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侍建宇
来源：《超讯》月刊2016年11月号
努斯拉陣線(Jabhat al-Nusra，直譯為「勝利陣線」)在2016年7月28日改名並脫離基地組織，成為征服敘利亞陣線(Jabhat Fatah al-Sham，簡稱「征服陣線」)。改名後，征服陣線強調取消過去與基地組織發動全球聖戰的主張，只強調專注在敘利亞內戰，推翻阿薩德政權。
這樣的聲明也得到阿拉伯地區國家，包括敘利亞境內很多聖戰組織的讚許，認為有助於反抗軍力量的團結。換句話說，改名並不是背叛，反而是一種策略。這應該也是為甚麼基地組織送上祝福，表示理解和支持努斯拉陣線脫離的舉動。
儘管美國把征服陣線定性為恐怖組織，2016年9月26日，征服陣線接受德國科隆新聞報(Kölner Stadt-Anzeiger)採訪時透露，他們得到一些阿拉伯國家的軍援，另外，美國與以色列也派遣軍事專家實地進行指導高科技偵查技術，並透過第三國提供反坦克飛彈。
美國與基地組織有著不共戴天之仇，如果前述為真，那麼現在為什麼又可以不計前嫌地支援基地組織的敘利亞分支?這當然和敘利亞與伊拉克當地對阿薩德政權與伊斯蘭國的戰事有關，這場戰爭已經成為一場多層次的，由俄羅斯空軍直接支援敘利亞政府軍部隊，對抗美國與其他強權支持的敘利亞反抗軍的「準代理戰爭(quasi proxy war)」。
為何美國在背後援助征服陣線
另外征服陣線其中有數千維吾爾人，中國又怎麼關注這場戰爭，當然也是國際的焦點。
如果美國真的在背後援助征服陣線，當然有幾層考慮與原因：
第一、敘利亞政府軍在俄羅斯空軍支援下收復不少北方失地，美國除了庫德族游擊隊，在地面上，幾乎沒有驍勇的同盟戰友。第二、為免敘利亞北方反對勢力徹底戰敗，在美國總統大選懸而未決的情況下，拉長戰線。第三、阿拉伯國家在美國進行游說，不少美國智庫也贊成間接地、非正式地向征服陣線提供有限度的實質援助。
於是，征服陣線在這場戰爭中的角色開始變得不清楚，名義上是美國的敵人，但是似乎也成為美國想要「收編」的地面武力。面對阿勒頗被敘利亞政府軍包圍的窘況，來自土耳其的補給線被切斷，為求生存，征服陣線也沒有其他選擇。
提供反坦克飛彈，但是不提供肩攜式防空導彈，目的就是不讓敘利亞阿薩德的政府軍佔有地面火力優勢，同時也可避免直接與俄羅斯空軍發生對抗。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研究員Michael E. O’Hanlon也曾經刊登文章，鼓吹向努斯拉陣線提供彈藥、食物以及運輸服務。甚至透過設立禁航區，嘗試建立敘利亞與伊拉克難民的「安全區(safe havens)」來穩固美國在這個區域的利益。事實上，也有很多觀察家認為，設立難民安全區固然是為解決大量向外逃離的難民問題，但是一旦這些難民區建立後，很可能變成重新「瓜分」，並導致未來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疆界重組的基礎。
紐約時報在2016年8月3日的評論版，Dennis B. Ross與Andrew J. Tabler指出，美國奧巴馬政府不能同意俄羅斯戰爭解決敘利亞問題的做法。因為就算趕走或消滅努斯拉陣線，俄羅斯與阿薩德很可能也會藉機消滅其他反抗勢力，然後回到過去的殘酷統治方式，甚至引入什葉派真主黨勢力。更甚者，如果敘利亞反抗勢力被強迫移出，很可能的出路就是移往土耳其的邊境，未來他們可能還會開始流向美歐西方國家，後患無窮。
美國希望在敘利亞就地政治解決，不同意俄羅斯的軍事解決手段，於是也變得需要透過某種協助，不能搬動敘利亞各個反抗軍勢力，堅決要他們留在原處。
敘利亞維吾爾武裝分子的命運
寄居在敘利亞的自由敘利亞軍，以及征服戰線內的維吾爾人，包括武裝分子與家眷應超過5000人之眾，他們主要聚集在阿勒頗的西南部。他們的命運當然與敘利亞內戰的走勢息息相關。他們現在哪裏都不能去，沒有退路，只能死守，全民皆兵的狀態，連兒童都被積極訓練用槍成為武裝分子。
透過軍事手段，俄羅斯與敘利亞政府軍等於成為中國在敘利亞的「代理人」，北京政權當然希望最好能夠一舉清剿這些所謂的「東突恐怖分子」。如果這些敘利亞維吾爾人隨著反抗軍勢力遷徙，又或著由於強權妥協，將他們遷入土耳其，北京當然就需要借助當地政府對他們進行管控。
儘管中國在2016年8月派出一個軍事代表團前往訪敘利亞，並答應向敘利亞政府提供人道主義救援及協助人員培訓，中國事實上並沒有直接調停，或軍事介入戰事的決心與能力。中國在敘利亞並不像美國與俄羅斯，在當地有綿密紮根的情報網與人脈，所以不可能直接進行軍事介入，只能間接地透過當地政權，瞭解需要，進行一些協助，以換取同等的回報。
土耳其警察在2016年8月底逮捕寄居在伊斯坦堡的亞普泉(Abdukadir Yapuquan)。據說是遭到中國外交壓力，懷疑他與吉爾吉斯坦汽車炸彈攻擊中國使館一案有關。指控他可能在幕後指揮策劃恐怖活動，並希望將他引渡回中國。在關押一個月後，土耳其警察最終將他釋放，也引起海外維吾爾族社群的關注。
吉爾吉斯斯坦國家安全委員會宣稱那起發生在首都比什凱克的汽車炸彈襲擊，攻擊者與活躍在敘利亞境內的努斯拉陣線中的「維吾爾恐怖組織」有關，他們接受命令對中國使館進行恐怖襲擊。但是，觀察逮捕亞普泉的過程，土耳其政府與司法機關並沒有接受這樣的講法，現階段只是對他進行了調查。
海外維吾爾社群對這次逮捕羈押群情激憤，也開始出現兩種論調，這或許也是對敘利亞周邊維吾爾社群將來發展的一種「自我預言」。
第一、中國可以(也已經)透過對外投資援助的經濟實力，與中東當地政權「交易」對海外維吾爾社群進行「打壓」。漂流在海外的維吾爾人依舊是國際關係中的「抵押品」，只要價錢合適，隨時可能被出賣。有些維吾爾人甚至認為土耳其都可能「中亞國家化」，或「上海合作組織化」；就算同屬突厥族，都可能成為中國管制維吾爾人的盟友。
第二、在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更是可憐，隨時可能被強權與朋友出賣。他們離鄉背井進行「宗教遷徙(hijira)」，單純地就是想要過一個安穩的、在家鄉沒有辦法實踐的信仰生活。他們其實是一群簡單的鄉下人，只是想守著信仰，於是跟人一起參與「聖戰」。俄羅斯與阿薩德政權想要置他們於死地，中國將樂見其成。就算努斯拉改名征服戰線，在美國眼中，他們還是恐怖組織，一旦喪失對抗阿薩德政權或伊斯蘭國的功能，他們將會悲哀地被美國當成「恐怖分子」，一併消滅。■
星期四, 11月 17, 2016
星期一, 4月 04, 2016
维吾尔在土耳其、叙利亚、阿富汗地区的反中国武装势力
作者：水谷尚子
译者：侍建宇、苏燕翎
来源: 自由时报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975853
时间：2016-04-04 18:10:01
導讀：中國最凶猛的敵人—海外維吾爾武裝派系評析
作者：侍建宇（台灣中亞學會秘書長，現任教於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
備受爭議的中國《反恐法》已公布實施，儘管西方各國紛表關切，認為可能導致對各種公民自由的進一步限縮，但北京當局力排眾議，公安部反恐局長安衛星更明確指出，中國反恐主要針對「東突勢力」，亦即媒體所謂的「疆獨份子」，或企圖將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或獨立的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
強調以武裝行動推翻中國統治的維吾爾勢力，過去二十年來主要盤踞在中亞地區、阿富汗、土耳其與敘利亞，大致可分為四股派系：
一、已經式微的「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
該組織是一九九○年代末期在中亞最活躍的組織，受到蘇聯解體啟發，企圖透過武裝暴動在新疆建立世俗民族國家。但隨著中國在中亞的影響力擴張，「上海合作組織」（SCO）成立後，遭哈薩克與吉爾吉斯政府合力圍剿，被迫轉進土耳其或歐洲，併入「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世維會），甚至成為骨幹，改以和平自決方式訴求新疆未來命運。
二、組織總部設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東突教育互助協會」
該組織以伊斯蘭宗教號召，規模擴張極為快速，並將土耳其維吾爾青年送往敘利亞接受軍事訓練，希望將來以武力手段打回新疆，建立「東突伊斯蘭國」。
該組織發起人亞甫泉因嫌隙而與隸屬阿富汗「開打」組織的「東突伊斯蘭黨」分裂，流亡至土耳其。中國官方一直稱呼「東突伊斯蘭黨」為「東突伊斯蘭運動」，但亞甫泉親口表示此乃誤植，因為北京當局可能不清楚這些組織間的關係，就把不同組織集體稱為「東突斯坦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
三、遷徙到敘利亞的「突厥伊斯蘭黨」
該組織其實就是阿富汗反恐戰爭時期的「東突伊斯蘭黨」，由於開打首腦賓拉丹遇刺，阿富汗開打勢力敗退，突厥伊斯蘭黨部分成員流竄加入敘利亞開打分支，成立「勝利陣線」（努斯拉陣線），人數超過兩千，成為敘利亞反政府軍的一支。一旦敘利亞內戰平息，有實戰經驗的突厥伊斯蘭黨很可能回流新疆，造成動盪。
四、伊斯蘭國的維吾爾外國戰士
投奔「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從官方的數百人，到民間的數千人之眾，就連多少人戰死沙場，也眾說紛紜。他們素質良莠不齊，相關資訊混亂，可以確定的是他們都受到「遷徙聖戰」感召，為建立跨界伊斯蘭國而努力，與東突伊斯蘭黨及突厥伊斯蘭黨格格不入。
由於東突伊斯蘭黨與開打結盟，中國成功將「東伊運」列入聯合國認定的恐怖組織，這也是後來中國長期都以「東伊運」做為維吾爾武裝勢力統稱的背景。儘管這些武裝組織都戮力在新疆建立東突國，但其政治理念仍有頗大差異：有世俗與宗教之分、立即反攻與養精蓄銳之別、宗教理想與民族主義何者為先之爭。
水谷尚子是日本當前研究海外維吾爾民族運動最重要的學者，我將她詳述維吾爾武裝勢力支派源流與發展現況的專論〈ウイグル人の反中レジスタンス勢力とトルコ、シリア、アフガニスタン（維吾爾在土耳其、敘利亞、阿富汗地區的反中國武裝勢力）〉譯為中文，並導讀引介，以饗台灣讀者。
頗多維吾爾人反抗中共統治，為求獨立建國，加入叙利亞的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al-Nusra)」，接受軍事訓練，進行游擊戰。這篇文章不僅描述海外維吾爾人武裝組織自從1990年代以來的變遷，並結合在土耳其的實地調查，討論最新發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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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吾爾在土耳其、叙利亞、阿富汗地區的反中國武裝勢力
原著：水谷尚子
譯者：侍建宇、蘇燕翎
頗多維吾爾人反抗中共統治，為求獨立建國，加入叙利亞的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al-Nusra)，接受軍事訓練，進行游擊戰。這篇文章不僅描述海外維吾爾人武裝組織自從1990年代以來的變遷，並結合在土耳其的實地調查，討論最新發展狀況。
前言
根據2015年1月21日《環球時報》報道，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與馬來西亞內政部長扎希德提及﹕「300多名中國人以馬來西亞作為中轉站，前往第三國，再進入敘利亞或者伊拉克參加伊斯蘭國。」 《環球時報》隸屬中共宣傳喉舌人民日報社，新聞論述口徑充滿民族主義情緒。孟宏偉說的「中國人」，就是原籍新疆的維吾爾人。維吾爾人屬於突厥族，大多為穆斯林，他們的居住地新疆在18世紀後期被大清帝國吞併。維吾爾人的語言、文化及宗教均不同於中國主體漢族，也因此，維吾爾人的認同混淆，難以融入中國社會，近年不斷爆發反政府行動。另外也由於近年中國政府不輕易向維吾爾人發放護照，他們於是不惜鋌而走險，經由與中國接壤的東南亞國家，向外偷渡，逐漸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重要威脅。
就像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說的，的確是有維吾爾族人經由馬來西亞進入伊斯蘭國 ，但是情況更為複雜。
從中國外逃維吾爾人，大多並不想進入伊斯蘭國，而是希望在土耳其定居。對突厥族系的維吾爾人來講，語言和宗教習慣，都跟土耳其人相似；土耳其人也認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附近就是突厥族的發源地，所以也同情，並實際接收許多外逃的維吾爾人。安卡拉Hacettepe大學的維吾爾族教授艾克林(Erkin Ekrem)稱「在土耳其，約有三萬維吾爾族人。」這個統計數字與10年前相比，數目大概急增兩萬。
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300名維吾爾人加入伊斯蘭國」的說法，其實不是真實數據，應該是暗示伊斯蘭國正培養大量「維吾爾人成為國家分裂主義者、恐怖分子」，操弄國際社會的認知印象。事實上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相對並不多，大部分維吾爾聖戰士都加入勝利陣線和自由敘利亞軍，站在與伊斯蘭國敵對的陣營。土耳其政府也在南部邊境拘捕或監禁那些嘗試潛入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但是中國官方並沒有提及這樣的發展態勢。
我長年觀察並多次到訪土耳其維吾爾社群，訪問維吾爾伊斯蘭宗教領導者，並調查前往勝利陣線及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以及以政治獨立為目標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後文簡稱東伊黨)、「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後文簡稱突伊黨)」各種勢力，親眼目睹他們實際情況。
一、進入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
2015年2月26日，我在facebook上發現一名自稱活躍於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他用維吾爾語表達個人見解，但帖文很快被刪除。我的助理幫忙翻譯內容，概括出他們當時發展的情況，引文大致如下﹕
「 突伊黨所在的位置，並不屬於伊斯蘭國控制地區。突伊黨的沙姆分支(叙利亞分支)，以及其他地區的分支，理應盡快承認伊斯蘭國。…..相對民族主義，我們更重視伊斯蘭主義，並推崇哈里發制度，最後伊斯蘭國的聖戰士會解放東突厥斯坦。」
從這個自稱「伊斯蘭國維吾爾聖戰士」的帖文可以得知︰① 維吾爾反中武裝組織「突伊黨」(由東伊黨衍生的組織，容後再述)跟伊斯蘭國關係對立。② 突伊黨的大突厥民族主義與伊斯蘭國鼓吹建立的伊斯蘭遜民派哈里發制度，是兩種矛盾的思想。③ 信仰伊斯蘭的海外維吾爾人在土耳其大致形成四種勢力；突伊黨、東伊黨、要求與突伊黨保持距離的人(他們反對在叙利亞進行軍事訓練)、以及伊斯蘭國的支持者。
伊斯蘭國前身原是極端伊斯蘭「蓋達組織」的伊拉克分支，他們曾綁架殺害前往伊拉克旅行的日本青年香田證生。頭目扎卡維於2006年美軍空襲中喪生，其後宣稱巴格達迪為哈里發，並改名為「伊拉克伊斯蘭國」重新活躍。本來只是中東一個地區組織，近年卻能迅速吸引維吾爾人與其他各國穆斯林年輕人，最主要的原因是伊斯蘭國提出「恢復哈里發制度，讓伊斯蘭遜尼派國際化」。他們強調遜尼派較其他教派優越，需要打破現有國家及國民的界線，重新建立哈里發統治下的新世界。這個制度從類比的角度來說，非常百年前蘇聯提出的共產主義下的平等、團結，年輕人嚮往而進入蘇聯，就像現在穆斯林青年相繼加入伊斯蘭國。
甚麼樣的維吾爾人會加入伊斯蘭國﹖
《環球時報》2015年2月5日報道﹕「過去6個月內，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先後處決120名外籍戰鬥人員，多數是試圖逃離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作戰成員，其中包括3名來自中國的『東突』成員。」根據伊拉克北部庫爾德安全官員向《環球時報》透漏，「3人當中有1名年輕人，來到土耳其不久，便潛入叙利亞加入伊斯蘭國。但對當地現實感到失望，想逃回土耳其讀大學。沒想到他的利比亞戰友立即向上級報告，於是他就被逮捕審判並槍決。另2名中國籍武裝成員是2014年12月底在伊拉克境內與其他來自6個國家的11名成員被集體斬首，罪名是叛國」。
土耳其定居的維吾爾人阿布都拉阿濟茲(Abdulaziz)講述前往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特質。「正如《環球時報》報道，許多青年事前並不瞭解，隨便就加入伊斯蘭國，然後對現實又感到失望，又逃離不了。但是，我認為中國現在實行的『內地新疆初中．高中班 (新疆班，維吾爾人稱之為內地班)』制度存有弊端，也促使維吾爾青年外逃加入伊斯蘭國。」
中國政府由2000年推動「內地新疆班」，針對母語不是漢語的維吾爾中學學生，離開新疆，選拔送往其他內地省份受教育，徹底熟悉漢語學習環境，以便將來進入大學後，不會有語言障礙。當然，維吾爾人不習慣漢人社會，身分認同也不清楚，中共也可以利用這個新疆班制度，讓他們自然改變身分認同。阿布都拉阿濟茲說明﹕「過去維吾爾人總是在家悄悄口頭傳述自己的民族史，例如他們曾經如何抵抗中國、反抗運動怎樣被中國政府打壓。但是小孩正值青春期就離開父母，長期在遠方求學，便失去了學習維吾爾歷史知識的機會。新疆以外的中國省份的網絡限制相對不嚴，年輕學生很容易接觸伊斯蘭激進分子的網站，也很容易被鼓動而被極端思想影響。他們沒有在新疆參與反政府活動，也沒有任何入獄經驗，但能夠講流利的漢語，較一般新疆境內維吾爾人容易取得護照。於是借前往海外留學為名，出國後很多直接加入伊斯蘭國。他們也不會去接觸其他海外流亡團體，海外維吾爾流亡團體也沒辦法掌握伊斯蘭國維吾爾青年的情況。」
在「內地新疆班」制度下，也有知道自己是少數民族身份的維吾爾青年，在漢人社會感受到不平等對待，但身邊又沒有可以傾訴心事的朋友，生活孤獨不安，只好逃進網絡社交媒體的世界，很類似那些歐洲伊斯蘭青年加入伊斯蘭國的處境。2015年3月23日美國ABC新聞報道，印尼警方於2014年9月蘇拉威西島波索拘捕了4名維吾爾人，他們從網絡聯繫支持伊斯蘭國的印尼極端組織「東印尼神聖戰士(MIT)」。從報道刊登的照片來看，他們看似十分年輕。
維吾爾人在伊斯蘭國內佔有甚麼位置？
2015年1月26日，在美軍的空襲幫忙下，庫爾德部隊成功從伊斯蘭國手上奪回叙利亞北部，接近土耳其的主要居住地科巴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維吾爾人社群流傳，在這場戰鬥中，率領伊斯蘭國的是維吾爾部隊。伊斯蘭國部隊的隊長名叫努爾敦(Norden Demorra)，大概40多歲，妻子及3個孩子住在伊斯坦堡，據傳在戰役中被庫爾德部隊捕獲拘禁。這個消息是努爾敦的下屬打電話給他的妻子才得知，隊長後來的命運生死未卜。
阿布都拉阿濟茲表示，「在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一直作為實戰中的先鋒『子彈』戰鬥，努爾敦大概是在戰爭中陣亡，卻報道為被拘禁。」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部隊其實與其他參與敘利亞內戰的維吾爾人可能互相殘殺，因為他們已經在叙利亞北部接近土耳其邊境對壘，也就是直接衝擊自由叙利亞軍、勝利陣線的維吾爾人部隊和訓練基地。
二、甚麼是「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伊黨)？
不同於伊斯蘭國的維吾爾青年，在自由敘利亞軍和勝利陣線接受戰鬥訓練的維吾爾人，他們經由突伊黨、東伊黨的關係管道，有計劃有組織地將送入敘利亞，規模應該比伊斯蘭國維吾爾人多。
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華春瑩在2015年2月13日舉行例行記者會時表示，「中國有一些恐怖勢力加緊與國際恐怖勢力勾連，不斷派員試圖通過非法管道赴敘利亞、伊拉克等戰亂地區參訓參戰，圖謀累積更多實戰經驗。」華春瑩的發言明顯就是指責中國恐怖勢力與突伊黨、舊有的東伊黨敘利亞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之間的聯繫。
在討論突伊黨是甚麼的問題之前，首先要介紹它的前身，東伊黨歷史。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是巴仁鄉事件的主謀則丁·玉素甫於1989年11月成立的組織名稱。「巴仁鄉事件」是1990年4月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克陶縣巴仁鄉發生的大型武裝暴亂。為了鎮壓事件，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民兵集體出動，政府和暴亂分子雙方都傷亡慘重，則丁·玉素甫(死時26歲)亦在暴亂中被擊斃。
這個事件為日後中共對統治新疆、海外維吾爾流亡組織帶來多方面影響。例如發生巴仁鄉事件後，海外維吾爾人於1992年在土耳其成立並舉行「東突厥斯坦民族代表會議」，也為日後成立「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簡稱世維會)」奠下基礎。
1990年代隨着蘇聯解體，中亞地區的突厥系各個民族紛紛獨立成為不同的民族國家。維吾爾人也渴望獨立，以巴仁鄉事件作起始，發起了許多反政府的暴動。然而全部都被中國當局鎮壓，其中在1997年2月的「伊寧事件」，傷亡數字更較巴仁鄉事件多。
1997年底，則丁·玉素甫的朋友艾山·買合蘇木、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伊司馬義一行三人偷渡到阿富汗的喀布爾，向塔利班的大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請求，希望可以收容維吾爾人。根據他們與阿富汗塔利班的協議，食宿、耕地及軍事訓練均由塔利班免費提供。在巴基斯坦宗教學校的維吾爾留學生，以及哈薩克斯坦的維吾爾商人，一起總共120人，首先在巴基斯坦集合，之後前往阿富汗的軍事訓練基地，接受訓練。三人為紀念則丁·玉素甫，將新的組織依舊命名為「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
艾山等人，並不是因政治逃亡而離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而是將阿富汗及巴基斯坦進行軍事訓練被視為「遷徙聖戰(Hijra)」。聚集起來的維吾爾人也宣稱自己成為聖戰士。所謂「遷徙聖戰(Hijra)」原來是指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因伊斯蘭教受到迫害，從麥加遷移到麥地那，進行的長征運動。
遷徙聖戰的傳統在20世紀前期也曾經發生。1933年穆罕默德·伊敏在喀什與和田地區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但不足半年就失敗，伊敏等人逃亡到印度領土克什米爾及阿富汗的邊境地帶。他們就曾經以旁遮普邦山地作軍事訓練的據點。
艾山等人寄居在阿富汗塔利班陣營期間，也有來自奧薩瑪·賓拉登率領的蓋達與埃及聖戰組織的阿拉伯人，維吾爾人開始交融接觸中東聖戰士。針對2001年911恐攻事件，美軍對喀布爾展開空襲前，許多維吾爾人已經在阿富汗接受軍事訓練。
美軍發動反恐戰爭後，空襲重挫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維吾爾聖戰上轉移到巴基斯坦的瓦濟里斯坦避難，打算重整組織之際，2003年10月艾山在巴基斯坦軍方空襲中死亡。在此之前，伊司馬義更被烏茲別克斯坦當局拘禁，強制遣返中國，2005年11月被判死刑。最初與阿富汗塔利班達成合作協議的3人，唯一生存的只有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
艾山與亞甫泉均來自喀什英吉沙縣，亞甫泉於1958年出生，艾山則比他小四歲。2人一起進入伊斯蘭宗教學校學經，1990年至1996年，他們同時入獄。他們兩人因為如何經營組織的相關議題產生爭執，亞甫泉最後選擇離開，並經由沙烏地阿拉伯、叙利亞、埃及進入土耳其，現在伊斯坦堡教維吾爾年輕一代讀誦古蘭經。
三、1990年代海外武裝組織的特徵—「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簡稱東突解)」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伊黨)
從1997年伊犁事件，到2001年911後反恐戰爭的這段期間，中亞地區主要存在兩個維吾爾人的武裝組織。第一個是艾山帶領的東伊黨，另一個是買買提明創建的東突解。買買提名出生在新疆和闐地區卡拉克什縣。而實際負責指揮東突解行動的是一個名叫阿布利米提 (Ablimit Tursun)的人。東突解的形成肇因於1997年的伊犁事件，他們曾經在哈薩克斯坦山區與克什米爾設有軍事訓練基地。
這兩個團體都強調武力反抗中共統治，在1990年代末期，東突解稍占優勢，受群眾支持的程度相近。起初兩個組織曾經互相合作，但是後來因為對聖戰的看法不同，出現嫌隙。買買提明原本在新疆的工作是一個劇本創作編輯，算是一個知識分子，通曉俄羅斯語、漢語。他的想法很理性，就是要建立一個政教分離的民主國家。他認為那些因為對抗中共統治而喪生的人，不能被等同於參加聖戰而犧牲的烈士。但是東伊黨的艾山卻堅持努力去建立一個以伊斯蘭法統治的國家，因此兩個組織開始不合對立。2007年我在伊斯坦堡訪問買買提明，他說「把人分成伊斯蘭教徒與異教徒，然後以宗教之名向異教徒發動戰爭，是不應該的。」
很多人想要促成這兩個組織繼續合作，但是都不成功。之前提到的亞甫泉，他則認為:「無論是建立一個民主國家，或是一個伊斯蘭國家，這都不是問題的核心。重點是這個國家必須是我們自己創建的，這個國家可以是民主國家、伊斯蘭國家、甚至是共產國家。這個國家必須是維吾爾人自己握有主權，甚至連國旗的樣式都不重要。」
這兩個組織的活動經費都是由中亞維吾爾商人所提供，但是那些商人大多不是自願捐助，而是被威脅勒索才不得不掏錢贊助，也因此引起不少反感。東突解在1998年走私偷運武器回新疆時，在中國與哈薩克斯坦邊境，也就是在伊犁地區交界處被查緝發現。而負責運送的嫌犯立即被逮捕投獄，後來組織逐漸瓦解凋零。這兩個組織勒索的金援有一大部分來自吉爾吉斯坦首都比什凱克的一個市場，但是那個市場在2000年一場大火全毀。於是金源消失，這也是組織衰敗的原因之一。
中國對中亞地區維吾爾武裝組織的活動非常關切，在2001年，便與中亞各國組建「上海合作組織」，目的就是要防阻維吾爾人在中亞地區進行軍事訓練，同時也斷絕新疆維吾爾人經由中亞向歐洲的偷渡路線，一旦發現違法偷渡者，立即遣返中國。從此之後，維吾爾人經由中亞的外逃路線斷絕，改由向東南亞逃亡。
2003年艾山死後，東伊黨的首領就由一個1990年代曾經與艾山合作過的軍人阿布都拉哈克(Abdulhaq)接任，在巴基斯坦的瓦濟里斯坦，繼續帶領約100個維吾爾人軍隊。2001年美國發動反恐戰，使得很多人被迫離開中亞這個地區。那些原來計畫與中共進行武裝鬥爭的維吾爾穆斯林也開始遷出這個地區，前往土耳其。
在2002年，東伊黨內部開始有呼聲要改名，討論是否應該改稱「突厥伊斯蘭黨(簡稱突伊黨)」。土耳其的極右突厥民族政治派系宣稱意圖一統歐亞大陸上的突厥族國家，復興鄂圖曼帝國過去的榮景，這樣的大突厥思想呼應維吾爾獨立運動，造成他們往土耳其搬遷的另一個原因。歐洲歷史學家將沙俄版圖下的中亞稱作「西突厥斯坦」，而大清帝國領土下的中亞地區則稱作「東突厥斯坦」。但是土耳其民眾並不熟悉「東突厥斯坦」這個名稱的典故，他們很容易就將這個名稱聯想成「土耳其東部」，誤以為是東部庫德族聚居區。甚至以為東突運動是庫德族獨立運動，產生誤會。所以，後來改名成為突伊黨，英文簡稱TIP(Turkistan Islamic Party)。突伊黨的上下層級並不嚴謹，組織結構也不完整，只是一個寬鬆的認同標籤。突伊黨在敘利亞沙姆分支(al-Sham)，也有阿富汗分支，可是在土耳其並不設有分支，所以並沒有給土耳其政府帶來是否認可這個組織的麻煩。
2008年滯留在中亞地區的一名成員，名叫賽夫拉(Seyfullah)，他公開在網路上宣稱將破壞北京奧運活動。這個人在巴基斯坦2012年被美國無人飛機炸死。從此之後，留在中亞地區的突伊黨規模縮小，但是最近幾年由於從中國外逃的人員增加，這個地區的突伊黨成員似乎又有復活的傾向。
四、「突厥伊斯蘭黨」(簡稱突伊黨)與敘利亞勝利陣線
東伊黨與突伊黨都有成員在敘利亞參與軍事行動與訓練。他們都突經土耳其，然後前往敘利亞，而他們參與活動形式分成兩種；一種人員是前往敘利亞參與軍訓，然後就離開。另一種人員則直接參戰，加入反抗軍與阿薩德政權的政府軍進行戰鬪。
在伊斯坦堡的Zeytinburnu區，我訪問過十幾個維吾爾人，他們都曾經參與，或現在想要前往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進行軍訓。他們的想法紀錄如下
「去哪個軍事訓練基地，參與哪個組織，所需要的費用與條件都不同。我們在2014年夏天，事前繳交仲介費用，5個月的訓練大約需要5百美元，然後整裝前往受訓。」
「經過土耳其南部Hatay地區，土耳其手機電波還可以接收到的地方，雙方用土國手機取得聯繫，然後跨境，由境外接待人員帶領，偷渡前往敘利亞。在軍事訓練基地，可以見到來自沙烏地阿拉伯與卡達的食品與日用品，上面寫著阿拉伯文，相信基地與這些國家都有某種聯繫。15-20人被編成一個小隊，進行軍訓。每天早上5點起床，隨即開始大約1小時的長跑訓練，然後再開始做祈禱早課。每週還會有1-2日在身上野外訓練求生技巧。也會在半夜緊急集合，然後開始急行軍，進行演習訓練。在軍事演習時，禁止使用行動電話，平常使用多為俄羅斯製的AK-47，除此之外，也見過M-16、M-4步槍，各種來自美國、埃及與中國製的武器。每天大約有4小時訓練使用武器，拆解、保養、射擊。每一餐飯都是自己烹煮。由於訓練疲累，每晚都很早就寢。訓練教官是維吾爾人，也有阿拉伯人用阿拉伯語教唱古蘭經。」
「我們在敘利亞與阿拉伯人對話時，由敘利亞當地少數民族的土庫曼人協助翻譯。土庫曼人的母語是突厥語，也通曉阿拉伯語，大致上溝通沒有問題。」
「在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的訓練基地，有來自各國志願參戰的戰士，訓練編組基本以國籍、語言進行編組區分，維吾爾人不會與其他國家人士混編。訓練設施與住宿也是分開，各組人員不准四處走動，更不允許、也不會與其他受訓戰士發生衝突。」
為什麼要離開中國，參加軍訓戰鬪，原因其實很多。有個維吾爾青年描述，他的情人在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失蹤、也有人說漢族移民來到後農地被徵收而無法繼續務農為生、也有人說留鬍子去私辦講經學校就被政府當成伊斯蘭激進分子無故逮捕、更有人因為收留政治犯的親戚而被警察監禁。他們感覺在政治與經濟生活上都受到中國政府壓迫，受到欺負，所以要進行遷徙聖戰(hijrah)，將來總會打回故鄉。他們認為依靠外國或聯合國去解決東突問題是不可能的。軍事訓練的目的就是要培養自己的實戰抵抗能力，為了光復家鄉「殉教」。
我問這些維吾爾青年，他們對「中國政府認為在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是激進分子、恐怖份子」有甚麼看法，他們評論說「把我們標籤成恐怖份子只有兩種可能，那就是他們一方面無視於我們受的壓迫，另一種可能就是他們就是壓迫我們的人。我們反抗，但是我們不是恐怖份子，更不是甚麼宗教激進分子。我們都不拒絕跟你這個披著頭髮、穿著牛仔褲的異教徒女性談話，怎麼會是激進宗教恐怖份子?
但是庫特布(Sayyid Qutb)所寫的那本書《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目標》，這本書強調穆斯林要站出來、要為聖戰而不惜殉教。很多維吾爾青年就是讀過這本書，然後開始聯繫海外伊斯蘭組織，決定離開中國。這本書的作者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領袖人物，被東突教育互助協會下的附屬單位：Sutuk Bugrahan基金會，翻譯並出版成維吾爾語，也在新疆秘密的流傳。
突伊黨也曾經出版埃及聖戰團思想家阿布都拉阿濟茲(AbdulKadir Bin Abdulaziz)的阿拉伯語著作《符合伊斯蘭法的聖戰》，該書的維吾爾語翻譯版在2011年以「伊斯蘭之聲-宣傳中心」名義出版，強調不放棄用暴力破壞進行聖戰。自費出版時包裝厚實精美，印書費用應該非常昂貴，書籍並沒有取得ISBN(國際標準書號)。這本書的譯者其實就是東伊黨的首領，艾山死後的第三代領袖，曾經藏身於瓦濟斯坦的阿布都拉哈克(Abdulhaq)。埃及的原著者與東伊黨領袖都在阿富汗附近活動過，他們很可能相熟認識。很明顯翻譯這本書目的就是充實與中共武裝鬥爭的理論思想，然後影響維吾爾青年加入聖戰。
在2014年12月3日，在敘利亞不知名的某處地點，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30多歲的易普拉辛曼蘇爾(Ibrahim Mansour)接受土耳其一名叫艾爾多安記者的訪問，影片也上載到youtube。影片中，這個突伊黨的領袖說「我們的組織在2012年就開始派遣人員來到敘利亞」，「為了要打倒阿薩德政權，持續聖戰」。勝利陣線組建於2012年，當時突伊黨就參與其中。
勝利陣線是一個名叫阿布穆罕默德·阿者藍尼(Abu Mohammad al-Julani，後文簡稱阿布)創建。他是敘利亞人，原本隸屬於蓋達組織的伊拉克分支，由於敘利亞內戰爆發，他返國創建勝利陣線。剛開始敘利亞群眾礙於蓋達組織的惡名，多有嫌棄。但是相對於自由敘利亞軍所表現的貪婪腐敗，軍紀敗壞，勝利陣線卻以平價提供居民食物與日用品，軍風嚴謹，逐漸群眾取得信任擁戴。當伊斯蘭國得知這樣的發展情勢，開始宣稱勝利陣線來自伊拉克分支，系出同源，並在2013年片面宣稱合併。勝利陣線也因此分裂，有些人移往伊斯蘭國，剩下的另一批人則堅守陣地，繼續接受阿布的領導。伊斯蘭國固然得到很多外國戰士的支持，但是也有很多維吾爾人選擇留在敘利亞的勝利陣線，繼續與阿薩德政權戰鬥。由於伊斯蘭國的作風太過殘忍激進，2014年蓋達組織正式宣稱與伊斯蘭國斷絕關係。
有些居住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很反對加入勝利陣線與伊斯蘭國的作法。他們有人去過敘利亞做過生意，很瞭解當地人的過去與生活習慣。過去在敘利亞，穆斯林、基督徒、東正教徒可以混居生活，不同教徒間的關係非常良好。所以這些維吾爾人反對撒拉菲教派的極端聖戰主張，認為前往敘利亞參戰沒有好處。而且維吾爾人在家鄉也與其他民族在一起生活，他們認為不應該介入那些爭論。
突伊黨認為應該以伊斯蘭宗教立國，可是居住在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對於是否應該以伊斯蘭教作為國教的問題，並沒有一致的看法。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他認為「維吾爾人接受軍訓，就是要讓他們在面對敵人時，能夠冷靜應對。軍訓的最終目的是要準備回到東突厥斯坦發動聖戰」。如果要對抗中共政權，大部分的維吾爾人都應該具備一定程度的軍事知識。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對土耳其有一些期待，他說「土耳其歷史過去實踐哈里發制度，照顧很多穆斯林，我很期待土耳其人民能支持我們的聖戰。希望他們能提供武器，和我們並肩對抗殘酷的中共政權，趕走那些侵略者。穆斯林相互幫忙扶助是一種義務，土耳其人民在民俗宗教方面跟我們相仿，是我們的兄弟，希望他們能全力支持我們。」
在土耳其中部的開色利城(Kayserie)，設有東突文化與互助協會，領導者是薩伊特(Seyit Tumturk)，他認為維吾爾聖戰士對土耳其政府與人民提出這樣無理的要求，實在令人驚恐。他說「那些從中國拼命外逃的每家維吾爾人，他們目的是為追求安定的生活，希望最後能被土耳其政府與社會所接受。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 3000多名維吾爾人順利取得土耳其國籍。突伊黨的說法其實對外逃維吾爾人有非常不好的影響。」
五、「東突厥斯坦文化與互助協會」的和平路線
土耳其中部，開色利城郊東北部的機場附近，有一個維吾爾人聚居社區，大家都叫那個地方「突厥村」。1960年代，從中國大約有300名維吾爾人，經由阿富汗，在土耳其的援助下，被安置到這個地方。自從形成這個維吾爾人的村落，後來逃到土耳其的維吾爾都會先被安置到這裡，然後再慢慢尋求其他出路。
1990年代的外逃維吾爾人大多穿過新疆邊境，經過中亞地區，前往土耳其。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後，中亞國家開始遣返那些非法穿越國界的維吾爾人，這條路線變得不安全，也就斷掉。後來新興的外逃路線是經由東南亞，再前往最終目的土耳其。維吾爾人開始經由雲南、廣西壯族自治區，他們買通當地漢族蛇頭與警察，尋求指引，向外逃亡。那些決心外逃的維吾爾人會賣掉所有家產，隨身攜帶大量現金進行逃亡，也因此常常有人在逃亡途中引起蛇頭與警察的覬覦，被騙光家財。但是別無他法，想要外逃就必須擔此風險。
開色利城的維吾爾人社群在1960年代成立「東突厥斯坦文化與互助協會」，一直對外逃維吾爾人進行安置照護的工作。現在這個組織的會長薩伊特，他是土耳其維吾爾的第二代，他的父親在1961年從新疆莎車來到土耳其開色利。薩伊特說「自從2009年烏魯木齊事件發生後，大約有7000名維吾爾人逃到土耳其。」我於是追問「這個是土耳其官方認可發布的數字?」薩伊特回答說「土耳其政府為求避免刺激中國政府，不會公開真實統計數字。這個數字是從安置照護的外逃者數目，進一步估算出來的。」薩伊特憤怒地說「這樣的情況很奇怪，我也不希望大量維吾爾人離開祖國，外逃到土耳其。無論貧富賤貴、知識分子、還是販夫走卒，大家都外逃。新疆生活沒有自由，人們活不下去，中國政府應該負全責。」
東突文化與互助協會剛開始設有一些簡陋宿舍，房間內有上下床舖，暫時免費提供外逃者安身，然後思索出路。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之前，安置的床位算是充裕，但是之後數年就不敷使用。於是建請開色利市政府幫忙應對，面對激增的外逃維吾爾人，於是位於城市西北方原來要拆除的十棟警察公寓就暫借當成收容所，可以容納大約1000人。但是房舍還是不夠，有時需要兩個家庭合住一個公寓。2015年2月在那裏也開辦學校，教土耳其語與可蘭經，也為小朋友開辦維吾爾語課程。
薩伊特也擔任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副主席，他與當地土耳其政府保持良好關係，也顯示出他的政治手腕，調和當地政府與不同的非政府宗教組織的關係，不要互相制肘，有助於救濟外逃維吾爾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要的活動在美國華盛頓，在歐洲與日本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在土耳其並沒有設立辦事處，當地人知道的並不多。
六、世界上最大的維吾爾伊斯蘭宗教組織--「東突厥斯坦教育互助協會」(簡稱東突教協)與維吾爾媒體
東突教協座落在伊斯坦堡市中心，電車Capa車站附近，目前在中東地區與土耳其的支持者急遽增加，協會活動頻繁。如果從支持率與志工參與程度來論，這個協會可說是最大規模的海外維吾爾人組織。
2001年美國空襲阿富汗時，一些在巴基斯坦、中亞與中東地區的維吾爾宗教學生，大約共有100多人，宣稱「返回中國便被視為恐怖份子」為由，遷入土耳其。2006年這群宗教學生成立東突教協，而協會的主要領導成員對於伊斯蘭教義都造詣頗深。協會會長習代耶(Hidayet Oguzhan)在巴基斯坦拉合爾旁遮普大學(University of the Punjab, Lahore-Pakistan) 完成伊斯蘭碩士課程。協會的監察長阿布利金汗(Ablikimhan Mafsum)曾經在埃及開羅大學攻讀伊斯蘭哲學。協會的財源則為支持者贊助，職員有25人，並有其他兼職與志願工作者多人。
協會的宗旨在促進團結，調和各個不同立場的維吾爾穆斯林，無論是溫和派、激進派、理論派、抑或是武鬥派，都能集合到一起。幫助初來土耳其的維吾爾人適應環境，申請居留權與國籍，並團結眾人向中共抗議施壓。每個週末都會請學者與資深記者前來演講座談，並在協會總部與各地支部教導小朋友學習母語史事，同時出版發行維吾爾語、以及歷史教科書。也在伊斯坦堡三個維吾爾人聚集較多的區域，開設學齡前，適合4-6歲兒童的幼稚園。
1950-60年代逃到土耳其的維吾爾老一代曾經反對東突教協會的成立。反對最力的就是貝金(Riza Bekin)。中共佔領新疆時，貝金逃出，後來也曾加入土耳其軍隊，立有戰功。他認為新一代維吾爾人已經習慣土耳其世俗化的社會，現在高喊以伊斯蘭宗教來團結他們，成立這樣的組織其實是危險的。
東突教協主席習代耶出身於喀什的一個從商富裕家庭，通曉維吾爾語、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巫獨語、旁遮普語、波斯語與英語。中國《環球時報》在2013年8月1日曾批評東突教協支持恐怖主義，並派遣一些人前往敘利亞進行軍訓。我曾經詢問東突教協主席怎麼看待這個批評，他回答說「我可以肯定地說，協會沒有做那樣的事情。維吾爾人很單純善良，但是也比較無知。如果想要得到他國的支持，就只能聽命於那些政府與勢力。的確有一些維吾爾人透過網路，也受到一些阿拉伯人的影響，前往伊斯蘭國，不再以故鄉為第一優先進行考量，本末倒置。」
東突教協花費很大工夫在經營網路電視台，就是「獨立者電視台」(istiqlaltv)，以及「斯達電視台」(sadatv)。目的就是要透過穆斯林宗教身份，來探討維吾爾的問題。2007年開始播放，現在也設有一個設備齊全的攝影棚。獨立者電視台節目的內容多為探討民族、伊斯蘭教義問題的講座，而斯達電視台則著重提供文娛節目，兩者節目內容有所區隔。獨立者電視台向全世界維吾爾人傳授伊斯蘭教義，在網路上提供影片，同時也有文章與報導資料可以閱讀。
獨立者電視台與網站的第一任台長出身和闐，名叫阿布都瓦歷斯(Abduwalis Abduhalik)，曾經在葉門留學，通曉阿拉伯語。現在的台長是阿布都拉哈特(Abdulahat Er)，來自喀什，2015年曾經對他進行訪問，當時35歲。他曾經在巴基斯坦伊斯蘭馬巴德的國際大學攻讀伊斯蘭教法與電腦科學，他通曉維吾爾語、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巫獨語、英語。他也在自由亞洲電台的伊斯坦堡分站負責研究工作。外表沒有蓄鬚，穿西服，說話頗為沉穩的一個男人。
在土耳其有一個中國資助的FM電台，名叫方向廣播電台(Yon Radyo)，每天早午晚各播放一次，每次持續一個半小時，是由土耳其的極左政治團體所營運。在2009年7月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開播，以土耳其語與維吾爾語進行廣播，針對的是當地土耳其與維吾爾聽眾，節目中頗多政治宣傳，討論像是「如何讓維吾爾人在中國幸福生活」這樣的問題，有時也會播放中文講座。獨立者網路電視台的網站主要以維吾爾語、阿拉伯語撰寫，英語與漢語的資料很少。台長阿布都拉哈特也說「只用維吾爾語、阿拉伯語播放內容，不能期待有多大的影響。要讓世界更多人知道維吾爾的問題，就需要用英語與漢語來傳播，可是問題是我們電台網站的資金與人力都不足。」
七、恐怖分子、還是政治難民? – 泰國的維吾爾難民
2014年3月8日一架由馬來西亞吉隆坡飛往中國北京的馬航飛機失蹤。開始大規模搜尋飛機墜落的殘骸，同時也因此在東南亞山區發現大批從中國偷渡外逃的維吾爾人。他們由中國南部邊境偷渡，經由泰國、馬來西亞，逃往土耳其。
大約有400的維吾爾人非法入境泰國而被拘禁超過一年。其中婦孺173人，在2015年6月30日被送往土耳其伊斯坦堡。而其他超過15歲的成年男性，則不准離開。這些婦孺到達土耳其後，暫時被安置在開色利城。
這些外逃維吾爾人被長期拘留有幾個原因。
一個住在伊斯坦堡，自稱東突厥斯坦流亡政府副主席，名叫艾爾金(Erkin Aziz)的人，他在泰國向那些難民派發象徵伊斯蘭國的黑旗，並建議他們貼在被拘留的住所，於是引起泰國政府的注意。東南亞原來就有信仰伊斯蘭教的羅興亞族難民問題，大家對於相關問題非常敏感。艾爾金在當年3月，也曾經在土耳其勸說維吾爾人加入伊斯蘭國，被土耳其警察拘捕進行訊問調查。
土耳其接收那些難民的一週後，大約是7月8日，當時還被泰國政府拘禁的109名維吾爾男人，以及19名女人，都被遣返回中國。當時中國公安部把那些遣返的維吾爾人都稱作恐怖份子，讓他們穿著背有編號的囚服，戴著頭套，在飛機上，每兩名警察分坐兩旁，押解一名遣返者。他們被粗暴地壓解下飛機，透過電視向世界各地傳播。
7月12日泰國政府又釋放8名婦孺前往土耳其。我得知後，立即著手安排，在他們抵達土耳其的當天就進行訪談。內容如下：
「我先看到土耳其迎接170名維吾爾人，之後又看到100多名維吾爾人被遣返中國，所以當警察告訴我要送往土耳其，真的很令人難以相信。當維吾爾人被遣返中國時，泰國警察說『那個A先生會跟你們一起走，A先生是一名照顧我們的維吾爾男人。他已經跟泰國女人結婚，住在曼谷很長一段時間。』這些話其實是騙我們，要我們安心，所以當時他們才離開拘留住所。後來發現很可能我們也要被遣返中國時，怕被騙，『我們下定決心不走，除非土耳其的外交官來接我們』。後來他們真的讓土耳其外交官來住所，我們才放心一起走。那些被遣返到中國的維吾爾人，現場有人打電話告訴我們，女人被要求現場脫衣換上囚服，而有些男人當場也嘗試反抗。但是，之後他們的電話就被沒收無法接通了。」
就像中國政府發布的消息一樣，那些從泰國遣返的維吾爾人，真的是「恐怖分子」嗎?在遣返之後兩個月，也就是2015年9月，我在伊斯坦堡見到一個男人，他說「我的兒子與媳婦都被遣返」。那個人就是東突教協的監察長阿布利金汗，他說「我的兒子與反政府運動毫無關係，可是我的兒子被視為恐怖份子，被遣返回中國。」他繼續說：「我在1990年代開始參加反政府運動，被遣返的兒子是在我坐牢時出生的。中國政府當時為求傷害我，不讓那個兒子跟我的姓名註冊戶籍。所以小孩是『黑戶』，沒有戶籍，所以當然也沒辦法申請護照，只能徒步越過邊境。我出獄後不久就逃離中國，只跟那個孩子一起生活過3個月。因為沒有戶籍，沒辦法上學。也因此他就變成一個文盲。兒子娶了媳婦，生了兩個小孩(各為1歲、2歲)，7月時兩個小孩托給其他人帶來土耳其，現在由我照顧養育他們。我連媳婦都沒見過，兒子與媳婦現在因我的緣故受到遣返，真是令人悲痛。我現在已經有土耳其的國籍，如果他們能來，應該也能很快辦理，取得土耳其國籍。」
結語
曾經參加東伊黨，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參加軍訓與實地戰爭經驗的維吾爾人，他們是屬於40-60歲那個世代。現在前往敘利亞接受軍訓的維吾爾人則多為20-30歲的年輕人。經歷過阿富汗戰爭的那一代常常說「在1990年代，對抗中共統治的反抗運動就是襲擊彈藥庫，可是搶到武器後卻不會操作，所以總要懂得一些基本軍事知識。」這個想法現在就落實在現在新一代的年輕人身上。
911事件後，中國利用美國進行全球反恐戰爭，在2003年第一次發布維吾爾恐怖份子名單，其中也列有東伊黨的首領，也就是前文提過的亞甫泉。對於「新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講法，他總是嘲笑批評。亞甫泉說「中國說我們是國家分裂分子，可是我們的故鄉/國家原本就不屬於中共，我們才是一直住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我們要拿回我們的失地，這有甚麼不對，正義站在我們這一邊。」「『東突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在2002年被美國認定成恐怖組織，可是實際上沒有東伊運這個組織，我們是東伊黨，但不是恐怖組織，是革命組織。」突伊黨與土耳其極右勢力，他們的理想是建立泛突厥斯坦。另外還有一些支持伊斯蘭國哈里發制度的維吾爾人，亞甫泉與他們都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亞甫泉總是強調「我們的真正敵人是中共。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一個突伊黨的領袖，名叫努爾買買提(Nur Memet)，人們常叫他「小賽福拉Seyifullah」， 他在2015年8月6日收到兒子戰死的消息。9月我見到他時，他的手機背景畫面就是他兒子的相片，他跟我說「就算犧牲，也不能放棄聖戰的路」。在敘利亞的這支維吾爾部隊，在2015年9月再次幫助反抗軍，從阿薩德政府軍手中奪回伊得力甫(Idlib)的機場。10月時，也跟隨反抗軍一直遭受俄羅斯戰機轟炸。11月因為俄羅斯空襲，當地維吾爾武裝部隊超過30人「殉教」。透過網路影像公開的影像，可以發現突厥伊斯蘭黨在戰爭中死亡的人數的確不少。
隨著越來越多維吾爾人參與戰爭，死亡人數也逐漸攀高，他們在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可是同時在伊斯坦堡維吾爾社群中也傳出不同的意見，「在敘利亞犧牲不值得。在敘利亞可以接受軍訓，要殉教一定要回去中國」。所以維吾爾社群對突伊黨最近的宣傳影片也有很多不同意見。例如影片中出現過一個小女孩持槍戰鬥的畫面，也有一個影片宣傳有一個維吾爾外逃家庭，因為不習慣土耳其生活，又找不到工作，全家搬遷到敘利亞。又例如，因為2015年泰國遣返維吾爾人回中國，因此暫居開色利的「維吾爾難民」超過百人不告而別，也潛入敘利亞。這些偷渡進入敘利亞的行動都需要付錢給勝利陣線才能進行。有信奉基督宗教的敘利亞村落居民，為求躲避戰火而逃離，而這些從中國外逃的維吾爾家庭就憑空直接佔據當地的村落，逕行定居，也不與當地居民來往。而這些新遷入的維吾爾家庭，他們的行為其實在敘利亞當地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亞甫泉的老一代東突伊斯蘭黨，以及新一代擁有實戰經驗的新一代，他們的影響力與重要性都不斷急遽增加。未來有一天敘利亞內戰結束，維吾爾聖戰士應該也已經磨練成精銳的游擊隊。尚不可知他們會否回中國發起軍事行動。中國地理上離敘利亞與土耳其很遙遠。而且要那些外逃的維吾爾人再回到中國，也不是一件單純容易的事。他們要對中國發動攻擊需要甚麼樣的意識形態信念來支持，又用甚麼樣的軍事理論來推動，也不清楚。就算發動對中國的戰爭，行動與理論如何結合，變得可行，現在的突伊黨應該還是沒有答案。
译者：侍建宇、苏燕翎
来源: 自由时报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975853
时间：2016-04-04 18:10:01
導讀：中國最凶猛的敵人—海外維吾爾武裝派系評析
作者：侍建宇（台灣中亞學會秘書長，現任教於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
備受爭議的中國《反恐法》已公布實施，儘管西方各國紛表關切，認為可能導致對各種公民自由的進一步限縮，但北京當局力排眾議，公安部反恐局長安衛星更明確指出，中國反恐主要針對「東突勢力」，亦即媒體所謂的「疆獨份子」，或企圖將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或獨立的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
強調以武裝行動推翻中國統治的維吾爾勢力，過去二十年來主要盤踞在中亞地區、阿富汗、土耳其與敘利亞，大致可分為四股派系：
一、已經式微的「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
該組織是一九九○年代末期在中亞最活躍的組織，受到蘇聯解體啟發，企圖透過武裝暴動在新疆建立世俗民族國家。但隨著中國在中亞的影響力擴張，「上海合作組織」（SCO）成立後，遭哈薩克與吉爾吉斯政府合力圍剿，被迫轉進土耳其或歐洲，併入「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世維會），甚至成為骨幹，改以和平自決方式訴求新疆未來命運。
二、組織總部設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東突教育互助協會」
該組織以伊斯蘭宗教號召，規模擴張極為快速，並將土耳其維吾爾青年送往敘利亞接受軍事訓練，希望將來以武力手段打回新疆，建立「東突伊斯蘭國」。
該組織發起人亞甫泉因嫌隙而與隸屬阿富汗「開打」組織的「東突伊斯蘭黨」分裂，流亡至土耳其。中國官方一直稱呼「東突伊斯蘭黨」為「東突伊斯蘭運動」，但亞甫泉親口表示此乃誤植，因為北京當局可能不清楚這些組織間的關係，就把不同組織集體稱為「東突斯坦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
三、遷徙到敘利亞的「突厥伊斯蘭黨」
該組織其實就是阿富汗反恐戰爭時期的「東突伊斯蘭黨」，由於開打首腦賓拉丹遇刺，阿富汗開打勢力敗退，突厥伊斯蘭黨部分成員流竄加入敘利亞開打分支，成立「勝利陣線」（努斯拉陣線），人數超過兩千，成為敘利亞反政府軍的一支。一旦敘利亞內戰平息，有實戰經驗的突厥伊斯蘭黨很可能回流新疆，造成動盪。
四、伊斯蘭國的維吾爾外國戰士
投奔「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從官方的數百人，到民間的數千人之眾，就連多少人戰死沙場，也眾說紛紜。他們素質良莠不齊，相關資訊混亂，可以確定的是他們都受到「遷徙聖戰」感召，為建立跨界伊斯蘭國而努力，與東突伊斯蘭黨及突厥伊斯蘭黨格格不入。
由於東突伊斯蘭黨與開打結盟，中國成功將「東伊運」列入聯合國認定的恐怖組織，這也是後來中國長期都以「東伊運」做為維吾爾武裝勢力統稱的背景。儘管這些武裝組織都戮力在新疆建立東突國，但其政治理念仍有頗大差異：有世俗與宗教之分、立即反攻與養精蓄銳之別、宗教理想與民族主義何者為先之爭。
水谷尚子是日本當前研究海外維吾爾民族運動最重要的學者，我將她詳述維吾爾武裝勢力支派源流與發展現況的專論〈ウイグル人の反中レジスタンス勢力とトルコ、シリア、アフガニスタン（維吾爾在土耳其、敘利亞、阿富汗地區的反中國武裝勢力）〉譯為中文，並導讀引介，以饗台灣讀者。
頗多維吾爾人反抗中共統治，為求獨立建國，加入叙利亞的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al-Nusra)」，接受軍事訓練，進行游擊戰。這篇文章不僅描述海外維吾爾人武裝組織自從1990年代以來的變遷，並結合在土耳其的實地調查，討論最新發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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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吾爾在土耳其、叙利亞、阿富汗地區的反中國武裝勢力
原著：水谷尚子
譯者：侍建宇、蘇燕翎
頗多維吾爾人反抗中共統治，為求獨立建國，加入叙利亞的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al-Nusra)，接受軍事訓練，進行游擊戰。這篇文章不僅描述海外維吾爾人武裝組織自從1990年代以來的變遷，並結合在土耳其的實地調查，討論最新發展狀況。
前言
根據2015年1月21日《環球時報》報道，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與馬來西亞內政部長扎希德提及﹕「300多名中國人以馬來西亞作為中轉站，前往第三國，再進入敘利亞或者伊拉克參加伊斯蘭國。」 《環球時報》隸屬中共宣傳喉舌人民日報社，新聞論述口徑充滿民族主義情緒。孟宏偉說的「中國人」，就是原籍新疆的維吾爾人。維吾爾人屬於突厥族，大多為穆斯林，他們的居住地新疆在18世紀後期被大清帝國吞併。維吾爾人的語言、文化及宗教均不同於中國主體漢族，也因此，維吾爾人的認同混淆，難以融入中國社會，近年不斷爆發反政府行動。另外也由於近年中國政府不輕易向維吾爾人發放護照，他們於是不惜鋌而走險，經由與中國接壤的東南亞國家，向外偷渡，逐漸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重要威脅。
就像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說的，的確是有維吾爾族人經由馬來西亞進入伊斯蘭國 ，但是情況更為複雜。
從中國外逃維吾爾人，大多並不想進入伊斯蘭國，而是希望在土耳其定居。對突厥族系的維吾爾人來講，語言和宗教習慣，都跟土耳其人相似；土耳其人也認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附近就是突厥族的發源地，所以也同情，並實際接收許多外逃的維吾爾人。安卡拉Hacettepe大學的維吾爾族教授艾克林(Erkin Ekrem)稱「在土耳其，約有三萬維吾爾族人。」這個統計數字與10年前相比，數目大概急增兩萬。
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300名維吾爾人加入伊斯蘭國」的說法，其實不是真實數據，應該是暗示伊斯蘭國正培養大量「維吾爾人成為國家分裂主義者、恐怖分子」，操弄國際社會的認知印象。事實上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相對並不多，大部分維吾爾聖戰士都加入勝利陣線和自由敘利亞軍，站在與伊斯蘭國敵對的陣營。土耳其政府也在南部邊境拘捕或監禁那些嘗試潛入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但是中國官方並沒有提及這樣的發展態勢。
我長年觀察並多次到訪土耳其維吾爾社群，訪問維吾爾伊斯蘭宗教領導者，並調查前往勝利陣線及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以及以政治獨立為目標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後文簡稱東伊黨)、「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後文簡稱突伊黨)」各種勢力，親眼目睹他們實際情況。
一、進入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
2015年2月26日，我在facebook上發現一名自稱活躍於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他用維吾爾語表達個人見解，但帖文很快被刪除。我的助理幫忙翻譯內容，概括出他們當時發展的情況，引文大致如下﹕
「 突伊黨所在的位置，並不屬於伊斯蘭國控制地區。突伊黨的沙姆分支(叙利亞分支)，以及其他地區的分支，理應盡快承認伊斯蘭國。…..相對民族主義，我們更重視伊斯蘭主義，並推崇哈里發制度，最後伊斯蘭國的聖戰士會解放東突厥斯坦。」
從這個自稱「伊斯蘭國維吾爾聖戰士」的帖文可以得知︰① 維吾爾反中武裝組織「突伊黨」(由東伊黨衍生的組織，容後再述)跟伊斯蘭國關係對立。② 突伊黨的大突厥民族主義與伊斯蘭國鼓吹建立的伊斯蘭遜民派哈里發制度，是兩種矛盾的思想。③ 信仰伊斯蘭的海外維吾爾人在土耳其大致形成四種勢力；突伊黨、東伊黨、要求與突伊黨保持距離的人(他們反對在叙利亞進行軍事訓練)、以及伊斯蘭國的支持者。
伊斯蘭國前身原是極端伊斯蘭「蓋達組織」的伊拉克分支，他們曾綁架殺害前往伊拉克旅行的日本青年香田證生。頭目扎卡維於2006年美軍空襲中喪生，其後宣稱巴格達迪為哈里發，並改名為「伊拉克伊斯蘭國」重新活躍。本來只是中東一個地區組織，近年卻能迅速吸引維吾爾人與其他各國穆斯林年輕人，最主要的原因是伊斯蘭國提出「恢復哈里發制度，讓伊斯蘭遜尼派國際化」。他們強調遜尼派較其他教派優越，需要打破現有國家及國民的界線，重新建立哈里發統治下的新世界。這個制度從類比的角度來說，非常百年前蘇聯提出的共產主義下的平等、團結，年輕人嚮往而進入蘇聯，就像現在穆斯林青年相繼加入伊斯蘭國。
甚麼樣的維吾爾人會加入伊斯蘭國﹖
《環球時報》2015年2月5日報道﹕「過去6個月內，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先後處決120名外籍戰鬥人員，多數是試圖逃離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作戰成員，其中包括3名來自中國的『東突』成員。」根據伊拉克北部庫爾德安全官員向《環球時報》透漏，「3人當中有1名年輕人，來到土耳其不久，便潛入叙利亞加入伊斯蘭國。但對當地現實感到失望，想逃回土耳其讀大學。沒想到他的利比亞戰友立即向上級報告，於是他就被逮捕審判並槍決。另2名中國籍武裝成員是2014年12月底在伊拉克境內與其他來自6個國家的11名成員被集體斬首，罪名是叛國」。
土耳其定居的維吾爾人阿布都拉阿濟茲(Abdulaziz)講述前往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特質。「正如《環球時報》報道，許多青年事前並不瞭解，隨便就加入伊斯蘭國，然後對現實又感到失望，又逃離不了。但是，我認為中國現在實行的『內地新疆初中．高中班 (新疆班，維吾爾人稱之為內地班)』制度存有弊端，也促使維吾爾青年外逃加入伊斯蘭國。」
