话不谈，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吃饭、逛街、看电影，我们做了所有恋人做的事，留下了那么多美好的回忆，但我们就是没能成为真正的恋人。
原因很简单，民族问题。我是维吾尔族，她是回族，在现在的情况下，维吾尔男孩跟其他民族的姑娘恋爱、结婚是非常困难的。即便是其他突厥民族，比如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等，还要被别人指指点点、私下议论。我们本来在人性方面是完美的相配，但我必须在她和我的族群之间做出一种选择。
我们彼此离不开对方，但又不能公开恋爱，本来走在一起的时候，一看到远处有其他维吾尔人，她就得赶紧躲在后面，装作跟我不认识的样子。现在看起来，当时的我真是又自私又混蛋。为这段感情，我也曾经失眠、憎恨、饱受折磨，她也骂过我，也跟我抱头痛哭。我们考虑的事情从来都不是什么物质生活，什么买车买房，但我们要面临的障碍好像更难逾越。
大四的第一学期是实习期，我们可以选择留在家乡实习，也可以选择回到学校所在地实习。她为了想见我，决定回学校。而我那时想躲避、想结束这段不可能的恋情，就决定留在家乡实习。
这段时间我在新疆也很不愉快，经常跟朋友们喝酒。有一天在朋友家喝酒，喝多了，第二天早晨，同屋的一位老乡已经早起在床边做礼拜了，但我却翻身开始吐酒，把脏东西吐在了他做礼拜用的毡毯上。当我看到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吓得几乎浑身发抖，喝酒本身就已经是罪了，我居然还把污秽的东西吐在别人的礼拜毯子上。我到洗手间反复洗脸清醒，回来赶紧忏悔。之后我非常生气，把昨晚一起喝酒的哥们儿们都吼了一遍，我说，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你们要觉得不喝酒就没法做朋友的话，咱们这朋友就别做了！说完就气冲冲地回家。从那时起，好几年了，我真的没再喝过酒。
大四下学期，我赶紧回到学校去跟姑娘相见。那天晚上，我们在饭馆一起吃饭，本来我打算当面了结我们这段感情，但说到祝福她今后幸福的时候，她突然大哭起来，身体直发抖。她一哭我也受不了了，非常难受。我们决定先不谈论离别，在一起好好过一学期。
带着一种末日一般的感伤，我彻底把一直戴着的虚伪面具撕下来了。我开始不再躲避其他维吾尔同学，我甚至带她一起去参加我的维吾尔朋友们的聚会。她特别感动，觉得我终于愿意把她带进自己的生活圈子了。她甚至自学了一些维语，就为了能够更好融入我的生活。我的哥们儿们一开始有点不自然，好像有点别扭，但后来他们也接受了。
我一个哥们儿还给她起了个维吾尔名字“迪丽乎玛尔”(Dilhumar)，她更是喜出望外。也许到现在，她偶尔也会挂念这个名字吧。后来这哥们儿私下还跟我表示，支持我俩在一起，但他给出的理由却非常“民族主义情绪”。他说：“相对女孩嫁异族，男孩取异族更能同化妻子，可以有助于我们民族的扩张。”我只好一笑而过。
不过，这样幸福的时光太短暂了，怎么都不得不面对的就是毕业分手。火车站告别的时候，我先上火车，火车都开动了，她在站台上开始跟着火车跑，边跑边哭。
毕业后，我们试着不再联络，但又总是忍不住联系。那时，我在内地的一家文化公司工作。他们想跟土耳其进行合拍片，以新疆风土人情为主，就让我出差去新疆，做一些翻译、联系的工作。我跟同事去乌鲁木齐出差，事情不顺利，待了很久。这时候快到十一国庆节了，她突然联系我说，她和父母都想来新疆走一走，问我可不可以陪他们一起看一看？
我怎么能拒绝呢？我怎么忍心拒绝呢？
我鼓起勇气，回家跟我父亲讲。在开始讲这件事之前，我连说了几遍“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一边身体发抖，一遍讲述了这段感情。父亲很感慨，但他冷静地给我分析了几点。他说，“如果你要跟她在一起，首先我得花时间来接受这个现实，我跟她也会有一些磨合的时间；接下来，咱们得一起试着让全部大家族的人接受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最后你要有心理准备，也许你们最终会无法被我们这个社群接受，过相对独立和隔离的生活，这些是你要为感情付出的代价。当然，最终的选择权在你。”
我们谈了很久，我最终还是决定放弃感情。当时的我无法冒风险去跟整个维吾尔族群隔离。我觉得，相比爱她，我可能爱我的家人和民族多那么一点点。当然，父亲答应我好好接待他们一家人。那时候我刚刚工作，没有积蓄，父亲如果不帮助我，我是没有办法招待客人的。
在父亲和叔叔的帮助下，我尽全力招待他们一家三口，展示家乡的美好一面。不但安排食宿、交通，还请他们来我家里做客。看得出，她父母也特别喜欢我，甚至还故意留出时间给我们单独相处。抱着如果我们最终决定在一起的希望，她母亲还问到当地的房价，但我几乎不敢看她们的眼睛。
告别时，我开叔叔的车送她们去火车站。告别之后，在回来的路上，她给我发短信说，她妈妈给我留了一个信封在车后座。我赶紧去看，天，原来她妈妈装了几千块钱，还有一封信给我。钱算是这些天他们的花销，他们知道我好面子，不肯让他们花钱，所以当面没有跟我争着付账。信里妈妈说，特别感谢我这几年照顾她的女儿。还说不管以后我们会怎么样，都祝福我。
我心里百感交集。我一度埋怨、憎恨邪恶的政治，觉得是它把我们这个民族变得自我保护意识过强——与其他民族共处的困难也是因为过度自我保护，怕被同化、怕受伤害。但现在看，不管怎样，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的冷酷和自私。
我来到了美国：“维吾尔，那是什么？”
大学的后半段，我渐渐开始对电影着迷，同时对美国文化也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我也越来越热爱英语，甚至把奥巴马选举获胜的演讲背得滚瓜烂熟。
我迷恋看的美剧有一大堆，《越狱》什么的都看，最喜欢的电影则是《教父》。我选修了电影课，自己拍摄了一部作业短片，得了96分的高分。自那时起，我就想毕业后投身电影事业。我最大的梦想是做电影导演，拍摄一部以维吾尔人为主题的电影。
我喜欢美国文化，美剧里那种人道主义、英雄主义的东西我很喜欢。维吾尔人不是不接受外来事物。相反，我认为维吾尔社会很容易对外来文化产生认同感，只要这种外来文化有足够的软实力来征服我们。比如，俄罗斯文化一度被广泛认同。但汉族文化的软实力一直没能征服我们，我们常常会想到文革、饥荒、现在官场的腐败横行等等，这些事都是汉人带来的。这常常让我们有一些排斥心理。
相比汉文化，现在维吾尔人显然更接受西方文化。在新疆，维吾尔人之间聊天，要是维语里夹杂几个英文单词，别人会觉得你挺棒、挺有格调的，但你要是夹几个中文词，肯定会招来一通嘲笑：是不是维吾尔人啊，连维吾尔话都不会说了吗？
大学毕业后，我的工作也很不顺心。在新疆出差的过程中，要跟文化口、宣传口的各种机关部门打交道，结果让人非常失望。非常简单的事情，他们拖来拖去，互相推诿。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就满口讲一些虚伪无用的话。公司请各种官员吃喝了很多次，也没有结果。耗了几个月也没有批下来合拍片的许可，公司只好决定让我们回去。文化领域的非常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太让人失望了。
我决定重新考托福，申请去美国读书。很幸运，我居然被美国一所大学新闻专业的硕士项目录取了！而且更加幸运的是，由于我在大学里表现很好，又是优秀毕业生，老师和学校给我开具了证明，让我比较顺利地拿到了护照。
于是就从公司辞职，回家准备。我把消息告诉了迪丽乎玛尔。她吃惊过后，既替我高兴——她知道我一直梦想去美国学电影，又很难过、不舍。
在我回到新疆家里不久，真正让我震撼的消息来了。她突然短信告诉我，她要结婚了。自从他们一家从新疆回来，确定我们无法在一起之后，她的父母给她安排了相亲。她告诉我，那个男生比她大几岁，人很好，他们很快就要结婚了。她结婚之前那天，QQ状态变成：“真主保佑我吧，希望这次我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我的心都要碎了。
于是，两年前，我终于来到美国。一切都是全新的，我的情感也结束了。
在海外的感触很多，但首先一条是，这个世界对维吾尔人的了解太少了。我们在新疆的时候，大家都非常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骄傲，也总觉得全世界应该都了解我们。但在美国发现，完全不是这样。跟藏族人比，我们太默默无闻了。
我跟很多美国朋友聊天，他们问我哪儿来的，我说我来自中国，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开玩笑——毕竟我长得太不像他们印象里的中国人了。我只好说我是少数民族，我是维吾尔人。但“Uyghur（维吾尔）”这个词说出口之后，美国人最常见的反应是：“Uyghur？What is that？（维吾尔？那是什么？）”
这时候我简直尴尬极了。我只好问美国朋友，你知道西藏吗？他们会说，Yes！然后，我就不情愿地说，“好吧，我们在西藏旁边，我们的问题都是类似的。”
为了让美国人能多了解一点我们，我甚至和维吾尔朋友们做过一些傻事，比如，我们跑到第五大道的苹果旗舰店去，把所有的几十台电脑桌面上的Wikipedia（维基百科）都打开，在里面输入Uyghur(维吾尔)，然后悄悄走开。说不准就有一两个顾客用电脑的时候，会停下来看一眼呢。这样，不就多一两个人对维吾尔人和我的家乡多一点点了解吗？
这段时间里，我对美国文化，对我们的宗教，对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有了全新的认识。比如，我学会了分析问题，而不是简单地选边站。我不会带着那么狭隘的民族情绪去看这个世界和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我也慢慢体会到了天赋人权的含义。我相信我现在的民族观更加健康、更加完善。我也越来越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都是有原因的。当然，我做电影的梦想没有改变，希望有一天，我能为我的民族，做好这件事。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703/cc03mystory/
艾尔肯是我在纽约认识的维吾尔小伙子。他今年27岁，来自新疆，长得高鼻深目，典型的突厥人俊朗面孔。两年前，他留学来到美国。今年以来，从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起，维吾尔人和新疆话题屡屡登上新闻，我们也会时不时交换一些看法。
生活中的艾尔肯温和而腼腆，但讨论历史、政治、维吾尔社会等话题时，他又会变得自信而滔滔不绝。虽然在我看来，他的成长经历中，超越民族的普世性远远多过维吾尔民族的特殊性，但他却很注意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时常把“我们这个民族”挂在嘴边，伴以自豪的神情。并且他不喜欢“维族”这个汉语的简称，坚持要我用“维吾尔”的全称，因为这个简称已经“多少带有一点歧视的味道”。我有时会笑他太“民族主义”，于是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给你讲讲我的经历吧，告诉你我的‘民族主义’是怎么形成的。”
经过前后八次采访，艾尔肯向我详细讲述了他的成长经历。也许因为身在海外，他在讲述中相当坦诚，几乎毫不回避地涉及了与新疆有关的各种敏感议题：大到双语教育、七五事件、宗教信仰的养成、汉维民族之间的隔阂，小到穆斯林喝酒、“新疆小偷”、被人误会的体味问题，甚至他自己纠结的跨民族情感故事。他严厉抨击体制与中国现行民族政策，同时也对维吾尔人的自身问题和自己本人有诸多反思。
文章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经过艾尔肯本人审核、修改。由于家人仍然在新疆境内从事体制内的工作生活，他要求文章隐去他的部分个人信息。至于名字，他的汉族朋友们喜欢叫他“阿穆”，但他给自己选择了这个名字——“艾尔肯”，因为在维吾尔语中，它的意思是“自由”。“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他认真地说。
我出生在世俗化的维吾尔家庭
我家在北疆，父母都是党员干部。甚至我爷爷就是毛主席的忠实粉丝，他生前每次家庭聚会都要跟我们讲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他教育我们的时候最爱说的话就是，我们小时候连白面馕都吃不上，你们现在还有啥不满意的？
爷爷是1930年代出生的人，青春年少的时候赶上共和国成立、打地主、土改。他很幸运，本来是穷苦农民出身，又赶上共产党选拔本地干部，他就被选上去乌鲁木齐受教育。识字、上学，回来之后先在教育系统里做老师，很快成了政府干部，一直在地区里做到挺高的位置。因为共产党，他的人生完全改变了。
我父亲兄弟姐妹七人，全是党员。但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就没有再选择走他们这条路。我们大家族兄弟姐妹们十几个人，一个党员都没有。父母还是希望我能去政府工作，找一个铁饭碗，但我们对体制都比较失望了。我们的成长记忆就不一样，我们没挨过饿，可能会更想去追求一点精神上的东西。
我父亲是政府的干部，我母亲是幼师。他们都是“民考民”（指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学习并参加高考，与“民考汉”相对），汉语基础都不是很好，我们在家里还是讲维语，但完全不会谈什么民族问题。他们那一代人经历过文革，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宗教的因素，做礼拜也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去清真寺跟大部队意思一下。可以说，在爷爷的影响下，在很长的时间内，我的家庭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世俗家庭。
足球队，汉族同学才能做队长
我们小时候，还没有实施“双语教育”，每个维吾尔家庭在孩子上学的时候都面临两种选择——上汉语学校还是维语学校。
我家两个孩子，哥哥是“民考民”。我跟我哥从小就对着干，他怎么样我就偏不怎么样，所以我要上学时就坚决要上汉语学校。从此，我就成为了一名“民考汉”（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接受教育并参加汉语高考）。
上学第一天，我就被叫家长了。那时候我一点儿汉语也不会，我就记得几个汉族同学笑我，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血一热就冲上去跟他们打起来。其实具体怎么回事，我也记不清了，但一直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父亲都还会跟他的同事、朋友哈哈大笑着讲这件事。他很自豪，觉得男孩子嘛，想不通了就要站出来，“儿子娃娃”应该有骨气。
整个小学，我的成绩一直非常好，在班上一直是前三名。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我小学四年级，那年发生了伊犁事件（1997年2月5日至8日，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伊宁市，一系列维吾尔人的抗议示威引发骚乱和严重暴力事件，最终酿成七五前新疆境内最大规模的社会震荡）。我到现在也忘不了这事儿，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受反分裂和民族团结的教育了，爆炸的、很可怕的图片都会给我们看。当时我们能想什么呢，老师说什么我们都觉得对。我很震惊、很气愤，觉得这些搞破坏的民族分子确实太坏了，怎么能这样！
学校把我们这些维吾尔学生，也就是“民考汉”，叫在一起单独接受民族团结和反分裂教育，汉族同学则完全不用。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好像就开始被注入了一种意识，“你们是少数民族，你们跟别人不一样。”我家里从来没有对我做什么民族认同的教导，这样一种民族观念是在学校养成的。
我喜欢踢球，很快就进入了足球队。我们是汉族学校，“民考汉”的学生比例很低，但我们足球队的主力11个人，八个维吾尔，两个回族，一个汉族。我们这个民族还是继承了突厥民族血热的性格，恰好足球就要求你有这种素质，因为它要有碰撞、有激情，这是我们的优势。
问题是，我们踢球不管怎么好，那一个汉族同学就是队长。老师就这么指定的，虽然那个孩子踢得一般般。我们长大后发现，不管这个地区维吾尔人比例有多少，一把手的书记都是汉族，唉，这种情况好像挺熟悉的啊！
我对汉文化开始反感
小学快结束的时候，我的家庭开始出问题。我五年级的时候，父亲开始当官、往上走了。原来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特别喜欢跟家人在一起。突然升迁以后，酒席应酬增多，经常喝酒。父亲渐渐开始跟我母亲不说话，以工作为理由经常在外面不回家。初二那年，2001年9月17日，我父母离异了。法院裁决，我哥哥跟母亲生活，我跟我父亲。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分成了两个家庭。
我开始感到自卑，也很孤独，青春期的脆弱心理全部都出来了，学习学不进去，上课睡觉，下课踢球发泄，好像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而且因为父母离异，我觉得别人看不起我，开始有一种很深的羞辱感。
又赶上我初三那一年，由于“双语教学”的实施（自本世纪初开始，新疆大力推行中小学双语教学政策，其基本模式为理科课程，如数理化、生物等，以及汉语语文、外语、政治等使用汉语授课，其他课程，如民语语文、体育、艺术等使用民语授课；小学一年级同时开设汉语文和民族语文课，汉语文每周7节，民语文每周5节——编注），维汉学校开始大规模合并。原先维语学校的同学跟汉语学校合并，那些维吾尔同学就成为了所谓的“双语班”。
合并之后，班级调整，我父亲帮忙走关系，把我调进了尖子班。他希望我能好好努力，考进地区重点高中。但那时候我学习成绩已经很差了。而且从进尖子班开始，我对汉文化的反感也开始出现了。我是指这种成绩就是全部、培养书呆子的教育文化。同时我也觉得，相比维吾尔文化的热情活力，汉文化比较缺乏“人情味”。
成绩决定一切，班上甚至用学习成绩排座位，我就一直坐在最后面。大家就在不停地做卷子、做卷子，我只好找个同学抄一下。中考的成绩果然也非常差，只够上普通高中。但我父亲又四处走动，把我送进地区最重点的高中。我们的高中是重点学校，全疆有名，每年上内地名牌大学的学生都有不少。
我们这个年级有四个汉语班，四个双语班，在整个楼层里一边一半。双语班里绝大部分都是维吾尔同学。我从原先基本上是纯汉语文化的环境里，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大量的民族同学。初中时，我最好的两个哥们儿一个是维吾尔同学，一个是回族同学，但我们在一起都讲汉语。一些民考汉的孩子，要是家里不怎么讲维吾尔语，自己几乎都说不了几句母语。
高中时我最好的三个朋友都是维吾尔人了。其中一个朋友最后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书。他特别郁闷的一件事情是，在所有条件几乎同等、他甚至略微优于一位汉族同学的情况下，他没能被录取为飞行员学员。
高二有一次年级化学月考，最高成绩是一个双语班的维吾尔同学，他得了100分。那个双语班的化学老师——他是汉族，同时也带我们班，他来上课时说：“连民族同学都能考100分，你们怎么回事？”
结果那句话说完，坐在我身边的汉族同学们就哈哈笑起来，还笑着跟我说：“噢——你们都能考100分啦，那我们确实应该努力啊！”我当时就觉得，你们这不是歧视人家的智商吗？我当时就跟那几个开玩笑的哥们儿飙了脏话，甩脸给他们看——要知道，他们本来是这个班上我仅剩的几个好朋友。
下课我还去老师办公室抗议，我说：“老师，你刚才那句话说得太不负责任了，你知道你说完之后同学们怎么嘲笑我吗？好像是在嘲笑我们民族同学本来就笨！”老师赶紧说，“没有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误会我了。”
化学老师下次上课还专门跟同学们解释，“民族同学用自己的非母语听课，都能不犯错误，我是为了鼓励你们，不要曲解我的意思！”那几个当时笑我的哥们儿说，“不会吧，艾尔肯，我们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这么认真！”现在想想，我也不知道当时干嘛那么较真，好像从那个时候，我就有了对自己民族的保护意识。
高三时，语文老师，他也是汉族，有一次进来说了一句话，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孩子们，我又看到了你们的英语成绩比语文成绩高，可能因为你们的班主任是英语老师吧。但我真心想告诉你们，不管你们以后走到哪里，别人的语言学得再怎么好，只要你母语学不好，别人也会瞧不起你。”
这句话当时对我刺激太大了，因为我的母语我基本就不会。直到高三，我的维吾尔语只能听说，读写方面我完全不会，等于是文盲水准。那位语文老师是想鼓励大家学好汉语的语文，但他没意识到，班上还坐着我这样的“民族分子”呢。他的这些话成为了我日后自学母语的最大动力。
我的高中就这样过去了。我的高考成绩很一般，但赶上了中国大学扩招，我被南方的一所三本大学录取了，它招收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民族学生。新疆很多自治区领导的孩子，成绩不好的，或者其他有点钱的家庭，孩子都送那儿去了。
我的宗教观开始形成
父母离婚之后，我母亲面临着巨大的心理问题。加上后来外公去世，母亲像是一下坠入了人生最低谷。她几乎变成了祥林嫂，天天哭，不停跟所有人讲述自己的悲惨人生。很快她身体也不行了，腰椎间盘突出，站都站不起来，被迫手术。手术一下花了十几万，经济上也背负了巨大的压力。2004年冬天，手术后，她回到乡下静养、恢复身体，外婆也方便照顾她。
在那之前，母亲是完全世俗化的维吾尔女性，跟他们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除了饮食方面，几乎跟非穆斯林没什么区别。但看到她糟糕的状态，在她恢复身体的同时，我外婆就把她送到一个阿訇那里去做心理辅导，当时主要是想重新塑造她对生活的信心。
在新疆，对宗教有正确理解、能够很好诠释的真正的宗教人士太少了，这里可能就有政府的政策失误。政府总想把控一切，很多清真寺的阿訇变得政治性很强，南疆有的清真寺里还要升国旗，讲民族团结、计划生育。这样就产生了问题，民众对官方代表的宗教人士，就不信任了。可这样下去，当维吾尔人遇到困难，心灵感到空虚，想要主动寻求宗教帮助的时候怎么办呢？宗教极端分子就有市场了。
我母亲的幸运之处在于碰到一个好的阿訇。这位阿訇家里祖祖辈辈就从事宗教研究，自己受过高等教育，还在国外学习过。母亲的思想慢慢开始转变，比如领悟“惟有忍耐与克己方能能领悟人生的真谛”，等等。她学会了读古兰经，学会了做礼拜，但这些我当时并不知道。她从乡下回来以后，我常常去母亲那里住几天，那时候哥哥已经去上大学了。我突然感觉母亲好像变了一个人。她明显对父亲开始有了宽恕和谅解，对生活的态度也乐观起来。父亲还是世俗化的态度，甚至会诋毁母亲，来保护他自己，为他自己的选择做辩护。母亲则从脆弱状态中走出来，变成了一位大方、坚强的女性。
她并没有强迫我、要求我跟她一样去虔诚信教。但高二那年的斋月，盖德尔夜那天对我很重要。根据我们的宗教，虔诚的穆斯林在盖德尔夜要通宵礼拜、祈福。当时我很好奇，就对母亲说，不如我也跟你学习一下怎么做礼拜吧。她非常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想自愿做礼拜。自愿很重要，强迫、占有一个人就会让人产生反感。
一夜祈福、洗礼、礼拜之后，我突然觉得心里特别舒服，思想特别清晰，早上去上课的时候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
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清真寺，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我们高中的时候做礼拜是地下状态的，如果学校知道，肯定德育处会找麻烦，搞不好要处分、开除（尽管中国并无明确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禁入清真寺，但根据中共党纪规定的精神，1990年起，新疆很多地方设立行政规定，禁制未成年人进入清真寺活动；在学校，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被视为是引导学生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举措——编注）。
学校的老师们一直教育我们，宗教是封建迷信——这几乎是学校的正式教条，我们要崇尚科学，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但阿訇跟我们说什么了呢？“一个撒旦不惧怕一百个无知的人，但一百个撒旦会惧怕一个有识之士。”“你们应该去学习、去求知，不论是《古兰经》还是科学。”他还举例说，你不会看到一个教授在街上拿刀砍人，不会看到教师在当街大小便。我内心觉得，唉，阿訇好像在教育我们好好学习、不要做坏事，这也不算什么封建迷信吧？加上母亲的改变，宗教在我内心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了。
但新疆有些人总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定义宗教，要别人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让人很不舒服。有的阿訇甚至把电视也当做撒旦。有的阿訇把《古兰经》都背下来了，但他们没有去钻研。如果问他们某段经文的原意，他们解答不了。这样容易产生两种后果：要么让人完全远离宗教，要么容易让人变得特别狭隘，容易走极端。
在新疆，谈到宗教，大家下意识都觉得宗教是保守、传统的状态，排斥现代文明。如果问这些阿訇们，为什么有一段这样的讲法？由于自身对伊斯兰认识太肤浅，他们就只会告诉你，《古兰经》就是这么说的，没有为什么。你要稍微多问几句，他马上就会给你扣帽子，批判你。这些阿訇们也有一种独裁的意识。很多独立思考意识比较弱的人也不敢去反抗，只有服从。这时候如果遇到一个有私心、想其他事的阿訇，就很容易带领一批人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这也是新疆很多问题的原因之一。在我的认识中，一方面，新疆各地世俗化的进程在加速，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刻板而严格，再加上地方官员的腐败、诸多事务上的大汉族主义等因素，确实有一大批非官方的阿訇形成了带有民族情绪的极端伊斯兰思想。但我说的这种极端思想，主要是对伊斯兰教的狭隘理解和误读，而不是简单的恐怖主义思想。
虔诚的信徒为何如此暴力？
目前新疆这样的宗教环境下，很多信徒对宗教的理解能到什么程度呢？我后来遇到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大四在乌鲁木齐实习时，有一次和朋友去网吧，在二道桥附近一个维吾尔人开的，条件很好。我去用了一会儿电脑之后，想去找厕所，前台的人给我指了一个方向，我就往里走。但当时光线有点暗，我一直往里，路过一个门口时，不小心踩到一个东西。一看，坏了，是一个人做礼拜用的毡毯，原来门里面居然有一个维吾尔小伙子在做礼拜。
破坏人做礼拜仪式是冒犯别人的“罪过”。但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道歉的话，小伙子冲过来一拳打到我脸上，我直接就懵了。还没来得及说话，他人高马大，一套动作奇快的组合拳落在我眼睛、鼻子、嘴巴上，直接把我打出门去。一边打他还冲我大吼，你脑子有病吗？我在做礼拜！
我返回去找到厕所一照镜子，发现自己嘴巴肿了，鼻子流血，眼睛变成了熊猫眼。我洗了洗脸才缓过神来，我要去找他理论，但他和网吧的老板都赶我走，根本不给我讲理的机会。我直接走出网吧给我叔叔打电话。叔叔是这个区政府的干部。我说，叔叔，我被人打了，他们还不给我讲道理的机会，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
叔叔很快带着这片派出所的所长和两个警察过来了。叔叔把那个打我的小伙子揪过来，冲他一通怒吼，“还敢打人？你们这儿有没有王法了！这是什么地方，网吧、台球厅，这是做礼拜的地方吗？你们这是搞非法地下宗教，知道吗？”那个老板和小伙子都吓坏了，扣这个罪名，整个网吧都可以封掉的。
叔叔悄悄问我说，你想怎么处理？他说，你可以自己先去把那个小伙子揍一顿，然后让警察把他抓回派出所关10天。我说，千万别，叔叔，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就是想给他讲我的道理，他们不给我机会说话而已。
我就把小伙子叫到旁边的房间跟他说，我打断了你的礼拜是我不好，对不起，但你没必要这样冲动吧？我们的宗教是仁慈的宗教，暴力不符合真正的伊斯兰教义。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很害怕的样子。这样的人，看起来很虔诚，认真做礼拜，但对古兰经的理解实在太肤浅了。我跟他谈了半天，他似懂非懂地点头。
我就让叔叔把警察一起叫走了，那个所长还跟叔叔开玩笑说，叫我们来，啥事都没干啊，你这个侄子简直是“圣人”嘛！后来，那个网吧老板给叔叔打电话，说自己把那个小伙子打了一顿，算是严肃处理了。我也觉得很无奈。
在新疆，很多人对《古兰经》的领悟还停留在十世纪以前的阶段。如果加上头脑简单，又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煽动，做一些极端的事。归根结底，他们几乎没有正规的渠道去真正学习宗教，没能适应现代社会。
其实维吾尔民族是突厥世界中最早实现农业文明和城市文化的民族，相比其他突厥民族，我们可能是最温和的。而且只要接触到先进文化和新鲜事物，我们总是乐于接受。就连宗教这样难以变更的东西，我们也先后接受过萨满教、佛教和伊斯兰教。我们不是一个保守的民族。
而且维吾尔族在接受伊斯兰信仰的时候也保留了大量我们自己的文化，比如我们有麦西来甫(Meshrep)，这是一种男女都可以参加的大型歌舞聚会，其中还包含诗歌、游戏、教导，等等，这完全是我们维吾尔的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差别很大。我们没有被阿拉伯人同化，相反，我们为伊斯兰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总之，学校附近清真寺的主麻礼拜成了我高中时主动学习的一个课堂。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位我觉得特好的阿訇，是在德黑兰学习宗教知识回来的。他教给我们尊敬长辈、不要杀生。我从他这里感受到了很多正能量，我学到了要做善事，要给予，等等。两年期间，那个清真寺人来得越来越多，甚至清真寺里面坐满了都会做到街道上。但人多了，政府就紧张了，我高三快毕业的时候，政府找了个借口说这个阿訇有问题，不让他讲了。
这个阿訇有什么错呢？无非是没有按照要求宣讲政府的政策、纲领，他就是要独立地讲解自己对《古兰经》的理解。拿我的人格保证，他绝没有讲过任何反抗政府什么的敏感的话。完全没有政治的话题，他就是在讲道德，讲处世之道。
新换的阿訇我也去听过，但特别没意思，几乎就是随便读读经文，到时间就赶紧散场了。我个人认为，这个系统有一种让人悲哀的思维，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管是维吾尔干部、学者还是宗教人士，只要在民间得民心了，政府好像就要找借口把他打下去。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父亲就是政府的官员，一心想做好工作，但怎么也得不到组织信任。信任问题始终是一个雷区。
假如官方还是以打击极端为由，继续打压正常的宗教活动，我认为矛盾会愈演愈烈。这种打压甚至已经触及到了很多世俗化生活状态的穆斯林的底线。比如“黑袍”现象的出现，就是一些本来很世俗化的女孩子，可能因为对社会整体的失落感，开始以“黑袍”行动来表达自己的信仰立场。
现在大家都觉得民族关系有问题，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电脑，它的系统坏了。你不重装系统，永远就是卡机，各种卡，怎么也顺不了。这是最让人郁闷的事。
我们被当成了“新疆小偷”
2006年秋天，我上大学了。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新疆以外的土地。在这座南方的城市，气候非常湿润，到处郁郁葱葱，跟大西北满眼黄土色的景色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色调。城市也非常繁华，来到这里我当然很兴奋。学校招收了很多少数民族，有40多个民族的学生。
大学第一年的五一假期，我们五六个维吾尔学生一起进城去逛街。学校在郊区，我们去城里一趟并不太容易，本来是很开心的事。逛了一天，我们碰到一个挺大的超市，就进去买水喝。但也就十几分钟的功夫，警察来了。
两男一女，三位警察直接走到我们身边，要求查我们的身份证。我们先是特别惊讶，为什么超市那么多人，要来找我们查？警察说，“有人报警，说你们偷东西。”
我脸一下就红了，特别尴尬。我的一个哥们儿比较冲动，哗啦一下把自己的包扯开喊，“你们来检查呀！我们偷什么东西了！”我们赶紧拉住他，跟警察抗议说，怎么能这样！我们都是XX大学的学生！我们还给警察看了学生证。警察一下也很尴尬，只好说，可能报警的人误会了。但我那个比较冲动的哥们儿不依不饶，在超市里大喊大叫，警察也很下不来台，只好一直说不好意思，最后还用警车帮着把我们送回学校。
真的很气愤，也很无奈。其实我也知道，的确在这个城市里有维吾尔人做不法生意。我去过一些维吾尔餐厅，知道他们同时在做大麻和白粉的生意。我们学校里的美国留学生都知道找维吾尔学生来这里买大麻。
我还记得，2008年5月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班主任老师的电话，说学生会有老师希望我去给他们帮一个忙。我赶紧过去后才知道，当地片区的派出所抓到一个维吾尔小孩子偷东西，但他完全不会汉语，需要我去帮忙做翻译。我赶紧去派出所，看到这个小男孩才八九岁，但一点也不害怕，很淡定很老练的样子。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别害怕，我会尽量帮助你。他却只跟我说，哥哥，你让他们放我走吧。
他只知道自己老家是喀什的，但哪个县都不知道。他说自己很小的时候，一个“叔叔”说带他来内地转转，他睡了一觉就到了这个城市，具体是什么时间他也不知道。我只好请警察一定要把他送回新疆去，如果这样放他走，他肯定回去找他的“叔叔”，然后接着偷东西。
有一年暑期回新疆的时候，我们在火车上还碰到过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他们两人十五六岁，都是小时候被拐骗来内地偷东西的，然后一起被警察抓住，送他们回新疆。那个女孩子后来给我们讲了她的遭遇，包括她被控制他们的人强暴。我真的特别憎恨这些人，他们做的事彻彻底底违背了我们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
很多开新疆餐厅的人也都从事非法营生。他们利用民族问题比较敏感的情况，钻政策的漏洞，出了事就跟警察“私下解决”。有的干脆是黑道白道都有关系。这些人败坏了我们民族的声誉，也败坏了新疆的声誉。
很多内地人对新疆的印象就是小偷和沙漠，近几年还加上了恐怖分子。我们一开始还会全力解释，认真地讲要区分个别人和整个民族、地区，但时间久了真的有点麻木。碰上一些张口就骂的人，我们也无能为力。
几乎90%以上的聚会都会打架
虽然是在内地，但跟以前“民考汉”的环境相比，我几乎是生活在完全维吾尔的环境里。哥儿们在一起喝酒、踢球、弹吉他，加上有点盲目和狭隘的心理，民族自豪感一下就起来了。
但第一次老乡会，就有人打起来了。后来我才发现，几乎每次维吾尔同学聚会、喝酒，90%的可能都是最后都有人打架。这次是一个库尔勒的学弟和一个和田的学长打起来，然后他们各自的老乡就冲上去。他们打到门外，门外是一条酒吧街，有不少人围过来看热闹，还大声喊，“新疆人打架了！快来看啊！”特尴尬。女孩子们很快就散了，聚会也就这么狼狈地结束了。
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本身就血热，而且民族性之外还有地域性的问题，就很容易在酒后冲动、摩擦。维吾尔同学之间打，维吾尔人和西藏、内蒙的同学也打。我当然也得参与。不去又不行，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面子上下不来。
有一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在酒吧里喝酒，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结果，大家果然不出所料地又打起来了。几个“民考汉”的同学跟“民考民”的打。我去拉架，也被踹了几脚。我非常失望，好不容易等打完把大家叫在一起说话。我说，你们能不能讲点民族感情？这个样子，让别人怎么看我们这个民族？为了一点点小事就彼此伤害，以后我们会成什么样子？讲到后来，有的哥们儿都哭了。
那段时间很混乱。我每天早上做一次礼拜，但晚上常常又跟朋友们喝酒。喝完了早上再起来忏悔。在学习过程中，我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学了很多新知识。我还记得自己看了《伍尔夫日记》后开始写日记，对社会、人性等等有一些反思。我也开始想做一些对我们这个民族有意义的事。比如，至少能改变一些别人对新疆人粗俗、野蛮的坏印象，也是一种贡献。
被人误解的体味问题
我从大二起就被选作我们班的班长，我对自己要求更高了，好像事事考虑要代表维吾尔人的形象和名声。班上有捣蛋的同学，我把他们叫到宿舍里来，喝酒，谈心，要求至少给我撑面子，他们还真都做到了。
学校把少数民族和汉族分成了不同的班来上专业课，只有选修课大家才有一起上课这样的接触机会。汉族同学常常问一些对新疆特别缺乏常识的问题，比如你们平时上学是不是骑骆驼的，有的是半开玩笑，有的还挺认真。学校可能觉得少数民族同学底子薄，于是给我们施行特殊政策，45分及格。汉族同学是要到60分才及格的。
这种45分政策，很多人，尤其是汉族同学会觉得是一种给我们的照顾、优惠，但后来我学社会学的课程时才意识到，它应该叫做“反向歧视”。当时我没有这种认识，但也去找辅导员抗议过。我说，老师，这种政策不是歧视少数民族同学，暗示他们本来就能力低吗？老师很吃惊，她说，“啊，第一次有人这样想这个问题呢！……嗯，那你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会去反应一下！”
