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中国民族政策应做重大调整

來源：財新網 http://china.caixin.com/2014-03-23/100655305.html

        近年来，中国的民族关系开始出现了质的变化。一些地区出现了少数民族跟汉族之间的冲突事件，导致双方的隔阂加深，特别在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和近期的昆明“301”事件发生后，民族问题上升到一个敏感的高度。

　　如何处理转型时期的族群关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3月13日在一个讲座中做出了解答，他认为，中国的民族理论60多年没有变化，是导致隔阂加深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现有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和相关的民族政策不做重大的反思和调整，那么中国的民族关系的发展会持续恶化，变得更严重。

　　马戎说，1949年后，中国在许多方面效仿苏联经验，包括民族理论、制度框架和相应政策。虽然我们没有采用联邦制，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分裂，但是思考“民族”的基本概念、民族理论的整体思路、制度特征与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前苏联有着许多的共同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民族理论仍停留在讲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如果中国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不尽早进行反思和调整，中国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将会越来越强，民族之间的隔膜会越来越深，各族精英和普通民众都会越来越从“民族关系”的视角和逻辑来看待、处理中国社会上出现的各类问题和矛盾。

　　马戎表示，应当把国内五十六个“民族”这个层面的民族意识“去政治化”。因为从长远来说，一个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权利应当是公民权利，完整的、得到切实落实的公民权利应当可以涵盖任何个体和群体的基本权利，如生存权、发展权、文化权、政治权利等。现在我国少数民族关心的这些权利，其实都是可以得到满足的，问题在于切实去落实。

　　马戎建议，学术界应该对1949年以来，我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进行反思，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同时淡化56个民族这一层面的政治意识，建议以“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框架来思考中国民族关系格局的结构与发展趋势。

　　“所以，现在我们讨论今天中国的少数民族的问题，最后归结到中国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和国家是否认同的问题。”马戎称，要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要做到四点。

　　第一是在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的同时，要考虑到所有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发展权和宗教信仰自由；强调今天必须加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但同时也必须强调必须尊重现实中存在的“多元”的一面。

　　第二点是必须尊重各族群之间的多样性和社会发展的渐进性。过去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好像新疆的民族问题就解决了，这个思路有问题。古今中外，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从来不是靠金钱和枪杆子可以解决的。

　　第三点是必须尊重和信任少数民族干部，信任他们和依靠他们，要努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第四点就是必须不断重申反对 “大汉族主义”。

　　针对于新疆和西藏等地的复杂情况，马戎认为，当下的做法是不断地把“民族”赋予越来越强的政治色彩。不能把这个民族成员的任何过激行为都看成是“民族性的政治行为”。因此，目前最需要做两件事：一是继续开展有关民族基础理论以及如何认识我国当前民族现象的学术讨论，二是积极关注少数民族最关心的各项切身利益问题。

　　投射到具体问题上，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第一个是资源开发中的环境保护、生态移民的安置与再就业；第二个是双语教育，双语教育的方向是对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尊重家长和学生的意愿，不能强迫；第三个是少数民族高考的优惠政策，应当让各民族都感到公平；第四个是民族地区老城区改造；其他还有大学生和青年就业问题、流动人口问题、保护文化的传承问题、经济建设的社会效益等问题。

　　马戎称，这些具体的民生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调查研究，并妥善加以处理，少数民族的许多切身问题得到不到改善，不去反思深层次的理论和制度问题，今后在民族关系方面，还会遇到更加严峻的局面。■（实习记者 杨宝璐 记者 秦旭东）

马戎、黄铸论争：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 以公民为基础 VS 以族群为基础

加强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

作者：马戎
来源：《环球时报》2013年7月23日第14版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china/2013-07/4159599.html

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认同是软实力的核心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包括国家内部凝聚力、主体文化被国民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国际影响力等。一个层面是全体国民对所属国家是否存在高度政治认同；另一个层面是包括各族群在内的全体国民是否分享一个共同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体系的追求，即共享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认同。

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多族群（民族）政治实体，各群体在语言、宗教、习俗和身份认同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如果有的群体对所属国家缺乏政治认同，自 认为是独立“民族”，就会出现族群层面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具有很强的离心力，有让国家分裂的风险。所以，国内各群体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努力维护 国家统一的程度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