中國政府由2000年推動「內地新疆班」，針對母語不是漢語的維吾爾中學學生，離開新疆，選拔送往其他內地省份受教育，徹底熟悉漢語學習環境，以便將來進入大學後，不會有語言障礙。當然，維吾爾人不習慣漢人社會，身分認同也不清楚，中共也可以利用這個新疆班制度，讓他們自然改變身分認同。阿布都拉阿濟茲說明﹕「過去維吾爾人總是在家悄悄口頭傳述自己的民族史，例如他們曾經如何抵抗中國、反抗運動怎樣被中國政府打壓。但是小孩正值青春期就離開父母，長期在遠方求學，便失去了學習維吾爾歷史知識的機會。新疆以外的中國省份的網絡限制相對不嚴，年輕學生很容易接觸伊斯蘭激進分子的網站，也很容易被鼓動而被極端思想影響。他們沒有在新疆參與反政府活動，也沒有任何入獄經驗，但能夠講流利的漢語，較一般新疆境內維吾爾人容易取得護照。於是借前往海外留學為名，出國後很多直接加入伊斯蘭國。他們也不會去接觸其他海外流亡團體，海外維吾爾流亡團體也沒辦法掌握伊斯蘭國維吾爾青年的情況。」
在「內地新疆班」制度下，也有知道自己是少數民族身份的維吾爾青年，在漢人社會感受到不平等對待，但身邊又沒有可以傾訴心事的朋友，生活孤獨不安，只好逃進網絡社交媒體的世界，很類似那些歐洲伊斯蘭青年加入伊斯蘭國的處境。2015年3月23日美國ABC新聞報道，印尼警方於2014年9月蘇拉威西島波索拘捕了4名維吾爾人，他們從網絡聯繫支持伊斯蘭國的印尼極端組織「東印尼神聖戰士(MIT)」。從報道刊登的照片來看，他們看似十分年輕。
維吾爾人在伊斯蘭國內佔有甚麼位置？
2015年1月26日，在美軍的空襲幫忙下，庫爾德部隊成功從伊斯蘭國手上奪回叙利亞北部，接近土耳其的主要居住地科巴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維吾爾人社群流傳，在這場戰鬥中，率領伊斯蘭國的是維吾爾部隊。伊斯蘭國部隊的隊長名叫努爾敦(Norden Demorra)，大概40多歲，妻子及3個孩子住在伊斯坦堡，據傳在戰役中被庫爾德部隊捕獲拘禁。這個消息是努爾敦的下屬打電話給他的妻子才得知，隊長後來的命運生死未卜。
阿布都拉阿濟茲表示，「在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一直作為實戰中的先鋒『子彈』戰鬥，努爾敦大概是在戰爭中陣亡，卻報道為被拘禁。」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部隊其實與其他參與敘利亞內戰的維吾爾人可能互相殘殺，因為他們已經在叙利亞北部接近土耳其邊境對壘，也就是直接衝擊自由叙利亞軍、勝利陣線的維吾爾人部隊和訓練基地。
二、甚麼是「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伊黨)？
不同於伊斯蘭國的維吾爾青年，在自由敘利亞軍和勝利陣線接受戰鬥訓練的維吾爾人，他們經由突伊黨、東伊黨的關係管道，有計劃有組織地將送入敘利亞，規模應該比伊斯蘭國維吾爾人多。
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華春瑩在2015年2月13日舉行例行記者會時表示，「中國有一些恐怖勢力加緊與國際恐怖勢力勾連，不斷派員試圖通過非法管道赴敘利亞、伊拉克等戰亂地區參訓參戰，圖謀累積更多實戰經驗。」華春瑩的發言明顯就是指責中國恐怖勢力與突伊黨、舊有的東伊黨敘利亞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之間的聯繫。
在討論突伊黨是甚麼的問題之前，首先要介紹它的前身，東伊黨歷史。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是巴仁鄉事件的主謀則丁·玉素甫於1989年11月成立的組織名稱。「巴仁鄉事件」是1990年4月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克陶縣巴仁鄉發生的大型武裝暴亂。為了鎮壓事件，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民兵集體出動，政府和暴亂分子雙方都傷亡慘重，則丁·玉素甫(死時26歲)亦在暴亂中被擊斃。
這個事件為日後中共對統治新疆、海外維吾爾流亡組織帶來多方面影響。例如發生巴仁鄉事件後，海外維吾爾人於1992年在土耳其成立並舉行「東突厥斯坦民族代表會議」，也為日後成立「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簡稱世維會)」奠下基礎。
1990年代隨着蘇聯解體，中亞地區的突厥系各個民族紛紛獨立成為不同的民族國家。維吾爾人也渴望獨立，以巴仁鄉事件作起始，發起了許多反政府的暴動。然而全部都被中國當局鎮壓，其中在1997年2月的「伊寧事件」，傷亡數字更較巴仁鄉事件多。
1997年底，則丁·玉素甫的朋友艾山·買合蘇木、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伊司馬義一行三人偷渡到阿富汗的喀布爾，向塔利班的大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請求，希望可以收容維吾爾人。根據他們與阿富汗塔利班的協議，食宿、耕地及軍事訓練均由塔利班免費提供。在巴基斯坦宗教學校的維吾爾留學生，以及哈薩克斯坦的維吾爾商人，一起總共120人，首先在巴基斯坦集合，之後前往阿富汗的軍事訓練基地，接受訓練。三人為紀念則丁·玉素甫，將新的組織依舊命名為「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
艾山等人，並不是因政治逃亡而離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而是將阿富汗及巴基斯坦進行軍事訓練被視為「遷徙聖戰(Hijra)」。聚集起來的維吾爾人也宣稱自己成為聖戰士。所謂「遷徙聖戰(Hijra)」原來是指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因伊斯蘭教受到迫害，從麥加遷移到麥地那，進行的長征運動。
遷徙聖戰的傳統在20世紀前期也曾經發生。1933年穆罕默德·伊敏在喀什與和田地區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但不足半年就失敗，伊敏等人逃亡到印度領土克什米爾及阿富汗的邊境地帶。他們就曾經以旁遮普邦山地作軍事訓練的據點。
艾山等人寄居在阿富汗塔利班陣營期間，也有來自奧薩瑪·賓拉登率領的蓋達與埃及聖戰組織的阿拉伯人，維吾爾人開始交融接觸中東聖戰士。針對2001年911恐攻事件，美軍對喀布爾展開空襲前，許多維吾爾人已經在阿富汗接受軍事訓練。
美軍發動反恐戰爭後，空襲重挫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維吾爾聖戰上轉移到巴基斯坦的瓦濟里斯坦避難，打算重整組織之際，2003年10月艾山在巴基斯坦軍方空襲中死亡。在此之前，伊司馬義更被烏茲別克斯坦當局拘禁，強制遣返中國，2005年11月被判死刑。最初與阿富汗塔利班達成合作協議的3人，唯一生存的只有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
艾山與亞甫泉均來自喀什英吉沙縣，亞甫泉於1958年出生，艾山則比他小四歲。2人一起進入伊斯蘭宗教學校學經，1990年至1996年，他們同時入獄。他們兩人因為如何經營組織的相關議題產生爭執，亞甫泉最後選擇離開，並經由沙烏地阿拉伯、叙利亞、埃及進入土耳其，現在伊斯坦堡教維吾爾年輕一代讀誦古蘭經。
三、1990年代海外武裝組織的特徵—「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簡稱東突解)」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伊黨)
從1997年伊犁事件，到2001年911後反恐戰爭的這段期間，中亞地區主要存在兩個維吾爾人的武裝組織。第一個是艾山帶領的東伊黨，另一個是買買提明創建的東突解。買買提名出生在新疆和闐地區卡拉克什縣。而實際負責指揮東突解行動的是一個名叫阿布利米提 (Ablimit Tursun)的人。東突解的形成肇因於1997年的伊犁事件，他們曾經在哈薩克斯坦山區與克什米爾設有軍事訓練基地。
這兩個團體都強調武力反抗中共統治，在1990年代末期，東突解稍占優勢，受群眾支持的程度相近。起初兩個組織曾經互相合作，但是後來因為對聖戰的看法不同，出現嫌隙。買買提明原本在新疆的工作是一個劇本創作編輯，算是一個知識分子，通曉俄羅斯語、漢語。他的想法很理性，就是要建立一個政教分離的民主國家。他認為那些因為對抗中共統治而喪生的人，不能被等同於參加聖戰而犧牲的烈士。但是東伊黨的艾山卻堅持努力去建立一個以伊斯蘭法統治的國家，因此兩個組織開始不合對立。2007年我在伊斯坦堡訪問買買提明，他說「把人分成伊斯蘭教徒與異教徒，然後以宗教之名向異教徒發動戰爭，是不應該的。」
很多人想要促成這兩個組織繼續合作，但是都不成功。之前提到的亞甫泉，他則認為:「無論是建立一個民主國家，或是一個伊斯蘭國家，這都不是問題的核心。重點是這個國家必須是我們自己創建的，這個國家可以是民主國家、伊斯蘭國家、甚至是共產國家。這個國家必須是維吾爾人自己握有主權，甚至連國旗的樣式都不重要。」
這兩個組織的活動經費都是由中亞維吾爾商人所提供，但是那些商人大多不是自願捐助，而是被威脅勒索才不得不掏錢贊助，也因此引起不少反感。東突解在1998年走私偷運武器回新疆時，在中國與哈薩克斯坦邊境，也就是在伊犁地區交界處被查緝發現。而負責運送的嫌犯立即被逮捕投獄，後來組織逐漸瓦解凋零。這兩個組織勒索的金援有一大部分來自吉爾吉斯坦首都比什凱克的一個市場，但是那個市場在2000年一場大火全毀。於是金源消失，這也是組織衰敗的原因之一。
中國對中亞地區維吾爾武裝組織的活動非常關切，在2001年，便與中亞各國組建「上海合作組織」，目的就是要防阻維吾爾人在中亞地區進行軍事訓練，同時也斷絕新疆維吾爾人經由中亞向歐洲的偷渡路線，一旦發現違法偷渡者，立即遣返中國。從此之後，維吾爾人經由中亞的外逃路線斷絕，改由向東南亞逃亡。
2003年艾山死後，東伊黨的首領就由一個1990年代曾經與艾山合作過的軍人阿布都拉哈克(Abdulhaq)接任，在巴基斯坦的瓦濟里斯坦，繼續帶領約100個維吾爾人軍隊。2001年美國發動反恐戰，使得很多人被迫離開中亞這個地區。那些原來計畫與中共進行武裝鬥爭的維吾爾穆斯林也開始遷出這個地區，前往土耳其。
在2002年，東伊黨內部開始有呼聲要改名，討論是否應該改稱「突厥伊斯蘭黨(簡稱突伊黨)」。土耳其的極右突厥民族政治派系宣稱意圖一統歐亞大陸上的突厥族國家，復興鄂圖曼帝國過去的榮景，這樣的大突厥思想呼應維吾爾獨立運動，造成他們往土耳其搬遷的另一個原因。歐洲歷史學家將沙俄版圖下的中亞稱作「西突厥斯坦」，而大清帝國領土下的中亞地區則稱作「東突厥斯坦」。但是土耳其民眾並不熟悉「東突厥斯坦」這個名稱的典故，他們很容易就將這個名稱聯想成「土耳其東部」，誤以為是東部庫德族聚居區。甚至以為東突運動是庫德族獨立運動，產生誤會。所以，後來改名成為突伊黨，英文簡稱TIP(Turkistan Islamic Party)。突伊黨的上下層級並不嚴謹，組織結構也不完整，只是一個寬鬆的認同標籤。突伊黨在敘利亞沙姆分支(al-Sham)，也有阿富汗分支，可是在土耳其並不設有分支，所以並沒有給土耳其政府帶來是否認可這個組織的麻煩。
2008年滯留在中亞地區的一名成員，名叫賽夫拉(Seyfullah)，他公開在網路上宣稱將破壞北京奧運活動。這個人在巴基斯坦2012年被美國無人飛機炸死。從此之後，留在中亞地區的突伊黨規模縮小，但是最近幾年由於從中國外逃的人員增加，這個地區的突伊黨成員似乎又有復活的傾向。
四、「突厥伊斯蘭黨」(簡稱突伊黨)與敘利亞勝利陣線
東伊黨與突伊黨都有成員在敘利亞參與軍事行動與訓練。他們都突經土耳其，然後前往敘利亞，而他們參與活動形式分成兩種；一種人員是前往敘利亞參與軍訓，然後就離開。另一種人員則直接參戰，加入反抗軍與阿薩德政權的政府軍進行戰鬪。
在伊斯坦堡的Zeytinburnu區，我訪問過十幾個維吾爾人，他們都曾經參與，或現在想要前往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進行軍訓。他們的想法紀錄如下
「去哪個軍事訓練基地，參與哪個組織，所需要的費用與條件都不同。我們在2014年夏天，事前繳交仲介費用，5個月的訓練大約需要5百美元，然後整裝前往受訓。」
「經過土耳其南部Hatay地區，土耳其手機電波還可以接收到的地方，雙方用土國手機取得聯繫，然後跨境，由境外接待人員帶領，偷渡前往敘利亞。在軍事訓練基地，可以見到來自沙烏地阿拉伯與卡達的食品與日用品，上面寫著阿拉伯文，相信基地與這些國家都有某種聯繫。15-20人被編成一個小隊，進行軍訓。每天早上5點起床，隨即開始大約1小時的長跑訓練，然後再開始做祈禱早課。每週還會有1-2日在身上野外訓練求生技巧。也會在半夜緊急集合，然後開始急行軍，進行演習訓練。在軍事演習時，禁止使用行動電話，平常使用多為俄羅斯製的AK-47，除此之外，也見過M-16、M-4步槍，各種來自美國、埃及與中國製的武器。每天大約有4小時訓練使用武器，拆解、保養、射擊。每一餐飯都是自己烹煮。由於訓練疲累，每晚都很早就寢。訓練教官是維吾爾人，也有阿拉伯人用阿拉伯語教唱古蘭經。」
「我們在敘利亞與阿拉伯人對話時，由敘利亞當地少數民族的土庫曼人協助翻譯。土庫曼人的母語是突厥語，也通曉阿拉伯語，大致上溝通沒有問題。」
「在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的訓練基地，有來自各國志願參戰的戰士，訓練編組基本以國籍、語言進行編組區分，維吾爾人不會與其他國家人士混編。訓練設施與住宿也是分開，各組人員不准四處走動，更不允許、也不會與其他受訓戰士發生衝突。」
為什麼要離開中國，參加軍訓戰鬪，原因其實很多。有個維吾爾青年描述，他的情人在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失蹤、也有人說漢族移民來到後農地被徵收而無法繼續務農為生、也有人說留鬍子去私辦講經學校就被政府當成伊斯蘭激進分子無故逮捕、更有人因為收留政治犯的親戚而被警察監禁。他們感覺在政治與經濟生活上都受到中國政府壓迫，受到欺負，所以要進行遷徙聖戰(hijrah)，將來總會打回故鄉。他們認為依靠外國或聯合國去解決東突問題是不可能的。軍事訓練的目的就是要培養自己的實戰抵抗能力，為了光復家鄉「殉教」。
我問這些維吾爾青年，他們對「中國政府認為在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是激進分子、恐怖份子」有甚麼看法，他們評論說「把我們標籤成恐怖份子只有兩種可能，那就是他們一方面無視於我們受的壓迫，另一種可能就是他們就是壓迫我們的人。我們反抗，但是我們不是恐怖份子，更不是甚麼宗教激進分子。我們都不拒絕跟你這個披著頭髮、穿著牛仔褲的異教徒女性談話，怎麼會是激進宗教恐怖份子?
但是庫特布(Sayyid Qutb)所寫的那本書《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目標》，這本書強調穆斯林要站出來、要為聖戰而不惜殉教。很多維吾爾青年就是讀過這本書，然後開始聯繫海外伊斯蘭組織，決定離開中國。這本書的作者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領袖人物，被東突教育互助協會下的附屬單位：Sutuk Bugrahan基金會，翻譯並出版成維吾爾語，也在新疆秘密的流傳。
突伊黨也曾經出版埃及聖戰團思想家阿布都拉阿濟茲(AbdulKadir Bin Abdulaziz)的阿拉伯語著作《符合伊斯蘭法的聖戰》，該書的維吾爾語翻譯版在2011年以「伊斯蘭之聲-宣傳中心」名義出版，強調不放棄用暴力破壞進行聖戰。自費出版時包裝厚實精美，印書費用應該非常昂貴，書籍並沒有取得ISBN(國際標準書號)。這本書的譯者其實就是東伊黨的首領，艾山死後的第三代領袖，曾經藏身於瓦濟斯坦的阿布都拉哈克(Abdulhaq)。埃及的原著者與東伊黨領袖都在阿富汗附近活動過，他們很可能相熟認識。很明顯翻譯這本書目的就是充實與中共武裝鬥爭的理論思想，然後影響維吾爾青年加入聖戰。
在2014年12月3日，在敘利亞不知名的某處地點，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30多歲的易普拉辛曼蘇爾(Ibrahim Mansour)接受土耳其一名叫艾爾多安記者的訪問，影片也上載到youtube。影片中，這個突伊黨的領袖說「我們的組織在2012年就開始派遣人員來到敘利亞」，「為了要打倒阿薩德政權，持續聖戰」。勝利陣線組建於2012年，當時突伊黨就參與其中。
勝利陣線是一個名叫阿布穆罕默德·阿者藍尼(Abu Mohammad al-Julani，後文簡稱阿布)創建。他是敘利亞人，原本隸屬於蓋達組織的伊拉克分支，由於敘利亞內戰爆發，他返國創建勝利陣線。剛開始敘利亞群眾礙於蓋達組織的惡名，多有嫌棄。但是相對於自由敘利亞軍所表現的貪婪腐敗，軍紀敗壞，勝利陣線卻以平價提供居民食物與日用品，軍風嚴謹，逐漸群眾取得信任擁戴。當伊斯蘭國得知這樣的發展情勢，開始宣稱勝利陣線來自伊拉克分支，系出同源，並在2013年片面宣稱合併。勝利陣線也因此分裂，有些人移往伊斯蘭國，剩下的另一批人則堅守陣地，繼續接受阿布的領導。伊斯蘭國固然得到很多外國戰士的支持，但是也有很多維吾爾人選擇留在敘利亞的勝利陣線，繼續與阿薩德政權戰鬥。由於伊斯蘭國的作風太過殘忍激進，2014年蓋達組織正式宣稱與伊斯蘭國斷絕關係。
有些居住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很反對加入勝利陣線與伊斯蘭國的作法。他們有人去過敘利亞做過生意，很瞭解當地人的過去與生活習慣。過去在敘利亞，穆斯林、基督徒、東正教徒可以混居生活，不同教徒間的關係非常良好。所以這些維吾爾人反對撒拉菲教派的極端聖戰主張，認為前往敘利亞參戰沒有好處。而且維吾爾人在家鄉也與其他民族在一起生活，他們認為不應該介入那些爭論。
突伊黨認為應該以伊斯蘭宗教立國，可是居住在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對於是否應該以伊斯蘭教作為國教的問題，並沒有一致的看法。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他認為「維吾爾人接受軍訓，就是要讓他們在面對敵人時，能夠冷靜應對。軍訓的最終目的是要準備回到東突厥斯坦發動聖戰」。如果要對抗中共政權，大部分的維吾爾人都應該具備一定程度的軍事知識。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對土耳其有一些期待，他說「土耳其歷史過去實踐哈里發制度，照顧很多穆斯林，我很期待土耳其人民能支持我們的聖戰。希望他們能提供武器，和我們並肩對抗殘酷的中共政權，趕走那些侵略者。穆斯林相互幫忙扶助是一種義務，土耳其人民在民俗宗教方面跟我們相仿，是我們的兄弟，希望他們能全力支持我們。」
在土耳其中部的開色利城(Kayserie)，設有東突文化與互助協會，領導者是薩伊特(Seyit Tumturk)，他認為維吾爾聖戰士對土耳其政府與人民提出這樣無理的要求，實在令人驚恐。他說「那些從中國拼命外逃的每家維吾爾人，他們目的是為追求安定的生活，希望最後能被土耳其政府與社會所接受。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 3000多名維吾爾人順利取得土耳其國籍。突伊黨的說法其實對外逃維吾爾人有非常不好的影響。」
五、「東突厥斯坦文化與互助協會」的和平路線
土耳其中部，開色利城郊東北部的機場附近，有一個維吾爾人聚居社區，大家都叫那個地方「突厥村」。1960年代，從中國大約有300名維吾爾人，經由阿富汗，在土耳其的援助下，被安置到這個地方。自從形成這個維吾爾人的村落，後來逃到土耳其的維吾爾都會先被安置到這裡，然後再慢慢尋求其他出路。
1990年代的外逃維吾爾人大多穿過新疆邊境，經過中亞地區，前往土耳其。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後，中亞國家開始遣返那些非法穿越國界的維吾爾人，這條路線變得不安全，也就斷掉。後來新興的外逃路線是經由東南亞，再前往最終目的土耳其。維吾爾人開始經由雲南、廣西壯族自治區，他們買通當地漢族蛇頭與警察，尋求指引，向外逃亡。那些決心外逃的維吾爾人會賣掉所有家產，隨身攜帶大量現金進行逃亡，也因此常常有人在逃亡途中引起蛇頭與警察的覬覦，被騙光家財。但是別無他法，想要外逃就必須擔此風險。
開色利城的維吾爾人社群在1960年代成立「東突厥斯坦文化與互助協會」，一直對外逃維吾爾人進行安置照護的工作。現在這個組織的會長薩伊特，他是土耳其維吾爾的第二代，他的父親在1961年從新疆莎車來到土耳其開色利。薩伊特說「自從2009年烏魯木齊事件發生後，大約有7000名維吾爾人逃到土耳其。」我於是追問「這個是土耳其官方認可發布的數字?」薩伊特回答說「土耳其政府為求避免刺激中國政府，不會公開真實統計數字。這個數字是從安置照護的外逃者數目，進一步估算出來的。」薩伊特憤怒地說「這樣的情況很奇怪，我也不希望大量維吾爾人離開祖國，外逃到土耳其。無論貧富賤貴、知識分子、還是販夫走卒，大家都外逃。新疆生活沒有自由，人們活不下去，中國政府應該負全責。」
東突文化與互助協會剛開始設有一些簡陋宿舍，房間內有上下床舖，暫時免費提供外逃者安身，然後思索出路。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之前，安置的床位算是充裕，但是之後數年就不敷使用。於是建請開色利市政府幫忙應對，面對激增的外逃維吾爾人，於是位於城市西北方原來要拆除的十棟警察公寓就暫借當成收容所，可以容納大約1000人。但是房舍還是不夠，有時需要兩個家庭合住一個公寓。2015年2月在那裏也開辦學校，教土耳其語與可蘭經，也為小朋友開辦維吾爾語課程。
薩伊特也擔任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副主席，他與當地土耳其政府保持良好關係，也顯示出他的政治手腕，調和當地政府與不同的非政府宗教組織的關係，不要互相制肘，有助於救濟外逃維吾爾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要的活動在美國華盛頓，在歐洲與日本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在土耳其並沒有設立辦事處，當地人知道的並不多。
六、世界上最大的維吾爾伊斯蘭宗教組織--「東突厥斯坦教育互助協會」(簡稱東突教協)與維吾爾媒體
東突教協座落在伊斯坦堡市中心，電車Capa車站附近，目前在中東地區與土耳其的支持者急遽增加，協會活動頻繁。如果從支持率與志工參與程度來論，這個協會可說是最大規模的海外維吾爾人組織。
2001年美國空襲阿富汗時，一些在巴基斯坦、中亞與中東地區的維吾爾宗教學生，大約共有100多人，宣稱「返回中國便被視為恐怖份子」為由，遷入土耳其。2006年這群宗教學生成立東突教協，而協會的主要領導成員對於伊斯蘭教義都造詣頗深。協會會長習代耶(Hidayet Oguzhan)在巴基斯坦拉合爾旁遮普大學(University of the Punjab, Lahore-Pakistan) 完成伊斯蘭碩士課程。協會的監察長阿布利金汗(Ablikimhan Mafsum)曾經在埃及開羅大學攻讀伊斯蘭哲學。協會的財源則為支持者贊助，職員有25人，並有其他兼職與志願工作者多人。
協會的宗旨在促進團結，調和各個不同立場的維吾爾穆斯林，無論是溫和派、激進派、理論派、抑或是武鬥派，都能集合到一起。幫助初來土耳其的維吾爾人適應環境，申請居留權與國籍，並團結眾人向中共抗議施壓。每個週末都會請學者與資深記者前來演講座談，並在協會總部與各地支部教導小朋友學習母語史事，同時出版發行維吾爾語、以及歷史教科書。也在伊斯坦堡三個維吾爾人聚集較多的區域，開設學齡前，適合4-6歲兒童的幼稚園。
1950-60年代逃到土耳其的維吾爾老一代曾經反對東突教協會的成立。反對最力的就是貝金(Riza Bekin)。中共佔領新疆時，貝金逃出，後來也曾加入土耳其軍隊，立有戰功。他認為新一代維吾爾人已經習慣土耳其世俗化的社會，現在高喊以伊斯蘭宗教來團結他們，成立這樣的組織其實是危險的。
東突教協主席習代耶出身於喀什的一個從商富裕家庭，通曉維吾爾語、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巫獨語、旁遮普語、波斯語與英語。中國《環球時報》在2013年8月1日曾批評東突教協支持恐怖主義，並派遣一些人前往敘利亞進行軍訓。我曾經詢問東突教協主席怎麼看待這個批評，他回答說「我可以肯定地說，協會沒有做那樣的事情。維吾爾人很單純善良，但是也比較無知。如果想要得到他國的支持，就只能聽命於那些政府與勢力。的確有一些維吾爾人透過網路，也受到一些阿拉伯人的影響，前往伊斯蘭國，不再以故鄉為第一優先進行考量，本末倒置。」
東突教協花費很大工夫在經營網路電視台，就是「獨立者電視台」(istiqlaltv)，以及「斯達電視台」(sadatv)。目的就是要透過穆斯林宗教身份，來探討維吾爾的問題。2007年開始播放，現在也設有一個設備齊全的攝影棚。獨立者電視台節目的內容多為探討民族、伊斯蘭教義問題的講座，而斯達電視台則著重提供文娛節目，兩者節目內容有所區隔。獨立者電視台向全世界維吾爾人傳授伊斯蘭教義，在網路上提供影片，同時也有文章與報導資料可以閱讀。
獨立者電視台與網站的第一任台長出身和闐，名叫阿布都瓦歷斯(Abduwalis Abduhalik)，曾經在葉門留學，通曉阿拉伯語。現在的台長是阿布都拉哈特(Abdulahat Er)，來自喀什，2015年曾經對他進行訪問，當時35歲。他曾經在巴基斯坦伊斯蘭馬巴德的國際大學攻讀伊斯蘭教法與電腦科學，他通曉維吾爾語、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巫獨語、英語。他也在自由亞洲電台的伊斯坦堡分站負責研究工作。外表沒有蓄鬚，穿西服，說話頗為沉穩的一個男人。
在土耳其有一個中國資助的FM電台，名叫方向廣播電台(Yon Radyo)，每天早午晚各播放一次，每次持續一個半小時，是由土耳其的極左政治團體所營運。在2009年7月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開播，以土耳其語與維吾爾語進行廣播，針對的是當地土耳其與維吾爾聽眾，節目中頗多政治宣傳，討論像是「如何讓維吾爾人在中國幸福生活」這樣的問題，有時也會播放中文講座。獨立者網路電視台的網站主要以維吾爾語、阿拉伯語撰寫，英語與漢語的資料很少。台長阿布都拉哈特也說「只用維吾爾語、阿拉伯語播放內容，不能期待有多大的影響。要讓世界更多人知道維吾爾的問題，就需要用英語與漢語來傳播，可是問題是我們電台網站的資金與人力都不足。」
七、恐怖分子、還是政治難民? – 泰國的維吾爾難民
2014年3月8日一架由馬來西亞吉隆坡飛往中國北京的馬航飛機失蹤。開始大規模搜尋飛機墜落的殘骸，同時也因此在東南亞山區發現大批從中國偷渡外逃的維吾爾人。他們由中國南部邊境偷渡，經由泰國、馬來西亞，逃往土耳其。
大約有400的維吾爾人非法入境泰國而被拘禁超過一年。其中婦孺173人，在2015年6月30日被送往土耳其伊斯坦堡。而其他超過15歲的成年男性，則不准離開。這些婦孺到達土耳其後，暫時被安置在開色利城。
這些外逃維吾爾人被長期拘留有幾個原因。
一個住在伊斯坦堡，自稱東突厥斯坦流亡政府副主席，名叫艾爾金(Erkin Aziz)的人，他在泰國向那些難民派發象徵伊斯蘭國的黑旗，並建議他們貼在被拘留的住所，於是引起泰國政府的注意。東南亞原來就有信仰伊斯蘭教的羅興亞族難民問題，大家對於相關問題非常敏感。艾爾金在當年3月，也曾經在土耳其勸說維吾爾人加入伊斯蘭國，被土耳其警察拘捕進行訊問調查。
土耳其接收那些難民的一週後，大約是7月8日，當時還被泰國政府拘禁的109名維吾爾男人，以及19名女人，都被遣返回中國。當時中國公安部把那些遣返的維吾爾人都稱作恐怖份子，讓他們穿著背有編號的囚服，戴著頭套，在飛機上，每兩名警察分坐兩旁，押解一名遣返者。他們被粗暴地壓解下飛機，透過電視向世界各地傳播。
7月12日泰國政府又釋放8名婦孺前往土耳其。我得知後，立即著手安排，在他們抵達土耳其的當天就進行訪談。內容如下：
「我先看到土耳其迎接170名維吾爾人，之後又看到100多名維吾爾人被遣返中國，所以當警察告訴我要送往土耳其，真的很令人難以相信。當維吾爾人被遣返中國時，泰國警察說『那個A先生會跟你們一起走，A先生是一名照顧我們的維吾爾男人。他已經跟泰國女人結婚，住在曼谷很長一段時間。』這些話其實是騙我們，要我們安心，所以當時他們才離開拘留住所。後來發現很可能我們也要被遣返中國時，怕被騙，『我們下定決心不走，除非土耳其的外交官來接我們』。後來他們真的讓土耳其外交官來住所，我們才放心一起走。那些被遣返到中國的維吾爾人，現場有人打電話告訴我們，女人被要求現場脫衣換上囚服，而有些男人當場也嘗試反抗。但是，之後他們的電話就被沒收無法接通了。」
就像中國政府發布的消息一樣，那些從泰國遣返的維吾爾人，真的是「恐怖分子」嗎?在遣返之後兩個月，也就是2015年9月，我在伊斯坦堡見到一個男人，他說「我的兒子與媳婦都被遣返」。那個人就是東突教協的監察長阿布利金汗，他說「我的兒子與反政府運動毫無關係，可是我的兒子被視為恐怖份子，被遣返回中國。」他繼續說：「我在1990年代開始參加反政府運動，被遣返的兒子是在我坐牢時出生的。中國政府當時為求傷害我，不讓那個兒子跟我的姓名註冊戶籍。所以小孩是『黑戶』，沒有戶籍，所以當然也沒辦法申請護照，只能徒步越過邊境。我出獄後不久就逃離中國，只跟那個孩子一起生活過3個月。因為沒有戶籍，沒辦法上學。也因此他就變成一個文盲。兒子娶了媳婦，生了兩個小孩(各為1歲、2歲)，7月時兩個小孩托給其他人帶來土耳其，現在由我照顧養育他們。我連媳婦都沒見過，兒子與媳婦現在因我的緣故受到遣返，真是令人悲痛。我現在已經有土耳其的國籍，如果他們能來，應該也能很快辦理，取得土耳其國籍。」
結語
曾經參加東伊黨，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參加軍訓與實地戰爭經驗的維吾爾人，他們是屬於40-60歲那個世代。現在前往敘利亞接受軍訓的維吾爾人則多為20-30歲的年輕人。經歷過阿富汗戰爭的那一代常常說「在1990年代，對抗中共統治的反抗運動就是襲擊彈藥庫，可是搶到武器後卻不會操作，所以總要懂得一些基本軍事知識。」這個想法現在就落實在現在新一代的年輕人身上。
911事件後，中國利用美國進行全球反恐戰爭，在2003年第一次發布維吾爾恐怖份子名單，其中也列有東伊黨的首領，也就是前文提過的亞甫泉。對於「新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講法，他總是嘲笑批評。亞甫泉說「中國說我們是國家分裂分子，可是我們的故鄉/國家原本就不屬於中共，我們才是一直住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我們要拿回我們的失地，這有甚麼不對，正義站在我們這一邊。」「『東突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在2002年被美國認定成恐怖組織，可是實際上沒有東伊運這個組織，我們是東伊黨，但不是恐怖組織，是革命組織。」突伊黨與土耳其極右勢力，他們的理想是建立泛突厥斯坦。另外還有一些支持伊斯蘭國哈里發制度的維吾爾人，亞甫泉與他們都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亞甫泉總是強調「我們的真正敵人是中共。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一個突伊黨的領袖，名叫努爾買買提(Nur Memet)，人們常叫他「小賽福拉Seyifullah」， 他在2015年8月6日收到兒子戰死的消息。9月我見到他時，他的手機背景畫面就是他兒子的相片，他跟我說「就算犧牲，也不能放棄聖戰的路」。在敘利亞的這支維吾爾部隊，在2015年9月再次幫助反抗軍，從阿薩德政府軍手中奪回伊得力甫(Idlib)的機場。10月時，也跟隨反抗軍一直遭受俄羅斯戰機轟炸。11月因為俄羅斯空襲，當地維吾爾武裝部隊超過30人「殉教」。透過網路影像公開的影像，可以發現突厥伊斯蘭黨在戰爭中死亡的人數的確不少。
隨著越來越多維吾爾人參與戰爭，死亡人數也逐漸攀高，他們在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可是同時在伊斯坦堡維吾爾社群中也傳出不同的意見，「在敘利亞犧牲不值得。在敘利亞可以接受軍訓，要殉教一定要回去中國」。所以維吾爾社群對突伊黨最近的宣傳影片也有很多不同意見。例如影片中出現過一個小女孩持槍戰鬥的畫面，也有一個影片宣傳有一個維吾爾外逃家庭，因為不習慣土耳其生活，又找不到工作，全家搬遷到敘利亞。又例如，因為2015年泰國遣返維吾爾人回中國，因此暫居開色利的「維吾爾難民」超過百人不告而別，也潛入敘利亞。這些偷渡進入敘利亞的行動都需要付錢給勝利陣線才能進行。有信奉基督宗教的敘利亞村落居民，為求躲避戰火而逃離，而這些從中國外逃的維吾爾家庭就憑空直接佔據當地的村落，逕行定居，也不與當地居民來往。而這些新遷入的維吾爾家庭，他們的行為其實在敘利亞當地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亞甫泉的老一代東突伊斯蘭黨，以及新一代擁有實戰經驗的新一代，他們的影響力與重要性都不斷急遽增加。未來有一天敘利亞內戰結束，維吾爾聖戰士應該也已經磨練成精銳的游擊隊。尚不可知他們會否回中國發起軍事行動。中國地理上離敘利亞與土耳其很遙遠。而且要那些外逃的維吾爾人再回到中國，也不是一件單純容易的事。他們要對中國發動攻擊需要甚麼樣的意識形態信念來支持，又用甚麼樣的軍事理論來推動，也不清楚。就算發動對中國的戰爭，行動與理論如何結合，變得可行，現在的突伊黨應該還是沒有答案。
星期四, 12月 10, 2015
「東突」一號人物：去ISIS不是我們的目的
作者：侍建宇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130-international-EastTurk/
編者按：巴黎恐襲後，聯合國安理會投票一致通過打擊ISIS。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劉結一除投出贊成票外，還在演講中提到：「打擊東突恐怖勢力是反恐重要活動」。什麼是「東突恐怖勢力」？他們是什麼樣的組織？在哪裏活動？又與ISIS有什麼樣的關係？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學者侍建宇日前與「東伊運」組織的核心人物 --- 亞甫泉交談，以求呈現這一組織的現狀及與ISIS的關係。 本文的意義在於知曉相關新聞核心當事人的想法。端傳媒特此聲明，亞甫泉的言論只代表他個人的觀點，不代表端傳媒的立場。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亞甫泉直接引語中的「東突厥斯坦」即指新疆。
見到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Abdulkadir Yapuquan 後簡稱:亞甫泉)全因一次偶然被動的機會。
七月下旬，我在土耳其的田野調查接近尾聲，從安卡拉回到伊斯坦布爾，只剩行程的最後一項──約見東突厥斯坦教育互助協會的主席。
東突教育互助協會為當前最具影響力的海外維吾爾組織之一。協會經費來自土耳其當地社會與阿拉伯世界的捐贈，總部位於伊斯坦布爾。
根據過去田野實務經驗，絲路上的朋友，從來都記性不好。就算是一個普通的約訪，也要重複確認，三催四請，大家才會把約訪當成約訪。
怕對方沒把約訪當真，儘管正在齋月(伊斯蘭曆第九個月，這一月中日出與日落間不能進食）中的伊斯坦布爾城睡夢正酣，早上十點不到，我便開始打電話給安卡拉的友人，叨擾確認行程。友人很幫忙，聯絡伊斯坦布爾當地的記者，並打電話給約見訪談對象，確認見面地點與時間，要我在旅館先等一等。
這一等，就到了下午兩點多。他們終於抵達旅館，我見到一個不認識的人。他熱情主動與我握手，旁邊的人介紹，他叫 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
一、誰是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
短袖襯衫、西裝褲、一身新疆維吾爾男性常見的標準穿著；配上花白、修剪過的落腮鬍，作為虔誠穆斯林的表徵。
亞甫泉名列中國公安部2003年發布的第一份恐怖份子通緝名單，排位第五。1990年代，他與艾山·買合蘇木(Hasan Mahsum，後簡稱:艾山)在新疆成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突伊斯蘭黨」；或稱「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後簡稱「東伊運」），並擔任該組織副主席。東伊運主張通過聖戰推動「東突厥斯坦」（新疆）獨立建國。
在這份官方認定的恐怖分子名單上，排在亞甫泉之前的有四人，其中有的人已經死亡，有的人淡出運動，也有的人改採和平手段繼續抗爭。
換句話説，現在仍活躍的亞甫泉，可算是頭號「東突 分子」。
接下來的採訪全程以維吾爾語、漢語交替進行，大約兩個小時。獲得亞甫泉的許可，訪談進行錄音，並拍照存證。採訪過程中，亞甫泉態度從容，但用詞遣字仍然留有草莽氣息。有時比手畫腳急促訴怨，有時又刻意放緩，夾雜一些押韻的口號或飾詞。
亞甫泉自我介紹：「我父親名字叫Ahmet，我們維吾爾人把父親的名字放在自己名字後面，所以原來我叫做 阿不都卡德爾·阿合買提(Abdukadir Ahmet)。但是後來，為了紀念家鄉亞甫泉鎮（喀什地區），所以改名叫 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現在大家都這樣稱呼我。」
亞甫泉1958年10月10日出生。1973年讀中學時第一次被捕，據傳是因為偷取槍械。1990年第二次被捕則是因為巴仁鄉事件，兩次入獄服刑時間共計超過十年。在其間，亞甫泉與很多考不上大學，沒有書讀的青年人一樣，也曾入讀私辦的伊斯蘭宗教學校，他透過討論宗教教義反省他在監獄中的經驗，思考自己的未來。
據亞甫泉回憶，在巴仁鄉事件發生前，則丁·玉素甫(Zaidun Yusuf)曾到他家拜訪，跟他講過準備行動的程序與計畫。但他在獄中時，一直堅決否認認識則丁·玉素甫，警察找不到證據，就將他關起來。
亞甫泉在訪談中承認，當時發動巴仁鄉事件有八個原則與目標是由他草擬撰寫的。原始的稿件已經銷毀，大致就有伊斯蘭宗教發展理想、生育政策、建立伊斯蘭學校教育、去除馬克思主義、在媒體電視上講解伊斯蘭教義等等。
他起初向中國中央政府與新疆自治區以及各地區與縣政府寄發這些要求，沒有得到回應。後來法院審判時，他重覆講述了這些要求與原則。但政府一直不知道文檔是亞甫泉草擬撰寫的。
公安部門最終得知亞甫泉起草綱領的情況，是因為當時他用黑色複寫紙寫這些文件，寄到各處。複寫紙亞甫泉忘記銷毀，警察到他家中搜查時，找到了那張複寫紙，看到了上面的複寫印記，成為證據。
亞甫泉説，由於在法院上堅決否認直接參與巴仁鄉事件，他才能存活下來。
1990年代，東伊運組織從新疆敗退，主要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與中國的交界邊境活動，與策劃9.11恐怖襲擊的基地組織(Al Qaeda)一起訓練及作戰。直到2001年，美國開始對基地組織進行全球反恐戰爭，才逼使部分東突勢力向其他地方流動。
根據亞甫泉的自述，在2002年全球反恐 戰爭初始，他與東伊運當時首要領導人艾山起了嚴重爭執。
艾山與伊司馬義打算為基地組織效命，堅守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的根據地。但亞甫泉認為戰場應該在中國新疆。兩人最後決裂，分道揚鑣。2003年，在南瓦濟里斯坦特區(South Waziristan)，接近阿富汗的邊區，艾山被巴基斯坦軍隊打死，伊司馬義被活捉，移交給中共，5年後被槍決。
亞甫泉則帶領一部分維吾爾人馬，從沙烏地阿拉伯，經過埃及、敘利亞，進入土耳其。2003年反恐戰炙熱，艾山被巴基斯坦軍隊打死後，維吾爾人為主幹的東伊運部隊進一步潰散。其中又有一些東伊運的成員與支持者逃入土耳其，與亞甫泉匯合。
據傳中國曾經對土耳其施加壓力，甚至想透過美國、聯合國對亞甫泉進行調查，希望將他以恐怖份子名義逮捕並遣返中國，但並未成功。土耳其政府亦常「勸説、建議」亞甫泉不要參加反華活動與遊行，並沒有給亞甫泉土耳其永久居留權與公民身分。
亞甫泉回憶：「在2008年中國舉辦奧運會期間，我全家人被土耳其政府帶到Kumkapi海邊，然後再去Yozgat，遠離伊斯坦布爾大約七百公里的地方。」
二、「東伊運」是個什麼樣的組織？
歐美研究恐怖主義與維吾爾問題的智庫與學界，大多認為「東伊運」不是一個實際的組織，甚至對東伊運是否存在都存疑。
當筆者問及亞甫泉本人這一組織是否存在時，他直截了當地回答：「東伊運存在。我就是東伊運成員。」
他在受訪中，清楚描述從東突伊斯蘭黨、到東伊運、再到突厥伊斯蘭黨的遞變。據亞甫泉説，當時是他建議則丁·玉素甫，以「東突伊斯蘭黨」的名義來發動巴仁鄉的行動。但是，「東突伊斯蘭運動」的名稱卻是中共發明出來的。
「當時，我們建立『東突伊斯蘭黨』，也有人成立『東突伊斯蘭改革黨』、『東突真主黨』、『東突解放黨』，也有很多行動是以伊斯蘭的名義來號召來發起的。中共可能並不清楚這些組織其實是不同的一些人組成的，於是把這些一連串以伊斯蘭名義作為號召的組織與事件放在一起，集體稱作『東突斯坦伊斯蘭運動』」。亞甫泉説。
亞甫泉解釋説，後來改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而不再稱「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是因為艾山想要號召中亞所有的突厥民族，所以才改名。「但是，我們要建立一個東突伊斯蘭國的最終目的，一直沒有改變。」
當前，東伊運作為實際組織的名稱已經消失，組織結構、名稱都隨著客觀限制而興衰遞變，但精神則被繼承。他們既有真實成員、也有潛在支持者。他們的基本主張是運用武裝暴力手段，在新疆建立以伊斯蘭教為基礎的獨立「東突厥斯坦國」。
東伊運現在可以説是以兩種組織型態，互為表裡的呈現。一方是位於土耳其進行「教育與宣傳」的東突教育互助協會，另一方則是寄居敘利亞，與反抗軍努斯拉陣線(Al-Nusra Front，或譯成「勝利陣線」)結盟的「突厥伊斯蘭黨武裝組織」。
聯合國安理會在2002年的1267與1390決議將東伊運列為恐怖組織，確認東伊運與基地組織的結盟關係，要求所有聯合國會員國凍結他們的資產、禁止旅行、武器禁運、並停止任何建議與訓練合作。
美國在2002與2004年將東伊運分別放上財政與移民管控黑名單，但並未認定東伊運為「外國恐怖組織」（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在美國的定義中，「外國恐怖組織」不僅要符合美國政府定義的恐怖主義的標準，並且要直接妨害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而美國似乎並不認為東伊運對自己構成直接威脅。
自東伊運組織人員轉移至敘利亞後，他們甚少對中國大陸的暴力事件發言。唯有2013年十月的北京天安門金水橋襲擊 及2014年三月的雲南火車站暴力事件發生後，「突厥伊斯蘭黨」發佈視頻對這兩個事件僅表示「評論與支持」，並未宣稱負責。
三、「東伊運」和ISIS有什麼關係？
訪談中，亞甫泉一再強調，「東伊運」的目標並不是加入ISIS。
亞甫泉説，東伊運的目標是「集中力量對中國進行聖戰」，而不是「去伊斯蘭國」。他認為，東伊運與伊斯蘭國在爭奪穆斯林支持者，不要他們進入對方的陣營。
一個名叫Abdulghafur 的「外逃」維吾爾人在接受網路電視Istiqlal TV訪問時，因為受訪鏡頭的背景是一面象徵東突國的藍色星月旗，遭到另外一群穆斯林強烈抨擊，説他是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不是穆斯林。
亞甫泉作為東伊運象徵的領導人物，也有類似的麻煩。亞甫泉是一個「強硬的」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卻不是一個「偏狹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份子。他也多次提及，也有一群人認為他忤逆伊斯蘭國哈里發(Caliph，伊斯蘭遜尼派宗教及世俗政治的最高統治者，這裏指的是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責罵他、甚至以死亡恐嚇威脅他。
為什麼東伊運代表人物們竟然被抨擊不是「真的」穆斯林?
亞甫泉在訪談中闡述自己的理念稱，作為一個維吾爾人，應該要贊同亞甫泉的主張，而不是在伊斯蘭國建立哈里發的主張；「身為一個維吾爾人，應該為東突厥斯坦而奮鬥；如果是一個東突穆斯林，你應該為東突穆斯林而奮鬥」。
但他同時也表示，「東突」與伊斯蘭國哈里發不會有衝突，「我們在祖國東突厥斯坦進行我們的活動，這哪裏有甚麼不對，可是現在有些人反對我的這個意見，有些人還責罵我，甚至恐嚇威脅我的生命安全，認為我『忤逆』伊斯蘭國哈里發。」
亞甫泉説：「真主安拉讓我出生在東突厥斯坦，成為一個維吾爾族人，祂當然不會拿伊拉克的問題來審判我。」
從他的訪談中可以發現，亞甫泉作為還活著的東伊運第一代、也是現階段的領導者之一，他的「維吾爾民族主義」──將他所稱的「東突厥斯坦」(新疆)從中國主權分裂出去的意識──並不來源於，也不同於伊斯蘭國所宣揚的「極端伊斯蘭主義」，而應該是在巴仁鄉事件之前，就讀宗教學校時就養成確立的。他指責中共忘記最初的承諾，不再説各個民族「共同生活」，不再説維吾爾是「東突厥斯坦」的「主人」、「主體民族」，「只想同化維吾爾族」，因此，他贊成世維會及在歐洲、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海外維吾爾群體做出的「有利於維吾爾人未來的言論與行動」。
亞甫泉在東伊運的輩分極高，在維吾爾尊重年長者的文化傳統下，他即使不能直接號令身在敘利亞的維吾爾武裝人員，他的想法也倍受土耳其與敘利亞維吾爾人的推崇，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從阿富汗與巴基斯坦轉移的東伊運成員，大多數參加了敘利亞反政府軍隊伍而非伊斯蘭國。
但是，面對眼前中東伊斯蘭主義的發展，東伊運成員或支持者總會有這樣的困擾：到底是「維吾爾民族主義」重要，還是「伊斯蘭主義」重要?與伊斯蘭國不同，亞甫泉將「解放東突」看做是最重要的目標，將「維吾爾民族主義」擺在最高位，他強調「政教合一的伊斯蘭主義」只是政治動員的方式。換句話説，伊斯蘭宗教因素只是用來説明維吾爾族與漢族的文化差異，作為辯稱維吾爾民族應該獨立建國的依據。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東伊運與伊斯蘭國其實在爭奪穆斯林支持者，不要進入對方的陣營。
四、維吾爾人在敘利亞：「人數足以開戰」
2011年，本·拉登被美國特種部隊殺死後，基地組織運作能力江河日下。
2012年開始，就有號稱突厥伊斯蘭黨（東伊運）的維吾爾人從阿富汗轉移到基地組織的敘利亞分支，也就是努斯拉陣線。據傳，2015年4月，在敘利亞西北部一場攻擊敘利亞政府軍的戰役中，維吾爾人扮演重要角色。綜合來看，加入敘利亞反抗軍的東伊運成員，應該就盤踞在土耳其西南到敘利亞西北的區域之間活動。
2015年開始，中國介入阿富汗和平調停，透過巴基斯坦發動「境外清源」行動，清除當地殘存的東伊運份子，東伊運勢力於是完全撤出並徹底地向其他地方轉移，進入敘利亞。今年十月，巴基斯坦的國防部長Asif也公開宣稱，東伊運在當地已經完全被「清除」。
英國皇家聯合軍事研究所（RUSI）研究員潘睿凡(Raffaello Pantucci)在BBC撰文提及，維吾爾人最近進入基地組織在敘利亞以及其他地方的分支進行作戰。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跨大西洋關係研究所（CTR）研究員Christina Lin提到突厥伊斯蘭黨早在2013年就聲明支持敘利亞反抗軍。並依據源自敘利亞政府媒體的報導，估計陸續轉移到敘利亞的東突分子家庭與戰士當前約有3500人。敘利亞戰地的東伊運領導是Abu Ridha al-Turkistani，他在2015 年於吉斯爾書古爾(Jisr al Shughur)的一場戰役中被殺，現在的帶頭人則不詳。
對於維吾爾人進入敘利亞進行軍事訓練，日本中央大學講師水谷尚子描述的更為清晰。她在《諸君》與《文藝春秋》發表的調查評論稱，近年「外逃維吾爾人」途經土耳其南部Hatay地區，進入敘利亞努斯拉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Free Syrian Army)控制的地區，進行5個月的軍事訓練，全程花費大約500美金。而他們軍事訓練的內容與一般的新兵入伍訓練差不多，只是加入了伊斯蘭色彩：
每天早上5點起牀，隨即開始晨運，進行大約1小時的長跑訓練，然後再開始做穆斯林祈禱早課。訓練期間，由維吾爾人訓練官教導，每天有半天都在學習射擊與武器保護。不定時也會在半夜緊急集合，然後開始急行軍，進行野外求生的演習訓練。他們平常使用多為俄羅斯製的AK-47步槍。由於訓練耗費體力，很疲勞，每晚都準時就寢。有時晚上有閒暇時間，也會有人教他們用阿拉伯語吟唱《古蘭經》以提高士氣。
敘利亞的訓練基地有來自各國的戰士，訓練編組基本以國籍語言進行區分，維吾爾人不會與其他國家人士混編。住宿也是分開，晚上不准四處走動，更不允許與其他國家戰士發生衝突。
水谷尚子對在敘利亞受訓過的維吾爾人進行了訪談，他們抱怨在新疆受過程度不等的委屈。有人的女朋友在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失蹤、有人因為漢族移民來到家鄉農地被徵收、有人因為收留嫌疑犯被警察非法毆打監禁。他們一致控訴，受欺負而無處申冤。不相信北京政府有誠意解決新疆問題，尤其他們認為現在受到不公平對待與歧視，於是希望為建立東突國進行軍事準備。
根據土耳其當地維吾爾社群傳出的消息，當前留置在敘利亞北部靠近土耳其邊界城鎮，沒有加入ISIS，而納編在反抗軍陣營中的維吾爾人，人數可能在3000人以上。
對於目前仍在敘利亞活動的「東突」組織，以及未來發展方向，亞甫泉亦直接講述了目前的現狀：「他們的確從巴基斯坦遷移過來敘利亞。這是一個事實，我們不需要隱瞞。」
他告訴筆者，有些維吾爾人遷徙到敘利亞，是因為「安全」的原因。他們首先要保護自身的安全，然後再為東突獨立而戰鬥。敘利亞「有客觀條件」，讓他們生存下去，培養實力，他們就會在那裏生存，接受軍事訓練。當然不能避免，有時也需要參加一些武裝戰鬥。總之，他們必須要取得武器與作戰經驗，然後回到中國作戰。
「我們現在沒有其他的方法，所以我們只好跑到敘利亞。無論哪一個維吾爾人，世維會的熱比婭、多里坤，都不應該責怪這些在敘利亞的維吾爾戰士。我們沒有其他的辦法，同時我們也不會投降。」
當筆者問及，現在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有多少？未來作何打算？亞甫泉稱，目前「東伊運」沒有現代化的戰鬥機、飛彈或高科技武器，也沒有能力操作這些武器，因此，並沒有與中國解放軍正面作戰的能力，但是「東伊運」可以回到「東突厥斯坦」，製造與當地政府與漢人的衝突與事端。
「我只能説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數足以開戰，有人説有2千多人，但是我知道比這個數目多。」亞甫泉説。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130-international-EastTurk/
編者按：巴黎恐襲後，聯合國安理會投票一致通過打擊ISIS。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劉結一除投出贊成票外，還在演講中提到：「打擊東突恐怖勢力是反恐重要活動」。什麼是「東突恐怖勢力」？他們是什麼樣的組織？在哪裏活動？又與ISIS有什麼樣的關係？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學者侍建宇日前與「東伊運」組織的核心人物 --- 亞甫泉交談，以求呈現這一組織的現狀及與ISIS的關係。 本文的意義在於知曉相關新聞核心當事人的想法。端傳媒特此聲明，亞甫泉的言論只代表他個人的觀點，不代表端傳媒的立場。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亞甫泉直接引語中的「東突厥斯坦」即指新疆。
見到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Abdulkadir Yapuquan 後簡稱:亞甫泉)全因一次偶然被動的機會。
七月下旬，我在土耳其的田野調查接近尾聲，從安卡拉回到伊斯坦布爾，只剩行程的最後一項──約見東突厥斯坦教育互助協會的主席。
東突教育互助協會為當前最具影響力的海外維吾爾組織之一。協會經費來自土耳其當地社會與阿拉伯世界的捐贈，總部位於伊斯坦布爾。
根據過去田野實務經驗，絲路上的朋友，從來都記性不好。就算是一個普通的約訪，也要重複確認，三催四請，大家才會把約訪當成約訪。
怕對方沒把約訪當真，儘管正在齋月(伊斯蘭曆第九個月，這一月中日出與日落間不能進食）中的伊斯坦布爾城睡夢正酣，早上十點不到，我便開始打電話給安卡拉的友人，叨擾確認行程。友人很幫忙，聯絡伊斯坦布爾當地的記者，並打電話給約見訪談對象，確認見面地點與時間，要我在旅館先等一等。
這一等，就到了下午兩點多。他們終於抵達旅館，我見到一個不認識的人。他熱情主動與我握手，旁邊的人介紹，他叫 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
一、誰是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
短袖襯衫、西裝褲、一身新疆維吾爾男性常見的標準穿著；配上花白、修剪過的落腮鬍，作為虔誠穆斯林的表徵。
亞甫泉名列中國公安部2003年發布的第一份恐怖份子通緝名單，排位第五。1990年代，他與艾山·買合蘇木(Hasan Mahsum，後簡稱:艾山)在新疆成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突伊斯蘭黨」；或稱「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後簡稱「東伊運」），並擔任該組織副主席。東伊運主張通過聖戰推動「東突厥斯坦」（新疆）獨立建國。
在這份官方認定的恐怖分子名單上，排在亞甫泉之前的有四人，其中有的人已經死亡，有的人淡出運動，也有的人改採和平手段繼續抗爭。
換句話説，現在仍活躍的亞甫泉，可算是頭號「東突 分子」。
接下來的採訪全程以維吾爾語、漢語交替進行，大約兩個小時。獲得亞甫泉的許可，訪談進行錄音，並拍照存證。採訪過程中，亞甫泉態度從容，但用詞遣字仍然留有草莽氣息。有時比手畫腳急促訴怨，有時又刻意放緩，夾雜一些押韻的口號或飾詞。
亞甫泉自我介紹：「我父親名字叫Ahmet，我們維吾爾人把父親的名字放在自己名字後面，所以原來我叫做 阿不都卡德爾·阿合買提(Abdukadir Ahmet)。但是後來，為了紀念家鄉亞甫泉鎮（喀什地區），所以改名叫 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現在大家都這樣稱呼我。」
亞甫泉1958年10月10日出生。1973年讀中學時第一次被捕，據傳是因為偷取槍械。1990年第二次被捕則是因為巴仁鄉事件，兩次入獄服刑時間共計超過十年。在其間，亞甫泉與很多考不上大學，沒有書讀的青年人一樣，也曾入讀私辦的伊斯蘭宗教學校，他透過討論宗教教義反省他在監獄中的經驗，思考自己的未來。
據亞甫泉回憶，在巴仁鄉事件發生前，則丁·玉素甫(Zaidun Yusuf)曾到他家拜訪，跟他講過準備行動的程序與計畫。但他在獄中時，一直堅決否認認識則丁·玉素甫，警察找不到證據，就將他關起來。
亞甫泉在訪談中承認，當時發動巴仁鄉事件有八個原則與目標是由他草擬撰寫的。原始的稿件已經銷毀，大致就有伊斯蘭宗教發展理想、生育政策、建立伊斯蘭學校教育、去除馬克思主義、在媒體電視上講解伊斯蘭教義等等。
他起初向中國中央政府與新疆自治區以及各地區與縣政府寄發這些要求，沒有得到回應。後來法院審判時，他重覆講述了這些要求與原則。但政府一直不知道文檔是亞甫泉草擬撰寫的。
公安部門最終得知亞甫泉起草綱領的情況，是因為當時他用黑色複寫紙寫這些文件，寄到各處。複寫紙亞甫泉忘記銷毀，警察到他家中搜查時，找到了那張複寫紙，看到了上面的複寫印記，成為證據。
亞甫泉説，由於在法院上堅決否認直接參與巴仁鄉事件，他才能存活下來。
1990年代，東伊運組織從新疆敗退，主要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與中國的交界邊境活動，與策劃9.11恐怖襲擊的基地組織(Al Qaeda)一起訓練及作戰。直到2001年，美國開始對基地組織進行全球反恐戰爭，才逼使部分東突勢力向其他地方流動。
根據亞甫泉的自述，在2002年全球反恐 戰爭初始，他與東伊運當時首要領導人艾山起了嚴重爭執。
艾山與伊司馬義打算為基地組織效命，堅守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的根據地。但亞甫泉認為戰場應該在中國新疆。兩人最後決裂，分道揚鑣。2003年，在南瓦濟里斯坦特區(South Waziristan)，接近阿富汗的邊區，艾山被巴基斯坦軍隊打死，伊司馬義被活捉，移交給中共，5年後被槍決。
亞甫泉則帶領一部分維吾爾人馬，從沙烏地阿拉伯，經過埃及、敘利亞，進入土耳其。2003年反恐戰炙熱，艾山被巴基斯坦軍隊打死後，維吾爾人為主幹的東伊運部隊進一步潰散。其中又有一些東伊運的成員與支持者逃入土耳其，與亞甫泉匯合。
據傳中國曾經對土耳其施加壓力，甚至想透過美國、聯合國對亞甫泉進行調查，希望將他以恐怖份子名義逮捕並遣返中國，但並未成功。土耳其政府亦常「勸説、建議」亞甫泉不要參加反華活動與遊行，並沒有給亞甫泉土耳其永久居留權與公民身分。
亞甫泉回憶：「在2008年中國舉辦奧運會期間，我全家人被土耳其政府帶到Kumkapi海邊，然後再去Yozgat，遠離伊斯坦布爾大約七百公里的地方。」
二、「東伊運」是個什麼樣的組織？
歐美研究恐怖主義與維吾爾問題的智庫與學界，大多認為「東伊運」不是一個實際的組織，甚至對東伊運是否存在都存疑。
當筆者問及亞甫泉本人這一組織是否存在時，他直截了當地回答：「東伊運存在。我就是東伊運成員。」
他在受訪中，清楚描述從東突伊斯蘭黨、到東伊運、再到突厥伊斯蘭黨的遞變。據亞甫泉説，當時是他建議則丁·玉素甫，以「東突伊斯蘭黨」的名義來發動巴仁鄉的行動。但是，「東突伊斯蘭運動」的名稱卻是中共發明出來的。
「當時，我們建立『東突伊斯蘭黨』，也有人成立『東突伊斯蘭改革黨』、『東突真主黨』、『東突解放黨』，也有很多行動是以伊斯蘭的名義來號召來發起的。中共可能並不清楚這些組織其實是不同的一些人組成的，於是把這些一連串以伊斯蘭名義作為號召的組織與事件放在一起，集體稱作『東突斯坦伊斯蘭運動』」。亞甫泉説。
亞甫泉解釋説，後來改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而不再稱「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是因為艾山想要號召中亞所有的突厥民族，所以才改名。「但是，我們要建立一個東突伊斯蘭國的最終目的，一直沒有改變。」
當前，東伊運作為實際組織的名稱已經消失，組織結構、名稱都隨著客觀限制而興衰遞變，但精神則被繼承。他們既有真實成員、也有潛在支持者。他們的基本主張是運用武裝暴力手段，在新疆建立以伊斯蘭教為基礎的獨立「東突厥斯坦國」。
東伊運現在可以説是以兩種組織型態，互為表裡的呈現。一方是位於土耳其進行「教育與宣傳」的東突教育互助協會，另一方則是寄居敘利亞，與反抗軍努斯拉陣線(Al-Nusra Front，或譯成「勝利陣線」)結盟的「突厥伊斯蘭黨武裝組織」。
聯合國安理會在2002年的1267與1390決議將東伊運列為恐怖組織，確認東伊運與基地組織的結盟關係，要求所有聯合國會員國凍結他們的資產、禁止旅行、武器禁運、並停止任何建議與訓練合作。
美國在2002與2004年將東伊運分別放上財政與移民管控黑名單，但並未認定東伊運為「外國恐怖組織」（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在美國的定義中，「外國恐怖組織」不僅要符合美國政府定義的恐怖主義的標準，並且要直接妨害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而美國似乎並不認為東伊運對自己構成直接威脅。
自東伊運組織人員轉移至敘利亞後，他們甚少對中國大陸的暴力事件發言。唯有2013年十月的北京天安門金水橋襲擊 及2014年三月的雲南火車站暴力事件發生後，「突厥伊斯蘭黨」發佈視頻對這兩個事件僅表示「評論與支持」，並未宣稱負責。
三、「東伊運」和ISIS有什麼關係？
訪談中，亞甫泉一再強調，「東伊運」的目標並不是加入ISIS。
亞甫泉説，東伊運的目標是「集中力量對中國進行聖戰」，而不是「去伊斯蘭國」。他認為，東伊運與伊斯蘭國在爭奪穆斯林支持者，不要他們進入對方的陣營。
一個名叫Abdulghafur 的「外逃」維吾爾人在接受網路電視Istiqlal TV訪問時，因為受訪鏡頭的背景是一面象徵東突國的藍色星月旗，遭到另外一群穆斯林強烈抨擊，説他是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不是穆斯林。
亞甫泉作為東伊運象徵的領導人物，也有類似的麻煩。亞甫泉是一個「強硬的」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卻不是一個「偏狹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份子。他也多次提及，也有一群人認為他忤逆伊斯蘭國哈里發(Caliph，伊斯蘭遜尼派宗教及世俗政治的最高統治者，這裏指的是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責罵他、甚至以死亡恐嚇威脅他。
為什麼東伊運代表人物們竟然被抨擊不是「真的」穆斯林?
