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台湾外交部 http://www.boca.gov.tw/content?CuItem=1290&mp=1
1. 各教派之教主或傳承法座，請參考後附之「藏傳佛教寺廟及傳承得推薦藏僧來台者名單」。
2. 藏僧來台之弘法行程原則應依邀請團體之安排，並由主要活動地點之國內宗教團體具名邀請及負保證責任（請參考「申請中華民國簽證保證書」）；倘發現藏僧在台從事與簽證目的不符之活動、擅離邀請團體（服務處所）、違反我國其他法令，或國內宗教團體對申請內容所陳不實者，本局將停止受理該藏僧及宗教團體日後之申請案。
3. 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護照及印度旅行證（Identity Certificate）效期須1年以上；護照或旅行證職業欄之登載應與身分相符，原則上以Monk、Preacher、Teaching 等宗教身分為限。持尼泊爾護照及印度旅行證藏僧，除具有美國、加拿大、法國或英國永久居留身分者得在永久居留地之我國駐外館處申請簽證外，其他首次來台弘法者，一律限向我駐印度代表處提出簽證申請。持尼泊爾護照非首次來臺弘法者之簽證申請地僅限印度、新加坡、香港或澳門。
4. 持印度、不丹或尼泊爾護照之藏僧向駐外館處申請簽證及在我國之機場港口辦理入境證照查驗時，應出示具有護照發照國國籍之相關身分或居住證明如下：
A.印度：配給卡（Ration Card）、選舉卡（Election Commission ID Card）及其他居住證明（如水費單、電費單或銀行帳戶資料等）；
B.尼泊爾：附照片之尼國國籍證明（Citizenship Certificate）；
C.不丹：附照片之該國身分證（ID Card）及當地警察局之不反對申請護照證明（No Objection Certificate）。
5. 外國文件申請文件驗證時，請將原文本連同中文或英文譯本併國內宗教團體之邀請函送文件作成地之我駐外館處辦理（文件驗證之領務轄區請參考本局網站）。文件證明除可依公證或認證及驗證程序辦理外，亦得由簽署文件之傳承法座或外籍僧侶所屬寺廟之住持本人親赴我駐外館處提出已作成之私證書（或私文書），於領務承辦人員面前簽名或承認為其簽名，由領務承辦人員予以證明（請參考本局網站說明）。
6. 宗教神職人員在台從事與傳佈教義相關之出版、電影、廣播、電視及廣播電視節目供應等工作，或未具神職身分者於國內宗教團體從事佈達教義有關之弘法傳道活動或翻譯、寺廟構建、繪製佛像、法器或供品製作、信徒輔導及訪問、教育、醫護、社會福利、行政管理等工作，無論有無支領報酬，均須由雇主事先依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7. 首次來台者及大型法會受邀藏僧，請至少於1個月前提出申請。另為避免溝通不良，請國內宗教團體儘量指派本國工作人員向本局洽辦簽證相關手續。
8. 請國內宗教團體隨時注意所邀藏僧之簽證有效停、居留期限，以避免藏僧因逾期遭罰，並影響宗教團體日後擔保藏僧來台之資格。
9. 持停留簽證來台者本局不受理在台變更邀請單位，請離境後向駐外館處重新申請簽證；持外僑居留證在台居留者倘擬變更服務處所，請向本局重新申辦居留簽證。
10. 本局得隨時配合相關法規及實際作業調整各項受理要點。
附表：
海外藏傳佛教各教派法脈傳承法座名單（藏傳佛教寺廟及傳承得推薦藏僧來台者名單，紅色部分為最新資料）
DETAIL LIST OF PROVIDERS OF RECOMMENDATION LETTERS OF THE TRADITIONAL TIBETAN BUDDHIST MONASTERIES AND LINEAGE HOLDERS
1.達賴喇嘛H. H. the Dalai Lama（凡達賴喇嘛親自推薦者不限教派）
2.寧瑪派Nyingma School: 敏林赤千仁波切H. H. Minling Trichen Rinpoche
a.敏珠林寺Mindrol Ling Monastery: 敏林赤千仁波切H. H. Minling Trichen Rinpoche passed away(授權闊千仁波切authorized to Khochen Rinpoche)
b.多杰扎寺Dorje Dak Monastery: 達隆哲珠仁波切Taglung Tsetul Rinpoche(已於2015年12月23日圓寂)、卻桑仁波切Choesang Rinpoche (已於2009年8月31日圓寂，尚未尋獲轉世靈童）
c.卓千寺Zogchen Monastery: 佐欽仁波切Zogchen Rinpoche
d.協千寺Shechen Monastery: 冉將仁波切Rabjam Rinpoche
e.噶陀寺Kathok Monastery: 嘎瑪仁波切Karma Rinpoche
f.白玉寺Palyul Monastery: 貝瑪諾布仁波切H. H. Pema Norbu Rinpoche (第三世貝諾仁波切Penor Rinpoche，已於2009年圓寂)
3.薩迦派Sakya School: 薩迦崔欽 H. H. Sakya Trizin
a.薩迦Sakya lineage: 薩迦崔欽H. H. Sakya Trizin、達欽仁波切H. H. Dagchen Rinpoche（授權札西仁波切authorized to Sako Lama Tashi Wangyal Nyima Ozer Chog）
b.諾爾巴Ngorpa lineage: 祿頂堪仁波切Luding Khen Rinpoche
c.察巴Tsarpa lineage:究給赤千仁波切(圓寂)Chogye Trichen Rinpoche, Passed away.
4.噶舉派Kagyu School: 大寶法王H. H. Karmapa -鄔金欽列多傑仁波切Ogyen Thinley Dorje Rinpoche、 泰耶多傑仁波切Trinlay Thaye Dorje Rinpoche.
a.噶瑪噶舉Karma Kagyu lineage: 大司徒仁波切Tai Situ Rinpoche(授權突托仁波切authorized to Thutop Rinpoche)、舍瑪爾仁波切Shamar Rinpoche(已於103年6月11日圓寂)、嘉察仁波切Gyaltsap Rinpoche、蔣貢康珠仁波切Jamgon Kongtrul Rinpoche
b.止貢噶舉Drikung Kagyu lineage: 直貢澈贊仁波切Drikung Chetsang Rinpoche
c.竹巴噶舉Drukpa Kagyu lineage:竹千仁波切H. H. Drukchen R inpoche、康楚仁波切Khamtrul Rinpoche、 吉噶丘突仁波切Zigar Choktrul Rinpoche
d.香巴噶舉Shangpa Kagyu lineage: 卡盧仁波切Kalu Rinpoche
5.格魯派Gelug School: 第102任甘丹赤巴H. H. Gaden Tripa：Thubten Nyima Lungtok Tezin Norbu(Rizong Sras-Trul Rinpoche )
a.哲蚌寺Drepung Monastery:
果芒扎倉Khenpo of Gomang：Lobsang Gyaltsen (2015年10月29日起)
洛色林扎倉堪布Khenpo of Loseling：Geshe Lobsang Chedak(2013年12月8日起)
b.甘丹寺Gaden Monastery:
夏孜扎倉堪布Khenpo of Shartse：Jhangchup Choeden
絳孜扎倉堪布Khenpo of Jangtse：Lobsang Choney
c.色拉寺Sera Monastery:
色拉杰扎倉Khenpo of Sera Jey：Khen Rinpoche Geshe LOBSANG DELEK
(2012 年5月6日起)
色拉眛扎倉堪布Khenpo of Sera Mey：Ngawang Jorden
d.札什倫布寺堪布Khenpo of Tashi Lhunpo Monastery：Lobsang Tsultim
e.拉卜楞寺堪布Khenpo of Labrang Tashikhyil Monastery：
f.塔爾寺堪布Khenpo of Kumbum Jampaling Monastery：
g.上密院堪布Khenpo of Gyutod Monastery ：Jhado Tulku(2014年5月13日起)
h.下密院堪布Khenpo of Gyudmed Monastery：Tashi Tsering (2011年11月2日起)
6.其他具德高僧經認可者Other high Eminent Lamas recognized :
a.欽哲宗薩蔣揚諾布仁波切Khyentse Dzongsar Jamyang Norbu Rinpoche
b.堪布貢噶旺秋Khenpo Kunga Wangchuk(Passed away)
c.扎西嘉參仁波切Tashi Gyaltsen Rinpoche
d.圖敦梭巴仁波切Lama Thubten Zopa Rinpoche
2014年9月1日修訂
星期一, 4月 25, 2016
達賴喇嘛當年成功出走真相──如何對中共的宣傳進行考證
作者：李江琳
來源：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16/04/blog-post.html
研究當代西藏史，最大的困難是史料不足，重建史實必須從收集散落在各種解密檔案、出版物、回憶錄、口述歷史中的資料和採訪親歷者做起。對於收集到的資料，第一步是考證其真實性。即使是親歷者或當事人的回憶，也會有記憶的錯誤，更何況西藏問題從產生起就是一個「高度敏感」的問題。為了掩蓋史實，中共宣傳部門，特別是「涉藏宣傳」部門幾十年來編造了許多謊言，這些謊言和宣傳性的文字，以及確實發生過的事件攪和在一起，讓有心瞭解史實的讀者一頭霧水。
一九五○年後的西藏當代史資料，大部分是中文資料，除了內部檔案以外，很多來自報刊書籍。分散在這些出版物中的歷史信息對重建史實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當年的這類出版物，全都是「黨的宣傳工作」的產物。宣傳工作是明確地為當下政治服務的，政治需要什麼，宣傳就怎麼配合。這就給研究者一個挑戰：既不能忽略這些出版物，又不能全盤相信、也不能全盤否定其中的信息，因此就必須對這些信息加以考證。這些年的研究過程中讀了大量的公開和內部的「涉藏出版物」，考證了無數歷史細節，期間有苦有樂，也有了一些心得。
從「劫持說」到「讓路說」
一個典型的例子，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在達賴喇嘛出走後十天，新華社首次發表公報拉薩事件。這時候的中國政府需要對國際社會解釋，為什麼在中國政府和西藏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後不到十年，中國中央政府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達賴喇嘛要離開拉薩出走？中國政府給出的理由是「劫持說」：達賴喇嘛被「叛匪」劫持到印度去了。
此時達賴喇嘛還在印度邊境附近，得知「劫持說」後，在逃亡途中於隆孜宗建立的臨時政府發表了一個聲明。按照西藏政府的慣例，達賴喇嘛以第三人稱的形式反駁「劫持」說。中國政府以此為理由，再次宣佈，達賴喇嘛是被劫持而出走的。達賴喇嘛到達印度境內第一個城市提斯普爾，大批世界各國記者已經在那裡等候多日，達賴喇嘛立即舉行記者會，解釋了他為什麼離開拉薩的理由。至此，對西方民眾來說，「劫持說」不攻自破。然而，中國民眾運氣沒那麼好，因為中國民眾所得到的信息，都是黨的宣傳部門自釀或者挑選出來，專門餵養中國人的。「讓路說」就是中國政府以後對中國民眾的解釋：達賴喇嘛要出走，中國政府寬宏大量，就讓出一條路來讓他走。這個說法至今散佈於各類資料中。
「讓路說」是怎麼讓的路
「讓路說」是專門為中國民眾打造的「史實」，然而，達賴喇嘛從拉薩到印度的這條步行兩周的路是怎樣「讓」的？我至今沒見到過相關報告、命令等，與「讓路」有關的細節全來自於回憶錄一類的資料。
比較權威一點的是原西藏軍區參謀長李覺的回憶，他說達賴喇嘛一行渡拉薩河的時候，解放軍的大炮已對著河灘，但是中央沒有命令，所以沒有開炮，只是看著他們驚慌地渡河。這段回憶說得很具體生動，可是問題就在這具體生動上：一九五九年三月，李覺並不在西藏，當時他在青海金銀灘，負責建造「原子城」。他的「回憶」只能是對道聽途說的「回憶」。這樣的資料在正式編纂的官方史書如《解放西藏史》，或者官方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輯的資料集裡多次出現，都是互相循環引用。歷史研究者在重建史實的時候有一句行話：魔鬼藏在細節中。把「聽說」的「回憶」當原始史料拿出來的時候，就靠研究者對細節的熟悉來辨別，就像鑒定古董和贋品。鳳凰網有一篇文章說得非常具體：「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那個夜晚，月明星稀，達賴等人在拉薩河北岸沙灘上準備渡河時，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率部早已將大炮對準了他們，只要炮一響，這幫人沒有一個能活著離開拉薩河畔。」這段話連語句都和李覺的回憶錄相似，作者不知道的是，張國華那個時候根本就不在拉薩。
二○○八年以後，出現了一些「親歷者」的回憶，然而這些「親歷者」的話錯得過分，使得他們的「親歷」也不可信。二○一六年北京東博文化研究院的文章：「據一九五九年參加平叛飛行員回憶達賴出逃時，總參作戰部和空軍不僅有圖─四遠程重型轟炸機偵察、定位、指揮、引導和轟炸，在瞄準鏡中幾次發現由親戚隨從奴隸輜重陪伴的達賴穿著黃袍渡河和行走，但命令不許轟炸。更有計劃派傘兵分隊乘六架伊爾十二，每機三十人，在六千米高度戴氧氣面罩、飛機發動機進行五分鐘『二次增壓』來高原跳傘，在約四千八百米的樟木口岸山埡口截住達賴退路，粉碎美國CIA策劃出逃陰謀。」這段資料由於提到了達賴喇嘛的穿著、CIA和樟木口岸，很容易找相關史料印證而斷定那是全盤的偽造。
「不再有準確的情報來源了」
以親歷者身份的回憶中，有個名叫王聖文的前飛行員的回憶。這人當年是圖──四轟炸機的駕駛員，聲稱自己某次執行任務時，親眼看到一行人正在渡雅魯藏布江，其中有個穿黃衣服的人，但得到命令不准轟炸。他說，後來張國華告訴獨立四團參謀長趙吉星，圖──四在空中看到的，地面上「穿黃衣服的就是達賴」，報告中央，中央說不炸。然而，有照片為證，達賴喇嘛易裝出走時穿的不是黃衣服。還有一些回憶，把飛機在達賴喇嘛一行上空來回盤旋說得頭頭是道，卻很容易根據達賴喇嘛本人和同行者的回憶錄提供的信息來證偽。
相對來說，原西藏軍區張向明二○○六年自費出版的回憶錄，沒有經過宣傳部門審查刪改，是作者晚年「留此存證」的文字，可能比較真實，他說：「從三月十日到十五日，我們對達賴的情況還能掌握到，從十六到十七日這兩天，我們就沒有能夠接近達賴的人了。所以對達賴三月十七日的出逃，我們不再有準確的情報來源了。」
事實上，達賴喇嘛為是否出走而多次徵詢乃穹神諭，而神諭是在三月十七日下午才要達賴喇嘛當晚出走。所以，達賴喇嘛的出走決定是非常突然的。出走後頭兩天，西藏工委根本就不知道，自然也就談不上攔截或讓路。所謂「讓路說」至今沒有可靠史料佐證。
毛澤東確實說過，達賴喇嘛出走也沒什麼了不起。對於共產黨要在西藏實行佔領加改造的計劃，達賴喇嘛是否在他們手裡不會影響計劃的實行。但是，毛澤東沒有那樣的慈善，也沒有那樣的計謀要「讓路」把達賴喇嘛放出去。否則，毛澤東和軍委後來就不會下令務必不能讓班禪喇嘛出走，要把班禪喇嘛掌握在手裡。達賴喇嘛當時的內外影響力比班禪喇嘛大得多，把達賴喇嘛留住，遠勝於留住班禪喇嘛。只是，達賴喇嘛的成功出走，打破了毛澤東和北京的預期，他們或許沒想到，對於北京來說，出走印度的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如今已經成了一個「核心問題」。
來源：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16/04/blog-post.html
研究當代西藏史，最大的困難是史料不足，重建史實必須從收集散落在各種解密檔案、出版物、回憶錄、口述歷史中的資料和採訪親歷者做起。對於收集到的資料，第一步是考證其真實性。即使是親歷者或當事人的回憶，也會有記憶的錯誤，更何況西藏問題從產生起就是一個「高度敏感」的問題。為了掩蓋史實，中共宣傳部門，特別是「涉藏宣傳」部門幾十年來編造了許多謊言，這些謊言和宣傳性的文字，以及確實發生過的事件攪和在一起，讓有心瞭解史實的讀者一頭霧水。
一九五○年後的西藏當代史資料，大部分是中文資料，除了內部檔案以外，很多來自報刊書籍。分散在這些出版物中的歷史信息對重建史實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當年的這類出版物，全都是「黨的宣傳工作」的產物。宣傳工作是明確地為當下政治服務的，政治需要什麼，宣傳就怎麼配合。這就給研究者一個挑戰：既不能忽略這些出版物，又不能全盤相信、也不能全盤否定其中的信息，因此就必須對這些信息加以考證。這些年的研究過程中讀了大量的公開和內部的「涉藏出版物」，考證了無數歷史細節，期間有苦有樂，也有了一些心得。
從「劫持說」到「讓路說」
一個典型的例子，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在達賴喇嘛出走後十天，新華社首次發表公報拉薩事件。這時候的中國政府需要對國際社會解釋，為什麼在中國政府和西藏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後不到十年，中國中央政府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達賴喇嘛要離開拉薩出走？中國政府給出的理由是「劫持說」：達賴喇嘛被「叛匪」劫持到印度去了。
此時達賴喇嘛還在印度邊境附近，得知「劫持說」後，在逃亡途中於隆孜宗建立的臨時政府發表了一個聲明。按照西藏政府的慣例，達賴喇嘛以第三人稱的形式反駁「劫持」說。中國政府以此為理由，再次宣佈，達賴喇嘛是被劫持而出走的。達賴喇嘛到達印度境內第一個城市提斯普爾，大批世界各國記者已經在那裡等候多日，達賴喇嘛立即舉行記者會，解釋了他為什麼離開拉薩的理由。至此，對西方民眾來說，「劫持說」不攻自破。然而，中國民眾運氣沒那麼好，因為中國民眾所得到的信息，都是黨的宣傳部門自釀或者挑選出來，專門餵養中國人的。「讓路說」就是中國政府以後對中國民眾的解釋：達賴喇嘛要出走，中國政府寬宏大量，就讓出一條路來讓他走。這個說法至今散佈於各類資料中。
「讓路說」是怎麼讓的路
「讓路說」是專門為中國民眾打造的「史實」，然而，達賴喇嘛從拉薩到印度的這條步行兩周的路是怎樣「讓」的？我至今沒見到過相關報告、命令等，與「讓路」有關的細節全來自於回憶錄一類的資料。
比較權威一點的是原西藏軍區參謀長李覺的回憶，他說達賴喇嘛一行渡拉薩河的時候，解放軍的大炮已對著河灘，但是中央沒有命令，所以沒有開炮，只是看著他們驚慌地渡河。這段回憶說得很具體生動，可是問題就在這具體生動上：一九五九年三月，李覺並不在西藏，當時他在青海金銀灘，負責建造「原子城」。他的「回憶」只能是對道聽途說的「回憶」。這樣的資料在正式編纂的官方史書如《解放西藏史》，或者官方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輯的資料集裡多次出現，都是互相循環引用。歷史研究者在重建史實的時候有一句行話：魔鬼藏在細節中。把「聽說」的「回憶」當原始史料拿出來的時候，就靠研究者對細節的熟悉來辨別，就像鑒定古董和贋品。鳳凰網有一篇文章說得非常具體：「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那個夜晚，月明星稀，達賴等人在拉薩河北岸沙灘上準備渡河時，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率部早已將大炮對準了他們，只要炮一響，這幫人沒有一個能活著離開拉薩河畔。」這段話連語句都和李覺的回憶錄相似，作者不知道的是，張國華那個時候根本就不在拉薩。
二○○八年以後，出現了一些「親歷者」的回憶，然而這些「親歷者」的話錯得過分，使得他們的「親歷」也不可信。二○一六年北京東博文化研究院的文章：「據一九五九年參加平叛飛行員回憶達賴出逃時，總參作戰部和空軍不僅有圖─四遠程重型轟炸機偵察、定位、指揮、引導和轟炸，在瞄準鏡中幾次發現由親戚隨從奴隸輜重陪伴的達賴穿著黃袍渡河和行走，但命令不許轟炸。更有計劃派傘兵分隊乘六架伊爾十二，每機三十人，在六千米高度戴氧氣面罩、飛機發動機進行五分鐘『二次增壓』來高原跳傘，在約四千八百米的樟木口岸山埡口截住達賴退路，粉碎美國CIA策劃出逃陰謀。」這段資料由於提到了達賴喇嘛的穿著、CIA和樟木口岸，很容易找相關史料印證而斷定那是全盤的偽造。
「不再有準確的情報來源了」
以親歷者身份的回憶中，有個名叫王聖文的前飛行員的回憶。這人當年是圖──四轟炸機的駕駛員，聲稱自己某次執行任務時，親眼看到一行人正在渡雅魯藏布江，其中有個穿黃衣服的人，但得到命令不准轟炸。他說，後來張國華告訴獨立四團參謀長趙吉星，圖──四在空中看到的，地面上「穿黃衣服的就是達賴」，報告中央，中央說不炸。然而，有照片為證，達賴喇嘛易裝出走時穿的不是黃衣服。還有一些回憶，把飛機在達賴喇嘛一行上空來回盤旋說得頭頭是道，卻很容易根據達賴喇嘛本人和同行者的回憶錄提供的信息來證偽。
相對來說，原西藏軍區張向明二○○六年自費出版的回憶錄，沒有經過宣傳部門審查刪改，是作者晚年「留此存證」的文字，可能比較真實，他說：「從三月十日到十五日，我們對達賴的情況還能掌握到，從十六到十七日這兩天，我們就沒有能夠接近達賴的人了。所以對達賴三月十七日的出逃，我們不再有準確的情報來源了。」
事實上，達賴喇嘛為是否出走而多次徵詢乃穹神諭，而神諭是在三月十七日下午才要達賴喇嘛當晚出走。所以，達賴喇嘛的出走決定是非常突然的。出走後頭兩天，西藏工委根本就不知道，自然也就談不上攔截或讓路。所謂「讓路說」至今沒有可靠史料佐證。
毛澤東確實說過，達賴喇嘛出走也沒什麼了不起。對於共產黨要在西藏實行佔領加改造的計劃，達賴喇嘛是否在他們手裡不會影響計劃的實行。但是，毛澤東沒有那樣的慈善，也沒有那樣的計謀要「讓路」把達賴喇嘛放出去。否則，毛澤東和軍委後來就不會下令務必不能讓班禪喇嘛出走，要把班禪喇嘛掌握在手裡。達賴喇嘛當時的內外影響力比班禪喇嘛大得多，把達賴喇嘛留住，遠勝於留住班禪喇嘛。只是，達賴喇嘛的成功出走，打破了毛澤東和北京的預期，他們或許沒想到，對於北京來說，出走印度的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如今已經成了一個「核心問題」。
星期六, 1月 23, 2016
虚伪与荒诞：达赖集团“政治民主化”剖析
—— 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彬
日期：2015-02-23
来源：《统一论坛》
http://www.zhongguotongcuhui.org.cn/lsgw/201503/t20150317_9308220.html
http://www.zhongguotongcuhui.org.cn/lsgw/201504/t20150423_9644914.html
http://www.zhongguotongcuhui.org.cn/lsgw/201507/t20150720_10289651.html
记者：2009年3月10日，十四世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发表讲话称，“从流亡开始，我们就努力建立民主制度。到今天，这个具备宪政的流亡组织，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民主的政府……”。近些年来，达赖集团不止一次到处宣扬其“民主成就”，而事实究竟如何呢？
王小彬：让我们拨开迷雾，透过达赖集团“西藏民主与人权中心”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西藏流亡议会》(第四版)去见识一下达赖集团的真实面目。《西藏流亡议会》经过不断修订，迄今已经出版了第四版。笔者在海外访学期间偶然看到这本册子并将之译成了汉文。在这个小册子中，达赖集团将其流亡史描绘成流亡藏人“民主政治发展史”，将所谓的“民主政治”当作是他们“流亡经历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全书鼓吹流亡政府、流亡议会的“合法性”，否定其政教合一的性质，回避其内部的地区、教派之争，美化其“民主管理”模式，从一个侧面暴露了其迎合西方国际社会、谋求“西藏独立”的终极政治目标。达赖集团的“政治民主化”贯穿其海外流亡50多年历史，而“西藏流亡议会”(这一机构的正式名称是“西藏人民议会”)则是其“政治民主化”的最重要成果之一。通过对这一文本的解读和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达赖集团“政治民主化”的本质及其意图。
记者：达赖集团“政治民主化”的提法似乎是个怪物，这个研究是否具备政治学研究的意义？
王小彬：众所周知，政治学关于民主化的研究由来已久，受二战后世界各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民主化浪潮影响，民主化的研究始终是政治学特别突出的课题。西方政治学的民主化研究一直都是以“国家”为研究对象。西藏并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达赖集团与“西藏流亡政府”坚持的政治主张，并不具备政治学研究中“民主的先决条件”，实行所谓的“民主化”，也没有其集团“因要求而被迫民主化”的内部与外部压力，“西藏流亡议会”完全是由达赖导演的旨在践行独立的一出闹剧。“流亡议会”以各种教派取代政党、选区，这和一般常见的西方议会以政党为代表的代议制度不同，即使印度这样宗教气氛很浓的国家也没有“宗教代表”。这是与世界民主发展潮流相左的一个怪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朗等国家的政教合一进行鞭挞和围攻之时，却抱着双重标准对达赖的“民主”大加赞赏。
记者：1991年5月29日，十四世达赖在第11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流亡藏人社会的民主制度发表讲话称：“1959年我们开始流亡的时候就决定，虽然西藏的未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但我们将会保留传统制度的优点。我们决定，尽管可以吸收现代社会的精华所在，但我们还是要保留自己甚至连外人都很欣赏的特点。”他这里所说的“传统制度优点”是什么？
王小彬：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前身是中国中央政府管理下的西藏地方政府。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逃亡到境外而形成流亡政治集团。直到20世纪中期，这个西藏上层集团一直保持着中世纪的“活化石”状态——顽固坚持封建农奴制为基础的、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体制。他们虽然在逃出国门后就开始实施“民主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会放弃他们的“特色”。这里所谓的“传统制度的优点”，说穿了，就是政教合一的神权体制，特别是保留十四世达赖至高无上的“神王”地位。
记者：“西藏人民会议”是如何产生的？十四世达赖与“流亡议会”是什么样的关系？
王小彬：十四世达赖带领其文武官员逃亡到印度后，深感自己的政教合一体制与印度的民主体制格格不入，遂开始推动流亡藏人集团的“政治民主化”，“西藏流亡议会”就是这一“民主化”的最早产物。十四世达赖在“第一届西藏人民议会”选举时提出从四大教派(格鲁、萨迦、噶举、宁玛)各选一名代表，西藏三区(卫藏、康区、安多)各选一名代表，试图将来自不同教派、不同藏区的流亡藏人打造成一个整体。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西藏流亡议会”并没有成为整合各派力量的有力工具，却成为矛盾纷争的平台。最终这一“民主政治”的产物还要依赖十四世达赖个人的影响力才勉强维持。在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由于无法选出“议员”，只能由噶厦提出名单后由十四世达赖加以确认。作为流亡藏人“民主政治”的象征，“西藏流亡议会”不得不依赖于十四世达赖而存在，其后出台的《西藏流亡藏人宪章》正式给予十四世达赖以超越“议会”和“内阁”的权力。
记者：《西藏流亡藏人宪章》是怎样规定十四世达赖的政教地位的？如何看待流亡藏人集团的“民主政治”？
王小彬：1991年颁布的《西藏流亡藏人宪章》第4章明确规定：“政府最高权力属于达赖喇嘛所有。达赖喇嘛依照本宪章的有关规定直接或通过所属机构行使权力和传达命令。”尽管这份“宪章”经过多次修改，但无论怎样修改，都没有摆脱十四世达赖在这个流亡政治集团“至高无上”的地位。2011年3月，十四世达赖宣布“退休”，同时要求修改“流亡藏人宪法”，取消他“因具有达赖喇嘛名号而产生的一切政治或行政的工作”。但是这部最终经达赖批准的“宪法”不仅没有对达赖的政治权力有丝毫削弱，反而把这个权力进一步集中化、固定化。该“宪法”开宗明义宣称，“十四世达赖是藏人至高无上的领袖和导师”，并规定达赖在“退休”后仍然享有三项“宪法”权力：一是“对保护和发展西藏人民的福祉、道德品行和宗教文化，在解决‘西藏问题’上负有指导、教诲、鞭策的责任”；二是达赖可以“自行或根据请求，在西藏民族、社会和政教等方面的重大事务上对议会和噶厦进行指导”；三是“代表流亡机构和西藏人民同国际要人进行会谈，解决‘西藏问题’，继续任命驻外办事处代表和特使”。从修改后的“宪章”可以清晰地看出，十四世达赖仍然一手掌握流亡藏人集团，对这个集团在国际上的活动及重要人事任命有着决定性影响。
十四世达赖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宗教人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高等级活佛。宗教领袖拥有超越“议会”和“内阁”的权力，这样的政治体制只能是政教合一性质的，因为除此之外，我们无法用世界现行政治体制加以比对和确认。流亡藏人集团所谓的民主政治，只不过是裹在政教合一体制之上的一层外衣，是徒有其名的民主，即所谓保留“传统制度优点”的民主政治。
记者：“西藏流亡议会”的权力是如何运作的？是按照“三权分立”原则进行民主政治构建的吗？
王小彬：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是“三权分立”，即通过分权制衡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和被滥用。十四世达赖在推进流亡藏人集团“民主政治”建设时，理论上也是以此原则构建自己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体系的。2008年12月4日，达赖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讲话说：“我是一个民主的坚定信仰者，因此，我不断地鼓励流亡藏人要顺应民主的发展进程。今天，藏人难民社区在国际上为数不多难民社区中是仅有的能够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西藏流亡议会”号称是“流亡政府”选出的“最高立法机构”，流亡藏人集团将其包装为西藏最高权力机构、民选机构，并当作是其“民主”的象征和标志。但在实际权力运行中，“西藏流亡议会”这一流亡藏人集团的“最高立法机关”自诞生起就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机构。“西藏流亡议会”成立于1960年9月，但第一届“流亡议会”没有“议长”，对“议会”会议召开的时间、期限、讨论主题等均不确定，对“议会”的功能定位、运作程序等都茫然不知，而且“议员”大都直接进入“流亡政府”承担具体的行政职务。1963年3月10日，《西藏民主宪章》(草案)正式颁布实施，4月4日通过讨论，决定由“三区”和宗教代表组成的“议会”担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直到1966年5月才开始独立设立“议会机关”。但独立的“议会机关”并没有真正独立，因为流亡藏人集团通过两个机构——“西藏全国工作委员会”和“西藏年度工作委员会”，将议会、政府、司法机关的职权混杂于一体，成了“民主”的大杂烩。
记者：“西藏全国工作委员会”和“西藏年度工作委员会”是什么性质的机构？
王小彬：在藏人流亡集团的“民主”权力框架中，“西藏全国工作委员会”(又称“整合立法与行政的最高常务会议”)是“流亡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这个“委员会”由“西藏人民代表大会”17名代表、噶厦全体噶伦以及“西藏政府”6个部委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全国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大会主席(有时称议长)主持；如果情况紧急需要开会研究，“全国工作委员会”可以做出决定立即举行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内阁”所不能决定的问题，要通过对所涉及问题开展讨论后，再由“全国工作委员会”与会代表举手表决，获得多数后通过，但在事关重大问题上还要呈报达赖恩准。“全国工作委员会”会议涉及流亡藏人集团方方面面的工作，该“委员会”在财政金融方面享有最后发言权，该“委员会”负责审阅、否决或批准“政府各部委局、办公室”等提交的年度预算。“全国工作委员会”中的大会代表主要起“议员”作用，负责监督检查“政府各部”贯彻落实“全国工作委员会”和“西藏年度工作委员会”的决议和指示。
“西藏年度工作委员会”(也译为“年终政务工作总结大会”)是另一个与流亡“议会”有关联的机构。这个“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全国年度大会，同时规定如有必要可随时召开紧急会议。出席大会的代表有噶厦噶伦、流亡“议会”全体代表、宗教首领代表、“西藏中央秘书处”办事人员、西藏福利会官员、藏人聚居区官员、住读走读学校代表、藏人自治企业代表以及各地选举出席会议的地方代表，会议一般要历时一个多星期，主要审议“中央秘书处”各部及其下属单位工作报告，与会代表要就这些报告进行质询并提出意见。该“大会”由流亡“议会议长”或“副议长”主持，只有流亡“议会”的代表享有表决权，但会议形成的最终决议要送交十四世达赖最后“恩准”。
上述两个机构，一方面，它具备“西藏流亡议会”的部分职能，但它又远远超过了“议会”所具有的职权。审议“政府”的年度预算、听取和审议“政府”各部门的年度工作报告等，可以视为其行使了“流亡议会”的职能，但同时它可以替代“政府”(即所谓的“内阁”)对重大问题进行决策，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最后要报请十四世达赖“恩准”。诚然，三权分立在不同的民主政治体制中有不同的具体设计，但无论是何种设计，都必须体现明显的权力运行边界。在藏人流亡集团中，我们看不到“流亡议会”、噶厦、“最高法院”之间的权力边界。这两个“委员会”实质上架空了“西藏流亡议会”，作为政治精英的“议员”们和“政府”官员们通过两个“委员会”实现了“精英共治”。
记者：“议员”选举按流亡海外的人口比例产生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王小彬：如果按流亡人口比例选举，由于大部分流亡海外的藏人多为卫藏地区人，青海和康区是少数。这样的结果不能代表“三区”，达不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另外，一旦“议会”的“议员”名额根据流亡藏人的实际人口比例产生，“西藏流亡政府”将很快实现“印度在地化”，不再是中国藏区600万藏人的“合法政府”和代表，而是成为代表印度多元族群社会中藏族利益的印度国内政治团体。这也就意味着，达赖集团追求“西藏独立”的政治宗旨和目标将会在实际“民主”治理中自行消解。对此，原首席噶伦詹东·丹增朗杰有过这样的解释：“席位与人数不一样是很明显的，这是流亡的状态，但我们的议会席位是根据境内人民的状况设定的。在流亡中的安多人虽少，但在西藏却是占1/3的人口，因此在这里是以同样的比例表现其代表性，对此必须尊重。卫藏即使有点吃亏，那也必须接受，因为象征意义是非常重要的。”(2011年3月1日晚，在美国之音主办的噶伦赤巴候选人辩论会后，台湾学者苏嘉宏在美国华盛顿新闻博物馆采访詹东·丹增朗杰记录。见(台湾)苏嘉宏：《民主在流亡中转型》。商鼎数位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76页。)
在流亡状态下，“流亡政府”尽可能吸收一些从境内新流亡出去的藏人参加选举。尽管有少数新一代流亡者成为了“流亡议会议员”，但不能从整体上改变“流亡政府”的选举势必只能是流亡藏人的选举，由此产生的“新政府”只得到了流亡藏人的授权，得不到内地本土人民的授权，这样，它就变成了流亡所在国家所在社区的“政府”，而不是西藏本土的政府。也就是说，如果它继续声称是西藏本土地区的政府，其合法性就成了问题。
记者：“西藏流亡议会”中的“西藏三区”代表从何而来？
王小彬：在“西藏流亡议会”的选举中，“三区福利会”(包括卫藏福利会、康区福利会、安多福利会，这些组织实际上类似地方“同乡会”。福利会虽然不是政党，但在流亡藏人集团的“民主政治”生态体系中扮演了政党的角色，例如“西藏流亡政府”就将“卫藏福利会”翻译成“U-Tsang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也有人将“福利会”译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且有届次，如称为“第几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康区福利会”由于其成员主要为“四水六岗卫教军”，因此习惯也简称为“四水六岗”)一直扮演着“政党”角色。因为在“议会”选举过程中，虽然理论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提名，但由于流亡藏人定居点分散、相距遥远，彼此不容易沟通和了解，只有获得“三区福利会”提名的候选人才能够当选。“三区福利会”组成人员主要是1959年后来自国内西藏和四省藏区的流亡人员，在他们看来，推选出的代表不仅代表着他们自己，而且还“代表”着“西藏三区”的藏族群众。这是因为十四世达赖领导下的西藏流亡集团认为他们就是西藏的“合法政府”，只是因为发生1959年3月的叛乱后，失去了对本土的统治权力，其主要人员被迫流亡境外。他们认为并相信，他们依然是得到中国国内藏人认同的，他们的合法性依然是有效的。
记者：流亡藏人代表真的能够代表中国西藏和其他藏区藏族群众吗？
王小彬：一般来说，民众选出的议员，应符合以下几个条件：1、应该生活、工作在他们要代表的地区，这在国际上是通例，也是各国宪法和选举法的法理基础；2、必须熟知这个地方的区情和民情，这在国际上也是通例；3、应当为这个地方的民众谋利益；4、要由该地区的民众以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显然，按照民主的标准，流亡藏人选出的“议员”一个条件都不具备。他们大多远离西藏和四省藏区民众，对国内的情况特别是近年来的状况并不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谋利益，更不是国内民众选举产生。而流亡藏人也不可能替代中国国内藏族群众，南亚流亡藏人约10万人，只占西藏自治区人口的1/30(如按所谓“大藏区”来统计，只占全部藏族人口的1/60)。区区10万人怎么就能够代替600万人？
不仅如此，达兰萨拉“噶厦”从来也没有得到国外10多万藏人的普遍承认和拥护。特别是从四省藏区外逃的藏人，他们有的是在西藏受蒙蔽、欺骗或裹胁出去的，有的是逃避民主改革或家乡的其他矛盾而出去的。他们并不都以“西藏独立”为政治目标。从地区上讲，数百年来直接受中国中央政权管辖和各个土司、百户、千户、头人统治的四省藏区人民，同祖国内地其他民族人民有着十分紧密的、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同卫藏地区的联系。他们过去从未受过噶厦政府的管束，外逃以后也不可能真正接受这一以卫藏上层人物为主的“噶厦”的统治。
记者：能否举例说明达赖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歧。
王小彬：这方面例子不少。
例1，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国外重建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大部分属康巴人，而“流亡政府”当时大部分属卫藏人。卫教军发展个人势力，企图摆脱“流亡政府”的控制。原卫教军总司令恩珠仓·贡布扎西曾要求改造“流亡政府”，并要达赖“只管宗教，不应过问政府事务”。贡布扎西死后，由巴巴益西继任总指挥。巴巴益西摆脱“流亡政府”控制的企图更加明显，扬言“靠自己的力量打回西藏去”。巴巴益西的行为引起了达赖集团的不安。“流亡政府”采取拉拢等手段，派旺堆带领20余人渗入“卫教军”，任命旺堆取代巴巴益西的职务，巴巴益西不服，拉出一部分人另树一帜。从此，逃往尼泊尔叛匪卫教军巴旺两派各驻一地，互为仇敌。以后巴巴益西一派接受了尼泊尔政府交出武器的要求，旺堆一派在达赖集团支持下拒不接受尼泊尔政府要求交出弹药的要求，1974年被尼泊尔军歼灭。1982年，在印度等地又重建非武装的“四水六岗”，成为既受控于达赖集团又维护康区流亡藏人利益的政治、福利性组织。实际上这个组织又叫“康区福利会”，只不过习惯称为“四水六岗”(康区福利会的组织之所以又称“四水六岗”，是因为1958年恩珠仓·贡布扎西在西藏成立“四水六岗”这个主要由康巴人组成的民间军事组织，后来该组织随达赖流亡印度后，就成为所有康巴人的组织名称。但由于进入印度时已将武器交给印度政府，因此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军事组织，其成员也不是游击队员。而且只要是康巴人就是其成员，无需按照个人意愿加入，只要是康巴人就被归为其成员，卫藏、安多也同样。而之前属于这一军事组织的其他卫藏人和安多人这时却不再是其成员。因此，虽称“四水六岗”，但只是一个“全体康巴人”的类似同乡会的组织，与卫藏和安多的福利会没有任何区别)。长期以来，达赖和“西藏流亡政府”对“四水六岗”既利用又防范，不予充分信任，甚至排挤、打击。“四水六岗”对达赖及“西藏流亡政府”也是既依靠又不完全顺从，一直谋求康区自治，对遭受歧视、打击十分不满，双方积怨很深。
例2，1994年4月，“四水六岗”在没有达赖及“流亡政府”授权的情况下，在印度班加罗尔与台湾“蒙藏委员会”签订了主张西藏自治、保留达赖地位、发展经济文化三条协议，主要是求得台湾的经济支持。“流亡政府”坚决反对，便组织康区籍人士通过“公投”形式对协议进行表决。结果99.9%的康巴人反对协议，拒绝承认协议。此后，反对协议的康巴人成立了新的“四水六岗”，也即“新康区福利会”。因此，流亡康巴人中分裂为互相对立的两个“康区福利会”(也即两个“四水六岗”)。达赖在接受“四水六岗”负责人理塘·阿塔所呈协议书时怒不可遏，当即把协议书怒掷于地，并将阿塔赶走。他亲自出马，禁止同情“四水六岗”的藏人被选入伪人代会，阻止外国人给“四水六岗”资助，不仅对“四水六岗”子女断绝了实际上由外国人提供的助学金，而且暗中让印度政府阻挠“四水六岗”自办学校。在达赖授意下，“流亡政府”等各组织向“四水六岗”发起了一轮又一轮进攻。由“青年大会”和“妇女协会”充当打手，多次纠集数百人武力围攻“四水六岗”设在老德里曼九支纳的总部，迫其交权。“流亡政府”和伪人代会等宣称不再承认原“四水六岗”，另组“四水六岗”，以取而代之；诬告“四水六岗”成员走私、贩毒或充当间谍，借印度有关部门之手或收买部分印度官员，对“四水六岗”成员任意进行传讯、警告、拘留、罚款、关押、毒打以至于驱逐或秘密处死；对“四水六岗”主要负责人投递匿名信进行恫吓，纠集暴徒围攻、冲击其家庭，甚至密谋雇用流氓、杀手进行暗害活动。“四水六岗”深怀不满，对于“流亡政府”的各种做法，软硬不吃。他们对由“流亡政府”所扶持的新“四水六岗”坚决不予承认和合作；他们认为，既然“流亡政府”和伪人代会已不承认老“四水六岗”，老“四水六岗”也就不再听从他们的指挥。他们自行出版《真理》小报，印发标语、传单，给国际组织致信，揭露“流亡政府”的腐败与专横；组织人员到达兰萨拉，抗议“流亡政府”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联合原“十三集团”的人和坚持供奉杰钦修丹护法神的“天人协会”等各受压组织，一起进行反压制和反排挤行动。原本因为搞“西藏独立”走到一起的“四水六岗”和“流亡政府”，后来分道扬镳，誓不两立。“四水六岗”组织尚存，与“噶厦”矛盾很深，对逃亡国外的康巴人有很大号召力。曾经闹得“噶厦”总辞职，“流亡议会”解体，造成“噶厦”危机。
例3，国外藏人多年来一直派别林立，“流亡政府”从没有起到统一管束作用。以噶举、宁玛、萨迦、苯波教派高僧和安多、康巴地区土司、头人为核心，上世纪60年代统领其在印度的13个藏人聚居区(称“十三集团”，即不愿听命于达赖及其“流亡政府”的13个难民营，成员多为四川、青海、甘肃藏区流亡藏人)，集数万人之众。他们不赞成把青海、四川藏区统一于西藏，不赞成把噶举、宁玛、萨迦、苯波等教派统一于格鲁派，他们自营企业、自办学校，不服从“流亡政府”，不向“噶厦”交“独立捐”，拒不参加“西藏独立”的示威游行。1974年在印度，“十三集团”首领贡唐次成被达赖及“流亡政府”派杀手杀害于寓所，“十三集团”其他成员也遭受各种形式的打击与迫害。宁玛、噶举、萨迦等教派的高僧，亦不同达赖合流，纷纷到欧美和东南亚国家发展各自的教派势力，建立传教中心，其范围之广、信徒之多，已大大超过格鲁派在国外的势力。“噶厦”及其“宗教部”对之无可奈何。他们出于保持各自教派特点的考虑而同以格鲁派为主的“噶厦”保持一定的距离。主要由卫藏地区贵族、特别是达赖家族为核心把持的达兰萨拉“噶厦”，虽然表面上也吸收一些安多、康巴人进入“政府”任职，并吸收一些格鲁派以外的其他教派代表进入其所谓的“人民会议”，但是，在安置外逃藏人定居、分配“救济”款物等具体问题上，经常对青海、四川藏人和非格鲁派教徒实行不公正、不平等待遇，往往西藏人拿“救济”款物多(其中有权势的上层人物拿得更多)，青海、四川藏人拿得少。这样，西藏藏人与四省藏区藏人之间，格鲁派与其他教派之间的固有矛盾有了新发展，由此引发出一再反对“噶厦”的浪潮。
例4，藏传佛教中每一教派中有不同的活佛系统，历来存在诸多矛盾。近些年来，达赖实行宗教专制，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纷争。1978年，达赖突然宣布对在西藏已供奉了200多年、他本人也信奉了几十年的杰钦修丹护法神不再信奉，并禁止他人信奉。1994年，达赖旧事重提，亲自发动对杰钦修丹护法神及其信奉者猛烈的讨伐运动。藏语“杰钦修丹”，又称多吉修丹，译成汉语意为“金刚具力大神”，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一位著名护法神。达赖不顾宗教传统和众人信仰，对无辜的护法神及其信奉者大肆攻击。他说杰钦修丹为“汉鬼”，与“乃琼”护法神(仅由达赖及其“流亡政府”专供)不和，对“甘丹颇章”(系指原西藏噶厦政府和现“流亡政府”)不利，对达赖喇嘛的身寿不利，因此不准任何藏人供奉，谁供奉，就是对“甘丹颇章”的背弃，就不是达赖喇嘛信徒，甚而违背“西藏的共同事业”(即“西藏独立”的梦想)。然而事与愿违，达赖的禁令和迫害激起杰钦修丹信奉者强烈的愤怒和抗拒。旅居印度、尼泊尔以及欧美等地信奉杰钦修丹的藏胞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并与“四水六岗”等受压组织和个人相互呼应。他们向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新闻界致信申诉，揭露达赖搞宗教迫害、侵犯人权的罪行，呼吁国际同情和支持。他们还在达赖出访美国、瑞士等西方国家时，在达赖下榻和演讲现场举行静坐、集会、游行，抗议达赖破坏人权，要求宗教信仰自由，甚至当面责问达赖。这一因护法神而引起的纷争，正愈演愈烈。
例5，西藏“三区福利会”相互对立，各区内部分裂。“三区福利会”，在没有政党的西藏流亡社会其实一直扮演着类似“政党”的角色，在“议会”等选举过程中，虽然理论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提名，但在定居点分散、相距遥远，彼此不容易沟通和了解的印度大环境下，获得“三区福利会”提名的候选人总是很容易当选，否则很少有当选的机会。但是，随着网络和私人报纸的出现，之前由“福利会”垄断提名的现象已经发生巨大变化。2011年，“西藏流亡议会”选举“噶伦赤巴”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提名方式。各个“福利会”由于无法统一内部的不同势力而被边缘化证明了这一点。“康区福利会”本来已经一分为二，各自所推荐的候选人不同，另外内部各个更小团体的地区同乡会也纷纷通过在媒体卖广告的方式推荐候选人。两个“康区福利会”，一个提不出真正的人选，因为这次的几个候选人都与他们没有渊源关系。因此只好提出3个几乎没有当选机会的人。另一个“康巴福利会”实际上支持詹东·丹增南杰和甲日卓玛，但由于无法摆平内部不同意见，“福利会常委”中的元老然楚阿旺因为是理塘人，与洛桑孙根是同乡，因此威胁说如果不提名洛桑孙根，他将辞去“常委”等职，迫使他们的提名人选多达6人，洛桑孙根在其中排第6，从而已经失去了提名的意义。“康区福利会”本来就一分为二，选票不集中，内中出现了康巴人推举卫藏候选人的结局。
“卫藏福利会”仅提名一位卫藏候选人，就是詹东·丹增南杰。这次“卫藏福利会”提出“噶伦赤巴”和“议会”人选时，公开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支持达赖的中间道路政策；二是当选后，要以充分考虑卫藏本地区的利益为先。所以，提出詹东·丹增南杰是因为其为卫藏人，而卫藏人占流亡藏人总人口的70%。更主要的是，第二个条件，无疑将会加剧流亡社会原有的地区间地方意识和利益冲突的相互指责(挪威西藏之声，2010年6月25日报道。又见西藏快报，2010年6月25日报道)。“卫藏福利会”公开提出这个条件，无疑是因为卫藏人口占优势，一般舆论认为，这将会给流亡社会的政治生态带来负面影响。但一些卫藏人还是对此表达了不满。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流亡印度的卫藏人。如，流亡印度的政治犯巴登嘉措不仅公开出席支持洛桑孙根的网站开通仪式，且以卫藏人的名义宣布支持康巴人洛桑孙根；另一个政治犯巴卓则自费到各定居点宣传，号召人们支持洛桑孙根。如果说这两个个案还属个人行为，那么“卫藏福利会”内部也不是完全统一。“阿里同乡会”显然属卫藏范围，该会公布了与“卫藏福利会”不同的名单。也就是说，“卫藏福利会”以地方意识号召同乡支持詹东·丹增南杰的行为遭到内部下级分会和一些政治犯的反对。至于“安多福利会”，虽然人少，但提出的“噶伦”候选人名单竟达13人。没有收集到相关资料显示他们提出的候选人是那个“区”的，可以说提名已经没有实质意义了。
记者：既然“流亡议会”的代表们代表不了国内西藏和其他藏区藏族群众，流亡藏人集团为何非要坚持以国内西藏及其他藏区为划分标准推选“议员”呢？
王小彬：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围绕“‘流亡议会’的‘议员’名额是否应该根据流亡藏人的实际人口比例产生”的议题。如前所述，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人民议会”被定位为“境内包括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藏区在内的大西藏”的“合法政府”。因此，“议会”代表的不只是流亡藏人，而是整个“大西藏”。
由此可见，“流亡议会”的民主选举只具有“象征”意义，而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他们之所以煞费苦心地设计出一套民主政治的外衣披在身上，只不过是为其追求“西藏独立”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认可。他们力图以所谓的“民主”来取得话语道德优势——毕竟，一些国际反华势力或一些西方政客的潜意识中，一直认为中国政府是一个“非民主”的政权。如果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流亡藏人集团是“民主”的，那么他们取代“非民主”的中国政府，则就会被认为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正如十四世达赖喇嘛所言，“民主是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来源”，“这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共识，也是达兰萨拉对北京的唯一优势所在”。因此，他们需要在印度流亡社区杜撰出一个“西藏三区”，以此来代表境内藏人的政治参与，使“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全体600万藏人具有政治“合法性”。
