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2017年3月3日 07:32 英國《金融時報》 韓碧如 報道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71615
在“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發布的一段可怕視頻中，伊拉克境內的維吾爾作戰人員呼籲對中國發起攻擊，這令人擔憂中國可能成為聖戰組織的目標，即便北京方面正在展示強大武力，旨在平息不安定的新疆地區的分離主義傾向。
在網上追蹤聖戰組織和白人至上主義活動的美國公司Site表示，這段譴責“邪惡的中共異教徒走狗”的血淋淋的視頻來自ISIS的伊拉克分支。最先報道這段視頻的路透社(Reuters)證實翻譯正確。
“為了報復從被壓迫者眼裡流出的眼淚，我們將按照安拉的意志，讓你們血流成河，”視頻中的一個作戰人員用維吾爾語說道。
視頻中還有兒童作戰人員的畫面，還有兩次處決身份不明的人員。視頻出爐之際，適逢中國在新疆部署重兵，其導火線是一個政府大院發生致命持刀襲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周三在北京告訴記者，他不瞭解上述視頻，但維吾爾分離主義組織——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TIM，中文簡稱“東伊運”）“對中國和地區安全穩定構成嚴重威脅”。
這段視頻發布之前，上月有消息稱，中國在阿富汗境內參與了“聯合反恐行動”。隨著美國縮減其對阿富汗的介入，北京方面正在阿富汗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但仍然警惕著其參與可能使中國成為伊斯蘭主義發泄仇恨的目標。
從西藏調任新疆不久的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相信，強有力的高壓手段將嚇阻不安定。新疆的本地人是說突厥語的維吾爾族穆斯林，他們面臨著歧視性的教育、就業和宗教政策。新疆的緊張局面傾向於在展示強大武力之後爆發，而官方往往進而針對暴力襲擊出動重兵。
這段視頻並不是ISIS招募維吾爾新兵的首次努力，該集團一直在向一些維吾爾人對於建立自己的國家“東突厥斯坦”的願望發出召喚。然而，說阿拉伯語的民族與說突厥語的民族之間的歷史仇恨傾向於限制ISIS對維吾爾人的魅力。中國的《環球時報》曾報道，2015年，ISIS處決了三名試圖逃離其在敘利亞的武裝組織的維吾爾作戰人員。
中國專家估計，大約有100名中國公民加入了敘利亞境內的ISIS。他們並不全是維吾爾人。ISIS以往發布的視頻曾試圖吸引占中國14億人口95%的說普通話者。
敘利亞和伊拉克的亂局吸引了一些中國冒險家，包括來自北京的前記者樊京輝，ISIS將他扣為人質後，曾在網上索要贖金，但未能成功，最後他在2015年被處決。
譯者/何黎
星期五, 3月 03, 2017
星期四, 11月 17, 2016
努斯拉陣線與維吾爾武裝分子
作者：侍建宇
来源：《超讯》月刊2016年11月号
努斯拉陣線(Jabhat al-Nusra，直譯為「勝利陣線」)在2016年7月28日改名並脫離基地組織，成為征服敘利亞陣線(Jabhat Fatah al-Sham，簡稱「征服陣線」)。改名後，征服陣線強調取消過去與基地組織發動全球聖戰的主張，只強調專注在敘利亞內戰，推翻阿薩德政權。
這樣的聲明也得到阿拉伯地區國家，包括敘利亞境內很多聖戰組織的讚許，認為有助於反抗軍力量的團結。換句話說，改名並不是背叛，反而是一種策略。這應該也是為甚麼基地組織送上祝福，表示理解和支持努斯拉陣線脫離的舉動。
儘管美國把征服陣線定性為恐怖組織，2016年9月26日，征服陣線接受德國科隆新聞報(Kölner Stadt-Anzeiger)採訪時透露，他們得到一些阿拉伯國家的軍援，另外，美國與以色列也派遣軍事專家實地進行指導高科技偵查技術，並透過第三國提供反坦克飛彈。
美國與基地組織有著不共戴天之仇，如果前述為真，那麼現在為什麼又可以不計前嫌地支援基地組織的敘利亞分支?這當然和敘利亞與伊拉克當地對阿薩德政權與伊斯蘭國的戰事有關，這場戰爭已經成為一場多層次的，由俄羅斯空軍直接支援敘利亞政府軍部隊，對抗美國與其他強權支持的敘利亞反抗軍的「準代理戰爭(quasi proxy war)」。
為何美國在背後援助征服陣線
另外征服陣線其中有數千維吾爾人，中國又怎麼關注這場戰爭，當然也是國際的焦點。
如果美國真的在背後援助征服陣線，當然有幾層考慮與原因：
第一、敘利亞政府軍在俄羅斯空軍支援下收復不少北方失地，美國除了庫德族游擊隊，在地面上，幾乎沒有驍勇的同盟戰友。第二、為免敘利亞北方反對勢力徹底戰敗，在美國總統大選懸而未決的情況下，拉長戰線。第三、阿拉伯國家在美國進行游說，不少美國智庫也贊成間接地、非正式地向征服陣線提供有限度的實質援助。
於是，征服陣線在這場戰爭中的角色開始變得不清楚，名義上是美國的敵人，但是似乎也成為美國想要「收編」的地面武力。面對阿勒頗被敘利亞政府軍包圍的窘況，來自土耳其的補給線被切斷，為求生存，征服陣線也沒有其他選擇。
提供反坦克飛彈，但是不提供肩攜式防空導彈，目的就是不讓敘利亞阿薩德的政府軍佔有地面火力優勢，同時也可避免直接與俄羅斯空軍發生對抗。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研究員Michael E. O’Hanlon也曾經刊登文章，鼓吹向努斯拉陣線提供彈藥、食物以及運輸服務。甚至透過設立禁航區，嘗試建立敘利亞與伊拉克難民的「安全區(safe havens)」來穩固美國在這個區域的利益。事實上，也有很多觀察家認為，設立難民安全區固然是為解決大量向外逃離的難民問題，但是一旦這些難民區建立後，很可能變成重新「瓜分」，並導致未來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疆界重組的基礎。
紐約時報在2016年8月3日的評論版，Dennis B. Ross與Andrew J. Tabler指出，美國奧巴馬政府不能同意俄羅斯戰爭解決敘利亞問題的做法。因為就算趕走或消滅努斯拉陣線，俄羅斯與阿薩德很可能也會藉機消滅其他反抗勢力，然後回到過去的殘酷統治方式，甚至引入什葉派真主黨勢力。更甚者，如果敘利亞反抗勢力被強迫移出，很可能的出路就是移往土耳其的邊境，未來他們可能還會開始流向美歐西方國家，後患無窮。
美國希望在敘利亞就地政治解決，不同意俄羅斯的軍事解決手段，於是也變得需要透過某種協助，不能搬動敘利亞各個反抗軍勢力，堅決要他們留在原處。
敘利亞維吾爾武裝分子的命運
寄居在敘利亞的自由敘利亞軍，以及征服戰線內的維吾爾人，包括武裝分子與家眷應超過5000人之眾，他們主要聚集在阿勒頗的西南部。他們的命運當然與敘利亞內戰的走勢息息相關。他們現在哪裏都不能去，沒有退路，只能死守，全民皆兵的狀態，連兒童都被積極訓練用槍成為武裝分子。
透過軍事手段，俄羅斯與敘利亞政府軍等於成為中國在敘利亞的「代理人」，北京政權當然希望最好能夠一舉清剿這些所謂的「東突恐怖分子」。如果這些敘利亞維吾爾人隨著反抗軍勢力遷徙，又或著由於強權妥協，將他們遷入土耳其，北京當然就需要借助當地政府對他們進行管控。
儘管中國在2016年8月派出一個軍事代表團前往訪敘利亞，並答應向敘利亞政府提供人道主義救援及協助人員培訓，中國事實上並沒有直接調停，或軍事介入戰事的決心與能力。中國在敘利亞並不像美國與俄羅斯，在當地有綿密紮根的情報網與人脈，所以不可能直接進行軍事介入，只能間接地透過當地政權，瞭解需要，進行一些協助，以換取同等的回報。
土耳其警察在2016年8月底逮捕寄居在伊斯坦堡的亞普泉(Abdukadir Yapuquan)。據說是遭到中國外交壓力，懷疑他與吉爾吉斯坦汽車炸彈攻擊中國使館一案有關。指控他可能在幕後指揮策劃恐怖活動，並希望將他引渡回中國。在關押一個月後，土耳其警察最終將他釋放，也引起海外維吾爾族社群的關注。
吉爾吉斯斯坦國家安全委員會宣稱那起發生在首都比什凱克的汽車炸彈襲擊，攻擊者與活躍在敘利亞境內的努斯拉陣線中的「維吾爾恐怖組織」有關，他們接受命令對中國使館進行恐怖襲擊。但是，觀察逮捕亞普泉的過程，土耳其政府與司法機關並沒有接受這樣的講法，現階段只是對他進行了調查。
海外維吾爾社群對這次逮捕羈押群情激憤，也開始出現兩種論調，這或許也是對敘利亞周邊維吾爾社群將來發展的一種「自我預言」。
第一、中國可以(也已經)透過對外投資援助的經濟實力，與中東當地政權「交易」對海外維吾爾社群進行「打壓」。漂流在海外的維吾爾人依舊是國際關係中的「抵押品」，只要價錢合適，隨時可能被出賣。有些維吾爾人甚至認為土耳其都可能「中亞國家化」，或「上海合作組織化」；就算同屬突厥族，都可能成為中國管制維吾爾人的盟友。
第二、在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更是可憐，隨時可能被強權與朋友出賣。他們離鄉背井進行「宗教遷徙(hijira)」，單純地就是想要過一個安穩的、在家鄉沒有辦法實踐的信仰生活。他們其實是一群簡單的鄉下人，只是想守著信仰，於是跟人一起參與「聖戰」。俄羅斯與阿薩德政權想要置他們於死地，中國將樂見其成。就算努斯拉改名征服戰線，在美國眼中，他們還是恐怖組織，一旦喪失對抗阿薩德政權或伊斯蘭國的功能，他們將會悲哀地被美國當成「恐怖分子」，一併消滅。■
来源：《超讯》月刊2016年11月号
努斯拉陣線(Jabhat al-Nusra，直譯為「勝利陣線」)在2016年7月28日改名並脫離基地組織，成為征服敘利亞陣線(Jabhat Fatah al-Sham，簡稱「征服陣線」)。改名後，征服陣線強調取消過去與基地組織發動全球聖戰的主張，只強調專注在敘利亞內戰，推翻阿薩德政權。
這樣的聲明也得到阿拉伯地區國家，包括敘利亞境內很多聖戰組織的讚許，認為有助於反抗軍力量的團結。換句話說，改名並不是背叛，反而是一種策略。這應該也是為甚麼基地組織送上祝福，表示理解和支持努斯拉陣線脫離的舉動。
儘管美國把征服陣線定性為恐怖組織，2016年9月26日，征服陣線接受德國科隆新聞報(Kölner Stadt-Anzeiger)採訪時透露，他們得到一些阿拉伯國家的軍援，另外，美國與以色列也派遣軍事專家實地進行指導高科技偵查技術，並透過第三國提供反坦克飛彈。
美國與基地組織有著不共戴天之仇，如果前述為真，那麼現在為什麼又可以不計前嫌地支援基地組織的敘利亞分支?這當然和敘利亞與伊拉克當地對阿薩德政權與伊斯蘭國的戰事有關，這場戰爭已經成為一場多層次的，由俄羅斯空軍直接支援敘利亞政府軍部隊，對抗美國與其他強權支持的敘利亞反抗軍的「準代理戰爭(quasi proxy war)」。
為何美國在背後援助征服陣線
另外征服陣線其中有數千維吾爾人，中國又怎麼關注這場戰爭，當然也是國際的焦點。
如果美國真的在背後援助征服陣線，當然有幾層考慮與原因：
第一、敘利亞政府軍在俄羅斯空軍支援下收復不少北方失地，美國除了庫德族游擊隊，在地面上，幾乎沒有驍勇的同盟戰友。第二、為免敘利亞北方反對勢力徹底戰敗，在美國總統大選懸而未決的情況下，拉長戰線。第三、阿拉伯國家在美國進行游說，不少美國智庫也贊成間接地、非正式地向征服陣線提供有限度的實質援助。
於是，征服陣線在這場戰爭中的角色開始變得不清楚，名義上是美國的敵人，但是似乎也成為美國想要「收編」的地面武力。面對阿勒頗被敘利亞政府軍包圍的窘況，來自土耳其的補給線被切斷，為求生存，征服陣線也沒有其他選擇。
提供反坦克飛彈，但是不提供肩攜式防空導彈，目的就是不讓敘利亞阿薩德的政府軍佔有地面火力優勢，同時也可避免直接與俄羅斯空軍發生對抗。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研究員Michael E. O’Hanlon也曾經刊登文章，鼓吹向努斯拉陣線提供彈藥、食物以及運輸服務。甚至透過設立禁航區，嘗試建立敘利亞與伊拉克難民的「安全區(safe havens)」來穩固美國在這個區域的利益。事實上，也有很多觀察家認為，設立難民安全區固然是為解決大量向外逃離的難民問題，但是一旦這些難民區建立後，很可能變成重新「瓜分」，並導致未來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疆界重組的基礎。
紐約時報在2016年8月3日的評論版，Dennis B. Ross與Andrew J. Tabler指出，美國奧巴馬政府不能同意俄羅斯戰爭解決敘利亞問題的做法。因為就算趕走或消滅努斯拉陣線，俄羅斯與阿薩德很可能也會藉機消滅其他反抗勢力，然後回到過去的殘酷統治方式，甚至引入什葉派真主黨勢力。更甚者，如果敘利亞反抗勢力被強迫移出，很可能的出路就是移往土耳其的邊境，未來他們可能還會開始流向美歐西方國家，後患無窮。
美國希望在敘利亞就地政治解決，不同意俄羅斯的軍事解決手段，於是也變得需要透過某種協助，不能搬動敘利亞各個反抗軍勢力，堅決要他們留在原處。
敘利亞維吾爾武裝分子的命運
寄居在敘利亞的自由敘利亞軍，以及征服戰線內的維吾爾人，包括武裝分子與家眷應超過5000人之眾，他們主要聚集在阿勒頗的西南部。他們的命運當然與敘利亞內戰的走勢息息相關。他們現在哪裏都不能去，沒有退路，只能死守，全民皆兵的狀態，連兒童都被積極訓練用槍成為武裝分子。
透過軍事手段，俄羅斯與敘利亞政府軍等於成為中國在敘利亞的「代理人」，北京政權當然希望最好能夠一舉清剿這些所謂的「東突恐怖分子」。如果這些敘利亞維吾爾人隨著反抗軍勢力遷徙，又或著由於強權妥協，將他們遷入土耳其，北京當然就需要借助當地政府對他們進行管控。
儘管中國在2016年8月派出一個軍事代表團前往訪敘利亞，並答應向敘利亞政府提供人道主義救援及協助人員培訓，中國事實上並沒有直接調停，或軍事介入戰事的決心與能力。中國在敘利亞並不像美國與俄羅斯，在當地有綿密紮根的情報網與人脈，所以不可能直接進行軍事介入，只能間接地透過當地政權，瞭解需要，進行一些協助，以換取同等的回報。
土耳其警察在2016年8月底逮捕寄居在伊斯坦堡的亞普泉(Abdukadir Yapuquan)。據說是遭到中國外交壓力，懷疑他與吉爾吉斯坦汽車炸彈攻擊中國使館一案有關。指控他可能在幕後指揮策劃恐怖活動，並希望將他引渡回中國。在關押一個月後，土耳其警察最終將他釋放，也引起海外維吾爾族社群的關注。
吉爾吉斯斯坦國家安全委員會宣稱那起發生在首都比什凱克的汽車炸彈襲擊，攻擊者與活躍在敘利亞境內的努斯拉陣線中的「維吾爾恐怖組織」有關，他們接受命令對中國使館進行恐怖襲擊。但是，觀察逮捕亞普泉的過程，土耳其政府與司法機關並沒有接受這樣的講法，現階段只是對他進行了調查。
海外維吾爾社群對這次逮捕羈押群情激憤，也開始出現兩種論調，這或許也是對敘利亞周邊維吾爾社群將來發展的一種「自我預言」。
第一、中國可以(也已經)透過對外投資援助的經濟實力，與中東當地政權「交易」對海外維吾爾社群進行「打壓」。漂流在海外的維吾爾人依舊是國際關係中的「抵押品」，只要價錢合適，隨時可能被出賣。有些維吾爾人甚至認為土耳其都可能「中亞國家化」，或「上海合作組織化」；就算同屬突厥族，都可能成為中國管制維吾爾人的盟友。
第二、在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更是可憐，隨時可能被強權與朋友出賣。他們離鄉背井進行「宗教遷徙(hijira)」，單純地就是想要過一個安穩的、在家鄉沒有辦法實踐的信仰生活。他們其實是一群簡單的鄉下人，只是想守著信仰，於是跟人一起參與「聖戰」。俄羅斯與阿薩德政權想要置他們於死地，中國將樂見其成。就算努斯拉改名征服戰線，在美國眼中，他們還是恐怖組織，一旦喪失對抗阿薩德政權或伊斯蘭國的功能，他們將會悲哀地被美國當成「恐怖分子」，一併消滅。■
星期四, 8月 18, 2016
China's Nightmare: Xinjiang Jihadists Go Global
While fighting in Syria, the Turkestan Islamic Party has joined forces with global jihadist movements.
Analysis of the world’s Islamic jihadist movements shows that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the Internet-based propaganda activity of the Turkestan Islamic Party (TIP)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The Turkestan Islamic Party, a group also called the 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 (ETIM), fight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undamentalist Islamic State of East Turkestan in China’s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The TIP’s members consist mainly of ethnic Muslim Uyghurs. Since 2001, the group has been affiliated with al-Qaeda. After the emergence of the Islamic State (ISIS), the ideological goals and the scale of hostilities of the Turkestan Islamic Party shifted. In 2013, the TIP moved to join the Caliphate, integrating, along with a pair of Uzbek groups, into a faction of Jabhat al-Nusra. Recently it was reported that on July 28, 2016 Abu Muhammad al-Julani, the leader of Jabhat al-Nusra announced that the group would be renamed as Jabhat Fath al-Sham.
Today more than 2,000 TIP fighters in alliance an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Jabhat Fath al-Sham are fighting in the northwest part of Syria against the regime of Bashar al-Assad. According to Al Arabiya News there are a few thousand Uyghur fighters in Syria, many of whom arrived with their families after a long and treacherous journey from China and Central Asia. They are believed to have been seen in large numbers in disparate regions of Idlib, including the strategic town of Jisr al-Shoghur, Ariha, and the highlands of Jabal al-Zawiya.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in recent months the TIP has posted more than 30 videos and other propaganda material on the internet. A careful study of this material makes it clear that significant changes have occurred in the ideological and strategic goals of the TIP since 2010. The position of the Turkestan Islamic Party agains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s become even more radical. If previously the party’s strategic objective was to conduct a terrorist struggle against the power structures of China and to separate Xinjiang from Beijing, today it sets a more global objective. TIP fighters call on the world’s Muslims to join the jihad against Western countries in internet videos. Perhaps most worringly for China, the TIP believes that Muslims may fight locally using various means instead of coming to Syria and Iraq to conduct a “holy war” against the “infidel” Western regimes.
TIP’s Propaganda Work
In addition to military actions in Syria, the TIP has begun to focus greater attention on propaganda work. On August 5 it launched a new channel via the Telegram instant messaging service, which houses a variety of information on the nature of jihad propaganda. TIP fighter and members alike are capable of transmitting information to others on the private channel. The leader of TIP, Abdul Ahad Turkistānī (Abd al-Ḥaqq al-Turkistānī), is registered as a moderator of the Telegram channel. Overall, the messaging is a kind of blunt challenge to the coalition force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who are fighting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 in Syria and Iraq.
Since 2008, the information center of the TIP has produced an Arabic print and online color magazine, “Islamic Turkestan.” In its latest issue (#19), published in May 2016, there were materials on a variety of topics, ranging from the Salafi doctrine of jihad to anti-Chinese articles. In contrast to earlier issues, the range of subjects has expanded. Earlier issues mainly focused on Beijing’s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Uyghurs in East Turkestan, while in recent issues the TIP gives political assessments of the events in Syria and Iraq. In particular, the Turkestan Islamic Party condemns what they call the “crusade” of Western state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Syria. In the lead article, NATO is called an “Alliance of Crusaders,” which weakens jihad with airstrikes. The TIP also accuses Russia and Iran of providing military support to Assad. The lead article states that “the Russian planes and tanks will not save the Alawite regime of Assad, as the Mujahideen in Sham will soon destroy it with the support of Allah.”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n appeal to TIP fighters to support the people of Sham and remain steadfast on the path of jihad which it states is “specified by the Messenger of Allah.”
The magazine also continues its focus on the oppression of Uyghur Muslims in Xinjiang province. Headlines include: “East Turkestan is seething under Chinese repression,” “History of the suffering of Muslims,” “China has adopted controversial laws on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Gushing wound of East Turkestan,” “Crim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Save Turkestan until it is too late,” “Crying of silk scarves of Uyghur mothers,” and others. The last page of the magazine states that “the emancipation of East Turkestan from the Communist China is the duty of every Muslim of East Turkestan.” Articles include colorful photos of Islamic scholars, TIP fighters in Syria, and violent repression by the Chinese police.
Analysis of published materials shows substantial and thematic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IP’s magazine and other periodicals issued by radical Islamist terrorist group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ll videos, statements, and audio materials from TIP have been prepared and posted on the Internet by the group’s the official media center,“Islam Awazi,” which translates as the “Voice of Islam.” In particular, on July 22, 2016 the Turkestan Islamic Party distributed a video titled “My Desire,” which highlighted photos of Uyghur fighters in Syria and their struggle with the Chinese army in the city of Urumqi. Behind the scenes, a song states in the Uyghur language, “We want to live according to the canons of Shariah as true Muslims and to conduct holy war against infidels on earth.” Half a dozen similar videos were posted over recent months in addition to several songs and music videos.
TIP Turns Against ISIS
Among the many videos of “Islam Awazi,” the audio message of TIP Emir Abd al-Ḥaqq al-Turkistānī posted on May 28, 2016 deserves special attention. It shows that he is alive and still runs the Turkestan Islamic Party. Pakistan’s Interior Minister Rehman Malik previously stated that al-Haqq was killed in a U.S. drone strike in North Waziristan on February 15, 2010, but the TIP never confirmed the death of its leader. After four years it was reported in the media that he was able to recover from his injuries.
In a new audio message, al-Haqq called Uyghurs “in any corner of the world, wherever they may be” to join jihad. According to al-Haqq, “today they are making jihad in Sham, helping their brothers, and tomorrow the soldiers of Islam must be willing to return to China to emancipate the western province of Xinjiang from the communist invaders.”
However, he also condemned ISIS and the 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 (IMU) as “illegitimate.” In his opinion, “the proclamation of Caliphate [by ISIS] was equivalent to unripened crop harvesting, since it was established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the Islamic leaders and the Umma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Muslims). He argued that the Caliphate had to b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Shariah, and not on a political basis. He condemned the brutal executions of ordinary Muslims by ISIS fighters and questioned the theological knowledge of its leader, Abu Bakr al-Baghdadi. At the end of his messages al-Ḥaqq explained the ideological and religious reasons for the split between the Turkestan Islamic Party and the 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
In August 2015, Usman Ghazi, the IMU leader, took the oath of allegiance to ISIS emir al-Baghdadi, and cut ties with al-Qaeda and the Taliban. Uzbek militants from Central Asia who split from the IMU, remaining faithful to al-Qaeda under the wing of the terrorist group Islamic Jihad Union (IJU), swore allegiance to Mullah Akhtar Mohammad Mansour, the new leader of the Taliban. In December 2015, following the “betrayal,” the Taliban fought against and defeated the 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 in the Afghan province of Zabul. According to al-Ḥaqq, the IMU leader’s fatal error le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group. But its defeat wa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TIP, since the two organizations who sought to create a caliphate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s Xinjiang were secretly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for influence.
Uyghurs in the Arms of Global Jihad
“Islam Awazi,” the TIP’s media center, publishes three to four videos monthly in the column, “A Call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Jihad,” which report about the military “successes” of TIP fighters. Also, a monthly “Tourism of the Believers” video is produced which demonstrates the “peaceful” and “military” life of Uyghur fighters in Syria. There are regular columns titled “Lovers of Paradise,” “Blessings Are the Strangers,” “Go Forth Oh Mujāhid.” “Islam Awazi” also posts letters, orders, statements, messages, and greetings from TIP leadership in PDF format.
After careful analysis of the video, audio, and printed materials from “Islam Awazi”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almost all of them contain anti-China slogans as well as a call for jihad. Despite the transition of its main fighting force to Syria and its initiation within the global jihad, throughout the entire period of its existence the TIP has maintained a position against China specifically. All of its promotional materials raise the problem of Xinjiang and express concerns about the repression of Uyghur Muslims in Xinjiang. The Turkestan Islamic Party attempts to appeal to traditionally painful issues for Uyghurs, such as the Chinese birth control policy, expansion of the Han in Xinjiang, and discrimination and persecution of Muslims by Beijing. There is a call for jihad at the end of each message, regardless of format.
The TIP attempts to legitimize its terrorist activities by invoking the name of Allah. “The fight with China is our duty to Allah,” says Abdullah Mansour, one of the Islamic ideologues of the party, who justifies his political objectives with theological rhetoric. According to Mansour’s logic, the armed struggle against China is not a political objective of the TIP; it is the will of Allah. TIP leaders argue for their two main objectives — the separation of Xinjiang from Chin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slamic state of “East Turkestan” in its place — using verses of the Quran.
The ideology of the Turkestan Islamic Party has undergone a number of significant changes resulting from rapprochement with al-Qaeda in Waziristan (2001-2010) and Jabhat al-Nusra in Syria (2013-2016). In particular, the TIP has expanded the geographic reach of its interests and has strengthened links with radical Islamists from Southeast Asia,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Maghreb. Today, the TIP has become a serious contender in global jihad. As a result of the impact of transnational radical Islamic groups on the TIP, the doctrine of jihad has been permanently entrenched as the basis of the organization’s ideological platform. The TIP’s propaganda materials have acquired a pronounced jihadist hue. “Islam Awazi” has obviously adopted the style and form of presentation of other extremist groups in preparing its videos, particularly following the models of ISIS, al-Qaeda, and Jabhat al-Nusra.
The TIP has also successfully started to mimic the tactics of the Taliban while conducting terrorist attacks. Before 2003 the targets of TIP attacks were officials, police, and members of the Chinese security forces. After its integration with al-Qaeda, Uyghur fighters began carrying out attacks in crowded and busy areas. This has led to an increase in “the damaging effect” of attacks and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victims. The terrorist attacks in 2013-2014 in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Urumqi, and the attempt to hijack the aircraft Hotan-Urumqiindicate a change in targets and places for the attacks. Today ISIS-inspired radicals in Europe repeat the experience of TIP fighters, who massacred Han Chinese at stations in Kunming and Guangzhou using knives, axes, and machetes in 2014.
Ruse of the “Red Dragon”
The globalization of Uyghur jihadists from the Turkestan Islamic Party, along with their separatist ideology, have become major problems for China. Beijing’s repressive policies in Xinjiang have pushed some Uyghurs to move from nationalism into the arms of Islamic extremists. Demonstrated violence against the Uyghurs, violation of their human rights, and restrictions and prohibitions on Islamic practices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rrorist threat. Beijing, with its aggressive policies in Xinjiang over the past 15 years, has strengthened the position of the TIP which, in turn, exacerbated the problem of Uyghur nationalism and separatism, which rose to join the ranks of global jihad. Leader of the ISIS Abu Bakr al-Baghdadi has said that China is the target of the Islamists.
China pursues purely personal interests in the fight against ISIS. The Chinese state-owned oil company Sinopec has made multimillion dollar investments to develop oil and gas fields in Iraqi Kurdistan. This provides Beijing with an opportunity to influence Turkey, which tacitly supports Uyghur separatists out of a sense of ethnic solidarity. China has not forgotten the statement of Turkish President Recep Tayyip Erdogan that “Eastern Turkestan is not only the home of the Turkic peoples, but it is also the cradle of Turkic history,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The martyrs of Eastern Turkestan are our own martyrs.”
However, as experience has shown, China takes a passive position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global Islamic jihad in Syria and Iraq. Beijing has not sent its troops to the Middle East to fight ISIS and has instead confined itself to diplomatic support for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ses the attacks of Islamic jihadists to persuade Western countries to support Beijing’s position on Xinjiang and turn a blind eye when the freedom and rights of Uyghurs are harshly suppressed by Chinese security forces. Therefore, China is not perceived by the West as a reliable partner in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Uran Botobekov has a Ph.D.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is an expert on political Islam.
星期二, 7月 26, 2016
Report: More Than 100 Chinese Muslims Have Joined the Islamic State
BY BETHANY ALLEN-EBRAHIMIANJULY 20, 2016
http://foreignpolicy.com/2016/07/20/report-100-chinese-muslims-have-joined-isis-islamic-state-china-terrorism-uighur/
Chinese state-backed media has claimed that 300 Chinese Muslims are fighting with the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 and authorities have blamed the violence emanating from its restive northwest on radical Islamist ideology and residents’ ties to foreign terrorist networks. U.S.-based experts and human rights groups have disputed both claims, arguing that China’s repressiv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policies have caused the tensions and that, at any rate, the number of Uighur Islamic State fighters is negligible. But new documents, leaked by an Islamic State defector in early 2016, suggest that Beijing is likely correct about the scale of Uighur involvement with the militant movement — if not about the underlying cause.
A July 20 report from New America, a think tank in Washington, DC, examined more than 4,000 registration records of fighters who joined the Islamic State between mid-2013 and mid-2014. These rudimentary questionnaires asked basic questions of each fighter, including origin, travel history, level of education, former employment, and previous jihad experience. Analysis of the records revealed that at least 114 Chinese Uighurs, a predominantly Muslim Turkic-speaking ethnic group concentrated in the northwestern Chinese autonomous region of Xinjiang, entered Islamic State territory during that time period. Nate Rosenblatt, the author of the report and an independent Middle East/North Africa researcher, obtained the data from contacts made during his previous research in Syria.
The report indicates that Uighur Islamic State fighters were poor, unskilled, and uneducated — precisely none reported having attended college. On average, the Uighurs had the skill level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Seventy-three percent of Uighur fighters in the sample joined the Islamic State after its conquest of the key Iraqi city of Mosul in June 2014, an event which greatly strengthened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its image as a viable state. And Uighurs in the sample had the widest age range among all the groups represented, with the youngest registered fighter aged 10 and the oldest aged 80. This likely indicates that Uighurs were more likely than other groups to have brought their families along with them. “These people are extremely poor,” said Rosenblatt in a phone interview with Foreign Policy. “They don’t have jobs. They don’t have good education. They hardly travel. Because the cost of traveling — financi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 are likely very high, it appears they are moving to the Islamic State on a more permanent basis.”
The Uighurs in the sample were entirely new to jihad.The Uighurs in the sample were entirely new to jihad. When asked if they had any previous experience with jihad, 110 of the Uighurs replied that they had not; the other four left the question blank. Seventy percent of respondents indicated they had never left China before embarking for the Islamic State. Rosenblatt said this suggests the fighters are not part of “traditional Islamic separatist movements that have existed in China for some time,” such as the 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 (ETIM), a Uighur separatist organization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labeled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Beijing often blames Xinjiang unrest on the ETIM, while maintaining that Uighurs enjoy “unprecedented religious freedom” in China.
The lack of previous experience with jihad and the implied lack of contact with ETIM suggests that “it may not be that these fighters are as religiously motivated” as some fighters with origins elsewhere, said Rosenblatt, but rather that the they are looking “perhaps for a sense of belonging that they don’t get in China.” The Islamic State has targeted Uighurs with slick propaganda videos showcasing orderly classrooms full of children studying the Quran. “That is exactly what a lot of these fighters are looking for,” said Rosenblatt.
Chinese control hasn’t always sat well with the Uighurs, who have resided in Xinjiang for more than 1,000 year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wo short-lived Soviet-backed republics in the 1930s and 1940s, small uprisings against Chinese rule have occasionally broken out in the region. Since the 1990s, pockets of Uighur society have increasingly turned to Islam as way to strengthen their resolve against state administrative controlSince the 1990s, pockets of Uighur society have increasingly turned to Islam as way to strengthen their resolve against state administrative control and Chinese cultural encroachment.
The security situation swiftly deteriorated after 2009, when ethnic riots in Xinjiang’s regional capital of Urumqi broke out between Uighurs and Han, China’s majority ethnic group. Almost 200 perished. Regional authorities shut off internet access for months after the riots and have heavily restricted foreign journalists’ access to much of the region.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vocally blamed religious extremism for the unrest, while outside human rights groups have decried repressiv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policies and preferential economic practices that have benefited Han Chinese while marginalizing Uighurs in their own homeland. Authorities have implemented policies in Xinjiang which curtail common religious practices such as fasting, praying, wearing veils, and holding informal religious study groups.
The rise of the Islamic State has roughly coincided with increased violence that has spread from Xinjiang to the rest of China. In October 2013, five died when a car crashed into a group of pedestrians near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The al Qaeda-affiliated Turkistan Islamic Party claim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ttack in a video, with the group’s leader proclaiming on camera, “O Chinese unbelievers, know that you have been fooling East Turkistan for the last sixty years, but now they have awakened,” using a Uighur separatist term for Xinjiang. In February 2014, a band of knife-wielding masked attackers, later identified as Uighurs, attacked civilians at a train station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ese city of Kunming, killing around 30. The terrorist attack shook the nation. In October 2015, foreign-based news agencies reported that 50 people had been killed in an attack on a coal mine, apparently perpetrated by knife-wielding Uighurs against the primarily Han facility.
But despite Chinese claims of radical Islamist and ETIM involvement, it’s been difficult to verify what is truly transpiring on the ground, due mostly to strict information control and online censorship. Unconfirmed rumors of police massacres of civilians have swirled among Uighur expat groups.
It’s also been extremely difficult to verify how many Uighurs have left China to join the Islamic State.It’s also been extremely difficult to verify how many Uighurs have left China to join the Islamic State. In December 2014, citing unnamed sources, state-run Global Times reported in that 300 Chinese Uighurs were fighting alongside the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 U.S.-based experts have previously disputed that number as “implausibly high.”
Uighurs within China are subject to travel restrictions, with local authorities confiscating passports and refusing to issue new passports. Even so, Uighurs seem to have left China in large number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as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cracked down in Xinjiang. Since 2014, thousands of Uighurs have arrived in Turkey, many through human smuggling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In a 2015 interview in Istanbul with FP, Seyit Tumturk, the vice president of World Uighur Congress, a foreign-based Uighur organization that opposes Chinese rule in Xinjiang, said that some Uighurs in Xinjiang are desperate to flee, and that sometimes the only help they can find comes from extremist organizations.
“They don’t allow us to live as Muslims,” one Uighur refugee in Turkey told Reuters in 2015, referring to Chinese authorities. “You can’t pray. You can’t keep more than one Koran at home. You can’t teach Islam to your children. You can’t fast and you can’t go to Hajj. When you’re deprived of your whole identity, what’s the point?”
http://foreignpolicy.com/2016/07/20/report-100-chinese-muslims-have-joined-isis-islamic-state-china-terrorism-uighur/
Chinese state-backed media has claimed that 300 Chinese Muslims are fighting with the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 and authorities have blamed the violence emanating from its restive northwest on radical Islamist ideology and residents’ ties to foreign terrorist networks. U.S.-based experts and human rights groups have disputed both claims, arguing that China’s repressiv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policies have caused the tensions and that, at any rate, the number of Uighur Islamic State fighters is negligible. But new documents, leaked by an Islamic State defector in early 2016, suggest that Beijing is likely correct about the scale of Uighur involvement with the militant movement — if not about the underlying cause.
A July 20 report from New America, a think tank in Washington, DC, examined more than 4,000 registration records of fighters who joined the Islamic State between mid-2013 and mid-2014. These rudimentary questionnaires asked basic questions of each fighter, including origin, travel history, level of education, former employment, and previous jihad experience. Analysis of the records revealed that at least 114 Chinese Uighurs, a predominantly Muslim Turkic-speaking ethnic group concentrated in the northwestern Chinese autonomous region of Xinjiang, entered Islamic State territory during that time period. Nate Rosenblatt, the author of the report and an independent Middle East/North Africa researcher, obtained the data from contacts made during his previous research in Syria.
The report indicates that Uighur Islamic State fighters were poor, unskilled, and uneducated — precisely none reported having attended college. On average, the Uighurs had the skill level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Seventy-three percent of Uighur fighters in the sample joined the Islamic State after its conquest of the key Iraqi city of Mosul in June 2014, an event which greatly strengthened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its image as a viable state. And Uighurs in the sample had the widest age range among all the groups represented, with the youngest registered fighter aged 10 and the oldest aged 80. This likely indicates that Uighurs were more likely than other groups to have brought their families along with them. “These people are extremely poor,” said Rosenblatt in a phone interview with Foreign Policy. “They don’t have jobs. They don’t have good education. They hardly travel. Because the cost of traveling — financi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 are likely very high, it appears they are moving to the Islamic State on a more permanent basis.”
The Uighurs in the sample were entirely new to jihad.The Uighurs in the sample were entirely new to jihad. When asked if they had any previous experience with jihad, 110 of the Uighurs replied that they had not; the other four left the question blank. Seventy percent of respondents indicated they had never left China before embarking for the Islamic State. Rosenblatt said this suggests the fighters are not part of “traditional Islamic separatist movements that have existed in China for some time,” such as the 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 (ETIM), a Uighur separatist organization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labeled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Beijing often blames Xinjiang unrest on the ETIM, while maintaining that Uighurs enjoy “unprecedented religious freedom” in China.
The lack of previous experience with jihad and the implied lack of contact with ETIM suggests that “it may not be that these fighters are as religiously motivated” as some fighters with origins elsewhere, said Rosenblatt, but rather that the they are looking “perhaps for a sense of belonging that they don’t get in China.” The Islamic State has targeted Uighurs with slick propaganda videos showcasing orderly classrooms full of children studying the Quran. “That is exactly what a lot of these fighters are looking for,” said Rosenblatt.
Chinese control hasn’t always sat well with the Uighurs, who have resided in Xinjiang for more than 1,000 year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wo short-lived Soviet-backed republics in the 1930s and 1940s, small uprisings against Chinese rule have occasionally broken out in the region. Since the 1990s, pockets of Uighur society have increasingly turned to Islam as way to strengthen their resolve against state administrative controlSince the 1990s, pockets of Uighur society have increasingly turned to Islam as way to strengthen their resolve against state administrative control and Chinese cultural encroachment.
The security situation swiftly deteriorated after 2009, when ethnic riots in Xinjiang’s regional capital of Urumqi broke out between Uighurs and Han, China’s majority ethnic group. Almost 200 perished. Regional authorities shut off internet access for months after the riots and have heavily restricted foreign journalists’ access to much of the region.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vocally blamed religious extremism for the unrest, while outside human rights groups have decried repressiv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policies and preferential economic practices that have benefited Han Chinese while marginalizing Uighurs in their own homeland. Authorities have implemented policies in Xinjiang which curtail common religious practices such as fasting, praying, wearing veils, and holding informal religious study groups.