亞甫泉在訪談中闡述自己的理念稱，作為一個維吾爾人，應該要贊同亞甫泉的主張，而不是在伊斯蘭國建立哈里發的主張；「身為一個維吾爾人，應該為東突厥斯坦而奮鬥；如果是一個東突穆斯林，你應該為東突穆斯林而奮鬥」。
但他同時也表示，「東突」與伊斯蘭國哈里發不會有衝突，「我們在祖國東突厥斯坦進行我們的活動，這哪裏有甚麼不對，可是現在有些人反對我的這個意見，有些人還責罵我，甚至恐嚇威脅我的生命安全，認為我『忤逆』伊斯蘭國哈里發。」
亞甫泉説：「真主安拉讓我出生在東突厥斯坦，成為一個維吾爾族人，祂當然不會拿伊拉克的問題來審判我。」
從他的訪談中可以發現，亞甫泉作為還活著的東伊運第一代、也是現階段的領導者之一，他的「維吾爾民族主義」──將他所稱的「東突厥斯坦」(新疆)從中國主權分裂出去的意識──並不來源於，也不同於伊斯蘭國所宣揚的「極端伊斯蘭主義」，而應該是在巴仁鄉事件之前，就讀宗教學校時就養成確立的。他指責中共忘記最初的承諾，不再説各個民族「共同生活」，不再説維吾爾是「東突厥斯坦」的「主人」、「主體民族」，「只想同化維吾爾族」，因此，他贊成世維會及在歐洲、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海外維吾爾群體做出的「有利於維吾爾人未來的言論與行動」。
亞甫泉在東伊運的輩分極高，在維吾爾尊重年長者的文化傳統下，他即使不能直接號令身在敘利亞的維吾爾武裝人員，他的想法也倍受土耳其與敘利亞維吾爾人的推崇，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從阿富汗與巴基斯坦轉移的東伊運成員，大多數參加了敘利亞反政府軍隊伍而非伊斯蘭國。
但是，面對眼前中東伊斯蘭主義的發展，東伊運成員或支持者總會有這樣的困擾：到底是「維吾爾民族主義」重要，還是「伊斯蘭主義」重要?與伊斯蘭國不同，亞甫泉將「解放東突」看做是最重要的目標，將「維吾爾民族主義」擺在最高位，他強調「政教合一的伊斯蘭主義」只是政治動員的方式。換句話説，伊斯蘭宗教因素只是用來説明維吾爾族與漢族的文化差異，作為辯稱維吾爾民族應該獨立建國的依據。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東伊運與伊斯蘭國其實在爭奪穆斯林支持者，不要進入對方的陣營。
四、維吾爾人在敘利亞：「人數足以開戰」
2011年，本·拉登被美國特種部隊殺死後，基地組織運作能力江河日下。
2012年開始，就有號稱突厥伊斯蘭黨（東伊運）的維吾爾人從阿富汗轉移到基地組織的敘利亞分支，也就是努斯拉陣線。據傳，2015年4月，在敘利亞西北部一場攻擊敘利亞政府軍的戰役中，維吾爾人扮演重要角色。綜合來看，加入敘利亞反抗軍的東伊運成員，應該就盤踞在土耳其西南到敘利亞西北的區域之間活動。
2015年開始，中國介入阿富汗和平調停，透過巴基斯坦發動「境外清源」行動，清除當地殘存的東伊運份子，東伊運勢力於是完全撤出並徹底地向其他地方轉移，進入敘利亞。今年十月，巴基斯坦的國防部長Asif也公開宣稱，東伊運在當地已經完全被「清除」。
英國皇家聯合軍事研究所（RUSI）研究員潘睿凡(Raffaello Pantucci)在BBC撰文提及，維吾爾人最近進入基地組織在敘利亞以及其他地方的分支進行作戰。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跨大西洋關係研究所（CTR）研究員Christina Lin提到突厥伊斯蘭黨早在2013年就聲明支持敘利亞反抗軍。並依據源自敘利亞政府媒體的報導，估計陸續轉移到敘利亞的東突分子家庭與戰士當前約有3500人。敘利亞戰地的東伊運領導是Abu Ridha al-Turkistani，他在2015 年於吉斯爾書古爾(Jisr al Shughur)的一場戰役中被殺，現在的帶頭人則不詳。
對於維吾爾人進入敘利亞進行軍事訓練，日本中央大學講師水谷尚子描述的更為清晰。她在《諸君》與《文藝春秋》發表的調查評論稱，近年「外逃維吾爾人」途經土耳其南部Hatay地區，進入敘利亞努斯拉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Free Syrian Army)控制的地區，進行5個月的軍事訓練，全程花費大約500美金。而他們軍事訓練的內容與一般的新兵入伍訓練差不多，只是加入了伊斯蘭色彩：
每天早上5點起牀，隨即開始晨運，進行大約1小時的長跑訓練，然後再開始做穆斯林祈禱早課。訓練期間，由維吾爾人訓練官教導，每天有半天都在學習射擊與武器保護。不定時也會在半夜緊急集合，然後開始急行軍，進行野外求生的演習訓練。他們平常使用多為俄羅斯製的AK-47步槍。由於訓練耗費體力，很疲勞，每晚都準時就寢。有時晚上有閒暇時間，也會有人教他們用阿拉伯語吟唱《古蘭經》以提高士氣。
敘利亞的訓練基地有來自各國的戰士，訓練編組基本以國籍語言進行區分，維吾爾人不會與其他國家人士混編。住宿也是分開，晚上不准四處走動，更不允許與其他國家戰士發生衝突。
水谷尚子對在敘利亞受訓過的維吾爾人進行了訪談，他們抱怨在新疆受過程度不等的委屈。有人的女朋友在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失蹤、有人因為漢族移民來到家鄉農地被徵收、有人因為收留嫌疑犯被警察非法毆打監禁。他們一致控訴，受欺負而無處申冤。不相信北京政府有誠意解決新疆問題，尤其他們認為現在受到不公平對待與歧視，於是希望為建立東突國進行軍事準備。
根據土耳其當地維吾爾社群傳出的消息，當前留置在敘利亞北部靠近土耳其邊界城鎮，沒有加入ISIS，而納編在反抗軍陣營中的維吾爾人，人數可能在3000人以上。
對於目前仍在敘利亞活動的「東突」組織，以及未來發展方向，亞甫泉亦直接講述了目前的現狀：「他們的確從巴基斯坦遷移過來敘利亞。這是一個事實，我們不需要隱瞞。」
他告訴筆者，有些維吾爾人遷徙到敘利亞，是因為「安全」的原因。他們首先要保護自身的安全，然後再為東突獨立而戰鬥。敘利亞「有客觀條件」，讓他們生存下去，培養實力，他們就會在那裏生存，接受軍事訓練。當然不能避免，有時也需要參加一些武裝戰鬥。總之，他們必須要取得武器與作戰經驗，然後回到中國作戰。
「我們現在沒有其他的方法，所以我們只好跑到敘利亞。無論哪一個維吾爾人，世維會的熱比婭、多里坤，都不應該責怪這些在敘利亞的維吾爾戰士。我們沒有其他的辦法，同時我們也不會投降。」
當筆者問及，現在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有多少？未來作何打算？亞甫泉稱，目前「東伊運」沒有現代化的戰鬥機、飛彈或高科技武器，也沒有能力操作這些武器，因此，並沒有與中國解放軍正面作戰的能力，但是「東伊運」可以回到「東突厥斯坦」，製造與當地政府與漢人的衝突與事端。
「我只能説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數足以開戰，有人説有2千多人，但是我知道比這個數目多。」亞甫泉説。
星期二, 9月 22, 2015
「我们的目标是东土的独立」——访新疆独立运动领导人贝肯将军
作者：曹长青
来源：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10月11日
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_ID=274
当这个只有一米六三高的瘦小老头儿站在你面前时，你无法相信他就是那个传奇式的人物——参加韩战的土耳其军队炮兵中尉，「中央条约组织」的参谋总长，北约在阿富汗的指挥官，新疆独立运动的最高领导人贝肯（Riza Bekin）。
他的追随者都称他「将军」，但是这个慈祥、和蔼、戴著黑框眼镜的白发老人，却更像是一个大学图书馆的馆长，或者一个退休教授。
他的声音是柔软的，就像他的组织的政策，「我们的目标是东土的独立，但是我们用和平手段，反对暴力。」最近在「东土民族中心」的伊斯坦布尔总部的办公室，贝肯先生接受访问时说。
1926年他出生在新疆和田，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和父母一起逃到印度，然後到土耳其，开始了一生的流亡生活，因为他的舅舅是当时起义反抗中国人统治的东土领导人之一，起义被当地的中国军阀、後来担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农业部长的盛世才镇压。
贝肯是职业军人，他在七十年代末退休时，是由美英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组成的北约延伸组织「中央条约组织」的参谋总长，这个军事集团在伊朗何梅尼政变之後才取消。之後他又担任土耳其总理的内阁顾问九年。
正是这种资历，当来自全世界的40多个新疆流亡组织在安卡拉秘密聚会三天，决定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新疆抵抗组织时，他成为唯一的候选人，被选为类似一个新疆流亡政府的「东土民族中心」的首任主席，成为流亡新疆人的领袖。
虽然东土抵抗组织的总部在伊斯坦布尔，但土耳其只有四万东土流亡者，绝大多数在哈萨克斯坦，据「东土民族中心」的估计，那里有150万。而且一些主张用武力对付中国人的新疆人组织，也大多在那里，他们并不听从贝肯的「中心」指挥。
身经沙场，职业军人出身的贝肯，也像刚刚当选以色列总理的前将军巴拉克（Ehud Barak）一样，特别热爱和平，希望用沟通谈判的手段解决种族冲突。「我们信奉民主、人权的价值，民族自决是世界的潮流，我们不愿意看到流血，不管是东土人，还是中国人。」
但是，新疆人的反抗运动可能正向他希望的相反方向发展。1997年新疆伊宁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有近5000维吾尔人被逮捕；随後不断有中国军队被伏击，当地公安部门被击毁，监狱被劫，以及北京的公共汽车被炸等消息。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仅去年，就在喀什地区破获了两个制造炸药和军事训练的基地，并在边境截获了四辆向新疆偷运武器的卡车。中国政府展示的缴获的新疆独立组织成员使用的武器中，包括冲锋枪、钢笔手枪、遥控炸弹、手雷和体温炸弹等。
不论是在内部还是外部，新疆人使用暴力反抗中国统治者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自从主张非暴力的东土流亡领袖艾沙——新疆人中的达赖喇嘛——1995年在伊斯坦布尔去世，实际上就没有谁能够制约住新疆人用武力反抗中国统治者的行动。
原苏联垮台後，分出好几个突厥人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加上土耳其，联合国有了七个突厥族国家。突厥人的共同族裔意识空前强烈，来自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的「突厥世界大会」在过去十年就开过五次，「世界青年突厥大会」开过六次。
巴勒斯坦人和北爱尔兰人在争取独立上的成功也鼓舞了东土人的士气。达赖喇嘛流亡四十年来一直坚持非暴力，最近又向北京让步，放弃西藏独立的要求，仅仅要求真正的自治，但仍遭到北京的拒绝。西藏人的失败，更使新疆人认为，对付独裁者和殖民统治者，只有使用武力这种语言，他们才听得懂。
「我反对任何暴力手段，但对东土人的武装反抗，我能理解，因为中共太残暴。这是正当防卫。」贝肯先生用流利的英语说，「他们不是为了独立而采取暴力手段，是为了摆脱死地、被杀，而被迫反抗。」
地处伊斯坦布尔市闹市区的「东土民族中心」有一个大院，里面有11个房间，它是土耳其议会通过法案，「借」给东土流亡者使用的，一直借到他们能返回家园。新疆的流亡者，经常到这里聊天，聚会，或者吃顿「中心」厨师做的地道的家乡拉面。他们把这里当做家。
「在伊斯坦布尔和乌鲁木齐来回做生意的四、五百东土商人带来各种信息，」73岁的贝肯一脸凄苦地说。「北京向东土大量移民，摧毁我们的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正面临灭绝的危机。」
当被问到面对信奉暴力的北京政权，坚持「非暴力政策」能不能运作时，这位老将军没有正面回答，强调中共不会长久，「12亿中国人也不会同意这样专制的政权长久存在下去。而且中共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在伊宁暴动发生之後几个月，北京驻土耳其大使姚匡义曾约他一起吃饭，席间邀请他回新疆看看。但却不能肯定他回去後能不能谈新疆问题。他没有同意。
「北京如果同意东土真正自治，我们会考虑，但北京必须接受我们最终独立这个目标，」他的口气像一个士兵。「东土人独立的愿望是谁也消灭不了的，我们的传统是说真话，不拐弯抹角。只有在真实的基础上，才能谈出实际的效果。」
东土独立运动虽然得到土耳其等突厥国家或明或暗的支持，但他的「中心」正试图迈出穆斯林国家这个圈子，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贝肯将军准备秋天到美国访问，和美国国会议员会晤。
他说如果有人邀请，他很愿意到台湾看看，「对我们来说，台湾就是一个国家。哪个民族想独立，我们都支持。」贝肯对台湾总统李登辉的「七块论」很感兴趣，他说要找到《台湾的主张》这本书，把它翻译成维语。
当被问到如果有机会见到两岸的领导人他想说什麽时，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会告诉江泽民，停止在新疆的残暴统治。东土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之外的一部分。」对於他从没见过面的李登辉，他很有好感地说，「我会先问候他，希望台湾支持我们。台湾有在国际上被北京打压的痛苦，能体会我们的处境。」
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著东土和土耳其国旗，和土耳其之父阿塔土耳克将军的画像。76年前，阿塔土耳克在崩溃的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他说这个画像传递出预言般的前兆，在共产中国崩溃的废墟上，一个独立的东土共和国将诞生。
来源：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10月11日
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_ID=274
当这个只有一米六三高的瘦小老头儿站在你面前时，你无法相信他就是那个传奇式的人物——参加韩战的土耳其军队炮兵中尉，「中央条约组织」的参谋总长，北约在阿富汗的指挥官，新疆独立运动的最高领导人贝肯（Riza Bekin）。
他的追随者都称他「将军」，但是这个慈祥、和蔼、戴著黑框眼镜的白发老人，却更像是一个大学图书馆的馆长，或者一个退休教授。
他的声音是柔软的，就像他的组织的政策，「我们的目标是东土的独立，但是我们用和平手段，反对暴力。」最近在「东土民族中心」的伊斯坦布尔总部的办公室，贝肯先生接受访问时说。
1926年他出生在新疆和田，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和父母一起逃到印度，然後到土耳其，开始了一生的流亡生活，因为他的舅舅是当时起义反抗中国人统治的东土领导人之一，起义被当地的中国军阀、後来担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农业部长的盛世才镇压。
贝肯是职业军人，他在七十年代末退休时，是由美英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组成的北约延伸组织「中央条约组织」的参谋总长，这个军事集团在伊朗何梅尼政变之後才取消。之後他又担任土耳其总理的内阁顾问九年。
正是这种资历，当来自全世界的40多个新疆流亡组织在安卡拉秘密聚会三天，决定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新疆抵抗组织时，他成为唯一的候选人，被选为类似一个新疆流亡政府的「东土民族中心」的首任主席，成为流亡新疆人的领袖。
虽然东土抵抗组织的总部在伊斯坦布尔，但土耳其只有四万东土流亡者，绝大多数在哈萨克斯坦，据「东土民族中心」的估计，那里有150万。而且一些主张用武力对付中国人的新疆人组织，也大多在那里，他们并不听从贝肯的「中心」指挥。
身经沙场，职业军人出身的贝肯，也像刚刚当选以色列总理的前将军巴拉克（Ehud Barak）一样，特别热爱和平，希望用沟通谈判的手段解决种族冲突。「我们信奉民主、人权的价值，民族自决是世界的潮流，我们不愿意看到流血，不管是东土人，还是中国人。」
但是，新疆人的反抗运动可能正向他希望的相反方向发展。1997年新疆伊宁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有近5000维吾尔人被逮捕；随後不断有中国军队被伏击，当地公安部门被击毁，监狱被劫，以及北京的公共汽车被炸等消息。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仅去年，就在喀什地区破获了两个制造炸药和军事训练的基地，并在边境截获了四辆向新疆偷运武器的卡车。中国政府展示的缴获的新疆独立组织成员使用的武器中，包括冲锋枪、钢笔手枪、遥控炸弹、手雷和体温炸弹等。
不论是在内部还是外部，新疆人使用暴力反抗中国统治者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自从主张非暴力的东土流亡领袖艾沙——新疆人中的达赖喇嘛——1995年在伊斯坦布尔去世，实际上就没有谁能够制约住新疆人用武力反抗中国统治者的行动。
原苏联垮台後，分出好几个突厥人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加上土耳其，联合国有了七个突厥族国家。突厥人的共同族裔意识空前强烈，来自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的「突厥世界大会」在过去十年就开过五次，「世界青年突厥大会」开过六次。
巴勒斯坦人和北爱尔兰人在争取独立上的成功也鼓舞了东土人的士气。达赖喇嘛流亡四十年来一直坚持非暴力，最近又向北京让步，放弃西藏独立的要求，仅仅要求真正的自治，但仍遭到北京的拒绝。西藏人的失败，更使新疆人认为，对付独裁者和殖民统治者，只有使用武力这种语言，他们才听得懂。
「我反对任何暴力手段，但对东土人的武装反抗，我能理解，因为中共太残暴。这是正当防卫。」贝肯先生用流利的英语说，「他们不是为了独立而采取暴力手段，是为了摆脱死地、被杀，而被迫反抗。」
地处伊斯坦布尔市闹市区的「东土民族中心」有一个大院，里面有11个房间，它是土耳其议会通过法案，「借」给东土流亡者使用的，一直借到他们能返回家园。新疆的流亡者，经常到这里聊天，聚会，或者吃顿「中心」厨师做的地道的家乡拉面。他们把这里当做家。
「在伊斯坦布尔和乌鲁木齐来回做生意的四、五百东土商人带来各种信息，」73岁的贝肯一脸凄苦地说。「北京向东土大量移民，摧毁我们的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正面临灭绝的危机。」
当被问到面对信奉暴力的北京政权，坚持「非暴力政策」能不能运作时，这位老将军没有正面回答，强调中共不会长久，「12亿中国人也不会同意这样专制的政权长久存在下去。而且中共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在伊宁暴动发生之後几个月，北京驻土耳其大使姚匡义曾约他一起吃饭，席间邀请他回新疆看看。但却不能肯定他回去後能不能谈新疆问题。他没有同意。
「北京如果同意东土真正自治，我们会考虑，但北京必须接受我们最终独立这个目标，」他的口气像一个士兵。「东土人独立的愿望是谁也消灭不了的，我们的传统是说真话，不拐弯抹角。只有在真实的基础上，才能谈出实际的效果。」
东土独立运动虽然得到土耳其等突厥国家或明或暗的支持，但他的「中心」正试图迈出穆斯林国家这个圈子，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贝肯将军准备秋天到美国访问，和美国国会议员会晤。
他说如果有人邀请，他很愿意到台湾看看，「对我们来说，台湾就是一个国家。哪个民族想独立，我们都支持。」贝肯对台湾总统李登辉的「七块论」很感兴趣，他说要找到《台湾的主张》这本书，把它翻译成维语。
当被问到如果有机会见到两岸的领导人他想说什麽时，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会告诉江泽民，停止在新疆的残暴统治。东土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之外的一部分。」对於他从没见过面的李登辉，他很有好感地说，「我会先问候他，希望台湾支持我们。台湾有在国际上被北京打压的痛苦，能体会我们的处境。」
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著东土和土耳其国旗，和土耳其之父阿塔土耳克将军的画像。76年前，阿塔土耳克在崩溃的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他说这个画像传递出预言般的前兆，在共产中国崩溃的废墟上，一个独立的东土共和国将诞生。
星期六, 7月 05, 2014
我的维吾尔“民族主义”是怎样形成的
作者：张哲（前《南方周末》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居住在纽约。）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703/cc03mystory/
艾尔肯是我在纽约认识的维吾尔小伙子。他今年27岁，来自新疆，长得高鼻深目，典型的突厥人俊朗面孔。两年前，他留学来到美国。今年以来，从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起，维吾尔人和新疆话题屡屡登上新闻，我们也会时不时交换一些看法。
生活中的艾尔肯温和而腼腆，但讨论历史、政治、维吾尔社会等话题时，他又会变得自信而滔滔不绝。虽然在我看来，他的成长经历中，超越民族的普世性远远多过维吾尔民族的特殊性，但他却很注意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时常把“我们这个民族”挂在嘴边，伴以自豪的神情。并且他不喜欢“维族”这个汉语的简称，坚持要我用“维吾尔”的全称，因为这个简称已经“多少带有一点歧视的味道”。我有时会笑他太“民族主义”，于是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给你讲讲我的经历吧，告诉你我的‘民族主义’是怎么形成的。”
经过前后八次采访，艾尔肯向我详细讲述了他的成长经历。也许因为身在海外，他在讲述中相当坦诚，几乎毫不回避地涉及了与新疆有关的各种敏感议题：大到双语教育、七五事件、宗教信仰的养成、汉维民族之间的隔阂，小到穆斯林喝酒、“新疆小偷”、被人误会的体味问题，甚至他自己纠结的跨民族情感故事。他严厉抨击体制与中国现行民族政策，同时也对维吾尔人的自身问题和自己本人有诸多反思。
文章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经过艾尔肯本人审核、修改。由于家人仍然在新疆境内从事体制内的工作生活，他要求文章隐去他的部分个人信息。至于名字，他的汉族朋友们喜欢叫他“阿穆”，但他给自己选择了这个名字——“艾尔肯”，因为在维吾尔语中，它的意思是“自由”。“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他认真地说。
我出生在世俗化的维吾尔家庭
我家在北疆，父母都是党员干部。甚至我爷爷就是毛主席的忠实粉丝，他生前每次家庭聚会都要跟我们讲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他教育我们的时候最爱说的话就是，我们小时候连白面馕都吃不上，你们现在还有啥不满意的？
爷爷是1930年代出生的人，青春年少的时候赶上共和国成立、打地主、土改。他很幸运，本来是穷苦农民出身，又赶上共产党选拔本地干部，他就被选上去乌鲁木齐受教育。识字、上学，回来之后先在教育系统里做老师，很快成了政府干部，一直在地区里做到挺高的位置。因为共产党，他的人生完全改变了。
我父亲兄弟姐妹七人，全是党员。但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就没有再选择走他们这条路。我们大家族兄弟姐妹们十几个人，一个党员都没有。父母还是希望我能去政府工作，找一个铁饭碗，但我们对体制都比较失望了。我们的成长记忆就不一样，我们没挨过饿，可能会更想去追求一点精神上的东西。
我父亲是政府的干部，我母亲是幼师。他们都是“民考民”（指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学习并参加高考，与“民考汉”相对），汉语基础都不是很好，我们在家里还是讲维语，但完全不会谈什么民族问题。他们那一代人经历过文革，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宗教的因素，做礼拜也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去清真寺跟大部队意思一下。可以说，在爷爷的影响下，在很长的时间内，我的家庭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世俗家庭。
足球队，汉族同学才能做队长
我们小时候，还没有实施“双语教育”，每个维吾尔家庭在孩子上学的时候都面临两种选择——上汉语学校还是维语学校。
我家两个孩子，哥哥是“民考民”。我跟我哥从小就对着干，他怎么样我就偏不怎么样，所以我要上学时就坚决要上汉语学校。从此，我就成为了一名“民考汉”（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接受教育并参加汉语高考）。
上学第一天，我就被叫家长了。那时候我一点儿汉语也不会，我就记得几个汉族同学笑我，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血一热就冲上去跟他们打起来。其实具体怎么回事，我也记不清了，但一直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父亲都还会跟他的同事、朋友哈哈大笑着讲这件事。他很自豪，觉得男孩子嘛，想不通了就要站出来，“儿子娃娃”应该有骨气。
整个小学，我的成绩一直非常好，在班上一直是前三名。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我小学四年级，那年发生了伊犁事件（1997年2月5日至8日，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伊宁市，一系列维吾尔人的抗议示威引发骚乱和严重暴力事件，最终酿成七五前新疆境内最大规模的社会震荡）。我到现在也忘不了这事儿，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受反分裂和民族团结的教育了，爆炸的、很可怕的图片都会给我们看。当时我们能想什么呢，老师说什么我们都觉得对。我很震惊、很气愤，觉得这些搞破坏的民族分子确实太坏了，怎么能这样！
学校把我们这些维吾尔学生，也就是“民考汉”，叫在一起单独接受民族团结和反分裂教育，汉族同学则完全不用。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好像就开始被注入了一种意识，“你们是少数民族，你们跟别人不一样。”我家里从来没有对我做什么民族认同的教导，这样一种民族观念是在学校养成的。
我喜欢踢球，很快就进入了足球队。我们是汉族学校，“民考汉”的学生比例很低，但我们足球队的主力11个人，八个维吾尔，两个回族，一个汉族。我们这个民族还是继承了突厥民族血热的性格，恰好足球就要求你有这种素质，因为它要有碰撞、有激情，这是我们的优势。
问题是，我们踢球不管怎么好，那一个汉族同学就是队长。老师就这么指定的，虽然那个孩子踢得一般般。我们长大后发现，不管这个地区维吾尔人比例有多少，一把手的书记都是汉族，唉，这种情况好像挺熟悉的啊！
我对汉文化开始反感
小学快结束的时候，我的家庭开始出问题。我五年级的时候，父亲开始当官、往上走了。原来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特别喜欢跟家人在一起。突然升迁以后，酒席应酬增多，经常喝酒。父亲渐渐开始跟我母亲不说话，以工作为理由经常在外面不回家。初二那年，2001年9月17日，我父母离异了。法院裁决，我哥哥跟母亲生活，我跟我父亲。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分成了两个家庭。
我开始感到自卑，也很孤独，青春期的脆弱心理全部都出来了，学习学不进去，上课睡觉，下课踢球发泄，好像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而且因为父母离异，我觉得别人看不起我，开始有一种很深的羞辱感。
又赶上我初三那一年，由于“双语教学”的实施（自本世纪初开始，新疆大力推行中小学双语教学政策，其基本模式为理科课程，如数理化、生物等，以及汉语语文、外语、政治等使用汉语授课，其他课程，如民语语文、体育、艺术等使用民语授课；小学一年级同时开设汉语文和民族语文课，汉语文每周7节，民语文每周5节——编注），维汉学校开始大规模合并。原先维语学校的同学跟汉语学校合并，那些维吾尔同学就成为了所谓的“双语班”。
合并之后，班级调整，我父亲帮忙走关系，把我调进了尖子班。他希望我能好好努力，考进地区重点高中。但那时候我学习成绩已经很差了。而且从进尖子班开始，我对汉文化的反感也开始出现了。我是指这种成绩就是全部、培养书呆子的教育文化。同时我也觉得，相比维吾尔文化的热情活力，汉文化比较缺乏“人情味”。
成绩决定一切，班上甚至用学习成绩排座位，我就一直坐在最后面。大家就在不停地做卷子、做卷子，我只好找个同学抄一下。中考的成绩果然也非常差，只够上普通高中。但我父亲又四处走动，把我送进地区最重点的高中。我们的高中是重点学校，全疆有名，每年上内地名牌大学的学生都有不少。
我们这个年级有四个汉语班，四个双语班，在整个楼层里一边一半。双语班里绝大部分都是维吾尔同学。我从原先基本上是纯汉语文化的环境里，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大量的民族同学。初中时，我最好的两个哥们儿一个是维吾尔同学，一个是回族同学，但我们在一起都讲汉语。一些民考汉的孩子，要是家里不怎么讲维吾尔语，自己几乎都说不了几句母语。
高中时我最好的三个朋友都是维吾尔人了。其中一个朋友最后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书。他特别郁闷的一件事情是，在所有条件几乎同等、他甚至略微优于一位汉族同学的情况下，他没能被录取为飞行员学员。
高二有一次年级化学月考，最高成绩是一个双语班的维吾尔同学，他得了100分。那个双语班的化学老师——他是汉族，同时也带我们班，他来上课时说：“连民族同学都能考100分，你们怎么回事？”
结果那句话说完，坐在我身边的汉族同学们就哈哈笑起来，还笑着跟我说：“噢——你们都能考100分啦，那我们确实应该努力啊！”我当时就觉得，你们这不是歧视人家的智商吗？我当时就跟那几个开玩笑的哥们儿飙了脏话，甩脸给他们看——要知道，他们本来是这个班上我仅剩的几个好朋友。
下课我还去老师办公室抗议，我说：“老师，你刚才那句话说得太不负责任了，你知道你说完之后同学们怎么嘲笑我吗？好像是在嘲笑我们民族同学本来就笨！”老师赶紧说，“没有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误会我了。”
化学老师下次上课还专门跟同学们解释，“民族同学用自己的非母语听课，都能不犯错误，我是为了鼓励你们，不要曲解我的意思！”那几个当时笑我的哥们儿说，“不会吧，艾尔肯，我们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这么认真！”现在想想，我也不知道当时干嘛那么较真，好像从那个时候，我就有了对自己民族的保护意识。
高三时，语文老师，他也是汉族，有一次进来说了一句话，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孩子们，我又看到了你们的英语成绩比语文成绩高，可能因为你们的班主任是英语老师吧。但我真心想告诉你们，不管你们以后走到哪里，别人的语言学得再怎么好，只要你母语学不好，别人也会瞧不起你。”
这句话当时对我刺激太大了，因为我的母语我基本就不会。直到高三，我的维吾尔语只能听说，读写方面我完全不会，等于是文盲水准。那位语文老师是想鼓励大家学好汉语的语文，但他没意识到，班上还坐着我这样的“民族分子”呢。他的这些话成为了我日后自学母语的最大动力。
我的高中就这样过去了。我的高考成绩很一般，但赶上了中国大学扩招，我被南方的一所三本大学录取了，它招收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民族学生。新疆很多自治区领导的孩子，成绩不好的，或者其他有点钱的家庭，孩子都送那儿去了。
我的宗教观开始形成
父母离婚之后，我母亲面临着巨大的心理问题。加上后来外公去世，母亲像是一下坠入了人生最低谷。她几乎变成了祥林嫂，天天哭，不停跟所有人讲述自己的悲惨人生。很快她身体也不行了，腰椎间盘突出，站都站不起来，被迫手术。手术一下花了十几万，经济上也背负了巨大的压力。2004年冬天，手术后，她回到乡下静养、恢复身体，外婆也方便照顾她。
在那之前，母亲是完全世俗化的维吾尔女性，跟他们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除了饮食方面，几乎跟非穆斯林没什么区别。但看到她糟糕的状态，在她恢复身体的同时，我外婆就把她送到一个阿訇那里去做心理辅导，当时主要是想重新塑造她对生活的信心。
在新疆，对宗教有正确理解、能够很好诠释的真正的宗教人士太少了，这里可能就有政府的政策失误。政府总想把控一切，很多清真寺的阿訇变得政治性很强，南疆有的清真寺里还要升国旗，讲民族团结、计划生育。这样就产生了问题，民众对官方代表的宗教人士，就不信任了。可这样下去，当维吾尔人遇到困难，心灵感到空虚，想要主动寻求宗教帮助的时候怎么办呢？宗教极端分子就有市场了。
我母亲的幸运之处在于碰到一个好的阿訇。这位阿訇家里祖祖辈辈就从事宗教研究，自己受过高等教育，还在国外学习过。母亲的思想慢慢开始转变，比如领悟“惟有忍耐与克己方能能领悟人生的真谛”，等等。她学会了读古兰经，学会了做礼拜，但这些我当时并不知道。她从乡下回来以后，我常常去母亲那里住几天，那时候哥哥已经去上大学了。我突然感觉母亲好像变了一个人。她明显对父亲开始有了宽恕和谅解，对生活的态度也乐观起来。父亲还是世俗化的态度，甚至会诋毁母亲，来保护他自己，为他自己的选择做辩护。母亲则从脆弱状态中走出来，变成了一位大方、坚强的女性。
她并没有强迫我、要求我跟她一样去虔诚信教。但高二那年的斋月，盖德尔夜那天对我很重要。根据我们的宗教，虔诚的穆斯林在盖德尔夜要通宵礼拜、祈福。当时我很好奇，就对母亲说，不如我也跟你学习一下怎么做礼拜吧。她非常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想自愿做礼拜。自愿很重要，强迫、占有一个人就会让人产生反感。
一夜祈福、洗礼、礼拜之后，我突然觉得心里特别舒服，思想特别清晰，早上去上课的时候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
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清真寺，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我们高中的时候做礼拜是地下状态的，如果学校知道，肯定德育处会找麻烦，搞不好要处分、开除（尽管中国并无明确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禁入清真寺，但根据中共党纪规定的精神，1990年起，新疆很多地方设立行政规定，禁制未成年人进入清真寺活动；在学校，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被视为是引导学生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举措——编注）。
学校的老师们一直教育我们，宗教是封建迷信——这几乎是学校的正式教条，我们要崇尚科学，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但阿訇跟我们说什么了呢？“一个撒旦不惧怕一百个无知的人，但一百个撒旦会惧怕一个有识之士。”“你们应该去学习、去求知，不论是《古兰经》还是科学。”他还举例说，你不会看到一个教授在街上拿刀砍人，不会看到教师在当街大小便。我内心觉得，唉，阿訇好像在教育我们好好学习、不要做坏事，这也不算什么封建迷信吧？加上母亲的改变，宗教在我内心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了。
但新疆有些人总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定义宗教，要别人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让人很不舒服。有的阿訇甚至把电视也当做撒旦。有的阿訇把《古兰经》都背下来了，但他们没有去钻研。如果问他们某段经文的原意，他们解答不了。这样容易产生两种后果：要么让人完全远离宗教，要么容易让人变得特别狭隘，容易走极端。
在新疆，谈到宗教，大家下意识都觉得宗教是保守、传统的状态，排斥现代文明。如果问这些阿訇们，为什么有一段这样的讲法？由于自身对伊斯兰认识太肤浅，他们就只会告诉你，《古兰经》就是这么说的，没有为什么。你要稍微多问几句，他马上就会给你扣帽子，批判你。这些阿訇们也有一种独裁的意识。很多独立思考意识比较弱的人也不敢去反抗，只有服从。这时候如果遇到一个有私心、想其他事的阿訇，就很容易带领一批人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这也是新疆很多问题的原因之一。在我的认识中，一方面，新疆各地世俗化的进程在加速，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刻板而严格，再加上地方官员的腐败、诸多事务上的大汉族主义等因素，确实有一大批非官方的阿訇形成了带有民族情绪的极端伊斯兰思想。但我说的这种极端思想，主要是对伊斯兰教的狭隘理解和误读，而不是简单的恐怖主义思想。
虔诚的信徒为何如此暴力？
目前新疆这样的宗教环境下，很多信徒对宗教的理解能到什么程度呢？我后来遇到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大四在乌鲁木齐实习时，有一次和朋友去网吧，在二道桥附近一个维吾尔人开的，条件很好。我去用了一会儿电脑之后，想去找厕所，前台的人给我指了一个方向，我就往里走。但当时光线有点暗，我一直往里，路过一个门口时，不小心踩到一个东西。一看，坏了，是一个人做礼拜用的毡毯，原来门里面居然有一个维吾尔小伙子在做礼拜。
破坏人做礼拜仪式是冒犯别人的“罪过”。但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道歉的话，小伙子冲过来一拳打到我脸上，我直接就懵了。还没来得及说话，他人高马大，一套动作奇快的组合拳落在我眼睛、鼻子、嘴巴上，直接把我打出门去。一边打他还冲我大吼，你脑子有病吗？我在做礼拜！
我返回去找到厕所一照镜子，发现自己嘴巴肿了，鼻子流血，眼睛变成了熊猫眼。我洗了洗脸才缓过神来，我要去找他理论，但他和网吧的老板都赶我走，根本不给我讲理的机会。我直接走出网吧给我叔叔打电话。叔叔是这个区政府的干部。我说，叔叔，我被人打了，他们还不给我讲道理的机会，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
叔叔很快带着这片派出所的所长和两个警察过来了。叔叔把那个打我的小伙子揪过来，冲他一通怒吼，“还敢打人？你们这儿有没有王法了！这是什么地方，网吧、台球厅，这是做礼拜的地方吗？你们这是搞非法地下宗教，知道吗？”那个老板和小伙子都吓坏了，扣这个罪名，整个网吧都可以封掉的。
叔叔悄悄问我说，你想怎么处理？他说，你可以自己先去把那个小伙子揍一顿，然后让警察把他抓回派出所关10天。我说，千万别，叔叔，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就是想给他讲我的道理，他们不给我机会说话而已。
我就把小伙子叫到旁边的房间跟他说，我打断了你的礼拜是我不好，对不起，但你没必要这样冲动吧？我们的宗教是仁慈的宗教，暴力不符合真正的伊斯兰教义。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很害怕的样子。这样的人，看起来很虔诚，认真做礼拜，但对古兰经的理解实在太肤浅了。我跟他谈了半天，他似懂非懂地点头。
我就让叔叔把警察一起叫走了，那个所长还跟叔叔开玩笑说，叫我们来，啥事都没干啊，你这个侄子简直是“圣人”嘛！后来，那个网吧老板给叔叔打电话，说自己把那个小伙子打了一顿，算是严肃处理了。我也觉得很无奈。
在新疆，很多人对《古兰经》的领悟还停留在十世纪以前的阶段。如果加上头脑简单，又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煽动，做一些极端的事。归根结底，他们几乎没有正规的渠道去真正学习宗教，没能适应现代社会。
其实维吾尔民族是突厥世界中最早实现农业文明和城市文化的民族，相比其他突厥民族，我们可能是最温和的。而且只要接触到先进文化和新鲜事物，我们总是乐于接受。就连宗教这样难以变更的东西，我们也先后接受过萨满教、佛教和伊斯兰教。我们不是一个保守的民族。
而且维吾尔族在接受伊斯兰信仰的时候也保留了大量我们自己的文化，比如我们有麦西来甫(Meshrep)，这是一种男女都可以参加的大型歌舞聚会，其中还包含诗歌、游戏、教导，等等，这完全是我们维吾尔的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差别很大。我们没有被阿拉伯人同化，相反，我们为伊斯兰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总之，学校附近清真寺的主麻礼拜成了我高中时主动学习的一个课堂。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位我觉得特好的阿訇，是在德黑兰学习宗教知识回来的。他教给我们尊敬长辈、不要杀生。我从他这里感受到了很多正能量，我学到了要做善事，要给予，等等。两年期间，那个清真寺人来得越来越多，甚至清真寺里面坐满了都会做到街道上。但人多了，政府就紧张了，我高三快毕业的时候，政府找了个借口说这个阿訇有问题，不让他讲了。
这个阿訇有什么错呢？无非是没有按照要求宣讲政府的政策、纲领，他就是要独立地讲解自己对《古兰经》的理解。拿我的人格保证，他绝没有讲过任何反抗政府什么的敏感的话。完全没有政治的话题，他就是在讲道德，讲处世之道。
新换的阿訇我也去听过，但特别没意思，几乎就是随便读读经文，到时间就赶紧散场了。我个人认为，这个系统有一种让人悲哀的思维，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管是维吾尔干部、学者还是宗教人士，只要在民间得民心了，政府好像就要找借口把他打下去。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父亲就是政府的官员，一心想做好工作，但怎么也得不到组织信任。信任问题始终是一个雷区。
假如官方还是以打击极端为由，继续打压正常的宗教活动，我认为矛盾会愈演愈烈。这种打压甚至已经触及到了很多世俗化生活状态的穆斯林的底线。比如“黑袍”现象的出现，就是一些本来很世俗化的女孩子，可能因为对社会整体的失落感，开始以“黑袍”行动来表达自己的信仰立场。
现在大家都觉得民族关系有问题，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电脑，它的系统坏了。你不重装系统，永远就是卡机，各种卡，怎么也顺不了。这是最让人郁闷的事。
我们被当成了“新疆小偷”
2006年秋天，我上大学了。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新疆以外的土地。在这座南方的城市，气候非常湿润，到处郁郁葱葱，跟大西北满眼黄土色的景色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色调。城市也非常繁华，来到这里我当然很兴奋。学校招收了很多少数民族，有40多个民族的学生。
大学第一年的五一假期，我们五六个维吾尔学生一起进城去逛街。学校在郊区，我们去城里一趟并不太容易，本来是很开心的事。逛了一天，我们碰到一个挺大的超市，就进去买水喝。但也就十几分钟的功夫，警察来了。
两男一女，三位警察直接走到我们身边，要求查我们的身份证。我们先是特别惊讶，为什么超市那么多人，要来找我们查？警察说，“有人报警，说你们偷东西。”
我脸一下就红了，特别尴尬。我的一个哥们儿比较冲动，哗啦一下把自己的包扯开喊，“你们来检查呀！我们偷什么东西了！”我们赶紧拉住他，跟警察抗议说，怎么能这样！我们都是XX大学的学生！我们还给警察看了学生证。警察一下也很尴尬，只好说，可能报警的人误会了。但我那个比较冲动的哥们儿不依不饶，在超市里大喊大叫，警察也很下不来台，只好一直说不好意思，最后还用警车帮着把我们送回学校。
真的很气愤，也很无奈。其实我也知道，的确在这个城市里有维吾尔人做不法生意。我去过一些维吾尔餐厅，知道他们同时在做大麻和白粉的生意。我们学校里的美国留学生都知道找维吾尔学生来这里买大麻。
我还记得，2008年5月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班主任老师的电话，说学生会有老师希望我去给他们帮一个忙。我赶紧过去后才知道，当地片区的派出所抓到一个维吾尔小孩子偷东西，但他完全不会汉语，需要我去帮忙做翻译。我赶紧去派出所，看到这个小男孩才八九岁，但一点也不害怕，很淡定很老练的样子。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别害怕，我会尽量帮助你。他却只跟我说，哥哥，你让他们放我走吧。
他只知道自己老家是喀什的，但哪个县都不知道。他说自己很小的时候，一个“叔叔”说带他来内地转转，他睡了一觉就到了这个城市，具体是什么时间他也不知道。我只好请警察一定要把他送回新疆去，如果这样放他走，他肯定回去找他的“叔叔”，然后接着偷东西。
有一年暑期回新疆的时候，我们在火车上还碰到过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他们两人十五六岁，都是小时候被拐骗来内地偷东西的，然后一起被警察抓住，送他们回新疆。那个女孩子后来给我们讲了她的遭遇，包括她被控制他们的人强暴。我真的特别憎恨这些人，他们做的事彻彻底底违背了我们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
很多开新疆餐厅的人也都从事非法营生。他们利用民族问题比较敏感的情况，钻政策的漏洞，出了事就跟警察“私下解决”。有的干脆是黑道白道都有关系。这些人败坏了我们民族的声誉，也败坏了新疆的声誉。
很多内地人对新疆的印象就是小偷和沙漠，近几年还加上了恐怖分子。我们一开始还会全力解释，认真地讲要区分个别人和整个民族、地区，但时间久了真的有点麻木。碰上一些张口就骂的人，我们也无能为力。
几乎90%以上的聚会都会打架
虽然是在内地，但跟以前“民考汉”的环境相比，我几乎是生活在完全维吾尔的环境里。哥儿们在一起喝酒、踢球、弹吉他，加上有点盲目和狭隘的心理，民族自豪感一下就起来了。
但第一次老乡会，就有人打起来了。后来我才发现，几乎每次维吾尔同学聚会、喝酒，90%的可能都是最后都有人打架。这次是一个库尔勒的学弟和一个和田的学长打起来，然后他们各自的老乡就冲上去。他们打到门外，门外是一条酒吧街，有不少人围过来看热闹，还大声喊，“新疆人打架了！快来看啊！”特尴尬。女孩子们很快就散了，聚会也就这么狼狈地结束了。
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本身就血热，而且民族性之外还有地域性的问题，就很容易在酒后冲动、摩擦。维吾尔同学之间打，维吾尔人和西藏、内蒙的同学也打。我当然也得参与。不去又不行，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面子上下不来。
有一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在酒吧里喝酒，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结果，大家果然不出所料地又打起来了。几个“民考汉”的同学跟“民考民”的打。我去拉架，也被踹了几脚。我非常失望，好不容易等打完把大家叫在一起说话。我说，你们能不能讲点民族感情？这个样子，让别人怎么看我们这个民族？为了一点点小事就彼此伤害，以后我们会成什么样子？讲到后来，有的哥们儿都哭了。
那段时间很混乱。我每天早上做一次礼拜，但晚上常常又跟朋友们喝酒。喝完了早上再起来忏悔。在学习过程中，我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学了很多新知识。我还记得自己看了《伍尔夫日记》后开始写日记，对社会、人性等等有一些反思。我也开始想做一些对我们这个民族有意义的事。比如，至少能改变一些别人对新疆人粗俗、野蛮的坏印象，也是一种贡献。
被人误解的体味问题
我从大二起就被选作我们班的班长，我对自己要求更高了，好像事事考虑要代表维吾尔人的形象和名声。班上有捣蛋的同学，我把他们叫到宿舍里来，喝酒，谈心，要求至少给我撑面子，他们还真都做到了。
学校把少数民族和汉族分成了不同的班来上专业课，只有选修课大家才有一起上课这样的接触机会。汉族同学常常问一些对新疆特别缺乏常识的问题，比如你们平时上学是不是骑骆驼的，有的是半开玩笑，有的还挺认真。学校可能觉得少数民族同学底子薄，于是给我们施行特殊政策，45分及格。汉族同学是要到60分才及格的。
这种45分政策，很多人，尤其是汉族同学会觉得是一种给我们的照顾、优惠，但后来我学社会学的课程时才意识到，它应该叫做“反向歧视”。当时我没有这种认识，但也去找辅导员抗议过。我说，老师，这种政策不是歧视少数民族同学，暗示他们本来就能力低吗？老师很吃惊，她说，“啊，第一次有人这样想这个问题呢！……嗯，那你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会去反应一下！”
后来？后来就跟很多其他的事情一样，没了下文。其实我鼓起勇气去找老师反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同时面临着很多同胞们的压力。我的一个哥们儿就很生气我这样做，他觉得是我成绩好，太自私了，不考虑他们这些成绩比较差的同学。“你这样搞，要是我们不及格了怎么办？”他们是维吾尔人里的“保守派”，不想失去这些已有的“优惠政策”，但他们不明白，这样的政策只会让少数民族的同学不好好学习，那毕业了怎么办呢？到社会上工作的时候，谁会给我们优待呢？
班主任老师有一次特别小心翼翼地想跟我谈一件事，她反复强调，艾尔肯，你千万不要生气啊，我就是问一问。她是害怕伤害我的民族自尊。她说，你们这个民族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卫生习俗？我这里有几个同学反映，他们宿舍的维吾尔同学体味太大，很影响宿舍里的味道。
我的脸一下就红了。我说，老师您千万不要误会，这个跟我们的民族习俗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严格按照伊斯兰教要求，我们穆斯林是要求每天洗礼的，从生理到心理都要求绝对的纯净。
我问清了老师，是哪几位同学味道特别不好，并且保证自己会去跟他们谈谈。但从老师的办公室走出来，我也很发愁要怎么做。我们这个民族生理上有特殊性，可能汗腺比较发达。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不注意清洁卫生，的确会味道很不好。但我要直接去讲的话，太伤害这几个哥们儿的自尊了。
我找了一位学长，跟他说了这样的情况，然后一起商量要怎么做才能解决问题。后来，我们把这几个同学找在一起喝酒，喝到差不多的时候，我和学长互相使了一个颜色，他就开始讲述自己比较懊恼的事。他说，“我一度不太注意卫生，身上味道让其他同学们很不喜欢，后来特别后悔这样的事……”
然后我趁机就表示，这样的事太可惜了，我们一定自己要多注意，不能因为这种事损害维吾尔族的民族形象。其他几个同学好像想到了什么，纷纷表示赞同。
过了几天，老师特别高兴地找到我。“艾尔肯，太神奇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啊？”她说，“我找那几个反映情况的同学了解了一下，他们居然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说维吾尔同学都已经很注意个人卫生了，之前是自己太小气了！”
难产的维吾尔文报纸
大二那年，我之前高涨的自信和热情受到了一次严重打击。我们新闻学院里，汉族同学们风风火火地做起了各种各样的媒体工作，电视台、报纸，尤其他们一份报纸，经常报道学校和我们周边的新闻，让我特别羡慕。我突然想，不如我们办一份维吾尔语、或者维汉双语的报纸怎么样？
办一份维吾尔文报纸，免费发放，也确实能给我们这个群体有很多启发，比如我特别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好好学到东西，才能让自己的民族强大起来。至于经费应该也不是大问题，全市的维吾尔生意人有不少，我觉得可以拉到赞助。我身边的哥们儿们都很支持这个想法，一个个跃跃欲试。
于是，我兴冲冲地去找我们辅导员谈了这个想法，她当场表示很好、很支持，让我去找新闻学院的副院长，也是“中国新闻史”的老师谈谈。我做了很多准备，写了一个提案，信心充足地找到副院长谈。他听完后说，小伙子，很不错嘛！这个想法非常好！但是——总要有个“但是”，我觉得我在短短的人生里碰到了太多的“但是”，好话一大堆，后面来个“但是”，就全完了。
副院长也是怕打击我的热情，“但是”后面只是提了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懂维语的指导老师啊，出了政治问题谁来把关呢？
“学校从来没有这种先例嘛，”他补充道。这倒是实话，我当时查过，在新疆以外，似乎全国只有中央民族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有学生办过维语报纸。最后副院长让我做两件事，一是去找学校的民族部，问问有哪些相关规定；二是去找文学院的一位汉族老师，他以前在兵团生活过，懂一些维语，看能不能找他做指导老师。
我就马不停蹄地去找民族部，民族部的腔调也很为难，“啊……这个嘛⋯⋯这个不好办啊，我们没有这种先例，要不然，你们再去找找院领导具体谈谈？”兵团生活过的汉族老师也差不多，热情支持我的想法，但又很为难，特别委婉地表示，自己维语的语言程度没到给报纸把关的水准，最后把我很客气地送出了门。
这个时候我就有点儿失落了，原来新闻这个东西，很敏感啊！可是看那些汉族同学们，很容易副院长就给签字同意，拉来赞助，报纸就办起来了，还是每周都出的。为什么我们想办一份自己语言的报纸就这么困难呢？
我又找了院长助理——这位助理人非常好，经常跟我们一起踢球，也特别喜欢我。他表达了支持，并且帮我想办法约到了院长（兼书记）的时间，让我直接去说服领导。我做了最大的努力去准备，想到的理由包括，报纸帮助疏导学生们的民族情绪、理性正确看待民族问题、锻炼民族学生的媒体运作能力，有利于毕业后找工作，等等。
但听我啰嗦了一大堆之后，书记的第一个问题问出口，我的心都凉了。他居然问我：“你们这个民族的语言，在电脑上可以打出来吗？”
我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让人心寒的话。我都有点不想回答，但还是只好说，“可以的，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几十年了，一直有维吾尔文报纸。”他也有点不好意思，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嗯，年轻人，你的这个想法非常好啊！促进民族团结嘛。但是——”得了，“但是”又来了。
就这样，新闻院、民族部、团委，各种领导和老师把我推来推去。几个回合下来，我的热情也没了，放弃吧。虽然从始至终也没有人给我解释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办一张维吾尔文的学生报纸。
那个压抑的夏天
2009年6月26日，广东韶关事件发生了。（2009年6月26日，在广东韶关市旭日玩具厂厂区，维吾尔员工与汉族员工发生冲突并引发大规模集体斗殴。当局出动400名警力平息事态，但据官方统计，事件仍造成120人受伤，其中新疆籍81人，以及2名维吾尔员工死亡。事件起因为约10天前，有网帖谣传该厂两名汉族女工被维吾尔工人强奸。）我记得是法学院的一个哥们儿给我打电话，叫我去他宿舍，说出大事了。我到的时候，发现好多维吾尔同学都围在一起看YouTube视频。
我们看到的视频里，有一群汉族工人拿棍棒什么的打死一个维吾尔人之后在欢呼，旁边有保安样子的人就只是看着。血淋淋的画面太惨了，我法学院的哥们儿立即血往上涌，他当时就喊，我们学校有没有广东韶关的同学，我要去找他打一架！我们赶忙把他劝住。
之后很快，网络上各种激烈的言论碰撞就开始出现了。汉族人骂“新疆小偷”，“这样的民族就应该从地球上消失！”维吾尔人就骂汉族人猪、“黑大衣”（Hitay，原为俄语中对“契丹”的称呼，后统指“中国人”，现维语使用中带贬义），说他们掠夺新疆资源。从组织维吾尔人到外地用工的政策，到自治区政府在事件后的不作为，大家不断争吵，各种肮脏激烈的话都不断出现。
再到后来，所有的语言似乎都失效了——7月5日那天，我们能看到的语言就变成了“今天下午3点，自治区政府门前集合，讨回说法。只要你是维吾尔人，就把这条信息转发20个人。”对，这是我们收到的短信，而且这条短信最后还附上了那首著名的德国牧师的短诗《起初他们》，他是在忏悔，二战前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时自己没有说话，“等他们来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收到这条信息时我是在暑假回新疆的火车上，信息来自我一个中学同学、后来在新疆读大学的一个朋友。当然，信息我很快也转发了20条。没有多想，当时就是觉得大家该出来说话的时间到了。
7月5日下午我下了火车，回到家。我还给父亲带了两本《凤凰周刊》杂志，一期是讲热比娅，一期是讲喀什老城改造。他也想不到中国还有杂志用这样的视角来报道新疆问题——不那么官方，比较真实客观。我和父亲、叔叔坐在家里看杂志，还一边聊着相关的问题。
突然，表哥来到我家，气喘吁吁地说，大学生集会了，可能要出事。我们赶紧上网看，发现人人网、QQ空间上很多图片都已经出来了。从下午3点集会开始，三个多小时，自治区没有任何人出来回应。人群却在不断聚集，旁边的警察也在增加。
我有一个维吾尔族的中学同学事后告诉我，他在新疆财大上学，本来也在集会现场的。他说原本人群以学生为主，后来很多无业青年、混混、社会渣滓模样的人都进来了，而且开始喊民族口号，人群也越来越激动。他就开始害怕了，觉得不对，就抽身跑回学校。他真是幸运，离开不久，就出大事了。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杀人、抢劫、砸店，整个世界都疯狂了。彻彻底底的悲剧。那些杀人的人是完完全全违反伊斯兰教义的，《古兰经》清楚地说过，凡枉杀一人者，如杀众人。更别提那些强奸女性，杀害女性的暴徒了。更悲剧的是，这样的事一发生，两个民族直接的对立和仇恨就深到难以想象了。
不过，直到后来我也不相信如政府所说，这是境外势力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我个人觉得，如果有组织有计划，那些人不是更应该直接冲击政府或者电视台，宣布什么政治主张吗？当时的局势已经完全失控了。我觉得就是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爆发，然后无法无天的状态让那些社会渣滓为所欲为了。
整个夏天，新疆都处在紧张和动荡的气氛中。网络全部断了，短信每天也只能发15条。倒是每天都能收不少政府提示的短信。政府也几乎完全失去了公信力。身边的很多人，都宁可听信谣言也不信政府；甚至政府说了什么，大家就会把消息猜测一番，他们是想掩饰什么呢？新增装了数字电视盒之后，很多维吾尔人都认为电视盒里有监听器，不敢在家里讲什么不好的话。
我有一个哥们儿，维吾尔人，他的女朋友是一个汉族姑娘，这个姑娘的父亲是自治区公安厅的，他在七五之后痛恨维吾尔人，要求家里馕都不许吃。姑娘偷偷告诉我哥们儿之后，哥们儿不但没有安慰她，反而两人大吵一架，分手了。
对于新疆人来说，这个夏天很压抑。
我的这个民族也不是那么完美
大学里，我对自己的民族命运有了新的认识。最早是在2007年5月，我记得那时YouTube和Facebook都还可以使用，我们有一次在网吧上网的时候，突然有人发给我们一个链接，是热比娅女士的演讲。我们当时都被震撼了。一排维吾尔学生坐在网吧里，屏幕上全是一个内容。她在讲话里讲到了“东突厥斯坦”这个词，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太震撼了！几乎呼吸都屏住了，非常激动。我们以前从来没听过这个词，当时只觉得这名字好牛逼！当然，事后我们有争论，有人觉得她很了不起，有人觉得她本身没有能力代表我们的民族。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根本不了解政治，也没什么更多的知识，只是好奇。还有哥们儿找来了库莱西-苏力坦（Kurash Sultan，1980年代新疆著名歌手，后因政治原因被软禁，最终流亡海外）的一首歌，非常民族主义的歌曲，歌词里大致有这样的意思，“今天，我们迈向为自由而奋斗的道路，要让自由的火炬点亮所有地方。”在我们宿舍里用大音箱播放，那感觉太酷了。每次踢球比赛前都要听这首歌曲，然后就感觉好像是在为整个民族踢球，特别有冲劲儿。
热血之余，我也开始主动搜寻一些“三区革命”（1944年9月，在苏联的支持下，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爆发对抗国民政府统治的民族革命和武装割据，并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那段时间的历史资料来看。那年暑假我回到家里，还特地问我父亲和爷爷，咱们维吾尔人是不是还有这么一段“东突厥斯坦”的历史？父亲拍了我脑袋一下说，唉，小子不错啊，你还知道学习这些！于是父亲就给我找来了祖尔东-萨比尔(Zordun Sabir)的小说《故乡》(Anayurt)的无删节版（祖尔东生于1937年，为维吾尔文学史中地位极其重要的当代作家，他的代表作、三卷历史小说《故乡》描写的正是“三区革命”前后的历史），让我来阅读。这部小说特别棒，像是我们民族的史诗。
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我却受了一次打击。有一次，哥们儿们聚会喝酒，大家本来应该平摊费用，但有几个哥们儿当时提出没钱了，让我先垫上，我就掏钱垫了。第二天，谁也没有主动还钱的意思，害得我跑去不同的学院找他们要。有的人就半开玩笑，阴阳怪气地说，唉，艾尔肯-江（“江”在维吾尔男性名字中后缀，本来表尊敬之意），就这么几个钱你翻山越岭地跑来要，至于么？还有人就磨磨蹭蹭说，暂时没钱。
我特失望，觉得人真是自私的动物！我当时每个月父亲都会从银行账户给我转账生活费，一下没钱了，我不好意思问他去提前要。我也怕他知道我们喝酒什么的会失望。但这样一来，到月底之前，我的经济一下就困难了，我算了算，每天只能吃一顿饭。
于是我中午下课不吃饭就回到宿舍，喝点水，在床上趟一会儿，节省体力。长期挨饿的感觉真是太让人难忘了，整个人先是身体变得虚弱，然后意志力也渐渐消退。那是非常难过的感觉，我似乎明一下白了爷爷那一辈人为什么对共产党充满感激之情，从战乱动荡、“连白面馕都吃不上”的时代到吃饱肚子，这真是一种巨大的恩情，给你饭吃的人你永远也忘不了。
这时候，给我饭吃的人出现了。这是一个我同班的女孩子，我们关系非常好。她是一个回族的姑娘，她注意到我连续好几天中午不去食堂吃饭，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当然是不好意思说的。她很敏感，可能是猜到了什么，就说她要请我吃饭，我就更不干了。要请也应该是男孩子请，怎么能让女生付钱？
结果第二天中午，她给我打电话，让我从宿舍下楼一趟，说她就在宿舍楼门口。我下来之后，她递给我一个饭盒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宿舍试着做饭，没别的意思，请你尝尝，给我提点意见。你别多想，不好吃可以扔了。”说完她就笑着走了，连反应的时间都没给我。我回到宿舍里，大口大口地吃，那种幸福的感觉真的是用语言无法表达。这个月直到月底，我一直靠爱心午餐过活，我那些平时喝酒聊天的哥们儿们，居然没有一个出来关心一下我、帮助一下我。
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这个民族也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完美，这些人也不是完美的同胞和亲人。加上这期间我看了电影，《我的名字叫可汗》，影片讲述了“九一一”之后穆斯林在美国遭遇的各种歧视，以及主人公如何证明，穆斯林不等于恐怖分子。看完后我懂得一个道理，世界上的人只能分为两种，好人和坏人。我也反思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之前实在是太民族主义了。我常常抱怨汉人歧视，但不知不觉，自己也在以偏概全地去看待汉人，对汉人、甚至所有其他民族都形成了一种“异族”的对立感。
后来我也意识到，其实新疆的很多问题跟内地是类似的，比如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但很多维吾尔同胞把汉人等同为政府、共产党，把内地同样存在的社会矛盾变成了民族矛盾。
不可能的跨民族恋情
那位给我爱心午餐的姑娘是回族人，来自甘肃。我们很快就无话不谈，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吃饭、逛街、看电影，我们做了所有恋人做的事，留下了那么多美好的回忆，但我们就是没能成为真正的恋人。
原因很简单，民族问题。我是维吾尔族，她是回族，在现在的情况下，维吾尔男孩跟其他民族的姑娘恋爱、结婚是非常困难的。即便是其他突厥民族，比如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等，还要被别人指指点点、私下议论。我们本来在人性方面是完美的相配，但我必须在她和我的族群之间做出一种选择。
我们彼此离不开对方，但又不能公开恋爱，本来走在一起的时候，一看到远处有其他维吾尔人，她就得赶紧躲在后面，装作跟我不认识的样子。现在看起来，当时的我真是又自私又混蛋。为这段感情，我也曾经失眠、憎恨、饱受折磨，她也骂过我，也跟我抱头痛哭。我们考虑的事情从来都不是什么物质生活，什么买车买房，但我们要面临的障碍好像更难逾越。
大四的第一学期是实习期，我们可以选择留在家乡实习，也可以选择回到学校所在地实习。她为了想见我，决定回学校。而我那时想躲避、想结束这段不可能的恋情，就决定留在家乡实习。
这段时间我在新疆也很不愉快，经常跟朋友们喝酒。有一天在朋友家喝酒，喝多了，第二天早晨，同屋的一位老乡已经早起在床边做礼拜了，但我却翻身开始吐酒，把脏东西吐在了他做礼拜用的毡毯上。当我看到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吓得几乎浑身发抖，喝酒本身就已经是罪了，我居然还把污秽的东西吐在别人的礼拜毯子上。我到洗手间反复洗脸清醒，回来赶紧忏悔。之后我非常生气，把昨晚一起喝酒的哥们儿们都吼了一遍，我说，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你们要觉得不喝酒就没法做朋友的话，咱们这朋友就别做了！说完就气冲冲地回家。从那时起，好几年了，我真的没再喝过酒。
大四下学期，我赶紧回到学校去跟姑娘相见。那天晚上，我们在饭馆一起吃饭，本来我打算当面了结我们这段感情，但说到祝福她今后幸福的时候，她突然大哭起来，身体直发抖。她一哭我也受不了了，非常难受。我们决定先不谈论离别，在一起好好过一学期。
带着一种末日一般的感伤，我彻底把一直戴着的虚伪面具撕下来了。我开始不再躲避其他维吾尔同学，我甚至带她一起去参加我的维吾尔朋友们的聚会。她特别感动，觉得我终于愿意把她带进自己的生活圈子了。她甚至自学了一些维语，就为了能够更好融入我的生活。我的哥们儿们一开始有点不自然，好像有点别扭，但后来他们也接受了。
我一个哥们儿还给她起了个维吾尔名字“迪丽乎玛尔”(Dilhumar)，她更是喜出望外。也许到现在，她偶尔也会挂念这个名字吧。后来这哥们儿私下还跟我表示，支持我俩在一起，但他给出的理由却非常“民族主义情绪”。他说：“相对女孩嫁异族，男孩取异族更能同化妻子，可以有助于我们民族的扩张。”我只好一笑而过。
不过，这样幸福的时光太短暂了，怎么都不得不面对的就是毕业分手。火车站告别的时候，我先上火车，火车都开动了，她在站台上开始跟着火车跑，边跑边哭。
毕业后，我们试着不再联络，但又总是忍不住联系。那时，我在内地的一家文化公司工作。他们想跟土耳其进行合拍片，以新疆风土人情为主，就让我出差去新疆，做一些翻译、联系的工作。我跟同事去乌鲁木齐出差，事情不顺利，待了很久。这时候快到十一国庆节了，她突然联系我说，她和父母都想来新疆走一走，问我可不可以陪他们一起看一看？
我怎么能拒绝呢？我怎么忍心拒绝呢？
我鼓起勇气，回家跟我父亲讲。在开始讲这件事之前，我连说了几遍“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一边身体发抖，一遍讲述了这段感情。父亲很感慨，但他冷静地给我分析了几点。他说，“如果你要跟她在一起，首先我得花时间来接受这个现实，我跟她也会有一些磨合的时间；接下来，咱们得一起试着让全部大家族的人接受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最后你要有心理准备，也许你们最终会无法被我们这个社群接受，过相对独立和隔离的生活，这些是你要为感情付出的代价。当然，最终的选择权在你。”
我们谈了很久，我最终还是决定放弃感情。当时的我无法冒风险去跟整个维吾尔族群隔离。我觉得，相比爱她，我可能爱我的家人和民族多那么一点点。当然，父亲答应我好好接待他们一家人。那时候我刚刚工作，没有积蓄，父亲如果不帮助我，我是没有办法招待客人的。
在父亲和叔叔的帮助下，我尽全力招待他们一家三口，展示家乡的美好一面。不但安排食宿、交通，还请他们来我家里做客。看得出，她父母也特别喜欢我，甚至还故意留出时间给我们单独相处。抱着如果我们最终决定在一起的希望，她母亲还问到当地的房价，但我几乎不敢看她们的眼睛。
告别时，我开叔叔的车送她们去火车站。告别之后，在回来的路上，她给我发短信说，她妈妈给我留了一个信封在车后座。我赶紧去看，天，原来她妈妈装了几千块钱，还有一封信给我。钱算是这些天他们的花销，他们知道我好面子，不肯让他们花钱，所以当面没有跟我争着付账。信里妈妈说，特别感谢我这几年照顾她的女儿。还说不管以后我们会怎么样，都祝福我。
我心里百感交集。我一度埋怨、憎恨邪恶的政治，觉得是它把我们这个民族变得自我保护意识过强——与其他民族共处的困难也是因为过度自我保护，怕被同化、怕受伤害。但现在看，不管怎样，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的冷酷和自私。
我来到了美国：“维吾尔，那是什么？”
大学的后半段，我渐渐开始对电影着迷，同时对美国文化也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我也越来越热爱英语，甚至把奥巴马选举获胜的演讲背得滚瓜烂熟。
我迷恋看的美剧有一大堆，《越狱》什么的都看，最喜欢的电影则是《教父》。我选修了电影课，自己拍摄了一部作业短片，得了96分的高分。自那时起，我就想毕业后投身电影事业。我最大的梦想是做电影导演，拍摄一部以维吾尔人为主题的电影。
我喜欢美国文化，美剧里那种人道主义、英雄主义的东西我很喜欢。维吾尔人不是不接受外来事物。相反，我认为维吾尔社会很容易对外来文化产生认同感，只要这种外来文化有足够的软实力来征服我们。比如，俄罗斯文化一度被广泛认同。但汉族文化的软实力一直没能征服我们，我们常常会想到文革、饥荒、现在官场的腐败横行等等，这些事都是汉人带来的。这常常让我们有一些排斥心理。