另外，我们从《西藏流亡宪章》(2011年5月最新修正版)第8条规定，也可以看出这种“民主”的虚伪性：“凡在西藏领土范围内出生的藏人和在其他国家出生的藏人均为西藏公民。父母一方为藏人者其子女有权申请成为西藏公民。”也就是说，在西藏地区只有藏人才是“西藏公民”，而生活在西藏的非藏族人，哪怕他是出生在西藏，都不是“西藏公民”。相反，一个不生活在西藏的，比如从小就生活在美国的藏族人，哪怕他从未踏上过西藏的土地，也是“西藏公民”。此条规定，是违背现代民主政治文明准则的。以色列就因为这种做法，遭到诟病。相反，南非白人政权结束后，没有取消当地白人的公民身份，实行黑白平等，得到世界正义之士的赞扬。而《西藏流亡宪章》第9条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体西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分性别、种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僧俗、贫富、出生地和社会地位与职位以及其他情况，可以平等享受本章所载的各项权利。该条符合现代民主政治文明准则，为“住地中心主义原则”，但显然与第8条互相矛盾，自欺欺人。
记者：流亡藏人集团中长期存在着教派和地域之间的矛盾，“民主政治”的实施能否消解这些矛盾？
王小彬：所谓的“民主政治”仅仅是一个假象。“西藏流亡议会”是流亡藏人集团内部进行权力争夺的主要场所，不同教派、不同团体纷纷就选举方式和名额分配等问题展开激烈争夺。而“西藏流亡议会”实质上成为流亡集团各教派与各地区冲突的“权力场”。1970年10月，以“藏独”激进势力为主的组织“藏青会”在达兰萨拉正式成立。1974年，“藏青会”提出应将“各地区投票选举本地区的议员”改为“全体藏人投票选出各个地区的代表”。其理由是，虽然西藏三区(指卫藏、安多、康巴三个藏人传统的区域划分)人口数相差不大，但来自三区的流亡藏人却多寡不一。流亡藏人社区中来自卫藏的藏人占了绝大多数，安多人口却只有千人。各地区投票选举本地区的议员，其结果会使“得票上万的议员(卫藏地区议员)和得票几百张的议员(安多和康巴地区议员)享有同等权力，不但有失公平而且容易滋长以地区为基础的帮派利益集团”。因此，他们认为只有将选举方式改为全体藏人投票选出各个地区的议员，才能体现公正性与代表性。但来自康巴的流亡藏人坚决不接受这种选举方式，因为他们认为“流亡藏人中卫藏人人数最多，这样会变成了由卫藏人决定康巴人的代表”。由于各方争执不下，导致第8、第9届“议会”的“议员”选举难产，最后只能由噶厦提出名单，由十四世达赖喇嘛直接任命。
记者：选举中僧人享有“一人二票”的特权是怎么回事？实质上反映了什么问题？
王小彬：2010年8月，“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南部比拉库佩召开“第一次西藏全国大会”。这次会议的报告再次提出：选举要坚持“一人一票”原则。难道民主政治下还有享有一人多票的权利吗？在流亡藏人中，僧人就享有“一人二票”的特权。僧人这种特权由来已久。旧西藏的政教合一体制是由僧俗两套官僚体系构成。在其流亡国外后的政治体系重建中，这一传统变异为宗教“议员”和世俗“议员”并存(“西藏流亡议会”以各种教派取代政党、选区，专设“宗教代表”议员名额，这对于自诩学习欧美民主政治、拒不承认自己是政教合一体制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不啻为一个巨大的讽刺，也使流亡藏人的民主政治体制成为世界民主发展史上的一个怪胎)。这样一来僧人就享有了“一人二票”的特权：一张是西藏“三区”分区选举中的选票，可以根据各自所属地区投票选举“地区议员”；另一张是区分不同教派的选票，即投给各个教派的“议员”候选人。
要求“一人一票”的选举看上去是为了公平，实质上却暗含着区域“议员”名额之争。因为五大教派僧人绝大多数都是康巴藏区的，当选的宗教“议员”因而大多是康巴流亡藏人，他们等于占有了将近一半的“议会”席位。占流亡藏人多数的卫藏人“议员”一直无法超过1/3。因此，很多康巴籍的“议员”将“一人一票”视为削弱康巴人在“流亡议会”中的地位，每次都表明反对立场。
记者：洛桑孙根当选噶伦赤巴能说明流亡藏人突破地区和教派成见么？
王小彬：在2011年西藏流亡政府噶伦赤巴的选举中，康巴籍流亡藏人洛桑孙根当选。这次选举被一些研究者看作是流亡藏人突破地区和教派成见走向一体化的象征。因为来自卫藏的流亡藏人占到了全部投票人数的70%，如果他们投出反对票，洛桑孙根就无法当选。同样，按照传统的地区意识，洛桑孙根应该获得康巴人的支持，但统计显示洛桑孙根在其出生地噶伦保(也是康巴人聚居地)以及被认为是康巴票仓的德拉顿地区的得票都远低于来自“卫藏福利会”推选的詹东·丹增南杰。这一选举结果其实并不意味着流亡藏人内部矛盾的和解。哈佛大学的洋博士洛桑孙根得到了美国和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支持，达赖喇嘛以他的影响力压制了卫藏流亡藏人的地区意识，使他们把自己的选票投给了洛桑孙根。但康巴流亡藏人不投票给达赖喇嘛支持的洛桑孙根，体现了“卫藏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一种心理，是地区矛盾的另一种复杂体现。
除了在民主选举中的分歧与矛盾外，流亡藏人集团内部长期的、激烈的冲突还体现在多个方面：十三集团与老“四水六岗”与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长期冲突人所尽知，杰钦修丹护法神之争揭开了教派争端的盖子。尽管藏人流亡社区的选举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按籍贯选举同乡作为候选人，但流亡藏人的地方意识短期内还不会结束，教派之间的分歧与争端也会继续。即便随着代际交替流亡藏人的地区意识消解、十四世达赖喇嘛整合国外藏传佛教各教派成功，流亡藏人集团内部政治主张的分歧和不同团体间的利益考量也会产生新的矛盾和冲突。
记者：能否介绍流亡藏人的“国民”身份及“西藏流亡政府”行政职权和功能？
王小彬：印度政府安排流亡印度的藏人居住在印度各地。居住的型态是形成聚落但并非与当地印度人隔离。流亡印度的藏人有10多万人，他们以经商、务农，或开小商店为生。据报道，在印藏人虽然有不少出生在印度，但不管是第几代生活在印度，都不能加入印度国籍，永远只能是难民身份。因为是被人收容的“客人”，所以他们不能拥有土地和不动产，也不能永久性地购买和拥有土地及房产，一切都只能靠“借和租”。可以拥有动产，可以于银行开户存钱汇款，但不得拥有不动产。
1963年之前到印度的藏人以及其后代，可以获得印度各省政府(并非联邦政府)所发的“注册证”(Indian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for Tibetans，RC)。之后来到印度的，就无此待遇。1963年，达赖喇嘛颁布流亡藏人的“宪法草案”《流亡藏人宪章》，组织由流亡印度的难民选出“西藏流亡议会”，并由“西藏流亡议会”选出“西藏流亡政府”。但是，“流亡政府”下的人民是没有国籍的。为方便流亡藏人出行，印度政府对流亡藏人签发“无国籍的难民旅行证”(Identification Certificate，IC)，就是所谓“护照”。藏人要离开印度，申请书要递交达兰萨拉“流亡政府”，再由其向印度联邦政府申请签发。除中国之外，世界各国都承认此一文件并据此接受签证申请。流亡藏人到了印度以外的国家，就接受印度大使馆与领事馆的管辖与保护。达赖喇嘛出国窜访与弘法，也是持此印度政府所发的“无国籍的难民旅行证”(IC)。
“流亡政府”拥有“政府”的形态，但没有一般意义上政府的功能。举例来说，在市政管理方面，“西藏流亡政府”根本无权过问。有位“民运”人士参观了流亡社区后写了一篇体会，说：“公路崎岖而又坑洼不平，在月影下更觉险象丛生，有时道路陡得已看不到了前方的路，以为车就要掉入了悬崖，当前方有车下来时，车就要停下来让道，有时开不过还要倒退下去。这样的路走着都会害怕，何况车在上面走。没想到达兰萨拉的路面会这样危险，不但开车的人需要胆量，坐车的人也同样需要胆量。我们说为什么不把路面修得好一点呢？他们无奈地摇着头说，我们总是寄人篱下，虽说印度政府将这一方土地划给了西藏流亡政府，但毕竟还是在他人的地盘上，整个市政还是属于印度政府管理的，交通依然由印度人独家经营，而流亡政府又无权管理，而印度政府也不是说没有拨款修路，而是修路的钱给贪污了。”
流亡印度的藏人，无论是合法居留或是非法居留，永远都是难民，无法获得印度政府发给国民身份证明或是护照，因而工作和生活都成问题。如，2011年2月，印度警方突然搜查了第十七世噶玛巴住所。达赖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谈到这一事件时表示：“这个事件虽然令人遗憾，但事情本身可能有利于凸显流亡藏人的困境，因为藏人作为印度的外国人，必须每年向印度警方续签居留身份，因此无法从事长期性的工作或投资，也很难得到宗教团体或社团法人资格。”以这个事件为例，噶玛巴肯定会收到很多的捐款，但噶玛巴由于难于在印度的银行以社团身份开户，因此，收到的钱如果想存入银行，只能以私人的名义存入，如此则难脱将“公款”转入私人户头的嫌疑；否则就只能是像现在那样把世界各国信众的捐款存放在寺院里。而印度的法律同时却又对持有现金的数量有法律限制规定。
噶玛巴到目前为止，仍然由印度政府“监护”。这点得到一位“民运”人士的印证。他的文章详细记载了拜见噶玛巴的经历：“这次我到达兰萨拉，自然很想见一见这位神秘的小活佛，并希望作一个采访。流亡政府部门为此与噶玛巴方面多次联系和努力，最后同意我们到噶玛巴所居住的上密宗院去作一次礼节性的拜访，但不能采访，也不能拍照，因为噶玛巴到目前为止，仍然由印度政府负责着。到印度后，印度政府一直没有让他前往锡金，因为锡金也有一个噶玛巴泰耶多杰，是由海外流亡的几个噶举派大师在海外确认的，但是没有得到达赖喇嘛的认可。所以印度政府不让小活佛到锡金去，怕发生冲突。我们到了上密宗院，寺院的周围有持冲锋枪的印度士兵守卫着，进入院内还有流动的保安人员和军人，可以说警卫森严。我们进去以后，印度保安人员要求我们拿出护照来做检查，检查完毕以后，让我们到左面的客厅里去等候。一会儿，有一位安全人员进来，对我们全身进行了搜身检查，并让我们将带着的相机和提包放在客厅里就带我们去见噶玛巴了。经过一个长廊后上了楼道，在楼道口领我们进去的保安要求我们将鞋脱掉放在地上等候。我们等候良久，保安才从里面出来，领我们进入一个挂着帘子的门，里面就是噶玛巴会见客人的地方了。”
从纳税方面看，一般政府由行政机构征税。而“西藏流亡政府”则按照“流亡藏人宪章”第六十条规定，税收事务由“流亡议会”及其领导的“西藏自由运动”组织和地方分会负责。起初这项征税工作是基于流亡藏人的自觉而产生的，从形式上一直保留“自愿交纳”的方式。而实际上在政治上有无选举权，要根据是否交纳税款而决定。流亡藏人每年要交纳的“志愿款项”的性质，有不同的说法和译法。藏人选举时出具的“西藏自由手册”，其实就是“纳税册(完税证明)”。只有纳税的流亡藏人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手册的正式称呼是“藏人珍视自由——志愿交纳公积金手册”，一般简称“藏人自由手册”或“志愿纳税册”等。1997年3月28日，第12届“西藏流亡议会”第3次会议修订和通过了“征税额度案”、“纳税义务案”。决议确定了流亡藏人的纳税不是义务的，而是一种法定的义务；同时也是藏人身份的证明文件。桑东曾代表“流亡议会”提出“改造‘纳税手册’，使其具有‘流亡藏人身份证明的功能’”。这个方案被“流亡议会”自己否决。由于流亡藏人散居世界很多国家，各国的法律不尽相同，这与有些国家的法律有所抵触。因此直到现在“纳税手册”也没有被赋予“藏人身份证明的功能”。本质上讲，纳税更类似于“固定额度的定期捐款”。充其量只能表示对“西藏自由运动”财政贡献，还不能表明“流亡政府”是合法政府。生活在印度的流亡藏人向达兰萨拉的“纳税”其实只是一种变相的捐款。流亡藏人收入达到印度政府的纳税标准后，必须向印度政府纳税。“西藏流亡政府”的窘境，可见一斑。
记者：如何看待“西藏流亡政府”的“司法机构”？
王小彬：流亡藏人在印度的生活是聚居但并非封闭，因此会出现与当地印度人的生活交往，以及随之而来的治安与民事、刑事等法律关系。由于印度政府对于境内另立司法机构持反对态度，“西藏流亡政府”流亡期间要遵守所在国法律制度，并无权力受理刑事案件和财产纠纷。只能接受所在国法律没有明文限制的“流亡藏人之间的民事诉讼案件”。也就是说，虽然有自己的“政府”，但却必须接受印度法律的管辖。藏人相互间只能在印度法律无规定的范围，接受“流亡政府”象征性的“司法部门”的管辖。因为，流亡藏人并无警察权，故法院的判决也无法强制执行。这是“流亡政府”的现实。
“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于1992年3月11日成立，由一名大法官和两名法官组成。大法官和法官的产生是由达赖喇嘛提名后经“西藏人民议会”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再由达赖喇嘛以“国家元首”名义予以任命。根据《流亡藏人宪章》第69条规定：“在各流亡社区设有常设、临时或巡回法院。”截止1999年8月，“最高法院”已经在印度30余个地方设立“地方法院”。流亡藏人一共有70多个定居点，且多数定居点还相当分散，司法管辖的普及及服务功能可想而知。由于《流亡藏人宪章》没有对地方法院法官的职权进一步详细规定，一些地方的法官都是由地方行政官员兼任，行政权与司法权混淆不分。
到2002年为止，“最高法院”颁布了“民事诉讼法”、“法律执行法”、“证据法”等法规，受理了十几起案件。平均每年不到2起。就此而言，“流亡政府”的法院在现阶段的功能，和民间社团的监事会比较接近。2002年，在达兰萨拉召开地方官员的会议时，达赖喇嘛曾经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人民如果对官员的行为不满而想提出诉讼时，却发现被告这时候已经变成了法官(苏嘉宏：《民主在流亡中转型》，商鼎数位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65页)。
显然，“流亡政府”所谓的“司法”机构形同虚设，仅有“象征”意义，并无实际用途。
记者：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特使甲日·洛珠坚赞对流亡藏人集团的“政治民主化”有过这样的评论：“我们流亡的目的不光是为了建立民主社会，实施民主制度只是为争取西藏正义斗争铺路，而部分人则误认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民主。”如何看待这个论断？
王小彬：综合对“西藏流亡议会”的剖析，可以发现流亡藏人集团50多年来推行的“政治民主化”并没有改变这个以分裂中国、追求“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的政治集团本质，其“民主体制”具有虚伪性、荒诞性特征，他们主要基于两个目的：
一是在政教合一的头上戴上顶“民主”的帽子，便于其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毕竟，封建神权体制早已被欧美国家埋入到历史堆里，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四处游走，以一个“宗教人士”大谈政治问题已经引发了一些西方学者的质疑。十四世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集团欲寻求欧美国家更多更好的支持，就要投其所好搞“民主”，戴上民主这顶帽子后就会显得不断边缘化的流亡藏人集团具有历史进步性。
其次是整合一盘散沙的流亡藏人集团，实现其“大西藏”、独立建国等政治梦想。流亡藏人分属不同教派、来自国内西藏和其他藏区，他们是在反对民主改革、维护自己封建特权的共同目标下才发动叛乱、流亡国外的。历史上格鲁派曾利用政权力量打压其他教派，派系矛盾长期存在；而安多、康巴藏区处于地方土司头人统治之下，噶厦的力量从没有覆盖到这些地区。流亡国外后，十四世达赖喇嘛试图通过“民主体制”的构建，将整个流亡藏人集体整合成为以他为首、以原噶厦为主体的政治集团，以减少内耗、增强合力，最终实现其政治目标。
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特使甲日·洛珠坚赞对流亡藏人集团的“政治民主化”有过这样的评论：“我们流亡的目的不光是为了建立民主社会，实施民主制度只是为争取西藏正义斗争铺路，而部分人则误认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民主。(苏嘉宏：《流亡中的民主—印度流亡藏人的政治与社会(1959-2004)》。水牛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换言之，“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达赖集团的“民主政治”构建中，民主沦为他们愚弄和欺骗世界、利用流亡藏人实现其险恶政治目的的工具。
另外，从《流亡藏人宪章》也可以看到他们图谋实现“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
宪章前言称：在继续维持藏人中央行政机关作为具有主权之所有西藏人民的代表和合法管理权威的基础上，依据现有宪章第11条之规定，由达赖喇嘛签署批准宪章修正案的方式，将达赖喇嘛的全部政治权责转授予由选举产生的领导人，由其作为所有境内外藏人之代表并提供权威服务。于2011年5月29日生效(1991年6月14日《西藏流亡藏人宪章》前言：为了使全体藏人的政治、社会、经济达至自由、平等、公正；为了将西藏三区建设成为民主、联合、自主自治的公民国家与和平中心；尤其是为了提高西藏自由斗争的层次、加强内外藏人团结的力量、稳固民主基础，第十一届西藏人民议会承担起立法职责，基于目前流亡藏人之观念行为所需的规范准则而于西藏王统历2118年5月2日、西历1991年6月14日制定了本宪章)。
第2条：适用范围：本宪章适用于藏人行政中央机关所辖全体藏人。
第7条：摒弃战争：未来的西藏将努力建设成为一个和平区域，将完全舍弃生产生化武器等，从现在开始包括争取西藏问题的解决等任何问题都将摒弃战争。
第8条：西藏公民：凡在西藏领土范围内出生的藏人和在其他国家出生的藏人均为西藏公民。父母一方为藏人者其子女有权申请成为西藏公民。任何流亡藏人因暂时因素而不得不加入其他国籍者，只要其承担本宪章第13条规定的义务责任者，其西藏国民的性质不会改变。与藏人婚配并持续维持婚姻三年以上之他国公民，可以根据西藏人民议会的有关规定申请加入西藏国民。为实施上述各项条款，由西藏人民议会制定西藏公民法。(注：2011年修订后的宪章，将“西藏国籍”改为“西藏国民”)
第9条：全体西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可见，以上《宪章》前言，及第2、7、8、9条所提及西藏，均是指“独立西藏”或高度“自治”后的整个西藏，而不是现在流亡藏人控制的地区。所指西藏公民不仅限于流亡社区，是指全体西藏，即宪章所言“西藏国”全体公民。尽管这个宪章还不是真正的法律，只相当于社团规章，其明文规定的约束力本来也小得多，但还是可以看得出，宪章的核心和终极目的依然是“西藏独立”。
星期二, 11月 10, 2015
流亡藏人社會，誰將是下一任司政？
作者：阿伊伯克（歷史學博士，藏學研究者）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831-mainland-ayiboke-tibet/
今年下半年，流亡藏人社會進入大選季，世界各地近13萬流亡藏人會在630個投票點以兩輪投票的方式，選出新一任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和西藏人民議會45位議員。
對於漢文世界的許多讀者而言，司政一詞似乎比較陌生。該詞是藏文雅譯，「司」意為政治，「政」意為掌管，司政直譯便是掌管政治之人，更通俗一點就是政治領袖。
1642年五世達賴喇嘛建立政教合一的甘丹頗章政權之後，達賴喇嘛通常被稱為西藏的政教領袖。但事實上，之後的多位達賴喇嘛並未掌握政教大權，很多時候是由攝政代行其職權，司政一詞則用來稱呼攝政。1950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後，最後一任攝政達札活佛退位，該詞便不再常用。
司政的恢復要到61年後的2011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決定從政治上退休，將他的政治權力移交給民選的噶倫赤巴（即首席大臣之意）。
從噶倫赤巴到司政
在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推動下，流亡藏人先後成立了議會、最高法院，而噶廈也按照現代政府的要求改組了各個職能部門。
要了解所謂的噶倫赤巴，我們需追溯到七世達賴喇嘛在位的1751年。為了防止世襲藏王擅權，清廷廢除早先在西藏確立的藏王制度，建立由數位噶倫（即大臣）組成的噶廈行政府之權，對上向駐藏大臣（清亡後廢止）和達賴喇嘛或攝政負責，噶倫中的首席者被稱為噶倫赤巴。1959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仍在他的「西藏流亡政府」（目前已正式改稱為藏人行政中央）保留噶廈，噶倫赤巴則為「西藏流亡政府」的行政首長。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到印度後，反思自己失去西藏的原因，認為傳統的政教制度太過保守落後，於是決定對「西藏流亡政府」進行現代化和民主化改革。在他的推動下，流亡藏人先後成立了議會、最高法院，而噶廈也按照現代政府的要求改組了各個職能部門。
1991年，流亡議會實現了直選；2001年，流亡藏人社會完成了第一次民選噶倫赤巴。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還不滿意，他決心終結甘丹頗章政權的政教合一制度。2011年，他宣布在政治上退休，主動放棄政治領袖身份，將之讓渡給新當選的噶倫赤巴洛桑森格。次年，噶倫赤巴一職被西藏人民議會修改為司政。
五位候選人角逐司政
尼泊爾和不丹的流亡藏人定居點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選舉。之所以要秘密投票，可能與兩國政府反感流亡藏人從事政治活動有關。
今年下半年，流亡藏人社會進入大選季，世界各地近13萬流亡藏人（其中註冊選民87179人）會在630個投票點以兩輪投票的方式（10月18日初選，次年3月20日決選），選出新一任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和西藏人民議會45位議員。
此次大選，共有五位候選人參選司政：
洛桑森格，祖籍康區理塘，1968年生於印度大吉嶺（Darjeeling），哈佛大學法學博士，2011年當選噶倫赤巴（後改稱司政）；
邊巴次仁，祖籍安多，1967年生於印度拜拉庫佩（Bylakuppee），畢業於印度馬德拉斯基督教學院（Madras Christian College）經濟學專業， 現任西藏人民議會議長；
扎西旺度，1972年生於拜拉庫佩，畢業自印度麥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ysore)，曾為藏人行政中央公務員，現為非政府組織藏人合作聯盟（Federation of Tibetan Cooperatives）首席執行官；
李科先，1975年出生於青海省興海縣（即安多境內），曾被中國政府以反革命、分裂國家、達賴喇嘛間諜三項罪名判刑十八年，保外就醫後於1997年逃往印度，現為西藏政治犯運動組織（GuChuSum Political Prisoners Movement of Tibet）會長；
扎西托噶，1965年生於印度拉達克（Ladakh），曾在印度軍隊服役14年，現為獨立民間人士。
10月18日初選開始後，尼泊爾和不丹的流亡藏人定居點首先以秘密投票的方式在20號結束選舉。之所以要秘密投票，可能與兩國政府反感流亡藏人從事政治活動有關。根據投票結果，西藏人民議會現任議長邊巴次仁在兩國流亡藏人中的得票率最高。而根據2016年司政選舉網（www.sikyong2016.com）釋放的實時選情匯總，截止印度時間2015年10月22日中午12點35分，已完成計票27503張，前四名分別為：洛桑森格，18714票；邊巴次仁6482票；扎西旺度1236票；李科先，1029票。
很顯然，五位司政候選人中的兩位現任政務官在選舉活動中處於明顯優勢，形成這種優勢，也許與他們在職時積累的政績和民望有關，也可能與選舉規則中的某些條款有關。
流亡藏人的中央選舉委員會在本次大選前制定了關於選舉花銷的新規定：司政候選人在競選活動中不能花費超過1萬2500美元。這條新規定對兩位擔任政務官的司政候選人非常有利。
流亡藏人主要分散在南亞次大陸58個難民定居點，他們佔據了128014名註冊藏人難民中的109015人，其中印度39個定居點（94203人），尼泊爾12個定居點（13514人），不丹7個定居點（1298人）。 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的花費上限根本無法保證司政候選人輪訪一遍每個定居點。但相對於三位民間候選人，兩位在職政務官可以借助公務旅行到各定居點拋頭露面，而不必佔用他們的選舉預算。所以這次初選，洛桑森格和邊巴次仁領先，我們一點都不應感到意外。
反對「中間道路」的參選人
李科先脫穎而出，可能跟北京對「中間道路」的反應有關，很多流亡藏人發現，他們一再堅持的「中間道路」沒有換來對方一點點他們認為的正面回應，所以他們在思考另一種可能。
投票當天，《西藏時報》的記者採訪了兩位選民，其中一位學生選民表示會投給洛桑森格，他認為，洛桑森格已擔任五年司政，如果再給他五年，他會有更好的計劃；此外，洛桑森格在過去五年中積累了豐富的從政經驗。
而另一位選民則說他會投給邊巴次仁，他給出了三個理由：相比於洛桑森格，邊巴次仁更願意聽達賴喇嘛的話；中國方面也認為邊巴次仁是一個認真的人；邊巴次仁比洛桑森格更容易接近。一些流亡藏人則跟我表示，現任司政洛桑森格像西方的政客，穿著考究，言談中會有很多政治辭令，不太接地氣，而且他在解決西藏問題方面也沒有做出可觀成績。不過，目前的選情匯總已然表明，這些問題並沒有影響有着光鮮履歷且沒犯過大錯的現任司政處於大幅領先地位。
拋開勝敗不談，本次大選最引人注目的是李科先參選。為什麼他的參選很重要？因為這是在考驗流亡藏人社會對異見分子的容忍度。流亡藏人社會的民主通常被認為是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一手締造，在解決西藏問題方面，達賴喇嘛倡導「中間道路」，即放棄西藏獨立，謀求在中國憲法框架內實現大藏區自治。鑒於達賴喇嘛的超高民望，自2001年噶倫赤巴（現稱司政）直選以來，所有候選人都贊同「中間道路」。而本次大選中，李科先提出的政見卻是反對「中間道路」，謀求西藏獨立。李科先這樣做，很容易被人說成是反對達賴喇嘛。以致於支持者在選前還寫文章給他辯解，說李科先反「中間道路」，但不反達賴喇嘛。
李科先脫穎而出，可能跟北京對「中間道路」的反應有關，很多流亡藏人發現，他們一再堅持的「中間道路」沒有換來對方一點點他們認為的正面回應，所以他們在思考另一種可能。不過鑒於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超高威望，只要他在世並堅持「中間道路」，堅持獨立主張的候選人想在司政大選中勝出，希望渺茫。
初選的計票工作還在進行，流亡藏人的中央選舉委員會稱，最終統計結果將在2015年12月2日公布，得票前兩名將參加2016年3月20日的決選(如果第二名和第三名初選得票率小於20%，則由前三名參加決選)。但從已透露的選情匯總來看，我們隱約可以看到誰將在初選中勝出，甚至誰將是下一任司政。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831-mainland-ayiboke-tibet/
今年下半年，流亡藏人社會進入大選季，世界各地近13萬流亡藏人會在630個投票點以兩輪投票的方式，選出新一任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和西藏人民議會45位議員。
對於漢文世界的許多讀者而言，司政一詞似乎比較陌生。該詞是藏文雅譯，「司」意為政治，「政」意為掌管，司政直譯便是掌管政治之人，更通俗一點就是政治領袖。
1642年五世達賴喇嘛建立政教合一的甘丹頗章政權之後，達賴喇嘛通常被稱為西藏的政教領袖。但事實上，之後的多位達賴喇嘛並未掌握政教大權，很多時候是由攝政代行其職權，司政一詞則用來稱呼攝政。1950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後，最後一任攝政達札活佛退位，該詞便不再常用。
司政的恢復要到61年後的2011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決定從政治上退休，將他的政治權力移交給民選的噶倫赤巴（即首席大臣之意）。
從噶倫赤巴到司政
在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推動下，流亡藏人先後成立了議會、最高法院，而噶廈也按照現代政府的要求改組了各個職能部門。
要了解所謂的噶倫赤巴，我們需追溯到七世達賴喇嘛在位的1751年。為了防止世襲藏王擅權，清廷廢除早先在西藏確立的藏王制度，建立由數位噶倫（即大臣）組成的噶廈行政府之權，對上向駐藏大臣（清亡後廢止）和達賴喇嘛或攝政負責，噶倫中的首席者被稱為噶倫赤巴。1959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仍在他的「西藏流亡政府」（目前已正式改稱為藏人行政中央）保留噶廈，噶倫赤巴則為「西藏流亡政府」的行政首長。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到印度後，反思自己失去西藏的原因，認為傳統的政教制度太過保守落後，於是決定對「西藏流亡政府」進行現代化和民主化改革。在他的推動下，流亡藏人先後成立了議會、最高法院，而噶廈也按照現代政府的要求改組了各個職能部門。
1991年，流亡議會實現了直選；2001年，流亡藏人社會完成了第一次民選噶倫赤巴。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還不滿意，他決心終結甘丹頗章政權的政教合一制度。2011年，他宣布在政治上退休，主動放棄政治領袖身份，將之讓渡給新當選的噶倫赤巴洛桑森格。次年，噶倫赤巴一職被西藏人民議會修改為司政。
五位候選人角逐司政
尼泊爾和不丹的流亡藏人定居點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選舉。之所以要秘密投票，可能與兩國政府反感流亡藏人從事政治活動有關。
今年下半年，流亡藏人社會進入大選季，世界各地近13萬流亡藏人（其中註冊選民87179人）會在630個投票點以兩輪投票的方式（10月18日初選，次年3月20日決選），選出新一任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和西藏人民議會45位議員。
此次大選，共有五位候選人參選司政：
洛桑森格，祖籍康區理塘，1968年生於印度大吉嶺（Darjeeling），哈佛大學法學博士，2011年當選噶倫赤巴（後改稱司政）；
邊巴次仁，祖籍安多，1967年生於印度拜拉庫佩（Bylakuppee），畢業於印度馬德拉斯基督教學院（Madras Christian College）經濟學專業， 現任西藏人民議會議長；
扎西旺度，1972年生於拜拉庫佩，畢業自印度麥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ysore)，曾為藏人行政中央公務員，現為非政府組織藏人合作聯盟（Federation of Tibetan Cooperatives）首席執行官；
李科先，1975年出生於青海省興海縣（即安多境內），曾被中國政府以反革命、分裂國家、達賴喇嘛間諜三項罪名判刑十八年，保外就醫後於1997年逃往印度，現為西藏政治犯運動組織（GuChuSum Political Prisoners Movement of Tibet）會長；
扎西托噶，1965年生於印度拉達克（Ladakh），曾在印度軍隊服役14年，現為獨立民間人士。
10月18日初選開始後，尼泊爾和不丹的流亡藏人定居點首先以秘密投票的方式在20號結束選舉。之所以要秘密投票，可能與兩國政府反感流亡藏人從事政治活動有關。根據投票結果，西藏人民議會現任議長邊巴次仁在兩國流亡藏人中的得票率最高。而根據2016年司政選舉網（www.sikyong2016.com）釋放的實時選情匯總，截止印度時間2015年10月22日中午12點35分，已完成計票27503張，前四名分別為：洛桑森格，18714票；邊巴次仁6482票；扎西旺度1236票；李科先，1029票。
很顯然，五位司政候選人中的兩位現任政務官在選舉活動中處於明顯優勢，形成這種優勢，也許與他們在職時積累的政績和民望有關，也可能與選舉規則中的某些條款有關。
流亡藏人的中央選舉委員會在本次大選前制定了關於選舉花銷的新規定：司政候選人在競選活動中不能花費超過1萬2500美元。這條新規定對兩位擔任政務官的司政候選人非常有利。
流亡藏人主要分散在南亞次大陸58個難民定居點，他們佔據了128014名註冊藏人難民中的109015人，其中印度39個定居點（94203人），尼泊爾12個定居點（13514人），不丹7個定居點（1298人）。 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的花費上限根本無法保證司政候選人輪訪一遍每個定居點。但相對於三位民間候選人，兩位在職政務官可以借助公務旅行到各定居點拋頭露面，而不必佔用他們的選舉預算。所以這次初選，洛桑森格和邊巴次仁領先，我們一點都不應感到意外。
反對「中間道路」的參選人
李科先脫穎而出，可能跟北京對「中間道路」的反應有關，很多流亡藏人發現，他們一再堅持的「中間道路」沒有換來對方一點點他們認為的正面回應，所以他們在思考另一種可能。
投票當天，《西藏時報》的記者採訪了兩位選民，其中一位學生選民表示會投給洛桑森格，他認為，洛桑森格已擔任五年司政，如果再給他五年，他會有更好的計劃；此外，洛桑森格在過去五年中積累了豐富的從政經驗。
而另一位選民則說他會投給邊巴次仁，他給出了三個理由：相比於洛桑森格，邊巴次仁更願意聽達賴喇嘛的話；中國方面也認為邊巴次仁是一個認真的人；邊巴次仁比洛桑森格更容易接近。一些流亡藏人則跟我表示，現任司政洛桑森格像西方的政客，穿著考究，言談中會有很多政治辭令，不太接地氣，而且他在解決西藏問題方面也沒有做出可觀成績。不過，目前的選情匯總已然表明，這些問題並沒有影響有着光鮮履歷且沒犯過大錯的現任司政處於大幅領先地位。
拋開勝敗不談，本次大選最引人注目的是李科先參選。為什麼他的參選很重要？因為這是在考驗流亡藏人社會對異見分子的容忍度。流亡藏人社會的民主通常被認為是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一手締造，在解決西藏問題方面，達賴喇嘛倡導「中間道路」，即放棄西藏獨立，謀求在中國憲法框架內實現大藏區自治。鑒於達賴喇嘛的超高民望，自2001年噶倫赤巴（現稱司政）直選以來，所有候選人都贊同「中間道路」。而本次大選中，李科先提出的政見卻是反對「中間道路」，謀求西藏獨立。李科先這樣做，很容易被人說成是反對達賴喇嘛。以致於支持者在選前還寫文章給他辯解，說李科先反「中間道路」，但不反達賴喇嘛。
李科先脫穎而出，可能跟北京對「中間道路」的反應有關，很多流亡藏人發現，他們一再堅持的「中間道路」沒有換來對方一點點他們認為的正面回應，所以他們在思考另一種可能。不過鑒於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超高威望，只要他在世並堅持「中間道路」，堅持獨立主張的候選人想在司政大選中勝出，希望渺茫。
初選的計票工作還在進行，流亡藏人的中央選舉委員會稱，最終統計結果將在2015年12月2日公布，得票前兩名將參加2016年3月20日的決選(如果第二名和第三名初選得票率小於20%，則由前三名參加決選)。但從已透露的選情匯總來看，我們隱約可以看到誰將在初選中勝出，甚至誰將是下一任司政。
星期一, 5月 04, 2015
社会学视角：海外新生代藏人认同的新趋势
作者：赵光锐
來源：《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6期（总第136期），第40-52页
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研究海外藏人并非新课题，但这些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第一代藏人[3]。随着时间推移，海外藏人正在经历代际转换，第二代藏人开始成为海外藏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用也日渐凸显，第三代藏人也已经成长起来[4]。作为完全在海外成长的藏人，其生存状况、身份认同、与藏传佛教的关系、藏语和藏人血缘对他们的意义、政治参与等都与第一代藏人明显不同。2013年，伯恩大学的学者劳尔（Tina Lauer）出版的《“我们不是达赖喇嘛的儿童”：印度和瑞士第二代藏人的生活世界》[5]，是专门系统研究海外第二代藏人的开拓之作。
印度是海外藏人的主要聚居地，瑞士则是最早接纳流亡藏人的欧洲国家，也是欧洲最大的藏人聚居区。瑞士政府最初接纳的藏人以儿童为主，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儿童村形式。1960年，瑞士首次接纳了20名儿童，并将他们安置在瑞士北部特罗根（Trogen）的裴斯泰洛奇儿童村（Das Pesta1ozzi-Kinderdorf），1964年又安置了17名，到1982年,该儿童村共有72名藏族儿童[6]。二是瑞士家庭收养。1961-1964年间,由瑞士工业家艾希曼（Char1es Aeschimann）发起和资助，瑞士以家庭收养的形式接纳了158名藏族“孤儿”(实际上这部分儿童的父母当时大都在世)，被称为“艾希曼儿童”[7]。三是藏人定居点形式。1963年，瑞士议会批准允许1000名流亡藏人人境，其中包括很多儿童，跟随父母一同生活在藏人聚居区。1984年以后，流亡藏人只能按照常规程序申请瑞士避难，也有很多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以家庭团聚形式定居瑞士，这些人被称为“新来者”(Neuankommlinge,new arrivals)。目前，瑞士共有约4000名藏人，大部分生活在德语区[8]。
第二代藏人在印度和瑞士的生存境况，对于研究藏人在南亚和西方社会的融入问题具有很典型的意义，也有助于人们了解流亡藏人群体的发展趋势。劳尔的资料源于在印度和瑞士的田野调查和人物访谈，既有对普通第二、三代藏人的访谈，也有对相关领域的学者和流亡藏人领导者的“专家访谈”。劳尔本人就是在瑞士长大的第二代藏人，她在进行田野调查和访谈时具有天然的身份优势。她调查研究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参考性，包括许多之前我们无法获得、也无从具体深人了解的信息。
（一）印度和瑞士第二代藏人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的差异
印度与瑞士第二代藏人的身份认同具有很大差异。总体而言，印度的第二代藏人并没有融入印度社会，也不以此为目标，而瑞士的第二代藏人则基本上实现了社会融入。瑞士第二代藏人拥有瑞士国籍的比例相当高，且都会说瑞士德语，生活方式已经完全瑞士化，也基本上已经被瑞士社会接纳。但是，藏人与瑞士人的混血儿也有“我是谁”的身份困惑，他们对于自己是瑞士人还是西藏人的定位呈现出很大的分化和差异。劳尔的研究还揭示，瑞士第二代藏人一般没有对自身藏人身份的天然理解，而是通过到印度、尼泊尔或西藏的旅行、探亲等活动才产生了对藏人群体的共同体意识和归属意识。但是，瑞士的第二代藏人并不被印度的藏人看成是“真正的西藏人”，尤其是那些混血儿。
印度第二代藏人基本没有“我是谁”的身份困惑，除个别情况，都天然将自己看作是西藏人而不是印度人[9]。他们很少学习印度当地语言如印地语，印度文化也远没有瑞士文化对当地藏人的影响那么深刻。劳尔在访谈和调查中也发现，普通流亡藏人对印度人的印象和看法较为负面，将印度人看得较为“低级”。劳尔还修正了瑞士学者布劳恩（Martin Braun）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观点，即瑞士的藏人更愿意找藏人做伴侣[10]。劳尔认为，现在的瑞士第二、三代藏人更倾向于与瑞士人结婚，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
虽然法律准许在印度出生的藏人可以获得印度国籍，但加人印度籍的却很少。一是由于“流亡政府”不支持甚至阻止藏人加入印度籍，二是在印度的藏人具有较强的保持自我身份的意识。但是，印度的第二、三代藏人却具有很强的移民西方国家的意愿，很多印度的藏人家庭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西方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并取得国籍[11]。此外，印度第二代藏人的吸毒现象非常普遍，他们因为失学、没有工作或家庭原因等而吸毒，其中90%是出生在印度的青少年藏人[12]。劳尔也指出，印度的流亡藏人群体过度依赖于西方的“捐赠经济”，从总体上使他们比当地的印度人有更好的经济来源，这加剧了两者的矛盾。印度的一些第二、三代藏人也正是利用西方人的善心，将藏族身份作为了一种谋生的手段[13]。
劳尔的研究还揭示，在政治参与方面，瑞士第二代藏人参加各种西藏团体及政治性活动的积极性要大大高于印度的第二代藏人，但是大部分人是出于增进对自身藏人血缘和身份的了解以及获取更多的西藏知识为目的。也有一部分人明确将自己的政治参与当作是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义务，他们大多是随父母一起迁居瑞士并在藏人聚居点长大的年轻藏人。
（二）三种形式定居瑞士的藏人及其后代的分类研究
关于以三种不同形式定居瑞士的第一代藏人的后代，劳尔对其不同遭遇与生存状况分别了做了深入调查研究。由于瑞士早期接纳藏族儿童形式的多样性，导致其生长环境的巨大差异,他们的后代也必然深受影响。劳尔认为，儿童村藏人的社会融入较好，也没有丧失他们同西藏文化之间的联系。长大后，他们的政治参与度很高，热衷于参加各类西藏团体，一些人已经成长为瑞士藏人组织的领导者或自己创建了新的藏人组织。他们对“西藏问题”的政治兴趣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儿童村的儿童接受了较多培养自立能力的集体性活动训练，二是成年后回印度、尼泊尔旅行或探亲的经历，加强了他们的藏族身份认同和对藏人“自由斗争”的热情[14]。
劳尔重点研究了“艾希曼儿童”及其后代。这些儿童到瑞士时在1岁至10岁之间，收养家庭绝大多数是瑞士的上层家庭，至少也是中等之家。艾希曼和达赖喇嘛希望这些儿童经过上层瑞士家庭的抚养，接受纯粹的西式文化和高等教育，长大后返回印度，成为未来“流亡政府”的精英。虽然艾希曼完全出于好心，但结果让人失望。由于在纯粹的瑞士环境中长大，到20世纪60年代末，他们中已经有70%的人不会说藏语，大多数信仰了基督教，也没有人愿意再返回印度。“艾希曼儿童”被普遍认为是“有问题的”。收养家庭为藏族儿童提供了充裕的物质条件，同时也有很高的期待，给他们造成了心理压力。在教育方面，他们中只有1/5的人进入高等学校，大多数人只是完成了职业教育。
此外，由于一些家庭的不当行为，以及不少儿童被从一个家庭转换到另一个家庭等，导致很多人出现了心理问题。自杀、抑郁、酗酒和吸毒现象在艾希曼儿童中出现的比例很高。总体而言，他们的子女都不会藏语，多数人对于西藏文化、藏传佛教、西藏社团等兴趣不大。他们绝大多数信仰基督教，对藏传佛教一般持理性批判的态度，代表性的是批评其让人盲目服从的宗教仪式和教义，有些人对藏传佛教感兴趣，但只是把它看作一种生活哲学而不是信仰[15]。
随父母一起迁居瑞士的儿童则与前两类明显不同。由于随藏族父母长大并生活在藏人聚居区，他们的“社会化”过程受到更多西藏文化和传统的影响。他们大多掌握了藏语和瑞士德语两种语言，从小就有较强的藏人身份意识，对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一直有兴趣。虽然有些人也出现了身份困惑，但总体上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西藏人。总体而言，这部分年轻藏人具有很强的参与西藏政治活动的兴趣和意愿，已经开始成为瑞士各类藏人组织的中坚力量。
（三）新生代藏人与“新来藏人”的关系
劳尔以其最新的调查揭示了瑞士和印度新生代藏人与“新来者”的复杂关系，尤其是他们之间的隔膜。印度和瑞士新生代藏人与“新来者”已形成了明显的文化差异，“新来者”在流亡藏人群体内部出现了融入问题，被看不起和边缘化：瑞士的“新来者”既不会说德语又面临流亡和生存问题，而瑞士新生代藏人基本不会藏语也没有生存压力，这些成为他们之间交往的鸿沟。在瑞士的藏人团体中，也往往按照当地长大的藏人和新来的藏人加以分类。印度“新来者”的处境要更差。早来的藏人认为他们有很多缺点，如汉语说得比藏语好、不宽容、好斗等，普遍称他们不是真正的西藏人而是“中国人”。“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曾公开批评印度的“新来者”缺乏宽容精神，认为这与他们在中国人“统治”下充满暴力的生活经历有关[16]。
（四）新生代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态度
印度和瑞士新一代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态度也引人注目。劳尔通过调查发现，两国的年轻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态度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总体上他们都将达赖喇嘛看作最受尊敬的人。认为他是构成流亡藏人团结和认同意识的重要象征。但是。年轻人对达赖喇嘛的态度显然与老一代藏人有所不同。在“西藏运动”的政治目标上，年轻一代不认同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不谋求“西藏独立”而是实现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劳尔所调查的所有瑞士第二代藏人和印度的绝大部分第二代藏人都认为，西藏应该追求“独立”而不是“部分自治”或“完全自治”。由于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和政治理念，两国的第二代藏人大部分都希望“流亡政府”能实现民主化和世俗化，尤其应该实现政教分离，将宗教、达赖喇嘛与政府分离开来[17]。
更有意义的是，劳尔揭示了两地第二代藏人对达赖喇嘛态度的差别。总体上达赖喇嘛对瑞士新一代藏人的意义，如同该书题目所表明的,“我们不是达赖喇嘛的儿童”。对他们而言，达赖喇嘛的宗教意义很少，他们并不把达赖喇嘛看作“神”（Gott），而是作为西藏人的政治领袖，认为他是人，也会和可以犯错误，也应该可以被批评。虽然也有极少印度第二代藏人对达赖喇嘛的理解与瑞士的年轻藏人相似，但大部分依然将达赖喇嘛作为“神”来崇敬，并且拒绝和回避谈论达赖喇嘛的“不足之处”[18]。在进行“西藏运动”的手段和方式上，两国年轻藏人态度也有听不同。印度的年轻藏人越来越不认同达赖喇嘛秉持的“非暴力”宗旨，认为藏人不可能总是进行和平抗议，因为大部分西藏人没有达赖喇嘛那样的“境界”，西藏人也像其他人一样能感受到挫折和痛苦，到了纠正西方人对西藏人温和仁慈的印象的时候了。他们认为,达赖喇嘛将不得不赞赏他们的做法[19]。更多的印度年轻藏人参与到“积极行动”中，例如由藏人组织在印度屡次发起的绝食抗议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藏人参加。大部分瑞士第二代藏人则认为，应将活动置于非暴力的界限之内。瑞士的藏人组织也曾发起绝食抗议，但是遭到很多成员的拒绝，他们无法认同这种行为。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瑞士的新一代藏人将瑞士人对西藏和西藏人的“积极评价”看作是一种成见。瑞士人一直把西藏人看作是和平、专注于佛教的一群人，他们可爱、单纯、圣洁、仁慈、没有暴力等，这也是西方人普遍地对西藏和西藏人的一种“香格里拉神话”式的理解。但是瑞士的年轻藏人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成见甚至偏见，只是西方人对于佛教和达赖喇嘛的理解，具体的西藏人也是人，他们也有缺点，有恐惧、梦想和喜怒哀乐，这种对西藏人的简单化认知没有为他们的个性留下空间，让他们感到很不舒服[20]。这一发现打破了我们原来想当然的认识，即藏人普遍欢迎西方人对他们的“香格里拉神话”式的印象。
结语
综上所述，德国学者在西藏研究的历史纵深、发展历程和现实境况方面都提供了大量此前不为学界所知的新信息，提出了新观点。这些研究在所关注对象的时间段上恰好跨越了三个时代。考夫曼的研究涉及20世纪30、40年代，还原与再现了某些历史的真实细节，廓清了围绕纳粹涉藏活动的重重迷雾和神秘色彩。魏瑟尔以具体政治人物的涉藏活动为个案，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围绕“西藏问题”的德国政治生态。劳尔则对最近几年新一代海外藏人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揭示了不同文化社会环境中成长的海外藏人，在身份认同、宗教信仰、价值诉求和社会融入等方面的异同，更细致发掘和揭示了年轻藏人群体内部的分化及其在“后达赖喇嘛时代”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
需要指出的是，国外的西藏研究也有其“政治正确”，并非是绝对的学术自由。加拿大藏学家谭·戈仑夫（Tom Grunfeld）很早就指出过这一点：“在整个西方的大学里，尤其是美国，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不能提出一些新观点，因为这会被当作支持共产主义。研究西藏的学者被分成两派：白的或黑的、对的或错的、好的或坏的。”[21]上述研究虽然在很多方面有所突破，但是从其著作体现的立场来看，并未超出一般西方学者在“西藏问题”上的“政治共识”。有的如魏瑟尔，其立场与他的研究对象——凯莉完全一致，他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让更多后来者了解和发扬凯莉为“西藏事业”献身的精神。
[1] 本文为作者所著论文“历史追溯与现实关切：德国学界西藏研究的新进展”的第三部分，全文刊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6期（总第136期），第40-52页。
[2] 作者为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讲师。
[3] 对瑞士第一代流亡藏人的研究，参见Anna Elisabeth Ott-Marti, Probleme der Integration von Tibetern in der Schoweiz, Zurich: Tibet-Institut Rikon, 1980; Kartin Brauen und Detlef Kantowsky, Hrsg., Junge Tibeter in der Schweiz: Studien zum Prozess kultureller Indentitifikation. Diessenhofen: Ruegger, 1982; Peter Lindegger, 40 Jahre Tibeer in der Schweiz: Versuch neiner ersten Bestandesaufnahme fur die jahre zwischen 1960 und 2000, Zurich: Tibet Institut Rikon, 2000. 对印度和尼泊尔流亡藏人的研究，参见Melvyn Goldstein, “Enthnogenesis and Resource Competition among Tibetan Refugees in South India: A New Face to the Indo-Tibetan Interface,” in James Fisher, ed, Himalaya Athropology: The Indo-Tibetan Interface, Den Haag: Mouton, 1978; T. C. Palakshappa, Tibetan in India: A Case Study of Mundgod Tibetans, New Delhi: Sterling, 1978; Thomas Methfessel, 35 Jahre Tibetr im Exil: Eine Analyse der sozio-okonomischen Anpassungsprozess in Indien und Nepal, Marburg: Methfessel, 1995.