后来？后来就跟很多其他的事情一样，没了下文。其实我鼓起勇气去找老师反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同时面临着很多同胞们的压力。我的一个哥们儿就很生气我这样做，他觉得是我成绩好，太自私了，不考虑他们这些成绩比较差的同学。“你这样搞，要是我们不及格了怎么办？”他们是维吾尔人里的“保守派”，不想失去这些已有的“优惠政策”，但他们不明白，这样的政策只会让少数民族的同学不好好学习，那毕业了怎么办呢？到社会上工作的时候，谁会给我们优待呢？
班主任老师有一次特别小心翼翼地想跟我谈一件事，她反复强调，艾尔肯，你千万不要生气啊，我就是问一问。她是害怕伤害我的民族自尊。她说，你们这个民族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卫生习俗？我这里有几个同学反映，他们宿舍的维吾尔同学体味太大，很影响宿舍里的味道。
我的脸一下就红了。我说，老师您千万不要误会，这个跟我们的民族习俗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严格按照伊斯兰教要求，我们穆斯林是要求每天洗礼的，从生理到心理都要求绝对的纯净。
我问清了老师，是哪几位同学味道特别不好，并且保证自己会去跟他们谈谈。但从老师的办公室走出来，我也很发愁要怎么做。我们这个民族生理上有特殊性，可能汗腺比较发达。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不注意清洁卫生，的确会味道很不好。但我要直接去讲的话，太伤害这几个哥们儿的自尊了。
我找了一位学长，跟他说了这样的情况，然后一起商量要怎么做才能解决问题。后来，我们把这几个同学找在一起喝酒，喝到差不多的时候，我和学长互相使了一个颜色，他就开始讲述自己比较懊恼的事。他说，“我一度不太注意卫生，身上味道让其他同学们很不喜欢，后来特别后悔这样的事……”
然后我趁机就表示，这样的事太可惜了，我们一定自己要多注意，不能因为这种事损害维吾尔族的民族形象。其他几个同学好像想到了什么，纷纷表示赞同。
过了几天，老师特别高兴地找到我。“艾尔肯，太神奇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啊？”她说，“我找那几个反映情况的同学了解了一下，他们居然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说维吾尔同学都已经很注意个人卫生了，之前是自己太小气了！”
难产的维吾尔文报纸
大二那年，我之前高涨的自信和热情受到了一次严重打击。我们新闻学院里，汉族同学们风风火火地做起了各种各样的媒体工作，电视台、报纸，尤其他们一份报纸，经常报道学校和我们周边的新闻，让我特别羡慕。我突然想，不如我们办一份维吾尔语、或者维汉双语的报纸怎么样？
办一份维吾尔文报纸，免费发放，也确实能给我们这个群体有很多启发，比如我特别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好好学到东西，才能让自己的民族强大起来。至于经费应该也不是大问题，全市的维吾尔生意人有不少，我觉得可以拉到赞助。我身边的哥们儿们都很支持这个想法，一个个跃跃欲试。
于是，我兴冲冲地去找我们辅导员谈了这个想法，她当场表示很好、很支持，让我去找新闻学院的副院长，也是“中国新闻史”的老师谈谈。我做了很多准备，写了一个提案，信心充足地找到副院长谈。他听完后说，小伙子，很不错嘛！这个想法非常好！但是——总要有个“但是”，我觉得我在短短的人生里碰到了太多的“但是”，好话一大堆，后面来个“但是”，就全完了。
副院长也是怕打击我的热情，“但是”后面只是提了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懂维语的指导老师啊，出了政治问题谁来把关呢？
“学校从来没有这种先例嘛，”他补充道。这倒是实话，我当时查过，在新疆以外，似乎全国只有中央民族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有学生办过维语报纸。最后副院长让我做两件事，一是去找学校的民族部，问问有哪些相关规定；二是去找文学院的一位汉族老师，他以前在兵团生活过，懂一些维语，看能不能找他做指导老师。
我就马不停蹄地去找民族部，民族部的腔调也很为难，“啊……这个嘛⋯⋯这个不好办啊，我们没有这种先例，要不然，你们再去找找院领导具体谈谈？”兵团生活过的汉族老师也差不多，热情支持我的想法，但又很为难，特别委婉地表示，自己维语的语言程度没到给报纸把关的水准，最后把我很客气地送出了门。
这个时候我就有点儿失落了，原来新闻这个东西，很敏感啊！可是看那些汉族同学们，很容易副院长就给签字同意，拉来赞助，报纸就办起来了，还是每周都出的。为什么我们想办一份自己语言的报纸就这么困难呢？
我又找了院长助理——这位助理人非常好，经常跟我们一起踢球，也特别喜欢我。他表达了支持，并且帮我想办法约到了院长（兼书记）的时间，让我直接去说服领导。我做了最大的努力去准备，想到的理由包括，报纸帮助疏导学生们的民族情绪、理性正确看待民族问题、锻炼民族学生的媒体运作能力，有利于毕业后找工作，等等。
但听我啰嗦了一大堆之后，书记的第一个问题问出口，我的心都凉了。他居然问我：“你们这个民族的语言，在电脑上可以打出来吗？”
我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让人心寒的话。我都有点不想回答，但还是只好说，“可以的，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几十年了，一直有维吾尔文报纸。”他也有点不好意思，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嗯，年轻人，你的这个想法非常好啊！促进民族团结嘛。但是——”得了，“但是”又来了。
就这样，新闻院、民族部、团委，各种领导和老师把我推来推去。几个回合下来，我的热情也没了，放弃吧。虽然从始至终也没有人给我解释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办一张维吾尔文的学生报纸。
那个压抑的夏天
2009年6月26日，广东韶关事件发生了。（2009年6月26日，在广东韶关市旭日玩具厂厂区，维吾尔员工与汉族员工发生冲突并引发大规模集体斗殴。当局出动400名警力平息事态，但据官方统计，事件仍造成120人受伤，其中新疆籍81人，以及2名维吾尔员工死亡。事件起因为约10天前，有网帖谣传该厂两名汉族女工被维吾尔工人强奸。）我记得是法学院的一个哥们儿给我打电话，叫我去他宿舍，说出大事了。我到的时候，发现好多维吾尔同学都围在一起看YouTube视频。
我们看到的视频里，有一群汉族工人拿棍棒什么的打死一个维吾尔人之后在欢呼，旁边有保安样子的人就只是看着。血淋淋的画面太惨了，我法学院的哥们儿立即血往上涌，他当时就喊，我们学校有没有广东韶关的同学，我要去找他打一架！我们赶忙把他劝住。
之后很快，网络上各种激烈的言论碰撞就开始出现了。汉族人骂“新疆小偷”，“这样的民族就应该从地球上消失！”维吾尔人就骂汉族人猪、“黑大衣”（Hitay，原为俄语中对“契丹”的称呼，后统指“中国人”，现维语使用中带贬义），说他们掠夺新疆资源。从组织维吾尔人到外地用工的政策，到自治区政府在事件后的不作为，大家不断争吵，各种肮脏激烈的话都不断出现。
再到后来，所有的语言似乎都失效了——7月5日那天，我们能看到的语言就变成了“今天下午3点，自治区政府门前集合，讨回说法。只要你是维吾尔人，就把这条信息转发20个人。”对，这是我们收到的短信，而且这条短信最后还附上了那首著名的德国牧师的短诗《起初他们》，他是在忏悔，二战前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时自己没有说话，“等他们来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收到这条信息时我是在暑假回新疆的火车上，信息来自我一个中学同学、后来在新疆读大学的一个朋友。当然，信息我很快也转发了20条。没有多想，当时就是觉得大家该出来说话的时间到了。
7月5日下午我下了火车，回到家。我还给父亲带了两本《凤凰周刊》杂志，一期是讲热比娅，一期是讲喀什老城改造。他也想不到中国还有杂志用这样的视角来报道新疆问题——不那么官方，比较真实客观。我和父亲、叔叔坐在家里看杂志，还一边聊着相关的问题。
突然，表哥来到我家，气喘吁吁地说，大学生集会了，可能要出事。我们赶紧上网看，发现人人网、QQ空间上很多图片都已经出来了。从下午3点集会开始，三个多小时，自治区没有任何人出来回应。人群却在不断聚集，旁边的警察也在增加。
我有一个维吾尔族的中学同学事后告诉我，他在新疆财大上学，本来也在集会现场的。他说原本人群以学生为主，后来很多无业青年、混混、社会渣滓模样的人都进来了，而且开始喊民族口号，人群也越来越激动。他就开始害怕了，觉得不对，就抽身跑回学校。他真是幸运，离开不久，就出大事了。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杀人、抢劫、砸店，整个世界都疯狂了。彻彻底底的悲剧。那些杀人的人是完完全全违反伊斯兰教义的，《古兰经》清楚地说过，凡枉杀一人者，如杀众人。更别提那些强奸女性，杀害女性的暴徒了。更悲剧的是，这样的事一发生，两个民族直接的对立和仇恨就深到难以想象了。
不过，直到后来我也不相信如政府所说，这是境外势力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我个人觉得，如果有组织有计划，那些人不是更应该直接冲击政府或者电视台，宣布什么政治主张吗？当时的局势已经完全失控了。我觉得就是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爆发，然后无法无天的状态让那些社会渣滓为所欲为了。
整个夏天，新疆都处在紧张和动荡的气氛中。网络全部断了，短信每天也只能发15条。倒是每天都能收不少政府提示的短信。政府也几乎完全失去了公信力。身边的很多人，都宁可听信谣言也不信政府；甚至政府说了什么，大家就会把消息猜测一番，他们是想掩饰什么呢？新增装了数字电视盒之后，很多维吾尔人都认为电视盒里有监听器，不敢在家里讲什么不好的话。
我有一个哥们儿，维吾尔人，他的女朋友是一个汉族姑娘，这个姑娘的父亲是自治区公安厅的，他在七五之后痛恨维吾尔人，要求家里馕都不许吃。姑娘偷偷告诉我哥们儿之后，哥们儿不但没有安慰她，反而两人大吵一架，分手了。
对于新疆人来说，这个夏天很压抑。
我的这个民族也不是那么完美
大学里，我对自己的民族命运有了新的认识。最早是在2007年5月，我记得那时YouTube和Facebook都还可以使用，我们有一次在网吧上网的时候，突然有人发给我们一个链接，是热比娅女士的演讲。我们当时都被震撼了。一排维吾尔学生坐在网吧里，屏幕上全是一个内容。她在讲话里讲到了“东突厥斯坦”这个词，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太震撼了！几乎呼吸都屏住了，非常激动。我们以前从来没听过这个词，当时只觉得这名字好牛逼！当然，事后我们有争论，有人觉得她很了不起，有人觉得她本身没有能力代表我们的民族。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根本不了解政治，也没什么更多的知识，只是好奇。还有哥们儿找来了库莱西-苏力坦（Kurash Sultan，1980年代新疆著名歌手，后因政治原因被软禁，最终流亡海外）的一首歌，非常民族主义的歌曲，歌词里大致有这样的意思，“今天，我们迈向为自由而奋斗的道路，要让自由的火炬点亮所有地方。”在我们宿舍里用大音箱播放，那感觉太酷了。每次踢球比赛前都要听这首歌曲，然后就感觉好像是在为整个民族踢球，特别有冲劲儿。
热血之余，我也开始主动搜寻一些“三区革命”（1944年9月，在苏联的支持下，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爆发对抗国民政府统治的民族革命和武装割据，并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那段时间的历史资料来看。那年暑假我回到家里，还特地问我父亲和爷爷，咱们维吾尔人是不是还有这么一段“东突厥斯坦”的历史？父亲拍了我脑袋一下说，唉，小子不错啊，你还知道学习这些！于是父亲就给我找来了祖尔东-萨比尔(Zordun Sabir)的小说《故乡》(Anayurt)的无删节版（祖尔东生于1937年，为维吾尔文学史中地位极其重要的当代作家，他的代表作、三卷历史小说《故乡》描写的正是“三区革命”前后的历史），让我来阅读。这部小说特别棒，像是我们民族的史诗。
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我却受了一次打击。有一次，哥们儿们聚会喝酒，大家本来应该平摊费用，但有几个哥们儿当时提出没钱了，让我先垫上，我就掏钱垫了。第二天，谁也没有主动还钱的意思，害得我跑去不同的学院找他们要。有的人就半开玩笑，阴阳怪气地说，唉，艾尔肯-江（“江”在维吾尔男性名字中后缀，本来表尊敬之意），就这么几个钱你翻山越岭地跑来要，至于么？还有人就磨磨蹭蹭说，暂时没钱。
我特失望，觉得人真是自私的动物！我当时每个月父亲都会从银行账户给我转账生活费，一下没钱了，我不好意思问他去提前要。我也怕他知道我们喝酒什么的会失望。但这样一来，到月底之前，我的经济一下就困难了，我算了算，每天只能吃一顿饭。
于是我中午下课不吃饭就回到宿舍，喝点水，在床上趟一会儿，节省体力。长期挨饿的感觉真是太让人难忘了，整个人先是身体变得虚弱，然后意志力也渐渐消退。那是非常难过的感觉，我似乎明一下白了爷爷那一辈人为什么对共产党充满感激之情，从战乱动荡、“连白面馕都吃不上”的时代到吃饱肚子，这真是一种巨大的恩情，给你饭吃的人你永远也忘不了。
这时候，给我饭吃的人出现了。这是一个我同班的女孩子，我们关系非常好。她是一个回族的姑娘，她注意到我连续好几天中午不去食堂吃饭，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当然是不好意思说的。她很敏感，可能是猜到了什么，就说她要请我吃饭，我就更不干了。要请也应该是男孩子请，怎么能让女生付钱？
结果第二天中午，她给我打电话，让我从宿舍下楼一趟，说她就在宿舍楼门口。我下来之后，她递给我一个饭盒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宿舍试着做饭，没别的意思，请你尝尝，给我提点意见。你别多想，不好吃可以扔了。”说完她就笑着走了，连反应的时间都没给我。我回到宿舍里，大口大口地吃，那种幸福的感觉真的是用语言无法表达。这个月直到月底，我一直靠爱心午餐过活，我那些平时喝酒聊天的哥们儿们，居然没有一个出来关心一下我、帮助一下我。
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这个民族也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完美，这些人也不是完美的同胞和亲人。加上这期间我看了电影，《我的名字叫可汗》，影片讲述了“九一一”之后穆斯林在美国遭遇的各种歧视，以及主人公如何证明，穆斯林不等于恐怖分子。看完后我懂得一个道理，世界上的人只能分为两种，好人和坏人。我也反思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之前实在是太民族主义了。我常常抱怨汉人歧视，但不知不觉，自己也在以偏概全地去看待汉人，对汉人、甚至所有其他民族都形成了一种“异族”的对立感。
后来我也意识到，其实新疆的很多问题跟内地是类似的，比如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但很多维吾尔同胞把汉人等同为政府、共产党，把内地同样存在的社会矛盾变成了民族矛盾。
不可能的跨民族恋情
那位给我爱心午餐的姑娘是回族人，来自甘肃。我们很快就无话不谈，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吃饭、逛街、看电影，我们做了所有恋人做的事，留下了那么多美好的回忆，但我们就是没能成为真正的恋人。
原因很简单，民族问题。我是维吾尔族，她是回族，在现在的情况下，维吾尔男孩跟其他民族的姑娘恋爱、结婚是非常困难的。即便是其他突厥民族，比如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等，还要被别人指指点点、私下议论。我们本来在人性方面是完美的相配，但我必须在她和我的族群之间做出一种选择。
我们彼此离不开对方，但又不能公开恋爱，本来走在一起的时候，一看到远处有其他维吾尔人，她就得赶紧躲在后面，装作跟我不认识的样子。现在看起来，当时的我真是又自私又混蛋。为这段感情，我也曾经失眠、憎恨、饱受折磨，她也骂过我，也跟我抱头痛哭。我们考虑的事情从来都不是什么物质生活，什么买车买房，但我们要面临的障碍好像更难逾越。
大四的第一学期是实习期，我们可以选择留在家乡实习，也可以选择回到学校所在地实习。她为了想见我，决定回学校。而我那时想躲避、想结束这段不可能的恋情，就决定留在家乡实习。
这段时间我在新疆也很不愉快，经常跟朋友们喝酒。有一天在朋友家喝酒，喝多了，第二天早晨，同屋的一位老乡已经早起在床边做礼拜了，但我却翻身开始吐酒，把脏东西吐在了他做礼拜用的毡毯上。当我看到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吓得几乎浑身发抖，喝酒本身就已经是罪了，我居然还把污秽的东西吐在别人的礼拜毯子上。我到洗手间反复洗脸清醒，回来赶紧忏悔。之后我非常生气，把昨晚一起喝酒的哥们儿们都吼了一遍，我说，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你们要觉得不喝酒就没法做朋友的话，咱们这朋友就别做了！说完就气冲冲地回家。从那时起，好几年了，我真的没再喝过酒。
大四下学期，我赶紧回到学校去跟姑娘相见。那天晚上，我们在饭馆一起吃饭，本来我打算当面了结我们这段感情，但说到祝福她今后幸福的时候，她突然大哭起来，身体直发抖。她一哭我也受不了了，非常难受。我们决定先不谈论离别，在一起好好过一学期。
带着一种末日一般的感伤，我彻底把一直戴着的虚伪面具撕下来了。我开始不再躲避其他维吾尔同学，我甚至带她一起去参加我的维吾尔朋友们的聚会。她特别感动，觉得我终于愿意把她带进自己的生活圈子了。她甚至自学了一些维语，就为了能够更好融入我的生活。我的哥们儿们一开始有点不自然，好像有点别扭，但后来他们也接受了。
我一个哥们儿还给她起了个维吾尔名字“迪丽乎玛尔”(Dilhumar)，她更是喜出望外。也许到现在，她偶尔也会挂念这个名字吧。后来这哥们儿私下还跟我表示，支持我俩在一起，但他给出的理由却非常“民族主义情绪”。他说：“相对女孩嫁异族，男孩取异族更能同化妻子，可以有助于我们民族的扩张。”我只好一笑而过。
不过，这样幸福的时光太短暂了，怎么都不得不面对的就是毕业分手。火车站告别的时候，我先上火车，火车都开动了，她在站台上开始跟着火车跑，边跑边哭。
毕业后，我们试着不再联络，但又总是忍不住联系。那时，我在内地的一家文化公司工作。他们想跟土耳其进行合拍片，以新疆风土人情为主，就让我出差去新疆，做一些翻译、联系的工作。我跟同事去乌鲁木齐出差，事情不顺利，待了很久。这时候快到十一国庆节了，她突然联系我说，她和父母都想来新疆走一走，问我可不可以陪他们一起看一看？
我怎么能拒绝呢？我怎么忍心拒绝呢？
我鼓起勇气，回家跟我父亲讲。在开始讲这件事之前，我连说了几遍“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一边身体发抖，一遍讲述了这段感情。父亲很感慨，但他冷静地给我分析了几点。他说，“如果你要跟她在一起，首先我得花时间来接受这个现实，我跟她也会有一些磨合的时间；接下来，咱们得一起试着让全部大家族的人接受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最后你要有心理准备，也许你们最终会无法被我们这个社群接受，过相对独立和隔离的生活，这些是你要为感情付出的代价。当然，最终的选择权在你。”
我们谈了很久，我最终还是决定放弃感情。当时的我无法冒风险去跟整个维吾尔族群隔离。我觉得，相比爱她，我可能爱我的家人和民族多那么一点点。当然，父亲答应我好好接待他们一家人。那时候我刚刚工作，没有积蓄，父亲如果不帮助我，我是没有办法招待客人的。
在父亲和叔叔的帮助下，我尽全力招待他们一家三口，展示家乡的美好一面。不但安排食宿、交通，还请他们来我家里做客。看得出，她父母也特别喜欢我，甚至还故意留出时间给我们单独相处。抱着如果我们最终决定在一起的希望，她母亲还问到当地的房价，但我几乎不敢看她们的眼睛。
告别时，我开叔叔的车送她们去火车站。告别之后，在回来的路上，她给我发短信说，她妈妈给我留了一个信封在车后座。我赶紧去看，天，原来她妈妈装了几千块钱，还有一封信给我。钱算是这些天他们的花销，他们知道我好面子，不肯让他们花钱，所以当面没有跟我争着付账。信里妈妈说，特别感谢我这几年照顾她的女儿。还说不管以后我们会怎么样，都祝福我。
我心里百感交集。我一度埋怨、憎恨邪恶的政治，觉得是它把我们这个民族变得自我保护意识过强——与其他民族共处的困难也是因为过度自我保护，怕被同化、怕受伤害。但现在看，不管怎样，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的冷酷和自私。
我来到了美国：“维吾尔，那是什么？”
大学的后半段，我渐渐开始对电影着迷，同时对美国文化也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我也越来越热爱英语，甚至把奥巴马选举获胜的演讲背得滚瓜烂熟。
我迷恋看的美剧有一大堆，《越狱》什么的都看，最喜欢的电影则是《教父》。我选修了电影课，自己拍摄了一部作业短片，得了96分的高分。自那时起，我就想毕业后投身电影事业。我最大的梦想是做电影导演，拍摄一部以维吾尔人为主题的电影。
我喜欢美国文化，美剧里那种人道主义、英雄主义的东西我很喜欢。维吾尔人不是不接受外来事物。相反，我认为维吾尔社会很容易对外来文化产生认同感，只要这种外来文化有足够的软实力来征服我们。比如，俄罗斯文化一度被广泛认同。但汉族文化的软实力一直没能征服我们，我们常常会想到文革、饥荒、现在官场的腐败横行等等，这些事都是汉人带来的。这常常让我们有一些排斥心理。
相比汉文化，现在维吾尔人显然更接受西方文化。在新疆，维吾尔人之间聊天，要是维语里夹杂几个英文单词，别人会觉得你挺棒、挺有格调的，但你要是夹几个中文词，肯定会招来一通嘲笑：是不是维吾尔人啊，连维吾尔话都不会说了吗？
大学毕业后，我的工作也很不顺心。在新疆出差的过程中，要跟文化口、宣传口的各种机关部门打交道，结果让人非常失望。非常简单的事情，他们拖来拖去，互相推诿。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就满口讲一些虚伪无用的话。公司请各种官员吃喝了很多次，也没有结果。耗了几个月也没有批下来合拍片的许可，公司只好决定让我们回去。文化领域的非常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太让人失望了。
我决定重新考托福，申请去美国读书。很幸运，我居然被美国一所大学新闻专业的硕士项目录取了！而且更加幸运的是，由于我在大学里表现很好，又是优秀毕业生，老师和学校给我开具了证明，让我比较顺利地拿到了护照。
于是就从公司辞职，回家准备。我把消息告诉了迪丽乎玛尔。她吃惊过后，既替我高兴——她知道我一直梦想去美国学电影，又很难过、不舍。
在我回到新疆家里不久，真正让我震撼的消息来了。她突然短信告诉我，她要结婚了。自从他们一家从新疆回来，确定我们无法在一起之后，她的父母给她安排了相亲。她告诉我，那个男生比她大几岁，人很好，他们很快就要结婚了。她结婚之前那天，QQ状态变成：“真主保佑我吧，希望这次我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我的心都要碎了。
于是，两年前，我终于来到美国。一切都是全新的，我的情感也结束了。
在海外的感触很多，但首先一条是，这个世界对维吾尔人的了解太少了。我们在新疆的时候，大家都非常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骄傲，也总觉得全世界应该都了解我们。但在美国发现，完全不是这样。跟藏族人比，我们太默默无闻了。
我跟很多美国朋友聊天，他们问我哪儿来的，我说我来自中国，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开玩笑——毕竟我长得太不像他们印象里的中国人了。我只好说我是少数民族，我是维吾尔人。但“Uyghur（维吾尔）”这个词说出口之后，美国人最常见的反应是：“Uyghur？What is that？（维吾尔？那是什么？）”
这时候我简直尴尬极了。我只好问美国朋友，你知道西藏吗？他们会说，Yes！然后，我就不情愿地说，“好吧，我们在西藏旁边，我们的问题都是类似的。”
为了让美国人能多了解一点我们，我甚至和维吾尔朋友们做过一些傻事，比如，我们跑到第五大道的苹果旗舰店去，把所有的几十台电脑桌面上的Wikipedia（维基百科）都打开，在里面输入Uyghur(维吾尔)，然后悄悄走开。说不准就有一两个顾客用电脑的时候，会停下来看一眼呢。这样，不就多一两个人对维吾尔人和我的家乡多一点点了解吗？
这段时间里，我对美国文化，对我们的宗教，对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有了全新的认识。比如，我学会了分析问题，而不是简单地选边站。我不会带着那么狭隘的民族情绪去看这个世界和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我也慢慢体会到了天赋人权的含义。我相信我现在的民族观更加健康、更加完善。我也越来越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都是有原因的。当然，我做电影的梦想没有改变，希望有一天，我能为我的民族，做好这件事。
星期日, 6月 22, 2014
Xinjiang Work Forum Marks New Policy of ‘Ethnic Mingling’
Xinjiang Work Forum Marks New Policy of ‘Ethnic Mingling’
Publication: China Brief Volume: 14 Issue: 12
June 19, 2014 02:48 PM Age: 2 days
The recently concluded Central Work Forum on Xinjiang (zhongyang Xinjiang gongzuo zuotanhui) marked a subtle yet significant departure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pproach to ethnic policy. Economic development remains a top priority; yet the new generation of Party leaders understands that money alone will not mollify ethnic and religious tensions in Tibet and Xinjiang. Instea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seek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confronting these long-restive frontier regions.
The official Xinhua summary of the Forum’s proceedings outlined a number of priority areas for Xinjiang (Xinhua, May 30):
- Boosting employment and income levels among Uighurs in Southern Xinjiang through a new round of fiscal transfers and investment.
- More urbanization and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aimed at expanding the contac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 Fortifying Party organs and personnel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three evil forces”: splittism, extremism and terrorism) and shore up social stability.
- Strengthening state education and bilingual instruction so that all minority youth are conversant in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culture.
None of these proposals are particularly new. Yet, the Forum frames them around a new strategic intent: the erosion of ethnic differences, the removal of obstacles to the free “mingling” (jiaorong) of Chinese citizens and the forging of a shared national identity.
For over a decade now, a group of intellectuals and party officials have called for “adjustments” to current ethnic policies, some even speak of the need for a “second generation of ethnic policies” that would eliminate ethnic-based rights and autonomy (China Brief, July 6, 2012). The Xinjiang Work Forum reveals their burgeoning influence on top Party leaders; yet it remains unclear how far the new Chinese administration is willing or able to pursue this contentions agenda.
New Policies for New Conditions
The Second Xinjiang Work Forum, attended by the entire Politburo and over three hundred top Party officials in Beijing from 28–29 May, came a mere four years after the first gathering in 2010. Unlike the Central Work Forum on Tibet, which has been held five times (each roughly a decade apart) since the 1980s, Xinjiang is a far more recent, and now more pressing, concern for the post-Mao Party-state.
Since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in November 2012, Xi Jinping has chaired seven Politburo meetings on Xinjiang, while issuing over thirty directives on Xinjiang work (Xinjingbao, May 30; Xinhua, May 3). In April, he personally toured the region. Fellow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Yu Zhengsheng, who is the Party’s point man on ethnic and religious issues, has made four official visits to Xinjiang, compared to only one to the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Several times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Xi Jinping has stressed that: “Xinjiang work possesses a position of special strategic significance in the work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nd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 is vital to the whole country's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as well as to national unity, ethnic harmony and national security” (Xinhua, May 26; Xinhua, May 1).
It is easy to see why. China has witnessed an ugly spate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violence since Xi came to power, leaving well over 200 people dead and hundreds more injured. Most of these incidents pit China’s embattled Uighur Muslim minority against a steadily encroaching Chinese state and its Han majority. Even more worrying for the Party-state is the spread of this violence out of Southern Xinjiang, where eighty percent of China’s 10 million Uighurs live, into the regional capital of Urumqi and inland cities like Changsha, Guangzhou and Beijing. The savage March 1 knife-attack on travelers at the Kunming Railway Station shocked the nation, with several commentators dubbing it China’s 9/11.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summary of the Work Forum contains many of the usual statements: “The Party's strategy on Xinjiang has been proven correct and must be continued in the long run” (Xinhua, May 30). Yet, beneath the boilerplate, the language and policy direction outlined in the Forum statement marks a significant departure. Since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Party officials have stressed that “new conditions” (xin xingshi) in Xinjiang create “new requirements” (xin yaoqiu).
Like the initial Work Forum,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identified as an important agenda item, and we are likely to see a raft of new initiatives and money aimed at boosting Uighur skills, employment and living conditions over the coming months. Yet, the Xinhua statement leads with ethnic and religious issues rather than economic ones, and the First Work Forum’s key phrase, “leapfrog-style development” (kuayueshi fazhan), is mentioned only once. Rather the Forum stressed the complex and protracted nature of the “Xinjiang problem,” subtly recalibrating the “general goal” of Xinjiang work towards “safeguard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achieving an enduring peace.”
In contrast to previous assurances that trouble in Xinjiang is not linked to ethnic and religious issues, the Forum unambiguously asserts: “Xinjiang’s most sustained problem is the problem of ethnic unity,” and Xi Jinping is quoted as urging “all ethnic groups to show mutual understanding, respect, tolerance and appreciation, and to learn and help each other, so they are tightly bound together like the seeds of a pomegranate."
