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降边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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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5日，朱维群同志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就张铁林“坐床”一事发表评论，各大媒体以《 全国政协民宗委主任:假活佛现象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题，做了广泛报道。
朱维群同志似有难言苦衷
在西藏问题上，朱维群同志一贯以直言不讳，旗帜鲜明，态度严厉，言辞尖锐而著称。至于说得对不对，有没有道理，事实真相是不是朱维群同志所说的那样，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暂不评论。这里我想说的是：无论如何，过去在谈西藏问题和民族宗教问题时，朱维群同志总算能够把话说清楚，把自己的观点讲明白。但是，这次却一反常态，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语焉不详，含糊不清，闪烁其词，似有难言苦衷，企图掩盖什么。
朱维群同志在推卸责任
据央视报道：朱维群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藏区和内地的交往越来越多，这本来是好事情，但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冒充活佛到中东部地区行骗，这不仅玷污了藏传佛教的声誉，给藏传佛教的清净庄严带来了深远危害，也影响了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
首先我们应该指出的是，朱维群同志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是正部级干部，主管民族、宗教工作，主管西藏工作。曾担任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现在是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重任在建肩，是主管部门的主管领导，他不是新闻记者（过去曾担任记者，那是另一回事）。“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冒充活佛到中东部地区行骗，这不仅玷污了藏传佛教的声誉，给藏传佛教的清净庄严带来了深远危害，也影响了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
既然情况这么严重，我们有理由向朱维群同志提出质疑：
第一、这些情况不是一两天形成的，你长期担任主管部门的主管领导，你应该负什么责任？是你不负责任，不作为，失职、渎职，还是与“冒充活佛到中东部地区行骗”的人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向党组织汇报清楚。对广大干部群众也应该有个交代。
第二、“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冒充活佛”怎么怎么，“有些人”，是哪些人？你是实指？还是虚拟？以你的身份，你的地位，在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国家媒体，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必须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一就是一，是黑就是黑，是白就是白，不能闪烁其词，含含糊糊。
朱维群同志危言耸听，妄图转移视线
朱维群同志又说：“他们将一部分钱财带回到藏区之后，实际上又继续从事违反法律的各种行为，甚至有一部分钱是用来支持分裂主义活动的。”
这段话非常重要，各个媒体在报道朱维群的谈话时，使用黑体字，有这样的提示：
“据央视报道，针对社会上屡屡出现的假借活佛、法王名义非法收徒、传法现象，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昨天接受采访时直言，此类现象甚至可能危害到国家安全。”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性质也变了，“支持分裂主义活动”，“危害到国家安全”。
假若说一些人假冒“活佛”也好，一些持有叶小文们颁发的“活佛证”的所谓“真活佛”也好，如朱维群同志所说，他们“一骗钱、二骗色”，那么，在一般情况下，还是属于道德品质问题，如果情节不严重，还不触犯法律，主要还是批评教育的问题。毛主席生前谆谆告诫全党、全国人民，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骗色骗财的假“活佛”，其行为十分可恶，后果严重，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基本上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批评教育，依法依规加强管理的问题。
但是，如果像朱维群同志所说：“他们将一部分钱财带回到藏区之后，实际上又继续从事违反法律的各种行为，甚至有一部分钱是用来支持分裂主义活动的。”
假若事实真相果真如此，“支持分裂主义活动”，违犯了国家安全法，“危害到国家安全”。那就触犯了法律，属于敌我矛盾，是犯罪行为，必须严厉打击，坚决打击，毫不手软。
朱维群同志说的“他们”，究竟是谁们？必须说清楚，在这一点上，一点也不能含糊。
如果有具体的人和事，必须彻底揭露，坚决打击。首先你朱维群就有“彻底揭露，坚决打击”的责任。否则，你就是失职和渎职。
如果是朱维群同志无中生有，信口雌黄，血口喷人，污蔑好人，那他自己就犯了诽谤罪和诬陷罪，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在处理当前的假“活佛”乱象时，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要严格管理，正确引导，又不能搞扩大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当前形势下，有一个问题，必须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吴达鎔和张铁林这类假“活佛”的错误作法，引起广大信教群众理所当然的强烈愤慨和严肃批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正当的。但是，这种批评也不能扩大化、绝对化，更不能情绪化。正如朱维群同志所说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藏区和内地的交往越来越多，”关心和热爱藏族文化，热爱和信仰藏传佛教的人越来越多，关心和保护西藏以及其他藏区的生态环境，向往青藏高原这世界上最后的、也是最圣洁的一片净土的人越来越多，“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到西藏也遗憾”，已成为一种时尚。辽阔壮丽的青藏高原，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雪域高原敞开她博大的胸怀，淳朴善良的藏族人民热烈欢迎各民族的同胞兄弟。这种情况是非常可喜的，通过各民族同胞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可以进一步促进和加强汉藏两个兄弟民族之间的传统友谊，增强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进一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这是大局，是大势，绝不能因为有极少数人假“活佛”之名骗色骗财，做坏事，而影响这个大的发展趋势，影响包括藏传佛教在内的藏族文化在内地的传播，不能影响汉藏两个兄弟民族之间的传统友谊和亲密团结，更不能造成汉族与藏族信教群众之间的对立、矛盾和隔阂。
朱维群同志居心叵测，包藏祸心
毛主席生前教育全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央视记者在采访朱维群时，是从张铁林“坐床”成假“活佛”这件事引起的。有刚刚发生的“新闻话题”，有具体的客观事实，有特定的语言环境，有明确的指向性，那就是假“法王”吴达镕和假“活佛”张铁林。但是，朱维群在通篇谈话中，只字不提吴达镕和张铁林的问题，却把话锋一转，转到了藏族地区，转到了藏族的喇嘛活佛身上，说“他们一回到藏区”，就如何如何，把批判的锋芒直指藏族地区，指向藏族的喇嘛活佛，指向藏族同胞。一石三鸟：既污蔑、陷害和打击了藏族同胞，又包庇了吴达镕和张铁林这些假“法王”、假“活佛”，同时又推卸了自己的责任，把自己同那些假“法王”、假“活佛”不干不净的关系，全部掩盖起来。面对“支持分裂主义活动”，“危害到国家安全”的严峻局面，严重问题，骗财骗色，都是小问题，“小是小非”，可以不去计较，不去追查。吴达镕和张铁林这样“政治正确”的假“法王”、假“活佛”的非法活动，就可以掩盖过去。
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一出现什么事，叶小文、朱维群就把它们与“分裂主义”联系起来，然后“义正辞严”地加以批判，俨然成为“反分裂”的英雄。对他们的这种做法，一些干部群众早就感到不满，批评说：“反对分裂是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装。”
这次，朱维群又故伎重演，高高地举起“反分裂”这个大箩筐”。
吴达镕和张铁林表演的“坐床”闹剧，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提出尖锐批评，批评他们是假法王，假活佛，亵渎了藏传佛教的纯洁性，伤害了藏族同胞的宗教感情和民族尊严。但是，没有任何人批评他们搞“分裂”活动，“危害到国家安全”。他们自己也一再表白，“政治正确”，是在国庆66周年这个喜庆的日子里，举行“坐床”大典，表明他们是“爱国爱港”的。只有朱维群“高瞻远瞩”，洞察秋毫，独具毒眼，看出了“他们”搞“分裂”活动、“危害到国家安全”的实质。遗憾的是：说到这里，朱维群没有继续深入追究吴达镕和张铁林的问题，话锋一转，又把矛头指向藏族地区，指向藏族同胞，指向藏区的喇嘛活佛。在“反分裂”的大旗下，开脱吴达镕和张铁林的责任。
善良的人们，你们可要警惕啊！小心朱维群把你们大家都装进“反分裂”的大箩筐！
朱维群同志向谁“呼吁”？“呼吁”什么？
央视报道说：“朱维群呼吁，中东部地区和藏区有关地方的政府，要加强合作，共同采取行动，遏制假活佛现象。”
我不禁要问：朱维群向谁呼吁？你想让谁来接招？谁来执行？红十字会？街道办事处？还是城管部门？他们管得着吗？管得了吗？
你向“中东部地区和藏区”的党委和政府呼吁？我们祖国幅员辽阔，是世界上疆域最大的国家之一，“中东部地区和藏区”，几乎包括半个中国，你让这么广大的地区的政府怎么去管？不仅如此，就我所知，不止“中东部地区和藏区”，在东北地区，在内蒙古，在新疆，也有不少藏传佛教的寺院，有喇嘛活佛在传法弘法。就是在首都北京，也有不少喇嘛活佛。网上说，仅朝阳区就有“30”万活佛。我就住在朝阳区，绝对不会有30万，但有不少喇嘛活佛，则是事实。
按照朱维群的“呼吁”，岂不是全国各地都要“加强合作，共同采取行动，遏制假活佛现象”？是不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搞一次打击假“活佛”的群众运动？是不是又要搞一次“文化革命”？有这个必要吗？这样搞下去，不会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吗？不会干扰十八大路线的贯彻执行吗？
假“活佛”现象是你们造成的，“中东部地区和藏区”以及其他地区，是受害者，治乱，应该从源头治起。
你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主管西藏工作和民族宗教工作。现在你是全国政协常委、民宗委主任，政协有参政议政的责任和权利，有义务、有责任向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建言献策。更重要的是，你是中共中央委员，有责任、有义务向中央反映情况，及早治理。这些年你干什么去了？你们养尊处优，高官厚禄，控制着大量资源，掌握着天文数字的“维稳经费”和“治藏经费”，不“采取行动，遏制假活佛现象”，本身就是失职和渎职，党和国家应该追究你的渎职罪。各民族同胞、首先是广大的藏族同胞，有权利向你问责：各民族的纳税人，用自己的血汗钱养你这位高级干部，你干什么去了？
你向“中东部地区和藏区”呼吁，实际上就是把假活佛猖獗等种种乱象的责任推给“中东部地区和藏区”的各级领导，乃至广大群众，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朱维群同志怎么突然谦虚起来了？
央视报道：朱维群对记者说：“据我所知，有关部门正在对西藏和其他藏区合法的、有历史传承的真活佛，进一步地摸清情况，统一编表。”
前面谈到，朱维群有很多职务，多种身份，而且是全国政协发言人，他的谈话，往往代表国家，代表政府，代表主管部门。朱维群同志平时讲话是很自负的，口气很大，很武断，在西藏问题上他好像掌握了全部真理，不容置疑。他的话，就是“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媒体和一般群众也是这么看待的。
这次谈话，朱维群却突然“谦虚”起来，好像完全是一个“局外人”。首先他说：“据我所知”，一下子把自己撇开了。仅仅是听说而已，并未参与其事。然后说：“有关部门正在对西藏和其他藏区合法的、有历史传承的真活佛，进一步地摸清情况，统一编表。”
这段话，就十分荒唐。“有关部门”是谁？你长期任职的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民宗委，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是不是“有关部门”？这本来就是你们份内之事。新中国成立66年了，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到现在也50多年快60年，是整整半个多世纪啊！改革开放到现在也有30多年啦！平时你最爱宣称：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藏学研究队伍，有世界上最大的涉藏网站，有最严密的组织机构，有最充裕的科研经费，还有维稳经费，等等，而取得的成就又是如何辉煌。闹了半天，“西藏和其他藏区合法的、有历史传承的真活佛”究竟有多少，你们都没有搞清楚，现在才开始“摸清情况，统一编表”。这些年你们作为主管部门，主管领导干什么去了？这不是严重的失职和渎职吗？连有多少“真活佛”这些基本情况都没有弄清楚，不掌握基本的数据，怎么对藏传佛教界进行有效管理？依法治理？这不是一群糊涂人当糊涂家，讲糊涂话，办糊涂事，其结果不是一塌糊涂吗？以已之昏昏，怎么能使人昭昭？这样怎么能够按照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一定要把西藏的事情办好！”
朱维群同志！你扪心自问：这样做，怎么对得起党中央对你的重托和信任？怎么对得起广大藏族同胞和僧尼大众对你的期待和希望？你控制着天文数字般的维稳经费和治藏经费，养尊处优，高官厚禄，怎么对得起各民族纳税人的血汗钱？
向朱维群同志进一言
朱维群同志：最后，我还想说一点，你曾担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是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我是协会一个普通的理事，一直以来，我对你十分尊重，你对我也很友好，以礼相待。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的个人恩怨。我有什么新作，总是要赠送给你，请你审阅指导；你组织什么学术活动，也邀请我参加。每逢过年，你还给我寄赠贺卡。有一年，你给我的贺卡上印着家母亲绘的一幅国画，不但雅致，而且充满亲情和友情，给节日平添了几份喜庆。由此我也知道你是一位孝敬母亲，热爱母亲的人，你因为有这样一位充满爱心而又具有文化修养的母亲而感到自豪和骄傲。我也感到特别高兴，特别亲切，特别温馨，一直珍藏着。在部领导里，给我寄赠贺卡的，仅你一人。我是一个重感情，珍惜友谊的人。我也十分珍惜我俩之间的友情。但是，今天这里谈的不是个人私交，而是关系到国家利益，民族大义，我不能因私而废公。
作为统战部和协会领导人，你经常要求我们建言献策。今天，我就冒昧地向你进一言：你主管西藏工作，主管民族宗教工作，你应该知道，藏族人民为缔造和建设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大家庭，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曾经做出过一份光荣的贡献。对于这一伟大贡献，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藏民族又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淳朴的，诚实的，善良的，是有慈悲心和同情心的。同时又是一个有尊严的民族，自尊，自重，而自爱。你应该重温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学习和继承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刘格平等同志开创的我们党、我们国家统战、民族、宗教工作的优良传统，善待藏民族这个淳朴而善良的民族，不要伤害藏族同胞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更不要动辄就挥舞“反分裂”这根大棒，对待藏族同胞；不要时时刻刻高举“反分裂”这个大箩筐，企图把整个藏族同胞都装进去。
你孝敬你的母亲，热爱你的母亲，你为你的母亲而自豪和骄傲。我非常理解并且十分尊重你的这种感情。同样的，藏民族是我们六百万藏族同胞共同的母亲。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56个兄弟民族共同的母亲。一个不爱自己母亲的人，不可能真正爱自己的民族；一个不爱自己母亲，不爱自己民族的人，不可能真正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因此，希望你能够理解和尊重藏民族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学习、了解和熟悉藏族人民对伟大祖国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和无私奉献。恳切希望你能够牢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谆谆教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多大的问题，就是多大的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谁的问题，就是谁的问题，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反分裂”斗争，更不要把反对“藏独”的斗争，篡改为反对藏族同胞的斗争。
朱维群同志，你应该知道，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最大的分裂主义，就是“危害国家安全”，就是破坏祖国统一，就是破坏汉藏团结，就是破坏民族团结，就是破坏安定团结。就是历史的罪人！
匆匆写就，书不尽意。冒昧之处，敬请理解和谅解。
静候批评指正。
2015年12月13日于首都北京
星期二, 1月 19, 2016
叶小文现象批判——评叶小文：“活佛转世”也要打假
作者：降边嘉措
來源：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5/12/blog-post_14.html
活佛打假，必须从批判叶小文的错误开始
2015年12月8日，叶小文同志发表了题为《“活佛转世”也要打假》的谈话，国内各大媒体铺天盖地地给予转发。
叶小文同志一开头就说：“有心术不正的人，图谋在活佛角色上捞一把，以假充真、以假乱真。不久前演员张铁林的一起（坐床）闹剧，揭开了近年来一些假活佛招摇撞骗的社会乱相。”
不了解真相的人，也许会认为叶局长这次真的要动真格，打“假活佛”。
实际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叶小文这是在玩弄金蝉脱壳之计，抛出个“演员张铁林”做替罪羊，开脱自己，嫁祸于人，掩盖近几年来社会上假活佛猖獗，藏传佛教界乱象丛生，事件不断的现实，继续“以假充真、以假亂真”，继续伪装自己，打击和陷害别人。
多年来，叶小文自我吹嘘，说他在“宗教工作岗位工作18年余”如何如何，俨然一个“宗教问题专家”。实际上，熟悉情况的人、尤其是长期从事统战、民族、宗教工作的一些老同志，早就尖锐地指出：叶小文担任宗教局长14年的时期，是除“文革”的动乱时期，我国藏传佛教界最混乱，问题最多的时期，乱象丛生，事件不断，政府有关部门与藏传佛教界的僧尼大众和信教群众关系最紧张、最不好的时期。藏族基本上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佛教文化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也影响到民族关系，干群关系，破坏了汉藏两个兄弟民族的传统友谊，是民族关系、汉藏关系、干群关系最紧张、最不好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而叶小文不但不进行反思，不做起码的自我批评，反而像列宁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时所指出的那样：“把耻辱拿来吹嘘。”
白玛奥色和张铁林表演的活佛“坐床”闹剧，是表面现象，是前台小丑，假活佛的始作俑者是叶小文，根子在叶小文，是叶小文种下的毒种，结出的一个毒果而已。
全面清算和批判叶小文同志这十几年的错误，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完成的，本文针对叶小文的《“活佛转世”也要打假》，择其要点，予以批判，说明这些年假活佛猖獗、藏传佛教界乱象丛生，根子在叶小文，叶小文是罪魁祸首，他必须承担责任。
叶小文胆大妄为，改组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
第一、1955底1956年从四川藏区开始，1957年—1958年在甘肃、青海藏区开展，1959年在西藏全面铺开的民主改革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由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过去基本上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因此，同时开展了宗教改革。或者说，宗教改革是民主改革的重要内容。