The rise of the Islamic State has roughly coincided with increased violence that has spread from Xinjiang to the rest of China. In October 2013, five died when a car crashed into a group of pedestrians near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The al Qaeda-affiliated Turkistan Islamic Party claim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ttack in a video, with the group’s leader proclaiming on camera, “O Chinese unbelievers, know that you have been fooling East Turkistan for the last sixty years, but now they have awakened,” using a Uighur separatist term for Xinjiang. In February 2014, a band of knife-wielding masked attackers, later identified as Uighurs, attacked civilians at a train station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ese city of Kunming, killing around 30. The terrorist attack shook the nation. In October 2015, foreign-based news agencies reported that 50 people had been killed in an attack on a coal mine, apparently perpetrated by knife-wielding Uighurs against the primarily Han facility.
But despite Chinese claims of radical Islamist and ETIM involvement, it’s been difficult to verify what is truly transpiring on the ground, due mostly to strict information control and online censorship. Unconfirmed rumors of police massacres of civilians have swirled among Uighur expat groups.
It’s also been extremely difficult to verify how many Uighurs have left China to join the Islamic State.It’s also been extremely difficult to verify how many Uighurs have left China to join the Islamic State. In December 2014, citing unnamed sources, state-run Global Times reported in that 300 Chinese Uighurs were fighting alongside the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 U.S.-based experts have previously disputed that number as “implausibly high.”
Uighurs within China are subject to travel restrictions, with local authorities confiscating passports and refusing to issue new passports. Even so, Uighurs seem to have left China in large number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as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cracked down in Xinjiang. Since 2014, thousands of Uighurs have arrived in Turkey, many through human smuggling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In a 2015 interview in Istanbul with FP, Seyit Tumturk, the vice president of World Uighur Congress, a foreign-based Uighur organization that opposes Chinese rule in Xinjiang, said that some Uighurs in Xinjiang are desperate to flee, and that sometimes the only help they can find comes from extremist organizations.
“They don’t allow us to live as Muslims,” one Uighur refugee in Turkey told Reuters in 2015, referring to Chinese authorities. “You can’t pray. You can’t keep more than one Koran at home. You can’t teach Islam to your children. You can’t fast and you can’t go to Hajj. When you’re deprived of your whole identity, what’s the point?”
星期一, 4月 04, 2016
维吾尔在土耳其、叙利亚、阿富汗地区的反中国武装势力
作者：水谷尚子
译者：侍建宇、苏燕翎
来源: 自由时报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975853
时间：2016-04-04 18:10:01
導讀：中國最凶猛的敵人—海外維吾爾武裝派系評析
作者：侍建宇（台灣中亞學會秘書長，現任教於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
備受爭議的中國《反恐法》已公布實施，儘管西方各國紛表關切，認為可能導致對各種公民自由的進一步限縮，但北京當局力排眾議，公安部反恐局長安衛星更明確指出，中國反恐主要針對「東突勢力」，亦即媒體所謂的「疆獨份子」，或企圖將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或獨立的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
強調以武裝行動推翻中國統治的維吾爾勢力，過去二十年來主要盤踞在中亞地區、阿富汗、土耳其與敘利亞，大致可分為四股派系：
一、已經式微的「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
該組織是一九九○年代末期在中亞最活躍的組織，受到蘇聯解體啟發，企圖透過武裝暴動在新疆建立世俗民族國家。但隨著中國在中亞的影響力擴張，「上海合作組織」（SCO）成立後，遭哈薩克與吉爾吉斯政府合力圍剿，被迫轉進土耳其或歐洲，併入「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世維會），甚至成為骨幹，改以和平自決方式訴求新疆未來命運。
二、組織總部設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東突教育互助協會」
該組織以伊斯蘭宗教號召，規模擴張極為快速，並將土耳其維吾爾青年送往敘利亞接受軍事訓練，希望將來以武力手段打回新疆，建立「東突伊斯蘭國」。
該組織發起人亞甫泉因嫌隙而與隸屬阿富汗「開打」組織的「東突伊斯蘭黨」分裂，流亡至土耳其。中國官方一直稱呼「東突伊斯蘭黨」為「東突伊斯蘭運動」，但亞甫泉親口表示此乃誤植，因為北京當局可能不清楚這些組織間的關係，就把不同組織集體稱為「東突斯坦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
三、遷徙到敘利亞的「突厥伊斯蘭黨」
該組織其實就是阿富汗反恐戰爭時期的「東突伊斯蘭黨」，由於開打首腦賓拉丹遇刺，阿富汗開打勢力敗退，突厥伊斯蘭黨部分成員流竄加入敘利亞開打分支，成立「勝利陣線」（努斯拉陣線），人數超過兩千，成為敘利亞反政府軍的一支。一旦敘利亞內戰平息，有實戰經驗的突厥伊斯蘭黨很可能回流新疆，造成動盪。
四、伊斯蘭國的維吾爾外國戰士
投奔「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從官方的數百人，到民間的數千人之眾，就連多少人戰死沙場，也眾說紛紜。他們素質良莠不齊，相關資訊混亂，可以確定的是他們都受到「遷徙聖戰」感召，為建立跨界伊斯蘭國而努力，與東突伊斯蘭黨及突厥伊斯蘭黨格格不入。
由於東突伊斯蘭黨與開打結盟，中國成功將「東伊運」列入聯合國認定的恐怖組織，這也是後來中國長期都以「東伊運」做為維吾爾武裝勢力統稱的背景。儘管這些武裝組織都戮力在新疆建立東突國，但其政治理念仍有頗大差異：有世俗與宗教之分、立即反攻與養精蓄銳之別、宗教理想與民族主義何者為先之爭。
水谷尚子是日本當前研究海外維吾爾民族運動最重要的學者，我將她詳述維吾爾武裝勢力支派源流與發展現況的專論〈ウイグル人の反中レジスタンス勢力とトルコ、シリア、アフガニスタン（維吾爾在土耳其、敘利亞、阿富汗地區的反中國武裝勢力）〉譯為中文，並導讀引介，以饗台灣讀者。
頗多維吾爾人反抗中共統治，為求獨立建國，加入叙利亞的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al-Nusra)」，接受軍事訓練，進行游擊戰。這篇文章不僅描述海外維吾爾人武裝組織自從1990年代以來的變遷，並結合在土耳其的實地調查，討論最新發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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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吾爾在土耳其、叙利亞、阿富汗地區的反中國武裝勢力
原著：水谷尚子
譯者：侍建宇、蘇燕翎
頗多維吾爾人反抗中共統治，為求獨立建國，加入叙利亞的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al-Nusra)，接受軍事訓練，進行游擊戰。這篇文章不僅描述海外維吾爾人武裝組織自從1990年代以來的變遷，並結合在土耳其的實地調查，討論最新發展狀況。
前言
根據2015年1月21日《環球時報》報道，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與馬來西亞內政部長扎希德提及﹕「300多名中國人以馬來西亞作為中轉站，前往第三國，再進入敘利亞或者伊拉克參加伊斯蘭國。」 《環球時報》隸屬中共宣傳喉舌人民日報社，新聞論述口徑充滿民族主義情緒。孟宏偉說的「中國人」，就是原籍新疆的維吾爾人。維吾爾人屬於突厥族，大多為穆斯林，他們的居住地新疆在18世紀後期被大清帝國吞併。維吾爾人的語言、文化及宗教均不同於中國主體漢族，也因此，維吾爾人的認同混淆，難以融入中國社會，近年不斷爆發反政府行動。另外也由於近年中國政府不輕易向維吾爾人發放護照，他們於是不惜鋌而走險，經由與中國接壤的東南亞國家，向外偷渡，逐漸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重要威脅。
就像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說的，的確是有維吾爾族人經由馬來西亞進入伊斯蘭國 ，但是情況更為複雜。
從中國外逃維吾爾人，大多並不想進入伊斯蘭國，而是希望在土耳其定居。對突厥族系的維吾爾人來講，語言和宗教習慣，都跟土耳其人相似；土耳其人也認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附近就是突厥族的發源地，所以也同情，並實際接收許多外逃的維吾爾人。安卡拉Hacettepe大學的維吾爾族教授艾克林(Erkin Ekrem)稱「在土耳其，約有三萬維吾爾族人。」這個統計數字與10年前相比，數目大概急增兩萬。
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300名維吾爾人加入伊斯蘭國」的說法，其實不是真實數據，應該是暗示伊斯蘭國正培養大量「維吾爾人成為國家分裂主義者、恐怖分子」，操弄國際社會的認知印象。事實上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相對並不多，大部分維吾爾聖戰士都加入勝利陣線和自由敘利亞軍，站在與伊斯蘭國敵對的陣營。土耳其政府也在南部邊境拘捕或監禁那些嘗試潛入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但是中國官方並沒有提及這樣的發展態勢。
我長年觀察並多次到訪土耳其維吾爾社群，訪問維吾爾伊斯蘭宗教領導者，並調查前往勝利陣線及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以及以政治獨立為目標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後文簡稱東伊黨)、「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後文簡稱突伊黨)」各種勢力，親眼目睹他們實際情況。
一、進入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
2015年2月26日，我在facebook上發現一名自稱活躍於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他用維吾爾語表達個人見解，但帖文很快被刪除。我的助理幫忙翻譯內容，概括出他們當時發展的情況，引文大致如下﹕
「 突伊黨所在的位置，並不屬於伊斯蘭國控制地區。突伊黨的沙姆分支(叙利亞分支)，以及其他地區的分支，理應盡快承認伊斯蘭國。…..相對民族主義，我們更重視伊斯蘭主義，並推崇哈里發制度，最後伊斯蘭國的聖戰士會解放東突厥斯坦。」
從這個自稱「伊斯蘭國維吾爾聖戰士」的帖文可以得知︰① 維吾爾反中武裝組織「突伊黨」(由東伊黨衍生的組織，容後再述)跟伊斯蘭國關係對立。② 突伊黨的大突厥民族主義與伊斯蘭國鼓吹建立的伊斯蘭遜民派哈里發制度，是兩種矛盾的思想。③ 信仰伊斯蘭的海外維吾爾人在土耳其大致形成四種勢力；突伊黨、東伊黨、要求與突伊黨保持距離的人(他們反對在叙利亞進行軍事訓練)、以及伊斯蘭國的支持者。
伊斯蘭國前身原是極端伊斯蘭「蓋達組織」的伊拉克分支，他們曾綁架殺害前往伊拉克旅行的日本青年香田證生。頭目扎卡維於2006年美軍空襲中喪生，其後宣稱巴格達迪為哈里發，並改名為「伊拉克伊斯蘭國」重新活躍。本來只是中東一個地區組織，近年卻能迅速吸引維吾爾人與其他各國穆斯林年輕人，最主要的原因是伊斯蘭國提出「恢復哈里發制度，讓伊斯蘭遜尼派國際化」。他們強調遜尼派較其他教派優越，需要打破現有國家及國民的界線，重新建立哈里發統治下的新世界。這個制度從類比的角度來說，非常百年前蘇聯提出的共產主義下的平等、團結，年輕人嚮往而進入蘇聯，就像現在穆斯林青年相繼加入伊斯蘭國。
甚麼樣的維吾爾人會加入伊斯蘭國﹖
《環球時報》2015年2月5日報道﹕「過去6個月內，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先後處決120名外籍戰鬥人員，多數是試圖逃離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作戰成員，其中包括3名來自中國的『東突』成員。」根據伊拉克北部庫爾德安全官員向《環球時報》透漏，「3人當中有1名年輕人，來到土耳其不久，便潛入叙利亞加入伊斯蘭國。但對當地現實感到失望，想逃回土耳其讀大學。沒想到他的利比亞戰友立即向上級報告，於是他就被逮捕審判並槍決。另2名中國籍武裝成員是2014年12月底在伊拉克境內與其他來自6個國家的11名成員被集體斬首，罪名是叛國」。
土耳其定居的維吾爾人阿布都拉阿濟茲(Abdulaziz)講述前往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特質。「正如《環球時報》報道，許多青年事前並不瞭解，隨便就加入伊斯蘭國，然後對現實又感到失望，又逃離不了。但是，我認為中國現在實行的『內地新疆初中．高中班 (新疆班，維吾爾人稱之為內地班)』制度存有弊端，也促使維吾爾青年外逃加入伊斯蘭國。」
中國政府由2000年推動「內地新疆班」，針對母語不是漢語的維吾爾中學學生，離開新疆，選拔送往其他內地省份受教育，徹底熟悉漢語學習環境，以便將來進入大學後，不會有語言障礙。當然，維吾爾人不習慣漢人社會，身分認同也不清楚，中共也可以利用這個新疆班制度，讓他們自然改變身分認同。阿布都拉阿濟茲說明﹕「過去維吾爾人總是在家悄悄口頭傳述自己的民族史，例如他們曾經如何抵抗中國、反抗運動怎樣被中國政府打壓。但是小孩正值青春期就離開父母，長期在遠方求學，便失去了學習維吾爾歷史知識的機會。新疆以外的中國省份的網絡限制相對不嚴，年輕學生很容易接觸伊斯蘭激進分子的網站，也很容易被鼓動而被極端思想影響。他們沒有在新疆參與反政府活動，也沒有任何入獄經驗，但能夠講流利的漢語，較一般新疆境內維吾爾人容易取得護照。於是借前往海外留學為名，出國後很多直接加入伊斯蘭國。他們也不會去接觸其他海外流亡團體，海外維吾爾流亡團體也沒辦法掌握伊斯蘭國維吾爾青年的情況。」
在「內地新疆班」制度下，也有知道自己是少數民族身份的維吾爾青年，在漢人社會感受到不平等對待，但身邊又沒有可以傾訴心事的朋友，生活孤獨不安，只好逃進網絡社交媒體的世界，很類似那些歐洲伊斯蘭青年加入伊斯蘭國的處境。2015年3月23日美國ABC新聞報道，印尼警方於2014年9月蘇拉威西島波索拘捕了4名維吾爾人，他們從網絡聯繫支持伊斯蘭國的印尼極端組織「東印尼神聖戰士(MIT)」。從報道刊登的照片來看，他們看似十分年輕。
維吾爾人在伊斯蘭國內佔有甚麼位置？
2015年1月26日，在美軍的空襲幫忙下，庫爾德部隊成功從伊斯蘭國手上奪回叙利亞北部，接近土耳其的主要居住地科巴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維吾爾人社群流傳，在這場戰鬥中，率領伊斯蘭國的是維吾爾部隊。伊斯蘭國部隊的隊長名叫努爾敦(Norden Demorra)，大概40多歲，妻子及3個孩子住在伊斯坦堡，據傳在戰役中被庫爾德部隊捕獲拘禁。這個消息是努爾敦的下屬打電話給他的妻子才得知，隊長後來的命運生死未卜。
阿布都拉阿濟茲表示，「在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一直作為實戰中的先鋒『子彈』戰鬥，努爾敦大概是在戰爭中陣亡，卻報道為被拘禁。」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部隊其實與其他參與敘利亞內戰的維吾爾人可能互相殘殺，因為他們已經在叙利亞北部接近土耳其邊境對壘，也就是直接衝擊自由叙利亞軍、勝利陣線的維吾爾人部隊和訓練基地。
二、甚麼是「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伊黨)？
不同於伊斯蘭國的維吾爾青年，在自由敘利亞軍和勝利陣線接受戰鬥訓練的維吾爾人，他們經由突伊黨、東伊黨的關係管道，有計劃有組織地將送入敘利亞，規模應該比伊斯蘭國維吾爾人多。
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華春瑩在2015年2月13日舉行例行記者會時表示，「中國有一些恐怖勢力加緊與國際恐怖勢力勾連，不斷派員試圖通過非法管道赴敘利亞、伊拉克等戰亂地區參訓參戰，圖謀累積更多實戰經驗。」華春瑩的發言明顯就是指責中國恐怖勢力與突伊黨、舊有的東伊黨敘利亞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之間的聯繫。
在討論突伊黨是甚麼的問題之前，首先要介紹它的前身，東伊黨歷史。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是巴仁鄉事件的主謀則丁·玉素甫於1989年11月成立的組織名稱。「巴仁鄉事件」是1990年4月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克陶縣巴仁鄉發生的大型武裝暴亂。為了鎮壓事件，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民兵集體出動，政府和暴亂分子雙方都傷亡慘重，則丁·玉素甫(死時26歲)亦在暴亂中被擊斃。
這個事件為日後中共對統治新疆、海外維吾爾流亡組織帶來多方面影響。例如發生巴仁鄉事件後，海外維吾爾人於1992年在土耳其成立並舉行「東突厥斯坦民族代表會議」，也為日後成立「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簡稱世維會)」奠下基礎。
1990年代隨着蘇聯解體，中亞地區的突厥系各個民族紛紛獨立成為不同的民族國家。維吾爾人也渴望獨立，以巴仁鄉事件作起始，發起了許多反政府的暴動。然而全部都被中國當局鎮壓，其中在1997年2月的「伊寧事件」，傷亡數字更較巴仁鄉事件多。
1997年底，則丁·玉素甫的朋友艾山·買合蘇木、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伊司馬義一行三人偷渡到阿富汗的喀布爾，向塔利班的大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請求，希望可以收容維吾爾人。根據他們與阿富汗塔利班的協議，食宿、耕地及軍事訓練均由塔利班免費提供。在巴基斯坦宗教學校的維吾爾留學生，以及哈薩克斯坦的維吾爾商人，一起總共120人，首先在巴基斯坦集合，之後前往阿富汗的軍事訓練基地，接受訓練。三人為紀念則丁·玉素甫，將新的組織依舊命名為「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
艾山等人，並不是因政治逃亡而離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而是將阿富汗及巴基斯坦進行軍事訓練被視為「遷徙聖戰(Hijra)」。聚集起來的維吾爾人也宣稱自己成為聖戰士。所謂「遷徙聖戰(Hijra)」原來是指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因伊斯蘭教受到迫害，從麥加遷移到麥地那，進行的長征運動。
遷徙聖戰的傳統在20世紀前期也曾經發生。1933年穆罕默德·伊敏在喀什與和田地區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但不足半年就失敗，伊敏等人逃亡到印度領土克什米爾及阿富汗的邊境地帶。他們就曾經以旁遮普邦山地作軍事訓練的據點。
艾山等人寄居在阿富汗塔利班陣營期間，也有來自奧薩瑪·賓拉登率領的蓋達與埃及聖戰組織的阿拉伯人，維吾爾人開始交融接觸中東聖戰士。針對2001年911恐攻事件，美軍對喀布爾展開空襲前，許多維吾爾人已經在阿富汗接受軍事訓練。
美軍發動反恐戰爭後，空襲重挫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維吾爾聖戰上轉移到巴基斯坦的瓦濟里斯坦避難，打算重整組織之際，2003年10月艾山在巴基斯坦軍方空襲中死亡。在此之前，伊司馬義更被烏茲別克斯坦當局拘禁，強制遣返中國，2005年11月被判死刑。最初與阿富汗塔利班達成合作協議的3人，唯一生存的只有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
艾山與亞甫泉均來自喀什英吉沙縣，亞甫泉於1958年出生，艾山則比他小四歲。2人一起進入伊斯蘭宗教學校學經，1990年至1996年，他們同時入獄。他們兩人因為如何經營組織的相關議題產生爭執，亞甫泉最後選擇離開，並經由沙烏地阿拉伯、叙利亞、埃及進入土耳其，現在伊斯坦堡教維吾爾年輕一代讀誦古蘭經。
三、1990年代海外武裝組織的特徵—「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簡稱東突解)」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伊黨)
從1997年伊犁事件，到2001年911後反恐戰爭的這段期間，中亞地區主要存在兩個維吾爾人的武裝組織。第一個是艾山帶領的東伊黨，另一個是買買提明創建的東突解。買買提名出生在新疆和闐地區卡拉克什縣。而實際負責指揮東突解行動的是一個名叫阿布利米提 (Ablimit Tursun)的人。東突解的形成肇因於1997年的伊犁事件，他們曾經在哈薩克斯坦山區與克什米爾設有軍事訓練基地。
這兩個團體都強調武力反抗中共統治，在1990年代末期，東突解稍占優勢，受群眾支持的程度相近。起初兩個組織曾經互相合作，但是後來因為對聖戰的看法不同，出現嫌隙。買買提明原本在新疆的工作是一個劇本創作編輯，算是一個知識分子，通曉俄羅斯語、漢語。他的想法很理性，就是要建立一個政教分離的民主國家。他認為那些因為對抗中共統治而喪生的人，不能被等同於參加聖戰而犧牲的烈士。但是東伊黨的艾山卻堅持努力去建立一個以伊斯蘭法統治的國家，因此兩個組織開始不合對立。2007年我在伊斯坦堡訪問買買提明，他說「把人分成伊斯蘭教徒與異教徒，然後以宗教之名向異教徒發動戰爭，是不應該的。」
很多人想要促成這兩個組織繼續合作，但是都不成功。之前提到的亞甫泉，他則認為:「無論是建立一個民主國家，或是一個伊斯蘭國家，這都不是問題的核心。重點是這個國家必須是我們自己創建的，這個國家可以是民主國家、伊斯蘭國家、甚至是共產國家。這個國家必須是維吾爾人自己握有主權，甚至連國旗的樣式都不重要。」
這兩個組織的活動經費都是由中亞維吾爾商人所提供，但是那些商人大多不是自願捐助，而是被威脅勒索才不得不掏錢贊助，也因此引起不少反感。東突解在1998年走私偷運武器回新疆時，在中國與哈薩克斯坦邊境，也就是在伊犁地區交界處被查緝發現。而負責運送的嫌犯立即被逮捕投獄，後來組織逐漸瓦解凋零。這兩個組織勒索的金援有一大部分來自吉爾吉斯坦首都比什凱克的一個市場，但是那個市場在2000年一場大火全毀。於是金源消失，這也是組織衰敗的原因之一。
中國對中亞地區維吾爾武裝組織的活動非常關切，在2001年，便與中亞各國組建「上海合作組織」，目的就是要防阻維吾爾人在中亞地區進行軍事訓練，同時也斷絕新疆維吾爾人經由中亞向歐洲的偷渡路線，一旦發現違法偷渡者，立即遣返中國。從此之後，維吾爾人經由中亞的外逃路線斷絕，改由向東南亞逃亡。
2003年艾山死後，東伊黨的首領就由一個1990年代曾經與艾山合作過的軍人阿布都拉哈克(Abdulhaq)接任，在巴基斯坦的瓦濟里斯坦，繼續帶領約100個維吾爾人軍隊。2001年美國發動反恐戰，使得很多人被迫離開中亞這個地區。那些原來計畫與中共進行武裝鬥爭的維吾爾穆斯林也開始遷出這個地區，前往土耳其。
在2002年，東伊黨內部開始有呼聲要改名，討論是否應該改稱「突厥伊斯蘭黨(簡稱突伊黨)」。土耳其的極右突厥民族政治派系宣稱意圖一統歐亞大陸上的突厥族國家，復興鄂圖曼帝國過去的榮景，這樣的大突厥思想呼應維吾爾獨立運動，造成他們往土耳其搬遷的另一個原因。歐洲歷史學家將沙俄版圖下的中亞稱作「西突厥斯坦」，而大清帝國領土下的中亞地區則稱作「東突厥斯坦」。但是土耳其民眾並不熟悉「東突厥斯坦」這個名稱的典故，他們很容易就將這個名稱聯想成「土耳其東部」，誤以為是東部庫德族聚居區。甚至以為東突運動是庫德族獨立運動，產生誤會。所以，後來改名成為突伊黨，英文簡稱TIP(Turkistan Islamic Party)。突伊黨的上下層級並不嚴謹，組織結構也不完整，只是一個寬鬆的認同標籤。突伊黨在敘利亞沙姆分支(al-Sham)，也有阿富汗分支，可是在土耳其並不設有分支，所以並沒有給土耳其政府帶來是否認可這個組織的麻煩。
2008年滯留在中亞地區的一名成員，名叫賽夫拉(Seyfullah)，他公開在網路上宣稱將破壞北京奧運活動。這個人在巴基斯坦2012年被美國無人飛機炸死。從此之後，留在中亞地區的突伊黨規模縮小，但是最近幾年由於從中國外逃的人員增加，這個地區的突伊黨成員似乎又有復活的傾向。
四、「突厥伊斯蘭黨」(簡稱突伊黨)與敘利亞勝利陣線
東伊黨與突伊黨都有成員在敘利亞參與軍事行動與訓練。他們都突經土耳其，然後前往敘利亞，而他們參與活動形式分成兩種；一種人員是前往敘利亞參與軍訓，然後就離開。另一種人員則直接參戰，加入反抗軍與阿薩德政權的政府軍進行戰鬪。
在伊斯坦堡的Zeytinburnu區，我訪問過十幾個維吾爾人，他們都曾經參與，或現在想要前往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進行軍訓。他們的想法紀錄如下
「去哪個軍事訓練基地，參與哪個組織，所需要的費用與條件都不同。我們在2014年夏天，事前繳交仲介費用，5個月的訓練大約需要5百美元，然後整裝前往受訓。」
「經過土耳其南部Hatay地區，土耳其手機電波還可以接收到的地方，雙方用土國手機取得聯繫，然後跨境，由境外接待人員帶領，偷渡前往敘利亞。在軍事訓練基地，可以見到來自沙烏地阿拉伯與卡達的食品與日用品，上面寫著阿拉伯文，相信基地與這些國家都有某種聯繫。15-20人被編成一個小隊，進行軍訓。每天早上5點起床，隨即開始大約1小時的長跑訓練，然後再開始做祈禱早課。每週還會有1-2日在身上野外訓練求生技巧。也會在半夜緊急集合，然後開始急行軍，進行演習訓練。在軍事演習時，禁止使用行動電話，平常使用多為俄羅斯製的AK-47，除此之外，也見過M-16、M-4步槍，各種來自美國、埃及與中國製的武器。每天大約有4小時訓練使用武器，拆解、保養、射擊。每一餐飯都是自己烹煮。由於訓練疲累，每晚都很早就寢。訓練教官是維吾爾人，也有阿拉伯人用阿拉伯語教唱古蘭經。」
「我們在敘利亞與阿拉伯人對話時，由敘利亞當地少數民族的土庫曼人協助翻譯。土庫曼人的母語是突厥語，也通曉阿拉伯語，大致上溝通沒有問題。」
「在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的訓練基地，有來自各國志願參戰的戰士，訓練編組基本以國籍、語言進行編組區分，維吾爾人不會與其他國家人士混編。訓練設施與住宿也是分開，各組人員不准四處走動，更不允許、也不會與其他受訓戰士發生衝突。」
為什麼要離開中國，參加軍訓戰鬪，原因其實很多。有個維吾爾青年描述，他的情人在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失蹤、也有人說漢族移民來到後農地被徵收而無法繼續務農為生、也有人說留鬍子去私辦講經學校就被政府當成伊斯蘭激進分子無故逮捕、更有人因為收留政治犯的親戚而被警察監禁。他們感覺在政治與經濟生活上都受到中國政府壓迫，受到欺負，所以要進行遷徙聖戰(hijrah)，將來總會打回故鄉。他們認為依靠外國或聯合國去解決東突問題是不可能的。軍事訓練的目的就是要培養自己的實戰抵抗能力，為了光復家鄉「殉教」。
我問這些維吾爾青年，他們對「中國政府認為在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是激進分子、恐怖份子」有甚麼看法，他們評論說「把我們標籤成恐怖份子只有兩種可能，那就是他們一方面無視於我們受的壓迫，另一種可能就是他們就是壓迫我們的人。我們反抗，但是我們不是恐怖份子，更不是甚麼宗教激進分子。我們都不拒絕跟你這個披著頭髮、穿著牛仔褲的異教徒女性談話，怎麼會是激進宗教恐怖份子?
但是庫特布(Sayyid Qutb)所寫的那本書《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目標》，這本書強調穆斯林要站出來、要為聖戰而不惜殉教。很多維吾爾青年就是讀過這本書，然後開始聯繫海外伊斯蘭組織，決定離開中國。這本書的作者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領袖人物，被東突教育互助協會下的附屬單位：Sutuk Bugrahan基金會，翻譯並出版成維吾爾語，也在新疆秘密的流傳。
突伊黨也曾經出版埃及聖戰團思想家阿布都拉阿濟茲(AbdulKadir Bin Abdulaziz)的阿拉伯語著作《符合伊斯蘭法的聖戰》，該書的維吾爾語翻譯版在2011年以「伊斯蘭之聲-宣傳中心」名義出版，強調不放棄用暴力破壞進行聖戰。自費出版時包裝厚實精美，印書費用應該非常昂貴，書籍並沒有取得ISBN(國際標準書號)。這本書的譯者其實就是東伊黨的首領，艾山死後的第三代領袖，曾經藏身於瓦濟斯坦的阿布都拉哈克(Abdulhaq)。埃及的原著者與東伊黨領袖都在阿富汗附近活動過，他們很可能相熟認識。很明顯翻譯這本書目的就是充實與中共武裝鬥爭的理論思想，然後影響維吾爾青年加入聖戰。
在2014年12月3日，在敘利亞不知名的某處地點，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30多歲的易普拉辛曼蘇爾(Ibrahim Mansour)接受土耳其一名叫艾爾多安記者的訪問，影片也上載到youtube。影片中，這個突伊黨的領袖說「我們的組織在2012年就開始派遣人員來到敘利亞」，「為了要打倒阿薩德政權，持續聖戰」。勝利陣線組建於2012年，當時突伊黨就參與其中。
勝利陣線是一個名叫阿布穆罕默德·阿者藍尼(Abu Mohammad al-Julani，後文簡稱阿布)創建。他是敘利亞人，原本隸屬於蓋達組織的伊拉克分支，由於敘利亞內戰爆發，他返國創建勝利陣線。剛開始敘利亞群眾礙於蓋達組織的惡名，多有嫌棄。但是相對於自由敘利亞軍所表現的貪婪腐敗，軍紀敗壞，勝利陣線卻以平價提供居民食物與日用品，軍風嚴謹，逐漸群眾取得信任擁戴。當伊斯蘭國得知這樣的發展情勢，開始宣稱勝利陣線來自伊拉克分支，系出同源，並在2013年片面宣稱合併。勝利陣線也因此分裂，有些人移往伊斯蘭國，剩下的另一批人則堅守陣地，繼續接受阿布的領導。伊斯蘭國固然得到很多外國戰士的支持，但是也有很多維吾爾人選擇留在敘利亞的勝利陣線，繼續與阿薩德政權戰鬥。由於伊斯蘭國的作風太過殘忍激進，2014年蓋達組織正式宣稱與伊斯蘭國斷絕關係。
有些居住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很反對加入勝利陣線與伊斯蘭國的作法。他們有人去過敘利亞做過生意，很瞭解當地人的過去與生活習慣。過去在敘利亞，穆斯林、基督徒、東正教徒可以混居生活，不同教徒間的關係非常良好。所以這些維吾爾人反對撒拉菲教派的極端聖戰主張，認為前往敘利亞參戰沒有好處。而且維吾爾人在家鄉也與其他民族在一起生活，他們認為不應該介入那些爭論。
突伊黨認為應該以伊斯蘭宗教立國，可是居住在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對於是否應該以伊斯蘭教作為國教的問題，並沒有一致的看法。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他認為「維吾爾人接受軍訓，就是要讓他們在面對敵人時，能夠冷靜應對。軍訓的最終目的是要準備回到東突厥斯坦發動聖戰」。如果要對抗中共政權，大部分的維吾爾人都應該具備一定程度的軍事知識。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對土耳其有一些期待，他說「土耳其歷史過去實踐哈里發制度，照顧很多穆斯林，我很期待土耳其人民能支持我們的聖戰。希望他們能提供武器，和我們並肩對抗殘酷的中共政權，趕走那些侵略者。穆斯林相互幫忙扶助是一種義務，土耳其人民在民俗宗教方面跟我們相仿，是我們的兄弟，希望他們能全力支持我們。」
在土耳其中部的開色利城(Kayserie)，設有東突文化與互助協會，領導者是薩伊特(Seyit Tumturk)，他認為維吾爾聖戰士對土耳其政府與人民提出這樣無理的要求，實在令人驚恐。他說「那些從中國拼命外逃的每家維吾爾人，他們目的是為追求安定的生活，希望最後能被土耳其政府與社會所接受。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 3000多名維吾爾人順利取得土耳其國籍。突伊黨的說法其實對外逃維吾爾人有非常不好的影響。」
五、「東突厥斯坦文化與互助協會」的和平路線
土耳其中部，開色利城郊東北部的機場附近，有一個維吾爾人聚居社區，大家都叫那個地方「突厥村」。1960年代，從中國大約有300名維吾爾人，經由阿富汗，在土耳其的援助下，被安置到這個地方。自從形成這個維吾爾人的村落，後來逃到土耳其的維吾爾都會先被安置到這裡，然後再慢慢尋求其他出路。
1990年代的外逃維吾爾人大多穿過新疆邊境，經過中亞地區，前往土耳其。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後，中亞國家開始遣返那些非法穿越國界的維吾爾人，這條路線變得不安全，也就斷掉。後來新興的外逃路線是經由東南亞，再前往最終目的土耳其。維吾爾人開始經由雲南、廣西壯族自治區，他們買通當地漢族蛇頭與警察，尋求指引，向外逃亡。那些決心外逃的維吾爾人會賣掉所有家產，隨身攜帶大量現金進行逃亡，也因此常常有人在逃亡途中引起蛇頭與警察的覬覦，被騙光家財。但是別無他法，想要外逃就必須擔此風險。
開色利城的維吾爾人社群在1960年代成立「東突厥斯坦文化與互助協會」，一直對外逃維吾爾人進行安置照護的工作。現在這個組織的會長薩伊特，他是土耳其維吾爾的第二代，他的父親在1961年從新疆莎車來到土耳其開色利。薩伊特說「自從2009年烏魯木齊事件發生後，大約有7000名維吾爾人逃到土耳其。」我於是追問「這個是土耳其官方認可發布的數字?」薩伊特回答說「土耳其政府為求避免刺激中國政府，不會公開真實統計數字。這個數字是從安置照護的外逃者數目，進一步估算出來的。」薩伊特憤怒地說「這樣的情況很奇怪，我也不希望大量維吾爾人離開祖國，外逃到土耳其。無論貧富賤貴、知識分子、還是販夫走卒，大家都外逃。新疆生活沒有自由，人們活不下去，中國政府應該負全責。」