国民共享的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认同可能以某种意识形态或以传统宗教为核心。只有当其成为大多数国民内心的共同信仰时，才可能成为一国的“政治文化”， 它对国民的凝聚作用超越语言、传统文化、生活方式、血缘祖先等人类学概念的“文化”。美国主流社会倡导的自由主义对具有不同种族、语言、宗教、祖籍背景的 新老移民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伊斯兰教在中东、北非的传统国家中也扮演了“政治文化”的功能。

政府和主流社会需要通过讨论与摸索不断确认和细化中国社会“主体文化”的内涵与发展目标，使民众在“主体文化”的结构和内容等方面逐步达成共识，通过各种渠道使之渗透到民众中并使之成为全民共享的社会主体文化和价值体系。

重建社会主体文化，重树国民信仰

在第一个层面，中国需要重新反思我国“民族构建”的基本思路与实践。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由于56个 民族在人口规模、居住模式、发展基础、现代产业中的综合竞争能力方面差距很大，在政治权利、经济利益、文化权利诸领域中以“民族”为单元的“民族平等”在 实践中难度极大，甚至完全不可能做到。而有些多族群国家把全体国民作为一个“民族”来进行构建。美国和印度分别在“美利坚民族”和“印度民族”的大框架 内，把国内具有不同语言、血缘、宗教、文化传统的群体称为“族群”。政府和民众考虑族群间平等时，着力点是个体成员之间的平等，并以公民权利作为争取公平 竞争和平等待遇的合法性基础。

在第二个层面，自1949年 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理想在广大民众中享有极高权威，但这一意识形态的神圣性和感召力在“文化大革命”后下降，中国社会出现了 主体文化和信仰的“真空”。当今中国社会出现许多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人们需要讨论如何重建中国社会主体文化和重新树立国民“信仰”。以某种宗教作为重建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石在实践上不现实。中国从来也不曾是一个宗教国家，目前是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如果中国以儒学作为重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石存 在许多困难。虽然儒学有许多精华部分应当继承，但是近代历史证明它未能有效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儒学能否“脱胎换骨”成为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社会主 体文化，尚未可知。

与现代公民-法 制国家相联系的民族国家建构中包括全体国民的民族主义，可以作为中国构建国家层面“政治文化”的一个选项。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曾发挥了凝聚 全民共同抗战的巨大力量，这一传统应当继承。作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和历史记忆延续性的“政治文化”，国家民族主义在许多国家显示出超越语言、宗教和血 缘认同的更宽容的包容力。它可以团结国内各族民众并使他们在国际竞争和外交事务中显示出创造力和自信心，由于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相重合，在国际 事务中很容易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具有很强的感召力。

带有“义和团”情结的民族主义具有破坏性

1989年费孝通教授发表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指出这个多族群政治实体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下逐步从一个“自在的民族”演变成“自觉的民族”。在20世纪特别是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成为团结各族、各党派、各阶层共同抗战的统一旗帜。把中华民族作为“民族构建”、国家“政治文化”构建的基础有着深厚的历史积累，是一个能够实现的奋斗目标；但是，各群体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这表明要使56个 民族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建立起对中华民族的高度政治认同，依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和汉族对各少数民族干部民众的充分信 任、尊重和在各领域的积极扶助，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有一点必须十分明确，“中华民族”不等同于汉族，而是一个由56个群体共同组成的荣辱与共的多元统一体，各族群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狭隘排外的带有“义和团”情结的“民族主义”在对内对外关系方面具有破坏性，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必须掌握好分寸。英国学者 安东尼·史密斯把源于西欧的民族主义归类为“公民模式的民族主义”，把亚洲等国被动仿效的民族主义归类为“族群模式的民族主义”，前者强调领土、法制和公 民权，后者强调祖先血缘、语言和传统文化。中国在21世 纪构建国家民族主义，应当按照现代公民国家的理念来界定“民族”。中华民族成员包括所有中国公民。完全以公民身份作为国家民族主义的基础，这是全世界现代 公民国家的基本政治准则。中国需要从带有东方传统色彩的“族群模式的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公民模式的民族主义”。与此同时，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提倡 “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种博大的文化包容力和“海纳百川”的世界胸怀在我们构建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时应当加以继承。

中华文化是56个民族文化组成的有机文化共同体，几千年中国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族群相互交往、相互融汇的历史。在21世纪，中华各族仍然需要坚持这一传统，在相互学习、相互融汇的过程中把各族文化进一步汇聚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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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应该坚持何种政治认同
——与马戎教授商榷