[4] 对第二代藏人的界定存在分歧。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是。出生和生长在国外的藏人就是第二代或第三代藏人。瑞士统计局对第二代外国人的界定是，出生在瑞士并保留了原有国籍的外国人，据此，很多在瑞士出生但已经加人瑞士籍的藏人将不被看作是第二代藏人。流亡藏人一般将1959年流亡印度和尼泊尔等的藏人看作是第一代，跟随他们的儿童或出生在国外的子女便是第二代。但是，2011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对第二代藏人的明确界定是，所有来自西藏（即出生在西藏）的藏人都是第一代，他们在西藏之外生育的子女是第二代，以此类推。据此，那些在西藏出生、年龄很小即随父母离耳西藏、完全在海外长大的藏人依然属于第二代。参见Tina Lauer, “Wir sind keine Kleinen Dalai Lamas”: Lebenswelten von: Tibeterinenn und Tibetern der zweiten Generation in Indien und der Schweiz, Bern: Peter Lang, 2013, S. 40-44.
[5] Tina Lauer, “Wir sind keine Kleinen Dalai Lamas”
[6] 1988年，该儿童村开始接纳第二代藏人儿童，他们大部分是由于其父母无力抚养或出现了社会融入问题，参见Tina Lauer, “Wir sind keine Kleinen Dalai Lamas”, S. 36。
[7] 瑞士导演乌尔里希·迈尔（Urlich Meier）拍摄的纪录片《提比和他的母亲》（Tibi und seine Mutter）最早揭露了“艾希曼儿童”的真相，以及对相关儿童造成的心理创伤和阴影。瑞士媒体对此也有深人报道，参见Marcel Gyr,“Der Dalal Lama im Ziewilicht:Die tibetischen Waisenkinder, die keine Waisen waren”,in Neue Zuricher Zeitung, 11. 9. 2013; Marcel Gyr., “Tibet Fluchtlinger: Eine Entshluldung des Dalai Lama ware emor wichting”, in Neue Zuricher Zeitung, 11.9 2013.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参见朱曼:《揭秘“藏族孤儿”事件始末》,中国西藏网，http://www.1ibet.cn/news/index/xzyw/201407/t20140707 2005922htm。
[8] 由于统计标准等原因，目前并没有瑞士藏人的确切数字。按照瑞士联邦移民局的官方统计，到2007年底，瑞士共有2607名藏人移民，其中337人拥有暂时居留证或永久居留证，625人属于被临时接纳，其余1645名藏人在1974-2007年间获得瑞士国籍。这-数字不包括那些出生在瑞士、因父母拥有瑞士国籍而自动获得瑞士籍的藏人，也不包括因难民申请被拒绝而非法居留在瑞士的藏人。4000人的数字源于瑞士最大的藏人组织“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Die Tibetergemeinschaft Schoweiz und Lichtenstein)，该协会2009年约有3800-4000名成员（并非所有在瑞士的藏人都加入了该协会）。西藏流亡政府日内瓦西藏办公室（Tibet Buro）负责人、达赖喇嘛的“官方代表”丹增桑珠也称瑞士约有4000名藏人。参见Tina Lauer,“Wir sind keine Kleinen Dalai Lamas”, S. 33-40；杨小康（扎西邓珠）：《境外藏人历史与现状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3年第4期，第51页。
[9] Tina Lauer, ”Wir sind keine Kleinen Dalai Lamas”, S.250
[10] Martin Brauen und Detdef Kantowsky, Hrsg,Junge Tibeter in der Schweiz: Studien zum Prozess kultureller Indentitifikation.
[11] Tina Lauer, ”Wir sind keine Kleinen Dalai Lamas”, S. 350.
[12] Ebenda, S.255-260
[13] Ebenda,S. 311-312.
[14] Tina Lauer, “Wir sind keine Kleinen Dalai Lamas”, S. 130-131.
[15] Ebenda, S. 131-154.
[16] Tina Lauer, ”Wir sind keine Kleinen Dalai Lamas”, S. 317-318
[17] Ebenda, S 371
[18] Ebenda, S. 377-381
[19] Ebenda, S.360
[20] Tina Lauer, ”Wir sind keine Kleinen Dalai Lamas”, S. 306-307.
[21] Tom Grunfeld,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1996, p. 4.
來源：《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6期（总第136期），第40-52页
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研究海外藏人并非新课题，但这些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第一代藏人[3]。随着时间推移，海外藏人正在经历代际转换，第二代藏人开始成为海外藏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用也日渐凸显，第三代藏人也已经成长起来[4]。作为完全在海外成长的藏人，其生存状况、身份认同、与藏传佛教的关系、藏语和藏人血缘对他们的意义、政治参与等都与第一代藏人明显不同。2013年，伯恩大学的学者劳尔（Tina Lauer）出版的《“我们不是达赖喇嘛的儿童”：印度和瑞士第二代藏人的生活世界》[5]，是专门系统研究海外第二代藏人的开拓之作。
印度是海外藏人的主要聚居地，瑞士则是最早接纳流亡藏人的欧洲国家，也是欧洲最大的藏人聚居区。瑞士政府最初接纳的藏人以儿童为主，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儿童村形式。1960年，瑞士首次接纳了20名儿童，并将他们安置在瑞士北部特罗根（Trogen）的裴斯泰洛奇儿童村（Das Pesta1ozzi-Kinderdorf），1964年又安置了17名，到1982年,该儿童村共有72名藏族儿童[6]。二是瑞士家庭收养。1961-1964年间,由瑞士工业家艾希曼（Char1es Aeschimann）发起和资助，瑞士以家庭收养的形式接纳了158名藏族“孤儿”(实际上这部分儿童的父母当时大都在世)，被称为“艾希曼儿童”[7]。三是藏人定居点形式。1963年，瑞士议会批准允许1000名流亡藏人人境，其中包括很多儿童，跟随父母一同生活在藏人聚居区。1984年以后，流亡藏人只能按照常规程序申请瑞士避难，也有很多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以家庭团聚形式定居瑞士，这些人被称为“新来者”(Neuankommlinge,new arrivals)。目前，瑞士共有约4000名藏人，大部分生活在德语区[8]。
第二代藏人在印度和瑞士的生存境况，对于研究藏人在南亚和西方社会的融入问题具有很典型的意义，也有助于人们了解流亡藏人群体的发展趋势。劳尔的资料源于在印度和瑞士的田野调查和人物访谈，既有对普通第二、三代藏人的访谈，也有对相关领域的学者和流亡藏人领导者的“专家访谈”。劳尔本人就是在瑞士长大的第二代藏人，她在进行田野调查和访谈时具有天然的身份优势。她调查研究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参考性，包括许多之前我们无法获得、也无从具体深人了解的信息。
（一）印度和瑞士第二代藏人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的差异
印度与瑞士第二代藏人的身份认同具有很大差异。总体而言，印度的第二代藏人并没有融入印度社会，也不以此为目标，而瑞士的第二代藏人则基本上实现了社会融入。瑞士第二代藏人拥有瑞士国籍的比例相当高，且都会说瑞士德语，生活方式已经完全瑞士化，也基本上已经被瑞士社会接纳。但是，藏人与瑞士人的混血儿也有“我是谁”的身份困惑，他们对于自己是瑞士人还是西藏人的定位呈现出很大的分化和差异。劳尔的研究还揭示，瑞士第二代藏人一般没有对自身藏人身份的天然理解，而是通过到印度、尼泊尔或西藏的旅行、探亲等活动才产生了对藏人群体的共同体意识和归属意识。但是，瑞士的第二代藏人并不被印度的藏人看成是“真正的西藏人”，尤其是那些混血儿。
印度第二代藏人基本没有“我是谁”的身份困惑，除个别情况，都天然将自己看作是西藏人而不是印度人[9]。他们很少学习印度当地语言如印地语，印度文化也远没有瑞士文化对当地藏人的影响那么深刻。劳尔在访谈和调查中也发现，普通流亡藏人对印度人的印象和看法较为负面，将印度人看得较为“低级”。劳尔还修正了瑞士学者布劳恩（Martin Braun）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观点，即瑞士的藏人更愿意找藏人做伴侣[10]。劳尔认为，现在的瑞士第二、三代藏人更倾向于与瑞士人结婚，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
虽然法律准许在印度出生的藏人可以获得印度国籍，但加人印度籍的却很少。一是由于“流亡政府”不支持甚至阻止藏人加入印度籍，二是在印度的藏人具有较强的保持自我身份的意识。但是，印度的第二、三代藏人却具有很强的移民西方国家的意愿，很多印度的藏人家庭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西方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并取得国籍[11]。此外，印度第二代藏人的吸毒现象非常普遍，他们因为失学、没有工作或家庭原因等而吸毒，其中90%是出生在印度的青少年藏人[12]。劳尔也指出，印度的流亡藏人群体过度依赖于西方的“捐赠经济”，从总体上使他们比当地的印度人有更好的经济来源，这加剧了两者的矛盾。印度的一些第二、三代藏人也正是利用西方人的善心，将藏族身份作为了一种谋生的手段[13]。
劳尔的研究还揭示，在政治参与方面，瑞士第二代藏人参加各种西藏团体及政治性活动的积极性要大大高于印度的第二代藏人，但是大部分人是出于增进对自身藏人血缘和身份的了解以及获取更多的西藏知识为目的。也有一部分人明确将自己的政治参与当作是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义务，他们大多是随父母一起迁居瑞士并在藏人聚居点长大的年轻藏人。
（二）三种形式定居瑞士的藏人及其后代的分类研究
关于以三种不同形式定居瑞士的第一代藏人的后代，劳尔对其不同遭遇与生存状况分别了做了深入调查研究。由于瑞士早期接纳藏族儿童形式的多样性，导致其生长环境的巨大差异,他们的后代也必然深受影响。劳尔认为，儿童村藏人的社会融入较好，也没有丧失他们同西藏文化之间的联系。长大后，他们的政治参与度很高，热衷于参加各类西藏团体，一些人已经成长为瑞士藏人组织的领导者或自己创建了新的藏人组织。他们对“西藏问题”的政治兴趣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儿童村的儿童接受了较多培养自立能力的集体性活动训练，二是成年后回印度、尼泊尔旅行或探亲的经历，加强了他们的藏族身份认同和对藏人“自由斗争”的热情[14]。
劳尔重点研究了“艾希曼儿童”及其后代。这些儿童到瑞士时在1岁至10岁之间，收养家庭绝大多数是瑞士的上层家庭，至少也是中等之家。艾希曼和达赖喇嘛希望这些儿童经过上层瑞士家庭的抚养，接受纯粹的西式文化和高等教育，长大后返回印度，成为未来“流亡政府”的精英。虽然艾希曼完全出于好心，但结果让人失望。由于在纯粹的瑞士环境中长大，到20世纪60年代末，他们中已经有70%的人不会说藏语，大多数信仰了基督教，也没有人愿意再返回印度。“艾希曼儿童”被普遍认为是“有问题的”。收养家庭为藏族儿童提供了充裕的物质条件，同时也有很高的期待，给他们造成了心理压力。在教育方面，他们中只有1/5的人进入高等学校，大多数人只是完成了职业教育。
此外，由于一些家庭的不当行为，以及不少儿童被从一个家庭转换到另一个家庭等，导致很多人出现了心理问题。自杀、抑郁、酗酒和吸毒现象在艾希曼儿童中出现的比例很高。总体而言，他们的子女都不会藏语，多数人对于西藏文化、藏传佛教、西藏社团等兴趣不大。他们绝大多数信仰基督教，对藏传佛教一般持理性批判的态度，代表性的是批评其让人盲目服从的宗教仪式和教义，有些人对藏传佛教感兴趣，但只是把它看作一种生活哲学而不是信仰[15]。
随父母一起迁居瑞士的儿童则与前两类明显不同。由于随藏族父母长大并生活在藏人聚居区，他们的“社会化”过程受到更多西藏文化和传统的影响。他们大多掌握了藏语和瑞士德语两种语言，从小就有较强的藏人身份意识，对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一直有兴趣。虽然有些人也出现了身份困惑，但总体上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西藏人。总体而言，这部分年轻藏人具有很强的参与西藏政治活动的兴趣和意愿，已经开始成为瑞士各类藏人组织的中坚力量。
（三）新生代藏人与“新来藏人”的关系
劳尔以其最新的调查揭示了瑞士和印度新生代藏人与“新来者”的复杂关系，尤其是他们之间的隔膜。印度和瑞士新生代藏人与“新来者”已形成了明显的文化差异，“新来者”在流亡藏人群体内部出现了融入问题，被看不起和边缘化：瑞士的“新来者”既不会说德语又面临流亡和生存问题，而瑞士新生代藏人基本不会藏语也没有生存压力，这些成为他们之间交往的鸿沟。在瑞士的藏人团体中，也往往按照当地长大的藏人和新来的藏人加以分类。印度“新来者”的处境要更差。早来的藏人认为他们有很多缺点，如汉语说得比藏语好、不宽容、好斗等，普遍称他们不是真正的西藏人而是“中国人”。“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曾公开批评印度的“新来者”缺乏宽容精神，认为这与他们在中国人“统治”下充满暴力的生活经历有关[16]。
（四）新生代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态度
印度和瑞士新一代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态度也引人注目。劳尔通过调查发现，两国的年轻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态度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总体上他们都将达赖喇嘛看作最受尊敬的人。认为他是构成流亡藏人团结和认同意识的重要象征。但是。年轻人对达赖喇嘛的态度显然与老一代藏人有所不同。在“西藏运动”的政治目标上，年轻一代不认同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不谋求“西藏独立”而是实现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劳尔所调查的所有瑞士第二代藏人和印度的绝大部分第二代藏人都认为，西藏应该追求“独立”而不是“部分自治”或“完全自治”。由于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和政治理念，两国的第二代藏人大部分都希望“流亡政府”能实现民主化和世俗化，尤其应该实现政教分离，将宗教、达赖喇嘛与政府分离开来[17]。
更有意义的是，劳尔揭示了两地第二代藏人对达赖喇嘛态度的差别。总体上达赖喇嘛对瑞士新一代藏人的意义，如同该书题目所表明的,“我们不是达赖喇嘛的儿童”。对他们而言，达赖喇嘛的宗教意义很少，他们并不把达赖喇嘛看作“神”（Gott），而是作为西藏人的政治领袖，认为他是人，也会和可以犯错误，也应该可以被批评。虽然也有极少印度第二代藏人对达赖喇嘛的理解与瑞士的年轻藏人相似，但大部分依然将达赖喇嘛作为“神”来崇敬，并且拒绝和回避谈论达赖喇嘛的“不足之处”[18]。在进行“西藏运动”的手段和方式上，两国年轻藏人态度也有听不同。印度的年轻藏人越来越不认同达赖喇嘛秉持的“非暴力”宗旨，认为藏人不可能总是进行和平抗议，因为大部分西藏人没有达赖喇嘛那样的“境界”，西藏人也像其他人一样能感受到挫折和痛苦，到了纠正西方人对西藏人温和仁慈的印象的时候了。他们认为,达赖喇嘛将不得不赞赏他们的做法[19]。更多的印度年轻藏人参与到“积极行动”中，例如由藏人组织在印度屡次发起的绝食抗议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藏人参加。大部分瑞士第二代藏人则认为，应将活动置于非暴力的界限之内。瑞士的藏人组织也曾发起绝食抗议，但是遭到很多成员的拒绝，他们无法认同这种行为。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瑞士的新一代藏人将瑞士人对西藏和西藏人的“积极评价”看作是一种成见。瑞士人一直把西藏人看作是和平、专注于佛教的一群人，他们可爱、单纯、圣洁、仁慈、没有暴力等，这也是西方人普遍地对西藏和西藏人的一种“香格里拉神话”式的理解。但是瑞士的年轻藏人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成见甚至偏见，只是西方人对于佛教和达赖喇嘛的理解，具体的西藏人也是人，他们也有缺点，有恐惧、梦想和喜怒哀乐，这种对西藏人的简单化认知没有为他们的个性留下空间，让他们感到很不舒服[20]。这一发现打破了我们原来想当然的认识，即藏人普遍欢迎西方人对他们的“香格里拉神话”式的印象。
结语
综上所述，德国学者在西藏研究的历史纵深、发展历程和现实境况方面都提供了大量此前不为学界所知的新信息，提出了新观点。这些研究在所关注对象的时间段上恰好跨越了三个时代。考夫曼的研究涉及20世纪30、40年代，还原与再现了某些历史的真实细节，廓清了围绕纳粹涉藏活动的重重迷雾和神秘色彩。魏瑟尔以具体政治人物的涉藏活动为个案，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围绕“西藏问题”的德国政治生态。劳尔则对最近几年新一代海外藏人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揭示了不同文化社会环境中成长的海外藏人，在身份认同、宗教信仰、价值诉求和社会融入等方面的异同，更细致发掘和揭示了年轻藏人群体内部的分化及其在“后达赖喇嘛时代”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
需要指出的是，国外的西藏研究也有其“政治正确”，并非是绝对的学术自由。加拿大藏学家谭·戈仑夫（Tom Grunfeld）很早就指出过这一点：“在整个西方的大学里，尤其是美国，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不能提出一些新观点，因为这会被当作支持共产主义。研究西藏的学者被分成两派：白的或黑的、对的或错的、好的或坏的。”[21]上述研究虽然在很多方面有所突破，但是从其著作体现的立场来看，并未超出一般西方学者在“西藏问题”上的“政治共识”。有的如魏瑟尔，其立场与他的研究对象——凯莉完全一致，他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让更多后来者了解和发扬凯莉为“西藏事业”献身的精神。
[1] 本文为作者所著论文“历史追溯与现实关切：德国学界西藏研究的新进展”的第三部分，全文刊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6期（总第136期），第40-52页。
[2] 作者为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讲师。
[3] 对瑞士第一代流亡藏人的研究，参见Anna Elisabeth Ott-Marti, Probleme der Integration von Tibetern in der Schoweiz, Zurich: Tibet-Institut Rikon, 1980; Kartin Brauen und Detlef Kantowsky, Hrsg., Junge Tibeter in der Schweiz: Studien zum Prozess kultureller Indentitifikation. Diessenhofen: Ruegger, 1982; Peter Lindegger, 40 Jahre Tibeer in der Schweiz: Versuch neiner ersten Bestandesaufnahme fur die jahre zwischen 1960 und 2000, Zurich: Tibet Institut Rikon, 2000. 对印度和尼泊尔流亡藏人的研究，参见Melvyn Goldstein, “Enthnogenesis and Resource Competition among Tibetan Refugees in South India: A New Face to the Indo-Tibetan Interface,” in James Fisher, ed, Himalaya Athropology: The Indo-Tibetan Interface, Den Haag: Mouton, 1978; T. C. Palakshappa, Tibetan in India: A Case Study of Mundgod Tibetans, New Delhi: Sterling, 1978; Thomas Methfessel, 35 Jahre Tibetr im Exil: Eine Analyse der sozio-okonomischen Anpassungsprozess in Indien und Nepal, Marburg: Methfessel, 1995.
[4] 对第二代藏人的界定存在分歧。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是。出生和生长在国外的藏人就是第二代或第三代藏人。瑞士统计局对第二代外国人的界定是，出生在瑞士并保留了原有国籍的外国人，据此，很多在瑞士出生但已经加人瑞士籍的藏人将不被看作是第二代藏人。流亡藏人一般将1959年流亡印度和尼泊尔等的藏人看作是第一代，跟随他们的儿童或出生在国外的子女便是第二代。但是，2011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对第二代藏人的明确界定是，所有来自西藏（即出生在西藏）的藏人都是第一代，他们在西藏之外生育的子女是第二代，以此类推。据此，那些在西藏出生、年龄很小即随父母离耳西藏、完全在海外长大的藏人依然属于第二代。参见Tina Lauer, “Wir sind keine Kleinen Dalai Lamas”: Lebenswelten von: Tibeterinenn und Tibetern der zweiten Generation in Indien und der Schweiz, Bern: Peter Lang, 2013, S. 40-44.
[5] Tina Lauer, “Wir sind keine Kleinen Dalai Lamas”
[6] 1988年，该儿童村开始接纳第二代藏人儿童，他们大部分是由于其父母无力抚养或出现了社会融入问题，参见Tina Lauer, “Wir sind keine Kleinen Dalai Lamas”, S. 36。
[7] 瑞士导演乌尔里希·迈尔（Urlich Meier）拍摄的纪录片《提比和他的母亲》（Tibi und seine Mutter）最早揭露了“艾希曼儿童”的真相，以及对相关儿童造成的心理创伤和阴影。瑞士媒体对此也有深人报道，参见Marcel Gyr,“Der Dalal Lama im Ziewilicht:Die tibetischen Waisenkinder, die keine Waisen waren”,in Neue Zuricher Zeitung, 11. 9. 2013; Marcel Gyr., “Tibet Fluchtlinger: Eine Entshluldung des Dalai Lama ware emor wichting”, in Neue Zuricher Zeitung, 11.9 2013.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参见朱曼:《揭秘“藏族孤儿”事件始末》,中国西藏网，http://www.1ibet.cn/news/index/xzyw/201407/t20140707 2005922htm。
[8] 由于统计标准等原因，目前并没有瑞士藏人的确切数字。按照瑞士联邦移民局的官方统计，到2007年底，瑞士共有2607名藏人移民，其中337人拥有暂时居留证或永久居留证，625人属于被临时接纳，其余1645名藏人在1974-2007年间获得瑞士国籍。这-数字不包括那些出生在瑞士、因父母拥有瑞士国籍而自动获得瑞士籍的藏人，也不包括因难民申请被拒绝而非法居留在瑞士的藏人。4000人的数字源于瑞士最大的藏人组织“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Die Tibetergemeinschaft Schoweiz und Lichtenstein)，该协会2009年约有3800-4000名成员（并非所有在瑞士的藏人都加入了该协会）。西藏流亡政府日内瓦西藏办公室（Tibet Buro）负责人、达赖喇嘛的“官方代表”丹增桑珠也称瑞士约有4000名藏人。参见Tina Lauer,“Wir sind keine Kleinen Dalai Lamas”, S. 33-40；杨小康（扎西邓珠）：《境外藏人历史与现状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3年第4期，第51页。
[9] Tina Lauer, ”Wir sind keine Kleinen Dalai Lamas”, S.250
[10] Martin Brauen und Detdef Kantowsky, Hrsg,Junge Tibeter in der Schweiz: Studien zum Prozess kultureller Indentitifikation.
[11] Tina Lauer, ”Wir sind keine Kleinen Dalai Lamas”, S. 350.
[12] Ebenda, S.255-260
[13] Ebenda,S. 311-312.
[14] Tina Lauer, “Wir sind keine Kleinen Dalai Lamas”, S. 130-131.
[15] Ebenda, S. 131-154.
[16] Tina Lauer, ”Wir sind keine Kleinen Dalai Lamas”, S. 317-318
[17] Ebenda, S 371
[18] Ebenda, S. 377-381
[19] Ebenda, S.360
[20] Tina Lauer, ”Wir sind keine Kleinen Dalai Lamas”, S. 306-307.
[21] Tom Grunfeld,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1996, p. 4.
星期三, 11月 26, 2014
有关那些反达赖喇嘛的抗议者，你应该知道的六件
作者：丹增多吉（Tenzin Dorjee）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來源：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hk/2014/11/blog-post.html
原文網址：http://www.huffingtonpost.com/tenzin-dorjee/6-things-to-know-about-th_b_6104716.html
在当今时代，很少有领导人像达赖喇嘛这样在世界各地赢得如此广泛而持久的欢迎与尊敬。他孜孜不倦地推进社会正义、普世责任、世俗伦理、跨宗教和谐以及非暴力原则，通过这些努力，他为减轻人类的苦难和增进全球总体幸福（Gross Global Happiness）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自然，很多民众必定会对一件事感到非常困惑——在尊者最近访问美国期间，一个神秘的抗议团体一直如影随形，从阿拉巴马（Alabama）到普林斯顿（Princeton）到波士顿（Boston）到纽约（New York）。
这些抗议者是何许人也？他们来自何方？他们对达赖喇嘛有何诉求？谁会从他们的抗议中获益？
以下是你必须知道的，有关这些反达赖喇嘛的抗议者的六个基本事实：
第一、他们是“格鲁派至上主义者”（Geluk supremacists）。
这些抗议者属于一个边缘化的佛教极端主义团体，他们信奉一个名为“雄天”（Shugden）的神灵，追求实现格鲁派至高无上的地位。图伯特佛教有五个主要派别，即格鲁派（Geluk）、萨迦派（Sakya）、宁玛派（Nyingma）、噶举派（Kagyu）和觉囊派（Jhonang）。在格鲁派内部，有一个支派因信奉“雄天”而历来禁止其成员阅读其他派别的经典，也禁止师从非格鲁派的喇嘛。这种格鲁派至上的意识形态历来备受争议，同时也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加剧了图伯特佛教各派别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达赖喇嘛之所以劝阻人们信奉雄天，也正是出于试图根除这种偏见。遵循一贯的鼓励进步与改革的政策，达赖喇嘛本人尽管传统上属于格鲁派，但是他就曾经向不同派别的喇嘛学习，并且鼓励所有不同派别受到同等的尊重。达赖喇嘛这些旨在增进跨派别和睦相处的改革措施，使得他成为了这些“格鲁派至上主义者”的眼中钉。
第二、他们将达赖喇嘛称为“独裁者”
这些抗议者指控达赖喇嘛是“现代世界最糟糕的独裁者”。这样的指控仅仅暴露了这些人生活在怎样一种扭曲的和受蒙蔽的世界里。而事实上，他们自己团体——即所谓的“新噶当吧”（New Kadampa Tradition）——就由这样一位人物所领导——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外，他禁止其学生阅读任何其他作家的作品。“西方雄天协会”（The Western Shugden Society）是“新噶当吧”的前沿组织，最近针对达赖喇嘛的抗议活动就是由这个团体组织策划的。这个团体相当于佛教中的“韦斯特布鲁浸信会”（Westboro Baptist Church）——这个团体不属于任何主流教会，而以其极端主张闻名于世。读者可以阅读这些第一手记录，从而了解“新噶当吧”是如何胁迫其信徒对达赖喇嘛进行攻击。
第三、 “达赖喇嘛是穆斯林！”
这些抗议者曾经指控达赖喇嘛是“穆斯林”。首先，使用“穆斯林”一词来辱骂对方就带有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的意味，而这些理念在当今世界没有容身之地。但是如论如何，宣称世界上最著名的佛教徒私下里其实是一个穆斯林，这本身就是一件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根本不值得对其进行任何认真的回应。他们还声称尊者是“假达赖喇嘛”。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谁是真的达赖喇嘛？莫非格西格桑嘉措（Geshe Kelsang Gyatso）是真正的达赖喇嘛？他是这个格鲁派极端团体的领袖，在他的修习中心只能读到他本人书籍和作品。或者他们是在等待北京去寻访认定一个真正的达赖喇嘛？
第四、这个格鲁派极端团体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
1997年，一位德高望重的图伯特学者连同他的两位学生，在印度达兰萨拉遭到暗杀，而他曾经批评“雄天”信仰偏离了真正的佛教教义。刺客逃离印度并径直逃往中国，那里是他们的避风港。印度警方将凶手直接与“雄天”团体挂钩，国际刑警也向中国发出了红色通报。对于北京而言，有关“雄天”的争议提供了一个诋毁达赖喇嘛和破坏图伯特事业的机会。因而它决定支持这个格鲁派极端组织，以此在图伯特民众之间制造纷争——这个策略正好符合中国“分而治之”的政策。请阅读更多有关中国为“雄天”团体提供资金的故事。
第五、他们找错了攻击对象
这些抗议者当中占绝对多数的是美国或欧洲白人，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图伯特僧人和受害者的模样。而这些享有特权的西方国家公民所攻击的达赖喇嘛，则是一位有家难回的难民。他既无军队亦无警察用以压制他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因而这些攻击，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一件彻头彻尾的恶行。这些抗议者声称要捍卫“纯正的格鲁派传承”，但是他们欺世盗名的行为对这一传承造成的威胁远非达赖喇嘛的改革政策可以企及。这些人与归达赖喇嘛管控的任何组织或机构都没有丝毫关系，达赖喇嘛即便是想压制他们的信仰自由也根本无从下手。而唯一可以对他们进行掌控和实施强制的人——也因此是可以实际上剥夺他们信仰自由的人——是格西洛桑嘉措。这些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就加入了他的神秘组织。请参阅以下这些成功逃离“新噶当吧”组织的人提供的证词。
第六、这些抗议者旨在破坏图伯特事业并推进中国的计划实施
在“新噶当吧”和中国政府的言辞之间有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呼应关系。他们两者都指控达赖喇嘛是CIA的傀儡；两者都把达赖喇嘛称为纳粹；两者都认为1959年以前的图伯特是“封建农奴制”。这个团体希望你相信是CIA救了达赖喇嘛一命，还很可能甚至希望你相信中国人从达赖喇嘛手中“解放”了图伯特民众。但是 “如果没有CIA，达赖喇嘛根本不可能逃命”的说法纯粹是一种虚构。这种说法不仅歪曲了历史，同时还篡改了图伯特抵抗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护送达赖喇嘛从拉萨流亡印度的历史真相。因此，“新噶当吧”和这些抗议者不再仅仅是一群“格鲁派至上主义者”，他们还是中国政府实现其“宏伟规划”的最得心应手的工具——用来混淆图伯特议题并最终使得图伯特争取自由的斗争失去合法地位。
有关这个派别更为详细的宗教历史，请参阅图伯特问题专家蒂埃里•多丹（Thierry Dodin）和罗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教授的有关文章。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來源：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hk/2014/11/blog-post.html
原文網址：http://www.huffingtonpost.com/tenzin-dorjee/6-things-to-know-about-th_b_6104716.html
在当今时代，很少有领导人像达赖喇嘛这样在世界各地赢得如此广泛而持久的欢迎与尊敬。他孜孜不倦地推进社会正义、普世责任、世俗伦理、跨宗教和谐以及非暴力原则，通过这些努力，他为减轻人类的苦难和增进全球总体幸福（Gross Global Happiness）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自然，很多民众必定会对一件事感到非常困惑——在尊者最近访问美国期间，一个神秘的抗议团体一直如影随形，从阿拉巴马（Alabama）到普林斯顿（Princeton）到波士顿（Boston）到纽约（New York）。
这些抗议者是何许人也？他们来自何方？他们对达赖喇嘛有何诉求？谁会从他们的抗议中获益？
以下是你必须知道的，有关这些反达赖喇嘛的抗议者的六个基本事实：
第一、他们是“格鲁派至上主义者”（Geluk supremacists）。
这些抗议者属于一个边缘化的佛教极端主义团体，他们信奉一个名为“雄天”（Shugden）的神灵，追求实现格鲁派至高无上的地位。图伯特佛教有五个主要派别，即格鲁派（Geluk）、萨迦派（Sakya）、宁玛派（Nyingma）、噶举派（Kagyu）和觉囊派（Jhonang）。在格鲁派内部，有一个支派因信奉“雄天”而历来禁止其成员阅读其他派别的经典，也禁止师从非格鲁派的喇嘛。这种格鲁派至上的意识形态历来备受争议，同时也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加剧了图伯特佛教各派别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达赖喇嘛之所以劝阻人们信奉雄天，也正是出于试图根除这种偏见。遵循一贯的鼓励进步与改革的政策，达赖喇嘛本人尽管传统上属于格鲁派，但是他就曾经向不同派别的喇嘛学习，并且鼓励所有不同派别受到同等的尊重。达赖喇嘛这些旨在增进跨派别和睦相处的改革措施，使得他成为了这些“格鲁派至上主义者”的眼中钉。
第二、他们将达赖喇嘛称为“独裁者”
这些抗议者指控达赖喇嘛是“现代世界最糟糕的独裁者”。这样的指控仅仅暴露了这些人生活在怎样一种扭曲的和受蒙蔽的世界里。而事实上，他们自己团体——即所谓的“新噶当吧”（New Kadampa Tradition）——就由这样一位人物所领导——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外，他禁止其学生阅读任何其他作家的作品。“西方雄天协会”（The Western Shugden Society）是“新噶当吧”的前沿组织，最近针对达赖喇嘛的抗议活动就是由这个团体组织策划的。这个团体相当于佛教中的“韦斯特布鲁浸信会”（Westboro Baptist Church）——这个团体不属于任何主流教会，而以其极端主张闻名于世。读者可以阅读这些第一手记录，从而了解“新噶当吧”是如何胁迫其信徒对达赖喇嘛进行攻击。
第三、 “达赖喇嘛是穆斯林！”
这些抗议者曾经指控达赖喇嘛是“穆斯林”。首先，使用“穆斯林”一词来辱骂对方就带有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的意味，而这些理念在当今世界没有容身之地。但是如论如何，宣称世界上最著名的佛教徒私下里其实是一个穆斯林，这本身就是一件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根本不值得对其进行任何认真的回应。他们还声称尊者是“假达赖喇嘛”。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谁是真的达赖喇嘛？莫非格西格桑嘉措（Geshe Kelsang Gyatso）是真正的达赖喇嘛？他是这个格鲁派极端团体的领袖，在他的修习中心只能读到他本人书籍和作品。或者他们是在等待北京去寻访认定一个真正的达赖喇嘛？
第四、这个格鲁派极端团体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
1997年，一位德高望重的图伯特学者连同他的两位学生，在印度达兰萨拉遭到暗杀，而他曾经批评“雄天”信仰偏离了真正的佛教教义。刺客逃离印度并径直逃往中国，那里是他们的避风港。印度警方将凶手直接与“雄天”团体挂钩，国际刑警也向中国发出了红色通报。对于北京而言，有关“雄天”的争议提供了一个诋毁达赖喇嘛和破坏图伯特事业的机会。因而它决定支持这个格鲁派极端组织，以此在图伯特民众之间制造纷争——这个策略正好符合中国“分而治之”的政策。请阅读更多有关中国为“雄天”团体提供资金的故事。
第五、他们找错了攻击对象
这些抗议者当中占绝对多数的是美国或欧洲白人，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图伯特僧人和受害者的模样。而这些享有特权的西方国家公民所攻击的达赖喇嘛，则是一位有家难回的难民。他既无军队亦无警察用以压制他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因而这些攻击，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一件彻头彻尾的恶行。这些抗议者声称要捍卫“纯正的格鲁派传承”，但是他们欺世盗名的行为对这一传承造成的威胁远非达赖喇嘛的改革政策可以企及。这些人与归达赖喇嘛管控的任何组织或机构都没有丝毫关系，达赖喇嘛即便是想压制他们的信仰自由也根本无从下手。而唯一可以对他们进行掌控和实施强制的人——也因此是可以实际上剥夺他们信仰自由的人——是格西洛桑嘉措。这些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就加入了他的神秘组织。请参阅以下这些成功逃离“新噶当吧”组织的人提供的证词。
第六、这些抗议者旨在破坏图伯特事业并推进中国的计划实施
在“新噶当吧”和中国政府的言辞之间有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呼应关系。他们两者都指控达赖喇嘛是CIA的傀儡；两者都把达赖喇嘛称为纳粹；两者都认为1959年以前的图伯特是“封建农奴制”。这个团体希望你相信是CIA救了达赖喇嘛一命，还很可能甚至希望你相信中国人从达赖喇嘛手中“解放”了图伯特民众。但是 “如果没有CIA，达赖喇嘛根本不可能逃命”的说法纯粹是一种虚构。这种说法不仅歪曲了历史，同时还篡改了图伯特抵抗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护送达赖喇嘛从拉萨流亡印度的历史真相。因此，“新噶当吧”和这些抗议者不再仅仅是一群“格鲁派至上主义者”，他们还是中国政府实现其“宏伟规划”的最得心应手的工具——用来混淆图伯特议题并最终使得图伯特争取自由的斗争失去合法地位。
有关这个派别更为详细的宗教历史，请参阅图伯特问题专家蒂埃里•多丹（Thierry Dodin）和罗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教授的有关文章。
星期六, 12月 14, 2013
欢迎来到达兰萨拉：中国网络战的焦点
黑客图伯特（西藏）
欢迎来到达兰萨拉：中国网络战的焦点
原文：Hack Tibet--Welcome to Dharamsala, ground zero in China's cyberwar.