相比汉文化，现在维吾尔人显然更接受西方文化。在新疆，维吾尔人之间聊天，要是维语里夹杂几个英文单词，别人会觉得你挺棒、挺有格调的，但你要是夹几个中文词，肯定会招来一通嘲笑：是不是维吾尔人啊，连维吾尔话都不会说了吗？
大学毕业后，我的工作也很不顺心。在新疆出差的过程中，要跟文化口、宣传口的各种机关部门打交道，结果让人非常失望。非常简单的事情，他们拖来拖去，互相推诿。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就满口讲一些虚伪无用的话。公司请各种官员吃喝了很多次，也没有结果。耗了几个月也没有批下来合拍片的许可，公司只好决定让我们回去。文化领域的非常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太让人失望了。
我决定重新考托福，申请去美国读书。很幸运，我居然被美国一所大学新闻专业的硕士项目录取了！而且更加幸运的是，由于我在大学里表现很好，又是优秀毕业生，老师和学校给我开具了证明，让我比较顺利地拿到了护照。
于是就从公司辞职，回家准备。我把消息告诉了迪丽乎玛尔。她吃惊过后，既替我高兴——她知道我一直梦想去美国学电影，又很难过、不舍。
在我回到新疆家里不久，真正让我震撼的消息来了。她突然短信告诉我，她要结婚了。自从他们一家从新疆回来，确定我们无法在一起之后，她的父母给她安排了相亲。她告诉我，那个男生比她大几岁，人很好，他们很快就要结婚了。她结婚之前那天，QQ状态变成：“真主保佑我吧，希望这次我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我的心都要碎了。
于是，两年前，我终于来到美国。一切都是全新的，我的情感也结束了。
在海外的感触很多，但首先一条是，这个世界对维吾尔人的了解太少了。我们在新疆的时候，大家都非常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骄傲，也总觉得全世界应该都了解我们。但在美国发现，完全不是这样。跟藏族人比，我们太默默无闻了。
我跟很多美国朋友聊天，他们问我哪儿来的，我说我来自中国，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开玩笑——毕竟我长得太不像他们印象里的中国人了。我只好说我是少数民族，我是维吾尔人。但“Uyghur（维吾尔）”这个词说出口之后，美国人最常见的反应是：“Uyghur？What is that？（维吾尔？那是什么？）”
这时候我简直尴尬极了。我只好问美国朋友，你知道西藏吗？他们会说，Yes！然后，我就不情愿地说，“好吧，我们在西藏旁边，我们的问题都是类似的。”
为了让美国人能多了解一点我们，我甚至和维吾尔朋友们做过一些傻事，比如，我们跑到第五大道的苹果旗舰店去，把所有的几十台电脑桌面上的Wikipedia（维基百科）都打开，在里面输入Uyghur(维吾尔)，然后悄悄走开。说不准就有一两个顾客用电脑的时候，会停下来看一眼呢。这样，不就多一两个人对维吾尔人和我的家乡多一点点了解吗？
这段时间里，我对美国文化，对我们的宗教，对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有了全新的认识。比如，我学会了分析问题，而不是简单地选边站。我不会带着那么狭隘的民族情绪去看这个世界和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我也慢慢体会到了天赋人权的含义。我相信我现在的民族观更加健康、更加完善。我也越来越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都是有原因的。当然，我做电影的梦想没有改变，希望有一天，我能为我的民族，做好这件事。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703/cc03mystory/
艾尔肯是我在纽约认识的维吾尔小伙子。他今年27岁，来自新疆，长得高鼻深目，典型的突厥人俊朗面孔。两年前，他留学来到美国。今年以来，从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起，维吾尔人和新疆话题屡屡登上新闻，我们也会时不时交换一些看法。
生活中的艾尔肯温和而腼腆，但讨论历史、政治、维吾尔社会等话题时，他又会变得自信而滔滔不绝。虽然在我看来，他的成长经历中，超越民族的普世性远远多过维吾尔民族的特殊性，但他却很注意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时常把“我们这个民族”挂在嘴边，伴以自豪的神情。并且他不喜欢“维族”这个汉语的简称，坚持要我用“维吾尔”的全称，因为这个简称已经“多少带有一点歧视的味道”。我有时会笑他太“民族主义”，于是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给你讲讲我的经历吧，告诉你我的‘民族主义’是怎么形成的。”
经过前后八次采访，艾尔肯向我详细讲述了他的成长经历。也许因为身在海外，他在讲述中相当坦诚，几乎毫不回避地涉及了与新疆有关的各种敏感议题：大到双语教育、七五事件、宗教信仰的养成、汉维民族之间的隔阂，小到穆斯林喝酒、“新疆小偷”、被人误会的体味问题，甚至他自己纠结的跨民族情感故事。他严厉抨击体制与中国现行民族政策，同时也对维吾尔人的自身问题和自己本人有诸多反思。
文章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经过艾尔肯本人审核、修改。由于家人仍然在新疆境内从事体制内的工作生活，他要求文章隐去他的部分个人信息。至于名字，他的汉族朋友们喜欢叫他“阿穆”，但他给自己选择了这个名字——“艾尔肯”，因为在维吾尔语中，它的意思是“自由”。“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他认真地说。
我出生在世俗化的维吾尔家庭
我家在北疆，父母都是党员干部。甚至我爷爷就是毛主席的忠实粉丝，他生前每次家庭聚会都要跟我们讲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他教育我们的时候最爱说的话就是，我们小时候连白面馕都吃不上，你们现在还有啥不满意的？
爷爷是1930年代出生的人，青春年少的时候赶上共和国成立、打地主、土改。他很幸运，本来是穷苦农民出身，又赶上共产党选拔本地干部，他就被选上去乌鲁木齐受教育。识字、上学，回来之后先在教育系统里做老师，很快成了政府干部，一直在地区里做到挺高的位置。因为共产党，他的人生完全改变了。
我父亲兄弟姐妹七人，全是党员。但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就没有再选择走他们这条路。我们大家族兄弟姐妹们十几个人，一个党员都没有。父母还是希望我能去政府工作，找一个铁饭碗，但我们对体制都比较失望了。我们的成长记忆就不一样，我们没挨过饿，可能会更想去追求一点精神上的东西。
我父亲是政府的干部，我母亲是幼师。他们都是“民考民”（指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学习并参加高考，与“民考汉”相对），汉语基础都不是很好，我们在家里还是讲维语，但完全不会谈什么民族问题。他们那一代人经历过文革，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宗教的因素，做礼拜也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去清真寺跟大部队意思一下。可以说，在爷爷的影响下，在很长的时间内，我的家庭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世俗家庭。
足球队，汉族同学才能做队长
我们小时候，还没有实施“双语教育”，每个维吾尔家庭在孩子上学的时候都面临两种选择——上汉语学校还是维语学校。
我家两个孩子，哥哥是“民考民”。我跟我哥从小就对着干，他怎么样我就偏不怎么样，所以我要上学时就坚决要上汉语学校。从此，我就成为了一名“民考汉”（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接受教育并参加汉语高考）。
上学第一天，我就被叫家长了。那时候我一点儿汉语也不会，我就记得几个汉族同学笑我，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血一热就冲上去跟他们打起来。其实具体怎么回事，我也记不清了，但一直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父亲都还会跟他的同事、朋友哈哈大笑着讲这件事。他很自豪，觉得男孩子嘛，想不通了就要站出来，“儿子娃娃”应该有骨气。
整个小学，我的成绩一直非常好，在班上一直是前三名。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我小学四年级，那年发生了伊犁事件（1997年2月5日至8日，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伊宁市，一系列维吾尔人的抗议示威引发骚乱和严重暴力事件，最终酿成七五前新疆境内最大规模的社会震荡）。我到现在也忘不了这事儿，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受反分裂和民族团结的教育了，爆炸的、很可怕的图片都会给我们看。当时我们能想什么呢，老师说什么我们都觉得对。我很震惊、很气愤，觉得这些搞破坏的民族分子确实太坏了，怎么能这样！
学校把我们这些维吾尔学生，也就是“民考汉”，叫在一起单独接受民族团结和反分裂教育，汉族同学则完全不用。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好像就开始被注入了一种意识，“你们是少数民族，你们跟别人不一样。”我家里从来没有对我做什么民族认同的教导，这样一种民族观念是在学校养成的。
我喜欢踢球，很快就进入了足球队。我们是汉族学校，“民考汉”的学生比例很低，但我们足球队的主力11个人，八个维吾尔，两个回族，一个汉族。我们这个民族还是继承了突厥民族血热的性格，恰好足球就要求你有这种素质，因为它要有碰撞、有激情，这是我们的优势。
问题是，我们踢球不管怎么好，那一个汉族同学就是队长。老师就这么指定的，虽然那个孩子踢得一般般。我们长大后发现，不管这个地区维吾尔人比例有多少，一把手的书记都是汉族，唉，这种情况好像挺熟悉的啊！
我对汉文化开始反感
小学快结束的时候，我的家庭开始出问题。我五年级的时候，父亲开始当官、往上走了。原来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特别喜欢跟家人在一起。突然升迁以后，酒席应酬增多，经常喝酒。父亲渐渐开始跟我母亲不说话，以工作为理由经常在外面不回家。初二那年，2001年9月17日，我父母离异了。法院裁决，我哥哥跟母亲生活，我跟我父亲。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分成了两个家庭。
我开始感到自卑，也很孤独，青春期的脆弱心理全部都出来了，学习学不进去，上课睡觉，下课踢球发泄，好像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而且因为父母离异，我觉得别人看不起我，开始有一种很深的羞辱感。
又赶上我初三那一年，由于“双语教学”的实施（自本世纪初开始，新疆大力推行中小学双语教学政策，其基本模式为理科课程，如数理化、生物等，以及汉语语文、外语、政治等使用汉语授课，其他课程，如民语语文、体育、艺术等使用民语授课；小学一年级同时开设汉语文和民族语文课，汉语文每周7节，民语文每周5节——编注），维汉学校开始大规模合并。原先维语学校的同学跟汉语学校合并，那些维吾尔同学就成为了所谓的“双语班”。
合并之后，班级调整，我父亲帮忙走关系，把我调进了尖子班。他希望我能好好努力，考进地区重点高中。但那时候我学习成绩已经很差了。而且从进尖子班开始，我对汉文化的反感也开始出现了。我是指这种成绩就是全部、培养书呆子的教育文化。同时我也觉得，相比维吾尔文化的热情活力，汉文化比较缺乏“人情味”。
成绩决定一切，班上甚至用学习成绩排座位，我就一直坐在最后面。大家就在不停地做卷子、做卷子，我只好找个同学抄一下。中考的成绩果然也非常差，只够上普通高中。但我父亲又四处走动，把我送进地区最重点的高中。我们的高中是重点学校，全疆有名，每年上内地名牌大学的学生都有不少。
我们这个年级有四个汉语班，四个双语班，在整个楼层里一边一半。双语班里绝大部分都是维吾尔同学。我从原先基本上是纯汉语文化的环境里，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大量的民族同学。初中时，我最好的两个哥们儿一个是维吾尔同学，一个是回族同学，但我们在一起都讲汉语。一些民考汉的孩子，要是家里不怎么讲维吾尔语，自己几乎都说不了几句母语。
高中时我最好的三个朋友都是维吾尔人了。其中一个朋友最后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书。他特别郁闷的一件事情是，在所有条件几乎同等、他甚至略微优于一位汉族同学的情况下，他没能被录取为飞行员学员。
高二有一次年级化学月考，最高成绩是一个双语班的维吾尔同学，他得了100分。那个双语班的化学老师——他是汉族，同时也带我们班，他来上课时说：“连民族同学都能考100分，你们怎么回事？”
结果那句话说完，坐在我身边的汉族同学们就哈哈笑起来，还笑着跟我说：“噢——你们都能考100分啦，那我们确实应该努力啊！”我当时就觉得，你们这不是歧视人家的智商吗？我当时就跟那几个开玩笑的哥们儿飙了脏话，甩脸给他们看——要知道，他们本来是这个班上我仅剩的几个好朋友。
下课我还去老师办公室抗议，我说：“老师，你刚才那句话说得太不负责任了，你知道你说完之后同学们怎么嘲笑我吗？好像是在嘲笑我们民族同学本来就笨！”老师赶紧说，“没有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误会我了。”
化学老师下次上课还专门跟同学们解释，“民族同学用自己的非母语听课，都能不犯错误，我是为了鼓励你们，不要曲解我的意思！”那几个当时笑我的哥们儿说，“不会吧，艾尔肯，我们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这么认真！”现在想想，我也不知道当时干嘛那么较真，好像从那个时候，我就有了对自己民族的保护意识。
高三时，语文老师，他也是汉族，有一次进来说了一句话，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孩子们，我又看到了你们的英语成绩比语文成绩高，可能因为你们的班主任是英语老师吧。但我真心想告诉你们，不管你们以后走到哪里，别人的语言学得再怎么好，只要你母语学不好，别人也会瞧不起你。”
这句话当时对我刺激太大了，因为我的母语我基本就不会。直到高三，我的维吾尔语只能听说，读写方面我完全不会，等于是文盲水准。那位语文老师是想鼓励大家学好汉语的语文，但他没意识到，班上还坐着我这样的“民族分子”呢。他的这些话成为了我日后自学母语的最大动力。
我的高中就这样过去了。我的高考成绩很一般，但赶上了中国大学扩招，我被南方的一所三本大学录取了，它招收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民族学生。新疆很多自治区领导的孩子，成绩不好的，或者其他有点钱的家庭，孩子都送那儿去了。
我的宗教观开始形成
父母离婚之后，我母亲面临着巨大的心理问题。加上后来外公去世，母亲像是一下坠入了人生最低谷。她几乎变成了祥林嫂，天天哭，不停跟所有人讲述自己的悲惨人生。很快她身体也不行了，腰椎间盘突出，站都站不起来，被迫手术。手术一下花了十几万，经济上也背负了巨大的压力。2004年冬天，手术后，她回到乡下静养、恢复身体，外婆也方便照顾她。
在那之前，母亲是完全世俗化的维吾尔女性，跟他们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除了饮食方面，几乎跟非穆斯林没什么区别。但看到她糟糕的状态，在她恢复身体的同时，我外婆就把她送到一个阿訇那里去做心理辅导，当时主要是想重新塑造她对生活的信心。
在新疆，对宗教有正确理解、能够很好诠释的真正的宗教人士太少了，这里可能就有政府的政策失误。政府总想把控一切，很多清真寺的阿訇变得政治性很强，南疆有的清真寺里还要升国旗，讲民族团结、计划生育。这样就产生了问题，民众对官方代表的宗教人士，就不信任了。可这样下去，当维吾尔人遇到困难，心灵感到空虚，想要主动寻求宗教帮助的时候怎么办呢？宗教极端分子就有市场了。
我母亲的幸运之处在于碰到一个好的阿訇。这位阿訇家里祖祖辈辈就从事宗教研究，自己受过高等教育，还在国外学习过。母亲的思想慢慢开始转变，比如领悟“惟有忍耐与克己方能能领悟人生的真谛”，等等。她学会了读古兰经，学会了做礼拜，但这些我当时并不知道。她从乡下回来以后，我常常去母亲那里住几天，那时候哥哥已经去上大学了。我突然感觉母亲好像变了一个人。她明显对父亲开始有了宽恕和谅解，对生活的态度也乐观起来。父亲还是世俗化的态度，甚至会诋毁母亲，来保护他自己，为他自己的选择做辩护。母亲则从脆弱状态中走出来，变成了一位大方、坚强的女性。
她并没有强迫我、要求我跟她一样去虔诚信教。但高二那年的斋月，盖德尔夜那天对我很重要。根据我们的宗教，虔诚的穆斯林在盖德尔夜要通宵礼拜、祈福。当时我很好奇，就对母亲说，不如我也跟你学习一下怎么做礼拜吧。她非常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想自愿做礼拜。自愿很重要，强迫、占有一个人就会让人产生反感。
一夜祈福、洗礼、礼拜之后，我突然觉得心里特别舒服，思想特别清晰，早上去上课的时候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
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清真寺，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我们高中的时候做礼拜是地下状态的，如果学校知道，肯定德育处会找麻烦，搞不好要处分、开除（尽管中国并无明确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禁入清真寺，但根据中共党纪规定的精神，1990年起，新疆很多地方设立行政规定，禁制未成年人进入清真寺活动；在学校，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被视为是引导学生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举措——编注）。
学校的老师们一直教育我们，宗教是封建迷信——这几乎是学校的正式教条，我们要崇尚科学，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但阿訇跟我们说什么了呢？“一个撒旦不惧怕一百个无知的人，但一百个撒旦会惧怕一个有识之士。”“你们应该去学习、去求知，不论是《古兰经》还是科学。”他还举例说，你不会看到一个教授在街上拿刀砍人，不会看到教师在当街大小便。我内心觉得，唉，阿訇好像在教育我们好好学习、不要做坏事，这也不算什么封建迷信吧？加上母亲的改变，宗教在我内心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了。
但新疆有些人总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定义宗教，要别人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让人很不舒服。有的阿訇甚至把电视也当做撒旦。有的阿訇把《古兰经》都背下来了，但他们没有去钻研。如果问他们某段经文的原意，他们解答不了。这样容易产生两种后果：要么让人完全远离宗教，要么容易让人变得特别狭隘，容易走极端。
在新疆，谈到宗教，大家下意识都觉得宗教是保守、传统的状态，排斥现代文明。如果问这些阿訇们，为什么有一段这样的讲法？由于自身对伊斯兰认识太肤浅，他们就只会告诉你，《古兰经》就是这么说的，没有为什么。你要稍微多问几句，他马上就会给你扣帽子，批判你。这些阿訇们也有一种独裁的意识。很多独立思考意识比较弱的人也不敢去反抗，只有服从。这时候如果遇到一个有私心、想其他事的阿訇，就很容易带领一批人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这也是新疆很多问题的原因之一。在我的认识中，一方面，新疆各地世俗化的进程在加速，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刻板而严格，再加上地方官员的腐败、诸多事务上的大汉族主义等因素，确实有一大批非官方的阿訇形成了带有民族情绪的极端伊斯兰思想。但我说的这种极端思想，主要是对伊斯兰教的狭隘理解和误读，而不是简单的恐怖主义思想。
虔诚的信徒为何如此暴力？
目前新疆这样的宗教环境下，很多信徒对宗教的理解能到什么程度呢？我后来遇到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大四在乌鲁木齐实习时，有一次和朋友去网吧，在二道桥附近一个维吾尔人开的，条件很好。我去用了一会儿电脑之后，想去找厕所，前台的人给我指了一个方向，我就往里走。但当时光线有点暗，我一直往里，路过一个门口时，不小心踩到一个东西。一看，坏了，是一个人做礼拜用的毡毯，原来门里面居然有一个维吾尔小伙子在做礼拜。
破坏人做礼拜仪式是冒犯别人的“罪过”。但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道歉的话，小伙子冲过来一拳打到我脸上，我直接就懵了。还没来得及说话，他人高马大，一套动作奇快的组合拳落在我眼睛、鼻子、嘴巴上，直接把我打出门去。一边打他还冲我大吼，你脑子有病吗？我在做礼拜！
我返回去找到厕所一照镜子，发现自己嘴巴肿了，鼻子流血，眼睛变成了熊猫眼。我洗了洗脸才缓过神来，我要去找他理论，但他和网吧的老板都赶我走，根本不给我讲理的机会。我直接走出网吧给我叔叔打电话。叔叔是这个区政府的干部。我说，叔叔，我被人打了，他们还不给我讲道理的机会，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
叔叔很快带着这片派出所的所长和两个警察过来了。叔叔把那个打我的小伙子揪过来，冲他一通怒吼，“还敢打人？你们这儿有没有王法了！这是什么地方，网吧、台球厅，这是做礼拜的地方吗？你们这是搞非法地下宗教，知道吗？”那个老板和小伙子都吓坏了，扣这个罪名，整个网吧都可以封掉的。
叔叔悄悄问我说，你想怎么处理？他说，你可以自己先去把那个小伙子揍一顿，然后让警察把他抓回派出所关10天。我说，千万别，叔叔，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就是想给他讲我的道理，他们不给我机会说话而已。
我就把小伙子叫到旁边的房间跟他说，我打断了你的礼拜是我不好，对不起，但你没必要这样冲动吧？我们的宗教是仁慈的宗教，暴力不符合真正的伊斯兰教义。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很害怕的样子。这样的人，看起来很虔诚，认真做礼拜，但对古兰经的理解实在太肤浅了。我跟他谈了半天，他似懂非懂地点头。
我就让叔叔把警察一起叫走了，那个所长还跟叔叔开玩笑说，叫我们来，啥事都没干啊，你这个侄子简直是“圣人”嘛！后来，那个网吧老板给叔叔打电话，说自己把那个小伙子打了一顿，算是严肃处理了。我也觉得很无奈。
在新疆，很多人对《古兰经》的领悟还停留在十世纪以前的阶段。如果加上头脑简单，又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煽动，做一些极端的事。归根结底，他们几乎没有正规的渠道去真正学习宗教，没能适应现代社会。
其实维吾尔民族是突厥世界中最早实现农业文明和城市文化的民族，相比其他突厥民族，我们可能是最温和的。而且只要接触到先进文化和新鲜事物，我们总是乐于接受。就连宗教这样难以变更的东西，我们也先后接受过萨满教、佛教和伊斯兰教。我们不是一个保守的民族。
而且维吾尔族在接受伊斯兰信仰的时候也保留了大量我们自己的文化，比如我们有麦西来甫(Meshrep)，这是一种男女都可以参加的大型歌舞聚会，其中还包含诗歌、游戏、教导，等等，这完全是我们维吾尔的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差别很大。我们没有被阿拉伯人同化，相反，我们为伊斯兰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总之，学校附近清真寺的主麻礼拜成了我高中时主动学习的一个课堂。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位我觉得特好的阿訇，是在德黑兰学习宗教知识回来的。他教给我们尊敬长辈、不要杀生。我从他这里感受到了很多正能量，我学到了要做善事，要给予，等等。两年期间，那个清真寺人来得越来越多，甚至清真寺里面坐满了都会做到街道上。但人多了，政府就紧张了，我高三快毕业的时候，政府找了个借口说这个阿訇有问题，不让他讲了。
这个阿訇有什么错呢？无非是没有按照要求宣讲政府的政策、纲领，他就是要独立地讲解自己对《古兰经》的理解。拿我的人格保证，他绝没有讲过任何反抗政府什么的敏感的话。完全没有政治的话题，他就是在讲道德，讲处世之道。
新换的阿訇我也去听过，但特别没意思，几乎就是随便读读经文，到时间就赶紧散场了。我个人认为，这个系统有一种让人悲哀的思维，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管是维吾尔干部、学者还是宗教人士，只要在民间得民心了，政府好像就要找借口把他打下去。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父亲就是政府的官员，一心想做好工作，但怎么也得不到组织信任。信任问题始终是一个雷区。
假如官方还是以打击极端为由，继续打压正常的宗教活动，我认为矛盾会愈演愈烈。这种打压甚至已经触及到了很多世俗化生活状态的穆斯林的底线。比如“黑袍”现象的出现，就是一些本来很世俗化的女孩子，可能因为对社会整体的失落感，开始以“黑袍”行动来表达自己的信仰立场。
现在大家都觉得民族关系有问题，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电脑，它的系统坏了。你不重装系统，永远就是卡机，各种卡，怎么也顺不了。这是最让人郁闷的事。
我们被当成了“新疆小偷”
2006年秋天，我上大学了。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新疆以外的土地。在这座南方的城市，气候非常湿润，到处郁郁葱葱，跟大西北满眼黄土色的景色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色调。城市也非常繁华，来到这里我当然很兴奋。学校招收了很多少数民族，有40多个民族的学生。
大学第一年的五一假期，我们五六个维吾尔学生一起进城去逛街。学校在郊区，我们去城里一趟并不太容易，本来是很开心的事。逛了一天，我们碰到一个挺大的超市，就进去买水喝。但也就十几分钟的功夫，警察来了。
两男一女，三位警察直接走到我们身边，要求查我们的身份证。我们先是特别惊讶，为什么超市那么多人，要来找我们查？警察说，“有人报警，说你们偷东西。”
我脸一下就红了，特别尴尬。我的一个哥们儿比较冲动，哗啦一下把自己的包扯开喊，“你们来检查呀！我们偷什么东西了！”我们赶紧拉住他，跟警察抗议说，怎么能这样！我们都是XX大学的学生！我们还给警察看了学生证。警察一下也很尴尬，只好说，可能报警的人误会了。但我那个比较冲动的哥们儿不依不饶，在超市里大喊大叫，警察也很下不来台，只好一直说不好意思，最后还用警车帮着把我们送回学校。
真的很气愤，也很无奈。其实我也知道，的确在这个城市里有维吾尔人做不法生意。我去过一些维吾尔餐厅，知道他们同时在做大麻和白粉的生意。我们学校里的美国留学生都知道找维吾尔学生来这里买大麻。
我还记得，2008年5月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班主任老师的电话，说学生会有老师希望我去给他们帮一个忙。我赶紧过去后才知道，当地片区的派出所抓到一个维吾尔小孩子偷东西，但他完全不会汉语，需要我去帮忙做翻译。我赶紧去派出所，看到这个小男孩才八九岁，但一点也不害怕，很淡定很老练的样子。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别害怕，我会尽量帮助你。他却只跟我说，哥哥，你让他们放我走吧。
他只知道自己老家是喀什的，但哪个县都不知道。他说自己很小的时候，一个“叔叔”说带他来内地转转，他睡了一觉就到了这个城市，具体是什么时间他也不知道。我只好请警察一定要把他送回新疆去，如果这样放他走，他肯定回去找他的“叔叔”，然后接着偷东西。
有一年暑期回新疆的时候，我们在火车上还碰到过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他们两人十五六岁，都是小时候被拐骗来内地偷东西的，然后一起被警察抓住，送他们回新疆。那个女孩子后来给我们讲了她的遭遇，包括她被控制他们的人强暴。我真的特别憎恨这些人，他们做的事彻彻底底违背了我们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
很多开新疆餐厅的人也都从事非法营生。他们利用民族问题比较敏感的情况，钻政策的漏洞，出了事就跟警察“私下解决”。有的干脆是黑道白道都有关系。这些人败坏了我们民族的声誉，也败坏了新疆的声誉。
很多内地人对新疆的印象就是小偷和沙漠，近几年还加上了恐怖分子。我们一开始还会全力解释，认真地讲要区分个别人和整个民族、地区，但时间久了真的有点麻木。碰上一些张口就骂的人，我们也无能为力。
几乎90%以上的聚会都会打架
虽然是在内地，但跟以前“民考汉”的环境相比，我几乎是生活在完全维吾尔的环境里。哥儿们在一起喝酒、踢球、弹吉他，加上有点盲目和狭隘的心理，民族自豪感一下就起来了。
但第一次老乡会，就有人打起来了。后来我才发现，几乎每次维吾尔同学聚会、喝酒，90%的可能都是最后都有人打架。这次是一个库尔勒的学弟和一个和田的学长打起来，然后他们各自的老乡就冲上去。他们打到门外，门外是一条酒吧街，有不少人围过来看热闹，还大声喊，“新疆人打架了！快来看啊！”特尴尬。女孩子们很快就散了，聚会也就这么狼狈地结束了。
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本身就血热，而且民族性之外还有地域性的问题，就很容易在酒后冲动、摩擦。维吾尔同学之间打，维吾尔人和西藏、内蒙的同学也打。我当然也得参与。不去又不行，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面子上下不来。
有一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在酒吧里喝酒，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结果，大家果然不出所料地又打起来了。几个“民考汉”的同学跟“民考民”的打。我去拉架，也被踹了几脚。我非常失望，好不容易等打完把大家叫在一起说话。我说，你们能不能讲点民族感情？这个样子，让别人怎么看我们这个民族？为了一点点小事就彼此伤害，以后我们会成什么样子？讲到后来，有的哥们儿都哭了。
那段时间很混乱。我每天早上做一次礼拜，但晚上常常又跟朋友们喝酒。喝完了早上再起来忏悔。在学习过程中，我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学了很多新知识。我还记得自己看了《伍尔夫日记》后开始写日记，对社会、人性等等有一些反思。我也开始想做一些对我们这个民族有意义的事。比如，至少能改变一些别人对新疆人粗俗、野蛮的坏印象，也是一种贡献。
被人误解的体味问题
我从大二起就被选作我们班的班长，我对自己要求更高了，好像事事考虑要代表维吾尔人的形象和名声。班上有捣蛋的同学，我把他们叫到宿舍里来，喝酒，谈心，要求至少给我撑面子，他们还真都做到了。
学校把少数民族和汉族分成了不同的班来上专业课，只有选修课大家才有一起上课这样的接触机会。汉族同学常常问一些对新疆特别缺乏常识的问题，比如你们平时上学是不是骑骆驼的，有的是半开玩笑，有的还挺认真。学校可能觉得少数民族同学底子薄，于是给我们施行特殊政策，45分及格。汉族同学是要到60分才及格的。
这种45分政策，很多人，尤其是汉族同学会觉得是一种给我们的照顾、优惠，但后来我学社会学的课程时才意识到，它应该叫做“反向歧视”。当时我没有这种认识，但也去找辅导员抗议过。我说，老师，这种政策不是歧视少数民族同学，暗示他们本来就能力低吗？老师很吃惊，她说，“啊，第一次有人这样想这个问题呢！……嗯，那你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会去反应一下！”
后来？后来就跟很多其他的事情一样，没了下文。其实我鼓起勇气去找老师反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同时面临着很多同胞们的压力。我的一个哥们儿就很生气我这样做，他觉得是我成绩好，太自私了，不考虑他们这些成绩比较差的同学。“你这样搞，要是我们不及格了怎么办？”他们是维吾尔人里的“保守派”，不想失去这些已有的“优惠政策”，但他们不明白，这样的政策只会让少数民族的同学不好好学习，那毕业了怎么办呢？到社会上工作的时候，谁会给我们优待呢？
班主任老师有一次特别小心翼翼地想跟我谈一件事，她反复强调，艾尔肯，你千万不要生气啊，我就是问一问。她是害怕伤害我的民族自尊。她说，你们这个民族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卫生习俗？我这里有几个同学反映，他们宿舍的维吾尔同学体味太大，很影响宿舍里的味道。
我的脸一下就红了。我说，老师您千万不要误会，这个跟我们的民族习俗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严格按照伊斯兰教要求，我们穆斯林是要求每天洗礼的，从生理到心理都要求绝对的纯净。
我问清了老师，是哪几位同学味道特别不好，并且保证自己会去跟他们谈谈。但从老师的办公室走出来，我也很发愁要怎么做。我们这个民族生理上有特殊性，可能汗腺比较发达。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不注意清洁卫生，的确会味道很不好。但我要直接去讲的话，太伤害这几个哥们儿的自尊了。
我找了一位学长，跟他说了这样的情况，然后一起商量要怎么做才能解决问题。后来，我们把这几个同学找在一起喝酒，喝到差不多的时候，我和学长互相使了一个颜色，他就开始讲述自己比较懊恼的事。他说，“我一度不太注意卫生，身上味道让其他同学们很不喜欢，后来特别后悔这样的事……”
然后我趁机就表示，这样的事太可惜了，我们一定自己要多注意，不能因为这种事损害维吾尔族的民族形象。其他几个同学好像想到了什么，纷纷表示赞同。
过了几天，老师特别高兴地找到我。“艾尔肯，太神奇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啊？”她说，“我找那几个反映情况的同学了解了一下，他们居然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说维吾尔同学都已经很注意个人卫生了，之前是自己太小气了！”
难产的维吾尔文报纸
大二那年，我之前高涨的自信和热情受到了一次严重打击。我们新闻学院里，汉族同学们风风火火地做起了各种各样的媒体工作，电视台、报纸，尤其他们一份报纸，经常报道学校和我们周边的新闻，让我特别羡慕。我突然想，不如我们办一份维吾尔语、或者维汉双语的报纸怎么样？
办一份维吾尔文报纸，免费发放，也确实能给我们这个群体有很多启发，比如我特别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好好学到东西，才能让自己的民族强大起来。至于经费应该也不是大问题，全市的维吾尔生意人有不少，我觉得可以拉到赞助。我身边的哥们儿们都很支持这个想法，一个个跃跃欲试。
于是，我兴冲冲地去找我们辅导员谈了这个想法，她当场表示很好、很支持，让我去找新闻学院的副院长，也是“中国新闻史”的老师谈谈。我做了很多准备，写了一个提案，信心充足地找到副院长谈。他听完后说，小伙子，很不错嘛！这个想法非常好！但是——总要有个“但是”，我觉得我在短短的人生里碰到了太多的“但是”，好话一大堆，后面来个“但是”，就全完了。
副院长也是怕打击我的热情，“但是”后面只是提了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懂维语的指导老师啊，出了政治问题谁来把关呢？
“学校从来没有这种先例嘛，”他补充道。这倒是实话，我当时查过，在新疆以外，似乎全国只有中央民族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有学生办过维语报纸。最后副院长让我做两件事，一是去找学校的民族部，问问有哪些相关规定；二是去找文学院的一位汉族老师，他以前在兵团生活过，懂一些维语，看能不能找他做指导老师。
我就马不停蹄地去找民族部，民族部的腔调也很为难，“啊……这个嘛⋯⋯这个不好办啊，我们没有这种先例，要不然，你们再去找找院领导具体谈谈？”兵团生活过的汉族老师也差不多，热情支持我的想法，但又很为难，特别委婉地表示，自己维语的语言程度没到给报纸把关的水准，最后把我很客气地送出了门。
这个时候我就有点儿失落了，原来新闻这个东西，很敏感啊！可是看那些汉族同学们，很容易副院长就给签字同意，拉来赞助，报纸就办起来了，还是每周都出的。为什么我们想办一份自己语言的报纸就这么困难呢？
我又找了院长助理——这位助理人非常好，经常跟我们一起踢球，也特别喜欢我。他表达了支持，并且帮我想办法约到了院长（兼书记）的时间，让我直接去说服领导。我做了最大的努力去准备，想到的理由包括，报纸帮助疏导学生们的民族情绪、理性正确看待民族问题、锻炼民族学生的媒体运作能力，有利于毕业后找工作，等等。
但听我啰嗦了一大堆之后，书记的第一个问题问出口，我的心都凉了。他居然问我：“你们这个民族的语言，在电脑上可以打出来吗？”
我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让人心寒的话。我都有点不想回答，但还是只好说，“可以的，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几十年了，一直有维吾尔文报纸。”他也有点不好意思，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嗯，年轻人，你的这个想法非常好啊！促进民族团结嘛。但是——”得了，“但是”又来了。
就这样，新闻院、民族部、团委，各种领导和老师把我推来推去。几个回合下来，我的热情也没了，放弃吧。虽然从始至终也没有人给我解释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办一张维吾尔文的学生报纸。
那个压抑的夏天
2009年6月26日，广东韶关事件发生了。（2009年6月26日，在广东韶关市旭日玩具厂厂区，维吾尔员工与汉族员工发生冲突并引发大规模集体斗殴。当局出动400名警力平息事态，但据官方统计，事件仍造成120人受伤，其中新疆籍81人，以及2名维吾尔员工死亡。事件起因为约10天前，有网帖谣传该厂两名汉族女工被维吾尔工人强奸。）我记得是法学院的一个哥们儿给我打电话，叫我去他宿舍，说出大事了。我到的时候，发现好多维吾尔同学都围在一起看YouTube视频。
我们看到的视频里，有一群汉族工人拿棍棒什么的打死一个维吾尔人之后在欢呼，旁边有保安样子的人就只是看着。血淋淋的画面太惨了，我法学院的哥们儿立即血往上涌，他当时就喊，我们学校有没有广东韶关的同学，我要去找他打一架！我们赶忙把他劝住。
之后很快，网络上各种激烈的言论碰撞就开始出现了。汉族人骂“新疆小偷”，“这样的民族就应该从地球上消失！”维吾尔人就骂汉族人猪、“黑大衣”（Hitay，原为俄语中对“契丹”的称呼，后统指“中国人”，现维语使用中带贬义），说他们掠夺新疆资源。从组织维吾尔人到外地用工的政策，到自治区政府在事件后的不作为，大家不断争吵，各种肮脏激烈的话都不断出现。
再到后来，所有的语言似乎都失效了——7月5日那天，我们能看到的语言就变成了“今天下午3点，自治区政府门前集合，讨回说法。只要你是维吾尔人，就把这条信息转发20个人。”对，这是我们收到的短信，而且这条短信最后还附上了那首著名的德国牧师的短诗《起初他们》，他是在忏悔，二战前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时自己没有说话，“等他们来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收到这条信息时我是在暑假回新疆的火车上，信息来自我一个中学同学、后来在新疆读大学的一个朋友。当然，信息我很快也转发了20条。没有多想，当时就是觉得大家该出来说话的时间到了。
7月5日下午我下了火车，回到家。我还给父亲带了两本《凤凰周刊》杂志，一期是讲热比娅，一期是讲喀什老城改造。他也想不到中国还有杂志用这样的视角来报道新疆问题——不那么官方，比较真实客观。我和父亲、叔叔坐在家里看杂志，还一边聊着相关的问题。
突然，表哥来到我家，气喘吁吁地说，大学生集会了，可能要出事。我们赶紧上网看，发现人人网、QQ空间上很多图片都已经出来了。从下午3点集会开始，三个多小时，自治区没有任何人出来回应。人群却在不断聚集，旁边的警察也在增加。
我有一个维吾尔族的中学同学事后告诉我，他在新疆财大上学，本来也在集会现场的。他说原本人群以学生为主，后来很多无业青年、混混、社会渣滓模样的人都进来了，而且开始喊民族口号，人群也越来越激动。他就开始害怕了，觉得不对，就抽身跑回学校。他真是幸运，离开不久，就出大事了。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杀人、抢劫、砸店，整个世界都疯狂了。彻彻底底的悲剧。那些杀人的人是完完全全违反伊斯兰教义的，《古兰经》清楚地说过，凡枉杀一人者，如杀众人。更别提那些强奸女性，杀害女性的暴徒了。更悲剧的是，这样的事一发生，两个民族直接的对立和仇恨就深到难以想象了。
不过，直到后来我也不相信如政府所说，这是境外势力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我个人觉得，如果有组织有计划，那些人不是更应该直接冲击政府或者电视台，宣布什么政治主张吗？当时的局势已经完全失控了。我觉得就是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爆发，然后无法无天的状态让那些社会渣滓为所欲为了。
整个夏天，新疆都处在紧张和动荡的气氛中。网络全部断了，短信每天也只能发15条。倒是每天都能收不少政府提示的短信。政府也几乎完全失去了公信力。身边的很多人，都宁可听信谣言也不信政府；甚至政府说了什么，大家就会把消息猜测一番，他们是想掩饰什么呢？新增装了数字电视盒之后，很多维吾尔人都认为电视盒里有监听器，不敢在家里讲什么不好的话。
我有一个哥们儿，维吾尔人，他的女朋友是一个汉族姑娘，这个姑娘的父亲是自治区公安厅的，他在七五之后痛恨维吾尔人，要求家里馕都不许吃。姑娘偷偷告诉我哥们儿之后，哥们儿不但没有安慰她，反而两人大吵一架，分手了。
对于新疆人来说，这个夏天很压抑。
我的这个民族也不是那么完美
大学里，我对自己的民族命运有了新的认识。最早是在2007年5月，我记得那时YouTube和Facebook都还可以使用，我们有一次在网吧上网的时候，突然有人发给我们一个链接，是热比娅女士的演讲。我们当时都被震撼了。一排维吾尔学生坐在网吧里，屏幕上全是一个内容。她在讲话里讲到了“东突厥斯坦”这个词，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太震撼了！几乎呼吸都屏住了，非常激动。我们以前从来没听过这个词，当时只觉得这名字好牛逼！当然，事后我们有争论，有人觉得她很了不起，有人觉得她本身没有能力代表我们的民族。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根本不了解政治，也没什么更多的知识，只是好奇。还有哥们儿找来了库莱西-苏力坦（Kurash Sultan，1980年代新疆著名歌手，后因政治原因被软禁，最终流亡海外）的一首歌，非常民族主义的歌曲，歌词里大致有这样的意思，“今天，我们迈向为自由而奋斗的道路，要让自由的火炬点亮所有地方。”在我们宿舍里用大音箱播放，那感觉太酷了。每次踢球比赛前都要听这首歌曲，然后就感觉好像是在为整个民族踢球，特别有冲劲儿。
热血之余，我也开始主动搜寻一些“三区革命”（1944年9月，在苏联的支持下，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爆发对抗国民政府统治的民族革命和武装割据，并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那段时间的历史资料来看。那年暑假我回到家里，还特地问我父亲和爷爷，咱们维吾尔人是不是还有这么一段“东突厥斯坦”的历史？父亲拍了我脑袋一下说，唉，小子不错啊，你还知道学习这些！于是父亲就给我找来了祖尔东-萨比尔(Zordun Sabir)的小说《故乡》(Anayurt)的无删节版（祖尔东生于1937年，为维吾尔文学史中地位极其重要的当代作家，他的代表作、三卷历史小说《故乡》描写的正是“三区革命”前后的历史），让我来阅读。这部小说特别棒，像是我们民族的史诗。
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我却受了一次打击。有一次，哥们儿们聚会喝酒，大家本来应该平摊费用，但有几个哥们儿当时提出没钱了，让我先垫上，我就掏钱垫了。第二天，谁也没有主动还钱的意思，害得我跑去不同的学院找他们要。有的人就半开玩笑，阴阳怪气地说，唉，艾尔肯-江（“江”在维吾尔男性名字中后缀，本来表尊敬之意），就这么几个钱你翻山越岭地跑来要，至于么？还有人就磨磨蹭蹭说，暂时没钱。
我特失望，觉得人真是自私的动物！我当时每个月父亲都会从银行账户给我转账生活费，一下没钱了，我不好意思问他去提前要。我也怕他知道我们喝酒什么的会失望。但这样一来，到月底之前，我的经济一下就困难了，我算了算，每天只能吃一顿饭。
于是我中午下课不吃饭就回到宿舍，喝点水，在床上趟一会儿，节省体力。长期挨饿的感觉真是太让人难忘了，整个人先是身体变得虚弱，然后意志力也渐渐消退。那是非常难过的感觉，我似乎明一下白了爷爷那一辈人为什么对共产党充满感激之情，从战乱动荡、“连白面馕都吃不上”的时代到吃饱肚子，这真是一种巨大的恩情，给你饭吃的人你永远也忘不了。
这时候，给我饭吃的人出现了。这是一个我同班的女孩子，我们关系非常好。她是一个回族的姑娘，她注意到我连续好几天中午不去食堂吃饭，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当然是不好意思说的。她很敏感，可能是猜到了什么，就说她要请我吃饭，我就更不干了。要请也应该是男孩子请，怎么能让女生付钱？
结果第二天中午，她给我打电话，让我从宿舍下楼一趟，说她就在宿舍楼门口。我下来之后，她递给我一个饭盒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宿舍试着做饭，没别的意思，请你尝尝，给我提点意见。你别多想，不好吃可以扔了。”说完她就笑着走了，连反应的时间都没给我。我回到宿舍里，大口大口地吃，那种幸福的感觉真的是用语言无法表达。这个月直到月底，我一直靠爱心午餐过活，我那些平时喝酒聊天的哥们儿们，居然没有一个出来关心一下我、帮助一下我。
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这个民族也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完美，这些人也不是完美的同胞和亲人。加上这期间我看了电影，《我的名字叫可汗》，影片讲述了“九一一”之后穆斯林在美国遭遇的各种歧视，以及主人公如何证明，穆斯林不等于恐怖分子。看完后我懂得一个道理，世界上的人只能分为两种，好人和坏人。我也反思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之前实在是太民族主义了。我常常抱怨汉人歧视，但不知不觉，自己也在以偏概全地去看待汉人，对汉人、甚至所有其他民族都形成了一种“异族”的对立感。
后来我也意识到，其实新疆的很多问题跟内地是类似的，比如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但很多维吾尔同胞把汉人等同为政府、共产党，把内地同样存在的社会矛盾变成了民族矛盾。
不可能的跨民族恋情
那位给我爱心午餐的姑娘是回族人，来自甘肃。我们很快就无话不谈，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吃饭、逛街、看电影，我们做了所有恋人做的事，留下了那么多美好的回忆，但我们就是没能成为真正的恋人。
原因很简单，民族问题。我是维吾尔族，她是回族，在现在的情况下，维吾尔男孩跟其他民族的姑娘恋爱、结婚是非常困难的。即便是其他突厥民族，比如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等，还要被别人指指点点、私下议论。我们本来在人性方面是完美的相配，但我必须在她和我的族群之间做出一种选择。
我们彼此离不开对方，但又不能公开恋爱，本来走在一起的时候，一看到远处有其他维吾尔人，她就得赶紧躲在后面，装作跟我不认识的样子。现在看起来，当时的我真是又自私又混蛋。为这段感情，我也曾经失眠、憎恨、饱受折磨，她也骂过我，也跟我抱头痛哭。我们考虑的事情从来都不是什么物质生活，什么买车买房，但我们要面临的障碍好像更难逾越。
大四的第一学期是实习期，我们可以选择留在家乡实习，也可以选择回到学校所在地实习。她为了想见我，决定回学校。而我那时想躲避、想结束这段不可能的恋情，就决定留在家乡实习。
这段时间我在新疆也很不愉快，经常跟朋友们喝酒。有一天在朋友家喝酒，喝多了，第二天早晨，同屋的一位老乡已经早起在床边做礼拜了，但我却翻身开始吐酒，把脏东西吐在了他做礼拜用的毡毯上。当我看到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吓得几乎浑身发抖，喝酒本身就已经是罪了，我居然还把污秽的东西吐在别人的礼拜毯子上。我到洗手间反复洗脸清醒，回来赶紧忏悔。之后我非常生气，把昨晚一起喝酒的哥们儿们都吼了一遍，我说，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你们要觉得不喝酒就没法做朋友的话，咱们这朋友就别做了！说完就气冲冲地回家。从那时起，好几年了，我真的没再喝过酒。
大四下学期，我赶紧回到学校去跟姑娘相见。那天晚上，我们在饭馆一起吃饭，本来我打算当面了结我们这段感情，但说到祝福她今后幸福的时候，她突然大哭起来，身体直发抖。她一哭我也受不了了，非常难受。我们决定先不谈论离别，在一起好好过一学期。
带着一种末日一般的感伤，我彻底把一直戴着的虚伪面具撕下来了。我开始不再躲避其他维吾尔同学，我甚至带她一起去参加我的维吾尔朋友们的聚会。她特别感动，觉得我终于愿意把她带进自己的生活圈子了。她甚至自学了一些维语，就为了能够更好融入我的生活。我的哥们儿们一开始有点不自然，好像有点别扭，但后来他们也接受了。
我一个哥们儿还给她起了个维吾尔名字“迪丽乎玛尔”(Dilhumar)，她更是喜出望外。也许到现在，她偶尔也会挂念这个名字吧。后来这哥们儿私下还跟我表示，支持我俩在一起，但他给出的理由却非常“民族主义情绪”。他说：“相对女孩嫁异族，男孩取异族更能同化妻子，可以有助于我们民族的扩张。”我只好一笑而过。
不过，这样幸福的时光太短暂了，怎么都不得不面对的就是毕业分手。火车站告别的时候，我先上火车，火车都开动了，她在站台上开始跟着火车跑，边跑边哭。
毕业后，我们试着不再联络，但又总是忍不住联系。那时，我在内地的一家文化公司工作。他们想跟土耳其进行合拍片，以新疆风土人情为主，就让我出差去新疆，做一些翻译、联系的工作。我跟同事去乌鲁木齐出差，事情不顺利，待了很久。这时候快到十一国庆节了，她突然联系我说，她和父母都想来新疆走一走，问我可不可以陪他们一起看一看？
我怎么能拒绝呢？我怎么忍心拒绝呢？
我鼓起勇气，回家跟我父亲讲。在开始讲这件事之前，我连说了几遍“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一边身体发抖，一遍讲述了这段感情。父亲很感慨，但他冷静地给我分析了几点。他说，“如果你要跟她在一起，首先我得花时间来接受这个现实，我跟她也会有一些磨合的时间；接下来，咱们得一起试着让全部大家族的人接受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最后你要有心理准备，也许你们最终会无法被我们这个社群接受，过相对独立和隔离的生活，这些是你要为感情付出的代价。当然，最终的选择权在你。”
我们谈了很久，我最终还是决定放弃感情。当时的我无法冒风险去跟整个维吾尔族群隔离。我觉得，相比爱她，我可能爱我的家人和民族多那么一点点。当然，父亲答应我好好接待他们一家人。那时候我刚刚工作，没有积蓄，父亲如果不帮助我，我是没有办法招待客人的。
在父亲和叔叔的帮助下，我尽全力招待他们一家三口，展示家乡的美好一面。不但安排食宿、交通，还请他们来我家里做客。看得出，她父母也特别喜欢我，甚至还故意留出时间给我们单独相处。抱着如果我们最终决定在一起的希望，她母亲还问到当地的房价，但我几乎不敢看她们的眼睛。
告别时，我开叔叔的车送她们去火车站。告别之后，在回来的路上，她给我发短信说，她妈妈给我留了一个信封在车后座。我赶紧去看，天，原来她妈妈装了几千块钱，还有一封信给我。钱算是这些天他们的花销，他们知道我好面子，不肯让他们花钱，所以当面没有跟我争着付账。信里妈妈说，特别感谢我这几年照顾她的女儿。还说不管以后我们会怎么样，都祝福我。
我心里百感交集。我一度埋怨、憎恨邪恶的政治，觉得是它把我们这个民族变得自我保护意识过强——与其他民族共处的困难也是因为过度自我保护，怕被同化、怕受伤害。但现在看，不管怎样，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的冷酷和自私。
我来到了美国：“维吾尔，那是什么？”
大学的后半段，我渐渐开始对电影着迷，同时对美国文化也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我也越来越热爱英语，甚至把奥巴马选举获胜的演讲背得滚瓜烂熟。
我迷恋看的美剧有一大堆，《越狱》什么的都看，最喜欢的电影则是《教父》。我选修了电影课，自己拍摄了一部作业短片，得了96分的高分。自那时起，我就想毕业后投身电影事业。我最大的梦想是做电影导演，拍摄一部以维吾尔人为主题的电影。
我喜欢美国文化，美剧里那种人道主义、英雄主义的东西我很喜欢。维吾尔人不是不接受外来事物。相反，我认为维吾尔社会很容易对外来文化产生认同感，只要这种外来文化有足够的软实力来征服我们。比如，俄罗斯文化一度被广泛认同。但汉族文化的软实力一直没能征服我们，我们常常会想到文革、饥荒、现在官场的腐败横行等等，这些事都是汉人带来的。这常常让我们有一些排斥心理。
相比汉文化，现在维吾尔人显然更接受西方文化。在新疆，维吾尔人之间聊天，要是维语里夹杂几个英文单词，别人会觉得你挺棒、挺有格调的，但你要是夹几个中文词，肯定会招来一通嘲笑：是不是维吾尔人啊，连维吾尔话都不会说了吗？
大学毕业后，我的工作也很不顺心。在新疆出差的过程中，要跟文化口、宣传口的各种机关部门打交道，结果让人非常失望。非常简单的事情，他们拖来拖去，互相推诿。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就满口讲一些虚伪无用的话。公司请各种官员吃喝了很多次，也没有结果。耗了几个月也没有批下来合拍片的许可，公司只好决定让我们回去。文化领域的非常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太让人失望了。
我决定重新考托福，申请去美国读书。很幸运，我居然被美国一所大学新闻专业的硕士项目录取了！而且更加幸运的是，由于我在大学里表现很好，又是优秀毕业生，老师和学校给我开具了证明，让我比较顺利地拿到了护照。
于是就从公司辞职，回家准备。我把消息告诉了迪丽乎玛尔。她吃惊过后，既替我高兴——她知道我一直梦想去美国学电影，又很难过、不舍。
在我回到新疆家里不久，真正让我震撼的消息来了。她突然短信告诉我，她要结婚了。自从他们一家从新疆回来，确定我们无法在一起之后，她的父母给她安排了相亲。她告诉我，那个男生比她大几岁，人很好，他们很快就要结婚了。她结婚之前那天，QQ状态变成：“真主保佑我吧，希望这次我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我的心都要碎了。
于是，两年前，我终于来到美国。一切都是全新的，我的情感也结束了。
在海外的感触很多，但首先一条是，这个世界对维吾尔人的了解太少了。我们在新疆的时候，大家都非常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骄傲，也总觉得全世界应该都了解我们。但在美国发现，完全不是这样。跟藏族人比，我们太默默无闻了。
我跟很多美国朋友聊天，他们问我哪儿来的，我说我来自中国，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开玩笑——毕竟我长得太不像他们印象里的中国人了。我只好说我是少数民族，我是维吾尔人。但“Uyghur（维吾尔）”这个词说出口之后，美国人最常见的反应是：“Uyghur？What is that？（维吾尔？那是什么？）”
这时候我简直尴尬极了。我只好问美国朋友，你知道西藏吗？他们会说，Yes！然后，我就不情愿地说，“好吧，我们在西藏旁边，我们的问题都是类似的。”
为了让美国人能多了解一点我们，我甚至和维吾尔朋友们做过一些傻事，比如，我们跑到第五大道的苹果旗舰店去，把所有的几十台电脑桌面上的Wikipedia（维基百科）都打开，在里面输入Uyghur(维吾尔)，然后悄悄走开。说不准就有一两个顾客用电脑的时候，会停下来看一眼呢。这样，不就多一两个人对维吾尔人和我的家乡多一点点了解吗？
这段时间里，我对美国文化，对我们的宗教，对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有了全新的认识。比如，我学会了分析问题，而不是简单地选边站。我不会带着那么狭隘的民族情绪去看这个世界和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我也慢慢体会到了天赋人权的含义。我相信我现在的民族观更加健康、更加完善。我也越来越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都是有原因的。当然，我做电影的梦想没有改变，希望有一天，我能为我的民族，做好这件事。
星期三, 3月 12, 2014
昆明暴恐案3名涉案者案发前已落网
时间：2014-3-10
来源：财新网
【财新网】（记者 秦旭东 田园）参与云南昆明“3·01”暴恐案的八名歹徒中，除五名现场被击中，致四死一伤，其余三人于2月27日在红河州个旧市沙甸镇落网。
上述八人团伙曾在沙甸镇落脚，试图策划自制爆炸装置，但未果。有三人于2月27日被警方抓获。而其余五人则包车逃至昆明，于3月1日晚进入昆明火车站，酿造了惨绝人寰的“3·01”事件。财新记者从接近警方的人士获知上述消息。
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3月4日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云南代表团驻地通报这事件时，透露了这一消息时，提到“另外三名逃犯在云南红河州落网”。央广网在报道此事时，还进一步引述秦的讲话说，3月1日事发当天，被特警击伤的一名女性犯罪嫌疑人，清醒后已经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八名歹徒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财新记者获知，当晚被击毙的三男一女中，女性为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的妻子。
据秦光荣3月4日透露，这八个人原先是想出境参加“圣战”，从云南走不出去后反过来跑到其他地方，到了广东也出不去，重新回到云南，到了红河，他们在红河做的计划就是，跑不出去的话就在红河和昆明火车站或汽车站发动“圣战”。据央广网引述秦光荣的话透露，“与这8人有联系的相关一些人目前正在布控”。
3月9日，在全国人大云南代表团开放日上，秦光荣回答记者提问时还介绍说，昆明“3·01”恐怖袭击事件有四个鲜明特点：“事发突然、反应迅速、处置果断、群众参与。”歹徒9点10分开始杀人，9点12分铁路值班民警已经与其进行斗争，9点20分昆明市公安局接到铁路公安的求援电话，9点22分多位民警赶到，最终在9点33分将犯罪分子制服。
秦光荣总结教训时说，一是反恐意识不强，二是情报信息工作有一些问题，三是铁路系统的整个保卫体制也有一些问题，铁路公安自成系统，负责火车站里和车站广场的安保，铁路值班的警察和保安手中没有武器。
至财新记者发稿时，“3·01”事件死亡人数为29人，伤者为143人。据昆明市市长李文荣3月9日在人大云南代表团开放日称，“截至目前，伤员无一死亡，出院27名，重伤减至44名，伤员救治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来源：财新网
【财新网】（记者 秦旭东 田园）参与云南昆明“3·01”暴恐案的八名歹徒中，除五名现场被击中，致四死一伤，其余三人于2月27日在红河州个旧市沙甸镇落网。
上述八人团伙曾在沙甸镇落脚，试图策划自制爆炸装置，但未果。有三人于2月27日被警方抓获。而其余五人则包车逃至昆明，于3月1日晚进入昆明火车站，酿造了惨绝人寰的“3·01”事件。财新记者从接近警方的人士获知上述消息。
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3月4日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云南代表团驻地通报这事件时，透露了这一消息时，提到“另外三名逃犯在云南红河州落网”。央广网在报道此事时，还进一步引述秦的讲话说，3月1日事发当天，被特警击伤的一名女性犯罪嫌疑人，清醒后已经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八名歹徒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财新记者获知，当晚被击毙的三男一女中，女性为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的妻子。
据秦光荣3月4日透露，这八个人原先是想出境参加“圣战”，从云南走不出去后反过来跑到其他地方，到了广东也出不去，重新回到云南，到了红河，他们在红河做的计划就是，跑不出去的话就在红河和昆明火车站或汽车站发动“圣战”。据央广网引述秦光荣的话透露，“与这8人有联系的相关一些人目前正在布控”。
3月9日，在全国人大云南代表团开放日上，秦光荣回答记者提问时还介绍说，昆明“3·01”恐怖袭击事件有四个鲜明特点：“事发突然、反应迅速、处置果断、群众参与。”歹徒9点10分开始杀人，9点12分铁路值班民警已经与其进行斗争，9点20分昆明市公安局接到铁路公安的求援电话，9点22分多位民警赶到，最终在9点33分将犯罪分子制服。
秦光荣总结教训时说，一是反恐意识不强，二是情报信息工作有一些问题，三是铁路系统的整个保卫体制也有一些问题，铁路公安自成系统，负责火车站里和车站广场的安保，铁路值班的警察和保安手中没有武器。
至财新记者发稿时，“3·01”事件死亡人数为29人，伤者为143人。据昆明市市长李文荣3月9日在人大云南代表团开放日称，“截至目前，伤员无一死亡，出院27名，重伤减至44名，伤员救治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星期一, 11月 25, 2013
新疆去年发生近200暴恐案 "东突"渗透计划曝光
作者：记者卢国强、朱东阳
來源：《瞭望》新闻周刊
http://news.sina.com.cn/c/sd/2013-11-25/092928802800.shtml
在大多数中国内地居民的意识里，“恐怖袭击”是“9·11”，是伦敦地铁爆炸案，是发生在遥远地方的特定事件。然而，近期发生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却告诉我们，恐怖袭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2013年10月28日，3名嫌疑人驾车在天安门制造了5人死亡、40人受伤的袭击事件，经过公安机关调查，这起事件被定性为“一起经过严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不经意之间，“恐怖袭击”已经来到我们身边。
10月31日，我国政府在强烈谴责“10·28”事件的同时，再次表明一贯坚决反对并严厉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立场。在刚刚闭幕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消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绝不对恐怖主义低头。
“恐怖袭击”来前毫无征兆
很多人最先是通过网络得知，28日12时许，“天安门一辆车撞进人群并起火”。随后，几张发自现场的图片在网上流传。
事件发生后，北京市交管部门立即对长安街东西双向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根据公安机关要求，12时39分，地铁1号线天安门东站采取临时封站措施，1号线各次列车在天安门东站通过不停车，1号线天安门西站B口采取出入口封闭措施。
是交通事故、意外，还是恶意的犯罪行为？事发地点的特殊性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官方在事发后一个半小时左右，发布了第一条消息：“28日12时05分许，一辆吉普车由南池子南口拐入长安街便道，由东向西行驶撞向金水桥护栏后起火，行驶过程中造成多名游客及执勤民警受伤。警方在现场立即开展工作并组织施救，火被迅速扑灭。目前，受伤人员已全部送往附近医院救治，吉普车司机及车内人员共3人已确认死亡。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此后的多次官方发布中，“‘拐’入长安街便道”被修正成“‘闯’入长安街便道”。一字之差，足以证明事件性质发生了变化。
据统计，这一事件共造成5人死亡，40人受伤，除了肇事车内3人死亡外，另有2名游客死亡(1名菲律宾籍女游客、1名广东省男游客)，40名受伤人员中包括3名菲律宾籍游客及1名日本籍男游客。
事件发生后，“北京市公安、应急、卫生等相关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工作并组织施救”；“中央领导同志和公安部、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赶到现场指挥处置工作，要求全力以赴抢救伤者，迅速查明真相，采取有力措施，确保首都安全稳定”；“为全力救治伤员，相关医院迅速组织专家紧急会诊，根据伤者伤情分别采取手术、包扎及其他紧急治疗措施。当日下午，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前往医院指导救治工作并看望慰问伤员”。
没有任何修辞色彩的字里行间，细心人依然可以品味到事件的重大、急迫。
事发当天，北京警方会同多地公安机关，连夜展开调查，查明车内死亡的人员分别是乌斯曼·艾山、其母库完汗·热依木及其妻古力克孜·艾尼。案发仅十余个小时，在新疆等地公安机关大力配合下，北京警方先后将玉江山·吾许尔、古丽娜尔·托乎提尼亚孜、玉苏普·吾买尔尼亚孜、布坚乃提·阿卜杜喀迪尔、玉苏普·艾合麦提等5名同伙抓获。同时，警方在嫌疑人暂住地发现“圣战”旗帜、长刀等物品。
10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处获悉，警方初步认定，“10·28”事件是一起经过严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10月31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向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通报“10·28”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时指出，这起事件是在当前国际恐怖活动处于活跃上升期，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国际大背景下发生的。
10月3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这种针对无辜的平民和游客的暴力恐怖袭击是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行径，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齐声对此予以强烈的谴责。没有任何一个讲法治、负责任的政府会对暴力恐怖行为姑息纵容。”
“恐怖主义”并不遥远
据嫌疑人玉江山·吾许尔等人供述，这起袭击事件是经过提前策划并最终实施。“针对无辜民众进行的暴力活动、暴力活动的形式不特定、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是恐怖事件的构成要素。从这方面看，‘10·28’事件是一起典型的恐怖事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专家李伟说。
受访专家指出，在大多数国人和部分地区政府官员心目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恐怖主义离我很远”的想法，但实际上恐怖主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现代恐怖活动的特点就是吸收平民参与，拿起武器是恐怖分子，放下武器就能隐身于普通市民中，很难识别；现代社会交通便利，他们很容易在各地流窜。这是恐怖分子的‘恐怖之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专家梅建明说。
另一方面，恐怖袭击行为有“就地取材”的新趋势，也让恐怖袭击的防范难度加大。“在恐怖分子发布的教材中，发现他们‘传授’在实施袭击时，可以随便使用手边能够接触到的东西。恐怖分子不会教条到一定有枪支、炸药以后才实施袭击，他们进行袭击的方式往往是根据能够获取的工具和材料决定的。”李伟介绍。
随着各国反恐意识的提高和反恐措施加强，近年来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的形态和方式与发展中国家有很大差异；即便是在西方国家，历次恐怖袭击事件采取的方式也有很大变化。“今年英国一名军人在街头被两名恐怖分子用菜刀砍死，法国士兵在进行反恐巡逻时遭到割喉，与以往汽车炸弹式的袭击就有很大不同。”李伟说，由于我国对危险品管控严格，恐怖分子也会调整实施恐怖活动的手段和方式。
“例如在新疆鄯善、和田等地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恐怖分子主要使用砍刀，北京的‘10·28’事件则使用了汽车和汽油。这使得反恐难度大大增加。”李伟说，“但并不能因恐怖分子使用的方式和手段‘粗陋’，就否认这些事件的‘恐怖’性质。”
对待“恐怖分子”严阵以待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目的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10月31日，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明确指出，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中国政府将更加坚决地打击暴力恐怖犯罪，并希望上合组织反恐机构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提升上合组织反恐的行动能力，共同应对域内外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在经历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等大型活动的考验后，中国特别是北京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反恐体系。