東突文化與互助協會剛開始設有一些簡陋宿舍，房間內有上下床舖，暫時免費提供外逃者安身，然後思索出路。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之前，安置的床位算是充裕，但是之後數年就不敷使用。於是建請開色利市政府幫忙應對，面對激增的外逃維吾爾人，於是位於城市西北方原來要拆除的十棟警察公寓就暫借當成收容所，可以容納大約1000人。但是房舍還是不夠，有時需要兩個家庭合住一個公寓。2015年2月在那裏也開辦學校，教土耳其語與可蘭經，也為小朋友開辦維吾爾語課程。
薩伊特也擔任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副主席，他與當地土耳其政府保持良好關係，也顯示出他的政治手腕，調和當地政府與不同的非政府宗教組織的關係，不要互相制肘，有助於救濟外逃維吾爾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要的活動在美國華盛頓，在歐洲與日本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在土耳其並沒有設立辦事處，當地人知道的並不多。
六、世界上最大的維吾爾伊斯蘭宗教組織--「東突厥斯坦教育互助協會」(簡稱東突教協)與維吾爾媒體
東突教協座落在伊斯坦堡市中心，電車Capa車站附近，目前在中東地區與土耳其的支持者急遽增加，協會活動頻繁。如果從支持率與志工參與程度來論，這個協會可說是最大規模的海外維吾爾人組織。
2001年美國空襲阿富汗時，一些在巴基斯坦、中亞與中東地區的維吾爾宗教學生，大約共有100多人，宣稱「返回中國便被視為恐怖份子」為由，遷入土耳其。2006年這群宗教學生成立東突教協，而協會的主要領導成員對於伊斯蘭教義都造詣頗深。協會會長習代耶(Hidayet Oguzhan)在巴基斯坦拉合爾旁遮普大學(University of the Punjab, Lahore-Pakistan) 完成伊斯蘭碩士課程。協會的監察長阿布利金汗(Ablikimhan Mafsum)曾經在埃及開羅大學攻讀伊斯蘭哲學。協會的財源則為支持者贊助，職員有25人，並有其他兼職與志願工作者多人。
協會的宗旨在促進團結，調和各個不同立場的維吾爾穆斯林，無論是溫和派、激進派、理論派、抑或是武鬥派，都能集合到一起。幫助初來土耳其的維吾爾人適應環境，申請居留權與國籍，並團結眾人向中共抗議施壓。每個週末都會請學者與資深記者前來演講座談，並在協會總部與各地支部教導小朋友學習母語史事，同時出版發行維吾爾語、以及歷史教科書。也在伊斯坦堡三個維吾爾人聚集較多的區域，開設學齡前，適合4-6歲兒童的幼稚園。
1950-60年代逃到土耳其的維吾爾老一代曾經反對東突教協會的成立。反對最力的就是貝金(Riza Bekin)。中共佔領新疆時，貝金逃出，後來也曾加入土耳其軍隊，立有戰功。他認為新一代維吾爾人已經習慣土耳其世俗化的社會，現在高喊以伊斯蘭宗教來團結他們，成立這樣的組織其實是危險的。
東突教協主席習代耶出身於喀什的一個從商富裕家庭，通曉維吾爾語、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巫獨語、旁遮普語、波斯語與英語。中國《環球時報》在2013年8月1日曾批評東突教協支持恐怖主義，並派遣一些人前往敘利亞進行軍訓。我曾經詢問東突教協主席怎麼看待這個批評，他回答說「我可以肯定地說，協會沒有做那樣的事情。維吾爾人很單純善良，但是也比較無知。如果想要得到他國的支持，就只能聽命於那些政府與勢力。的確有一些維吾爾人透過網路，也受到一些阿拉伯人的影響，前往伊斯蘭國，不再以故鄉為第一優先進行考量，本末倒置。」
東突教協花費很大工夫在經營網路電視台，就是「獨立者電視台」(istiqlaltv)，以及「斯達電視台」(sadatv)。目的就是要透過穆斯林宗教身份，來探討維吾爾的問題。2007年開始播放，現在也設有一個設備齊全的攝影棚。獨立者電視台節目的內容多為探討民族、伊斯蘭教義問題的講座，而斯達電視台則著重提供文娛節目，兩者節目內容有所區隔。獨立者電視台向全世界維吾爾人傳授伊斯蘭教義，在網路上提供影片，同時也有文章與報導資料可以閱讀。
獨立者電視台與網站的第一任台長出身和闐，名叫阿布都瓦歷斯(Abduwalis Abduhalik)，曾經在葉門留學，通曉阿拉伯語。現在的台長是阿布都拉哈特(Abdulahat Er)，來自喀什，2015年曾經對他進行訪問，當時35歲。他曾經在巴基斯坦伊斯蘭馬巴德的國際大學攻讀伊斯蘭教法與電腦科學，他通曉維吾爾語、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巫獨語、英語。他也在自由亞洲電台的伊斯坦堡分站負責研究工作。外表沒有蓄鬚，穿西服，說話頗為沉穩的一個男人。
在土耳其有一個中國資助的FM電台，名叫方向廣播電台(Yon Radyo)，每天早午晚各播放一次，每次持續一個半小時，是由土耳其的極左政治團體所營運。在2009年7月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開播，以土耳其語與維吾爾語進行廣播，針對的是當地土耳其與維吾爾聽眾，節目中頗多政治宣傳，討論像是「如何讓維吾爾人在中國幸福生活」這樣的問題，有時也會播放中文講座。獨立者網路電視台的網站主要以維吾爾語、阿拉伯語撰寫，英語與漢語的資料很少。台長阿布都拉哈特也說「只用維吾爾語、阿拉伯語播放內容，不能期待有多大的影響。要讓世界更多人知道維吾爾的問題，就需要用英語與漢語來傳播，可是問題是我們電台網站的資金與人力都不足。」
七、恐怖分子、還是政治難民? – 泰國的維吾爾難民
2014年3月8日一架由馬來西亞吉隆坡飛往中國北京的馬航飛機失蹤。開始大規模搜尋飛機墜落的殘骸，同時也因此在東南亞山區發現大批從中國偷渡外逃的維吾爾人。他們由中國南部邊境偷渡，經由泰國、馬來西亞，逃往土耳其。
大約有400的維吾爾人非法入境泰國而被拘禁超過一年。其中婦孺173人，在2015年6月30日被送往土耳其伊斯坦堡。而其他超過15歲的成年男性，則不准離開。這些婦孺到達土耳其後，暫時被安置在開色利城。
這些外逃維吾爾人被長期拘留有幾個原因。
一個住在伊斯坦堡，自稱東突厥斯坦流亡政府副主席，名叫艾爾金(Erkin Aziz)的人，他在泰國向那些難民派發象徵伊斯蘭國的黑旗，並建議他們貼在被拘留的住所，於是引起泰國政府的注意。東南亞原來就有信仰伊斯蘭教的羅興亞族難民問題，大家對於相關問題非常敏感。艾爾金在當年3月，也曾經在土耳其勸說維吾爾人加入伊斯蘭國，被土耳其警察拘捕進行訊問調查。
土耳其接收那些難民的一週後，大約是7月8日，當時還被泰國政府拘禁的109名維吾爾男人，以及19名女人，都被遣返回中國。當時中國公安部把那些遣返的維吾爾人都稱作恐怖份子，讓他們穿著背有編號的囚服，戴著頭套，在飛機上，每兩名警察分坐兩旁，押解一名遣返者。他們被粗暴地壓解下飛機，透過電視向世界各地傳播。
7月12日泰國政府又釋放8名婦孺前往土耳其。我得知後，立即著手安排，在他們抵達土耳其的當天就進行訪談。內容如下：
「我先看到土耳其迎接170名維吾爾人，之後又看到100多名維吾爾人被遣返中國，所以當警察告訴我要送往土耳其，真的很令人難以相信。當維吾爾人被遣返中國時，泰國警察說『那個A先生會跟你們一起走，A先生是一名照顧我們的維吾爾男人。他已經跟泰國女人結婚，住在曼谷很長一段時間。』這些話其實是騙我們，要我們安心，所以當時他們才離開拘留住所。後來發現很可能我們也要被遣返中國時，怕被騙，『我們下定決心不走，除非土耳其的外交官來接我們』。後來他們真的讓土耳其外交官來住所，我們才放心一起走。那些被遣返到中國的維吾爾人，現場有人打電話告訴我們，女人被要求現場脫衣換上囚服，而有些男人當場也嘗試反抗。但是，之後他們的電話就被沒收無法接通了。」
就像中國政府發布的消息一樣，那些從泰國遣返的維吾爾人，真的是「恐怖分子」嗎?在遣返之後兩個月，也就是2015年9月，我在伊斯坦堡見到一個男人，他說「我的兒子與媳婦都被遣返」。那個人就是東突教協的監察長阿布利金汗，他說「我的兒子與反政府運動毫無關係，可是我的兒子被視為恐怖份子，被遣返回中國。」他繼續說：「我在1990年代開始參加反政府運動，被遣返的兒子是在我坐牢時出生的。中國政府當時為求傷害我，不讓那個兒子跟我的姓名註冊戶籍。所以小孩是『黑戶』，沒有戶籍，所以當然也沒辦法申請護照，只能徒步越過邊境。我出獄後不久就逃離中國，只跟那個孩子一起生活過3個月。因為沒有戶籍，沒辦法上學。也因此他就變成一個文盲。兒子娶了媳婦，生了兩個小孩(各為1歲、2歲)，7月時兩個小孩托給其他人帶來土耳其，現在由我照顧養育他們。我連媳婦都沒見過，兒子與媳婦現在因我的緣故受到遣返，真是令人悲痛。我現在已經有土耳其的國籍，如果他們能來，應該也能很快辦理，取得土耳其國籍。」
結語
曾經參加東伊黨，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參加軍訓與實地戰爭經驗的維吾爾人，他們是屬於40-60歲那個世代。現在前往敘利亞接受軍訓的維吾爾人則多為20-30歲的年輕人。經歷過阿富汗戰爭的那一代常常說「在1990年代，對抗中共統治的反抗運動就是襲擊彈藥庫，可是搶到武器後卻不會操作，所以總要懂得一些基本軍事知識。」這個想法現在就落實在現在新一代的年輕人身上。
911事件後，中國利用美國進行全球反恐戰爭，在2003年第一次發布維吾爾恐怖份子名單，其中也列有東伊黨的首領，也就是前文提過的亞甫泉。對於「新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講法，他總是嘲笑批評。亞甫泉說「中國說我們是國家分裂分子，可是我們的故鄉/國家原本就不屬於中共，我們才是一直住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我們要拿回我們的失地，這有甚麼不對，正義站在我們這一邊。」「『東突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在2002年被美國認定成恐怖組織，可是實際上沒有東伊運這個組織，我們是東伊黨，但不是恐怖組織，是革命組織。」突伊黨與土耳其極右勢力，他們的理想是建立泛突厥斯坦。另外還有一些支持伊斯蘭國哈里發制度的維吾爾人，亞甫泉與他們都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亞甫泉總是強調「我們的真正敵人是中共。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一個突伊黨的領袖，名叫努爾買買提(Nur Memet)，人們常叫他「小賽福拉Seyifullah」， 他在2015年8月6日收到兒子戰死的消息。9月我見到他時，他的手機背景畫面就是他兒子的相片，他跟我說「就算犧牲，也不能放棄聖戰的路」。在敘利亞的這支維吾爾部隊，在2015年9月再次幫助反抗軍，從阿薩德政府軍手中奪回伊得力甫(Idlib)的機場。10月時，也跟隨反抗軍一直遭受俄羅斯戰機轟炸。11月因為俄羅斯空襲，當地維吾爾武裝部隊超過30人「殉教」。透過網路影像公開的影像，可以發現突厥伊斯蘭黨在戰爭中死亡的人數的確不少。
隨著越來越多維吾爾人參與戰爭，死亡人數也逐漸攀高，他們在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可是同時在伊斯坦堡維吾爾社群中也傳出不同的意見，「在敘利亞犧牲不值得。在敘利亞可以接受軍訓，要殉教一定要回去中國」。所以維吾爾社群對突伊黨最近的宣傳影片也有很多不同意見。例如影片中出現過一個小女孩持槍戰鬥的畫面，也有一個影片宣傳有一個維吾爾外逃家庭，因為不習慣土耳其生活，又找不到工作，全家搬遷到敘利亞。又例如，因為2015年泰國遣返維吾爾人回中國，因此暫居開色利的「維吾爾難民」超過百人不告而別，也潛入敘利亞。這些偷渡進入敘利亞的行動都需要付錢給勝利陣線才能進行。有信奉基督宗教的敘利亞村落居民，為求躲避戰火而逃離，而這些從中國外逃的維吾爾家庭就憑空直接佔據當地的村落，逕行定居，也不與當地居民來往。而這些新遷入的維吾爾家庭，他們的行為其實在敘利亞當地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亞甫泉的老一代東突伊斯蘭黨，以及新一代擁有實戰經驗的新一代，他們的影響力與重要性都不斷急遽增加。未來有一天敘利亞內戰結束，維吾爾聖戰士應該也已經磨練成精銳的游擊隊。尚不可知他們會否回中國發起軍事行動。中國地理上離敘利亞與土耳其很遙遠。而且要那些外逃的維吾爾人再回到中國，也不是一件單純容易的事。他們要對中國發動攻擊需要甚麼樣的意識形態信念來支持，又用甚麼樣的軍事理論來推動，也不清楚。就算發動對中國的戰爭，行動與理論如何結合，變得可行，現在的突伊黨應該還是沒有答案。
译者：侍建宇、苏燕翎
来源: 自由时报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975853
时间：2016-04-04 18:10:01
導讀：中國最凶猛的敵人—海外維吾爾武裝派系評析
作者：侍建宇（台灣中亞學會秘書長，現任教於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
備受爭議的中國《反恐法》已公布實施，儘管西方各國紛表關切，認為可能導致對各種公民自由的進一步限縮，但北京當局力排眾議，公安部反恐局長安衛星更明確指出，中國反恐主要針對「東突勢力」，亦即媒體所謂的「疆獨份子」，或企圖將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或獨立的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
強調以武裝行動推翻中國統治的維吾爾勢力，過去二十年來主要盤踞在中亞地區、阿富汗、土耳其與敘利亞，大致可分為四股派系：
一、已經式微的「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
該組織是一九九○年代末期在中亞最活躍的組織，受到蘇聯解體啟發，企圖透過武裝暴動在新疆建立世俗民族國家。但隨著中國在中亞的影響力擴張，「上海合作組織」（SCO）成立後，遭哈薩克與吉爾吉斯政府合力圍剿，被迫轉進土耳其或歐洲，併入「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世維會），甚至成為骨幹，改以和平自決方式訴求新疆未來命運。
二、組織總部設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東突教育互助協會」
該組織以伊斯蘭宗教號召，規模擴張極為快速，並將土耳其維吾爾青年送往敘利亞接受軍事訓練，希望將來以武力手段打回新疆，建立「東突伊斯蘭國」。
該組織發起人亞甫泉因嫌隙而與隸屬阿富汗「開打」組織的「東突伊斯蘭黨」分裂，流亡至土耳其。中國官方一直稱呼「東突伊斯蘭黨」為「東突伊斯蘭運動」，但亞甫泉親口表示此乃誤植，因為北京當局可能不清楚這些組織間的關係，就把不同組織集體稱為「東突斯坦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
三、遷徙到敘利亞的「突厥伊斯蘭黨」
該組織其實就是阿富汗反恐戰爭時期的「東突伊斯蘭黨」，由於開打首腦賓拉丹遇刺，阿富汗開打勢力敗退，突厥伊斯蘭黨部分成員流竄加入敘利亞開打分支，成立「勝利陣線」（努斯拉陣線），人數超過兩千，成為敘利亞反政府軍的一支。一旦敘利亞內戰平息，有實戰經驗的突厥伊斯蘭黨很可能回流新疆，造成動盪。
四、伊斯蘭國的維吾爾外國戰士
投奔「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從官方的數百人，到民間的數千人之眾，就連多少人戰死沙場，也眾說紛紜。他們素質良莠不齊，相關資訊混亂，可以確定的是他們都受到「遷徙聖戰」感召，為建立跨界伊斯蘭國而努力，與東突伊斯蘭黨及突厥伊斯蘭黨格格不入。
由於東突伊斯蘭黨與開打結盟，中國成功將「東伊運」列入聯合國認定的恐怖組織，這也是後來中國長期都以「東伊運」做為維吾爾武裝勢力統稱的背景。儘管這些武裝組織都戮力在新疆建立東突國，但其政治理念仍有頗大差異：有世俗與宗教之分、立即反攻與養精蓄銳之別、宗教理想與民族主義何者為先之爭。
水谷尚子是日本當前研究海外維吾爾民族運動最重要的學者，我將她詳述維吾爾武裝勢力支派源流與發展現況的專論〈ウイグル人の反中レジスタンス勢力とトルコ、シリア、アフガニスタン（維吾爾在土耳其、敘利亞、阿富汗地區的反中國武裝勢力）〉譯為中文，並導讀引介，以饗台灣讀者。
頗多維吾爾人反抗中共統治，為求獨立建國，加入叙利亞的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al-Nusra)」，接受軍事訓練，進行游擊戰。這篇文章不僅描述海外維吾爾人武裝組織自從1990年代以來的變遷，並結合在土耳其的實地調查，討論最新發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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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吾爾在土耳其、叙利亞、阿富汗地區的反中國武裝勢力
原著：水谷尚子
譯者：侍建宇、蘇燕翎
頗多維吾爾人反抗中共統治，為求獨立建國，加入叙利亞的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al-Nusra)，接受軍事訓練，進行游擊戰。這篇文章不僅描述海外維吾爾人武裝組織自從1990年代以來的變遷，並結合在土耳其的實地調查，討論最新發展狀況。
前言
根據2015年1月21日《環球時報》報道，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與馬來西亞內政部長扎希德提及﹕「300多名中國人以馬來西亞作為中轉站，前往第三國，再進入敘利亞或者伊拉克參加伊斯蘭國。」 《環球時報》隸屬中共宣傳喉舌人民日報社，新聞論述口徑充滿民族主義情緒。孟宏偉說的「中國人」，就是原籍新疆的維吾爾人。維吾爾人屬於突厥族，大多為穆斯林，他們的居住地新疆在18世紀後期被大清帝國吞併。維吾爾人的語言、文化及宗教均不同於中國主體漢族，也因此，維吾爾人的認同混淆，難以融入中國社會，近年不斷爆發反政府行動。另外也由於近年中國政府不輕易向維吾爾人發放護照，他們於是不惜鋌而走險，經由與中國接壤的東南亞國家，向外偷渡，逐漸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重要威脅。
就像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說的，的確是有維吾爾族人經由馬來西亞進入伊斯蘭國 ，但是情況更為複雜。
從中國外逃維吾爾人，大多並不想進入伊斯蘭國，而是希望在土耳其定居。對突厥族系的維吾爾人來講，語言和宗教習慣，都跟土耳其人相似；土耳其人也認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附近就是突厥族的發源地，所以也同情，並實際接收許多外逃的維吾爾人。安卡拉Hacettepe大學的維吾爾族教授艾克林(Erkin Ekrem)稱「在土耳其，約有三萬維吾爾族人。」這個統計數字與10年前相比，數目大概急增兩萬。
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300名維吾爾人加入伊斯蘭國」的說法，其實不是真實數據，應該是暗示伊斯蘭國正培養大量「維吾爾人成為國家分裂主義者、恐怖分子」，操弄國際社會的認知印象。事實上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相對並不多，大部分維吾爾聖戰士都加入勝利陣線和自由敘利亞軍，站在與伊斯蘭國敵對的陣營。土耳其政府也在南部邊境拘捕或監禁那些嘗試潛入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但是中國官方並沒有提及這樣的發展態勢。
我長年觀察並多次到訪土耳其維吾爾社群，訪問維吾爾伊斯蘭宗教領導者，並調查前往勝利陣線及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以及以政治獨立為目標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後文簡稱東伊黨)、「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後文簡稱突伊黨)」各種勢力，親眼目睹他們實際情況。
一、進入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
2015年2月26日，我在facebook上發現一名自稱活躍於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他用維吾爾語表達個人見解，但帖文很快被刪除。我的助理幫忙翻譯內容，概括出他們當時發展的情況，引文大致如下﹕
「 突伊黨所在的位置，並不屬於伊斯蘭國控制地區。突伊黨的沙姆分支(叙利亞分支)，以及其他地區的分支，理應盡快承認伊斯蘭國。…..相對民族主義，我們更重視伊斯蘭主義，並推崇哈里發制度，最後伊斯蘭國的聖戰士會解放東突厥斯坦。」
從這個自稱「伊斯蘭國維吾爾聖戰士」的帖文可以得知︰① 維吾爾反中武裝組織「突伊黨」(由東伊黨衍生的組織，容後再述)跟伊斯蘭國關係對立。② 突伊黨的大突厥民族主義與伊斯蘭國鼓吹建立的伊斯蘭遜民派哈里發制度，是兩種矛盾的思想。③ 信仰伊斯蘭的海外維吾爾人在土耳其大致形成四種勢力；突伊黨、東伊黨、要求與突伊黨保持距離的人(他們反對在叙利亞進行軍事訓練)、以及伊斯蘭國的支持者。
伊斯蘭國前身原是極端伊斯蘭「蓋達組織」的伊拉克分支，他們曾綁架殺害前往伊拉克旅行的日本青年香田證生。頭目扎卡維於2006年美軍空襲中喪生，其後宣稱巴格達迪為哈里發，並改名為「伊拉克伊斯蘭國」重新活躍。本來只是中東一個地區組織，近年卻能迅速吸引維吾爾人與其他各國穆斯林年輕人，最主要的原因是伊斯蘭國提出「恢復哈里發制度，讓伊斯蘭遜尼派國際化」。他們強調遜尼派較其他教派優越，需要打破現有國家及國民的界線，重新建立哈里發統治下的新世界。這個制度從類比的角度來說，非常百年前蘇聯提出的共產主義下的平等、團結，年輕人嚮往而進入蘇聯，就像現在穆斯林青年相繼加入伊斯蘭國。
甚麼樣的維吾爾人會加入伊斯蘭國﹖
《環球時報》2015年2月5日報道﹕「過去6個月內，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先後處決120名外籍戰鬥人員，多數是試圖逃離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作戰成員，其中包括3名來自中國的『東突』成員。」根據伊拉克北部庫爾德安全官員向《環球時報》透漏，「3人當中有1名年輕人，來到土耳其不久，便潛入叙利亞加入伊斯蘭國。但對當地現實感到失望，想逃回土耳其讀大學。沒想到他的利比亞戰友立即向上級報告，於是他就被逮捕審判並槍決。另2名中國籍武裝成員是2014年12月底在伊拉克境內與其他來自6個國家的11名成員被集體斬首，罪名是叛國」。
土耳其定居的維吾爾人阿布都拉阿濟茲(Abdulaziz)講述前往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特質。「正如《環球時報》報道，許多青年事前並不瞭解，隨便就加入伊斯蘭國，然後對現實又感到失望，又逃離不了。但是，我認為中國現在實行的『內地新疆初中．高中班 (新疆班，維吾爾人稱之為內地班)』制度存有弊端，也促使維吾爾青年外逃加入伊斯蘭國。」
中國政府由2000年推動「內地新疆班」，針對母語不是漢語的維吾爾中學學生，離開新疆，選拔送往其他內地省份受教育，徹底熟悉漢語學習環境，以便將來進入大學後，不會有語言障礙。當然，維吾爾人不習慣漢人社會，身分認同也不清楚，中共也可以利用這個新疆班制度，讓他們自然改變身分認同。阿布都拉阿濟茲說明﹕「過去維吾爾人總是在家悄悄口頭傳述自己的民族史，例如他們曾經如何抵抗中國、反抗運動怎樣被中國政府打壓。但是小孩正值青春期就離開父母，長期在遠方求學，便失去了學習維吾爾歷史知識的機會。新疆以外的中國省份的網絡限制相對不嚴，年輕學生很容易接觸伊斯蘭激進分子的網站，也很容易被鼓動而被極端思想影響。他們沒有在新疆參與反政府活動，也沒有任何入獄經驗，但能夠講流利的漢語，較一般新疆境內維吾爾人容易取得護照。於是借前往海外留學為名，出國後很多直接加入伊斯蘭國。他們也不會去接觸其他海外流亡團體，海外維吾爾流亡團體也沒辦法掌握伊斯蘭國維吾爾青年的情況。」
在「內地新疆班」制度下，也有知道自己是少數民族身份的維吾爾青年，在漢人社會感受到不平等對待，但身邊又沒有可以傾訴心事的朋友，生活孤獨不安，只好逃進網絡社交媒體的世界，很類似那些歐洲伊斯蘭青年加入伊斯蘭國的處境。2015年3月23日美國ABC新聞報道，印尼警方於2014年9月蘇拉威西島波索拘捕了4名維吾爾人，他們從網絡聯繫支持伊斯蘭國的印尼極端組織「東印尼神聖戰士(MIT)」。從報道刊登的照片來看，他們看似十分年輕。
維吾爾人在伊斯蘭國內佔有甚麼位置？
2015年1月26日，在美軍的空襲幫忙下，庫爾德部隊成功從伊斯蘭國手上奪回叙利亞北部，接近土耳其的主要居住地科巴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維吾爾人社群流傳，在這場戰鬥中，率領伊斯蘭國的是維吾爾部隊。伊斯蘭國部隊的隊長名叫努爾敦(Norden Demorra)，大概40多歲，妻子及3個孩子住在伊斯坦堡，據傳在戰役中被庫爾德部隊捕獲拘禁。這個消息是努爾敦的下屬打電話給他的妻子才得知，隊長後來的命運生死未卜。
阿布都拉阿濟茲表示，「在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一直作為實戰中的先鋒『子彈』戰鬥，努爾敦大概是在戰爭中陣亡，卻報道為被拘禁。」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部隊其實與其他參與敘利亞內戰的維吾爾人可能互相殘殺，因為他們已經在叙利亞北部接近土耳其邊境對壘，也就是直接衝擊自由叙利亞軍、勝利陣線的維吾爾人部隊和訓練基地。
二、甚麼是「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伊黨)？
不同於伊斯蘭國的維吾爾青年，在自由敘利亞軍和勝利陣線接受戰鬥訓練的維吾爾人，他們經由突伊黨、東伊黨的關係管道，有計劃有組織地將送入敘利亞，規模應該比伊斯蘭國維吾爾人多。
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華春瑩在2015年2月13日舉行例行記者會時表示，「中國有一些恐怖勢力加緊與國際恐怖勢力勾連，不斷派員試圖通過非法管道赴敘利亞、伊拉克等戰亂地區參訓參戰，圖謀累積更多實戰經驗。」華春瑩的發言明顯就是指責中國恐怖勢力與突伊黨、舊有的東伊黨敘利亞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之間的聯繫。
在討論突伊黨是甚麼的問題之前，首先要介紹它的前身，東伊黨歷史。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是巴仁鄉事件的主謀則丁·玉素甫於1989年11月成立的組織名稱。「巴仁鄉事件」是1990年4月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克陶縣巴仁鄉發生的大型武裝暴亂。為了鎮壓事件，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民兵集體出動，政府和暴亂分子雙方都傷亡慘重，則丁·玉素甫(死時26歲)亦在暴亂中被擊斃。
這個事件為日後中共對統治新疆、海外維吾爾流亡組織帶來多方面影響。例如發生巴仁鄉事件後，海外維吾爾人於1992年在土耳其成立並舉行「東突厥斯坦民族代表會議」，也為日後成立「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簡稱世維會)」奠下基礎。
1990年代隨着蘇聯解體，中亞地區的突厥系各個民族紛紛獨立成為不同的民族國家。維吾爾人也渴望獨立，以巴仁鄉事件作起始，發起了許多反政府的暴動。然而全部都被中國當局鎮壓，其中在1997年2月的「伊寧事件」，傷亡數字更較巴仁鄉事件多。
1997年底，則丁·玉素甫的朋友艾山·買合蘇木、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伊司馬義一行三人偷渡到阿富汗的喀布爾，向塔利班的大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請求，希望可以收容維吾爾人。根據他們與阿富汗塔利班的協議，食宿、耕地及軍事訓練均由塔利班免費提供。在巴基斯坦宗教學校的維吾爾留學生，以及哈薩克斯坦的維吾爾商人，一起總共120人，首先在巴基斯坦集合，之後前往阿富汗的軍事訓練基地，接受訓練。三人為紀念則丁·玉素甫，將新的組織依舊命名為「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
艾山等人，並不是因政治逃亡而離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而是將阿富汗及巴基斯坦進行軍事訓練被視為「遷徙聖戰(Hijra)」。聚集起來的維吾爾人也宣稱自己成為聖戰士。所謂「遷徙聖戰(Hijra)」原來是指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因伊斯蘭教受到迫害，從麥加遷移到麥地那，進行的長征運動。
遷徙聖戰的傳統在20世紀前期也曾經發生。1933年穆罕默德·伊敏在喀什與和田地區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但不足半年就失敗，伊敏等人逃亡到印度領土克什米爾及阿富汗的邊境地帶。他們就曾經以旁遮普邦山地作軍事訓練的據點。
艾山等人寄居在阿富汗塔利班陣營期間，也有來自奧薩瑪·賓拉登率領的蓋達與埃及聖戰組織的阿拉伯人，維吾爾人開始交融接觸中東聖戰士。針對2001年911恐攻事件，美軍對喀布爾展開空襲前，許多維吾爾人已經在阿富汗接受軍事訓練。
美軍發動反恐戰爭後，空襲重挫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維吾爾聖戰上轉移到巴基斯坦的瓦濟里斯坦避難，打算重整組織之際，2003年10月艾山在巴基斯坦軍方空襲中死亡。在此之前，伊司馬義更被烏茲別克斯坦當局拘禁，強制遣返中國，2005年11月被判死刑。最初與阿富汗塔利班達成合作協議的3人，唯一生存的只有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
艾山與亞甫泉均來自喀什英吉沙縣，亞甫泉於1958年出生，艾山則比他小四歲。2人一起進入伊斯蘭宗教學校學經，1990年至1996年，他們同時入獄。他們兩人因為如何經營組織的相關議題產生爭執，亞甫泉最後選擇離開，並經由沙烏地阿拉伯、叙利亞、埃及進入土耳其，現在伊斯坦堡教維吾爾年輕一代讀誦古蘭經。
三、1990年代海外武裝組織的特徵—「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簡稱東突解)」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伊黨)
從1997年伊犁事件，到2001年911後反恐戰爭的這段期間，中亞地區主要存在兩個維吾爾人的武裝組織。第一個是艾山帶領的東伊黨，另一個是買買提明創建的東突解。買買提名出生在新疆和闐地區卡拉克什縣。而實際負責指揮東突解行動的是一個名叫阿布利米提 (Ablimit Tursun)的人。東突解的形成肇因於1997年的伊犁事件，他們曾經在哈薩克斯坦山區與克什米爾設有軍事訓練基地。
這兩個團體都強調武力反抗中共統治，在1990年代末期，東突解稍占優勢，受群眾支持的程度相近。起初兩個組織曾經互相合作，但是後來因為對聖戰的看法不同，出現嫌隙。買買提明原本在新疆的工作是一個劇本創作編輯，算是一個知識分子，通曉俄羅斯語、漢語。他的想法很理性，就是要建立一個政教分離的民主國家。他認為那些因為對抗中共統治而喪生的人，不能被等同於參加聖戰而犧牲的烈士。但是東伊黨的艾山卻堅持努力去建立一個以伊斯蘭法統治的國家，因此兩個組織開始不合對立。2007年我在伊斯坦堡訪問買買提明，他說「把人分成伊斯蘭教徒與異教徒，然後以宗教之名向異教徒發動戰爭，是不應該的。」
很多人想要促成這兩個組織繼續合作，但是都不成功。之前提到的亞甫泉，他則認為:「無論是建立一個民主國家，或是一個伊斯蘭國家，這都不是問題的核心。重點是這個國家必須是我們自己創建的，這個國家可以是民主國家、伊斯蘭國家、甚至是共產國家。這個國家必須是維吾爾人自己握有主權，甚至連國旗的樣式都不重要。」
這兩個組織的活動經費都是由中亞維吾爾商人所提供，但是那些商人大多不是自願捐助，而是被威脅勒索才不得不掏錢贊助，也因此引起不少反感。東突解在1998年走私偷運武器回新疆時，在中國與哈薩克斯坦邊境，也就是在伊犁地區交界處被查緝發現。而負責運送的嫌犯立即被逮捕投獄，後來組織逐漸瓦解凋零。這兩個組織勒索的金援有一大部分來自吉爾吉斯坦首都比什凱克的一個市場，但是那個市場在2000年一場大火全毀。於是金源消失，這也是組織衰敗的原因之一。
中國對中亞地區維吾爾武裝組織的活動非常關切，在2001年，便與中亞各國組建「上海合作組織」，目的就是要防阻維吾爾人在中亞地區進行軍事訓練，同時也斷絕新疆維吾爾人經由中亞向歐洲的偷渡路線，一旦發現違法偷渡者，立即遣返中國。從此之後，維吾爾人經由中亞的外逃路線斷絕，改由向東南亞逃亡。
2003年艾山死後，東伊黨的首領就由一個1990年代曾經與艾山合作過的軍人阿布都拉哈克(Abdulhaq)接任，在巴基斯坦的瓦濟里斯坦，繼續帶領約100個維吾爾人軍隊。2001年美國發動反恐戰，使得很多人被迫離開中亞這個地區。那些原來計畫與中共進行武裝鬥爭的維吾爾穆斯林也開始遷出這個地區，前往土耳其。
在2002年，東伊黨內部開始有呼聲要改名，討論是否應該改稱「突厥伊斯蘭黨(簡稱突伊黨)」。土耳其的極右突厥民族政治派系宣稱意圖一統歐亞大陸上的突厥族國家，復興鄂圖曼帝國過去的榮景，這樣的大突厥思想呼應維吾爾獨立運動，造成他們往土耳其搬遷的另一個原因。歐洲歷史學家將沙俄版圖下的中亞稱作「西突厥斯坦」，而大清帝國領土下的中亞地區則稱作「東突厥斯坦」。但是土耳其民眾並不熟悉「東突厥斯坦」這個名稱的典故，他們很容易就將這個名稱聯想成「土耳其東部」，誤以為是東部庫德族聚居區。甚至以為東突運動是庫德族獨立運動，產生誤會。所以，後來改名成為突伊黨，英文簡稱TIP(Turkistan Islamic Party)。突伊黨的上下層級並不嚴謹，組織結構也不完整，只是一個寬鬆的認同標籤。突伊黨在敘利亞沙姆分支(al-Sham)，也有阿富汗分支，可是在土耳其並不設有分支，所以並沒有給土耳其政府帶來是否認可這個組織的麻煩。
2008年滯留在中亞地區的一名成員，名叫賽夫拉(Seyfullah)，他公開在網路上宣稱將破壞北京奧運活動。這個人在巴基斯坦2012年被美國無人飛機炸死。從此之後，留在中亞地區的突伊黨規模縮小，但是最近幾年由於從中國外逃的人員增加，這個地區的突伊黨成員似乎又有復活的傾向。
四、「突厥伊斯蘭黨」(簡稱突伊黨)與敘利亞勝利陣線
東伊黨與突伊黨都有成員在敘利亞參與軍事行動與訓練。他們都突經土耳其，然後前往敘利亞，而他們參與活動形式分成兩種；一種人員是前往敘利亞參與軍訓，然後就離開。另一種人員則直接參戰，加入反抗軍與阿薩德政權的政府軍進行戰鬪。
在伊斯坦堡的Zeytinburnu區，我訪問過十幾個維吾爾人，他們都曾經參與，或現在想要前往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進行軍訓。他們的想法紀錄如下
「去哪個軍事訓練基地，參與哪個組織，所需要的費用與條件都不同。我們在2014年夏天，事前繳交仲介費用，5個月的訓練大約需要5百美元，然後整裝前往受訓。」
「經過土耳其南部Hatay地區，土耳其手機電波還可以接收到的地方，雙方用土國手機取得聯繫，然後跨境，由境外接待人員帶領，偷渡前往敘利亞。在軍事訓練基地，可以見到來自沙烏地阿拉伯與卡達的食品與日用品，上面寫著阿拉伯文，相信基地與這些國家都有某種聯繫。15-20人被編成一個小隊，進行軍訓。每天早上5點起床，隨即開始大約1小時的長跑訓練，然後再開始做祈禱早課。每週還會有1-2日在身上野外訓練求生技巧。也會在半夜緊急集合，然後開始急行軍，進行演習訓練。在軍事演習時，禁止使用行動電話，平常使用多為俄羅斯製的AK-47，除此之外，也見過M-16、M-4步槍，各種來自美國、埃及與中國製的武器。每天大約有4小時訓練使用武器，拆解、保養、射擊。每一餐飯都是自己烹煮。由於訓練疲累，每晚都很早就寢。訓練教官是維吾爾人，也有阿拉伯人用阿拉伯語教唱古蘭經。」
「我們在敘利亞與阿拉伯人對話時，由敘利亞當地少數民族的土庫曼人協助翻譯。土庫曼人的母語是突厥語，也通曉阿拉伯語，大致上溝通沒有問題。」
「在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的訓練基地，有來自各國志願參戰的戰士，訓練編組基本以國籍、語言進行編組區分，維吾爾人不會與其他國家人士混編。訓練設施與住宿也是分開，各組人員不准四處走動，更不允許、也不會與其他受訓戰士發生衝突。」
為什麼要離開中國，參加軍訓戰鬪，原因其實很多。有個維吾爾青年描述，他的情人在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失蹤、也有人說漢族移民來到後農地被徵收而無法繼續務農為生、也有人說留鬍子去私辦講經學校就被政府當成伊斯蘭激進分子無故逮捕、更有人因為收留政治犯的親戚而被警察監禁。他們感覺在政治與經濟生活上都受到中國政府壓迫，受到欺負，所以要進行遷徙聖戰(hijrah)，將來總會打回故鄉。他們認為依靠外國或聯合國去解決東突問題是不可能的。軍事訓練的目的就是要培養自己的實戰抵抗能力，為了光復家鄉「殉教」。
我問這些維吾爾青年，他們對「中國政府認為在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是激進分子、恐怖份子」有甚麼看法，他們評論說「把我們標籤成恐怖份子只有兩種可能，那就是他們一方面無視於我們受的壓迫，另一種可能就是他們就是壓迫我們的人。我們反抗，但是我們不是恐怖份子，更不是甚麼宗教激進分子。我們都不拒絕跟你這個披著頭髮、穿著牛仔褲的異教徒女性談話，怎麼會是激進宗教恐怖份子?