作者：Jonanthan Kaiman 发表于2013年12月4日
译者：推友 @yuhui926 译于2013年12月11日
来源：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3/12/04/hack_tibet_china_cyberwar
中文转自：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12/blog-post_12.html
达兰萨拉，印度—洛桑西绕嘉措（Lobsang Gyatso Sither）坐在一所图伯特学校礼堂的前面，来自他幻灯演示(PPT)的矩形光线微弱地照亮了他面前的数排学生。“除非你知道会收到附件，否则绝不要打开，”西绕说。学生们点头。讲台上挂着达赖喇嘛的肖像，肖像四周由摇曳的电子蜡烛围着；一只流浪犬在人群后漫步。“绝不要把密码给任何人，”西绕说，并点击下一张幻灯片，上面讲解了使用陌生U盘的危险。“中国政府或其他人可能会控制你的电脑。”
欢迎来到达兰萨拉，它的人口两万，是世界上被黑客入侵频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小城位于印度喜马拉雅郁郁葱葱的山麓，是图伯特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居住之处。那里也是CTA即“藏人行政中央”（之前称作“西藏流亡政府”），以及众多图伯特媒体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所在地，其中有一些非政府组织被中国政府划入恐怖团体。1959年，在共产党军队暴力镇压拉萨（如今中国西部的西藏自治区的首府）的一次起义后，达赖喇嘛逃到这里。印度热情接受了达赖喇嘛，作为（印度本国）多元宗教的标志，而成千上万的图伯特人跟随而至。根据2009年的一次统计，大约有十三万图伯特人流亡异乡，而达兰萨拉是他们所拥有的最接近政治首都的地方。
这座小城有着古老的气氛。人们的居所紧贴着穿过雪松密林的险峻山路；猕猴们在屋顶上昂首阔步。然而这小城也在朝着未来谨慎地变化与前行。电脑已经变得无处不在了。路边咖啡馆提供双倍意式浓缩咖啡与无线网络服务（密码普遍是“解放图伯特”与“独立”）。年轻的图伯特人抢购苹果手机，这款手机和市场上同类竞争产品的不同之处是它提供了图伯特语言（藏语）的键盘选项。
这座小城的图伯特社区与境内图伯特之间的交流变得前所未有的方便。然而给故乡拨打电话的风险也从未如此之高。“假如我们不使用通信安全通道，在境内图伯特的族人有可能会被指控因为向境外发送敏感信息而遭到起诉，”西绕说，他是图伯特行动中心的现场协调人，该中心总部设在纽约，资助教育项目并向活动人士提供安全通讯系统的训练。
在达兰萨拉既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的中国政府，以近乎无法被检测和难以追踪的手段设置恶意软件、拦截信息。藏人行政中央的中文网站在八月遭黑客袭击。在图伯特社区内的每个人都是目标，上至达赖喇嘛的办公室，下至任何一个使用智能手机的难民都不例外。
11月初，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提出了一系列要让达赖喇嘛在图伯特“消声”的措施，包括对网络交流的控制打压。“努力实现……敌对势力和十四世达赖集团的声音形象听不到、看不到，” 他在共产党的领导刊物《求是》中这样写。
一种残酷的，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老抗议形式已经在图伯特兴起，北京同时采取了严酷高压与高科技的策略镇压动乱。自2009年2月始，至少有120多位图伯特人在喜马拉雅地区自焚以抗议中国的统治，当中有男有女，有长有幼，有僧有俗。中国当局对此暴力回应，部署军队，切断电话线，强迫僧人们经受严酷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他们将自焚事件归咎于“敌对外国势力”的煽动——主要是指达兰萨拉，当地的支持团体收集激烈的资费抗议信息并将信息传播到国外。专家们认为黑客袭击事件也许是详尽策划行动的一部分：为的是识别潜在抗议者，以图先发制人。
专家说，针对达兰萨拉的网络攻击中，很少是专门以监控或控制城市网络和基础设备为目标。最常见的网络攻击是鱼叉式网络钓鱼攻击：图伯特人，特别是那些为藏人行政中央或倾向独立组织工作的人说他们频繁收到声称是朋友或联系人的奇怪邮件。这些邮件通常包含附件，一旦下载，使用者电脑便会感染恶意软件，使得黑客可以远程控制系统。电脑本质上被共享了；关键词被记录，密码被保存，联系人被下载。一切都被入侵了。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的前顾问吾嘎仓•格桑多杰（Kelsang Aukatsang），仍记得他意识到被黑客入侵时的震惊。2012年7月，吾嘎仓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给美国参议员安排其与司政洛桑森格的会面。第二天早上，美国参议员接到了来自驻华盛顿中国大使馆的意外电话，力劝她不要参加。会面最终根据约定进行。“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了这件事——交流信息被截获了，”吾嘎仓说。“你想知道为了感到安全还有什么是可以做的。那是一种切实的危机感，一种受到监视的感觉。”
图伯特流亡政府一半以上的电脑都含有某种恶意软件，新闻官员次仁旺久（Tsering Wangchuk）推测藏人行政中央一半以上的电脑都含有某种恶意软件，“达兰萨拉的多数重要电脑都被入侵了，”他说。13位政府技术人员花费大量时间，仅仅只是检查硬盘，寻找并删除恶意代码。“他们一直在警觉地追着我们，” 另一位要求匿名的政府职员说。“假如十万次尝试中他们成功了一次，他们便会乘此机会掠夺一切可能的信息。”
网络安全专家称此为“高级持续威胁”（APT）——一场有目的而持续的网络攻击，这种攻击需要动用个人黑客们普遍不具备的资源。“达兰萨拉的确是高级持续威胁的焦点，”Greg Walton说，他是牛津大学网络安全博士培养中心的博士候选人。Walton在2008年来到达兰萨拉，并帮助达赖喇嘛的私人办公室更好地明白是谁一直在入侵电脑系统。他的团队发现犯罪者是一个影子黑客团体，这个团体因其一系列的网络干扰行动被美国调查者们冠名“拜占庭冥神”。根据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国务院一份电报，这个团体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的军队）当中一个以中国西南的城市-成都为基地的部门有关联。
Walton说，许多设在达兰萨拉的图伯特非政府组织，都曾经被闻名于入侵西方公司、军商和政府部门的网络团体袭击。其中被美国麦迪安网络安全公司代号为“APT1”的团体，是一个附属于中国军队的精英网络间谍组织。另一个团体被网络安全公司赛门铁克公司予以代号“Nitro”, 据传曾在2011年盗窃全球大化学公司的秘密文件。“最悲观的看法是，流亡的图伯特人能做的微乎其微，因为他们资源贫瘠，”Walton说。“假如实际情况是连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都被相同的网络团体所攻击，那么喜马拉雅山麓的难民们有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呢？”他描述来自中国的“高级持续威胁”（APT)）策略如同汇集 “千粒沙,” 当中的一些信息，无论多小，都将是具有战略价值的。
也许对图伯特的网络安全更有害的威胁来自微信——一个包括Instagram, Skype和 Facebook特点的中国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其用户超过五亿，其中一亿在中国境外；作为难民联系家人的简捷方式，它近几年在达兰萨拉极为流行。“我这里所有的朋友都用微信，” 一位穿越喜马拉雅山脉逃到印度的22岁难民扎西朗杰（Tashi Nangyal）说。“因为在境内的图伯特族人们都在使用微信，我们没有想过使用别的。”
微信程序由总部在深圳的互联网帝国腾讯研发，如同中国所有的大网络公司，据传言，它和国家领导层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图伯特公民社会的观点来看，微信本身就是一个恶意软件，非常恶毒的，”Walton说。“所有信息流量都通过上海，想必是导向了中国版的棱镜，”他补充，提到由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高级机密监控程序。声援组织报道这个夏天，有两位西藏僧人因在微信上发布自焚者照片而被逮捕。其中一人被判处六年监禁；另一个很有可能将终身监禁。腾讯对此未有任何回应。
近几年，在达兰萨拉短期工作成了网络安全专家研究鲜为人知的网络攻击方式的热门途径，来自伯明翰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Shishir Nagaraja说，他曾协助达赖喇嘛的私人办公室。“你不需要花钱请人做这些事。剑桥一些头脑最聪明的人会很乐意为图伯特的网络自由权利与安全做出贡献，”他说。许多是年轻的、被工作的新奇所吸引的左倾理想主义者。然而“这是非常短暂的安排，”他说。大多数人只待两到三年，而中国的黑客攻击不会停止。
“我们十分脆弱，”总部在达兰萨拉的西藏之声主编丹增帕顿（Tenzin Paldon）说，西藏之声是一个通过短波播放图伯特新闻到中国的电台。帕顿的个人邮箱被黑客入侵；电台网站频繁遭到黑客攻击多次被瘫痪。然而帕顿拒绝被吓到。假如图伯特人继续自焚，她说，她将持续报道他们的故事。“我认为把这些人做了什么，并且为什么做这些事传给外面的世界是我们的责任。”
与此同时，达兰萨拉的图伯特社区开始形成初步的防御措施。在三月，网络激进分子推出了一个叫“牦牛聊”（YakChat）的安全可靠的图伯特语信息应用程序。图伯特流亡政府近期获得了一笔资金用于铺设新电缆，更新服务器和训练新员工，消息人士说，固然相关细节都不会透露。
“我们现在尝试做的是为图伯特人提供更多成为网络安全专家的机会，”牛津大学研究人员Walton说。在西绕举行讲座的图伯特儿童村校园中，许多学生將会参加支持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一些人将加入藏人行政中央。他们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学习有关网络安全的知识，而专家希望课程会产生影响。“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教会人们保护隐私。互联网在他们生活中是一件相当新的事物,”学校电脑课程的领导平措多吉（Phuntsok Dorje）说。
西绕结束幻灯演示的时候，已接近黄昏，学生们陆续走出礼堂，走进清凉、潮湿的雨季空气中。22岁的难民朗杰说，学生不允许在校园携带手机，他只能在假期联系家人。讲座使他开始反思。“我之前会在微信上谈论尊者达赖喇嘛，”他皱着眉说。我问他现在是否理解中国有可能会窃听。他说，他也许会下载韩国的通信应用，要让他的交流信息的通讯更难以被追踪。或者，今后他将更谨慎小心地说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ack Tibet
Welcome to Dharamsala, ground zero in China's cyberwar.
BY JONATHAN KAIMAN DECEMBER 4, 2013
DHARAMSALA, India — Lobsang Gyatso Sither sits at the front of a Tibetan school auditorium, the bright rectangle of his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dimly illuminating the first few rows of students before him. "Never open attachments unless you are expecting them," Sither says. The students nod. A portrait of the Dalai Lama hangs above the stage, framed by flickering electronic candles; a stray dog ambles behind the crowd. "Never give anyone else your passwords," Sither says, clicking to a new slide, which explains the dangers of using an unfamiliar thumb dri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r others could take control of your computer."
Welcome to Dharamsala, population 20,000 and one of the most hacked places in the world. This small city in India's lush Himalayan foothills is home to the Dalai Lama, the exiled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the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or CTA (formerly called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and a host of Tibetan media outlet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ome of whic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lassifies as terrorist groups. The Dalai Lama fled here in 1959 after communist troops violently suppressed an uprising in Lhasa, now the capital of western China's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India embraced the Dalai Lama as a token of religious diversity, and tens of thousands of refugees followed suit. About 130,000 Tibetans live in exile, according to a 2009 census; Dharamsala is the closest thing they have to a political capital.
The city has an ancient feel. Homes cling to precipitous mountain roads that weave through dense cedar forests; macaque monkeys prance among the rooftops. Yet it is changing, moving cautiously into the future. Computers have become ubiquitous. Roadside cafes offer double espressos and wireless Internet (common passwords include "FreeTibet" and "Independence"). Young Tibetans are snapping up iPhones, which, unlike competing devices, offer the option of a Tibetan-language keyboar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ity's Tibetan community and Tibet itself is easier than it has ever been. Yet the risk of dialing home has never been greater. "If we don't use secure lines of communication, Tibetans in Tibet could be prosecuted" for sending sensitive information abroad, says Sither, a field coordinator for the Tibet Action Institute, a New York-based nonprofit that sponsors education initiatives and trains activists on secure communications system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everywhere and nowhere in Dharamsala, planting malware and intercepting messages in ways that are nearly undetectable and difficult to trace. The CTA's Chinese-language website was hacked in August. Everyone within the Tibetan community is a target, from the Dalai Lama's advisors to any smartphone-wielding refugee.
In early November, Tibet's Communist Party chief, Chen Quanguo, proposed a raft of measures to stamp out the Dalai Lama's voice in Tibet, including clamping down on online communications. "Work hard to ensure … that the voice and image of the enemy forces and the Dalai clique are neither seen nor heard," he wrote in Qiushi, a leading party journal.
A brutal, centuries-old form of protest has caught fire in Tibet, and Beijing is resorting to tactics both heavy-handed and high-tech to quell the unrest. Since February 2009, at least 120 Tibetans in the Himalayan region have self-immolated to protest Chinese rule -- men and women, old and young, monks and lay peopl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responded violently, deploying troops, cutting phone lines, and forcing monks to undergo draconian "patriotic education" programs. They blame "hostile foreign forces" for inciting the immolations -- mainly from Dharamsala, where advocacy groups ga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fiery protests and distribute that information abroad. Experts say that the hacks may be part of an elaborate campaign to identify possible protests and preempt them.
Few cyberattacks on Dharamsala are strategically tailored to monitor or control the city's network infrastructure, say experts. The most common attacks are spearphishing attempts: Tibetans, especially those working for the CTA or pro-independence organizations, say they frequently receive strange emails purporting to be from friends or associates. They often contain attachments that, once downloaded, infect the user's computer with malware, allowing a hacker to operate the system remotely. The computer essentially becomes shared; keystrokes are recorded, passwords saved, contacts downloaded. Everything is compromised.
Kelsang Aukatsang, a former advisor to the Tibetan prime minister in exile, remembers the shock of realizing that he'd been hacked. In July 2012, Aukatsang sent an email to a U.S. senator to arrange a meeting for the prime minister, Lobsang Sangay. The following morning, the senator received a surprise call from the Chinese Embassy in Washington, urging her not to attend. The meeting ultimately proceeded as planned. "But the bigger point is that they knew -- that exchange got intercepted," Aukatsang said. "You wonder what more you can do to feel safe. There's a real sense of being at risk, of being watched."
MORE THAN HALF THE CTA'S COMPUTERS contain some sort of malware, estimates the government in exile's press officer, Tsering Wangchuk. "Most of the key computers in our city, in Dharamsala, are in some way compromised," he says. The administration's technical staff of 13 spends much of its time simply trawling through hard disks, finding and eliminating malicious code. "They go after us all the time, diligently," said another administration employee who requested anonymity. "If with every 100,000 attempts they have one success, they use that one success to exploit everything that they can."
Cybersecurity experts call this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APT) -- a constant onslaught of targeted attacks requiring resources that are normally unavailable to individual hackers. "Dharamsala is ground zero for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really," says Greg Walton,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Oxford University's Center for Doctoral Training in Cyber Security. Walton traveled to Dharamsala in 2008 to help the Dalai Lama's private office better understand what, and who, had been compromising its systems. His team discovered that the most likely culprit was a shadowy hacker group responsible for a series of network intrusions that American investigators had dubbed "Byzantine Hades." The group, according to U.S. State Department cables released by WikiLeaks, had ties to a unit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hina's military, based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ese city of Chengdu.
Many Dharamsala-based Tibetan NGOs, Walton says, have been attacked by groups that are better known for infiltrating Western corporations, military contractor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One, dubbed "APT1" by cybersecurity firm Mandiant, is an elite cyber-espionage outfit affiliated with the Chinese military. Another group is a corporate espionage unit that allegedly stole secret documents and formulas from major global chemical companies in 2011 in an attack campaign dubbed "Nitro" by computer security firm Symantec. "In the most pessimistic light, there's very little that the Tibetans can do in exile, because they're so underresourced," says Walton. "If you have a situation where the State Department or the Pentagon is being compromised by the same groups, what hope do refugees in the foothills of the Himalayas have to deal with that problem?" He describes China's APT strategy as gathering "a thousand grains of sand," hoping that some piece of information, no matter how small, will bear strategic value.
PERHAPS AN EVEN MORE PERNICIOUS THREAT to Tibetan cybersecurity is WeChat, a Chinese smartphone app that combines features from Instagram, Skype, and Facebook. The program has more than 500 million users, with 100 million of them outside China; its popularity has exploded in Dharamsala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s an easy way for refugees to contact relatives back home. "All of my friends here use WeChat," says Tashi Nangyal, a 22-year-old Tibetan refugee who fled to India on foot across the Himalayas. "Since Tibetans inside Tibet are all using WeChat, we don't think of using any alternatives."
The program was developed by Tencent, a Shenzhen-based Internet empire that, like all major Chinese Internet companies, is rumored to enjoy close ties to the country's leadership. "From Tibetan civil society's point of view, WeChat is itself malware -- it's malicious," says Walton. "All of the traffic is being channeled through Shanghai. It's presumably being piped into China's equivalent of PRISM," he adds, referring to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s top-secret surveillance program, which was exposed by leaker Edward Snowden. Advocacy groups reported this summer that two monks in Tibetan areas of China were arrested after posting pictures of self-immolation protests to WeChat. One received a six-year prison sentence; the other will likely spend the rest of his life in jail. Tencent did not reply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In recent years, short stints in Dharamsala have become a popular way for security experts to analyze little-known cyberattacks, says Shishir Nagaraja, a computer scient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who has also aided the Dalai Lama's private office. "You don't have to pay people for this stuff. Some of the brightest minds at Cambridge w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contribute to securing the Tibetans' Internet freedom rights," he says. Many are young, left-leaning idealists who are attracted by the novelty of the job. Yet "it's a very temporary arrangement," he said. Most stay for only two or three years, while China's hacking never ends.
"We are very vulnerable," says Tenzin Paldon, the Dharamsala-based editor in chief of Voice of Tibet, a radio station that broadcasts Tibet news into China via shortwave radio. Paldon's personal email account has been hacked; the broadcaster's website has been crippled repeatedly. Yet Paldon refuses to be cowed. If Tibetans continue to self-immolate, she says, she will continue to report their stories. "I think it's our duty to spread the word about what these people did, and why they're doing it, to the outside world."
Meanwhile, Dharamsala's Tibetan community has formed an incipient defense. In March, cyberactivists launched a secure Tibetan-language messaging application called YakChat. And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recently procured a grant to lay new cables, update its servers, and train new staff, sources say, though they're keeping the details under wraps.
"What we're trying to do now is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ibetans themselves to become experts in cybersecurity," says Walton, the Oxford researcher. Many students at the 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 the leafy school campus where Sither gave his presentation, will go on to work in advocacy NGOs; some will join the CTA. Most are learning about cybersecurity for the first time, and experts hope that the lessons will resonate. "It's a gradual process, teaching people to guard their privacy. The Internet is quite a new thing in their lives," said Phuntsok Dorje, the head of the school's computer program.
IT'S TWILIGHT BY THE TIME SITHER FINISHES his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and the students file out of the auditorium and into the cool, damp air of the rainy season. Nangyal, the 22-year-old refugee, says that students are not allowed to keep phones on campus and that he can only contact his family on holidays. The assembly has made him reflective. "I used to talk about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WeChat," he says, his brow furrowed. I ask him whether he now understands that the Chinese may be listening in. Maybe he'll download a Korean messaging app, he offers, to make his communications less traceable. Or maybe, from now on, he'll just be more careful about what he says.
欢迎来到达兰萨拉：中国网络战的焦点
原文：Hack Tibet--Welcome to Dharamsala, ground zero in China's cyberwar.
作者：Jonanthan Kaiman 发表于2013年12月4日
译者：推友 @yuhui926 译于2013年12月11日
来源：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3/12/04/hack_tibet_china_cyberwar
中文转自：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12/blog-post_12.html
达兰萨拉，印度—洛桑西绕嘉措（Lobsang Gyatso Sither）坐在一所图伯特学校礼堂的前面，来自他幻灯演示(PPT)的矩形光线微弱地照亮了他面前的数排学生。“除非你知道会收到附件，否则绝不要打开，”西绕说。学生们点头。讲台上挂着达赖喇嘛的肖像，肖像四周由摇曳的电子蜡烛围着；一只流浪犬在人群后漫步。“绝不要把密码给任何人，”西绕说，并点击下一张幻灯片，上面讲解了使用陌生U盘的危险。“中国政府或其他人可能会控制你的电脑。”
欢迎来到达兰萨拉，它的人口两万，是世界上被黑客入侵频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小城位于印度喜马拉雅郁郁葱葱的山麓，是图伯特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居住之处。那里也是CTA即“藏人行政中央”（之前称作“西藏流亡政府”），以及众多图伯特媒体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所在地，其中有一些非政府组织被中国政府划入恐怖团体。1959年，在共产党军队暴力镇压拉萨（如今中国西部的西藏自治区的首府）的一次起义后，达赖喇嘛逃到这里。印度热情接受了达赖喇嘛，作为（印度本国）多元宗教的标志，而成千上万的图伯特人跟随而至。根据2009年的一次统计，大约有十三万图伯特人流亡异乡，而达兰萨拉是他们所拥有的最接近政治首都的地方。
这座小城有着古老的气氛。人们的居所紧贴着穿过雪松密林的险峻山路；猕猴们在屋顶上昂首阔步。然而这小城也在朝着未来谨慎地变化与前行。电脑已经变得无处不在了。路边咖啡馆提供双倍意式浓缩咖啡与无线网络服务（密码普遍是“解放图伯特”与“独立”）。年轻的图伯特人抢购苹果手机，这款手机和市场上同类竞争产品的不同之处是它提供了图伯特语言（藏语）的键盘选项。
这座小城的图伯特社区与境内图伯特之间的交流变得前所未有的方便。然而给故乡拨打电话的风险也从未如此之高。“假如我们不使用通信安全通道，在境内图伯特的族人有可能会被指控因为向境外发送敏感信息而遭到起诉，”西绕说，他是图伯特行动中心的现场协调人，该中心总部设在纽约，资助教育项目并向活动人士提供安全通讯系统的训练。
在达兰萨拉既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的中国政府，以近乎无法被检测和难以追踪的手段设置恶意软件、拦截信息。藏人行政中央的中文网站在八月遭黑客袭击。在图伯特社区内的每个人都是目标，上至达赖喇嘛的办公室，下至任何一个使用智能手机的难民都不例外。
11月初，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提出了一系列要让达赖喇嘛在图伯特“消声”的措施，包括对网络交流的控制打压。“努力实现……敌对势力和十四世达赖集团的声音形象听不到、看不到，” 他在共产党的领导刊物《求是》中这样写。
一种残酷的，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老抗议形式已经在图伯特兴起，北京同时采取了严酷高压与高科技的策略镇压动乱。自2009年2月始，至少有120多位图伯特人在喜马拉雅地区自焚以抗议中国的统治，当中有男有女，有长有幼，有僧有俗。中国当局对此暴力回应，部署军队，切断电话线，强迫僧人们经受严酷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他们将自焚事件归咎于“敌对外国势力”的煽动——主要是指达兰萨拉，当地的支持团体收集激烈的资费抗议信息并将信息传播到国外。专家们认为黑客袭击事件也许是详尽策划行动的一部分：为的是识别潜在抗议者，以图先发制人。
专家说，针对达兰萨拉的网络攻击中，很少是专门以监控或控制城市网络和基础设备为目标。最常见的网络攻击是鱼叉式网络钓鱼攻击：图伯特人，特别是那些为藏人行政中央或倾向独立组织工作的人说他们频繁收到声称是朋友或联系人的奇怪邮件。这些邮件通常包含附件，一旦下载，使用者电脑便会感染恶意软件，使得黑客可以远程控制系统。电脑本质上被共享了；关键词被记录，密码被保存，联系人被下载。一切都被入侵了。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的前顾问吾嘎仓•格桑多杰（Kelsang Aukatsang），仍记得他意识到被黑客入侵时的震惊。2012年7月，吾嘎仓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给美国参议员安排其与司政洛桑森格的会面。第二天早上，美国参议员接到了来自驻华盛顿中国大使馆的意外电话，力劝她不要参加。会面最终根据约定进行。“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了这件事——交流信息被截获了，”吾嘎仓说。“你想知道为了感到安全还有什么是可以做的。那是一种切实的危机感，一种受到监视的感觉。”
图伯特流亡政府一半以上的电脑都含有某种恶意软件，新闻官员次仁旺久（Tsering Wangchuk）推测藏人行政中央一半以上的电脑都含有某种恶意软件，“达兰萨拉的多数重要电脑都被入侵了，”他说。13位政府技术人员花费大量时间，仅仅只是检查硬盘，寻找并删除恶意代码。“他们一直在警觉地追着我们，” 另一位要求匿名的政府职员说。“假如十万次尝试中他们成功了一次，他们便会乘此机会掠夺一切可能的信息。”
网络安全专家称此为“高级持续威胁”（APT）——一场有目的而持续的网络攻击，这种攻击需要动用个人黑客们普遍不具备的资源。“达兰萨拉的确是高级持续威胁的焦点，”Greg Walton说，他是牛津大学网络安全博士培养中心的博士候选人。Walton在2008年来到达兰萨拉，并帮助达赖喇嘛的私人办公室更好地明白是谁一直在入侵电脑系统。他的团队发现犯罪者是一个影子黑客团体，这个团体因其一系列的网络干扰行动被美国调查者们冠名“拜占庭冥神”。根据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国务院一份电报，这个团体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的军队）当中一个以中国西南的城市-成都为基地的部门有关联。
Walton说，许多设在达兰萨拉的图伯特非政府组织，都曾经被闻名于入侵西方公司、军商和政府部门的网络团体袭击。其中被美国麦迪安网络安全公司代号为“APT1”的团体，是一个附属于中国军队的精英网络间谍组织。另一个团体被网络安全公司赛门铁克公司予以代号“Nitro”, 据传曾在2011年盗窃全球大化学公司的秘密文件。“最悲观的看法是，流亡的图伯特人能做的微乎其微，因为他们资源贫瘠，”Walton说。“假如实际情况是连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都被相同的网络团体所攻击，那么喜马拉雅山麓的难民们有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呢？”他描述来自中国的“高级持续威胁”（APT)）策略如同汇集 “千粒沙,” 当中的一些信息，无论多小，都将是具有战略价值的。
也许对图伯特的网络安全更有害的威胁来自微信——一个包括Instagram, Skype和 Facebook特点的中国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其用户超过五亿，其中一亿在中国境外；作为难民联系家人的简捷方式，它近几年在达兰萨拉极为流行。“我这里所有的朋友都用微信，” 一位穿越喜马拉雅山脉逃到印度的22岁难民扎西朗杰（Tashi Nangyal）说。“因为在境内的图伯特族人们都在使用微信，我们没有想过使用别的。”
微信程序由总部在深圳的互联网帝国腾讯研发，如同中国所有的大网络公司，据传言，它和国家领导层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图伯特公民社会的观点来看，微信本身就是一个恶意软件，非常恶毒的，”Walton说。“所有信息流量都通过上海，想必是导向了中国版的棱镜，”他补充，提到由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高级机密监控程序。声援组织报道这个夏天，有两位西藏僧人因在微信上发布自焚者照片而被逮捕。其中一人被判处六年监禁；另一个很有可能将终身监禁。腾讯对此未有任何回应。
近几年，在达兰萨拉短期工作成了网络安全专家研究鲜为人知的网络攻击方式的热门途径，来自伯明翰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Shishir Nagaraja说，他曾协助达赖喇嘛的私人办公室。“你不需要花钱请人做这些事。剑桥一些头脑最聪明的人会很乐意为图伯特的网络自由权利与安全做出贡献，”他说。许多是年轻的、被工作的新奇所吸引的左倾理想主义者。然而“这是非常短暂的安排，”他说。大多数人只待两到三年，而中国的黑客攻击不会停止。
“我们十分脆弱，”总部在达兰萨拉的西藏之声主编丹增帕顿（Tenzin Paldon）说，西藏之声是一个通过短波播放图伯特新闻到中国的电台。帕顿的个人邮箱被黑客入侵；电台网站频繁遭到黑客攻击多次被瘫痪。然而帕顿拒绝被吓到。假如图伯特人继续自焚，她说，她将持续报道他们的故事。“我认为把这些人做了什么，并且为什么做这些事传给外面的世界是我们的责任。”
与此同时，达兰萨拉的图伯特社区开始形成初步的防御措施。在三月，网络激进分子推出了一个叫“牦牛聊”（YakChat）的安全可靠的图伯特语信息应用程序。图伯特流亡政府近期获得了一笔资金用于铺设新电缆，更新服务器和训练新员工，消息人士说，固然相关细节都不会透露。
“我们现在尝试做的是为图伯特人提供更多成为网络安全专家的机会，”牛津大学研究人员Walton说。在西绕举行讲座的图伯特儿童村校园中，许多学生將会参加支持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一些人将加入藏人行政中央。他们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学习有关网络安全的知识，而专家希望课程会产生影响。“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教会人们保护隐私。互联网在他们生活中是一件相当新的事物,”学校电脑课程的领导平措多吉（Phuntsok Dorje）说。
西绕结束幻灯演示的时候，已接近黄昏，学生们陆续走出礼堂，走进清凉、潮湿的雨季空气中。22岁的难民朗杰说，学生不允许在校园携带手机，他只能在假期联系家人。讲座使他开始反思。“我之前会在微信上谈论尊者达赖喇嘛，”他皱着眉说。我问他现在是否理解中国有可能会窃听。他说，他也许会下载韩国的通信应用，要让他的交流信息的通讯更难以被追踪。或者，今后他将更谨慎小心地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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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k Tibet
Welcome to Dharamsala, ground zero in China's cyberwar.
BY JONATHAN KAIMAN DECEMBER 4, 2013
DHARAMSALA, India — Lobsang Gyatso Sither sits at the front of a Tibetan school auditorium, the bright rectangle of his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dimly illuminating the first few rows of students before him. "Never open attachments unless you are expecting them," Sither says. The students nod. A portrait of the Dalai Lama hangs above the stage, framed by flickering electronic candles; a stray dog ambles behind the crowd. "Never give anyone else your passwords," Sither says, clicking to a new slide, which explains the dangers of using an unfamiliar thumb dri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r others could take control of your computer."
Welcome to Dharamsala, population 20,000 and one of the most hacked places in the world. This small city in India's lush Himalayan foothills is home to the Dalai Lama, the exiled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the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or CTA (formerly called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and a host of Tibetan media outlet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ome of whic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lassifies as terrorist groups. The Dalai Lama fled here in 1959 after communist troops violently suppressed an uprising in Lhasa, now the capital of western China's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India embraced the Dalai Lama as a token of religious diversity, and tens of thousands of refugees followed suit. About 130,000 Tibetans live in exile, according to a 2009 census; Dharamsala is the closest thing they have to a political capital.
The city has an ancient feel. Homes cling to precipitous mountain roads that weave through dense cedar forests; macaque monkeys prance among the rooftops. Yet it is changing, moving cautiously into the future. Computers have become ubiquitous. Roadside cafes offer double espressos and wireless Internet (common passwords include "FreeTibet" and "Independence"). Young Tibetans are snapping up iPhones, which, unlike competing devices, offer the option of a Tibetan-language keyboar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ity's Tibetan community and Tibet itself is easier than it has ever been. Yet the risk of dialing home has never been greater. "If we don't use secure lines of communication, Tibetans in Tibet could be prosecuted" for sending sensitive information abroad, says Sither, a field coordinator for the Tibet Action Institute, a New York-based nonprofit that sponsors education initiatives and trains activists on secure communications system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everywhere and nowhere in Dharamsala, planting malware and intercepting messages in ways that are nearly undetectable and difficult to trace. The CTA's Chinese-language website was hacked in August. Everyone within the Tibetan community is a target, from the Dalai Lama's advisors to any smartphone-wielding refugee.
In early November, Tibet's Communist Party chief, Chen Quanguo, proposed a raft of measures to stamp out the Dalai Lama's voice in Tibet, including clamping down on online communications. "Work hard to ensure … that the voice and image of the enemy forces and the Dalai clique are neither seen nor heard," he wrote in Qiushi, a leading party journal.
A brutal, centuries-old form of protest has caught fire in Tibet, and Beijing is resorting to tactics both heavy-handed and high-tech to quell the unrest. Since February 2009, at least 120 Tibetans in the Himalayan region have self-immolated to protest Chinese rule -- men and women, old and young, monks and lay peopl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responded violently, deploying troops, cutting phone lines, and forcing monks to undergo draconian "patriotic education" programs. They blame "hostile foreign forces" for inciting the immolations -- mainly from Dharamsala, where advocacy groups ga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fiery protests and distribute that information abroad. Experts say that the hacks may be part of an elaborate campaign to identify possible protests and preempt them.
Few cyberattacks on Dharamsala are strategically tailored to monitor or control the city's network infrastructure, say experts. The most common attacks are spearphishing attempts: Tibetans, especially those working for the CTA or pro-independence organizations, say they frequently receive strange emails purporting to be from friends or associates. They often contain attachments that, once downloaded, infect the user's computer with malware, allowing a hacker to operate the system remotely. The computer essentially becomes shared; keystrokes are recorded, passwords saved, contacts downloaded. Everything is compromised.
Kelsang Aukatsang, a former advisor to the Tibetan prime minister in exile, remembers the shock of realizing that he'd been hacked. In July 2012, Aukatsang sent an email to a U.S. senator to arrange a meeting for the prime minister, Lobsang Sangay. The following morning, the senator received a surprise call from the Chinese Embassy in Washington, urging her not to attend. The meeting ultimately proceeded as planned. "But the bigger point is that they knew -- that exchange got intercepted," Aukatsang said. "You wonder what more you can do to feel safe. There's a real sense of being at risk, of being watched."
MORE THAN HALF THE CTA'S COMPUTERS contain some sort of malware, estimates the government in exile's press officer, Tsering Wangchuk. "Most of the key computers in our city, in Dharamsala, are in some way compromised," he says. The administration's technical staff of 13 spends much of its time simply trawling through hard disks, finding and eliminating malicious code. "They go after us all the time, diligently," said another administration employee who requested anonymity. "If with every 100,000 attempts they have one success, they use that one success to exploit everything that they can."
Cybersecurity experts call this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APT) -- a constant onslaught of targeted attacks requiring resources that are normally unavailable to individual hackers. "Dharamsala is ground zero for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really," says Greg Walton,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Oxford University's Center for Doctoral Training in Cyber Security. Walton traveled to Dharamsala in 2008 to help the Dalai Lama's private office better understand what, and who, had been compromising its systems. His team discovered that the most likely culprit was a shadowy hacker group responsible for a series of network intrusions that American investigators had dubbed "Byzantine Hades." The group, according to U.S. State Department cables released by WikiLeaks, had ties to a unit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hina's military, based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ese city of Chengdu.
Many Dharamsala-based Tibetan NGOs, Walton says, have been attacked by groups that are better known for infiltrating Western corporations, military contractor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One, dubbed "APT1" by cybersecurity firm Mandiant, is an elite cyber-espionage outfit affiliated with the Chinese military. Another group is a corporate espionage unit that allegedly stole secret documents and formulas from major global chemical companies in 2011 in an attack campaign dubbed "Nitro" by computer security firm Symantec. "In the most pessimistic light, there's very little that the Tibetans can do in exile, because they're so underresourced," says Walton. "If you have a situation where the State Department or the Pentagon is being compromised by the same groups, what hope do refugees in the foothills of the Himalayas have to deal with that problem?" He describes China's APT strategy as gathering "a thousand grains of sand," hoping that some piece of information, no matter how small, will bear strategic value.
PERHAPS AN EVEN MORE PERNICIOUS THREAT to Tibetan cybersecurity is WeChat, a Chinese smartphone app that combines features from Instagram, Skype, and Facebook. The program has more than 500 million users, with 100 million of them outside China; its popularity has exploded in Dharamsala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s an easy way for refugees to contact relatives back home. "All of my friends here use WeChat," says Tashi Nangyal, a 22-year-old Tibetan refugee who fled to India on foot across the Himalayas. "Since Tibetans inside Tibet are all using WeChat, we don't think of using any alternatives."
The program was developed by Tencent, a Shenzhen-based Internet empire that, like all major Chinese Internet companies, is rumored to enjoy close ties to the country's leadership. "From Tibetan civil society's point of view, WeChat is itself malware -- it's malicious," says Walton. "All of the traffic is being channeled through Shanghai. It's presumably being piped into China's equivalent of PRISM," he adds, referring to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s top-secret surveillance program, which was exposed by leaker Edward Snowden. Advocacy groups reported this summer that two monks in Tibetan areas of China were arrested after posting pictures of self-immolation protests to WeChat. One received a six-year prison sentence; the other will likely spend the rest of his life in jail. Tencent did not reply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In recent years, short stints in Dharamsala have become a popular way for security experts to analyze little-known cyberattacks, says Shishir Nagaraja, a computer scient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who has also aided the Dalai Lama's private office. "You don't have to pay people for this stuff. Some of the brightest minds at Cambridge w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contribute to securing the Tibetans' Internet freedom rights," he says. Many are young, left-leaning idealists who are attracted by the novelty of the job. Yet "it's a very temporary arrangement," he said. Most stay for only two or three years, while China's hacking never ends.
"We are very vulnerable," says Tenzin Paldon, the Dharamsala-based editor in chief of Voice of Tibet, a radio station that broadcasts Tibet news into China via shortwave radio. Paldon's personal email account has been hacked; the broadcaster's website has been crippled repeatedly. Yet Paldon refuses to be cowed. If Tibetans continue to self-immolate, she says, she will continue to report their stories. "I think it's our duty to spread the word about what these people did, and why they're doing it, to the outside world."
Meanwhile, Dharamsala's Tibetan community has formed an incipient defense. In March, cyberactivists launched a secure Tibetan-language messaging application called YakChat. And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recently procured a grant to lay new cables, update its servers, and train new staff, sources say, though they're keeping the details under wraps.
"What we're trying to do now is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ibetans themselves to become experts in cybersecurity," says Walton, the Oxford researcher. Many students at the 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 the leafy school campus where Sither gave his presentation, will go on to work in advocacy NGOs; some will join the CTA. Most are learning about cybersecurity for the first time, and experts hope that the lessons will resonate. "It's a gradual process, teaching people to guard their privacy. The Internet is quite a new thing in their lives," said Phuntsok Dorje, the head of the school's computer program.
IT'S TWILIGHT BY THE TIME SITHER FINISHES his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and the students file out of the auditorium and into the cool, damp air of the rainy season. Nangyal, the 22-year-old refugee, says that students are not allowed to keep phones on campus and that he can only contact his family on holidays. The assembly has made him reflective. "I used to talk about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WeChat," he says, his brow furrowed. I ask him whether he now understands that the Chinese may be listening in. Maybe he'll download a Korean messaging app, he offers, to make his communications less traceable. Or maybe, from now on, he'll just be more careful about what he says.