New Focus on Ethnic Fusion
Since coming to power, Xi Jinping has repeatedly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forging a shared national identity. The “China dream,” he contends, is foremost about the great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or “Chinese race” (Zhonghua minzu), a term first coined by Liang Qichao in 1902 and employed by Chinese leaders from Chiang Kai-shek and Mao Zedong to Deng Xiaoping and Jiang Zemin in order to stress the conjoined history, fate and consanguin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a speech at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on the importance of studying history then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praised the “all-under-heaven grand union” (tianxia datong) tenet, which he maintains bound together the Chinese nation/race for centuries (Phoenix, September 5, 2011). “In the course of the great family of the Zhonghua minzu’s formation, there was more exchange and fusion than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so that relations became more intimate through this conflict and fusion and became the main current of ethnic relations….thousands of years of exchange and fusion caused all the ethnic groups to be inextricably linked together, and in the end, took shape in the linked blood relations, common fate, and joint advancement of the great family of the Zhonghua minzu that is collectively formed by 56 ethnic groups.”
When he visited Inner Mongolia in early 2014 (Xinhua, January 29), Xi spoke about the need to “bind the people of each ethnic group into a single strand of rope.” On several occasions, Xi Jinping and Yu Zhengsheng hav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four identifications” (sige rentong):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motherland, with the Chinese nation/race, with Chinese culture and with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aphorism was first employed in the early 2000s, but seldom appeared in Hu Jintao’s official speeches.
Xi Jinping’s new language bears the distinct influence of Zhu Weiqun, the former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Party’s United Front Works Department (UFWD) who moved across to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at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and now works under Yu Zhengsheng as the Director of the CPPCC’s Ethnic and Religious Affairs Committee. In the past, Zhu has echoed Peking University Professor Ma Rong in declaring that ethnic “blending and mingling is not ‘Hanification,’” but rather the natural course of Chinese history (Study Times, February 15, 2012).
Despite his less prominent position today, Zhu Weiqun's public and media profile remains high, far greater than his successor at the UFWD Zhang Yijiong. In recent months, for example, he delivered an important speech on urbanization in frontier regions at the CPPCC (Xinhua, March 9), gave a wide-ranging and widely circulated interview with Hong Kong-based Phoenix media (Phoenix, April 2), and led an inspection tour of grassroots religious management in Southern Xinjiang (Xinjiang Daily, May 7).
In the Xinjiang Work Forum summary there is repeated talk about the need to remove ethnic barriers and forge collective identity. The statement includes the controversial phrase “strengthen interethnic contact, exchange and mingling” (jiaqiang minzu jiaowang jiaoliu jiaorong), which the influential Qinghua University economist Hu Angang declared a “new policy orientation” when he outlined his contentious proposal for a “second generation of ethnic policies” in late 2011 (Aisixiang, March 31, 2012).
In his interview with Phoenix, Zhu Weiqun admits the concept of interethnic “mingling” elicited a strong response following its inclusion in Hu Jintao’s remarks at the Fifth Tibet Work Forum in January 2010. This was due to fears that, in his words, “this would mingle the ethnic minorities out of existence,” and thus the phrase was subsequently left out of the official statement that concluded the First Xinjiang Work Forum.
However, Zhu argues: “In adjusting to the general trend of today’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e must place more emphasis on the common ground and communality of the Zhonghua minzu, minimizing and getting rid of those things that set apart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ethnic autonomous regions from non ethnic autonomous regions” (Phoenix, April 2).
The sort of “melting pot” Zhu and other ethnic policy reforms believe is in keeping with both Chinese tradition and global norms. Yet there remains hefty opposition to these proposals in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and other parts of society, not to mention concerns about the implications of any radical shift in the status quo. If Xi Jinping sympathizes with these reformers, as his public statements seem to suggest, it is still unclear whether he possesses either the political capital or the desire to pursue this sort of agenda to its full conclusion.
Policy Implications
This new focus on interethnic fusion will see the Party-state pursue two potentially contradictory courses in Xinjiang over the coming year. First, it seeks to build a more ethnically integrated labor market by allowing minorities like the Uighurs to migrate into both regional cities like Urumqi as well as costal centers like Shanghai and Beijing. Second, it will redouble its hold over Xinjiang through a deeper penetration into the daily lives of Xinjiang residents by the Party and its security apparatuses.
By call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utually embedded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e Xinjiang Work Forum signaled a new intention to break down barriers to interethnic migration. The Forum’s concluding statement calls for “orderly expanding the number of Xinjiang minorities who receive education, find employment and live in the interior,” and “orderly guiding the masses of each ethnic group in entering cities for employment.” The building of a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which would link Central Asia with China proper via a network of infrastructure and human flows running through Xinjiang, is also mentioned.
At present, over 63,000 Xinjiang students (mainly Uighurs from Southern Xinjiang) are studying at inland schools as a part of a dislocated schooling program started in 2000 (Xinjiang Daily, February 20). There have been similar “export labor” schemes that send unemployed Uighur men and women to work in factories along the Chinese coast. Yet, the scope of these programs is small compared to the size of the idle work force in Southern Xinjiang.
Going forward, we can expect these programs to be ramped up, as will the number of Uighur migrants in Xinjiang cities. The regional government has ambitious plans to double the number of urbanites in Xinjiang by 2030 from 9 million at present to 20 million (Xin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une 4, 2012). Han inward migration is not mentioned, but the Forum did call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 Bingtuan, the paramilitary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which is nearly ninety percent Han.
Increased interethnic mobility necessitates new social management tools. In order to counter any instability, the Forum stressed the need to beef-up early warning and mass prevention controls, with Xi Jinping quoted as calling for “nets in the sky and traps on the ground” aimed at curbing ethnic and religious violence. Since 2009, the official public security budget for Xinjiang has quadrupled and now amounts to nearly $1 billion per year (Ministry of Finance, February). Money is being spent not only on new equipment and personnel but also new methods of social monitoring.
Early this year, the regional government announced it would dispatch 200,000 high level Party cadres to live and work in grassroot communities for a year at a time (Xinjiang Daily, February 15). They are tasked with not only assisting and consoling the masses, but also gathering intelligence in order to nip any potential problems in the bud. In urban areas, Xinjiang is following other cities in building a “grid-style” (wangge hua)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The technique divides communities into geometric zones and then assigns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for social stability to a team of party members who are equipped (in theory at least) with the latest computer-enhanced technologies for near total surveillance (Yaxin, January 24, 2012). “In order to achieve complete grassroots coverage,” Xinjiang Party boss Zhang Chunxian recently stressed, “[we must] thoroughly enter and garrison [Xinjiang society] in order that no blank spaces are left behind” (Xinjiang Daily, March 5).
The Rocky Road Ahead
The Forum’s full set of recommendations has yet to be made public, and any new initiatives will face serious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on the ground. In the past, vested interests and poor governance have blocked reform efforts, with, for example, the current hukou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indering large-scale interethnic migration. In addition, there are at least two blind spots in the Party’s optics on Xinjiang, important obscurations that portent more trouble ahead.
First, increased interethnic contact will intensify labor competition as Uighur and Han workers more directly contend for limited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 in shared urban settings. There is ample social scientific evidence demonstrating how ethnic competition fortifies ethnic boundaries and, under the right circumstances, increases ethnic conflict and violence.
The Party, for example, recently announced new hiring quotas mandating th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Xinjiang employ seventy percent of their new staff locally, including twenty-five percent from ethnic minoriti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1). Yet, the Party-state’s “two hands,” the invisible hand of the market and the visible hand of state power, often work at cross-purposes (Foreign Affairs, June 3). The size of Xinjiang’s state-owned sector is shrinking, and thus undermines hiring quotas; and the rumored opening of the massive petrochemical sector to private investment will only make matters worse. China’s current political and legal environment lacks the necessary safeguards to ensure that reforms benefit Xinjiang’s ethnic communities equally.
Second, Xi’s new approach fails to address the underlying yet chronic racism in Chinese society. Despite lofty statements about a unified, inclusive, and harmonious nation-state, most Uighurs feel unwelcome and unwanted in China. Their language, religion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are alien to mainstream Chinese society, and despite efforts to create multicultural spaces, Party-defined pluralism is colorful yet largely hollow. Uighurs, in the eyes of most Han, are dangerous criminals and thieves to be avoided; the Han, for most Uighurs, are dirty and infidel invaders who cannot be trusted. Faced with these mutual suspicions, neither community is likely to welcome the other to live side-by-side in the same community, let alone “fuse” through increased contact, cooperation and and intermarriage.
星期五, 6月 13, 2014
南疆原教旨主义思潮调查笔记
作者：吐尔文江·吐尔逊
來源：中国新闻周刊 http://editor.inewsweek.cn/detail-270-1.html
调查总结：这次调查走下来，我的总体感受是南疆特别是和田地区的宗教形态并没有所传的那么严重，但也不可忽视。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意思基本一样，瓦哈比派是原教旨主义的一部分，而宗教极端主义与它们有明显区别。极端主义虽然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但它并不是宗教，而是一个反动的政治活动，这一点必须要定义清楚。
2014年4月6日，我开始了计划已久的南疆之行，一方面是因为我负责的自治区社科基金课题研究需要，同时我也有好几年没有去南疆了。这几年来，和田、喀什等地的情况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迫切需要亲自去南疆深入地看一下。
我和单位的5位同事一共6人，开了两辆车，6人全都是维吾尔族，有两人的老家就是和田、喀什，其余人员中也有同学、朋友在南疆，因此调查组此行除了工作之外，也充满了朋友聚会的内容。我们的团队中有人家在若羌县，希望能去看看，因此我们决定来一次环塔(即塔里木盆地)之旅，沿塔里木西缘进入和田。我们先到了库尔勒，经若羌、且末进入和田地区，在策勒县、和田县、墨玉县、洛浦县、和田市、皮山县进行了调查，之后进入喀什地区，在叶城县、泽普县、莎车县、疏勒县、喀什市进行了调查。最后经阿克苏、库尔勒回到乌鲁木齐，历时25天。
我们这次调查的重点是宗教问题，其他也包括社会稳定、基层卫生服务、教育、驻村工作等。南疆的宗教问题这几年成为了一个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的宗教形态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很多伊斯兰思潮自境外传入并对维吾尔族社会产生影响。更有一些极端主义的思想滋生了暴力活动。但在众多来自不同方面的对于南疆宗教现状议论的声音中，有些过于强调政治属性，有些并不了解新疆的本地情况，有些是没有看清事情本质，而有些则是人云亦云。这次调查走下来，我的总体感受是南疆特别是和田的宗教形态并没有所传的那么严重。但不可忽视的是，和田、喀什和三四年前相比，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
具体观察和讨论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的伊斯兰教思潮变化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维吾尔族社会的伊斯兰信仰传统和穆斯林的信仰情况。维吾尔族接受伊斯兰教千余年来，经过不断发展变化，到了近现代，维吾尔族社会的伊斯兰形态选择的是世俗化的发展方式，共和国的建立，更加强化了这种世俗化的宗教形态。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力度加大，中东的一些保守主义的宗教思想也开始传入新疆，试图影响维吾尔族社会，瓦哈比派的教义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入新疆。
瓦哈比派传入新疆，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方面我国开始对外开放，境外的社会思潮有了传入境内的可能；另一方面与当时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有关。瓦哈比派传入后，首先是在喀什地区，当时并没有引起新疆官方的过多注意，只是在维吾尔族民间引起了一些议论，因为瓦哈比派教义与当时新疆维吾尔族信承的逊尼派世俗主义有冲突。这一派别开始时的传教活动并不顺利，而且很快由于涉及到宗教教权利益的冲突，受到新疆本地伊斯兰教的反对，政府随后也注意到了这种矛盾而对瓦哈比派加以禁止。最关键的，是当时维吾尔族的社会价值观念是世俗化的，当时正逢中国改革开放，全国人民追求的是过上好日子。维吾尔人当时的眼睛是盯在广州、香港甚至西方，大家羡慕的是那些去广州做生意的人，在基层维吾尔族社会中新形成的集市纷纷取名“香港巴扎(巴扎：维吾尔语集市)”，T恤衫类的服装很长一段时间在维吾尔语里被称作“港衫”。喇叭裤、牛仔裤、花衬衣等在维吾尔族年轻人中也是时尚，因为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生活，大家都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生活水平改善充满期望。维吾尔族是一个具有追求快乐生活传统的民族，在当时考虑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享受生活的快乐。因此境外瓦哈比主义等保守主义倡导回到7世纪生活的观念，和维吾尔族人对生活的追求截然相反，遭到维吾尔族社会的拒绝。导致瓦哈比派在维吾尔族社会中并没有寻找到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这些保守主义的宗教思想除在几个乡村发展了一些信徒，逐渐没落了下去。
任何宗教都既有内在的精神信仰的要求，如对真主的信仰；也有外显的仪式性的要求，包括宗教信仰实践、行为规范等，如做礼拜、封斋、衣着、饮食禁忌。外显的仪式性要求既是对内在精神信仰的强化过程，也是区别和衡量信众的一个标尺。这些年说南疆宗教氛围日益浓厚，主要是说这种外显性的活动明显增加，例如女性蒙面、穿中东国家式的保守服装、年轻男性蓄大胡须、日常去清真寺的人员增加，社会上饮酒、吸烟的人员明显减少。这些在考察中我们感受非常明显。到每个地方我们都有朋友，大家聚会肯定要喝酒，传统上维吾尔族喜欢喝酒助兴，但是现在可以喝酒的地方变得很少，而且当地人都要躲起来喝酒。在策勒县，由于八项规定，政府接待不能上酒，朋友们请客把我们拉到乡村的一个农家乐喝酒。到了和田市，据说全市只有3家维吾尔族可以喝酒的地方，许多人是到宾馆开房，然后带上酒和吃的东西到房间里喝酒。我们专程去了3家中的一家，但他们不卖酒，和田市的维吾尔族商店没有卖酒的，我们在别的商店买了酒，也要用黑色的袋子装好，回到餐厅喝酒。后来到皮山、莎车、喀什等地，差不多都是如此，喝酒只能在宾馆里或者是偏僻点的农家乐。这一点和我三四年前看到的有明显变化。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蒙面女性 明显增多。蒙面女性在和田、喀什可说是随处可见，特别是和田市更多，在和田市艾提卡大巴扎，营业的女店主们几乎都只能看到一双眼睛。蒙面女性在上世纪80年代维吾尔族中也存在，1987年我去喀什时就曾见过六七个，但和现在大不一样，一是少，很少;二是多数是老年女性，50至60岁以上；三是穿的衣服还是传统的服饰，就在头上蒙一个褐色的大头巾。而这次在和田市，据我们观察，在街面上，蒙面女性至少占到10%的比例。当然这比外界听到的传言要轻得多，我在到和田之前，听到的说法让我以为和田满大街都是蒙面女性，事实不是那么回事。当然这也与地方政府采取的社会干预措施有关，我们看到的蒙面女性中有相当部分是用头巾把头包住，然后戴一个大口罩。因为和田风沙大，你也不能不让别人戴口罩，这是一个具有地方特点的新现象，看起来很像双方妥协的结果。毫无疑问，外显性行为的变化反映出的是内在精神信仰的变化，反映出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的伊斯兰教信仰在从传统的世俗化向保守主义逐渐转变。
我们还需要认识清楚一件事，那就是通常我们说维吾尔族几乎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但这并不等于维吾尔族穆斯林是一种统一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方式，其实维吾尔族穆斯林内部也在宗教实践上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分层。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可以分为四种社会群体。
第一种是“文化穆斯林”，这是最世俗化的一个群体，主要由党政官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大中型企业职工以及大学生群体构成。这部分人日常很少有礼拜、封斋等宗教实践活动，一般也不忌烟酒，但依然会有宗教情感和遵守一些传统的风俗习惯。
第二种是“世俗穆斯林”。这部分群体主要由农民、普通市民、商贩以及一些年长、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构成。相比文化穆斯林，他们宗教实践活动的形态更多，比如封斋、做礼拜，如果周五有时间，一定会去清真寺。但他们做这些，只是怀着很朴素的信仰，一定程度是沿袭祖先的传统。除了斋月期间，其他时间都与文化穆斯林无异，也不排斥抽烟、喝酒。
第三种是“保守穆斯林”。也称伊斯兰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这个群体在宗教实践上要求更加严格，要求严格按照《古兰经》的内容规范个人社会行为，认为伊斯兰教的创始阶段是理想社会。行为方式上类似清教徒，提倡简朴生活，反对奢靡浪费，追求内心的安宁清修，但并不主张暴力，也没有政治诉求。
第四种是“极端穆斯林”，也可以叫“政治穆斯林”。这个群体往往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在宗教实践上与保守穆斯林相同，但在行为规范上有政治性的要求，在宗教价值观上有激进、极端的倾向，有对社会的权力诉求。保守穆斯林比较容易被动员为极端穆斯林。
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群体做宗教实践的社会分层，重要意义在于提醒外界注意到其中的明显差别，特别是在制定有关政策时，要具有针对性，针对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政策。
目前在新疆，宗教极端主义、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瓦哈比派等概念在认识和使用上存在混乱的现象，必须要界定清楚，否则容易造成社会治理扩大化。
原教旨主义原是用来形容相信《圣经》中传统基督教信仰运动的。以后，凡是激烈地反对现代化、世俗化的宗教运动，不管出现在西方还是东方都被人们冠名为“原教旨主义”，从而与其他的政治复辟运动相区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最初产生于18世纪中后期，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及宗教危机的加重，同时在阿拉伯世界开始了旨在净化伊斯兰教的瓦哈比运动，进而形成新的教法学派“瓦哈比派”。这个学派号召穆斯林严格按照《古兰经》和《圣训》，抛弃宗教陋习，复归到《古兰经》中的黄金时代。瓦哈比学派受到沙特酋长的赏识，进而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思想运动发展成了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为以后沙特王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以瓦哈比派为国教的沙特王国的建立可以认为是传统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顶峰。
这里我们看到，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意思基本一样，而瓦哈比派是原教旨主义的一部分，而宗教极端主义与它们有明显区别。极端主义是一种带有政治目的的社会活动，极端主义的价值观是扭曲的，而且极端主义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背离伊斯兰教中的基本原则的。因此，极端主义与原教旨保守主义、瓦哈比派有根本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是否有政治活动。在新疆发生的暴力恐怖活动，毫无疑问是极端主义。而单纯的蒙面、婚丧习俗的改变、礼拜次数等都不能当做是极端主义。极端主义虽然打着伊斯兰的旗号，但它并不是宗教，而是一个反动的政治活动，这一点必须要定义清楚。一个例证是：沙特阿拉伯内政部今年3月7日发布声明，将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等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并要求在国外进行所谓圣战的沙特人在15日内回国自首，这表明国家利益远远大于同一宗教利益。可以看得出,奉行瓦哈比派的沙特也认为自己受到极端主义的威胁。
新疆近年来，保守主义思想逐渐渗透、传播，其原因有：
近年来，世界伊斯兰教的发展形势是日益趋向保守，尤其是一批原先奉行现代主义观念，走世俗化社会发展道路的穆斯林国家，纷纷在社会发展方面选择日益明显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化的倾向，但不同国家鼓吹原教旨主义的势力却并不一样。
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中最为典型的选择走世俗化发展道路的国家，但是自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土耳其废除了宪法中军队是国家世俗化的保卫者的规定，废除了禁止女学生佩戴具有宗教色彩头巾上学的法律。土耳其看起来在从世俗化向后转。
阿富汗在塔利班执政时期，完全是原教旨主义立国，即使现在，塔利班已经被逐出政治舞台，但是原教旨主义对阿富汗社会的影响仍然很大。不过阿富汗塔利班的原教旨主义思想是来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虽然走的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世俗化道路，但整个社会的治理结构并不完全由政府决定，巴基斯坦塔利班是原教旨主义的信奉者，与巴政府长期处于对立状态。盘踞于巴基斯坦境内与阿富汗接壤的部落地区，遵从逊尼派激进主义的德奥班德教派的教义。
近五六年来，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借助大量非法宗教宣传出版物以及录音带、光盘、移动存储介质和飞速发展的互联网等传播手段，加之维吾尔族社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在维吾尔族中的传播和影响迅速升温，主要在维吾尔族农民、商贩、城乡灵活就业人员中传播，在新疆南部地区大有成为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趋势。
另一方面，维吾尔族社会在发展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尤其在现代化发展方面面临挫折，也为原教旨保守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土壤。最明显的一点表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业难度在增大，产业工人队伍甚至在缩小。在采掘业、制造业、电力和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这4种行业中，少数民族职工总数由1997年的18.5万人下降到2002年的11.3万人，占行业职工总数的比例也由18.7%下降到17.2%。据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维吾尔族15岁以上人口中“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即产业工人)比重持续下降。尤其是2000至2010年间，维吾尔族产业工人不仅比例从5.89%下降到4.55%，实际人数也从26.5万人下降到24.9万人。而此期间，维吾尔族15岁以上的“未就业人口”总数从134.8万人增加到177.7万人，增幅为31.6%。一方面是新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工业化的急速推进;另一方面，人口1000多万，占新疆总人口47%的维吾尔族的产业工人队伍在缩小，未就业人数在增大，这种矛盾的状况显然不利于维吾尔族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由于维吾尔社会日益处于困境，在青年人群体中出现了一些列消极和丑恶现象。如青年男性中酗酒成风、赌博盛行、毒品泛滥。这些在传统社会中从未有过的负面社会问题令处于传统封闭的维吾尔族社会反映强烈，但维吾尔族社会内部又没有成熟的社会机制来面对、反思和应对这些问题，于是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宗教就适时出现了，因为宗教是唯一能够对维吾尔族民众能够产生行为约束规范的社会力量。我个人认为，原教旨主义思潮之所以近年来在维吾尔族社会中迅速扩张，最主要的因素来自于维吾尔族社会的现实状况。
应该说，这些情况对于南疆维吾尔族的发展造成了阻碍，制约了维吾尔族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步。甚至对经济发展也产生负面影响，如他们宣传使用银行贷款获取的收益是不洁的，甚至说和汉族人做生意赚的钱也是不洁的。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长此以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可能会从一种社会思潮转变为具有社会动员能力的力量从而对维吾尔族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进而影响新疆的发展与稳定大局。 ★
來源：中国新闻周刊 http://editor.inewsweek.cn/detail-270-1.html
调查总结：这次调查走下来，我的总体感受是南疆特别是和田地区的宗教形态并没有所传的那么严重，但也不可忽视。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意思基本一样，瓦哈比派是原教旨主义的一部分，而宗教极端主义与它们有明显区别。极端主义虽然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但它并不是宗教，而是一个反动的政治活动，这一点必须要定义清楚。
2014年4月6日，我开始了计划已久的南疆之行，一方面是因为我负责的自治区社科基金课题研究需要，同时我也有好几年没有去南疆了。这几年来，和田、喀什等地的情况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迫切需要亲自去南疆深入地看一下。