中国各地警方已经形成便捷高效的情报信息交换机制和区域警务协作机制；在首都北京周边，河北、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等6省区市已经与北京形成稳固的区域警务合作，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启动“护城河”工程，防止危险因素进入北京；经过多年磨合，北京城已经形成从市界到中心城区的“三道防线”，进京主要路口、主要环路等构成了闭合的环形防控网络；在城市中心，有专事反恐的特警“蓝剑突击队”、能够实现空中支援和监控的警用直升机以及全方位覆盖城市的警察和治安志愿者巡控网络。
事实上，“10·28”事件，也体现出中国警方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在事件发生后，北京警方立即对核心区域采取社会交通和公共交通的临时管控，当本刊记者在事发半小时后赶到现场附近时发现，天安门广场及周边的公交、地铁并未因这起袭击事件而出现拥挤、人员滞留、治安混乱等继发性事件。
而事件发生后，现场勘查、灭火救援、现场清理、案件侦破等各项工作同时交叉并行，高效有序。仅一小时后，长安街东西双向交通恢复。两小时后，天安门地铁站恢复正常。当天下午和晚上，游客和行人的参观和生活并未受到影响。
事发后仅一小时，北京警方即发布了事件信息，并根据事件处置进程，及时发布相关信息，有效防止了各种谣言和传言，让外界了解案情和工作进展。案发十余个小时后，多地警方协作，即将其余涉案嫌疑人抓获，消除了更大的安全隐患。
必须重视的是，由于手段和方法不断翻新，现代恐怖袭击很难彻底防范。在李伟看来，在反恐领域要追求“完美”，关键应是“早发现、早预警”。“最关键的是反恐情报的搜集、研判，反恐情报信息网络的完善和搭建。”梅建明说。
李伟提出，应完善国家反恐立法。“反恐立法，可以为反恐工作提供更加可靠的保障。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依法反恐，统一反恐防恐的认识和措施，可以防止一些防范薄弱的地区被恐怖分子利用和渗透，也可以保证反恐部门对一些试图实施恐怖袭击的活动有更大的防范打击空间和力度。”李伟说。
当前我国仍处于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各类矛盾问题普遍存在。“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应纳入反恐的大框架，不要让这些问题和矛盾成为恐怖分子招募人员的借口和恐怖主义发展蔓延的土壤。”李伟说。
这一诉求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得到回应，中央政府将“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针对公众对“10·28”事件可能导致效仿行为的担忧，李伟认为：“恐怖分子处心积虑地思考用任何一种方法实施袭击，前提条件是他们得到什么样的工具。反恐防恐的眼界要放得更开一些，不要局限于已经发生的事件和采用的手段，不要局限于恐怖分子的思维方式，而是应该更主动地去发现恐怖行为的苗头。”
“反恐不仅仅涉及国内，国际上第三方势力对境内外东突势力的支持和资助、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对东突势力的纵容，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难题。必须认识到，反恐工作是长期的、复杂的，短时期内难以彻底解决。反恐应该是‘全国一盘棋’甚至‘全世界一盘棋’。”李伟说。□
警惕“东伊运”等境外组织加紧渗透
近两年来，境内外“三股势力”利用新疆穆斯林朴素的宗教和民族认同感，不断加大对新疆的渗透破坏，强化宗教极端思想、煽动民族仇恨。以“东伊运”为首的境外“东突”组织极力推行“思想上打入新疆”、“行动上拉人出境”计划，要将“圣战”引向“东方帝国”，并企图建立对我国西北边疆武装渗透的前沿阵地。
“东伊运”是境外“东突”势力中最凶残、最具破坏性的恐怖组织，成立于1993年，全称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2002年9月11日，被联合国认定为恐怖组织，是新疆面临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安全威胁。2003年12月15日，中国公布的首批“东突”恐怖组织名单中就有“东伊运”。此外，还有“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
在境内外“三股势力”的合谋下，新疆南部的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成为被渗透破坏的重点地区，并逐渐扩散。多位受访爱国宗教人士告诉记者，“三股势力”正利用宗教向各个领域进行极端思想渗透，犹如一个看不见的“黑手”拉拢、裹挟信教群众，导致极端宗教氛围异常浓厚，非法宗教活动猖獗。
自2009年以来，新疆涉暴涉恐案件明显增加，维稳处突压力持续加大，具有“伊吉拉特”(意为“迁徙”)“圣战”特征的暴力恐怖活动已经成为对新疆稳定影响最大、威胁最大、滋生最快、影响最为恶劣的新威胁。
据新疆自治区公安厅统计，自2009年以来，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安现行组织团伙案均在百起以上，呈现高位徘徊态势，其中2012年新疆暴恐案件190余起，比上年大幅增加，其中，“独狼式活动”的个体或小群体暴恐活动趋多，且参与人员基本都是“80后”、“90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到95%左右。
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多样化的网络应用发展迅猛，网民群体急剧增长，网上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煽动暴恐犯罪、捏造散布谣言等违法犯罪活动也随之抬头，对新疆的社会安定团结大局造成不利影响。
仅今年鄯善县鲁克沁镇“6·26”暴恐案件发生后的两个月间，新疆公安机关就查处涉及传播涉稳谣言类违法犯罪人员256人，传播“圣战”等宗教极端思想139人。自治区公安厅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新疆涉网案件多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及无职业人员，通过网络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现实危害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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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恐事件引起新疆各族群众愤怒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毛咏)
“金水桥”事件过后，“心痛”、“伤痛”、“愤怒”成了受访群众最普遍的情绪表达。新疆师范大学学生古丽娜尔告诉本刊记者，一次次的暴力恐怖事件就是一次次往维吾尔人脸上抹黑，心上捅刀子，“新疆是多么美丽的地方，被这些民族的败类搞的乌烟瘴气，金水桥事件再次把新疆及维吾尔族推向风口浪尖！”
乌鲁木齐市白大寺的伊玛目(领诵人)阿不都许库尔更是愤愤地表示，这些暴恐分子总是打着宗教的旗号干恶事，不仅给宗教抹黑，也让新疆的穆斯林一次次背上沉重的包袱。
本刊记者在与多位受访者的交谈中发现，虽然恐怖分子在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企图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他们也开始面临愈来愈多本民族的唾弃和谴责，更多维吾尔人对“三股势力”愈加痛恨。
不少年轻人和知识阶层对不断出现的暴力恐怖事件和宗教氛围的异常浓厚表现出深深的忧虑。维吾尔族青年导演朗辰在他的博客中说：维吾尔族正在被极端宗教势力绑架，持续下去整个族群都将会面临浩劫，走向全线的倒退，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远。他甚至感觉到“有股政治势力已经产生，藏在族群间，做着完全不计未来的勾当。”
他呼吁，“一个族群，面对如此复杂的情景，正需要国家的力量，正需要全体国民的支持，同仇敌忾才能解决敌人的威胁”，他希望更多的人“能拿出善良的勇气，用一双中国人的手，去握住另一双虽然长相不同但一样是中国人的手走出困境。”
“金水桥”事件引起新疆问题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和警觉。兰州大学原副校长、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认为，这是新疆暴恐事件升级和外溢的表现，事发地已经从过去的新疆向外扩散，旨在制造更大的恐怖效应和威胁。
多位长期关注新疆稳定的专家和学者认为，“金水桥”事件是一个标志，今后无论新疆人还是内地人都将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恐怖活动将长期存在，恐怖破坏已经常态化，内地反恐压力加大。
对此，受访学者们建议尽快在全国重点城市建立处置此类事件的应急预案，严防新疆暴力恐怖主义升级蔓延。
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仲康建议，我国应加强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德、法、日等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合作，最大限度地消除境外“三股势力”的生存和活动空间，降低东突势力的影响；并且，可以通过国际民间组织、互联网和国家级主流媒体向海外传递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民族宗教状况，最大限度地揭露“三股势力”暴力恐怖罪行，最大限度地压缩境外“三股势力”的国际生存空间和舆论阵地。
杨恕、潘志平、刘仲康等受访专家还建议从国家层面下大力气，组织专门力量调查研究“经济发展，暴力恐怖活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抬头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宗教极端思想为什么有市场、有土壤，以及影响新疆稳定与发展的根本原因和症结所在，制定维护边疆民族地区长治久安的战略部署。□
來源：《瞭望》新闻周刊
http://news.sina.com.cn/c/sd/2013-11-25/092928802800.shtml
在大多数中国内地居民的意识里，“恐怖袭击”是“9·11”，是伦敦地铁爆炸案，是发生在遥远地方的特定事件。然而，近期发生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却告诉我们，恐怖袭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2013年10月28日，3名嫌疑人驾车在天安门制造了5人死亡、40人受伤的袭击事件，经过公安机关调查，这起事件被定性为“一起经过严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不经意之间，“恐怖袭击”已经来到我们身边。
10月31日，我国政府在强烈谴责“10·28”事件的同时，再次表明一贯坚决反对并严厉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立场。在刚刚闭幕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消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绝不对恐怖主义低头。
“恐怖袭击”来前毫无征兆
很多人最先是通过网络得知，28日12时许，“天安门一辆车撞进人群并起火”。随后，几张发自现场的图片在网上流传。
事件发生后，北京市交管部门立即对长安街东西双向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根据公安机关要求，12时39分，地铁1号线天安门东站采取临时封站措施，1号线各次列车在天安门东站通过不停车，1号线天安门西站B口采取出入口封闭措施。
是交通事故、意外，还是恶意的犯罪行为？事发地点的特殊性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官方在事发后一个半小时左右，发布了第一条消息：“28日12时05分许，一辆吉普车由南池子南口拐入长安街便道，由东向西行驶撞向金水桥护栏后起火，行驶过程中造成多名游客及执勤民警受伤。警方在现场立即开展工作并组织施救，火被迅速扑灭。目前，受伤人员已全部送往附近医院救治，吉普车司机及车内人员共3人已确认死亡。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此后的多次官方发布中，“‘拐’入长安街便道”被修正成“‘闯’入长安街便道”。一字之差，足以证明事件性质发生了变化。
据统计，这一事件共造成5人死亡，40人受伤，除了肇事车内3人死亡外，另有2名游客死亡(1名菲律宾籍女游客、1名广东省男游客)，40名受伤人员中包括3名菲律宾籍游客及1名日本籍男游客。
事件发生后，“北京市公安、应急、卫生等相关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工作并组织施救”；“中央领导同志和公安部、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赶到现场指挥处置工作，要求全力以赴抢救伤者，迅速查明真相，采取有力措施，确保首都安全稳定”；“为全力救治伤员，相关医院迅速组织专家紧急会诊，根据伤者伤情分别采取手术、包扎及其他紧急治疗措施。当日下午，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前往医院指导救治工作并看望慰问伤员”。
没有任何修辞色彩的字里行间，细心人依然可以品味到事件的重大、急迫。
事发当天，北京警方会同多地公安机关，连夜展开调查，查明车内死亡的人员分别是乌斯曼·艾山、其母库完汗·热依木及其妻古力克孜·艾尼。案发仅十余个小时，在新疆等地公安机关大力配合下，北京警方先后将玉江山·吾许尔、古丽娜尔·托乎提尼亚孜、玉苏普·吾买尔尼亚孜、布坚乃提·阿卜杜喀迪尔、玉苏普·艾合麦提等5名同伙抓获。同时，警方在嫌疑人暂住地发现“圣战”旗帜、长刀等物品。
10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处获悉，警方初步认定，“10·28”事件是一起经过严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10月31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向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通报“10·28”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时指出，这起事件是在当前国际恐怖活动处于活跃上升期，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国际大背景下发生的。
10月3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这种针对无辜的平民和游客的暴力恐怖袭击是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行径，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齐声对此予以强烈的谴责。没有任何一个讲法治、负责任的政府会对暴力恐怖行为姑息纵容。”
“恐怖主义”并不遥远
据嫌疑人玉江山·吾许尔等人供述，这起袭击事件是经过提前策划并最终实施。“针对无辜民众进行的暴力活动、暴力活动的形式不特定、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是恐怖事件的构成要素。从这方面看，‘10·28’事件是一起典型的恐怖事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专家李伟说。
受访专家指出，在大多数国人和部分地区政府官员心目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恐怖主义离我很远”的想法，但实际上恐怖主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现代恐怖活动的特点就是吸收平民参与，拿起武器是恐怖分子，放下武器就能隐身于普通市民中，很难识别；现代社会交通便利，他们很容易在各地流窜。这是恐怖分子的‘恐怖之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专家梅建明说。
另一方面，恐怖袭击行为有“就地取材”的新趋势，也让恐怖袭击的防范难度加大。“在恐怖分子发布的教材中，发现他们‘传授’在实施袭击时，可以随便使用手边能够接触到的东西。恐怖分子不会教条到一定有枪支、炸药以后才实施袭击，他们进行袭击的方式往往是根据能够获取的工具和材料决定的。”李伟介绍。
随着各国反恐意识的提高和反恐措施加强，近年来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的形态和方式与发展中国家有很大差异；即便是在西方国家，历次恐怖袭击事件采取的方式也有很大变化。“今年英国一名军人在街头被两名恐怖分子用菜刀砍死，法国士兵在进行反恐巡逻时遭到割喉，与以往汽车炸弹式的袭击就有很大不同。”李伟说，由于我国对危险品管控严格，恐怖分子也会调整实施恐怖活动的手段和方式。
“例如在新疆鄯善、和田等地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恐怖分子主要使用砍刀，北京的‘10·28’事件则使用了汽车和汽油。这使得反恐难度大大增加。”李伟说，“但并不能因恐怖分子使用的方式和手段‘粗陋’，就否认这些事件的‘恐怖’性质。”
对待“恐怖分子”严阵以待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目的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10月31日，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明确指出，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中国政府将更加坚决地打击暴力恐怖犯罪，并希望上合组织反恐机构进一步加强反恐安全合作，提升上合组织反恐的行动能力，共同应对域内外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在经历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等大型活动的考验后，中国特别是北京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反恐体系。
中国各地警方已经形成便捷高效的情报信息交换机制和区域警务协作机制；在首都北京周边，河北、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等6省区市已经与北京形成稳固的区域警务合作，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启动“护城河”工程，防止危险因素进入北京；经过多年磨合，北京城已经形成从市界到中心城区的“三道防线”，进京主要路口、主要环路等构成了闭合的环形防控网络；在城市中心，有专事反恐的特警“蓝剑突击队”、能够实现空中支援和监控的警用直升机以及全方位覆盖城市的警察和治安志愿者巡控网络。
事实上，“10·28”事件，也体现出中国警方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在事件发生后，北京警方立即对核心区域采取社会交通和公共交通的临时管控，当本刊记者在事发半小时后赶到现场附近时发现，天安门广场及周边的公交、地铁并未因这起袭击事件而出现拥挤、人员滞留、治安混乱等继发性事件。
而事件发生后，现场勘查、灭火救援、现场清理、案件侦破等各项工作同时交叉并行，高效有序。仅一小时后，长安街东西双向交通恢复。两小时后，天安门地铁站恢复正常。当天下午和晚上，游客和行人的参观和生活并未受到影响。
事发后仅一小时，北京警方即发布了事件信息，并根据事件处置进程，及时发布相关信息，有效防止了各种谣言和传言，让外界了解案情和工作进展。案发十余个小时后，多地警方协作，即将其余涉案嫌疑人抓获，消除了更大的安全隐患。
必须重视的是，由于手段和方法不断翻新，现代恐怖袭击很难彻底防范。在李伟看来，在反恐领域要追求“完美”，关键应是“早发现、早预警”。“最关键的是反恐情报的搜集、研判，反恐情报信息网络的完善和搭建。”梅建明说。
李伟提出，应完善国家反恐立法。“反恐立法，可以为反恐工作提供更加可靠的保障。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依法反恐，统一反恐防恐的认识和措施，可以防止一些防范薄弱的地区被恐怖分子利用和渗透，也可以保证反恐部门对一些试图实施恐怖袭击的活动有更大的防范打击空间和力度。”李伟说。
当前我国仍处于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各类矛盾问题普遍存在。“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应纳入反恐的大框架，不要让这些问题和矛盾成为恐怖分子招募人员的借口和恐怖主义发展蔓延的土壤。”李伟说。
这一诉求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得到回应，中央政府将“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针对公众对“10·28”事件可能导致效仿行为的担忧，李伟认为：“恐怖分子处心积虑地思考用任何一种方法实施袭击，前提条件是他们得到什么样的工具。反恐防恐的眼界要放得更开一些，不要局限于已经发生的事件和采用的手段，不要局限于恐怖分子的思维方式，而是应该更主动地去发现恐怖行为的苗头。”
“反恐不仅仅涉及国内，国际上第三方势力对境内外东突势力的支持和资助、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对东突势力的纵容，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难题。必须认识到，反恐工作是长期的、复杂的，短时期内难以彻底解决。反恐应该是‘全国一盘棋’甚至‘全世界一盘棋’。”李伟说。□
警惕“东伊运”等境外组织加紧渗透
近两年来，境内外“三股势力”利用新疆穆斯林朴素的宗教和民族认同感，不断加大对新疆的渗透破坏，强化宗教极端思想、煽动民族仇恨。以“东伊运”为首的境外“东突”组织极力推行“思想上打入新疆”、“行动上拉人出境”计划，要将“圣战”引向“东方帝国”，并企图建立对我国西北边疆武装渗透的前沿阵地。
“东伊运”是境外“东突”势力中最凶残、最具破坏性的恐怖组织，成立于1993年，全称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2002年9月11日，被联合国认定为恐怖组织，是新疆面临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安全威胁。2003年12月15日，中国公布的首批“东突”恐怖组织名单中就有“东伊运”。此外，还有“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
在境内外“三股势力”的合谋下，新疆南部的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成为被渗透破坏的重点地区，并逐渐扩散。多位受访爱国宗教人士告诉记者，“三股势力”正利用宗教向各个领域进行极端思想渗透，犹如一个看不见的“黑手”拉拢、裹挟信教群众，导致极端宗教氛围异常浓厚，非法宗教活动猖獗。
自2009年以来，新疆涉暴涉恐案件明显增加，维稳处突压力持续加大，具有“伊吉拉特”(意为“迁徙”)“圣战”特征的暴力恐怖活动已经成为对新疆稳定影响最大、威胁最大、滋生最快、影响最为恶劣的新威胁。
据新疆自治区公安厅统计，自2009年以来，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安现行组织团伙案均在百起以上，呈现高位徘徊态势，其中2012年新疆暴恐案件190余起，比上年大幅增加，其中，“独狼式活动”的个体或小群体暴恐活动趋多，且参与人员基本都是“80后”、“90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到95%左右。
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多样化的网络应用发展迅猛，网民群体急剧增长，网上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煽动暴恐犯罪、捏造散布谣言等违法犯罪活动也随之抬头，对新疆的社会安定团结大局造成不利影响。
仅今年鄯善县鲁克沁镇“6·26”暴恐案件发生后的两个月间，新疆公安机关就查处涉及传播涉稳谣言类违法犯罪人员256人，传播“圣战”等宗教极端思想139人。自治区公安厅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新疆涉网案件多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及无职业人员，通过网络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现实危害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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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恐事件引起新疆各族群众愤怒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毛咏)
“金水桥”事件过后，“心痛”、“伤痛”、“愤怒”成了受访群众最普遍的情绪表达。新疆师范大学学生古丽娜尔告诉本刊记者，一次次的暴力恐怖事件就是一次次往维吾尔人脸上抹黑，心上捅刀子，“新疆是多么美丽的地方，被这些民族的败类搞的乌烟瘴气，金水桥事件再次把新疆及维吾尔族推向风口浪尖！”
乌鲁木齐市白大寺的伊玛目(领诵人)阿不都许库尔更是愤愤地表示，这些暴恐分子总是打着宗教的旗号干恶事，不仅给宗教抹黑，也让新疆的穆斯林一次次背上沉重的包袱。
本刊记者在与多位受访者的交谈中发现，虽然恐怖分子在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企图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他们也开始面临愈来愈多本民族的唾弃和谴责，更多维吾尔人对“三股势力”愈加痛恨。
不少年轻人和知识阶层对不断出现的暴力恐怖事件和宗教氛围的异常浓厚表现出深深的忧虑。维吾尔族青年导演朗辰在他的博客中说：维吾尔族正在被极端宗教势力绑架，持续下去整个族群都将会面临浩劫，走向全线的倒退，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远。他甚至感觉到“有股政治势力已经产生，藏在族群间，做着完全不计未来的勾当。”
他呼吁，“一个族群，面对如此复杂的情景，正需要国家的力量，正需要全体国民的支持，同仇敌忾才能解决敌人的威胁”，他希望更多的人“能拿出善良的勇气，用一双中国人的手，去握住另一双虽然长相不同但一样是中国人的手走出困境。”
“金水桥”事件引起新疆问题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和警觉。兰州大学原副校长、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认为，这是新疆暴恐事件升级和外溢的表现，事发地已经从过去的新疆向外扩散，旨在制造更大的恐怖效应和威胁。
多位长期关注新疆稳定的专家和学者认为，“金水桥”事件是一个标志，今后无论新疆人还是内地人都将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恐怖活动将长期存在，恐怖破坏已经常态化，内地反恐压力加大。
对此，受访学者们建议尽快在全国重点城市建立处置此类事件的应急预案，严防新疆暴力恐怖主义升级蔓延。
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仲康建议，我国应加强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德、法、日等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合作，最大限度地消除境外“三股势力”的生存和活动空间，降低东突势力的影响；并且，可以通过国际民间组织、互联网和国家级主流媒体向海外传递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民族宗教状况，最大限度地揭露“三股势力”暴力恐怖罪行，最大限度地压缩境外“三股势力”的国际生存空间和舆论阵地。
杨恕、潘志平、刘仲康等受访专家还建议从国家层面下大力气，组织专门力量调查研究“经济发展，暴力恐怖活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抬头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宗教极端思想为什么有市场、有土壤，以及影响新疆稳定与发展的根本原因和症结所在，制定维护边疆民族地区长治久安的战略部署。□
星期二, 8月 20, 2013
1990－2007：中国反击“东突”十七年
作者：陈蓝
来源：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498
“击毙恐怖分子18名，捕获17名。”1月8日，新疆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巴燕介绍了新疆公安机关在今年1月5日对“东突”恐怖分子的打击行动。行动中，新疆公安机关在新疆南部帕米尔高原山区摧毁了一个恐怖分子训练基地。
“从公开的资料看，这是历年对‘东突’组织的打击行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告诉本报记者。
从1990年“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发动“巴仁乡暴乱”起，中国打击“东突”恐怖势力已经走过17年历程。
其间，新疆挺过10年恐怖事件高发期，中国加大打击力度，境内“东突”恐怖势力近乎绝迹；而在“东突”势力与国际恐怖势力同流合污之时，中国大力构建国际反恐网络。
不过，“东突”显然没有放弃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努力，在李伟看来，这一次也许可以看作“东突”准备重返中国境内的一个信号。1月9日，本报记者就此采访公安部，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也表示，中国“正严密关注事态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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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
□本报记者 陈蓝
念着咒语，一个个恐怖分子从国际恐怖训练营地出发，让一个和平美丽的世界瞬间变成人间地狱。
境外培训，境内破坏
经过塔利班基地培训出来的恐怖分子，早已把宝贵的生命看得贱如草芥，声称“对死的渴望，超过对生的渴望”。
艾山·买合苏木，新疆疏勒县人，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主席。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被国际上认为是“最暴力化的组织”。2002年9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将这个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和个人名单。9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中外记者会上指出，“东突伊斯兰运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组织，它的宗旨就是要通过恐怖主义活动分裂中国。
1990年代初，艾山·买合苏木因参与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被公安机关处以3年劳动教养。1996年解除劳教后去往国外，1997年4月，他在巴基斯坦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之后又投靠了“塔利班”奥玛尔和本·拉丹，在这里，他的职务是“基地组织”的“共同问题顾问”。艾山·买合苏木与本· 拉丹的“共同问题”就是将新疆的恐怖组织和塔利班和本·拉丹联成一体，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一部分。
2003年10月2日，在巴基斯坦北部山区，艾山·买合苏木被美国和巴方军队的联合围剿击毙。
但是，艾山·买合苏木和塔利班培养出来的恐怖分子并没有停止行动。
自1997年起依托阿富汗“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地，艾山·买合苏木网罗新疆籍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进行培训，随后送往阿富汗战争中进行实战锻炼，然后再遣入中国境内进行恐怖破坏活动。
木塔里甫·哈斯木就是一个知名国际恐怖分子，他被新疆警方抓获后交代：艾山·买合苏木说要把“孩子们”带去学做爆炸物，说不进行爆炸活动不行。
木塔里甫·哈斯木被带到了本·拉丹的营地，当时本·拉丹正好在场，“我没有和他问候，只是站在离他五六米处远望着”。
“塔利班向他们提供武器，有时为了配合训练，还配备一些坦克，也有一般武器。到了基地首先要学习的科目有：轻武器、跑步、军事演习等。因训练强度太大有些人死了。”
“艾山·买合苏木的目的不仅是分裂新疆，还要建立国家。先在本土建国，然后逐渐扩大。”木塔里甫·哈斯木说。
海米提·买买提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恐怖分子，他说，在这个训练营里，他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学了放火、杀人两种技能”。
“境外指挥，境内行动，境外培训，境内破坏”，一时间新疆反恐形势险恶。
在国内建立大量的恐怖训练营地和直接送到阿富汗的塔利班营地中进行训练，恐怖组织可以快速把一名宗教狂热分子制造成恐怖分子。尤其是经过塔利班基地培训出来的恐怖分子，早已把宝贵的生命看得贱如草芥，声称“对死的渴望，超过对生的渴望”。
恐怖分子的祖师爷
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是新疆恐怖分子的祖师爷，是他提出了从1990年代起，发动10年游击战、10年正规战的20年战略图谋，为此他必须借助宗教行事。
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是新疆库车县的一个农民，瘦高的身材，平日总戴着一副墨镜，给人一种谦和文弱的感觉，就是这个人成立了新疆第一个恐怖组织———东突伊斯兰党，1992年2月25日乌鲁木齐爆炸案就是该党所为。这个恐怖组织在新疆共制造了25起爆炸案。
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在库车办了多个讲经班，从筹集资金、组织人员到亲自讲授，乐此不疲。每个讲经班的学员都会被他组织起来，穿着统一的服装，在库车的新城、老城里进行无声地游行。此外他还召开“伊斯兰表彰大会”，让他讲经班的学生在学校中当教师的，在学校的讲堂上公开宣讲。
东突厥伊斯兰党从一开始就有境外极端宗教组织的背景。仅半年的时间内，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就培训了近千名弟子。他把他的成绩拍摄下来，寄往境外的极端宗教组织，告诉他们自己在新疆所做的工作，以申请更多的经费，用于更大的活动。
几乎所有的恐怖行为都以狂热的信仰为精神支柱，那么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讲的是什么经，布的是什么道，为什么在接受这样的“讲经”之后，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乡村农民，一个个有家有口有财产的人会放弃平安的生活，变成一个暴徒并将自己活生生的躯体去充当人体炸弹？
新疆警方对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恐怖集团和1990年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制造新疆第一起武装暴乱的则丁·玉素甫的调查发现，所有的根源都指向一个人，就是新疆叶城县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1990年代上半段，逮捕到的恐怖分子，无一例外地都是他的弟子。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参加过一次恐怖行动，实际上却是新疆恐怖分子的祖师爷。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谦和善良的长者。然而就是他提出了从1990年代起，用发动10年游击战，10年正规战的20年战略图谋。
恐怖组织的分水岭
如果说墨玉会议显示出来的是恐怖组织的幼稚，那么1996年11月29日召开的和田会议，从行动纲领制定到恐怖行为的落实，到保秘与忠诚，都极其严密。
1992年12月12日，活动在境外的分裂组织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了的第一届“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1993年4月，在土耳其举行并成立了 “东突筹备委员会”会议，1996年11月再次召开东突厥斯坦代表大会预备会。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境内的分裂分子在秘密召开“墨玉会议”、“和田会议”。
1994年11月30日至31日，来自全疆各地15名恐怖组织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代表暗中聚集墨玉县。会议参加人买买提·吐鲁普说，他们在一个农家的土炕上召开了这次会议，房间的门都是堵死的。会议讨论的其中一个事项就是怎么筹集资金，怎么发展力量，还制定了购买武器、建立“伊斯兰敢死队”等任务，并拟定 1995年春节前夕在叶城县再次召集会议，以确定最后行动计划。
1995年1月14日，“墨玉会议”代表之一吾买尔·买合苏等3人，在莎车县牙瓦乡进行蒙面抢劫时被抓获，警方得知，原来他们的筹集资金就是以这种刑事犯罪进行。
这次抓获的3人，交代了“墨玉会议”的基本情况，因而使大部分“墨玉会议”人员落网，墨玉会议的罪恶图谋未能得逞。
如果说墨玉会议显示出来的是恐怖组织的幼稚，那么1996年11月29日在和田召开的和田会议就是一个“完美会议”，从行动纲领制定到恐怖行为的落实，到保秘与忠诚，都极其严密。
29日这天，“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分布于全疆11个地州的22名代表，秘密潜入和田市。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各地各分部的关于组织纲领的修改意见、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前来参加会议。
从中央电视台披露的一段录像中，人们看到了恐怖分子策划于密室的真实情景。所有的人都戴着面具，很多人遮掩得甚至连眼睛都看不到。据后来被抓获的参加会议的恐怖分子交代，蒙面是为了让开会的人彼此不认识，以避免墨玉会议的疏漏：抓住一个交代出一片。
这段录像本来是他们记载这次“重要会议”的所谓“史料”，要留作日后的珍贵档案，还要向境外的组织发送，以争取国际支持。
会议通过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真主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研究了新的恐怖暗杀计划和统一行动问题等。将各地代表带来的暗杀名单进行了汇总，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具体行动计划。
这就是“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斋月的第17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黑名单上首先倒下的是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宗教人士阿肯木·斯迪克，子弹射中了他的胸膛。
接下来更大的恐怖行动便是伊宁骚乱。
“墨玉会议”、“和田会议”是一个分水岭，一批恐怖分子被培养了出来，取得了经营恐怖组织经验。
正是在墨玉、和田会议之后，境内的分裂势力和境外联系更为紧密，并且直接得到国际恐怖主义“老大”塔利班的支持，因而其在新疆境内的破坏活动也更为剧烈。
1997年发生伊宁骚乱和乌鲁木齐公共汽车系列爆炸案后，中央召开专题会议讨论新疆问题，确定了重点打击的三种人：民族分裂的骨干分子、暴力恐怖犯罪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为首分子。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新疆自治区党委调集万余党政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新疆的18个重点县市进行“集中整治”。恐怖分子的活动空间一下子被压缩，全疆各地只要恐怖阴谋稍有露头就会遭到沉重打击。
血债
爆炸、暗杀、袭击、绑架与劫持人质等恐怖分子通常的手段，新疆的恐怖分子几乎都用到了。在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间，据不完全统计，恐怖分子们共在新疆境内至少制造了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6人丧生，400多人受伤。
1990：第一起恐怖事件
“巴仁乡暴乱”是新疆解放40年最为严重的一场武装暴乱，是进入1990年代后发生在新疆的第一起恐怖事件。它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开始。此后，大规模的暴力恐怖活动在1990年代的新疆相继发生。
一辈子生活在巴仁乡的依敏·玉买尔老人，是巴仁乡暴乱事件的见证人，1990年春天，老人觉察到村子里有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气氛。
有一些人在村民当中串连，强迫信奉伊斯兰教的教民捐钱，并且要求每人“抱经宣誓”，参加一个“党”。参加他们“党”的人，每人至少交50元，其中20元是活动经费，20元购买白球鞋，10元购买刀子。谁不做，这些人就用刀子进行威胁。
3月底，巴仁乡土尔村清真寺院内竟然架起高音喇叭，宣传圣战。他们说“穆罕默德同异教徒打过仗，我们也不得不打仗，每天做五次‘乃玛孜’不解决问题，要打仗”。
操纵这一切的是一个叫则丁·玉素甫的人。1980年代末，则丁·玉素甫到喀什学经，回到巴仁乡后，组建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这些异常现象引起了阿克陶县委、县政府的注意。当发现公安机关开始调查时，则丁·玉素甫决定提前暴动。4月4日下午，切克村清真寺聚集了200多人。当天下午6时30分，聚事者开始围攻乡政府。
因为无法对事件的性质做出判断和怕伤及信教的民族群众，所有现场武警都执行着不开枪的命令，尽管已经有多名武警战士被打死，5名武警战士被抓做人质。
直到4时10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接到中央批示，事件性质为武装暴乱。武警和公安人员开始还击。则丁·玉素甫被击毙。
1990年当分裂与恐怖势力初起的时候，表现形式是狂热的宗教情绪，一些不明就里的信教群众被恐怖分子利用，宗教与非法宗教的界线难以划分，正常的宗教活动与恐怖活动也难甄别。面对恐怖主义新疆最初采取的是谨慎的态度，新疆恐怖组织的定性是10年之后。
1991：第一个恐怖训练基地
1992年2月5日，大年初二，这个从来都是喜庆的节日变成了一个哀伤的节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公共汽车、影剧院、住宅楼里被安放了四颗定时炸弹。2路公共汽车的爆炸异常惨烈。
在此之前，新疆，甚至全国没有人见过这种以危害公共安全制造社会恐怖为目的的爆炸。新疆人一时“懵了”。自治区公安厅很快做出了推断：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谋杀，一次有组织的恐怖性爆炸。
7个多月后爆炸案告破，这是一个叫做“东突厥伊斯兰改革党”的暴力组织所为。1991年2月28日，这个组织成员首先在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制造了新疆第一起恐怖爆炸案件，造成无辜群众死1人，伤13人。小试成功后，他们便将目标锁定乌鲁木齐，然后进行了一年多的筹划和准备。在乌鲁木齐爆炸案之后，他们又一口气在新疆境内针对无辜公众制造了15起爆炸案。
为筹集经费，1991年11月13日，这个组织曾在沙雅县制造了解放以来全国最大的一起银行运钞车抢劫案，劫走农行棉花款50万元。然后悄悄转移到了1000多公里外的喀什叶城县的一所不起眼的院落里，在这个院子里他们建立了新疆第一个恐怖训练基地，先后培训了3期数十名恐怖分子。
1993：新疆系列爆炸案
乌鲁木齐爆炸案的侦办让“东突厥斯坦伊斯兰改革党突击队”遭受了打击，但是漏网分子迅速潜入了新疆各地。他们的下一个目标选择的是南疆重镇喀什。
1993年6月17日，位于喀什市中心的喀什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发生爆炸，两名无辜群众身亡，另有1人重伤、7人轻伤。自治区领导和新疆警方奔赴喀什，但是，暗杀公安民警、爱国宗教人士等一系列爆炸和暗杀案件，几乎就是在工作组的眼皮底下发生。
这一年的10月，散处于新疆巴音郭楞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吐鲁番地区、塔城地区等地的17名暴力恐怖分子，被一个叫艾尔肯·阿不拉的和一个叫阿不都·米吉提的重新纠集起来，成立了一个新的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
这个恐怖组织成立后，并没有立即活动，而是秘密发展成员，扩大组织，在全疆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建立训练基地，培训恐怖分子，并派遣成员通过抢劫、盗窃等方式筹集经费。
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成势后，新疆再一次遭遇1996、1997年的暴力恐怖高峰。
1996－1997：“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
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千里奔赴各地，计划在斋月的第17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
1996年5月12日6点30分，是黎明前的最黑暗时刻，70多岁的阿荣汉·阿吉和他的儿子准时出现在喀什羊肠般幽暗的小巷中。每天他都踏着人们酣然的睡梦，在这个时刻前往艾提尕尔清真寺主持太阳出来前的第一次祷告。但是这一天与所有的日子都不同，闪亮的匕首在前面等着他。
阿荣汉·阿吉和他的儿子被救了过来。身中20多刀没有死去，几乎是一个奇迹。在抓获刺杀者进行审讯时，刺杀者说出了当时的矛盾心理：既要完成任务，又因为对宗教领袖阿荣汉·阿吉的敬畏而无法下手。
新疆凡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都知道艾提尕尔清真寺和阿荣汉意味着什么。艾提尕尔清真寺是中国最大的清真寺，具有550年的历史。它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中心，主持清真寺的阿吉也被认为是最有学问最能领会宗教教义最德高望重的人。
伊斯兰反对党将这一系列暗杀活动称作“断桥”、“赶汉”，他们将反对其分裂图谋的宗教人士都划为谋杀的范围，借此斩断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血肉联系。
幸运的是，新疆警方很快就找到了破获该行动的线索，斩断黑名单的暗杀行动。
1997：“2·5骚乱”重创伊宁
位于美丽的伊犁河谷的伊宁是新疆天山东部的重镇，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云集之地。
1997年2月5日上午9时许，伊宁市的大街上突然冲出一伙人，手举横幅，呼喊口号，沿伊宁市主要街道游行。如滚雪球一样，到了12时许，游行人数从100多人增至千余人。随后，手持棍棒、砖块、刀具的骚乱分子开始了他们的暴力行为。
人民医院门口一对青年夫妇被骚乱分子围住，女的被人在脸上用刀乱割乱划，连踢带踏，当场死亡，男的也被打成重伤。
一位回家探亲的战士途经前进街时，被石头活活砸死。
一位乡文化站的秘书在伊犁街街口被他们用刀捅死后，又被扔进点燃的纸堆里焚烧。
警方调查的结果表明，组织“2·5”骚乱的骨干分子是从喀什、和田分别到达伊宁的，属于东突厥伊斯兰真主党，他们到达伊宁后就走街串巷煽动群众，并让群众烧毁身份证、结婚证等政府发放的证件。
1997：爆炸再袭乌鲁木齐
事隔5年，恐怖分子再一次选择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并且将时间选在1997年2月25日，这一天邓小平同志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炸弹被精心安放在乌鲁木齐南、北、西、东四个不同的方向，并且是在乌鲁木齐人最多最集中的地方，所有的炸弹都被定在同一时间爆炸。警方调查发现，炸弹里满满地填充着铁钉子、钢珠、螺帽、螺杆，这些东西被强烈的硝酸炸药喷射出来，威力无异于一颗颗子弹。恐怖分子的冷血和残酷让人震惊。
一位汉族父亲失去了9岁的女儿。当时他的两个可爱的女儿刚刚放学。一声巨响后，整个公共汽车的后部不见了，他的大女儿受了重伤，小女儿当场死亡。
一位维吾尔族的父亲也失去了女儿。9年过去了，这个父亲还是不能看女儿的照片，不能听别人说这件事。9年的日子再也没有快乐。
一位回族的父亲失去了儿子。每年的2月25日，夫妇两人整天都不能从床上起来干任何事。这一天准时会到来，不用刻意去看日历，一点都不差。
一个邪恶的计划得逞了，一些无辜的生命在瞬间寂灭了，一切都将面目全非，更多的活着的人的生活因此而改变。记忆永远停留在了那罪恶而黑暗的时刻。
(本报记者陈蓝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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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战
□本报记者 陈蓝
当一颗炸弹炸响的时候，恐怖分子往往早已匿迹于人海，或者在某个地方安逸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一个偏避的沙漠深处的小村庄里的一次合谋，能让几千公里之外的大城市遭受打击。反恐是正义和邪恶的对峙，是一场理性和非理性的对抗。它是一场战争而更难于战争，想打赢这场战争，就要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在内的综合性力量，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智慧和毅力。我们不能忘记天山脚下为反恐作出巨大牺牲的人们，正是他们的牺牲和努力，我们才能过上平静的日子。
昆仑山追逃
1992年2月5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爆炸案告破于1500公里远的喀什。当案件侦破势如破竹时，主要的犯罪嫌疑人已经逃跑，准备从昆仑山口逃向国外。
等新疆警方追捕队伍赶到昆仑山下，嫌犯已经在昆仑山炸山封路之前逃上了昆仑山。怎么办？所有的山路全部已经被堵死了，海拔5000多米，车上不去，人也上不去。直升飞机！乘坐直升机将侦查人员空运到昆仑山！
8月的昆仑山正是积雪融化的季节，恐怖分子也寸步难行。突然山洪暴发让他们的向导和骆驼被洪水冲走，只好掉头下山，此时正好和追捕的公安民警撞个正着。
荒凉的昆仑山上，突然出现了7个人，侦查员全部都警觉了起来。弯曲的山路仅容一车行驶，侦查员一脚刹车将车停在一个人前面，挡住了去路。
突然到来的警察让7个人愣住了，他们本能地举起手由警察搜身。一个人的口袋里先搜出了一支手枪，再一搜是只军用手榴弹，又搜出一支手枪，突然，“咕咚” 一声，一名恐怖分子将警察压倒在地。一边是壁立的高山，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河水，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搏斗意味着体能的超强消耗和力不从心。
一名警员二话没说“哗”地打出一梭子子弹。枪声使暴行稍有迟疑，就是这个机会，骚乱被镇了下去。
这场战斗当场击毙犯罪分子2名、活捉5名。1992年“2·5”爆炸案主要罪犯全部落入法网。对于新疆警方来说，这仅仅是开始。
缉枪行动
缉枪行动的成功，不仅仅瓦解了许许多多酝酿中的阴谋，更重要的是让新疆警方在反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掌握了制敌的主动权，扭转了跟着恐怖事件转的被动局面。
1998年4月6日，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一辆从哈萨克斯坦入境的外籍货运车上，查出苏制军用手枪、冲锋枪、各种口径的子弹等武器。警方随即发出了抓捕偷运武器案的重要疑犯的通缉令。
一名境外暴力恐怖分子落网后交待：斋月刚过从2月份至4月份通过运茶叶偷运过一次武器，4月份后又用送羊毛等方式运进过武器。
巨大的危险显露了出来，究竟有多少枪被秘密运送了进来，现在这些武器在什么地方？恐怖分子在拥有了先进的武器的时候，正准备着怎样的阴谋？必须把所有的武器都挖出来！
在这次深挖恐怖分子和其隐藏的枪支的战斗中，公安和武警战士和恐怖分子发生多次激烈的枪战。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民警龙飞、孔永强、刑警支队民警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是在缉枪战斗中牺牲的。
1998年4月19日晚，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一中队一分队队长龙飞受命随防暴队紧急出动，前往围捕“4·6”武器偷运案的暴力恐怖分子。
那一天一直在下雨。恐怖分子缩在一所农村的土房子里。20日凌晨，龙飞率先翻墙入院，逼近暴徒藏身的房间。就在龙飞破门而入的一刹那，龟缩房内的暴徒开枪了。对射中，龙飞在击伤对方的同时，也被暴徒射出的子弹击中了颈部。
黑暗中，后面的战友知道有人倒下了，但不知倒下的是谁。直到最后清点人的时候才知道是龙飞倒下了。
两个月后，1998年6月26日凌晨，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再一次受命出击，对偷运武器案的暴力恐怖分子藏匿窝点进行统一搜捕。这次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袭，打掉了对方的指挥体系，粉碎了对方企图于6月30日在伊犁地区进行恐怖爆炸的计划。但在搜捕过程中，参战民警遭遇恐怖分子的持枪顽抗，战斗中，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一中队二分队队长孔永强和伊犁地区公安局刑警支队民警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壮烈牺牲。
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牺牲后，他的姐姐发现了弟弟的一本日记，日记上写着：“现在我就要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为维护人民的利益。我是一名警察，我热爱这个职业。”
这是他的最后一篇日记。
伊宁城为反恐英雄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那天，伊宁小城泪雨纷飞，万人空巷。
龙飞、孔永强、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生前是好朋友。烈士身后，人们将龙飞和孔永强合葬在一起，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按照伊斯兰风俗葬在伊斯兰墓地里，但他们都回到了大地的怀抱，都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与阴谋赛跑
敌人在暗处筹划着行动，缔结着巨大的网络。警方在幽冥之中凭借蛛丝马迹捕捉着敌人的行踪，反恐的最高境界，是能够将恐怖阴谋消灭在策划阶段，将其组织瓦解在萌动状态，这是一场智谋的角斗。
1998年年底，警方获知一个叫库来西的人在和田活动，酝酿着一场阴谋。但是警方并不知道这个库来西长什么样，是什么地方的人，正在进行什么阴谋。
在一次行动中，一枚自制手雷炸响，这让新疆警方大吃一惊，他们意识到库来西的步伐加快了。这是第一枚在新疆炸响的自制手雷，它的威力已经相当于军用手雷，这比之前的恐怖分子使用的爆炸装置大大地进了一步。
警方焦急万分，库来西却杳无音信。此时更严重的情况出现了：在一次路口的例行检查中，查出509枚手雷，这些手雷是准备偷运到和田去的。警方迅速作出判断，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恐怖阴谋，并且这个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
风雨欲来，黑云压城。
接着，在抓捕库来西团伙另一头目的时候，再一次发现手枪和手雷。
一枚枚手雷，一支支枪，一个个的恐怖分子，向着阴谋迅跑的脚步声仿佛在耳。当一次发现2000枚手雷时，警方感觉到最后的时候到了，敌人就要行动了。
新疆自治区党委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决定在和田开展一场打击库来西团伙的专项斗争。从此，和田的“打库”，不再是警方一家力量，而是调动了全新疆、全和田的力量。
8月25日和田警方逮捕了库来西团伙的2名联络员，找到了库来西的行踪。库来西就藏匿于和田地区外宾馆出纳米娜瓦家中。9月4日凌晨，和田警方包围了库来西藏身之地，库来西劫持米娜瓦之子为人质，为确保人质安全，我公安民警果断将库来西当场击毙，战斗中和田公安民警吐尔逊·托乎提光荣牺牲。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争，库来西集团完全破获后，人们才发现，这是一个纠集了数百名恐怖分子的巨大团伙，这些恐怖分子不仅来自于新疆各个地区，还有大量境外派遣的国际恐怖分子。他们自制了数千枚手雷，100多支枪，经营了10多处恐怖训练点和51处制枪窝点。
在艰难而持久的十多年打击之后，在国际恐怖活动给世界带来更大不安定的时候，新疆反而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和平的时候。只有战斗在反恐第一线的人才最为深切地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得来的是多么地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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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展望
□本报记者 史哲 郭力 □实习生 黄鸣
恐怖主义之所以世界共诛之，是因为一切恐怖主义都有违人类的文明与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疆的反恐就不再是新疆的事，也不仅是中国的事，而是世界反恐的一部分
“东突”的四个中心、两个通道
许多人可能至今仍对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乌鲁木齐的公共汽车炸弹事件记忆犹新。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告诉记者：“当时大家都比较紧张。不敢坐公共汽车，上车都比较小心，如果看到哪个手提包没有主人的话，就会小心、警惕。”
不过，那时却很少有人知道，在新疆，中国与恐怖主义的战斗已经开始。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时期。1999年，在国庆50周年之后的两个月，渐成气候的“东突”分裂组织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确立了暴力夺权的方针，并计划实施恐怖战等。
这绝不是说说而已，“东突”分裂组织很早就融入了国际恐怖主义的“主渠道”。还在“东突”的伊斯坦布尔会议之前，一些组织就已经有计划地借助国际资金走私武器，派遣成员在阿富汗、车臣、克什米尔等地参加实战锻炼———俄罗斯军队和美国军队都分别在车臣、阿富汗抓获过“东突”成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研究员介绍说，“9·11”之后，“基地组织”与塔利班开始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中亚大规模建立训练营地，大量“东突”人员在其中接受了培训。
其中，最为激进的当属在阿富汗组建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在塔利班的阵营内，甚至有一个由“东伊运”组成的“中国营”，全部由来自新疆的约320名恐怖分子组成。2001年2月，本·拉丹恐怖势力与塔利班高层人物在坎大哈又商谈训练“东突”恐怖分子的事宜，决定拨巨款帮助训练 “东突”恐怖分子。
据《新疆反恐十年成果展览》资料统计，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东突”分裂势力在新疆实施暴力恐怖案件250多起，造成 600多人伤亡。在本世纪初中国建立地区性反恐机制之前，中国曾独立抗击恐怖主义近10年。2001年9月11日，当纽约世贸中心轰然倒塌之时，中国境内基本上已无“东突”势力有组织的活动了。
据新疆公安机关新闻发言人在1月8日介绍，“东伊运”派遣骨干分子入境，纠集一伙暴力恐怖分子潜入中国帕米尔高原山区，建立恐怖活动训练营地，进行恐怖训练活动。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年一份名为《“东突”恐怖势力罪责难逃》的文件显示，中国境内外的“东突”分裂组织有50多个，40多个主要在境外活动。
反恐专家李伟告诉本报记者，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这些组织基本形成了4个活动中心：中亚、土耳其、美国与德国。
中亚的东突组织大约有11个，其中有4个直接从事暴力恐怖活动；有约20个在土耳其活动，其中3个训练恐怖分子，组织武装，向中国境内偷运武器；还有3 个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处的山区活动，分别从事策反和接应外逃人员，偷运武器，进行政治、宗教渗透；而“东突”的政治组织主要集中在德国。
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组织，其训练营地目前主要集中在中亚和巴基斯坦、阿富汗边界地区。巴阿边界一向是国际恐怖主义的老巢，过去就曾有大批“东突”人员在这里接受培训，今天，它的这一功能毫无退化。
而此次被新疆公安机关捣毁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位于帕米尔高原山区，正靠近中国西部与中亚国家接壤的边境。
暴力后的两手：渗透与依靠西方
随着“东突”的暴力行动在中国屡遭挫败，一些不甘心失败的极端分子开始把目标对准了海外中国人，并制造了一系列血案。
2000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青年联盟”主席尼合买提·波萨科夫因拒绝与恐怖组织“东突解放组织”合作，被该组织成员枪杀在家门口。
2002年5月，境外“维吾尔解放组织”成员，为筹集资金，绑架了一新疆商人，勒索10万美金，并杀害了该商人的侄子，之后又纵火焚烧了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行凶后，恐怖分子潜逃至哈萨克斯坦，并于同年9月在阿拉木图市杀害了两名哈萨克斯坦警察。
2003年3月，“东伊运”武装分子袭击了一辆来往于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间的国际班车，恐怖分子杀害了全部21名乘客，其中中国公民18人(包括15名维吾尔族同胞)。
……
不过，大多数“东突”组织选择了其他方式，例如派遣骨干分子入境，加强对境内“东突”势力的扶持和领导。他们立足中亚这一前沿阵地，对新疆进行思想渗透；设立专门出版机构，编篡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通过各种渠道不断输入新疆；设立专门电台，使用民族语言对新疆广播，大肆进行“心战”宣传；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表公开信，叫嚷新疆独立，寻求国际敌对势力支持；拉拢、收买、策反大陆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圣、留学人员，进行情报搜集、勾联和颠覆活动等等。
在暴力的声势日渐衰微之时，“东突”的政治声浪却逐渐高涨起来。
2004年4月中旬，以“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为首，纠合了一小撮“东突”分子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
依靠西方，更成为“东突”的救命稻草。2004年9月，在美国，“东突流亡政府”宣告成立。澳大利亚的“东突协会”主席艾哈迈德·埃根贝尔迪自封为总统，任命“东突民族自由中心”艾尼瓦尔·玉素甫为总理。
在这个“流亡政府”的成立声明中，艾尼瓦尔·玉素甫称：“……成百上千万的东突厥斯坦人却深知和热爱美国……我们向美国寻求帮助。”
中亚地区“东突”分裂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就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
“既是政治分裂组织，又是军事恐怖组织”
“‘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不久之前刚刚完成了‘换届选举’。”李伟介绍说。
他所指的新当选者，为首的名叫热比娅·卡德尔。她曾是新疆女首富，前全国政协委员，因贩毒被判刑后保外就医，现在被“东突”的大部分分支组织供奉为“维吾尔之母”，2006年9月，她被瑞典议会议员埃诺克松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新疆区委副书记努尔·白克力评价说，所谓“维吾尔之母”“是对一个民族的污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也表示，提名“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然而，这其中体现的“东突”恐怖势力的新动向，或许更值得关注。诚如香港媒体评论所言，在经历了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共同打击之后，流亡国外的所有“东突”势力正热切希望借热比娅的名字重整力量，图谋反击。
“境外‘东突’的各股力量之间，其实并不统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研究员说。
“‘流亡政府’、‘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等组织，为使自己的路线适应当地的政治气候，力图在公开的主张上和恐怖主义保持距离。”许涛说，“而其他的一些非主流的‘东突’武装，为了显示存在，就必须采取更具冲击力的、激进的手段。”
2005年，新疆解放50周年庆典前，“东伊运”突然发布了一段录像，扬言“要血战到底”。录像中，蒙面的发言人、作为背景的“东突”的“国旗”、举枪宣誓，这些“完全模仿‘基地组织’的宣传形式，这在‘东突’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许涛说。
但是，“从‘东突’的各个派别的实际行动上看，他们其实是在搞‘两手策略’。”李伟说，“他们的政治组织和武装组织表面上各走各路，实际上相互呼应。”