但是庫特布(Sayyid Qutb)所寫的那本書《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目標》，這本書強調穆斯林要站出來、要為聖戰而不惜殉教。很多維吾爾青年就是讀過這本書，然後開始聯繫海外伊斯蘭組織，決定離開中國。這本書的作者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領袖人物，被東突教育互助協會下的附屬單位：Sutuk Bugrahan基金會，翻譯並出版成維吾爾語，也在新疆秘密的流傳。
突伊黨也曾經出版埃及聖戰團思想家阿布都拉阿濟茲(AbdulKadir Bin Abdulaziz)的阿拉伯語著作《符合伊斯蘭法的聖戰》，該書的維吾爾語翻譯版在2011年以「伊斯蘭之聲-宣傳中心」名義出版，強調不放棄用暴力破壞進行聖戰。自費出版時包裝厚實精美，印書費用應該非常昂貴，書籍並沒有取得ISBN(國際標準書號)。這本書的譯者其實就是東伊黨的首領，艾山死後的第三代領袖，曾經藏身於瓦濟斯坦的阿布都拉哈克(Abdulhaq)。埃及的原著者與東伊黨領袖都在阿富汗附近活動過，他們很可能相熟認識。很明顯翻譯這本書目的就是充實與中共武裝鬥爭的理論思想，然後影響維吾爾青年加入聖戰。
在2014年12月3日，在敘利亞不知名的某處地點，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30多歲的易普拉辛曼蘇爾(Ibrahim Mansour)接受土耳其一名叫艾爾多安記者的訪問，影片也上載到youtube。影片中，這個突伊黨的領袖說「我們的組織在2012年就開始派遣人員來到敘利亞」，「為了要打倒阿薩德政權，持續聖戰」。勝利陣線組建於2012年，當時突伊黨就參與其中。
勝利陣線是一個名叫阿布穆罕默德·阿者藍尼(Abu Mohammad al-Julani，後文簡稱阿布)創建。他是敘利亞人，原本隸屬於蓋達組織的伊拉克分支，由於敘利亞內戰爆發，他返國創建勝利陣線。剛開始敘利亞群眾礙於蓋達組織的惡名，多有嫌棄。但是相對於自由敘利亞軍所表現的貪婪腐敗，軍紀敗壞，勝利陣線卻以平價提供居民食物與日用品，軍風嚴謹，逐漸群眾取得信任擁戴。當伊斯蘭國得知這樣的發展情勢，開始宣稱勝利陣線來自伊拉克分支，系出同源，並在2013年片面宣稱合併。勝利陣線也因此分裂，有些人移往伊斯蘭國，剩下的另一批人則堅守陣地，繼續接受阿布的領導。伊斯蘭國固然得到很多外國戰士的支持，但是也有很多維吾爾人選擇留在敘利亞的勝利陣線，繼續與阿薩德政權戰鬥。由於伊斯蘭國的作風太過殘忍激進，2014年蓋達組織正式宣稱與伊斯蘭國斷絕關係。
有些居住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很反對加入勝利陣線與伊斯蘭國的作法。他們有人去過敘利亞做過生意，很瞭解當地人的過去與生活習慣。過去在敘利亞，穆斯林、基督徒、東正教徒可以混居生活，不同教徒間的關係非常良好。所以這些維吾爾人反對撒拉菲教派的極端聖戰主張，認為前往敘利亞參戰沒有好處。而且維吾爾人在家鄉也與其他民族在一起生活，他們認為不應該介入那些爭論。
突伊黨認為應該以伊斯蘭宗教立國，可是居住在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對於是否應該以伊斯蘭教作為國教的問題，並沒有一致的看法。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他認為「維吾爾人接受軍訓，就是要讓他們在面對敵人時，能夠冷靜應對。軍訓的最終目的是要準備回到東突厥斯坦發動聖戰」。如果要對抗中共政權，大部分的維吾爾人都應該具備一定程度的軍事知識。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對土耳其有一些期待，他說「土耳其歷史過去實踐哈里發制度，照顧很多穆斯林，我很期待土耳其人民能支持我們的聖戰。希望他們能提供武器，和我們並肩對抗殘酷的中共政權，趕走那些侵略者。穆斯林相互幫忙扶助是一種義務，土耳其人民在民俗宗教方面跟我們相仿，是我們的兄弟，希望他們能全力支持我們。」
在土耳其中部的開色利城(Kayserie)，設有東突文化與互助協會，領導者是薩伊特(Seyit Tumturk)，他認為維吾爾聖戰士對土耳其政府與人民提出這樣無理的要求，實在令人驚恐。他說「那些從中國拼命外逃的每家維吾爾人，他們目的是為追求安定的生活，希望最後能被土耳其政府與社會所接受。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 3000多名維吾爾人順利取得土耳其國籍。突伊黨的說法其實對外逃維吾爾人有非常不好的影響。」
五、「東突厥斯坦文化與互助協會」的和平路線
土耳其中部，開色利城郊東北部的機場附近，有一個維吾爾人聚居社區，大家都叫那個地方「突厥村」。1960年代，從中國大約有300名維吾爾人，經由阿富汗，在土耳其的援助下，被安置到這個地方。自從形成這個維吾爾人的村落，後來逃到土耳其的維吾爾都會先被安置到這裡，然後再慢慢尋求其他出路。
1990年代的外逃維吾爾人大多穿過新疆邊境，經過中亞地區，前往土耳其。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後，中亞國家開始遣返那些非法穿越國界的維吾爾人，這條路線變得不安全，也就斷掉。後來新興的外逃路線是經由東南亞，再前往最終目的土耳其。維吾爾人開始經由雲南、廣西壯族自治區，他們買通當地漢族蛇頭與警察，尋求指引，向外逃亡。那些決心外逃的維吾爾人會賣掉所有家產，隨身攜帶大量現金進行逃亡，也因此常常有人在逃亡途中引起蛇頭與警察的覬覦，被騙光家財。但是別無他法，想要外逃就必須擔此風險。
開色利城的維吾爾人社群在1960年代成立「東突厥斯坦文化與互助協會」，一直對外逃維吾爾人進行安置照護的工作。現在這個組織的會長薩伊特，他是土耳其維吾爾的第二代，他的父親在1961年從新疆莎車來到土耳其開色利。薩伊特說「自從2009年烏魯木齊事件發生後，大約有7000名維吾爾人逃到土耳其。」我於是追問「這個是土耳其官方認可發布的數字?」薩伊特回答說「土耳其政府為求避免刺激中國政府，不會公開真實統計數字。這個數字是從安置照護的外逃者數目，進一步估算出來的。」薩伊特憤怒地說「這樣的情況很奇怪，我也不希望大量維吾爾人離開祖國，外逃到土耳其。無論貧富賤貴、知識分子、還是販夫走卒，大家都外逃。新疆生活沒有自由，人們活不下去，中國政府應該負全責。」
東突文化與互助協會剛開始設有一些簡陋宿舍，房間內有上下床舖，暫時免費提供外逃者安身，然後思索出路。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之前，安置的床位算是充裕，但是之後數年就不敷使用。於是建請開色利市政府幫忙應對，面對激增的外逃維吾爾人，於是位於城市西北方原來要拆除的十棟警察公寓就暫借當成收容所，可以容納大約1000人。但是房舍還是不夠，有時需要兩個家庭合住一個公寓。2015年2月在那裏也開辦學校，教土耳其語與可蘭經，也為小朋友開辦維吾爾語課程。
薩伊特也擔任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副主席，他與當地土耳其政府保持良好關係，也顯示出他的政治手腕，調和當地政府與不同的非政府宗教組織的關係，不要互相制肘，有助於救濟外逃維吾爾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要的活動在美國華盛頓，在歐洲與日本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在土耳其並沒有設立辦事處，當地人知道的並不多。
六、世界上最大的維吾爾伊斯蘭宗教組織--「東突厥斯坦教育互助協會」(簡稱東突教協)與維吾爾媒體
東突教協座落在伊斯坦堡市中心，電車Capa車站附近，目前在中東地區與土耳其的支持者急遽增加，協會活動頻繁。如果從支持率與志工參與程度來論，這個協會可說是最大規模的海外維吾爾人組織。
2001年美國空襲阿富汗時，一些在巴基斯坦、中亞與中東地區的維吾爾宗教學生，大約共有100多人，宣稱「返回中國便被視為恐怖份子」為由，遷入土耳其。2006年這群宗教學生成立東突教協，而協會的主要領導成員對於伊斯蘭教義都造詣頗深。協會會長習代耶(Hidayet Oguzhan)在巴基斯坦拉合爾旁遮普大學(University of the Punjab, Lahore-Pakistan) 完成伊斯蘭碩士課程。協會的監察長阿布利金汗(Ablikimhan Mafsum)曾經在埃及開羅大學攻讀伊斯蘭哲學。協會的財源則為支持者贊助，職員有25人，並有其他兼職與志願工作者多人。
協會的宗旨在促進團結，調和各個不同立場的維吾爾穆斯林，無論是溫和派、激進派、理論派、抑或是武鬥派，都能集合到一起。幫助初來土耳其的維吾爾人適應環境，申請居留權與國籍，並團結眾人向中共抗議施壓。每個週末都會請學者與資深記者前來演講座談，並在協會總部與各地支部教導小朋友學習母語史事，同時出版發行維吾爾語、以及歷史教科書。也在伊斯坦堡三個維吾爾人聚集較多的區域，開設學齡前，適合4-6歲兒童的幼稚園。
1950-60年代逃到土耳其的維吾爾老一代曾經反對東突教協會的成立。反對最力的就是貝金(Riza Bekin)。中共佔領新疆時，貝金逃出，後來也曾加入土耳其軍隊，立有戰功。他認為新一代維吾爾人已經習慣土耳其世俗化的社會，現在高喊以伊斯蘭宗教來團結他們，成立這樣的組織其實是危險的。
東突教協主席習代耶出身於喀什的一個從商富裕家庭，通曉維吾爾語、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巫獨語、旁遮普語、波斯語與英語。中國《環球時報》在2013年8月1日曾批評東突教協支持恐怖主義，並派遣一些人前往敘利亞進行軍訓。我曾經詢問東突教協主席怎麼看待這個批評，他回答說「我可以肯定地說，協會沒有做那樣的事情。維吾爾人很單純善良，但是也比較無知。如果想要得到他國的支持，就只能聽命於那些政府與勢力。的確有一些維吾爾人透過網路，也受到一些阿拉伯人的影響，前往伊斯蘭國，不再以故鄉為第一優先進行考量，本末倒置。」
東突教協花費很大工夫在經營網路電視台，就是「獨立者電視台」(istiqlaltv)，以及「斯達電視台」(sadatv)。目的就是要透過穆斯林宗教身份，來探討維吾爾的問題。2007年開始播放，現在也設有一個設備齊全的攝影棚。獨立者電視台節目的內容多為探討民族、伊斯蘭教義問題的講座，而斯達電視台則著重提供文娛節目，兩者節目內容有所區隔。獨立者電視台向全世界維吾爾人傳授伊斯蘭教義，在網路上提供影片，同時也有文章與報導資料可以閱讀。
獨立者電視台與網站的第一任台長出身和闐，名叫阿布都瓦歷斯(Abduwalis Abduhalik)，曾經在葉門留學，通曉阿拉伯語。現在的台長是阿布都拉哈特(Abdulahat Er)，來自喀什，2015年曾經對他進行訪問，當時35歲。他曾經在巴基斯坦伊斯蘭馬巴德的國際大學攻讀伊斯蘭教法與電腦科學，他通曉維吾爾語、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巫獨語、英語。他也在自由亞洲電台的伊斯坦堡分站負責研究工作。外表沒有蓄鬚，穿西服，說話頗為沉穩的一個男人。
在土耳其有一個中國資助的FM電台，名叫方向廣播電台(Yon Radyo)，每天早午晚各播放一次，每次持續一個半小時，是由土耳其的極左政治團體所營運。在2009年7月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開播，以土耳其語與維吾爾語進行廣播，針對的是當地土耳其與維吾爾聽眾，節目中頗多政治宣傳，討論像是「如何讓維吾爾人在中國幸福生活」這樣的問題，有時也會播放中文講座。獨立者網路電視台的網站主要以維吾爾語、阿拉伯語撰寫，英語與漢語的資料很少。台長阿布都拉哈特也說「只用維吾爾語、阿拉伯語播放內容，不能期待有多大的影響。要讓世界更多人知道維吾爾的問題，就需要用英語與漢語來傳播，可是問題是我們電台網站的資金與人力都不足。」
七、恐怖分子、還是政治難民? – 泰國的維吾爾難民
2014年3月8日一架由馬來西亞吉隆坡飛往中國北京的馬航飛機失蹤。開始大規模搜尋飛機墜落的殘骸，同時也因此在東南亞山區發現大批從中國偷渡外逃的維吾爾人。他們由中國南部邊境偷渡，經由泰國、馬來西亞，逃往土耳其。
大約有400的維吾爾人非法入境泰國而被拘禁超過一年。其中婦孺173人，在2015年6月30日被送往土耳其伊斯坦堡。而其他超過15歲的成年男性，則不准離開。這些婦孺到達土耳其後，暫時被安置在開色利城。
這些外逃維吾爾人被長期拘留有幾個原因。
一個住在伊斯坦堡，自稱東突厥斯坦流亡政府副主席，名叫艾爾金(Erkin Aziz)的人，他在泰國向那些難民派發象徵伊斯蘭國的黑旗，並建議他們貼在被拘留的住所，於是引起泰國政府的注意。東南亞原來就有信仰伊斯蘭教的羅興亞族難民問題，大家對於相關問題非常敏感。艾爾金在當年3月，也曾經在土耳其勸說維吾爾人加入伊斯蘭國，被土耳其警察拘捕進行訊問調查。
土耳其接收那些難民的一週後，大約是7月8日，當時還被泰國政府拘禁的109名維吾爾男人，以及19名女人，都被遣返回中國。當時中國公安部把那些遣返的維吾爾人都稱作恐怖份子，讓他們穿著背有編號的囚服，戴著頭套，在飛機上，每兩名警察分坐兩旁，押解一名遣返者。他們被粗暴地壓解下飛機，透過電視向世界各地傳播。
7月12日泰國政府又釋放8名婦孺前往土耳其。我得知後，立即著手安排，在他們抵達土耳其的當天就進行訪談。內容如下：
「我先看到土耳其迎接170名維吾爾人，之後又看到100多名維吾爾人被遣返中國，所以當警察告訴我要送往土耳其，真的很令人難以相信。當維吾爾人被遣返中國時，泰國警察說『那個A先生會跟你們一起走，A先生是一名照顧我們的維吾爾男人。他已經跟泰國女人結婚，住在曼谷很長一段時間。』這些話其實是騙我們，要我們安心，所以當時他們才離開拘留住所。後來發現很可能我們也要被遣返中國時，怕被騙，『我們下定決心不走，除非土耳其的外交官來接我們』。後來他們真的讓土耳其外交官來住所，我們才放心一起走。那些被遣返到中國的維吾爾人，現場有人打電話告訴我們，女人被要求現場脫衣換上囚服，而有些男人當場也嘗試反抗。但是，之後他們的電話就被沒收無法接通了。」
就像中國政府發布的消息一樣，那些從泰國遣返的維吾爾人，真的是「恐怖分子」嗎?在遣返之後兩個月，也就是2015年9月，我在伊斯坦堡見到一個男人，他說「我的兒子與媳婦都被遣返」。那個人就是東突教協的監察長阿布利金汗，他說「我的兒子與反政府運動毫無關係，可是我的兒子被視為恐怖份子，被遣返回中國。」他繼續說：「我在1990年代開始參加反政府運動，被遣返的兒子是在我坐牢時出生的。中國政府當時為求傷害我，不讓那個兒子跟我的姓名註冊戶籍。所以小孩是『黑戶』，沒有戶籍，所以當然也沒辦法申請護照，只能徒步越過邊境。我出獄後不久就逃離中國，只跟那個孩子一起生活過3個月。因為沒有戶籍，沒辦法上學。也因此他就變成一個文盲。兒子娶了媳婦，生了兩個小孩(各為1歲、2歲)，7月時兩個小孩托給其他人帶來土耳其，現在由我照顧養育他們。我連媳婦都沒見過，兒子與媳婦現在因我的緣故受到遣返，真是令人悲痛。我現在已經有土耳其的國籍，如果他們能來，應該也能很快辦理，取得土耳其國籍。」
結語
曾經參加東伊黨，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參加軍訓與實地戰爭經驗的維吾爾人，他們是屬於40-60歲那個世代。現在前往敘利亞接受軍訓的維吾爾人則多為20-30歲的年輕人。經歷過阿富汗戰爭的那一代常常說「在1990年代，對抗中共統治的反抗運動就是襲擊彈藥庫，可是搶到武器後卻不會操作，所以總要懂得一些基本軍事知識。」這個想法現在就落實在現在新一代的年輕人身上。
911事件後，中國利用美國進行全球反恐戰爭，在2003年第一次發布維吾爾恐怖份子名單，其中也列有東伊黨的首領，也就是前文提過的亞甫泉。對於「新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講法，他總是嘲笑批評。亞甫泉說「中國說我們是國家分裂分子，可是我們的故鄉/國家原本就不屬於中共，我們才是一直住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我們要拿回我們的失地，這有甚麼不對，正義站在我們這一邊。」「『東突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在2002年被美國認定成恐怖組織，可是實際上沒有東伊運這個組織，我們是東伊黨，但不是恐怖組織，是革命組織。」突伊黨與土耳其極右勢力，他們的理想是建立泛突厥斯坦。另外還有一些支持伊斯蘭國哈里發制度的維吾爾人，亞甫泉與他們都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亞甫泉總是強調「我們的真正敵人是中共。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一個突伊黨的領袖，名叫努爾買買提(Nur Memet)，人們常叫他「小賽福拉Seyifullah」， 他在2015年8月6日收到兒子戰死的消息。9月我見到他時，他的手機背景畫面就是他兒子的相片，他跟我說「就算犧牲，也不能放棄聖戰的路」。在敘利亞的這支維吾爾部隊，在2015年9月再次幫助反抗軍，從阿薩德政府軍手中奪回伊得力甫(Idlib)的機場。10月時，也跟隨反抗軍一直遭受俄羅斯戰機轟炸。11月因為俄羅斯空襲，當地維吾爾武裝部隊超過30人「殉教」。透過網路影像公開的影像，可以發現突厥伊斯蘭黨在戰爭中死亡的人數的確不少。
隨著越來越多維吾爾人參與戰爭，死亡人數也逐漸攀高，他們在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可是同時在伊斯坦堡維吾爾社群中也傳出不同的意見，「在敘利亞犧牲不值得。在敘利亞可以接受軍訓，要殉教一定要回去中國」。所以維吾爾社群對突伊黨最近的宣傳影片也有很多不同意見。例如影片中出現過一個小女孩持槍戰鬥的畫面，也有一個影片宣傳有一個維吾爾外逃家庭，因為不習慣土耳其生活，又找不到工作，全家搬遷到敘利亞。又例如，因為2015年泰國遣返維吾爾人回中國，因此暫居開色利的「維吾爾難民」超過百人不告而別，也潛入敘利亞。這些偷渡進入敘利亞的行動都需要付錢給勝利陣線才能進行。有信奉基督宗教的敘利亞村落居民，為求躲避戰火而逃離，而這些從中國外逃的維吾爾家庭就憑空直接佔據當地的村落，逕行定居，也不與當地居民來往。而這些新遷入的維吾爾家庭，他們的行為其實在敘利亞當地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亞甫泉的老一代東突伊斯蘭黨，以及新一代擁有實戰經驗的新一代，他們的影響力與重要性都不斷急遽增加。未來有一天敘利亞內戰結束，維吾爾聖戰士應該也已經磨練成精銳的游擊隊。尚不可知他們會否回中國發起軍事行動。中國地理上離敘利亞與土耳其很遙遠。而且要那些外逃的維吾爾人再回到中國，也不是一件單純容易的事。他們要對中國發動攻擊需要甚麼樣的意識形態信念來支持，又用甚麼樣的軍事理論來推動，也不清楚。就算發動對中國的戰爭，行動與理論如何結合，變得可行，現在的突伊黨應該還是沒有答案。
星期四, 12月 10, 2015
北大研究生：在伊拉克，我被当成了恐怖分子
作者：刘拓
编者按：2015年7月，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拓只身赴伊拉克旅行，途中被伊拉克军人扣押14天，惊动中国驻伊使馆，随后被释放，回国后一度在社交网络销声匿迹。时隔4个月后，刘拓首次讲述了他的经历。
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但其中每个节点都有着不一样的惊心动魄。刘拓说，在伊拉克，每个人就好像风中飘零的叶子，被无数种不可控的力量支配着，而那种对命运的无力感，随着旅行的进程越发浓重。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微信号：nanfangzhoumo
曾站在土耳其马尔丁的老城里向南眺望，延伸开去，美索不达米亚、幼发拉底、底格里斯，这些因为拗口而透露着神秘但伟大的名字，将伴随着镜面般的两河平原直到1500公里以外的波斯湾——它们和伊拉克这个充斥着战乱的国家联系在一起。身在马尔丁的我，和两河文明咫尺之遥，却可望而不可即。
随着突然崛起的“伊斯兰国”，更让人丧失了等待局势好转的希望。尼姆鲁德、尼尼微、哈特拉，这些拟定游览名单时还完好的古迹，在一段段由IS发布的视频中化为齑粉，这对学习考古的学生来讲，都是让人肝肠寸断的煎熬。幸而伊拉克南部地区虽然时常遭受恐怖袭击，毕竟未陷入叙利亚那样的内战状态；而且，伊拉克政府为了宣示对抗“伊斯兰国”的决心，还毅然重开了关闭12年之久的国家博物馆。借着这个契机，我在做了半年的准备之后，选择比较安全的夏季斋月向巴格达进发了。
1，巴格达：曲折开端
前往巴格达，我选择从德黑兰转机。夏日的中东，万里无云。由东向西，扎格罗斯山的峰峦从机翼下消失，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铺展开来。飞机持续下降，一条曲折的河流从天边缓缓移动到眼前。我不由得惊叫起来——这就是底格里斯！飞机平稳降落在河西的巴格达机场，机舱内响起热烈的掌声，人们齐声念起赞颂安拉的经文——这一场景在之后乘坐汽车、火车时出现了很多次。
走出机场大门，一股热浪几乎将人掀翻。虽然之前有过心理准备，但是巴格达夏季50摄氏度的高温，不身处其中很难想象，好像三米之外燃起熊熊大火，风还从着火处往人身上吹。
已经是下午五点，我找了一辆的士进城。路途的艰难远远出乎我和出租车司机的想象——巴格达路边检查点实在太多。在城郊，大概三四公里就有一个；进了城区，不到一公里就有一个。本以为拿着人畜无害的中国护照就可以轻松通过，却带来不少意想不到的麻烦。因为参与“伊斯兰国”的人员有大量来自中亚地区，外貌特征和中国人区别不大。于是每一个检查点都要对护照和签证页的真伪反复查验，有的甚至要把我关进小黑屋，等待上级的指示。这种怀疑虽然靠我持续不断的解释，一次又一次化敌为友，甚至我在沿途遇到的最慷慨无私的帮助，都是来自被我出行目的所感动的伊拉克军人；然而它始终如定时炸弹一般，还是在行程的最末引爆了。
2，卡尔巴拉：什叶圣地
只想尽快逃离巴格达的我，在晚上十点多到达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斋月的圣城，深夜依然人头攒动，灯火通明。密集的人流在拥挤的小摊位中喧闹地穿行——气氛一下子变得放松下来，我甚至可以放心大胆地拍照。事实上，在卡尔巴拉、纳杰夫和巴士拉的三天，是我在伊拉克仅有的不被军队和警察骚扰的日子。
卡尔巴拉有伊玛目侯赛因的圣墓。一年前，我曾在伊朗马什哈德的伊玛目礼萨圣墓中和神职人员聊天，他们谈起卡尔巴拉，都是眼含热泪。公元680年伊玛目侯赛因的殉难，是什叶派产生的根源。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分离本以纯粹的世俗政治争斗为开始，却最终发展为两派在宗教、哲学等各方面的分歧。而这些主要因为殉难而引发的崇拜，使得什叶派的圣墓场所总是流露着浓浓的悲戚气氛。
进入圣墓，已经是晚上11点，然而里面的人口密度，还是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圣墓外墙和内部建筑之间，原本是个广场，现在全部用大棚盖上，成为室内空间，供应着充足的冷气，数不清的信众坐在地上阅读古兰经，或者面向麦加跪拜。进入中心建筑，更是挤得水泄不通，几乎脚不沾地，就被人流涌向圣棺扑去。满墙满顶的镜子装饰和一个又一个繁复的水晶吊灯，摄人双目，但这些都不如那震耳的哭声与叫喊声惹人注意——上百人围绕圣棺转圈，激动而又秩序井然地对其触摸、亲吻。有人嘴里叫着侯赛因的名字，声嘶力竭地哭喊；有人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垂泪；大多数人以那种悲戚中带着幸福的面容在祷告，这已足以震撼我的心灵。
晚上12点，才从圣墓出来。很快就有人问我是从哪里来。得到“中国人”的答复以后，我沿路收获了大量免费的红茶、点心、干果、各种合影——这是我未来数天旅行的常态。常态的事情还发生在白天，不管是任何一个城市，走在巷子里，每隔一两分钟就会有人在路边的窗子问“守斋吗”，回答“不守”，就问“要喝水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立刻从屋里端出一大杯冰水，愉悦地看着我喝下去，整个过程是那么自然。
3，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一片坦荡荡
当我第一次白天坐车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奔驰时，总是兴奋地不停按快门，然而过了三天，基本就不拍了，因为伊拉克南部的景色太单一。两河平原之平，从巴格达到巴士拉五百多公里，海拔只下降了二十余米，不论在郊外的什么地方远望，天际线都像尺子画的一样平；天与地的交合处，是疏落的椰枣树林剪影。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伊拉克早期城市形成的土丘遗址能找到那么多——因为在这样平坦的大地上，突然出现一个哪怕只有5米高的土包，10公里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与我之前想象的不同，伊拉克南部的公共交通非常发达，这种发达主要由合拼出租车完成。进入任何一个汽车站，满眼望去都是黄色的出租车，司机们在车前叫喊着要去的地方，凑够四个人就能发车。
坐上去希拉的车，下午的时间，准备都留给巴比伦。希拉在卡尔巴拉东部，不到一小时就可到达。我吸取了前日被检查点折磨的教训，远远看到检查点，就用头巾缠住脑袋，倒下做睡着状。大部分检查点只是远远扫视车内有没有可疑人员，看不到我的脸，自然就畅行无阻。然而，每个城市的边缘，都会有一个强制下车查身份证的站点，这是逃不掉的。这个下午虽然侥幸过关，却在之后连栽跟头。
4，巴比伦：体会两河文明
巴比伦遗址在希拉城北五六公里，进去第一眼望见的，却是萨达姆在山顶修建的行宫。正是下午三点最热的光景，一个人在五十多度的骄阳下，四望寂然，只能听到热气从地面蒸腾的声音；伴随着这种萧条，是景区精致的树木花草，宽阔整洁的柏油马路——这里曾经游人如织。
巴比伦可能是大多数国人对伊拉克古迹的唯一认知，从地理上讲，两河文明的区域向南至波斯湾入海口，溯源则沿底格里斯河至尼尼微城一带，向西延伸到叙利亚的埃布拉城。在地理和文化上，大体以今天的巴格达-萨迈拉分界，南部称为巴比伦尼亚，北部称为亚述。巴比伦尼亚又以圣城尼普尔为界，分南北两个部分，南部称为苏美尔，北部称为阿卡德，巴比伦城位于北部的阿卡德地区。
现在看到的巴比伦，是在汉谟拉比的古巴比伦废墟上重新建立的。古巴比伦历尽磨难，最终在公元前689年被亚述夷平之后，开始缓慢的重建工作。其后，迦勒底人入主巴比伦，城邦实力逐渐增强，终于在公元前612年，联合伊朗的米底军队攻陷亚述首都尼尼微。及至两河流域最后一位伟大君主尼布甲尼撒二世即位，对巴比伦城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建设，使这里成为西亚乃至全世界同一时期最为伟大、富庶的城市。
巴比伦城大体为长方形，跨幼发拉底河东西两岸；内城东西约三公里，南北两公里；在河东内城之外，还有更大的一圈外城。然而现在可以看到地面遗迹的面积很小，主要集中在东城最北侧，包括南宫、北宫、伊什塔尔门等。南宫以南1公里，曾经是城里最高的塔庙建筑，被很多人认为是巴别塔的原型，然而现在只有一个方形的略高于地面的土台。
我沿着大路向北走去，很快就看见了尼布甲尼撒南宫那堵雄伟的复建城墙——这是萨达姆时期重建巴比伦城的一大“功绩”，其实却是破坏了遗址；继续往前走，见到一堆破砖烂墙的北宫，我内心难掩翻滚的激动，钻过铁丝网跑到遗址上——这是巴比伦的泥砖墙！踏上两河文明的第一步，就从这堆泥砖开始！当时是下午四点，我连出租车司机送我的两瓶水都喝完了，此时却全然忘却了高温和口渴，像个未经人事的小孩，兴奋地在残墙间爬高窜低，寻找合适的角度查看遗址结构。平坦的大地上，刮着能把一切植物燃烧起来的风，那风回旋在这天地间只有我一人的泥砖遗址上，仿佛能让人听到2600年前的回响。
两河下游是全世界最缺乏石头的地区之一，在巴比伦尼亚三千年的文明史上，直到这最后的辉煌，也没奢侈到使用石头建造宫殿；所以泥砖是两河建筑的特色。有些砖上刻有楔形文字，通常包含着国王的名字，成为两河建筑断代的有力证据。常常有人讨论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谁更牛逼的问题，不能不说，从建筑上讲，两河的观赏性比埃及差得不是一点半点。泥砖建筑的外立面装饰非常单一，基本只能靠砖的叠落形成凸棱凹槽，砖雕的运用，发现的实例也并不多。然而例外总是有的，巴比伦的伊什塔尔门，就是泥砖建筑的杰作。
在德国柏林的西亚博物馆，有座以蓝色为基色的装饰着一行行公牛和角龙浮雕图案的大门，就是从巴比伦遗址运到德国组装的伊什塔尔门的上部——这是尼布甲尼撒二世统治后期，在原泥砖城门的基础上向上加垒而成的。20世纪初德国考古学家科尔德威除了收集所有散落的釉砖，完成拼图，也将下部城门完全发掘出来，至今留在原地，成为巴比伦尼亚地区最为壮观的两河时期古迹。我沿着台阶缓步向下，走到那两堵布满浮雕的砖墙中间，西斜的太阳，将角龙和公牛的轮廓，勾勒得层次分明。仍然是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我走在2600年前的地面上，走在2600年前的城门洞中，这一刻最让我有穿越感。
离开遗址后，我又上山去看萨达姆行宫。这座行宫位于人工垒成的假山丘上。本来以为会戒备森严，谁知大门四敞，随意进出。建筑内部嶙峋幽深，落满灰尘，每走一步，都传来极为空旷的回响；一切富丽堂皇的细节装饰和可以移动的物品都在2003年萨达姆倒台后被哄抢一空，但仅仅是剩下的木质吊顶和屋顶画，足以让人感到昔日的奢华。在这数千平米有着十几个巨大厅堂的建筑中穿行，一个拐角，突然看见一个拿着冲锋枪的士兵坐在那里，吓得我魂都没了。士兵问了我是哪里人后，让我别动，飞快跑到里屋，我害怕他会拿出一副手铐来。然而他却拿出一大杯漂着冰块的水，50℃高温下两小时没喝水的我，感动得眼眶都湿了。
日已西斜，到了离开巴比伦的时候，我往大门口走去，没有出租车了。正在这时，一辆轿车从景区内开出，二话没说把我拉上车，绕路送到希拉汽车站。找了合拼出租车去迪瓦尼耶，准备明天去圣城尼普尔。
5，迪瓦尼耶：六小时拉锯战
夜幕降临，心里暗喜又可以像昨天从卡尔巴拉到希拉那样蒙混过关。谁知到了必须下车的检查站，士兵看了我的护照，脸色十分凝重，我暗觉不妙，就这么在屋外僵持了一个小时。然而司机和其他三个乘客一句抱怨的话都没说，就那样静静地等待——在后面的行程中，我遇到了很多次类似这样的事。事后想起来未免惭愧，因为我的冒失前往，不管是给平民百姓还是警察军人，都造成了莫大的麻烦。
士兵让出租车先开走了。接下来，我不断解释自己的来意，但他们不会说英语，一点用也没有，我懊恼极了——没有想到之后这样的懊恼会成为麻木。在伊拉克，每个人就好像风中飘零的叶子，被无数种不可控的力量支配着，个人的努力，没有任何作用——那种对命运的无力感，随着旅行的进程越发浓重，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念诵后来在监狱学的一句话——银沙安拉乎（大意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就这么耗了三个小时，他们的上级领导才过来。看了看签证，很洒脱地就把我放走了。士兵们一下子变得对我非常友好，让我在检查点吃了顿免费晚饭，然后在路边拦车把我带去迪瓦尼耶。
已经是晚上11点，身上的汗早已结成盐壳，我劳累得说不出话。然而迪瓦尼耶的旅馆可不如卡尔巴拉那么好找，出租车始终在城外徘徊，停了好几个看起来非常高档的酒店，一晚的价格都在150美元以上，实在远超我的心理价位。我不停地跟司机说去老城、去老城，但是司机始终不明所以，急得我几乎敲破了膝盖。司机大约觉得我的神智有些不对，竟然又把我送回检查点。
这下子又加重了军人对我的猜疑，又审问了一个小时，终于知道我是要找便宜旅馆，于是又拦了一辆车。这回当车子开到一个局促而繁华的地方，我就狂喊停车。然后拖着行李箱，在满大街黑袍女白袍男的目光中，毅然冲进一条看着顺眼的巷子——这里果然有个旅馆，只要人民币40元！然而我还没来得及看房，两个便衣警察就尾随而至，要跟我谈话！
又是一次从头开始的解释，晚上整整六个小时的拉锯战，让我彻底崩溃。凌晨两点，我在警官面前号啕大哭，说我的护照是真的，我的签证是真的，我的来意是真的，我给他们翻看巴比伦的照片、卡尔巴拉的照片，看用来问路的一包景点图片。我知道现在来伊拉克并不正常、的确让人怀疑，但我并不知道，证明自己不是恐怖分子有这么困难。两个警官看到我哭，言语也渐渐软下来，最后竟紧紧抱着我，让我原谅他们的苦衷。后来我到了监狱，才真正理解了他们。在伊拉克，极端分子很可能伪装在一副人畜无害的外表之下，真实的护照、真实的签证，并不能说明你到底是谁。
6，纳西里耶：前方有枪响
前往纳西里耶的路上，我见识了沙尘暴。路上的能见度不到50米，但出租车还保持着120+的速度。被路边检查点截停时，大约500米远的地方突然响起了枪声和喊叫声，视线全被黄沙遮挡，什么都看不见，我吓得赶紧趴了下来。枪声持续了大约20分钟，停止以后，士兵们用“看你小样还敢不敢过去”的神情看着我。再一次弄到晚上十点，他们还是没法做决定，于是把我送到了市长办公室。
我大概是见到了级别比较高的官员，一句话的事，问题就全解决了。官员向我表示抱歉，请我吃了晚饭，还让我住在一个警官家里，第二天早上开车送我去乌尔。伊拉克就是这样的国家，既会遇到最险恶的怀疑，也会遇到最无私的帮助。
警官家里，女眷们都回避了。屋子很大很整洁，但家具很少，甚至连床都没有，显得空空荡荡。但他们家竟然有男仆，警官让仆人帮我洗衣服。我也实在太累，衣服没洗完，就倒在地毯上睡了过去。
还没睡俩小时就被叫醒，我几乎在梦游状态中吃完了封斋饭，虽然我不是穆斯林，也只好跟他们做晨礼，然后倒头又睡。早上6点，警官说，起床出发啦！我心里比较郁闷，难道就要以这种精神状态，去迎接伟大的乌尔城吗？
7，乌鲁克：旅行箱失而复得
乌尔和乌鲁克出土了苏美尔文明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建筑物和文物。学界基本公认，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出土于乌鲁克遗址，比埃及的象形文字还要早一二百年。
扬沙早已消退，迎来了到伊拉克以来天空最蓝的一天。乌尔塔庙的月神南娜塔庙残高仍有二十多米，大台阶面朝东侧，在晨光下熠熠生辉。看到这种景象，精神为之一振。
离开了乌尔，迅速转到乌鲁克（还在另外一个省）。到了门口，看门大爷告知，这里不卖票，必须去50公里外的萨马沃文物局申请批准并购买门票。万万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规定，只好多出了大约200块人民币，到城里打个折返。
进入遗址又被检查点拦下。就这样弄到了下午三点，他们终于放我走了。等走到屋外，我傻眼了，出租车没了！我的箱子还在上面呢！几天的委屈积累起来，我又急哭了。士兵们脸上也尽是不好意思，却胸有成竹一定能帮我找到箱子。一个小时以后，终于拿回了我的箱子，埋怨和感激，汇成了无语。
下午五点，警车带我一气儿冲进了遗址。乌鲁克大体是个直径3公里的圆形城市，遗址最密集的中心区，也有1.5公里的纵深，完全原生态的状态，每一脚都会深深陷进滚烫的土里，行走起来极其消耗体力。最值得一看的就是伊南娜圣区，是出土最早文字的地方。至今，在这一区域的地面上还能见到大量陶制的钉子状物体，这是乌鲁克文明最早期的一种建筑装饰——它们在墙上拼成各种图案，称为锥状马赛克。我坚持着走了一个折返，差点昏倒在路上。太阳渐渐地沉向地平线，望着那些矮矮的土墙拖出的长长光影，想来要是没遇到检查点的周折，中午12点就进入这里，哪里有这么满足的体验？
8，萨马沃：阿里之夜
萨马沃可能是伊拉克南部诸多省会里最小的一个，一条公路穿城而过。一到这里，我迅速瞥见了街边的旅馆，一个猛子就扎进去，为的是不被便衣警察看见。然而过了没一会儿，两个便衣出现了——不能不说，伊拉克的眼线真是无处不在。幸亏这回有个很会说英语的老大爷帮我说话，最后警察抱了抱我，就满意地离开了。
和老大爷边吃饭边看电视，镜头一直在直播纳杰夫阿里圣墓，无数信众在墓前呼喊口号。我掐指一算，这天是7月8日，斋月第十九天，是伊玛目阿里公元661年在库法大清真寺被人刺杀的日子。这时老大爷的情绪变得非常激动，说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因为阿里才有的，饭是阿里给的，桌子是阿里给的，房子也是阿里给的，然而阿里却被人那样残忍地杀害，说着说着，滚下泪来。
老大爷一定要拉我去看城里的游行活动。已经是晚上十点了，窄窄的街道上，聚集着数以百计的民众，突然一支由小孩子扛着大旗的队伍走了过来，队伍最中间是四个抬着阿里圣棺的人。所有人都在喊着口号，还有很多人拿出铁刷，在自己身上抽打，来模拟阿里受到的苦难。游行队伍走了以后，他又拉我去街上免费的饮水点、小吃点，每拿一样东西，就告诉我这都是因为阿里才免费的。他说今晚全城的人都不睡觉，游行要在全城进行六轮，一直到天亮，这些也都是因为阿里。他还极力怂恿我也不睡觉，去观赏这一盛况，然而我实在是撑不住了。
9，巴士拉：唯一安宁的一天
没有任何检查点，甚至没有任何停顿，在日出的光芒中，我来到了伊拉克最南端的巴士拉城。巴士拉在两伊战争之前，城里运河纵横，有“中东威尼斯”的美称。
由于之后要转乘火车，所以一到巴士拉，第一件事情就是到火车站。出租车开到一个门脸只有公厕大小的建筑跟前，说这就是火车站了。进去一看，竟然停了好几辆十分高级的白色火车。伊拉克的铁路系统在奥斯曼土耳其时代就已经开始规划，作为沟通伊斯坦布尔到波斯湾的捷径，在上世纪40年代建成。海湾战争以前，这条铁路北通土耳其，西通叙利亚。但连年的战争破坏了铁路设施。几年前，中国接手了伊拉克铁路修复工程，原本计划在2014年开通摩苏尔到巴士拉长达一千多公里的铁路客运。但“伊斯兰国”对北部的占领打乱了这一计划，目前仅有巴士拉到巴格达段正常开通。
在票房问了一下火车班次，一天竟然有五班车，最末一班晚上7点开出，早上3点到希拉。时间非常合适。
接下来一整天时间，就是在巴士拉游荡了。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波斯湾的海岸线大约还在现今的乌尔一带，其后的四千年，由于泥沙淤积，海岸线前推到了巴士拉以南，原本不交汇的两河，也在新形成的土地上交汇成阿拉伯河。巴士拉的土地很新，是伊拉克少有的没有早期遗迹的省份。正因为此，这一天也是难得悠闲。
10，巴士拉到巴格达：深夜跳火车
中国援助的这批火车很高级，车上还有电压稳定的充电插头，且跟国内的制式一模一样——说到这里，不能不感慨伊拉克混乱的插座类型，在这里你几乎能找到世界上所有的型号。宽大的四人间只有我一个人，空调开得我穿上了外套——这是我到伊拉克以来住宿条件最好的一天。但火车票十分便宜，四百多公里的路程，卧铺只要人民币60元左右（档次基本相当于中国的软卧）。
列车上座率出人意料的低，我沿着车厢走了五六节，只有卧铺车厢有大约100个乘客，而占了列车一半的硬座车，有着类似国内高铁的炫目设施，却是空无一人——据说，这是因为过去十多年政局动荡，针对火车的袭击比较多造成的。但当我走到了列车中央的餐车，这里却是开party一般热闹。