我和单位的5位同事一共6人，开了两辆车，6人全都是维吾尔族，有两人的老家就是和田、喀什，其余人员中也有同学、朋友在南疆，因此调查组此行除了工作之外，也充满了朋友聚会的内容。我们的团队中有人家在若羌县，希望能去看看，因此我们决定来一次环塔(即塔里木盆地)之旅，沿塔里木西缘进入和田。我们先到了库尔勒，经若羌、且末进入和田地区，在策勒县、和田县、墨玉县、洛浦县、和田市、皮山县进行了调查，之后进入喀什地区，在叶城县、泽普县、莎车县、疏勒县、喀什市进行了调查。最后经阿克苏、库尔勒回到乌鲁木齐，历时25天。
我们这次调查的重点是宗教问题，其他也包括社会稳定、基层卫生服务、教育、驻村工作等。南疆的宗教问题这几年成为了一个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的宗教形态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很多伊斯兰思潮自境外传入并对维吾尔族社会产生影响。更有一些极端主义的思想滋生了暴力活动。但在众多来自不同方面的对于南疆宗教现状议论的声音中，有些过于强调政治属性，有些并不了解新疆的本地情况，有些是没有看清事情本质，而有些则是人云亦云。这次调查走下来，我的总体感受是南疆特别是和田的宗教形态并没有所传的那么严重。但不可忽视的是，和田、喀什和三四年前相比，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
具体观察和讨论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的伊斯兰教思潮变化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维吾尔族社会的伊斯兰信仰传统和穆斯林的信仰情况。维吾尔族接受伊斯兰教千余年来，经过不断发展变化，到了近现代，维吾尔族社会的伊斯兰形态选择的是世俗化的发展方式，共和国的建立，更加强化了这种世俗化的宗教形态。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力度加大，中东的一些保守主义的宗教思想也开始传入新疆，试图影响维吾尔族社会，瓦哈比派的教义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入新疆。
瓦哈比派传入新疆，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方面我国开始对外开放，境外的社会思潮有了传入境内的可能；另一方面与当时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有关。瓦哈比派传入后，首先是在喀什地区，当时并没有引起新疆官方的过多注意，只是在维吾尔族民间引起了一些议论，因为瓦哈比派教义与当时新疆维吾尔族信承的逊尼派世俗主义有冲突。这一派别开始时的传教活动并不顺利，而且很快由于涉及到宗教教权利益的冲突，受到新疆本地伊斯兰教的反对，政府随后也注意到了这种矛盾而对瓦哈比派加以禁止。最关键的，是当时维吾尔族的社会价值观念是世俗化的，当时正逢中国改革开放，全国人民追求的是过上好日子。维吾尔人当时的眼睛是盯在广州、香港甚至西方，大家羡慕的是那些去广州做生意的人，在基层维吾尔族社会中新形成的集市纷纷取名“香港巴扎(巴扎：维吾尔语集市)”，T恤衫类的服装很长一段时间在维吾尔语里被称作“港衫”。喇叭裤、牛仔裤、花衬衣等在维吾尔族年轻人中也是时尚，因为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生活，大家都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生活水平改善充满期望。维吾尔族是一个具有追求快乐生活传统的民族，在当时考虑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享受生活的快乐。因此境外瓦哈比主义等保守主义倡导回到7世纪生活的观念，和维吾尔族人对生活的追求截然相反，遭到维吾尔族社会的拒绝。导致瓦哈比派在维吾尔族社会中并没有寻找到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这些保守主义的宗教思想除在几个乡村发展了一些信徒，逐渐没落了下去。
任何宗教都既有内在的精神信仰的要求，如对真主的信仰；也有外显的仪式性的要求，包括宗教信仰实践、行为规范等，如做礼拜、封斋、衣着、饮食禁忌。外显的仪式性要求既是对内在精神信仰的强化过程，也是区别和衡量信众的一个标尺。这些年说南疆宗教氛围日益浓厚，主要是说这种外显性的活动明显增加，例如女性蒙面、穿中东国家式的保守服装、年轻男性蓄大胡须、日常去清真寺的人员增加，社会上饮酒、吸烟的人员明显减少。这些在考察中我们感受非常明显。到每个地方我们都有朋友，大家聚会肯定要喝酒，传统上维吾尔族喜欢喝酒助兴，但是现在可以喝酒的地方变得很少，而且当地人都要躲起来喝酒。在策勒县，由于八项规定，政府接待不能上酒，朋友们请客把我们拉到乡村的一个农家乐喝酒。到了和田市，据说全市只有3家维吾尔族可以喝酒的地方，许多人是到宾馆开房，然后带上酒和吃的东西到房间里喝酒。我们专程去了3家中的一家，但他们不卖酒，和田市的维吾尔族商店没有卖酒的，我们在别的商店买了酒，也要用黑色的袋子装好，回到餐厅喝酒。后来到皮山、莎车、喀什等地，差不多都是如此，喝酒只能在宾馆里或者是偏僻点的农家乐。这一点和我三四年前看到的有明显变化。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蒙面女性 明显增多。蒙面女性在和田、喀什可说是随处可见，特别是和田市更多，在和田市艾提卡大巴扎，营业的女店主们几乎都只能看到一双眼睛。蒙面女性在上世纪80年代维吾尔族中也存在，1987年我去喀什时就曾见过六七个，但和现在大不一样，一是少，很少;二是多数是老年女性，50至60岁以上；三是穿的衣服还是传统的服饰，就在头上蒙一个褐色的大头巾。而这次在和田市，据我们观察，在街面上，蒙面女性至少占到10%的比例。当然这比外界听到的传言要轻得多，我在到和田之前，听到的说法让我以为和田满大街都是蒙面女性，事实不是那么回事。当然这也与地方政府采取的社会干预措施有关，我们看到的蒙面女性中有相当部分是用头巾把头包住，然后戴一个大口罩。因为和田风沙大，你也不能不让别人戴口罩，这是一个具有地方特点的新现象，看起来很像双方妥协的结果。毫无疑问，外显性行为的变化反映出的是内在精神信仰的变化，反映出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的伊斯兰教信仰在从传统的世俗化向保守主义逐渐转变。
我们还需要认识清楚一件事，那就是通常我们说维吾尔族几乎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但这并不等于维吾尔族穆斯林是一种统一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方式，其实维吾尔族穆斯林内部也在宗教实践上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分层。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可以分为四种社会群体。
第一种是“文化穆斯林”，这是最世俗化的一个群体，主要由党政官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大中型企业职工以及大学生群体构成。这部分人日常很少有礼拜、封斋等宗教实践活动，一般也不忌烟酒，但依然会有宗教情感和遵守一些传统的风俗习惯。
第二种是“世俗穆斯林”。这部分群体主要由农民、普通市民、商贩以及一些年长、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构成。相比文化穆斯林，他们宗教实践活动的形态更多，比如封斋、做礼拜，如果周五有时间，一定会去清真寺。但他们做这些，只是怀着很朴素的信仰，一定程度是沿袭祖先的传统。除了斋月期间，其他时间都与文化穆斯林无异，也不排斥抽烟、喝酒。
第三种是“保守穆斯林”。也称伊斯兰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这个群体在宗教实践上要求更加严格，要求严格按照《古兰经》的内容规范个人社会行为，认为伊斯兰教的创始阶段是理想社会。行为方式上类似清教徒，提倡简朴生活，反对奢靡浪费，追求内心的安宁清修，但并不主张暴力，也没有政治诉求。
第四种是“极端穆斯林”，也可以叫“政治穆斯林”。这个群体往往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在宗教实践上与保守穆斯林相同，但在行为规范上有政治性的要求，在宗教价值观上有激进、极端的倾向，有对社会的权力诉求。保守穆斯林比较容易被动员为极端穆斯林。
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群体做宗教实践的社会分层，重要意义在于提醒外界注意到其中的明显差别，特别是在制定有关政策时，要具有针对性，针对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政策。
目前在新疆，宗教极端主义、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瓦哈比派等概念在认识和使用上存在混乱的现象，必须要界定清楚，否则容易造成社会治理扩大化。
原教旨主义原是用来形容相信《圣经》中传统基督教信仰运动的。以后，凡是激烈地反对现代化、世俗化的宗教运动，不管出现在西方还是东方都被人们冠名为“原教旨主义”，从而与其他的政治复辟运动相区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最初产生于18世纪中后期，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及宗教危机的加重，同时在阿拉伯世界开始了旨在净化伊斯兰教的瓦哈比运动，进而形成新的教法学派“瓦哈比派”。这个学派号召穆斯林严格按照《古兰经》和《圣训》，抛弃宗教陋习，复归到《古兰经》中的黄金时代。瓦哈比学派受到沙特酋长的赏识，进而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思想运动发展成了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为以后沙特王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以瓦哈比派为国教的沙特王国的建立可以认为是传统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顶峰。
这里我们看到，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意思基本一样，而瓦哈比派是原教旨主义的一部分，而宗教极端主义与它们有明显区别。极端主义是一种带有政治目的的社会活动，极端主义的价值观是扭曲的，而且极端主义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背离伊斯兰教中的基本原则的。因此，极端主义与原教旨保守主义、瓦哈比派有根本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是否有政治活动。在新疆发生的暴力恐怖活动，毫无疑问是极端主义。而单纯的蒙面、婚丧习俗的改变、礼拜次数等都不能当做是极端主义。极端主义虽然打着伊斯兰的旗号，但它并不是宗教，而是一个反动的政治活动，这一点必须要定义清楚。一个例证是：沙特阿拉伯内政部今年3月7日发布声明，将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等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并要求在国外进行所谓圣战的沙特人在15日内回国自首，这表明国家利益远远大于同一宗教利益。可以看得出,奉行瓦哈比派的沙特也认为自己受到极端主义的威胁。
新疆近年来，保守主义思想逐渐渗透、传播，其原因有：
近年来，世界伊斯兰教的发展形势是日益趋向保守，尤其是一批原先奉行现代主义观念，走世俗化社会发展道路的穆斯林国家，纷纷在社会发展方面选择日益明显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化的倾向，但不同国家鼓吹原教旨主义的势力却并不一样。
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中最为典型的选择走世俗化发展道路的国家，但是自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土耳其废除了宪法中军队是国家世俗化的保卫者的规定，废除了禁止女学生佩戴具有宗教色彩头巾上学的法律。土耳其看起来在从世俗化向后转。
阿富汗在塔利班执政时期，完全是原教旨主义立国，即使现在，塔利班已经被逐出政治舞台，但是原教旨主义对阿富汗社会的影响仍然很大。不过阿富汗塔利班的原教旨主义思想是来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虽然走的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世俗化道路，但整个社会的治理结构并不完全由政府决定，巴基斯坦塔利班是原教旨主义的信奉者，与巴政府长期处于对立状态。盘踞于巴基斯坦境内与阿富汗接壤的部落地区，遵从逊尼派激进主义的德奥班德教派的教义。
近五六年来，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借助大量非法宗教宣传出版物以及录音带、光盘、移动存储介质和飞速发展的互联网等传播手段，加之维吾尔族社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在维吾尔族中的传播和影响迅速升温，主要在维吾尔族农民、商贩、城乡灵活就业人员中传播，在新疆南部地区大有成为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趋势。
另一方面，维吾尔族社会在发展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尤其在现代化发展方面面临挫折，也为原教旨保守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土壤。最明显的一点表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业难度在增大，产业工人队伍甚至在缩小。在采掘业、制造业、电力和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这4种行业中，少数民族职工总数由1997年的18.5万人下降到2002年的11.3万人，占行业职工总数的比例也由18.7%下降到17.2%。据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维吾尔族15岁以上人口中“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即产业工人)比重持续下降。尤其是2000至2010年间，维吾尔族产业工人不仅比例从5.89%下降到4.55%，实际人数也从26.5万人下降到24.9万人。而此期间，维吾尔族15岁以上的“未就业人口”总数从134.8万人增加到177.7万人，增幅为31.6%。一方面是新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工业化的急速推进;另一方面，人口1000多万，占新疆总人口47%的维吾尔族的产业工人队伍在缩小，未就业人数在增大，这种矛盾的状况显然不利于维吾尔族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由于维吾尔社会日益处于困境，在青年人群体中出现了一些列消极和丑恶现象。如青年男性中酗酒成风、赌博盛行、毒品泛滥。这些在传统社会中从未有过的负面社会问题令处于传统封闭的维吾尔族社会反映强烈，但维吾尔族社会内部又没有成熟的社会机制来面对、反思和应对这些问题，于是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宗教就适时出现了，因为宗教是唯一能够对维吾尔族民众能够产生行为约束规范的社会力量。我个人认为，原教旨主义思潮之所以近年来在维吾尔族社会中迅速扩张，最主要的因素来自于维吾尔族社会的现实状况。
应该说，这些情况对于南疆维吾尔族的发展造成了阻碍，制约了维吾尔族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步。甚至对经济发展也产生负面影响，如他们宣传使用银行贷款获取的收益是不洁的，甚至说和汉族人做生意赚的钱也是不洁的。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长此以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可能会从一种社会思潮转变为具有社会动员能力的力量从而对维吾尔族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进而影响新疆的发展与稳定大局。 ★
一个传统维族村落的现实观察
作者：王维博
來源：中国新闻周刊 2010019期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5-27/111320357192_4.shtml
5月22日，喀什市浩罕乡党校召开干部村支书大会，传达刚刚闭幕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在这次会上，12村村支书艾尼瓦尔第一次听说了喀什要建经济特区的消息。
“主要是为了加速南疆地区经济发展，拓宽市场渠道，用开放弥补市场不足，快速缩小贫富差距。”一位援疆干部如此说。
“城市越来越近，村里人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虽然经济特区概念还很模糊，但艾尼瓦尔相信，离城市近了，总没有坏事。
“浩罕人”后裔？
12村的维文名字叫做“依西恰姆”，用汉语写是“依西强”。在浩罕乡，虽然各村都有各自的维文名字，但大家习惯编号，艾尼瓦尔是依西恰姆村的支部书记，乡上的干部就喊他12村村长，村民们彼此也用门牌号来称呼各家的院子。
喀什地区三面环山，一面敞开，北有天山南脉横卧，西有帕米尔高原耸立，南部是绵亘东西的喀喇昆仑山，东部为一望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与其他绿洲不同，喀什像是被沙漠挤到了最边缘。作为沙漠绿洲，这里的农业有着上千年历史，灌溉庄稼的水来自附近的喀什噶尔河，其上游克孜勒河则发源自900公里之外的吉尔吉斯斯坦。
喀什全称喀什噶尔，意为“玉石之国”，但对12村来说，周边除了黄土还是黄土。与绝大多数维吾尔人村庄一样，村民们平时务农。村子有3000多口人，这在内地也是一个大村。
虽然离市区只有十几公里，但村庄如同隔绝的世界，掩映在小块的麦田与高大的胡杨树之间，每家的耕地面积不大，都用半人高的土墙精心圈起来。
似乎村庄是长在地里的，村庄之间很少有现成的路，孩子们习惯于穿过田埂路去上学，转过两块地，回头便看不到村庄。
在村民买买提江的印象中，除了几家外地打工的回来后把土墙改成了砖墙以外，多年来村子没有多大变化。1999年，南疆铁路库尔勒至喀什段从村子西部穿过，也并未给村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土墙围隔之下，村民们生活得非常安静。村里只有一家小卖店，偶尔有卖塑料用品和羊肉的三轮车从村子里穿过，也不会大声叫卖。
研究喀什文化的学者刘学杰对村民的印象是：“种地不精。”几十年前，整个中国已经忙于工业化，12村村民甚至还对汉族的耕种技术不甚了了。村民至今未习惯使用化肥和拖拉机。一年两季，春季种小麦，秋天播玉米，大多数年份里，这些作物收成欠佳，唯一丰产的是不需要太多人力的果树。
村里 90%以上人不懂汉语，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主要靠当地电视台的维语频道。大多数人对村子的历史同样并不知情。刘学杰曾用数年时间考证过浩罕乡的来历，“当地村民虽属维族，但大部分来自古代中亚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地区)。”
古代浩罕汗国农业和畜牧并重，以骁勇善骑闻名于世，有“四十回兵不如一安集延(浩罕人)”之称。
“古时的喀什地区，历来都是各种政治势力觊觎之地，浩罕国与喀什相邻，一直希望能占据喀什地区，清朝时期的阿古柏之乱，大小和卓叛乱等也大多与浩罕国有关。”刘学杰说。
1865年，浩罕人阿古柏带50名骑兵和10多名官员从浩罕抵达喀什，成立“哲德沙尔汗国”，并自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占据当地长达13年之久。
1875年，清朝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率西征大军入疆，湘军旌麾南指，阿古柏在新疆的据点很快被清除。1877年，阿古柏猝死于喀拉沙尔，哲德沙尔汗国瓦解。
浩罕的军队走了，但在当地做生意的浩罕商人却留了下来，他们用最廉价又最珍贵的黄土，为自己精心营造了乡村，并选择在远离城市的深巷里生活。数代人过后，这些浩罕人后裔变得与当地维族毫无二致。
不善农事的“80后”
与村里大多数“80后”一样，1984年出生的买买提江对田里的活并不在行。村里人多地少，人均只有六分地。买买提江一家三口人，两亩地，一亩种作物，一亩种果树。
“种田不是年轻人的强项，”买买提江说，结婚前几年，他也曾试着把自己家的水果和在当地收购的水果拿到更远的乌鲁木齐去卖。每年6月杏子熟，9月石榴、苹果熟，一年中买买提江大概去两趟乌市。
但最终，这项生意未能坚持下来。
买买提江不懂汉语，果品拿到乌鲁木齐，只能卖给当地的维族人，利润空间不大。干了两年，便坚持不下来了。
结婚之后，除了农田，买买提江的所有家当是15只羊和2头牛。“以前也养过鸽子，但都被猫儿吃掉了。”买买提江有些沮丧。
更让买买提江沮丧的是，去年11月份连下了十多天大雪，家里的20多棵无花果树全被冻死了。
无花果是多年生果树，即使补栽一两年内也无法挂果。买买提江估计，单这一项要减少1000多元，这对于一个年收入只有四千多元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买买提江说，他现在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经常为地里的收成向真主祈祷。
阿布卡迪尔比买买提江更有闯劲些，结婚前，他曾去乌鲁木齐呆过两年，“倒外汇、贩干果、摆地摊，卖服饰头帕旧衣服，折腾过很多事。”
去年用赚的钱结了婚，现在阿布卡迪尔的任务是侍奉生病的父亲。
去年，在城市里做生意多年的父亲得了严重的高血压，渐渐的左半边身子也瘫痪了，遵从最小的儿子必须陪在老人身边的传统，阿布卡迪尔陪同父亲回到了村子。
父亲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但3万多元医疗费，也只能报销5000多元。“生病后，老人对真主安拉越来越虔诚。”阿布卡迪尔说，以前生意忙，父亲抽不出时间天天做礼拜，现在家里来了客人，老人都要挣扎着起来和客人握手，嘴巴抖索着说“赛俩目”(阿拉伯语，意为“愿真主赐福于你”)。
每个周五，老人让儿子用小车推着去村里的清真寺做一次主麻。据阿布卡迪尔说，平时在家里，只要身体舒服，老人都会坚持做礼拜。
村里的“80后”至少还有100多个，大部分初中毕业就辍学，然后去外地闯荡，混得出来就留在外面，混不出来就只好回来种地。村支书艾尼瓦尔说，年轻人回来根本无法安心种地，村里又没有企业可安排就业，这样的年轻人最让各家头疼。
学校里的“新疆普通话”
村里小学在一片高大的杨树林背后，建于1959年，至今有12个班。校内是清一色的抗震房，墙外到处刷着反对民族分裂的标语：“破坏民族团结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民族团结一家亲，试看天下谁能敌”等红色大字夺人眼目。
当地官员和学校老师一致认为，学校是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前沿，除了培养孩子爱国思想外，反对违法宗教活动也是学校工作的重点。
对艾买提江·孜亚吾丁校长来说，现在最头疼的是没有专门的汉族老师，民族老师学不来标准的汉语，他担心将来学生讲的都是“新疆普通话”。
按规定，小学里维族老师必须通过汉语考试，专职汉语老师须要六级以上，一般老师至少要达到四级水平。
学校从一年级就开始教授汉语课，每周四节。三年级以上每周五节。但由于没有语言环境，学生听写还可以，开口表达很困难。
艾买提江·孜亚吾丁校长每年都要向乡里申请专职汉语老师，去年总算是分来了一个。
新分来的老师叫热比故丽。事实上，这位只在大学才开始强化训练汉语的维族姑娘，汉语说得同样生硬。
即便如此，在学校里，热比故丽仍然是个“宝”，不仅带四五两个年级的汉语课，还负责辅导其他维族老师的汉语。
维族老师中，美术老师阿吉拜合提学习非常吃力，1963年出生的他经历过两次维文改革。传统维文是从右往左写，而物理、数学、化学，以及外文内容都是从左往右写，二者放在一起比较别扭。1962年新疆自治区做过一次维文改革，尝试用拼音字母代替传统维文字母，改成从左向右写，但上世纪80年代初又恢复了老文字。
阿吉拜合提说，他小学时虽然学习的是新文字，但由于爱好维文书法，80年代改回老文字时，他成了为数不多的懂老文字的人。阿吉拜合提一边教孩子维文课，一边教其他老师学习老文字，大部分老师两三年才适应过来。
2004年，学校开始要求全体教师汉语水平过四级， 40多岁的阿吉再次成了“学生”，每个星期六都赶到学校复习汉语课，但由于年龄大了，他至今未能通过汉语四级。
老阿訇的担忧
阿布里米提老人的家与其他农户一样，院子里搭着葡萄架，太阳暖烘烘地照在葡萄架上，在地上投着斑驳的树影。门前走廊两边是两个大炕，床上铺的毡子千疮百孔，已经没有整齐边缘。南疆夏天炎热少雨，很多农村家庭都把床放在院子里睡觉。
1961年初中毕业之后，阿布里米提开始跟着当地的老阿訇学经。1977年老师去世之后，阿布里米提开始担任阿訇。1998年因带着6个村民在家里读经，违反了当时的宗教规定，阿布里米提被取消了阿訇资格。
现在的阿布里米提仍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经常去村里的小清真寺。在他看来，伊斯兰教深刻影响了村民们的生活，包括礼拜前的清洁，生活中的秩序，父母、夫妻、邻里、朋友的关系，大到价值观、心理习俗、文学创作、建筑风格，小到婚姻、丧葬、饮食、礼仪和服饰都与《古兰经》有关，或从中演变而来，“做不好是无法进天堂的”。
阿布里米提认为，古兰经和圣训要求民族团结、邻里互助、尊老爱幼，并从正当的渠道赚钱。这些都有利于乡村治理。
阿布里米提还说，神教导我们要互相像兄弟一样爱护，但现在人们的自私意识越来越浓，以前从果园出来的水果，经常有人分给病者和穷人，现在生活好了，反而自私了。令他担心的是，许多年轻人开始偷偷地抽烟喝酒，而赌博助长了他们不劳而获的观念。
尽管村里的宗教气氛已经淡化，但清真寺里年轻的阿訇仍旧每天清晨发出“安斯拉卜——哈依乌木比乃——纳吾来——”的召唤，用平缓、深沉的声音唤醒村民。清真寺不大，只有一个农户家的规模，一个经堂，一个小院。礼拜殿的电子钟，永远显示的是麦加时间。
像买买提江这样的年轻人也会早早过来，在门口的席子上默默脱掉鞋子，走进殿内寻找自己的位置。
“7·5”闹事者现况
与回村照顾老人的阿布卡迪尔不同，比他小的年轻人则不愿回来。
6组53号的艾尼巴乌东今年18岁，身为长子的他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帮父亲种地。
如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两年之后，2008年6月，在帮父亲收完小麦之后，艾尼巴乌东去投奔了在乌鲁木齐做生意的叔叔。
在乌鲁木齐，艾尼巴乌东吃住都在叔叔家，和堂弟一起开始了学徒生活。平时叔叔负责从内地拿货，他们两个负责看店。“平时哪儿也不去。”艾尼巴乌东说，每天收摊之后，除了去二道桥附近的夜市逛逛，就是回家看电视，“大城市虽然让人新奇，却很陌生”。
主要工作是学习和汉族人做生意，认识布料，熟记价格并讨价还价。艾尼巴乌东说，村里像他一样的学徒有几十个，大部分吃住在亲戚家，开始是帮忙，没有工钱，等一两年学成之后，师傅则会送一个铺面给徒弟“另立门户”。
艾尼巴乌东并没有“学成”。2009年“7·5”当天，艾尼巴乌东加入了游行的队伍。“当时我正在热比娅大厦前，看见很多维族年轻人喊着口号游行，就加入进去了”。
据艾尼巴乌东回忆说，他后来感觉情况不对劲，有人开始打砸路边的店铺，还没等反应过来，他被三四个警察按在地上。
一个月之后，艾尼巴乌东被送回了喀什。在拘留所待了两个月后，村支书艾尼瓦尔把他接回村子。除了在家里劳动不得外出以外，艾尼巴乌东每周五还要到乡“法律服务所”接受学习。
在艾尼瓦尔看来，村里年轻人很欠缺法律知识。全村里20岁左右的年轻人有100多个，正是这帮半大“巴郎子”(男孩子)让人头疼，去年全乡参加“7·5”的年轻人一共有20个，16个在12村，包括一个被判死刑的年轻人。
维护稳定与发展新局
由于艾尼巴乌东短期内不能再外出打工，父亲便带着另一个儿子去了乌鲁木齐。除了农活全揽以外，艾尼巴乌东每天还帮村里卖干果的当装卸工，虽然一天只有30多元工钱，但在村支书艾尼瓦尔的眼里，这比以前进步多了。
“7·5”之后，艾尼瓦尔的工作更加繁忙，为了保证基层稳定，全乡组成812个“十户联防小组”，实行联防小组、村小组、村委会，三级联防。
外来人员要办暂住证，平时村民家来客，凡是留下来过夜的，同样要到村里登记。
即使是这样，艾尼瓦尔还是怕出乱子，每天一早一晚带着村委会的人在全村巡逻。“村里有413人出去打工。”艾尼瓦尔说，每家的情况都得摸清楚。
60多岁的赛买提是村里5组的一个“联防小组长”，他的工作就是及时汇报小组内出现的异常情况。为此获得的报酬是“村里一年发50元钱和两袋面”。
浩罕乡政法委书记库来西·亚生介绍说，基层维稳的弦一直绷得很紧，每个村委会班子成员都有自己的情报人员，每周向乡“稳定办”汇报工作。
按乡里的规定，村委会除了组织“7·5”涉案人员的“帮教”以外，还要密切关注陌生人来访及长期不在突然回来的本村人，并要及时上报乡政府。
相较于维稳的辛苦，即将成立的喀什经济特区令基层干部兴奋。喀什市只是一个县级市，设为特区后将连升两级，成为副省级城市，而随之涌来的投资项目，或许会落户到村里来。“这可是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事啊！”艾尼瓦尔兴奋地用双手抹着脸颊。 ★
來源：中国新闻周刊 2010019期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5-27/111320357192_4.shtml
5月22日，喀什市浩罕乡党校召开干部村支书大会，传达刚刚闭幕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在这次会上，12村村支书艾尼瓦尔第一次听说了喀什要建经济特区的消息。
“主要是为了加速南疆地区经济发展，拓宽市场渠道，用开放弥补市场不足，快速缩小贫富差距。”一位援疆干部如此说。
“城市越来越近，村里人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虽然经济特区概念还很模糊，但艾尼瓦尔相信，离城市近了，总没有坏事。
“浩罕人”后裔？
12村的维文名字叫做“依西恰姆”，用汉语写是“依西强”。在浩罕乡，虽然各村都有各自的维文名字，但大家习惯编号，艾尼瓦尔是依西恰姆村的支部书记，乡上的干部就喊他12村村长，村民们彼此也用门牌号来称呼各家的院子。
喀什地区三面环山，一面敞开，北有天山南脉横卧，西有帕米尔高原耸立，南部是绵亘东西的喀喇昆仑山，东部为一望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与其他绿洲不同，喀什像是被沙漠挤到了最边缘。作为沙漠绿洲，这里的农业有着上千年历史，灌溉庄稼的水来自附近的喀什噶尔河，其上游克孜勒河则发源自900公里之外的吉尔吉斯斯坦。
喀什全称喀什噶尔，意为“玉石之国”，但对12村来说，周边除了黄土还是黄土。与绝大多数维吾尔人村庄一样，村民们平时务农。村子有3000多口人，这在内地也是一个大村。
虽然离市区只有十几公里，但村庄如同隔绝的世界，掩映在小块的麦田与高大的胡杨树之间，每家的耕地面积不大，都用半人高的土墙精心圈起来。
似乎村庄是长在地里的，村庄之间很少有现成的路，孩子们习惯于穿过田埂路去上学，转过两块地，回头便看不到村庄。
在村民买买提江的印象中，除了几家外地打工的回来后把土墙改成了砖墙以外，多年来村子没有多大变化。1999年，南疆铁路库尔勒至喀什段从村子西部穿过，也并未给村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土墙围隔之下，村民们生活得非常安静。村里只有一家小卖店，偶尔有卖塑料用品和羊肉的三轮车从村子里穿过，也不会大声叫卖。
研究喀什文化的学者刘学杰对村民的印象是：“种地不精。”几十年前，整个中国已经忙于工业化，12村村民甚至还对汉族的耕种技术不甚了了。村民至今未习惯使用化肥和拖拉机。一年两季，春季种小麦，秋天播玉米，大多数年份里，这些作物收成欠佳，唯一丰产的是不需要太多人力的果树。
村里 90%以上人不懂汉语，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主要靠当地电视台的维语频道。大多数人对村子的历史同样并不知情。刘学杰曾用数年时间考证过浩罕乡的来历，“当地村民虽属维族，但大部分来自古代中亚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地区)。”
古代浩罕汗国农业和畜牧并重，以骁勇善骑闻名于世，有“四十回兵不如一安集延(浩罕人)”之称。
“古时的喀什地区，历来都是各种政治势力觊觎之地，浩罕国与喀什相邻，一直希望能占据喀什地区，清朝时期的阿古柏之乱，大小和卓叛乱等也大多与浩罕国有关。”刘学杰说。
1865年，浩罕人阿古柏带50名骑兵和10多名官员从浩罕抵达喀什，成立“哲德沙尔汗国”，并自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占据当地长达13年之久。
1875年，清朝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率西征大军入疆，湘军旌麾南指，阿古柏在新疆的据点很快被清除。1877年，阿古柏猝死于喀拉沙尔，哲德沙尔汗国瓦解。
浩罕的军队走了，但在当地做生意的浩罕商人却留了下来，他们用最廉价又最珍贵的黄土，为自己精心营造了乡村，并选择在远离城市的深巷里生活。数代人过后，这些浩罕人后裔变得与当地维族毫无二致。
不善农事的“80后”
与村里大多数“80后”一样，1984年出生的买买提江对田里的活并不在行。村里人多地少，人均只有六分地。买买提江一家三口人，两亩地，一亩种作物，一亩种果树。
“种田不是年轻人的强项，”买买提江说，结婚前几年，他也曾试着把自己家的水果和在当地收购的水果拿到更远的乌鲁木齐去卖。每年6月杏子熟，9月石榴、苹果熟，一年中买买提江大概去两趟乌市。
但最终，这项生意未能坚持下来。
买买提江不懂汉语，果品拿到乌鲁木齐，只能卖给当地的维族人，利润空间不大。干了两年，便坚持不下来了。
结婚之后，除了农田，买买提江的所有家当是15只羊和2头牛。“以前也养过鸽子，但都被猫儿吃掉了。”买买提江有些沮丧。
更让买买提江沮丧的是，去年11月份连下了十多天大雪，家里的20多棵无花果树全被冻死了。
无花果是多年生果树，即使补栽一两年内也无法挂果。买买提江估计，单这一项要减少1000多元，这对于一个年收入只有四千多元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买买提江说，他现在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经常为地里的收成向真主祈祷。
阿布卡迪尔比买买提江更有闯劲些，结婚前，他曾去乌鲁木齐呆过两年，“倒外汇、贩干果、摆地摊，卖服饰头帕旧衣服，折腾过很多事。”
去年用赚的钱结了婚，现在阿布卡迪尔的任务是侍奉生病的父亲。
去年，在城市里做生意多年的父亲得了严重的高血压，渐渐的左半边身子也瘫痪了，遵从最小的儿子必须陪在老人身边的传统，阿布卡迪尔陪同父亲回到了村子。
父亲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但3万多元医疗费，也只能报销5000多元。“生病后，老人对真主安拉越来越虔诚。”阿布卡迪尔说，以前生意忙，父亲抽不出时间天天做礼拜，现在家里来了客人，老人都要挣扎着起来和客人握手，嘴巴抖索着说“赛俩目”(阿拉伯语，意为“愿真主赐福于你”)。
每个周五，老人让儿子用小车推着去村里的清真寺做一次主麻。据阿布卡迪尔说，平时在家里，只要身体舒服，老人都会坚持做礼拜。
村里的“80后”至少还有100多个，大部分初中毕业就辍学，然后去外地闯荡，混得出来就留在外面，混不出来就只好回来种地。村支书艾尼瓦尔说，年轻人回来根本无法安心种地，村里又没有企业可安排就业，这样的年轻人最让各家头疼。
学校里的“新疆普通话”
村里小学在一片高大的杨树林背后，建于1959年，至今有12个班。校内是清一色的抗震房，墙外到处刷着反对民族分裂的标语：“破坏民族团结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民族团结一家亲，试看天下谁能敌”等红色大字夺人眼目。
当地官员和学校老师一致认为，学校是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前沿，除了培养孩子爱国思想外，反对违法宗教活动也是学校工作的重点。
对艾买提江·孜亚吾丁校长来说，现在最头疼的是没有专门的汉族老师，民族老师学不来标准的汉语，他担心将来学生讲的都是“新疆普通话”。
按规定，小学里维族老师必须通过汉语考试，专职汉语老师须要六级以上，一般老师至少要达到四级水平。
学校从一年级就开始教授汉语课，每周四节。三年级以上每周五节。但由于没有语言环境，学生听写还可以，开口表达很困难。
艾买提江·孜亚吾丁校长每年都要向乡里申请专职汉语老师，去年总算是分来了一个。
新分来的老师叫热比故丽。事实上，这位只在大学才开始强化训练汉语的维族姑娘，汉语说得同样生硬。
即便如此，在学校里，热比故丽仍然是个“宝”，不仅带四五两个年级的汉语课，还负责辅导其他维族老师的汉语。
维族老师中，美术老师阿吉拜合提学习非常吃力，1963年出生的他经历过两次维文改革。传统维文是从右往左写，而物理、数学、化学，以及外文内容都是从左往右写，二者放在一起比较别扭。1962年新疆自治区做过一次维文改革，尝试用拼音字母代替传统维文字母，改成从左向右写，但上世纪80年代初又恢复了老文字。
阿吉拜合提说，他小学时虽然学习的是新文字，但由于爱好维文书法，80年代改回老文字时，他成了为数不多的懂老文字的人。阿吉拜合提一边教孩子维文课，一边教其他老师学习老文字，大部分老师两三年才适应过来。
2004年，学校开始要求全体教师汉语水平过四级， 40多岁的阿吉再次成了“学生”，每个星期六都赶到学校复习汉语课，但由于年龄大了，他至今未能通过汉语四级。
老阿訇的担忧
阿布里米提老人的家与其他农户一样，院子里搭着葡萄架，太阳暖烘烘地照在葡萄架上，在地上投着斑驳的树影。门前走廊两边是两个大炕，床上铺的毡子千疮百孔，已经没有整齐边缘。南疆夏天炎热少雨，很多农村家庭都把床放在院子里睡觉。
1961年初中毕业之后，阿布里米提开始跟着当地的老阿訇学经。1977年老师去世之后，阿布里米提开始担任阿訇。1998年因带着6个村民在家里读经，违反了当时的宗教规定，阿布里米提被取消了阿訇资格。
现在的阿布里米提仍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经常去村里的小清真寺。在他看来，伊斯兰教深刻影响了村民们的生活，包括礼拜前的清洁，生活中的秩序，父母、夫妻、邻里、朋友的关系，大到价值观、心理习俗、文学创作、建筑风格，小到婚姻、丧葬、饮食、礼仪和服饰都与《古兰经》有关，或从中演变而来，“做不好是无法进天堂的”。
阿布里米提认为，古兰经和圣训要求民族团结、邻里互助、尊老爱幼，并从正当的渠道赚钱。这些都有利于乡村治理。
阿布里米提还说，神教导我们要互相像兄弟一样爱护，但现在人们的自私意识越来越浓，以前从果园出来的水果，经常有人分给病者和穷人，现在生活好了，反而自私了。令他担心的是，许多年轻人开始偷偷地抽烟喝酒，而赌博助长了他们不劳而获的观念。
尽管村里的宗教气氛已经淡化，但清真寺里年轻的阿訇仍旧每天清晨发出“安斯拉卜——哈依乌木比乃——纳吾来——”的召唤，用平缓、深沉的声音唤醒村民。清真寺不大，只有一个农户家的规模，一个经堂，一个小院。礼拜殿的电子钟，永远显示的是麦加时间。
像买买提江这样的年轻人也会早早过来，在门口的席子上默默脱掉鞋子，走进殿内寻找自己的位置。
“7·5”闹事者现况
与回村照顾老人的阿布卡迪尔不同，比他小的年轻人则不愿回来。
6组53号的艾尼巴乌东今年18岁，身为长子的他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帮父亲种地。
如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两年之后，2008年6月，在帮父亲收完小麦之后，艾尼巴乌东去投奔了在乌鲁木齐做生意的叔叔。
在乌鲁木齐，艾尼巴乌东吃住都在叔叔家，和堂弟一起开始了学徒生活。平时叔叔负责从内地拿货，他们两个负责看店。“平时哪儿也不去。”艾尼巴乌东说，每天收摊之后，除了去二道桥附近的夜市逛逛，就是回家看电视，“大城市虽然让人新奇，却很陌生”。
主要工作是学习和汉族人做生意，认识布料，熟记价格并讨价还价。艾尼巴乌东说，村里像他一样的学徒有几十个，大部分吃住在亲戚家，开始是帮忙，没有工钱，等一两年学成之后，师傅则会送一个铺面给徒弟“另立门户”。
艾尼巴乌东并没有“学成”。2009年“7·5”当天，艾尼巴乌东加入了游行的队伍。“当时我正在热比娅大厦前，看见很多维族年轻人喊着口号游行，就加入进去了”。
据艾尼巴乌东回忆说，他后来感觉情况不对劲，有人开始打砸路边的店铺，还没等反应过来，他被三四个警察按在地上。
一个月之后，艾尼巴乌东被送回了喀什。在拘留所待了两个月后，村支书艾尼瓦尔把他接回村子。除了在家里劳动不得外出以外，艾尼巴乌东每周五还要到乡“法律服务所”接受学习。
在艾尼瓦尔看来，村里年轻人很欠缺法律知识。全村里20岁左右的年轻人有100多个，正是这帮半大“巴郎子”(男孩子)让人头疼，去年全乡参加“7·5”的年轻人一共有20个，16个在12村，包括一个被判死刑的年轻人。
维护稳定与发展新局
由于艾尼巴乌东短期内不能再外出打工，父亲便带着另一个儿子去了乌鲁木齐。除了农活全揽以外，艾尼巴乌东每天还帮村里卖干果的当装卸工，虽然一天只有30多元工钱，但在村支书艾尼瓦尔的眼里，这比以前进步多了。
“7·5”之后，艾尼瓦尔的工作更加繁忙，为了保证基层稳定，全乡组成812个“十户联防小组”，实行联防小组、村小组、村委会，三级联防。
外来人员要办暂住证，平时村民家来客，凡是留下来过夜的，同样要到村里登记。
即使是这样，艾尼瓦尔还是怕出乱子，每天一早一晚带着村委会的人在全村巡逻。“村里有413人出去打工。”艾尼瓦尔说，每家的情况都得摸清楚。
60多岁的赛买提是村里5组的一个“联防小组长”，他的工作就是及时汇报小组内出现的异常情况。为此获得的报酬是“村里一年发50元钱和两袋面”。
浩罕乡政法委书记库来西·亚生介绍说，基层维稳的弦一直绷得很紧，每个村委会班子成员都有自己的情报人员，每周向乡“稳定办”汇报工作。
按乡里的规定，村委会除了组织“7·5”涉案人员的“帮教”以外，还要密切关注陌生人来访及长期不在突然回来的本村人，并要及时上报乡政府。
相较于维稳的辛苦，即将成立的喀什经济特区令基层干部兴奋。喀什市只是一个县级市，设为特区后将连升两级，成为副省级城市，而随之涌来的投资项目，或许会落户到村里来。“这可是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事啊！”艾尼瓦尔兴奋地用双手抹着脸颊。 ★
星期一, 6月 09, 2014
王蒙：新疆当务之急是要现代化
作者：逄春阶
来源：大众日报 http://xj.people.com.cn/n/2014/0606/c188514-21366088.html
時間：2014年06月06日
我在公路上骑着自行车，公路边上突然“啪”就跳上一个女孩:“老王哥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等到了地方说一声再见，跳下车就走了，连女孩的模样都没看清楚。
大众日报 逄春阶
王蒙先生曾经在新疆生活了16年。2014年初我到新疆采访姑丽娜尔·吾甫力教授，她说去年王蒙到喀什师范学院演讲半小时，第一句话用的维语:“孩子们，你们好吗?”当时维吾尔族学生都疯了一般热烈鼓掌，激动得不行。然后王蒙讲多么热爱新疆，他说得不多，但是感染力超强。王蒙讲完后，他的书，整个喀什抢购一空。以前他们觉得王蒙是个大作家，离他们很远，但是没想到王蒙的维语说得那么流畅，心理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要拆除语言上的障碍
记者(以下简称记):王蒙老师，我听说，您一到新疆，您的那些维吾尔族老朋友好多都激动得扑到您怀里哭。姑丽娜尔·吾甫力教授说，王蒙了解维吾尔族文化，肚子里装着维吾尔族的习俗、理念、谚语，如果不进入核心，就不能了解这个民族，王蒙进入民族文化的核心，他是用维吾尔语来思维。
王蒙(以下简称王):姑丽娜尔·吾甫力是一个才女。我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她写了很长的评论《以“民族志”书写方式讲述“国家故事”》。
记:您的维语说得这么好?怎么学的?很多人说学不好?