尽管“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总是说，他们“一贯主张用和平手段争取新疆独立”，但是他也始终没有否认“武装抗争”的可能性。
事实上，就在“世维会”新一届班底当选不久，“东伊运”的武装人员就潜入中国境内，重新建立训练营。在李伟看来，这个时间上的配合“也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刚刚在西班牙制造了机场爆炸事件的恐怖组织‘埃塔’，本身就有政治活动。主张北爱尔兰独立的新芬党，和制造了众多恐怖事件的‘爱尔兰共和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李伟说。
“‘东突’的政治分裂组织、军事恐怖组织，同样是一脉相承。”李伟说。
国际合作帮助捣毁恐怖训练基地
“东突”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国际分裂运动的色彩，但是打击“东突”势力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并非朝夕之功。
南开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高永久教授在其研究中指出：中亚国家在一方面同中俄合作维护该地区稳定的长期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来换取其经济援助的短期利益。
不过，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国家利益的考虑，“相关国家的共同认识还是越来越明确：地区安全，仅靠一国努力是很难实现的。”许涛说。
这种认识的结果之一，就是“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6月通过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海公约》。
而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将“加强国际合作”提到了中国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原则”高度上。
“具体的合作机制，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主要就是职能部门之间的情报交换、共享。”许涛介绍说。
据了解，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互设在他国大使馆的安全代表的重要职责，就是定期交换关于地区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的情报。
而设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的“地区反恐中心”则是情报协调的另一个主要的平台。
“最好的反恐手段是预警，因为一旦恐怖事件发生了，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许涛说，“而预警就要依靠情报。”
“此次中国能够及时获知‘东伊运’重建训练营，得益于国际合作。”李伟分析。
但与此同时，国家间的情报交流也面临着现实的困难。“毕竟不同的国家在利益定位上总是有差别的。”许涛说，“而且不同的国情下，对‘东突’的看法也有不同，对情报重要性的判断也不一样。”
无论如何，国际反恐合作正在全方位铺开。在司法合作的领域，“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重点打击的毒品犯罪和非法移民，也和反“东突”的成败息息相关，因为毒品已经成为中亚地区“东突”组织的重要经济来源，而恐怖分子也常常是通过非法移民的手段逃避各国追查，出入设在别国的训练营的。
如果从1990年代前期“东突”的主要组织正式建立算起，中国对这一恐怖势力的打击，已持续17年。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告诉记者，“我们发挥了传统政治优势，通过发动群众、巩固基层组织建设，遏止住了分裂势力的活动势头。”“只要组织坚强起来，虽然地广人稀，他们(恐怖分子)一旦出来，就落进农牧民的汪洋大海。只要他们有动作，我们就能知道。我们不像美军在伊拉克那么盲目。”
“中国的反恐政策，和美国的不一样。”李伟说，“在阿富汗战争以后，美国的反恐越来越多地着力于恐怖主义以外的利益上。而中国反恐的着眼点相对纯粹，而且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中，比较好地遵守了‘和平共处’的原则。”
“但是，‘东突’势力已经从事了许多恐怖活动，而且还会继续活动下去。”李伟说，“它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现实的恐怖主义威胁。”“他们只是极少部分人。因为是极少部分，所以他们才需要用恐怖袭击来放大他们的所谓诉求。”
2003年底“东伊运”首领艾山·买合苏木在巴基斯坦被击毙之后，国内曾经有乐观的看法，认为这个曾经在国内制造多起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的组织已经被打散。但是这一次重新破获这个组织的训练营，“提醒我们要对其活动能力重新评估。”李伟说。
“地方公安机关还在追捕，案子还没有完。”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告诉本报记者。
来源：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498
“击毙恐怖分子18名，捕获17名。”1月8日，新疆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巴燕介绍了新疆公安机关在今年1月5日对“东突”恐怖分子的打击行动。行动中，新疆公安机关在新疆南部帕米尔高原山区摧毁了一个恐怖分子训练基地。
“从公开的资料看，这是历年对‘东突’组织的打击行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告诉本报记者。
从1990年“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发动“巴仁乡暴乱”起，中国打击“东突”恐怖势力已经走过17年历程。
其间，新疆挺过10年恐怖事件高发期，中国加大打击力度，境内“东突”恐怖势力近乎绝迹；而在“东突”势力与国际恐怖势力同流合污之时，中国大力构建国际反恐网络。
不过，“东突”显然没有放弃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努力，在李伟看来，这一次也许可以看作“东突”准备重返中国境内的一个信号。1月9日，本报记者就此采访公安部，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也表示，中国“正严密关注事态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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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
□本报记者 陈蓝
念着咒语，一个个恐怖分子从国际恐怖训练营地出发，让一个和平美丽的世界瞬间变成人间地狱。
境外培训，境内破坏
经过塔利班基地培训出来的恐怖分子，早已把宝贵的生命看得贱如草芥，声称“对死的渴望，超过对生的渴望”。
艾山·买合苏木，新疆疏勒县人，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主席。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被国际上认为是“最暴力化的组织”。2002年9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将这个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和个人名单。9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中外记者会上指出，“东突伊斯兰运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组织，它的宗旨就是要通过恐怖主义活动分裂中国。
1990年代初，艾山·买合苏木因参与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被公安机关处以3年劳动教养。1996年解除劳教后去往国外，1997年4月，他在巴基斯坦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之后又投靠了“塔利班”奥玛尔和本·拉丹，在这里，他的职务是“基地组织”的“共同问题顾问”。艾山·买合苏木与本· 拉丹的“共同问题”就是将新疆的恐怖组织和塔利班和本·拉丹联成一体，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一部分。
2003年10月2日，在巴基斯坦北部山区，艾山·买合苏木被美国和巴方军队的联合围剿击毙。
但是，艾山·买合苏木和塔利班培养出来的恐怖分子并没有停止行动。
自1997年起依托阿富汗“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地，艾山·买合苏木网罗新疆籍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进行培训，随后送往阿富汗战争中进行实战锻炼，然后再遣入中国境内进行恐怖破坏活动。
木塔里甫·哈斯木就是一个知名国际恐怖分子，他被新疆警方抓获后交代：艾山·买合苏木说要把“孩子们”带去学做爆炸物，说不进行爆炸活动不行。
木塔里甫·哈斯木被带到了本·拉丹的营地，当时本·拉丹正好在场，“我没有和他问候，只是站在离他五六米处远望着”。
“塔利班向他们提供武器，有时为了配合训练，还配备一些坦克，也有一般武器。到了基地首先要学习的科目有：轻武器、跑步、军事演习等。因训练强度太大有些人死了。”
“艾山·买合苏木的目的不仅是分裂新疆，还要建立国家。先在本土建国，然后逐渐扩大。”木塔里甫·哈斯木说。
海米提·买买提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恐怖分子，他说，在这个训练营里，他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学了放火、杀人两种技能”。
“境外指挥，境内行动，境外培训，境内破坏”，一时间新疆反恐形势险恶。
在国内建立大量的恐怖训练营地和直接送到阿富汗的塔利班营地中进行训练，恐怖组织可以快速把一名宗教狂热分子制造成恐怖分子。尤其是经过塔利班基地培训出来的恐怖分子，早已把宝贵的生命看得贱如草芥，声称“对死的渴望，超过对生的渴望”。
恐怖分子的祖师爷
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是新疆恐怖分子的祖师爷，是他提出了从1990年代起，发动10年游击战、10年正规战的20年战略图谋，为此他必须借助宗教行事。
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是新疆库车县的一个农民，瘦高的身材，平日总戴着一副墨镜，给人一种谦和文弱的感觉，就是这个人成立了新疆第一个恐怖组织———东突伊斯兰党，1992年2月25日乌鲁木齐爆炸案就是该党所为。这个恐怖组织在新疆共制造了25起爆炸案。
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在库车办了多个讲经班，从筹集资金、组织人员到亲自讲授，乐此不疲。每个讲经班的学员都会被他组织起来，穿着统一的服装，在库车的新城、老城里进行无声地游行。此外他还召开“伊斯兰表彰大会”，让他讲经班的学生在学校中当教师的，在学校的讲堂上公开宣讲。
东突厥伊斯兰党从一开始就有境外极端宗教组织的背景。仅半年的时间内，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就培训了近千名弟子。他把他的成绩拍摄下来，寄往境外的极端宗教组织，告诉他们自己在新疆所做的工作，以申请更多的经费，用于更大的活动。
几乎所有的恐怖行为都以狂热的信仰为精神支柱，那么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讲的是什么经，布的是什么道，为什么在接受这样的“讲经”之后，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乡村农民，一个个有家有口有财产的人会放弃平安的生活，变成一个暴徒并将自己活生生的躯体去充当人体炸弹？
新疆警方对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恐怖集团和1990年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制造新疆第一起武装暴乱的则丁·玉素甫的调查发现，所有的根源都指向一个人，就是新疆叶城县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1990年代上半段，逮捕到的恐怖分子，无一例外地都是他的弟子。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参加过一次恐怖行动，实际上却是新疆恐怖分子的祖师爷。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谦和善良的长者。然而就是他提出了从1990年代起，用发动10年游击战，10年正规战的20年战略图谋。
恐怖组织的分水岭
如果说墨玉会议显示出来的是恐怖组织的幼稚，那么1996年11月29日召开的和田会议，从行动纲领制定到恐怖行为的落实，到保秘与忠诚，都极其严密。
1992年12月12日，活动在境外的分裂组织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了的第一届“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1993年4月，在土耳其举行并成立了 “东突筹备委员会”会议，1996年11月再次召开东突厥斯坦代表大会预备会。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境内的分裂分子在秘密召开“墨玉会议”、“和田会议”。
1994年11月30日至31日，来自全疆各地15名恐怖组织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代表暗中聚集墨玉县。会议参加人买买提·吐鲁普说，他们在一个农家的土炕上召开了这次会议，房间的门都是堵死的。会议讨论的其中一个事项就是怎么筹集资金，怎么发展力量，还制定了购买武器、建立“伊斯兰敢死队”等任务，并拟定 1995年春节前夕在叶城县再次召集会议，以确定最后行动计划。
1995年1月14日，“墨玉会议”代表之一吾买尔·买合苏等3人，在莎车县牙瓦乡进行蒙面抢劫时被抓获，警方得知，原来他们的筹集资金就是以这种刑事犯罪进行。
这次抓获的3人，交代了“墨玉会议”的基本情况，因而使大部分“墨玉会议”人员落网，墨玉会议的罪恶图谋未能得逞。
如果说墨玉会议显示出来的是恐怖组织的幼稚，那么1996年11月29日在和田召开的和田会议就是一个“完美会议”，从行动纲领制定到恐怖行为的落实，到保秘与忠诚，都极其严密。
29日这天，“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分布于全疆11个地州的22名代表，秘密潜入和田市。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各地各分部的关于组织纲领的修改意见、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前来参加会议。
从中央电视台披露的一段录像中，人们看到了恐怖分子策划于密室的真实情景。所有的人都戴着面具，很多人遮掩得甚至连眼睛都看不到。据后来被抓获的参加会议的恐怖分子交代，蒙面是为了让开会的人彼此不认识，以避免墨玉会议的疏漏：抓住一个交代出一片。
这段录像本来是他们记载这次“重要会议”的所谓“史料”，要留作日后的珍贵档案，还要向境外的组织发送，以争取国际支持。
会议通过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真主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研究了新的恐怖暗杀计划和统一行动问题等。将各地代表带来的暗杀名单进行了汇总，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具体行动计划。
这就是“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斋月的第17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黑名单上首先倒下的是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宗教人士阿肯木·斯迪克，子弹射中了他的胸膛。
接下来更大的恐怖行动便是伊宁骚乱。
“墨玉会议”、“和田会议”是一个分水岭，一批恐怖分子被培养了出来，取得了经营恐怖组织经验。
正是在墨玉、和田会议之后，境内的分裂势力和境外联系更为紧密，并且直接得到国际恐怖主义“老大”塔利班的支持，因而其在新疆境内的破坏活动也更为剧烈。
1997年发生伊宁骚乱和乌鲁木齐公共汽车系列爆炸案后，中央召开专题会议讨论新疆问题，确定了重点打击的三种人：民族分裂的骨干分子、暴力恐怖犯罪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为首分子。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新疆自治区党委调集万余党政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新疆的18个重点县市进行“集中整治”。恐怖分子的活动空间一下子被压缩，全疆各地只要恐怖阴谋稍有露头就会遭到沉重打击。
血债
爆炸、暗杀、袭击、绑架与劫持人质等恐怖分子通常的手段，新疆的恐怖分子几乎都用到了。在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间，据不完全统计，恐怖分子们共在新疆境内至少制造了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6人丧生，400多人受伤。
1990：第一起恐怖事件
“巴仁乡暴乱”是新疆解放40年最为严重的一场武装暴乱，是进入1990年代后发生在新疆的第一起恐怖事件。它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开始。此后，大规模的暴力恐怖活动在1990年代的新疆相继发生。
一辈子生活在巴仁乡的依敏·玉买尔老人，是巴仁乡暴乱事件的见证人，1990年春天，老人觉察到村子里有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气氛。
有一些人在村民当中串连，强迫信奉伊斯兰教的教民捐钱，并且要求每人“抱经宣誓”，参加一个“党”。参加他们“党”的人，每人至少交50元，其中20元是活动经费，20元购买白球鞋，10元购买刀子。谁不做，这些人就用刀子进行威胁。
3月底，巴仁乡土尔村清真寺院内竟然架起高音喇叭，宣传圣战。他们说“穆罕默德同异教徒打过仗，我们也不得不打仗，每天做五次‘乃玛孜’不解决问题，要打仗”。
操纵这一切的是一个叫则丁·玉素甫的人。1980年代末，则丁·玉素甫到喀什学经，回到巴仁乡后，组建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这些异常现象引起了阿克陶县委、县政府的注意。当发现公安机关开始调查时，则丁·玉素甫决定提前暴动。4月4日下午，切克村清真寺聚集了200多人。当天下午6时30分，聚事者开始围攻乡政府。
因为无法对事件的性质做出判断和怕伤及信教的民族群众，所有现场武警都执行着不开枪的命令，尽管已经有多名武警战士被打死，5名武警战士被抓做人质。
直到4时10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接到中央批示，事件性质为武装暴乱。武警和公安人员开始还击。则丁·玉素甫被击毙。
1990年当分裂与恐怖势力初起的时候，表现形式是狂热的宗教情绪，一些不明就里的信教群众被恐怖分子利用，宗教与非法宗教的界线难以划分，正常的宗教活动与恐怖活动也难甄别。面对恐怖主义新疆最初采取的是谨慎的态度，新疆恐怖组织的定性是10年之后。
1991：第一个恐怖训练基地
1992年2月5日，大年初二，这个从来都是喜庆的节日变成了一个哀伤的节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公共汽车、影剧院、住宅楼里被安放了四颗定时炸弹。2路公共汽车的爆炸异常惨烈。
在此之前，新疆，甚至全国没有人见过这种以危害公共安全制造社会恐怖为目的的爆炸。新疆人一时“懵了”。自治区公安厅很快做出了推断：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谋杀，一次有组织的恐怖性爆炸。
7个多月后爆炸案告破，这是一个叫做“东突厥伊斯兰改革党”的暴力组织所为。1991年2月28日，这个组织成员首先在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制造了新疆第一起恐怖爆炸案件，造成无辜群众死1人，伤13人。小试成功后，他们便将目标锁定乌鲁木齐，然后进行了一年多的筹划和准备。在乌鲁木齐爆炸案之后，他们又一口气在新疆境内针对无辜公众制造了15起爆炸案。
为筹集经费，1991年11月13日，这个组织曾在沙雅县制造了解放以来全国最大的一起银行运钞车抢劫案，劫走农行棉花款50万元。然后悄悄转移到了1000多公里外的喀什叶城县的一所不起眼的院落里，在这个院子里他们建立了新疆第一个恐怖训练基地，先后培训了3期数十名恐怖分子。
1993：新疆系列爆炸案
乌鲁木齐爆炸案的侦办让“东突厥斯坦伊斯兰改革党突击队”遭受了打击，但是漏网分子迅速潜入了新疆各地。他们的下一个目标选择的是南疆重镇喀什。
1993年6月17日，位于喀什市中心的喀什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发生爆炸，两名无辜群众身亡，另有1人重伤、7人轻伤。自治区领导和新疆警方奔赴喀什，但是，暗杀公安民警、爱国宗教人士等一系列爆炸和暗杀案件，几乎就是在工作组的眼皮底下发生。
这一年的10月，散处于新疆巴音郭楞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吐鲁番地区、塔城地区等地的17名暴力恐怖分子，被一个叫艾尔肯·阿不拉的和一个叫阿不都·米吉提的重新纠集起来，成立了一个新的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
这个恐怖组织成立后，并没有立即活动，而是秘密发展成员，扩大组织，在全疆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建立训练基地，培训恐怖分子，并派遣成员通过抢劫、盗窃等方式筹集经费。
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反对党”成势后，新疆再一次遭遇1996、1997年的暴力恐怖高峰。
1996－1997：“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
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千里奔赴各地，计划在斋月的第17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
1996年5月12日6点30分，是黎明前的最黑暗时刻，70多岁的阿荣汉·阿吉和他的儿子准时出现在喀什羊肠般幽暗的小巷中。每天他都踏着人们酣然的睡梦，在这个时刻前往艾提尕尔清真寺主持太阳出来前的第一次祷告。但是这一天与所有的日子都不同，闪亮的匕首在前面等着他。
阿荣汉·阿吉和他的儿子被救了过来。身中20多刀没有死去，几乎是一个奇迹。在抓获刺杀者进行审讯时，刺杀者说出了当时的矛盾心理：既要完成任务，又因为对宗教领袖阿荣汉·阿吉的敬畏而无法下手。
新疆凡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都知道艾提尕尔清真寺和阿荣汉意味着什么。艾提尕尔清真寺是中国最大的清真寺，具有550年的历史。它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中心，主持清真寺的阿吉也被认为是最有学问最能领会宗教教义最德高望重的人。
伊斯兰反对党将这一系列暗杀活动称作“断桥”、“赶汉”，他们将反对其分裂图谋的宗教人士都划为谋杀的范围，借此斩断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血肉联系。
幸运的是，新疆警方很快就找到了破获该行动的线索，斩断黑名单的暗杀行动。
1997：“2·5骚乱”重创伊宁
位于美丽的伊犁河谷的伊宁是新疆天山东部的重镇，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云集之地。
1997年2月5日上午9时许，伊宁市的大街上突然冲出一伙人，手举横幅，呼喊口号，沿伊宁市主要街道游行。如滚雪球一样，到了12时许，游行人数从100多人增至千余人。随后，手持棍棒、砖块、刀具的骚乱分子开始了他们的暴力行为。
人民医院门口一对青年夫妇被骚乱分子围住，女的被人在脸上用刀乱割乱划，连踢带踏，当场死亡，男的也被打成重伤。
一位回家探亲的战士途经前进街时，被石头活活砸死。
一位乡文化站的秘书在伊犁街街口被他们用刀捅死后，又被扔进点燃的纸堆里焚烧。
警方调查的结果表明，组织“2·5”骚乱的骨干分子是从喀什、和田分别到达伊宁的，属于东突厥伊斯兰真主党，他们到达伊宁后就走街串巷煽动群众，并让群众烧毁身份证、结婚证等政府发放的证件。
1997：爆炸再袭乌鲁木齐
事隔5年，恐怖分子再一次选择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并且将时间选在1997年2月25日，这一天邓小平同志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炸弹被精心安放在乌鲁木齐南、北、西、东四个不同的方向，并且是在乌鲁木齐人最多最集中的地方，所有的炸弹都被定在同一时间爆炸。警方调查发现，炸弹里满满地填充着铁钉子、钢珠、螺帽、螺杆，这些东西被强烈的硝酸炸药喷射出来，威力无异于一颗颗子弹。恐怖分子的冷血和残酷让人震惊。
一位汉族父亲失去了9岁的女儿。当时他的两个可爱的女儿刚刚放学。一声巨响后，整个公共汽车的后部不见了，他的大女儿受了重伤，小女儿当场死亡。
一位维吾尔族的父亲也失去了女儿。9年过去了，这个父亲还是不能看女儿的照片，不能听别人说这件事。9年的日子再也没有快乐。
一位回族的父亲失去了儿子。每年的2月25日，夫妇两人整天都不能从床上起来干任何事。这一天准时会到来，不用刻意去看日历，一点都不差。
一个邪恶的计划得逞了，一些无辜的生命在瞬间寂灭了，一切都将面目全非，更多的活着的人的生活因此而改变。记忆永远停留在了那罪恶而黑暗的时刻。
(本报记者陈蓝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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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战
□本报记者 陈蓝
当一颗炸弹炸响的时候，恐怖分子往往早已匿迹于人海，或者在某个地方安逸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一个偏避的沙漠深处的小村庄里的一次合谋，能让几千公里之外的大城市遭受打击。反恐是正义和邪恶的对峙，是一场理性和非理性的对抗。它是一场战争而更难于战争，想打赢这场战争，就要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在内的综合性力量，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智慧和毅力。我们不能忘记天山脚下为反恐作出巨大牺牲的人们，正是他们的牺牲和努力，我们才能过上平静的日子。
昆仑山追逃
1992年2月5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爆炸案告破于1500公里远的喀什。当案件侦破势如破竹时，主要的犯罪嫌疑人已经逃跑，准备从昆仑山口逃向国外。
等新疆警方追捕队伍赶到昆仑山下，嫌犯已经在昆仑山炸山封路之前逃上了昆仑山。怎么办？所有的山路全部已经被堵死了，海拔5000多米，车上不去，人也上不去。直升飞机！乘坐直升机将侦查人员空运到昆仑山！
8月的昆仑山正是积雪融化的季节，恐怖分子也寸步难行。突然山洪暴发让他们的向导和骆驼被洪水冲走，只好掉头下山，此时正好和追捕的公安民警撞个正着。
荒凉的昆仑山上，突然出现了7个人，侦查员全部都警觉了起来。弯曲的山路仅容一车行驶，侦查员一脚刹车将车停在一个人前面，挡住了去路。
突然到来的警察让7个人愣住了，他们本能地举起手由警察搜身。一个人的口袋里先搜出了一支手枪，再一搜是只军用手榴弹，又搜出一支手枪，突然，“咕咚” 一声，一名恐怖分子将警察压倒在地。一边是壁立的高山，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河水，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搏斗意味着体能的超强消耗和力不从心。
一名警员二话没说“哗”地打出一梭子子弹。枪声使暴行稍有迟疑，就是这个机会，骚乱被镇了下去。
这场战斗当场击毙犯罪分子2名、活捉5名。1992年“2·5”爆炸案主要罪犯全部落入法网。对于新疆警方来说，这仅仅是开始。
缉枪行动
缉枪行动的成功，不仅仅瓦解了许许多多酝酿中的阴谋，更重要的是让新疆警方在反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掌握了制敌的主动权，扭转了跟着恐怖事件转的被动局面。
1998年4月6日，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一辆从哈萨克斯坦入境的外籍货运车上，查出苏制军用手枪、冲锋枪、各种口径的子弹等武器。警方随即发出了抓捕偷运武器案的重要疑犯的通缉令。
一名境外暴力恐怖分子落网后交待：斋月刚过从2月份至4月份通过运茶叶偷运过一次武器，4月份后又用送羊毛等方式运进过武器。
巨大的危险显露了出来，究竟有多少枪被秘密运送了进来，现在这些武器在什么地方？恐怖分子在拥有了先进的武器的时候，正准备着怎样的阴谋？必须把所有的武器都挖出来！
在这次深挖恐怖分子和其隐藏的枪支的战斗中，公安和武警战士和恐怖分子发生多次激烈的枪战。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民警龙飞、孔永强、刑警支队民警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是在缉枪战斗中牺牲的。
1998年4月19日晚，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一中队一分队队长龙飞受命随防暴队紧急出动，前往围捕“4·6”武器偷运案的暴力恐怖分子。
那一天一直在下雨。恐怖分子缩在一所农村的土房子里。20日凌晨，龙飞率先翻墙入院，逼近暴徒藏身的房间。就在龙飞破门而入的一刹那，龟缩房内的暴徒开枪了。对射中，龙飞在击伤对方的同时，也被暴徒射出的子弹击中了颈部。
黑暗中，后面的战友知道有人倒下了，但不知倒下的是谁。直到最后清点人的时候才知道是龙飞倒下了。
两个月后，1998年6月26日凌晨，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再一次受命出击，对偷运武器案的暴力恐怖分子藏匿窝点进行统一搜捕。这次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袭，打掉了对方的指挥体系，粉碎了对方企图于6月30日在伊犁地区进行恐怖爆炸的计划。但在搜捕过程中，参战民警遭遇恐怖分子的持枪顽抗，战斗中，伊犁地区公安局防暴支队一中队二分队队长孔永强和伊犁地区公安局刑警支队民警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壮烈牺牲。
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牺牲后，他的姐姐发现了弟弟的一本日记，日记上写着：“现在我就要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为维护人民的利益。我是一名警察，我热爱这个职业。”
这是他的最后一篇日记。
伊宁城为反恐英雄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那天，伊宁小城泪雨纷飞，万人空巷。
龙飞、孔永强、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生前是好朋友。烈士身后，人们将龙飞和孔永强合葬在一起，努尔泰·安尼瓦尔别克按照伊斯兰风俗葬在伊斯兰墓地里，但他们都回到了大地的怀抱，都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与阴谋赛跑
敌人在暗处筹划着行动，缔结着巨大的网络。警方在幽冥之中凭借蛛丝马迹捕捉着敌人的行踪，反恐的最高境界，是能够将恐怖阴谋消灭在策划阶段，将其组织瓦解在萌动状态，这是一场智谋的角斗。
1998年年底，警方获知一个叫库来西的人在和田活动，酝酿着一场阴谋。但是警方并不知道这个库来西长什么样，是什么地方的人，正在进行什么阴谋。
在一次行动中，一枚自制手雷炸响，这让新疆警方大吃一惊，他们意识到库来西的步伐加快了。这是第一枚在新疆炸响的自制手雷，它的威力已经相当于军用手雷，这比之前的恐怖分子使用的爆炸装置大大地进了一步。
警方焦急万分，库来西却杳无音信。此时更严重的情况出现了：在一次路口的例行检查中，查出509枚手雷，这些手雷是准备偷运到和田去的。警方迅速作出判断，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恐怖阴谋，并且这个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
风雨欲来，黑云压城。
接着，在抓捕库来西团伙另一头目的时候，再一次发现手枪和手雷。
一枚枚手雷，一支支枪，一个个的恐怖分子，向着阴谋迅跑的脚步声仿佛在耳。当一次发现2000枚手雷时，警方感觉到最后的时候到了，敌人就要行动了。
新疆自治区党委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决定在和田开展一场打击库来西团伙的专项斗争。从此，和田的“打库”，不再是警方一家力量，而是调动了全新疆、全和田的力量。
8月25日和田警方逮捕了库来西团伙的2名联络员，找到了库来西的行踪。库来西就藏匿于和田地区外宾馆出纳米娜瓦家中。9月4日凌晨，和田警方包围了库来西藏身之地，库来西劫持米娜瓦之子为人质，为确保人质安全，我公安民警果断将库来西当场击毙，战斗中和田公安民警吐尔逊·托乎提光荣牺牲。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争，库来西集团完全破获后，人们才发现，这是一个纠集了数百名恐怖分子的巨大团伙，这些恐怖分子不仅来自于新疆各个地区，还有大量境外派遣的国际恐怖分子。他们自制了数千枚手雷，100多支枪，经营了10多处恐怖训练点和51处制枪窝点。
在艰难而持久的十多年打击之后，在国际恐怖活动给世界带来更大不安定的时候，新疆反而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和平的时候。只有战斗在反恐第一线的人才最为深切地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得来的是多么地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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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展望
□本报记者 史哲 郭力 □实习生 黄鸣
恐怖主义之所以世界共诛之，是因为一切恐怖主义都有违人类的文明与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疆的反恐就不再是新疆的事，也不仅是中国的事，而是世界反恐的一部分
“东突”的四个中心、两个通道
许多人可能至今仍对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乌鲁木齐的公共汽车炸弹事件记忆犹新。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告诉记者：“当时大家都比较紧张。不敢坐公共汽车，上车都比较小心，如果看到哪个手提包没有主人的话，就会小心、警惕。”
不过，那时却很少有人知道，在新疆，中国与恐怖主义的战斗已经开始。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时期。1999年，在国庆50周年之后的两个月，渐成气候的“东突”分裂组织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确立了暴力夺权的方针，并计划实施恐怖战等。
这绝不是说说而已，“东突”分裂组织很早就融入了国际恐怖主义的“主渠道”。还在“东突”的伊斯坦布尔会议之前，一些组织就已经有计划地借助国际资金走私武器，派遣成员在阿富汗、车臣、克什米尔等地参加实战锻炼———俄罗斯军队和美国军队都分别在车臣、阿富汗抓获过“东突”成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研究员介绍说，“9·11”之后，“基地组织”与塔利班开始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中亚大规模建立训练营地，大量“东突”人员在其中接受了培训。
其中，最为激进的当属在阿富汗组建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在塔利班的阵营内，甚至有一个由“东伊运”组成的“中国营”，全部由来自新疆的约320名恐怖分子组成。2001年2月，本·拉丹恐怖势力与塔利班高层人物在坎大哈又商谈训练“东突”恐怖分子的事宜，决定拨巨款帮助训练 “东突”恐怖分子。
据《新疆反恐十年成果展览》资料统计，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东突”分裂势力在新疆实施暴力恐怖案件250多起，造成 600多人伤亡。在本世纪初中国建立地区性反恐机制之前，中国曾独立抗击恐怖主义近10年。2001年9月11日，当纽约世贸中心轰然倒塌之时，中国境内基本上已无“东突”势力有组织的活动了。
据新疆公安机关新闻发言人在1月8日介绍，“东伊运”派遣骨干分子入境，纠集一伙暴力恐怖分子潜入中国帕米尔高原山区，建立恐怖活动训练营地，进行恐怖训练活动。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年一份名为《“东突”恐怖势力罪责难逃》的文件显示，中国境内外的“东突”分裂组织有50多个，40多个主要在境外活动。
反恐专家李伟告诉本报记者，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这些组织基本形成了4个活动中心：中亚、土耳其、美国与德国。
中亚的东突组织大约有11个，其中有4个直接从事暴力恐怖活动；有约20个在土耳其活动，其中3个训练恐怖分子，组织武装，向中国境内偷运武器；还有3 个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处的山区活动，分别从事策反和接应外逃人员，偷运武器，进行政治、宗教渗透；而“东突”的政治组织主要集中在德国。
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组织，其训练营地目前主要集中在中亚和巴基斯坦、阿富汗边界地区。巴阿边界一向是国际恐怖主义的老巢，过去就曾有大批“东突”人员在这里接受培训，今天，它的这一功能毫无退化。
而此次被新疆公安机关捣毁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位于帕米尔高原山区，正靠近中国西部与中亚国家接壤的边境。
暴力后的两手：渗透与依靠西方
随着“东突”的暴力行动在中国屡遭挫败，一些不甘心失败的极端分子开始把目标对准了海外中国人，并制造了一系列血案。
2000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青年联盟”主席尼合买提·波萨科夫因拒绝与恐怖组织“东突解放组织”合作，被该组织成员枪杀在家门口。
2002年5月，境外“维吾尔解放组织”成员，为筹集资金，绑架了一新疆商人，勒索10万美金，并杀害了该商人的侄子，之后又纵火焚烧了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行凶后，恐怖分子潜逃至哈萨克斯坦，并于同年9月在阿拉木图市杀害了两名哈萨克斯坦警察。
2003年3月，“东伊运”武装分子袭击了一辆来往于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间的国际班车，恐怖分子杀害了全部21名乘客，其中中国公民18人(包括15名维吾尔族同胞)。
……
不过，大多数“东突”组织选择了其他方式，例如派遣骨干分子入境，加强对境内“东突”势力的扶持和领导。他们立足中亚这一前沿阵地，对新疆进行思想渗透；设立专门出版机构，编篡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通过各种渠道不断输入新疆；设立专门电台，使用民族语言对新疆广播，大肆进行“心战”宣传；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表公开信，叫嚷新疆独立，寻求国际敌对势力支持；拉拢、收买、策反大陆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圣、留学人员，进行情报搜集、勾联和颠覆活动等等。
在暴力的声势日渐衰微之时，“东突”的政治声浪却逐渐高涨起来。
2004年4月中旬，以“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为首，纠合了一小撮“东突”分子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
依靠西方，更成为“东突”的救命稻草。2004年9月，在美国，“东突流亡政府”宣告成立。澳大利亚的“东突协会”主席艾哈迈德·埃根贝尔迪自封为总统，任命“东突民族自由中心”艾尼瓦尔·玉素甫为总理。
在这个“流亡政府”的成立声明中，艾尼瓦尔·玉素甫称：“……成百上千万的东突厥斯坦人却深知和热爱美国……我们向美国寻求帮助。”
中亚地区“东突”分裂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就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
“既是政治分裂组织，又是军事恐怖组织”
“‘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不久之前刚刚完成了‘换届选举’。”李伟介绍说。
他所指的新当选者，为首的名叫热比娅·卡德尔。她曾是新疆女首富，前全国政协委员，因贩毒被判刑后保外就医，现在被“东突”的大部分分支组织供奉为“维吾尔之母”，2006年9月，她被瑞典议会议员埃诺克松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新疆区委副书记努尔·白克力评价说，所谓“维吾尔之母”“是对一个民族的污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也表示，提名“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然而，这其中体现的“东突”恐怖势力的新动向，或许更值得关注。诚如香港媒体评论所言，在经历了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共同打击之后，流亡国外的所有“东突”势力正热切希望借热比娅的名字重整力量，图谋反击。
“境外‘东突’的各股力量之间，其实并不统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研究员说。
“‘流亡政府’、‘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等组织，为使自己的路线适应当地的政治气候，力图在公开的主张上和恐怖主义保持距离。”许涛说，“而其他的一些非主流的‘东突’武装，为了显示存在，就必须采取更具冲击力的、激进的手段。”
2005年，新疆解放50周年庆典前，“东伊运”突然发布了一段录像，扬言“要血战到底”。录像中，蒙面的发言人、作为背景的“东突”的“国旗”、举枪宣誓，这些“完全模仿‘基地组织’的宣传形式，这在‘东突’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许涛说。
但是，“从‘东突’的各个派别的实际行动上看，他们其实是在搞‘两手策略’。”李伟说，“他们的政治组织和武装组织表面上各走各路，实际上相互呼应。”
尽管“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总是说，他们“一贯主张用和平手段争取新疆独立”，但是他也始终没有否认“武装抗争”的可能性。
事实上，就在“世维会”新一届班底当选不久，“东伊运”的武装人员就潜入中国境内，重新建立训练营。在李伟看来，这个时间上的配合“也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刚刚在西班牙制造了机场爆炸事件的恐怖组织‘埃塔’，本身就有政治活动。主张北爱尔兰独立的新芬党，和制造了众多恐怖事件的‘爱尔兰共和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李伟说。
“‘东突’的政治分裂组织、军事恐怖组织，同样是一脉相承。”李伟说。
国际合作帮助捣毁恐怖训练基地
“东突”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国际分裂运动的色彩，但是打击“东突”势力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并非朝夕之功。
南开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高永久教授在其研究中指出：中亚国家在一方面同中俄合作维护该地区稳定的长期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来换取其经济援助的短期利益。
不过，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国家利益的考虑，“相关国家的共同认识还是越来越明确：地区安全，仅靠一国努力是很难实现的。”许涛说。
这种认识的结果之一，就是“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6月通过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海公约》。
而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将“加强国际合作”提到了中国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原则”高度上。
“具体的合作机制，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主要就是职能部门之间的情报交换、共享。”许涛介绍说。
据了解，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互设在他国大使馆的安全代表的重要职责，就是定期交换关于地区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的情报。
而设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的“地区反恐中心”则是情报协调的另一个主要的平台。
“最好的反恐手段是预警，因为一旦恐怖事件发生了，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许涛说，“而预警就要依靠情报。”
“此次中国能够及时获知‘东伊运’重建训练营，得益于国际合作。”李伟分析。
但与此同时，国家间的情报交流也面临着现实的困难。“毕竟不同的国家在利益定位上总是有差别的。”许涛说，“而且不同的国情下，对‘东突’的看法也有不同，对情报重要性的判断也不一样。”
无论如何，国际反恐合作正在全方位铺开。在司法合作的领域，“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重点打击的毒品犯罪和非法移民，也和反“东突”的成败息息相关，因为毒品已经成为中亚地区“东突”组织的重要经济来源，而恐怖分子也常常是通过非法移民的手段逃避各国追查，出入设在别国的训练营的。
如果从1990年代前期“东突”的主要组织正式建立算起，中国对这一恐怖势力的打击，已持续17年。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告诉记者，“我们发挥了传统政治优势，通过发动群众、巩固基层组织建设，遏止住了分裂势力的活动势头。”“只要组织坚强起来，虽然地广人稀，他们(恐怖分子)一旦出来，就落进农牧民的汪洋大海。只要他们有动作，我们就能知道。我们不像美军在伊拉克那么盲目。”
“中国的反恐政策，和美国的不一样。”李伟说，“在阿富汗战争以后，美国的反恐越来越多地着力于恐怖主义以外的利益上。而中国反恐的着眼点相对纯粹，而且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中，比较好地遵守了‘和平共处’的原则。”
“但是，‘东突’势力已经从事了许多恐怖活动，而且还会继续活动下去。”李伟说，“它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现实的恐怖主义威胁。”“他们只是极少部分人。因为是极少部分，所以他们才需要用恐怖袭击来放大他们的所谓诉求。”
2003年底“东伊运”首领艾山·买合苏木在巴基斯坦被击毙之后，国内曾经有乐观的看法，认为这个曾经在国内制造多起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的组织已经被打散。但是这一次重新破获这个组织的训练营，“提醒我们要对其活动能力重新评估。”李伟说。
“地方公安机关还在追捕，案子还没有完。”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告诉本报记者。
星期四, 8月 15, 2013
东突恐怖势力情报源的确定问题研究
作者：翟金鹏
来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http://euroasia.cass.cn/news/405648.htm
反恐情报源即反恐情报的最初来源。研究反恐情报源对于认识恐怖活动的规律、特点、打击恐怖犯罪活动, 防范恐怖活动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东突情报源的确定, 笔者认为应主要考虑 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研究确定情报源的基本方 法, 研究如何确定关于东突情报信息的监测 时点, 研究如何确定防范东突 活动的重要时 间点、段以及如何确定反东突 恐怖势力的情 报源。
一、确定情报源的基本方法与思路
所谓研究确定情报源的基本方法, 是指有效判断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情报隐藏于何时何地的方法。
确定恐怖主义情报源的基本方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根据恐怖主义行为来确定; 根据具体的恐怖主义组 织类型来确定; 根据恐怖主义组织宣传、煽动、组 织、指挥、吸收、教育训练、渗透、踩点、实施等 不同行为类型的外在表现形式来确定; 根据相关的高危人员 来确定; 根据以公开合法形式为掩护 的各种非法活动来确定。
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为我们如何发现寻找恐怖主义情报源提供了如下工作思路: 从人( 普通人 群) 中找人(恐怖分子、高危人员); 从事(普通 的各种社会活动) 中找事(与东突 恐怖势力 有关的各种可疑的社会活动); 从空间(各种普通 的或者特殊的地理空间) 中找人(恐怖分子、高 危人员)、找事(与东突 恐怖势力有关的各种 可疑的社会活动); 从人（貌似普通公民的人) 中 找事(其从事的不正常或可疑的活动); 从非恐怖 主义违法犯罪中找东突 恐怖势力的有关信息; 从情报交流(内部与外部) 中找东突 恐怖势 力的有关信息; 从媒体(平面、流媒体) 传播信 息中寻找东突 恐怖势力的有关信息; 从打击 其他犯罪活动中寻找、发现/东突 恐怖势力的 有关信息等等。
二、研究如何确定关于东突情报 信息的监测时点
确定情报信息的监测时点是情报工作的重要内 容, 其对于确定情报源亦具有特殊的意义。笔者认 为, 可以根据东突 恐怖势力经常实施恐怖活 动的地区、场所、容易遭受恐怖活动侵犯的地区、场所、目标、资金流通环节、武器流通环节、煽动 宣传环节、地下训练环节、组织招募人员环节、恐 怖分子出入境环节、高危恐怖势力嫌疑人员环节、 涉嫌恐怖活动的严重暴力犯罪、国外宣传煽动环 节、策划具体实施恐怖活动的环节等方面研究确定 情报信息的监测重点。具体来说, 重点监测点、时段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作监测的重点行业、机构
东突 恐怖势力渗透、利用、准备侵犯的重 点行业、机构就是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作监测 的重点行业、机构。东突 恐怖势力进行宗教渗 透的行业主要有新疆的各级文化教育机构、出版新 闻机构。这些机构主要是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县、 乡、镇、村的中小学校, 位于城市的大中院校, 尤 其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落到实处、存在思想教育漏 洞的大中院校; 东突 恐怖势力以政掩商0 所 利用的经济领域; 组织公民出入境的旅游中介组 织; 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 全国尤其是新疆的公共 交通运输系统; 党、政、军、政法机关。
(二) 确定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作的重点时段
东突恐怖势力实施或拟实施恐怖活动的重 点时段是我们确定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作重点 时段的基本依据。根据恐怖主义组织追求恐怖活动 效果的最大化、通过渲染恐怖活动增强社会公众恐 怖感的基本原则, 恐怖活动的实施时机往往选择在 一些特殊的节日庆典、大型的公众活动或者国家地 区举行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期间。另外, 国外恐怖活动猖獗时期也是我国可能突发恐怖活动 的时期。根据这一规律, 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 作的重点监测时段应该是我国传统的民族节日、新 疆维族的传统节日、特殊庆典或者大型的公共活 动、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举行时段及之前的 一定时间段。这是防范具体恐怖活动的重要时间 段。因此, 在这些特定节日、举办特殊活动之前及 持续期间的特定时间段加强情报的搜集力度, 加大 防范恐怖活动的力度尤其必要。
(三) 确定反东突情报信息工作的重点区域
东突 恐怖势力活动的重点区域即是反东突情报信息工作的重点监测区域。应该说/东 突0 恐怖势力活跃、恐怖分子经常出没的地方, 如新疆较为偏僻的宗教气氛较为浓厚的乡村地区不仅是/东突 恐怖势力进行宗教渗透的重点地方, 也是其蛊惑、招募人员及为实施恐怖活动进行秘密 训练的地方, 首都、特大城市、各地尤其是新疆的 中心城市, 民族宗教敏感地区、沿海发达地区以及 其他重要目标, 境外反华势力、恐怖组织等较为集 中的有关国家和地区都属于重点监测区域。当然, 不同地方、不同级别的公安机关及其反恐机构, 应 根据各自区域特点、地缘优势和职责分工, 有的放 矢地开展工作, 充分发挥反恐情报工作的效能。
(四) 确定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作的重点监 控对象
重点监控对象分为两类: 一是我们已经掌握的东突 恐怖分子; 二是那些具有极端宗教色彩、 极易转化为恐怖分子的高危人群。
上述四个方面仅仅是反东突 情报工作的 重点, 至于具体的情报工作细节见下述关于情报源 的分析。
三、根据恐怖主义行为的构成 因素确定情报源
恐怖主义行为是指行为主体基于恐怖主义的宗 旨而实施的各种暴力性活动, 以及为了直接暴力恐 怖活动的实现而实施的各种辅助行为的总称。恐怖 主义行为是一个行为系统, 它可以分为这样几个层 次: 核心行为层。核心行为是恐怖行为主体为了恐 怖宗旨的实现而针对选定对象实施的直接暴力性攻 击行动。第二行为层。第二层次的行为是指为了核 心行为的实现而进行的各种辅助行为。辅助行为包 括这样几个方面: 恐怖活动资金的筹集行为及洗钱 行为, 这是恐怖主义组织得以存在以及发动恐怖攻 击的物质基础; 制造、购买武器的行为, 这是增强 恐怖攻击效果的必要条件; 制造各种假证件的行 为, 这是跨国性恐怖攻击得以实现以及恐怖分子逃 避追捕的一个必要条件; 借助各种信息传播媒介进 行信息沟通的行为, 这是恐怖攻击指令得以传送以 及恐怖活动得以协调进行的必要条件; 收集攻击对 象相关情报的行为, 这是恐怖攻击得以成功的前提 条件之一; 招募成员并进行控制的行为; 与其他极 端组织的联络行为。
在这一部分, 我们主要就恐怖主义组织、恐怖主义分子直接、间接实施的恐怖活动方式以及相关的辅助行为进行分析。通过这种分析, 以期为确定关于恐怖主义组织的情报源以及情报源的具体表现形式提供思路。
(一) 核心行为的具体表现方式
1、恐怖主义核心行为侵犯的对象。恐怖主义 在过去主要表现为暗杀、大规模的公开杀戮, 炸药 发明之后, 又出现了爆炸, 现代意义上的恐怖活动 表现为爆炸、劫机、暗杀、(武装) 袭击、绑架、 劫持人质、投放毒物等危险物质等等方式, 其中爆 炸、劫持人质占有绝对的比例。行为和行为对象是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19世纪, 恐怖主义打击的 目标主要集中于各国的君主和高级官员, 现在由于 国家对一些重点目标的防范措施越来越严, 实施恐 怖袭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因此恐怖主义袭击的目 标会发生新的变化。恐怖主义者大规模屠杀毫无防 卫能力、无辜的民众, 并肆无忌惮毁灭一切美好的 事物, 且规模日趋扩大, 危害后果也更加严重, 具 体来说主要针对政府防不胜防的目标, 这些目标可 能没有国家象征意义, 如医院、城市供水系统、供 电系统、能源系统、复杂公共场所(商场、影剧 院、歌舞厅、宾馆、饭店、办公场所等)、公共交 通运输系统、行使中的油罐车、旅游胜地等。侵害 对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具体怎样变化会遵循这样 一个规律: 被攻击过的防范加强的目标逐渐被放 弃, 接着转向没有防范或者不易防范或者防范薄弱 的软目标; 当新的攻击目标的防范加强时, 又会转 向那些被忽视的缺乏防范的目标。无论是什么目 标, 只要有机可乘, 只要能够造成一定的影响, 就 有可能成为被袭击对象。
近年来我国的恐怖主义组织东突独恐怖 分子接连进行了一系列的恐怖活动, 其实现恐怖活 动的方式主要有制造爆炸、纵火、投毒、暗杀、策 划、组织骚乱、暴乱事件; 实施恐怖活动的地点主 要在境内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喀什、和田等市 地, 我国驻中亚、西亚的使领馆, 如哈萨克斯坦、 土耳其等地; 侵害的目标可分为: 人员对象, 如新 疆爱好和平的伊斯兰教知名人士、基层干部(包 括维族、汉族干部)、无辜的各民族群众、警察 等; 物、场所、机构, 如无辜群众的财产、公共汽 车、党政机关的办公场所等。
根据恐怖活动的这一特点, 我国新疆整个行政区域都属于东突 恐怖势力的地理情报源, 但是具体来说, 乌鲁木齐、喀什、和田等地是重点地区。在这些地区, 党政机构, 旅游景点, 人员较为密集的公共场所, 交通运输系统, 标志性建筑物, 城市能源、供电、供水等公共基础性设施, 文教卫生等公共教育医疗机构属于相对具体的地理情报源。在全新疆或者某些地区、县、市、乡、村等有一定知名度的少数民族爱国宗教人士、政府工作人员属于重点的人身情报源。流动的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属于重点的物体情报源。由于这些对象属于恐怖活动袭击的重点对象, 因此, 围绕这些目标就会形成若干个有关东突 恐怖势力实施恐怖活动的情报信息聚集中心。所以, 充分关注这些不同的情报源并采取有效的持续的监控措施, 一方面可以增加/东突 恐怖势力实施恐怖活动的成本, 从而在客观上减少这些目标遭侵犯的机会; 另一方面可以发现相关的可疑迹象, 为挫败、控制具体的恐怖活动提供有力的情报支持。
2、领导行为。领导行为属于恐怖主义核心行 为的范围, 因此, 我们对领导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 进行如下分析: 领导行为对于一个恐怖主义组织来 说应是一个集体行为, 或者说是一种合成行为。一 个完善的恐怖主义组织一般都有一个金字塔形的领 导层, 所有居于金字塔领导层范围内的领导成员的 指挥、策划行为共同构成了该恐怖主义组织的领导 行为。抽象的总体的领导行为依据领导成员在领导 层的地位不同, 领导行为可相应地分解为: 核心的 领导行为、中间层次的领导行为、低层次的领导行 为。核心的领导行为决定整个恐怖主义活动的方 向、恐怖主义组织的生存方式; 中间层次的领导行 为一是执行核心领导层的指令, 二是负责自己区域 范围内的恐怖活动的指挥、协调等工作; 低层次的 领导行为主要是直接执行来自上一层领导的指令, 同时指挥、决定职责范围内的具体事项, 或者根据 组织本身的特殊的原则性的行动指令独自决定是否 进行恐怖活动。领导行为不限于对于恐怖主义活动 的直接指挥、决策行为, 它还应包括整个组织的具 体管理行为, 如武器的采购、研制计划, 恐怖资金 的管理、使用, 组织目的的宣传活动管理, 后勤管 理等等支撑恐怖主义组织生存以及顺利实施恐怖主 义活动的各项管理工作。
正是由于恐怖组织领导的核心作用, 因此, 寻找、发现、抓获甚至击毙东突 恐怖势力领导成员就成为压缩该组织生存空间的重要行动方向。
东突恐怖势力领导成员在国内外的活动地点周 围必会形成一个各种信息集中的情报源。所以, 采 取有效手段从不同视角发现、确定这一情报源将具 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 恐怖活动的资金流通恐怖活动的资金流通主要分为筹集资金、募集 资金、资金流转等环节。
就恐怖资金的筹集来看, 主要有: 通过非法活 动筹集进行恐怖活动所需的资金; 通过合法的形式 赚取恐怖活动所需的资金等形式。东突独恐怖 主义组织资金的筹集方式多种多样, 既有公开的, 也有秘密的。
恐怖活动资金的洗钱行为主要是指把违法犯罪活动所得资金经过特殊的、隐蔽的资金流动环节转化为合法资金的一种资金非法流通形式。
资助行为。资助行为在整个恐怖主义活动中处于辅助的地位, 是恐怖主义活动顺利实施的帮助行为。资助行为既可表现为对于具体恐怖主义行动的 直接、间接物资援助, 也表现为对于恐怖主义组织活动(非直接的恐怖活动) 的直接、间接资助。
资助行为的表现形式有:
1、直接将资金提供给恐怖主义组织以公开身 份开展活动的各种慈善机构、文化教育机构等各种 与公益事业有关的机构。
2、秘密直接向恐怖主义组织的秘密募捐网点 捐赠。
3、国家以秘密的形式对恐怖主义组织进行资 助。国家对恐怖组织的经费支持形式多种多样: 一 是为针对敌国的恐怖组织提供训练营地、差旅费, 甚至发放薪金; 二是通过驻外使馆为恐怖分子运送 资金; 三是在某些地区为恐怖组织开设银行账户; 四是情报机构直接参与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的 行动。
4、直接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进行恐怖活动的 便利。这种便利有时不是以货币化的现金来支付 的, 而是以物化的形式进行。例如为恐怖主义分子 提供机票、策划恐怖活动的场所、实施恐怖活动前 的住所等具体的物。
5、以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教育机会的形式进 行教育、生活经费赞助, 实际上恐怖主义分子是借 学习的名义秘密策划恐怖主义活动。
6、与恐怖主义组织开办的经营公司进行密切 的交易, 在交易过程中为实际上是恐怖主义组织开 办的公司提供不正常的好处作为援助资金。
7、把资金直接交给走私军火商, 让其为恐怖 主义组织提供军火。
8、以其他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形式为恐怖主 义组织或个人提供经济援助的行为。
资金是/东突 恐怖势力实施恐怖活动、进行非法宣传煽动的供给站。围绕恐怖活动资金的流转必然会形成一个特殊的资金汇集信息的情报源。
监控金融机构发生的异常资金流动、努力寻找地下钱庄以及打击东突 恐怖势力实施的毒品犯罪与其他侵财型犯罪活动将是发现这一情报源的重要方法。
四、根据东突恐怖势力的具体 表现形式确定相应的情报源
(一) 东突 恐怖势力在国外进行活动的表 现形式及相应的情报源
在国外的活动地点。东突 恐怖组织基本上 都设立在国外, 主要集中在中亚地区, 其公开活动 的据点也是在国外。东突 分子目前主要有两个 活动中心: 一个中心在西方, 主要集中在德国、意 大利, 借助西方所谓中国人权的观点来攻击中国政 府; 另一个是在中亚, 于20世纪90年代初中亚各 国独立初期局势混乱之机, 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等国先后出现, 如东突厥斯坦解放阵线组 织, 曾于1994年在哈萨克斯坦注册过, 后被哈官 方取缔。因此, 中亚以及土耳其、德国、美国等国 家是东突 恐怖势力活动的重点区域, 这些国 家属于有关/东突 恐怖势力情报工作的国外地 理情报源。
在国外的活动方式。在他们成立之初, 由于所 在国的政府持打击态度, 所以其活动一般是处于地 下状态, 但是, 随着中亚和西亚地缘政治形势的发 展变化, 这些民族分裂组织基本上由地下转为公 开, 同时采取了 境外策划、境外指挥、境外派 遣、境内实施0 的策略。以前他们主要经由阿富 汗和中亚国家渗透入境, 现在中国根据上海合作机 制与中亚国家合作, 挤压了东突 的生存空间, 使他们的策略有所改变, 通过不太引人注目的第三 国由沿海城市入境, 而且实施活动的地点不限于新 疆, 有转向内地的趋势。因此, 新疆以及沿海城市 的出入境口岸也是重要的地点情报源。
在国外的舆论宣传形式。借助各种手段, 通过 多种渠道积极进行反华、分裂祖国的舆论宣传。近 年来, 他们设立专门的出版机构, 设立专门的电台 (原设在德国的/ 解放电台和 自由欧洲电台0 已前移到捷克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 并在土耳 其增设了独立解放电台，近来又在与新疆接壤 的中亚国家边境设立维语电台进行民族分裂煽动), 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 表公开信, 叫嚷新疆独立; 拉拢、收买、策反大陆 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圣、留学人员, 进行情报 搜集、勾联和颠覆活动; 以探亲旅游为名, 来新疆 四处游说, 煽动群众与政府对抗, 宣传 赶走汉 人, 建立独立国家0; 用金钱收买新疆中上层知识 分子、干部和宗教人士, 藉以建立关系, 扩展分裂 势力; 利用宗教进行渗透, 煽动宗教狂热, 以奠 定独立的群众基础 [ 1]。
与国外反华势力的勾联形式。如中亚地区分裂 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曾在一次核心层会议上 说: /要实现独立的目标, 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 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 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 行。要打- 国际牌. , 使新疆问题国际化。近年 来, 他们通过内部磋商, 确立了推动国际化的策 略: 扩大在中亚、西亚等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影响和 生存空间, 淡化分裂活动的民族宗教色彩, 将所谓 民族宗教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 把分裂活动提升为 / 民族解放运动0, 争取西方大国的支持[ 1]。为抹 掉自己的恐怖主义印记, 藏匿自己戴上的恐怖组织 的帽子, 他们要求其成员暂时不要发表过激言论, 避免所在国将其与恐怖组织联系在一起。
由此可见, 中亚、德国、土耳其等国作为境外东突 恐怖势力活动的政治舞台, 通过公开以及其他渠道密切关注有关宣传/东突 恐怖势力的新闻媒体等媒体情报源, 可以研究东突 恐怖势力在国外的走势、国外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对其的态度以及对国内恐怖活动的影响。另外, 出国探亲、朝圣、留学的维族人员、入境探亲旅游的维族人员以及可能被恐怖势力收买、策反的国内维族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干部和宗教人士均属于敏感人员情报源。
境外恐怖活动资金的来源形式。主要形式有: 拉登和其他恐怖势力的资助; 反华势力的暗中资 助; 贩毒收入, /东突 各组织几乎都参与了西亚 的毒品交易; 在海外开办企业; 黄金交易; 绑架、 抢劫; 强收保护费; 境内少数民族分裂分子通过在 境内开公司、办企业、经商等合法渠道, 构筑经济 基础, 筹集资金, 资助境外三股势力, 等等。