星期二, 11月 05, 2013
图伯特民主：一个让人扼腕唏嘘的玩笑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来源：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hk/2013/11/blog-post.html
当不丹王国在2008年开始其民主实验时，说实话我是带有一些怀疑态度的。我以为这个“龙的王国”将会步尼泊尔（由马亨德拉国王在1962年开创的）“潘查雅特”（ Panchayat）民主之后尘。在尼泊尔这个“受指导的”无政党民主体制下，民众可以推选代表组成了一个驯服的议会，而实际权力依然牢牢地掌握在国王手中。
但后来让我吃惊的是，不丹王室采取了坚决的步骤，允许甚至坚持成立真正的政党。为了让不丹民众走出传统的封建心态，深受拥戴的国王决定退位并任命他年轻的儿子成为一位低姿态的立宪君主。从那以后不久，不丹各地涌现出若干独立政党，但是通过整合和淘汰，最终有两个政党参加竞选：人民民主党（PDP）与不丹和平繁荣党（DPT）。后者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选举，尽管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该党的胜利是由于它在两党中更倾向于君主制。
但是两个月以前，在不丹的第二次全国选举中，弱势的在野党人民民主党（PDP）一举获得政权，赢得了议会47个议席中的32席。投票人数骄人地占全国人口的80%。不丹已经向世人证明了它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令人振奋富有活力的民主国家。PDP不仅击败了“保皇派”不丹和平繁荣党（DPT），而且还抛弃了不丹官方的“全国幸福指数”（GNH）理论。在早先，像这样抛弃由国王晋美·森格·旺秀（Jigme Singe Wangchuk）在1972年倡导的不丹核心国家政策，肯定会被当做是“大不敬”（ lèse majesté），甚或是亵渎神明的行为。
在法新社的一次采访中，新任总理伦钦•泽仁多杰（Lonchen* Tshering Tobgay）表达了自己对“全国幸福指数”（GNH）的不同看法：“我怀疑有些人是如何过度地使用了这个概念，同时却没有对亟待解决的问题予以足够重视。”在竞选期间，泽仁多吉经常是徒步走村串户，关注那些他认为是不丹“亟待解决的问题”：经常性失业、贫困、腐败以及民众对政治家们的疏离感。伦钦最近在纽约参加了一个联合国会议，在《纽约时报》的一次长篇访谈中，他重申了他的批评意见。回到不丹之后，生活一如既往。天没塌，地没裂，王国没有被吞噬。王室家族继续保持着他们体面的沉默。而事实上，有人告诉我，不丹王室成员甚至都没有参加投票选举，因为把选票投给任何一方，都会显示出王室对某一政党的支持从而影响选举的公正性。
老一辈博巴对不丹人有这样一种令人遗憾和绝对毫无根据的偏见，他们瞧不上不丹人，认为不丹人有点原始和不通世故（好在年轻一代的博巴似乎没有这样的偏见）。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拿来比较和评测谁是开明的民主主义者、谁是迷信的“蛮夷”（lalo），那么比较一些我们这两个政治制度的相关进程或许是最恰当的。
今年9月在达兰萨拉，就在庆祝完“图伯特民主日”之后不久，流亡议会对那些“伤害了达赖喇嘛尊者感情”的人，发动了堪称“文革”式的“批斗”（ thamzing）。这场运动起始于对议员噶玛群培（Karma Chophel）的谴责，莫名其妙地指控他“妄自猜测达赖喇嘛在写作《真言祷文》（Words of Truth Prayer）时，‘内心想着的是独立’。”（在《图伯特政治评论》网站可以看到有关的详细报道。）这种荒谬的指控让人不禁想起中国“文革”时期的一个故事——当时，一位老实本分的农民怀疑（或许声音有点太大了）把《毛主席语录》插在地里促进庄稼生长或许不是一个有效的农业技术。这位农民遭到批判、斗争和殴打——最后可能被整死。
在议长边巴次仁的率领下，我们的议员们开始向那些坦率表示（言辞或许激烈，但绝无不恭）不赞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政策而是要求独立的博巴们（包括我自己），展开激烈批判。我们的“积极分子”（ hur-tsunpa）议员们要求，这些“坏分子”不仅要受到揭发，而且要把他们赶出流亡社会——尽管流亡议会实际上没有任何合法权力做任何此类事情。当然，他们秘而不宣的真实意图在于煽动那些更加狂热和无知的流亡社会普通民众自行其是——这种煽动在过去曾经导致若干起暴民对著名批评人士的攻击和公开侮辱。甚至有一位批评人士遭到谋杀。
或许是为了争取印度民众对他的运动的支持，边巴次仁议长接受了《印度斯坦时报》（the Hindustan Times）的一个简短采访，在采访中他引述尊者的话说，尊者本来打算活到113岁，但是由于“一位图伯特青年大会的官员、一位自由亚洲电台的职员以及一位图伯特作家所表达的不满……”尊者已经决定只活到108岁。这个采访非但没有引起印度民众的同情，反而成为了大家的笑柄。来自印度读者的评论异口同声地表示了鄙视。一位名叫库尔希德•阿拉姆（Kurshid Alam）的读者写道，“图伯特流亡政治家们，你们干的好！你们终于把整个图伯特运动变成了笑话。继续干下去！继续把你们的政治和古老的宗教混为一谈，你们的民众只能回到家中垂死挣扎。你们失去一个坚定的支持者！”
即便我们尊敬的议长先生真的是打算破坏在印度的图伯特问题，他也不可能做的比这次采访更出色了。
议长允许议员们不限时发言，每人都试图用比别人更为凶猛的方式进行批判。代表北美地区的议员诺布次仁言辞尤为偏激，他声称，“我们必须把这些人赶出去，就好比要趁蛀牙还没有开始疼之前就将它们拔掉。”多数议员们基本上只是老调重弹，但也有些人力图别出新意，他们抨击《图伯特政治评论》（Tibetan Political Review）的编辑，这是图伯特社会硕果仅存的一份严肃政治刊物，甚至还谴责电影人丹增索朗（Tenzin Sonam）制作的纪录片《乌云背后的太阳》（Sun Behind the Clouds），而这部影片在2010年获得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Havel）亲自颁发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和平奖”（ Vaclav Havel Freedom Award）。
然而，正当议会打压图伯特社会言论与思想自由的举动似乎已经势不可挡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些相当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位年轻的议员达珍萨琳（Dhardon Sharling），从她的座位上站起来平静地说，议会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没有尽自己所能去理解尊者的意愿而拷问自己的“良心”（当时她用了英文“conscience”），不应该对那些（表达自己观点的）博巴横加指责。达珍啦的发言可以在 youtube看到。另一位没能参加这次议会会议的议员琼扎科仁（Chungdak Koren），委托她的同事向议会宣读了她对议会提出的问题和观点。琼扎啦还将这些内容贴在了她自己的博客上。以下是一段摘录：“……不应该排斥那些批评者，我们应该包容他们并欢迎他们发表和交流自己的观点。这些人或许会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而他们提供的观点也可能拥有巨大的价值。当面对批评的时候，我们必须永远保持开放的思想。”我听说，还有其他一些议员没有参加“批斗会”。
与以往不同，那时政要们能纠集大批暴民甚或是暴徒和狂热分子殴打和恐吓批评人士。而这次，议会仅能召集为数不多的应雇而来的老阿爸和老阿妈，举着一模一样的标语绕着岗坚吉松（Gangchen Kyishong）蹒跚而行，那些标语几乎可以肯定是出自CTA办公室的宽幅打印机。
甚至那些试图在世界各地的图伯特社区推行批判运动的努力，也似乎没有受到什么成效。我听说在瑞士召开了一次社区会议批判那些“伤害了衮顿感情”的人，但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类似集会的报道。在纽约，有人试图阻止我在10月5日对图伯特公众的一次公开演讲（“让赞，势在必行”），这次演讲是图伯特国民大会（TNC）为我安排的。
夏尔巴人联合会——TNC为演讲租用了他们的会议厅——的经理，接到了匿名电话，声称TNC和我都是反对达赖喇嘛的。还有一通电话指责夏尔巴人联合会将会议厅租借给雄天（Shugden）崇拜者。还有人威胁要举行公众示威和阻挠演讲，但实际上在演讲的那天上午并没有出现抗议行为。会议厅里座无虚席。TNC的志愿者们还在Livestream 网站对讲演进行了现场直播，迄今已经有来自世界各地，甚至包括图伯特境内和中国的观众超过16,500人次观看了视频。
图伯特媒体通常总是畏首畏尾、自我审查，但是这次出现了一个值得欢迎的例外，流亡议会的作为受到了一家当地博文（即“藏文”）报纸《图伯特快报》（Bod Kyi Bangchen）的严厉谴责。这篇由副总编卓尼沃色（Choenyi Woser）撰写的评论文章还被翻译为英语，并发表在 Tibet Sun网站上。卓尼沃色啦还是第一个把流亡议会的奇谈怪论同“文革”相比较的人。
另一篇英语文章《我对着图伯特旗帜庄严发誓》（I Solemnly Swear by the Flag of Tibet ），作者是登巴噶西（Tenpa Gashi）。该文不仅以辛辣入骨的机智和讽刺嘲笑了议会大员们的奇谈怪论，而且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登巴啦是已故噶西•次仁多吉（Gashi Tsering Dorje）啦的儿子，他是70和80年代著名的政治评论家，也是我的朋友。在那些日子里，他和我都撰文揭露邓小平“自由化”政策的局限性和达兰萨拉方面希望同北京进行谈判的天真幼稚。相比我在《图伯特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次仁多吉啦的文章对图伯特公众的思想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为他是用博文写作而且对中共及其口是心非、残酷无情的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
因而，尽管我们流亡议会议员们竭力效仿北韩“最高人民议会”议员们的阿谀奉承，但是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令人称道的新进展——图伯特的新闻记者、博客作者、让赞活动人士，甚至一些议员和越来越多有怀疑精神和关心时事的“老百姓”（ mimang），都在公开对那些声称代表他们的人提出自己严厉的问题。
所以，尽管图伯特民主体制当前确实堪称岌岌可危，但还不至于说是一无所剩。不过，我们的政治是如何从一开始慢慢堕落到如此拆烂污的恶心境地的呢？我不打算在此详细探讨我们的所谓民主体制的历史。关于这个话题，我已经写作了若干文章，如果有读者希望对此有全面了解可以查看我博客上的分为三个部分的文章《等待民主》（(WFM I, WFM II 和WFM III ）。
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揭示一些更为直接的原因，来说明为何出现今年9月在达兰萨拉的小“文革”，以及更早些时候对图伯特青年大会和“九十三”（ Gu-Chu-Sum）前政治犯协会的破坏与削弱。我相信这些事件有其内在的联系，而且隐藏着一个削弱甚至是终止图伯特斗争的阴谋。我还将向大家说明一个简单的行动步骤，所有的博巴们都能以此来拯救我们的民主体制，并且可以使得流亡议会和行政当局对流亡公众负责，同时还要让他们切实关注在图伯特境内为了结束中国的统治而斗争的人们。
_____
* “伦钦”（ Lonchen）是图伯特对“总理大臣”或“首相”的传统称谓。“司伦”（ Si-lon）是从1926年朗顿•贡嘎旺秋（Langdun Kunga Wangchuk）担任总理大臣时开始使用。桑东仁波切开启了图伯特总理们为自己创造更加浮夸头衔的先河，诸如“噶伦赤巴”（ kalon-tripa）、“司政”（ sikyong）等等。
2013年11月4日，译于BLOOMINGTON, INDIANA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来源：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hk/2013/11/blog-post.html
当不丹王国在2008年开始其民主实验时，说实话我是带有一些怀疑态度的。我以为这个“龙的王国”将会步尼泊尔（由马亨德拉国王在1962年开创的）“潘查雅特”（ Panchayat）民主之后尘。在尼泊尔这个“受指导的”无政党民主体制下，民众可以推选代表组成了一个驯服的议会，而实际权力依然牢牢地掌握在国王手中。
但后来让我吃惊的是，不丹王室采取了坚决的步骤，允许甚至坚持成立真正的政党。为了让不丹民众走出传统的封建心态，深受拥戴的国王决定退位并任命他年轻的儿子成为一位低姿态的立宪君主。从那以后不久，不丹各地涌现出若干独立政党，但是通过整合和淘汰，最终有两个政党参加竞选：人民民主党（PDP）与不丹和平繁荣党（DPT）。后者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选举，尽管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该党的胜利是由于它在两党中更倾向于君主制。
但是两个月以前，在不丹的第二次全国选举中，弱势的在野党人民民主党（PDP）一举获得政权，赢得了议会47个议席中的32席。投票人数骄人地占全国人口的80%。不丹已经向世人证明了它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令人振奋富有活力的民主国家。PDP不仅击败了“保皇派”不丹和平繁荣党（DPT），而且还抛弃了不丹官方的“全国幸福指数”（GNH）理论。在早先，像这样抛弃由国王晋美·森格·旺秀（Jigme Singe Wangchuk）在1972年倡导的不丹核心国家政策，肯定会被当做是“大不敬”（ lèse majesté），甚或是亵渎神明的行为。
在法新社的一次采访中，新任总理伦钦•泽仁多杰（Lonchen* Tshering Tobgay）表达了自己对“全国幸福指数”（GNH）的不同看法：“我怀疑有些人是如何过度地使用了这个概念，同时却没有对亟待解决的问题予以足够重视。”在竞选期间，泽仁多吉经常是徒步走村串户，关注那些他认为是不丹“亟待解决的问题”：经常性失业、贫困、腐败以及民众对政治家们的疏离感。伦钦最近在纽约参加了一个联合国会议，在《纽约时报》的一次长篇访谈中，他重申了他的批评意见。回到不丹之后，生活一如既往。天没塌，地没裂，王国没有被吞噬。王室家族继续保持着他们体面的沉默。而事实上，有人告诉我，不丹王室成员甚至都没有参加投票选举，因为把选票投给任何一方，都会显示出王室对某一政党的支持从而影响选举的公正性。
老一辈博巴对不丹人有这样一种令人遗憾和绝对毫无根据的偏见，他们瞧不上不丹人，认为不丹人有点原始和不通世故（好在年轻一代的博巴似乎没有这样的偏见）。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拿来比较和评测谁是开明的民主主义者、谁是迷信的“蛮夷”（lalo），那么比较一些我们这两个政治制度的相关进程或许是最恰当的。
今年9月在达兰萨拉，就在庆祝完“图伯特民主日”之后不久，流亡议会对那些“伤害了达赖喇嘛尊者感情”的人，发动了堪称“文革”式的“批斗”（ thamzing）。这场运动起始于对议员噶玛群培（Karma Chophel）的谴责，莫名其妙地指控他“妄自猜测达赖喇嘛在写作《真言祷文》（Words of Truth Prayer）时，‘内心想着的是独立’。”（在《图伯特政治评论》网站可以看到有关的详细报道。）这种荒谬的指控让人不禁想起中国“文革”时期的一个故事——当时，一位老实本分的农民怀疑（或许声音有点太大了）把《毛主席语录》插在地里促进庄稼生长或许不是一个有效的农业技术。这位农民遭到批判、斗争和殴打——最后可能被整死。
在议长边巴次仁的率领下，我们的议员们开始向那些坦率表示（言辞或许激烈，但绝无不恭）不赞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政策而是要求独立的博巴们（包括我自己），展开激烈批判。我们的“积极分子”（ hur-tsunpa）议员们要求，这些“坏分子”不仅要受到揭发，而且要把他们赶出流亡社会——尽管流亡议会实际上没有任何合法权力做任何此类事情。当然，他们秘而不宣的真实意图在于煽动那些更加狂热和无知的流亡社会普通民众自行其是——这种煽动在过去曾经导致若干起暴民对著名批评人士的攻击和公开侮辱。甚至有一位批评人士遭到谋杀。
或许是为了争取印度民众对他的运动的支持，边巴次仁议长接受了《印度斯坦时报》（the Hindustan Times）的一个简短采访，在采访中他引述尊者的话说，尊者本来打算活到113岁，但是由于“一位图伯特青年大会的官员、一位自由亚洲电台的职员以及一位图伯特作家所表达的不满……”尊者已经决定只活到108岁。这个采访非但没有引起印度民众的同情，反而成为了大家的笑柄。来自印度读者的评论异口同声地表示了鄙视。一位名叫库尔希德•阿拉姆（Kurshid Alam）的读者写道，“图伯特流亡政治家们，你们干的好！你们终于把整个图伯特运动变成了笑话。继续干下去！继续把你们的政治和古老的宗教混为一谈，你们的民众只能回到家中垂死挣扎。你们失去一个坚定的支持者！”
即便我们尊敬的议长先生真的是打算破坏在印度的图伯特问题，他也不可能做的比这次采访更出色了。
议长允许议员们不限时发言，每人都试图用比别人更为凶猛的方式进行批判。代表北美地区的议员诺布次仁言辞尤为偏激，他声称，“我们必须把这些人赶出去，就好比要趁蛀牙还没有开始疼之前就将它们拔掉。”多数议员们基本上只是老调重弹，但也有些人力图别出新意，他们抨击《图伯特政治评论》（Tibetan Political Review）的编辑，这是图伯特社会硕果仅存的一份严肃政治刊物，甚至还谴责电影人丹增索朗（Tenzin Sonam）制作的纪录片《乌云背后的太阳》（Sun Behind the Clouds），而这部影片在2010年获得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Havel）亲自颁发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和平奖”（ Vaclav Havel Freedom Award）。
然而，正当议会打压图伯特社会言论与思想自由的举动似乎已经势不可挡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些相当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位年轻的议员达珍萨琳（Dhardon Sharling），从她的座位上站起来平静地说，议会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没有尽自己所能去理解尊者的意愿而拷问自己的“良心”（当时她用了英文“conscience”），不应该对那些（表达自己观点的）博巴横加指责。达珍啦的发言可以在 youtube看到。另一位没能参加这次议会会议的议员琼扎科仁（Chungdak Koren），委托她的同事向议会宣读了她对议会提出的问题和观点。琼扎啦还将这些内容贴在了她自己的博客上。以下是一段摘录：“……不应该排斥那些批评者，我们应该包容他们并欢迎他们发表和交流自己的观点。这些人或许会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而他们提供的观点也可能拥有巨大的价值。当面对批评的时候，我们必须永远保持开放的思想。”我听说，还有其他一些议员没有参加“批斗会”。
与以往不同，那时政要们能纠集大批暴民甚或是暴徒和狂热分子殴打和恐吓批评人士。而这次，议会仅能召集为数不多的应雇而来的老阿爸和老阿妈，举着一模一样的标语绕着岗坚吉松（Gangchen Kyishong）蹒跚而行，那些标语几乎可以肯定是出自CTA办公室的宽幅打印机。
甚至那些试图在世界各地的图伯特社区推行批判运动的努力，也似乎没有受到什么成效。我听说在瑞士召开了一次社区会议批判那些“伤害了衮顿感情”的人，但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类似集会的报道。在纽约，有人试图阻止我在10月5日对图伯特公众的一次公开演讲（“让赞，势在必行”），这次演讲是图伯特国民大会（TNC）为我安排的。
夏尔巴人联合会——TNC为演讲租用了他们的会议厅——的经理，接到了匿名电话，声称TNC和我都是反对达赖喇嘛的。还有一通电话指责夏尔巴人联合会将会议厅租借给雄天（Shugden）崇拜者。还有人威胁要举行公众示威和阻挠演讲，但实际上在演讲的那天上午并没有出现抗议行为。会议厅里座无虚席。TNC的志愿者们还在Livestream 网站对讲演进行了现场直播，迄今已经有来自世界各地，甚至包括图伯特境内和中国的观众超过16,500人次观看了视频。
图伯特媒体通常总是畏首畏尾、自我审查，但是这次出现了一个值得欢迎的例外，流亡议会的作为受到了一家当地博文（即“藏文”）报纸《图伯特快报》（Bod Kyi Bangchen）的严厉谴责。这篇由副总编卓尼沃色（Choenyi Woser）撰写的评论文章还被翻译为英语，并发表在 Tibet Sun网站上。卓尼沃色啦还是第一个把流亡议会的奇谈怪论同“文革”相比较的人。
另一篇英语文章《我对着图伯特旗帜庄严发誓》（I Solemnly Swear by the Flag of Tibet ），作者是登巴噶西（Tenpa Gashi）。该文不仅以辛辣入骨的机智和讽刺嘲笑了议会大员们的奇谈怪论，而且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登巴啦是已故噶西•次仁多吉（Gashi Tsering Dorje）啦的儿子，他是70和80年代著名的政治评论家，也是我的朋友。在那些日子里，他和我都撰文揭露邓小平“自由化”政策的局限性和达兰萨拉方面希望同北京进行谈判的天真幼稚。相比我在《图伯特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次仁多吉啦的文章对图伯特公众的思想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为他是用博文写作而且对中共及其口是心非、残酷无情的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
因而，尽管我们流亡议会议员们竭力效仿北韩“最高人民议会”议员们的阿谀奉承，但是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令人称道的新进展——图伯特的新闻记者、博客作者、让赞活动人士，甚至一些议员和越来越多有怀疑精神和关心时事的“老百姓”（ mimang），都在公开对那些声称代表他们的人提出自己严厉的问题。
所以，尽管图伯特民主体制当前确实堪称岌岌可危，但还不至于说是一无所剩。不过，我们的政治是如何从一开始慢慢堕落到如此拆烂污的恶心境地的呢？我不打算在此详细探讨我们的所谓民主体制的历史。关于这个话题，我已经写作了若干文章，如果有读者希望对此有全面了解可以查看我博客上的分为三个部分的文章《等待民主》（(WFM I, WFM II 和WFM III ）。
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揭示一些更为直接的原因，来说明为何出现今年9月在达兰萨拉的小“文革”，以及更早些时候对图伯特青年大会和“九十三”（ Gu-Chu-Sum）前政治犯协会的破坏与削弱。我相信这些事件有其内在的联系，而且隐藏着一个削弱甚至是终止图伯特斗争的阴谋。我还将向大家说明一个简单的行动步骤，所有的博巴们都能以此来拯救我们的民主体制，并且可以使得流亡议会和行政当局对流亡公众负责，同时还要让他们切实关注在图伯特境内为了结束中国的统治而斗争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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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钦”（ Lonchen）是图伯特对“总理大臣”或“首相”的传统称谓。“司伦”（ Si-lon）是从1926年朗顿•贡嘎旺秋（Langdun Kunga Wangchuk）担任总理大臣时开始使用。桑东仁波切开启了图伯特总理们为自己创造更加浮夸头衔的先河，诸如“噶伦赤巴”（ kalon-tripa）、“司政”（ sikyong）等等。
2013年11月4日，译于BLOOMINGTON, INDIANA
星期六, 7月 20, 2013
故乡网与Dibyesh Anand（迪比亚什・阿南德）博士的对话
来源：雪狮与龙博客 http://wp.me/p9bO-17F
原文：Phayul in conversation with Dr Dibyesh Anand
Phayul [2013年2月25日（星期一），01:38]
故乡网采访了Dibyesh Anand博士, 一位西藏的密切观察者，他著有《西藏：地缘政治的牺牲品》，发表了许多有关西藏的研究论文。
Dibyesh Anand博士是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
Phayul：博士，长时间以来，您一直密切观察西藏的斗争和流亡机构，对于西藏的民主制度，您有什么想法吗？
Dibyesh Anand博士：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
这是一个实验，因为你们正在试图建立一个无国籍民众的民主，占西藏总人口比例很小，同时声称代表整个西藏。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们在流亡之中。
藏人民主化的有趣部分是无国籍。到目前为止，这非常有趣，因为达赖喇嘛将实际政治权威给了下一位总理，他的新角色是一位退休的政治领袖。有趣的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它能够让流亡藏人为未来做好准备，那时没有达赖喇嘛这样的人物来团结他们，而他们将团结在民主进程之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积极的事情。民主化的风险是，它也可以导致分裂，就像你所看到印度的情况。民主可以团结民众，但也可能分裂民众。
现在，要避免流亡中的民主导致分裂，重要的是，流亡藏人普遍认同他们的目标。难道只是为了在流亡中生存？这没问题；他们是否也关心，为了西藏的未来，他们想要做些什么。现在我们知道的是，虽然围绕中间道路有个一般的共识，到后达赖喇嘛时期，如果谈判无法启动，十四世达赖喇嘛无法回到西藏，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真实的情境，过去三四十年推进的政策无法达到它想要实现的目标。其结果是，民主无法说服藏族人民中间道路仍然是一条更好的路线。鉴于达赖喇嘛不能与中国达成交易，民选领导能够做些什么？这将是西藏民主的挑战。
另一个问题是，我能够看到，民主化将可能制造与境内藏人距离。境内藏人要求很多东西 —— 独立、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但他们的运动大部分围绕着宗教和宗教生活。与许多人可能认为的相反，他们并非为民主本身而战斗，他们为自由而战，他们正在为宗教自由而战。你们拥有而他们无法拥有的，第一，是民主，但这仍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第二，宗教领袖们居住在这里。
所以，随着民主化的进程，宗教领袖们，包括下一世达赖喇嘛，噶玛巴，萨迦仁波切，他们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性相对将降低。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情况，比方说，在10年或20年的时间内，西藏境内的藏人愿意为总理或民主放弃自己的生命吗？我看不然。
他们可以为达赖喇嘛的一张图片放弃生命，甚至是噶玛巴、萨迦仁波切的图片，如果这变得重要。很难想象他们会为他们从未体验过的制度放弃生命。
所以，我的忧虑是，民主对于流亡者而言是个好的制度，但民主化不能象宗教领袖那样成为国家团结的标志。所以，如果流亡藏人的民主化能够平衡自身，同时保留宗教领袖作为国家团结的标志，这行得通。但是，如果他们在某些方面排斥宗教领袖，那么我不确定这是否能行，因为境内的藏人可能想要别的东西。
Phayul：谈到中国和境内藏人，您认为藏人最终将能够利用这个民主制度吗？
Dibyesh Anand博士：民主确实允许代表和代表性。这一点毫无疑问。现在，民主的主要作用是团结流亡社区。其主要目的不是改造和给西藏内部带来转变。我看不出民主是动员西藏境内藏人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看到大部分时间，藏人们使用达赖喇嘛的图片进行动员，或者他们用中国政府的政策来批评中国。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使用流亡中的民主制度来激励自己。未来他们会这样做吗？这是可能的，但它永远不能象宗教领袖或者缺乏宗教领袖那样，驱动人们的感情做出那种牺牲。
记住，大多数藏人逃出西藏的目的，是为了教育，是为了朝拜达赖喇嘛或其他宗教领袖，而不是为了藏人行政中央。
现在，对中国而言，中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将与达赖喇嘛谈判其个人地位。流亡社区发展更多的民主将不会影响中国，因为中国不接受与没有达赖喇嘛的流亡民主领导谈判。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即使他们想给予西藏真正的自治，他们的理由会是，他们认为达赖喇嘛可以提供西藏的稳定，他将返回西藏，并提供稳定。现在，在达赖喇嘛缺席的情况下，流亡的民主领导能够提供西藏的稳定吗？中国人知道他们不能，因为他们并非广为人知。
所有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知道，民主领导不能提供任何稳定性。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要与他们谈判？达赖喇嘛能够做到，也许下一世达赖喇嘛也能，噶玛巴和其他宗教领袖一起，可能也可以提供这一稳定性。但即使他们也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说实话，因为西藏不稳定的来源不仅仅是因为没有达赖喇嘛或噶玛巴 —— 不稳定的根源是中国的统治。在缺乏宗教领袖的情况下，我不认为民主领袖可以提供稳定。但是，民主是好的，它对流亡社区有其意义，我们必须明确这一点。
Phayul：所以，在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领导未能与中国谈判的情况下，您是否认为，如果有需要时，流亡宗教领袖在未来与中国打交道，会有更好的机会？当然，通过地下管道。
Dibyesh Anand博士：是的。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达赖喇嘛、其他佛教喇嘛与中国政府之间有许多地下管道。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一起承认噶玛巴，这一事实告诉你，地下管道是存在的。现在很多已经不存在了。
因此，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场景，西藏的高级活佛和高级喇嘛，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可能与达赖喇嘛和其他流亡领袖达成交易。但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们会看到喇嘛们有更多的影响力，因此提供更多稳定性。此外，喇嘛回归看上去对中国有好处。同时，对中国人而言，流亡领导回归其实类似于新的流亡精英回流，这会带来新的不稳定。所以，喇嘛回归有利于稳定，会带来良好的形象，而且说到底，宗教领袖处在谈判更有利的位置。不过，当然，这些谈判不是那种达赖喇嘛可以提供的大谈判，有关整个西藏。没有宗教领袖能够进行那种谈判。
所以，我觉得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往生的情况下，如果有任何谈判象现在进行的那么严肃。大家应该感到震惊，
Phayul：当尊者达赖喇嘛所有的政治权力让渡给新当选的藏人领袖后，他对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决定有多大影响？您怎么看？
Dibyesh Anand博士：不直接。因为如你所见，他避免对政治事务作出评论，即使是自焚事件；我不认为自焚是政治性的。他一直对此非常清醒。他知道，他意识到他自己的权威，但他确实不时说些话，可能影响政治运作。
这不是他进行干扰，这也不是他利用其影响力。相反，它是民主领袖如何利用他达到他们的目的。最好的例子是在第二次特别大会（9月25-28）上，当时通过了一项决议，批评少数藏人伤害达赖喇嘛的感情。
一位圣人并不需要我们凡人或政治领袖去保护。
达赖喇嘛是观世音。他是全知。他并不需要这里的领导以某种方式保护他，因为他是圣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谴责个别藏人对达赖喇嘛造成伤害，政治领导层给广大藏人的信号是，“你看他们反对达赖喇嘛 —— 某些人和某些组织。”这不是一个民主的健康发展。但请记住，这不是达赖喇嘛干的。
他可能说过，有些人或组织给他造成伤害，但那是他作为民主社会私人公民的言论，他不是一个政治领袖。所以，我认为他根本没有进行干扰，他也没有以任何方式直接影响。但是，他的影响力可能来自流亡领导如何会或不会使用他的名字，来推进他们的政策。
总的来说，他确实会影响主要议程——“西藏未来会怎么样。“我认为，他已经给真正的民主辩论留下了空间。达赖喇嘛为真正的民主创造了空间，他为真正的辩论创造了空间。现在，流亡藏人是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他真正民主的心愿，甚至怀疑你们为未来采取何种策略，这都由人民来决定。
Phayul：你认为流亡西藏政治领导今天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Dibyesh Anand博士：当然，最大的挑战是，他们有很多挑战。他们所面对的一个挑战是要保持流亡社区的团结。其挑战来自于，西藏的政治目标是什么。这是一个主要的争论，但也有其他紧张问题。如何维持印度定居点，如何处理不断增加的从印度和尼泊尔向西方的移民，这对在西藏的运动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有这些问题都很关键。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保持在这里的团结，如何维持一个在印度可行的存在。在尼泊尔，我们知道有很多紧张情况，那儿已没有可行的存在了。
所以，基本上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处理与印度的关系。在领导层面前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在印度公众、国会和政府赢得对印度藏人的支持。我认为领导层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但这需要更认真的措施，因为印度比美国，英国，法国或瑞士都更重要。所以，印度是最重要的国家，因为一旦大量流亡藏人离开印度，那么你们与西藏的连接会消失。
我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跨越互联网的界限并不重要。但是，当藏人逃离西藏时，边境很重要。他们并不生活在一个无边境的国家，他们必须跨越的真实的边境，西藏与尼泊尔和印度的边境。因此，边境是相关的。
当然，他们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保持世界对西藏的兴趣，鉴于大部分兴趣与达赖喇嘛相关。因此，他们必须找到一条途径，让他们保持甚至重生这一兴趣，因为目前西方对西藏的兴趣已经和1990年代不在一个水平。甚至对于达赖喇嘛，兴趣也减退了。
如果看西藏的支持者的组成，至少我知道在英国和美国，除了少数年轻人以外，支持者主要是中产阶级、白人、老年人。这就是目前的局限。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应离开这一支持基础，但有必要在西方的年青人和少数民族中产生兴趣。这是一个挑战。同样，这需要认真对待。
对于中国，说实话，流亡领导层有没有太多可以做的。大多数情况，流亡藏人响应西藏内部的事件；除了在20世纪80年代末达赖喇嘛执行国际化战略，基本上需要将西藏事业推到国外，扩散到全世界。那是唯一一段时期，流亡者实际上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回应。但谈判的承诺和西方对西藏兴趣的懈怠意味着国际化战略的工作推进到这一点，然后停滞。
他们做不了任何事情，促使中国开始谈判。但是，如果中国开始谈判，关键在于流亡藏人能够提供什么新东西。这将部分取决于中国领导层可以提供什么。
但最后一个挑战是如何保持与境内藏人的联系，以及如何保持以他们的名义发言。重要的是要记住，中间道路或让赞（西藏独立）是流亡藏人的辩论，它不是西藏内部的辩论。西藏内部不存在健康的辩论，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所知道的唯一来自西藏的意见，是通过人们的抗议。因此，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抗议为什么发生，以及我们如何能够最好的解读抗议。我们应该避免用我们这儿的意识形态，将它强加于境内抗议。
这甚至对自焚事件也成立。我们不应该将让赞对中间道路的想法强加在他们身上。
在我看来，自焚事件的信息，我们至少从一些藏人那得知，他们认为中国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剥夺了藏人的尊严。
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发展。我知道我们可以挑战中国的发展，但说实话，是的，有歧视，有问题，但西藏一直在快速转型。你不能否认这一点。所以，如果中国政府提供了良好的道路，优越的医疗设施，平等对待藏人，一切都会好起来吗？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政治尊严超越发展，超越面包和黄油的问题。
所以只要藏人感到他们的尊严不被尊重，其主要表现是宗教领袖不在西藏，这个问题将依然存在。
问题的关键是，流亡领导层，在何种意义上，需要考虑到这一点。他们是否完全地代表了西藏境内的意见？这是个挑战。
Phayul：您认为印度将如何应对后达赖喇嘛时代？对于在印度的流亡藏人，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Dibyesh Anand博士：我们一定要记住，1959年，印度为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提供了庇护。在达赖喇嘛尊者不在的情况下，藏人的状态和定位变得更加脆弱，因为尊者不在了，而他的人民仍然在这里。
印度政府尊敬达赖喇嘛，全世界尊敬他。现在，相对于藏人，从广义上讲，印度有可能有三种“使用”方法。
其一是，如他们所说，相对于中国人而言，藏人是一个战略资产。在这种意义上，那种观点试图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藏人，如果不是反对中国，就是提醒中国，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资产。当然，可能很多藏族人喜欢被使用，因为他们可能想在西藏有更多的自由，但是，与之俱来的风险是，如果你被利用，你也有可能被抛弃。
因此，“使用”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健康的心态。比方说，藏人应该不会得到满足或者感到安全；因为他们可能是印度的一个战略性的资产，印度人会庇护他们，就像达赖喇嘛在世时一直保护他们一样。
第二种意见是视藏民为负资产，并且被指责为与中国的问题。你可以想像，在后达赖喇嘛时代的情景。这种观点可以尝试争辩说：“你看，过去四五十年我们已经给予藏人足够的支持，到此为止。无论如何，如果达赖喇嘛不参与，为什么我们应该为之头痛呢？“诸如此类。他们将藏人看作负资产，并可能受到诱惑执行尼泊尔一直在做的政策，抛弃藏人。
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或加拿大愿意接收藏人，那么你可以看到藏人在印度的存在几乎会就此结束。这是一种可能性。
但印度还可以有第三个视角，这是最健康的一种，认识到事情的两个方面。
这种观点承认藏人的重要性，他们承认藏人对印度的文化、经济、宗教和安全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现在，我想这就是藏人在印度要着力的地方。他们必须确保，印度人更多地知道藏人的贡献，不仅仅边境特别部队和国家安全，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还有文化和宗教方面的贡献。例如，菩提伽耶因为藏传佛教而得到了复兴，最重要的是，藏人的存在对于整个喜马拉雅地区印度佛教徒的忠诚是如何重要。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那个观点仍然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加注重让印度人更加意识到藏人的贡献。但作为一个总的趋势，如果我们不主动，我们不能坐等印度行动，因为印度有它自己数以千计的问题，自己都管不过来。
对印度而言，西藏是一个小问题，藏人的存在无关紧要。但重要的事情是，以某种方式将对西藏的关注从少数安全专家和政府官员，转移到印度广大公众的视野。因为，广大公众和议员，如果他们知道西藏的贡献，他们不会允许印度政府将西藏作为一张牌，时而正面打，时而负面打。
当然，除了提高公众意识之外，藏人可以做到的一个方式是，考虑印度国籍问题。
显而易见，藏人履行了所有印度公民的责任，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公民权利。你在哪儿看到非印度人在锡亚琴保护印度公民，在卡吉尔战争中与巴基斯坦作战？
因此，在藏人所在之处，他们正在履行职责，交税，对经济作出贡献，向印度提供安全，但他们没有公民权利。当然，迄今为止印度大体正面对待藏人，远远优于印度对待其他难民。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这取决于政府的慷慨，我们不能永远依赖政府的慷慨。
重要的是，我们产生利益，我们提醒公众、媒体和政客们藏人做出的贡献；记住政客们只关心选票，这是为什么公民权可以帮助藏人。
记住，大多数这儿拥有居住证(RC)的藏人在某种意义上是藏印人或印藏人。所以，公民权利更多意味着你们得到权利做你们已经在做的事情。这并不意味背离西藏，或放弃西藏。它关于同时为两者工作 —— 你的来源国和你的居住国。
原文：Phayul in conversation with Dr Dibyesh Anand
Phayul [2013年2月25日（星期一），01:38]
故乡网采访了Dibyesh Anand博士, 一位西藏的密切观察者，他著有《西藏：地缘政治的牺牲品》，发表了许多有关西藏的研究论文。
Dibyesh Anand博士是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
Phayul：博士，长时间以来，您一直密切观察西藏的斗争和流亡机构，对于西藏的民主制度，您有什么想法吗？
Dibyesh Anand博士：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
这是一个实验，因为你们正在试图建立一个无国籍民众的民主，占西藏总人口比例很小，同时声称代表整个西藏。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们在流亡之中。
藏人民主化的有趣部分是无国籍。到目前为止，这非常有趣，因为达赖喇嘛将实际政治权威给了下一位总理，他的新角色是一位退休的政治领袖。有趣的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它能够让流亡藏人为未来做好准备，那时没有达赖喇嘛这样的人物来团结他们，而他们将团结在民主进程之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积极的事情。民主化的风险是，它也可以导致分裂，就像你所看到印度的情况。民主可以团结民众，但也可能分裂民众。
现在，要避免流亡中的民主导致分裂，重要的是，流亡藏人普遍认同他们的目标。难道只是为了在流亡中生存？这没问题；他们是否也关心，为了西藏的未来，他们想要做些什么。现在我们知道的是，虽然围绕中间道路有个一般的共识，到后达赖喇嘛时期，如果谈判无法启动，十四世达赖喇嘛无法回到西藏，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真实的情境，过去三四十年推进的政策无法达到它想要实现的目标。其结果是，民主无法说服藏族人民中间道路仍然是一条更好的路线。鉴于达赖喇嘛不能与中国达成交易，民选领导能够做些什么？这将是西藏民主的挑战。
另一个问题是，我能够看到，民主化将可能制造与境内藏人距离。境内藏人要求很多东西 —— 独立、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但他们的运动大部分围绕着宗教和宗教生活。与许多人可能认为的相反，他们并非为民主本身而战斗，他们为自由而战，他们正在为宗教自由而战。你们拥有而他们无法拥有的，第一，是民主，但这仍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第二，宗教领袖们居住在这里。
所以，随着民主化的进程，宗教领袖们，包括下一世达赖喇嘛，噶玛巴，萨迦仁波切，他们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性相对将降低。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情况，比方说，在10年或20年的时间内，西藏境内的藏人愿意为总理或民主放弃自己的生命吗？我看不然。
他们可以为达赖喇嘛的一张图片放弃生命，甚至是噶玛巴、萨迦仁波切的图片，如果这变得重要。很难想象他们会为他们从未体验过的制度放弃生命。
所以，我的忧虑是，民主对于流亡者而言是个好的制度，但民主化不能象宗教领袖那样成为国家团结的标志。所以，如果流亡藏人的民主化能够平衡自身，同时保留宗教领袖作为国家团结的标志，这行得通。但是，如果他们在某些方面排斥宗教领袖，那么我不确定这是否能行，因为境内的藏人可能想要别的东西。
Phayul：谈到中国和境内藏人，您认为藏人最终将能够利用这个民主制度吗？
Dibyesh Anand博士：民主确实允许代表和代表性。这一点毫无疑问。现在，民主的主要作用是团结流亡社区。其主要目的不是改造和给西藏内部带来转变。我看不出民主是动员西藏境内藏人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看到大部分时间，藏人们使用达赖喇嘛的图片进行动员，或者他们用中国政府的政策来批评中国。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使用流亡中的民主制度来激励自己。未来他们会这样做吗？这是可能的，但它永远不能象宗教领袖或者缺乏宗教领袖那样，驱动人们的感情做出那种牺牲。
记住，大多数藏人逃出西藏的目的，是为了教育，是为了朝拜达赖喇嘛或其他宗教领袖，而不是为了藏人行政中央。
现在，对中国而言，中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将与达赖喇嘛谈判其个人地位。流亡社区发展更多的民主将不会影响中国，因为中国不接受与没有达赖喇嘛的流亡民主领导谈判。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即使他们想给予西藏真正的自治，他们的理由会是，他们认为达赖喇嘛可以提供西藏的稳定，他将返回西藏，并提供稳定。现在，在达赖喇嘛缺席的情况下，流亡的民主领导能够提供西藏的稳定吗？中国人知道他们不能，因为他们并非广为人知。
所有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知道，民主领导不能提供任何稳定性。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要与他们谈判？达赖喇嘛能够做到，也许下一世达赖喇嘛也能，噶玛巴和其他宗教领袖一起，可能也可以提供这一稳定性。但即使他们也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说实话，因为西藏不稳定的来源不仅仅是因为没有达赖喇嘛或噶玛巴 —— 不稳定的根源是中国的统治。在缺乏宗教领袖的情况下，我不认为民主领袖可以提供稳定。但是，民主是好的，它对流亡社区有其意义，我们必须明确这一点。
Phayul：所以，在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领导未能与中国谈判的情况下，您是否认为，如果有需要时，流亡宗教领袖在未来与中国打交道，会有更好的机会？当然，通过地下管道。
Dibyesh Anand博士：是的。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达赖喇嘛、其他佛教喇嘛与中国政府之间有许多地下管道。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一起承认噶玛巴，这一事实告诉你，地下管道是存在的。现在很多已经不存在了。
因此，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场景，西藏的高级活佛和高级喇嘛，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可能与达赖喇嘛和其他流亡领袖达成交易。但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们会看到喇嘛们有更多的影响力，因此提供更多稳定性。此外，喇嘛回归看上去对中国有好处。同时，对中国人而言，流亡领导回归其实类似于新的流亡精英回流，这会带来新的不稳定。所以，喇嘛回归有利于稳定，会带来良好的形象，而且说到底，宗教领袖处在谈判更有利的位置。不过，当然，这些谈判不是那种达赖喇嘛可以提供的大谈判，有关整个西藏。没有宗教领袖能够进行那种谈判。
所以，我觉得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往生的情况下，如果有任何谈判象现在进行的那么严肃。大家应该感到震惊，
Phayul：当尊者达赖喇嘛所有的政治权力让渡给新当选的藏人领袖后，他对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决定有多大影响？您怎么看？
Dibyesh Anand博士：不直接。因为如你所见，他避免对政治事务作出评论，即使是自焚事件；我不认为自焚是政治性的。他一直对此非常清醒。他知道，他意识到他自己的权威，但他确实不时说些话，可能影响政治运作。
这不是他进行干扰，这也不是他利用其影响力。相反，它是民主领袖如何利用他达到他们的目的。最好的例子是在第二次特别大会（9月25-28）上，当时通过了一项决议，批评少数藏人伤害达赖喇嘛的感情。
一位圣人并不需要我们凡人或政治领袖去保护。
达赖喇嘛是观世音。他是全知。他并不需要这里的领导以某种方式保护他，因为他是圣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谴责个别藏人对达赖喇嘛造成伤害，政治领导层给广大藏人的信号是，“你看他们反对达赖喇嘛 —— 某些人和某些组织。”这不是一个民主的健康发展。但请记住，这不是达赖喇嘛干的。
他可能说过，有些人或组织给他造成伤害，但那是他作为民主社会私人公民的言论，他不是一个政治领袖。所以，我认为他根本没有进行干扰，他也没有以任何方式直接影响。但是，他的影响力可能来自流亡领导如何会或不会使用他的名字，来推进他们的政策。
总的来说，他确实会影响主要议程——“西藏未来会怎么样。“我认为，他已经给真正的民主辩论留下了空间。达赖喇嘛为真正的民主创造了空间，他为真正的辩论创造了空间。现在，流亡藏人是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他真正民主的心愿，甚至怀疑你们为未来采取何种策略，这都由人民来决定。
Phayul：你认为流亡西藏政治领导今天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Dibyesh Anand博士：当然，最大的挑战是，他们有很多挑战。他们所面对的一个挑战是要保持流亡社区的团结。其挑战来自于，西藏的政治目标是什么。这是一个主要的争论，但也有其他紧张问题。如何维持印度定居点，如何处理不断增加的从印度和尼泊尔向西方的移民，这对在西藏的运动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有这些问题都很关键。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保持在这里的团结，如何维持一个在印度可行的存在。在尼泊尔，我们知道有很多紧张情况，那儿已没有可行的存在了。
所以，基本上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处理与印度的关系。在领导层面前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在印度公众、国会和政府赢得对印度藏人的支持。我认为领导层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但这需要更认真的措施，因为印度比美国，英国，法国或瑞士都更重要。所以，印度是最重要的国家，因为一旦大量流亡藏人离开印度，那么你们与西藏的连接会消失。
我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跨越互联网的界限并不重要。但是，当藏人逃离西藏时，边境很重要。他们并不生活在一个无边境的国家，他们必须跨越的真实的边境，西藏与尼泊尔和印度的边境。因此，边境是相关的。
当然，他们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保持世界对西藏的兴趣，鉴于大部分兴趣与达赖喇嘛相关。因此，他们必须找到一条途径，让他们保持甚至重生这一兴趣，因为目前西方对西藏的兴趣已经和1990年代不在一个水平。甚至对于达赖喇嘛，兴趣也减退了。
如果看西藏的支持者的组成，至少我知道在英国和美国，除了少数年轻人以外，支持者主要是中产阶级、白人、老年人。这就是目前的局限。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应离开这一支持基础，但有必要在西方的年青人和少数民族中产生兴趣。这是一个挑战。同样，这需要认真对待。
对于中国，说实话，流亡领导层有没有太多可以做的。大多数情况，流亡藏人响应西藏内部的事件；除了在20世纪80年代末达赖喇嘛执行国际化战略，基本上需要将西藏事业推到国外，扩散到全世界。那是唯一一段时期，流亡者实际上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回应。但谈判的承诺和西方对西藏兴趣的懈怠意味着国际化战略的工作推进到这一点，然后停滞。
他们做不了任何事情，促使中国开始谈判。但是，如果中国开始谈判，关键在于流亡藏人能够提供什么新东西。这将部分取决于中国领导层可以提供什么。