王:学语言，学习少数民族语言，首先从内心深处要尊重，不尊重，永远学不好。有的人是抱着轻视少数民族的态度去学，这怎么行?排斥不行。就跟现在有人说，我才不学英语呢，我是爱国。这是以无知为爱国，以愚蠢为爱国的表现。你这不是爱国，你是在害这个国家。
说到我跟维吾尔族朋友的感情，那还真得从语言开始。我到伊犁农村劳动锻炼，完全和维族人民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赶上“文革”了，大家天天念《毛主席语录》，我就干脆背维吾尔文版《毛主席语录》(采访时王蒙即兴背诵了一段)。
记:语言是交流的基础。冲破文化之间的隔膜，破除不同文化体之间的认知逆差，首先要破除语言上的障碍。
王:除了语言之外，还有很多，比如饮食习惯。现在全国好多地方在援疆，援疆工程是一个民生工程，更是一个民心工程。在这个工程中一定得把民心争取过来。我到过一个省市的援疆指挥铂他们很努力，但是他们告诉我说，我们这里很多人不习惯吃新疆的饭，我们这儿厨子都是从某大城市带来的。我听了以后就很难过，你怎么接近当地的人呢?群众路线，讲的是同吃、同住、同劳动。人家的饭，你都尝不出味道来。这怎么能打成一片呢?看着是小事，其实小事不小。
看历史上的民族政策
记:看您的小说《这边风景》，写到维吾尔族汉族之间的融洽关系，真是美好。其中，有个细节。说汉族一个男子，骑着自行车，突然就有一个维族姑娘跳到后座上。
王:这是真实的。这其实都是我的经验，在大公路上，过的都是卡车。我在公路上骑着自行车，公路边上突然“啪”就跳上一个女孩:“老王哥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等到了地方说一声再见，跳下车就走了，连女孩的模样都没看清楚。
记:那时候民族关系非常融洽。
王:我现在在想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毛主席他有很多极左的政策，但是有一条，他在强调民族团结，强调民族之间的亲密关系方面，也有他非常有效的地方。
记:关键在哪呢?
王:毛主席说，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问题。他什么意思呢?就是民族和民族之间没有矛盾，有矛盾的是汉族这边穷人和地主之间的矛盾，维吾尔族“巴依(财主)”和维吾尔族的穷人之间的矛盾。维吾尔语没有“地主”这个词，他是从俄语吸收这个词，他本身的语言词是说“巴依”“伯克(老爷、保长之类)”。
毛主席的理论把民族之间的摩擦，转换成各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所以民族和民族之间亲热，关系好。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的话是工人无祖国，他说的无祖国，实际的意思就是工人用不着分民族，共产党是站在弱势的这一边的，维护工人、农民，尤其是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
共同奔向现代化，共同奔小康
记:现在新疆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暴恐分子这种极端的、破坏性的、反人类的行为，影响新疆的发展和稳定。
王:中央屡次的表态，零容忍，要严厉打击，这是毫无疑义的。这是一个方面。新疆问题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现代化的过程在新疆来说不是没有代价的，不是没有矛盾的。回顾历史，我们中原的主体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也经历了这种矛盾，这种纠结，经历的种种变动、起伏。那么同样在新疆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在现代化迅速发展当中，它会使有些矛盾凸显出来。因为你不发展，大家都受穷是一种情况，你发展了以后又不可能每个人都平均受益。就会产生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新的矛盾。
所以新疆的当务之急就是使边疆的各族人民也都能够乘上现代化的这辆快车，使他们不会感受到自己被这辆快车甩掉了，不会感到是现代化破坏了他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的生活理念。
记: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肯定伴随着一系列的问题，不适应，不理解，甚至还有误解。
王:我们今天对待少数民族应该有一个说法。有一个什么说法呢?共同奔向现代化，共同奔小康。这个现代性话题虽然学术上有很多争论，起码对新疆的农民来说，他还是需要奔一段的，奔完了以后，说还不足，还要再怎么修整，怎么改，调节，那是以后的事。这是真正的命运的共同体。
《福乐智慧》和《论语》
记:《福乐智慧》和《论语》我比较着读了，感觉有相通的地方。
王:你应该宣传这种观念，西域文明中很大一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福乐智慧》都是一些做人的格言，很多都是鼓励学习、鼓励敬老，讲礼仪、讲仁∽子讲的仁爱之心。
维吾尔族有两部经典，值得关注。一部是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阿拉伯文《突厥语大词典》，二是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劝诫性长诗《福乐智慧》。这两部经典，跟我们汉族的一些经典是相通的。
不要动不动就把民族文化对立起来，也不要动不动就把伊斯兰教和非伊斯兰教对立起来，文化之间总有个性，有差别嘛。……但是它讲道德、讲礼仪、敬老，讲要尊重别人。……孔子没完没了地讲学习，其实伊斯兰教也是鼓励你学习的。很多年前，新疆画家哈孜同志给我题写书法，就是《可兰经》上的那句话:“为了寻找知识，你可以不怕远到中国!”
记:我采访姑丽娜尔·吾甫力时，她就说过，《福乐智慧》在讨论国家与幸福的辩证关系时，指出国家安定、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根本在于公平正义的原则，这与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国家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民幸福”的理念是相通的，与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有关公平正义原则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幸福的概念和含义也有可相互阐发的价值。
王:姑丽娜尔·吾甫力最近有文章谈到伊斯兰教文化和中华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的关系，写得很好。她引用维吾尔人历代的大师的话，他们都是反对狭隘的宗教信仰、使自己变得仇恨别人，这种仇恨，正好是违背先知穆罕默德所提倡的理念。首先我们是注重学习，没有说是要仇视别人啊。
来源：大众日报 http://xj.people.com.cn/n/2014/0606/c188514-21366088.html
時間：2014年06月06日
我在公路上骑着自行车，公路边上突然“啪”就跳上一个女孩:“老王哥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等到了地方说一声再见，跳下车就走了，连女孩的模样都没看清楚。
大众日报 逄春阶
王蒙先生曾经在新疆生活了16年。2014年初我到新疆采访姑丽娜尔·吾甫力教授，她说去年王蒙到喀什师范学院演讲半小时，第一句话用的维语:“孩子们，你们好吗?”当时维吾尔族学生都疯了一般热烈鼓掌，激动得不行。然后王蒙讲多么热爱新疆，他说得不多，但是感染力超强。王蒙讲完后，他的书，整个喀什抢购一空。以前他们觉得王蒙是个大作家，离他们很远，但是没想到王蒙的维语说得那么流畅，心理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要拆除语言上的障碍
记者(以下简称记):王蒙老师，我听说，您一到新疆，您的那些维吾尔族老朋友好多都激动得扑到您怀里哭。姑丽娜尔·吾甫力教授说，王蒙了解维吾尔族文化，肚子里装着维吾尔族的习俗、理念、谚语，如果不进入核心，就不能了解这个民族，王蒙进入民族文化的核心，他是用维吾尔语来思维。
王蒙(以下简称王):姑丽娜尔·吾甫力是一个才女。我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她写了很长的评论《以“民族志”书写方式讲述“国家故事”》。
记:您的维语说得这么好?怎么学的?很多人说学不好?
王:学语言，学习少数民族语言，首先从内心深处要尊重，不尊重，永远学不好。有的人是抱着轻视少数民族的态度去学，这怎么行?排斥不行。就跟现在有人说，我才不学英语呢，我是爱国。这是以无知为爱国，以愚蠢为爱国的表现。你这不是爱国，你是在害这个国家。
说到我跟维吾尔族朋友的感情，那还真得从语言开始。我到伊犁农村劳动锻炼，完全和维族人民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赶上“文革”了，大家天天念《毛主席语录》，我就干脆背维吾尔文版《毛主席语录》(采访时王蒙即兴背诵了一段)。
记:语言是交流的基础。冲破文化之间的隔膜，破除不同文化体之间的认知逆差，首先要破除语言上的障碍。
王:除了语言之外，还有很多，比如饮食习惯。现在全国好多地方在援疆，援疆工程是一个民生工程，更是一个民心工程。在这个工程中一定得把民心争取过来。我到过一个省市的援疆指挥铂他们很努力，但是他们告诉我说，我们这里很多人不习惯吃新疆的饭，我们这儿厨子都是从某大城市带来的。我听了以后就很难过，你怎么接近当地的人呢?群众路线，讲的是同吃、同住、同劳动。人家的饭，你都尝不出味道来。这怎么能打成一片呢?看着是小事，其实小事不小。
看历史上的民族政策
记:看您的小说《这边风景》，写到维吾尔族汉族之间的融洽关系，真是美好。其中，有个细节。说汉族一个男子，骑着自行车，突然就有一个维族姑娘跳到后座上。
王:这是真实的。这其实都是我的经验，在大公路上，过的都是卡车。我在公路上骑着自行车，公路边上突然“啪”就跳上一个女孩:“老王哥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等到了地方说一声再见，跳下车就走了，连女孩的模样都没看清楚。
记:那时候民族关系非常融洽。
王:我现在在想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毛主席他有很多极左的政策，但是有一条，他在强调民族团结，强调民族之间的亲密关系方面，也有他非常有效的地方。
记:关键在哪呢?
王:毛主席说，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问题。他什么意思呢?就是民族和民族之间没有矛盾，有矛盾的是汉族这边穷人和地主之间的矛盾，维吾尔族“巴依(财主)”和维吾尔族的穷人之间的矛盾。维吾尔语没有“地主”这个词，他是从俄语吸收这个词，他本身的语言词是说“巴依”“伯克(老爷、保长之类)”。
毛主席的理论把民族之间的摩擦，转换成各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所以民族和民族之间亲热，关系好。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的话是工人无祖国，他说的无祖国，实际的意思就是工人用不着分民族，共产党是站在弱势的这一边的，维护工人、农民，尤其是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
共同奔向现代化，共同奔小康
记:现在新疆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暴恐分子这种极端的、破坏性的、反人类的行为，影响新疆的发展和稳定。
王:中央屡次的表态，零容忍，要严厉打击，这是毫无疑义的。这是一个方面。新疆问题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现代化的过程在新疆来说不是没有代价的，不是没有矛盾的。回顾历史，我们中原的主体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也经历了这种矛盾，这种纠结，经历的种种变动、起伏。那么同样在新疆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在现代化迅速发展当中，它会使有些矛盾凸显出来。因为你不发展，大家都受穷是一种情况，你发展了以后又不可能每个人都平均受益。就会产生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新的矛盾。
所以新疆的当务之急就是使边疆的各族人民也都能够乘上现代化的这辆快车，使他们不会感受到自己被这辆快车甩掉了，不会感到是现代化破坏了他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的生活理念。
记: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肯定伴随着一系列的问题，不适应，不理解，甚至还有误解。
王:我们今天对待少数民族应该有一个说法。有一个什么说法呢?共同奔向现代化，共同奔小康。这个现代性话题虽然学术上有很多争论，起码对新疆的农民来说，他还是需要奔一段的，奔完了以后，说还不足，还要再怎么修整，怎么改，调节，那是以后的事。这是真正的命运的共同体。
《福乐智慧》和《论语》
记:《福乐智慧》和《论语》我比较着读了，感觉有相通的地方。
王:你应该宣传这种观念，西域文明中很大一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福乐智慧》都是一些做人的格言，很多都是鼓励学习、鼓励敬老，讲礼仪、讲仁∽子讲的仁爱之心。
维吾尔族有两部经典，值得关注。一部是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阿拉伯文《突厥语大词典》，二是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劝诫性长诗《福乐智慧》。这两部经典，跟我们汉族的一些经典是相通的。
不要动不动就把民族文化对立起来，也不要动不动就把伊斯兰教和非伊斯兰教对立起来，文化之间总有个性，有差别嘛。……但是它讲道德、讲礼仪、敬老，讲要尊重别人。……孔子没完没了地讲学习，其实伊斯兰教也是鼓励你学习的。很多年前，新疆画家哈孜同志给我题写书法，就是《可兰经》上的那句话:“为了寻找知识，你可以不怕远到中国!”
记:我采访姑丽娜尔·吾甫力时，她就说过，《福乐智慧》在讨论国家与幸福的辩证关系时，指出国家安定、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根本在于公平正义的原则，这与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国家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民幸福”的理念是相通的，与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有关公平正义原则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幸福的概念和含义也有可相互阐发的价值。
王:姑丽娜尔·吾甫力最近有文章谈到伊斯兰教文化和中华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的关系，写得很好。她引用维吾尔人历代的大师的话，他们都是反对狭隘的宗教信仰、使自己变得仇恨别人，这种仇恨，正好是违背先知穆罕默德所提倡的理念。首先我们是注重学习，没有说是要仇视别人啊。
星期一, 5月 26, 2014
鲍文德：新疆政策是否会走入暴力和镇压的循环
作者：傅才德
來源：紐約時報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526/c26bovingdon/
時間：2014年05月26日
周四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一处拥挤的市场发生了一连串爆炸，导致31人丧命，94人受伤。此次事件被定性为“暴力恐怖袭击”，国家主席习近平立誓要“从严惩处暴恐分子，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新疆今年内死伤最严重的事件，此前中国各地还发生了一连串的袭击，发动者均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其中的一些人想让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东突厥斯坦。
直到不久前，维吾尔人一直是新疆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不过，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多年来向新疆移民。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这种移民使得说突厥语族语言、大部分为穆斯林的维族人在自治区的2200万人口中只占了不到一半，而汉族人口正在接近同等规模。在共产党开始统治中国的1949年，新疆的汉人比例仅为6.7%。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的教授鲍文德(Gardner Bovingdon)认为，人口的改变对于中国政府如何制定新疆政策、如何应对暴力事件的激增具有一定影响。近些年，鲍文德申请中国签证时一直被拒。他是名为“新疆13人”(Xinjiang 13)的团体中的一员，为2004年编辑的合集《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陲》(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一书撰写了文章，而这本合集惹怒了中国政府。在采访中，鲍文德教授探讨了中国的新疆政策，以及政府和自治区民众可能会采取的路线。
问：对新疆这一轮暴力事件和政府的行动，你有何看法？
答：人们想知道，这是不是维吾尔分离主义者的组织规模扩大、计划性增强的证据。我觉得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尚早，而且我尤其怀疑北京方面宣称的这些事件全都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astern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有关的说法。我甚至不相信，这个组织现在还具备之前的能力。
北京方面想说，所有希望独立的维吾尔人都是分裂分子和恐怖分子。你知道，在汉语中，我们把东突厥斯坦称作“东突”，就好像所有相信东突厥斯坦、所有寻求东突厥斯坦独立的人都是这些伊斯兰运动的盟友一样。事实绝非如此。被美国和联合国确定为恐怖组织的只有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而这一身份的确立是在2002年。我觉得，这正是北京方面一直试图把各种事情和该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原因。
问：所以，这些袭击是在中国境外策划的说法并非实情？
答：中国政府依然秉持的一个观点是，政府能够而且应该控制媒体，政府也应该利用自身的力量来炮制宣传，讲述它想要传播的故事，压制它不想要的说法。我怕那里的人们——的确有一些人乐于说，维吾尔恐怖主义的威胁正在增强；这件事清楚地表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基地组织(Al Qaeda)等团体相勾结——我怕那些人基本上是通过煽动恐怖主义威胁以确保自身的利益。这么做既符合他们的利益，也符合北京方面的利益。
我想我们必须持怀疑态度。我认为我们必须等待令我们满意的证据出现。我担心，我们根本不可能从中国的体制内部获得这种证据。
问：袭击活动不断发生，是否意味着维族社会的沮丧情绪正不断增长？
答：在我看来，这些具体的袭击活动显示出，有一小群人正致力于暴力活动，他们可能是受到了宗教信仰的驱动。从现有证据来看是这样的，而我对这些证据是持怀疑态度的。不过，我们绝不应该把这些人的行为和态度，与普通维族民众的行为和态度等同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仍然要重申我多年来一直提到的观点，大量其他证据显示，大多数维族人对北京实施的政策或多或少都是有些不满的。事实上，无论在哪个问题上，你回忆一下10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前，当我还在新疆的时候，维族人有哪些不满，你会发现，北京的做法都违背了维族人曾经表达的意愿：北京进一步打击了宗教活动，进一步打击了维族语言，计划生育政策也更具压迫性，这种例子还有很多。
我认为，很难否认维族人中广泛存在的不满。但我也觉得，如果说爆炸和持刀伤人事件的增多是维族人不满情绪加剧的直接证据，这也是一种误解。
问：极端分子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答：这种活动的长期目标是什么？我想起了法国人用来形容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表述——politique du pire——“最糟糕的政治”。如果有人从事了暴力活动，政府就予以镇压，而这将加剧大多数维族人的不满，因此从长期来看，它可能会引发更大不满情绪的爆发，以及更广泛的暴力行动，甚至超出那些组织的范围。
中国政府的考量是什么？我认为它正尝试着完成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一方面，它需要谴责暴力行为。它需要让民众放心，在当前的例子中，主要是让新疆的汉族人口放心。因为这些袭击活动显然针对的是汉族人口为主的区域。中国政府需要让他们相信，政府能恢复稳定，阻止更多暴力活动的发生。它还需要释放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只是批评和打击少数维族人，这些人不代表大多数，他们是恐怖分子。
问：你认为事态会如何发展？
答：很大程度上，北京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把所有维族人变成快乐而满足的中国公民，他们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与中国人身份认同相关的项目。
维族人未来不可能构成真正的军事威胁。他们目前也不可能成功地制造分裂，当然，除非北京的中央政府出现了治理危机。然而，另一方面，即使双方的较量接近尾声，也不意味着未来就能够避免暴力活动的发生。一个最值得关注的后果，也是我们在探究未来时一个最大的疑问是，在新疆占据优势的汉族人群，可能是作为多数族群，会如何看待这些事？他们还会留在这里生活，还会告诉亲戚这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吗？或者，人们是否会心生恐惧，然后离开这里？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來源：紐約時報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526/c26bovingdon/
時間：2014年05月26日
周四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一处拥挤的市场发生了一连串爆炸，导致31人丧命，94人受伤。此次事件被定性为“暴力恐怖袭击”，国家主席习近平立誓要“从严惩处暴恐分子，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新疆今年内死伤最严重的事件，此前中国各地还发生了一连串的袭击，发动者均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其中的一些人想让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东突厥斯坦。
直到不久前，维吾尔人一直是新疆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不过，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多年来向新疆移民。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这种移民使得说突厥语族语言、大部分为穆斯林的维族人在自治区的2200万人口中只占了不到一半，而汉族人口正在接近同等规模。在共产党开始统治中国的1949年，新疆的汉人比例仅为6.7%。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的教授鲍文德(Gardner Bovingdon)认为，人口的改变对于中国政府如何制定新疆政策、如何应对暴力事件的激增具有一定影响。近些年，鲍文德申请中国签证时一直被拒。他是名为“新疆13人”(Xinjiang 13)的团体中的一员，为2004年编辑的合集《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陲》(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一书撰写了文章，而这本合集惹怒了中国政府。在采访中，鲍文德教授探讨了中国的新疆政策，以及政府和自治区民众可能会采取的路线。
问：对新疆这一轮暴力事件和政府的行动，你有何看法？
答：人们想知道，这是不是维吾尔分离主义者的组织规模扩大、计划性增强的证据。我觉得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尚早，而且我尤其怀疑北京方面宣称的这些事件全都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astern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有关的说法。我甚至不相信，这个组织现在还具备之前的能力。
北京方面想说，所有希望独立的维吾尔人都是分裂分子和恐怖分子。你知道，在汉语中，我们把东突厥斯坦称作“东突”，就好像所有相信东突厥斯坦、所有寻求东突厥斯坦独立的人都是这些伊斯兰运动的盟友一样。事实绝非如此。被美国和联合国确定为恐怖组织的只有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而这一身份的确立是在2002年。我觉得，这正是北京方面一直试图把各种事情和该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原因。
问：所以，这些袭击是在中国境外策划的说法并非实情？
答：中国政府依然秉持的一个观点是，政府能够而且应该控制媒体，政府也应该利用自身的力量来炮制宣传，讲述它想要传播的故事，压制它不想要的说法。我怕那里的人们——的确有一些人乐于说，维吾尔恐怖主义的威胁正在增强；这件事清楚地表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基地组织(Al Qaeda)等团体相勾结——我怕那些人基本上是通过煽动恐怖主义威胁以确保自身的利益。这么做既符合他们的利益，也符合北京方面的利益。
我想我们必须持怀疑态度。我认为我们必须等待令我们满意的证据出现。我担心，我们根本不可能从中国的体制内部获得这种证据。
问：袭击活动不断发生，是否意味着维族社会的沮丧情绪正不断增长？
答：在我看来，这些具体的袭击活动显示出，有一小群人正致力于暴力活动，他们可能是受到了宗教信仰的驱动。从现有证据来看是这样的，而我对这些证据是持怀疑态度的。不过，我们绝不应该把这些人的行为和态度，与普通维族民众的行为和态度等同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仍然要重申我多年来一直提到的观点，大量其他证据显示，大多数维族人对北京实施的政策或多或少都是有些不满的。事实上，无论在哪个问题上，你回忆一下10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前，当我还在新疆的时候，维族人有哪些不满，你会发现，北京的做法都违背了维族人曾经表达的意愿：北京进一步打击了宗教活动，进一步打击了维族语言，计划生育政策也更具压迫性，这种例子还有很多。
我认为，很难否认维族人中广泛存在的不满。但我也觉得，如果说爆炸和持刀伤人事件的增多是维族人不满情绪加剧的直接证据，这也是一种误解。
问：极端分子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答：这种活动的长期目标是什么？我想起了法国人用来形容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表述——politique du pire——“最糟糕的政治”。如果有人从事了暴力活动，政府就予以镇压，而这将加剧大多数维族人的不满，因此从长期来看，它可能会引发更大不满情绪的爆发，以及更广泛的暴力行动，甚至超出那些组织的范围。
中国政府的考量是什么？我认为它正尝试着完成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一方面，它需要谴责暴力行为。它需要让民众放心，在当前的例子中，主要是让新疆的汉族人口放心。因为这些袭击活动显然针对的是汉族人口为主的区域。中国政府需要让他们相信，政府能恢复稳定，阻止更多暴力活动的发生。它还需要释放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只是批评和打击少数维族人，这些人不代表大多数，他们是恐怖分子。
问：你认为事态会如何发展？
答：很大程度上，北京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把所有维族人变成快乐而满足的中国公民，他们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与中国人身份认同相关的项目。
维族人未来不可能构成真正的军事威胁。他们目前也不可能成功地制造分裂，当然，除非北京的中央政府出现了治理危机。然而，另一方面，即使双方的较量接近尾声，也不意味着未来就能够避免暴力活动的发生。一个最值得关注的后果，也是我们在探究未来时一个最大的疑问是，在新疆占据优势的汉族人群，可能是作为多数族群，会如何看待这些事？他们还会留在这里生活，还会告诉亲戚这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吗？或者，人们是否会心生恐惧，然后离开这里？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星期一, 4月 14, 2014
“彩云之南”的恐怖主义通道
作者：尹鸿伟
來源：http://ynyhw2000.blog.163.com/blog/static/132900481201438101354188/
發表時間：2014-04-08
边陲云南，因中国的发展进步越来越充满活力，并已崛起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南亚的重要通道。各种人员的汇聚不断给云南边境地区带来了热闹和繁荣，也不断有着匪夷所思的故事发生。
2014年3月1日晚9时20分左右，地处云南省会的昆明火车站发生了一起致29人遇难、140余人受伤的暴力恐怖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称其为“昆明3.01暴力恐怖袭击案”。有反恐官员表示，暴力分子避开了安保措施严密的北京、上海和新疆等地区，挑选了人们没有防备或者说防备意识没有那么强的云南下手，这起事件暴恐性质非常明显。凭借着网络和媒体巨大的传播力量，该事件迅速震动了全中国及全世界。
“手持双刀的暴徒用长刀砍、短刀刺，出手凶狠，招招直指无辜民众的咽喉、心脏等要害；甚至面对警察的枪口也勇往直前，毫无胆怯，直到全部中弹倒下”。3月1日晚上目睹了凶案经过的市民如此描述5名的暴徒的行径，“丝毫不防备的民众被瞬间冲击得落荒而逃，死伤者血流如注，哀号声震天。”
“3.01案件”发生后40多个小时告破，公安部表示该案是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的“暴力恐怖团伙”所为，该团伙6男2女共8人，现场被击毙4名、击伤抓获1名（女），其余3名已落网，还表示在凶案现场发现了“东突”恐怖势力旗帜等证据。
一直关注“东突”等分裂恐怖分子在云南和与其接壤的邻国的活动情况的新疆反恐人士透露，一些“东突”分子已将云南视为出入国境的“便利通道”。与新疆通往境外通道受高寒、高山等自然条件约束和边防管控严厉略有不同，云南边防线漫长且形势复杂，许多边境地区存在“一寨两国”、“一家两国”和“跨沟出国”的客观复杂性，加上一些接壤国家的政府无力控制民族地区，因此部分“东突”分子将云南边境地区视为外逃和潜回的“便利通道”。
特殊的云南边境
很多人预计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密切后，进出云南省的人员和商贸将大大增加，这条黄金通道的价值也会不断被提升。但现实的情况是，除了期待中的正面收益，云南边境也面对着安全越来越复杂的局面。
“由于少数民族比重非常大的云南与缅甸、老挝和越南山水相连，又有许多重要的国际通商口岸，国内外都有流动人口汇集到这里。”中缅边境云南省瑞丽市的一名官员说，“缅甸等国境外人员及各种无国籍人员已达数十万人之多，而边境线上跨境而居、早出晚归的边民更是无法准确统计，这些情况给政府人口工作增添了许多问题和困难。”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一名船运公司的经理表示，随着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以及中国与越南、老挝和缅甸各种大小口岸的开放，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强烈的竞争态势，因此各种各样的人员都在云南边境出现了。
“以前基本只有边民和商人、游客往返云南边境，但是后来情况越来越复杂。且不说那些走私、贩毒等非法犯罪人员希望偷越边境，就连朝鲜等第三国人员也想借道云南出境东南亚，再辗转其他国家。”常年在湄公河上航行的一名船长说，“这些情况我们屡见不鲜，由于从云南边境进入东南亚地区陆路、水路都非常便利，因此一直是理想的外出通道。”
的确，从云南省的西北部到南部，连接着缅甸、老挝和越南，大大小小的口岸、通道及小道不计其数，随便抬脚就可以出去了，根本无法把守，“很多外地人甚至不小心出了国都不知道，因为传统的国与国友好关系使这些地区如无边境线一般”。
“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边境上，老人们甚至都分不清自己属于什么国家，只知道家在哪个村寨，因此不太愿意政府来管我们进出。”中越边境云南省金平县的一名苗族群众说，“因为有些外地人偷偷出去越南，所以我们也被政府管得很严了，这让我们很不高兴：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嘛。”
显然，云南边境的情况就是如此特殊，而且由于历史原因造成跨境民族众多。为了便于这些边民的走亲访友，对岸国的政府彼此都不得不睁只眼、闭着眼，更多时候只能劝导边民从正规口岸出入境，但是工作效果并不理想。
一名从中朝边境来到云南边境的东北游客对当地的情况大为赞叹：“换成在中朝边境，边民敢这样随意进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被抓、被开枪射击了，还是云南边境的情况友好啊。”
云南边境的特殊，还不仅仅在于跨境民族与进出通道的众多，更涉及到周边屡禁不止的毒品问题。众所周知，从缅甸、老挝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进入云南省的毒品贩卖一直存在，而这些毒品中的一部分最终被贩卖到了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地区，在携带、运输的违法犯罪人员中，也屡屡发现部分新疆维吾尔族参与。
“大约从20世纪末开始，在与缅甸接壤的瑞丽、景洪等边境地区，随时可以看见新疆维吾尔族的身影。”长期与境外有往来的云南边境人士透露，维吾尔族朋友经常告诉金三角的合作者，他们贩毒所赚的钱不完全是用于自己消费，相当一部分还必须捐献给民族宗教组织，“作为搞政治活动的经费”。
因为毒品巨大利益的驱动，部分维吾尔族人士也参与其中，他们与云南境外的各种制造、贩卖毒品的利益集团自然产生了联系，甚至逐步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今后对打击穆斯林分裂势力，中国不仅要嘉奖自身的防卫，更要加强与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力度，支持它们打击内部的穆斯林分裂势力，做到情报共享，共同铲除窝藏在不同国家的分裂势力。”长期出入云南边境的商务人士东子说，“从地缘上看，实际上缅甸和泰国是处在对付分裂势力斗争的前沿，而中国云南是后方。中国支持这两个国家打击内部的穆斯林分裂势力，实际上也是在巩固国内自身的安全。”
分裂势力的云南动向
“虽然一直都看到关于新疆分裂分子的情况，甚至都有些麻木了，但听到昆明火车站有那么多人被砍杀还是非常吃惊。”瑞丽市的一名商人表示，“尤其杀人的手段这么残忍，遇难的都是无辜民众。”
查出凶手的真相目似乎并不难。3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对于严重暴力恐怖分子，不管他是谁，属于哪个组织，与谁有牵连，暴恐行为发生在何时、何地，中国政府都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3月4日，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对“昆明3.01案件”进行了披露，外媒立即进行大肆报道。截至目前，总人数为8人的涉案团伙已全部落网或被击毙，他们原先是想出境参加“圣战”，发现从云南出不去后又跑到了其他地方；到了广东发现也出不去，只好重新返回云南，到了位于中越边境的红河州；他们在红河的计划是，如果跑不出去就在红河和昆明火车站或汽车站发动“圣战”。
秦光荣还表示，这次突发事件的教训一是反恐意识不强，情报信息工作有一些问题；另外，铁路系统的保卫体制也有问题。
有报道称，8名袭击者是为了躲避中国警方在新疆和田地区的“镇压”跑到云南，是为了出境到老挝“寻求避难”。不过，这样的说辞受到了一名云南边境人士的反驳：“如果这些人真要去老挝，最方便的地方不是红河州边境，而是西双版纳州或者普洱市的边境，尤其从西双版纳州进入老挝后的交通条件最好，其他地方都是交通条件原始的高山丛林。而且，老挝也不可能是他们的长期藏身之处。”
中缅友好关系历史久远，两国边民往来非常自由。
2012年中，经过大量情报调查后，缅甸政府在金三角腹地的大其力市捣毁了一个秘密“军事训练营”，首度发现了一些新疆维吾尔族在其中参与训练。由此，一些金三角的势力人物提供地点、武器等，帮助维吾尔族在缅甸境内训练作战人员的传言被证实，但缅甸方面并没有对此进行大范围宣扬。
迫于内部压力和全球竞争态势，中国一直希望加强同东南亚邻国的关系。而在东南亚许多地区，贫困落后、政治不稳定及强烈的地方民族主义使其成为暴力活动的温床，警示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政治和经济措施加以防范。
“目前不仅云南边防、公安的工作思路需要改变，就是整个云南省，在对待少数民族和宗教势力的认识和工作方法都需要改进。”东子认为，云南省总是忌讳于触动一些边境少数民族和宗教势力，花的钱基本就是用在了骨子里是想分裂的地方宗教领袖身上，但对能认同中国的基层少数民族同胞，花的钱又相对地少，“这样长期下去，就会使边境少数民族认为，经常闹一闹，反而会有大把钱来花”。
东子认为，云南面临的穆斯林恐怖分裂活动，“昆明3.01案件”绝不是最后一次，而仅靠中国自己，又无法解决潜藏在邻国的分裂势力窝点和秘密训练基地，所以需要多国联动，情报共享，并组织统一的打击力量。
“昆明的这次惨案，如果从整个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角度来看，实际上也不是孤立的。”东子表示，云南省正是穆斯林分裂势力从缅甸沿海向中国蔓延的一个方向，同时泰国南部的穆斯林分裂势力也空前活跃，并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目的就是要求泰国南部的穆斯林聚集区独立，泰缅中的各种穆斯林分裂力量最终会结合在一起。
他建议，应该将中缅老泰在湄公河上的“四国联合执法队伍”升格为“湄公河组织”，以应对多国都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恐怖分裂活动。具体就是从目前的打击贩毒、跨国犯罪、河道安全的主要工作内容中，从业务上再加入反恐；而在执法区域上，也从目前单纯的湄公河护航转换到四国边境联合反恐合作。
外逃通道很难消失
虽然云南省分别与缅老越三个国家接壤，并且与泰国由湄公河相通，但以往熟悉情况的人更多会选择缅甸“偷渡出境”，因为缅北和金三角地区的情况更为复杂，政府管理更为无序。
“无论是中缅边境缅甸一侧，还是湄公河沿岸和金三角地区，除缅甸政府军外，其他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多且繁杂：克钦独立军、佤邦联合军、掸邦南部军、勐拉同盟军及各种关系复杂的民团武装数不胜数。它们的势力犬牙交错，因此外界根本无法弄清楚全部情况。”熟悉缅北少数民族武装情况的云南民间学者石安达说，“由于这些武装力量各有地盘，因此都能够做成一些事情，而想从云南出境都必须依靠他们一方或者多方。”
现实情况是，缅北和金三角地区各种利益复杂交汇，多方力量盘根错节，既有地方势力的争斗，也有国家之间的博奕，“他们成天你争我夺，但最终各自还是会形成一定的势力割据”。
一名缅北人士介绍，这些地区的各种武装势力都如狼似虎，对自己的势力范围非常在乎，平时里都随时在警惕着，彼此间一般都不敢随便介入别人的地盘活动，陌生外人要想进入必须预先得到允许，否则凶多吉少。
“如果外面没有人接应，人生地不熟的新疆维吾尔族就是出了云南边境，在异国他乡也会寸步难行，因为每一个势力范围都需要疏通。”上述缅北人士说，“表面上边境地区管理松懈，但是想要进一步深入腹地，或者借道通过也没有那么简单，更别说长期居留。”
同时他还表示，问题首先还在于中国内部，违法犯罪分子在中国层层检查下都能来去自如，显示出活动能力非同小可，相比之下境外的防范力量更是力不从心了。