境外东突 领导人员组成情况。东突 恐 怖组织成员主要由中亚、西亚一些极端的泛伊斯兰 主义、泛突厥主义的狂热分子组成, 如 维吾尔 人国际联盟 的首领就是哈萨克斯坦科学院一名 维吾尔研究人员, 另外还有新疆一些极端的民族分裂分子, 如东突厥斯坦解放阵线组织的核心 人物阿希尔瓦依丁曾是新疆自治区的一名高级干 部。境外/东突 人员主要由出境的一些极端宗 教分子组成, 因此, 国内尤其是新疆那些在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研究机构内具有极端宗教民族 观念的人属于重点高危人员情报源。这些人具有相 对较高的文化素质, 或者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并 在一些场合表现出极端宗教或民族情绪。
(二) 东恐怖主义组织活动在国内的主 要表现形式及相应的情报源
恐怖分子实施的预备恐怖活动。恐怖分子为了 在境内进行恐怖活动, 他们建立秘密训练基地, 筹 集、制造武器弹药。如, 1990年 伊斯兰改革者 党突击队在叶城县伯西热克乡一偏僻地建立了 训练恐怖分子的基地。该基地先后办了3 期训练 班, 共培训了60余名恐怖分子。除了这种比较集 中的基地外, 还有大量零散的、3至5人一组的训 练点。一些训练点同时也是武器、弹药和爆炸装置 的制造窝点。这些训练基地不仅偏僻, 而且也是极 端宗教势力比较盛行的地方。因此, 这些地方不仅 适于训练培训恐怖分子, 而且也是极端宗教分子进 行非法煽动蛊惑招募后备极端宗教分子的地点。所 以, 新疆这些较为偏僻的适于隐蔽的乡村地区就成 为有关东突 恐怖势力的地点情报源。
境内舆论宣传形式。他们利用图书期刊、广播 电台、音像制品等造谣惑众, 把一些社会的热点、 难点问题引发、歪曲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 并上 升到有利于自己的政治高度; 利用文学作品、学术 论文和文艺演出等形式, 借题讽喻, 宣泄不满, 传 播民族分裂思想, 危害民族团结; 利用互联网传播 民族分裂思想, 不断宣扬反动观点, 腐蚀群众特别 是青少年的思想。恐怖分子打着宗教的幌子, 利用 宗教在少数民族地区中的影响力, 在环境复杂的乡 村建立以清真寺为核心的据点, 利用宗教人员的合 法身份作掩护, 秘密发展分裂恐怖分子, 建立地下 组织, 甚至还对普通的伊斯兰群众采取强迫手段迫 使其屈服。同时, 在新疆还出现了大量的地下教经 点, 同时在内地一些省份, 如河南、宁夏等地也出 现了一些地下教经点。一些民族分裂组织、暴力恐 怖团伙为扩大组织、发展人员, 与地下教经点都保 持了密切的联系, 有的就干脆自己搞地下教经点, 以讲经论道为掩护, 同时还在点上习拳练武、学习 制造武器弹药、安装爆炸装置等的一连串暴力恐怖 技术的培训, 进行危害国家的宣传煽动和分裂破坏活动。/三股势力0 在国内借助合法宗教讲坛, 甚 至借助某种不为人知、我国政府没有对其进行定性 的宗教组织, 如/ 伊扎布特0 组织, 秘密进行反 动宣传。还有一些极端分子借助国内某些正常的文 化、教育、经济活动的舞台进行极端宗教思想的煽 动、宣传。一些敌对分裂势力、组织和分子还利用 宗教, 披着合法的外衣进行/西化0、/分化 渗 透, 他们把持的个别宗教场所已成为危害国家安全 活动的阵地。非法宗教活动形式多样、猖獗, 如 台比力克 活动不仅表现在讲经场所, 还在民间 的婚情场所出现。上述极端宗教思想的宣传形式是 东突 恐怖势力争取/民心、扩大势力、招募 后备人员的重要手段, 因此, 有关的非法极端宗教 出版物、宣传品、网络信息就成为有关东突 恐怖势力的舆情情报源。新疆、甘肃、宁夏、河南 以及其他省份的合法宗教活动场所, 上述地区的非 法教经点、习武点属于高危地点情报源。利用国内 未定性的一些宗教组织进行非法宣传的 伊扎布 特等组织属于未定性宗教组织情报源。通过公 开或者秘密手段发现上述情报源是在意识形态领域 争夺群众阵地的重要方法。通过发现、控制、打击 这些非法活动以减少被非法蛊惑的群众特别是青少 年儿童的数量, 发现、控制高危人员并对其采取正 面的转化工作, 从而也就可以减少东突 恐怖 势力后备队伍的壮大。
境内恐怖活动呈现交织性特点。境内/东突势力的恐怖活动不仅仅表现在由该组织单独实施方面, 而且还与新疆内外的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以及其他性质的一些犯罪团伙进行合作。通过实施犯罪制造恐怖氛围, 同时增加活动资金的来源渠道, 扩大吸收成员的方式。另外, 他们还利用境内外商务中介机构代为交接、跨国转移资金; /以商养政0、/以商掩政0; 贩毒; 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内地黑社会性质集团取得的收入; 利用其他关系接受捐助, 等等。这属于/东突 恐怖势力的关联犯罪情报源。通过打击毒品、侵财类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以及资助恐怖活动的犯罪, 发现/东突恐怖势力筹集资金的渠道, 尽量减少、阻断其经济来源, 从而达到压缩、遏制其开展恐怖活动的能力。
境内恐怖势力成员的隐藏特点。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分子利用内地一些地方对民族宗教政策把握不准和语言障碍而产生的漏洞, 常常在新疆加大打击力度时乘坐火车等交通工具逃往内地, 以躲避打击的锋芒。近几年来, 河南、河北、天津等地均出现了受到打击到内地逃窜隐藏的东突 分子。
境内恐怖分子的这种隐藏特点要求内地公安机关要充分认识到聚集在内地城市进行非法活动的一些少数民族群体同样是有关东突 恐怖势力的重要情报源。
出入境形式。东突 恐怖势力想尽各种办 法, 妄图利用公民正常出入境的方式进出新疆等边 境地区。如2003年4月,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办理 了一起某中介公司为 三股势力非法办理出境 服务的案件。2005年和田地区公安局经侦支队组 织侦办的一起涉嫌出售出入境证件案件, 已经发现 有三股势力 嫌疑人员利用这种渠道潜进潜出。
此外, 东突 恐怖分子还从新疆与中亚国家接壤 的一些比较偏僻、防范力量较弱的边境地区潜入潜 出。这种现象说明, 各出入境口岸尤其是新疆的出 入境口岸是重要的关口情报源, 从事出入境业务的 中介组织属于行业情报源, 偏僻的边境沿线属于特 殊的地理情报源。加强对这些点、线、行业的控 制, 是发现、打击恐怖分子的重要途径。
境内恐怖势力成员的组成。处于组织底层的主体是文化层次较低的具有较为强烈的极端宗教信仰的激进的普通维族群众, 中高层主要是一些具有一 定文化水平、在某些方面有一定影响的极端宗教信仰者。另外, 新疆偏僻农村的一些受到非法宗教蛊惑的普通信教群众, 在学校里接受过非法宗教教育的学生, 在地下讲经点、习武点接受过培训的学员, 以及一些受过打击处理的违法犯罪人员, 在征地拆迁等政策性活动中存有怨言的普通信教群众, 都有可能成为/东突 恐怖势力的潜在成员。上述人员有可能成为东突 恐怖势力潜在的后备力量, 因此, 他们属于高危人员情报源。明确这一点, 既要求我们极力关注他们的思想状态及行为动向, 更要求我们的有关部门在工作中尽力避免采取导致普通维族群众不满情绪的工作方法, 同时要及时化解他们的矛盾与不满, 尽量使其不走向我们的对立面。
来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http://euroasia.cass.cn/news/405648.htm
反恐情报源即反恐情报的最初来源。研究反恐情报源对于认识恐怖活动的规律、特点、打击恐怖犯罪活动, 防范恐怖活动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东突情报源的确定, 笔者认为应主要考虑 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研究确定情报源的基本方 法, 研究如何确定关于东突情报信息的监测 时点, 研究如何确定防范东突 活动的重要时 间点、段以及如何确定反东突 恐怖势力的情 报源。
一、确定情报源的基本方法与思路
所谓研究确定情报源的基本方法, 是指有效判断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情报隐藏于何时何地的方法。
确定恐怖主义情报源的基本方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根据恐怖主义行为来确定; 根据具体的恐怖主义组 织类型来确定; 根据恐怖主义组织宣传、煽动、组 织、指挥、吸收、教育训练、渗透、踩点、实施等 不同行为类型的外在表现形式来确定; 根据相关的高危人员 来确定; 根据以公开合法形式为掩护 的各种非法活动来确定。
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为我们如何发现寻找恐怖主义情报源提供了如下工作思路: 从人( 普通人 群) 中找人(恐怖分子、高危人员); 从事(普通 的各种社会活动) 中找事(与东突 恐怖势力 有关的各种可疑的社会活动); 从空间(各种普通 的或者特殊的地理空间) 中找人(恐怖分子、高 危人员)、找事(与东突 恐怖势力有关的各种 可疑的社会活动); 从人（貌似普通公民的人) 中 找事(其从事的不正常或可疑的活动); 从非恐怖 主义违法犯罪中找东突 恐怖势力的有关信息; 从情报交流(内部与外部) 中找东突 恐怖势 力的有关信息; 从媒体(平面、流媒体) 传播信 息中寻找东突 恐怖势力的有关信息; 从打击 其他犯罪活动中寻找、发现/东突 恐怖势力的 有关信息等等。
二、研究如何确定关于东突情报 信息的监测时点
确定情报信息的监测时点是情报工作的重要内 容, 其对于确定情报源亦具有特殊的意义。笔者认 为, 可以根据东突 恐怖势力经常实施恐怖活 动的地区、场所、容易遭受恐怖活动侵犯的地区、场所、目标、资金流通环节、武器流通环节、煽动 宣传环节、地下训练环节、组织招募人员环节、恐 怖分子出入境环节、高危恐怖势力嫌疑人员环节、 涉嫌恐怖活动的严重暴力犯罪、国外宣传煽动环 节、策划具体实施恐怖活动的环节等方面研究确定 情报信息的监测重点。具体来说, 重点监测点、时段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作监测的重点行业、机构
东突 恐怖势力渗透、利用、准备侵犯的重 点行业、机构就是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作监测 的重点行业、机构。东突 恐怖势力进行宗教渗 透的行业主要有新疆的各级文化教育机构、出版新 闻机构。这些机构主要是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县、 乡、镇、村的中小学校, 位于城市的大中院校, 尤 其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落到实处、存在思想教育漏 洞的大中院校; 东突 恐怖势力以政掩商0 所 利用的经济领域; 组织公民出入境的旅游中介组 织; 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 全国尤其是新疆的公共 交通运输系统; 党、政、军、政法机关。
(二) 确定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作的重点时段
东突恐怖势力实施或拟实施恐怖活动的重 点时段是我们确定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作重点 时段的基本依据。根据恐怖主义组织追求恐怖活动 效果的最大化、通过渲染恐怖活动增强社会公众恐 怖感的基本原则, 恐怖活动的实施时机往往选择在 一些特殊的节日庆典、大型的公众活动或者国家地 区举行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期间。另外, 国外恐怖活动猖獗时期也是我国可能突发恐怖活动 的时期。根据这一规律, 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 作的重点监测时段应该是我国传统的民族节日、新 疆维族的传统节日、特殊庆典或者大型的公共活 动、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举行时段及之前的 一定时间段。这是防范具体恐怖活动的重要时间 段。因此, 在这些特定节日、举办特殊活动之前及 持续期间的特定时间段加强情报的搜集力度, 加大 防范恐怖活动的力度尤其必要。
(三) 确定反东突情报信息工作的重点区域
东突 恐怖势力活动的重点区域即是反东突情报信息工作的重点监测区域。应该说/东 突0 恐怖势力活跃、恐怖分子经常出没的地方, 如新疆较为偏僻的宗教气氛较为浓厚的乡村地区不仅是/东突 恐怖势力进行宗教渗透的重点地方, 也是其蛊惑、招募人员及为实施恐怖活动进行秘密 训练的地方, 首都、特大城市、各地尤其是新疆的 中心城市, 民族宗教敏感地区、沿海发达地区以及 其他重要目标, 境外反华势力、恐怖组织等较为集 中的有关国家和地区都属于重点监测区域。当然, 不同地方、不同级别的公安机关及其反恐机构, 应 根据各自区域特点、地缘优势和职责分工, 有的放 矢地开展工作, 充分发挥反恐情报工作的效能。
(四) 确定反东突 情报信息工作的重点监 控对象
重点监控对象分为两类: 一是我们已经掌握的东突 恐怖分子; 二是那些具有极端宗教色彩、 极易转化为恐怖分子的高危人群。
上述四个方面仅仅是反东突 情报工作的 重点, 至于具体的情报工作细节见下述关于情报源 的分析。
三、根据恐怖主义行为的构成 因素确定情报源
恐怖主义行为是指行为主体基于恐怖主义的宗 旨而实施的各种暴力性活动, 以及为了直接暴力恐 怖活动的实现而实施的各种辅助行为的总称。恐怖 主义行为是一个行为系统, 它可以分为这样几个层 次: 核心行为层。核心行为是恐怖行为主体为了恐 怖宗旨的实现而针对选定对象实施的直接暴力性攻 击行动。第二行为层。第二层次的行为是指为了核 心行为的实现而进行的各种辅助行为。辅助行为包 括这样几个方面: 恐怖活动资金的筹集行为及洗钱 行为, 这是恐怖主义组织得以存在以及发动恐怖攻 击的物质基础; 制造、购买武器的行为, 这是增强 恐怖攻击效果的必要条件; 制造各种假证件的行 为, 这是跨国性恐怖攻击得以实现以及恐怖分子逃 避追捕的一个必要条件; 借助各种信息传播媒介进 行信息沟通的行为, 这是恐怖攻击指令得以传送以 及恐怖活动得以协调进行的必要条件; 收集攻击对 象相关情报的行为, 这是恐怖攻击得以成功的前提 条件之一; 招募成员并进行控制的行为; 与其他极 端组织的联络行为。
在这一部分, 我们主要就恐怖主义组织、恐怖主义分子直接、间接实施的恐怖活动方式以及相关的辅助行为进行分析。通过这种分析, 以期为确定关于恐怖主义组织的情报源以及情报源的具体表现形式提供思路。
(一) 核心行为的具体表现方式
1、恐怖主义核心行为侵犯的对象。恐怖主义 在过去主要表现为暗杀、大规模的公开杀戮, 炸药 发明之后, 又出现了爆炸, 现代意义上的恐怖活动 表现为爆炸、劫机、暗杀、(武装) 袭击、绑架、 劫持人质、投放毒物等危险物质等等方式, 其中爆 炸、劫持人质占有绝对的比例。行为和行为对象是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19世纪, 恐怖主义打击的 目标主要集中于各国的君主和高级官员, 现在由于 国家对一些重点目标的防范措施越来越严, 实施恐 怖袭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因此恐怖主义袭击的目 标会发生新的变化。恐怖主义者大规模屠杀毫无防 卫能力、无辜的民众, 并肆无忌惮毁灭一切美好的 事物, 且规模日趋扩大, 危害后果也更加严重, 具 体来说主要针对政府防不胜防的目标, 这些目标可 能没有国家象征意义, 如医院、城市供水系统、供 电系统、能源系统、复杂公共场所(商场、影剧 院、歌舞厅、宾馆、饭店、办公场所等)、公共交 通运输系统、行使中的油罐车、旅游胜地等。侵害 对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具体怎样变化会遵循这样 一个规律: 被攻击过的防范加强的目标逐渐被放 弃, 接着转向没有防范或者不易防范或者防范薄弱 的软目标; 当新的攻击目标的防范加强时, 又会转 向那些被忽视的缺乏防范的目标。无论是什么目 标, 只要有机可乘, 只要能够造成一定的影响, 就 有可能成为被袭击对象。
近年来我国的恐怖主义组织东突独恐怖 分子接连进行了一系列的恐怖活动, 其实现恐怖活 动的方式主要有制造爆炸、纵火、投毒、暗杀、策 划、组织骚乱、暴乱事件; 实施恐怖活动的地点主 要在境内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喀什、和田等市 地, 我国驻中亚、西亚的使领馆, 如哈萨克斯坦、 土耳其等地; 侵害的目标可分为: 人员对象, 如新 疆爱好和平的伊斯兰教知名人士、基层干部(包 括维族、汉族干部)、无辜的各民族群众、警察 等; 物、场所、机构, 如无辜群众的财产、公共汽 车、党政机关的办公场所等。
根据恐怖活动的这一特点, 我国新疆整个行政区域都属于东突 恐怖势力的地理情报源, 但是具体来说, 乌鲁木齐、喀什、和田等地是重点地区。在这些地区, 党政机构, 旅游景点, 人员较为密集的公共场所, 交通运输系统, 标志性建筑物, 城市能源、供电、供水等公共基础性设施, 文教卫生等公共教育医疗机构属于相对具体的地理情报源。在全新疆或者某些地区、县、市、乡、村等有一定知名度的少数民族爱国宗教人士、政府工作人员属于重点的人身情报源。流动的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属于重点的物体情报源。由于这些对象属于恐怖活动袭击的重点对象, 因此, 围绕这些目标就会形成若干个有关东突 恐怖势力实施恐怖活动的情报信息聚集中心。所以, 充分关注这些不同的情报源并采取有效的持续的监控措施, 一方面可以增加/东突 恐怖势力实施恐怖活动的成本, 从而在客观上减少这些目标遭侵犯的机会; 另一方面可以发现相关的可疑迹象, 为挫败、控制具体的恐怖活动提供有力的情报支持。
2、领导行为。领导行为属于恐怖主义核心行 为的范围, 因此, 我们对领导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 进行如下分析: 领导行为对于一个恐怖主义组织来 说应是一个集体行为, 或者说是一种合成行为。一 个完善的恐怖主义组织一般都有一个金字塔形的领 导层, 所有居于金字塔领导层范围内的领导成员的 指挥、策划行为共同构成了该恐怖主义组织的领导 行为。抽象的总体的领导行为依据领导成员在领导 层的地位不同, 领导行为可相应地分解为: 核心的 领导行为、中间层次的领导行为、低层次的领导行 为。核心的领导行为决定整个恐怖主义活动的方 向、恐怖主义组织的生存方式; 中间层次的领导行 为一是执行核心领导层的指令, 二是负责自己区域 范围内的恐怖活动的指挥、协调等工作; 低层次的 领导行为主要是直接执行来自上一层领导的指令, 同时指挥、决定职责范围内的具体事项, 或者根据 组织本身的特殊的原则性的行动指令独自决定是否 进行恐怖活动。领导行为不限于对于恐怖主义活动 的直接指挥、决策行为, 它还应包括整个组织的具 体管理行为, 如武器的采购、研制计划, 恐怖资金 的管理、使用, 组织目的的宣传活动管理, 后勤管 理等等支撑恐怖主义组织生存以及顺利实施恐怖主 义活动的各项管理工作。
正是由于恐怖组织领导的核心作用, 因此, 寻找、发现、抓获甚至击毙东突 恐怖势力领导成员就成为压缩该组织生存空间的重要行动方向。
东突恐怖势力领导成员在国内外的活动地点周 围必会形成一个各种信息集中的情报源。所以, 采 取有效手段从不同视角发现、确定这一情报源将具 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 恐怖活动的资金流通恐怖活动的资金流通主要分为筹集资金、募集 资金、资金流转等环节。
就恐怖资金的筹集来看, 主要有: 通过非法活 动筹集进行恐怖活动所需的资金; 通过合法的形式 赚取恐怖活动所需的资金等形式。东突独恐怖 主义组织资金的筹集方式多种多样, 既有公开的, 也有秘密的。
恐怖活动资金的洗钱行为主要是指把违法犯罪活动所得资金经过特殊的、隐蔽的资金流动环节转化为合法资金的一种资金非法流通形式。
资助行为。资助行为在整个恐怖主义活动中处于辅助的地位, 是恐怖主义活动顺利实施的帮助行为。资助行为既可表现为对于具体恐怖主义行动的 直接、间接物资援助, 也表现为对于恐怖主义组织活动(非直接的恐怖活动) 的直接、间接资助。
资助行为的表现形式有:
1、直接将资金提供给恐怖主义组织以公开身 份开展活动的各种慈善机构、文化教育机构等各种 与公益事业有关的机构。
2、秘密直接向恐怖主义组织的秘密募捐网点 捐赠。
3、国家以秘密的形式对恐怖主义组织进行资 助。国家对恐怖组织的经费支持形式多种多样: 一 是为针对敌国的恐怖组织提供训练营地、差旅费, 甚至发放薪金; 二是通过驻外使馆为恐怖分子运送 资金; 三是在某些地区为恐怖组织开设银行账户; 四是情报机构直接参与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的 行动。
4、直接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进行恐怖活动的 便利。这种便利有时不是以货币化的现金来支付 的, 而是以物化的形式进行。例如为恐怖主义分子 提供机票、策划恐怖活动的场所、实施恐怖活动前 的住所等具体的物。
5、以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教育机会的形式进 行教育、生活经费赞助, 实际上恐怖主义分子是借 学习的名义秘密策划恐怖主义活动。
6、与恐怖主义组织开办的经营公司进行密切 的交易, 在交易过程中为实际上是恐怖主义组织开 办的公司提供不正常的好处作为援助资金。
7、把资金直接交给走私军火商, 让其为恐怖 主义组织提供军火。
8、以其他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形式为恐怖主 义组织或个人提供经济援助的行为。
资金是/东突 恐怖势力实施恐怖活动、进行非法宣传煽动的供给站。围绕恐怖活动资金的流转必然会形成一个特殊的资金汇集信息的情报源。
监控金融机构发生的异常资金流动、努力寻找地下钱庄以及打击东突 恐怖势力实施的毒品犯罪与其他侵财型犯罪活动将是发现这一情报源的重要方法。
四、根据东突恐怖势力的具体 表现形式确定相应的情报源
(一) 东突 恐怖势力在国外进行活动的表 现形式及相应的情报源
在国外的活动地点。东突 恐怖组织基本上 都设立在国外, 主要集中在中亚地区, 其公开活动 的据点也是在国外。东突 分子目前主要有两个 活动中心: 一个中心在西方, 主要集中在德国、意 大利, 借助西方所谓中国人权的观点来攻击中国政 府; 另一个是在中亚, 于20世纪90年代初中亚各 国独立初期局势混乱之机, 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等国先后出现, 如东突厥斯坦解放阵线组 织, 曾于1994年在哈萨克斯坦注册过, 后被哈官 方取缔。因此, 中亚以及土耳其、德国、美国等国 家是东突 恐怖势力活动的重点区域, 这些国 家属于有关/东突 恐怖势力情报工作的国外地 理情报源。
在国外的活动方式。在他们成立之初, 由于所 在国的政府持打击态度, 所以其活动一般是处于地 下状态, 但是, 随着中亚和西亚地缘政治形势的发 展变化, 这些民族分裂组织基本上由地下转为公 开, 同时采取了 境外策划、境外指挥、境外派 遣、境内实施0 的策略。以前他们主要经由阿富 汗和中亚国家渗透入境, 现在中国根据上海合作机 制与中亚国家合作, 挤压了东突 的生存空间, 使他们的策略有所改变, 通过不太引人注目的第三 国由沿海城市入境, 而且实施活动的地点不限于新 疆, 有转向内地的趋势。因此, 新疆以及沿海城市 的出入境口岸也是重要的地点情报源。
在国外的舆论宣传形式。借助各种手段, 通过 多种渠道积极进行反华、分裂祖国的舆论宣传。近 年来, 他们设立专门的出版机构, 设立专门的电台 (原设在德国的/ 解放电台和 自由欧洲电台0 已前移到捷克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 并在土耳 其增设了独立解放电台，近来又在与新疆接壤 的中亚国家边境设立维语电台进行民族分裂煽动), 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 表公开信, 叫嚷新疆独立; 拉拢、收买、策反大陆 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圣、留学人员, 进行情报 搜集、勾联和颠覆活动; 以探亲旅游为名, 来新疆 四处游说, 煽动群众与政府对抗, 宣传 赶走汉 人, 建立独立国家0; 用金钱收买新疆中上层知识 分子、干部和宗教人士, 藉以建立关系, 扩展分裂 势力; 利用宗教进行渗透, 煽动宗教狂热, 以奠 定独立的群众基础 [ 1]。
与国外反华势力的勾联形式。如中亚地区分裂 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曾在一次核心层会议上 说: /要实现独立的目标, 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 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 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 行。要打- 国际牌. , 使新疆问题国际化。近年 来, 他们通过内部磋商, 确立了推动国际化的策 略: 扩大在中亚、西亚等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影响和 生存空间, 淡化分裂活动的民族宗教色彩, 将所谓 民族宗教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 把分裂活动提升为 / 民族解放运动0, 争取西方大国的支持[ 1]。为抹 掉自己的恐怖主义印记, 藏匿自己戴上的恐怖组织 的帽子, 他们要求其成员暂时不要发表过激言论, 避免所在国将其与恐怖组织联系在一起。
由此可见, 中亚、德国、土耳其等国作为境外东突 恐怖势力活动的政治舞台, 通过公开以及其他渠道密切关注有关宣传/东突 恐怖势力的新闻媒体等媒体情报源, 可以研究东突 恐怖势力在国外的走势、国外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对其的态度以及对国内恐怖活动的影响。另外, 出国探亲、朝圣、留学的维族人员、入境探亲旅游的维族人员以及可能被恐怖势力收买、策反的国内维族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干部和宗教人士均属于敏感人员情报源。
境外恐怖活动资金的来源形式。主要形式有: 拉登和其他恐怖势力的资助; 反华势力的暗中资 助; 贩毒收入, /东突 各组织几乎都参与了西亚 的毒品交易; 在海外开办企业; 黄金交易; 绑架、 抢劫; 强收保护费; 境内少数民族分裂分子通过在 境内开公司、办企业、经商等合法渠道, 构筑经济 基础, 筹集资金, 资助境外三股势力, 等等。
境外东突 领导人员组成情况。东突 恐 怖组织成员主要由中亚、西亚一些极端的泛伊斯兰 主义、泛突厥主义的狂热分子组成, 如 维吾尔 人国际联盟 的首领就是哈萨克斯坦科学院一名 维吾尔研究人员, 另外还有新疆一些极端的民族分裂分子, 如东突厥斯坦解放阵线组织的核心 人物阿希尔瓦依丁曾是新疆自治区的一名高级干 部。境外/东突 人员主要由出境的一些极端宗 教分子组成, 因此, 国内尤其是新疆那些在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研究机构内具有极端宗教民族 观念的人属于重点高危人员情报源。这些人具有相 对较高的文化素质, 或者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并 在一些场合表现出极端宗教或民族情绪。
(二) 东恐怖主义组织活动在国内的主 要表现形式及相应的情报源
恐怖分子实施的预备恐怖活动。恐怖分子为了 在境内进行恐怖活动, 他们建立秘密训练基地, 筹 集、制造武器弹药。如, 1990年 伊斯兰改革者 党突击队在叶城县伯西热克乡一偏僻地建立了 训练恐怖分子的基地。该基地先后办了3 期训练 班, 共培训了60余名恐怖分子。除了这种比较集 中的基地外, 还有大量零散的、3至5人一组的训 练点。一些训练点同时也是武器、弹药和爆炸装置 的制造窝点。这些训练基地不仅偏僻, 而且也是极 端宗教势力比较盛行的地方。因此, 这些地方不仅 适于训练培训恐怖分子, 而且也是极端宗教分子进 行非法煽动蛊惑招募后备极端宗教分子的地点。所 以, 新疆这些较为偏僻的适于隐蔽的乡村地区就成 为有关东突 恐怖势力的地点情报源。
境内舆论宣传形式。他们利用图书期刊、广播 电台、音像制品等造谣惑众, 把一些社会的热点、 难点问题引发、歪曲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 并上 升到有利于自己的政治高度; 利用文学作品、学术 论文和文艺演出等形式, 借题讽喻, 宣泄不满, 传 播民族分裂思想, 危害民族团结; 利用互联网传播 民族分裂思想, 不断宣扬反动观点, 腐蚀群众特别 是青少年的思想。恐怖分子打着宗教的幌子, 利用 宗教在少数民族地区中的影响力, 在环境复杂的乡 村建立以清真寺为核心的据点, 利用宗教人员的合 法身份作掩护, 秘密发展分裂恐怖分子, 建立地下 组织, 甚至还对普通的伊斯兰群众采取强迫手段迫 使其屈服。同时, 在新疆还出现了大量的地下教经 点, 同时在内地一些省份, 如河南、宁夏等地也出 现了一些地下教经点。一些民族分裂组织、暴力恐 怖团伙为扩大组织、发展人员, 与地下教经点都保 持了密切的联系, 有的就干脆自己搞地下教经点, 以讲经论道为掩护, 同时还在点上习拳练武、学习 制造武器弹药、安装爆炸装置等的一连串暴力恐怖 技术的培训, 进行危害国家的宣传煽动和分裂破坏活动。/三股势力0 在国内借助合法宗教讲坛, 甚 至借助某种不为人知、我国政府没有对其进行定性 的宗教组织, 如/ 伊扎布特0 组织, 秘密进行反 动宣传。还有一些极端分子借助国内某些正常的文 化、教育、经济活动的舞台进行极端宗教思想的煽 动、宣传。一些敌对分裂势力、组织和分子还利用 宗教, 披着合法的外衣进行/西化0、/分化 渗 透, 他们把持的个别宗教场所已成为危害国家安全 活动的阵地。非法宗教活动形式多样、猖獗, 如 台比力克 活动不仅表现在讲经场所, 还在民间 的婚情场所出现。上述极端宗教思想的宣传形式是 东突 恐怖势力争取/民心、扩大势力、招募 后备人员的重要手段, 因此, 有关的非法极端宗教 出版物、宣传品、网络信息就成为有关东突 恐怖势力的舆情情报源。新疆、甘肃、宁夏、河南 以及其他省份的合法宗教活动场所, 上述地区的非 法教经点、习武点属于高危地点情报源。利用国内 未定性的一些宗教组织进行非法宣传的 伊扎布 特等组织属于未定性宗教组织情报源。通过公 开或者秘密手段发现上述情报源是在意识形态领域 争夺群众阵地的重要方法。通过发现、控制、打击 这些非法活动以减少被非法蛊惑的群众特别是青少 年儿童的数量, 发现、控制高危人员并对其采取正 面的转化工作, 从而也就可以减少东突 恐怖 势力后备队伍的壮大。
境内恐怖活动呈现交织性特点。境内/东突势力的恐怖活动不仅仅表现在由该组织单独实施方面, 而且还与新疆内外的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以及其他性质的一些犯罪团伙进行合作。通过实施犯罪制造恐怖氛围, 同时增加活动资金的来源渠道, 扩大吸收成员的方式。另外, 他们还利用境内外商务中介机构代为交接、跨国转移资金; /以商养政0、/以商掩政0; 贩毒; 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内地黑社会性质集团取得的收入; 利用其他关系接受捐助, 等等。这属于/东突 恐怖势力的关联犯罪情报源。通过打击毒品、侵财类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以及资助恐怖活动的犯罪, 发现/东突恐怖势力筹集资金的渠道, 尽量减少、阻断其经济来源, 从而达到压缩、遏制其开展恐怖活动的能力。
境内恐怖势力成员的隐藏特点。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分子利用内地一些地方对民族宗教政策把握不准和语言障碍而产生的漏洞, 常常在新疆加大打击力度时乘坐火车等交通工具逃往内地, 以躲避打击的锋芒。近几年来, 河南、河北、天津等地均出现了受到打击到内地逃窜隐藏的东突 分子。
境内恐怖分子的这种隐藏特点要求内地公安机关要充分认识到聚集在内地城市进行非法活动的一些少数民族群体同样是有关东突 恐怖势力的重要情报源。
出入境形式。东突 恐怖势力想尽各种办 法, 妄图利用公民正常出入境的方式进出新疆等边 境地区。如2003年4月,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办理 了一起某中介公司为 三股势力非法办理出境 服务的案件。2005年和田地区公安局经侦支队组 织侦办的一起涉嫌出售出入境证件案件, 已经发现 有三股势力 嫌疑人员利用这种渠道潜进潜出。
此外, 东突 恐怖分子还从新疆与中亚国家接壤 的一些比较偏僻、防范力量较弱的边境地区潜入潜 出。这种现象说明, 各出入境口岸尤其是新疆的出 入境口岸是重要的关口情报源, 从事出入境业务的 中介组织属于行业情报源, 偏僻的边境沿线属于特 殊的地理情报源。加强对这些点、线、行业的控 制, 是发现、打击恐怖分子的重要途径。
境内恐怖势力成员的组成。处于组织底层的主体是文化层次较低的具有较为强烈的极端宗教信仰的激进的普通维族群众, 中高层主要是一些具有一 定文化水平、在某些方面有一定影响的极端宗教信仰者。另外, 新疆偏僻农村的一些受到非法宗教蛊惑的普通信教群众, 在学校里接受过非法宗教教育的学生, 在地下讲经点、习武点接受过培训的学员, 以及一些受过打击处理的违法犯罪人员, 在征地拆迁等政策性活动中存有怨言的普通信教群众, 都有可能成为/东突 恐怖势力的潜在成员。上述人员有可能成为东突 恐怖势力潜在的后备力量, 因此, 他们属于高危人员情报源。明确这一点, 既要求我们极力关注他们的思想状态及行为动向, 更要求我们的有关部门在工作中尽力避免采取导致普通维族群众不满情绪的工作方法, 同时要及时化解他们的矛盾与不满, 尽量使其不走向我们的对立面。
星期二, 8月 13, 2013
中亚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及其预防
作者：李瑞生 马悦宸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1期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Html/Article_77931.shtml
恐怖主义犯罪是当今世界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恐怖主义犯罪特别是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犯罪在全球滋生蔓延，严重危害了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社会稳定。为了切实有效地预防恐怖主义犯罪，有必要对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犯罪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一，中亚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概说
中亚[1]五国与中国新疆不仅在地理上连成一体，而且其间存在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民族等联系。这个地区的恐怖犯罪不但具有一些相同的特质，而且存在内在的联系，因而必须将它们做一个整体阐释。因此，本文的中亚主要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概念，是一种“中间意义上的中亚”，具体来说包括中亚五国以及中国新疆地区。
（一）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之界定
学界对于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有不同的界定。例如，“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是指带有明显宗教狂热色彩的或打着宗教旗号活动但又不是宗教组织的新兴教派或膜拜团体（主要是邪教）的狂热性而引发的恐怖主义活动。”[2]“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是指带有明显宗教狂热色彩的或打着宗教旗号的新兴教派或膜拜团体的狂热性引发的恐怖主义活动。”[3]“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是明显带有宗教狂热色彩或打着宗教旗号从事的恐怖活动。”[4]
这三个定义有共同之处，即都认为带有明显宗教狂热色彩的恐怖活动是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种定义将邪教恐怖主义涵括在内，而第二种定义虽然没有明示包括邪教恐怖主义，但从“膜拜团体”的表述看，似乎也涵括邪教恐怖主义。必须明确的是，邪教不是宗教，所以不宜将邪教恐怖主义纳入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之中。此外，前两种概念都有一点不够明确，即“打着宗教旗号活动但又不是宗教组织的新兴教派”的说法，既然肯定其是“教派”，又说其“打着宗教旗号”、“不是宗教组织”。对同一个事物既肯定又否定，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比较之下，第三种定义比较明确，但“打着宗教旗号”的界定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
笔者在这三种定义合理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恐怖主义犯罪的实际，认为所谓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是指带有明显宗教狂热色彩或者利用信众对宗教的虔诚而实施的恐怖犯罪活动，即宗教极端主义的现实化。宗教极端主义是“极端主义”与“宗教”的复合，是打着宗教旗号的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宣传的是对其他群体的不认同和憎恨，一般会导致暴力，甚至还可能采取恐怖主义的形式。持有极端主张的人或集团（笔者称之为“极端分子”或“极端势力”），往往从极端的方面解释宗教经典和宗教教义，并伴之以相应的极端行为，从事有预谋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阻碍社会发展。所以，宗教极端主义虽然带有“宗教”一词，但由于其极端性与暴力恐怖性，已经背叛了宗教宣扬的真、善、美的本质，已不是宗教，而是极端分子实现其罪恶目的的手段。宗教极端主义一般带有政治性，即极端分子为了实现其政治企图而对正统宗教的利用。从范围上看，“宗教极端恐怖主义决不限于中东地区和伊斯兰教，世界上几个主要宗教内部都有极端分子。”[5]调查发现，政治性的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在理论上宣扬“泛伊斯兰主义”，在信仰上强调“伊斯兰教教至上”，在政治上强调建立宗教政权，实行神权统治，在行动上煽动“暴力恐怖”，消灭异教徒。
（二）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特征
以“9·11”事件为标志，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全球泛滥。在中亚、俄罗斯、南亚、东南亚、中东、东非和北非、西欧、北美等地，该类恐怖活动极为频繁，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形成了全球网络和循环圈[6]总结世界上发生的涉及宗教极端主义的恐怖犯罪，可以看出该类犯罪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对某些宗教词语扭曲的解释往往赋予其恐怖活动正当的宗教色彩，从而使恐怖活动很少受道德规范约束。宗教极端型恐怖分子所追求的往往是超自然和来世的目的，“神”的精神和旨意使他们无节制的暴力恐怖行为得到了“合法化”的解释。这种“合法化”的解释使他们进行恐怖活动所受心理约束要弱得多。宗教极端型恐怖活动之所以经常造成巨大伤亡，源自他们的内心精神世界与外在世俗现实之间在价值体系、道德概念、世界观等方面的巨大不同。他们认为在现实状态下，暴力是达到神的心愿所必需的，自己信奉的是唯一真神，信仰不同者是异己乃至敌人[7]。
2，煽动宗教狂热是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重要的外在特征。宗教极端主义用一些偏执、无限扩大化、绝对化的观点来诠释某一宗教的信仰体系，煽动宗教狂热。研究显示，自1968年以来，有25％的恐怖组织至少部分地将其努力建立在宗教教育的基础之上。[8]在新疆，宗教极端势力总是把鼓吹“圣战”作为其煽动宗教狂热的依据以及达到其反动目的的手段，利用宗教的民族性和群众性作掩护，在宗教的旗帜下结成反动的政治势力。他们利用宗教狂热，把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引入所谓“圣战”的歧途，把民族和宗教混在一起。他们在鼓吹“振兴伊斯兰”的口号下，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婚姻和教育，煽动民族仇视，鼓吹新疆独立。宣称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一切问题都能通过战斗来解决，不但要与异教徒和无神论者进行战斗，而且要与穆斯林中的“叛教者”进行战斗。
3，宗教极端型恐怖分子往往利用信众对宗教的虔诚来从事恐怖犯罪活动，以实现自己的罪恶目的。例如，伊斯兰教对新疆维吾尔族群众影响深刻，孩子出生、取名、穆斯林成人礼、结婚、离世等都有特定的宗教礼仪及宗教来源，在日常生活中，不分男女老少都要过宗教性节日，进行做乃玛孜等宗教活动。对维吾尔族信众来说，伊斯兰教影响和支配着他们一生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由此，伊斯兰教信众大多形成了浓烈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在新疆南疆一些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交通、信息不畅，人们被封闭在狭小的社区圈内。这一切，使宗教的传统性、神秘性、盲目性、保守性、不宽容性和排他性更加突出，宗教感情极易被激发出来，容易被人利用。利用信众的宗教虔诚使该类犯罪具有相当大的煽动性和迷惑性。当有世俗的或非伊斯兰教的影响侵蚀社会结构时，恐怖主义就会表现出明显的宗教特征。
（三）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与相关犯罪的关系
恐怖主义的类型繁多，主要的有六类，即民族分离型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极右型恐怖主义、极左型恐怖主义、毒品及黑社会型恐怖主义和国际间谍型恐怖主义。[9]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与其他类型恐怖犯罪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是当今最主要的恐怖犯罪类型。1980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被某些美国学者认为是宗教极端恐怖主义泛滥的开端。但是，当时全球64个恐怖组织中仅有两个是宗教型的。而到了1994年，49个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中有1/3（16个）可被归纳为宗教极端主义类型。[10]可见，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是以上诸相关恐怖犯罪中最突出的类型。从1968年到现在，宗教型恐怖组织的活动能力和频率不断上升。特别是自“9 · 11”事件以来，可以说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世界所面临的最主要威胁[11]。
2，各类恐怖主义具有一定的融合性。毒品及黑社会型恐怖主义以及国际间谍型恐怖主义或多或少地与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有联系。在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活动中，宗教极端主义往往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随着宗教在中亚地区社会和政治生活各方面影响的日益增长，在政治极端主义增长的原因和条件中，宗教因素已变得越来越重要。有论者指出，“在考察恐怖主义在中亚的宗教根源时，必须记住恐怖主义在中亚的主要特征—融合性，即它与政治、宗教和犯罪恐怖主义交织在一起的特性。”[12]
（四）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与伊斯兰教关系辨正
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上述特征具有相当大的迷惑性，以至于西方一些国家认为伊斯兰教与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具有内在联系，加之一段时期以来穆斯林国家动乱频发，国际上由穆斯林实施的恐怖犯罪数量在增多，这导致一些学者的研究走向一个极端，即将穆斯林特别是亚裔穆斯林视为“敌人”，从而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敌人化”穆斯林的错误做法。
西方敌人化穆斯林的具体表现是：（1）对穆斯林实施没有根据的搜查（包括搜身）。英国《2000年恐怖主义法案》授权针对恐怖主义实施“无怀疑搜查”。英内政部部长黑泽尔·布里尔斯（Hazel Blears）评论说，反恐怖主义截停搜查措施被“过多地运用于穆斯林团体”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3]（2）对恐怖主义嫌疑犯实行未经审判之拘押。英国已经暂停实施《欧洲人权公约》所禁止的未经审判就予以监禁的条款。2005年“7·7”伦敦自杀式爆炸事件的突发，使英国政府延长了对恐怖犯罪嫌疑犯未经指控之拘押时限，从14天延到90天[14]（3）对穆斯林种族犯罪化与信仰犯罪化。警察对穆斯林的拦截搜查在增长，监禁、怀疑、分离行为在增多，这种犯罪化表现出早期的将非洲裔加勒比人犯罪化的许多特征[15]。从1989年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事件开始，到基地组织的出现，信仰伊斯兰教就被看作是潜在的恐怖主义象征。（4）对穆斯林犯罪人增加监禁刑的适用。英国内政部2003年报告指出，1993年至2002年间，穆斯林囚犯数的增长速度（161％）要远高于平均增长速度，而印度教囚犯数只是平均的增长速度（69％）。[16]
在西方，之所以会出现“敌人化”穆斯林的思想和做法，原因就是没有正确认识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内涵，为极端分子制造的假象所迷惑，误读了正宗伊斯兰教及其教义。伊斯兰教历史久远，是特定群体的精神追求。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犯罪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从宗教学知识论角度看，伊斯兰教有这样一些特点：（1）伊斯兰教是严格的一神教。伊斯兰教的“六信”[17]和“五功”[18]，都着眼于摆正人与主的关系，强化人的敬主意识。[19]伊斯兰教没有种族主义成分。（2）伊斯兰教要求人们不但敬主，而且还要爱人，要宽恕。爱人思想贯穿于伊斯兰教的经典中。爱人要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古兰经》记载：“当孝敬父母，当优待亲戚，当怜恤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当款待旅客，当款待奴仆。”（4:36）[20]（3）伊斯兰教还鼓励人们正确履行社会责任。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通过承担更加接近真主的某些精神的和社会的义务对真主加以回应。伊斯兰教鼓励通过帮助穷人来承担社会责任。
有观点认为伊斯兰教是“军事宗教”，“以剑征服的宗教”，穆斯林具有暴力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在伊斯兰教中战争是最后的手段，而且受到神圣律法所规定的严苛条件的制约。《古兰经》中允许战争的经文表明，战争只能作为击退侵略和铲除暴政的手段。即使西方以特定模式误译为“圣战”的吉哈德，也不是完全诉诸武力的意思。吉哈德意为“竭力奋斗”，有三种形式：一是“心的吉哈德”，是获取正确信条和从自我中去除有关这一信条的所有疑惑和误解的内在奋斗，是对信徒的命令和禁令，其引申含义包括从灵魂中清除低级欲望和获得高尚的品质。二是“舌的吉哈德”，这是通过讲道和着书立说之类针对邪恶以及错误的信念和行动的奋斗。这种形式的吉哈德以针对穆斯林中的离经叛道者为特征，但是也扩及不信者。三是“剑的吉哈德”。就像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也允许在自身及穆斯林群体面临人为的压迫残害和灭绝时保持自卫，或者代表那些被强迫驱离家园的人们作战，这就是吉哈德的最终形式，即消耗生命和财产的“剑的吉哈德”（又称“手的吉哈德”）。即使在“剑的吉哈德”这个层次，伊斯兰教也不允许杀戮无辜。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吉哈德是伊斯兰文化中激励穆斯林惩恶扬善、积极进取、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一种人生理念，表达的是一种修身养性、劝善戒恶，维护正义、扞卫真理，反抗压迫、保卫和平的积极精神。其广泛深刻的内涵，绝非西方话语“圣战”一词所能表述，更不是“极端主义”或“暴力恐怖”的同义词。需要指出的是，人们之所以会将“吉哈德”与“暴力”、“恐怖”联系在一起，是由于传统“东方学”的曲解以及西方话语霸权长期以来铺天盖地的刻意误导，而个别穆斯林对“吉哈德”基本精神的偏激理解和极端做法，也正好为这种误导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素材和口实。[21]
二，中亚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危害性
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是一种极为严重的反人类的犯罪，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与其它犯罪相结合，使得中亚五国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困苦。例如，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上万人无家可归，大约11.1万人逃难到国外，30多万人居无定所。[22]就中国新疆的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而言，其危害性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恐怖性极强并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
“东突”恐怖组织为代表的“三股势力”以中东、中亚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为精神支柱，以恐怖暴力、分裂、独立为手段，鼓吹建立体现“真主意志”的伊斯兰教的“完美的生活方式”，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理想的社会制度”，煽动并实施分裂国家的暴力恐怖犯罪。他们利用宗教感情和民族感情，蒙骗群众，扬言“消灭异教徒”、“杀一个异教徒可以上天堂”，煽动宗教狂热和民族仇视。他们在特定或者不特定的场所，以秘密或公开的方式实施杀人、放火、爆炸、投毒等暴力犯罪活动，制造恐怖，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正常发展。
在宗教极端分子的煽动蛊惑下，新疆的三股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呈扩大化趋势。被煽动加人恐怖阵营的不仅有新疆的刑事犯罪分子，而且有抱着“美好愿望”且“虔诚”的穆斯林。“东突”犯罪分子还纠集、拉拢自己的亲戚朋友、商人、经学院教师和学生以及社会游民加人恐怖组织。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东突”恐怖势力在我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死亡，440多人受伤。[23]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更是造成上百无辜群众死亡，近千人受伤。爆炸、暗杀、绑架、劫机等暴力行为往往引起强烈的精神、心理刺激反映，产生恐惧心理，造成恐慌状态。此外，极端分子将宗教教义极端化，使上当受骗的信众完全脱离现世生活，完全依赖于“真主”，怠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几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得新疆特定地区的社会生活停滞不前。
（二）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和腐蚀性
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披着宗教的外衣，利用群众的弱点，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例如，1996年来自新疆区内的“东突”组织代表在和田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伊斯兰真主党”，打着所谓“维护人权、宗教自由和维护少数民族利益”的旗号，编造中国政府打击少数民族的谎言，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当地党员干部当作与伊斯兰教对立的“异教徒”残忍杀害。宗教极端势力把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污蔑为汉族人的“殖民统治”，把计划生育政策歪曲为“种族灭绝”，把“双语教育”污蔑为“文化灭绝”，把国家对新疆的开发诋毁为“资源掠夺”。他们秘密建立极端宗教组织，以讲经名义进行所谓的“圣战”和分裂国家的宣传，以宗教的名义发展成员，以“殉教”的精神培植暴力恐怖分子。由于宗教极端分子进行恐怖活动犯罪时打着宗教的旗号，喊着蛊惑人心的口号，使一些本无犯罪动机和思想的群众也参与进去，尽管具有一定的盲从性，但危害性极大。
（三）导致非法宗教活动泛滥并危及宗教的正常发展
犯罪分子私办集体宗教活动、非法组织朝觐、私办地下经文学校、地下讲经点等非法宗教活动，打着维护宗教自由的幌子，以威胁、孤立和打击等手段，强迫群众参加宗教活动。非法宗教活动的泛滥，为“三股势力”利用宗教破坏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进行犯罪提供了温床和土壤，也使得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恐怖犯罪与该被利用的宗教相联系，一般人难以区分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正宗伊斯兰教的关系，影响了宗教的正常发展，也导致西方反恐实践中出现了“敌人化”穆斯林的错误做法。
三，中亚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成因
“无论哪种犯罪，从最轻微的到最残忍的犯罪，都不外乎是犯罪者的生理状态，其所处的自然条件和其出生、生活或工作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24]恐怖主义犯罪是犯罪的一种类型，解释一般犯罪原因的理论对于恐怖主义犯罪也是适用的。但是中亚地区各国具有自身的区域性的特点和因素，就中亚五国而言，“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冷战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立所抑制的宗教问题凸显出来。在冷战重灾区的中东、中亚，宗教极端恐怖主义在民族、领土、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迅速发展”，[25]中亚五国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中亚五国社会转型剧烈且产生认同危机
过去十年里，中亚国家都经历了由苏联解体所带来的深刻的经济和政治运动。中亚五国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社会分化严重，形成了意识形态真空，并导致整个社会的认同危机。前苏联的崩溃从各个方面加剧了中亚国家社会分裂，社会凝聚力减弱。随着国家权力的衰落，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也不断恶化。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反对派和伊斯兰极端分子企图利用民众与政府间的矛盾挑起事端以实现“圣战”的目的，严重影响了社会和政治稳定。[26]中亚地区，种族、宗族和宗教的竞争也使世俗政权的合法性逐渐削弱。伊斯兰教在中亚作为一种传统宗教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人把伊斯兰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认同，它不仅能从意识上把他们统一起来，而且也可以把整个穆斯林世界统一起来。调查表明，97％的被问者表示相信真主，90％的成年人认为自己是穆斯林。但仅有13％的穆斯林声称是积极的信教者，19％为比较积极的信教者，59％的人说自己信教但不参加宗教活动。[27]
（二）武装冲突发展的内在逻辑之影响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世界格局被打破。中亚国家围绕能源供应和水资源利用问题不断产生纠纷，加上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地区性武装冲突不断发生，各国内战频繁。虽然冲突的双方都组成了常备军，但恐怖主义行动在冲突当中仍然是一种经常性的策略。在整个中亚的恐怖主义发展过程中，宗教组织最终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尤其是在塔吉克斯坦。这时期，大量的恐怖分子小组在塔吉克斯坦形成，恐怖分子训练营也建立起来。恐怖分子及受训者的数量达到数千人。恐怖组织还通过利用国外职业恐怖分子提供的服务，频繁采取复杂和熟练的军事行动。这些外国恐怖分子大部分来自沙特阿拉伯、苏丹和阿富汗，他们总共占反政府恐怖力量的40％到50％。 [28]随着“冲突”地区的扩大和地区战争紧张度的增加，参加战斗、恐怖活动和犯罪活动的塔吉克民众也大大增加。他们不仅形成了暴力思想，并且形成了稳固的团体和团体意识。因此，能够欣然接受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并实施相应的恐怖犯罪活动。
（三）贫穷与政府管理无效导致伊斯兰极端势力膨胀
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认为大众的贫穷是培养犯罪的最大基础，也是遗传素质所以变质的培养液。改善劳动阶级境况是最好和最有效的刑事政策。[29]中亚各国都面临如下问题：社会和经济局势恶化；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深感失望；部分政府机构的彻底腐败；缺乏有力的世俗运动；共产主义制度解体后“意识形态”出现真空。多年的经济困难局面造就了大量的社会边缘人，也造就了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运动骨干力量的贫民阶层。伊斯兰教政治影响的增强也是世俗政权管理无效的一个结果。当经济改革摇摆不前，大部分人跌到贫困线以下时，伊斯兰教作为当前政权的另一种选择的可信性就会上升。大多数伊扎布特组织成员为年轻人或无业者，由于缺乏机会，许多年轻人和情感易动者加入了伊扎布特组织。伊扎布特新的招募活动重点放在社会秩序、平等和支持贫困者等方面，他们相信这些符合哈里发国家制度要求。伊扎布特组织还利用冬季农民和牧民闲暇时期做工作改变他们的信仰，奠定自身的群众支持基础。讲座、研讨会或“经验（教训）”被认为是吸引新成员的最有效手段。据最近所拘捕的犯罪嫌疑人说，伊扎布特正在中亚地区不断扩大，包括教师、军官、政治家（尤其是那些他们的亲属被逮捕的政治家）和其他精英成员。
此外，一些在中东活跃多年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利用中亚社会转型所提供的“契机”，将中亚五国看作扩大本教派影响的“精神处女地”，不惜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在中亚各国传播建立大哈里发国家的伊斯兰政治思想，加大极端主义思想对中亚社会的渗透力度，推动中亚极端组织的活跃和发展。在中亚地区，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极端组织有上千个。其中最有影响的组织除了伊扎布特外，还有“乌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伊斯兰革命党”等。[30]这些组织利用各种手段和方式进行极端宗教思想的传播，甚至从事颠覆世俗政权的政治、军事活动，加剧了中亚五国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发展态势。
以上是对中亚五国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原因的概览，这些原因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共同导致了该类恐怖犯罪的产生与蔓延。在同处中亚地区的中国新疆，有人说“和田是恐怖犯罪的思想发源地，喀什是恐怖犯罪的训练基地，阿克苏是恐怖犯罪的前沿阵地”，这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真实性与可靠性，还有待考据。但这足以说明新疆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严重性。究其原因，大致也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伊斯兰哈里发运动的恶劣影响
阿以冲突久拖不决，阿拉伯人屡战屡败，严重伤害了穆斯林的宗教和民族感情，从而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温床之一[31]。克什米尔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曾讨论过建立一个地跨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中亚地区的新的伊斯兰政权的可能性。哈里发复兴运动和伊斯兰哈里发运动等一些新组织也在克什米尔宣告成立[32]他们提出建立跨国伊斯兰教和哈里发政治制度的思想。伊斯兰哈里发运动宣称：“伊斯兰不承认民族主义或领土爱国主义。基于种族、性别和民族主义的口号是错误的……真正的伊斯兰教思想是哈里发思想……克什米尔自己决定克什米尔未来的口号引发了罪恶，它歪曲了当前伊斯兰运动的性质，并将其缩减至仅仅是民主运动。”[33]尽管克什米尔的战乱最初是由查谟和克什米尔解放阵线（JKLF）为了追求所谓自由而发动的，然而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却出现了大量的以伊斯兰教法体系作为斗争目标的武装团体。伊斯兰协会及其好战派穆斯林圣战战士党以及妇女派的杜克塔兰组织、圣战者促进会、安拉之虎、伊斯兰贤哲会、白德尔运动、圣战军、乌马尔圣战者组织、穆斯林圣战者组织、伊斯兰学生联盟、齐亚之虎等各种各样的伊斯兰组织都宣称，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政治和经济实体的伊斯兰化，将克什米尔并入巴基斯坦，实现伊斯兰社团的统一和建立伊斯兰教法国家。激进的妇女组织杜克塔兰在1992年11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将克什米尔并入巴基斯坦是实现伊斯兰社团统一的第一步。克什米尔问题的任何其他解决方式都将是非伊斯兰的。由于我们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法国家，因此，伊斯兰社团的统一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34]
由于新疆独特的地理、地缘特点，在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屡屡受到国际反华势力的侵扰。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周边形势发生剧变，苏联解体、欧亚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车臣的分裂活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内战、伊斯兰世界极端宗教势力猖獗，加之国际敌对势力的蓄意渗透和破坏，这些都使新疆的“三股势力”进入活跃期，使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具有了极为复杂的国际背景，伊斯兰哈里发运动由此也影响到了新疆。一些外国宗教极端分子利用到中国旅行探亲或者做生意的机会，煽动当地人反对汉族人，提出“排汉”、“消灭异教徒”以及建立“东突伊斯兰共和国”等口号，他们打着伊斯兰教旗帜，宣扬“圣战”，甚至公开叫嚣建立独立的“东突伊斯兰共和国”。
（二）宗教的民族性与群众性被极端势力所利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以下简称“自治区监狱局课题组”）对“危安犯”[35]作了一个调查，“有以下两道调查题目：选题一：你认为在农村群众中，是乡村干部的威信高，还是阿訇、伊玛目的威信高？调查结果显示：回答村干部威信高的占28.57％，回答阿訇、伊玛目威信高的占71.43％。选题二：村民之间如果发生纠纷，是愿意找村干部解决，还是愿意找阿訇解决？调查结果显示：回答找村干部解决的占32.25％，回答找阿訇解决的占67.75％ 。”[36]结合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新疆，部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不健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对薄弱，基层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和管理水平不能适应反分裂斗争的需要，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对非法宗教活动存在不敢管、不想管、管不好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对广大群众的凝聚力，使“三股势力”的渗透有了可乘之机。极端势力利用宗教问题民族性和群众性的特点，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帜，利用各种社会热点问题，制造事端，裹挟、蒙蔽各民族群众，妄图使分裂主义问题社会化。
（三）极端宗教主义使产生认知错误的群众分不清宗教与法律的关系
笔者在新疆监狱调查期间，设计了一个题目：“你做梦梦见安拉命令你去放火烧掉一个房子，因为里面住了一些‘魔鬼’异教徒。你去烧还是不去？”这个问题针对一个维吾尔族服刑人员和一个回族服刑人员提出，前者回答说“如果在进监狱之前，我会去烧的”；后者保持沉默，态度模棱两可。这反映出在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下，部分群众产生了严重的认知缺陷，将宗教甚至幻想混同于现实。自治区监狱局课题组调查发现，在新疆的危安犯中存在一些幼稚而又严重的认知错误：“穆斯林开饭店，只要是门牌上有汉字就不能算是清真饭店，因为汉族人用过餐具”；“饭菜中放有酱油、醋的不算清真食物，内地产的水果不能吃，因为是汉族人制作和种植的”；“‘可乐’饮料不能喝，因为‘可乐’里含有酒精，教规里不允许喝酒”；“只要是汉族人制作的服装都不能穿，因为不清真”；“外国生产的‘耐克’牌鞋子不能穿，因为‘耐克’名字与穆斯林相克”；“衬衣、皮带、皮鞋只要商标上有动物图案都不能买”；“穆斯林上学男女要分开”；“《古兰经》以后生产的电脑、汽车、牙刷等都不能用，因为《古兰经》上没有规定”；“政府给我们盖抗震房是不行的，因为地震、刮风、人的生命等都是胡达安排的”；“杀一个异教徒等于朝觐三次，杀掉7个异教徒就可以升天”，等等。[37]
自治区监狱局课题组调查还发现，现在的在押危安犯大多数受社会宗教氛围的影响，对宗教知识的了解十分肤浅，他们盲目追随宗教狂热，以满足心灵的空虚，有些在私塾讲经点学习《古兰经》的，能把《古兰经》30卷114章的全部内容熟记、背诵得滚瓜烂熟，念经、祈祷（乃玛孜）都非常流利，但他们不懂阿拉伯文，只是死记硬背，盲目信仰，而对那些经文的意义，对宗教的真正内涵，特别是正确的东西、合理的内容却知之甚少。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版了《古兰经》的现代维吾尔语文本，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但是念经还是要求必须用阿拉伯文古文即《古兰经》的原文来背诵。这种情况对于那些年轻农民、辍学回家的文化水平低的孩子们来说，容易形成狭隘、错误的宗教观；有的人甚至曲解歪曲《古兰经》的原意，错误地认为对不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进行所谓“圣战”、残杀等等都是合理的，最后变成极端宗教分子、暴力恐怖分子。危安犯在捕前基本上对极端势力宣扬的“圣战”持支持态度，表示如在当时会参加；有一个危安犯在同民警谈话时坦承：“参加一次圣战，等于做六十年乃玛孜”。在自治区监狱局课题组的调研中，有18％的危安犯对此深信不疑，54％的危安犯在狱外听说过这样的宣传。[38]