但最后一个挑战是如何保持与境内藏人的联系，以及如何保持以他们的名义发言。重要的是要记住，中间道路或让赞（西藏独立）是流亡藏人的辩论，它不是西藏内部的辩论。西藏内部不存在健康的辩论，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所知道的唯一来自西藏的意见，是通过人们的抗议。因此，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抗议为什么发生，以及我们如何能够最好的解读抗议。我们应该避免用我们这儿的意识形态，将它强加于境内抗议。
这甚至对自焚事件也成立。我们不应该将让赞对中间道路的想法强加在他们身上。
在我看来，自焚事件的信息，我们至少从一些藏人那得知，他们认为中国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剥夺了藏人的尊严。
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发展。我知道我们可以挑战中国的发展，但说实话，是的，有歧视，有问题，但西藏一直在快速转型。你不能否认这一点。所以，如果中国政府提供了良好的道路，优越的医疗设施，平等对待藏人，一切都会好起来吗？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政治尊严超越发展，超越面包和黄油的问题。
所以只要藏人感到他们的尊严不被尊重，其主要表现是宗教领袖不在西藏，这个问题将依然存在。
问题的关键是，流亡领导层，在何种意义上，需要考虑到这一点。他们是否完全地代表了西藏境内的意见？这是个挑战。
Phayul：您认为印度将如何应对后达赖喇嘛时代？对于在印度的流亡藏人，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Dibyesh Anand博士：我们一定要记住，1959年，印度为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提供了庇护。在达赖喇嘛尊者不在的情况下，藏人的状态和定位变得更加脆弱，因为尊者不在了，而他的人民仍然在这里。
印度政府尊敬达赖喇嘛，全世界尊敬他。现在，相对于藏人，从广义上讲，印度有可能有三种“使用”方法。
其一是，如他们所说，相对于中国人而言，藏人是一个战略资产。在这种意义上，那种观点试图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藏人，如果不是反对中国，就是提醒中国，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资产。当然，可能很多藏族人喜欢被使用，因为他们可能想在西藏有更多的自由，但是，与之俱来的风险是，如果你被利用，你也有可能被抛弃。
因此，“使用”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健康的心态。比方说，藏人应该不会得到满足或者感到安全；因为他们可能是印度的一个战略性的资产，印度人会庇护他们，就像达赖喇嘛在世时一直保护他们一样。
第二种意见是视藏民为负资产，并且被指责为与中国的问题。你可以想像，在后达赖喇嘛时代的情景。这种观点可以尝试争辩说：“你看，过去四五十年我们已经给予藏人足够的支持，到此为止。无论如何，如果达赖喇嘛不参与，为什么我们应该为之头痛呢？“诸如此类。他们将藏人看作负资产，并可能受到诱惑执行尼泊尔一直在做的政策，抛弃藏人。
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或加拿大愿意接收藏人，那么你可以看到藏人在印度的存在几乎会就此结束。这是一种可能性。
但印度还可以有第三个视角，这是最健康的一种，认识到事情的两个方面。
这种观点承认藏人的重要性，他们承认藏人对印度的文化、经济、宗教和安全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现在，我想这就是藏人在印度要着力的地方。他们必须确保，印度人更多地知道藏人的贡献，不仅仅边境特别部队和国家安全，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还有文化和宗教方面的贡献。例如，菩提伽耶因为藏传佛教而得到了复兴，最重要的是，藏人的存在对于整个喜马拉雅地区印度佛教徒的忠诚是如何重要。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那个观点仍然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加注重让印度人更加意识到藏人的贡献。但作为一个总的趋势，如果我们不主动，我们不能坐等印度行动，因为印度有它自己数以千计的问题，自己都管不过来。
对印度而言，西藏是一个小问题，藏人的存在无关紧要。但重要的事情是，以某种方式将对西藏的关注从少数安全专家和政府官员，转移到印度广大公众的视野。因为，广大公众和议员，如果他们知道西藏的贡献，他们不会允许印度政府将西藏作为一张牌，时而正面打，时而负面打。
当然，除了提高公众意识之外，藏人可以做到的一个方式是，考虑印度国籍问题。
显而易见，藏人履行了所有印度公民的责任，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公民权利。你在哪儿看到非印度人在锡亚琴保护印度公民，在卡吉尔战争中与巴基斯坦作战？
因此，在藏人所在之处，他们正在履行职责，交税，对经济作出贡献，向印度提供安全，但他们没有公民权利。当然，迄今为止印度大体正面对待藏人，远远优于印度对待其他难民。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这取决于政府的慷慨，我们不能永远依赖政府的慷慨。
重要的是，我们产生利益，我们提醒公众、媒体和政客们藏人做出的贡献；记住政客们只关心选票，这是为什么公民权可以帮助藏人。
记住，大多数这儿拥有居住证(RC)的藏人在某种意义上是藏印人或印藏人。所以，公民权利更多意味着你们得到权利做你们已经在做的事情。这并不意味背离西藏，或放弃西藏。它关于同时为两者工作 —— 你的来源国和你的居住国。
星期五, 7月 19, 2013
流亡中的民主
流亡中的民主
──西藏流亡政府第十四届议会与第九届噶厦首席部长选举分析
作者：苏嘉宏 (台湾)
中文摘要
以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的西藏流亡政府，虽然其「政教合一」制度素负盛名，但印度的流亡藏人社会以持续将近半世纪的「定期选举」的方式，进行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选举工作，民主的政治制度早已稳定运作。由于流亡藏人社会并不具备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或条件，一般选举概念中的政党和政党提名候选人的机制尚不成熟，除了青年会、全国民主党之外，流亡藏人社会已无其它任何以某种政治理念为内涵所组建、运作的政治组织，所以西藏流亡政府的选举制度是以两次投票方式进行，先以「预选」来进行「全民提名」，再根据预选结果进行「复选」，产生正式选举结果。流亡藏人施行直接选举的过程几经转折，但一直都以达赖喇嘛为「训政导师」，在达赖喇嘛主导下实现流亡藏人社会的民主化。第十四届西藏人民会议选举结果有下列特色：预选和正式选举并无太大变化、西藏青年会高阶干部多人当选、新而年轻的议员当选超过三分之一、「新难民」与第二代流亡藏人同时能获得认同而当选、竞选过程转为公开积极。内阁首席部长则是一场没有任何竞争的选举，仍由声望崇隆的桑东仁波切连任，他明确地指出，如果他当选，除了继续原有的政策而外不会有其它的变化，这包括在政治上将会继续推动与北京政府的和谈在内。
一、前言：民主制度的坚持
2005年6月6日，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宣布了第十四届议会与第九届噶厦首席部长（内阁总理）换届改选的日期，这标志着虽然在新一轮的达兰莎拉与北京的和谈进行中，印度的流亡藏人社会仍然以持续将近半世纪的「定期选举」的方式，进行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选举工作，民主的政治制度稳定运作。
达赖喇嘛回忆自己从小就喜欢改革与创新，他说：「当时我尚未承担职责，在与伴读学者等聚会谈论时，从他们那里厅到许多对我们当时的社会制度所存在之弊病的议论，从内勤人员处也能听到许多他们（对当时制度）的嘲讽。我自己也认为我们的制度应该进行改革。后来我虽然承接了政教大任，但接着就被迫前往卓木（藏印边界），当时完全无能为力。其后稍微学习了一些外界的制度并成立了『社会改革』1，开始进行改革。当时并没有民主这个词汇，听说过民众国家，有时候一些人也讲「民」主主义。2当时对于制度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虽然没有清晰的概念，但却非常明确地知道对当时我们所有的制度、差役和法律体系等许多制度必须要进行改革，而且也相信这一切是能够实现的。然而由于和中国人在一起而一直难于施展，如果按照他们（中共）的观点进行改革则显得过分的极端，而根据藏人的愿望做出适合藏人的改革，则又有中国方面的阻碍，如此这般的几年时间就过去了。到了1959年流亡以后，刚开始把时间全部倾注在想办法送流亡藏人到比较凉爽地方去生存的事情上，一年多以后才开始在延续具有三百余年历史的西藏甘丹颇章政权之法统的基础上，为了将政权性质改革成现代民主制度而做了很多的努力。这次（指前一届）确定首席内阁部长这个目前西藏流亡政府的最高领导职位将要通过人民直接投票选举的方式产生，对此决定人民表现极为重视，选举非常顺利，现在已经确定桑东仁波切当选，非常好。通过多年来不断地积累经验，坚定地走向民主的道路，现在已取得了实质的成果，为此我要特别向桑东仁波切表示祝贺。」3
由于印度的藏人流亡社会并不完全具备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条件，一般选举概念中的政党和政党提名候选人的机制尚不成熟，所以西藏流亡政府的选举制度是以两次投票方式进行，先以「预选」来进行「全民提名」，再根据预选结果进行「复选」，产生正式选举结果。所以，如此规定是由于流亡社会的特殊情势，和与此相适应而产生的选举制度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议会「预选」结束后，根据选举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在正式公布候选人名单之前，为了给被选民在「预选」中推荐出来的候选人做出参选或退选的决定，应给予他们六十天的时间以确定是否接受选民的推荐来竞选下一届的议会议员。如此一来，议会和噶厦的换届都要分别办理两次选务工作，这使得为数不多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在一个换届选举期间内工作负担繁重，选举经费也过于庞大。
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在公告中指出：「虽然有各方面的意见指出，基于减少开支以及从选举部门与选民的方便着想，希望议会选举和政府噶厦首席部长的选举能够同时进行；但是，根据选举章程，首席部长的选举必须在一百三十天内完成，而议会选举则规定在预选结束后和公布候选人名单之间以及到正式选举为止中间必须间隔六十天以上。因此，议会选举与首席部长的选举无法同时进行。」西藏流亡政府完全没有因为减少工作或节省经费的考虑而停办、减办选举，在民主制度上坚持理想。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日期，西藏流亡政府第十四届议会议员的「预选」于2005年9月11日进行，首席部长的「预选」于2005年12月22日进行，议会和首席部长的「正式选举」同时在2006年3月18日进行。但是，到了2005年9月27日，在议会预选结束后不久，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对首席部长的选举日期做出了变更，根据当时选举委员会的说法，由于十二月份是流亡藏人纷纷外出经营毛衣贸易的时候，为了保证更多的人参加首席部长的预选，各流亡藏人定居点都要求变更选举时间，因此决定，议会正式选举日期不变，首席部长的预选日期改在3月18日与议会正式选举同时进行，而首席部长的正式选举则改在2006年6月3日进行。
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选举的登记选民为82620人，实际前往投票的人共计有43202人，投票率52.29％。有关内阁首席部长的选举结果，因为是「一人一票，不分地区」；因此，其登记的选民数等于议会选举中选民登记总数（82620）减去各「教派」的选民（僧尼）登记总数（12120＝1919+1303+819+7790+289，这是因为他们同时也在各个「地方」选区登记，也就是说，僧尼在议会选举中有投「教派」和「地方」候选人的两次投票权，但在首席部长选举中只能投一次）等于70500人。这次的内阁首席部长选举，在预选中投票人数是37421人，正式选举中投票人数为32205，正式选举中投票率只有45.68％。桑东仁波切得票在预选中是30924张，正式选举时是得票29216张，正式选举中得票率高达90.72%。在2001年的选举中，桑东仁波切的得票是29000张，得票率是84.54%；因此，这一次桑东仁波切的实际得票和得票率都比第一次稍高，而正式选举中投票率偏低，只有45.68％甚至未能过半，一方面是因为「议会正式选举」与「内阁首席部长初选」同时举行，这时两种选举的投票率仍甚一致，但后来「内阁首席部长正式选举」却是单独举行，桑东仁波切人望和政声极高，初选时已经囊括绝大部分选票，领导地位根本无人可以挑战，因此流亡藏人对于已经预先知道确定结果的「首席部长复选」显得比较没有意愿投。
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初选」结果统计
票源：卫藏 康区 安多 宁玛 噶举 萨迦 格鲁 苯教 美加 欧洲 总计
选民登记：42788 18357 4136 1892 1217 781 7762 242 2804 2252 82231
实际投票：21548 9041 2030 1427 523 572 3172 191 1112 708 40324
投票率百分比：50.36 49.25 49.08 75.42 42.97 73.24 40.87 78.93 39.66 31.44 49.04
被推荐候选人：1709 930 414 53 29 73 355 18 109 50 3740
资料来源：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提供（2006年3月）
第十四届和近几届西藏人民议会「正式选举（复选）」结果统计
第十一届议会选举
地区：卫藏 康巴 安多 宁玛 噶举 萨迦 格鲁 苯教 美加 欧洲 总计
登记选民：32144 11762 1941 1096 611 511 3763 177 636 1253 53894
实际投票：19899 7354 1317 907 338 360 1552 161 413 579 32880
投票率%：61.91 62.53 67.84 82.76 55.32 70.45 41.24 90.96 64.94 46.21 61.01
第十二届议会选举
登记选民：35134 17526 2775 1632 531 569 7888 363 1982 1253 69653
实际投票：20763 10715 1540 1366 485 418 3987 154 792 482 40702
投票率：59.10 61.14 55.50 83.70 91.34 73.46 50.55 42.42 39.96 38.47 58.44
第十三届议会选举
登记选民：35680 16015 3014 1758 841 565 7288 160 2330 1500 69151
实际投票：21551 10373 1837 1153 646 472 4405 135 714 431 41717
投票率：60.40 64.77 60.95 65.59 76.81 83.54 60.44 84.38 30.64 28.73 60.33
第十四届议会选举
登记选民：42868 18420 4156 1919 1303 819 7790 289 2804 2252 82620
实际投票：22899 10149 2003 1376 798 497 3171 213 1272 824 43202
投票率：53.42 55.10 48.20 71.70 61.24 60.68 40.71 73.70 45.36 36.59 52.29
二、流亡藏人社会的政党政治尚在起步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提供的统计数字，流亡印度的藏人难民总数达到十一万一千二百余人，其中包括在流亡中出生的难民孩子。4这十一万多藏人分散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的七十余个藏人定居点，在如此分散居住的西藏流亡社会中，虽然已经拥有全国民主党等「政党」或青年会等「准政党」的组织，但就整体而言，政党政治仍极不发达。
据在采访中介绍，青年会成员有近三万人，其中有很大的比例是只会说藏语、印度话和受印度英文教育成长的流亡中出生的新一代藏人，他们的最主要宗旨就是追求西藏独立，青年会将自己定位为整个西藏民族寻求独立的代表组织，而不是代表某种意识型态或某一阶级、集团利益为其诉求的政党，因此并不做为政党或团体参加议会选举，但对现行的议会选举制度也没有提出挑战。
另一个正式注册的政党是全国民主党，全国民主党的成立也是基于达赖喇嘛的主张，达赖喇嘛在八十年代末多次提出：「在发展民主的过程中，我们西藏是否也应该引进政党民主制度？」等相同的议题。在经过印度流亡藏人社会长时间的讨论后，因为当时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团体或个人出面组建政党，所以由青年会带头协助，召集流亡社会中各个阶层持不同意见的人相聚会商讨论，筹建政党。最后，经过几天的讨论，与会者才先确定要正式成立政党，然后再讨论确定新政党的党纲。虽然全国民主党是一个符合达赖喇嘛期待的政党，但这样一个不是由人民自发组成的政党，并不具备历史的、政治的草根联系，体质上仍嫌先天不足，所以除了在成立初期曾经造成一定的媒体轰动效应之外，实际上很难在流亡社会中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其成员即使在最兴盛的初创时期也只有几千人，而且大部分都仅仅是「注册党员」，平时经常参与活动的积极党员则更少，故在流亡社会中的影响很小。全国民主党党主席噶玛秋佩是卫藏选区的议员，虽然一直当选连任，但得票一般都不高，上一届为第六名，这一次的换届选举更是敬陪末座；而且根据访谈得知，其实他的当选主要还是靠他个人魅力，政党和政党的资源并非他能连任的主因。除了青年会、全国民主党之外，流亡社会已经没有其它任何值得一提的以某种政治理念为内涵所组建、运作的政治组织。
由于没有政党来推举、提名候选人和政党推动竞选活动，流亡社会的选举制度其实并非一般国际社会所习见的政党政治，由政党提名候选人竞选方式的选举，而是从1959年末达赖喇嘛第一次在印度会见流亡藏人时，应其指示，由流亡印度的西藏人民从「西藏三区（卫藏、康巴、安多）」各自推选出两名代表，并在次年9月2日正式组成西藏人民议会。由此以来，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一直都根据「三区」由「三区当地人民」投票选举产生的制度就一直沿用至今，中间除了增加名额、增加宗教议员名额等之外，并无实质的改变。
三、西藏流亡社会的选举制度
（一）流亡藏人施行直接选举的过程
西藏流亡政府内阁的产生经历了几个转折，流亡初期一直都只是由达赖喇嘛直接予以任命，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改为由达赖喇嘛提出大约十四名以上的候选人名单，然后由议会从中选出七人组成西藏内阁，首席内阁部长则由当选的内阁成员通过选举产生。印度流亡藏人的民主化一直都以达赖喇嘛为「训政导师」，他很早就对由他提出候选人名单的产生方式内阁表示不满，为了落实政党政治制度，达赖喇嘛虽然很早以前就一再提出组建政党以建立政党政治的主张，并曾经强力支持西藏共产党、西藏全国民主党等政党的成立、发展，无奈由于藏人的政治文化因素，政党政治迄今仍不能成为西藏流亡社会的主流，因此内阁候选人的产生方式一直都是在广泛征询各方面意见后由达赖喇嘛提名，经西藏人民议会推举的方式产生。
在十二届议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期间，达赖喇嘛在议会发表讲话时正式提出候选人由卸任内阁部长、议员以及各民间团体常委共同通过选举产生的想法，议会经过讨论，决定采用由人民直接通过选举产生候选人的方式。2001年1月30日，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公布了第十三届议会各地区候选人的名单，其中康区候选人的名单中并没有第十二届议会康区得票最高，而且一直担任议会议长的桑东仁波切却不在候选人的名单中。5桑东仁波切在受访时表示：已经当了两届共十年的议员，他自己觉得他可以尽力或需要做的事情已经做了，十年没有做到的事情以后再继续当议员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此，宣布不参加议会选举。
2001年3月15日，西藏流亡政府的第十二届西藏人民议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达兰莎拉召开，这次议会的议程主要是讨论通过西藏流亡政府2001年到2002年的预算，然后再讨论其它的问题。62001年3月16日下午四点，达赖喇嘛照例前来议会发表演讲，达赖喇嘛在演讲中再次提到西藏流亡政府的内阁首席部长应该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问题，这个议题达赖喇嘛以前曾提过，而且也经过了议会的讨论，议会当时讨论的结果是「维持现有的体制」，即「由达赖喇嘛提名后由议会选举产生」，而达赖喇嘛在这次的讲话中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对以前议会做出的决定不认同或不满意。因此，议会就分成三个小组讨论达赖喇嘛的讲话，3月20日，各小组将讨论的结果报告呈交议会。7 议会经过对上述三个小组提出的各种意见的讨论，最后由议长任命包括议会副议长和三个小组之秘书长等议员的小组，负责草拟修改草案。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起草小组拟定的「宪章」修改草案，将首席部长的选举方式做了改变，并修改了「宪章」中所有有关的条款，使原来的政府所有部长候选人都由达赖喇嘛提名，议会选举产生的方式，改为由人民自由投票提出候选人名单，然后根据得票多少产生不超过三人的候选人，再通过人民直接投票从中选举产生首席部长，然后由首席部长提出其它部长的候选人名单经议会多数通过即可。8
2001年3月31日，十三届议会的选举投票正式举行，但这一届议会已经没有了选举政府部长的权利。2001年4月20日，西藏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出了首席部长预选公告，公告确定了首席部长的选举过程和时间。根据法定的选举程序，在规定的时间内，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公布了预选的结果，得票顺序为：
（1）桑东仁波切?罗桑丹增，康区久巴（现云南省迪钦州），身分为卸任议会议长，得票31444票。
（2）久钦图登南嘉，康区德格人（现四川省甘孜州），卸任首席部长，得票3732票。
（3）嘉洛敦珠，安多达泽人（现青海省海东地区），卸任部长，得票2304票。
（4）嘉日?洛周坚赞，康区娘荣人，（现四川省甘孜州）卸任部长，得票330票。
（5）哲童丹增南嘉，拉萨人，卸任部长，得票104票。9
公布以后，正式参选的只有桑东仁波切和久钦图登南嘉二人，期间虽然曾进行过了几次竞选辩论，但由于辩论会不过是阐述一些政治理念而已，并没有相互批评指责或辩论的情况发生，只是「行礼如仪」而已。正式投票以后，桑东仁波切当选，9月5日，桑东仁波切在达赖喇嘛座前宣誓就任。10
（二） 2006年西藏流亡政府与西藏人民议会的换届选举
为了解决产生候选人的问题，西藏流亡政府就将选举分为「预选」和「正式选举」两个阶段。在预选中，选民领到的是完全空白的选票，选民可以依其自由意愿填写一定限额的自己所支持、推荐的候选人名字（三区地区议员十名，宗教议员两名），因为个人声望德养崇高和其它诸多原因而被提名、推荐出来的候选人人数很多，由于藏人名字重复的现象实在太多，因此还要进一步加注所支持、推荐的候选人的籍贯、目前的住址等「人别数据」。预选投票结束后，选举委员会将会根据「得票顺序」确定应当选名额三倍以上的人员名单，在六十天的期限内，征询这些被人民提名、推荐者的意见。整个选举过程中几乎很少有公开的竞选活动，因此一些自己并没有竞选意愿的人也可能因为德高望重等因素在他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民提名、推荐出来，故而前述这六十天就是那些获得提名、推荐者自己要做出是否参选决定的犹豫期间。
根据选举章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不管当事人决定参选或退出选举，都应向自己所属的地方选举委员会做出说明；决定参选者还要呈交自己的简历，然后由地方选举委员会审查参选者并非属于被「流亡藏人宪章」剥夺了选举权者，具有合法参选资格，然后报给位于达兰莎拉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并在六十天以后做为正式候选人随同他们的简历加以公布，地方选举委员会还要组织人力进行宣传，力求让每一个藏人都了解候选人的情况，而且正式候选人的人数不得少于应当选名额的一倍。对此，流亡政府的选举章程明文规定：「一、在进行正式选举的60天之前，选举委员会应在当地的报章媒体公布不少于应当选人数一倍以上的候选人名单以及自我推荐为候选人的名单和他们的简历、候选人的标记等。二、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候选人名单，要责成地方选举事务所在所属各选区进行广泛宣传，务使选民能够记住各候选人名字，在人口密集处应张贴宣传。」所以为候选人进行宣传为选举委员会的「法定义务」，完全不是一般民主国家中通常依法规定办理选务的行政机关应该「行政中立」。
根据以上的法定程序，2005年11月8日，西藏流亡政府中央选举委员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第十四届议会议员预选结果，根据所公布的结果，按得票顺序排列的候选人名单，西藏三区的议会候选人各有五十名、各教派候选人各有十人、欧洲地区十名候选人，美国与加拿大两地五名候选人。另据统计，在本次预选选举中卫藏最高选票数为8406票，多堆为6272票，多麦为1038票；四大教派之一的格鲁派最高选票数为659票，噶举为213票，萨迦为298票，宁玛为1294票，苯教为80票；欧洲地区最高选票数为175票；美国与加拿大最高选票数为412。虽然没有政党政治的直接介入运作，选票其实仍然会明显集中在一些人身上，这种来自各个定居点、散居点的选民共识是流亡社会的稳定力量。根据选举章程规定，上述人员必须在六十天内做出是否接受提名、推荐参加第十四届议会选举的决定，2006年1月17日，西藏流亡政府中央选举委员会在删除退出选举者名单后正式公布了第十四届议会的候选人名单，其中卫藏和康巴各二十一名候选人、安多二十名候选人、各教派都是各四名候选人、欧洲四名候选人和美加地区两名候选人。紧接着经过再一次投票后，同年4月19日，西藏流亡政府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了第十四届议会的正式选举的结果，约三分之一的议员是第一次当选。
另外，达赖喇嘛已经宣布将不再行使「直接任命三名议员」的权力，对于由达赖喇嘛直接任命三名议员的初衷是议员一般都是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的社会活动家，他们在政治上有比较强烈的政治热情，但却并不能期待他们一定了解教育、卫生和学术界等各个专业领域的事项，而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士要想成为一个广为整个流亡社会所知者是并不容易，因之为了能够让议会有这些专业领域的代表和意见，就由达赖喇嘛在教育、卫生和学术界等领域直接任命三名议员。许多熟悉西藏流亡政府的人士认为，过去这个规定在流亡社会的运用应该是比较成功的，通过达赖喇嘛的直接任命，对流亡社会的上下阶层流动、领域交流等方面起了正面作用，例如：目前的内阁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流亡社会的人望是无人可以比拟，但在最初，他能成为议员则是由于达赖喇嘛的直接任命，否则他到现在为止的身分都可能仅仅只是一个高僧或高级佛学院的院长，无法从宗教领域跨足到政治领域。与此相同者尚有现任教育与卫生部长图登龙瑞，根据采访所了解，他原来也只是一个学校中令人敬佩的教师，后由达赖喇嘛直接任命为议员，在议会中继桑东仁波切之后当选为议长，并在2000年被桑东仁波切在其议长任上延揽入阁，成为在西藏流亡政府杰出能干的部长之ㄧ。虽然有达赖喇嘛直接任名三名议员的方式为很多有抱负，但是无意愿、无财力参与竞选活动的人士提供了一种参与的途径，但由于达赖喇嘛主动认为、坚持这种方式并不符合民主原则，而在今年开始正式放弃了，但西藏人民议会并没有跟进修改宪章，因此达赖喇嘛仍有直接任命三名议员的权力，达赖喇嘛在必要时在法律上还可以继续行使，但一般都认为，今后应该不会再是一种经常性的安排。
四、选举结果分析
（一） 第十四届西藏人民会议
a，预选和正式选举并无太大变化
对照预选和正式选举的结果，在卫藏和安多地区各十名当选议员全部都是预选中的前十名，这说明预选和正式选举期间选民的取舍立场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即使在康区的十名当选议员中，除了预选排名第八者在正式选举中落选，而是由预选中名列第十三名的德瓦仓多杰旺德名列第十名入选而外，其它九名在预选中也都在前十名当中。宗教议员中，宁玛派和格鲁派是选民最多的两个教派，其议员也比较稳定，都是上一届议员连任，而且在预选中也排名第一名、第二名，噶举派当选者的得票在预选中则排名第四名和第一名，萨迦派当选议员在预选中的排名也是第一名和第四名，苯教当选议员在预选中的排名是第三、第四名。美国当选议员在预选中排名第一，欧洲当选议员在预选中排名第三和第五名。
西藏人民议会第十四届议会当选议员简历与初选、正式选举得票结果
一、卫藏地区议员（根据得票顺序排名）
1. 才丹诺布 46岁，仲麦人，现居尼泊尔，大学毕业，曾在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负责边界接待工作，1995－2001年任青年会会长，后任教育部所属桑波札报编辑。 预选排名第1，得票8406张，正式选举得票14456张。
2. 卓玛才仁 49岁，札奈人，师校毕业，先后任教二十六年，期间多次兼任西藏青年会的地方支部负责人。2001年当选为第13届议员，2002年去美国进修。 预选排名第2，得票8183张，正式选举得票14113张。
3. 阿旺拉姆 49岁，大学毕业后担任教师，先后担任两届西藏妇女会秘书长的职务，平时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4，得票7283张，正式选举得票12451张。
4. 噶玛益喜 40岁，萨迦人，大学期间加入青年会，毕业后任小学教师，兼任青年会地方负责人，1995－2001年连续担任两届青年会副会长，期间组织绝食与进军西藏等活动，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3，得票8135张，正式选举得票11807张。
5. 达瓦才仁 51岁，定日人，高中毕业，1972年加入青年会，积极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在达兰莎拉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先后两次当选地方行政官，被达赖喇嘛直接任命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5，得票5621张，正式选举得票11505张。
6. 嘉诺才旺 49岁，嘉诺人，小学毕业，创办私人企业和中学，在多个社会服务机构任职，因积极从事社会服务工作而多次获奖。 预选排名第8，得票3986张，正式选举得票9638张。
7. 伊喜彭措 43岁，阿里人，1988年获得阿嘉拉学位后任教职八年，并先后担任西藏全国民主党秘书长、主席、藏印友好会秘书等职。多次参加国际会议，为社会活跃人士。 预选排名第6，得票4876张，正式选举得票9616张。
8. 次仁卓玛 49岁，宗噶人，先后担任妇女会地方代表、秘书长、卫藏地方会常委等，2001年当选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7，得票4277张，正式选举得票8351张。
9. 达瓦朋吉 42岁，从小父母双亡，在流亡政府的孤儿院长大，大学毕业后，任职西藏流亡政府，后担任西医医院院长，并兼任青年会达兰莎拉地方负责人，全国民主党秘书长等职。 预选排名第10，得票3616张，正式选举得票8218张。
10. 噶玛秋佩 56岁，阿里人，大学毕业后任教，任校长等职，同时多次兼任青年会地方负责人，先后当选为第11、12、13届议会的议员，目前为西藏全国民主党主席。 预选排名第8，得票3968张，正式选举得票7783张。
二、康巴地区议员（根据得票顺序排名）
1. 嘉日卓玛 41岁，娘荣（新龙）人，大学毕业，在校期间即为活跃份子，毕业后当选为青年会常委，并先后当选为第11届、12届、13届议会议员，为第13届议会的副议长。 预选排名第1，得票6272张，正式选举得票7053张。
2. 久钦贡秋 33岁，德格人，学校毕业后从事社会服务，当选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2，得票3219张，正式选举得票5777张。
3. 色达次成 31岁，色达人，小学毕业后就学色达五明佛学院，1998年流亡印度，任「诺乌」杂志编辑等多项编纂工作，发表各种文章百余篇。2003年创建卡瓦噶波西藏文化中心，任「西藏邮报」总编。 预选排名第4，得票2579张，正式选举得票5772张。
4. 乌金多嘉 54岁，囊谦人，从小岁父亲接受藏文教育，后任寺院主管，比日囊谦同乡会会长，当选为第12、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3，得票3100张，正式选举得票5723张。
5. 索南多嘉 58岁，芒康人，15岁参加游击队，后被俘，66年获释后继续从事西藏独立运动，1989年流亡印度，1991年当选为11届议会议员后又连续当选为12、13届议会的议员。 预选排名第5，得票2564张，正式选举得票5472张。
6. 多杰旺德 42岁，理塘人，1987年毕业于印度昌迪嘉大学建筑设计系，后赴法国深造，返回后一直从事建筑行业。 预选排名第13，得票1275张，正式选举得票4523张。
7. 乌噶玉仲 35岁，昌都人，德里大学政治系毕业，获硕士学位，先后在妇女会、民主与人权促进中心、Kreddha亚洲分部担任各种职位，组织过许多国际性的活动。 预选排名第9，得票1674张，正式选举得票4490张。
8. 秋俊旺秀 34岁，噶瓦人，大学毕业，1995－2001年担任青年会外交秘书长，组织和参加了各种活动，并任藏印友好会的负责人。 预选排名第6，得票2285张，正式选举得票4338张。
9. 格桑坚参 39岁，巴塘人，毕业于四川藏语学校、四川社会主义学院，曾在统战部、政协等部门任职，1999年流亡印度，在西藏研究中心负责康区研究，创建卡瓦噶波西藏文化中心。 预选排名第10，得票1495张，正式选举得票4273张。
10. 次成丹增 66岁，甘孜人，曾在西藏流亡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二十余年，当选为第12、13届议会的议员。 预选排名第7，得票1842张，正式选举得票4173张。
三、安多地区议员（根据得票顺序排名）
1. 边巴才仁 38岁，马达拉斯大学经济系毕业，当选为第12、13届议会议员，现任西藏议会与政治研究中心的主管。 预选排名第1，得票1038张，正式选举得票1353张。
2. 嘉荣．达瓦才仁 53岁，嘉荣人，从军25年，1994年退役，2001年当选为第13届议会的议员。 预选排名第2，得票1023张，正式选举得票1345张。
3. 恰札拉莫嘉 42岁，蒙旗人（黄南），18岁开始任教，1989年流亡印度后继续任教至今，为国际笔会西藏分会会长，2004年补选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5，得票685张，正式选举得票1184张。
4. 丹增克珠 53岁，达泽人，大学毕业，为达赖喇嘛的侄子，继承其母在印度开创的事业，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并先后当选为第12、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8，得票436张，正式选举得票1058张。
5. 丹增贡波 46岁，恰雄人，海南州师专毕业后在家乡任教，1986年流亡印度，任「民主」报编辑，未来西藏之声记者，并从事社会服务事业，1999年补选为第12届议会议员，并连任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3，得票804张，正式选举得票1003张。
6. 卓噶拉莫 46岁，阿坝格底人，先后当选第11、12、13届议会的议员，并曾任西藏妇女会会长，在定居点长年义务为准备入寺为僧的少年教授藏语文。 预选排名第4，得票749张，正式选举得票998张。
7. 佩杰?卓玛措莫 41岁，夏琼人，大学毕业，长期担任青年会和妇女会的地方负责人，1995年当选为妇女会副会长，平时从事许多社会服务事业，当选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7，得票455张，正式选举得票968张。
8. 才仁玉仲 42岁，卓尼人，从1982年开始一直在基层从是行政管理的辅助工作，并在各种非政府组织中担任地方负责人的职责，并当选为洪苏藏人定居点合作社的社长。 预选排名第6，得票545张，正式选举得票944张。
9. 色达次成乌色 35岁，色达人，小学毕业后出家为僧，1992年流亡印度，在寺院求学的同时担任藏语教师，并担任噶登寺的藏文秘书。 预选排名第9，得票317张，正式选举得票917张。
10. 伊喜卓玛 34岁，霍藏人，19岁当选为妇女会达兰莎拉分会会长，其后仁妇女会常委。 预选排名第10，得票309张，正式选举得票689张。
四、各宗教教派议员
（一）宁玛派议员
1. 才仁彭措 57岁，贡觉人，早年出家，完成所有宗教学业，获阿扎拉学位，后进入大学，主修政治学，毕业后从事民族自由运动，当选为第11、12、13届议会的宗教议员。 预选排名第1，得票1294张，正式选举得票1037张。
2. 嘉日布楚 41岁，娘荣人，大学毕业，曾在西藏流亡政府和新难民学校担任义工，当选为第12、13届议会的宗教议员。 预选排名第2，得票965张，正式选举得票807张。
（二）噶举派议员
1. 噶玛喜然塔森 52岁，羊八井人，早期在噶玛巴之荣德寺出家，并从瓦拉纳喜佛学院毕业，后长期在噶举派所属各机构工作，曾做为十五世噶玛巴的私人代表参与相关事务，目前为嘉察仁波切的管家。 预选排名第4，得票123张，正式选举得票479张。
2. 索南占德 65岁，那曲巴塔人，1955年出家为僧，后随噶玛巴流亡印度，在印度被派去学习英语和医学，毕业后在定居点任医生，当选为第13届议会宗教议员。 预选排名第1，得票213张，正式选举得票475张。
（三）萨迦派议员
1. 白玛俊乃 46岁，阿里日土人，在瓦腊纳喜获阿杂拉学位，后在萨迦中心工作，受萨迦法王指派从事相关工作，并任教职等，当选为第11、12、13届议会宗教议员，并任第13届议会议长。 预选排名第1，得票298张，正式选举得票352张。
2. 才仁波 32岁，贡觉人，幼年出家为僧，2003年流亡印度，在宗萨佛学院继续佛学研究，任宗萨佛学院的管家兼护法僧。 预选排名第4，得票41张，正式选举得票346张。
（四）格鲁派议员
1. 格西?图登佩杰 49岁，迪钦人，18岁出家，成为医生，并在一些社会福利部门中担任多项相关职责，当选为第十三届议会的宗教议员。 预选排名第1，得票659张，正式选举得票1814张。
2. 白日?吉梅旺嘉 39岁，甘孜人，出众毕业后出家，1989年流亡印度，发表过许多文章，担任杂志编辑、赴美客座教师等，并完成格西考试的注册，后当选为第十三届议会的宗教议员。 预选排名第2，得票644张，正式选举得票1676张。
（五）苯教议员
1. 格西?默朗塔辛 37岁，琼波（丁青）人，初中毕业后出家，1992年流亡印度，为象博文化保护会会长，2002年获格西学位，任本教研讨会召集人、苯教蒙日林寺藏语教员等职。 预选排名第4，得票56张，正式选举得票130张。
2. 格西?雍仲坚参 38岁，琼波人，小学毕业后出家，1987年流亡印度，完成学业后在本教中心任职，当选为第13届议会的宗教议员，并参与许多向国际社会宏扬苯教的事业。 预选排名第3，得票72张，正式选举得票126张。
五、欧洲选区的议员
1. 索南才仁 51岁，阿里人，现居英国，曾任英国西藏会的会计，参预和组织过许多有关系藏问题的宣传和研讨工作，当选为第十三届议会的欧洲选区议员后，曾前往十余国进行宣传等工作。 预选排名第3，得票114张，正式选举得票455张。
2. 蒙卡?索南彭措 56岁，江孜人，现居瑞士，德里大学毕业毕业后在流亡政府工作，1976年移民法国，创立法国藏人会，曾在流亡政府驻瑞士代表处工作，长期为国外藏童义务教藏文及进行社会服务工作。 预选排名第4，得票71张，正式选举得票417张。
六、美洲选区的议员
1. 丹增秋登 38岁，美国洛杉矶大学毕业，为电力工程师，当选为第13届议会议员后自学藏文，积极参与立法，提出多项议案。 预选排名第1，得票412张，正式选举得票890张。
b，新而年轻的议员当选超过三分之一
和上一届议会议员对照，本届议会中至少有十五名「新面孔」（卫藏地区：才丹诺布、杰诺才旺、伊喜朋措。康巴地区：色达次成、多杰旺德、玉仲、秋俊旺秀、格桑坚参。安多地区：才仁玉仲、色达次成乌色、伊喜卓玛。噶举派的噶玛伊喜塔森、萨迦派的才仁波、苯教的格西墨朗塔森。欧洲的索南朋措。），即使未计入上届议会中为达赖喇嘛直接任命，这次是直接投票当选的达瓦才仁，因而至少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议员是新当选的，上一届议会的淘汰率高达33％，这些新当选的议员绝大部分都是三十、四十岁左右的青年、壮年。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介绍，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社会十余万人中，僧人和学生约有六万多人，僧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青年、壮年，加上已经投入工作的新一代社会青年，第十四届议会的选举可以说是标志着流亡社会新生代开始走向政坛和决策阶层的前奏。
c，「新难民」与第二代流亡藏人同时能获得认同而当选
新生代的藏人大部分虽然都是在印度接受教育的，但其实更不乏八十年代以后才刚从西藏流亡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例如：色达次成、索南多嘉、格桑坚参、恰札拉莫嘉、丹增贡波、色达次成乌色、才仁波、白日?吉梅旺嘉、格西?默朗塔辛、格西?雍仲坚参等），比例约近四分之一，远远超过选民中新难民的人口比例。这个现象表明流亡社会的政治接班序列中，不仅在年龄上已经开始在新旧交替，而且那些主要是在中国大陆统治下的西藏接受教育的新难民，流亡藏人社会整体的政治意识和激情仍能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同。
d，西藏青年会高阶干部多人当选
代表西藏三区的议员大多有青年会、妇女会、同乡会或教育界、文化界的背景，并没有一般西方社会代议政治中常见的阶级、财团利益的代表。在政治立场上，其中令人关注的是虽然西藏流亡政府宣称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获得绝大多数西藏人民的支持，但在这次新当选的议员中，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有自己独特看法的上届西藏青年会的会长才丹诺布、副会长噶玛伊喜、秘书长秋俊旺秀全部都当选（其中噶玛伊喜在上一届议会就于补选时当选）。上一届的西藏青年会曾经组织过许多活动，包括向西藏境内的和平挺进活动，在德里的绝食与自焚等等，他们都是第一次参选并且都以较高的排名当选，对照坚决主张西藏独立的全国民主党前任主席伊喜朋措这次也是新当选，现任主席也连任成功，这一方面意味着印度流亡藏人社会政治菁英的世代交替、新旧传承正在有条不紊地默默进行之中，但同时也因为他们选择的政治立场显然是日渐与北京疏离，其中的政治气氛在「后达赖喇嘛时代」中的发展趋势是很值得深思的。
e，竞选过程转为公开积极
由于西藏传统的谦和文化使然，一般老一辈的藏人即使希望能够当选却通常不会自己跑出来竞选，只是被动地等着人民选择自己，或者最多也就是在暗中使劲，很少公开出来竞选或呼吁人民投票给自己。但是，2006年的这一次换届选举就明显不同于以往，参选者的年轻化应该是主要原因；年轻人不畏惧地公开表现出接受、参与竞争的态度，在观察选举的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有很多自发组织的青年团体提出各自的候选人名单，制作张贴简单的竞选标语，而且还看到一些候选人也公开拜票。
康巴选区的色达次成和格桑监参是几年前刚从西藏流亡到印度的青年，他们在竞选过程中不仅四处打电话，而且两个人还自己凑了上万卢比，印制了几千份两人的文宣，在各个流亡小区，尤其是在康巴人聚居的定居点张贴。另外，嘉日卓玛、秋俊旺秀、伊喜朋措等人更是印制的「高档美观」的竞选文宣，更是贴遍所有的流亡小区，在这些人当中，除了嘉日卓玛是资深的议员之外，其它都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但却都一炮打响，不仅全部当选，而且色达次成更是在康巴选区中排名第三，与排名第二的贡秋只差五张票，显然大多数流亡藏人都相当能够接受青年的热情、开放作风。
尽管有了前述这种越来越公开的竞争，但是西藏流亡政府的议会选举还是和以前一样，更多的只是一种「等待」。至于「贿选」等恶质选风，更是闻所未闻！很多流亡藏人也都很务实地认为这种局面可能不会维持太久，随着老一代藏人逐渐的淡出流亡社会的政坛，和越来越多的新生代走上前台，用不了多久，通过激烈的竞选活动争取人民的支持应该会成为流亡社会选举文化的主流。
f，达赖喇嘛完全不介入选举
2006年10月5日早晨，达赖喇嘛从位于上达兰萨拉的宫邸前往西藏人民议会，在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的迎请下，达赖喇嘛进入西藏人民议会大厅发表了演说，这是达赖喇嘛首次对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的访问。达赖喇嘛在演说中，首先肯定了流亡藏人在过去的数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并呼吁议会全体成员再接再厉，更上层楼；达赖喇嘛对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状况作了简要的总结，并对未来有关问题进行了指导。根据当时西藏通讯记者的报导，达赖喇嘛演说之前首先询问了有几位是新议员，有几位是连任的？由新任议长噶玛却一一加以介绍本届议会的议员状况。11显然，达赖喇嘛对于竞选活动、选举结果等这些「世俗政务」并未仔细全盘掌握，达赖喇嘛是流亡藏人民主化的领导者，却不是一个政治事务与权力的掌控者。
（二）内阁首席部长
2006年 4月10日，西藏流亡政府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向外界公布了2006年3月18日流亡藏人投票直选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噶伦）的结果，中央选举委员会主管扎西平措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1. 在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初选中共产生了166名候选人，中央选举委员会将前六名列入竞选名单中。
2. 其中，现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桑东仁波切获得30934票，占总投票数的百分之八十二点六六；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久钦图丹获得2604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九六；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达赖喇嘛二哥嘉乐顿珠获得488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三零；西藏儿童村总负责人杰尊白玛女士获得477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二七；达赖喇嘛驻美特别代表嘉日洛周坚赞获得368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九八；第十三届西藏人民议员吾见多杰获得177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四七。
3. 第二次直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预选注册人数为72771人，37421人参加了投票，这也是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正式选举的选民数与投票率。
同年6月3日，开始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正式选举。从预选结果就可以很明确地看出，和第一次首席部长选举一样，正式的选举仍然是一场没有任何竞争的选举。根据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选举的规定，首席部长的选举不仅没有在预选中如果已经有人的得票超过一定的比例就可以不需要再经过正式选举就直接当选的规定，反而规定在正式选举中一定要有两名以上的候选人参选，否则该次选举即属无效。这样在预选结果出现极为悬殊的差异时，就面临没有人有意愿参加一场毫无获胜希望的选举窘境，和第一次首席部长的选举一样，久钦图丹主动扮演了这个角色，在第一次的选举中，久钦图丹就公开指出他参选是为了给流亡政府节省几十万卢比，因为如果只有桑东仁波切一个候选人参选，没有久钦图丹「陪着玩」，选举就应该重新开始，而每举行一次选举的开销一般都是几十万卢比，这次的选举，仍然没有人出来和桑东仁波切较劲，还是久钦图丹出来，并在呈交的简历中说明是为了避免选举无效而参选的。12因此，尽管选举还是很认真地办理，但其实完全是一种「过场」，谁都知道桑东仁波切笃定会当选，很多参加投票的选民仅仅是为了让桑东仁波切赢的光彩一点而前往票站投票，结果也一如预料，7月1日，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在向达赖喇嘛汇报选举结果以后，根据达赖喇嘛的指示公布了选举结果，根据公布的选举结果，桑东仁波切得票占百分之九十点七二，另一位候选人得票不到百分之十。（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于2001年8月发布消息指出，第一次选举桑东仁波切的得票率是百分之八十四点五四，久钦图旦的得票率是百分之十一）
桑东仁波切在竞选中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他当选，除了继续原有的政策而外不会有其它的变化，根据桑东仁波切以往的政策，在政治上将会继续推动与北京政府的和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对和谈，我们在坚持西藏民族应建立统一的行政实体，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施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的同时，将会在其它方面尽可能地配合北京政府的立场。在教育上将会继续推行以藏语文为教学语言为主的本土教育政策。在经济上，除了已经完成的政府部门经营的企业全部私有化，以及完善税收和募捐制度一充实和累积资金的政策而外，在各农业定居点将继续推动绿色农业，目前已经在很多定居点扩大了绿色农业的试点，效果良好，在采访西藏流亡政府计划委员会总负责人更秋宗珠时，他表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流亡藏人绿色农业产品在印度和国际有关绿色食品鉴定部门的认证工作，未来的重点是怎样将流亡藏人生产的绿色食品打入国际市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流亡藏人农民经营绿色农业生产有利可图。
桑东仁波切就职以后，虽然他拥有流亡藏人社会极高比例的支持，但面对自主性更加提高的西藏人民议会，可以预期未来在「行政与立法关系」方面的和谐互动，他将要付出更多心力。根据流亡藏人宪章规定，内阁首席部长提名的阁员（噶伦）人选若遇有议员反对时，就必须进行投票表决，而表决结果应有过半数议员的支持。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召开的第二次会议议程上，就内阁首席部长提名的内阁成员进行审核、表决；2006年9月30日，该次会议上，桑东仁波切提名了五位阁员，即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格桑央吉、西藏流亡政府主席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西藏流亡政府前教育与卫生部长图丹龙热、西藏流亡政府前财政与外交部长洛桑宁扎、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宁玛派议员才仁平措，但由于有议员提出反对提议后，议会依宪章规定以投票方式对被提名的阁员进行表决，表决结果：除洛桑宁扎之外，格桑央吉、丹巴次仁、图丹龙热、才仁平措四人均达到了百分之五十的支持票数而获得通过，故仅由内阁首席部长和这四位获得通过的阁员组成西藏流亡政府新一届噶厦（内阁）。13第十三届噶厦各噶伦工作安排如下：噶伦次仁平措担任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噶伦、噶伦图丹龙热担任教育部噶伦、噶伦丹巴次仁担任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噶伦，其余各部门均暂时由内阁首席部长亲自负责。14
五、结 论
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已于2006年5月30日在西藏人民议会大厅宣誓就职，桑东仁波切领导下的新一届西藏政府将会继续在西藏人民议会的监督下寻求与北京的和谈，桑东仁波切有关藏汉和谈的立场和处境已有多次相对正面期待的公开说明。根据西藏通讯2006年6月27日的报导，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消息指出，西藏和谈筹备小组从2006年6月30日起连续三天在达兰莎拉召开「第十一次会议」，就「藏汉和谈」问题进行研讨。甫于6月3日复选正式当选、尚未就新职（仍在前任期之中）的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部长、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秘书长等都出席了这次会议；显然，各方面所高度关注的双方接触会谈，对于西藏流亡政府一方而言，完全不受政府与议会换届选举的影响。15