东子表示，老挝对中老边境属于完全不设防状态，“新疆7.5惨案”之前，从老挝跑出去的维吾尔族很多，原因是老挝的磨丁经济特区（黄金城）紧靠云南边境，且老挝政府基本不管，所以不仅黄赌毒横行，也渐渐成为新疆分裂势力的一个接应窝点；“7.5惨案之后，特别是黄金城赌场被中国出手捣毁后，这条通道就没那么畅通了，但并不表示已完全杜绝，毕竟老挝与中国没有天然分界线。
“但老挝一直都不是这些维吾尔族分裂分子的目的地，他们一般是经老挝进入柬埔寨、泰国南部穆斯林聚集区，然后再到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传统穆斯林国家。”东子说，“随后这些分裂分子一般不再经云南返回新疆，而是走海路到达巴基斯坦，再从陆地返回新疆。”
他认为，只要云南境外还有战乱，没有有效的政府行政管理——不管是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有效行政管理，还是缅甸、老挝政府的有效行政管理，那么云南边境成为分裂分子外逃通道的情况就不会消失。
來源：http://ynyhw2000.blog.163.com/blog/static/132900481201438101354188/
發表時間：2014-04-08
边陲云南，因中国的发展进步越来越充满活力，并已崛起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南亚的重要通道。各种人员的汇聚不断给云南边境地区带来了热闹和繁荣，也不断有着匪夷所思的故事发生。
2014年3月1日晚9时20分左右，地处云南省会的昆明火车站发生了一起致29人遇难、140余人受伤的暴力恐怖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称其为“昆明3.01暴力恐怖袭击案”。有反恐官员表示，暴力分子避开了安保措施严密的北京、上海和新疆等地区，挑选了人们没有防备或者说防备意识没有那么强的云南下手，这起事件暴恐性质非常明显。凭借着网络和媒体巨大的传播力量，该事件迅速震动了全中国及全世界。
“手持双刀的暴徒用长刀砍、短刀刺，出手凶狠，招招直指无辜民众的咽喉、心脏等要害；甚至面对警察的枪口也勇往直前，毫无胆怯，直到全部中弹倒下”。3月1日晚上目睹了凶案经过的市民如此描述5名的暴徒的行径，“丝毫不防备的民众被瞬间冲击得落荒而逃，死伤者血流如注，哀号声震天。”
“3.01案件”发生后40多个小时告破，公安部表示该案是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的“暴力恐怖团伙”所为，该团伙6男2女共8人，现场被击毙4名、击伤抓获1名（女），其余3名已落网，还表示在凶案现场发现了“东突”恐怖势力旗帜等证据。
一直关注“东突”等分裂恐怖分子在云南和与其接壤的邻国的活动情况的新疆反恐人士透露，一些“东突”分子已将云南视为出入国境的“便利通道”。与新疆通往境外通道受高寒、高山等自然条件约束和边防管控严厉略有不同，云南边防线漫长且形势复杂，许多边境地区存在“一寨两国”、“一家两国”和“跨沟出国”的客观复杂性，加上一些接壤国家的政府无力控制民族地区，因此部分“东突”分子将云南边境地区视为外逃和潜回的“便利通道”。
特殊的云南边境
很多人预计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密切后，进出云南省的人员和商贸将大大增加，这条黄金通道的价值也会不断被提升。但现实的情况是，除了期待中的正面收益，云南边境也面对着安全越来越复杂的局面。
“由于少数民族比重非常大的云南与缅甸、老挝和越南山水相连，又有许多重要的国际通商口岸，国内外都有流动人口汇集到这里。”中缅边境云南省瑞丽市的一名官员说，“缅甸等国境外人员及各种无国籍人员已达数十万人之多，而边境线上跨境而居、早出晚归的边民更是无法准确统计，这些情况给政府人口工作增添了许多问题和困难。”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一名船运公司的经理表示，随着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以及中国与越南、老挝和缅甸各种大小口岸的开放，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强烈的竞争态势，因此各种各样的人员都在云南边境出现了。
“以前基本只有边民和商人、游客往返云南边境，但是后来情况越来越复杂。且不说那些走私、贩毒等非法犯罪人员希望偷越边境，就连朝鲜等第三国人员也想借道云南出境东南亚，再辗转其他国家。”常年在湄公河上航行的一名船长说，“这些情况我们屡见不鲜，由于从云南边境进入东南亚地区陆路、水路都非常便利，因此一直是理想的外出通道。”
的确，从云南省的西北部到南部，连接着缅甸、老挝和越南，大大小小的口岸、通道及小道不计其数，随便抬脚就可以出去了，根本无法把守，“很多外地人甚至不小心出了国都不知道，因为传统的国与国友好关系使这些地区如无边境线一般”。
“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边境上，老人们甚至都分不清自己属于什么国家，只知道家在哪个村寨，因此不太愿意政府来管我们进出。”中越边境云南省金平县的一名苗族群众说，“因为有些外地人偷偷出去越南，所以我们也被政府管得很严了，这让我们很不高兴：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嘛。”
显然，云南边境的情况就是如此特殊，而且由于历史原因造成跨境民族众多。为了便于这些边民的走亲访友，对岸国的政府彼此都不得不睁只眼、闭着眼，更多时候只能劝导边民从正规口岸出入境，但是工作效果并不理想。
一名从中朝边境来到云南边境的东北游客对当地的情况大为赞叹：“换成在中朝边境，边民敢这样随意进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被抓、被开枪射击了，还是云南边境的情况友好啊。”
云南边境的特殊，还不仅仅在于跨境民族与进出通道的众多，更涉及到周边屡禁不止的毒品问题。众所周知，从缅甸、老挝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进入云南省的毒品贩卖一直存在，而这些毒品中的一部分最终被贩卖到了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地区，在携带、运输的违法犯罪人员中，也屡屡发现部分新疆维吾尔族参与。
“大约从20世纪末开始，在与缅甸接壤的瑞丽、景洪等边境地区，随时可以看见新疆维吾尔族的身影。”长期与境外有往来的云南边境人士透露，维吾尔族朋友经常告诉金三角的合作者，他们贩毒所赚的钱不完全是用于自己消费，相当一部分还必须捐献给民族宗教组织，“作为搞政治活动的经费”。
因为毒品巨大利益的驱动，部分维吾尔族人士也参与其中，他们与云南境外的各种制造、贩卖毒品的利益集团自然产生了联系，甚至逐步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今后对打击穆斯林分裂势力，中国不仅要嘉奖自身的防卫，更要加强与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力度，支持它们打击内部的穆斯林分裂势力，做到情报共享，共同铲除窝藏在不同国家的分裂势力。”长期出入云南边境的商务人士东子说，“从地缘上看，实际上缅甸和泰国是处在对付分裂势力斗争的前沿，而中国云南是后方。中国支持这两个国家打击内部的穆斯林分裂势力，实际上也是在巩固国内自身的安全。”
分裂势力的云南动向
“虽然一直都看到关于新疆分裂分子的情况，甚至都有些麻木了，但听到昆明火车站有那么多人被砍杀还是非常吃惊。”瑞丽市的一名商人表示，“尤其杀人的手段这么残忍，遇难的都是无辜民众。”
查出凶手的真相目似乎并不难。3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对于严重暴力恐怖分子，不管他是谁，属于哪个组织，与谁有牵连，暴恐行为发生在何时、何地，中国政府都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3月4日，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对“昆明3.01案件”进行了披露，外媒立即进行大肆报道。截至目前，总人数为8人的涉案团伙已全部落网或被击毙，他们原先是想出境参加“圣战”，发现从云南出不去后又跑到了其他地方；到了广东发现也出不去，只好重新返回云南，到了位于中越边境的红河州；他们在红河的计划是，如果跑不出去就在红河和昆明火车站或汽车站发动“圣战”。
秦光荣还表示，这次突发事件的教训一是反恐意识不强，情报信息工作有一些问题；另外，铁路系统的保卫体制也有问题。
有报道称，8名袭击者是为了躲避中国警方在新疆和田地区的“镇压”跑到云南，是为了出境到老挝“寻求避难”。不过，这样的说辞受到了一名云南边境人士的反驳：“如果这些人真要去老挝，最方便的地方不是红河州边境，而是西双版纳州或者普洱市的边境，尤其从西双版纳州进入老挝后的交通条件最好，其他地方都是交通条件原始的高山丛林。而且，老挝也不可能是他们的长期藏身之处。”
中缅友好关系历史久远，两国边民往来非常自由。
2012年中，经过大量情报调查后，缅甸政府在金三角腹地的大其力市捣毁了一个秘密“军事训练营”，首度发现了一些新疆维吾尔族在其中参与训练。由此，一些金三角的势力人物提供地点、武器等，帮助维吾尔族在缅甸境内训练作战人员的传言被证实，但缅甸方面并没有对此进行大范围宣扬。
迫于内部压力和全球竞争态势，中国一直希望加强同东南亚邻国的关系。而在东南亚许多地区，贫困落后、政治不稳定及强烈的地方民族主义使其成为暴力活动的温床，警示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政治和经济措施加以防范。
“目前不仅云南边防、公安的工作思路需要改变，就是整个云南省，在对待少数民族和宗教势力的认识和工作方法都需要改进。”东子认为，云南省总是忌讳于触动一些边境少数民族和宗教势力，花的钱基本就是用在了骨子里是想分裂的地方宗教领袖身上，但对能认同中国的基层少数民族同胞，花的钱又相对地少，“这样长期下去，就会使边境少数民族认为，经常闹一闹，反而会有大把钱来花”。
东子认为，云南面临的穆斯林恐怖分裂活动，“昆明3.01案件”绝不是最后一次，而仅靠中国自己，又无法解决潜藏在邻国的分裂势力窝点和秘密训练基地，所以需要多国联动，情报共享，并组织统一的打击力量。
“昆明的这次惨案，如果从整个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角度来看，实际上也不是孤立的。”东子表示，云南省正是穆斯林分裂势力从缅甸沿海向中国蔓延的一个方向，同时泰国南部的穆斯林分裂势力也空前活跃，并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目的就是要求泰国南部的穆斯林聚集区独立，泰缅中的各种穆斯林分裂力量最终会结合在一起。
他建议，应该将中缅老泰在湄公河上的“四国联合执法队伍”升格为“湄公河组织”，以应对多国都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恐怖分裂活动。具体就是从目前的打击贩毒、跨国犯罪、河道安全的主要工作内容中，从业务上再加入反恐；而在执法区域上，也从目前单纯的湄公河护航转换到四国边境联合反恐合作。
外逃通道很难消失
虽然云南省分别与缅老越三个国家接壤，并且与泰国由湄公河相通，但以往熟悉情况的人更多会选择缅甸“偷渡出境”，因为缅北和金三角地区的情况更为复杂，政府管理更为无序。
“无论是中缅边境缅甸一侧，还是湄公河沿岸和金三角地区，除缅甸政府军外，其他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多且繁杂：克钦独立军、佤邦联合军、掸邦南部军、勐拉同盟军及各种关系复杂的民团武装数不胜数。它们的势力犬牙交错，因此外界根本无法弄清楚全部情况。”熟悉缅北少数民族武装情况的云南民间学者石安达说，“由于这些武装力量各有地盘，因此都能够做成一些事情，而想从云南出境都必须依靠他们一方或者多方。”
现实情况是，缅北和金三角地区各种利益复杂交汇，多方力量盘根错节，既有地方势力的争斗，也有国家之间的博奕，“他们成天你争我夺，但最终各自还是会形成一定的势力割据”。
一名缅北人士介绍，这些地区的各种武装势力都如狼似虎，对自己的势力范围非常在乎，平时里都随时在警惕着，彼此间一般都不敢随便介入别人的地盘活动，陌生外人要想进入必须预先得到允许，否则凶多吉少。
“如果外面没有人接应，人生地不熟的新疆维吾尔族就是出了云南边境，在异国他乡也会寸步难行，因为每一个势力范围都需要疏通。”上述缅北人士说，“表面上边境地区管理松懈，但是想要进一步深入腹地，或者借道通过也没有那么简单，更别说长期居留。”
同时他还表示，问题首先还在于中国内部，违法犯罪分子在中国层层检查下都能来去自如，显示出活动能力非同小可，相比之下境外的防范力量更是力不从心了。
东子表示，老挝对中老边境属于完全不设防状态，“新疆7.5惨案”之前，从老挝跑出去的维吾尔族很多，原因是老挝的磨丁经济特区（黄金城）紧靠云南边境，且老挝政府基本不管，所以不仅黄赌毒横行，也渐渐成为新疆分裂势力的一个接应窝点；“7.5惨案之后，特别是黄金城赌场被中国出手捣毁后，这条通道就没那么畅通了，但并不表示已完全杜绝，毕竟老挝与中国没有天然分界线。
“但老挝一直都不是这些维吾尔族分裂分子的目的地，他们一般是经老挝进入柬埔寨、泰国南部穆斯林聚集区，然后再到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传统穆斯林国家。”东子说，“随后这些分裂分子一般不再经云南返回新疆，而是走海路到达巴基斯坦，再从陆地返回新疆。”
他认为，只要云南境外还有战乱，没有有效的政府行政管理——不管是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有效行政管理，还是缅甸、老挝政府的有效行政管理，那么云南边境成为分裂分子外逃通道的情况就不会消失。
星期五, 3月 28, 2014
维吾尔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健康、居住及其他人权状况报告
维吾尔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健康、居住及其他人权状况报告
——以北京市的流动维吾尔族为例
說明：本文为北京爱知行研究所2010年4月发表的报告。
鏈接：http://www.chinese.rfi.fr/node/19264
目 录
前 言............................................................ 4
一、北京流动维吾尔人群的基本情况....................................... 7
（一）文化适应的问题........................................................ 7
（二）受教育水平低.......................................................... 8
（三）居住条件差............................................................ 8
（四）人员流动性大.......................................................... 8
（五）健康状况堪忧.......................................................... 8
（六）儿童和青少年成长问题突出............................................... 9
二、在居住问题上的困境............................................... 10
（一）居住条件恶劣及其对社会治安和社群健康的影响............................. 10
（二）维吾尔人的现实困境1：很难租到房子..................................... 10
（三）维吾尔人的现实困境2：在北京无法入住旅店................................ 11
（四）在居住领域的歧视和排斥问题的法律分析................................... 12
三、边缘化与维吾尔流动人群的健康危机................................... 14
（一）艾滋病的威胁......................................................... 14
（二）其他疾病的威胁....................................................... 15
（三）民族政策中对少数民族医疗的规定......................................... 15
四、在京维吾尔族流动人群面临的其他人权和法律问题........................ 16
（一）语言障碍............................................................. 16
（二）办理护照、暂住证等证照时候的不便状况................................... 17
（三）宗教礼拜............................................................. 17
（四）就业................................................................. 18
（五）儿童受教育问题....................................................... 18
（六）“重大活动”前经常被排斥的事实......................................... 19
五、政策建议........................................................ 20
（一）消除对维吾尔群众的污名化和政治恐惧..................................... 20
（二）切实保障维吾尔群众的平等权利.......................................... 20
（三）促进媒体改造......................................................... 21
附一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流动人口健康教育项目简介...................... 22
附二 新闻稿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项目获《南风窗》杂志2009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年度组织奖 22
附三 给北京市公安局长的信：关于新疆籍维吾尔人在京居留、社会建设和卫生保健问题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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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①]然而，宪法的规定往往是原则性和宣言性的，在具体规定上远远没有实现宪法应具有的，对人的生存权、自由权、人的尊严和诉权等权利[②]的保障。除宪法而外，中国对于民族问题还有《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的诸多法律文件进行规制。然而法律的良好规定却没有在实际上对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利的制度保障，一系列的民族冲突和民族矛盾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现有民族政策所存在的问题。
与此同时，随着城乡二元分割和贫富两极分化程度的加剧，很多少数民族地方的发展被边缘化，少数民族群众的生存、发展已成为日益严峻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很多边疆少数民族群众来到城市。由于文化、语言、信仰等原因，他们大多聚居在一起形成城市中小的聚落，在北京的新疆维吾尔聚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这些小的聚落和其可能对城市造成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是首先需要在此报告中给与澄清的：
这些人为什么不在家待着，而要到城市来？
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即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员的流动已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人走在街上，你不会去考虑他是否是外地人，或者他为什么要来城市。每个人来到城市都有他自己的理由。况且，当来到城市的理由是为了生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反思我们提出的问题可能会对他们造成的影响。
他们有的会从事犯罪活动？
以在北京的新疆聚落为例，从媒体报道来看，确实有盗窃、吸毒甚至贩卖毒品的案例发生。[③]对于违法犯罪活动，任何公民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少数人的犯罪事实并不能说明所有人的情况，而且也不能因为个别案例案例而对整个聚落和民族以污名化。更何况，很多从事盗窃、贩卖毒品的青少年都是被拐骗或胁迫而来到城市的。而且现代社会学研究的成果也进一步证明：犯罪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变迁、社会发展断裂以及人们生活的变迁是有着极大关系的，并非某个人天生就有犯罪的基因。[④]
为什么要关注他们的权利？为什么要给与他们保障？
《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⑤]第六条一指出：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第十一条一指出：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著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各缔约国将采取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一权利，并承认为此而实行基于自愿同意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第十三条一指出：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它们同意，教育应鼓励人的个性和尊严的充份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并应使所有的人能有效地参加自由社会，促进各民族之间和各种族、人种或宗教团体之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和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
《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公约》[⑥]第二条一指出：缔约国谴责种族歧视并承诺立即以一切适当方法实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与促进所有种族间的谅解的政策，又为此目的：（子）缔约国承诺不对人、人群或机关实施种族歧视行为或习例，并确保所有全国性及地方性的公共当局及公共机关均遵守此项义务行事；（丑）缔约国承诺对任何人或组织所施行的种族歧视不予提倡、维护或赞助；（寅）缔约国应采取有效措施对政府及全国性与地方性的政策加以检查，并对任何法律规章足以造成或持续不论存在于何地的种族歧视者，予以修正、废止或宣告无效；（卯）缔约国应以一切适当方法，包括依情况需要制定法律，禁止并终止任何人、任何团体或任何组织所施行的种族歧视；（辰）缔约国承诺于适当情形下鼓励种族混合主义的多种族组织与运动，以及其他消除种族璧垒的方法，并劝阻有加深种族分野趋向的任何事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保护人民健康。
若从处境来看，现在在北京的很多维族群众是有着语言障碍、租不到房子居住、就业受冷遇、社群健康受到极大威胁的一个群体。如果缺乏必要的权利救济和保障措施，或许他们将进一步陷入由生存、违法、健康受损以及被排斥等因素合理营造的怪圈中。这既不利于不同民族间友好的交往，更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一、北京流动维吾尔人群的基本情况
在整个维吾尔族人口中，城镇人口有163.31万人，占总人口的19.44％；乡村人口676.63万人，占总人口的80.56%。[⑦]加之很多地方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造成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增加，同时贫困现象日益严重。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维吾尔群众来到北京、上海及其他内地城市。维吾尔人到内地刚开始主要经营餐饮业，之后内地很多省市相继出现了不少维吾尔商人人经营的餐厅，羊肉串摊位，在内地很多省市经营水果，布料，毛皮，棉花生意的维吾尔商人也不少。现如今内地经商，开办自己的企业（主要经营餐饮，新疆土特产，毛皮，国际国内贸易等等）的维吾尔人越来越多。据了解光是在北京维吾尔人经营的餐厅不少于50多家。[⑧]另外，还有部分人从事盗窃、零星贩毒等违法活动。
由于文化、语言、信仰等因素，维吾尔人在北京主要是同一民族的群众聚居在一起。早期主要居住在魏公村一带，后来由于一系列重大事件（比如奥运会在北京的举办），维吾尔人在政府干预之下先后聚居于甘家口、西客站、大兴等地，居住也呈现出日益分散的特点。
总的来说，在京的维吾尔人有以下特点存在：
（一）文化适应的问题
1.从维族聚居区来到汉族聚居区，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导致交流中的隔阂和心理压力；[⑨]
2.在汉族社区，与伊斯兰教信仰密切关联的生活习俗的进行有很大的障碍。特别是当礼拜与工作时间相冲突以及场所无法得到保证的时候更是如此
3.维族人与汉人间缺乏沟通、交流并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解和歧视。维吾尔族与汉族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哪怕是在饭馆里，也很少能够看到汉族人的身影。在和一些出租车司机的交流中我们了解到一些当地人对于维吾尔族的看法，很多人不喜欢甚至厌恶维吾尔族，将他们与小偷划上等号，认为他们野蛮、不讲道理。而所有这些做出这些评论的人，没有一个真正与哪怕一个维吾尔族人交流过；而在另一方面，维吾尔族人对于主流社会这种看法也相当的不满意，尤其是汉人对他们普遍存在歧视。
（二）受教育水平低
受教育程度低是维吾尔人群的普遍共性。这一特点影响制约着这类人群的生活状态。我们了解到社群中没上过学的大有人在，大部分人小学未毕业，仅有一小部分人员只完成了小学学业、极个别的人有大中专学历。很多人不会说汉语、听不懂汉语，大部分人甚至连维吾尔语也不会写、更是看不懂维文。
（三）居住条件差
目前京区处于社会较为边缘的维吾尔人口数量已经明显减少。他们零星聚集在京周边区域，每一小点聚集人数不一，有二三十人聚集的、有六七十人聚集的。选择这些较偏的地方，一是因为房租相对市中便宜，二是就目前新疆人租房困难，在这些偏远城郊地区，他们租房困难的情况稍有缓解。筒子楼、平房，居住房租大都破旧、室内空间较小。他们本身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加上租房困难，更多的人都是相近的几个朋友、或者一家亲戚好几个人，居住在同一个房间里。
（四）人员流动性大
2008年奥运前，北京加大了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力度；酒店、旅馆限制“新疆人”入住，以前给租房的房东们拒绝再继续为这些维吾尔人租房；加上警方对吸毒人员及贩卖毒品人员的严厉抓捕；等这些原因，在城市较繁华区域很难见到这些成片的维吾尔人。他们大多流向内地其他大城市谋生，剩余的这些人逐渐远离市中，搬到郊区等偏远区域。
（五）健康状况堪忧
很多维族流动人口没有正当工作、没有固定经济来源。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毒品使用人员，以贩养吸成为他们直接获得自己所需毒品的来源和生活经济来源；另一部分人，自己不吸毒，但因为家属中有成瘾者，不得不靠贩卖毒品，获得毒资及金钱，来养家活口，这类人中女性居多，也有部分未成年儿童。毒品使用给公共安全造成了极大地威胁。在维族社群中，艾滋病传染率较高。艾滋病、结核、肝炎，成为这一人群人常见的病情。
（六）儿童和青少年成长问题突出
前几年，内地出现很多新疆维吾尔未成年青少年、儿童等，在街道扒窃、成为职业小偷。而且这些儿童和青少年很多都是被诱骗到北京等城市，然后被强迫从事盗窃等违法活动。现如今，这些当年的孩子已经成人，大都20岁左右。他们成为一批年轻的吸毒、贩毒人员，偶尔仍在进行偷窃。
二、在居住问题上的困境
绝大多数维吾尔人因为民族语言、文化及宗教信仰等诸方面与汉人间的差异使他们不能很好地和汉人形成有效沟通。同时，社会舆论的偏见和歧视往往会加深租房人对维吾尔人的刻板影响和歧视；再加之城中村的大规模拆迁和改造运动不断发生，使得大部分流动维族居民无房可租住，或者说即是有房子可租他们也很难租到。与此同时，很多旅店宾馆拒绝向维吾尔人提供旅店服务，居住的问题同样影响住店的维吾尔人。因此，居住地问题已然成为2009年维吾尔社群民众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
（一）居住条件恶劣及其对社会治安和社群健康的影响
据美国学者Kalk的研究显示：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进步时代”，政府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廉租房，但即使这样，也未能很好的解决因住房不稳定而产生的治安和公共卫生问题。廉租房屋内恶劣的居住和卫生条件，加之过分拥挤，使之成为治安、犯罪等社会问题的集中区域。而贫民窟的恶劣条件则是疾病流行的温床。例如，1899年纽约某一个街区居住了3 688人，其中241人患有肺结核，平均每1 000人中有超过1 /4的人死于肺结核。疾病的流行自然不会局限于贫困社区，必将威胁到整个城市。上流社会在将疾病流行归咎于居住在廉租社区的贫民的同时，也不得不关注城市贫穷群体的住房问题。[⑩]
以此为鉴，对于流动的维吾尔人，一味的高压和通过政府行为的排斥[11]可能对于社会治安稳定以及公共卫生问题的解决只会适得其反。
（二）维吾尔人的现实困境1：很难租到房子
维吾尔人由于文化上与汉人社群的巨大差异，导致他们很难融入到汉人社群中，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很多会以小聚居的形式居住在一起。
然而，由于很多原因的存在，他们很难租到房子。据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维族项目官员提供的走访记录显示，至少有以下原因影响到维族人租住住房时候的境况：
文化差异的原因：有社群人士表示，他们不是不想把房子租给维吾尔人，是怕有些人爱热闹，晚上打扰他们休息，还有由于语言的障碍，很难交流，生活习惯不一样。
——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借口。因为就现在维族人居住较为集中的大兴区的社区来看，大多是城郊的低矮平房区，很少有汉人、房东在此居住。居住的除了维族人外基本都是租住的外地人。
刻板印象：由于部分维吾尔人有过违法乱纪的事实，部分维吾尔人是警察的执法对象，警察时常来监督社区的治安情况，也经常询问部分维吾尔人的身份情况。于是给社群群众造成了“维族人都是坏人”的刻板印象。
——结合前边的论述，维族社群里边确实有一部分人有过违法犯罪的记录，但是这不能代表所有人都是“坏人”。
政府（公安部门）“打招呼”：由于“七五事件”等事件的爆发，使得各地公安机关把维族人视为维稳工作的重点关注对象。也正因为此，很多地方层面的公安机关直接对维族人进入本地、本社区持“不欢迎”的态度。于是，他们会找到房东，交代不能把房子租给维族人。从爱知行研究所维族项目官员的访谈记录来看，有很多房东都被当地公安“交代”过，所以他们也不敢轻易把房子租给维族人。
——以维稳为理由，通过政府行为直接对维族群众进行排斥和拒绝本身即是对法律规定的违反。交易自愿是合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政府对公民间正常的合同关系进行非法干预不仅超越职权，而且还烙上了严重的民族歧视的烙印。
据爱知行研究所维族项目官员的调查显示，大兴区流动维吾尔人现在有100多人，60%以上的人没有租到房子。因为没有固定住所，其中有些住在了网吧、桑拿、宾馆等高消费场所。
（三）维吾尔人的现实困境2：在北京无法入住旅店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在北京市海淀区、石景山区、丰台区、宣武区２０家宾馆及招待所进行了调查。在这些宾馆中，只有８家宾馆表示可以接纳新疆维吾尔人入住，也就是说，不允许的比例达到了６０％。而且，在这些说可以入住的宾馆中，只有某五星级大酒店的服务员不带丝毫犹豫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其他的都做了认真的考虑。另外一个重要信息是很多说可以入住的宾馆都要求新疆维吾尔族友人做好被查的准备。拒绝的主要原因也大多是因为有“上级的指示”。
京城宾馆/旅店对维吾尔族人群入住态度调查表
（四）在居住领域的歧视和排斥问题的法律分析
2002年11月27日国家民委、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国家旅游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出的《关于纠正极少数宾馆饭店旅店拒绝少数民族人员入住行为的通知》中指出：“内地极少数城市的宾馆、饭店、旅店拒绝新疆籍人员，尤其是新疆少数民族人员入住。这种做法违反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损害了民族团结，侵害了少数民族的正当权益，引起部分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同时指出：“请你们[12]接此通知后，对本地区各宾馆、饭店、旅店负责人和员工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及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同时采取有力措施，坚持纠正极少数宾馆、饭店、旅店拒绝少数民族人员或某地居民入住的行为。只要入住的人员具备有效身份证件，遵守有关规章制度，都要一视同仁，给予热情接待，并注意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尽可能提供生活方便，不能因其民族成份、居住地区的不同而区别对待。”
2008年5月国办发〔2008〕33号文件：《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在近期维护藏区稳定和加强反恐怖工作中，有少数单位在工作中发生违反民族政策的行为，有的机场在安检保卫工作中以民族作为划分对象，有的出租车、宾馆、商店等出现拒载、拒住、拒卖等侵害少数民族群众正当权益的现象，这些做法伤害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引起少数民族群众的不满。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地区和单位，但是如果任其发展，将严重损害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坚决予以纠正，杜绝类似事情的发生。”同时指出：“各类宾馆、商店、餐饮等单位不得拒绝少数民族群众入住、购物、饮食；各类交通工具经营者不得拒载少数民族群众。”
从以上规定都可以看出，租房者和旅店拒绝维族群众入住本质上都是违背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的，同时也是对国家法律的违背。
三、边缘化与维吾尔流动人群的健康危机
在北京的维族社群中，很多人员都没有正当工作、没有固定经济来源。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毒品使用人员，以贩养吸成为他们直接获得自己所需毒品的来源和生活经济来源。毒品使用给公共安全造成了极大地威胁。在维族社群中，艾滋病传染率较高。艾滋病、结核、肝炎，成为这一人群人常见的病情。同时，由于居住条件恶劣，流感等传染性疾病也会在社群中时有爆发。
（一）艾滋病的威胁
1.社群中的艾滋病流行状况：流动维族成瘾者中艾滋病感染者人群，由于被感染时间长、流动性强、居住不稳定、生活极度贫困等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艾滋病感染者处于发病期，但是由于地域限制，“四免一关怀”等政策难以惠及这一部分人群。部分艾滋病感染者由于缺乏有效的医疗支持，时有病死于街头的个例发生。
2.认知水平较低：很多人知道艾滋病在威胁的他们的生命，也知道目前为止没有可以治愈艾滋病的药物，但是对于传播途径、预防措施、抗病毒治疗等方面的知识很不清楚。他们中的一些人知道美沙酮替代治疗，也知道针具交换，但并不了解相关知识。谈及这些方面，他们会说，社群有人服用美沙酮突然死亡、甚至有人已经发疯，所以社区很多IDU人员不敢尝试服用此药。
3.政策因素及其对治疗可及性的影响：艾滋、结核等病人，获得抗病毒药物及治疗受限。相关政策规定，使这些病人无法在京获得药物，必须在原籍卫生部门获得相应的药物。而这些病人中的大多数，同时又为毒品使用人员，也是靠毒品交易为生，缺乏对疾病的正确认识和相关政策的了解，本身经济状况较差，生病无法及时接受治疗，获得抗病毒药物更是受地域和户籍限制。
4.减低危害措施很难惠及维族人群：一方面，很多社群人员因为没有固定住址，而无法办理暂住证，进而无法获得美沙酮维持治疗；另一方面，由于目标群体宗教和文化敏感性，对于艾滋病、性病、以及安全套等相关方面的内容比较排斥。提供给目标群体的安全套是一种被动接受方式发放的。
5.艾滋病与其他传染性疾病并发现象普遍：在维族社群中，因为艾滋病与结核双重感染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病死于街头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由于不能得到及时的抗病毒治疗，其他很多疾病与艾滋病同时并发的现象在社群中也很普遍。
（二）其他疾病的威胁
1. 其他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住房困难和居住环境的恶劣加剧了流感、呼吸道等传染性疾病在维族流动人员以及居住在社区、网吧、桑拿房等公共场所的人中的传播。根据爱知行研究所维族项目官员对社群走访调查发现：在冬天大部分社群人士都未能避免严冬流感问题，还有相当数量艾滋感染者及病人、结核病人、年纪较大切体弱多病的人士以及10多个儿童都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几乎所有的社群人士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流感等疾病。
2. 因社群文化差异、宗教思想影响等原因，在预防艾滋、性病的方面安全套的推广始终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大多数人没有普遍使用安全套的习惯，对其也没有科学的认识。这直接导致维族社群中青年男女易患性病等疾病。
（三）民族政策中对少数民族医疗的规定
《城市民族工作条例》[13]第二十一条规定：“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城市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和条件，建立民族医院、民族医药学研究机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科学”。
2008年5月国办发〔2008〕33号文件：《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各类医院对少数民族患者要一视同仁，不得歧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依照各自职责对生产经营者和服务提供者执行民族平等政策的情况进行检查。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要坚决予以纠正，依法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在京维吾尔族流动人群面临的其他人权和法律问题
（一）语言障碍
l 中国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六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当事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行政诉讼的权利。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民事诉讼的权利。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
-《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并根据需要和条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出版和教学研究。
l 事实状况
-在接受治疗的时候：社群人员在京卫生部门、疾控等地，进行检测咨询或者抗病毒药、美沙酮转接等问题时，都会遇见语言障碍。由于语言障碍，使得很多人很多后续问题无法跟进。比如：社群较集中的几个美沙酮门诊，社群人士即是解决户籍限制问题可以进行转介，但却因语言交流困难，无法跟进后续问题、以及平日的活动、知识的获得等等，出现服务中断等问题。