四，中亚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预防
关于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预防，必须建立在对宗教的科学认识，以及对宗教极端恐怖犯罪本质及其特征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中亚五国采取措施，在预防恐怖犯罪方面做出了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促进经济发展、打击腐败、加大司法处罚力度、加强反恐军事力量等。[39]此外，中亚五国还侧重用法律手段来预防恐怖犯罪，例如吉尔吉斯斯坦2006年颁布了《反恐法案》；哈萨克斯坦1999年7月13日通过了《同恐怖主义斗争法》，2004年颁布了《反极端主义活动法》等。后者将极端主义分为“政治极端主义”、“民族极端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凸显了打击和预防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决心，值得我们借鉴。
就我国新疆而言，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预防实际上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预防宗教极端分子（势力）的产生，二是预防群众被宗教极端势力所利用。下面就这两个方面应采取的措施提出建议：
第一，认真对待宗教，实行正确的宗教政策。新疆60％以上的人口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群众大多信仰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宗教成为信教群众的精神寄托，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直面新疆的宗教问题，而不能走向极端—要么避而不谈宗教对少数民族生活的影响，要么粗暴对待宗教信仰问题。在这样的语境下，笔者主张将宗教分为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作为个人信仰的宗教与作为风俗习惯的宗教三类，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主要涉及政治范畴，涉及到教育、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国家事务，会成为别有用心的人实现政治阴谋的工具，应当加以规制。作为个人信仰自由的宗教是个人为了摆脱现世的痛苦而寻求的自我安慰或心灵的慰藉，有时候也是个人积极向上的思想动力。作为风俗习惯的宗教是指个人由于生存环境的因素而习以为常的行为，它是宗教礼仪在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化，是群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个人没有这种习惯，会被视为“另类”而遭到排斥。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民族干部做乃玛孜、参加带有宗教色彩的婚礼等看作是信仰宗教，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习惯。
第二，生活或者精神的困苦往往使人们到宗教中寻求慰藉，因此需要弘扬民族文化与教育人们正确认识宗教。要帮助群众用辛勤的劳动换取美好的生活，而不能依赖“安拉”的恩赐。历史说明，穆斯林曾经创造了灿烂的伊斯兰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穆斯林往往是敬业奉献的模范，热爱生活的模范，而不是相反。针对宗教教义的传播依靠的是人们的口口相传，往往产生以讹传讹的情况，要大力普及宗教基本知识，这样做可以使人们正确理解宗教教义和知识，避免盲从，防止民众成为宗教极端分子利用的工具。另外，在新疆很多地区，特别是南疆，由于存在语言障碍，工作难以有效开展。这就为宗教极端分子利用宗教愚弄群众、操纵群众以可乘之机。所以，必须大力普及普通话（汉语）。
第三，普及科学知识，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素养。宗教极端势力在南疆发展很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地区文盲率很高，科学教育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因此，所谓的口口相传的“宗教知识”，就成了人们的精神食粮。如果这少得可怜的“精神食粮”再被宗教极端势力所玷污，就会很容易被宗教极端势力迷惑而成为犯罪工具。在南疆，还有很多群众把教育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事情，甚至认为是违反上帝旨意的事情，抵制孩子接受世俗教育，宁愿去地下经文学校。他们认为学了经文，可以成为“阿訇”，可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而接受正规教育的重要性没有获得认同。因此，有必要大力培育和扶植当地发展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提高教师的福利待遇等。
第四，急需抓好当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与恐怖极端势力争夺青少年应当成为新疆反恐的一个重要方面。极端势力把目光和精力投向了青少年，不惜一切地腐蚀、拉拢、控制青少年的灵魂与肉体。必须谨慎而又积极地采取措施，将这些孩子们争取过来。据调查，在新疆，由于家庭和周边环境的耳濡目染，多数人很小就对自己是“穆斯林”这一身份有了认知，相关的宗教礼仪逐渐成为其自觉的行为，在思想上形成了初步的宗教意识[40]。所以，我们必须直面这样的现实，保证未成年人接触到的是真、善、美的东西，教育他们正确认识宗教，正如《儿童权利公约》所规定的，不仅要培养儿童对其自身文化、语言和价值观的认同，还要培养儿童对人权、基本自由以及对其它族裔、宗教群体等之间谅解、和平、宽容、平等和友好的精神，在自由社会里过有责任感的生活。这是一项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工程。
第五，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增强抵御各种利益诱惑的能力，防止被极端势力所利用。在南疆，农村生产力落后，市场经济不发达，有些农村还处于贫困状态，这是非法宗教活动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原因。“特别是在南疆偏远地区、交通闭塞、集体经济薄弱的地方，扶贫济困的工作受到了很大限制。农民在遇到天灾人祸、生老病死等重大事情得不到关怀和帮助时，精神上极为脆弱，就容易被非法宗教分子引诱拉拢过去。”[41]所以必须大力发展落后民族地区的经济，鼓励民族群众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及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致富。新疆由于生态脆弱，在引导人们致富的时候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不能造成环境的破坏，不能盲目发展经济。此外，信教群众之所以容易被极端势力所利用，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与外界的隔绝，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世界的发展。所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适时地加快城市化特别是南疆城市化的进程，也是预防宗教极端型犯罪的重要途径。
【作者简介】
李瑞生，单位为新疆财经大学；马悦宸，单位为新疆警察学院。
【注释】
[1]关于“中亚”，学术界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197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的专家会议最终报告指出，“大中亚”的范围包括：“西起里海，东到大兴安岭；北至阿尔泰山、萨彦岭，南至喜马拉雅山。全部或部分地属于中亚地区的国家共7个，即阿富汗（北部）、中国（新疆、西藏、青海、甘肃河西走廊、宁夏、内蒙古）、印度（西北部）、伊朗（北部）、蒙古国、巴基斯坦（北部）和前苏联（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转引自杨恕：《俄语“中亚”一词含义的变化》，《西北史地》1998年第2期。）对于“小中亚”范围的界定，一般是指以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为中心，涵盖了当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五国。（参见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2]胡联合：《全球反恐论—恐怖主义何以发生与应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3]李慧智：《反恐学》，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4]古丽阿扎提·吐尔逊：《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5]王鸣鸣：《当代恐怖主义的类型》，载王逸舟等：《恐怖主义溯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6]张金平：《中东恐怖主义的历史演进》，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152页。
[7]王鸣鸣：《当代恐怖主义的类型》，载王逸舟等：《恐怖主义溯源》，第46页。
[8]Magnus Ranstorp, “Terrorism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0, No. 1,1996, pp. 41-62.
[9]胡联合：《全球反恐论—恐怖主义何以发生与应对》，第48页以下。
[10] Bruce Hoffman ,Inside Terror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 pp. 90-91.
[11]古丽阿扎提·吐尔逊：《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第165页。
[12][塔吉克斯坦]穆扎法尔·A．奥利莫夫：《中亚恐怖主义的宗教根源》，载《中亚和南亚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对中亚和南亚的挑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导言。
[13][英]麦克·马圭尔、罗德·摩根、罗伯特·赖纳等：《牛津犯罪学指南》，刘仁文、李瑞生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6页。
[14][英]麦克·马圭尔、罗德·摩根、罗伯特·赖纳等：《牛津犯罪学指南》，第178页。
[15][英]麦克·马圭尔、罗德·摩根、罗伯特·赖纳等：《牛津犯罪学指南》，第125页。
[16][英]麦克·马圭尔、罗德·摩根、罗伯特·赖纳等：《牛津犯罪学指南》，第125页。
[17]六信：信安拉、信“天使”、信《古兰经》及以前的诸经典、信穆罕默德为“封印使者”及其之前的诸使者、信人死后要复活及要接受末日审判、信一切皆为安拉“前定”。
[18]“五功”是指“念功”、“拜功”、“斋功”、“课功”、“朝功”。
[19]马明良：《伊斯兰文明的历史轨迹与现实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3页。
[20]意为《古兰经》第4章第36节。具体参见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21]马明良：《伊斯兰文明的历史轨迹与现实走向》，第84页。
[22]参见国际调查委员会：《关于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事件的调查报告》，孙军、苗笋译，载《中南亚问题研究译丛（第二辑）》，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2011年12月印发，第115-116页。
[2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人民网，http://www. people. com. cn/GB/shizheng/3586/20020121/652705.html，访问时间：2013年1月10日。
[24][意]菲利：《实证犯罪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25]王鸣鸣：《当代恐怖主义的类型》，载王逸舟等：《恐怖主义溯源》，第46页。
[26]王冠宇：《中亚主要伊斯兰极端组织现状》，《国际资料信息》2005年第5期，转引自古丽阿扎提·吐尔逊：《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第200页。
[27]S. Wagner, Public Opinion in Tajikistan：1996,IFES:Washington, D. C. ,1997,p.75.
[28][塔吉克斯坦]穆扎法尔·A．奥利莫夫：《中亚恐怖主义的宗教根源》，载《中亚和南亚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对中亚和南亚的挑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5页。
[29]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360页。
[30]参见古丽阿扎提·吐尔逊：《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第209页。
[31]周燮藩：《宗教问题与恐怖主义》，载王逸舟等：《恐怖主义溯源》，第234页。
[32]Daily Alsafa, Srinagar, 13 March 1993.
[33]Daily Srinagar Times, 18 July 1993 cited in Riyaz Punjabi,Chrar-a-Sharif Tragedy: The Ideological Complicities, p. 45.
[34]Daily Afaq, Srinagar, 16 November 1992.
[35]即“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简称。在新疆，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大多是暴力恐怖犯罪分子，甚至主要是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分子。
[3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成因研究》，课题组2007年印发，第148页。
[3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成因研究》，第6页。
[3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成因研究》，第59-60页。
[39]参见古丽阿扎提·吐尔逊：《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第299-301页。
[4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成因研究》，第53页。
[4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成因研究》，第47页。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1期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Html/Article_77931.shtml
恐怖主义犯罪是当今世界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恐怖主义犯罪特别是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犯罪在全球滋生蔓延，严重危害了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社会稳定。为了切实有效地预防恐怖主义犯罪，有必要对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犯罪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一，中亚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概说
中亚[1]五国与中国新疆不仅在地理上连成一体，而且其间存在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民族等联系。这个地区的恐怖犯罪不但具有一些相同的特质，而且存在内在的联系，因而必须将它们做一个整体阐释。因此，本文的中亚主要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概念，是一种“中间意义上的中亚”，具体来说包括中亚五国以及中国新疆地区。
（一）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之界定
学界对于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有不同的界定。例如，“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是指带有明显宗教狂热色彩的或打着宗教旗号活动但又不是宗教组织的新兴教派或膜拜团体（主要是邪教）的狂热性而引发的恐怖主义活动。”[2]“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是指带有明显宗教狂热色彩的或打着宗教旗号的新兴教派或膜拜团体的狂热性引发的恐怖主义活动。”[3]“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是明显带有宗教狂热色彩或打着宗教旗号从事的恐怖活动。”[4]
这三个定义有共同之处，即都认为带有明显宗教狂热色彩的恐怖活动是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种定义将邪教恐怖主义涵括在内，而第二种定义虽然没有明示包括邪教恐怖主义，但从“膜拜团体”的表述看，似乎也涵括邪教恐怖主义。必须明确的是，邪教不是宗教，所以不宜将邪教恐怖主义纳入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之中。此外，前两种概念都有一点不够明确，即“打着宗教旗号活动但又不是宗教组织的新兴教派”的说法，既然肯定其是“教派”，又说其“打着宗教旗号”、“不是宗教组织”。对同一个事物既肯定又否定，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比较之下，第三种定义比较明确，但“打着宗教旗号”的界定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
笔者在这三种定义合理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恐怖主义犯罪的实际，认为所谓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是指带有明显宗教狂热色彩或者利用信众对宗教的虔诚而实施的恐怖犯罪活动，即宗教极端主义的现实化。宗教极端主义是“极端主义”与“宗教”的复合，是打着宗教旗号的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宣传的是对其他群体的不认同和憎恨，一般会导致暴力，甚至还可能采取恐怖主义的形式。持有极端主张的人或集团（笔者称之为“极端分子”或“极端势力”），往往从极端的方面解释宗教经典和宗教教义，并伴之以相应的极端行为，从事有预谋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阻碍社会发展。所以，宗教极端主义虽然带有“宗教”一词，但由于其极端性与暴力恐怖性，已经背叛了宗教宣扬的真、善、美的本质，已不是宗教，而是极端分子实现其罪恶目的的手段。宗教极端主义一般带有政治性，即极端分子为了实现其政治企图而对正统宗教的利用。从范围上看，“宗教极端恐怖主义决不限于中东地区和伊斯兰教，世界上几个主要宗教内部都有极端分子。”[5]调查发现，政治性的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在理论上宣扬“泛伊斯兰主义”，在信仰上强调“伊斯兰教教至上”，在政治上强调建立宗教政权，实行神权统治，在行动上煽动“暴力恐怖”，消灭异教徒。
（二）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特征
以“9·11”事件为标志，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全球泛滥。在中亚、俄罗斯、南亚、东南亚、中东、东非和北非、西欧、北美等地，该类恐怖活动极为频繁，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形成了全球网络和循环圈[6]总结世界上发生的涉及宗教极端主义的恐怖犯罪，可以看出该类犯罪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对某些宗教词语扭曲的解释往往赋予其恐怖活动正当的宗教色彩，从而使恐怖活动很少受道德规范约束。宗教极端型恐怖分子所追求的往往是超自然和来世的目的，“神”的精神和旨意使他们无节制的暴力恐怖行为得到了“合法化”的解释。这种“合法化”的解释使他们进行恐怖活动所受心理约束要弱得多。宗教极端型恐怖活动之所以经常造成巨大伤亡，源自他们的内心精神世界与外在世俗现实之间在价值体系、道德概念、世界观等方面的巨大不同。他们认为在现实状态下，暴力是达到神的心愿所必需的，自己信奉的是唯一真神，信仰不同者是异己乃至敌人[7]。
2，煽动宗教狂热是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重要的外在特征。宗教极端主义用一些偏执、无限扩大化、绝对化的观点来诠释某一宗教的信仰体系，煽动宗教狂热。研究显示，自1968年以来，有25％的恐怖组织至少部分地将其努力建立在宗教教育的基础之上。[8]在新疆，宗教极端势力总是把鼓吹“圣战”作为其煽动宗教狂热的依据以及达到其反动目的的手段，利用宗教的民族性和群众性作掩护，在宗教的旗帜下结成反动的政治势力。他们利用宗教狂热，把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引入所谓“圣战”的歧途，把民族和宗教混在一起。他们在鼓吹“振兴伊斯兰”的口号下，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婚姻和教育，煽动民族仇视，鼓吹新疆独立。宣称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一切问题都能通过战斗来解决，不但要与异教徒和无神论者进行战斗，而且要与穆斯林中的“叛教者”进行战斗。
3，宗教极端型恐怖分子往往利用信众对宗教的虔诚来从事恐怖犯罪活动，以实现自己的罪恶目的。例如，伊斯兰教对新疆维吾尔族群众影响深刻，孩子出生、取名、穆斯林成人礼、结婚、离世等都有特定的宗教礼仪及宗教来源，在日常生活中，不分男女老少都要过宗教性节日，进行做乃玛孜等宗教活动。对维吾尔族信众来说，伊斯兰教影响和支配着他们一生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由此，伊斯兰教信众大多形成了浓烈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在新疆南疆一些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交通、信息不畅，人们被封闭在狭小的社区圈内。这一切，使宗教的传统性、神秘性、盲目性、保守性、不宽容性和排他性更加突出，宗教感情极易被激发出来，容易被人利用。利用信众的宗教虔诚使该类犯罪具有相当大的煽动性和迷惑性。当有世俗的或非伊斯兰教的影响侵蚀社会结构时，恐怖主义就会表现出明显的宗教特征。
（三）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与相关犯罪的关系
恐怖主义的类型繁多，主要的有六类，即民族分离型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极右型恐怖主义、极左型恐怖主义、毒品及黑社会型恐怖主义和国际间谍型恐怖主义。[9]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与其他类型恐怖犯罪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是当今最主要的恐怖犯罪类型。1980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被某些美国学者认为是宗教极端恐怖主义泛滥的开端。但是，当时全球64个恐怖组织中仅有两个是宗教型的。而到了1994年，49个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中有1/3（16个）可被归纳为宗教极端主义类型。[10]可见，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是以上诸相关恐怖犯罪中最突出的类型。从1968年到现在，宗教型恐怖组织的活动能力和频率不断上升。特别是自“9 · 11”事件以来，可以说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世界所面临的最主要威胁[11]。
2，各类恐怖主义具有一定的融合性。毒品及黑社会型恐怖主义以及国际间谍型恐怖主义或多或少地与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有联系。在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活动中，宗教极端主义往往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随着宗教在中亚地区社会和政治生活各方面影响的日益增长，在政治极端主义增长的原因和条件中，宗教因素已变得越来越重要。有论者指出，“在考察恐怖主义在中亚的宗教根源时，必须记住恐怖主义在中亚的主要特征—融合性，即它与政治、宗教和犯罪恐怖主义交织在一起的特性。”[12]
（四）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与伊斯兰教关系辨正
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上述特征具有相当大的迷惑性，以至于西方一些国家认为伊斯兰教与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具有内在联系，加之一段时期以来穆斯林国家动乱频发，国际上由穆斯林实施的恐怖犯罪数量在增多，这导致一些学者的研究走向一个极端，即将穆斯林特别是亚裔穆斯林视为“敌人”，从而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敌人化”穆斯林的错误做法。
西方敌人化穆斯林的具体表现是：（1）对穆斯林实施没有根据的搜查（包括搜身）。英国《2000年恐怖主义法案》授权针对恐怖主义实施“无怀疑搜查”。英内政部部长黑泽尔·布里尔斯（Hazel Blears）评论说，反恐怖主义截停搜查措施被“过多地运用于穆斯林团体”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3]（2）对恐怖主义嫌疑犯实行未经审判之拘押。英国已经暂停实施《欧洲人权公约》所禁止的未经审判就予以监禁的条款。2005年“7·7”伦敦自杀式爆炸事件的突发，使英国政府延长了对恐怖犯罪嫌疑犯未经指控之拘押时限，从14天延到90天[14]（3）对穆斯林种族犯罪化与信仰犯罪化。警察对穆斯林的拦截搜查在增长，监禁、怀疑、分离行为在增多，这种犯罪化表现出早期的将非洲裔加勒比人犯罪化的许多特征[15]。从1989年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事件开始，到基地组织的出现，信仰伊斯兰教就被看作是潜在的恐怖主义象征。（4）对穆斯林犯罪人增加监禁刑的适用。英国内政部2003年报告指出，1993年至2002年间，穆斯林囚犯数的增长速度（161％）要远高于平均增长速度，而印度教囚犯数只是平均的增长速度（69％）。[16]
在西方，之所以会出现“敌人化”穆斯林的思想和做法，原因就是没有正确认识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内涵，为极端分子制造的假象所迷惑，误读了正宗伊斯兰教及其教义。伊斯兰教历史久远，是特定群体的精神追求。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犯罪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从宗教学知识论角度看，伊斯兰教有这样一些特点：（1）伊斯兰教是严格的一神教。伊斯兰教的“六信”[17]和“五功”[18]，都着眼于摆正人与主的关系，强化人的敬主意识。[19]伊斯兰教没有种族主义成分。（2）伊斯兰教要求人们不但敬主，而且还要爱人，要宽恕。爱人思想贯穿于伊斯兰教的经典中。爱人要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古兰经》记载：“当孝敬父母，当优待亲戚，当怜恤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当款待旅客，当款待奴仆。”（4:36）[20]（3）伊斯兰教还鼓励人们正确履行社会责任。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通过承担更加接近真主的某些精神的和社会的义务对真主加以回应。伊斯兰教鼓励通过帮助穷人来承担社会责任。
有观点认为伊斯兰教是“军事宗教”，“以剑征服的宗教”，穆斯林具有暴力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在伊斯兰教中战争是最后的手段，而且受到神圣律法所规定的严苛条件的制约。《古兰经》中允许战争的经文表明，战争只能作为击退侵略和铲除暴政的手段。即使西方以特定模式误译为“圣战”的吉哈德，也不是完全诉诸武力的意思。吉哈德意为“竭力奋斗”，有三种形式：一是“心的吉哈德”，是获取正确信条和从自我中去除有关这一信条的所有疑惑和误解的内在奋斗，是对信徒的命令和禁令，其引申含义包括从灵魂中清除低级欲望和获得高尚的品质。二是“舌的吉哈德”，这是通过讲道和着书立说之类针对邪恶以及错误的信念和行动的奋斗。这种形式的吉哈德以针对穆斯林中的离经叛道者为特征，但是也扩及不信者。三是“剑的吉哈德”。就像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也允许在自身及穆斯林群体面临人为的压迫残害和灭绝时保持自卫，或者代表那些被强迫驱离家园的人们作战，这就是吉哈德的最终形式，即消耗生命和财产的“剑的吉哈德”（又称“手的吉哈德”）。即使在“剑的吉哈德”这个层次，伊斯兰教也不允许杀戮无辜。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吉哈德是伊斯兰文化中激励穆斯林惩恶扬善、积极进取、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一种人生理念，表达的是一种修身养性、劝善戒恶，维护正义、扞卫真理，反抗压迫、保卫和平的积极精神。其广泛深刻的内涵，绝非西方话语“圣战”一词所能表述，更不是“极端主义”或“暴力恐怖”的同义词。需要指出的是，人们之所以会将“吉哈德”与“暴力”、“恐怖”联系在一起，是由于传统“东方学”的曲解以及西方话语霸权长期以来铺天盖地的刻意误导，而个别穆斯林对“吉哈德”基本精神的偏激理解和极端做法，也正好为这种误导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素材和口实。[21]
二，中亚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危害性
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是一种极为严重的反人类的犯罪，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与其它犯罪相结合，使得中亚五国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困苦。例如，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上万人无家可归，大约11.1万人逃难到国外，30多万人居无定所。[22]就中国新疆的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而言，其危害性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恐怖性极强并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
“东突”恐怖组织为代表的“三股势力”以中东、中亚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为精神支柱，以恐怖暴力、分裂、独立为手段，鼓吹建立体现“真主意志”的伊斯兰教的“完美的生活方式”，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理想的社会制度”，煽动并实施分裂国家的暴力恐怖犯罪。他们利用宗教感情和民族感情，蒙骗群众，扬言“消灭异教徒”、“杀一个异教徒可以上天堂”，煽动宗教狂热和民族仇视。他们在特定或者不特定的场所，以秘密或公开的方式实施杀人、放火、爆炸、投毒等暴力犯罪活动，制造恐怖，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正常发展。
在宗教极端分子的煽动蛊惑下，新疆的三股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呈扩大化趋势。被煽动加人恐怖阵营的不仅有新疆的刑事犯罪分子，而且有抱着“美好愿望”且“虔诚”的穆斯林。“东突”犯罪分子还纠集、拉拢自己的亲戚朋友、商人、经学院教师和学生以及社会游民加人恐怖组织。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东突”恐怖势力在我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死亡，440多人受伤。[23]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更是造成上百无辜群众死亡，近千人受伤。爆炸、暗杀、绑架、劫机等暴力行为往往引起强烈的精神、心理刺激反映，产生恐惧心理，造成恐慌状态。此外，极端分子将宗教教义极端化，使上当受骗的信众完全脱离现世生活，完全依赖于“真主”，怠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几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得新疆特定地区的社会生活停滞不前。
（二）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和腐蚀性
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披着宗教的外衣，利用群众的弱点，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例如，1996年来自新疆区内的“东突”组织代表在和田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伊斯兰真主党”，打着所谓“维护人权、宗教自由和维护少数民族利益”的旗号，编造中国政府打击少数民族的谎言，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当地党员干部当作与伊斯兰教对立的“异教徒”残忍杀害。宗教极端势力把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污蔑为汉族人的“殖民统治”，把计划生育政策歪曲为“种族灭绝”，把“双语教育”污蔑为“文化灭绝”，把国家对新疆的开发诋毁为“资源掠夺”。他们秘密建立极端宗教组织，以讲经名义进行所谓的“圣战”和分裂国家的宣传，以宗教的名义发展成员，以“殉教”的精神培植暴力恐怖分子。由于宗教极端分子进行恐怖活动犯罪时打着宗教的旗号，喊着蛊惑人心的口号，使一些本无犯罪动机和思想的群众也参与进去，尽管具有一定的盲从性，但危害性极大。
（三）导致非法宗教活动泛滥并危及宗教的正常发展
犯罪分子私办集体宗教活动、非法组织朝觐、私办地下经文学校、地下讲经点等非法宗教活动，打着维护宗教自由的幌子，以威胁、孤立和打击等手段，强迫群众参加宗教活动。非法宗教活动的泛滥，为“三股势力”利用宗教破坏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进行犯罪提供了温床和土壤，也使得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恐怖犯罪与该被利用的宗教相联系，一般人难以区分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正宗伊斯兰教的关系，影响了宗教的正常发展，也导致西方反恐实践中出现了“敌人化”穆斯林的错误做法。
三，中亚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成因
“无论哪种犯罪，从最轻微的到最残忍的犯罪，都不外乎是犯罪者的生理状态，其所处的自然条件和其出生、生活或工作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24]恐怖主义犯罪是犯罪的一种类型，解释一般犯罪原因的理论对于恐怖主义犯罪也是适用的。但是中亚地区各国具有自身的区域性的特点和因素，就中亚五国而言，“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冷战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立所抑制的宗教问题凸显出来。在冷战重灾区的中东、中亚，宗教极端恐怖主义在民族、领土、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迅速发展”，[25]中亚五国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中亚五国社会转型剧烈且产生认同危机
过去十年里，中亚国家都经历了由苏联解体所带来的深刻的经济和政治运动。中亚五国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社会分化严重，形成了意识形态真空，并导致整个社会的认同危机。前苏联的崩溃从各个方面加剧了中亚国家社会分裂，社会凝聚力减弱。随着国家权力的衰落，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也不断恶化。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反对派和伊斯兰极端分子企图利用民众与政府间的矛盾挑起事端以实现“圣战”的目的，严重影响了社会和政治稳定。[26]中亚地区，种族、宗族和宗教的竞争也使世俗政权的合法性逐渐削弱。伊斯兰教在中亚作为一种传统宗教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人把伊斯兰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认同，它不仅能从意识上把他们统一起来，而且也可以把整个穆斯林世界统一起来。调查表明，97％的被问者表示相信真主，90％的成年人认为自己是穆斯林。但仅有13％的穆斯林声称是积极的信教者，19％为比较积极的信教者，59％的人说自己信教但不参加宗教活动。[27]
（二）武装冲突发展的内在逻辑之影响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世界格局被打破。中亚国家围绕能源供应和水资源利用问题不断产生纠纷，加上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地区性武装冲突不断发生，各国内战频繁。虽然冲突的双方都组成了常备军，但恐怖主义行动在冲突当中仍然是一种经常性的策略。在整个中亚的恐怖主义发展过程中，宗教组织最终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尤其是在塔吉克斯坦。这时期，大量的恐怖分子小组在塔吉克斯坦形成，恐怖分子训练营也建立起来。恐怖分子及受训者的数量达到数千人。恐怖组织还通过利用国外职业恐怖分子提供的服务，频繁采取复杂和熟练的军事行动。这些外国恐怖分子大部分来自沙特阿拉伯、苏丹和阿富汗，他们总共占反政府恐怖力量的40％到50％。 [28]随着“冲突”地区的扩大和地区战争紧张度的增加，参加战斗、恐怖活动和犯罪活动的塔吉克民众也大大增加。他们不仅形成了暴力思想，并且形成了稳固的团体和团体意识。因此，能够欣然接受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并实施相应的恐怖犯罪活动。
（三）贫穷与政府管理无效导致伊斯兰极端势力膨胀
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认为大众的贫穷是培养犯罪的最大基础，也是遗传素质所以变质的培养液。改善劳动阶级境况是最好和最有效的刑事政策。[29]中亚各国都面临如下问题：社会和经济局势恶化；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深感失望；部分政府机构的彻底腐败；缺乏有力的世俗运动；共产主义制度解体后“意识形态”出现真空。多年的经济困难局面造就了大量的社会边缘人，也造就了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运动骨干力量的贫民阶层。伊斯兰教政治影响的增强也是世俗政权管理无效的一个结果。当经济改革摇摆不前，大部分人跌到贫困线以下时，伊斯兰教作为当前政权的另一种选择的可信性就会上升。大多数伊扎布特组织成员为年轻人或无业者，由于缺乏机会，许多年轻人和情感易动者加入了伊扎布特组织。伊扎布特新的招募活动重点放在社会秩序、平等和支持贫困者等方面，他们相信这些符合哈里发国家制度要求。伊扎布特组织还利用冬季农民和牧民闲暇时期做工作改变他们的信仰，奠定自身的群众支持基础。讲座、研讨会或“经验（教训）”被认为是吸引新成员的最有效手段。据最近所拘捕的犯罪嫌疑人说，伊扎布特正在中亚地区不断扩大，包括教师、军官、政治家（尤其是那些他们的亲属被逮捕的政治家）和其他精英成员。
此外，一些在中东活跃多年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利用中亚社会转型所提供的“契机”，将中亚五国看作扩大本教派影响的“精神处女地”，不惜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在中亚各国传播建立大哈里发国家的伊斯兰政治思想，加大极端主义思想对中亚社会的渗透力度，推动中亚极端组织的活跃和发展。在中亚地区，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极端组织有上千个。其中最有影响的组织除了伊扎布特外，还有“乌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伊斯兰革命党”等。[30]这些组织利用各种手段和方式进行极端宗教思想的传播，甚至从事颠覆世俗政权的政治、军事活动，加剧了中亚五国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发展态势。
以上是对中亚五国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原因的概览，这些原因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共同导致了该类恐怖犯罪的产生与蔓延。在同处中亚地区的中国新疆，有人说“和田是恐怖犯罪的思想发源地，喀什是恐怖犯罪的训练基地，阿克苏是恐怖犯罪的前沿阵地”，这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真实性与可靠性，还有待考据。但这足以说明新疆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严重性。究其原因，大致也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伊斯兰哈里发运动的恶劣影响
阿以冲突久拖不决，阿拉伯人屡战屡败，严重伤害了穆斯林的宗教和民族感情，从而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温床之一[31]。克什米尔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曾讨论过建立一个地跨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中亚地区的新的伊斯兰政权的可能性。哈里发复兴运动和伊斯兰哈里发运动等一些新组织也在克什米尔宣告成立[32]他们提出建立跨国伊斯兰教和哈里发政治制度的思想。伊斯兰哈里发运动宣称：“伊斯兰不承认民族主义或领土爱国主义。基于种族、性别和民族主义的口号是错误的……真正的伊斯兰教思想是哈里发思想……克什米尔自己决定克什米尔未来的口号引发了罪恶，它歪曲了当前伊斯兰运动的性质，并将其缩减至仅仅是民主运动。”[33]尽管克什米尔的战乱最初是由查谟和克什米尔解放阵线（JKLF）为了追求所谓自由而发动的，然而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却出现了大量的以伊斯兰教法体系作为斗争目标的武装团体。伊斯兰协会及其好战派穆斯林圣战战士党以及妇女派的杜克塔兰组织、圣战者促进会、安拉之虎、伊斯兰贤哲会、白德尔运动、圣战军、乌马尔圣战者组织、穆斯林圣战者组织、伊斯兰学生联盟、齐亚之虎等各种各样的伊斯兰组织都宣称，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政治和经济实体的伊斯兰化，将克什米尔并入巴基斯坦，实现伊斯兰社团的统一和建立伊斯兰教法国家。激进的妇女组织杜克塔兰在1992年11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将克什米尔并入巴基斯坦是实现伊斯兰社团统一的第一步。克什米尔问题的任何其他解决方式都将是非伊斯兰的。由于我们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法国家，因此，伊斯兰社团的统一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34]
由于新疆独特的地理、地缘特点，在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屡屡受到国际反华势力的侵扰。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周边形势发生剧变，苏联解体、欧亚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车臣的分裂活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内战、伊斯兰世界极端宗教势力猖獗，加之国际敌对势力的蓄意渗透和破坏，这些都使新疆的“三股势力”进入活跃期，使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具有了极为复杂的国际背景，伊斯兰哈里发运动由此也影响到了新疆。一些外国宗教极端分子利用到中国旅行探亲或者做生意的机会，煽动当地人反对汉族人，提出“排汉”、“消灭异教徒”以及建立“东突伊斯兰共和国”等口号，他们打着伊斯兰教旗帜，宣扬“圣战”，甚至公开叫嚣建立独立的“东突伊斯兰共和国”。
（二）宗教的民族性与群众性被极端势力所利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以下简称“自治区监狱局课题组”）对“危安犯”[35]作了一个调查，“有以下两道调查题目：选题一：你认为在农村群众中，是乡村干部的威信高，还是阿訇、伊玛目的威信高？调查结果显示：回答村干部威信高的占28.57％，回答阿訇、伊玛目威信高的占71.43％。选题二：村民之间如果发生纠纷，是愿意找村干部解决，还是愿意找阿訇解决？调查结果显示：回答找村干部解决的占32.25％，回答找阿訇解决的占67.75％ 。”[36]结合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新疆，部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不健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对薄弱，基层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和管理水平不能适应反分裂斗争的需要，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对非法宗教活动存在不敢管、不想管、管不好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对广大群众的凝聚力，使“三股势力”的渗透有了可乘之机。极端势力利用宗教问题民族性和群众性的特点，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帜，利用各种社会热点问题，制造事端，裹挟、蒙蔽各民族群众，妄图使分裂主义问题社会化。
（三）极端宗教主义使产生认知错误的群众分不清宗教与法律的关系
笔者在新疆监狱调查期间，设计了一个题目：“你做梦梦见安拉命令你去放火烧掉一个房子，因为里面住了一些‘魔鬼’异教徒。你去烧还是不去？”这个问题针对一个维吾尔族服刑人员和一个回族服刑人员提出，前者回答说“如果在进监狱之前，我会去烧的”；后者保持沉默，态度模棱两可。这反映出在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下，部分群众产生了严重的认知缺陷，将宗教甚至幻想混同于现实。自治区监狱局课题组调查发现，在新疆的危安犯中存在一些幼稚而又严重的认知错误：“穆斯林开饭店，只要是门牌上有汉字就不能算是清真饭店，因为汉族人用过餐具”；“饭菜中放有酱油、醋的不算清真食物，内地产的水果不能吃，因为是汉族人制作和种植的”；“‘可乐’饮料不能喝，因为‘可乐’里含有酒精，教规里不允许喝酒”；“只要是汉族人制作的服装都不能穿，因为不清真”；“外国生产的‘耐克’牌鞋子不能穿，因为‘耐克’名字与穆斯林相克”；“衬衣、皮带、皮鞋只要商标上有动物图案都不能买”；“穆斯林上学男女要分开”；“《古兰经》以后生产的电脑、汽车、牙刷等都不能用，因为《古兰经》上没有规定”；“政府给我们盖抗震房是不行的，因为地震、刮风、人的生命等都是胡达安排的”；“杀一个异教徒等于朝觐三次，杀掉7个异教徒就可以升天”，等等。[37]
自治区监狱局课题组调查还发现，现在的在押危安犯大多数受社会宗教氛围的影响，对宗教知识的了解十分肤浅，他们盲目追随宗教狂热，以满足心灵的空虚，有些在私塾讲经点学习《古兰经》的，能把《古兰经》30卷114章的全部内容熟记、背诵得滚瓜烂熟，念经、祈祷（乃玛孜）都非常流利，但他们不懂阿拉伯文，只是死记硬背，盲目信仰，而对那些经文的意义，对宗教的真正内涵，特别是正确的东西、合理的内容却知之甚少。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版了《古兰经》的现代维吾尔语文本，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但是念经还是要求必须用阿拉伯文古文即《古兰经》的原文来背诵。这种情况对于那些年轻农民、辍学回家的文化水平低的孩子们来说，容易形成狭隘、错误的宗教观；有的人甚至曲解歪曲《古兰经》的原意，错误地认为对不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进行所谓“圣战”、残杀等等都是合理的，最后变成极端宗教分子、暴力恐怖分子。危安犯在捕前基本上对极端势力宣扬的“圣战”持支持态度，表示如在当时会参加；有一个危安犯在同民警谈话时坦承：“参加一次圣战，等于做六十年乃玛孜”。在自治区监狱局课题组的调研中，有18％的危安犯对此深信不疑，54％的危安犯在狱外听说过这样的宣传。[38]
四，中亚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预防
关于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预防，必须建立在对宗教的科学认识，以及对宗教极端恐怖犯罪本质及其特征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中亚五国采取措施，在预防恐怖犯罪方面做出了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促进经济发展、打击腐败、加大司法处罚力度、加强反恐军事力量等。[39]此外，中亚五国还侧重用法律手段来预防恐怖犯罪，例如吉尔吉斯斯坦2006年颁布了《反恐法案》；哈萨克斯坦1999年7月13日通过了《同恐怖主义斗争法》，2004年颁布了《反极端主义活动法》等。后者将极端主义分为“政治极端主义”、“民族极端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凸显了打击和预防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决心，值得我们借鉴。
就我国新疆而言，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的预防实际上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预防宗教极端分子（势力）的产生，二是预防群众被宗教极端势力所利用。下面就这两个方面应采取的措施提出建议：
第一，认真对待宗教，实行正确的宗教政策。新疆60％以上的人口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群众大多信仰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宗教成为信教群众的精神寄托，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直面新疆的宗教问题，而不能走向极端—要么避而不谈宗教对少数民族生活的影响，要么粗暴对待宗教信仰问题。在这样的语境下，笔者主张将宗教分为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作为个人信仰的宗教与作为风俗习惯的宗教三类，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主要涉及政治范畴，涉及到教育、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国家事务，会成为别有用心的人实现政治阴谋的工具，应当加以规制。作为个人信仰自由的宗教是个人为了摆脱现世的痛苦而寻求的自我安慰或心灵的慰藉，有时候也是个人积极向上的思想动力。作为风俗习惯的宗教是指个人由于生存环境的因素而习以为常的行为，它是宗教礼仪在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化，是群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个人没有这种习惯，会被视为“另类”而遭到排斥。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民族干部做乃玛孜、参加带有宗教色彩的婚礼等看作是信仰宗教，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习惯。
第二，生活或者精神的困苦往往使人们到宗教中寻求慰藉，因此需要弘扬民族文化与教育人们正确认识宗教。要帮助群众用辛勤的劳动换取美好的生活，而不能依赖“安拉”的恩赐。历史说明，穆斯林曾经创造了灿烂的伊斯兰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穆斯林往往是敬业奉献的模范，热爱生活的模范，而不是相反。针对宗教教义的传播依靠的是人们的口口相传，往往产生以讹传讹的情况，要大力普及宗教基本知识，这样做可以使人们正确理解宗教教义和知识，避免盲从，防止民众成为宗教极端分子利用的工具。另外，在新疆很多地区，特别是南疆，由于存在语言障碍，工作难以有效开展。这就为宗教极端分子利用宗教愚弄群众、操纵群众以可乘之机。所以，必须大力普及普通话（汉语）。
第三，普及科学知识，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素养。宗教极端势力在南疆发展很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地区文盲率很高，科学教育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因此，所谓的口口相传的“宗教知识”，就成了人们的精神食粮。如果这少得可怜的“精神食粮”再被宗教极端势力所玷污，就会很容易被宗教极端势力迷惑而成为犯罪工具。在南疆，还有很多群众把教育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事情，甚至认为是违反上帝旨意的事情，抵制孩子接受世俗教育，宁愿去地下经文学校。他们认为学了经文，可以成为“阿訇”，可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而接受正规教育的重要性没有获得认同。因此，有必要大力培育和扶植当地发展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提高教师的福利待遇等。
第四，急需抓好当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与恐怖极端势力争夺青少年应当成为新疆反恐的一个重要方面。极端势力把目光和精力投向了青少年，不惜一切地腐蚀、拉拢、控制青少年的灵魂与肉体。必须谨慎而又积极地采取措施，将这些孩子们争取过来。据调查，在新疆，由于家庭和周边环境的耳濡目染，多数人很小就对自己是“穆斯林”这一身份有了认知，相关的宗教礼仪逐渐成为其自觉的行为，在思想上形成了初步的宗教意识[40]。所以，我们必须直面这样的现实，保证未成年人接触到的是真、善、美的东西，教育他们正确认识宗教，正如《儿童权利公约》所规定的，不仅要培养儿童对其自身文化、语言和价值观的认同，还要培养儿童对人权、基本自由以及对其它族裔、宗教群体等之间谅解、和平、宽容、平等和友好的精神，在自由社会里过有责任感的生活。这是一项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工程。
第五，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增强抵御各种利益诱惑的能力，防止被极端势力所利用。在南疆，农村生产力落后，市场经济不发达，有些农村还处于贫困状态，这是非法宗教活动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原因。“特别是在南疆偏远地区、交通闭塞、集体经济薄弱的地方，扶贫济困的工作受到了很大限制。农民在遇到天灾人祸、生老病死等重大事情得不到关怀和帮助时，精神上极为脆弱，就容易被非法宗教分子引诱拉拢过去。”[41]所以必须大力发展落后民族地区的经济，鼓励民族群众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及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致富。新疆由于生态脆弱，在引导人们致富的时候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不能造成环境的破坏，不能盲目发展经济。此外，信教群众之所以容易被极端势力所利用，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与外界的隔绝，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世界的发展。所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适时地加快城市化特别是南疆城市化的进程，也是预防宗教极端型犯罪的重要途径。
【作者简介】
李瑞生，单位为新疆财经大学；马悦宸，单位为新疆警察学院。
【注释】
[1]关于“中亚”，学术界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197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的专家会议最终报告指出，“大中亚”的范围包括：“西起里海，东到大兴安岭；北至阿尔泰山、萨彦岭，南至喜马拉雅山。全部或部分地属于中亚地区的国家共7个，即阿富汗（北部）、中国（新疆、西藏、青海、甘肃河西走廊、宁夏、内蒙古）、印度（西北部）、伊朗（北部）、蒙古国、巴基斯坦（北部）和前苏联（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转引自杨恕：《俄语“中亚”一词含义的变化》，《西北史地》1998年第2期。）对于“小中亚”范围的界定，一般是指以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为中心，涵盖了当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五国。（参见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2]胡联合：《全球反恐论—恐怖主义何以发生与应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3]李慧智：《反恐学》，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4]古丽阿扎提·吐尔逊：《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5]王鸣鸣：《当代恐怖主义的类型》，载王逸舟等：《恐怖主义溯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6]张金平：《中东恐怖主义的历史演进》，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152页。
[7]王鸣鸣：《当代恐怖主义的类型》，载王逸舟等：《恐怖主义溯源》，第46页。
[8]Magnus Ranstorp, “Terrorism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0, No. 1,1996, pp. 41-62.
[9]胡联合：《全球反恐论—恐怖主义何以发生与应对》，第48页以下。
[10] Bruce Hoffman ,Inside Terror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 pp. 90-91.
[11]古丽阿扎提·吐尔逊：《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第165页。
[12][塔吉克斯坦]穆扎法尔·A．奥利莫夫：《中亚恐怖主义的宗教根源》，载《中亚和南亚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对中亚和南亚的挑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导言。
[13][英]麦克·马圭尔、罗德·摩根、罗伯特·赖纳等：《牛津犯罪学指南》，刘仁文、李瑞生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6页。
[14][英]麦克·马圭尔、罗德·摩根、罗伯特·赖纳等：《牛津犯罪学指南》，第178页。
[15][英]麦克·马圭尔、罗德·摩根、罗伯特·赖纳等：《牛津犯罪学指南》，第125页。
[16][英]麦克·马圭尔、罗德·摩根、罗伯特·赖纳等：《牛津犯罪学指南》，第125页。
[17]六信：信安拉、信“天使”、信《古兰经》及以前的诸经典、信穆罕默德为“封印使者”及其之前的诸使者、信人死后要复活及要接受末日审判、信一切皆为安拉“前定”。
[18]“五功”是指“念功”、“拜功”、“斋功”、“课功”、“朝功”。
[19]马明良：《伊斯兰文明的历史轨迹与现实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3页。
[20]意为《古兰经》第4章第36节。具体参见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21]马明良：《伊斯兰文明的历史轨迹与现实走向》，第84页。
[22]参见国际调查委员会：《关于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事件的调查报告》，孙军、苗笋译，载《中南亚问题研究译丛（第二辑）》，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2011年12月印发，第115-116页。
[2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人民网，http://www. people. com. cn/GB/shizheng/3586/20020121/652705.html，访问时间：2013年1月10日。
[24][意]菲利：《实证犯罪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25]王鸣鸣：《当代恐怖主义的类型》，载王逸舟等：《恐怖主义溯源》，第46页。
[26]王冠宇：《中亚主要伊斯兰极端组织现状》，《国际资料信息》2005年第5期，转引自古丽阿扎提·吐尔逊：《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第200页。
[27]S. Wagner, Public Opinion in Tajikistan：1996,IFES:Washington, D. C. ,1997,p.75.
[28][塔吉克斯坦]穆扎法尔·A．奥利莫夫：《中亚恐怖主义的宗教根源》，载《中亚和南亚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对中亚和南亚的挑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5页。
[29]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360页。
[30]参见古丽阿扎提·吐尔逊：《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第209页。
[31]周燮藩：《宗教问题与恐怖主义》，载王逸舟等：《恐怖主义溯源》，第234页。
[32]Daily Alsafa, Srinagar, 13 March 1993.
[33]Daily Srinagar Times, 18 July 1993 cited in Riyaz Punjabi,Chrar-a-Sharif Tragedy: The Ideological Complicities, p. 45.
[34]Daily Afaq, Srinagar, 16 November 1992.
[35]即“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简称。在新疆，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大多是暴力恐怖犯罪分子，甚至主要是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分子。
[3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成因研究》，课题组2007年印发，第148页。
[3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成因研究》，第6页。
[3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成因研究》，第59-60页。
[39]参见古丽阿扎提·吐尔逊：《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第299-301页。
[4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成因研究》，第53页。
[4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课题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成因研究》，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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