看见列车上竟然有外国人，整个车厢都沸腾了。几桌乘客纷纷要跟我合影，接下来就是争抢我跟他们一块吃饭。我在这里吃到了到伊拉克以来最丰盛的一顿，却更感动于几桌陌生人自然而然地交换食物，好像一家人一般。最后，大家伙竟高兴地在车厢唱起歌跳起舞。
再次确认列车正点3点半到希拉，我把手机、相机都充着电，心满意足地睡去了。我3点起床，慢慢悠悠找到列车长，问希拉还有多长时间到。谁知列车长说，列车不小心开快了，20分钟前已经通过了希拉！
我差点又被搞崩溃了，然而还算镇定，大不了下一站下就行，于是回屋赶快收拾东西。谁知列车员奔过来说到站了，拉着我就往车门口去。我叫喊着拉杆箱还没拿，他说他帮我收拾。到了车门口处，列车时速降至10公里，列车员轻描淡写地让我跳车。我纵身跳进一片夜色之中，箱子在离我一百米远的地方扔了下来。
经历了整整一天的平静生活，一下又被这突变搞懵了，愣了一会儿神，开始摸黑清点东西。充电器、相机、护照都在，我松了一口气——然而，手机不见了！
我当时没感到特别慌张，觉得手机肯定在列车上，决定找个车去巴格达截火车。非常幸运，站外停着一辆。趁着夜色前行，也就没有检查点干扰，清晨6点就到了巴格达火车站。
按照常情，火车通常是比汽车快，所以我急得要命，生怕火车先到了。结果进了站，连火车的影子都没有，甚至连人影也没有。费了好大功夫找到办公室，没想到接待我的是一个英语很好的女士——这是我在伊拉克第一次和女士说话。
到了8点钟，火车才缓缓进站，算来这100公里路程，竟然开了5个小时。我焦急地上车去找，然而还是没有！好心的女工作人员安慰我，说如果找到了她会通知我，而我如果遇到任何问题，哪怕是没钱了，她都会为我提供帮助，这下子又快把我感动哭了。
终于在到达伊拉克6天之后，开始在巴格达城内游览。巴格达是两河地区建立最晚的大型城市之一，公元762年，阿拔斯王朝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将首都从库法搬迁到新建的首都巴格达，其后除了九世纪下半叶短暂迁都萨迈拉外，这里充当了伊斯兰世界将近500年的中心，直到公元1258年末代哈里发被蒙古入侵者杀死。曼苏尔在底格里斯河西修建了一座正圆形的城市，宫殿在圆心处，街道放射状分布，史称巴格达圆城。目前，圆城已无迹可寻，存在的老城区，一片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一片是西岸圆城以北围绕什叶派第七和第九位伊玛目圣墓修建的卡济米耶城区，伊拉克政府也希望将巴格达城申报为世界遗产。
在巴格达寻找旅店，比在纳杰夫、卡尔巴拉这样的城市困难得多，几个著名的大酒店如曼苏尔、喜来登，价格奇贵。忽然想到卡济米耶圣墓区应该同前两个圣城类似，果然，沿着老城街道全是面向外国人开放的小旅馆。然而，我忘了在巴格达，什叶派聚居区是最容易被袭击的。
11，泰西封：坐上装甲车只为拍照
住在什叶派聚居区，我开始打听泰西封怎么去。得到众口一词的答案——不要去，那边都是逊尼派，特别危险，并且做出杀头的姿势。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什叶和逊尼这样直白地互相惧怕。在主要是什叶派的伊拉克南部，他们谈到逊尼派会说：我们是兄弟，那些不重要；但是在巴格达，说辞就完全不一样了。
然而泰西封不可能不去，它在巴格达东南50公里的马尔丹市附近，打车应该一个小时就能到。我去除了身上所有和什叶派有关的纪念物，半夜四点到达汽车站，给人民币300元往返，很快有车答应了。
趁着夜色前行，在天快亮的时候，我被一个检查点截住了。在这里遇到了到伊拉克以来英语最好的一个士兵，他说那个城市确实比较危险，他要把我的护照收走，防止路上被抢，让我速去速回。
我们到了遗址门口，太阳正好升起，金色的阳光，把朝东的拱门照得一片灿烂。敲开大门，工作人员同意我进去，但是不能拍照。这么重要的遗址，怎么可能不拍照！于是我在门口和工作人员磨，还是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最后门都关上了。司机是什叶派，脸色开始变得难看，一个劲儿催我快走。我说我可以给你加钱，但是不照相我是绝不会走的。司机说我不走他要走了。我想着钱还没给，他不可能走，结果还没回过神来，出租一溜烟跑了。
一个人孤零零站在大门口，确实有点害怕。突然间，不远的城镇里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枪响，我下意识就想找地方躲，但是眼前是光秃秃的围墙，站在哪里都非常显眼。枪声过了五分钟才停止，之后又是彻骨的寂静。望着来时那长长的土路，觉得武装分子就要杀过来了！
我再次把工作人员叫了出来，他说到南边那个清真寺开个证明就能照了——其实就是想把我这个麻烦人支走。但我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走到那个清真寺，几个士兵坐在门口，果不其然，又被扣押了。这次我连护照都没有，士兵发现这一点后，似乎抓到了现行恐怖分子。我用所有能想到的肢体语言努力争辩，半个小时后，他们似乎明白了，打了一个电话。
一刻钟后，收我护照的士兵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面前，一个劲儿跟我道歉。拉我上车后，他说文物局不让拍照，只好把我送走。这时车速还不快，我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想要打开车门跳下去。士兵这回真被我的锲而不舍打动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像做梦一般。士兵把车开到了军营，叫了他的两个弟兄，把我请到了一辆装甲车内。装甲车顶上开了盖，架着一挺冲锋枪。他的一个朋友开车，一个朋友坐在车顶，握着冲锋枪，就这样呼哧哧开到遗址门口。看门的吓坏了，没等士兵说话就打开了大门。士兵非常豪迈地跟我说：不用感谢我，是这辆车有面子！
泰西封作为希腊化之后近东最重要的城市，充当了帕提亚安息和萨珊波斯两个大帝国将近400年的首都。现存的这座拱门建于六世纪中叶的萨珊时期，是这个一代名都唯一的遗存。它其实是一座比现在大得多的宫殿的前半部分，高30多米，横跨将近25米，但拱壁不足一米厚，如此工艺让人叹为观止。
拍摄接近尾声，几个士兵过来要跟我合影。英语最好的士兵告诉我，他父母都已经到了美国，他在美国上的大学，但因为国家有难，毅然回国参军。
12，巴格达：爆炸发生在旅馆边上
下午返回巴格达闲逛，忽然正北方向腾起了一朵黑色蘑菇云。很快消息传来，说爆炸发生在卡济米耶圣墓附近——我心里一紧，希望我的旅馆没有被炸掉。回国以后我才知道，这次袭击由“伊斯兰国”策划，都发生在什叶派聚居区，死了三十多个人。
巴格达的地理位置确实神奇，它位于两河最靠近之处，古代是亚述和巴比伦的文化界限，现在又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界。在这座逊尼派和什叶派人数最为均衡的大城市，巴格达以北以西，主要是逊尼派，而南部多是什叶派。什叶派占伊拉克人口的60%以上，但在萨达姆时期，是逊尼派少数统治多数，什叶派的生活比较悲惨。新政府成立以来，什叶派当权，对逊尼派不无打击报复。这一点在我进入监狱以后，感觉越发深刻。
在巴格达，很容易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隔膜，并不平静的表层下汹涌的暗流更是拱得人喘不过气来。但是在巴格达公交车上，任何一个人上车，都会跟全车人说一句赛俩目，全车人也会齐声回应一句，那种人与人之间顺理成章的友好，更让人无法理解教派之间的互不信任。
日暮时分，我准备返回卡济米耶。离圣区还有3公里，道路就戒严了。我跟着一大群人，在漆黑的夜色里行走，快到我住的旅馆时，看到路边被炸黑的房屋，掀翻的汽车，还有地上油和血的混合物。但大街上还和前一天一样热闹，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之后老板和食客绘声绘色地跟我演示今天爆炸的情况，仿佛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表演。既然当地人生活要若无其事过下去，我的访古计划，也没必要因为爆炸而改变。
13，萨迈拉：没法逃过的一劫
萨迈拉在巴格达北面一百多公里。公元836年，渐渐式微的巴格达哈里发受突厥卫队的胁迫，北迁萨迈拉，在这里建立了一座比巴格达更为巨大的城市。然而五十多年后，都城又迁回巴格达，萨迈拉的瞬时性遗存，成了研究阿拔斯城市格局最重要的范本，萨迈拉因此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前往萨迈拉的路上，气氛非常诡异，几乎一个居民点都没有——据说这是“伊斯兰国”短暂逼近巴格达后，在清剿行动中被清除了。旁边的乘客是个警官，我就跟他吐槽在检查点斗智斗勇的过程。他拿出一把手枪，说不必害怕。就这样，车甚至一次都没停，直接“杀”到了萨迈拉城北的螺旋宣礼塔下。
萨迈拉是我走遍伊拉克，唯一看到有游客的地方。一位来自苏雷曼尼亚的警官说我一个人太危险，他可以陪我。我们一起爬到52米高的宣礼塔顶，迎着四面吹来的狂风，俯瞰老城中阿里哈迪清真寺的金顶，和波光粼粼的底格里斯河，觉得一路走来的艰苦都值了。如果知道这将会是最后一次以欣赏的眼光打量伊拉克，我想我会多待会儿，让时间停驻下来。
之后，出租车又被检查点拦住，我也没当一回事儿。然而这次的时间又拖长了，从下午6点到了晚上10点，我才见到了管事儿的军人，他要留我在这里过夜。当时我就又急哭了，被拍下了那张广为流传的“恐怖分子被抓获”的照片。
哪怕又哭了，我还是以为这是一次普通的例行检查；哪怕当晚睡觉时是被手铐铐在床上，我也没有在意。第二天一直到车开进监狱大门，我都没有察觉到异样。直到看见那挤满了犯人的牢房，并被几个大汉抓起来扔进去的一刻，才意识到——我要蹲班房了。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翻出了好多在伊拉克监狱里跟狱友们秘密交谈的小纸条，都是从纸箱子壳扯出来的纸，眼泪差点又涌出来。想起在狱里给他们讲唐玄宗的爱情，唱着《长生殿》里的句子“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他们也就纷纷拿出袖里掖着、屁股底下藏着的老婆的照片给我看，一下子让气氛从五十度的炎夏变得如同北方冬天般让人瑟瑟发抖。此生大约是无法再见了，他们连活着都变得如此奢侈。
编者按：2015年7月，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拓只身赴伊拉克旅行，途中被伊拉克军人扣押14天，惊动中国驻伊使馆，随后被释放，回国后一度在社交网络销声匿迹。时隔4个月后，刘拓首次讲述了他的经历。
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但其中每个节点都有着不一样的惊心动魄。刘拓说，在伊拉克，每个人就好像风中飘零的叶子，被无数种不可控的力量支配着，而那种对命运的无力感，随着旅行的进程越发浓重。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微信号：nanfangzhoumo
曾站在土耳其马尔丁的老城里向南眺望，延伸开去，美索不达米亚、幼发拉底、底格里斯，这些因为拗口而透露着神秘但伟大的名字，将伴随着镜面般的两河平原直到1500公里以外的波斯湾——它们和伊拉克这个充斥着战乱的国家联系在一起。身在马尔丁的我，和两河文明咫尺之遥，却可望而不可即。
随着突然崛起的“伊斯兰国”，更让人丧失了等待局势好转的希望。尼姆鲁德、尼尼微、哈特拉，这些拟定游览名单时还完好的古迹，在一段段由IS发布的视频中化为齑粉，这对学习考古的学生来讲，都是让人肝肠寸断的煎熬。幸而伊拉克南部地区虽然时常遭受恐怖袭击，毕竟未陷入叙利亚那样的内战状态；而且，伊拉克政府为了宣示对抗“伊斯兰国”的决心，还毅然重开了关闭12年之久的国家博物馆。借着这个契机，我在做了半年的准备之后，选择比较安全的夏季斋月向巴格达进发了。
1，巴格达：曲折开端
前往巴格达，我选择从德黑兰转机。夏日的中东，万里无云。由东向西，扎格罗斯山的峰峦从机翼下消失，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铺展开来。飞机持续下降，一条曲折的河流从天边缓缓移动到眼前。我不由得惊叫起来——这就是底格里斯！飞机平稳降落在河西的巴格达机场，机舱内响起热烈的掌声，人们齐声念起赞颂安拉的经文——这一场景在之后乘坐汽车、火车时出现了很多次。
走出机场大门，一股热浪几乎将人掀翻。虽然之前有过心理准备，但是巴格达夏季50摄氏度的高温，不身处其中很难想象，好像三米之外燃起熊熊大火，风还从着火处往人身上吹。
已经是下午五点，我找了一辆的士进城。路途的艰难远远出乎我和出租车司机的想象——巴格达路边检查点实在太多。在城郊，大概三四公里就有一个；进了城区，不到一公里就有一个。本以为拿着人畜无害的中国护照就可以轻松通过，却带来不少意想不到的麻烦。因为参与“伊斯兰国”的人员有大量来自中亚地区，外貌特征和中国人区别不大。于是每一个检查点都要对护照和签证页的真伪反复查验，有的甚至要把我关进小黑屋，等待上级的指示。这种怀疑虽然靠我持续不断的解释，一次又一次化敌为友，甚至我在沿途遇到的最慷慨无私的帮助，都是来自被我出行目的所感动的伊拉克军人；然而它始终如定时炸弹一般，还是在行程的最末引爆了。
2，卡尔巴拉：什叶圣地
只想尽快逃离巴格达的我，在晚上十点多到达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斋月的圣城，深夜依然人头攒动，灯火通明。密集的人流在拥挤的小摊位中喧闹地穿行——气氛一下子变得放松下来，我甚至可以放心大胆地拍照。事实上，在卡尔巴拉、纳杰夫和巴士拉的三天，是我在伊拉克仅有的不被军队和警察骚扰的日子。
卡尔巴拉有伊玛目侯赛因的圣墓。一年前，我曾在伊朗马什哈德的伊玛目礼萨圣墓中和神职人员聊天，他们谈起卡尔巴拉，都是眼含热泪。公元680年伊玛目侯赛因的殉难，是什叶派产生的根源。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分离本以纯粹的世俗政治争斗为开始，却最终发展为两派在宗教、哲学等各方面的分歧。而这些主要因为殉难而引发的崇拜，使得什叶派的圣墓场所总是流露着浓浓的悲戚气氛。
进入圣墓，已经是晚上11点，然而里面的人口密度，还是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圣墓外墙和内部建筑之间，原本是个广场，现在全部用大棚盖上，成为室内空间，供应着充足的冷气，数不清的信众坐在地上阅读古兰经，或者面向麦加跪拜。进入中心建筑，更是挤得水泄不通，几乎脚不沾地，就被人流涌向圣棺扑去。满墙满顶的镜子装饰和一个又一个繁复的水晶吊灯，摄人双目，但这些都不如那震耳的哭声与叫喊声惹人注意——上百人围绕圣棺转圈，激动而又秩序井然地对其触摸、亲吻。有人嘴里叫着侯赛因的名字，声嘶力竭地哭喊；有人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垂泪；大多数人以那种悲戚中带着幸福的面容在祷告，这已足以震撼我的心灵。
晚上12点，才从圣墓出来。很快就有人问我是从哪里来。得到“中国人”的答复以后，我沿路收获了大量免费的红茶、点心、干果、各种合影——这是我未来数天旅行的常态。常态的事情还发生在白天，不管是任何一个城市，走在巷子里，每隔一两分钟就会有人在路边的窗子问“守斋吗”，回答“不守”，就问“要喝水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立刻从屋里端出一大杯冰水，愉悦地看着我喝下去，整个过程是那么自然。
3，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一片坦荡荡
当我第一次白天坐车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奔驰时，总是兴奋地不停按快门，然而过了三天，基本就不拍了，因为伊拉克南部的景色太单一。两河平原之平，从巴格达到巴士拉五百多公里，海拔只下降了二十余米，不论在郊外的什么地方远望，天际线都像尺子画的一样平；天与地的交合处，是疏落的椰枣树林剪影。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伊拉克早期城市形成的土丘遗址能找到那么多——因为在这样平坦的大地上，突然出现一个哪怕只有5米高的土包，10公里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与我之前想象的不同，伊拉克南部的公共交通非常发达，这种发达主要由合拼出租车完成。进入任何一个汽车站，满眼望去都是黄色的出租车，司机们在车前叫喊着要去的地方，凑够四个人就能发车。
坐上去希拉的车，下午的时间，准备都留给巴比伦。希拉在卡尔巴拉东部，不到一小时就可到达。我吸取了前日被检查点折磨的教训，远远看到检查点，就用头巾缠住脑袋，倒下做睡着状。大部分检查点只是远远扫视车内有没有可疑人员，看不到我的脸，自然就畅行无阻。然而，每个城市的边缘，都会有一个强制下车查身份证的站点，这是逃不掉的。这个下午虽然侥幸过关，却在之后连栽跟头。
4，巴比伦：体会两河文明
巴比伦遗址在希拉城北五六公里，进去第一眼望见的，却是萨达姆在山顶修建的行宫。正是下午三点最热的光景，一个人在五十多度的骄阳下，四望寂然，只能听到热气从地面蒸腾的声音；伴随着这种萧条，是景区精致的树木花草，宽阔整洁的柏油马路——这里曾经游人如织。
巴比伦可能是大多数国人对伊拉克古迹的唯一认知，从地理上讲，两河文明的区域向南至波斯湾入海口，溯源则沿底格里斯河至尼尼微城一带，向西延伸到叙利亚的埃布拉城。在地理和文化上，大体以今天的巴格达-萨迈拉分界，南部称为巴比伦尼亚，北部称为亚述。巴比伦尼亚又以圣城尼普尔为界，分南北两个部分，南部称为苏美尔，北部称为阿卡德，巴比伦城位于北部的阿卡德地区。
现在看到的巴比伦，是在汉谟拉比的古巴比伦废墟上重新建立的。古巴比伦历尽磨难，最终在公元前689年被亚述夷平之后，开始缓慢的重建工作。其后，迦勒底人入主巴比伦，城邦实力逐渐增强，终于在公元前612年，联合伊朗的米底军队攻陷亚述首都尼尼微。及至两河流域最后一位伟大君主尼布甲尼撒二世即位，对巴比伦城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建设，使这里成为西亚乃至全世界同一时期最为伟大、富庶的城市。
巴比伦城大体为长方形，跨幼发拉底河东西两岸；内城东西约三公里，南北两公里；在河东内城之外，还有更大的一圈外城。然而现在可以看到地面遗迹的面积很小，主要集中在东城最北侧，包括南宫、北宫、伊什塔尔门等。南宫以南1公里，曾经是城里最高的塔庙建筑，被很多人认为是巴别塔的原型，然而现在只有一个方形的略高于地面的土台。
我沿着大路向北走去，很快就看见了尼布甲尼撒南宫那堵雄伟的复建城墙——这是萨达姆时期重建巴比伦城的一大“功绩”，其实却是破坏了遗址；继续往前走，见到一堆破砖烂墙的北宫，我内心难掩翻滚的激动，钻过铁丝网跑到遗址上——这是巴比伦的泥砖墙！踏上两河文明的第一步，就从这堆泥砖开始！当时是下午四点，我连出租车司机送我的两瓶水都喝完了，此时却全然忘却了高温和口渴，像个未经人事的小孩，兴奋地在残墙间爬高窜低，寻找合适的角度查看遗址结构。平坦的大地上，刮着能把一切植物燃烧起来的风，那风回旋在这天地间只有我一人的泥砖遗址上，仿佛能让人听到2600年前的回响。
两河下游是全世界最缺乏石头的地区之一，在巴比伦尼亚三千年的文明史上，直到这最后的辉煌，也没奢侈到使用石头建造宫殿；所以泥砖是两河建筑的特色。有些砖上刻有楔形文字，通常包含着国王的名字，成为两河建筑断代的有力证据。常常有人讨论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谁更牛逼的问题，不能不说，从建筑上讲，两河的观赏性比埃及差得不是一点半点。泥砖建筑的外立面装饰非常单一，基本只能靠砖的叠落形成凸棱凹槽，砖雕的运用，发现的实例也并不多。然而例外总是有的，巴比伦的伊什塔尔门，就是泥砖建筑的杰作。
在德国柏林的西亚博物馆，有座以蓝色为基色的装饰着一行行公牛和角龙浮雕图案的大门，就是从巴比伦遗址运到德国组装的伊什塔尔门的上部——这是尼布甲尼撒二世统治后期，在原泥砖城门的基础上向上加垒而成的。20世纪初德国考古学家科尔德威除了收集所有散落的釉砖，完成拼图，也将下部城门完全发掘出来，至今留在原地，成为巴比伦尼亚地区最为壮观的两河时期古迹。我沿着台阶缓步向下，走到那两堵布满浮雕的砖墙中间，西斜的太阳，将角龙和公牛的轮廓，勾勒得层次分明。仍然是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我走在2600年前的地面上，走在2600年前的城门洞中，这一刻最让我有穿越感。
离开遗址后，我又上山去看萨达姆行宫。这座行宫位于人工垒成的假山丘上。本来以为会戒备森严，谁知大门四敞，随意进出。建筑内部嶙峋幽深，落满灰尘，每走一步，都传来极为空旷的回响；一切富丽堂皇的细节装饰和可以移动的物品都在2003年萨达姆倒台后被哄抢一空，但仅仅是剩下的木质吊顶和屋顶画，足以让人感到昔日的奢华。在这数千平米有着十几个巨大厅堂的建筑中穿行，一个拐角，突然看见一个拿着冲锋枪的士兵坐在那里，吓得我魂都没了。士兵问了我是哪里人后，让我别动，飞快跑到里屋，我害怕他会拿出一副手铐来。然而他却拿出一大杯漂着冰块的水，50℃高温下两小时没喝水的我，感动得眼眶都湿了。
日已西斜，到了离开巴比伦的时候，我往大门口走去，没有出租车了。正在这时，一辆轿车从景区内开出，二话没说把我拉上车，绕路送到希拉汽车站。找了合拼出租车去迪瓦尼耶，准备明天去圣城尼普尔。
5，迪瓦尼耶：六小时拉锯战
夜幕降临，心里暗喜又可以像昨天从卡尔巴拉到希拉那样蒙混过关。谁知到了必须下车的检查站，士兵看了我的护照，脸色十分凝重，我暗觉不妙，就这么在屋外僵持了一个小时。然而司机和其他三个乘客一句抱怨的话都没说，就那样静静地等待——在后面的行程中，我遇到了很多次类似这样的事。事后想起来未免惭愧，因为我的冒失前往，不管是给平民百姓还是警察军人，都造成了莫大的麻烦。
士兵让出租车先开走了。接下来，我不断解释自己的来意，但他们不会说英语，一点用也没有，我懊恼极了——没有想到之后这样的懊恼会成为麻木。在伊拉克，每个人就好像风中飘零的叶子，被无数种不可控的力量支配着，个人的努力，没有任何作用——那种对命运的无力感，随着旅行的进程越发浓重，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念诵后来在监狱学的一句话——银沙安拉乎（大意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就这么耗了三个小时，他们的上级领导才过来。看了看签证，很洒脱地就把我放走了。士兵们一下子变得对我非常友好，让我在检查点吃了顿免费晚饭，然后在路边拦车把我带去迪瓦尼耶。
已经是晚上11点，身上的汗早已结成盐壳，我劳累得说不出话。然而迪瓦尼耶的旅馆可不如卡尔巴拉那么好找，出租车始终在城外徘徊，停了好几个看起来非常高档的酒店，一晚的价格都在150美元以上，实在远超我的心理价位。我不停地跟司机说去老城、去老城，但是司机始终不明所以，急得我几乎敲破了膝盖。司机大约觉得我的神智有些不对，竟然又把我送回检查点。
这下子又加重了军人对我的猜疑，又审问了一个小时，终于知道我是要找便宜旅馆，于是又拦了一辆车。这回当车子开到一个局促而繁华的地方，我就狂喊停车。然后拖着行李箱，在满大街黑袍女白袍男的目光中，毅然冲进一条看着顺眼的巷子——这里果然有个旅馆，只要人民币40元！然而我还没来得及看房，两个便衣警察就尾随而至，要跟我谈话！
又是一次从头开始的解释，晚上整整六个小时的拉锯战，让我彻底崩溃。凌晨两点，我在警官面前号啕大哭，说我的护照是真的，我的签证是真的，我的来意是真的，我给他们翻看巴比伦的照片、卡尔巴拉的照片，看用来问路的一包景点图片。我知道现在来伊拉克并不正常、的确让人怀疑，但我并不知道，证明自己不是恐怖分子有这么困难。两个警官看到我哭，言语也渐渐软下来，最后竟紧紧抱着我，让我原谅他们的苦衷。后来我到了监狱，才真正理解了他们。在伊拉克，极端分子很可能伪装在一副人畜无害的外表之下，真实的护照、真实的签证，并不能说明你到底是谁。
6，纳西里耶：前方有枪响
前往纳西里耶的路上，我见识了沙尘暴。路上的能见度不到50米，但出租车还保持着120+的速度。被路边检查点截停时，大约500米远的地方突然响起了枪声和喊叫声，视线全被黄沙遮挡，什么都看不见，我吓得赶紧趴了下来。枪声持续了大约20分钟，停止以后，士兵们用“看你小样还敢不敢过去”的神情看着我。再一次弄到晚上十点，他们还是没法做决定，于是把我送到了市长办公室。
我大概是见到了级别比较高的官员，一句话的事，问题就全解决了。官员向我表示抱歉，请我吃了晚饭，还让我住在一个警官家里，第二天早上开车送我去乌尔。伊拉克就是这样的国家，既会遇到最险恶的怀疑，也会遇到最无私的帮助。
警官家里，女眷们都回避了。屋子很大很整洁，但家具很少，甚至连床都没有，显得空空荡荡。但他们家竟然有男仆，警官让仆人帮我洗衣服。我也实在太累，衣服没洗完，就倒在地毯上睡了过去。
还没睡俩小时就被叫醒，我几乎在梦游状态中吃完了封斋饭，虽然我不是穆斯林，也只好跟他们做晨礼，然后倒头又睡。早上6点，警官说，起床出发啦！我心里比较郁闷，难道就要以这种精神状态，去迎接伟大的乌尔城吗？
7，乌鲁克：旅行箱失而复得
乌尔和乌鲁克出土了苏美尔文明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建筑物和文物。学界基本公认，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出土于乌鲁克遗址，比埃及的象形文字还要早一二百年。
扬沙早已消退，迎来了到伊拉克以来天空最蓝的一天。乌尔塔庙的月神南娜塔庙残高仍有二十多米，大台阶面朝东侧，在晨光下熠熠生辉。看到这种景象，精神为之一振。
离开了乌尔，迅速转到乌鲁克（还在另外一个省）。到了门口，看门大爷告知，这里不卖票，必须去50公里外的萨马沃文物局申请批准并购买门票。万万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规定，只好多出了大约200块人民币，到城里打个折返。
进入遗址又被检查点拦下。就这样弄到了下午三点，他们终于放我走了。等走到屋外，我傻眼了，出租车没了！我的箱子还在上面呢！几天的委屈积累起来，我又急哭了。士兵们脸上也尽是不好意思，却胸有成竹一定能帮我找到箱子。一个小时以后，终于拿回了我的箱子，埋怨和感激，汇成了无语。
下午五点，警车带我一气儿冲进了遗址。乌鲁克大体是个直径3公里的圆形城市，遗址最密集的中心区，也有1.5公里的纵深，完全原生态的状态，每一脚都会深深陷进滚烫的土里，行走起来极其消耗体力。最值得一看的就是伊南娜圣区，是出土最早文字的地方。至今，在这一区域的地面上还能见到大量陶制的钉子状物体，这是乌鲁克文明最早期的一种建筑装饰——它们在墙上拼成各种图案，称为锥状马赛克。我坚持着走了一个折返，差点昏倒在路上。太阳渐渐地沉向地平线，望着那些矮矮的土墙拖出的长长光影，想来要是没遇到检查点的周折，中午12点就进入这里，哪里有这么满足的体验？
8，萨马沃：阿里之夜
萨马沃可能是伊拉克南部诸多省会里最小的一个，一条公路穿城而过。一到这里，我迅速瞥见了街边的旅馆，一个猛子就扎进去，为的是不被便衣警察看见。然而过了没一会儿，两个便衣出现了——不能不说，伊拉克的眼线真是无处不在。幸亏这回有个很会说英语的老大爷帮我说话，最后警察抱了抱我，就满意地离开了。
和老大爷边吃饭边看电视，镜头一直在直播纳杰夫阿里圣墓，无数信众在墓前呼喊口号。我掐指一算，这天是7月8日，斋月第十九天，是伊玛目阿里公元661年在库法大清真寺被人刺杀的日子。这时老大爷的情绪变得非常激动，说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因为阿里才有的，饭是阿里给的，桌子是阿里给的，房子也是阿里给的，然而阿里却被人那样残忍地杀害，说着说着，滚下泪来。
老大爷一定要拉我去看城里的游行活动。已经是晚上十点了，窄窄的街道上，聚集着数以百计的民众，突然一支由小孩子扛着大旗的队伍走了过来，队伍最中间是四个抬着阿里圣棺的人。所有人都在喊着口号，还有很多人拿出铁刷，在自己身上抽打，来模拟阿里受到的苦难。游行队伍走了以后，他又拉我去街上免费的饮水点、小吃点，每拿一样东西，就告诉我这都是因为阿里才免费的。他说今晚全城的人都不睡觉，游行要在全城进行六轮，一直到天亮，这些也都是因为阿里。他还极力怂恿我也不睡觉，去观赏这一盛况，然而我实在是撑不住了。
9，巴士拉：唯一安宁的一天
没有任何检查点，甚至没有任何停顿，在日出的光芒中，我来到了伊拉克最南端的巴士拉城。巴士拉在两伊战争之前，城里运河纵横，有“中东威尼斯”的美称。
由于之后要转乘火车，所以一到巴士拉，第一件事情就是到火车站。出租车开到一个门脸只有公厕大小的建筑跟前，说这就是火车站了。进去一看，竟然停了好几辆十分高级的白色火车。伊拉克的铁路系统在奥斯曼土耳其时代就已经开始规划，作为沟通伊斯坦布尔到波斯湾的捷径，在上世纪40年代建成。海湾战争以前，这条铁路北通土耳其，西通叙利亚。但连年的战争破坏了铁路设施。几年前，中国接手了伊拉克铁路修复工程，原本计划在2014年开通摩苏尔到巴士拉长达一千多公里的铁路客运。但“伊斯兰国”对北部的占领打乱了这一计划，目前仅有巴士拉到巴格达段正常开通。
在票房问了一下火车班次，一天竟然有五班车，最末一班晚上7点开出，早上3点到希拉。时间非常合适。
接下来一整天时间，就是在巴士拉游荡了。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波斯湾的海岸线大约还在现今的乌尔一带，其后的四千年，由于泥沙淤积，海岸线前推到了巴士拉以南，原本不交汇的两河，也在新形成的土地上交汇成阿拉伯河。巴士拉的土地很新，是伊拉克少有的没有早期遗迹的省份。正因为此，这一天也是难得悠闲。
10，巴士拉到巴格达：深夜跳火车
中国援助的这批火车很高级，车上还有电压稳定的充电插头，且跟国内的制式一模一样——说到这里，不能不感慨伊拉克混乱的插座类型，在这里你几乎能找到世界上所有的型号。宽大的四人间只有我一个人，空调开得我穿上了外套——这是我到伊拉克以来住宿条件最好的一天。但火车票十分便宜，四百多公里的路程，卧铺只要人民币60元左右（档次基本相当于中国的软卧）。
列车上座率出人意料的低，我沿着车厢走了五六节，只有卧铺车厢有大约100个乘客，而占了列车一半的硬座车，有着类似国内高铁的炫目设施，却是空无一人——据说，这是因为过去十多年政局动荡，针对火车的袭击比较多造成的。但当我走到了列车中央的餐车，这里却是开party一般热闹。
看见列车上竟然有外国人，整个车厢都沸腾了。几桌乘客纷纷要跟我合影，接下来就是争抢我跟他们一块吃饭。我在这里吃到了到伊拉克以来最丰盛的一顿，却更感动于几桌陌生人自然而然地交换食物，好像一家人一般。最后，大家伙竟高兴地在车厢唱起歌跳起舞。
再次确认列车正点3点半到希拉，我把手机、相机都充着电，心满意足地睡去了。我3点起床，慢慢悠悠找到列车长，问希拉还有多长时间到。谁知列车长说，列车不小心开快了，20分钟前已经通过了希拉！
我差点又被搞崩溃了，然而还算镇定，大不了下一站下就行，于是回屋赶快收拾东西。谁知列车员奔过来说到站了，拉着我就往车门口去。我叫喊着拉杆箱还没拿，他说他帮我收拾。到了车门口处，列车时速降至10公里，列车员轻描淡写地让我跳车。我纵身跳进一片夜色之中，箱子在离我一百米远的地方扔了下来。
经历了整整一天的平静生活，一下又被这突变搞懵了，愣了一会儿神，开始摸黑清点东西。充电器、相机、护照都在，我松了一口气——然而，手机不见了！
我当时没感到特别慌张，觉得手机肯定在列车上，决定找个车去巴格达截火车。非常幸运，站外停着一辆。趁着夜色前行，也就没有检查点干扰，清晨6点就到了巴格达火车站。
按照常情，火车通常是比汽车快，所以我急得要命，生怕火车先到了。结果进了站，连火车的影子都没有，甚至连人影也没有。费了好大功夫找到办公室，没想到接待我的是一个英语很好的女士——这是我在伊拉克第一次和女士说话。
到了8点钟，火车才缓缓进站，算来这100公里路程，竟然开了5个小时。我焦急地上车去找，然而还是没有！好心的女工作人员安慰我，说如果找到了她会通知我，而我如果遇到任何问题，哪怕是没钱了，她都会为我提供帮助，这下子又快把我感动哭了。
终于在到达伊拉克6天之后，开始在巴格达城内游览。巴格达是两河地区建立最晚的大型城市之一，公元762年，阿拔斯王朝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将首都从库法搬迁到新建的首都巴格达，其后除了九世纪下半叶短暂迁都萨迈拉外，这里充当了伊斯兰世界将近500年的中心，直到公元1258年末代哈里发被蒙古入侵者杀死。曼苏尔在底格里斯河西修建了一座正圆形的城市，宫殿在圆心处，街道放射状分布，史称巴格达圆城。目前，圆城已无迹可寻，存在的老城区，一片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一片是西岸圆城以北围绕什叶派第七和第九位伊玛目圣墓修建的卡济米耶城区，伊拉克政府也希望将巴格达城申报为世界遗产。
在巴格达寻找旅店，比在纳杰夫、卡尔巴拉这样的城市困难得多，几个著名的大酒店如曼苏尔、喜来登，价格奇贵。忽然想到卡济米耶圣墓区应该同前两个圣城类似，果然，沿着老城街道全是面向外国人开放的小旅馆。然而，我忘了在巴格达，什叶派聚居区是最容易被袭击的。
11，泰西封：坐上装甲车只为拍照
住在什叶派聚居区，我开始打听泰西封怎么去。得到众口一词的答案——不要去，那边都是逊尼派，特别危险，并且做出杀头的姿势。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什叶和逊尼这样直白地互相惧怕。在主要是什叶派的伊拉克南部，他们谈到逊尼派会说：我们是兄弟，那些不重要；但是在巴格达，说辞就完全不一样了。
然而泰西封不可能不去，它在巴格达东南50公里的马尔丹市附近，打车应该一个小时就能到。我去除了身上所有和什叶派有关的纪念物，半夜四点到达汽车站，给人民币300元往返，很快有车答应了。
趁着夜色前行，在天快亮的时候，我被一个检查点截住了。在这里遇到了到伊拉克以来英语最好的一个士兵，他说那个城市确实比较危险，他要把我的护照收走，防止路上被抢，让我速去速回。
我们到了遗址门口，太阳正好升起，金色的阳光，把朝东的拱门照得一片灿烂。敲开大门，工作人员同意我进去，但是不能拍照。这么重要的遗址，怎么可能不拍照！于是我在门口和工作人员磨，还是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最后门都关上了。司机是什叶派，脸色开始变得难看，一个劲儿催我快走。我说我可以给你加钱，但是不照相我是绝不会走的。司机说我不走他要走了。我想着钱还没给，他不可能走，结果还没回过神来，出租一溜烟跑了。
一个人孤零零站在大门口，确实有点害怕。突然间，不远的城镇里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枪响，我下意识就想找地方躲，但是眼前是光秃秃的围墙，站在哪里都非常显眼。枪声过了五分钟才停止，之后又是彻骨的寂静。望着来时那长长的土路，觉得武装分子就要杀过来了！
我再次把工作人员叫了出来，他说到南边那个清真寺开个证明就能照了——其实就是想把我这个麻烦人支走。但我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走到那个清真寺，几个士兵坐在门口，果不其然，又被扣押了。这次我连护照都没有，士兵发现这一点后，似乎抓到了现行恐怖分子。我用所有能想到的肢体语言努力争辩，半个小时后，他们似乎明白了，打了一个电话。
一刻钟后，收我护照的士兵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面前，一个劲儿跟我道歉。拉我上车后，他说文物局不让拍照，只好把我送走。这时车速还不快，我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想要打开车门跳下去。士兵这回真被我的锲而不舍打动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像做梦一般。士兵把车开到了军营，叫了他的两个弟兄，把我请到了一辆装甲车内。装甲车顶上开了盖，架着一挺冲锋枪。他的一个朋友开车，一个朋友坐在车顶，握着冲锋枪，就这样呼哧哧开到遗址门口。看门的吓坏了，没等士兵说话就打开了大门。士兵非常豪迈地跟我说：不用感谢我，是这辆车有面子！
泰西封作为希腊化之后近东最重要的城市，充当了帕提亚安息和萨珊波斯两个大帝国将近400年的首都。现存的这座拱门建于六世纪中叶的萨珊时期，是这个一代名都唯一的遗存。它其实是一座比现在大得多的宫殿的前半部分，高30多米，横跨将近25米，但拱壁不足一米厚，如此工艺让人叹为观止。
拍摄接近尾声，几个士兵过来要跟我合影。英语最好的士兵告诉我，他父母都已经到了美国，他在美国上的大学，但因为国家有难，毅然回国参军。
12，巴格达：爆炸发生在旅馆边上
下午返回巴格达闲逛，忽然正北方向腾起了一朵黑色蘑菇云。很快消息传来，说爆炸发生在卡济米耶圣墓附近——我心里一紧，希望我的旅馆没有被炸掉。回国以后我才知道，这次袭击由“伊斯兰国”策划，都发生在什叶派聚居区，死了三十多个人。
巴格达的地理位置确实神奇，它位于两河最靠近之处，古代是亚述和巴比伦的文化界限，现在又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界。在这座逊尼派和什叶派人数最为均衡的大城市，巴格达以北以西，主要是逊尼派，而南部多是什叶派。什叶派占伊拉克人口的60%以上，但在萨达姆时期，是逊尼派少数统治多数，什叶派的生活比较悲惨。新政府成立以来，什叶派当权，对逊尼派不无打击报复。这一点在我进入监狱以后，感觉越发深刻。
在巴格达，很容易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隔膜，并不平静的表层下汹涌的暗流更是拱得人喘不过气来。但是在巴格达公交车上，任何一个人上车，都会跟全车人说一句赛俩目，全车人也会齐声回应一句，那种人与人之间顺理成章的友好，更让人无法理解教派之间的互不信任。
日暮时分，我准备返回卡济米耶。离圣区还有3公里，道路就戒严了。我跟着一大群人，在漆黑的夜色里行走，快到我住的旅馆时，看到路边被炸黑的房屋，掀翻的汽车，还有地上油和血的混合物。但大街上还和前一天一样热闹，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之后老板和食客绘声绘色地跟我演示今天爆炸的情况，仿佛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表演。既然当地人生活要若无其事过下去，我的访古计划，也没必要因为爆炸而改变。
13，萨迈拉：没法逃过的一劫
萨迈拉在巴格达北面一百多公里。公元836年，渐渐式微的巴格达哈里发受突厥卫队的胁迫，北迁萨迈拉，在这里建立了一座比巴格达更为巨大的城市。然而五十多年后，都城又迁回巴格达，萨迈拉的瞬时性遗存，成了研究阿拔斯城市格局最重要的范本，萨迈拉因此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前往萨迈拉的路上，气氛非常诡异，几乎一个居民点都没有——据说这是“伊斯兰国”短暂逼近巴格达后，在清剿行动中被清除了。旁边的乘客是个警官，我就跟他吐槽在检查点斗智斗勇的过程。他拿出一把手枪，说不必害怕。就这样，车甚至一次都没停，直接“杀”到了萨迈拉城北的螺旋宣礼塔下。