作者：黄铸（原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3年9月6日第5版
http://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439742-1.htm


7月23日，《环球时报》发表了 北京大学教授马戎《加强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一文。文中，马戎教授提出了中华民族应加强两个层面的“政治认同”。

“在第一个层面，中国需要重新反思我国‘民族构建’的基本思路与实践。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由于56个民族在人口规模、居住模式、发展基础、现代产业中的综合竞争能力方面差距很大，在政治权利、经济利益、文化权利诸领域中以‘民族’为单元的‘民族平等’在实践中难度极大，甚至完全不可能做到。”于是，作者提出，要像美国和印度那样，“把全体国民作为一个‘民族’来进行构建”，“着力点是个体成员之间的平等，并以公民权利作为争取公平竞争和平等待遇的合法性基础”。对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作者是变相地不承认中国的56个民族。

“在第二个层面，自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理想在广大民众中享有极高权威，但这一意识形态的神圣性和感召力在‘文化大革命’后下降，中国社会出现了主体文化和信仰的‘真空’。”在此，作者认为，中国已不存在共产主义政治理想的信仰，当然也不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想的信仰了。那么，用什么来填补这一“真空”呢？作者提出用“国家民族主义”作为中国构建国家层面“政治文化”的选项。不过，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国家民族主义，如西方国家从殖民主义演变而来的国家民族主义、新兴国家的国家民族主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国家民族主义（实质上是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等。但是，作者并没有说明他的国家民族主义具体是什么。

简而言之，马戎教授要中华民族加强的“政治认同”，是在否认我国56个民族的民族构建认同，否认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政治道路认同。

马戎教授提出按照美国模式在中国进行民族构建。但人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国民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当然不可能按这些人原来所属的民族来构建国家，而只能以这些个人为基础来构建国家。即使这样，美国也不是没有种族问题。且不说种族隔离的时代，即便当下，美国仍不乏因种族而引发重大事件的案例。例如佛罗里达州白人协警乔治·齐默尔曼枪杀黑人少年雷翁·马丁被判无罪，引发美国多个城市抗议种族歧视的示威。总统奥巴马不得不出来呼吁美国人超越种族看问题，并说“涉及到种族问题，我们一代又一代人似乎在改变态度方面取得进展”，“年轻一代会比我们现在强”。另一件是在今年举行的马丁·路德·金“向华盛顿进军”50周年纪念大会上，与会人员发出了“马丁·路德·金的梦想仍未实现”的呼声。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多民族国家。《礼记·王制》中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直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格局，延续几千年。中间虽然经历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裂动乱时期，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一直延续了下来。历史上中国中央政权采取“因俗而治”（如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的民族政策，实质上是一种上层民族自治制度，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存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世界历史上许多大帝国都已经瓦解了，只有中国一直存续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更自觉地把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民族关系格局建立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之上。56个民族不论大小，政治上一律平等，一些人口较少民族更得到特别照顾，如人口很少的民族也至少有一名全国人大代表。除了政治上的平等，国家还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克服经济文化等事实上的不平等。经过多年的努力，特别是经过西部大开发，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当然，民族间经济文化上的差距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清除，还需要继续努力奋斗。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还有达赖集团和“三股势力”的威胁，我们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不仅称得起我国历史上最好的民族关系，也称得起当今世界上最好的民族关系之一。只有闭上眼睛完全不看事实的人，才会说民族平等在中国“完全不可能做到”。

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在广大民众中确实享有极高的权威，但由于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在具体实践中犯了错误，造成很大的损失和灾难，损害了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但是，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在我国并未成为“真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弄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探索并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继承和发展，仅短短30多年，贫穷、落后的中国就被建设成小康社会，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亚洲和世界金融危机中成为中流砥柱，不但中国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世界人民也广为受益。社会主义不但在中国未成“真空”，反而得到复兴、放出异彩。“中国模式”正在全世界成为热门话题（这里需要指出，中国历来尊重各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应走的道路，从来不向别人推销“中国模式”，国际上对中国模式的热议完全是自发的）。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生命线，是中华民族发展繁荣的生命线，也应是构建中华民族所应坚持的政治认同。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堵塞了中华民族生活和发展繁荣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