宗教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政教分离。叶小文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管理”的名义下，由宗教部门直接管理一切宗教事务，实际上实行“政教合一”。
第二、50年代中后期在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取得决定性胜利，废除寺院内部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的基础上，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民主选举，建立了以贫苦喇嘛为主的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简称“民管会”。对他们在政治上的要求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拥护民主改革，反分裂，反叛乱。宗教上的要求是：遵守教规教义，有一定的宗教修养。同时要不断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引导僧尼大众和信教群众坚定不疑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除老弱病残者外，要求一切僧尼参加劳动，放弃剥削，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鉴于当时DL流亡国外，拉萨三大寺都被定为“叛乱寺”（当时是这么定性的），又认为历代班禅系统一贯坚持反帝爱国的立场，十世班禅的主寺扎什伦布寺没有参加叛乱，日喀则地区社会基本稳定，中央决定首先在扎什伦布寺进行寺院民主改革和建立民主管理委员会的试点，然后逐步向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推广。
中央责成十世班禅亲自负责扎寺的民主改革。在中央，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做决策，制定方针政策；李维汉、乌兰夫和习仲勋负责具体领导。习仲勋同志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是周总理在统战、民族、宗教方面的主要助手，在这期间，亲自指导十世班禅，成绩显著，他们之间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在宗教方面，由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会长的喜饶嘉措大师和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朴初给予协助和指导。
这一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十世班禅当选为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在藏传佛教的寺院，经过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建立以贫苦喇嘛为主的民主管理委员会，管理寺院，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是一场革命，是一个创举。受到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赞扬。
我参加了有关文件的翻译，对当时的情况有一些了解。1962年-1964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受到错误批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十世班禅和喜饶嘉措大师被打成“班喜反党叛国集团”，班禅大师身陷囹圄达十年之久，喜饶嘉措大师迫害致死。
“文革”期间，在破“四旧”时，寺院工作遭到严重破坏。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寺院开始进行整顿。基本上又是50年代的原班人马，只有德高望重的喜饶嘉措大师已经仙逝。中央再次责成十世班禅负责整顿。在中央，习仲勋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管西藏工作，李维汉任中央统战部顾问，乌兰夫任统战部部长、杨静仁任统战部副部长兼民委主任，还成立了以赵朴初为主任的指导委员会，他们一如既往地给予十世班禅支持和指导。
文革后，80年代的寺院整顿，除了上述基本要求，还特别要求民管会的成员在“文革”中没有搞打砸抢，不是“三种人”，没有参加破坏寺院、盗窃贩卖佛像等文物的“破四旧”活动。要求更高，素质更好。在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杨静仁、赵朴初的指导下，十世班禅再次当选为民管会主任。
之后不久，李维汉、乌兰夫先后逝世。1989年1月，十世班禅圆寂。“六四”以后，习仲勋和杨静仁、阎明复离开领导岗位。丁关根、王兆国先后任统战部部长，叶小文被调到统战部，任二局即民族宗教局局长，后来担任国家宗教局长，共约18年之久。
“六四”以后，他们在“整顿”的口号下，否定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杨静仁、阎明复、班禅大师、赵朴初的做法，彻底改组了扎寺民管会，另组班子，将经过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的政治运动考验的优秀骨干，高僧大德全部打下去（请注意，我说的是“全部”）。另外选一些听他们话，跟他们走的人组成新的管理机构。那些人不孚众望，仅仅是“听话”而已，实际上是派驻寺院的以党的高、中级干部为主要领导骨干的工作组领导一切，决定一切，包办一切。
这种作法引起僧尼大众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也破坏了宗教界内部和干部群众之间的团结，造成混乱局面。于是进一步“加强管理”，实际上是压制，强行向全藏区推广他们的错误做法。
叶小文们的这种做法，也遭到阿沛副委员长，藏族老红军天宝和扎喜旺徐等藏族领导同志的批评和反对。但他们置之不理。天宝是藏族老红军，解放初期任中央西藏工作团团长，是第一届中共西藏工委唯一一位藏族委员，后来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西藏军区第二政委，参与和领导了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对有关情况应该说是比较熟悉的。他曾尖锐地批评：“这种做法，是‘政教合一’。”
天宝这样老红军、老革命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可见叶小文们有多么狂妄！天宝曾亲口对我说：“他们把我当成了党内的统战对象。”叶小文曾经自我吹嘘：“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我和维群、斯塔我们三个人制定的，得到中央的赞成和支持。”
叶小文一个小小的局长，胆大妄为，敢于这么讲，这么做，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与“六四”以后中央领导的变更有着密切联系，与西藏根深蒂固的所谓“西南派”与“西北派”之间的斗争有着密切关系。“六四”以后，在中央统战部，在西藏，所谓“西北派”全军覆灭，“西南派”一统天下。叶小文们对当时中央的领导机构，政治格局和政治形势，做了自己的判断。因此，他们在危险地进行政治投机和政治赌博。在正常情况下，借用一句俗话：给叶小文一百个豹子胆，他也绝对不敢这么做。但是，在“六四”以后那样一个特殊的政治格局下，叶小文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掂量得失，进而决定赌一把，进行政治投机和政治赌博。充分暴露了叶小文就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一个政治赌徒。叶小文多次说过“豁出去啦！”这样的话。这不是共产党人的语言。我曾经在统战、民委系统工作多年，从来没有听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刘格平等领导人讲过这样的话。“豁出去啦！”是赌场上的话，是赌徒语言，是赌徒心态的反映。
实际上，他们否定的不只是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十世班禅，他们公开鼓吹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否定建国之初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朱维群公开说什么50年代的民族政策“过时了”，宣扬“***治藏路线”。叶小文们头脑发热，野心膨胀，要开创“西藏工作的新局面。
叶小文别出心裁，颁发什么“活佛证”，藏传佛教界的大量假活佛因此滋生
第三、在所谓“清理寺院，清理活佛”时，叶小文别出心裁，发什么“活佛证”。谁是真活佛，谁是假活佛，寺院自己不能定，高僧大德不能定，普通的僧尼大众更无权过问。由谁来决定呢？由各级宗教部门来确定。他们审定后，发给“活佛证”。
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发过什么“活佛证”。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和80年代，也没有发过。活佛不是寺院认选，僧人认证，而是由宗教局发“活佛证”来确定，叶小文成了最大的“教宗”。由此造成了一系例混乱和腐败现象。社会上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宗教界买“活佛证”，各级宗教局成了拍卖公司，叶小文是最大的老板。
他们究竟卖了多少活佛证，搞了多少钱？谁能说得清？查得清？白玛奥色和张铁林“活佛”花了多少钱？给叶小文们送了多少红包？叶小文、朱维群带头，宗教局的头头们频频地亲切接见，合影留念，究竟得了多少好处？
这几天网上、媒体在宣扬一种观点：有“活佛证”的就是“真活佛”。我说不对，拿着叶小文们颁发的“活佛证”，招摇过市，骗色骗财，盗窃寺院佛像，倒卖走私文物的“活佛”，大有人在。叶小文就是他们的后台老板。一张“活佛证”，证明不了什么。
这种情况早就引起了党内高级干部天宝、扎喜旺徐等老红军的强烈不满和尖锐批判。阿沛副委员长生前也曾多次提出不同意见。叶小文们有恃无恐，置若罔闻，不理不睬。
活佛大小与行政级别挂钩，助长了藏传佛教界的腐败现象
第四、叶小文局长对寺院进行行政化管理，定级定职，活佛分大小，规定什么县级活佛，地（州）级活佛，省级活佛，什么级别的活佛，能当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各种职务。
县级活佛为了当地（州）级活佛，地（州）级活佛为了当省级活佛，省级活佛为了进入中央机构，到处跑关系，到处送红包，社会上官商勾结，藏族地区官僧勾结，一片混乱，一片腐败。不但破坏了藏传佛教的优良传统和教规教义，玷污了藏传佛教的纯洁性，而且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一批党政干部被假活佛、假喇嘛拉下水；而另有一批党政干部，主动把他们贪婪的手伸进寺院，伸向佛教界，正如叶小文所说：“图谋在活佛角色上捞一把，以假充真、以假乱真。”一大批假活佛，假喇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腐败严重，乱象丛生，莫此为甚。
请问叶大局长，你自己捞了多少？！
2015年12月12日
來源：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5/12/blog-post_14.html
活佛打假，必须从批判叶小文的错误开始
2015年12月8日，叶小文同志发表了题为《“活佛转世”也要打假》的谈话，国内各大媒体铺天盖地地给予转发。
叶小文同志一开头就说：“有心术不正的人，图谋在活佛角色上捞一把，以假充真、以假乱真。不久前演员张铁林的一起（坐床）闹剧，揭开了近年来一些假活佛招摇撞骗的社会乱相。”
不了解真相的人，也许会认为叶局长这次真的要动真格，打“假活佛”。
实际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叶小文这是在玩弄金蝉脱壳之计，抛出个“演员张铁林”做替罪羊，开脱自己，嫁祸于人，掩盖近几年来社会上假活佛猖獗，藏传佛教界乱象丛生，事件不断的现实，继续“以假充真、以假亂真”，继续伪装自己，打击和陷害别人。
多年来，叶小文自我吹嘘，说他在“宗教工作岗位工作18年余”如何如何，俨然一个“宗教问题专家”。实际上，熟悉情况的人、尤其是长期从事统战、民族、宗教工作的一些老同志，早就尖锐地指出：叶小文担任宗教局长14年的时期，是除“文革”的动乱时期，我国藏传佛教界最混乱，问题最多的时期，乱象丛生，事件不断，政府有关部门与藏传佛教界的僧尼大众和信教群众关系最紧张、最不好的时期。藏族基本上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佛教文化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也影响到民族关系，干群关系，破坏了汉藏两个兄弟民族的传统友谊，是民族关系、汉藏关系、干群关系最紧张、最不好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而叶小文不但不进行反思，不做起码的自我批评，反而像列宁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时所指出的那样：“把耻辱拿来吹嘘。”
白玛奥色和张铁林表演的活佛“坐床”闹剧，是表面现象，是前台小丑，假活佛的始作俑者是叶小文，根子在叶小文，是叶小文种下的毒种，结出的一个毒果而已。
全面清算和批判叶小文同志这十几年的错误，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完成的，本文针对叶小文的《“活佛转世”也要打假》，择其要点，予以批判，说明这些年假活佛猖獗、藏传佛教界乱象丛生，根子在叶小文，叶小文是罪魁祸首，他必须承担责任。
叶小文胆大妄为，改组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
第一、1955底1956年从四川藏区开始，1957年—1958年在甘肃、青海藏区开展，1959年在西藏全面铺开的民主改革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由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过去基本上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因此，同时开展了宗教改革。或者说，宗教改革是民主改革的重要内容。
宗教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政教分离。叶小文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管理”的名义下，由宗教部门直接管理一切宗教事务，实际上实行“政教合一”。
第二、50年代中后期在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取得决定性胜利，废除寺院内部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的基础上，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民主选举，建立了以贫苦喇嘛为主的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简称“民管会”。对他们在政治上的要求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拥护民主改革，反分裂，反叛乱。宗教上的要求是：遵守教规教义，有一定的宗教修养。同时要不断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引导僧尼大众和信教群众坚定不疑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除老弱病残者外，要求一切僧尼参加劳动，放弃剥削，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鉴于当时DL流亡国外，拉萨三大寺都被定为“叛乱寺”（当时是这么定性的），又认为历代班禅系统一贯坚持反帝爱国的立场，十世班禅的主寺扎什伦布寺没有参加叛乱，日喀则地区社会基本稳定，中央决定首先在扎什伦布寺进行寺院民主改革和建立民主管理委员会的试点，然后逐步向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推广。
中央责成十世班禅亲自负责扎寺的民主改革。在中央，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做决策，制定方针政策；李维汉、乌兰夫和习仲勋负责具体领导。习仲勋同志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是周总理在统战、民族、宗教方面的主要助手，在这期间，亲自指导十世班禅，成绩显著，他们之间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在宗教方面，由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会长的喜饶嘉措大师和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朴初给予协助和指导。
这一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十世班禅当选为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在藏传佛教的寺院，经过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建立以贫苦喇嘛为主的民主管理委员会，管理寺院，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是一场革命，是一个创举。受到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赞扬。
我参加了有关文件的翻译，对当时的情况有一些了解。1962年-1964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受到错误批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十世班禅和喜饶嘉措大师被打成“班喜反党叛国集团”，班禅大师身陷囹圄达十年之久，喜饶嘉措大师迫害致死。
“文革”期间，在破“四旧”时，寺院工作遭到严重破坏。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寺院开始进行整顿。基本上又是50年代的原班人马，只有德高望重的喜饶嘉措大师已经仙逝。中央再次责成十世班禅负责整顿。在中央，习仲勋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管西藏工作，李维汉任中央统战部顾问，乌兰夫任统战部部长、杨静仁任统战部副部长兼民委主任，还成立了以赵朴初为主任的指导委员会，他们一如既往地给予十世班禅支持和指导。
文革后，80年代的寺院整顿，除了上述基本要求，还特别要求民管会的成员在“文革”中没有搞打砸抢，不是“三种人”，没有参加破坏寺院、盗窃贩卖佛像等文物的“破四旧”活动。要求更高，素质更好。在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杨静仁、赵朴初的指导下，十世班禅再次当选为民管会主任。
之后不久，李维汉、乌兰夫先后逝世。1989年1月，十世班禅圆寂。“六四”以后，习仲勋和杨静仁、阎明复离开领导岗位。丁关根、王兆国先后任统战部部长，叶小文被调到统战部，任二局即民族宗教局局长，后来担任国家宗教局长，共约18年之久。
“六四”以后，他们在“整顿”的口号下，否定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杨静仁、阎明复、班禅大师、赵朴初的做法，彻底改组了扎寺民管会，另组班子，将经过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的政治运动考验的优秀骨干，高僧大德全部打下去（请注意，我说的是“全部”）。另外选一些听他们话，跟他们走的人组成新的管理机构。那些人不孚众望，仅仅是“听话”而已，实际上是派驻寺院的以党的高、中级干部为主要领导骨干的工作组领导一切，决定一切，包办一切。
这种作法引起僧尼大众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也破坏了宗教界内部和干部群众之间的团结，造成混乱局面。于是进一步“加强管理”，实际上是压制，强行向全藏区推广他们的错误做法。
叶小文们的这种做法，也遭到阿沛副委员长，藏族老红军天宝和扎喜旺徐等藏族领导同志的批评和反对。但他们置之不理。天宝是藏族老红军，解放初期任中央西藏工作团团长，是第一届中共西藏工委唯一一位藏族委员，后来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西藏军区第二政委，参与和领导了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对有关情况应该说是比较熟悉的。他曾尖锐地批评：“这种做法，是‘政教合一’。”
天宝这样老红军、老革命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可见叶小文们有多么狂妄！天宝曾亲口对我说：“他们把我当成了党内的统战对象。”叶小文曾经自我吹嘘：“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我和维群、斯塔我们三个人制定的，得到中央的赞成和支持。”
叶小文一个小小的局长，胆大妄为，敢于这么讲，这么做，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与“六四”以后中央领导的变更有着密切联系，与西藏根深蒂固的所谓“西南派”与“西北派”之间的斗争有着密切关系。“六四”以后，在中央统战部，在西藏，所谓“西北派”全军覆灭，“西南派”一统天下。叶小文们对当时中央的领导机构，政治格局和政治形势，做了自己的判断。因此，他们在危险地进行政治投机和政治赌博。在正常情况下，借用一句俗话：给叶小文一百个豹子胆，他也绝对不敢这么做。但是，在“六四”以后那样一个特殊的政治格局下，叶小文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掂量得失，进而决定赌一把，进行政治投机和政治赌博。充分暴露了叶小文就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一个政治赌徒。叶小文多次说过“豁出去啦！”这样的话。这不是共产党人的语言。我曾经在统战、民委系统工作多年，从来没有听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刘格平等领导人讲过这样的话。“豁出去啦！”是赌场上的话，是赌徒语言，是赌徒心态的反映。