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2006年的选举中以高票获得连任，这是第二次由人民直选产生的现任西藏流亡政府的第十三届内阁首席部长，任期为五年；在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上由内阁首席部长提交内阁成员名单，经议会通过后将组成新内阁。2006年8月15日早晨八时三十分，桑东仁波切在达赖喇嘛座前宣誓就职，正式开始了第十三届内阁任期。桑东仁波切就任后特别立刻接见了媒体，发表了简短的声明表示：在新一届任期内西藏流亡政府的政策方针不会有大的改变，将坚持以非暴力的中间道路原则为基础，以和谈的方式解决藏中问题。西藏境内的藏人是流亡政府的最大后盾，呼吁继续支持和坚定信念。并表示：「对于中共最近的严批达赖喇嘛的行为表示震惊和不解。」16
同时，西藏流亡政府设法巩固和发展流亡藏人在过去的流亡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其中重点是巩固分布在印度和尼泊尔、不丹等国的七十余个藏人定居点，以便使这些定居点继续成为在西藏境外长期推动西藏自由事业的基地。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流亡藏人中的许多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年轻人已经不肯满足于父辈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因此，如何让新一代年轻人在接受现代教育的同时又能够吸引年轻人，从而继续维持定居点的运转等，就成为西藏流亡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注释：
1指当时的西藏政府成立旨在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一个机构，曾经做出了减免债务、差役等一系列决定，并制定了对政府官员收回庄园发放薪俸的计划，但未及实施达赖喇嘛即被迫流亡印度。
2藏语中「人民」与「臣民」的词汇稍有不同，现代使用的民主概念之「民」是人民之「民」，达赖喇嘛在此所说的「民」是表达臣民这个概念的词汇。
3达赖喇嘛在桑东仁波切第一次当选内阁首席部长的就职仪式上的「新内阁要不断地创新」讲话，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翻译、提供。
4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编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第65页。但是，这个数字应有低估的可能，实际数字可能达到十三万人。
5候选人名单参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发行的「知识」月刊，2001年二月号。
6参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发行的「知识」月刊，2001年三月号。
7其中第一小组的十三名议员的讨论意见是：「一、有关首席部长的选举方式等，小组成员一致同意应根据达赖喇嘛的指导或建议，尽快落实实施为好。二、根据大家一致同意的结果，我们将需要在『流亡藏人宪章』中的有关需要相应地做出修改的条文单独列出。三、鉴于首席部长的选举极为重要，中央选举委员会和地方选举委员会必须尽职尽责地尽快完成有关的选举事项。四、达赖喇嘛基于必要性而让人民直接选举产生首席部长，我们虽不得不接受，但对于未来西藏国家的政教事业，作为境内外西藏人民的怙主，应长驻于世，并祈请继续领导西藏民族的自由事业。」第二小组十三名议员的意见是：「一、全体一致同意并支持达赖喇嘛提议的首席部长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意见。二、对达赖喇嘛就首席部长选举方面的教导随喜的同时，祈求达赖喇嘛一如既往地慈悲关照众生，尤其是雪域西藏之政府和人民。三、对首席部长候选人的产生方法方面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有九名议员支持，他们主张在选举委员会的主持下，由卸任的噶伦、议员、政府各部门秘书长等所组成的小组提出候选人名单，然后由人民投票产生，同时人民也可以投票支持任何其它的人选，第二种意见由四个议员支持，他们主张不需要设立小组，直接由人民投票产生候选人。四、如果第一种意见被通过，则每个人可以提出不多于三人的候选人名单。五、大家一致同意由选举委员会公布不超过十人的预选名单。六、公布不超过三人的候选人名单，供人民从中选择一名。七、首席部长的选举程序根据流亡政府的选举章程实施之。八、撤销『流亡藏人宪章』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第七款的内容。九、其它意见还包括由于首席部长的选举极为重要，因此，本届议会通过一个决议，首席部长的选举仍照以往方式进行，俟十三届议会产生后再做决定等。」第三个小组十二名议员的意见是：「一、对于达赖喇嘛修改『流亡藏人宪章』有关内容的建议，十人支持，两人反对。二、对于首席部长候选人的提出，一人支持由卸任的部长和议员提名，十人支持直接由人民提名，一人支持由在任议会议员提名。三、对于部长任期，一些人对连续两届以后的任期是否要做规定表示异议，大部分人支持维持原来的内容。四、达赖喇嘛承诺继续担任西藏境内外人民的怙主，对此应通过决议表示感激。五、对于首席部长提名的其它各部部长是否要经过议会通过问题，两人认为不必经过议会，其它人同意维持原来的内容。六、如果确定修改『宪章』，则本小组草拟了一份修改草案，希望议会研究讨论。」
8参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发行的「知识」月刊，2001年四月号。
9参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发行的「知识」月刊，2001年六月号。
10参考西藏通讯（总第33期、2001年5－6月号)报导：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候选人选举结束，5月29日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宣布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内阁部长的预选结果。5月 12日，西藏流亡社会全体藏人投票选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内阁部长，这是西藏流亡社会首次由人民直选首席部长，由于西藏流亡社会缺乏政党，有关候选人的产生方式一直困扰着西藏流亡社会的民主进程，这次的选举是根据达赖喇嘛的建议，经十二届议会最后一次会议通过的对「西藏流亡宪章」中有关内阁部长选举的规定后进行的，根据有关规定，预选是由人民自由提名他们中意的候选人名单，结果得票最多的前几位将成为首席内阁部长的正式候选人。根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预选结果，前西藏人民议会会长桑东仁波切的票最多，得票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八十一，其次是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杰钦图旦和前首席部长嘉乐顿珠等人。据选举委员会消息，正式的选举将在 7月29日举行。其后，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于2001年8月发布消息指出，前人民议会议长桑东仁波切以百分之八十四点五四的得票率当选为西藏流亡政府第一位直选产生的首席部长（噶伦赤巴）。桑东仁波切的竞选对手是西藏流亡政府前首席部长久钦图旦，他获得其余百分之十一的选票。选举产生的新部长将在九月底宣誓就职，他将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由人民直选产生的首席部长。这次选举是7月29日同时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美国、欧洲等国的西藏流亡藏人区进行的。根据人民直接提名的候选人得票顺序，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于4月29日宣布了五名候选人名单，其中除前西藏人民议会议长桑东仁波切和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久钦图旦而外，但其它候选人均已退出选举。根据「流亡藏人宪章」的有关规定，当选的首席部长应该在今年九月份向届时召开的议会会议提出3-7名内阁（噶厦）成员名单，经西藏人民议会55%以上通过后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批准即可正式生效。内阁任期为五年。
11资料来源：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10月05日，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10/index.html#061005.1。
12根据「西藏通讯」记者，2006年5月20日的报导，在西藏选举委员会的组织之下，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直选内阁首席部长（噶伦）候选人桑东仁波切和久钦图丹在5月18日与民众直接对话，并就各自获选后的政治立场及行政政策等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会中西藏流亡小区各非政府组织代表、民众参加了这次对话活动，西藏流亡政府网络电视、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挪威西藏之声以及印度媒体等对这次对话会进行了详细报道。在对话会上两位候选人回答了民众所提出的有关政治立场、行政管理政策以及藏汉问题的解决政策等问题的提问。资料来源：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5月20日，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05/index.html#060520。
13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09月30日，资料来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09/index.html#060930.2。
142006年10月5日，西藏流亡政府四位新噶伦中的在达兰莎拉的三位噶伦（格桑央吉在英国未能抵达)，在达赖喇嘛座前宣誓就职。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10月06日，资料来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10/index.html#061007。
15为期三天的西藏和谈筹备小组第十一会议，从2006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达兰莎拉召开，会议期间对藏中和谈问题进行了商讨。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06月27日，资料来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06/index.html#060627。
16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08月16日，资料来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08/index.html#060816.2。
──西藏流亡政府第十四届议会与第九届噶厦首席部长选举分析
作者：苏嘉宏 (台湾)
中文摘要
以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的西藏流亡政府，虽然其「政教合一」制度素负盛名，但印度的流亡藏人社会以持续将近半世纪的「定期选举」的方式，进行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选举工作，民主的政治制度早已稳定运作。由于流亡藏人社会并不具备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或条件，一般选举概念中的政党和政党提名候选人的机制尚不成熟，除了青年会、全国民主党之外，流亡藏人社会已无其它任何以某种政治理念为内涵所组建、运作的政治组织，所以西藏流亡政府的选举制度是以两次投票方式进行，先以「预选」来进行「全民提名」，再根据预选结果进行「复选」，产生正式选举结果。流亡藏人施行直接选举的过程几经转折，但一直都以达赖喇嘛为「训政导师」，在达赖喇嘛主导下实现流亡藏人社会的民主化。第十四届西藏人民会议选举结果有下列特色：预选和正式选举并无太大变化、西藏青年会高阶干部多人当选、新而年轻的议员当选超过三分之一、「新难民」与第二代流亡藏人同时能获得认同而当选、竞选过程转为公开积极。内阁首席部长则是一场没有任何竞争的选举，仍由声望崇隆的桑东仁波切连任，他明确地指出，如果他当选，除了继续原有的政策而外不会有其它的变化，这包括在政治上将会继续推动与北京政府的和谈在内。
一、前言：民主制度的坚持
2005年6月6日，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宣布了第十四届议会与第九届噶厦首席部长（内阁总理）换届改选的日期，这标志着虽然在新一轮的达兰莎拉与北京的和谈进行中，印度的流亡藏人社会仍然以持续将近半世纪的「定期选举」的方式，进行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选举工作，民主的政治制度稳定运作。
达赖喇嘛回忆自己从小就喜欢改革与创新，他说：「当时我尚未承担职责，在与伴读学者等聚会谈论时，从他们那里厅到许多对我们当时的社会制度所存在之弊病的议论，从内勤人员处也能听到许多他们（对当时制度）的嘲讽。我自己也认为我们的制度应该进行改革。后来我虽然承接了政教大任，但接着就被迫前往卓木（藏印边界），当时完全无能为力。其后稍微学习了一些外界的制度并成立了『社会改革』1，开始进行改革。当时并没有民主这个词汇，听说过民众国家，有时候一些人也讲「民」主主义。2当时对于制度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虽然没有清晰的概念，但却非常明确地知道对当时我们所有的制度、差役和法律体系等许多制度必须要进行改革，而且也相信这一切是能够实现的。然而由于和中国人在一起而一直难于施展，如果按照他们（中共）的观点进行改革则显得过分的极端，而根据藏人的愿望做出适合藏人的改革，则又有中国方面的阻碍，如此这般的几年时间就过去了。到了1959年流亡以后，刚开始把时间全部倾注在想办法送流亡藏人到比较凉爽地方去生存的事情上，一年多以后才开始在延续具有三百余年历史的西藏甘丹颇章政权之法统的基础上，为了将政权性质改革成现代民主制度而做了很多的努力。这次（指前一届）确定首席内阁部长这个目前西藏流亡政府的最高领导职位将要通过人民直接投票选举的方式产生，对此决定人民表现极为重视，选举非常顺利，现在已经确定桑东仁波切当选，非常好。通过多年来不断地积累经验，坚定地走向民主的道路，现在已取得了实质的成果，为此我要特别向桑东仁波切表示祝贺。」3
由于印度的藏人流亡社会并不完全具备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条件，一般选举概念中的政党和政党提名候选人的机制尚不成熟，所以西藏流亡政府的选举制度是以两次投票方式进行，先以「预选」来进行「全民提名」，再根据预选结果进行「复选」，产生正式选举结果。所以，如此规定是由于流亡社会的特殊情势，和与此相适应而产生的选举制度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议会「预选」结束后，根据选举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在正式公布候选人名单之前，为了给被选民在「预选」中推荐出来的候选人做出参选或退选的决定，应给予他们六十天的时间以确定是否接受选民的推荐来竞选下一届的议会议员。如此一来，议会和噶厦的换届都要分别办理两次选务工作，这使得为数不多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在一个换届选举期间内工作负担繁重，选举经费也过于庞大。
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在公告中指出：「虽然有各方面的意见指出，基于减少开支以及从选举部门与选民的方便着想，希望议会选举和政府噶厦首席部长的选举能够同时进行；但是，根据选举章程，首席部长的选举必须在一百三十天内完成，而议会选举则规定在预选结束后和公布候选人名单之间以及到正式选举为止中间必须间隔六十天以上。因此，议会选举与首席部长的选举无法同时进行。」西藏流亡政府完全没有因为减少工作或节省经费的考虑而停办、减办选举，在民主制度上坚持理想。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日期，西藏流亡政府第十四届议会议员的「预选」于2005年9月11日进行，首席部长的「预选」于2005年12月22日进行，议会和首席部长的「正式选举」同时在2006年3月18日进行。但是，到了2005年9月27日，在议会预选结束后不久，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对首席部长的选举日期做出了变更，根据当时选举委员会的说法，由于十二月份是流亡藏人纷纷外出经营毛衣贸易的时候，为了保证更多的人参加首席部长的预选，各流亡藏人定居点都要求变更选举时间，因此决定，议会正式选举日期不变，首席部长的预选日期改在3月18日与议会正式选举同时进行，而首席部长的正式选举则改在2006年6月3日进行。
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选举的登记选民为82620人，实际前往投票的人共计有43202人，投票率52.29％。有关内阁首席部长的选举结果，因为是「一人一票，不分地区」；因此，其登记的选民数等于议会选举中选民登记总数（82620）减去各「教派」的选民（僧尼）登记总数（12120＝1919+1303+819+7790+289，这是因为他们同时也在各个「地方」选区登记，也就是说，僧尼在议会选举中有投「教派」和「地方」候选人的两次投票权，但在首席部长选举中只能投一次）等于70500人。这次的内阁首席部长选举，在预选中投票人数是37421人，正式选举中投票人数为32205，正式选举中投票率只有45.68％。桑东仁波切得票在预选中是30924张，正式选举时是得票29216张，正式选举中得票率高达90.72%。在2001年的选举中，桑东仁波切的得票是29000张，得票率是84.54%；因此，这一次桑东仁波切的实际得票和得票率都比第一次稍高，而正式选举中投票率偏低，只有45.68％甚至未能过半，一方面是因为「议会正式选举」与「内阁首席部长初选」同时举行，这时两种选举的投票率仍甚一致，但后来「内阁首席部长正式选举」却是单独举行，桑东仁波切人望和政声极高，初选时已经囊括绝大部分选票，领导地位根本无人可以挑战，因此流亡藏人对于已经预先知道确定结果的「首席部长复选」显得比较没有意愿投。
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初选」结果统计
票源：卫藏 康区 安多 宁玛 噶举 萨迦 格鲁 苯教 美加 欧洲 总计
选民登记：42788 18357 4136 1892 1217 781 7762 242 2804 2252 82231
实际投票：21548 9041 2030 1427 523 572 3172 191 1112 708 40324
投票率百分比：50.36 49.25 49.08 75.42 42.97 73.24 40.87 78.93 39.66 31.44 49.04
被推荐候选人：1709 930 414 53 29 73 355 18 109 50 3740
资料来源：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提供（2006年3月）
第十四届和近几届西藏人民议会「正式选举（复选）」结果统计
第十一届议会选举
地区：卫藏 康巴 安多 宁玛 噶举 萨迦 格鲁 苯教 美加 欧洲 总计
登记选民：32144 11762 1941 1096 611 511 3763 177 636 1253 53894
实际投票：19899 7354 1317 907 338 360 1552 161 413 579 32880
投票率%：61.91 62.53 67.84 82.76 55.32 70.45 41.24 90.96 64.94 46.21 61.01
第十二届议会选举
登记选民：35134 17526 2775 1632 531 569 7888 363 1982 1253 69653
实际投票：20763 10715 1540 1366 485 418 3987 154 792 482 40702
投票率：59.10 61.14 55.50 83.70 91.34 73.46 50.55 42.42 39.96 38.47 58.44
第十三届议会选举
登记选民：35680 16015 3014 1758 841 565 7288 160 2330 1500 69151
实际投票：21551 10373 1837 1153 646 472 4405 135 714 431 41717
投票率：60.40 64.77 60.95 65.59 76.81 83.54 60.44 84.38 30.64 28.73 60.33
第十四届议会选举
登记选民：42868 18420 4156 1919 1303 819 7790 289 2804 2252 82620
实际投票：22899 10149 2003 1376 798 497 3171 213 1272 824 43202
投票率：53.42 55.10 48.20 71.70 61.24 60.68 40.71 73.70 45.36 36.59 52.29
二、流亡藏人社会的政党政治尚在起步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提供的统计数字，流亡印度的藏人难民总数达到十一万一千二百余人，其中包括在流亡中出生的难民孩子。4这十一万多藏人分散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的七十余个藏人定居点，在如此分散居住的西藏流亡社会中，虽然已经拥有全国民主党等「政党」或青年会等「准政党」的组织，但就整体而言，政党政治仍极不发达。
据在采访中介绍，青年会成员有近三万人，其中有很大的比例是只会说藏语、印度话和受印度英文教育成长的流亡中出生的新一代藏人，他们的最主要宗旨就是追求西藏独立，青年会将自己定位为整个西藏民族寻求独立的代表组织，而不是代表某种意识型态或某一阶级、集团利益为其诉求的政党，因此并不做为政党或团体参加议会选举，但对现行的议会选举制度也没有提出挑战。
另一个正式注册的政党是全国民主党，全国民主党的成立也是基于达赖喇嘛的主张，达赖喇嘛在八十年代末多次提出：「在发展民主的过程中，我们西藏是否也应该引进政党民主制度？」等相同的议题。在经过印度流亡藏人社会长时间的讨论后，因为当时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团体或个人出面组建政党，所以由青年会带头协助，召集流亡社会中各个阶层持不同意见的人相聚会商讨论，筹建政党。最后，经过几天的讨论，与会者才先确定要正式成立政党，然后再讨论确定新政党的党纲。虽然全国民主党是一个符合达赖喇嘛期待的政党，但这样一个不是由人民自发组成的政党，并不具备历史的、政治的草根联系，体质上仍嫌先天不足，所以除了在成立初期曾经造成一定的媒体轰动效应之外，实际上很难在流亡社会中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其成员即使在最兴盛的初创时期也只有几千人，而且大部分都仅仅是「注册党员」，平时经常参与活动的积极党员则更少，故在流亡社会中的影响很小。全国民主党党主席噶玛秋佩是卫藏选区的议员，虽然一直当选连任，但得票一般都不高，上一届为第六名，这一次的换届选举更是敬陪末座；而且根据访谈得知，其实他的当选主要还是靠他个人魅力，政党和政党的资源并非他能连任的主因。除了青年会、全国民主党之外，流亡社会已经没有其它任何值得一提的以某种政治理念为内涵所组建、运作的政治组织。
由于没有政党来推举、提名候选人和政党推动竞选活动，流亡社会的选举制度其实并非一般国际社会所习见的政党政治，由政党提名候选人竞选方式的选举，而是从1959年末达赖喇嘛第一次在印度会见流亡藏人时，应其指示，由流亡印度的西藏人民从「西藏三区（卫藏、康巴、安多）」各自推选出两名代表，并在次年9月2日正式组成西藏人民议会。由此以来，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一直都根据「三区」由「三区当地人民」投票选举产生的制度就一直沿用至今，中间除了增加名额、增加宗教议员名额等之外，并无实质的改变。
三、西藏流亡社会的选举制度
（一）流亡藏人施行直接选举的过程
西藏流亡政府内阁的产生经历了几个转折，流亡初期一直都只是由达赖喇嘛直接予以任命，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改为由达赖喇嘛提出大约十四名以上的候选人名单，然后由议会从中选出七人组成西藏内阁，首席内阁部长则由当选的内阁成员通过选举产生。印度流亡藏人的民主化一直都以达赖喇嘛为「训政导师」，他很早就对由他提出候选人名单的产生方式内阁表示不满，为了落实政党政治制度，达赖喇嘛虽然很早以前就一再提出组建政党以建立政党政治的主张，并曾经强力支持西藏共产党、西藏全国民主党等政党的成立、发展，无奈由于藏人的政治文化因素，政党政治迄今仍不能成为西藏流亡社会的主流，因此内阁候选人的产生方式一直都是在广泛征询各方面意见后由达赖喇嘛提名，经西藏人民议会推举的方式产生。
在十二届议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期间，达赖喇嘛在议会发表讲话时正式提出候选人由卸任内阁部长、议员以及各民间团体常委共同通过选举产生的想法，议会经过讨论，决定采用由人民直接通过选举产生候选人的方式。2001年1月30日，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公布了第十三届议会各地区候选人的名单，其中康区候选人的名单中并没有第十二届议会康区得票最高，而且一直担任议会议长的桑东仁波切却不在候选人的名单中。5桑东仁波切在受访时表示：已经当了两届共十年的议员，他自己觉得他可以尽力或需要做的事情已经做了，十年没有做到的事情以后再继续当议员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此，宣布不参加议会选举。
2001年3月15日，西藏流亡政府的第十二届西藏人民议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达兰莎拉召开，这次议会的议程主要是讨论通过西藏流亡政府2001年到2002年的预算，然后再讨论其它的问题。62001年3月16日下午四点，达赖喇嘛照例前来议会发表演讲，达赖喇嘛在演讲中再次提到西藏流亡政府的内阁首席部长应该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问题，这个议题达赖喇嘛以前曾提过，而且也经过了议会的讨论，议会当时讨论的结果是「维持现有的体制」，即「由达赖喇嘛提名后由议会选举产生」，而达赖喇嘛在这次的讲话中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对以前议会做出的决定不认同或不满意。因此，议会就分成三个小组讨论达赖喇嘛的讲话，3月20日，各小组将讨论的结果报告呈交议会。7 议会经过对上述三个小组提出的各种意见的讨论，最后由议长任命包括议会副议长和三个小组之秘书长等议员的小组，负责草拟修改草案。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起草小组拟定的「宪章」修改草案，将首席部长的选举方式做了改变，并修改了「宪章」中所有有关的条款，使原来的政府所有部长候选人都由达赖喇嘛提名，议会选举产生的方式，改为由人民自由投票提出候选人名单，然后根据得票多少产生不超过三人的候选人，再通过人民直接投票从中选举产生首席部长，然后由首席部长提出其它部长的候选人名单经议会多数通过即可。8
2001年3月31日，十三届议会的选举投票正式举行，但这一届议会已经没有了选举政府部长的权利。2001年4月20日，西藏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出了首席部长预选公告，公告确定了首席部长的选举过程和时间。根据法定的选举程序，在规定的时间内，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公布了预选的结果，得票顺序为：
（1）桑东仁波切?罗桑丹增，康区久巴（现云南省迪钦州），身分为卸任议会议长，得票31444票。
（2）久钦图登南嘉，康区德格人（现四川省甘孜州），卸任首席部长，得票3732票。
（3）嘉洛敦珠，安多达泽人（现青海省海东地区），卸任部长，得票2304票。
（4）嘉日?洛周坚赞，康区娘荣人，（现四川省甘孜州）卸任部长，得票330票。
（5）哲童丹增南嘉，拉萨人，卸任部长，得票104票。9
公布以后，正式参选的只有桑东仁波切和久钦图登南嘉二人，期间虽然曾进行过了几次竞选辩论，但由于辩论会不过是阐述一些政治理念而已，并没有相互批评指责或辩论的情况发生，只是「行礼如仪」而已。正式投票以后，桑东仁波切当选，9月5日，桑东仁波切在达赖喇嘛座前宣誓就任。10
（二） 2006年西藏流亡政府与西藏人民议会的换届选举
为了解决产生候选人的问题，西藏流亡政府就将选举分为「预选」和「正式选举」两个阶段。在预选中，选民领到的是完全空白的选票，选民可以依其自由意愿填写一定限额的自己所支持、推荐的候选人名字（三区地区议员十名，宗教议员两名），因为个人声望德养崇高和其它诸多原因而被提名、推荐出来的候选人人数很多，由于藏人名字重复的现象实在太多，因此还要进一步加注所支持、推荐的候选人的籍贯、目前的住址等「人别数据」。预选投票结束后，选举委员会将会根据「得票顺序」确定应当选名额三倍以上的人员名单，在六十天的期限内，征询这些被人民提名、推荐者的意见。整个选举过程中几乎很少有公开的竞选活动，因此一些自己并没有竞选意愿的人也可能因为德高望重等因素在他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民提名、推荐出来，故而前述这六十天就是那些获得提名、推荐者自己要做出是否参选决定的犹豫期间。
根据选举章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不管当事人决定参选或退出选举，都应向自己所属的地方选举委员会做出说明；决定参选者还要呈交自己的简历，然后由地方选举委员会审查参选者并非属于被「流亡藏人宪章」剥夺了选举权者，具有合法参选资格，然后报给位于达兰莎拉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并在六十天以后做为正式候选人随同他们的简历加以公布，地方选举委员会还要组织人力进行宣传，力求让每一个藏人都了解候选人的情况，而且正式候选人的人数不得少于应当选名额的一倍。对此，流亡政府的选举章程明文规定：「一、在进行正式选举的60天之前，选举委员会应在当地的报章媒体公布不少于应当选人数一倍以上的候选人名单以及自我推荐为候选人的名单和他们的简历、候选人的标记等。二、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候选人名单，要责成地方选举事务所在所属各选区进行广泛宣传，务使选民能够记住各候选人名字，在人口密集处应张贴宣传。」所以为候选人进行宣传为选举委员会的「法定义务」，完全不是一般民主国家中通常依法规定办理选务的行政机关应该「行政中立」。
根据以上的法定程序，2005年11月8日，西藏流亡政府中央选举委员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第十四届议会议员预选结果，根据所公布的结果，按得票顺序排列的候选人名单，西藏三区的议会候选人各有五十名、各教派候选人各有十人、欧洲地区十名候选人，美国与加拿大两地五名候选人。另据统计，在本次预选选举中卫藏最高选票数为8406票，多堆为6272票，多麦为1038票；四大教派之一的格鲁派最高选票数为659票，噶举为213票，萨迦为298票，宁玛为1294票，苯教为80票；欧洲地区最高选票数为175票；美国与加拿大最高选票数为412。虽然没有政党政治的直接介入运作，选票其实仍然会明显集中在一些人身上，这种来自各个定居点、散居点的选民共识是流亡社会的稳定力量。根据选举章程规定，上述人员必须在六十天内做出是否接受提名、推荐参加第十四届议会选举的决定，2006年1月17日，西藏流亡政府中央选举委员会在删除退出选举者名单后正式公布了第十四届议会的候选人名单，其中卫藏和康巴各二十一名候选人、安多二十名候选人、各教派都是各四名候选人、欧洲四名候选人和美加地区两名候选人。紧接着经过再一次投票后，同年4月19日，西藏流亡政府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了第十四届议会的正式选举的结果，约三分之一的议员是第一次当选。
另外，达赖喇嘛已经宣布将不再行使「直接任命三名议员」的权力，对于由达赖喇嘛直接任命三名议员的初衷是议员一般都是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的社会活动家，他们在政治上有比较强烈的政治热情，但却并不能期待他们一定了解教育、卫生和学术界等各个专业领域的事项，而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士要想成为一个广为整个流亡社会所知者是并不容易，因之为了能够让议会有这些专业领域的代表和意见，就由达赖喇嘛在教育、卫生和学术界等领域直接任命三名议员。许多熟悉西藏流亡政府的人士认为，过去这个规定在流亡社会的运用应该是比较成功的，通过达赖喇嘛的直接任命，对流亡社会的上下阶层流动、领域交流等方面起了正面作用，例如：目前的内阁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流亡社会的人望是无人可以比拟，但在最初，他能成为议员则是由于达赖喇嘛的直接任命，否则他到现在为止的身分都可能仅仅只是一个高僧或高级佛学院的院长，无法从宗教领域跨足到政治领域。与此相同者尚有现任教育与卫生部长图登龙瑞，根据采访所了解，他原来也只是一个学校中令人敬佩的教师，后由达赖喇嘛直接任命为议员，在议会中继桑东仁波切之后当选为议长，并在2000年被桑东仁波切在其议长任上延揽入阁，成为在西藏流亡政府杰出能干的部长之ㄧ。虽然有达赖喇嘛直接任名三名议员的方式为很多有抱负，但是无意愿、无财力参与竞选活动的人士提供了一种参与的途径，但由于达赖喇嘛主动认为、坚持这种方式并不符合民主原则，而在今年开始正式放弃了，但西藏人民议会并没有跟进修改宪章，因此达赖喇嘛仍有直接任命三名议员的权力，达赖喇嘛在必要时在法律上还可以继续行使，但一般都认为，今后应该不会再是一种经常性的安排。
四、选举结果分析
（一） 第十四届西藏人民会议
a，预选和正式选举并无太大变化
对照预选和正式选举的结果，在卫藏和安多地区各十名当选议员全部都是预选中的前十名，这说明预选和正式选举期间选民的取舍立场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即使在康区的十名当选议员中，除了预选排名第八者在正式选举中落选，而是由预选中名列第十三名的德瓦仓多杰旺德名列第十名入选而外，其它九名在预选中也都在前十名当中。宗教议员中，宁玛派和格鲁派是选民最多的两个教派，其议员也比较稳定，都是上一届议员连任，而且在预选中也排名第一名、第二名，噶举派当选者的得票在预选中则排名第四名和第一名，萨迦派当选议员在预选中的排名也是第一名和第四名，苯教当选议员在预选中的排名是第三、第四名。美国当选议员在预选中排名第一，欧洲当选议员在预选中排名第三和第五名。
西藏人民议会第十四届议会当选议员简历与初选、正式选举得票结果
一、卫藏地区议员（根据得票顺序排名）
1. 才丹诺布 46岁，仲麦人，现居尼泊尔，大学毕业，曾在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负责边界接待工作，1995－2001年任青年会会长，后任教育部所属桑波札报编辑。 预选排名第1，得票8406张，正式选举得票14456张。
2. 卓玛才仁 49岁，札奈人，师校毕业，先后任教二十六年，期间多次兼任西藏青年会的地方支部负责人。2001年当选为第13届议员，2002年去美国进修。 预选排名第2，得票8183张，正式选举得票14113张。
3. 阿旺拉姆 49岁，大学毕业后担任教师，先后担任两届西藏妇女会秘书长的职务，平时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4，得票7283张，正式选举得票12451张。
4. 噶玛益喜 40岁，萨迦人，大学期间加入青年会，毕业后任小学教师，兼任青年会地方负责人，1995－2001年连续担任两届青年会副会长，期间组织绝食与进军西藏等活动，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3，得票8135张，正式选举得票11807张。
5. 达瓦才仁 51岁，定日人，高中毕业，1972年加入青年会，积极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在达兰莎拉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先后两次当选地方行政官，被达赖喇嘛直接任命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5，得票5621张，正式选举得票11505张。
6. 嘉诺才旺 49岁，嘉诺人，小学毕业，创办私人企业和中学，在多个社会服务机构任职，因积极从事社会服务工作而多次获奖。 预选排名第8，得票3986张，正式选举得票9638张。
7. 伊喜彭措 43岁，阿里人，1988年获得阿嘉拉学位后任教职八年，并先后担任西藏全国民主党秘书长、主席、藏印友好会秘书等职。多次参加国际会议，为社会活跃人士。 预选排名第6，得票4876张，正式选举得票9616张。
8. 次仁卓玛 49岁，宗噶人，先后担任妇女会地方代表、秘书长、卫藏地方会常委等，2001年当选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7，得票4277张，正式选举得票8351张。
9. 达瓦朋吉 42岁，从小父母双亡，在流亡政府的孤儿院长大，大学毕业后，任职西藏流亡政府，后担任西医医院院长，并兼任青年会达兰莎拉地方负责人，全国民主党秘书长等职。 预选排名第10，得票3616张，正式选举得票8218张。
10. 噶玛秋佩 56岁，阿里人，大学毕业后任教，任校长等职，同时多次兼任青年会地方负责人，先后当选为第11、12、13届议会的议员，目前为西藏全国民主党主席。 预选排名第8，得票3968张，正式选举得票7783张。
二、康巴地区议员（根据得票顺序排名）
1. 嘉日卓玛 41岁，娘荣（新龙）人，大学毕业，在校期间即为活跃份子，毕业后当选为青年会常委，并先后当选为第11届、12届、13届议会议员，为第13届议会的副议长。 预选排名第1，得票6272张，正式选举得票7053张。
2. 久钦贡秋 33岁，德格人，学校毕业后从事社会服务，当选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2，得票3219张，正式选举得票5777张。
3. 色达次成 31岁，色达人，小学毕业后就学色达五明佛学院，1998年流亡印度，任「诺乌」杂志编辑等多项编纂工作，发表各种文章百余篇。2003年创建卡瓦噶波西藏文化中心，任「西藏邮报」总编。 预选排名第4，得票2579张，正式选举得票5772张。
4. 乌金多嘉 54岁，囊谦人，从小岁父亲接受藏文教育，后任寺院主管，比日囊谦同乡会会长，当选为第12、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3，得票3100张，正式选举得票5723张。
5. 索南多嘉 58岁，芒康人，15岁参加游击队，后被俘，66年获释后继续从事西藏独立运动，1989年流亡印度，1991年当选为11届议会议员后又连续当选为12、13届议会的议员。 预选排名第5，得票2564张，正式选举得票5472张。
6. 多杰旺德 42岁，理塘人，1987年毕业于印度昌迪嘉大学建筑设计系，后赴法国深造，返回后一直从事建筑行业。 预选排名第13，得票1275张，正式选举得票4523张。
7. 乌噶玉仲 35岁，昌都人，德里大学政治系毕业，获硕士学位，先后在妇女会、民主与人权促进中心、Kreddha亚洲分部担任各种职位，组织过许多国际性的活动。 预选排名第9，得票1674张，正式选举得票4490张。
8. 秋俊旺秀 34岁，噶瓦人，大学毕业，1995－2001年担任青年会外交秘书长，组织和参加了各种活动，并任藏印友好会的负责人。 预选排名第6，得票2285张，正式选举得票4338张。
9. 格桑坚参 39岁，巴塘人，毕业于四川藏语学校、四川社会主义学院，曾在统战部、政协等部门任职，1999年流亡印度，在西藏研究中心负责康区研究，创建卡瓦噶波西藏文化中心。 预选排名第10，得票1495张，正式选举得票4273张。
10. 次成丹增 66岁，甘孜人，曾在西藏流亡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二十余年，当选为第12、13届议会的议员。 预选排名第7，得票1842张，正式选举得票4173张。
三、安多地区议员（根据得票顺序排名）
1. 边巴才仁 38岁，马达拉斯大学经济系毕业，当选为第12、13届议会议员，现任西藏议会与政治研究中心的主管。 预选排名第1，得票1038张，正式选举得票1353张。
2. 嘉荣．达瓦才仁 53岁，嘉荣人，从军25年，1994年退役，2001年当选为第13届议会的议员。 预选排名第2，得票1023张，正式选举得票1345张。
3. 恰札拉莫嘉 42岁，蒙旗人（黄南），18岁开始任教，1989年流亡印度后继续任教至今，为国际笔会西藏分会会长，2004年补选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5，得票685张，正式选举得票1184张。
4. 丹增克珠 53岁，达泽人，大学毕业，为达赖喇嘛的侄子，继承其母在印度开创的事业，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并先后当选为第12、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8，得票436张，正式选举得票1058张。
5. 丹增贡波 46岁，恰雄人，海南州师专毕业后在家乡任教，1986年流亡印度，任「民主」报编辑，未来西藏之声记者，并从事社会服务事业，1999年补选为第12届议会议员，并连任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3，得票804张，正式选举得票1003张。
6. 卓噶拉莫 46岁，阿坝格底人，先后当选第11、12、13届议会的议员，并曾任西藏妇女会会长，在定居点长年义务为准备入寺为僧的少年教授藏语文。 预选排名第4，得票749张，正式选举得票998张。
7. 佩杰?卓玛措莫 41岁，夏琼人，大学毕业，长期担任青年会和妇女会的地方负责人，1995年当选为妇女会副会长，平时从事许多社会服务事业，当选为第13届议会议员。 预选排名第7，得票455张，正式选举得票968张。
8. 才仁玉仲 42岁，卓尼人，从1982年开始一直在基层从是行政管理的辅助工作，并在各种非政府组织中担任地方负责人的职责，并当选为洪苏藏人定居点合作社的社长。 预选排名第6，得票545张，正式选举得票944张。
9. 色达次成乌色 35岁，色达人，小学毕业后出家为僧，1992年流亡印度，在寺院求学的同时担任藏语教师，并担任噶登寺的藏文秘书。 预选排名第9，得票317张，正式选举得票917张。
10. 伊喜卓玛 34岁，霍藏人，19岁当选为妇女会达兰莎拉分会会长，其后仁妇女会常委。 预选排名第10，得票309张，正式选举得票689张。
四、各宗教教派议员
（一）宁玛派议员
1. 才仁彭措 57岁，贡觉人，早年出家，完成所有宗教学业，获阿扎拉学位，后进入大学，主修政治学，毕业后从事民族自由运动，当选为第11、12、13届议会的宗教议员。 预选排名第1，得票1294张，正式选举得票1037张。
2. 嘉日布楚 41岁，娘荣人，大学毕业，曾在西藏流亡政府和新难民学校担任义工，当选为第12、13届议会的宗教议员。 预选排名第2，得票965张，正式选举得票807张。
（二）噶举派议员
1. 噶玛喜然塔森 52岁，羊八井人，早期在噶玛巴之荣德寺出家，并从瓦拉纳喜佛学院毕业，后长期在噶举派所属各机构工作，曾做为十五世噶玛巴的私人代表参与相关事务，目前为嘉察仁波切的管家。 预选排名第4，得票123张，正式选举得票479张。
2. 索南占德 65岁，那曲巴塔人，1955年出家为僧，后随噶玛巴流亡印度，在印度被派去学习英语和医学，毕业后在定居点任医生，当选为第13届议会宗教议员。 预选排名第1，得票213张，正式选举得票475张。
（三）萨迦派议员
1. 白玛俊乃 46岁，阿里日土人，在瓦腊纳喜获阿杂拉学位，后在萨迦中心工作，受萨迦法王指派从事相关工作，并任教职等，当选为第11、12、13届议会宗教议员，并任第13届议会议长。 预选排名第1，得票298张，正式选举得票352张。
2. 才仁波 32岁，贡觉人，幼年出家为僧，2003年流亡印度，在宗萨佛学院继续佛学研究，任宗萨佛学院的管家兼护法僧。 预选排名第4，得票41张，正式选举得票346张。
（四）格鲁派议员
1. 格西?图登佩杰 49岁，迪钦人，18岁出家，成为医生，并在一些社会福利部门中担任多项相关职责，当选为第十三届议会的宗教议员。 预选排名第1，得票659张，正式选举得票1814张。
2. 白日?吉梅旺嘉 39岁，甘孜人，出众毕业后出家，1989年流亡印度，发表过许多文章，担任杂志编辑、赴美客座教师等，并完成格西考试的注册，后当选为第十三届议会的宗教议员。 预选排名第2，得票644张，正式选举得票1676张。
（五）苯教议员
1. 格西?默朗塔辛 37岁，琼波（丁青）人，初中毕业后出家，1992年流亡印度，为象博文化保护会会长，2002年获格西学位，任本教研讨会召集人、苯教蒙日林寺藏语教员等职。 预选排名第4，得票56张，正式选举得票130张。
2. 格西?雍仲坚参 38岁，琼波人，小学毕业后出家，1987年流亡印度，完成学业后在本教中心任职，当选为第13届议会的宗教议员，并参与许多向国际社会宏扬苯教的事业。 预选排名第3，得票72张，正式选举得票126张。
五、欧洲选区的议员
1. 索南才仁 51岁，阿里人，现居英国，曾任英国西藏会的会计，参预和组织过许多有关系藏问题的宣传和研讨工作，当选为第十三届议会的欧洲选区议员后，曾前往十余国进行宣传等工作。 预选排名第3，得票114张，正式选举得票455张。
2. 蒙卡?索南彭措 56岁，江孜人，现居瑞士，德里大学毕业毕业后在流亡政府工作，1976年移民法国，创立法国藏人会，曾在流亡政府驻瑞士代表处工作，长期为国外藏童义务教藏文及进行社会服务工作。 预选排名第4，得票71张，正式选举得票417张。
六、美洲选区的议员
1. 丹增秋登 38岁，美国洛杉矶大学毕业，为电力工程师，当选为第13届议会议员后自学藏文，积极参与立法，提出多项议案。 预选排名第1，得票412张，正式选举得票890张。
b，新而年轻的议员当选超过三分之一
和上一届议会议员对照，本届议会中至少有十五名「新面孔」（卫藏地区：才丹诺布、杰诺才旺、伊喜朋措。康巴地区：色达次成、多杰旺德、玉仲、秋俊旺秀、格桑坚参。安多地区：才仁玉仲、色达次成乌色、伊喜卓玛。噶举派的噶玛伊喜塔森、萨迦派的才仁波、苯教的格西墨朗塔森。欧洲的索南朋措。），即使未计入上届议会中为达赖喇嘛直接任命，这次是直接投票当选的达瓦才仁，因而至少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议员是新当选的，上一届议会的淘汰率高达33％，这些新当选的议员绝大部分都是三十、四十岁左右的青年、壮年。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介绍，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社会十余万人中，僧人和学生约有六万多人，僧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青年、壮年，加上已经投入工作的新一代社会青年，第十四届议会的选举可以说是标志着流亡社会新生代开始走向政坛和决策阶层的前奏。
c，「新难民」与第二代流亡藏人同时能获得认同而当选
新生代的藏人大部分虽然都是在印度接受教育的，但其实更不乏八十年代以后才刚从西藏流亡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例如：色达次成、索南多嘉、格桑坚参、恰札拉莫嘉、丹增贡波、色达次成乌色、才仁波、白日?吉梅旺嘉、格西?默朗塔辛、格西?雍仲坚参等），比例约近四分之一，远远超过选民中新难民的人口比例。这个现象表明流亡社会的政治接班序列中，不仅在年龄上已经开始在新旧交替，而且那些主要是在中国大陆统治下的西藏接受教育的新难民，流亡藏人社会整体的政治意识和激情仍能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同。
d，西藏青年会高阶干部多人当选
代表西藏三区的议员大多有青年会、妇女会、同乡会或教育界、文化界的背景，并没有一般西方社会代议政治中常见的阶级、财团利益的代表。在政治立场上，其中令人关注的是虽然西藏流亡政府宣称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获得绝大多数西藏人民的支持，但在这次新当选的议员中，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有自己独特看法的上届西藏青年会的会长才丹诺布、副会长噶玛伊喜、秘书长秋俊旺秀全部都当选（其中噶玛伊喜在上一届议会就于补选时当选）。上一届的西藏青年会曾经组织过许多活动，包括向西藏境内的和平挺进活动，在德里的绝食与自焚等等，他们都是第一次参选并且都以较高的排名当选，对照坚决主张西藏独立的全国民主党前任主席伊喜朋措这次也是新当选，现任主席也连任成功，这一方面意味着印度流亡藏人社会政治菁英的世代交替、新旧传承正在有条不紊地默默进行之中，但同时也因为他们选择的政治立场显然是日渐与北京疏离，其中的政治气氛在「后达赖喇嘛时代」中的发展趋势是很值得深思的。
e，竞选过程转为公开积极
由于西藏传统的谦和文化使然，一般老一辈的藏人即使希望能够当选却通常不会自己跑出来竞选，只是被动地等着人民选择自己，或者最多也就是在暗中使劲，很少公开出来竞选或呼吁人民投票给自己。但是，2006年的这一次换届选举就明显不同于以往，参选者的年轻化应该是主要原因；年轻人不畏惧地公开表现出接受、参与竞争的态度，在观察选举的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有很多自发组织的青年团体提出各自的候选人名单，制作张贴简单的竞选标语，而且还看到一些候选人也公开拜票。
康巴选区的色达次成和格桑监参是几年前刚从西藏流亡到印度的青年，他们在竞选过程中不仅四处打电话，而且两个人还自己凑了上万卢比，印制了几千份两人的文宣，在各个流亡小区，尤其是在康巴人聚居的定居点张贴。另外，嘉日卓玛、秋俊旺秀、伊喜朋措等人更是印制的「高档美观」的竞选文宣，更是贴遍所有的流亡小区，在这些人当中，除了嘉日卓玛是资深的议员之外，其它都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但却都一炮打响，不仅全部当选，而且色达次成更是在康巴选区中排名第三，与排名第二的贡秋只差五张票，显然大多数流亡藏人都相当能够接受青年的热情、开放作风。
尽管有了前述这种越来越公开的竞争，但是西藏流亡政府的议会选举还是和以前一样，更多的只是一种「等待」。至于「贿选」等恶质选风，更是闻所未闻！很多流亡藏人也都很务实地认为这种局面可能不会维持太久，随着老一代藏人逐渐的淡出流亡社会的政坛，和越来越多的新生代走上前台，用不了多久，通过激烈的竞选活动争取人民的支持应该会成为流亡社会选举文化的主流。
f，达赖喇嘛完全不介入选举
2006年10月5日早晨，达赖喇嘛从位于上达兰萨拉的宫邸前往西藏人民议会，在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的迎请下，达赖喇嘛进入西藏人民议会大厅发表了演说，这是达赖喇嘛首次对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的访问。达赖喇嘛在演说中，首先肯定了流亡藏人在过去的数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并呼吁议会全体成员再接再厉，更上层楼；达赖喇嘛对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状况作了简要的总结，并对未来有关问题进行了指导。根据当时西藏通讯记者的报导，达赖喇嘛演说之前首先询问了有几位是新议员，有几位是连任的？由新任议长噶玛却一一加以介绍本届议会的议员状况。11显然，达赖喇嘛对于竞选活动、选举结果等这些「世俗政务」并未仔细全盘掌握，达赖喇嘛是流亡藏人民主化的领导者，却不是一个政治事务与权力的掌控者。
（二）内阁首席部长
2006年 4月10日，西藏流亡政府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向外界公布了2006年3月18日流亡藏人投票直选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噶伦）的结果，中央选举委员会主管扎西平措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1. 在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初选中共产生了166名候选人，中央选举委员会将前六名列入竞选名单中。
2. 其中，现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桑东仁波切获得30934票，占总投票数的百分之八十二点六六；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久钦图丹获得2604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九六；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达赖喇嘛二哥嘉乐顿珠获得488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三零；西藏儿童村总负责人杰尊白玛女士获得477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二七；达赖喇嘛驻美特别代表嘉日洛周坚赞获得368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九八；第十三届西藏人民议员吾见多杰获得177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四七。
3. 第二次直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预选注册人数为72771人，37421人参加了投票，这也是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正式选举的选民数与投票率。