-在儿童受教育的情况下：在维吾尔居民居住较多的社区没有相应的维吾尔语言学校。面临使用全汉语学习的障碍。
（二）办理护照、暂住证等证照时候的不便状况
l 中国的法律规定
2008年5月国办发〔2008〕33号文件：《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在履行发放许可证书、开展执法检查、实施行政处罚、采取强制措施等职责中，尤其是在车站、机场、码头、出入境等安全检查中，不得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不得有影响民族关系的言行，一经发现违法情况，要立即纠正，严肃查处。
l 事实状况
几乎所有该社区人士都没有办法办理暂住证，有些人遭到拒绝的原因：新疆人不予办理暂住证。并且还有一部分在京从事汽车、商品交易的生意人因没有暂住证，生意相关手续及证件都受到限制，遇到严重困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规定》、《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租赁房屋治安管理 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如果没有暂住证，流动人口将不能租房，不能报考。甚至有可能会被罚款或者暂扣身份证。[14]同时，在七五事件后，很多新疆籍公民在办理护照、办理工商执照等方面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三）宗教礼拜
l 法律规定
《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少数民族保持或者改革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第二十六条规定：少数民族职工参加本民族重大节日活动，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放假，并照发工资。
l 实施状况
据社群人士介绍：在劳教所、强制戒毒所等地方，应该考虑穆斯林饮食的照顾政策。具体来看，清真食品供应的标准不应只是有无猪肉，而应该建立专门的穆斯林餐饮场所。在关押期间的监管场所，应尊重少数民族的礼拜仪式，提供礼拜基本条件。
（四）就业
l 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第二十八条规定：各民族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应当依法对少数民族劳动者给予适当照顾。
2008年5月国办发〔2008〕33号文件：《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生产经营者和服务提供者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有关保障民族平等的规定，在招收员工时，不得歧视少数民族群众
l 事实状况
-绝大多数的维吾尔群众在城市中找工作的时候都会被拒绝；
-很多从事个体工商的流动人口会被所在区域的城管或者公安等要求“不允许在该区域买东西”“到别的区去卖”等等。
（五）儿童受教育问题
l 中国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四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第十八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置接收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少年的学校（班）。
l 事实状况
在北京郊区某维族人聚居地社区，大约有10多个幼龄儿童，其中也有部分儿童达到入学年龄。但因为入学条件高、家长无法承担高额的费用，以及部分儿童因为“新疆人”的身份无法正常获得入学接受教育的权利。
（六）“重大活动”前经常被排斥的事实
1.在08北京奥运之前，很多维吾尔人会被“便衣”监控；
2.在重大活动之前如果维吾尔人乘坐飞机，对其的安检会比其他民族群众要复杂；
3.在“重大活动”之前，社会工作志愿者到社群做工作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
4.一些开展针对维吾尔人健康的社会组织的工作场所在“重大活动”之前经常有政府工作人员到工作场所了解情况；
5.据社群人员介绍，世博会即将到来，很多上海的维族群众被要求离开上海。
五、政策建议
（一）消除对维吾尔群众的污名化和政治恐惧
对维吾尔群众的污名化和歧视无益于民族和谐和社会稳定。然而，我们也清晰地发现，很多污名化和歧视除了根源于不良社会舆论外，更根源于公职部门对维吾尔群众在很多场合的过于“特殊化对待”，比如上文提到的：间接性的禁止居留、排斥就业以及“重大活动”前的排斥行动。因此，污名化的消除必须从公职部门开始，从公职部门开始树立民族平等的工作作风和社会风气。在此基础上消除针对维吾尔群众的政治恐惧，重新认识到社会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维吾尔群众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是社会多元和谐的真实写照。
与此同时，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扶持少数民族民间组织的发展。为少数民族群众在本民族社群中开展工作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
（二）切实保障维吾尔群众的平等权利
民族平等是指：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异同，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具有同等的地位，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依法享有相同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中国各民族公民广泛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各项平等权利。诸如：各民族公民不分民族、种族、宗教信仰，都同样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民族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各民族公民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各民族公民都有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劳动、休息和丧失劳动能力时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等等。[15]
在维吾尔群众被严重边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要保障实质平等能够惠及每一个维吾尔同胞，就需要在政策和制度上能够保障对少数民族的扶持政策。切实地落实国家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方针政策。为此，须对国家各级处理民族事务的机关进行必要的工作评估并建立相关机制保证各级机关能够更为积极地落实国家的民族政策。
（三）促进媒体改造
为了有效促进媒体的客观公正报道，通过媒体消除社会舆论中对维吾尔群众的污名化和歧视，必须自上而下的实现媒体在此领域的改造。台湾人权促进会在谈到媒体改造问题时指出：新闻报导应该秉持客观、中立、专业的原则：不报导未经证实的消息。不使用具歧视性或情绪性的字眼。新闻报导不应商业化、广告化；不应沦为政治人物或政党的代言工具。[16]
为了在有关维吾尔人的报道中实现这些目标，应该加强独立的媒体观察和媒体评估工作；政府应该支持学界对媒体的观察研究，提出消除媒体歧视的对策；在民族院校建立少数民族群体新闻研究的项目。编写媒体培训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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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流动人口健康教育项目简介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自2006年以来，在全球基金第四轮北京地区、全球基金第六轮昆明地区、米索尔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下，长期在内地开展维吾尔流动人口社群中开展健康教育项目工作。
该目旨在帮助中国各个城市生活的维吾尔流动人口，获得关于健康的教育，包括艾滋病及防治基本知识、毒品预防教育、减低伤害、肝炎防治、结核病防治等；帮助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特别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获得免费的医疗和检测服务、吸毒者获得政府提供的美沙酮维持治疗等；帮助维吾尔人更好的溶入随在城市和社区，推动其他民族的中国人更好的认识维吾尔人的生活和健康危机等。
内地维吾尔流动人口健康教育项目2009年以来，针对内地维尔族社群，采用同伴教育方式，通过社会学、预防医学、法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多学科结合的角度开展健康教育、法律援助、艾滋病转介与检测、美沙酮社区转介、基本人权建设与推动、心理支持与辅导、感染者关怀与救治等综合服务。
附二： 新闻稿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项目获《南风窗》杂志2009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年度组织奖
颁奖辞：该项目旨在帮助在京维吾尔流动人口获得健康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要达成这些目标，必须确保流动维吾尔人更好地融入所在城市和社区，推动其他民族的人认识他们的生存和健康状况。摆在该项目面前的，是更为现实和扭结的族群矛盾，需要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妥善解决。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项目：和谐族群的一盏微光
作者：章剑锋 来源：南风窗
12月7日的一次外展工作，25岁的维族小伙艾克被弄得有点狼狈，从中不难看出，“底层关怀”理念要被付诸实践，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试图抚平族群问题的时候。
愤怒的房子
在大兴一个维、汉民聚居区，艾克试图说服一些汉民房主将房子租给维民居住，屡屡吃了闭门羹。
“我们又不是狼！你不用赶我，我不到你房子里去，”40来岁的维族女士美丽开难掩激动，声音颤抖着，“房子是你的，不是我们的。我要是干了坏事，你可以把我赶出去……你给，我们就住，不给，我们就不住。又不是小工，又不是狼，你叫我们走走走，啥意思啊？”
艾克带她去看了一所比较整洁的单间屋子，房主儿子本来在电话里一口答应可以出租给新疆人，但房主本人态度决绝，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咣”一声将门锁上，闪身躲避。
这个聚居区里，聚集了100多名新疆人。在今年10月之前，他们全部租不到房子，天一擦黑，就钻入网吧、浴池等公共场所呆上一晚。两个月前，艾克他们进入这里，帮忙找房子，一家一家敲门进去和房主沟通。就这样，好不容易解决了30多人的居住问题。艾克算了一下，30多人一帮一，就可以安置下60多人。
12月7日中午，一位房东找到艾克，投诉刚搬进去一周的维族房客。艾克这才知道，自己介绍进去的原房客未经允许私下将房子转租易手，现在里面住着一个腿脚有问题的年轻维吾尔人，语言不通。住进去之后，又招来三四个维族男子同宿。一群人不讲卫生，并且深更半夜在院里劈柴，把房东吓坏了，一边诉说一边落泪。
艾克勃然大怒，把几个蓬头垢面的维族男子全部轰了出来，一边提出增加租金，另找一对维族夫妇接替，一边赔不是宽慰房东，“嫂子，你别哭，有问题了，不值得为他们掉眼泪。我们穆斯林讲究干净整洁、真善美，我们也痛恨这样的人。”
艾克不是房屋中介，而是在京维吾尔人项目的工作人员。这个项目，由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设立，负责人是防治艾滋病社会活动人士万延海。项目旨在帮助维吾尔流动人口获得健康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两项主要的目标，是要使艾滋病感染者获得免费医疗、检测服务，并帮助吸毒者得到政府提供的美沙酮维持治疗。
要达成这些目标，必须确保流动维吾尔人更好地融入所在城市和社区，推动其他民族的人认识他们的生存和健康状况。这类工作有其艰巨性。在大兴那个庞大的城乡结合部，维、汉民关系一目了然。这些流离失所的维民，如能安顿下来，维吾尔人项目将能对他们进行相应教育和干预，比如美沙酮和一些免费检测，根据当局的规定，只有固定居所并办理了暂住证的人才可得到。这些事务，就都落在了艾克等人身上。
“有时候一天见30个房东，谈成的只有一两个。”艾克说。更不顺利的时候，见了70个房东，一个也不成，连交谈机会都没有，就被轰了出来。还要表现得彬彬有礼，他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外人对维吾尔人的负面印象。
“这两个月搞得太累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艾克，把找到房子看作是一项挑战，“每次能帮助一个人住进房子，成就感是非常大的。”
底层的维族人，过着近似游牧一样的城市生活。早前，北京曾出现过魏公村、甘家口等维吾尔族聚居地，两地先后被驱散了，他们就向更为僻远的大兴集中。这些人当中，有摆小摊儿的、有开小餐馆的、也有做新疆土特产贩卖生意的。美丽开原来就在甘家口开餐厅，现在变得不再富有，一身疾病，连个居所都不稳定。“北京的人，就是不理解我们……”
在大兴聚居区的维民中，有五六位艾滋病感染者。早些时候，一位感染者去世，直接影响到那一地点的其他维吾尔人。房东陆续解除了租房合同，这种恐慌最终演变成各种误解，将新疆人推向更为边缘化的境地。有些严重的病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回到新疆去。
项目办为此发出严厉警告，“在京维吾尔人所面临的健康、公共卫生等问题已经非常严峻，限制和排斥该群体的最基本生存和居住权利，是不应该的。”
突发事态
2006年，有人建议万延海到北京西站地区的维吾尔人聚居区看一看。当时他了解到，那些地点注射用针头遍地，连小孩儿都在玩针头。随后，他们向全球基金和德国米索尔基金会申请资助，设立了维吾尔人项目。这两个组织，都有针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健康干预专项资助。
“也挺害怕的，因为完全陌生，不了解，”万延海说，“能躲的也想躲。我们的更多精力，是做能做的、熟悉的和安全的事情。”
维族项目已经在北京和昆明两地开展工作，他们从中央民族大学等一些高校招募维族学生担当志愿者，并将这些人派往各个维族流动人口聚集场所，通过联谊、咨询和培训等外展工作，向维吾尔群体提供健康教育和医疗转介服务（免费检测、清洁注射器交换、美沙酮治疗等），也通过与官方进行沟通和交涉，帮助他们取得某些基本的公民待遇。就项目本身来说，他们也会对维吾尔人进行一些物质帮扶，比如给予贫困者基本生活资助、协助无力承担丧葬费用的感染者家属处理善后事宜等。
维吾尔项目原来有7个专职工作人员，都是高校毕业生，每月拿着1000多元生活补助，不长时间就陆续离开了。现在的3个维族青年，像艾克这样，有的已经坚持了两年多。如果不遇到重大变故，工作进展还算顺利，但遇到一些重大节庆或事件，很多工作会陷于停顿。
“我们的能力太有限了，”艾孜提说，“社群里有各方面的需求。”
艾孜提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学生，早些时候，爱知行与一些高校社团建立过合作关系，也资助过中央民大的一些学生赴新疆支教。毕业了，她就向爱知行求取了这个职位，担任项目专职人员。但像找房子那样一波三折的工作，并非女孩子能够胜任，于是就都交给艾克一个人天天去跑。
维吾尔流动人口的不固定和周围环境的变动，给项目工作带来了难度。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社群志愿者，可能由于一些意外情况而从此失去联络，此时，社群联系就会出现断档，需要重新培养。他们所关怀的，始终是不断切换着的陌生面孔。
“我们不能保证永远做下去。对于政府来说，我们做的也许是多余的工作，本来这就是他们管的事情，”艾孜提的同事、南京大学毕业的女孩热依莱说，“如果政府尽职尽责，我们就没必要去做了。”
发生在新疆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加剧了维吾尔人的民族污名化和社会歧视处境。如果没有专门针对维族流动人口的第三方帮扶力量出现，这些维吾尔流动人口，只怕真会成为美丽开所说的那样，是“睁着眼睛的瞎子”。相应地，对艾克们的到来，他们寄予了过于沉重的期望，有些事情，完全是艾克等人力所不能及的。
这个地点据称已经写入政府的规划，最迟在明年春天就会夷为平地，居民们需要迁离，而那些没有房子的维吾尔人，又要走上一条未知之路。在此之前，这个始终被排斥在主流视线之外的社会，将一直保持着它的本来面貌。
12月7日午后，聚居区内冒出一个四处找白粉的汉民男子。这个瘸着一条腿、口齿不清的男人，在扫完一条街后，一无所获。接着进到一家维民开的小卖部里。当时艾克正和店主夫妇交谈。听说要找白粉，店主和艾克同时厉声警告此人离开。“赶快出去，别影响人家做生意，”艾克说完，转而向本刊记者叹气，“这又要引起误解了。”
傍晚时分，聚居区里还发生了一起维、汉居民之间的暴力冲突。一群汉民举着棍棒和长长的大砍刀，把手里端着一把菜刀的一个维族男子逼进胡同里。人越聚越多，对峙一阵后，又各自散开了。这功夫，艾克大声喝斥了一些维吾尔人，一位妇女和他申辩了几句，艾克挥挥手，示意她赶紧离开。
这件事情让一直小心翼翼处理社群事务的艾克感到忧虑。冲突可能激化矛盾，加深误解，使他们的帮扶工作前功尽弃，维吾尔人将更难从汉人那儿租到房子住。但他又不无侥幸，觉得事情发生时正好天色已晚，事态也没有扩大到整个聚居区。
天黑了，奔忙了一天，艾克准备返回市里。那个被围攻的维族男子找来，向艾克说明刚才的冲突原委。他的脖颈处有两条被砍开的伤口，正在渗血，皮衣的左肩处，也被砍出两条长长的刀痕。艾克要求他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去诊所包扎伤口，什么都别想。他答应明天过来再协调此事。一路上，他为两个月以来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平静局面被打破而遗憾。
摆在维吾尔项目面前的，是更为现实和纠结的族群矛盾，他们需要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妥善求解这个难题，绕不开，也回避不了。这决定了项目本身——一盏点了3年的微光，能否变得更明亮一些。
附三： 给北京市公安局长的信：关于新疆籍维吾尔人在京居留、社会建设和卫生保健问题
马振川局长、先生：
我叫万延海，北京市民，在民间组织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
今天下午，2009年1月11日，在志愿者的陪同下，我访问了北京大兴一个新疆维吾尔人聚集区，探访1名感染艾滋病病毒和发病的妇女。我们到达她家里的时候，她骨瘦如柴，非常痛苦地躺在床上，并询问我们如何可以戒毒和治疗艾滋病。我们答应第二天带她去医院看病。
不幸的是，今天晚上，传来消息，这个妇女已经去世。我对我们没有及时帮助这个妇女感到内疚。这是我们一周之内听到的第二个死去的新疆维吾尔族妇女。
我不仅为这个妇女感到难过，也为我们这个城市没有很好对待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民感到不解。这个妇女死在并不缺医少药的北京城里，死亡的时候却并无医学照顾，我国政府提供给贫困艾滋病感染者的免费医疗政策并不覆盖这些流浪在我国各大城市边缘里的维吾尔族人民，而她们多半并不了解这个政策，也无法获得这项政策的照顾。
今天下午，就在我们访问这个地区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我们已经听说很多次的消息：公安部门召集该聚集地的出租房屋的居民，要求他们不得出租房屋给新疆人。
在过去的10年中，在北京这个城市，我们目睹了新疆人聚集点从当年的魏公村迁移到甘家口、西客站、万泉寺和现在的各个小聚集点。
我注意到，城市街头的新疆维吾尔人聚集区存在很多治安问题，非常头疼。但是，我坚持认为，处理新疆人聚集区里的治安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和政治问题，北京市政府包括公安部门首先需要尊重维吾尔人民的迁徙和居留的权利，而不能因为存在问题就随意驱赶，不能随意抓捕。相反，我建议，北京市政府部门可以投入专项经费，帮助处于城市边缘环境中的少数族裔发展，帮助他们获得暂住证，开展社会就业培训和创造就业机会，让儿童全部在北京市入学而不是现在的几乎全部失学，解释我国政府帮助艾滋病人的免费治疗政策，提供降低毒品伤害的卫生服务，让维吾尔人民融入到首都这个城市里，感受到国家对人权和人民健康的关爱和责任。
我注意到我们这个城市对维吾尔人存在下列歧视，一些歧视明显来自北京市公安部门的执法行动：
1、旅店业普遍不接受新疆人（特别是维吾尔人）住店，有旅店2008年10月与我机构签署会议用旅店协议时明确说明指令来自公安部门，
2、私人房屋不出租给新疆人，
3、公安部门不给办理暂住证，
4、公安部门在打击毒品的名义，对维吾尔人聚集区的人民随意抓捕和驱赶，而不是依据法律和证据，
5、维吾尔人被渲染为首都政治稳定的威胁，虽然我们持续地关注到这个群体的不幸和遭受的伤害，包括在过去一周内死去的2个妇女艾滋病人，
6、儿童无法入学，
7、居无定所，生活条件非常简陋，
8、缺乏基本的卫生教育和卫生服务，对我国政府艾滋病关怀政策不了解，
9、无法获得我国政府提供给艾滋病人的免费治疗和关怀服务，
10、无法获得我国政府提供给吸毒者的美沙酮替代治疗服务，
11、缺乏安全的环境，不能持续和全面地获得清洁的针具，
12、缺乏政府政策和经济支持，志愿者和社会组织需要冒着极大风险，包括被警察抓捕和感染疾病。
鉴于上述情况，我强烈建议北京市政府特别是北京市公安局：
1、停止任何针对维吾尔人的不友好行动，帮助维尔人民在北京城里安局乐业，
2、出台政策和划拨资金，帮助维吾尔人社区发展，包括发展教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就业机会、发展医疗服务等，
3、紧急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在维吾尔人民中开展全面的健康教育，提供健康服务，
4、紧急划拨医疗救助经费，紧急安排医疗机构专门负责艾滋病感染者治疗和关怀，
5、对维吾尔人中的吸毒者，提供戒毒服务和降低伤害的服务，
6、动员学校接纳维吾尔族儿童入学，
7、对相关问题，开展社会调查和政策研究，出台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民族团结的政策。
万延海
2009年1月11日
抄送：
北京市政府市长信箱
北京市卫生局
北京市艾滋病防治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市性病艾滋病协会
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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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
[②] 马岭：《宪法中的人权与公民权》，载《金陵法律评论》2006年秋季卷。
[③] 参见李罡：《去年以来受理涉毒案近千 北京连判四起贩毒大案》，载《北京青年报》2004年06月28日及其他相关报道。
[④] 参见[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1966年12月16日由第二十一届联大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署、批准和加入。《公约》于1976年1月3日生效。它是继《世界人权宣言》之后，国际人权宪章体系的第二个文件。《公约》包括序言及五个部分，共31条。它的序言以及关于人民自决权的内容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是相同的。1997年10月27日，中国签署了《公约》。2001年3月27日，中国政府批准了该《公约》。同年6月27日，《公约》对中国正式生效。
[⑥] 中国政府于1981年12月29日交存加入书，1982年1月28日该公约对中国生效。中国对该公约第22条，即关于争端解决方式的规定提出保留
[⑦] 《维吾尔族》http://www.seac.gov.cn/gjmw/ssmzx/2005-08-21/1176019928742725.htm
[⑧] 《应该正确认识维吾尔人到内地打工问题》http://uyghurum-blog.blog.163.com/blog/static/97739892200891324849217/?hasChannelAdminPriv=true
[⑨] 马戎：《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工走向沿海城市——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劳务输出调查》，载《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5期。
[⑩] 朱亚鹏：《美国“进步时代”的住房问题及其启示》，载：《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5期。
[11] 根据调查和社群人士讲述，他们之所以租不到房子和没法入住旅店，很多都是因为当地公安已经提前给社区和旅店打过招呼“不能租给维吾尔人”。
[12] 根据此通知精神，“你们”是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宗)委(厅、局)、经贸委(商委、行业办)、公安厅(局)、旅游局、工商行政管理局”。
[13] 1993年8月29日国务院批准，1993年9月15日国家民委令第2号发布。
[14]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7447248.html?fr=qrl&cid=204&index=1&fr2=query
[15]《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4/20/content_2854194.htm
[16]《各民間團體對媒體報導要求的人權原則闡述》http://blog.yam.com/citizenwatch/article/5199015
——以北京市的流动维吾尔族为例
鏈接：http://www.chinese.rfi.fr/node/19264
目 录
前 言............................................................ 4
一、北京流动维吾尔人群的基本情况....................................... 7
（一）文化适应的问题........................................................ 7
（二）受教育水平低.......................................................... 8
（三）居住条件差............................................................ 8
（四）人员流动性大.......................................................... 8
（五）健康状况堪忧.......................................................... 8
（六）儿童和青少年成长问题突出............................................... 9
二、在居住问题上的困境............................................... 10
（一）居住条件恶劣及其对社会治安和社群健康的影响............................. 10
（二）维吾尔人的现实困境1：很难租到房子..................................... 10
（三）维吾尔人的现实困境2：在北京无法入住旅店................................ 11
（四）在居住领域的歧视和排斥问题的法律分析................................... 12
三、边缘化与维吾尔流动人群的健康危机................................... 14
（一）艾滋病的威胁......................................................... 14
（二）其他疾病的威胁....................................................... 15
（三）民族政策中对少数民族医疗的规定......................................... 15
四、在京维吾尔族流动人群面临的其他人权和法律问题........................ 16
（一）语言障碍............................................................. 16
（二）办理护照、暂住证等证照时候的不便状况................................... 17
（三）宗教礼拜............................................................. 17
（四）就业................................................................. 18
（五）儿童受教育问题....................................................... 18
（六）“重大活动”前经常被排斥的事实......................................... 19
五、政策建议........................................................ 20
（一）消除对维吾尔群众的污名化和政治恐惧..................................... 20
（二）切实保障维吾尔群众的平等权利.......................................... 20
（三）促进媒体改造......................................................... 21
附一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流动人口健康教育项目简介...................... 22
附二 新闻稿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项目获《南风窗》杂志2009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年度组织奖 22
附三 给北京市公安局长的信：关于新疆籍维吾尔人在京居留、社会建设和卫生保健问题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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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①]然而，宪法的规定往往是原则性和宣言性的，在具体规定上远远没有实现宪法应具有的，对人的生存权、自由权、人的尊严和诉权等权利[②]的保障。除宪法而外，中国对于民族问题还有《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的诸多法律文件进行规制。然而法律的良好规定却没有在实际上对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利的制度保障，一系列的民族冲突和民族矛盾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现有民族政策所存在的问题。
与此同时，随着城乡二元分割和贫富两极分化程度的加剧，很多少数民族地方的发展被边缘化，少数民族群众的生存、发展已成为日益严峻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很多边疆少数民族群众来到城市。由于文化、语言、信仰等原因，他们大多聚居在一起形成城市中小的聚落，在北京的新疆维吾尔聚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这些小的聚落和其可能对城市造成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是首先需要在此报告中给与澄清的：
这些人为什么不在家待着，而要到城市来？
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即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员的流动已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人走在街上，你不会去考虑他是否是外地人，或者他为什么要来城市。每个人来到城市都有他自己的理由。况且，当来到城市的理由是为了生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反思我们提出的问题可能会对他们造成的影响。
他们有的会从事犯罪活动？
以在北京的新疆聚落为例，从媒体报道来看，确实有盗窃、吸毒甚至贩卖毒品的案例发生。[③]对于违法犯罪活动，任何公民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少数人的犯罪事实并不能说明所有人的情况，而且也不能因为个别案例案例而对整个聚落和民族以污名化。更何况，很多从事盗窃、贩卖毒品的青少年都是被拐骗或胁迫而来到城市的。而且现代社会学研究的成果也进一步证明：犯罪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变迁、社会发展断裂以及人们生活的变迁是有着极大关系的，并非某个人天生就有犯罪的基因。[④]
为什么要关注他们的权利？为什么要给与他们保障？
《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⑤]第六条一指出：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第十一条一指出：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著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各缔约国将采取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一权利，并承认为此而实行基于自愿同意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第十三条一指出：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它们同意，教育应鼓励人的个性和尊严的充份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并应使所有的人能有效地参加自由社会，促进各民族之间和各种族、人种或宗教团体之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和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
《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公约》[⑥]第二条一指出：缔约国谴责种族歧视并承诺立即以一切适当方法实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与促进所有种族间的谅解的政策，又为此目的：（子）缔约国承诺不对人、人群或机关实施种族歧视行为或习例，并确保所有全国性及地方性的公共当局及公共机关均遵守此项义务行事；（丑）缔约国承诺对任何人或组织所施行的种族歧视不予提倡、维护或赞助；（寅）缔约国应采取有效措施对政府及全国性与地方性的政策加以检查，并对任何法律规章足以造成或持续不论存在于何地的种族歧视者，予以修正、废止或宣告无效；（卯）缔约国应以一切适当方法，包括依情况需要制定法律，禁止并终止任何人、任何团体或任何组织所施行的种族歧视；（辰）缔约国承诺于适当情形下鼓励种族混合主义的多种族组织与运动，以及其他消除种族璧垒的方法，并劝阻有加深种族分野趋向的任何事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保护人民健康。
若从处境来看，现在在北京的很多维族群众是有着语言障碍、租不到房子居住、就业受冷遇、社群健康受到极大威胁的一个群体。如果缺乏必要的权利救济和保障措施，或许他们将进一步陷入由生存、违法、健康受损以及被排斥等因素合理营造的怪圈中。这既不利于不同民族间友好的交往，更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一、北京流动维吾尔人群的基本情况
在整个维吾尔族人口中，城镇人口有163.31万人，占总人口的19.44％；乡村人口676.63万人，占总人口的80.56%。[⑦]加之很多地方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造成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增加，同时贫困现象日益严重。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维吾尔群众来到北京、上海及其他内地城市。维吾尔人到内地刚开始主要经营餐饮业，之后内地很多省市相继出现了不少维吾尔商人人经营的餐厅，羊肉串摊位，在内地很多省市经营水果，布料，毛皮，棉花生意的维吾尔商人也不少。现如今内地经商，开办自己的企业（主要经营餐饮，新疆土特产，毛皮，国际国内贸易等等）的维吾尔人越来越多。据了解光是在北京维吾尔人经营的餐厅不少于50多家。[⑧]另外，还有部分人从事盗窃、零星贩毒等违法活动。
由于文化、语言、信仰等因素，维吾尔人在北京主要是同一民族的群众聚居在一起。早期主要居住在魏公村一带，后来由于一系列重大事件（比如奥运会在北京的举办），维吾尔人在政府干预之下先后聚居于甘家口、西客站、大兴等地，居住也呈现出日益分散的特点。
总的来说，在京的维吾尔人有以下特点存在：
（一）文化适应的问题
1.从维族聚居区来到汉族聚居区，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导致交流中的隔阂和心理压力；[⑨]
2.在汉族社区，与伊斯兰教信仰密切关联的生活习俗的进行有很大的障碍。特别是当礼拜与工作时间相冲突以及场所无法得到保证的时候更是如此
3.维族人与汉人间缺乏沟通、交流并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解和歧视。维吾尔族与汉族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哪怕是在饭馆里，也很少能够看到汉族人的身影。在和一些出租车司机的交流中我们了解到一些当地人对于维吾尔族的看法，很多人不喜欢甚至厌恶维吾尔族，将他们与小偷划上等号，认为他们野蛮、不讲道理。而所有这些做出这些评论的人，没有一个真正与哪怕一个维吾尔族人交流过；而在另一方面，维吾尔族人对于主流社会这种看法也相当的不满意，尤其是汉人对他们普遍存在歧视。
（二）受教育水平低
受教育程度低是维吾尔人群的普遍共性。这一特点影响制约着这类人群的生活状态。我们了解到社群中没上过学的大有人在，大部分人小学未毕业，仅有一小部分人员只完成了小学学业、极个别的人有大中专学历。很多人不会说汉语、听不懂汉语，大部分人甚至连维吾尔语也不会写、更是看不懂维文。
（三）居住条件差
目前京区处于社会较为边缘的维吾尔人口数量已经明显减少。他们零星聚集在京周边区域，每一小点聚集人数不一，有二三十人聚集的、有六七十人聚集的。选择这些较偏的地方，一是因为房租相对市中便宜，二是就目前新疆人租房困难，在这些偏远城郊地区，他们租房困难的情况稍有缓解。筒子楼、平房，居住房租大都破旧、室内空间较小。他们本身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加上租房困难，更多的人都是相近的几个朋友、或者一家亲戚好几个人，居住在同一个房间里。
（四）人员流动性大
2008年奥运前，北京加大了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力度；酒店、旅馆限制“新疆人”入住，以前给租房的房东们拒绝再继续为这些维吾尔人租房；加上警方对吸毒人员及贩卖毒品人员的严厉抓捕；等这些原因，在城市较繁华区域很难见到这些成片的维吾尔人。他们大多流向内地其他大城市谋生，剩余的这些人逐渐远离市中，搬到郊区等偏远区域。
（五）健康状况堪忧
很多维族流动人口没有正当工作、没有固定经济来源。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毒品使用人员，以贩养吸成为他们直接获得自己所需毒品的来源和生活经济来源；另一部分人，自己不吸毒，但因为家属中有成瘾者，不得不靠贩卖毒品，获得毒资及金钱，来养家活口，这类人中女性居多，也有部分未成年儿童。毒品使用给公共安全造成了极大地威胁。在维族社群中，艾滋病传染率较高。艾滋病、结核、肝炎，成为这一人群人常见的病情。
（六）儿童和青少年成长问题突出