实际上，他们否定的不只是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十世班禅，他们公开鼓吹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否定建国之初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朱维群公开说什么50年代的民族政策“过时了”，宣扬“***治藏路线”。叶小文们头脑发热，野心膨胀，要开创“西藏工作的新局面。
叶小文别出心裁，颁发什么“活佛证”，藏传佛教界的大量假活佛因此滋生
第三、在所谓“清理寺院，清理活佛”时，叶小文别出心裁，发什么“活佛证”。谁是真活佛，谁是假活佛，寺院自己不能定，高僧大德不能定，普通的僧尼大众更无权过问。由谁来决定呢？由各级宗教部门来确定。他们审定后，发给“活佛证”。
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发过什么“活佛证”。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和80年代，也没有发过。活佛不是寺院认选，僧人认证，而是由宗教局发“活佛证”来确定，叶小文成了最大的“教宗”。由此造成了一系例混乱和腐败现象。社会上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宗教界买“活佛证”，各级宗教局成了拍卖公司，叶小文是最大的老板。
他们究竟卖了多少活佛证，搞了多少钱？谁能说得清？查得清？白玛奥色和张铁林“活佛”花了多少钱？给叶小文们送了多少红包？叶小文、朱维群带头，宗教局的头头们频频地亲切接见，合影留念，究竟得了多少好处？
这几天网上、媒体在宣扬一种观点：有“活佛证”的就是“真活佛”。我说不对，拿着叶小文们颁发的“活佛证”，招摇过市，骗色骗财，盗窃寺院佛像，倒卖走私文物的“活佛”，大有人在。叶小文就是他们的后台老板。一张“活佛证”，证明不了什么。
这种情况早就引起了党内高级干部天宝、扎喜旺徐等老红军的强烈不满和尖锐批判。阿沛副委员长生前也曾多次提出不同意见。叶小文们有恃无恐，置若罔闻，不理不睬。
活佛大小与行政级别挂钩，助长了藏传佛教界的腐败现象
第四、叶小文局长对寺院进行行政化管理，定级定职，活佛分大小，规定什么县级活佛，地（州）级活佛，省级活佛，什么级别的活佛，能当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各种职务。
县级活佛为了当地（州）级活佛，地（州）级活佛为了当省级活佛，省级活佛为了进入中央机构，到处跑关系，到处送红包，社会上官商勾结，藏族地区官僧勾结，一片混乱，一片腐败。不但破坏了藏传佛教的优良传统和教规教义，玷污了藏传佛教的纯洁性，而且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一批党政干部被假活佛、假喇嘛拉下水；而另有一批党政干部，主动把他们贪婪的手伸进寺院，伸向佛教界，正如叶小文所说：“图谋在活佛角色上捞一把，以假充真、以假乱真。”一大批假活佛，假喇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腐败严重，乱象丛生，莫此为甚。
请问叶大局长，你自己捞了多少？！
2015年12月12日
星期六, 11月 02, 2013
靳薇：讓達賴喇嘛訪問香港澳門
作者：靳薇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http://fengshenghk.blogspot.hk/2013/11/blog-post_4985.html
靳薇簡介：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民族宗教理論室主任。主要研究領域：民族問題理論、西藏發展問題、新疆發展問題。發表專著十餘部，論文百餘篇。曾獲得「中國藏學研究珠峰獎」，中央黨校優秀科研成果獎，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傑出貢獻獎」。
2010年，中央人民政府與達賴代表進行了「雙方均認為無實質進展」的第九次會談後，會談中斷。近幾年，境內外的涉藏衝突此伏彼起，2009年至今自焚已經發生120餘起。達賴喇嘛雖表示不放棄中間道路，提出要返回藏區，去五台山朝聖，但支持他的力量逐漸式微。而藏獨勢力日愈坐大，整合為「西藏獨立聯盟」，試圖在年內組成政黨，壯大力量。藏區的社會穩定和發展受到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我們迫切需要對涉藏問題進一步深入思考並調整工作方式。 5月份，我接受《亞洲周刊》的訪問，談及涉藏問題的若干思考和建議，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當時限於篇幅，有些問題無法展開。現應《風聲》雜誌之邀，稍作深入。
1，西藏問題：是民族問題、宗教文化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所謂西藏問題，很難簡單定性。毛澤東在1952年4月曾指出：「對西藏在政治上必須採取極端謹慎的態度，……必須認識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必須應付恰當，不能和處理尋常關係一例看待。」
自80年代以來，有一種明顯傾向，把和西藏相關的問題，均認為是政治問題。比如，提出西藏的發展問題，是政治問題、戰略問題和國家的全局問題。近年，政府相關部門的領導明確表示，不存在「西藏問題」，只存在達賴喇嘛集團搞分裂的問題。目前國內對相關問題的表述為：「涉藏問題」，意指與居住在包括西藏、青海、四川、甘肅、雲南五個省區的600餘萬藏族民眾社會管理及社會發展相關的一些問題。
我個人認為，涉藏問題不能一概而論。比如境內外藏獨極端勢力不懈堅持的「西藏獨立」問題、通過滲透搞破壞搞分裂的問題，達賴喇嘛提出的高度自治、大藏區問題，毫無疑問是政治問題。而在境內發生的一些局部的矛盾衝突，大多緣於民族宗教問題。如果涉及到傷害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的事件，就是刑事犯罪問題了。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一些專家不贊成將涉藏問題全部簡單地定性為政治問題，認為這樣會形成「主觀設敵」，容易把一個地區一個民族或信仰某種宗教的信徒全部搞成假想敵，結果是非常不利於團結大多數民眾、孤立極少數分裂主義分子，非常不利於地區的穩定和國家安全。
2，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定性與達賴喇嘛之間的矛盾是「特殊矛盾」，這種特殊性表現在哪些方面？
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上，胡錦濤定性與達賴是「特殊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這即是創新思維。這種定性，是比較科學準確的。
「達賴喇嘛」的稱號緣起於1578年，為蒙古土默特部順義王俺達汗贈給到青海傳教的索南嘉措（格魯派宗喀巴第三代弟子）的稱號。後其教眾仿效噶舉派的活佛轉世制度，建立達賴喇嘛活佛轉世系統。 1653年，清朝順治皇帝封五世達賴喇嘛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怛喇達賴喇嘛」。五世達賴喇嘛借清庭之力驅逐蒙古勢力，創立政教合一的噶丹頗章王朝。此後，「達賴喇嘛」的封號和達賴喇嘛在西藏政治上的地位正式確定下來。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曾是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權領袖，自1959年出走後，長期致力於西藏獨立的分裂活動，對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直接提出挑戰。在這個層面上，我們與達賴喇嘛集團的矛盾是對立和不可調和的。但同時也要看到，達賴喇嘛是600餘萬藏族民眾信奉的「活神仙」，是他們精神崇拜的對象，有相當的號召力。對他的態度和處理相關問題的方式會影響到千千萬萬藏族民眾的情感，因此又不能簡單的將他當作敵人來對待。
3，根據這些特殊性，與達賴喇嘛的關係除了敵對方式，是否還有其它更好的方式來處理？
去年11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胡錦濤同志作了大會報告。大家可能注意到，報告中延續了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的政策原則，將民族問題、宗教問題放在統戰工作的部分。在國家事務的管理中，負責管理民族宗教事務的，既有屬於國務院的國家民委、國家宗教局，也有屬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統戰部。由於中國目前的國情，屬於黨委系統的統戰部起著更重要的領導作用。目前的管理職責分配，涉藏問題由中央統戰部負責，這在中國的三十一個省區中是最為特殊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對這個地區的重視。
處理達賴喇嘛問題的方式，除了敵對方式外，當然有其他方式。至2010年，中央政府的代表與達賴喇嘛的代表已經展開過九次會談。雙方認真、坦誠、共同面對未來的建設性會談和對話，是解決達賴喇嘛問題和涉藏問題的最好出路。
4，有沒有繼續與達賴喇嘛對話的必要？
達賴喇嘛是涉藏問題的關鍵人物，我個人以為，雙方坦誠、真實、建設性的對話是非常必要的。 2010年，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與達賴喇嘛代表進行了第九次會談，雙方均認為無實質進展。為涉藏工作計，我個人建議重啟會談。具體如下：
（1）擱置爭議，破解膠著狀態、推進會談
按照「先易後難」的方法，是否可以擱置「中間道路」等政治議題，商議讓達賴喇嘛純粹以宗教領袖的身份訪問香港或澳門，進而探討將來讓達賴喇嘛居留香港的可能性。達賴喇嘛2011年退出政壇，身份只是宗教領袖，完全可以淡化政治色彩，以宗教身份行事。如膠著狀態的破解進展順利，相關部門或許可以考慮安排達賴喇嘛回藏區訪問。
十四世達賴喇嘛年事已高，留給相關方面轉圜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據說三十餘年前，是鄧小平提出：「只要不追求西藏獨立，什麼都可以談」，創造性地使達賴喇嘛放棄藏獨主張，提出「中間道路」，將其與中央政府對立、對峙、對抗的狀態轉化為對話。今天如何破解達賴喇嘛僵局，需要新一代領導人高超的政治技巧與智慧。
（2）力爭只產生國內達賴喇嘛靈童
十四世達賴喇嘛年事已高，按照藏傳佛教的儀軌轉世的問題，已經迫在眉睫。應破解目前的「達賴喇嘛僵局」，爭取讓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產生於國內。雖然我們可以用「金瓶掣簽」限制靈童產生於國外，但歷史上也有由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先例。目前的局勢，將出現「雙胞達賴喇嘛」，即在海外和國內各認定一個靈童，導致問題更為複雜，對藏區的穩定和安全影響甚大。
按照歷史傳承，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互為師徒，年長的一方應參與並主持靈童的找尋、認定、剃髮受戒、取法名等禮儀，並親自教育靈童一段時間。如果十五世達賴喇嘛靈童在國內認定，十一世班禪喇嘛即是他的老師，會對其有正面積極的影響。
流亡五十餘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畢生致力於弘揚西藏宗教和文化等光環籠罩下的十四世達賴喇嘛，是獨一無二的個體。 「達賴喇嘛後」時期，西方國家民眾出於普世價值等觀念的「達賴喇嘛迷戀」會逐漸淡化，涉藏問題的國際壓力將逐漸減輕。而內地的藏民群體，如果國內有一個按宗教儀軌產生的達賴喇嘛可信仰，焦慮和暴烈的情緒會得到平復。
境外流亡藏人政府，極有可能在「達賴喇嘛後」走極端暴力路線，並與其他極端組織合流。但如果我們可以化解「達賴喇嘛困局」，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分化瓦解境外的藏獨勢力。
5，有沒有讓達賴喇嘛回國的可能？
談十四世達賴喇嘛回國問題，我認為先要解決若干問題，即完成兩個評估，克服兩個障礙，達成一個共識。
（1）必須完成兩個評估。第一，認真評估600餘萬藏族民眾對共產黨的信賴和情感；第二，正確評估藏族民眾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和感情。如何正確客觀地進行評估？ 「今生靠共產黨，來世靠達賴喇嘛」，這是我在西藏的歷次考察中，聽到普通民眾說得最多最直接的一句話。可以說它一語道盡評估的關鍵。
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後，共產黨對西藏和藏區的廣大民眾傾注了很大的關心和愛護，在經濟建設方面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和幫助。藏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在近五十餘年中實現了很大發展，物質生活、醫療衛生、教育、交通有了非常大的改善。每一個分享到慧澤的藏族民眾都對共產黨深懷感激之心，他們認定：今生只能依靠共產黨，才有富足的物質生活。因此，藏族民眾對共產黨是深懷感激的，對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充分認同的。
但同時，信仰共產主義無神論的共產黨卻無法滿足他們傳統的「來生轉世」的精神需求，所以，只能依靠達賴喇嘛這個活神仙幫助他們抵達這一世生命終結後的下一站，實現傳統信仰中的人生輪回。所以，今生過好日子要靠共產黨，來生的轉世輪回只能靠達賴喇嘛。
共產黨在經濟建設和物質增加方面的工作做得再多，給予的財富和幫助再多，藏族民眾對共產黨的感激再豐沛，也不可能改變達賴喇嘛在普通民眾心目的地位，更不可能抺殺藏族民眾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和依賴。對普通的藏族民眾來說，這種崇拜沒有絲毫政治意義和企圖，「獨立」對普通民眾來說只是一個空洞的字眼，他們沒有興趣也不懂得是什麼意思。
藏族民眾對共產黨充滿感激、高度認同，他們對達賴喇嘛只是宗教上的崇拜，並無政治目的。我們的各級領導和相關部門，對此一定要有充分的自信和體認。在正確評估的基礎上，才可能談達賴喇嘛回國的問題。
（2）克服兩個障礙。達賴喇嘛回國還有兩個障礙：達賴喇嘛一直致力於把西藏問題國際化，曾做過不少醜化妖魔化中國的事，讓他回國是否讓步和妥協太大？還有，藏族民眾對他非常崇拜和迷戀，達賴喇嘛回國會否影響地區的穩定和安全？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長期堅持統一戰線，在由弱變強、由小變大最終奪取了全國政權的過程中，有過許許多多化敵為友的佳話，相信我們新一屆領導人會有新的更高的政治智慧來化解和打破目前的「達賴喇嘛僵局」。如果對藏族民眾信賴感激共產黨、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情感有充分自信，加以妥當的組織的疏導，完全可以避免局部的波動，不導致危及穩定和安全的問題，
（3）達成一個共識。達賴喇嘛和共產黨需要在一個問題上達成共識，即達賴喇嘛在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上是大多數藏族民眾的「情之所繫」，是眾所矚目的「代表」，但他僅是信仰和信任的代表，不是政治代表更不是政治領袖。正如達賴喇嘛今年6月在澳大利亞所說「西藏境內的藏人依然將他們的信任寄託於我，依然將他們的信仰寄託於我。同樣，流亡藏人也將信任寄託於我，將信仰寄託於我」。和談的雙方能否讓達賴喇嘛與政治身份完全脫鉤，也是其能否回國的關鍵。
6，近期多人自焚，不少是年輕人，為什麼？
藏民自焚2009年始於四川省阿壩州，到今年八月已有120餘名藏民前赴後繼點燃身體。現在的困局是：
（1）自焚不易中止
藏民自焚2009年1人，2011年12人，2012年80餘人，2013年元月後又有數人。雖然可以一一追究自焚個體走上決絕之路不盡相同的原因，但持續的行動讓自焚幾乎變成了一種「集體癔症」，成了傳播性心理疾患，成為一場運動。
中國外交部、公安部、最高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均發文發言，指斥自焚為變相的暴力和恐怖主義，是犯罪行為，是達賴喇嘛集團在境外鼓動和策劃。甘、青、川、藏幾省區政府相繼採取措施進行治理，西藏啟動「護城河工程」，阻止其他省區的藏民前往西藏，區內的藏民到拉薩也需要數個證件；青海則用「收鍋行動」，將藏區民眾和僧人接收電視信號的鍋狀天線全部收繳。但自焚很難完全停止。
（2）自焚有可能引發更深層次的矛盾
圍繞自焚的報導、記載、祈福、慰問等行為不斷擴大其社會影響，藏民的激動情緒和當地政府的製止行動對峙，激發更多矛盾。 2012年同仁縣一名藏民自焚身亡，當地藏民千餘人參加葬禮並與政府阻止行動發生衝突。
如果自焚延續，會由一種宗教動員演變為政治動員和仇恨動員，矛盾向整個藏族擴散，使中央政府與達賴喇嘛分裂主義集團的政治衝突演化為漢藏之間的族群衝突。
（3）自焚是激越情緒被煽動後的表現
九次會談均無成果，部分民眾認為是中央政府的責任。既然政府說只要達賴喇嘛放棄「西藏獨立」，其他問題都可以談。達賴喇嘛已經反復聲明要在中國憲法的框架下尋求真正自治，不獨立。現在會談不成功，達賴喇嘛不能回國，所有問題都是由於漢人的政府作梗。藏民的宗教信仰體系中，達賴喇嘛是活著的神，是精神寄託和依賴。由於物質生活方面改善明顯，藏民精神上的要求日益突出。 2011年，達賴喇嘛宣佈退休，亦引起藏民的擔憂、憤懣和焦慮。由於看到達賴喇嘛回國無望、達賴喇嘛問題鎖死，藏民積怨日深，自焚是激越情緒被煽動後的一種表現。
自焚集中在青年人，是對共產黨感情的代際差異所致。年長的藏族民眾，對共產黨幫助他們翻身解放、分得土地和牛羊深懷感激和感恩。而青年人缺乏新舊政府對比，相對豐厚的物質生活在他們是天經地義的事，而且青年人容易衝動，也很容易情緒化地表達。
7，中共一直有引以為傲的民族政策，其優勢何在？隨著時代變遷，中國的民族政策是否有更彈性，更柔性的空間？
中國內地的學界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它在學理上的來源主要有：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問題理論和蘇聯的民族理論政策、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管理經驗。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發生了蘇聯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當時西方的很多政治家、學者都認為多米諾骨牌效應將引致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的中國問題暴發，進而影響國家的完整。時光流逝，這個「政治預言」並未實現。這也從另一方面證實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對民族矛盾的化解、民族地區的社會管理，在過去的數十年中是有效的。這即是我們的政策優勢。
中國共產黨人依靠長期理論探索、經驗實踐，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管理思路，並在1949以後逐漸完善了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讓少數民族參與國家及地區事務的管理，真心誠意地幫助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經濟、搞社會建設，發展民族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事業，完善公共服務，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也得到少數民族廣大民眾的擁護和愛戴。
當然，時代在發展，隨著中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也需要與時俱進，不斷完善和進步。我個人認為，目前亟需解決兩方面的問題：第一，我們的民族政策將民族身份固化，並與政治權利、經濟利益密切結合，過分突出和強調各民族的差異性，極不利於民族團結和國家整合。第二，文化多元化的需求與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相互助勢，客觀上造成國內數個人口眾多、歷史文化積澱深厚的民族與漢民族之間的對峙，而我們的民族政策相對僵化，對這個逐漸形成並日益尖銳的問題缺乏認識，更缺乏應對和化解的方法，長此以往必將威脅到國家的安定和統一。
因此，迫切需要認真梳理1949年以來的民族政策，總結成績，找到欠缺並努力完善；尤其要關注社會發展帶來的民族關係的變化，制定有針對性的新政策。 「彈性」、「柔性」當然也是需要完善的方面，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都懂得「寬嚴相濟、因俗而治」的方法，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更應該有和時代相符的管理思路和方法。
8，十八大以後的中央領導層更為開明開放，在處理涉藏問題上是否有可能轉變思路？
我們也很期待新一屆中央領導人有新的政治智慧解決目前的涉藏問題困局！俞正聲在履新後不久即到藏區視察，也反映出新領導人對涉藏問題的重視。
我個人的建議是：必須審慎對待涉藏工作。建國已經六十餘年，但毛澤東「必須認識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必須應付恰當，不能和處理尋常關係一例看待」的觀點，仍有價值。
西元七世紀中葉（一說四世紀上半）佛教正式傳入藏區，與當地原有的笨波教相融合，逐漸形成獨特的藏傳佛教。宗教對藏族的形成發展有深厚影響，對民眾的精神世界有極大作用。直至今天，藏族民眾仍幾乎全部虔誠信仰宗教。要解決好涉藏問題，必須審慎對待藏區工作，尤其審慎處理涉及宗教信仰的事務。
（1）審時度勢，實現中國夢
西藏自治區的幾位一把手，在任時對宗教事務的一些作法失之偏頗，為今天的矛盾衝突埋下伏筆。有的領導「撥亂反正」，用行政力量弘揚宗教；有的領導則過猶不及，採取剛性措施；或取消藏語文課程，或宣佈「該抓的抓、該殺的殺、該關的關」，或提出「維穩要處於臨戰狀態」等。過度剛性的提法和措施將一個地區、一個民族設為假想敵、推到對立面，不是化解而是在製造矛盾，按照列寧的說法是在「幫敵人的忙」。
涉藏問題需要審時度勢，否則寬嚴皆誤。在涉藏問題上落實科學發展觀，引導藏區民眾實現中國夢，就是要對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通過為藏族民眾謀福利建立的威望充滿自信，充分信任廣大幹部群眾，集中力量打擊和孤立極少數分裂主義分子。
（2）剝離宗教與政治，慎重對待藏民的心理需求
藏族民眾千百年來受宗教影響，形成「重精神輕物質、重來世輕今生」的民族特性，這和「敬鬼神而遠之」的中國主體民族漢族有著巨大的差別。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一定要認清這一點。