萨迈拉是我走遍伊拉克，唯一看到有游客的地方。一位来自苏雷曼尼亚的警官说我一个人太危险，他可以陪我。我们一起爬到52米高的宣礼塔顶，迎着四面吹来的狂风，俯瞰老城中阿里哈迪清真寺的金顶，和波光粼粼的底格里斯河，觉得一路走来的艰苦都值了。如果知道这将会是最后一次以欣赏的眼光打量伊拉克，我想我会多待会儿，让时间停驻下来。
之后，出租车又被检查点拦住，我也没当一回事儿。然而这次的时间又拖长了，从下午6点到了晚上10点，我才见到了管事儿的军人，他要留我在这里过夜。当时我就又急哭了，被拍下了那张广为流传的“恐怖分子被抓获”的照片。
哪怕又哭了，我还是以为这是一次普通的例行检查；哪怕当晚睡觉时是被手铐铐在床上，我也没有在意。第二天一直到车开进监狱大门，我都没有察觉到异样。直到看见那挤满了犯人的牢房，并被几个大汉抓起来扔进去的一刻，才意识到——我要蹲班房了。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翻出了好多在伊拉克监狱里跟狱友们秘密交谈的小纸条，都是从纸箱子壳扯出来的纸，眼泪差点又涌出来。想起在狱里给他们讲唐玄宗的爱情，唱着《长生殿》里的句子“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他们也就纷纷拿出袖里掖着、屁股底下藏着的老婆的照片给我看，一下子让气氛从五十度的炎夏变得如同北方冬天般让人瑟瑟发抖。此生大约是无法再见了，他们连活着都变得如此奢侈。
ISIS招募宣传瞄准中国，录制中文歌号召圣战
作者：黄安伟, ADAM WU
来源：纽约时报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1209/c09chinaisis/
时间：2015年12月9日
来源：纽约时报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1209/c09chinaisis/
时间：2015年12月9日
北京——伊斯兰国一直在世界各地招募成员加入其在伊拉克、叙利亚或其他地方作战的队伍。这些努力现在正向中国延伸。
该组织最近发布了一个用普通话吟唱的新数字录音，呼吁穆斯林“觉醒”，“拿起武器去反抗”。新录音具有这个也被称为ISIS或ISIL的组织以前发布的其他吟唱的特点。
据跟踪圣战组织宣传的赛德情报集团(SITE Intelligence Group)周一的判断，吟唱是伊斯兰国外文媒体部在生活报媒体中心(Al Hayat Media Center)网站上发布的。
这首吟唱或伊斯兰歌曲(nasheed)敦促采取反抗行动，但并没有指明所针对的目标（全文见下）。它也许旨在把十字准线瞄向中国。伊斯兰国领导人、神职人员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 Abu Bakr al-Baghdadi)在2014年7月发布的一个录音讲话中点名中国，称其是“霸占穆斯林权利”的国家之一。
一些穆斯林政治团体、尤其是在土耳其的团体，已经与国际人权倡导者和其他组织一起，谴责中国在西部新疆地区实行的反伊斯兰政策。
许多维吾尔人居住在新疆，他们是讲一种突厥语系语言、主要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维族人说他们受执政汉族的歧视和迫害。
近年来，维吾尔族居住地区的暴力激增，共产党称在该地区面临恐怖威胁。中国官员表示，安全人员曾查获来自国外的、激励维吾尔族人拿起武器的录音材料。就在上个月，中国官员说，安全部队使用火焰喷射器迫使10名“恐怖分子”从新疆的一个山洞中出来，官员认为这些人对最近在一座煤矿制造恐暴袭击负有责任，因此一直在追踪他们。官方报道称，安全人员击毙了28名与煤矿恐暴袭击有关的人（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被打死的人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2010年人口普查时，中国约有1000万维吾尔族人和1000万回族人，回族是中国西北地区常见的一个信奉穆斯林教的群体，他们通常说汉语。他们是14亿中国人中最大的信奉穆斯林教的少数人群体。中国还有更小的、以穆斯林为主的群体，比如哈萨克族和塔吉克族。
伊斯兰国领导人信奉逊尼派穆斯林教的一个被称为萨拉菲主义的极端正统形式，这个形式在中国穆斯林中并不流行。萨拉菲主义者谴责许多其他穆斯林为异端，包括其他逊尼派信徒，而且尤其视什叶派穆斯林为敌人。信奉萨拉菲主义的人数很少，但是，美国的盟友沙特阿拉伯提倡萨拉菲主义、以及与其非常接近的瓦哈比主义，瓦哈比主义的信徒寻求“净化”伊斯兰教中的现代影响。
新发布的中文录音是为其称为“穆斯林兄弟”的听吟诵者制作的，虽然伊斯兰国杀害了许多穆斯林，包括将受害者斩首或活活烧死。
没有可靠信息表明有多少中国人加入了ISIS、或者加入了叙利亚反对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府的其他武装团体，阿萨德的部队已经杀害了大批平民百姓。
巴格达迪在其2014年7月的录音讲话中说，已有12个国家的公民加入到ISIS战士的行列，中国人是其中之一。新吟唱的男歌手带有一丝中国北方或西北地区的口音。
中国前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去年7月下旬曾表示，约有100名中国战士正在中东接受训练或参战。他说，该数字来自国外的新闻报道，尽管没有一家外国新闻机构有中国战士人数的可靠估计。吴思科说，大多数中国战士是维吾尔族人。他并没有具体称他们为伊斯兰国成员。
2014年9月，伊拉克国防部曾在其Facebook页面公布一张亚裔男子的照片，该人身上有伤，脸上血迹斑斑，伊拉克国防部说该人是伊拉克士兵俘获的ISIS中国战士，但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2013年，一个与阿萨德作战的团体发布了一个在线视频，号称视频显示了一位名叫优素福(Yusef)、挥舞着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中国勇士（视频的字幕显示，他的中文名发音同王波）。优素福看上去像汉族人，讲普通话，他说在来叙利亚帮助推翻阿萨德政府之前，曾在利比亚留学，他说阿萨德“惨无人道地屠杀这里的每一位穆斯林，包括儿童和妇女”。
正如其对许多其他国家所做的那样，伊斯兰国一直在刺激中国。上个月，它在网络杂志《达比克》(Dabiq)上表示，已处决了中国人质樊京辉。中国外交部证实了该消息。目前尚不清楚50岁的樊京辉是如何成为人质的，也不清楚他在中东地区干什么。他曾对一名中国记者说，他是个“漂 泊者”，生活中没有依恋。
樊京辉被杀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要打击恐怖主义。但是，与俄罗斯或美国不同，中国没有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进行过已知的军事行动，中国在伊拉克南部什叶派控制的地区有巨额石油投资。许多伊斯兰国的战士相信一个预言中的世界末日前景，他们要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与国外势力决一死战。
下面是这首伊斯兰歌曲的全文：
我们是mujihid/无耻的敌人会恐慌/战死在这沙场上/就是我们的梦想
我们是mujihid/无耻的敌人会恐慌/战死在这沙场上/就是我们的梦想
一个世纪被奴役/留下了耻辱的回忆/无知地沉睡下去/噩梦将会持续
一个世纪被奴役/留下了耻辱的回忆/无知地沉睡下去/噩梦将会持续
起来吧！穆斯林兄弟/现在是觉醒的时期/带上信仰和勇气/履行流失的教义
起来吧！穆斯林兄弟/现在是觉醒的时期/带上信仰和勇气/履行流失的教义
我们是mujihid/无耻的敌人会恐慌/战死在这沙场上/就是我们的梦想
我们只尊守着古兰经和圣训/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前进
我們只尊守着古兰经和圣训/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前进
为主道而战斗/伟大阿拉的命令/拿起武器去反抗/羡慕神的至理
为主道而战斗/伟大阿拉的命令/拿起武器去反抗/羡慕神的至理
我们是mujihid/无耻的敌人会恐慌/战死在这沙场上/就是我们的梦想
伊斯兰的辉煌/遗留在那历史上/让它重返光芒/是奋斗的方向
伊斯兰的辉煌/遗留在那历史上/让它重返光芒/是奋斗的方向
起来吧！穆斯林兄弟/现在是觉醒的时期/帶上信仰和勇气/履行流失的教义
起来吧！穆斯林兄弟/现在是觉醒的时期/帶上信仰和勇气/履行流失的教义
我们是mujihid/无耻的敌人会恐慌/战死在这沙场上/就是我们的梦想
ISIS是21世紀的產物，20世紀的辦法不能對付它
作者：哈光甜（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博士後）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116-opinion-isis-counter-terrorism-haguangtian/
從任何一個角度講，ISIS（伊斯蘭國）都是新的。
雖然我們可以跟從他們自己的宣傳，說他們力求在當代實現一個中世紀的宗教社會──可中世紀的伊斯蘭宗教社會卻是完全的另一個樣子。
人們也願意去追問，ISIS到底是不是「伊斯蘭的」（Islamic），這對於目前爭論的兩方都是焦點之一：批評伊斯蘭的人，願意去將暴力歸結於宗教本身，或者至少在宗教的教條和歷史中找到暴力的根源；支持伊斯蘭的人，尤其是穆斯林，希望將ISIS看作是對宗教的背叛，看作是以伊斯蘭之名行非和平之實──「伊斯蘭這個詞的意思就是和平，所以一個真正的穆斯林又怎麼會屠戮無辜平民呢？」
更進一步，又會有人將巴黎的恐怖襲擊與同時期發生在貝魯特、巴格達和尼日利亞的恐怖襲擊並置，通過國際（尤其是西方）媒體完全不對等的曝光和報導來說明，生命的權利乃至於什麼構成「值得被憐惜和哀悼的生命」，往往取決於你是生活在法國還是伊拉克，取決於你的膚色是白色、棕色還是黑色（這三個膚色，以及更多的「膚色」其實根本不存在）。問題於是再一次變成了對於什麼是「常態（normal）」的討論，變成了「巴格達本來就是一個混亂的戰場，而巴黎則是一個日常的世界」這一類的論斷。
然而，ISIS以及它脫胎於其中的世界，首先改變了什麼是戰爭。
ISIS的出現，讓日常生活戰爭化
「恐怖主義」的核心可能是日常生活的戰爭化，是暴力在全球範圍內的重組，是暴力和社會生活的一種重新結合和相互滲透，是一種新的歷史的產生。
這場戰爭不再具備明確的始終，這場戰爭沒有宣戰也不會有投降。換句話說，ISIS指向的，是一種新的戰爭形式，這個形式不會隨着ISIS或者Al-Qaeda的消失而消失。實際上，這種戰爭形式在21世紀的這十幾年內已經實現了快速的擴張。
任何參與戰爭的力量，即便在實質上是對立的，但在形式上卻是共通的。就像是兩種化學試劑在燒杯中發生猛烈的化學反應，生成的物質反過來徹底重組了原來的兩者。所以「恐怖主義」的核心很可能不是宗教教條、不是狂熱信仰、不是20世紀西方勢力在中東地區種下的苦果，也不完全是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社會不平等導致的極度絕望和膨脹的幻想。
「恐怖主義」的核心可能是日常生活的戰爭化，是暴力在全球範圍內的重組，是暴力和社會生活的一種重新結合和相互滲透，是一種新的歷史的產生。
我們現在或許可以把這種戰爭放到歷史裏面去：如果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19世紀初可以說「戰爭是以另一種手段延續的政治（war is the continuation of politics by other means）」，如果19世紀乃至20世紀種族主義的複雜歷史讓一些知識分子覺得，似乎「政治是以另一種手段延續的戰爭（politics is the continuation of war by other means）」更能蓋括他們的生活世界的話，那麼我們現在或許處在另一個歷史的結點。
或許對我們而言，日常社會生活──而不是慣常的「（國家）政治」──開始成為戰爭本身，甚至不再是「以另一種手段」延續的戰爭，似乎日常生活成為戰爭唯一的場所，成為戰爭最鍾愛的場所。戰爭不再「無意」闖入日常生活，它只能在日常生活中獲得新鮮的血液（你可以當成比喻來讀，也可以按照字面來讀），只能在日常生活中成為它自身。
戰爭去領土化，國境線不再保護歐洲
國境線的封鎖很可能是枉然，因為ISIS可以就在你的國境線內產生。
這不再是20世紀的冷戰，不再是傳統的「意識形態之爭」。
就如馬克思在《霧月十八》中所說，一種新語言的初學者總會將新的語言翻譯成自己的母語，而只有當她完全吸收了新語言的精髓，才會在新的世界中游刃有餘。19世紀中葉的資產階級革命要依靠古羅馬的語言，正如我們為了理解新的戰爭形式卻只能依靠20世紀乃至更早的範式。
當舊語言、舊詞彙和舊理論塵囂直上讓我們覺得似乎時代錯亂的時候，我們幾乎可以確定，一個全新的世界已經到來了──雖然這個世界不但不會更好，很可能只會更糟。
這種新的戰爭形式需要我們找到新的語言，找到新的比喻──這不僅是文學的問題，更是一個徹底的政治問題。新的戰爭形式的一個標誌就是「去領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而意識到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它究竟和所謂的「難民危機」在多大程度上具備社會歷史意義上的不同。
所謂的「難民危機」和「歐洲邊境危機」是兩個相互聯繫但並不相同的東西。就後者而言，歐洲的邊境要遠遠超出領土的界線。在核心的西歐之外，意大利和希臘是邊境的外緣，而更遠的地方，包括東歐以及土耳其和利比亞，則是歐洲核心用以防止移民內湧的最前線。也就是說，以西歐為核心，有至少三層保護圈，層層設卡。
這種關卡甚至以與各地的獨裁者合作為條件：「我們給你錢，支持你經濟，幫你組建軍隊，維持你的政權，但是你要保證讓你的人留在你的土地上，不要讓他們來歐洲」。而各地的獨裁者也願意利用這樣的交易，並且在自己不能如願以償的時候以此來威脅他們在西歐的合作夥伴。但無論怎樣，歐洲的「邊境危機」是一個傳統的問題，是一個以領土和可見邊界為核心的問題。
這個傳統的框架同樣成為當下法國應對恐怖襲擊的最初反應──緊急狀態、關閉邊境。人們仍舊覺得，只要不讓外面的人進來，只要我們可以守衛好我們的邊境，只要空間是可以相互區隔開的──民族國家的機構設置仍舊是有效的，我們就是安全的，我們的日常生活就仍舊是可能的。
但歷史卻不會因為你不具備理解它的語言就停止它的腳步。ISIS不是中世紀的，它告訴我們未來的歷史大約會是什麼樣子。它是21世紀的產物。不可否認它與歷史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在根本上卻是一種全新的東西。如果我們還用西方與非西方、殖民與被殖民的角度看，如果我們腦子裏還是兩個或者多個實體之前的對壘，如果我們還在「文明衝突」或者「文明對話」之間擺動，如果我們覺得在極端右派和「多元文化」之間做出選擇還是可能的話，那就是用20世紀的思維來處理21世紀的事情。
如果你要通過封鎖國境線來嚴查ISIS人員的流入，這就是個誤判。因為ISIS是一種全新的影子組織──它當然有實際的存在，有領土、軍隊、武器和財政，它頒布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警察，甚至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但除了這些20世紀的特徵，它的靈魂、組織精髓和技術都是21世紀的。
國境線的封鎖很可能是枉然，因為ISIS可以就在你的國境線內產生。或許應該把它想像成一種輻射，照到任何有機體上都會讓這個有機體內的一部分細胞發生癌變。癌變的可能內在於每一個健康細胞內，是不需要植入的。
左派知識分子的思考，ISIS從反面實現了？
ISIS沒有意識到，他們做到了一些左派知識分子想做但沒有做到的，但卻是以一種面目全非──實際是嚴格相反──的形式呈現在後者面前。
21世紀的一些左派知識分子，受到「去領土化」的啓發，開始思考新世紀對抗全球資本主義的可能模式，而其中一個觀念便是「共振」或「共鳴」（resonation）。這是一種以聲音為意象的想像，意思是說，當社會革命在一處發生的時候，它的傳播會採取聲波的樣式──不同的點不需要發生任何實際的聯繫，它們會隨着聲波一同振動。
振動的頻率各有不同，所以地方性的反抗千差萬別，但它們卻相互之間都了解，卻不會形成任何實際的連結和統一的組織。一些左派知識分子覺得，這種形式的全球反抗將是未來可能出現的局面。只需要做出一些意識形態上的重組（這裏的意識形態與「洗腦」完全不同），在這些完全不同的反抗和力量之間建立起概念上的「對等關係（relation of equivalence）」，一個新的世界很可能就可以產生。而要完成這個概念工作最後一步的，應該是左派的知識分子──這聽起來和黑格爾寫作《精神現象學》時，自覺絕對精神在自己的文本和概念中得到最終的實現具備驚人的相似點。歷史的終結存在於概念中，而最後的人永遠是知識分子。
這與ISIS有什麼關係？歷史永遠是出人意料的，而它讓你驚訝的方式卻也不是毫無章法。當知識分子覺得「去領土化」和意識形態工作將通向一個理想世界的時候，歷史不但沒有回避這個預測──歷史齊齊整整地把這個理想實現了。
ISIS沒有任何遲疑、沒有任何猶豫地成為了那個烏托邦的聲波，世界各地的行動都宣稱自己是ISIS的一部分，而後者更欣然接納並且將其他並不一定如此明確宣稱的行動也劃歸自己名下。ISIS似乎站在歷史的盡頭向世人宣告：「我們才是最後的人」──而事實上，他們確實也是這樣說的，他們覺得自己是最終審判日前的戰士，他們覺得將有最後一戰，然後世界就會終結。
他們對末世的想像是當代的《精神現象學》，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做到了一些左派知識分子想做但沒有做到的，但卻是以一種面目全非──實際是嚴格相反──的形式呈現在後者面前。我們的理想，在我們提出來的時候，歷史就已經將它實現──在形式上嚴格對應，但在價值和後果上卻完全相反，以至於我們根本辨別不出來，原來那個就是我們自己身處的世界和我們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想像。
好像我們站在一面哈哈鏡前，根本認不出來鏡子裏面的自己。ISIS是一個反烏托邦（dystopia），並迫使我們去想，烏托邦是否還是可能的。歷史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做，它想告訴我們什麼？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116-opinion-isis-counter-terrorism-haguangtian/
從任何一個角度講，ISIS（伊斯蘭國）都是新的。
雖然我們可以跟從他們自己的宣傳，說他們力求在當代實現一個中世紀的宗教社會──可中世紀的伊斯蘭宗教社會卻是完全的另一個樣子。
人們也願意去追問，ISIS到底是不是「伊斯蘭的」（Islamic），這對於目前爭論的兩方都是焦點之一：批評伊斯蘭的人，願意去將暴力歸結於宗教本身，或者至少在宗教的教條和歷史中找到暴力的根源；支持伊斯蘭的人，尤其是穆斯林，希望將ISIS看作是對宗教的背叛，看作是以伊斯蘭之名行非和平之實──「伊斯蘭這個詞的意思就是和平，所以一個真正的穆斯林又怎麼會屠戮無辜平民呢？」
更進一步，又會有人將巴黎的恐怖襲擊與同時期發生在貝魯特、巴格達和尼日利亞的恐怖襲擊並置，通過國際（尤其是西方）媒體完全不對等的曝光和報導來說明，生命的權利乃至於什麼構成「值得被憐惜和哀悼的生命」，往往取決於你是生活在法國還是伊拉克，取決於你的膚色是白色、棕色還是黑色（這三個膚色，以及更多的「膚色」其實根本不存在）。問題於是再一次變成了對於什麼是「常態（normal）」的討論，變成了「巴格達本來就是一個混亂的戰場，而巴黎則是一個日常的世界」這一類的論斷。
然而，ISIS以及它脫胎於其中的世界，首先改變了什麼是戰爭。
ISIS的出現，讓日常生活戰爭化
「恐怖主義」的核心可能是日常生活的戰爭化，是暴力在全球範圍內的重組，是暴力和社會生活的一種重新結合和相互滲透，是一種新的歷史的產生。
這場戰爭不再具備明確的始終，這場戰爭沒有宣戰也不會有投降。換句話說，ISIS指向的，是一種新的戰爭形式，這個形式不會隨着ISIS或者Al-Qaeda的消失而消失。實際上，這種戰爭形式在21世紀的這十幾年內已經實現了快速的擴張。
任何參與戰爭的力量，即便在實質上是對立的，但在形式上卻是共通的。就像是兩種化學試劑在燒杯中發生猛烈的化學反應，生成的物質反過來徹底重組了原來的兩者。所以「恐怖主義」的核心很可能不是宗教教條、不是狂熱信仰、不是20世紀西方勢力在中東地區種下的苦果，也不完全是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社會不平等導致的極度絕望和膨脹的幻想。
「恐怖主義」的核心可能是日常生活的戰爭化，是暴力在全球範圍內的重組，是暴力和社會生活的一種重新結合和相互滲透，是一種新的歷史的產生。
我們現在或許可以把這種戰爭放到歷史裏面去：如果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19世紀初可以說「戰爭是以另一種手段延續的政治（war is the continuation of politics by other means）」，如果19世紀乃至20世紀種族主義的複雜歷史讓一些知識分子覺得，似乎「政治是以另一種手段延續的戰爭（politics is the continuation of war by other means）」更能蓋括他們的生活世界的話，那麼我們現在或許處在另一個歷史的結點。
或許對我們而言，日常社會生活──而不是慣常的「（國家）政治」──開始成為戰爭本身，甚至不再是「以另一種手段」延續的戰爭，似乎日常生活成為戰爭唯一的場所，成為戰爭最鍾愛的場所。戰爭不再「無意」闖入日常生活，它只能在日常生活中獲得新鮮的血液（你可以當成比喻來讀，也可以按照字面來讀），只能在日常生活中成為它自身。
戰爭去領土化，國境線不再保護歐洲
國境線的封鎖很可能是枉然，因為ISIS可以就在你的國境線內產生。
這不再是20世紀的冷戰，不再是傳統的「意識形態之爭」。
就如馬克思在《霧月十八》中所說，一種新語言的初學者總會將新的語言翻譯成自己的母語，而只有當她完全吸收了新語言的精髓，才會在新的世界中游刃有餘。19世紀中葉的資產階級革命要依靠古羅馬的語言，正如我們為了理解新的戰爭形式卻只能依靠20世紀乃至更早的範式。
當舊語言、舊詞彙和舊理論塵囂直上讓我們覺得似乎時代錯亂的時候，我們幾乎可以確定，一個全新的世界已經到來了──雖然這個世界不但不會更好，很可能只會更糟。
這種新的戰爭形式需要我們找到新的語言，找到新的比喻──這不僅是文學的問題，更是一個徹底的政治問題。新的戰爭形式的一個標誌就是「去領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而意識到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它究竟和所謂的「難民危機」在多大程度上具備社會歷史意義上的不同。
所謂的「難民危機」和「歐洲邊境危機」是兩個相互聯繫但並不相同的東西。就後者而言，歐洲的邊境要遠遠超出領土的界線。在核心的西歐之外，意大利和希臘是邊境的外緣，而更遠的地方，包括東歐以及土耳其和利比亞，則是歐洲核心用以防止移民內湧的最前線。也就是說，以西歐為核心，有至少三層保護圈，層層設卡。
這種關卡甚至以與各地的獨裁者合作為條件：「我們給你錢，支持你經濟，幫你組建軍隊，維持你的政權，但是你要保證讓你的人留在你的土地上，不要讓他們來歐洲」。而各地的獨裁者也願意利用這樣的交易，並且在自己不能如願以償的時候以此來威脅他們在西歐的合作夥伴。但無論怎樣，歐洲的「邊境危機」是一個傳統的問題，是一個以領土和可見邊界為核心的問題。
這個傳統的框架同樣成為當下法國應對恐怖襲擊的最初反應──緊急狀態、關閉邊境。人們仍舊覺得，只要不讓外面的人進來，只要我們可以守衛好我們的邊境，只要空間是可以相互區隔開的──民族國家的機構設置仍舊是有效的，我們就是安全的，我們的日常生活就仍舊是可能的。
但歷史卻不會因為你不具備理解它的語言就停止它的腳步。ISIS不是中世紀的，它告訴我們未來的歷史大約會是什麼樣子。它是21世紀的產物。不可否認它與歷史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在根本上卻是一種全新的東西。如果我們還用西方與非西方、殖民與被殖民的角度看，如果我們腦子裏還是兩個或者多個實體之前的對壘，如果我們還在「文明衝突」或者「文明對話」之間擺動，如果我們覺得在極端右派和「多元文化」之間做出選擇還是可能的話，那就是用20世紀的思維來處理21世紀的事情。
如果你要通過封鎖國境線來嚴查ISIS人員的流入，這就是個誤判。因為ISIS是一種全新的影子組織──它當然有實際的存在，有領土、軍隊、武器和財政，它頒布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警察，甚至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但除了這些20世紀的特徵，它的靈魂、組織精髓和技術都是21世紀的。
國境線的封鎖很可能是枉然，因為ISIS可以就在你的國境線內產生。或許應該把它想像成一種輻射，照到任何有機體上都會讓這個有機體內的一部分細胞發生癌變。癌變的可能內在於每一個健康細胞內，是不需要植入的。
左派知識分子的思考，ISIS從反面實現了？
ISIS沒有意識到，他們做到了一些左派知識分子想做但沒有做到的，但卻是以一種面目全非──實際是嚴格相反──的形式呈現在後者面前。
21世紀的一些左派知識分子，受到「去領土化」的啓發，開始思考新世紀對抗全球資本主義的可能模式，而其中一個觀念便是「共振」或「共鳴」（resonation）。這是一種以聲音為意象的想像，意思是說，當社會革命在一處發生的時候，它的傳播會採取聲波的樣式──不同的點不需要發生任何實際的聯繫，它們會隨着聲波一同振動。
振動的頻率各有不同，所以地方性的反抗千差萬別，但它們卻相互之間都了解，卻不會形成任何實際的連結和統一的組織。一些左派知識分子覺得，這種形式的全球反抗將是未來可能出現的局面。只需要做出一些意識形態上的重組（這裏的意識形態與「洗腦」完全不同），在這些完全不同的反抗和力量之間建立起概念上的「對等關係（relation of equivalence）」，一個新的世界很可能就可以產生。而要完成這個概念工作最後一步的，應該是左派的知識分子──這聽起來和黑格爾寫作《精神現象學》時，自覺絕對精神在自己的文本和概念中得到最終的實現具備驚人的相似點。歷史的終結存在於概念中，而最後的人永遠是知識分子。
這與ISIS有什麼關係？歷史永遠是出人意料的，而它讓你驚訝的方式卻也不是毫無章法。當知識分子覺得「去領土化」和意識形態工作將通向一個理想世界的時候，歷史不但沒有回避這個預測──歷史齊齊整整地把這個理想實現了。
ISIS沒有任何遲疑、沒有任何猶豫地成為了那個烏托邦的聲波，世界各地的行動都宣稱自己是ISIS的一部分，而後者更欣然接納並且將其他並不一定如此明確宣稱的行動也劃歸自己名下。ISIS似乎站在歷史的盡頭向世人宣告：「我們才是最後的人」──而事實上，他們確實也是這樣說的，他們覺得自己是最終審判日前的戰士，他們覺得將有最後一戰，然後世界就會終結。
他們對末世的想像是當代的《精神現象學》，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做到了一些左派知識分子想做但沒有做到的，但卻是以一種面目全非──實際是嚴格相反──的形式呈現在後者面前。我們的理想，在我們提出來的時候，歷史就已經將它實現──在形式上嚴格對應，但在價值和後果上卻完全相反，以至於我們根本辨別不出來，原來那個就是我們自己身處的世界和我們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想像。
好像我們站在一面哈哈鏡前，根本認不出來鏡子裏面的自己。ISIS是一個反烏托邦（dystopia），並迫使我們去想，烏托邦是否還是可能的。歷史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做，它想告訴我們什麼？
「東突」一號人物：去ISIS不是我們的目的
作者：侍建宇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130-international-EastTurk/
編者按：巴黎恐襲後，聯合國安理會投票一致通過打擊ISIS。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劉結一除投出贊成票外，還在演講中提到：「打擊東突恐怖勢力是反恐重要活動」。什麼是「東突恐怖勢力」？他們是什麼樣的組織？在哪裏活動？又與ISIS有什麼樣的關係？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學者侍建宇日前與「東伊運」組織的核心人物 --- 亞甫泉交談，以求呈現這一組織的現狀及與ISIS的關係。 本文的意義在於知曉相關新聞核心當事人的想法。端傳媒特此聲明，亞甫泉的言論只代表他個人的觀點，不代表端傳媒的立場。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亞甫泉直接引語中的「東突厥斯坦」即指新疆。
見到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Abdulkadir Yapuquan 後簡稱:亞甫泉)全因一次偶然被動的機會。
七月下旬，我在土耳其的田野調查接近尾聲，從安卡拉回到伊斯坦布爾，只剩行程的最後一項──約見東突厥斯坦教育互助協會的主席。
東突教育互助協會為當前最具影響力的海外維吾爾組織之一。協會經費來自土耳其當地社會與阿拉伯世界的捐贈，總部位於伊斯坦布爾。
根據過去田野實務經驗，絲路上的朋友，從來都記性不好。就算是一個普通的約訪，也要重複確認，三催四請，大家才會把約訪當成約訪。
怕對方沒把約訪當真，儘管正在齋月(伊斯蘭曆第九個月，這一月中日出與日落間不能進食）中的伊斯坦布爾城睡夢正酣，早上十點不到，我便開始打電話給安卡拉的友人，叨擾確認行程。友人很幫忙，聯絡伊斯坦布爾當地的記者，並打電話給約見訪談對象，確認見面地點與時間，要我在旅館先等一等。
這一等，就到了下午兩點多。他們終於抵達旅館，我見到一個不認識的人。他熱情主動與我握手，旁邊的人介紹，他叫 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
一、誰是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
短袖襯衫、西裝褲、一身新疆維吾爾男性常見的標準穿著；配上花白、修剪過的落腮鬍，作為虔誠穆斯林的表徵。
亞甫泉名列中國公安部2003年發布的第一份恐怖份子通緝名單，排位第五。1990年代，他與艾山·買合蘇木(Hasan Mahsum，後簡稱:艾山)在新疆成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突伊斯蘭黨」；或稱「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後簡稱「東伊運」），並擔任該組織副主席。東伊運主張通過聖戰推動「東突厥斯坦」（新疆）獨立建國。
在這份官方認定的恐怖分子名單上，排在亞甫泉之前的有四人，其中有的人已經死亡，有的人淡出運動，也有的人改採和平手段繼續抗爭。
換句話説，現在仍活躍的亞甫泉，可算是頭號「東突 分子」。
接下來的採訪全程以維吾爾語、漢語交替進行，大約兩個小時。獲得亞甫泉的許可，訪談進行錄音，並拍照存證。採訪過程中，亞甫泉態度從容，但用詞遣字仍然留有草莽氣息。有時比手畫腳急促訴怨，有時又刻意放緩，夾雜一些押韻的口號或飾詞。
亞甫泉自我介紹：「我父親名字叫Ahmet，我們維吾爾人把父親的名字放在自己名字後面，所以原來我叫做 阿不都卡德爾·阿合買提(Abdukadir Ahmet)。但是後來，為了紀念家鄉亞甫泉鎮（喀什地區），所以改名叫 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現在大家都這樣稱呼我。」
亞甫泉1958年10月10日出生。1973年讀中學時第一次被捕，據傳是因為偷取槍械。1990年第二次被捕則是因為巴仁鄉事件，兩次入獄服刑時間共計超過十年。在其間，亞甫泉與很多考不上大學，沒有書讀的青年人一樣，也曾入讀私辦的伊斯蘭宗教學校，他透過討論宗教教義反省他在監獄中的經驗，思考自己的未來。
據亞甫泉回憶，在巴仁鄉事件發生前，則丁·玉素甫(Zaidun Yusuf)曾到他家拜訪，跟他講過準備行動的程序與計畫。但他在獄中時，一直堅決否認認識則丁·玉素甫，警察找不到證據，就將他關起來。
亞甫泉在訪談中承認，當時發動巴仁鄉事件有八個原則與目標是由他草擬撰寫的。原始的稿件已經銷毀，大致就有伊斯蘭宗教發展理想、生育政策、建立伊斯蘭學校教育、去除馬克思主義、在媒體電視上講解伊斯蘭教義等等。
他起初向中國中央政府與新疆自治區以及各地區與縣政府寄發這些要求，沒有得到回應。後來法院審判時，他重覆講述了這些要求與原則。但政府一直不知道文檔是亞甫泉草擬撰寫的。
公安部門最終得知亞甫泉起草綱領的情況，是因為當時他用黑色複寫紙寫這些文件，寄到各處。複寫紙亞甫泉忘記銷毀，警察到他家中搜查時，找到了那張複寫紙，看到了上面的複寫印記，成為證據。
亞甫泉説，由於在法院上堅決否認直接參與巴仁鄉事件，他才能存活下來。
1990年代，東伊運組織從新疆敗退，主要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與中國的交界邊境活動，與策劃9.11恐怖襲擊的基地組織(Al Qaeda)一起訓練及作戰。直到2001年，美國開始對基地組織進行全球反恐戰爭，才逼使部分東突勢力向其他地方流動。
根據亞甫泉的自述，在2002年全球反恐 戰爭初始，他與東伊運當時首要領導人艾山起了嚴重爭執。
艾山與伊司馬義打算為基地組織效命，堅守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的根據地。但亞甫泉認為戰場應該在中國新疆。兩人最後決裂，分道揚鑣。2003年，在南瓦濟里斯坦特區(South Waziristan)，接近阿富汗的邊區，艾山被巴基斯坦軍隊打死，伊司馬義被活捉，移交給中共，5年後被槍決。
亞甫泉則帶領一部分維吾爾人馬，從沙烏地阿拉伯，經過埃及、敘利亞，進入土耳其。2003年反恐戰炙熱，艾山被巴基斯坦軍隊打死後，維吾爾人為主幹的東伊運部隊進一步潰散。其中又有一些東伊運的成員與支持者逃入土耳其，與亞甫泉匯合。
據傳中國曾經對土耳其施加壓力，甚至想透過美國、聯合國對亞甫泉進行調查，希望將他以恐怖份子名義逮捕並遣返中國，但並未成功。土耳其政府亦常「勸説、建議」亞甫泉不要參加反華活動與遊行，並沒有給亞甫泉土耳其永久居留權與公民身分。
亞甫泉回憶：「在2008年中國舉辦奧運會期間，我全家人被土耳其政府帶到Kumkapi海邊，然後再去Yozgat，遠離伊斯坦布爾大約七百公里的地方。」
二、「東伊運」是個什麼樣的組織？
歐美研究恐怖主義與維吾爾問題的智庫與學界，大多認為「東伊運」不是一個實際的組織，甚至對東伊運是否存在都存疑。
當筆者問及亞甫泉本人這一組織是否存在時，他直截了當地回答：「東伊運存在。我就是東伊運成員。」
他在受訪中，清楚描述從東突伊斯蘭黨、到東伊運、再到突厥伊斯蘭黨的遞變。據亞甫泉説，當時是他建議則丁·玉素甫，以「東突伊斯蘭黨」的名義來發動巴仁鄉的行動。但是，「東突伊斯蘭運動」的名稱卻是中共發明出來的。
「當時，我們建立『東突伊斯蘭黨』，也有人成立『東突伊斯蘭改革黨』、『東突真主黨』、『東突解放黨』，也有很多行動是以伊斯蘭的名義來號召來發起的。中共可能並不清楚這些組織其實是不同的一些人組成的，於是把這些一連串以伊斯蘭名義作為號召的組織與事件放在一起，集體稱作『東突斯坦伊斯蘭運動』」。亞甫泉説。
亞甫泉解釋説，後來改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而不再稱「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是因為艾山想要號召中亞所有的突厥民族，所以才改名。「但是，我們要建立一個東突伊斯蘭國的最終目的，一直沒有改變。」
當前，東伊運作為實際組織的名稱已經消失，組織結構、名稱都隨著客觀限制而興衰遞變，但精神則被繼承。他們既有真實成員、也有潛在支持者。他們的基本主張是運用武裝暴力手段，在新疆建立以伊斯蘭教為基礎的獨立「東突厥斯坦國」。
東伊運現在可以説是以兩種組織型態，互為表裡的呈現。一方是位於土耳其進行「教育與宣傳」的東突教育互助協會，另一方則是寄居敘利亞，與反抗軍努斯拉陣線(Al-Nusra Front，或譯成「勝利陣線」)結盟的「突厥伊斯蘭黨武裝組織」。
聯合國安理會在2002年的1267與1390決議將東伊運列為恐怖組織，確認東伊運與基地組織的結盟關係，要求所有聯合國會員國凍結他們的資產、禁止旅行、武器禁運、並停止任何建議與訓練合作。
美國在2002與2004年將東伊運分別放上財政與移民管控黑名單，但並未認定東伊運為「外國恐怖組織」（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在美國的定義中，「外國恐怖組織」不僅要符合美國政府定義的恐怖主義的標準，並且要直接妨害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而美國似乎並不認為東伊運對自己構成直接威脅。
自東伊運組織人員轉移至敘利亞後，他們甚少對中國大陸的暴力事件發言。唯有2013年十月的北京天安門金水橋襲擊 及2014年三月的雲南火車站暴力事件發生後，「突厥伊斯蘭黨」發佈視頻對這兩個事件僅表示「評論與支持」，並未宣稱負責。
三、「東伊運」和ISIS有什麼關係？
訪談中，亞甫泉一再強調，「東伊運」的目標並不是加入ISIS。
亞甫泉説，東伊運的目標是「集中力量對中國進行聖戰」，而不是「去伊斯蘭國」。他認為，東伊運與伊斯蘭國在爭奪穆斯林支持者，不要他們進入對方的陣營。
一個名叫Abdulghafur 的「外逃」維吾爾人在接受網路電視Istiqlal TV訪問時，因為受訪鏡頭的背景是一面象徵東突國的藍色星月旗，遭到另外一群穆斯林強烈抨擊，説他是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不是穆斯林。
亞甫泉作為東伊運象徵的領導人物，也有類似的麻煩。亞甫泉是一個「強硬的」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卻不是一個「偏狹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份子。他也多次提及，也有一群人認為他忤逆伊斯蘭國哈里發(Caliph，伊斯蘭遜尼派宗教及世俗政治的最高統治者，這裏指的是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責罵他、甚至以死亡恐嚇威脅他。
為什麼東伊運代表人物們竟然被抨擊不是「真的」穆斯林?