前几年，内地出现很多新疆维吾尔未成年青少年、儿童等，在街道扒窃、成为职业小偷。而且这些儿童和青少年很多都是被诱骗到北京等城市，然后被强迫从事盗窃等违法活动。现如今，这些当年的孩子已经成人，大都20岁左右。他们成为一批年轻的吸毒、贩毒人员，偶尔仍在进行偷窃。
二、在居住问题上的困境
绝大多数维吾尔人因为民族语言、文化及宗教信仰等诸方面与汉人间的差异使他们不能很好地和汉人形成有效沟通。同时，社会舆论的偏见和歧视往往会加深租房人对维吾尔人的刻板影响和歧视；再加之城中村的大规模拆迁和改造运动不断发生，使得大部分流动维族居民无房可租住，或者说即是有房子可租他们也很难租到。与此同时，很多旅店宾馆拒绝向维吾尔人提供旅店服务，居住的问题同样影响住店的维吾尔人。因此，居住地问题已然成为2009年维吾尔社群民众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
（一）居住条件恶劣及其对社会治安和社群健康的影响
据美国学者Kalk的研究显示：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进步时代”，政府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廉租房，但即使这样，也未能很好的解决因住房不稳定而产生的治安和公共卫生问题。廉租房屋内恶劣的居住和卫生条件，加之过分拥挤，使之成为治安、犯罪等社会问题的集中区域。而贫民窟的恶劣条件则是疾病流行的温床。例如，1899年纽约某一个街区居住了3 688人，其中241人患有肺结核，平均每1 000人中有超过1 /4的人死于肺结核。疾病的流行自然不会局限于贫困社区，必将威胁到整个城市。上流社会在将疾病流行归咎于居住在廉租社区的贫民的同时，也不得不关注城市贫穷群体的住房问题。[⑩]
以此为鉴，对于流动的维吾尔人，一味的高压和通过政府行为的排斥[11]可能对于社会治安稳定以及公共卫生问题的解决只会适得其反。
（二）维吾尔人的现实困境1：很难租到房子
维吾尔人由于文化上与汉人社群的巨大差异，导致他们很难融入到汉人社群中，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很多会以小聚居的形式居住在一起。
然而，由于很多原因的存在，他们很难租到房子。据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维族项目官员提供的走访记录显示，至少有以下原因影响到维族人租住住房时候的境况：
文化差异的原因：有社群人士表示，他们不是不想把房子租给维吾尔人，是怕有些人爱热闹，晚上打扰他们休息，还有由于语言的障碍，很难交流，生活习惯不一样。
——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借口。因为就现在维族人居住较为集中的大兴区的社区来看，大多是城郊的低矮平房区，很少有汉人、房东在此居住。居住的除了维族人外基本都是租住的外地人。
刻板印象：由于部分维吾尔人有过违法乱纪的事实，部分维吾尔人是警察的执法对象，警察时常来监督社区的治安情况，也经常询问部分维吾尔人的身份情况。于是给社群群众造成了“维族人都是坏人”的刻板印象。
——结合前边的论述，维族社群里边确实有一部分人有过违法犯罪的记录，但是这不能代表所有人都是“坏人”。
政府（公安部门）“打招呼”：由于“七五事件”等事件的爆发，使得各地公安机关把维族人视为维稳工作的重点关注对象。也正因为此，很多地方层面的公安机关直接对维族人进入本地、本社区持“不欢迎”的态度。于是，他们会找到房东，交代不能把房子租给维族人。从爱知行研究所维族项目官员的访谈记录来看，有很多房东都被当地公安“交代”过，所以他们也不敢轻易把房子租给维族人。
——以维稳为理由，通过政府行为直接对维族群众进行排斥和拒绝本身即是对法律规定的违反。交易自愿是合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政府对公民间正常的合同关系进行非法干预不仅超越职权，而且还烙上了严重的民族歧视的烙印。
据爱知行研究所维族项目官员的调查显示，大兴区流动维吾尔人现在有100多人，60%以上的人没有租到房子。因为没有固定住所，其中有些住在了网吧、桑拿、宾馆等高消费场所。
（三）维吾尔人的现实困境2：在北京无法入住旅店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在北京市海淀区、石景山区、丰台区、宣武区２０家宾馆及招待所进行了调查。在这些宾馆中，只有８家宾馆表示可以接纳新疆维吾尔人入住，也就是说，不允许的比例达到了６０％。而且，在这些说可以入住的宾馆中，只有某五星级大酒店的服务员不带丝毫犹豫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其他的都做了认真的考虑。另外一个重要信息是很多说可以入住的宾馆都要求新疆维吾尔族友人做好被查的准备。拒绝的主要原因也大多是因为有“上级的指示”。
京城宾馆/旅店对维吾尔族人群入住态度调查表
| 宾馆编号 | 能否入住 | 原因 |
| 1 | 否 | 原因：因为是新疆人，所以不能入住。以前“上面”说过不让住，所以不能。 态度较好，表示如果用汉族的身份证注册就可以。 |
| 2 | 否 | 原因：不作说明。 这是一件很便宜的旅店，每张床位只要15元。态度上比较生硬。 |
| 3 | 是 | |
| 4 | 否 | 原因：“上面”有规定。态度：很好 |
| 5 | 否 | 可以住，但必须去派出所登记；是国营的，有规定 |
| 6 | 是 | |
| 7 | 是 | |
| 8 | 否 | 态度很好，但是不让入住，原因：派出所通知的。 |
| 9 | 否 | 最近查得很紧，不能接收，如果接受的话，有关门的危险。 |
| 10 | 否 | 现在每天都要报表，查得很紧，新疆的汉族可以入住。 |
| 11 | 否 | 没有扫描仪。新疆人必须去指定宾馆 |
| 12 | 否 | 住了就有人查，很麻烦 |
| 13 | 是 | 只要警察来检查是没问题就行。住起来很麻烦。 |
| 14 | 否 | 没房间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家回族的宾馆 |
| 15 | 否 | 不能接收，建议最好去喀什办事处或者新疆办事处。这也是一家回族宾馆 |
| 16 | 是 | 但是明确表示：警察一定会来查！ |
| 17 | 是 | |
| 18 | 否 | 最近查得很严，不能住！ |
| 19 | 是 | 一天１５００元住宿费…… |
| 20 | 是 |
（四）在居住领域的歧视和排斥问题的法律分析
2002年11月27日国家民委、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国家旅游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出的《关于纠正极少数宾馆饭店旅店拒绝少数民族人员入住行为的通知》中指出：“内地极少数城市的宾馆、饭店、旅店拒绝新疆籍人员，尤其是新疆少数民族人员入住。这种做法违反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损害了民族团结，侵害了少数民族的正当权益，引起部分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同时指出：“请你们[12]接此通知后，对本地区各宾馆、饭店、旅店负责人和员工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及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同时采取有力措施，坚持纠正极少数宾馆、饭店、旅店拒绝少数民族人员或某地居民入住的行为。只要入住的人员具备有效身份证件，遵守有关规章制度，都要一视同仁，给予热情接待，并注意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尽可能提供生活方便，不能因其民族成份、居住地区的不同而区别对待。”
2008年5月国办发〔2008〕33号文件：《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在近期维护藏区稳定和加强反恐怖工作中，有少数单位在工作中发生违反民族政策的行为，有的机场在安检保卫工作中以民族作为划分对象，有的出租车、宾馆、商店等出现拒载、拒住、拒卖等侵害少数民族群众正当权益的现象，这些做法伤害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引起少数民族群众的不满。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地区和单位，但是如果任其发展，将严重损害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坚决予以纠正，杜绝类似事情的发生。”同时指出：“各类宾馆、商店、餐饮等单位不得拒绝少数民族群众入住、购物、饮食；各类交通工具经营者不得拒载少数民族群众。”
从以上规定都可以看出，租房者和旅店拒绝维族群众入住本质上都是违背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的，同时也是对国家法律的违背。
三、边缘化与维吾尔流动人群的健康危机
在北京的维族社群中，很多人员都没有正当工作、没有固定经济来源。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毒品使用人员，以贩养吸成为他们直接获得自己所需毒品的来源和生活经济来源。毒品使用给公共安全造成了极大地威胁。在维族社群中，艾滋病传染率较高。艾滋病、结核、肝炎，成为这一人群人常见的病情。同时，由于居住条件恶劣，流感等传染性疾病也会在社群中时有爆发。
（一）艾滋病的威胁
1.社群中的艾滋病流行状况：流动维族成瘾者中艾滋病感染者人群，由于被感染时间长、流动性强、居住不稳定、生活极度贫困等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艾滋病感染者处于发病期，但是由于地域限制，“四免一关怀”等政策难以惠及这一部分人群。部分艾滋病感染者由于缺乏有效的医疗支持，时有病死于街头的个例发生。
2.认知水平较低：很多人知道艾滋病在威胁的他们的生命，也知道目前为止没有可以治愈艾滋病的药物，但是对于传播途径、预防措施、抗病毒治疗等方面的知识很不清楚。他们中的一些人知道美沙酮替代治疗，也知道针具交换，但并不了解相关知识。谈及这些方面，他们会说，社群有人服用美沙酮突然死亡、甚至有人已经发疯，所以社区很多IDU人员不敢尝试服用此药。
3.政策因素及其对治疗可及性的影响：艾滋、结核等病人，获得抗病毒药物及治疗受限。相关政策规定，使这些病人无法在京获得药物，必须在原籍卫生部门获得相应的药物。而这些病人中的大多数，同时又为毒品使用人员，也是靠毒品交易为生，缺乏对疾病的正确认识和相关政策的了解，本身经济状况较差，生病无法及时接受治疗，获得抗病毒药物更是受地域和户籍限制。
4.减低危害措施很难惠及维族人群：一方面，很多社群人员因为没有固定住址，而无法办理暂住证，进而无法获得美沙酮维持治疗；另一方面，由于目标群体宗教和文化敏感性，对于艾滋病、性病、以及安全套等相关方面的内容比较排斥。提供给目标群体的安全套是一种被动接受方式发放的。
5.艾滋病与其他传染性疾病并发现象普遍：在维族社群中，因为艾滋病与结核双重感染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病死于街头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由于不能得到及时的抗病毒治疗，其他很多疾病与艾滋病同时并发的现象在社群中也很普遍。
（二）其他疾病的威胁
1. 其他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住房困难和居住环境的恶劣加剧了流感、呼吸道等传染性疾病在维族流动人员以及居住在社区、网吧、桑拿房等公共场所的人中的传播。根据爱知行研究所维族项目官员对社群走访调查发现：在冬天大部分社群人士都未能避免严冬流感问题，还有相当数量艾滋感染者及病人、结核病人、年纪较大切体弱多病的人士以及10多个儿童都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几乎所有的社群人士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流感等疾病。
2. 因社群文化差异、宗教思想影响等原因，在预防艾滋、性病的方面安全套的推广始终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大多数人没有普遍使用安全套的习惯，对其也没有科学的认识。这直接导致维族社群中青年男女易患性病等疾病。
（三）民族政策中对少数民族医疗的规定
《城市民族工作条例》[13]第二十一条规定：“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城市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和条件，建立民族医院、民族医药学研究机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科学”。
2008年5月国办发〔2008〕33号文件：《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各类医院对少数民族患者要一视同仁，不得歧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依照各自职责对生产经营者和服务提供者执行民族平等政策的情况进行检查。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要坚决予以纠正，依法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在京维吾尔族流动人群面临的其他人权和法律问题
（一）语言障碍
l 中国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六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当事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行政诉讼的权利。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民事诉讼的权利。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
-《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并根据需要和条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出版和教学研究。
l 事实状况
-在接受治疗的时候：社群人员在京卫生部门、疾控等地，进行检测咨询或者抗病毒药、美沙酮转接等问题时，都会遇见语言障碍。由于语言障碍，使得很多人很多后续问题无法跟进。比如：社群较集中的几个美沙酮门诊，社群人士即是解决户籍限制问题可以进行转介，但却因语言交流困难，无法跟进后续问题、以及平日的活动、知识的获得等等，出现服务中断等问题。
-在儿童受教育的情况下：在维吾尔居民居住较多的社区没有相应的维吾尔语言学校。面临使用全汉语学习的障碍。
（二）办理护照、暂住证等证照时候的不便状况
l 中国的法律规定
2008年5月国办发〔2008〕33号文件：《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在履行发放许可证书、开展执法检查、实施行政处罚、采取强制措施等职责中，尤其是在车站、机场、码头、出入境等安全检查中，不得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不得有影响民族关系的言行，一经发现违法情况，要立即纠正，严肃查处。
l 事实状况
几乎所有该社区人士都没有办法办理暂住证，有些人遭到拒绝的原因：新疆人不予办理暂住证。并且还有一部分在京从事汽车、商品交易的生意人因没有暂住证，生意相关手续及证件都受到限制，遇到严重困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规定》、《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租赁房屋治安管理 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如果没有暂住证，流动人口将不能租房，不能报考。甚至有可能会被罚款或者暂扣身份证。[14]同时，在七五事件后，很多新疆籍公民在办理护照、办理工商执照等方面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三）宗教礼拜
l 法律规定
《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少数民族保持或者改革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第二十六条规定：少数民族职工参加本民族重大节日活动，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放假，并照发工资。
l 实施状况
据社群人士介绍：在劳教所、强制戒毒所等地方，应该考虑穆斯林饮食的照顾政策。具体来看，清真食品供应的标准不应只是有无猪肉，而应该建立专门的穆斯林餐饮场所。在关押期间的监管场所，应尊重少数民族的礼拜仪式，提供礼拜基本条件。
（四）就业
l 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第二十八条规定：各民族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应当依法对少数民族劳动者给予适当照顾。
2008年5月国办发〔2008〕33号文件：《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生产经营者和服务提供者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有关保障民族平等的规定，在招收员工时，不得歧视少数民族群众
l 事实状况
-绝大多数的维吾尔群众在城市中找工作的时候都会被拒绝；
-很多从事个体工商的流动人口会被所在区域的城管或者公安等要求“不允许在该区域买东西”“到别的区去卖”等等。
（五）儿童受教育问题
l 中国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四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第十八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置接收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少年的学校（班）。
l 事实状况
在北京郊区某维族人聚居地社区，大约有10多个幼龄儿童，其中也有部分儿童达到入学年龄。但因为入学条件高、家长无法承担高额的费用，以及部分儿童因为“新疆人”的身份无法正常获得入学接受教育的权利。
（六）“重大活动”前经常被排斥的事实
1.在08北京奥运之前，很多维吾尔人会被“便衣”监控；
2.在重大活动之前如果维吾尔人乘坐飞机，对其的安检会比其他民族群众要复杂；
3.在“重大活动”之前，社会工作志愿者到社群做工作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
4.一些开展针对维吾尔人健康的社会组织的工作场所在“重大活动”之前经常有政府工作人员到工作场所了解情况；
5.据社群人员介绍，世博会即将到来，很多上海的维族群众被要求离开上海。
五、政策建议
（一）消除对维吾尔群众的污名化和政治恐惧
对维吾尔群众的污名化和歧视无益于民族和谐和社会稳定。然而，我们也清晰地发现，很多污名化和歧视除了根源于不良社会舆论外，更根源于公职部门对维吾尔群众在很多场合的过于“特殊化对待”，比如上文提到的：间接性的禁止居留、排斥就业以及“重大活动”前的排斥行动。因此，污名化的消除必须从公职部门开始，从公职部门开始树立民族平等的工作作风和社会风气。在此基础上消除针对维吾尔群众的政治恐惧，重新认识到社会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维吾尔群众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是社会多元和谐的真实写照。
与此同时，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扶持少数民族民间组织的发展。为少数民族群众在本民族社群中开展工作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
（二）切实保障维吾尔群众的平等权利
民族平等是指：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异同，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具有同等的地位，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依法享有相同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中国各民族公民广泛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各项平等权利。诸如：各民族公民不分民族、种族、宗教信仰，都同样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民族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各民族公民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各民族公民都有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劳动、休息和丧失劳动能力时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等等。[15]
在维吾尔群众被严重边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要保障实质平等能够惠及每一个维吾尔同胞，就需要在政策和制度上能够保障对少数民族的扶持政策。切实地落实国家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方针政策。为此，须对国家各级处理民族事务的机关进行必要的工作评估并建立相关机制保证各级机关能够更为积极地落实国家的民族政策。
（三）促进媒体改造
为了有效促进媒体的客观公正报道，通过媒体消除社会舆论中对维吾尔群众的污名化和歧视，必须自上而下的实现媒体在此领域的改造。台湾人权促进会在谈到媒体改造问题时指出：新闻报导应该秉持客观、中立、专业的原则：不报导未经证实的消息。不使用具歧视性或情绪性的字眼。新闻报导不应商业化、广告化；不应沦为政治人物或政党的代言工具。[16]
为了在有关维吾尔人的报道中实现这些目标，应该加强独立的媒体观察和媒体评估工作；政府应该支持学界对媒体的观察研究，提出消除媒体歧视的对策；在民族院校建立少数民族群体新闻研究的项目。编写媒体培训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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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流动人口健康教育项目简介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自2006年以来，在全球基金第四轮北京地区、全球基金第六轮昆明地区、米索尔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下，长期在内地开展维吾尔流动人口社群中开展健康教育项目工作。
该目旨在帮助中国各个城市生活的维吾尔流动人口，获得关于健康的教育，包括艾滋病及防治基本知识、毒品预防教育、减低伤害、肝炎防治、结核病防治等；帮助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特别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获得免费的医疗和检测服务、吸毒者获得政府提供的美沙酮维持治疗等；帮助维吾尔人更好的溶入随在城市和社区，推动其他民族的中国人更好的认识维吾尔人的生活和健康危机等。
内地维吾尔流动人口健康教育项目2009年以来，针对内地维尔族社群，采用同伴教育方式，通过社会学、预防医学、法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多学科结合的角度开展健康教育、法律援助、艾滋病转介与检测、美沙酮社区转介、基本人权建设与推动、心理支持与辅导、感染者关怀与救治等综合服务。
附二： 新闻稿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项目获《南风窗》杂志2009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年度组织奖
颁奖辞：该项目旨在帮助在京维吾尔流动人口获得健康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要达成这些目标，必须确保流动维吾尔人更好地融入所在城市和社区，推动其他民族的人认识他们的生存和健康状况。摆在该项目面前的，是更为现实和扭结的族群矛盾，需要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妥善解决。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项目：和谐族群的一盏微光
作者：章剑锋 来源：南风窗
12月7日的一次外展工作，25岁的维族小伙艾克被弄得有点狼狈，从中不难看出，“底层关怀”理念要被付诸实践，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试图抚平族群问题的时候。
愤怒的房子
在大兴一个维、汉民聚居区，艾克试图说服一些汉民房主将房子租给维民居住，屡屡吃了闭门羹。
“我们又不是狼！你不用赶我，我不到你房子里去，”40来岁的维族女士美丽开难掩激动，声音颤抖着，“房子是你的，不是我们的。我要是干了坏事，你可以把我赶出去……你给，我们就住，不给，我们就不住。又不是小工，又不是狼，你叫我们走走走，啥意思啊？”
艾克带她去看了一所比较整洁的单间屋子，房主儿子本来在电话里一口答应可以出租给新疆人，但房主本人态度决绝，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咣”一声将门锁上，闪身躲避。
这个聚居区里，聚集了100多名新疆人。在今年10月之前，他们全部租不到房子，天一擦黑，就钻入网吧、浴池等公共场所呆上一晚。两个月前，艾克他们进入这里，帮忙找房子，一家一家敲门进去和房主沟通。就这样，好不容易解决了30多人的居住问题。艾克算了一下，30多人一帮一，就可以安置下60多人。
12月7日中午，一位房东找到艾克，投诉刚搬进去一周的维族房客。艾克这才知道，自己介绍进去的原房客未经允许私下将房子转租易手，现在里面住着一个腿脚有问题的年轻维吾尔人，语言不通。住进去之后，又招来三四个维族男子同宿。一群人不讲卫生，并且深更半夜在院里劈柴，把房东吓坏了，一边诉说一边落泪。
艾克勃然大怒，把几个蓬头垢面的维族男子全部轰了出来，一边提出增加租金，另找一对维族夫妇接替，一边赔不是宽慰房东，“嫂子，你别哭，有问题了，不值得为他们掉眼泪。我们穆斯林讲究干净整洁、真善美，我们也痛恨这样的人。”
艾克不是房屋中介，而是在京维吾尔人项目的工作人员。这个项目，由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设立，负责人是防治艾滋病社会活动人士万延海。项目旨在帮助维吾尔流动人口获得健康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两项主要的目标，是要使艾滋病感染者获得免费医疗、检测服务，并帮助吸毒者得到政府提供的美沙酮维持治疗。
要达成这些目标，必须确保流动维吾尔人更好地融入所在城市和社区，推动其他民族的人认识他们的生存和健康状况。这类工作有其艰巨性。在大兴那个庞大的城乡结合部，维、汉民关系一目了然。这些流离失所的维民，如能安顿下来，维吾尔人项目将能对他们进行相应教育和干预，比如美沙酮和一些免费检测，根据当局的规定，只有固定居所并办理了暂住证的人才可得到。这些事务，就都落在了艾克等人身上。
“有时候一天见30个房东，谈成的只有一两个。”艾克说。更不顺利的时候，见了70个房东，一个也不成，连交谈机会都没有，就被轰了出来。还要表现得彬彬有礼，他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外人对维吾尔人的负面印象。
“这两个月搞得太累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艾克，把找到房子看作是一项挑战，“每次能帮助一个人住进房子，成就感是非常大的。”
底层的维族人，过着近似游牧一样的城市生活。早前，北京曾出现过魏公村、甘家口等维吾尔族聚居地，两地先后被驱散了，他们就向更为僻远的大兴集中。这些人当中，有摆小摊儿的、有开小餐馆的、也有做新疆土特产贩卖生意的。美丽开原来就在甘家口开餐厅，现在变得不再富有，一身疾病，连个居所都不稳定。“北京的人，就是不理解我们……”
在大兴聚居区的维民中，有五六位艾滋病感染者。早些时候，一位感染者去世，直接影响到那一地点的其他维吾尔人。房东陆续解除了租房合同，这种恐慌最终演变成各种误解，将新疆人推向更为边缘化的境地。有些严重的病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回到新疆去。
项目办为此发出严厉警告，“在京维吾尔人所面临的健康、公共卫生等问题已经非常严峻，限制和排斥该群体的最基本生存和居住权利，是不应该的。”
突发事态
2006年，有人建议万延海到北京西站地区的维吾尔人聚居区看一看。当时他了解到，那些地点注射用针头遍地，连小孩儿都在玩针头。随后，他们向全球基金和德国米索尔基金会申请资助，设立了维吾尔人项目。这两个组织，都有针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健康干预专项资助。
“也挺害怕的，因为完全陌生，不了解，”万延海说，“能躲的也想躲。我们的更多精力，是做能做的、熟悉的和安全的事情。”
维族项目已经在北京和昆明两地开展工作，他们从中央民族大学等一些高校招募维族学生担当志愿者，并将这些人派往各个维族流动人口聚集场所，通过联谊、咨询和培训等外展工作，向维吾尔群体提供健康教育和医疗转介服务（免费检测、清洁注射器交换、美沙酮治疗等），也通过与官方进行沟通和交涉，帮助他们取得某些基本的公民待遇。就项目本身来说，他们也会对维吾尔人进行一些物质帮扶，比如给予贫困者基本生活资助、协助无力承担丧葬费用的感染者家属处理善后事宜等。
维吾尔项目原来有7个专职工作人员，都是高校毕业生，每月拿着1000多元生活补助，不长时间就陆续离开了。现在的3个维族青年，像艾克这样，有的已经坚持了两年多。如果不遇到重大变故，工作进展还算顺利，但遇到一些重大节庆或事件，很多工作会陷于停顿。
“我们的能力太有限了，”艾孜提说，“社群里有各方面的需求。”
艾孜提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学生，早些时候，爱知行与一些高校社团建立过合作关系，也资助过中央民大的一些学生赴新疆支教。毕业了，她就向爱知行求取了这个职位，担任项目专职人员。但像找房子那样一波三折的工作，并非女孩子能够胜任，于是就都交给艾克一个人天天去跑。
维吾尔流动人口的不固定和周围环境的变动，给项目工作带来了难度。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社群志愿者，可能由于一些意外情况而从此失去联络，此时，社群联系就会出现断档，需要重新培养。他们所关怀的，始终是不断切换着的陌生面孔。
“我们不能保证永远做下去。对于政府来说，我们做的也许是多余的工作，本来这就是他们管的事情，”艾孜提的同事、南京大学毕业的女孩热依莱说，“如果政府尽职尽责，我们就没必要去做了。”
发生在新疆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加剧了维吾尔人的民族污名化和社会歧视处境。如果没有专门针对维族流动人口的第三方帮扶力量出现，这些维吾尔流动人口，只怕真会成为美丽开所说的那样，是“睁着眼睛的瞎子”。相应地，对艾克们的到来，他们寄予了过于沉重的期望，有些事情，完全是艾克等人力所不能及的。
这个地点据称已经写入政府的规划，最迟在明年春天就会夷为平地，居民们需要迁离，而那些没有房子的维吾尔人，又要走上一条未知之路。在此之前，这个始终被排斥在主流视线之外的社会，将一直保持着它的本来面貌。
12月7日午后，聚居区内冒出一个四处找白粉的汉民男子。这个瘸着一条腿、口齿不清的男人，在扫完一条街后，一无所获。接着进到一家维民开的小卖部里。当时艾克正和店主夫妇交谈。听说要找白粉，店主和艾克同时厉声警告此人离开。“赶快出去，别影响人家做生意，”艾克说完，转而向本刊记者叹气，“这又要引起误解了。”
傍晚时分，聚居区里还发生了一起维、汉居民之间的暴力冲突。一群汉民举着棍棒和长长的大砍刀，把手里端着一把菜刀的一个维族男子逼进胡同里。人越聚越多，对峙一阵后，又各自散开了。这功夫，艾克大声喝斥了一些维吾尔人，一位妇女和他申辩了几句，艾克挥挥手，示意她赶紧离开。
这件事情让一直小心翼翼处理社群事务的艾克感到忧虑。冲突可能激化矛盾，加深误解，使他们的帮扶工作前功尽弃，维吾尔人将更难从汉人那儿租到房子住。但他又不无侥幸，觉得事情发生时正好天色已晚，事态也没有扩大到整个聚居区。
天黑了，奔忙了一天，艾克准备返回市里。那个被围攻的维族男子找来，向艾克说明刚才的冲突原委。他的脖颈处有两条被砍开的伤口，正在渗血，皮衣的左肩处，也被砍出两条长长的刀痕。艾克要求他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去诊所包扎伤口，什么都别想。他答应明天过来再协调此事。一路上，他为两个月以来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平静局面被打破而遗憾。
摆在维吾尔项目面前的，是更为现实和纠结的族群矛盾，他们需要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妥善求解这个难题，绕不开，也回避不了。这决定了项目本身——一盏点了3年的微光，能否变得更明亮一些。
附三： 给北京市公安局长的信：关于新疆籍维吾尔人在京居留、社会建设和卫生保健问题
马振川局长、先生：
我叫万延海，北京市民，在民间组织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
今天下午，2009年1月11日，在志愿者的陪同下，我访问了北京大兴一个新疆维吾尔人聚集区，探访1名感染艾滋病病毒和发病的妇女。我们到达她家里的时候，她骨瘦如柴，非常痛苦地躺在床上，并询问我们如何可以戒毒和治疗艾滋病。我们答应第二天带她去医院看病。
不幸的是，今天晚上，传来消息，这个妇女已经去世。我对我们没有及时帮助这个妇女感到内疚。这是我们一周之内听到的第二个死去的新疆维吾尔族妇女。
我不仅为这个妇女感到难过，也为我们这个城市没有很好对待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民感到不解。这个妇女死在并不缺医少药的北京城里，死亡的时候却并无医学照顾，我国政府提供给贫困艾滋病感染者的免费医疗政策并不覆盖这些流浪在我国各大城市边缘里的维吾尔族人民，而她们多半并不了解这个政策，也无法获得这项政策的照顾。
今天下午，就在我们访问这个地区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我们已经听说很多次的消息：公安部门召集该聚集地的出租房屋的居民，要求他们不得出租房屋给新疆人。
在过去的10年中，在北京这个城市，我们目睹了新疆人聚集点从当年的魏公村迁移到甘家口、西客站、万泉寺和现在的各个小聚集点。
我注意到，城市街头的新疆维吾尔人聚集区存在很多治安问题，非常头疼。但是，我坚持认为，处理新疆人聚集区里的治安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和政治问题，北京市政府包括公安部门首先需要尊重维吾尔人民的迁徙和居留的权利，而不能因为存在问题就随意驱赶，不能随意抓捕。相反，我建议，北京市政府部门可以投入专项经费，帮助处于城市边缘环境中的少数族裔发展，帮助他们获得暂住证，开展社会就业培训和创造就业机会，让儿童全部在北京市入学而不是现在的几乎全部失学，解释我国政府帮助艾滋病人的免费治疗政策，提供降低毒品伤害的卫生服务，让维吾尔人民融入到首都这个城市里，感受到国家对人权和人民健康的关爱和责任。
我注意到我们这个城市对维吾尔人存在下列歧视，一些歧视明显来自北京市公安部门的执法行动：
1、旅店业普遍不接受新疆人（特别是维吾尔人）住店，有旅店2008年10月与我机构签署会议用旅店协议时明确说明指令来自公安部门，
2、私人房屋不出租给新疆人，
3、公安部门不给办理暂住证，
4、公安部门在打击毒品的名义，对维吾尔人聚集区的人民随意抓捕和驱赶，而不是依据法律和证据，
5、维吾尔人被渲染为首都政治稳定的威胁，虽然我们持续地关注到这个群体的不幸和遭受的伤害，包括在过去一周内死去的2个妇女艾滋病人，
6、儿童无法入学，
7、居无定所，生活条件非常简陋，
8、缺乏基本的卫生教育和卫生服务，对我国政府艾滋病关怀政策不了解，
9、无法获得我国政府提供给艾滋病人的免费治疗和关怀服务，
10、无法获得我国政府提供给吸毒者的美沙酮替代治疗服务，
11、缺乏安全的环境，不能持续和全面地获得清洁的针具，
12、缺乏政府政策和经济支持，志愿者和社会组织需要冒着极大风险，包括被警察抓捕和感染疾病。
鉴于上述情况，我强烈建议北京市政府特别是北京市公安局：
1、停止任何针对维吾尔人的不友好行动，帮助维尔人民在北京城里安局乐业，
2、出台政策和划拨资金，帮助维吾尔人社区发展，包括发展教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就业机会、发展医疗服务等，
3、紧急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在维吾尔人民中开展全面的健康教育，提供健康服务，
4、紧急划拨医疗救助经费，紧急安排医疗机构专门负责艾滋病感染者治疗和关怀，
5、对维吾尔人中的吸毒者，提供戒毒服务和降低伤害的服务，
6、动员学校接纳维吾尔族儿童入学，
7、对相关问题，开展社会调查和政策研究，出台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民族团结的政策。
万延海
2009年1月11日
抄送：
北京市政府市长信箱
北京市卫生局
北京市艾滋病防治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市性病艾滋病协会
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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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
[②] 马岭：《宪法中的人权与公民权》，载《金陵法律评论》2006年秋季卷。
[③] 参见李罡：《去年以来受理涉毒案近千 北京连判四起贩毒大案》，载《北京青年报》2004年06月28日及其他相关报道。
[④] 参见[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1966年12月16日由第二十一届联大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署、批准和加入。《公约》于1976年1月3日生效。它是继《世界人权宣言》之后，国际人权宪章体系的第二个文件。《公约》包括序言及五个部分，共31条。它的序言以及关于人民自决权的内容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是相同的。1997年10月27日，中国签署了《公约》。2001年3月27日，中国政府批准了该《公约》。同年6月27日，《公约》对中国正式生效。
[⑥] 中国政府于1981年12月29日交存加入书，1982年1月28日该公约对中国生效。中国对该公约第22条，即关于争端解决方式的规定提出保留
[⑦] 《维吾尔族》http://www.seac.gov.cn/gjmw/ssmzx/2005-08-21/1176019928742725.htm
[⑧] 《应该正确认识维吾尔人到内地打工问题》http://uyghurum-blog.blog.163.com/blog/static/97739892200891324849217/?hasChannelAdminPriv=true
[⑨] 马戎：《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工走向沿海城市——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劳务输出调查》，载《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5期。
[⑩] 朱亚鹏：《美国“进步时代”的住房问题及其启示》，载：《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5期。
[11] 根据调查和社群人士讲述，他们之所以租不到房子和没法入住旅店，很多都是因为当地公安已经提前给社区和旅店打过招呼“不能租给维吾尔人”。
[12] 根据此通知精神，“你们”是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宗)委(厅、局)、经贸委(商委、行业办)、公安厅(局)、旅游局、工商行政管理局”。
[13] 1993年8月29日国务院批准，1993年9月15日国家民委令第2号发布。
[14]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7447248.html?fr=qrl&cid=204&index=1&fr2=query
[15]《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4/20/content_2854194.htm
[16]《各民間團體對媒體報導要求的人權原則闡述》http://blog.yam.com/citizenwatch/article/5199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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