在普通藏民那裡，達賴喇嘛僅只是精神寄託和通向來世的橋樑。如果搞清楚了這個問題，就可以避免反復收繳藏民供奉的達賴喇嘛照片、強迫僧人表態寫保證書與達賴喇嘛劃清界限等過激的作法。將宗教信仰與政治捆綁，將信仰達賴喇嘛與和分裂主義分子劃等號，只會製造民族隔閡，積累民族怨恨。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建國後60餘年的時間裡不懈地為少數民族人民謀福利，極大改善了他們的物質生活，但同時也要關照他們的精神需求。
涉藏問題的解決對當下的中國至關重要。若能創新思維、破解僵局，不僅可促進社會穩定，避免形成難以癒合的民族創傷，對國內其他少數民族亦有正面影響。同時，對臺灣統一有幫助，也可以顯示我們的「軟實力」，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
9，藏獨勢力整合，有更為強硬的趨勢，對解決涉藏問題會否增加阻力？
隨著達賴喇嘛辭職，藏獨勢力出現合流和強硬化趨勢。 「西藏國民大會」與「藏青會」 2012年6月的達蘭薩拉會議決定成立「西藏獨立聯盟」，計劃2013年9月選舉領導核心，標誌著反對黨將正式登場。由於流亡社區中支持藏獨的議員已經越來越多，藏青會等藏獨組織在選舉中的動員能力很強，未來的議會和噶夏政府中，支持藏獨的力量會有較多上升。藏獨力量的整合，將使中國政府解決涉藏問題面臨更複雜的影響因素，也使中國地方政府維護藏區穩定的工作面臨更大的壓力。
在藏獨勢力坐大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一些新聲音。 2013年5月8日，流亡藏人社區的行政長官、「元首」洛桑森格在華盛頓的一個講話中聲明：「第一、不再爭取在圖伯特實現民主政治，共產黨的統治是可以接受的；第二、圖伯特的真正自治可以有一個時間限制；第三、中國在圖伯特的軍事部署有自由裁量權。」如果上述信息屬實，這應該是流亡藏人社區最面對現實的認識，是朝向解決涉藏問題邁出了可讚許的踏實一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31個省區之一的西藏，和居住在其他四省的藏族，不可能成為「國中之國」以謀求「獨立」、「民主政治」，更不可能獨享軍事部署權。認清問題的關鍵，才有可能在和談中，就達賴喇嘛回國問題和其他涉藏問題的解決達成共識。
面對現實、面向未來，境內外的族群共同努力，相信我們一定有智慧化解涉藏困局。■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http://fengshenghk.blogspot.hk/2013/11/blog-post_4985.html
靳薇簡介：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民族宗教理論室主任。主要研究領域：民族問題理論、西藏發展問題、新疆發展問題。發表專著十餘部，論文百餘篇。曾獲得「中國藏學研究珠峰獎」，中央黨校優秀科研成果獎，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傑出貢獻獎」。
2010年，中央人民政府與達賴代表進行了「雙方均認為無實質進展」的第九次會談後，會談中斷。近幾年，境內外的涉藏衝突此伏彼起，2009年至今自焚已經發生120餘起。達賴喇嘛雖表示不放棄中間道路，提出要返回藏區，去五台山朝聖，但支持他的力量逐漸式微。而藏獨勢力日愈坐大，整合為「西藏獨立聯盟」，試圖在年內組成政黨，壯大力量。藏區的社會穩定和發展受到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我們迫切需要對涉藏問題進一步深入思考並調整工作方式。 5月份，我接受《亞洲周刊》的訪問，談及涉藏問題的若干思考和建議，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當時限於篇幅，有些問題無法展開。現應《風聲》雜誌之邀，稍作深入。
1，西藏問題：是民族問題、宗教文化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所謂西藏問題，很難簡單定性。毛澤東在1952年4月曾指出：「對西藏在政治上必須採取極端謹慎的態度，……必須認識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必須應付恰當，不能和處理尋常關係一例看待。」
自80年代以來，有一種明顯傾向，把和西藏相關的問題，均認為是政治問題。比如，提出西藏的發展問題，是政治問題、戰略問題和國家的全局問題。近年，政府相關部門的領導明確表示，不存在「西藏問題」，只存在達賴喇嘛集團搞分裂的問題。目前國內對相關問題的表述為：「涉藏問題」，意指與居住在包括西藏、青海、四川、甘肅、雲南五個省區的600餘萬藏族民眾社會管理及社會發展相關的一些問題。
我個人認為，涉藏問題不能一概而論。比如境內外藏獨極端勢力不懈堅持的「西藏獨立」問題、通過滲透搞破壞搞分裂的問題，達賴喇嘛提出的高度自治、大藏區問題，毫無疑問是政治問題。而在境內發生的一些局部的矛盾衝突，大多緣於民族宗教問題。如果涉及到傷害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的事件，就是刑事犯罪問題了。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一些專家不贊成將涉藏問題全部簡單地定性為政治問題，認為這樣會形成「主觀設敵」，容易把一個地區一個民族或信仰某種宗教的信徒全部搞成假想敵，結果是非常不利於團結大多數民眾、孤立極少數分裂主義分子，非常不利於地區的穩定和國家安全。
2，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定性與達賴喇嘛之間的矛盾是「特殊矛盾」，這種特殊性表現在哪些方面？
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上，胡錦濤定性與達賴是「特殊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這即是創新思維。這種定性，是比較科學準確的。
「達賴喇嘛」的稱號緣起於1578年，為蒙古土默特部順義王俺達汗贈給到青海傳教的索南嘉措（格魯派宗喀巴第三代弟子）的稱號。後其教眾仿效噶舉派的活佛轉世制度，建立達賴喇嘛活佛轉世系統。 1653年，清朝順治皇帝封五世達賴喇嘛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怛喇達賴喇嘛」。五世達賴喇嘛借清庭之力驅逐蒙古勢力，創立政教合一的噶丹頗章王朝。此後，「達賴喇嘛」的封號和達賴喇嘛在西藏政治上的地位正式確定下來。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曾是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權領袖，自1959年出走後，長期致力於西藏獨立的分裂活動，對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直接提出挑戰。在這個層面上，我們與達賴喇嘛集團的矛盾是對立和不可調和的。但同時也要看到，達賴喇嘛是600餘萬藏族民眾信奉的「活神仙」，是他們精神崇拜的對象，有相當的號召力。對他的態度和處理相關問題的方式會影響到千千萬萬藏族民眾的情感，因此又不能簡單的將他當作敵人來對待。
3，根據這些特殊性，與達賴喇嘛的關係除了敵對方式，是否還有其它更好的方式來處理？
去年11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胡錦濤同志作了大會報告。大家可能注意到，報告中延續了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的政策原則，將民族問題、宗教問題放在統戰工作的部分。在國家事務的管理中，負責管理民族宗教事務的，既有屬於國務院的國家民委、國家宗教局，也有屬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統戰部。由於中國目前的國情，屬於黨委系統的統戰部起著更重要的領導作用。目前的管理職責分配，涉藏問題由中央統戰部負責，這在中國的三十一個省區中是最為特殊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對這個地區的重視。
處理達賴喇嘛問題的方式，除了敵對方式外，當然有其他方式。至2010年，中央政府的代表與達賴喇嘛的代表已經展開過九次會談。雙方認真、坦誠、共同面對未來的建設性會談和對話，是解決達賴喇嘛問題和涉藏問題的最好出路。
4，有沒有繼續與達賴喇嘛對話的必要？
達賴喇嘛是涉藏問題的關鍵人物，我個人以為，雙方坦誠、真實、建設性的對話是非常必要的。 2010年，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與達賴喇嘛代表進行了第九次會談，雙方均認為無實質進展。為涉藏工作計，我個人建議重啟會談。具體如下：
（1）擱置爭議，破解膠著狀態、推進會談
按照「先易後難」的方法，是否可以擱置「中間道路」等政治議題，商議讓達賴喇嘛純粹以宗教領袖的身份訪問香港或澳門，進而探討將來讓達賴喇嘛居留香港的可能性。達賴喇嘛2011年退出政壇，身份只是宗教領袖，完全可以淡化政治色彩，以宗教身份行事。如膠著狀態的破解進展順利，相關部門或許可以考慮安排達賴喇嘛回藏區訪問。
十四世達賴喇嘛年事已高，留給相關方面轉圜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據說三十餘年前，是鄧小平提出：「只要不追求西藏獨立，什麼都可以談」，創造性地使達賴喇嘛放棄藏獨主張，提出「中間道路」，將其與中央政府對立、對峙、對抗的狀態轉化為對話。今天如何破解達賴喇嘛僵局，需要新一代領導人高超的政治技巧與智慧。
（2）力爭只產生國內達賴喇嘛靈童
十四世達賴喇嘛年事已高，按照藏傳佛教的儀軌轉世的問題，已經迫在眉睫。應破解目前的「達賴喇嘛僵局」，爭取讓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產生於國內。雖然我們可以用「金瓶掣簽」限制靈童產生於國外，但歷史上也有由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先例。目前的局勢，將出現「雙胞達賴喇嘛」，即在海外和國內各認定一個靈童，導致問題更為複雜，對藏區的穩定和安全影響甚大。
按照歷史傳承，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互為師徒，年長的一方應參與並主持靈童的找尋、認定、剃髮受戒、取法名等禮儀，並親自教育靈童一段時間。如果十五世達賴喇嘛靈童在國內認定，十一世班禪喇嘛即是他的老師，會對其有正面積極的影響。
流亡五十餘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畢生致力於弘揚西藏宗教和文化等光環籠罩下的十四世達賴喇嘛，是獨一無二的個體。 「達賴喇嘛後」時期，西方國家民眾出於普世價值等觀念的「達賴喇嘛迷戀」會逐漸淡化，涉藏問題的國際壓力將逐漸減輕。而內地的藏民群體，如果國內有一個按宗教儀軌產生的達賴喇嘛可信仰，焦慮和暴烈的情緒會得到平復。
境外流亡藏人政府，極有可能在「達賴喇嘛後」走極端暴力路線，並與其他極端組織合流。但如果我們可以化解「達賴喇嘛困局」，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分化瓦解境外的藏獨勢力。
5，有沒有讓達賴喇嘛回國的可能？
談十四世達賴喇嘛回國問題，我認為先要解決若干問題，即完成兩個評估，克服兩個障礙，達成一個共識。
（1）必須完成兩個評估。第一，認真評估600餘萬藏族民眾對共產黨的信賴和情感；第二，正確評估藏族民眾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和感情。如何正確客觀地進行評估？ 「今生靠共產黨，來世靠達賴喇嘛」，這是我在西藏的歷次考察中，聽到普通民眾說得最多最直接的一句話。可以說它一語道盡評估的關鍵。
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後，共產黨對西藏和藏區的廣大民眾傾注了很大的關心和愛護，在經濟建設方面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和幫助。藏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在近五十餘年中實現了很大發展，物質生活、醫療衛生、教育、交通有了非常大的改善。每一個分享到慧澤的藏族民眾都對共產黨深懷感激之心，他們認定：今生只能依靠共產黨，才有富足的物質生活。因此，藏族民眾對共產黨是深懷感激的，對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充分認同的。
但同時，信仰共產主義無神論的共產黨卻無法滿足他們傳統的「來生轉世」的精神需求，所以，只能依靠達賴喇嘛這個活神仙幫助他們抵達這一世生命終結後的下一站，實現傳統信仰中的人生輪回。所以，今生過好日子要靠共產黨，來生的轉世輪回只能靠達賴喇嘛。
共產黨在經濟建設和物質增加方面的工作做得再多，給予的財富和幫助再多，藏族民眾對共產黨的感激再豐沛，也不可能改變達賴喇嘛在普通民眾心目的地位，更不可能抺殺藏族民眾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和依賴。對普通的藏族民眾來說，這種崇拜沒有絲毫政治意義和企圖，「獨立」對普通民眾來說只是一個空洞的字眼，他們沒有興趣也不懂得是什麼意思。
藏族民眾對共產黨充滿感激、高度認同，他們對達賴喇嘛只是宗教上的崇拜，並無政治目的。我們的各級領導和相關部門，對此一定要有充分的自信和體認。在正確評估的基礎上，才可能談達賴喇嘛回國的問題。
（2）克服兩個障礙。達賴喇嘛回國還有兩個障礙：達賴喇嘛一直致力於把西藏問題國際化，曾做過不少醜化妖魔化中國的事，讓他回國是否讓步和妥協太大？還有，藏族民眾對他非常崇拜和迷戀，達賴喇嘛回國會否影響地區的穩定和安全？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長期堅持統一戰線，在由弱變強、由小變大最終奪取了全國政權的過程中，有過許許多多化敵為友的佳話，相信我們新一屆領導人會有新的更高的政治智慧來化解和打破目前的「達賴喇嘛僵局」。如果對藏族民眾信賴感激共產黨、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情感有充分自信，加以妥當的組織的疏導，完全可以避免局部的波動，不導致危及穩定和安全的問題，
（3）達成一個共識。達賴喇嘛和共產黨需要在一個問題上達成共識，即達賴喇嘛在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上是大多數藏族民眾的「情之所繫」，是眾所矚目的「代表」，但他僅是信仰和信任的代表，不是政治代表更不是政治領袖。正如達賴喇嘛今年6月在澳大利亞所說「西藏境內的藏人依然將他們的信任寄託於我，依然將他們的信仰寄託於我。同樣，流亡藏人也將信任寄託於我，將信仰寄託於我」。和談的雙方能否讓達賴喇嘛與政治身份完全脫鉤，也是其能否回國的關鍵。
6，近期多人自焚，不少是年輕人，為什麼？
藏民自焚2009年始於四川省阿壩州，到今年八月已有120餘名藏民前赴後繼點燃身體。現在的困局是：
（1）自焚不易中止
藏民自焚2009年1人，2011年12人，2012年80餘人，2013年元月後又有數人。雖然可以一一追究自焚個體走上決絕之路不盡相同的原因，但持續的行動讓自焚幾乎變成了一種「集體癔症」，成了傳播性心理疾患，成為一場運動。
中國外交部、公安部、最高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均發文發言，指斥自焚為變相的暴力和恐怖主義，是犯罪行為，是達賴喇嘛集團在境外鼓動和策劃。甘、青、川、藏幾省區政府相繼採取措施進行治理，西藏啟動「護城河工程」，阻止其他省區的藏民前往西藏，區內的藏民到拉薩也需要數個證件；青海則用「收鍋行動」，將藏區民眾和僧人接收電視信號的鍋狀天線全部收繳。但自焚很難完全停止。
（2）自焚有可能引發更深層次的矛盾
圍繞自焚的報導、記載、祈福、慰問等行為不斷擴大其社會影響，藏民的激動情緒和當地政府的製止行動對峙，激發更多矛盾。 2012年同仁縣一名藏民自焚身亡，當地藏民千餘人參加葬禮並與政府阻止行動發生衝突。
如果自焚延續，會由一種宗教動員演變為政治動員和仇恨動員，矛盾向整個藏族擴散，使中央政府與達賴喇嘛分裂主義集團的政治衝突演化為漢藏之間的族群衝突。
（3）自焚是激越情緒被煽動後的表現
九次會談均無成果，部分民眾認為是中央政府的責任。既然政府說只要達賴喇嘛放棄「西藏獨立」，其他問題都可以談。達賴喇嘛已經反復聲明要在中國憲法的框架下尋求真正自治，不獨立。現在會談不成功，達賴喇嘛不能回國，所有問題都是由於漢人的政府作梗。藏民的宗教信仰體系中，達賴喇嘛是活著的神，是精神寄託和依賴。由於物質生活方面改善明顯，藏民精神上的要求日益突出。 2011年，達賴喇嘛宣佈退休，亦引起藏民的擔憂、憤懣和焦慮。由於看到達賴喇嘛回國無望、達賴喇嘛問題鎖死，藏民積怨日深，自焚是激越情緒被煽動後的一種表現。
自焚集中在青年人，是對共產黨感情的代際差異所致。年長的藏族民眾，對共產黨幫助他們翻身解放、分得土地和牛羊深懷感激和感恩。而青年人缺乏新舊政府對比，相對豐厚的物質生活在他們是天經地義的事，而且青年人容易衝動，也很容易情緒化地表達。
7，中共一直有引以為傲的民族政策，其優勢何在？隨著時代變遷，中國的民族政策是否有更彈性，更柔性的空間？
中國內地的學界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它在學理上的來源主要有：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問題理論和蘇聯的民族理論政策、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管理經驗。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發生了蘇聯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當時西方的很多政治家、學者都認為多米諾骨牌效應將引致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的中國問題暴發，進而影響國家的完整。時光流逝，這個「政治預言」並未實現。這也從另一方面證實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對民族矛盾的化解、民族地區的社會管理，在過去的數十年中是有效的。這即是我們的政策優勢。
中國共產黨人依靠長期理論探索、經驗實踐，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管理思路，並在1949以後逐漸完善了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讓少數民族參與國家及地區事務的管理，真心誠意地幫助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經濟、搞社會建設，發展民族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事業，完善公共服務，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也得到少數民族廣大民眾的擁護和愛戴。
當然，時代在發展，隨著中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也需要與時俱進，不斷完善和進步。我個人認為，目前亟需解決兩方面的問題：第一，我們的民族政策將民族身份固化，並與政治權利、經濟利益密切結合，過分突出和強調各民族的差異性，極不利於民族團結和國家整合。第二，文化多元化的需求與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相互助勢，客觀上造成國內數個人口眾多、歷史文化積澱深厚的民族與漢民族之間的對峙，而我們的民族政策相對僵化，對這個逐漸形成並日益尖銳的問題缺乏認識，更缺乏應對和化解的方法，長此以往必將威脅到國家的安定和統一。
因此，迫切需要認真梳理1949年以來的民族政策，總結成績，找到欠缺並努力完善；尤其要關注社會發展帶來的民族關係的變化，制定有針對性的新政策。 「彈性」、「柔性」當然也是需要完善的方面，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都懂得「寬嚴相濟、因俗而治」的方法，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更應該有和時代相符的管理思路和方法。
8，十八大以後的中央領導層更為開明開放，在處理涉藏問題上是否有可能轉變思路？
我們也很期待新一屆中央領導人有新的政治智慧解決目前的涉藏問題困局！俞正聲在履新後不久即到藏區視察，也反映出新領導人對涉藏問題的重視。
我個人的建議是：必須審慎對待涉藏工作。建國已經六十餘年，但毛澤東「必須認識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必須應付恰當，不能和處理尋常關係一例看待」的觀點，仍有價值。
西元七世紀中葉（一說四世紀上半）佛教正式傳入藏區，與當地原有的笨波教相融合，逐漸形成獨特的藏傳佛教。宗教對藏族的形成發展有深厚影響，對民眾的精神世界有極大作用。直至今天，藏族民眾仍幾乎全部虔誠信仰宗教。要解決好涉藏問題，必須審慎對待藏區工作，尤其審慎處理涉及宗教信仰的事務。
（1）審時度勢，實現中國夢
西藏自治區的幾位一把手，在任時對宗教事務的一些作法失之偏頗，為今天的矛盾衝突埋下伏筆。有的領導「撥亂反正」，用行政力量弘揚宗教；有的領導則過猶不及，採取剛性措施；或取消藏語文課程，或宣佈「該抓的抓、該殺的殺、該關的關」，或提出「維穩要處於臨戰狀態」等。過度剛性的提法和措施將一個地區、一個民族設為假想敵、推到對立面，不是化解而是在製造矛盾，按照列寧的說法是在「幫敵人的忙」。
涉藏問題需要審時度勢，否則寬嚴皆誤。在涉藏問題上落實科學發展觀，引導藏區民眾實現中國夢，就是要對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通過為藏族民眾謀福利建立的威望充滿自信，充分信任廣大幹部群眾，集中力量打擊和孤立極少數分裂主義分子。
（2）剝離宗教與政治，慎重對待藏民的心理需求
藏族民眾千百年來受宗教影響，形成「重精神輕物質、重來世輕今生」的民族特性，這和「敬鬼神而遠之」的中國主體民族漢族有著巨大的差別。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一定要認清這一點。
在普通藏民那裡，達賴喇嘛僅只是精神寄託和通向來世的橋樑。如果搞清楚了這個問題，就可以避免反復收繳藏民供奉的達賴喇嘛照片、強迫僧人表態寫保證書與達賴喇嘛劃清界限等過激的作法。將宗教信仰與政治捆綁，將信仰達賴喇嘛與和分裂主義分子劃等號，只會製造民族隔閡，積累民族怨恨。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建國後60餘年的時間裡不懈地為少數民族人民謀福利，極大改善了他們的物質生活，但同時也要關照他們的精神需求。
涉藏問題的解決對當下的中國至關重要。若能創新思維、破解僵局，不僅可促進社會穩定，避免形成難以癒合的民族創傷，對國內其他少數民族亦有正面影響。同時，對臺灣統一有幫助，也可以顯示我們的「軟實力」，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
9，藏獨勢力整合，有更為強硬的趨勢，對解決涉藏問題會否增加阻力？