亞甫泉在訪談中闡述自己的理念稱，作為一個維吾爾人，應該要贊同亞甫泉的主張，而不是在伊斯蘭國建立哈里發的主張；「身為一個維吾爾人，應該為東突厥斯坦而奮鬥；如果是一個東突穆斯林，你應該為東突穆斯林而奮鬥」。
但他同時也表示，「東突」與伊斯蘭國哈里發不會有衝突，「我們在祖國東突厥斯坦進行我們的活動，這哪裏有甚麼不對，可是現在有些人反對我的這個意見，有些人還責罵我，甚至恐嚇威脅我的生命安全，認為我『忤逆』伊斯蘭國哈里發。」
亞甫泉説：「真主安拉讓我出生在東突厥斯坦，成為一個維吾爾族人，祂當然不會拿伊拉克的問題來審判我。」
從他的訪談中可以發現，亞甫泉作為還活著的東伊運第一代、也是現階段的領導者之一，他的「維吾爾民族主義」──將他所稱的「東突厥斯坦」(新疆)從中國主權分裂出去的意識──並不來源於，也不同於伊斯蘭國所宣揚的「極端伊斯蘭主義」，而應該是在巴仁鄉事件之前，就讀宗教學校時就養成確立的。他指責中共忘記最初的承諾，不再説各個民族「共同生活」，不再説維吾爾是「東突厥斯坦」的「主人」、「主體民族」，「只想同化維吾爾族」，因此，他贊成世維會及在歐洲、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海外維吾爾群體做出的「有利於維吾爾人未來的言論與行動」。
亞甫泉在東伊運的輩分極高，在維吾爾尊重年長者的文化傳統下，他即使不能直接號令身在敘利亞的維吾爾武裝人員，他的想法也倍受土耳其與敘利亞維吾爾人的推崇，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從阿富汗與巴基斯坦轉移的東伊運成員，大多數參加了敘利亞反政府軍隊伍而非伊斯蘭國。
但是，面對眼前中東伊斯蘭主義的發展，東伊運成員或支持者總會有這樣的困擾：到底是「維吾爾民族主義」重要，還是「伊斯蘭主義」重要?與伊斯蘭國不同，亞甫泉將「解放東突」看做是最重要的目標，將「維吾爾民族主義」擺在最高位，他強調「政教合一的伊斯蘭主義」只是政治動員的方式。換句話説，伊斯蘭宗教因素只是用來説明維吾爾族與漢族的文化差異，作為辯稱維吾爾民族應該獨立建國的依據。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東伊運與伊斯蘭國其實在爭奪穆斯林支持者，不要進入對方的陣營。
四、維吾爾人在敘利亞：「人數足以開戰」
2011年，本·拉登被美國特種部隊殺死後，基地組織運作能力江河日下。
2012年開始，就有號稱突厥伊斯蘭黨（東伊運）的維吾爾人從阿富汗轉移到基地組織的敘利亞分支，也就是努斯拉陣線。據傳，2015年4月，在敘利亞西北部一場攻擊敘利亞政府軍的戰役中，維吾爾人扮演重要角色。綜合來看，加入敘利亞反抗軍的東伊運成員，應該就盤踞在土耳其西南到敘利亞西北的區域之間活動。
2015年開始，中國介入阿富汗和平調停，透過巴基斯坦發動「境外清源」行動，清除當地殘存的東伊運份子，東伊運勢力於是完全撤出並徹底地向其他地方轉移，進入敘利亞。今年十月，巴基斯坦的國防部長Asif也公開宣稱，東伊運在當地已經完全被「清除」。
英國皇家聯合軍事研究所（RUSI）研究員潘睿凡(Raffaello Pantucci)在BBC撰文提及，維吾爾人最近進入基地組織在敘利亞以及其他地方的分支進行作戰。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跨大西洋關係研究所（CTR）研究員Christina Lin提到突厥伊斯蘭黨早在2013年就聲明支持敘利亞反抗軍。並依據源自敘利亞政府媒體的報導，估計陸續轉移到敘利亞的東突分子家庭與戰士當前約有3500人。敘利亞戰地的東伊運領導是Abu Ridha al-Turkistani，他在2015 年於吉斯爾書古爾(Jisr al Shughur)的一場戰役中被殺，現在的帶頭人則不詳。
對於維吾爾人進入敘利亞進行軍事訓練，日本中央大學講師水谷尚子描述的更為清晰。她在《諸君》與《文藝春秋》發表的調查評論稱，近年「外逃維吾爾人」途經土耳其南部Hatay地區，進入敘利亞努斯拉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Free Syrian Army)控制的地區，進行5個月的軍事訓練，全程花費大約500美金。而他們軍事訓練的內容與一般的新兵入伍訓練差不多，只是加入了伊斯蘭色彩：
每天早上5點起牀，隨即開始晨運，進行大約1小時的長跑訓練，然後再開始做穆斯林祈禱早課。訓練期間，由維吾爾人訓練官教導，每天有半天都在學習射擊與武器保護。不定時也會在半夜緊急集合，然後開始急行軍，進行野外求生的演習訓練。他們平常使用多為俄羅斯製的AK-47步槍。由於訓練耗費體力，很疲勞，每晚都準時就寢。有時晚上有閒暇時間，也會有人教他們用阿拉伯語吟唱《古蘭經》以提高士氣。
敘利亞的訓練基地有來自各國的戰士，訓練編組基本以國籍語言進行區分，維吾爾人不會與其他國家人士混編。住宿也是分開，晚上不准四處走動，更不允許與其他國家戰士發生衝突。
水谷尚子對在敘利亞受訓過的維吾爾人進行了訪談，他們抱怨在新疆受過程度不等的委屈。有人的女朋友在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失蹤、有人因為漢族移民來到家鄉農地被徵收、有人因為收留嫌疑犯被警察非法毆打監禁。他們一致控訴，受欺負而無處申冤。不相信北京政府有誠意解決新疆問題，尤其他們認為現在受到不公平對待與歧視，於是希望為建立東突國進行軍事準備。
根據土耳其當地維吾爾社群傳出的消息，當前留置在敘利亞北部靠近土耳其邊界城鎮，沒有加入ISIS，而納編在反抗軍陣營中的維吾爾人，人數可能在3000人以上。
對於目前仍在敘利亞活動的「東突」組織，以及未來發展方向，亞甫泉亦直接講述了目前的現狀：「他們的確從巴基斯坦遷移過來敘利亞。這是一個事實，我們不需要隱瞞。」
他告訴筆者，有些維吾爾人遷徙到敘利亞，是因為「安全」的原因。他們首先要保護自身的安全，然後再為東突獨立而戰鬥。敘利亞「有客觀條件」，讓他們生存下去，培養實力，他們就會在那裏生存，接受軍事訓練。當然不能避免，有時也需要參加一些武裝戰鬥。總之，他們必須要取得武器與作戰經驗，然後回到中國作戰。
「我們現在沒有其他的方法，所以我們只好跑到敘利亞。無論哪一個維吾爾人，世維會的熱比婭、多里坤，都不應該責怪這些在敘利亞的維吾爾戰士。我們沒有其他的辦法，同時我們也不會投降。」
當筆者問及，現在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有多少？未來作何打算？亞甫泉稱，目前「東伊運」沒有現代化的戰鬥機、飛彈或高科技武器，也沒有能力操作這些武器，因此，並沒有與中國解放軍正面作戰的能力，但是「東伊運」可以回到「東突厥斯坦」，製造與當地政府與漢人的衝突與事端。
「我只能説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數足以開戰，有人説有2千多人，但是我知道比這個數目多。」亞甫泉説。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130-international-EastTurk/
編者按：巴黎恐襲後，聯合國安理會投票一致通過打擊ISIS。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劉結一除投出贊成票外，還在演講中提到：「打擊東突恐怖勢力是反恐重要活動」。什麼是「東突恐怖勢力」？他們是什麼樣的組織？在哪裏活動？又與ISIS有什麼樣的關係？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學者侍建宇日前與「東伊運」組織的核心人物 --- 亞甫泉交談，以求呈現這一組織的現狀及與ISIS的關係。 本文的意義在於知曉相關新聞核心當事人的想法。端傳媒特此聲明，亞甫泉的言論只代表他個人的觀點，不代表端傳媒的立場。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亞甫泉直接引語中的「東突厥斯坦」即指新疆。
見到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Abdulkadir Yapuquan 後簡稱:亞甫泉)全因一次偶然被動的機會。
七月下旬，我在土耳其的田野調查接近尾聲，從安卡拉回到伊斯坦布爾，只剩行程的最後一項──約見東突厥斯坦教育互助協會的主席。
東突教育互助協會為當前最具影響力的海外維吾爾組織之一。協會經費來自土耳其當地社會與阿拉伯世界的捐贈，總部位於伊斯坦布爾。
根據過去田野實務經驗，絲路上的朋友，從來都記性不好。就算是一個普通的約訪，也要重複確認，三催四請，大家才會把約訪當成約訪。
怕對方沒把約訪當真，儘管正在齋月(伊斯蘭曆第九個月，這一月中日出與日落間不能進食）中的伊斯坦布爾城睡夢正酣，早上十點不到，我便開始打電話給安卡拉的友人，叨擾確認行程。友人很幫忙，聯絡伊斯坦布爾當地的記者，並打電話給約見訪談對象，確認見面地點與時間，要我在旅館先等一等。
這一等，就到了下午兩點多。他們終於抵達旅館，我見到一個不認識的人。他熱情主動與我握手，旁邊的人介紹，他叫 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
一、誰是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
短袖襯衫、西裝褲、一身新疆維吾爾男性常見的標準穿著；配上花白、修剪過的落腮鬍，作為虔誠穆斯林的表徵。
亞甫泉名列中國公安部2003年發布的第一份恐怖份子通緝名單，排位第五。1990年代，他與艾山·買合蘇木(Hasan Mahsum，後簡稱:艾山)在新疆成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突伊斯蘭黨」；或稱「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後簡稱「東伊運」），並擔任該組織副主席。東伊運主張通過聖戰推動「東突厥斯坦」（新疆）獨立建國。
在這份官方認定的恐怖分子名單上，排在亞甫泉之前的有四人，其中有的人已經死亡，有的人淡出運動，也有的人改採和平手段繼續抗爭。
換句話説，現在仍活躍的亞甫泉，可算是頭號「東突 分子」。
接下來的採訪全程以維吾爾語、漢語交替進行，大約兩個小時。獲得亞甫泉的許可，訪談進行錄音，並拍照存證。採訪過程中，亞甫泉態度從容，但用詞遣字仍然留有草莽氣息。有時比手畫腳急促訴怨，有時又刻意放緩，夾雜一些押韻的口號或飾詞。
亞甫泉自我介紹：「我父親名字叫Ahmet，我們維吾爾人把父親的名字放在自己名字後面，所以原來我叫做 阿不都卡德爾·阿合買提(Abdukadir Ahmet)。但是後來，為了紀念家鄉亞甫泉鎮（喀什地區），所以改名叫 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現在大家都這樣稱呼我。」
亞甫泉1958年10月10日出生。1973年讀中學時第一次被捕，據傳是因為偷取槍械。1990年第二次被捕則是因為巴仁鄉事件，兩次入獄服刑時間共計超過十年。在其間，亞甫泉與很多考不上大學，沒有書讀的青年人一樣，也曾入讀私辦的伊斯蘭宗教學校，他透過討論宗教教義反省他在監獄中的經驗，思考自己的未來。
據亞甫泉回憶，在巴仁鄉事件發生前，則丁·玉素甫(Zaidun Yusuf)曾到他家拜訪，跟他講過準備行動的程序與計畫。但他在獄中時，一直堅決否認認識則丁·玉素甫，警察找不到證據，就將他關起來。
亞甫泉在訪談中承認，當時發動巴仁鄉事件有八個原則與目標是由他草擬撰寫的。原始的稿件已經銷毀，大致就有伊斯蘭宗教發展理想、生育政策、建立伊斯蘭學校教育、去除馬克思主義、在媒體電視上講解伊斯蘭教義等等。
他起初向中國中央政府與新疆自治區以及各地區與縣政府寄發這些要求，沒有得到回應。後來法院審判時，他重覆講述了這些要求與原則。但政府一直不知道文檔是亞甫泉草擬撰寫的。
公安部門最終得知亞甫泉起草綱領的情況，是因為當時他用黑色複寫紙寫這些文件，寄到各處。複寫紙亞甫泉忘記銷毀，警察到他家中搜查時，找到了那張複寫紙，看到了上面的複寫印記，成為證據。
亞甫泉説，由於在法院上堅決否認直接參與巴仁鄉事件，他才能存活下來。
1990年代，東伊運組織從新疆敗退，主要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與中國的交界邊境活動，與策劃9.11恐怖襲擊的基地組織(Al Qaeda)一起訓練及作戰。直到2001年，美國開始對基地組織進行全球反恐戰爭，才逼使部分東突勢力向其他地方流動。
根據亞甫泉的自述，在2002年全球反恐 戰爭初始，他與東伊運當時首要領導人艾山起了嚴重爭執。
艾山與伊司馬義打算為基地組織效命，堅守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的根據地。但亞甫泉認為戰場應該在中國新疆。兩人最後決裂，分道揚鑣。2003年，在南瓦濟里斯坦特區(South Waziristan)，接近阿富汗的邊區，艾山被巴基斯坦軍隊打死，伊司馬義被活捉，移交給中共，5年後被槍決。
亞甫泉則帶領一部分維吾爾人馬，從沙烏地阿拉伯，經過埃及、敘利亞，進入土耳其。2003年反恐戰炙熱，艾山被巴基斯坦軍隊打死後，維吾爾人為主幹的東伊運部隊進一步潰散。其中又有一些東伊運的成員與支持者逃入土耳其，與亞甫泉匯合。
據傳中國曾經對土耳其施加壓力，甚至想透過美國、聯合國對亞甫泉進行調查，希望將他以恐怖份子名義逮捕並遣返中國，但並未成功。土耳其政府亦常「勸説、建議」亞甫泉不要參加反華活動與遊行，並沒有給亞甫泉土耳其永久居留權與公民身分。
亞甫泉回憶：「在2008年中國舉辦奧運會期間，我全家人被土耳其政府帶到Kumkapi海邊，然後再去Yozgat，遠離伊斯坦布爾大約七百公里的地方。」
二、「東伊運」是個什麼樣的組織？
歐美研究恐怖主義與維吾爾問題的智庫與學界，大多認為「東伊運」不是一個實際的組織，甚至對東伊運是否存在都存疑。
當筆者問及亞甫泉本人這一組織是否存在時，他直截了當地回答：「東伊運存在。我就是東伊運成員。」
他在受訪中，清楚描述從東突伊斯蘭黨、到東伊運、再到突厥伊斯蘭黨的遞變。據亞甫泉説，當時是他建議則丁·玉素甫，以「東突伊斯蘭黨」的名義來發動巴仁鄉的行動。但是，「東突伊斯蘭運動」的名稱卻是中共發明出來的。
「當時，我們建立『東突伊斯蘭黨』，也有人成立『東突伊斯蘭改革黨』、『東突真主黨』、『東突解放黨』，也有很多行動是以伊斯蘭的名義來號召來發起的。中共可能並不清楚這些組織其實是不同的一些人組成的，於是把這些一連串以伊斯蘭名義作為號召的組織與事件放在一起，集體稱作『東突斯坦伊斯蘭運動』」。亞甫泉説。
亞甫泉解釋説，後來改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而不再稱「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是因為艾山想要號召中亞所有的突厥民族，所以才改名。「但是，我們要建立一個東突伊斯蘭國的最終目的，一直沒有改變。」
當前，東伊運作為實際組織的名稱已經消失，組織結構、名稱都隨著客觀限制而興衰遞變，但精神則被繼承。他們既有真實成員、也有潛在支持者。他們的基本主張是運用武裝暴力手段，在新疆建立以伊斯蘭教為基礎的獨立「東突厥斯坦國」。
東伊運現在可以説是以兩種組織型態，互為表裡的呈現。一方是位於土耳其進行「教育與宣傳」的東突教育互助協會，另一方則是寄居敘利亞，與反抗軍努斯拉陣線(Al-Nusra Front，或譯成「勝利陣線」)結盟的「突厥伊斯蘭黨武裝組織」。
聯合國安理會在2002年的1267與1390決議將東伊運列為恐怖組織，確認東伊運與基地組織的結盟關係，要求所有聯合國會員國凍結他們的資產、禁止旅行、武器禁運、並停止任何建議與訓練合作。
美國在2002與2004年將東伊運分別放上財政與移民管控黑名單，但並未認定東伊運為「外國恐怖組織」（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在美國的定義中，「外國恐怖組織」不僅要符合美國政府定義的恐怖主義的標準，並且要直接妨害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而美國似乎並不認為東伊運對自己構成直接威脅。
自東伊運組織人員轉移至敘利亞後，他們甚少對中國大陸的暴力事件發言。唯有2013年十月的北京天安門金水橋襲擊 及2014年三月的雲南火車站暴力事件發生後，「突厥伊斯蘭黨」發佈視頻對這兩個事件僅表示「評論與支持」，並未宣稱負責。
三、「東伊運」和ISIS有什麼關係？
訪談中，亞甫泉一再強調，「東伊運」的目標並不是加入ISIS。
亞甫泉説，東伊運的目標是「集中力量對中國進行聖戰」，而不是「去伊斯蘭國」。他認為，東伊運與伊斯蘭國在爭奪穆斯林支持者，不要他們進入對方的陣營。
一個名叫Abdulghafur 的「外逃」維吾爾人在接受網路電視Istiqlal TV訪問時，因為受訪鏡頭的背景是一面象徵東突國的藍色星月旗，遭到另外一群穆斯林強烈抨擊，説他是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不是穆斯林。
亞甫泉作為東伊運象徵的領導人物，也有類似的麻煩。亞甫泉是一個「強硬的」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卻不是一個「偏狹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份子。他也多次提及，也有一群人認為他忤逆伊斯蘭國哈里發(Caliph，伊斯蘭遜尼派宗教及世俗政治的最高統治者，這裏指的是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責罵他、甚至以死亡恐嚇威脅他。
為什麼東伊運代表人物們竟然被抨擊不是「真的」穆斯林?
亞甫泉在訪談中闡述自己的理念稱，作為一個維吾爾人，應該要贊同亞甫泉的主張，而不是在伊斯蘭國建立哈里發的主張；「身為一個維吾爾人，應該為東突厥斯坦而奮鬥；如果是一個東突穆斯林，你應該為東突穆斯林而奮鬥」。
但他同時也表示，「東突」與伊斯蘭國哈里發不會有衝突，「我們在祖國東突厥斯坦進行我們的活動，這哪裏有甚麼不對，可是現在有些人反對我的這個意見，有些人還責罵我，甚至恐嚇威脅我的生命安全，認為我『忤逆』伊斯蘭國哈里發。」
亞甫泉説：「真主安拉讓我出生在東突厥斯坦，成為一個維吾爾族人，祂當然不會拿伊拉克的問題來審判我。」
從他的訪談中可以發現，亞甫泉作為還活著的東伊運第一代、也是現階段的領導者之一，他的「維吾爾民族主義」──將他所稱的「東突厥斯坦」(新疆)從中國主權分裂出去的意識──並不來源於，也不同於伊斯蘭國所宣揚的「極端伊斯蘭主義」，而應該是在巴仁鄉事件之前，就讀宗教學校時就養成確立的。他指責中共忘記最初的承諾，不再説各個民族「共同生活」，不再説維吾爾是「東突厥斯坦」的「主人」、「主體民族」，「只想同化維吾爾族」，因此，他贊成世維會及在歐洲、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海外維吾爾群體做出的「有利於維吾爾人未來的言論與行動」。
亞甫泉在東伊運的輩分極高，在維吾爾尊重年長者的文化傳統下，他即使不能直接號令身在敘利亞的維吾爾武裝人員，他的想法也倍受土耳其與敘利亞維吾爾人的推崇，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從阿富汗與巴基斯坦轉移的東伊運成員，大多數參加了敘利亞反政府軍隊伍而非伊斯蘭國。
但是，面對眼前中東伊斯蘭主義的發展，東伊運成員或支持者總會有這樣的困擾：到底是「維吾爾民族主義」重要，還是「伊斯蘭主義」重要?與伊斯蘭國不同，亞甫泉將「解放東突」看做是最重要的目標，將「維吾爾民族主義」擺在最高位，他強調「政教合一的伊斯蘭主義」只是政治動員的方式。換句話説，伊斯蘭宗教因素只是用來説明維吾爾族與漢族的文化差異，作為辯稱維吾爾民族應該獨立建國的依據。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東伊運與伊斯蘭國其實在爭奪穆斯林支持者，不要進入對方的陣營。
四、維吾爾人在敘利亞：「人數足以開戰」
2011年，本·拉登被美國特種部隊殺死後，基地組織運作能力江河日下。
2012年開始，就有號稱突厥伊斯蘭黨（東伊運）的維吾爾人從阿富汗轉移到基地組織的敘利亞分支，也就是努斯拉陣線。據傳，2015年4月，在敘利亞西北部一場攻擊敘利亞政府軍的戰役中，維吾爾人扮演重要角色。綜合來看，加入敘利亞反抗軍的東伊運成員，應該就盤踞在土耳其西南到敘利亞西北的區域之間活動。
2015年開始，中國介入阿富汗和平調停，透過巴基斯坦發動「境外清源」行動，清除當地殘存的東伊運份子，東伊運勢力於是完全撤出並徹底地向其他地方轉移，進入敘利亞。今年十月，巴基斯坦的國防部長Asif也公開宣稱，東伊運在當地已經完全被「清除」。
英國皇家聯合軍事研究所（RUSI）研究員潘睿凡(Raffaello Pantucci)在BBC撰文提及，維吾爾人最近進入基地組織在敘利亞以及其他地方的分支進行作戰。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跨大西洋關係研究所（CTR）研究員Christina Lin提到突厥伊斯蘭黨早在2013年就聲明支持敘利亞反抗軍。並依據源自敘利亞政府媒體的報導，估計陸續轉移到敘利亞的東突分子家庭與戰士當前約有3500人。敘利亞戰地的東伊運領導是Abu Ridha al-Turkistani，他在2015 年於吉斯爾書古爾(Jisr al Shughur)的一場戰役中被殺，現在的帶頭人則不詳。
對於維吾爾人進入敘利亞進行軍事訓練，日本中央大學講師水谷尚子描述的更為清晰。她在《諸君》與《文藝春秋》發表的調查評論稱，近年「外逃維吾爾人」途經土耳其南部Hatay地區，進入敘利亞努斯拉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Free Syrian Army)控制的地區，進行5個月的軍事訓練，全程花費大約500美金。而他們軍事訓練的內容與一般的新兵入伍訓練差不多，只是加入了伊斯蘭色彩：
每天早上5點起牀，隨即開始晨運，進行大約1小時的長跑訓練，然後再開始做穆斯林祈禱早課。訓練期間，由維吾爾人訓練官教導，每天有半天都在學習射擊與武器保護。不定時也會在半夜緊急集合，然後開始急行軍，進行野外求生的演習訓練。他們平常使用多為俄羅斯製的AK-47步槍。由於訓練耗費體力，很疲勞，每晚都準時就寢。有時晚上有閒暇時間，也會有人教他們用阿拉伯語吟唱《古蘭經》以提高士氣。
敘利亞的訓練基地有來自各國的戰士，訓練編組基本以國籍語言進行區分，維吾爾人不會與其他國家人士混編。住宿也是分開，晚上不准四處走動，更不允許與其他國家戰士發生衝突。
水谷尚子對在敘利亞受訓過的維吾爾人進行了訪談，他們抱怨在新疆受過程度不等的委屈。有人的女朋友在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失蹤、有人因為漢族移民來到家鄉農地被徵收、有人因為收留嫌疑犯被警察非法毆打監禁。他們一致控訴，受欺負而無處申冤。不相信北京政府有誠意解決新疆問題，尤其他們認為現在受到不公平對待與歧視，於是希望為建立東突國進行軍事準備。
根據土耳其當地維吾爾社群傳出的消息，當前留置在敘利亞北部靠近土耳其邊界城鎮，沒有加入ISIS，而納編在反抗軍陣營中的維吾爾人，人數可能在3000人以上。
對於目前仍在敘利亞活動的「東突」組織，以及未來發展方向，亞甫泉亦直接講述了目前的現狀：「他們的確從巴基斯坦遷移過來敘利亞。這是一個事實，我們不需要隱瞞。」
他告訴筆者，有些維吾爾人遷徙到敘利亞，是因為「安全」的原因。他們首先要保護自身的安全，然後再為東突獨立而戰鬥。敘利亞「有客觀條件」，讓他們生存下去，培養實力，他們就會在那裏生存，接受軍事訓練。當然不能避免，有時也需要參加一些武裝戰鬥。總之，他們必須要取得武器與作戰經驗，然後回到中國作戰。
「我們現在沒有其他的方法，所以我們只好跑到敘利亞。無論哪一個維吾爾人，世維會的熱比婭、多里坤，都不應該責怪這些在敘利亞的維吾爾戰士。我們沒有其他的辦法，同時我們也不會投降。」
當筆者問及，現在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有多少？未來作何打算？亞甫泉稱，目前「東伊運」沒有現代化的戰鬥機、飛彈或高科技武器，也沒有能力操作這些武器，因此，並沒有與中國解放軍正面作戰的能力，但是「東伊運」可以回到「東突厥斯坦」，製造與當地政府與漢人的衝突與事端。
「我只能説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數足以開戰，有人説有2千多人，但是我知道比這個數目多。」亞甫泉説。
星期二, 9月 22, 2015
我調戲了伊斯蘭國的貓
作者：宋寧宇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09-international-ISTWITTER/
“我正在追踪Twitter上的伊斯兰国成员。”
“什么成员？”
“猫。”
“哈？”
“没错，伊斯兰国战士的猫，照顾它们的战士还有专门的称号——Mewjahid（圣喵士）。”
枪炮与猫咪
在不胜枚举的伊斯兰国官方Twitter（推特）账号中，有一个不起眼的账号——Islamic State Cats（伊斯兰国猫咪）。关注数只有五千两百多人，但在其他账号不断被封禁时，它却屹立不倒。因为这个账号极少发布血腥暴力讯息，大部分的主题，都关于伊斯兰国成员在战场上和生活中偶遇并收养的猫。
跟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名作《我是猫》中那只幼猫一样，这些在战场上或巷子中被领养的小猫，都没有名字。看到伊斯兰国战士的那一刻，它们的内心大概也在思索：眼前这个提着枪的男人，究竟是谁？
他们自称Mewjahid，Mujahid（阿拉伯文，意为圣战士）的变体，我姑且翻译为：“圣喵士”。
只要Mewjahid和小猫在一起，拍张照，上传到Twitter，往往就能得到成千上万人的关注。伊斯兰国战士声称：“它们跟我们在一起，很幸福。”
为了测试这种作法的受欢迎程度，我向一名“猫奴”朋友提到这个账号。
朋友立刻拿起手机查了起来，“哦找到了，蛮有意思的。Mewjahid，what is Mewjahid？（什么是Mewjahid）”
我把来龙去脉跟朋友讲了个清楚后，她骂了句脏话，恨小猫怎么成了伊斯兰国的招牌。
“是不是很有创意？看到小猫，你会不会不由自主翻阅他们的Twitter？”
“会，而且已经转发了。”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用几张萌萌的小猫照片，俘获爱猫人士的心，真正要传播的，是抱着猫的伊斯兰国战士。而猫奴们，顺手就会翻到账号上其他关于教义、关于伊斯兰国的信息。也许这些人里面，就有想加入伊斯兰国的呢！
我注册了一个推特账号，特意把头像换成一只可爱的小猫，做出一副“猫奴”的样子，尝试着去调戏伊斯兰国的猫，以为“共同”的爱好会吸引背后的博主跟我聊上两句。不知是过于谨慎，还是根本对猫就不感兴趣，伊斯兰国的猫压根就没理过我。
2015年八月初的一天，“伊斯兰国的猫”这个账号凭空消失了。
“你是伊斯兰国支持者？那咱们得聊聊”
“猫没了？”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当然不能就此作罢，没了猫，还有人。于是在茫茫Twitter海洋中，我开始打捞疑似伊斯兰国成员或支持者。
好在他们并不难找。只要你在伊斯兰国部分官方账号被封前细心观察关注者名单，就会发现蛛丝马迹。首先是用户名，一般是宗教名或者自称“安拉的战士”等；其次是头像，他们的头像往往使用的是不知名的伊斯兰国战士照片，或者直接就是伊斯兰国的黑底白字旗帜。
最关键的，是他们发布的Twitter内容。
“反西方对伊斯兰国的轰炸！”
“安拉会惩罚你们。”
“伊斯兰国管控下的小孩子，在幸福的生活。”
“斩首是为了警示你们，不依安拉旨意，将会受到惩罚。”
从英语到法语再到阿拉伯语，语言多种多样。但内容主题基本恒定为三类：一、战场讯息，招募讯息；二、恐吓讯息，比如斩首、轰炸等等；三、宣传讯息，主要传播伊斯兰教义，及突显伊斯兰国控制地区的人们，生活多么幸福。
“Akhi你好，对你的故事很感兴趣。”在数度勾搭无果后，我终于抓住了跟伊斯兰国支持者搭话的秘诀——使用有亲近感的称呼或口号，比如“Akhi”，阿拉伯语的“兄弟”。
“什么故事，Akhi？”终于有了回音，他叫@Khalifa171，自称仍在非伊斯兰教法国家（Daar al-kufr）生活。
他说，“有时候我在想，怎么像先知穆罕默德带领信徒迁徙一样，前往伊斯兰国，可是我的妻子要坐轮椅。但我肯定安拉一定会指引我们。”
“那你是怎么得到有关伊斯兰国的讯息的呢？通过Twitter吗？”
他许久未答，最后才说，“每个穆斯林都是对方的aspirator。”
Aspirator？吸气机？这句谒语般的回复，让我苦思许久，才大胆推测他的意思是，每个穆斯林都是他的消息源。
他说的没错，只要你将自己当做一个支持伊斯兰国的穆斯林，Twitter就是你的广量讯息库。除了不断被封禁的伊斯兰国官方账号，绝大部份在Twitter上传播伊斯兰国消息的，都是自发的支持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懂英文，识电脑，知道怎样通过Twitter，寻找到自己想要的讯息，再通过相同的平台，以倍增的规模传递出去。就像藏在稻谷堆下的无数火星，稍不留神，就可以引发大火。这才是这支生力军的可怕之处。
我们不妨称之为，伊斯兰国的网络“游击队”。
@conel就是这样一个“游击队员”，我尝试与他接触，几次都没成功。直到有一天，我转发了他的一条推文，并高呼“Allahu akbar”（阿拉伯语，意为真主至大），才最终换得他的关注。这还不止，他甚至转发了我的推文并点赞，如果我是真的伊斯兰国支持者，该多么受到鼓舞啊。
不管怎样，跟他们搭上话，并不像想像中那样难。
“Akhi，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这么跟你说吧，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都在破产边缘了，塔利班的指挥官们现在都叛逃到伊斯兰国了，所以伊斯兰国的阿富汗人正在增多。”@conel显然不吝将这”内幕”消息跟我分享。
“啊，真是个大消息，你是在伊斯兰国作战吗？”
“很遗憾我还生活在非教法国家，还不是圣战士。”
“那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当然是从推文知道的。”@conel很不屑地回答。
“可是我怎么就查不到这些呢？我也想知道。”
“兄弟，去我的关注名单看一下，把他们都关注了，你就可以像我一样什么都知道了。”
“听人劝，吃饱饭”。我听了@conel的建议，将他关注名单里的人关注了个遍，好了，以后就能掌握最大量的伊斯兰国信息了。
这种想法显然太天真了。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大清洗”，正悄悄进行。
封的就是你
其实清洗从未间断，伊斯兰国支持者也不断采取各种手段，来躲避追踪。
@conel就是个例子。
与其他人不同，关注@conel的账号，要通过他本人的认证，才能成功。但凡他不接受的关注，看到的Twitter主页只是一片空白，这就大大降低了账号被封的风险。
可他还是在这波清洗中消失了。
与他一起消失的，还有许多疑似伊斯兰国成员及支持者的账号。我的Twitter账号，一度关注了近三十个伊斯兰国官方和支持者账号，但就在八月的某一天，打开following名单，发现数字由35降到了12，除了纽约客、华尔街日报等媒体账号，仅有三个伊斯兰国支持者账号仍旧存活。
在Twitter世界中，伊斯兰国支持者早已自成团体。每当有账号被封，拥有者都会迅速启用新的ID，类似中文微博的转世，一般也是原ID后缀数字，代表转世次数。然后其他用户奔就会走相告，吸引曾经的关注者。
可是新账号被封后，积累粉丝需要时间，信息的有效传递变少，他们并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
“Akhi，说话要谨慎，现在很多人在追捕我们的账号。”一名伊斯兰国支持者对我说。
“千万不要乱点链接！这样会让你坐牢！”残存的账号们大声疾呼。
有人声称这类链接内含恶意软件，一旦点击，就会泄露用户的真实IP地址，进而暴露用户的真正所在地。这对部份伊斯兰国支持者来说，不光有账号被封的风险，还意味着遭本国政府追查，进而面临牢狱之灾。对于这些支持者，各国采取的做法不一，印度尼西亚政府早前曾出台法案，取消本国内伊斯兰国支持者的国籍并收回护照；澳大利亚等国普遍采取的也是对这一类人拒发护照。而对于有计划实施恐怖活动的本国支持者，不少国家都会采取逮捕行动。
显然这些伊斯兰国支持者里不乏技术控，甚至立刻有人提出解决方案，“兄弟，用TOR啊！”
TOR是一款免费的匿名通讯软件，核心是“洋葱路由”（The Onion Router ）。这款软件最初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的员工、数学家西维森和里德开发，原用于保护美国情报通讯安全。二十年后，却成为伊斯兰国支持者的救命稻草。
不过到今天，TOR也救不了他们了。因为在“大清洗”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同样庞大的反伊斯兰国网络力量。
“我们是你一手创造的幽灵”
追捕伊斯兰国支持者账号的网络力量主要分为两股，一股是正规军：各国政府、相关机构等。
另一股，我更愿意叫他们志愿军。
他们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为了相同的目标，结合在一起：打击伊斯兰国网络传播。
Ghost Security就是这样一只“志愿军”。
Ghost Security在Twitter上十分活跃，专门封堵涉及伊斯兰国信息的Twitter账号。一旦发现疑似的官方账号和支持者账号，可以上他们的网站，匿名或者实名举报，也可以直接在Twitter官方账号上向他们提供线索。
这个民间组织架构很清晰，有专门的公关部门。就连封锁账号，都有不同的分类。
We are the ghosts that you have created. 我们是你一手创造的幽灵。——Ghost Security
找到了合适的时间，我跟Ghost Security网络下一个叫@ISHuntingClub 的人聊了聊。
“嗨，Hunter（猎人），能介绍一下你们的组织吗？”
“我们是全球性的反恐机构，专门在虚拟世界前线对抗恐怖主义活动，网络和社交媒体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们在网络世界的行动包括收集活跃的威胁性情报，数据分析，发动网络战，网络监控，并为我们的客户提供现况分析，捍卫网络空间的自由。”说起自己的使命，Hunter有些滔滔不绝。
Ghost Security成立于法国《查理周刊》遇袭事件之后，成立时间并不长，组织成员来自世界各地，大家都是抱着“对伊斯兰国打击远远不够”的态度，加入了组织。
“我们能在网络世界给他们毁灭性打击，进而破坏他们的网络交流及宣传。”Hunter说。
根据Ghost Security提供的数据，伊斯兰国成员及其支持者在Twitter上拥有超过十万个账号。他们自称对伊斯兰国的打击目前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冻结了大约五万七千个用来招募成员并计划实施恐怖活动的伊斯兰国账号。不仅如此，在与执法机构合作下，他们还追踪定位并成功关闭了超过一百个伊斯兰国用来进行大量宣传活动及招募新成员的网站，同时也戳破数次计划中的恐怖袭击。
“毫无疑问伊斯兰国充分的利用了社交媒体平台，他们将Twitter的作用发挥至极致，用来招募成员、吸引潜在的圣战者，尤其是西方人，为他们及穆斯林意识形态作战。”
在组织成员看来，当前能够有效反击伊斯兰国的手段，唯有不断攻击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和数字资产，进而可以打击他们的通信能力，有效降低他们的讯息传播。
在Ghost Security的系统下，有一个自动化系统，通过筛选，标记潜在伊斯兰国账户。在系统自动标记潜在账户后，组织内会人工加以验证。如果证实账号与恐怖主义相关，便会被添加到Ghost Security的数据库内，并设置进行账号删除。
“删除大量账户，也不过仅需几个小时。”
他们同时还采用攻击伊斯兰国服务器的方式，令伊斯兰国的不同网络平台瘫痪，并声称会截获伊斯兰国成员间的Twitter推文，并将这些内容转交给国际执法部门。
在被问到是否曾受到伊斯兰国的威胁时，Hunter轻描淡写地说，“我们每天都面临很多次的生命威胁。”
不过他的Twitter内容可是有点“暴脾气”，不乏@伊斯兰国支持者的挑衅言论，“帮我们大家个忙，把你自己炸飞吧！没人在乎你的威胁，我们当然也不怕伊斯兰国成员！”
“比起发布威胁推文，我劝你还是快跑吧，不然可有大麻烦喽！”
网络上的志愿军不只Ghost Security一支，全球最大的骇客组织Anonymous（匿名者），同样向伊斯兰国网络平台宣战，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社交平台上大量涉及伊斯兰国的账号被冻结。严格来说，Ghost Security也算是Anonymous的分支之一。
我们是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我们是骇客，破解者，激进骇客，网络钓鱼者，特工，间谍，或者只是你隔壁的普通人。——Anonymous
与Ghost Security不同的是，Anonymous除了辨别并删除涉及伊斯兰国的社交账号，还扬言将公布这些账号背后的私人信息。他们称伊斯兰国为“病毒”，自己就是专对付这种病毒的“解药”
仅仅依靠民间力量，显然无法完全阻止伊斯兰国的网络活动。因此除了Twitter加强监管外，各国政府，包括国际组织也出台措施，围堵伊斯兰国的网络攻势。
欧盟刑警组织就在今年七月一号成立特别部门，专门负责打击伊斯兰国在网上的宣传活动。
与Ghost Security的做法相同，这一特别部门的主要任务，也是在网上辨别并删除伊斯兰国的宣传讯息，同时通过有效的追踪，查出这些讯息背后的人员和身份，打击伊斯兰国的网络宣传机制。
伊斯兰国的宣传美学
只要曾经关注过伊斯兰国问题，看过他们发布的几条录像，就会发现，在制作手法上，伊斯兰国“宣传部门”的专业程度，不输影视制作公司和电视台。
许多网络流传的视频中，都能看出多机位，高清化的拍摄模式；内容的编排和场面营造，也与电影模式相去不远。
在火刑处死约旦飞行员的视频中，制作人员精心调试了画面的色调，并运用了配乐、慢镜头、受害者大特写以及现场声等专业拍摄剪辑手段。如果这不是一段宣扬恐怖主义的视频，你甚至会佩服摄影和导演的功力。
浓重的伊斯兰烙印加上现代化的包装手段，让伊斯兰国的宣传模式在数个恐怖组织中，鹤立鸡群。
“他们的叙事方式，与大部份后殖民运动相似。”长期研究伊斯兰国传播模式的德国学者克里斯托夫.洛依特（Christoph Reuter）对端传媒记者表示，伊斯兰国的宣传手段，跟所有的运动美学有相通之处。尤其与殖民地国家反宗主国运动相似，主要宣扬本民族没有被污染过的辉煌文明。
伊斯兰国的网络宣传机制是成功的。——克里斯托夫•洛依特
伊斯兰国的宣传远远不止视频和图片，他们的一套宣传体系中，包括杂志、广播及游戏等等。
洛依特称伊斯兰国的宣传内容双管齐下，其官方杂志的内容和包装，完全采取与《时代周刊》（Times）以及新闻周刊（Newsweek）等西方主流杂志的形式，吸引西方读者。虽然内容依旧是伊斯兰教义，但通过模式创新，能够吸引到对教义有兴趣的人。
洛依特同时表示，流行文化（Pop Culture）也是伊斯兰国玩转的手段之一。他们会借鉴诸如“半条命”等流行的射击游戏，瞄准40岁以下的男性受众，塑造战士的形象。最著名的是一款叫做“圣战模拟器”的网络游戏，游戏内容与“侠盗车手”十分相似。有趣的是，游戏主角并非我们印象中的恐怖分子形象，他们不带黑头巾，而是开着美国警车的长发美国少年。
伊斯兰国还会量身打造内容，专门针对特别人群。比如加入伊斯兰国的德国饶舌歌手Deso Dogg，就成为伊斯兰国招募德国圣战者的窗口之一。
“我完全同意，伊斯兰国的网络宣传机制是成功的。”洛依特说。
就在网络宣传不断遭受打击的同时，随着控制领土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伊斯兰国的宣传模式也在悄悄发生转变。
从血腥的斩首录像，到宏大的战争场面，再到现在更多的”美好景象”展示，伊斯兰国越来越多偏向让外界相信”伊斯兰国的生活有多美妙””活在安拉的国度多么幸福”。
洛依特说，随着伊斯兰国组织更趋近于国家结构，”他们将会更加官僚化，相应的宣传内容也会趋向安定繁荣。”
金牌营销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官僚化的过程显然已经开始。
随着管制区的不断扩大，伊斯兰国已经建立了类似现代国家的官僚制度。在领袖易卜拉欣下，设宗教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安全委员会，地方也有行政部门架构，分管安全、情报、财政、医疗，以及媒体等等。
与此同时，伊斯兰国也并未放弃“品牌营销”的策略。Twitter上的猫账号以及官方英语宣传杂志《达比克》（Dabiq），都尝试从软性消息的角度，吸引和招募支持者。
当然，伊斯兰国的营销手段远不止如此。
就在中国女孩们在淘宝上高呼“剁手”的时候，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也在实体店和网上商店里“买买买”。不同的是，他们买的是伊斯兰国的周边产品，诸如T恤、手办（手办：也常被称作人形或figure，指的是现代的收藏人物模型）等等。
伊斯兰国卡通手办。设计师：黄诺笙
最出名的是一家印度尼西亚网站Zira Moslem Merch（已被封）。货物琳琅满目，最低只需花费7美元，一件伊斯兰国主题T恤就可以到手。
Zira Moslem Merch的Facebook上一度写着“我们的设计紧跟潮流”。
除了自信满满的口号，Zira Moslem Merch还为自己的产品设计了像西方大片一样的海报，吸引购买者。
在这种语境下，”伊斯兰国”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另类“潮牌”，这也是伊斯兰国”合法化”的手段之一。当极端宗教思想与”潮流”二字跨界糅合，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无疑大大增强。
这种“潮牌”的营销方式，同样大量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其中贩卖平台除了网站外，Facebook是最方便的“网店”。虽然不断遭举报被“封封封”，但新账号仍旧层出不穷。
在运用新媒体平台“炒作”自己这一点上，伊斯兰国甚至比部份国际品牌和“太想红”明星都深谙其道。
“曝光率，曝光率，曝光率”几乎可以总结为伊斯兰国营销的大原则。不论是社交媒体上的深耕，又或者是周边衍生产品的精美设计，线上互动和线下体验相结合，终极目的只有一个——让“伊斯兰国”的标志和理念，无所不在。
后记
搜索伊斯兰国关键词，Twitter上的相关账号仍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断增多。
八月二十八号，我与Twitter账号上仍残存的一个活跃伊斯兰国支持者聊了聊，希望能知道更多。
“兄弟，下载一个叫做Telegram的软件，注册好，把ID告诉我，我们在那里聊。”