同年6月3日，开始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正式选举。从预选结果就可以很明确地看出，和第一次首席部长选举一样，正式的选举仍然是一场没有任何竞争的选举。根据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选举的规定，首席部长的选举不仅没有在预选中如果已经有人的得票超过一定的比例就可以不需要再经过正式选举就直接当选的规定，反而规定在正式选举中一定要有两名以上的候选人参选，否则该次选举即属无效。这样在预选结果出现极为悬殊的差异时，就面临没有人有意愿参加一场毫无获胜希望的选举窘境，和第一次首席部长的选举一样，久钦图丹主动扮演了这个角色，在第一次的选举中，久钦图丹就公开指出他参选是为了给流亡政府节省几十万卢比，因为如果只有桑东仁波切一个候选人参选，没有久钦图丹「陪着玩」，选举就应该重新开始，而每举行一次选举的开销一般都是几十万卢比，这次的选举，仍然没有人出来和桑东仁波切较劲，还是久钦图丹出来，并在呈交的简历中说明是为了避免选举无效而参选的。12因此，尽管选举还是很认真地办理，但其实完全是一种「过场」，谁都知道桑东仁波切笃定会当选，很多参加投票的选民仅仅是为了让桑东仁波切赢的光彩一点而前往票站投票，结果也一如预料，7月1日，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在向达赖喇嘛汇报选举结果以后，根据达赖喇嘛的指示公布了选举结果，根据公布的选举结果，桑东仁波切得票占百分之九十点七二，另一位候选人得票不到百分之十。（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于2001年8月发布消息指出，第一次选举桑东仁波切的得票率是百分之八十四点五四，久钦图旦的得票率是百分之十一）
桑东仁波切在竞选中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他当选，除了继续原有的政策而外不会有其它的变化，根据桑东仁波切以往的政策，在政治上将会继续推动与北京政府的和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对和谈，我们在坚持西藏民族应建立统一的行政实体，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施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的同时，将会在其它方面尽可能地配合北京政府的立场。在教育上将会继续推行以藏语文为教学语言为主的本土教育政策。在经济上，除了已经完成的政府部门经营的企业全部私有化，以及完善税收和募捐制度一充实和累积资金的政策而外，在各农业定居点将继续推动绿色农业，目前已经在很多定居点扩大了绿色农业的试点，效果良好，在采访西藏流亡政府计划委员会总负责人更秋宗珠时，他表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流亡藏人绿色农业产品在印度和国际有关绿色食品鉴定部门的认证工作，未来的重点是怎样将流亡藏人生产的绿色食品打入国际市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流亡藏人农民经营绿色农业生产有利可图。
桑东仁波切就职以后，虽然他拥有流亡藏人社会极高比例的支持，但面对自主性更加提高的西藏人民议会，可以预期未来在「行政与立法关系」方面的和谐互动，他将要付出更多心力。根据流亡藏人宪章规定，内阁首席部长提名的阁员（噶伦）人选若遇有议员反对时，就必须进行投票表决，而表决结果应有过半数议员的支持。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召开的第二次会议议程上，就内阁首席部长提名的内阁成员进行审核、表决；2006年9月30日，该次会议上，桑东仁波切提名了五位阁员，即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格桑央吉、西藏流亡政府主席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西藏流亡政府前教育与卫生部长图丹龙热、西藏流亡政府前财政与外交部长洛桑宁扎、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宁玛派议员才仁平措，但由于有议员提出反对提议后，议会依宪章规定以投票方式对被提名的阁员进行表决，表决结果：除洛桑宁扎之外，格桑央吉、丹巴次仁、图丹龙热、才仁平措四人均达到了百分之五十的支持票数而获得通过，故仅由内阁首席部长和这四位获得通过的阁员组成西藏流亡政府新一届噶厦（内阁）。13第十三届噶厦各噶伦工作安排如下：噶伦次仁平措担任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噶伦、噶伦图丹龙热担任教育部噶伦、噶伦丹巴次仁担任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噶伦，其余各部门均暂时由内阁首席部长亲自负责。14
五、结 论
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已于2006年5月30日在西藏人民议会大厅宣誓就职，桑东仁波切领导下的新一届西藏政府将会继续在西藏人民议会的监督下寻求与北京的和谈，桑东仁波切有关藏汉和谈的立场和处境已有多次相对正面期待的公开说明。根据西藏通讯2006年6月27日的报导，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消息指出，西藏和谈筹备小组从2006年6月30日起连续三天在达兰莎拉召开「第十一次会议」，就「藏汉和谈」问题进行研讨。甫于6月3日复选正式当选、尚未就新职（仍在前任期之中）的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部长、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秘书长等都出席了这次会议；显然，各方面所高度关注的双方接触会谈，对于西藏流亡政府一方而言，完全不受政府与议会换届选举的影响。15
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2006年的选举中以高票获得连任，这是第二次由人民直选产生的现任西藏流亡政府的第十三届内阁首席部长，任期为五年；在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上由内阁首席部长提交内阁成员名单，经议会通过后将组成新内阁。2006年8月15日早晨八时三十分，桑东仁波切在达赖喇嘛座前宣誓就职，正式开始了第十三届内阁任期。桑东仁波切就任后特别立刻接见了媒体，发表了简短的声明表示：在新一届任期内西藏流亡政府的政策方针不会有大的改变，将坚持以非暴力的中间道路原则为基础，以和谈的方式解决藏中问题。西藏境内的藏人是流亡政府的最大后盾，呼吁继续支持和坚定信念。并表示：「对于中共最近的严批达赖喇嘛的行为表示震惊和不解。」16
同时，西藏流亡政府设法巩固和发展流亡藏人在过去的流亡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其中重点是巩固分布在印度和尼泊尔、不丹等国的七十余个藏人定居点，以便使这些定居点继续成为在西藏境外长期推动西藏自由事业的基地。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流亡藏人中的许多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年轻人已经不肯满足于父辈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因此，如何让新一代年轻人在接受现代教育的同时又能够吸引年轻人，从而继续维持定居点的运转等，就成为西藏流亡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注释：
1指当时的西藏政府成立旨在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一个机构，曾经做出了减免债务、差役等一系列决定，并制定了对政府官员收回庄园发放薪俸的计划，但未及实施达赖喇嘛即被迫流亡印度。
2藏语中「人民」与「臣民」的词汇稍有不同，现代使用的民主概念之「民」是人民之「民」，达赖喇嘛在此所说的「民」是表达臣民这个概念的词汇。
3达赖喇嘛在桑东仁波切第一次当选内阁首席部长的就职仪式上的「新内阁要不断地创新」讲话，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翻译、提供。
4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编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第65页。但是，这个数字应有低估的可能，实际数字可能达到十三万人。
5候选人名单参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发行的「知识」月刊，2001年二月号。
6参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发行的「知识」月刊，2001年三月号。
7其中第一小组的十三名议员的讨论意见是：「一、有关首席部长的选举方式等，小组成员一致同意应根据达赖喇嘛的指导或建议，尽快落实实施为好。二、根据大家一致同意的结果，我们将需要在『流亡藏人宪章』中的有关需要相应地做出修改的条文单独列出。三、鉴于首席部长的选举极为重要，中央选举委员会和地方选举委员会必须尽职尽责地尽快完成有关的选举事项。四、达赖喇嘛基于必要性而让人民直接选举产生首席部长，我们虽不得不接受，但对于未来西藏国家的政教事业，作为境内外西藏人民的怙主，应长驻于世，并祈请继续领导西藏民族的自由事业。」第二小组十三名议员的意见是：「一、全体一致同意并支持达赖喇嘛提议的首席部长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意见。二、对达赖喇嘛就首席部长选举方面的教导随喜的同时，祈求达赖喇嘛一如既往地慈悲关照众生，尤其是雪域西藏之政府和人民。三、对首席部长候选人的产生方法方面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有九名议员支持，他们主张在选举委员会的主持下，由卸任的噶伦、议员、政府各部门秘书长等所组成的小组提出候选人名单，然后由人民投票产生，同时人民也可以投票支持任何其它的人选，第二种意见由四个议员支持，他们主张不需要设立小组，直接由人民投票产生候选人。四、如果第一种意见被通过，则每个人可以提出不多于三人的候选人名单。五、大家一致同意由选举委员会公布不超过十人的预选名单。六、公布不超过三人的候选人名单，供人民从中选择一名。七、首席部长的选举程序根据流亡政府的选举章程实施之。八、撤销『流亡藏人宪章』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第七款的内容。九、其它意见还包括由于首席部长的选举极为重要，因此，本届议会通过一个决议，首席部长的选举仍照以往方式进行，俟十三届议会产生后再做决定等。」第三个小组十二名议员的意见是：「一、对于达赖喇嘛修改『流亡藏人宪章』有关内容的建议，十人支持，两人反对。二、对于首席部长候选人的提出，一人支持由卸任的部长和议员提名，十人支持直接由人民提名，一人支持由在任议会议员提名。三、对于部长任期，一些人对连续两届以后的任期是否要做规定表示异议，大部分人支持维持原来的内容。四、达赖喇嘛承诺继续担任西藏境内外人民的怙主，对此应通过决议表示感激。五、对于首席部长提名的其它各部部长是否要经过议会通过问题，两人认为不必经过议会，其它人同意维持原来的内容。六、如果确定修改『宪章』，则本小组草拟了一份修改草案，希望议会研究讨论。」
8参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发行的「知识」月刊，2001年四月号。
9参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部发行的「知识」月刊，2001年六月号。
10参考西藏通讯（总第33期、2001年5－6月号)报导：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候选人选举结束，5月29日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宣布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内阁部长的预选结果。5月 12日，西藏流亡社会全体藏人投票选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内阁部长，这是西藏流亡社会首次由人民直选首席部长，由于西藏流亡社会缺乏政党，有关候选人的产生方式一直困扰着西藏流亡社会的民主进程，这次的选举是根据达赖喇嘛的建议，经十二届议会最后一次会议通过的对「西藏流亡宪章」中有关内阁部长选举的规定后进行的，根据有关规定，预选是由人民自由提名他们中意的候选人名单，结果得票最多的前几位将成为首席内阁部长的正式候选人。根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预选结果，前西藏人民议会会长桑东仁波切的票最多，得票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八十一，其次是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杰钦图旦和前首席部长嘉乐顿珠等人。据选举委员会消息，正式的选举将在 7月29日举行。其后，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于2001年8月发布消息指出，前人民议会议长桑东仁波切以百分之八十四点五四的得票率当选为西藏流亡政府第一位直选产生的首席部长（噶伦赤巴）。桑东仁波切的竞选对手是西藏流亡政府前首席部长久钦图旦，他获得其余百分之十一的选票。选举产生的新部长将在九月底宣誓就职，他将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由人民直选产生的首席部长。这次选举是7月29日同时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美国、欧洲等国的西藏流亡藏人区进行的。根据人民直接提名的候选人得票顺序，西藏流亡政府选举委员会于4月29日宣布了五名候选人名单，其中除前西藏人民议会议长桑东仁波切和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久钦图旦而外，但其它候选人均已退出选举。根据「流亡藏人宪章」的有关规定，当选的首席部长应该在今年九月份向届时召开的议会会议提出3-7名内阁（噶厦）成员名单，经西藏人民议会55%以上通过后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批准即可正式生效。内阁任期为五年。
11资料来源：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10月05日，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10/index.html#061005.1。
12根据「西藏通讯」记者，2006年5月20日的报导，在西藏选举委员会的组织之下，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直选内阁首席部长（噶伦）候选人桑东仁波切和久钦图丹在5月18日与民众直接对话，并就各自获选后的政治立场及行政政策等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会中西藏流亡小区各非政府组织代表、民众参加了这次对话活动，西藏流亡政府网络电视、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挪威西藏之声以及印度媒体等对这次对话会进行了详细报道。在对话会上两位候选人回答了民众所提出的有关政治立场、行政管理政策以及藏汉问题的解决政策等问题的提问。资料来源：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5月20日，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05/index.html#060520。
13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09月30日，资料来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09/index.html#060930.2。
142006年10月5日，西藏流亡政府四位新噶伦中的在达兰莎拉的三位噶伦（格桑央吉在英国未能抵达)，在达赖喇嘛座前宣誓就职。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10月06日，资料来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10/index.html#061007。
15为期三天的西藏和谈筹备小组第十一会议，从2006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达兰莎拉召开，会议期间对藏中和谈问题进行了商讨。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06月27日，资料来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06/index.html#060627。
16西藏之页，西藏实时新闻，2006年08月16日，资料来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608/index.html#060816.2。
他们为什么离开西藏？
作者：李江琳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09/12/blog-post.html
1959年以来，藏人一直没有中断过逃亡，即使在文革最惨烈的时期，也有藏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出走印度。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从1993年以来，平均每年有2千5百到3千名难民到达联合国难民署设立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中心。这个数字不包括到达尼泊尔之后自行投亲靠友，未经难民中心援助的藏人。在此期间，西藏并未发生战争或者饥荒，每年却仍然有大量藏人出走，这一现象的背后，必定有某种原因。
无可否认，西藏自治区多年来得到中央政府大量财政补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5月发表《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 公布了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包括西藏自治区的基本建设，医疗，教育（包括藏语教育），宗教等方面的成就。这组数据显示，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西藏投入了大笔资金。从汉人的角度来看，藏人能享受汉人享受不到的种种优惠，却无感激之心，汉人对此不免愤慨，所以网上对拉萨事件颇有“白眼狼”一类的指责。
问题究竟在哪里？在中国境内，长久以来我们听不到藏人的声音。为了对西藏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2007年10月，我去了一趟印度，在包括达兰萨拉在内的3个主要西藏难民定居点进行田野考察。我要寻找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为什么离开西藏？
“西藏”的概念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关心西藏问题。但是，从许多评论来看，汉藏民族在“西藏”这个概念上有很大的认知差异。对汉人来说，“西藏”指的是1965年9月1日成立的“西藏自治区”；而对藏人来说，“西藏”是一个整体， 虽然康区和安多不在西藏自治区的版图之内，可是对于生活在那些地区的藏人来说，这一行政区划并不改变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认同 。这也是“大西藏”概念的来源。
这个认知差异对“西藏问题”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投资，是对“西藏自治区”的投资，并不是对整个藏人居住区，即“大西藏”的投资。其中的一些投资对居住在其他省份的藏人有间接的好处，比方说青藏公路为自治区之外藏人区的交通带来了方便。交通改善不止是便利了藏人前往拉萨朝圣，当然还有经济效益。但是，政府对西藏自治区的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却并不能让自治区之外的藏人受益。根据《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提供的数据：“近四十年间，西藏自治区财政支出共875．86亿元，其中94．9％来自中央补贴。”这些补贴是给西藏自治区的，即使藏人从中受益，也是西藏自治区版图内的藏人受益，与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的藏人无关。西藏自治区版图内的西藏人口约为全部藏族人口的一半，因此，把中国政府提供给西藏自治区的财政资助理解为给全体藏人的资助，那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个认知差异的另一个影响，是使大家忽略西藏自治区之外，人口约占藏族人口50％的藏人生存状况。而这些地区的藏人恰恰是流亡藏人的主体。根据联合国难民署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数据，西藏难民总数的四分之三来自康区和安多，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难民来自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地区。我在印度西藏难民营的田野工作也证实了这一点。我的访谈完全是随机进行的，既没有事先约定，也没有刻意选择或者针对某个人群，但是，接受我采访的藏人绝大多数来自四川和青海。
流亡藏人的构成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数字，1993年到2006年，经过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藏人共33，343名。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出走藏人都符合联合国《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难民”的定义而被统计在内。比方说，每年到达尼泊尔的藏人中，有一些朝圣者。这些人在朝圣结束后，有些会在尼泊尔或者印度短暂停留，另有相当部分会返回家乡。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以朝圣的名义取得护照，以便合法出境的流亡者。
出走的藏人是什么人？他们原先从事什么职业？从以下数据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这些线索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西藏问题。
表I：到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藏人职业分类
（1993 － 2002）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牧民 1382 6.2％
尼姑 863 3.9%
喇嘛 9075 40.9%
农民 4725 21.3%
失业者 222 1%
学生 2765 12.4%
失学儿童 1902 8.6%
其他 1269 5.7%
总数： 22203 100％
注: 1993年只有接待藏人的总数,没有职业数据, 这个十年数据是根据难民接待中心提供的1992-2002年职业数据推算得出。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993到2002年这10年里，出走藏人中占比例最大的是两组人群：
1． 喇嘛/尼姑。这个人群总数是9,938人，占全部出走人数的44.8%。
2． 学生/失学儿童，这个人群的总数是4,767, 占全部出走人数的21%。
表II：到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藏人职业分类
（2003－2006）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宗教人士 5013 45％
儿童/学生 3342 30％
农民 2228 20％
牧民/失业者 557 5％
总数 11140 100％
注：2003年12月内大量藏人到达尼泊尔难民接待中心，接待中心只有总数，没有精确的职业分类数字。根据抽样调查，职业分类与上一年基本相同。
从表II提供的数据来看，从2003 到2006的4年中，出走藏人的总数几乎相当于前10年总数的一半，也就是说，这四年中的出走人数增加了很多。这个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由于我所掌握的资料有限，对最近几年来藏人出走人数增加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研究，我不想轻易做出结论。
比较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到，从1993年到2006年这14年间，出走的藏人中，人数最多的是僧尼和儿童/学生。其中僧尼的百分比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学生与儿童的百分比从表I的21％增加到表II的30％。
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藏人出走与宗教和教育方面的因素有关。
西藏自治区与西藏流亡社区教育状况比较
宗教和教育，是中央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争执的焦点之一。可是，为什么僧尼和儿童出走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这一现象为切入点，或许能帮助我们从更加实际的角度来理解藏人的状况和愿望。
由于汉藏两方对“西藏”这个包含了文化，民族，宗教和地域的概念理解不同，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只限于“小西藏”，即西藏自治区，并不包括生活在西南各省的藏人聚居区。而西藏自治区的教育状况一向是被当作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主要成就之一。把西藏自治区的教育状况与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管理之下的流亡社区教育状况加以比较，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近年来，每年出走印度的藏人中，有高达30％的儿童和学生。
《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中指出：“到2003年底，西藏有学校1011所，教学点2020个，在校学生45.34万人，小学入学率达91.8%；文盲率30%以下。中央政府在内地21个省市建立西藏班（校），为西藏培养大中专毕业生近万人。”
根据“中国人口信息网”在“西藏人口概况”一文中提供的资料，截止2003年底，西藏自治区总人口为270.17万人，其中藏族人口250.72万人。也就是说，到2003年底，西藏自治区每百人有19.5人为学生，每2,294人有一所学校。
流亡社区的教育状况是怎样的呢？境外流亡藏人的总数是13万左右，其中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的流亡藏人为12万左右。根据达赖喇嘛基金会提供的数字，流亡社区共有87所学校，其中有40所小学，24所初中和21所高中和大学，在校学生超过2万7千人，教师近2千名。流亡社会学龄人口入学率达到99％。 根据这个数据，流亡藏人每百人中有22个学生。每1，380人有一所学校。从1960年3月，流亡政府在印度北方的穆苏里建立第一所学校开始，不到50年的时间内，在流亡中取得这样的成果，这是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
《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中还提到，西藏自治区的教育是以藏语文为主的双语教育。这里的“双语”指的是汉语和藏语这两种语言。中国的高考必须考英语，对于想要获得高等教育的藏族学生来说，除了汉语和藏语，还必须学习第三种语言。流亡社区的学校也采用双语教育，不过是藏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
相比之下，流亡社区的教育还有几个特点:
1，对来自境内藏区的学生实行免费教育。从80年代以来，流亡藏人根据自己的财力向学校缴纳一定数目的学费，但来自国内藏区的流亡儿童和孤儿则是完全免费的。
2，西藏儿童村附带小学，学生们穿统一校服，来自藏区的儿童不仅可以免费读书，校服和日常生活开支也是免费的。
3，流亡社区的学校6年级以下是完全藏语教学，6年级以上开始藏英文双语教学，为学生们未来报考印度和欧美高等学校做准备。
4，流亡社区的教育理念是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结合，学生们在接受现代教育，学习英语，数学，科学等课程之外，也有机会学习西藏传统文化，如西藏历史，民间故事，诗歌，史诗，音乐舞蹈，宗教等。
5，小学毕业后，学生们离开儿童村，进入寄宿中学。初中毕业后，学生们可以升高中，也可以到职业学校去接受职业训练。高中毕业之后，如果考上大学，流亡政府教育部会为无力缴纳学费的学生们提供数目不等的奖学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流亡社区除了经过印度教育部认证的普通学校之外，还有多所寺庙办的学校。这些学校不仅有经学院，还有为年幼喇嘛办的学校。 以印度南方色拉寺的杰扎仓为例。色拉寺杰扎仓共有3千多名喇嘛，拥有两所学校，一所是初级学校，另一所是经学院，相当于宗教大学。喇嘛们进入经学院之前，必须先在初级学校接受相当于普通学校12年级的基本教育，课程包括英语，藏语，数学，艺术等，还有1年汉语和1年印第语。我参观过这所初级学校。学生全是喇嘛，教师有出家人，也有在家人。我请一位8年级的学生给我看他的英语课本，里面的课文没有宗教内容，而是印度学校的同等教材。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藏人孩子从小出家，在印度色拉寺长大，但是日后决定不进入经学院深造，而是选择还俗的话，他并不会因为从小出家而失去受基本教育的机会。
对于家境贫寒的藏人来说，在流亡社区可以得到免费教育，不必学三种语言，而且将来还有在印度和欧美大学里深造的可能性，其吸引力不言而喻。
西藏自治区与西藏流亡社区宗教状况比较
藏传佛教是藏文化的基础。传统上，通过各教派的大寺院自办经学院来培养僧尼，是藏传佛教的主要传承方式之一。年轻僧侣们必须在经学院学习多年，才能继承本派的精髓，成为合格的精神导师，教导下一代僧侣。且不说经济来源，要办经学院，一所寺庙里得有相当人数的僧侣才有可能。
关于西藏自治区的宗教状况，《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是这样说的：“（政府） 投资数亿元修复寺庙，维修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进行了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的浩大工程；目前西藏自治区共有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4.6万人。”
西藏的主要寺庙大多在“平叛”，“文革”以及历次运动中遭到严重毁坏，投资“修复”寺庙实质上等同于“赔偿”。所以，修复寺庙可以作为政绩，但藏人并不一定为此感恩，这是可以理解的。根据“白皮书”提供的数据，拥有250.72万藏人的西藏自治区，有4.6万名僧尼，占总人口的1.8％。 这些僧尼住在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里，平均每个“藏传佛教宗教活动场所”有27名僧侣。 这些“宗教活动场所”如果单指寺庙的话，西藏自治区内的一些大寺庙，比如拉萨的大昭寺，有几百名僧侣，那么，其他一些寺庙必然僧侣人数很少。一所寺院即使有几百名僧侣，也很难有能力开办高水平的经学院。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提供的数据：“目前不仅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重建了包括西藏各教派的寺院二百余座，其中哲蚌寺、色拉寺各自都有三、四千名僧侣，而且还在世界各国建立了一些寺院和一千余个宗教组织。”藏传佛教各教派在流亡社区都有自己的经学院，这些经学院不仅吸引来自藏区的学僧，也吸引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僧侣。我在达兰萨拉大昭寺，就看到辩经的僧侣中有来自以色列，韩国，日本，台湾等地的僧尼。
在达兰萨拉，我采访了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秘书长茨仁顿珠先生。他向我介绍说，目前流亡社区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有223座寺庙，共有3万左右僧尼，平均每所寺院有135名僧侣。从境内来的僧尼，以及打算来流亡社区寺庙出家的年青人，流亡政府会根据他们的意愿送到适当的寺院。在寺院里，根据各人不同的程度，开始接受普通教育和宗教教育。为了让他们能够安心学习，宗教文化部会为来自藏区的僧尼提供15年的经济援助。15年后，如果他们愿意留下来，他们通常必须自己设法寻找经济资助，有时候会有国外资助，有时候寺院会继续资助他们。在流亡社区学习的僧尼，约有一半左右会回到中国境内的藏区，致力于下一代僧侣的教育和藏传佛教的传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藏传佛教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境外。不仅四大教派的法王都在境外，高水平的经学院也都在境外。因此，每年出走印度的藏人中，有高达45％是僧侣，而且这个比例一直保持10多年不变。我所采访过的流亡藏人中，凡是最近十几年出境的人，问起他们离开西藏的原因，几乎都把来到达兰萨拉朝见达赖喇嘛当作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的比较是流亡社区与西藏自治区的比较。考虑到10年来，流亡藏人绝大多数来自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康区和安多，那些地区藏人在宗教和教育方面的状况，应该不会比西藏自治区更好。
根据以上分析，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在包括康区和安多的藏人社区制定更加宽松的宗教政策，减少对僧侣人数和藏人精神生活的限制，并且加大教育投资，使更多的藏民儿童能够接受藏人所期望的基本教育，不失为汉藏和解的第一步。
资料来源：
1．《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5/24/content_1487517.htm
2．“危险的翻越：影响西藏难民逃亡的因素”。国际支援西藏委员会年度报告 （2001－2006）
Dangerous Crossing: Conditions Impacting the Flight of Tibetan Refugees.
http://www.savetibet.org/campaigns/refugees/index.php
3． 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资讯网
http://www.tibet.org.tw/about.php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09/12/blog-post.html
1959年以来，藏人一直没有中断过逃亡，即使在文革最惨烈的时期，也有藏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出走印度。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从1993年以来，平均每年有2千5百到3千名难民到达联合国难民署设立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中心。这个数字不包括到达尼泊尔之后自行投亲靠友，未经难民中心援助的藏人。在此期间，西藏并未发生战争或者饥荒，每年却仍然有大量藏人出走，这一现象的背后，必定有某种原因。
无可否认，西藏自治区多年来得到中央政府大量财政补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5月发表《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 公布了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包括西藏自治区的基本建设，医疗，教育（包括藏语教育），宗教等方面的成就。这组数据显示，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西藏投入了大笔资金。从汉人的角度来看，藏人能享受汉人享受不到的种种优惠，却无感激之心，汉人对此不免愤慨，所以网上对拉萨事件颇有“白眼狼”一类的指责。
问题究竟在哪里？在中国境内，长久以来我们听不到藏人的声音。为了对西藏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2007年10月，我去了一趟印度，在包括达兰萨拉在内的3个主要西藏难民定居点进行田野考察。我要寻找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为什么离开西藏？
“西藏”的概念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关心西藏问题。但是，从许多评论来看，汉藏民族在“西藏”这个概念上有很大的认知差异。对汉人来说，“西藏”指的是1965年9月1日成立的“西藏自治区”；而对藏人来说，“西藏”是一个整体， 虽然康区和安多不在西藏自治区的版图之内，可是对于生活在那些地区的藏人来说，这一行政区划并不改变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认同 。这也是“大西藏”概念的来源。
这个认知差异对“西藏问题”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投资，是对“西藏自治区”的投资，并不是对整个藏人居住区，即“大西藏”的投资。其中的一些投资对居住在其他省份的藏人有间接的好处，比方说青藏公路为自治区之外藏人区的交通带来了方便。交通改善不止是便利了藏人前往拉萨朝圣，当然还有经济效益。但是，政府对西藏自治区的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却并不能让自治区之外的藏人受益。根据《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提供的数据：“近四十年间，西藏自治区财政支出共875．86亿元，其中94．9％来自中央补贴。”这些补贴是给西藏自治区的，即使藏人从中受益，也是西藏自治区版图内的藏人受益，与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的藏人无关。西藏自治区版图内的西藏人口约为全部藏族人口的一半，因此，把中国政府提供给西藏自治区的财政资助理解为给全体藏人的资助，那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个认知差异的另一个影响，是使大家忽略西藏自治区之外，人口约占藏族人口50％的藏人生存状况。而这些地区的藏人恰恰是流亡藏人的主体。根据联合国难民署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数据，西藏难民总数的四分之三来自康区和安多，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难民来自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地区。我在印度西藏难民营的田野工作也证实了这一点。我的访谈完全是随机进行的，既没有事先约定，也没有刻意选择或者针对某个人群，但是，接受我采访的藏人绝大多数来自四川和青海。
流亡藏人的构成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数字，1993年到2006年，经过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藏人共33，343名。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出走藏人都符合联合国《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难民”的定义而被统计在内。比方说，每年到达尼泊尔的藏人中，有一些朝圣者。这些人在朝圣结束后，有些会在尼泊尔或者印度短暂停留，另有相当部分会返回家乡。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以朝圣的名义取得护照，以便合法出境的流亡者。
出走的藏人是什么人？他们原先从事什么职业？从以下数据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这些线索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西藏问题。
表I：到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藏人职业分类
（1993 － 2002）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牧民 1382 6.2％
尼姑 863 3.9%
喇嘛 9075 40.9%
农民 4725 21.3%
失业者 222 1%
学生 2765 12.4%
失学儿童 1902 8.6%
其他 1269 5.7%
总数： 22203 100％
注: 1993年只有接待藏人的总数,没有职业数据, 这个十年数据是根据难民接待中心提供的1992-2002年职业数据推算得出。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993到2002年这10年里，出走藏人中占比例最大的是两组人群：
1． 喇嘛/尼姑。这个人群总数是9,938人，占全部出走人数的44.8%。
2． 学生/失学儿童，这个人群的总数是4,767, 占全部出走人数的21%。
表II：到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藏人职业分类
（2003－2006）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宗教人士 5013 45％
儿童/学生 3342 30％
农民 2228 20％
牧民/失业者 557 5％
总数 11140 100％
注：2003年12月内大量藏人到达尼泊尔难民接待中心，接待中心只有总数，没有精确的职业分类数字。根据抽样调查，职业分类与上一年基本相同。
从表II提供的数据来看，从2003 到2006的4年中，出走藏人的总数几乎相当于前10年总数的一半，也就是说，这四年中的出走人数增加了很多。这个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由于我所掌握的资料有限，对最近几年来藏人出走人数增加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研究，我不想轻易做出结论。
比较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到，从1993年到2006年这14年间，出走的藏人中，人数最多的是僧尼和儿童/学生。其中僧尼的百分比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学生与儿童的百分比从表I的21％增加到表II的30％。
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藏人出走与宗教和教育方面的因素有关。
西藏自治区与西藏流亡社区教育状况比较
宗教和教育，是中央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争执的焦点之一。可是，为什么僧尼和儿童出走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这一现象为切入点，或许能帮助我们从更加实际的角度来理解藏人的状况和愿望。
由于汉藏两方对“西藏”这个包含了文化，民族，宗教和地域的概念理解不同，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只限于“小西藏”，即西藏自治区，并不包括生活在西南各省的藏人聚居区。而西藏自治区的教育状况一向是被当作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主要成就之一。把西藏自治区的教育状况与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管理之下的流亡社区教育状况加以比较，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近年来，每年出走印度的藏人中，有高达30％的儿童和学生。
《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中指出：“到2003年底，西藏有学校1011所，教学点2020个，在校学生45.34万人，小学入学率达91.8%；文盲率30%以下。中央政府在内地21个省市建立西藏班（校），为西藏培养大中专毕业生近万人。”
根据“中国人口信息网”在“西藏人口概况”一文中提供的资料，截止2003年底，西藏自治区总人口为270.17万人，其中藏族人口250.72万人。也就是说，到2003年底，西藏自治区每百人有19.5人为学生，每2,294人有一所学校。
流亡社区的教育状况是怎样的呢？境外流亡藏人的总数是13万左右，其中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的流亡藏人为12万左右。根据达赖喇嘛基金会提供的数字，流亡社区共有87所学校，其中有40所小学，24所初中和21所高中和大学，在校学生超过2万7千人，教师近2千名。流亡社会学龄人口入学率达到99％。 根据这个数据，流亡藏人每百人中有22个学生。每1，380人有一所学校。从1960年3月，流亡政府在印度北方的穆苏里建立第一所学校开始，不到50年的时间内，在流亡中取得这样的成果，这是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
《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中还提到，西藏自治区的教育是以藏语文为主的双语教育。这里的“双语”指的是汉语和藏语这两种语言。中国的高考必须考英语，对于想要获得高等教育的藏族学生来说，除了汉语和藏语，还必须学习第三种语言。流亡社区的学校也采用双语教育，不过是藏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
相比之下，流亡社区的教育还有几个特点:
1，对来自境内藏区的学生实行免费教育。从80年代以来，流亡藏人根据自己的财力向学校缴纳一定数目的学费，但来自国内藏区的流亡儿童和孤儿则是完全免费的。
2，西藏儿童村附带小学，学生们穿统一校服，来自藏区的儿童不仅可以免费读书，校服和日常生活开支也是免费的。
3，流亡社区的学校6年级以下是完全藏语教学，6年级以上开始藏英文双语教学，为学生们未来报考印度和欧美高等学校做准备。
4，流亡社区的教育理念是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结合，学生们在接受现代教育，学习英语，数学，科学等课程之外，也有机会学习西藏传统文化，如西藏历史，民间故事，诗歌，史诗，音乐舞蹈，宗教等。
5，小学毕业后，学生们离开儿童村，进入寄宿中学。初中毕业后，学生们可以升高中，也可以到职业学校去接受职业训练。高中毕业之后，如果考上大学，流亡政府教育部会为无力缴纳学费的学生们提供数目不等的奖学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流亡社区除了经过印度教育部认证的普通学校之外，还有多所寺庙办的学校。这些学校不仅有经学院，还有为年幼喇嘛办的学校。 以印度南方色拉寺的杰扎仓为例。色拉寺杰扎仓共有3千多名喇嘛，拥有两所学校，一所是初级学校，另一所是经学院，相当于宗教大学。喇嘛们进入经学院之前，必须先在初级学校接受相当于普通学校12年级的基本教育，课程包括英语，藏语，数学，艺术等，还有1年汉语和1年印第语。我参观过这所初级学校。学生全是喇嘛，教师有出家人，也有在家人。我请一位8年级的学生给我看他的英语课本，里面的课文没有宗教内容，而是印度学校的同等教材。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藏人孩子从小出家，在印度色拉寺长大，但是日后决定不进入经学院深造，而是选择还俗的话，他并不会因为从小出家而失去受基本教育的机会。
对于家境贫寒的藏人来说，在流亡社区可以得到免费教育，不必学三种语言，而且将来还有在印度和欧美大学里深造的可能性，其吸引力不言而喻。
西藏自治区与西藏流亡社区宗教状况比较
藏传佛教是藏文化的基础。传统上，通过各教派的大寺院自办经学院来培养僧尼，是藏传佛教的主要传承方式之一。年轻僧侣们必须在经学院学习多年，才能继承本派的精髓，成为合格的精神导师，教导下一代僧侣。且不说经济来源，要办经学院，一所寺庙里得有相当人数的僧侣才有可能。
关于西藏自治区的宗教状况，《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是这样说的：“（政府） 投资数亿元修复寺庙，维修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进行了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的浩大工程；目前西藏自治区共有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4.6万人。”
西藏的主要寺庙大多在“平叛”，“文革”以及历次运动中遭到严重毁坏，投资“修复”寺庙实质上等同于“赔偿”。所以，修复寺庙可以作为政绩，但藏人并不一定为此感恩，这是可以理解的。根据“白皮书”提供的数据，拥有250.72万藏人的西藏自治区，有4.6万名僧尼，占总人口的1.8％。 这些僧尼住在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里，平均每个“藏传佛教宗教活动场所”有27名僧侣。 这些“宗教活动场所”如果单指寺庙的话，西藏自治区内的一些大寺庙，比如拉萨的大昭寺，有几百名僧侣，那么，其他一些寺庙必然僧侣人数很少。一所寺院即使有几百名僧侣，也很难有能力开办高水平的经学院。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提供的数据：“目前不仅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重建了包括西藏各教派的寺院二百余座，其中哲蚌寺、色拉寺各自都有三、四千名僧侣，而且还在世界各国建立了一些寺院和一千余个宗教组织。”藏传佛教各教派在流亡社区都有自己的经学院，这些经学院不仅吸引来自藏区的学僧，也吸引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僧侣。我在达兰萨拉大昭寺，就看到辩经的僧侣中有来自以色列，韩国，日本，台湾等地的僧尼。
在达兰萨拉，我采访了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秘书长茨仁顿珠先生。他向我介绍说，目前流亡社区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有223座寺庙，共有3万左右僧尼，平均每所寺院有135名僧侣。从境内来的僧尼，以及打算来流亡社区寺庙出家的年青人，流亡政府会根据他们的意愿送到适当的寺院。在寺院里，根据各人不同的程度，开始接受普通教育和宗教教育。为了让他们能够安心学习，宗教文化部会为来自藏区的僧尼提供15年的经济援助。15年后，如果他们愿意留下来，他们通常必须自己设法寻找经济资助，有时候会有国外资助，有时候寺院会继续资助他们。在流亡社区学习的僧尼，约有一半左右会回到中国境内的藏区，致力于下一代僧侣的教育和藏传佛教的传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藏传佛教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境外。不仅四大教派的法王都在境外，高水平的经学院也都在境外。因此，每年出走印度的藏人中，有高达45％是僧侣，而且这个比例一直保持10多年不变。我所采访过的流亡藏人中，凡是最近十几年出境的人，问起他们离开西藏的原因，几乎都把来到达兰萨拉朝见达赖喇嘛当作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的比较是流亡社区与西藏自治区的比较。考虑到10年来，流亡藏人绝大多数来自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康区和安多，那些地区藏人在宗教和教育方面的状况，应该不会比西藏自治区更好。
根据以上分析，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在包括康区和安多的藏人社区制定更加宽松的宗教政策，减少对僧侣人数和藏人精神生活的限制，并且加大教育投资，使更多的藏民儿童能够接受藏人所期望的基本教育，不失为汉藏和解的第一步。
资料来源：
1．《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5/24/content_1487517.htm
2．“危险的翻越：影响西藏难民逃亡的因素”。国际支援西藏委员会年度报告 （2001－2006）
Dangerous Crossing: Conditions Impacting the Flight of Tibetan Refugees.
http://www.savetibet.org/campaigns/refugees/index.php
3． 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资讯网
http://www.tibet.org.tw/abou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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