隨著達賴喇嘛辭職，藏獨勢力出現合流和強硬化趨勢。 「西藏國民大會」與「藏青會」 2012年6月的達蘭薩拉會議決定成立「西藏獨立聯盟」，計劃2013年9月選舉領導核心，標誌著反對黨將正式登場。由於流亡社區中支持藏獨的議員已經越來越多，藏青會等藏獨組織在選舉中的動員能力很強，未來的議會和噶夏政府中，支持藏獨的力量會有較多上升。藏獨力量的整合，將使中國政府解決涉藏問題面臨更複雜的影響因素，也使中國地方政府維護藏區穩定的工作面臨更大的壓力。
在藏獨勢力坐大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一些新聲音。 2013年5月8日，流亡藏人社區的行政長官、「元首」洛桑森格在華盛頓的一個講話中聲明：「第一、不再爭取在圖伯特實現民主政治，共產黨的統治是可以接受的；第二、圖伯特的真正自治可以有一個時間限制；第三、中國在圖伯特的軍事部署有自由裁量權。」如果上述信息屬實，這應該是流亡藏人社區最面對現實的認識，是朝向解決涉藏問題邁出了可讚許的踏實一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31個省區之一的西藏，和居住在其他四省的藏族，不可能成為「國中之國」以謀求「獨立」、「民主政治」，更不可能獨享軍事部署權。認清問題的關鍵，才有可能在和談中，就達賴喇嘛回國問題和其他涉藏問題的解決達成共識。
面對現實、面向未來，境內外的族群共同努力，相信我們一定有智慧化解涉藏困局。■
星期一, 9月 30, 2013
马戎、黄铸论争：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 以公民为基础 VS 以族群为基础
加强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
作者：马戎
来源：《环球时报》2013年7月23日第14版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china/2013-07/4159599.html
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认同是软实力的核心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包括国家内部凝聚力、主体文化被国民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国际影响力等。一个层面是全体国民对所属国家是否存在高度政治认同；另一个层面是包括各族群在内的全体国民是否分享一个共同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体系的追求，即共享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认同。
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多族群（民族）政治实体，各群体在语言、宗教、习俗和身份认同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如果有的群体对所属国家缺乏政治认同，自 认为是独立“民族”，就会出现族群层面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具有很强的离心力，有让国家分裂的风险。所以，国内各群体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努力维护 国家统一的程度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
国民共享的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认同可能以某种意识形态或以传统宗教为核心。只有当其成为大多数国民内心的共同信仰时，才可能成为一国的“政治文化”， 它对国民的凝聚作用超越语言、传统文化、生活方式、血缘祖先等人类学概念的“文化”。美国主流社会倡导的自由主义对具有不同种族、语言、宗教、祖籍背景的 新老移民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伊斯兰教在中东、北非的传统国家中也扮演了“政治文化”的功能。
政府和主流社会需要通过讨论与摸索不断确认和细化中国社会“主体文化”的内涵与发展目标，使民众在“主体文化”的结构和内容等方面逐步达成共识，通过各种渠道使之渗透到民众中并使之成为全民共享的社会主体文化和价值体系。
重建社会主体文化，重树国民信仰
在第一个层面，中国需要重新反思我国“民族构建”的基本思路与实践。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由于56个 民族在人口规模、居住模式、发展基础、现代产业中的综合竞争能力方面差距很大，在政治权利、经济利益、文化权利诸领域中以“民族”为单元的“民族平等”在 实践中难度极大，甚至完全不可能做到。而有些多族群国家把全体国民作为一个“民族”来进行构建。美国和印度分别在“美利坚民族”和“印度民族”的大框架 内，把国内具有不同语言、血缘、宗教、文化传统的群体称为“族群”。政府和民众考虑族群间平等时，着力点是个体成员之间的平等，并以公民权利作为争取公平 竞争和平等待遇的合法性基础。
在第二个层面，自1949年 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理想在广大民众中享有极高权威，但这一意识形态的神圣性和感召力在“文化大革命”后下降，中国社会出现了 主体文化和信仰的“真空”。当今中国社会出现许多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人们需要讨论如何重建中国社会主体文化和重新树立国民“信仰”。以某种宗教作为重建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石在实践上不现实。中国从来也不曾是一个宗教国家，目前是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如果中国以儒学作为重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石存 在许多困难。虽然儒学有许多精华部分应当继承，但是近代历史证明它未能有效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儒学能否“脱胎换骨”成为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社会主 体文化，尚未可知。
与现代公民-法 制国家相联系的民族国家建构中包括全体国民的民族主义，可以作为中国构建国家层面“政治文化”的一个选项。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曾发挥了凝聚 全民共同抗战的巨大力量，这一传统应当继承。作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和历史记忆延续性的“政治文化”，国家民族主义在许多国家显示出超越语言、宗教和血 缘认同的更宽容的包容力。它可以团结国内各族民众并使他们在国际竞争和外交事务中显示出创造力和自信心，由于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相重合，在国际 事务中很容易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具有很强的感召力。
带有“义和团”情结的民族主义具有破坏性
1989年费孝通教授发表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指出这个多族群政治实体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下逐步从一个“自在的民族”演变成“自觉的民族”。在20世纪特别是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成为团结各族、各党派、各阶层共同抗战的统一旗帜。把中华民族作为“民族构建”、国家“政治文化”构建的基础有着深厚的历史积累，是一个能够实现的奋斗目标；但是，各群体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这表明要使56个 民族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建立起对中华民族的高度政治认同，依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和汉族对各少数民族干部民众的充分信 任、尊重和在各领域的积极扶助，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有一点必须十分明确，“中华民族”不等同于汉族，而是一个由56个群体共同组成的荣辱与共的多元统一体，各族群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狭隘排外的带有“义和团”情结的“民族主义”在对内对外关系方面具有破坏性，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必须掌握好分寸。英国学者 安东尼·史密斯把源于西欧的民族主义归类为“公民模式的民族主义”，把亚洲等国被动仿效的民族主义归类为“族群模式的民族主义”，前者强调领土、法制和公 民权，后者强调祖先血缘、语言和传统文化。中国在21世 纪构建国家民族主义，应当按照现代公民国家的理念来界定“民族”。中华民族成员包括所有中国公民。完全以公民身份作为国家民族主义的基础，这是全世界现代 公民国家的基本政治准则。中国需要从带有东方传统色彩的“族群模式的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公民模式的民族主义”。与此同时，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提倡 “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种博大的文化包容力和“海纳百川”的世界胸怀在我们构建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时应当加以继承。
中华文化是56个民族文化组成的有机文化共同体，几千年中国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族群相互交往、相互融汇的历史。在21世纪，中华各族仍然需要坚持这一传统，在相互学习、相互融汇的过程中把各族文化进一步汇聚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
————————————————————————————————————
中华民族应该坚持何种政治认同
——与马戎教授商榷
作者：黄铸（原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3年9月6日第5版
http://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439742-1.htm
7月23日，《环球时报》发表了 北京大学教授马戎《加强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一文。文中，马戎教授提出了中华民族应加强两个层面的“政治认同”。
“在第一个层面，中国需要重新反思我国‘民族构建’的基本思路与实践。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由于56个民族在人口规模、居住模式、发展基础、现代产业中的综合竞争能力方面差距很大，在政治权利、经济利益、文化权利诸领域中以‘民族’为单元的‘民族平等’在实践中难度极大，甚至完全不可能做到。”于是，作者提出，要像美国和印度那样，“把全体国民作为一个‘民族’来进行构建”，“着力点是个体成员之间的平等，并以公民权利作为争取公平竞争和平等待遇的合法性基础”。对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作者是变相地不承认中国的56个民族。
“在第二个层面，自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理想在广大民众中享有极高权威，但这一意识形态的神圣性和感召力在‘文化大革命’后下降，中国社会出现了主体文化和信仰的‘真空’。”在此，作者认为，中国已不存在共产主义政治理想的信仰，当然也不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想的信仰了。那么，用什么来填补这一“真空”呢？作者提出用“国家民族主义”作为中国构建国家层面“政治文化”的选项。不过，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国家民族主义，如西方国家从殖民主义演变而来的国家民族主义、新兴国家的国家民族主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国家民族主义（实质上是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等。但是，作者并没有说明他的国家民族主义具体是什么。
简而言之，马戎教授要中华民族加强的“政治认同”，是在否认我国56个民族的民族构建认同，否认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政治道路认同。
马戎教授提出按照美国模式在中国进行民族构建。但人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国民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当然不可能按这些人原来所属的民族来构建国家，而只能以这些个人为基础来构建国家。即使这样，美国也不是没有种族问题。且不说种族隔离的时代，即便当下，美国仍不乏因种族而引发重大事件的案例。例如佛罗里达州白人协警乔治·齐默尔曼枪杀黑人少年雷翁·马丁被判无罪，引发美国多个城市抗议种族歧视的示威。总统奥巴马不得不出来呼吁美国人超越种族看问题，并说“涉及到种族问题，我们一代又一代人似乎在改变态度方面取得进展”，“年轻一代会比我们现在强”。另一件是在今年举行的马丁·路德·金“向华盛顿进军”50周年纪念大会上，与会人员发出了“马丁·路德·金的梦想仍未实现”的呼声。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多民族国家。《礼记·王制》中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直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格局，延续几千年。中间虽然经历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裂动乱时期，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一直延续了下来。历史上中国中央政权采取“因俗而治”（如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的民族政策，实质上是一种上层民族自治制度，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存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世界历史上许多大帝国都已经瓦解了，只有中国一直存续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更自觉地把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民族关系格局建立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之上。56个民族不论大小，政治上一律平等，一些人口较少民族更得到特别照顾，如人口很少的民族也至少有一名全国人大代表。除了政治上的平等，国家还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克服经济文化等事实上的不平等。经过多年的努力，特别是经过西部大开发，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当然，民族间经济文化上的差距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清除，还需要继续努力奋斗。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还有达赖集团和“三股势力”的威胁，我们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不仅称得起我国历史上最好的民族关系，也称得起当今世界上最好的民族关系之一。只有闭上眼睛完全不看事实的人，才会说民族平等在中国“完全不可能做到”。
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在广大民众中确实享有极高的权威，但由于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在具体实践中犯了错误，造成很大的损失和灾难，损害了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但是，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在我国并未成为“真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弄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探索并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继承和发展，仅短短30多年，贫穷、落后的中国就被建设成小康社会，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亚洲和世界金融危机中成为中流砥柱，不但中国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世界人民也广为受益。社会主义不但在中国未成“真空”，反而得到复兴、放出异彩。“中国模式”正在全世界成为热门话题（这里需要指出，中国历来尊重各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应走的道路，从来不向别人推销“中国模式”，国际上对中国模式的热议完全是自发的）。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生命线，是中华民族发展繁荣的生命线，也应是构建中华民族所应坚持的政治认同。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堵塞了中华民族生活和发展繁荣的道路。
作者：马戎
来源：《环球时报》2013年7月23日第14版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china/2013-07/4159599.html
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认同是软实力的核心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包括国家内部凝聚力、主体文化被国民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国际影响力等。一个层面是全体国民对所属国家是否存在高度政治认同；另一个层面是包括各族群在内的全体国民是否分享一个共同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体系的追求，即共享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认同。
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多族群（民族）政治实体，各群体在语言、宗教、习俗和身份认同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如果有的群体对所属国家缺乏政治认同，自 认为是独立“民族”，就会出现族群层面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具有很强的离心力，有让国家分裂的风险。所以，国内各群体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努力维护 国家统一的程度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
国民共享的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认同可能以某种意识形态或以传统宗教为核心。只有当其成为大多数国民内心的共同信仰时，才可能成为一国的“政治文化”， 它对国民的凝聚作用超越语言、传统文化、生活方式、血缘祖先等人类学概念的“文化”。美国主流社会倡导的自由主义对具有不同种族、语言、宗教、祖籍背景的 新老移民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伊斯兰教在中东、北非的传统国家中也扮演了“政治文化”的功能。
政府和主流社会需要通过讨论与摸索不断确认和细化中国社会“主体文化”的内涵与发展目标，使民众在“主体文化”的结构和内容等方面逐步达成共识，通过各种渠道使之渗透到民众中并使之成为全民共享的社会主体文化和价值体系。
重建社会主体文化，重树国民信仰
在第一个层面，中国需要重新反思我国“民族构建”的基本思路与实践。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由于56个 民族在人口规模、居住模式、发展基础、现代产业中的综合竞争能力方面差距很大，在政治权利、经济利益、文化权利诸领域中以“民族”为单元的“民族平等”在 实践中难度极大，甚至完全不可能做到。而有些多族群国家把全体国民作为一个“民族”来进行构建。美国和印度分别在“美利坚民族”和“印度民族”的大框架 内，把国内具有不同语言、血缘、宗教、文化传统的群体称为“族群”。政府和民众考虑族群间平等时，着力点是个体成员之间的平等，并以公民权利作为争取公平 竞争和平等待遇的合法性基础。
在第二个层面，自1949年 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理想在广大民众中享有极高权威，但这一意识形态的神圣性和感召力在“文化大革命”后下降，中国社会出现了 主体文化和信仰的“真空”。当今中国社会出现许多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人们需要讨论如何重建中国社会主体文化和重新树立国民“信仰”。以某种宗教作为重建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石在实践上不现实。中国从来也不曾是一个宗教国家，目前是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如果中国以儒学作为重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石存 在许多困难。虽然儒学有许多精华部分应当继承，但是近代历史证明它未能有效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儒学能否“脱胎换骨”成为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社会主 体文化，尚未可知。
与现代公民-法 制国家相联系的民族国家建构中包括全体国民的民族主义，可以作为中国构建国家层面“政治文化”的一个选项。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曾发挥了凝聚 全民共同抗战的巨大力量，这一传统应当继承。作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和历史记忆延续性的“政治文化”，国家民族主义在许多国家显示出超越语言、宗教和血 缘认同的更宽容的包容力。它可以团结国内各族民众并使他们在国际竞争和外交事务中显示出创造力和自信心，由于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相重合，在国际 事务中很容易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具有很强的感召力。
带有“义和团”情结的民族主义具有破坏性
1989年费孝通教授发表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指出这个多族群政治实体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下逐步从一个“自在的民族”演变成“自觉的民族”。在20世纪特别是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成为团结各族、各党派、各阶层共同抗战的统一旗帜。把中华民族作为“民族构建”、国家“政治文化”构建的基础有着深厚的历史积累，是一个能够实现的奋斗目标；但是，各群体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这表明要使56个 民族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建立起对中华民族的高度政治认同，依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和汉族对各少数民族干部民众的充分信 任、尊重和在各领域的积极扶助，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有一点必须十分明确，“中华民族”不等同于汉族，而是一个由56个群体共同组成的荣辱与共的多元统一体，各族群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狭隘排外的带有“义和团”情结的“民族主义”在对内对外关系方面具有破坏性，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必须掌握好分寸。英国学者 安东尼·史密斯把源于西欧的民族主义归类为“公民模式的民族主义”，把亚洲等国被动仿效的民族主义归类为“族群模式的民族主义”，前者强调领土、法制和公 民权，后者强调祖先血缘、语言和传统文化。中国在21世 纪构建国家民族主义，应当按照现代公民国家的理念来界定“民族”。中华民族成员包括所有中国公民。完全以公民身份作为国家民族主义的基础，这是全世界现代 公民国家的基本政治准则。中国需要从带有东方传统色彩的“族群模式的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公民模式的民族主义”。与此同时，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提倡 “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种博大的文化包容力和“海纳百川”的世界胸怀在我们构建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时应当加以继承。
中华文化是56个民族文化组成的有机文化共同体，几千年中国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族群相互交往、相互融汇的历史。在21世纪，中华各族仍然需要坚持这一传统，在相互学习、相互融汇的过程中把各族文化进一步汇聚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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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应该坚持何种政治认同
——与马戎教授商榷
作者：黄铸（原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3年9月6日第5版
http://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439742-1.htm
7月23日，《环球时报》发表了 北京大学教授马戎《加强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一文。文中，马戎教授提出了中华民族应加强两个层面的“政治认同”。
“在第一个层面，中国需要重新反思我国‘民族构建’的基本思路与实践。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由于56个民族在人口规模、居住模式、发展基础、现代产业中的综合竞争能力方面差距很大，在政治权利、经济利益、文化权利诸领域中以‘民族’为单元的‘民族平等’在实践中难度极大，甚至完全不可能做到。”于是，作者提出，要像美国和印度那样，“把全体国民作为一个‘民族’来进行构建”，“着力点是个体成员之间的平等，并以公民权利作为争取公平竞争和平等待遇的合法性基础”。对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作者是变相地不承认中国的56个民族。
“在第二个层面，自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理想在广大民众中享有极高权威，但这一意识形态的神圣性和感召力在‘文化大革命’后下降，中国社会出现了主体文化和信仰的‘真空’。”在此，作者认为，中国已不存在共产主义政治理想的信仰，当然也不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想的信仰了。那么，用什么来填补这一“真空”呢？作者提出用“国家民族主义”作为中国构建国家层面“政治文化”的选项。不过，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国家民族主义，如西方国家从殖民主义演变而来的国家民族主义、新兴国家的国家民族主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国家民族主义（实质上是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等。但是，作者并没有说明他的国家民族主义具体是什么。
简而言之，马戎教授要中华民族加强的“政治认同”，是在否认我国56个民族的民族构建认同，否认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政治道路认同。
马戎教授提出按照美国模式在中国进行民族构建。但人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国民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当然不可能按这些人原来所属的民族来构建国家，而只能以这些个人为基础来构建国家。即使这样，美国也不是没有种族问题。且不说种族隔离的时代，即便当下，美国仍不乏因种族而引发重大事件的案例。例如佛罗里达州白人协警乔治·齐默尔曼枪杀黑人少年雷翁·马丁被判无罪，引发美国多个城市抗议种族歧视的示威。总统奥巴马不得不出来呼吁美国人超越种族看问题，并说“涉及到种族问题，我们一代又一代人似乎在改变态度方面取得进展”，“年轻一代会比我们现在强”。另一件是在今年举行的马丁·路德·金“向华盛顿进军”50周年纪念大会上，与会人员发出了“马丁·路德·金的梦想仍未实现”的呼声。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多民族国家。《礼记·王制》中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直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格局，延续几千年。中间虽然经历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裂动乱时期，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一直延续了下来。历史上中国中央政权采取“因俗而治”（如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的民族政策，实质上是一种上层民族自治制度，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存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世界历史上许多大帝国都已经瓦解了，只有中国一直存续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更自觉地把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民族关系格局建立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之上。56个民族不论大小，政治上一律平等，一些人口较少民族更得到特别照顾，如人口很少的民族也至少有一名全国人大代表。除了政治上的平等，国家还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克服经济文化等事实上的不平等。经过多年的努力，特别是经过西部大开发，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当然，民族间经济文化上的差距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清除，还需要继续努力奋斗。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还有达赖集团和“三股势力”的威胁，我们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不仅称得起我国历史上最好的民族关系，也称得起当今世界上最好的民族关系之一。只有闭上眼睛完全不看事实的人，才会说民族平等在中国“完全不可能做到”。
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在广大民众中确实享有极高的权威，但由于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在具体实践中犯了错误，造成很大的损失和灾难，损害了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但是，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在我国并未成为“真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弄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探索并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继承和发展，仅短短30多年，贫穷、落后的中国就被建设成小康社会，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亚洲和世界金融危机中成为中流砥柱，不但中国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世界人民也广为受益。社会主义不但在中国未成“真空”，反而得到复兴、放出异彩。“中国模式”正在全世界成为热门话题（这里需要指出，中国历来尊重各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应走的道路，从来不向别人推销“中国模式”，国际上对中国模式的热议完全是自发的）。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生命线，是中华民族发展繁荣的生命线，也应是构建中华民族所应坚持的政治认同。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堵塞了中华民族生活和发展繁荣的道路。
星期五, 8月 23, 2013
关于加强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的实践与思考
作者：富蕴县委统战部
时间：2011-07-01
来源：http://www.xjfydj.com/tzgz/llyd/2011/2123641.htm
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是解决目前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缺乏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加强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年来，我们根据上级党委统战部、民宗委《关于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垃)工作的安排意见》，严格按照带培程序开展带培工作，逐渐探索出了一条适合牧业区特点的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的新路子。
—、基本情况
富蕴县地处新疆北部，是个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少数民族边境县。县辖6乡3镇，68个行政村。全县总人口9万余人，由24个民族组成，其中哈萨克族占总人口的75％。县境内24个民族中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全县共有伊斯兰教宗教活动场所18处，其中哈萨克族宗教活动场所13处，回族宗教活动场所5处。目前，全县有持证伊斯兰教宗教人士87名。
由于富蕴县属于牧业地区，牧业点多、线长、面广，农牧民居住十分分散，在日常宗教活动中，信教群众除在18个清真寺活动外，还在全县53个农牧点活动。近年来，由于相当一部分爱国宗教人士年老多病、有的甚至因病去逝，致使一些农牧村无宗教人士主持教务。鉴于上述情况，2006年，我县统战、民宗部门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经乡、村两级党政组织推荐、考察，并充分征求爱国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意见，提请县委、政府研究，决定开展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以解决目前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后继乏人的问题，经地委统战部、地区民宗委批准：首批由13名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22名。
在首批带培的13名爱国宗教人士中，有3名是新疆伊斯兰教经文学院毕业的本科生；有9名是县重点清真寺的伊玛目；有3名担任县政协委员。
二、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的主要做法及特点
组织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在富蕴县尚属首次。为了切实做好带培工作，努力培养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的合格的爱国宗教人士接班人队伍，我县统战、民宗部门将培养塔里甫(满拉)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带培工作。主要做法是：
一是强组织领导，制定培训计划。为了进一步加强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县委专门成立了由分管领导任组长的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委统战部，具体负责带培工作。县委统战部结合实际，制定了《富蕴县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五年计划》。并在地区批准《关于富蕴县委托优秀的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的报告》之后，举行了富蕴县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开班仪式，县委分管领导在开班仪式上做了动员讲话，县委统战部宣读了带培计划，为13名爱国宗教人士颁发了带培塔里甫(满拉)聘书，并与他们签订了带培责任状；同时为带培的22名塔里甫(满拉)颁发了学员证。
二是落实培训经费，加强政治教育。为进一步做好塔里甫(满拉)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县委统战部根据牧区春夏较忙、冬季相对休闲的实际，决定每年冬闲时节集中一个月时间，对带培的塔里甫(满拉)进行法律法规、时事政治和科技知识的学习培训，并请示县委同意，将塔里甫(满拉)集中培训经费纳入县财政预算。同时，经县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领导小组协调，以县委党校为培训基地，由统战、民宗、宣传、组织、司法、公安、计生、科技、教育、发改、文化等部门为主，系统地对塔里甫(满拉)进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时事政治、法律法规、科技知识的学习培训。培训采取政面教育、座谈讨论、观看电教片、组织考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并在每期培训结束后，对塔里甫(满拉)进行政治法律考试，将考试成绩装入本人档案，作为本人五年带培结束后，政治上是否合格的重要依据。另外，为提高塔里甫(满拉)的经文学习水平，在每年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培训中，县委统战部还聘请了3名新疆伊斯兰教经文学院毕业的爱国宗教人士为塔里甫(满拉)进行宗教学识的学习培训。
三是强化思想教育，严格进行管理。对塔里甫(满拉)的培养，不仅要提高其宗教学识水平，重要的是提高其思想觉悟。为此，县统战、民宗部门经常深入各带培点，宣传党的宗教政策，教育他们摆正爱国与爱教的关系，深刻领会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深刻理解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意义。还教育他们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作为宗教人士不仅要传播宗教知识，还要向信教群众宣传党的宗教政策、法律、法规，要做个好教徒，首先要做个好公民。在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的同时，对个别不遵守政策法规的人和事，进行大胆地批评教育，甚至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制止。如在2008年集中学习培训中，1名塔里甫(满拉)未经批准，擅自回家，县委统战部领导对其给予严厉批评，并责令其写出书面检查，在培训班全体学员中公开检讨，使他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
四是坚持以老带新，注重言传身教。带培塔里甫(满拉)同样存在继承与发展问题。老一代爱国宗教人士经过党和政府多年的培养教育，尤其是经过近十年来反分裂斗争的洗礼，他们政治合格，爱国爱教，在信教群众中威望比较高，经验比较丰富。因此在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中，要注意发挥老一代的作用，坚持以老带新。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注意发挥老一代爱国宗教人士的作用，教育他们言传身教，从思想政治和宗教学识上培养接班人。其次，让塔里甫(满拉)在学习期间，虚心向老一代学习。
五是注重业务培训，提高自身素质。在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中，我们除严格按照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规定的“1名爱国宗教人士带培1—2名塔里甫(满拉)”，由委托的爱国宗教人士对塔里甫(满拉)言传身教，传授宗教学识外，鉴于当前反分裂斗争的严峻形势，为抵御境内外“三股势力”的渗透，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把好讲经坛，正确阐释宗教教义，积极宣传爱国守法、团结稳定、学习科学文化、追求“两世吉庆”等内容，我们还采取跟踪督学的办法，努力提高塔里甫(满拉)的业务素质。2008年，县委统战部利用40天时间，聘请2名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毕业的宗教学识造诣比较高的伊玛目赴各带培点讲学，并做《卧尔兹》示范演讲，规范讲经内容，对塔里甫(满拉)业务学习情况进行督查和考试，这种“上门送学”的方法，受到了塔里甫(满拉)的欢迎和称赞。
总之，由于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县统战、民宗部门切实承担组织和管理责任，各带培点严格依照带培程序进行带培，我县首批带培的塔里甫(满拉)正逐步成长起来，并初步形成以下四种特色：
第一，现代性。首批带培的塔里甫(满拉)大多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掌握新知识比较多，再加上他们是在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时代成长起来的，受社会新事物影响较深，与老一代相比思想比较解放，其宗教知识接近时代，易与当代信教群众思想融合，这是其鲜明的特征。
第二，知识性。在调查过程中，大家普遍感到，带培的塔里甫(满拉)大多数有培养前途，只要他们勤奋学习政治法律和宗教知识，一旦学业完成进入宗教活动场所便担负起讲经的任务，只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加强锻炼，便可成为高素质的宗教教职人员。
第三，进步性。带培的塔里甫(满拉)，在中小学里普遍受到党的教育，在学习过程中，县统战、民宗部门对其系统地进行党的宗教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知识的学习教育。加之老一代爱国宗教人士的言传身教，如果在带培过程中，我们教育方法得当，及时掌握其思想动向，抓紧培养，在他们学业完成并取得宗教职格证书后，在走爱国爱教与杜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上，肯定会迈出新的步伐。
第四，遵从性。带培的塔里甫(满拉)尽管知识新，思想比较解放，但总体上对老一代爱国宗教人士比较尊重、敬重、服从。这里边有多种原因：一是受中国传统尊老爱幼思想文化的熏陶；二是受伊斯兰教传统文化的影响；三是施恩图报思想影响。带培的塔里甫(满拉)由委托的爱国宗教人士直接带培，并向他们传授宗教学识，因此，对恩师自然敬重有加。
三、当前带培对象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县首批带培的塔里甫(满拉)从整体看是比较好的，是健康向上的。但是，从培养爱国宗教人士队伍接班人的战略高度看，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为：
第一，委托带培的爱国宗教人士政治上是可靠的，但由于个别爱国宗教人士文化程度较低，宗教学识水平较差，带出来的塔里甫(满拉)自然素质不高。
第二，由于个别塔里甫(满拉)文化水平较低，虽然能刻苦学习，但理解能力差，这必然对其将来的发展带来局限。
第三，个别塔里甫(满拉)思想还不成熟，“变数”很大。由于个别青年学习宗教知识的动机比较复杂，有些是因受到各种挫折而学习，有些是受家庭影响等等。这些塔里甫(满拉)在复杂杜会环境影响下，很难立志终生从事宗教工作，“变数”很大，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放弃所学，从事其他工作。
四、关于加强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的建议
第一，思想重视，从长计议。有组织、有计划的委派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关系到宗教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宗教界接班人领导权掌握在谁手中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合法宗教与地下势力争夺宗教领导权，关键是争夺接班人。因此，各级党委、政府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加强领导，从长计议，真正培养造就一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遵纪守法，具有较深宗教知识造诣的新一代宗教职业人员队伍，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二，制订规划，加大力度。各级统战、宗教部门，要尽快制订培养规划，既有长远打算，又有近期目标，加大带培的力度。要推荐、物色一批思想基础好，真心热爱宗教事业的青年人，通过合法渠道，进行系统培养。这种培养应是连续的不间断的，不能临时抱佛脚，不能一暴十寒。
第三，加强对塔里甫(满拉)的思想政治教育。各级统战、宗教部门在开展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中，要把对塔里甫(满拉)的政治培训放在第一位，解决政治上强的问题，通过培训，强化塔里甫(满拉)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知识、新疆历史、新疆社会发展史、民族发展史、宗教演变史的正确理解和认识，不断提高塔里甫(满拉)的思想政治觉悟，确保其政治素质合格。
第四，适应当代青年人的特点，适时增加高科技培训内容。当今时代，是电子和信息日新月异的时代，而年轻人要求学习电脑知识的较多，这是对高科技知识的一种渴望，也是完全紧跟日新月异的时代步伐的一种表现。因此，在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中，各级统战、宗教部门在集中培训中，应安排一些有关这方面的基本知识的学习，以此更新他们的观念，紧跟时代步伐。
第五，全面提高塔里甫(满拉)的综合素质。培养合格的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接班人队伍，全面提高塔里甫(满拉)的综合素质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要加强对塔里甫(满拉)的道德教育。作为一名合格的爱国宗教人士接班人，就必须严于律已，品德高尚，这样才能赢得信教群众的爱戴，如果品行低下，势必无法服众，自然无法成为合格的爱国宗教人士接班人；其次，要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宗教学识水平。各级统战、宗教部门要定期对塔里甫(满拉)进行业务培训，并聘请宗教学识造诣较高的爱国宗教人士为他们传授宗教知识，使他们正确理解宗教教义，对其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解释，努力挖掘和发扬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服务。
时间：2011-07-01
来源：http://www.xjfydj.com/tzgz/llyd/2011/2123641.htm
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是解决目前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缺乏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加强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年来，我们根据上级党委统战部、民宗委《关于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垃)工作的安排意见》，严格按照带培程序开展带培工作，逐渐探索出了一条适合牧业区特点的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的新路子。
—、基本情况
富蕴县地处新疆北部，是个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少数民族边境县。县辖6乡3镇，68个行政村。全县总人口9万余人，由24个民族组成，其中哈萨克族占总人口的75％。县境内24个民族中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全县共有伊斯兰教宗教活动场所18处，其中哈萨克族宗教活动场所13处，回族宗教活动场所5处。目前，全县有持证伊斯兰教宗教人士87名。
由于富蕴县属于牧业地区，牧业点多、线长、面广，农牧民居住十分分散，在日常宗教活动中，信教群众除在18个清真寺活动外，还在全县53个农牧点活动。近年来，由于相当一部分爱国宗教人士年老多病、有的甚至因病去逝，致使一些农牧村无宗教人士主持教务。鉴于上述情况，2006年，我县统战、民宗部门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经乡、村两级党政组织推荐、考察，并充分征求爱国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意见，提请县委、政府研究，决定开展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以解决目前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后继乏人的问题，经地委统战部、地区民宗委批准：首批由13名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22名。
在首批带培的13名爱国宗教人士中，有3名是新疆伊斯兰教经文学院毕业的本科生；有9名是县重点清真寺的伊玛目；有3名担任县政协委员。
二、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的主要做法及特点
组织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在富蕴县尚属首次。为了切实做好带培工作，努力培养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的合格的爱国宗教人士接班人队伍，我县统战、民宗部门将培养塔里甫(满拉)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带培工作。主要做法是：
一是强组织领导，制定培训计划。为了进一步加强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县委专门成立了由分管领导任组长的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委统战部，具体负责带培工作。县委统战部结合实际，制定了《富蕴县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五年计划》。并在地区批准《关于富蕴县委托优秀的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的报告》之后，举行了富蕴县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开班仪式，县委分管领导在开班仪式上做了动员讲话，县委统战部宣读了带培计划，为13名爱国宗教人士颁发了带培塔里甫(满拉)聘书，并与他们签订了带培责任状；同时为带培的22名塔里甫(满拉)颁发了学员证。
二是落实培训经费，加强政治教育。为进一步做好塔里甫(满拉)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县委统战部根据牧区春夏较忙、冬季相对休闲的实际，决定每年冬闲时节集中一个月时间，对带培的塔里甫(满拉)进行法律法规、时事政治和科技知识的学习培训，并请示县委同意，将塔里甫(满拉)集中培训经费纳入县财政预算。同时，经县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领导小组协调，以县委党校为培训基地，由统战、民宗、宣传、组织、司法、公安、计生、科技、教育、发改、文化等部门为主，系统地对塔里甫(满拉)进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时事政治、法律法规、科技知识的学习培训。培训采取政面教育、座谈讨论、观看电教片、组织考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并在每期培训结束后，对塔里甫(满拉)进行政治法律考试，将考试成绩装入本人档案，作为本人五年带培结束后，政治上是否合格的重要依据。另外，为提高塔里甫(满拉)的经文学习水平，在每年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培训中，县委统战部还聘请了3名新疆伊斯兰教经文学院毕业的爱国宗教人士为塔里甫(满拉)进行宗教学识的学习培训。
三是强化思想教育，严格进行管理。对塔里甫(满拉)的培养，不仅要提高其宗教学识水平，重要的是提高其思想觉悟。为此，县统战、民宗部门经常深入各带培点，宣传党的宗教政策，教育他们摆正爱国与爱教的关系，深刻领会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深刻理解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意义。还教育他们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作为宗教人士不仅要传播宗教知识，还要向信教群众宣传党的宗教政策、法律、法规，要做个好教徒，首先要做个好公民。在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的同时，对个别不遵守政策法规的人和事，进行大胆地批评教育，甚至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制止。如在2008年集中学习培训中，1名塔里甫(满拉)未经批准，擅自回家，县委统战部领导对其给予严厉批评，并责令其写出书面检查，在培训班全体学员中公开检讨，使他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
四是坚持以老带新，注重言传身教。带培塔里甫(满拉)同样存在继承与发展问题。老一代爱国宗教人士经过党和政府多年的培养教育，尤其是经过近十年来反分裂斗争的洗礼，他们政治合格，爱国爱教，在信教群众中威望比较高，经验比较丰富。因此在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中，要注意发挥老一代的作用，坚持以老带新。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注意发挥老一代爱国宗教人士的作用，教育他们言传身教，从思想政治和宗教学识上培养接班人。其次，让塔里甫(满拉)在学习期间，虚心向老一代学习。
五是注重业务培训，提高自身素质。在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中，我们除严格按照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规定的“1名爱国宗教人士带培1—2名塔里甫(满拉)”，由委托的爱国宗教人士对塔里甫(满拉)言传身教，传授宗教学识外，鉴于当前反分裂斗争的严峻形势，为抵御境内外“三股势力”的渗透，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把好讲经坛，正确阐释宗教教义，积极宣传爱国守法、团结稳定、学习科学文化、追求“两世吉庆”等内容，我们还采取跟踪督学的办法，努力提高塔里甫(满拉)的业务素质。2008年，县委统战部利用40天时间，聘请2名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毕业的宗教学识造诣比较高的伊玛目赴各带培点讲学，并做《卧尔兹》示范演讲，规范讲经内容，对塔里甫(满拉)业务学习情况进行督查和考试，这种“上门送学”的方法，受到了塔里甫(满拉)的欢迎和称赞。
总之，由于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县统战、民宗部门切实承担组织和管理责任，各带培点严格依照带培程序进行带培，我县首批带培的塔里甫(满拉)正逐步成长起来，并初步形成以下四种特色：
第一，现代性。首批带培的塔里甫(满拉)大多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掌握新知识比较多，再加上他们是在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时代成长起来的，受社会新事物影响较深，与老一代相比思想比较解放，其宗教知识接近时代，易与当代信教群众思想融合，这是其鲜明的特征。
第二，知识性。在调查过程中，大家普遍感到，带培的塔里甫(满拉)大多数有培养前途，只要他们勤奋学习政治法律和宗教知识，一旦学业完成进入宗教活动场所便担负起讲经的任务，只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加强锻炼，便可成为高素质的宗教教职人员。
第三，进步性。带培的塔里甫(满拉)，在中小学里普遍受到党的教育，在学习过程中，县统战、民宗部门对其系统地进行党的宗教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知识的学习教育。加之老一代爱国宗教人士的言传身教，如果在带培过程中，我们教育方法得当，及时掌握其思想动向，抓紧培养，在他们学业完成并取得宗教职格证书后，在走爱国爱教与杜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上，肯定会迈出新的步伐。
第四，遵从性。带培的塔里甫(满拉)尽管知识新，思想比较解放，但总体上对老一代爱国宗教人士比较尊重、敬重、服从。这里边有多种原因：一是受中国传统尊老爱幼思想文化的熏陶；二是受伊斯兰教传统文化的影响；三是施恩图报思想影响。带培的塔里甫(满拉)由委托的爱国宗教人士直接带培，并向他们传授宗教学识，因此，对恩师自然敬重有加。
三、当前带培对象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县首批带培的塔里甫(满拉)从整体看是比较好的，是健康向上的。但是，从培养爱国宗教人士队伍接班人的战略高度看，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为：
第一，委托带培的爱国宗教人士政治上是可靠的，但由于个别爱国宗教人士文化程度较低，宗教学识水平较差，带出来的塔里甫(满拉)自然素质不高。
第二，由于个别塔里甫(满拉)文化水平较低，虽然能刻苦学习，但理解能力差，这必然对其将来的发展带来局限。
第三，个别塔里甫(满拉)思想还不成熟，“变数”很大。由于个别青年学习宗教知识的动机比较复杂，有些是因受到各种挫折而学习，有些是受家庭影响等等。这些塔里甫(满拉)在复杂杜会环境影响下，很难立志终生从事宗教工作，“变数”很大，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放弃所学，从事其他工作。
四、关于加强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的建议
第一，思想重视，从长计议。有组织、有计划的委派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关系到宗教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宗教界接班人领导权掌握在谁手中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合法宗教与地下势力争夺宗教领导权，关键是争夺接班人。因此，各级党委、政府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加强领导，从长计议，真正培养造就一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遵纪守法，具有较深宗教知识造诣的新一代宗教职业人员队伍，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二，制订规划，加大力度。各级统战、宗教部门，要尽快制订培养规划，既有长远打算，又有近期目标，加大带培的力度。要推荐、物色一批思想基础好，真心热爱宗教事业的青年人，通过合法渠道，进行系统培养。这种培养应是连续的不间断的，不能临时抱佛脚，不能一暴十寒。
第三，加强对塔里甫(满拉)的思想政治教育。各级统战、宗教部门在开展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中，要把对塔里甫(满拉)的政治培训放在第一位，解决政治上强的问题，通过培训，强化塔里甫(满拉)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知识、新疆历史、新疆社会发展史、民族发展史、宗教演变史的正确理解和认识，不断提高塔里甫(满拉)的思想政治觉悟，确保其政治素质合格。
第四，适应当代青年人的特点，适时增加高科技培训内容。当今时代，是电子和信息日新月异的时代，而年轻人要求学习电脑知识的较多，这是对高科技知识的一种渴望，也是完全紧跟日新月异的时代步伐的一种表现。因此，在带培塔里甫(满拉)工作中，各级统战、宗教部门在集中培训中，应安排一些有关这方面的基本知识的学习，以此更新他们的观念，紧跟时代步伐。
第五，全面提高塔里甫(满拉)的综合素质。培养合格的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接班人队伍，全面提高塔里甫(满拉)的综合素质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要加强对塔里甫(满拉)的道德教育。作为一名合格的爱国宗教人士接班人，就必须严于律已，品德高尚，这样才能赢得信教群众的爱戴，如果品行低下，势必无法服众，自然无法成为合格的爱国宗教人士接班人；其次，要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宗教学识水平。各级统战、宗教部门要定期对塔里甫(满拉)进行业务培训，并聘请宗教学识造诣较高的爱国宗教人士为他们传授宗教知识，使他们正确理解宗教教义，对其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解释，努力挖掘和发扬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服务。
朱维群：一个时期措施失当是新疆宗教问题的部分原因
作者：王全宝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2013年08月21日
http://news.ifeng.com/shendu/zgxwzk/detail_2013_08/21/28852862_0.shtml#0-tsina-1-93960-397232819ff9a47a7b7e80a40613cfe1
原题：改善民生仍然是新疆反分裂的基础
90年代，作为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朱维群就开始参与新疆工作，后来作为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参与了新疆维稳和发展工作，他跑遍了新疆的“山山水水”，参与了新疆“7·5”等事件的解决。今年3月，朱维群转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6月，根据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关于加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调查指示，朱维群带队的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调研组到新疆就职业教育问题进行调研。
7月31日下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坚决捍卫宪法和法律尊严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的决定》，该决定为依法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提供明确、有力的法律依据。
新疆反分裂斗争形势如何？如何破解新疆不断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为此，8月1日，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再次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新疆经济尤其是南疆有一个较快发展，各族群众生活有一个较大改善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当前反分裂斗争如何看待？
朱维群：我认为，当形势在一个时段持续稳定时，万不可过于乐观，松懈大意，因为新疆太大，情况太复杂，你很难全部知道哪个角落里正在酝酿什么事端；而当“摊上大事”时，也不要丧失信心，因为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哪个领域，敌我双方力量对比都不成比例，更何况新疆各族群众是坚决反对“三股势力”，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的。
新疆每次发生较为严重的暴力恐怖事件，社会空气都会紧张一阵子，旅游业也会受到冲击，但发展稳定的大趋势并未被打断，更未被扭转。只要我们自己政策正确，出手坚决，方法得当，完全可以牢牢把握全局性的有利条件和主动权。我对新疆反分裂斗争充满信心。
历史告诉我们，新疆也好，西藏也好，边疆地区发生分裂危险是与内地局势联在一起。历朝历代，每当中央政府权威完整，中原地区稳固的时候，边疆向心力就会增强，外敌就不敢觊觎；
而每当中央政府权威削弱，中原动荡的时候，边疆就发生离心倾向，而外敌就会借机插手。而我们今天与古代社会不同的是，古代中国分裂了还可以再统一，而今天中国如果被分裂了，就再无统一之日了。
达赖集团至今后悔没有在辛亥革命、国共内战时期断然“独立”，把未来“藏独”的希望放在中国社会下一次动荡上。因此，反分裂不仅是西藏、新疆各族人民的事，也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的事。
中国新闻周刊：有学者认为，新疆经济搞上去了，反分裂斗争也就解决了，对此观点你是否认同？
朱维群：我不认同这个说法，新疆反分裂斗争是一个综合性工程，而加快发展、改善民生仍然是全部工作的基础。新疆在我国仍属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和田、喀什、克州、阿克苏等南疆四地州，既是全疆维吾尔族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区，又是全疆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这种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重叠格局，使分裂主义势力在这里比较容易找到藏身之处。
无论是从实现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还是从巩固反分裂斗争的群众基础出发，都需要新疆经济尤其是南疆有一个较快发展，各族群众生活有一个较大改善，都需要国家予以更多经济支持，也需要采取内地对口支援这样的特殊政策。
但是不能认为经济上去了，群众生活改善了，反分裂斗争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实践证明，解决后一个问题还需要政治、文化、教育、政法诸方面采取措施，包括对分裂主义势力的坚决打击。
新疆宗教领域存在的问题，固然有境外势力渗透的原因，有些与我们自己一个时期内措施失当有关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经济发展之外，你认为还应该注意哪方面？
朱维群：我认为一个问题是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新疆近些年深入开展“热爱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等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效果很好。这类活动除了要在广大农牧民、市民中开展，尤其要注重加强对干部、教师、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等握有话语权的人的教育，因为他们是可以影响社会舆论、影响他人思想的人，他们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无论是起正面作用还是反面作用，都不是一般社会人群可以相比的。
在新疆，极少数人利用课堂、出版物及新兴媒体等散布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和错误观点，比如把新疆的历史、民族、文化描述成为“独立”存在和发展的东西，同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毫无关联，再加上西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决”理论点化，新疆当然可以“独立”。
上世纪80年代，新疆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匈奴简史”“维吾尔人”“维吾尔古代文学”等三本宣传“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坏书，至今仍然是分裂主义势力的教科书。一些人打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号推动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极端主义向学校渗透。这些对社会尤其是对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思想危害极大。
要取得反分裂斗争的胜利，必须着力对教育别人的人进行教育，使有知识、有社会影响的人首先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和宗教观。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使我们的思想教育深入社会人群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感情深处，反分裂斗争就处于某种治标不治本的状态。除了正面教育，也不能回避对错误思想开展有针对性的批评。
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总结西藏和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基础上，归纳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增进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坚持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习俗和增强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的统一，坚持依法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与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统一，坚持享有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与依法履行公民义务的统一”等重大提法，这是我党民族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结合新的实际作出的经验总结和重大创新。
但是这样一些思想此后并未得到充分阐释和宣传，相反却受到一些人的冷漠和质疑。正确的东西不去宣传，错误的东西就会去占领思想、舆论空间，进而对实际工作发生作用。理论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始终是民族工作必须十分关注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新疆很多少数民族群众信仰伊斯兰教，而宗教又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你怎样看当前新疆宗教问题？
朱维群：新疆历史上曾经是佛教为主的地区，从公元9世纪末开始，伊斯兰教进入新疆并发展起来，把佛教挤了出去。现在全疆穆斯林有1000多万人，在喀什、和田、克州约占人口的93%。
新疆宗教领域总的情况是好的，有一批爱国爱教人士长期发挥正确引领群众信仰的作用，帮助政府做了大量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工作，其中不少人也成为“三股势力”攻击对象。
新疆宗教领域存在的问题，固然有境外势力渗透的原因，有些与我们自己一个时期内措施失当有关。
改革开放初期对宗教问题复杂性一度认识不足，放松了管理。80年代清真寺从1400座猛增至2.4万座；未加甄别地对一些打着宗教旗号的分裂分子予以平反，其中一些人重新成为“三股势力”核心人物和精神领袖；一些地方发生宗教狂热现象，“地下讲经点”、出版非法宗教读物等活动趋于活跃。宗教领域不正常现象给极端宗教势力提供了温床。
大家还记得，今年6月鄯善事件中落网的一名年轻暴力恐怖分子对着记者镜头交代他参加杀人的动机竟然是通过暴力和杀戮可以换来进天堂的资格，天堂有仙女，有美酒，想要什么有什么……由此可见，宗教极端主义的极大危害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发展国民教育，用现代科学文化占据青少年头脑的紧迫性。
在新疆，讲宗教信仰自由的时候不能放松对宗教事务依法管理，而打压宗教极端势力的时候又不能忘记保护群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新疆多年来创造了对宗教界人士进行法制教育培训、讲“新编卧尔兹”、到内地参观开拓视野等办法，成效显著，宜长期坚持。
另一方面，对以宗教为名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干扰政府施政的要坚决依法惩办，不容成势。同时还要防止这些年宗教领域某种“去中国化”的现象，保持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主动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传统。宗教不能进国民教育课堂，而党的宗教政策、唯物主义宗教观要及早进课堂。
处理宗教领域复杂问题，需要正确理论政策，也需要足够的耐心，在工作实践中体认、比较、把握。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2013年08月21日
http://news.ifeng.com/shendu/zgxwzk/detail_2013_08/21/28852862_0.shtml#0-tsina-1-93960-397232819ff9a47a7b7e80a40613cfe1
原题：改善民生仍然是新疆反分裂的基础
90年代，作为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朱维群就开始参与新疆工作，后来作为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参与了新疆维稳和发展工作，他跑遍了新疆的“山山水水”，参与了新疆“7·5”等事件的解决。今年3月，朱维群转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6月，根据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关于加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调查指示，朱维群带队的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调研组到新疆就职业教育问题进行调研。
7月31日下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坚决捍卫宪法和法律尊严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的决定》，该决定为依法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提供明确、有力的法律依据。
新疆反分裂斗争形势如何？如何破解新疆不断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为此，8月1日，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再次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新疆经济尤其是南疆有一个较快发展，各族群众生活有一个较大改善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当前反分裂斗争如何看待？
朱维群：我认为，当形势在一个时段持续稳定时，万不可过于乐观，松懈大意，因为新疆太大，情况太复杂，你很难全部知道哪个角落里正在酝酿什么事端；而当“摊上大事”时，也不要丧失信心，因为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哪个领域，敌我双方力量对比都不成比例，更何况新疆各族群众是坚决反对“三股势力”，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的。
新疆每次发生较为严重的暴力恐怖事件，社会空气都会紧张一阵子，旅游业也会受到冲击，但发展稳定的大趋势并未被打断，更未被扭转。只要我们自己政策正确，出手坚决，方法得当，完全可以牢牢把握全局性的有利条件和主动权。我对新疆反分裂斗争充满信心。
历史告诉我们，新疆也好，西藏也好，边疆地区发生分裂危险是与内地局势联在一起。历朝历代，每当中央政府权威完整，中原地区稳固的时候，边疆向心力就会增强，外敌就不敢觊觎；
而每当中央政府权威削弱，中原动荡的时候，边疆就发生离心倾向，而外敌就会借机插手。而我们今天与古代社会不同的是，古代中国分裂了还可以再统一，而今天中国如果被分裂了，就再无统一之日了。
达赖集团至今后悔没有在辛亥革命、国共内战时期断然“独立”，把未来“藏独”的希望放在中国社会下一次动荡上。因此，反分裂不仅是西藏、新疆各族人民的事，也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的事。
中国新闻周刊：有学者认为，新疆经济搞上去了，反分裂斗争也就解决了，对此观点你是否认同？
朱维群：我不认同这个说法，新疆反分裂斗争是一个综合性工程，而加快发展、改善民生仍然是全部工作的基础。新疆在我国仍属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和田、喀什、克州、阿克苏等南疆四地州，既是全疆维吾尔族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区，又是全疆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这种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重叠格局，使分裂主义势力在这里比较容易找到藏身之处。
无论是从实现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还是从巩固反分裂斗争的群众基础出发，都需要新疆经济尤其是南疆有一个较快发展，各族群众生活有一个较大改善，都需要国家予以更多经济支持，也需要采取内地对口支援这样的特殊政策。
但是不能认为经济上去了，群众生活改善了，反分裂斗争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实践证明，解决后一个问题还需要政治、文化、教育、政法诸方面采取措施，包括对分裂主义势力的坚决打击。
新疆宗教领域存在的问题，固然有境外势力渗透的原因，有些与我们自己一个时期内措施失当有关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经济发展之外，你认为还应该注意哪方面？
朱维群：我认为一个问题是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新疆近些年深入开展“热爱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等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效果很好。这类活动除了要在广大农牧民、市民中开展，尤其要注重加强对干部、教师、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等握有话语权的人的教育，因为他们是可以影响社会舆论、影响他人思想的人，他们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无论是起正面作用还是反面作用，都不是一般社会人群可以相比的。
在新疆，极少数人利用课堂、出版物及新兴媒体等散布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和错误观点，比如把新疆的历史、民族、文化描述成为“独立”存在和发展的东西，同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毫无关联，再加上西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决”理论点化，新疆当然可以“独立”。
上世纪80年代，新疆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匈奴简史”“维吾尔人”“维吾尔古代文学”等三本宣传“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坏书，至今仍然是分裂主义势力的教科书。一些人打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号推动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极端主义向学校渗透。这些对社会尤其是对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思想危害极大。
要取得反分裂斗争的胜利，必须着力对教育别人的人进行教育，使有知识、有社会影响的人首先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和宗教观。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使我们的思想教育深入社会人群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感情深处，反分裂斗争就处于某种治标不治本的状态。除了正面教育，也不能回避对错误思想开展有针对性的批评。
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总结西藏和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基础上，归纳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增进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坚持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习俗和增强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的统一，坚持依法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与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统一，坚持享有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与依法履行公民义务的统一”等重大提法，这是我党民族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结合新的实际作出的经验总结和重大创新。
但是这样一些思想此后并未得到充分阐释和宣传，相反却受到一些人的冷漠和质疑。正确的东西不去宣传，错误的东西就会去占领思想、舆论空间，进而对实际工作发生作用。理论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始终是民族工作必须十分关注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新疆很多少数民族群众信仰伊斯兰教，而宗教又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你怎样看当前新疆宗教问题？
朱维群：新疆历史上曾经是佛教为主的地区，从公元9世纪末开始，伊斯兰教进入新疆并发展起来，把佛教挤了出去。现在全疆穆斯林有1000多万人，在喀什、和田、克州约占人口的93%。
新疆宗教领域总的情况是好的，有一批爱国爱教人士长期发挥正确引领群众信仰的作用，帮助政府做了大量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工作，其中不少人也成为“三股势力”攻击对象。
新疆宗教领域存在的问题，固然有境外势力渗透的原因，有些与我们自己一个时期内措施失当有关。
改革开放初期对宗教问题复杂性一度认识不足，放松了管理。80年代清真寺从1400座猛增至2.4万座；未加甄别地对一些打着宗教旗号的分裂分子予以平反，其中一些人重新成为“三股势力”核心人物和精神领袖；一些地方发生宗教狂热现象，“地下讲经点”、出版非法宗教读物等活动趋于活跃。宗教领域不正常现象给极端宗教势力提供了温床。
大家还记得，今年6月鄯善事件中落网的一名年轻暴力恐怖分子对着记者镜头交代他参加杀人的动机竟然是通过暴力和杀戮可以换来进天堂的资格，天堂有仙女，有美酒，想要什么有什么……由此可见，宗教极端主义的极大危害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发展国民教育，用现代科学文化占据青少年头脑的紧迫性。
在新疆，讲宗教信仰自由的时候不能放松对宗教事务依法管理，而打压宗教极端势力的时候又不能忘记保护群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新疆多年来创造了对宗教界人士进行法制教育培训、讲“新编卧尔兹”、到内地参观开拓视野等办法，成效显著，宜长期坚持。
另一方面，对以宗教为名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干扰政府施政的要坚决依法惩办，不容成势。同时还要防止这些年宗教领域某种“去中国化”的现象，保持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主动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传统。宗教不能进国民教育课堂，而党的宗教政策、唯物主义宗教观要及早进课堂。
处理宗教领域复杂问题，需要正确理论政策，也需要足够的耐心，在工作实践中体认、比较、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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