依照指示将Telegram ID私信发给他后，他的账号陷入了沉默。
一个小时后，我刷新了私信页面，系统提示：
“该账号已被冻结。”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09-international-ISTWITTER/
“我正在追踪Twitter上的伊斯兰国成员。”
“什么成员？”
“猫。”
“哈？”
“没错，伊斯兰国战士的猫，照顾它们的战士还有专门的称号——Mewjahid（圣喵士）。”
枪炮与猫咪
在不胜枚举的伊斯兰国官方Twitter（推特）账号中，有一个不起眼的账号——Islamic State Cats（伊斯兰国猫咪）。关注数只有五千两百多人，但在其他账号不断被封禁时，它却屹立不倒。因为这个账号极少发布血腥暴力讯息，大部分的主题，都关于伊斯兰国成员在战场上和生活中偶遇并收养的猫。
跟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名作《我是猫》中那只幼猫一样，这些在战场上或巷子中被领养的小猫，都没有名字。看到伊斯兰国战士的那一刻，它们的内心大概也在思索：眼前这个提着枪的男人，究竟是谁？
他们自称Mewjahid，Mujahid（阿拉伯文，意为圣战士）的变体，我姑且翻译为：“圣喵士”。
只要Mewjahid和小猫在一起，拍张照，上传到Twitter，往往就能得到成千上万人的关注。伊斯兰国战士声称：“它们跟我们在一起，很幸福。”
为了测试这种作法的受欢迎程度，我向一名“猫奴”朋友提到这个账号。
朋友立刻拿起手机查了起来，“哦找到了，蛮有意思的。Mewjahid，what is Mewjahid？（什么是Mewjahid）”
我把来龙去脉跟朋友讲了个清楚后，她骂了句脏话，恨小猫怎么成了伊斯兰国的招牌。
“是不是很有创意？看到小猫，你会不会不由自主翻阅他们的Twitter？”
“会，而且已经转发了。”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用几张萌萌的小猫照片，俘获爱猫人士的心，真正要传播的，是抱着猫的伊斯兰国战士。而猫奴们，顺手就会翻到账号上其他关于教义、关于伊斯兰国的信息。也许这些人里面，就有想加入伊斯兰国的呢！
我注册了一个推特账号，特意把头像换成一只可爱的小猫，做出一副“猫奴”的样子，尝试着去调戏伊斯兰国的猫，以为“共同”的爱好会吸引背后的博主跟我聊上两句。不知是过于谨慎，还是根本对猫就不感兴趣，伊斯兰国的猫压根就没理过我。
2015年八月初的一天，“伊斯兰国的猫”这个账号凭空消失了。
“你是伊斯兰国支持者？那咱们得聊聊”
“猫没了？”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当然不能就此作罢，没了猫，还有人。于是在茫茫Twitter海洋中，我开始打捞疑似伊斯兰国成员或支持者。
好在他们并不难找。只要你在伊斯兰国部分官方账号被封前细心观察关注者名单，就会发现蛛丝马迹。首先是用户名，一般是宗教名或者自称“安拉的战士”等；其次是头像，他们的头像往往使用的是不知名的伊斯兰国战士照片，或者直接就是伊斯兰国的黑底白字旗帜。
最关键的，是他们发布的Twitter内容。
“反西方对伊斯兰国的轰炸！”
“安拉会惩罚你们。”
“伊斯兰国管控下的小孩子，在幸福的生活。”
“斩首是为了警示你们，不依安拉旨意，将会受到惩罚。”
从英语到法语再到阿拉伯语，语言多种多样。但内容主题基本恒定为三类：一、战场讯息，招募讯息；二、恐吓讯息，比如斩首、轰炸等等；三、宣传讯息，主要传播伊斯兰教义，及突显伊斯兰国控制地区的人们，生活多么幸福。
“Akhi你好，对你的故事很感兴趣。”在数度勾搭无果后，我终于抓住了跟伊斯兰国支持者搭话的秘诀——使用有亲近感的称呼或口号，比如“Akhi”，阿拉伯语的“兄弟”。
“什么故事，Akhi？”终于有了回音，他叫@Khalifa171，自称仍在非伊斯兰教法国家（Daar al-kufr）生活。
他说，“有时候我在想，怎么像先知穆罕默德带领信徒迁徙一样，前往伊斯兰国，可是我的妻子要坐轮椅。但我肯定安拉一定会指引我们。”
“那你是怎么得到有关伊斯兰国的讯息的呢？通过Twitter吗？”
他许久未答，最后才说，“每个穆斯林都是对方的aspirator。”
Aspirator？吸气机？这句谒语般的回复，让我苦思许久，才大胆推测他的意思是，每个穆斯林都是他的消息源。
他说的没错，只要你将自己当做一个支持伊斯兰国的穆斯林，Twitter就是你的广量讯息库。除了不断被封禁的伊斯兰国官方账号，绝大部份在Twitter上传播伊斯兰国消息的，都是自发的支持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懂英文，识电脑，知道怎样通过Twitter，寻找到自己想要的讯息，再通过相同的平台，以倍增的规模传递出去。就像藏在稻谷堆下的无数火星，稍不留神，就可以引发大火。这才是这支生力军的可怕之处。
我们不妨称之为，伊斯兰国的网络“游击队”。
@conel就是这样一个“游击队员”，我尝试与他接触，几次都没成功。直到有一天，我转发了他的一条推文，并高呼“Allahu akbar”（阿拉伯语，意为真主至大），才最终换得他的关注。这还不止，他甚至转发了我的推文并点赞，如果我是真的伊斯兰国支持者，该多么受到鼓舞啊。
不管怎样，跟他们搭上话，并不像想像中那样难。
“Akhi，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这么跟你说吧，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都在破产边缘了，塔利班的指挥官们现在都叛逃到伊斯兰国了，所以伊斯兰国的阿富汗人正在增多。”@conel显然不吝将这”内幕”消息跟我分享。
“啊，真是个大消息，你是在伊斯兰国作战吗？”
“很遗憾我还生活在非教法国家，还不是圣战士。”
“那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当然是从推文知道的。”@conel很不屑地回答。
“可是我怎么就查不到这些呢？我也想知道。”
“兄弟，去我的关注名单看一下，把他们都关注了，你就可以像我一样什么都知道了。”
“听人劝，吃饱饭”。我听了@conel的建议，将他关注名单里的人关注了个遍，好了，以后就能掌握最大量的伊斯兰国信息了。
这种想法显然太天真了。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大清洗”，正悄悄进行。
封的就是你
其实清洗从未间断，伊斯兰国支持者也不断采取各种手段，来躲避追踪。
@conel就是个例子。
与其他人不同，关注@conel的账号，要通过他本人的认证，才能成功。但凡他不接受的关注，看到的Twitter主页只是一片空白，这就大大降低了账号被封的风险。
可他还是在这波清洗中消失了。
与他一起消失的，还有许多疑似伊斯兰国成员及支持者的账号。我的Twitter账号，一度关注了近三十个伊斯兰国官方和支持者账号，但就在八月的某一天，打开following名单，发现数字由35降到了12，除了纽约客、华尔街日报等媒体账号，仅有三个伊斯兰国支持者账号仍旧存活。
在Twitter世界中，伊斯兰国支持者早已自成团体。每当有账号被封，拥有者都会迅速启用新的ID，类似中文微博的转世，一般也是原ID后缀数字，代表转世次数。然后其他用户奔就会走相告，吸引曾经的关注者。
可是新账号被封后，积累粉丝需要时间，信息的有效传递变少，他们并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
“Akhi，说话要谨慎，现在很多人在追捕我们的账号。”一名伊斯兰国支持者对我说。
“千万不要乱点链接！这样会让你坐牢！”残存的账号们大声疾呼。
有人声称这类链接内含恶意软件，一旦点击，就会泄露用户的真实IP地址，进而暴露用户的真正所在地。这对部份伊斯兰国支持者来说，不光有账号被封的风险，还意味着遭本国政府追查，进而面临牢狱之灾。对于这些支持者，各国采取的做法不一，印度尼西亚政府早前曾出台法案，取消本国内伊斯兰国支持者的国籍并收回护照；澳大利亚等国普遍采取的也是对这一类人拒发护照。而对于有计划实施恐怖活动的本国支持者，不少国家都会采取逮捕行动。
显然这些伊斯兰国支持者里不乏技术控，甚至立刻有人提出解决方案，“兄弟，用TOR啊！”
TOR是一款免费的匿名通讯软件，核心是“洋葱路由”（The Onion Router ）。这款软件最初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的员工、数学家西维森和里德开发，原用于保护美国情报通讯安全。二十年后，却成为伊斯兰国支持者的救命稻草。
不过到今天，TOR也救不了他们了。因为在“大清洗”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同样庞大的反伊斯兰国网络力量。
“我们是你一手创造的幽灵”
追捕伊斯兰国支持者账号的网络力量主要分为两股，一股是正规军：各国政府、相关机构等。
另一股，我更愿意叫他们志愿军。
他们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为了相同的目标，结合在一起：打击伊斯兰国网络传播。
Ghost Security就是这样一只“志愿军”。
Ghost Security在Twitter上十分活跃，专门封堵涉及伊斯兰国信息的Twitter账号。一旦发现疑似的官方账号和支持者账号，可以上他们的网站，匿名或者实名举报，也可以直接在Twitter官方账号上向他们提供线索。
这个民间组织架构很清晰，有专门的公关部门。就连封锁账号，都有不同的分类。
We are the ghosts that you have created. 我们是你一手创造的幽灵。——Ghost Security
找到了合适的时间，我跟Ghost Security网络下一个叫@ISHuntingClub 的人聊了聊。
“嗨，Hunter（猎人），能介绍一下你们的组织吗？”
“我们是全球性的反恐机构，专门在虚拟世界前线对抗恐怖主义活动，网络和社交媒体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们在网络世界的行动包括收集活跃的威胁性情报，数据分析，发动网络战，网络监控，并为我们的客户提供现况分析，捍卫网络空间的自由。”说起自己的使命，Hunter有些滔滔不绝。
Ghost Security成立于法国《查理周刊》遇袭事件之后，成立时间并不长，组织成员来自世界各地，大家都是抱着“对伊斯兰国打击远远不够”的态度，加入了组织。
“我们能在网络世界给他们毁灭性打击，进而破坏他们的网络交流及宣传。”Hunter说。
根据Ghost Security提供的数据，伊斯兰国成员及其支持者在Twitter上拥有超过十万个账号。他们自称对伊斯兰国的打击目前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冻结了大约五万七千个用来招募成员并计划实施恐怖活动的伊斯兰国账号。不仅如此，在与执法机构合作下，他们还追踪定位并成功关闭了超过一百个伊斯兰国用来进行大量宣传活动及招募新成员的网站，同时也戳破数次计划中的恐怖袭击。
“毫无疑问伊斯兰国充分的利用了社交媒体平台，他们将Twitter的作用发挥至极致，用来招募成员、吸引潜在的圣战者，尤其是西方人，为他们及穆斯林意识形态作战。”
在组织成员看来，当前能够有效反击伊斯兰国的手段，唯有不断攻击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和数字资产，进而可以打击他们的通信能力，有效降低他们的讯息传播。
在Ghost Security的系统下，有一个自动化系统，通过筛选，标记潜在伊斯兰国账户。在系统自动标记潜在账户后，组织内会人工加以验证。如果证实账号与恐怖主义相关，便会被添加到Ghost Security的数据库内，并设置进行账号删除。
“删除大量账户，也不过仅需几个小时。”
他们同时还采用攻击伊斯兰国服务器的方式，令伊斯兰国的不同网络平台瘫痪，并声称会截获伊斯兰国成员间的Twitter推文，并将这些内容转交给国际执法部门。
在被问到是否曾受到伊斯兰国的威胁时，Hunter轻描淡写地说，“我们每天都面临很多次的生命威胁。”
不过他的Twitter内容可是有点“暴脾气”，不乏@伊斯兰国支持者的挑衅言论，“帮我们大家个忙，把你自己炸飞吧！没人在乎你的威胁，我们当然也不怕伊斯兰国成员！”
“比起发布威胁推文，我劝你还是快跑吧，不然可有大麻烦喽！”
网络上的志愿军不只Ghost Security一支，全球最大的骇客组织Anonymous（匿名者），同样向伊斯兰国网络平台宣战，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社交平台上大量涉及伊斯兰国的账号被冻结。严格来说，Ghost Security也算是Anonymous的分支之一。
我们是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我们是骇客，破解者，激进骇客，网络钓鱼者，特工，间谍，或者只是你隔壁的普通人。——Anonymous
与Ghost Security不同的是，Anonymous除了辨别并删除涉及伊斯兰国的社交账号，还扬言将公布这些账号背后的私人信息。他们称伊斯兰国为“病毒”，自己就是专对付这种病毒的“解药”
仅仅依靠民间力量，显然无法完全阻止伊斯兰国的网络活动。因此除了Twitter加强监管外，各国政府，包括国际组织也出台措施，围堵伊斯兰国的网络攻势。
欧盟刑警组织就在今年七月一号成立特别部门，专门负责打击伊斯兰国在网上的宣传活动。
与Ghost Security的做法相同，这一特别部门的主要任务，也是在网上辨别并删除伊斯兰国的宣传讯息，同时通过有效的追踪，查出这些讯息背后的人员和身份，打击伊斯兰国的网络宣传机制。
伊斯兰国的宣传美学
只要曾经关注过伊斯兰国问题，看过他们发布的几条录像，就会发现，在制作手法上，伊斯兰国“宣传部门”的专业程度，不输影视制作公司和电视台。
许多网络流传的视频中，都能看出多机位，高清化的拍摄模式；内容的编排和场面营造，也与电影模式相去不远。
在火刑处死约旦飞行员的视频中，制作人员精心调试了画面的色调，并运用了配乐、慢镜头、受害者大特写以及现场声等专业拍摄剪辑手段。如果这不是一段宣扬恐怖主义的视频，你甚至会佩服摄影和导演的功力。
浓重的伊斯兰烙印加上现代化的包装手段，让伊斯兰国的宣传模式在数个恐怖组织中，鹤立鸡群。
“他们的叙事方式，与大部份后殖民运动相似。”长期研究伊斯兰国传播模式的德国学者克里斯托夫.洛依特（Christoph Reuter）对端传媒记者表示，伊斯兰国的宣传手段，跟所有的运动美学有相通之处。尤其与殖民地国家反宗主国运动相似，主要宣扬本民族没有被污染过的辉煌文明。
伊斯兰国的网络宣传机制是成功的。——克里斯托夫•洛依特
伊斯兰国的宣传远远不止视频和图片，他们的一套宣传体系中，包括杂志、广播及游戏等等。
洛依特称伊斯兰国的宣传内容双管齐下，其官方杂志的内容和包装，完全采取与《时代周刊》（Times）以及新闻周刊（Newsweek）等西方主流杂志的形式，吸引西方读者。虽然内容依旧是伊斯兰教义，但通过模式创新，能够吸引到对教义有兴趣的人。
洛依特同时表示，流行文化（Pop Culture）也是伊斯兰国玩转的手段之一。他们会借鉴诸如“半条命”等流行的射击游戏，瞄准40岁以下的男性受众，塑造战士的形象。最著名的是一款叫做“圣战模拟器”的网络游戏，游戏内容与“侠盗车手”十分相似。有趣的是，游戏主角并非我们印象中的恐怖分子形象，他们不带黑头巾，而是开着美国警车的长发美国少年。
伊斯兰国还会量身打造内容，专门针对特别人群。比如加入伊斯兰国的德国饶舌歌手Deso Dogg，就成为伊斯兰国招募德国圣战者的窗口之一。
“我完全同意，伊斯兰国的网络宣传机制是成功的。”洛依特说。
就在网络宣传不断遭受打击的同时，随着控制领土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伊斯兰国的宣传模式也在悄悄发生转变。
从血腥的斩首录像，到宏大的战争场面，再到现在更多的”美好景象”展示，伊斯兰国越来越多偏向让外界相信”伊斯兰国的生活有多美妙””活在安拉的国度多么幸福”。
洛依特说，随着伊斯兰国组织更趋近于国家结构，”他们将会更加官僚化，相应的宣传内容也会趋向安定繁荣。”
金牌营销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官僚化的过程显然已经开始。
随着管制区的不断扩大，伊斯兰国已经建立了类似现代国家的官僚制度。在领袖易卜拉欣下，设宗教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安全委员会，地方也有行政部门架构，分管安全、情报、财政、医疗，以及媒体等等。
与此同时，伊斯兰国也并未放弃“品牌营销”的策略。Twitter上的猫账号以及官方英语宣传杂志《达比克》（Dabiq），都尝试从软性消息的角度，吸引和招募支持者。
当然，伊斯兰国的营销手段远不止如此。
就在中国女孩们在淘宝上高呼“剁手”的时候，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也在实体店和网上商店里“买买买”。不同的是，他们买的是伊斯兰国的周边产品，诸如T恤、手办（手办：也常被称作人形或figure，指的是现代的收藏人物模型）等等。
伊斯兰国卡通手办。设计师：黄诺笙
最出名的是一家印度尼西亚网站Zira Moslem Merch（已被封）。货物琳琅满目，最低只需花费7美元，一件伊斯兰国主题T恤就可以到手。
Zira Moslem Merch的Facebook上一度写着“我们的设计紧跟潮流”。
除了自信满满的口号，Zira Moslem Merch还为自己的产品设计了像西方大片一样的海报，吸引购买者。
在这种语境下，”伊斯兰国”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另类“潮牌”，这也是伊斯兰国”合法化”的手段之一。当极端宗教思想与”潮流”二字跨界糅合，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无疑大大增强。
这种“潮牌”的营销方式，同样大量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其中贩卖平台除了网站外，Facebook是最方便的“网店”。虽然不断遭举报被“封封封”，但新账号仍旧层出不穷。
在运用新媒体平台“炒作”自己这一点上，伊斯兰国甚至比部份国际品牌和“太想红”明星都深谙其道。
“曝光率，曝光率，曝光率”几乎可以总结为伊斯兰国营销的大原则。不论是社交媒体上的深耕，又或者是周边衍生产品的精美设计，线上互动和线下体验相结合，终极目的只有一个——让“伊斯兰国”的标志和理念，无所不在。
后记
搜索伊斯兰国关键词，Twitter上的相关账号仍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断增多。
八月二十八号，我与Twitter账号上仍残存的一个活跃伊斯兰国支持者聊了聊，希望能知道更多。
“兄弟，下载一个叫做Telegram的软件，注册好，把ID告诉我，我们在那里聊。”
依照指示将Telegram ID私信发给他后，他的账号陷入了沉默。
一个小时后，我刷新了私信页面，系统提示：
“该账号已被冻结。”
维吾尔族外逃与加入伊斯兰国大起底
作者：侍建宇 馬岩岩 馬詩萌 記者 許芷君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10-international-UygurISIS/
进入伊斯兰国，他后悔了
维吾尔人艾力普（化名）决定逃离家乡──新疆哈密。
2013年的一天，他告别妻儿，直奔云南，四处寻找蛇头，而后取道东南亚，徒步穿越泰国，辗转抵达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一段时间后，又被一个“机缘巧合”下认识的维吾尔人带至“生活会更好”的伊拉克境内，艾力普就这样踏进了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下文简称IS）。
不久，他后悔了。
不愿透露更多在IS生活的细节，艾力普只告诉端传媒，他很快发现那里战事炙热，一不小心就会性命不保。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个能够“完全奉献”的穆斯林，那样恪守伊斯兰教法的社会也不适合他。于是不到半年，他再次选择逃离，趁当时土耳其边境管理尚不严格，从IS逃回伊斯坦布尔。
如今，艾力普和追随他偷渡出新疆的妻儿住在伊斯坦布尔，经商为生。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常驻土耳其开色利（Kayseri）的副主席萨伊特（Seyit Tumturk）称，近两年，如艾力普这样从中国逃出，进入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大约有8000–10000人左右。
这些“外逃的维吾尔”中，有一些被安置在土耳其中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开色利城，另一些留在伊斯坦布尔，主要生活在靠近城西国际机场的区域，如Zeytinburnu和Sefaköy。
艾力普毫不讳言他初到土耳其时的失望。在这个失业率常年停留在10％以上的国家，偷渡者谋生绝不容易。原本对土耳其的美好愿景很快被拮据的生活打破，这是促成艾力普愿意去伊拉克”寻找更好生活”的主要原因。
54岁的维吾尔人阿布都拉罕（Abdulahim）出逃则是为了“更有尊严的生活”。 由于在家乡伊犁（新疆北部城市）“没办法有尊严地生活，更没法正常地过伊斯兰宗教生活”，阿布都拉罕逃至土耳其，现居开色利。
与他一起住在开色利的，还有1000名左右维吾尔人，他们逃至这里后，被安置在几栋五层高的公寓中。毫无特征的方形楼宇外，是宽阔的马路和异常笔直的白杨树，这景色与几千公里外新疆城市中寻常小区的景致颇为相似。
不止气候与城市特征有相似之处，由于同属突厥民族，语言相近，新疆维吾尔人对于土耳其一直存有亲近感甚至归属感。因此，近年维吾尔人出逃的目的地多选择土耳其。
“外逃维吾尔人”在土耳其的生存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少数，这些维吾尔人在土耳其有亲戚朋友，可以通过关系寻得工作，生存下去。第二类也是少数，他们性格较为独立，有经商头脑，可以很快适应土耳其当地社会生活。第三类“外逃维吾尔”则是大多数，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人生地不熟，他们到达土耳其后大多没有工作，靠偶尔打打零工和社会救济维持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开色利，妇女与孩童占有非常高的比例。穿着遮盖全身、只露眼睛的黑色罩袍，开色利的维吾尔女性称，逃到土耳其是“为了小孩的教育”。她们解释，在新疆，没有能够学习传统伊斯兰教义与维吾尔民族文化的环境。在开色利的安置区，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学校，教孩子读《古兰经》。
但外逃者很快发现，土耳其远比他们想像的世俗，满目的西方现代化特征冲击着他们追求伊斯兰宗教保守生活的心。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一名反恐学者向端传媒透露，或许是利用了这种失望心态，不少组织对这些初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拍摄音视频档，展示穆斯林正在叙利亚过着更为宗教正统的、平静幸福的生活，最终目的是吸引观者加入IS。
中国政府与国内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对维吾尔人“外逃”的鼓动，实际上从新疆境内就已经开始，而IS及其宣传网络更可能是真正的鼓动者。
如艾力普这样，受到鼓动进入IS又逃出来的人只是极少数。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研究维吾尔问题的学者透露，现在进入IS和叙利亚的维吾尔战士总计可能超过4000名，已经战死的超过500名。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中国官方此前提及的数目，但尚没有其他信源能够交叉验证这一说法。
中国官方只有两次直接或间接地提及参加IS的维吾尔人数目。2014年，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援引国外媒体消息称, 大约有100名中国籍公民在中东作战或接受训练，其中主要为“东突分子”。2015年初，马来西亚内政部长在与中国公安部副部长见面后，透露中方提及”有300多名中国人以马来西亚作为中转站，前往第三国，再加入IS。”
据这个土耳其讯息源称，这4000多名维吾尔人分属不同军事组织；大部分加入IS，也有颇多人加入叙利亚反抗军的行列，甚至也有少量加入叙利亚政府军。不论为谁而战，共同点是他们同时接受了战场武装训练。
世维会副主席萨伊特对端传媒说，他和工作伙伴正在尽力说服迁入开色利的维吾尔人不要前往叙利亚或IS，而是留在土耳其过“正常的生活，让小孩受正常的教育”。
但只靠救济并非长久之计。未来何去何从，被安置在开色利的维吾尔人尚无定论。
现在，定居伊斯坦布尔的艾力普一边帮人做房屋买卖仲介，一边与人合伙开办馕饼（一种新疆食品）工厂，批发分销到伊斯坦布尔的零售杂货店。他同时还前往中东其他国家，将土耳其的货品出口贸易到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他的妻子也十分勤奋，两年前开始在家中做手工。如今一家人已经筹到钱在伊斯坦布尔买房子。
相对其他“维吾尔外逃人士”，艾力普一家人的境遇算是十分幸运。
逃亡之路 命运不在自己手中
与艾力普相似，在土耳其寻找“正常宗教生活”的阿不都拉罕也是取道东南亚最终抵达土耳其的。他与一个朋友于2014年持有效中国护照，从广州申办马来西亚旅游签证，后出走至土耳其。
据前文提到的新加坡学者介绍，911恐怖袭击以前，维吾尔人非法出境，主要是跨越新疆西部边境，抵达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但随着中国与西边邻国反恐合作升级，从西线“外逃”变得困难。
此后，维吾尔偷渡者转向中国南部边境省份，像是云南、广西、广东。有鉴于西线严酷的反恐氛围，南线成为偷渡的另一个选择。于是，东南亚成为维吾尔人“外逃”的必经之路。
准备出逃的维吾尔人常常变卖农田财产，倾其所有交付蛇头，但他们接下来的命运则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这一家17人手中所持护照上“国籍”一栏，全部填写的是“Turkish”（土耳其人），而出生地一栏则为“XinJiang”（新疆）或“Kashgar” （喀什，新疆南部地区）。
2014年，泰国政府在国境南部丛林中发现了约400名维吾尔人，当时他们正在逃往土耳其途中。除100多人逃走外，其余300多人被关进泰国南部的数个难民营。
联合国难民署亚太地区发言人Vivian Tan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介绍，这批难民当时自称是土耳其人，并表示希望回到土耳其。
这些偷渡客中，Tekmakan Ashan一家17人在2015年3月的偷渡审判进程备受关注。这家人的代表律师Worasit Piriyawiboon接受端媒体采访时表示，案件审理期间，泰国一直收到中国政府的压力：“中国方面每周会给泰政府发送很厚的政府间档案，以证明这些偷渡客来自新疆，但土耳其政府方面则对此保持沉默。”
端传媒记者看到这一家17人手中所持护照上“国籍”一栏，全部填写的是“Turkish”（土耳其人），而出生地一栏则为“XinJiang”（新疆）或“Kashgar” （喀什，新疆南部地区）。
事后，中国官方公开指责土耳其驻东南亚地区的使馆人员协助“维吾尔人外逃”，为他们提供旅行证件与其他便利。
在两国政府漫长的举证过程中，这些前途未卜的维吾尔人，居住在曼谷非法移民拘留所中三幢三层高的楼内。这里共关押着约1500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偷渡者。每间房内约有60到80个人，有的牢房甚至关押上百人，每人平均的活动空间只有一平方米。闷热的房间里只有简单的风扇设备，被关押者洗澡、睡觉、吃饭、祈祷、看书读报都在这里。室内没有电话，但允许探视、送钱，以供关押者在拘留所内购买简单的食物用品。
经过数月的审理，这家人及170多名偷渡的妇女和儿童于5月至7月先后被送至土耳其。而另外的109名维吾尔偷渡者（主要为男性）则于7月被遣返中国。至本报道撰写时，他们仍被拘留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等待处理。
另一群在马来西亚被发现的维吾尔人命运则完全不同。
马来西亚人权组织人民之声前执行长叶瑞生向端传媒分析，这次马来西亚反常行为很可能与马来西亚面临的人口贩卖评级相关。
2014年10月，马来西亚警方在首都吉隆坡郊外两个公寓里，分别拘捕了90名与65名来自中国的维吾尔人，其中有79名个成年人与76个儿童。
目前仍居住在其中一处公寓的住户向端传媒回忆，这些维吾尔人挤在这个公寓中的一个房间里长达一年多。他们曾在夜里听见那房间里传出炒菜的声音，有时会看到阳台上有孩子睡觉，或是女人祈祷。但大部份时间，维吾尔人都把自己关在挂着巨大黑色窗帘的屋里，即使房东来收房租，也只是将门打开一点，把钱递出去。“完全无法想像这么多的人在一个屋子里住了那么久！”
端传媒记者目测，这个小区比较大的房间是三室一厅，面积大约六、七十平方米，那些维吾尔人可能就是挤在这种房型，或者更小的房间中。
蜷缩一年多后，马来西亚最终同意将他们送往土耳其。端传媒从不同消息来源了解到，这些人没有跟当地中国大使馆联系的意图，而是要求跟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见面。难民署展开调查后认为值得保护他们。马来西亚政府接受报告后，决定将他们送到土耳其。 这一处理方式与此前马来西亚处理相似案例的方式颇不相同，令外界意外。
2011年至2012年期间，先后有数十名维吾尔人偷渡到马来西亚后被捕，他们都被悉数遣返中国。一名接近联合国难民署的人士向端传媒证实，2011年马来西亚将11名维吾尔人送回中国，是因为中国向马来西亚政府施压。
马来西亚人权组织“人民之声（Suaram）”前执行长叶瑞生向端传媒分析，这次马来西亚的“反常行为”，很可能与马来西亚面临的人口贩卖情况评估相关。
叶瑞生说，此前，马来西亚被美国列入“人口贩卖中心”名单，马方对此表示不满，要求美方能重新评级。美国为了能与马来西亚达成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是指由新加坡等四国启动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先后加入谈判）。“马来西亚需要在提升后适当表现一下，对待这155名维吾尔人的方式就是表现。”
除了公开出来的案例之外，据传马来西亚政府还曾低调地将更多维吾尔人送到土耳其。
“人民之声”一名协调员接触马来西亚移民局之后了解到，从2012年至2014年，马来西亚当局将约3000名维吾尔人送到土耳其。
他还向端传媒表示，作为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与土耳其数年前曾达成一项内部协议：不将维吾尔人送返中国或第三国。为了避免引起中国愤怒，双方尚未公开这项协议。
他称，时任土耳其总理、现任总统热杰甫·埃尔多安（Recep Erdoğan）主导这项协议。马来西亚方面则由内政部长扎希德（Ahmad Zahid bin Hamidi）和在野党政治家赛夫丁·伊斯梅尔（Saifuddin Ismail）处理。截至发稿前，土耳其驻吉隆坡大使馆、赛夫丁以及马来西亚移民局都未对端传媒相关采访要求作出回应。
每人的外逃的花费大约是2千-1.5万美元（约合1.5万至10万人民币）不等。有些人中途被人口贩子欺骗，可能花费更多。
在前途未卜的偷渡旅程中，决意出逃的维吾尔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准备足够的金钱。据英国《金融时报》采访的一名偷渡者称，他花了三万人民币穿越中国边境，之后在越南先付给人口贩子9000人民币，在柬埔寨又付了23000人民币。
世维会副主席萨伊特说，依据实际情况不同，“每人的外逃花费大约是2千-1.5万美元（约合15000至100000人民币）不等。有些人中途被人口贩子欺骗，可能花费更多。
路透社曾援引知情人士称，蛇头听闻是越南人偷渡会收取1000美元（约6000多人民币），若是维吾尔人则会上涨五到十倍。
选择出逃 偷渡者还是恐怖分子
虽然同为逃亡者，艾力普与阿布都拉罕无论是出逃原因，还是对土耳其失望的原因都并不相同。
曾进出IS的艾力普，当年出走家乡是因为猎杀了珍稀动物。2013年，艾力普因为在新疆戈壁滩非法猎捕中国“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黄羚羊遭到政府通缉。他知道朋友在新疆坐牢所受的痛苦：生病不能就医，甚至病死狱中。他怕一旦坐牢就不能活着出来，于是决心出逃。
在经历了“不习惯IS的极端信仰方式”、在土耳其找不到好的谋生方式一系列挫折后，艾力普现在常常想，过去在哈密，就算坐牢，生活在政府管制下，有诸多限制，但是出狱后还可能做点小生意，安度余生。而现在只能浪迹异乡，别无他法。
与艾力普追求更好生活的世俗要求不同，阿布都拉罕的出逃与不满源自对于伊斯兰宗教生活的向往。
维吾尔社会一方面要面对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中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社会现状，另一方面则无力消化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暴力袭击之后的民族关系撕裂与官方有针对的打压，宗教保守主义成为维吾尔人寻找寄托的方式之一。
出逃者中，与阿布杜拉罕持同样观点的占多数。但很难确定最终走入IS的维吾尔人当初出逃时抱着怎样的心态，而追求保守宗教生活的目标又是在何时何地转化为“依靠暴力行为寻求解决”的行动。
中国官方对于这一问题的表态及用词也愈加小心谨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傅莹在今年7月于新加坡举行的讲座中表示，要将恐怖分子与某个民族、某种宗教区分开来。在今年7月10日召开的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在泰国被遣返的维吾尔人为“非法偷渡者”，而非“恐怖分子”。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曾采访了数名维吾尔出逃者，其中一人表示，自己出逃是因为不能在新疆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妻子不能穿戴蒙面罩袍”；另一人表示出逃是因为私下开办古兰经学校。
实际上，穿戴蒙面罩袍和开办地下古兰经学校在新疆既非传统，也非常态。它们是伊斯兰教中保守的瓦哈比教派在1980年代左右传入新疆后逐渐发展出的事物。
与土耳其类似，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分支的维吾尔人，传统上是穆斯林中较为世俗化的一群。女性很少穿戴蒙面罩袍，传统服饰是艾迪莱斯丝绸所制的花色裙装。处于亚欧大陆通商要道的地理位置，赋予维吾尔人经商的传统，他们通常心态开放，善于接受新事物。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全球伊斯兰主义思潮兴起，倡导严格遵从教义的瓦哈比教派在维吾尔人中，影响力日益增大。维吾尔社会一方面要面对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中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无力消化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暴力袭击之后的民族关系撕裂，以及官方政策有针对性的“打压”。于是，宗教保守主义成为维吾尔人寻找寄托的方式之一。
宗教保守主义的具体表现包括：南疆地区穿戴蒙面罩袍的女性数量明显增多，维吾尔男性抽烟喝酒的人数减少，留大胡子的人数增多等等。
维吾尔人反世俗化的走向引起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的不安。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限制政策：穿戴罩袍与蓄胡者禁止出入公共场所，公务员与学生不允许进入清真寺礼拜，政府还对斋月封斋做出很多限制性规定等等。
这些“一刀切”政策不但为宗教保守主义者添加了“勇于反抗”的英雄色彩，更影响了普通穆斯林的正常宗教生活。
曾赴新疆南疆调研的新疆社科院副研究员吐尔文江·吐尔逊曾撰文强调，必须对现今的新疆穆斯林进行区分，他认为根据宗教态度，大致可将维吾尔人分为四类：
一是“文化穆斯林”，通常是党政官员、企业白领或大学生，很少参与宗教活动，也不忌烟酒，但依然存有宗教情感并遵守传统风俗。
二是“世俗穆斯林”，主要是农民、普通市民和商贩，会进行封斋（斋戒）、做礼拜、去清真寺等宗教活动，不排斥烟酒，怀着朴素的宗教情感。
三是“保守穆斯林”，也称伊斯兰复古主义或原教旨主义。这个群体要求严格按照《古兰经》规范个人社会行为，行为方式类似清教徒，但不主张暴力，也没有政治诉求。
四是“极端穆斯林”，指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维吾尔群体，在宗教价值上有激进、极端的倾向。
需要注意的是，“保守穆斯林”比较容易被动员为“极端穆斯林”，而其他类别的穆斯林之间也可能因为各种时空因素，发生转换。
但“保守”与“极端”的转换并不是一个容易辨认与预防的过程，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特别是新疆地方政府，不加分辨一律打压的政策很可能正在加剧这一恶化转变趋势。
按照这一标准，艾力普最初应属“世俗穆斯林”，而阿布都拉罕则接近“保守穆斯林”。大部份逃离新疆，在土耳其居住，穿戴蒙面罩袍、严格履行《古兰经》教义的维吾尔群体都可大致划为“保守穆斯林”范围。而赴IS有意识参加战斗的维吾尔人则可看做有政治诉求的“极端穆斯林”。
曾在新疆制造多起暴力恐怖事件、追求独立的数个维吾尔极端组织，毫无疑问也属于“极端穆斯林”行列。
即使是“极端穆斯林”，他们在加入IS时，也可能参杂家庭亲情、经济利益、民族怨怼等各式原因。例如被IS用作“宣传”典型，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名叫穆罕默德·阿敏（Muhammad Amin） 的八十岁维吾尔老人。根据土耳其当地维吾尔社群的消息，老人前往IS，纯粹是为寻亲。因为他的儿子携家带眷加入IS，他想念儿孙，只好前往叙利亚。至于他自己有多么相信IS宣扬的理想，值得质疑。
但“保守”与“极端”的转换并不是一个容易辨认与预防的过程。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特别是新疆地方政府，不加分辨一律打压的政策，很可能正在加剧这一转变趋势 。
恶性循环 “严打﹣反抗”循环链条
很明显，从十数年前的全球反恐战争开始，暴力与恐怖的“标签”开始与新疆维吾尔人如影相随。颇多加强管控的措施开始实行，有的变本加厉。走访海外的维吾尔社群，近年来，从禁止公务员去清真寺、限制中学生戴花帽，到新疆“便民联系卡”的限制住居迁徙（自2014年5月起，所有离开户籍所在地的新疆籍流动人口都须办理“便民联系卡”，登记去向。），激发怨气的实例不胜枚举，怨怼声浪直线攀升。
阿布都拉罕说：“新疆协警或警员常常没有道理地在街头阻停维吾尔人，随意查验身分、搜身。但是他们不会阻停汉人。如果维吾尔人询问理由或反抗，马上就会被逮捕，甚至被当场殴打，被说是思想有问题，受到极端伊斯兰思想影响。”
不加区分的管制不但针对整个维吾尔群体，甚至扩展到在新疆居住的其他民族。
一名居住在海外的新疆回族女性曾回忆自己入境新疆探亲的情景：他们让我把头巾拿下来，脱掉鞋子，把裤腰带也解下来。然后从头深浅软硬地摸到脚。执法人员的态度也很不好，“我感到作为穆斯林的尊严被赤裸裸剥光，感到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这名回族女性的丈夫称，去南疆时，执法人员在海关准备了剃须用具，看到某人留了大胡子，就会说“是你自己来，还是要我们帮你剃。”
新疆汉族同样受到牵连。有新疆汉人反映，由于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以65开头（新疆的身份证开头号码）而在内地被拒绝入住酒店。
此外，新疆官方对于伊斯兰宗教人士采取了异常严格的管理。于2005年出版的《新时期阿訇实用手册》详细罗列了阿訇（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日常行为规范，宣讲国家政策成为阿訇的日常工作。阿訇的任免与级别需要政府批准。 一些地方甚至组织阿訇伴着网络流行歌曲《小苹果》跳舞，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新疆穆斯林民众啼笑皆非。
清真寺阿訇因此逐渐失去当地维吾尔人的信任，地下私办的古兰经学院随之兴起，成为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主要传播方式。
中国官方在过去十数年公布的三份恐怖组织与恐怖份子通缉名单，都是维吾尔人，并指控他们为“东突势力”。此外，几份官方出版的新疆白皮书也不断指出，“东突势力”在新疆与中国境内不断制造暴力与恐怖攻击行动，进行分裂活动。所以，面对近年新疆多发的暴力事件，中国官方处理的策略总是倡导要防微杜渐，“严厉打击暴力恐怖袭击犯罪，并尽可能地，将这类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
相对地，海外维吾尔异议组织，如世维会，又总是指责中国滥用反恐名义，打压维吾尔人。中国政府声称发生在新疆的暴力事件是由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推动、策划和发动的。但世维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却认为：“极端的压迫会带来极端的反抗。”
于是，一个循环论证（circular argument）发展出来。
中国官方认定“暴恐”需要“被严打”。但是，到了海外维吾尔异议团体的话语中，“严打”就变成“压迫”，而既然“被压迫”，当然就要“反抗”。
在新疆，其实很难分辨究竟是“暴恐”先出现，还是“打压”先出现，抑或二者同时并存。“暴恐”与“反抗”，“严打”与“压迫”成了两组同义词，构成封闭的“循环论证”，根本无益于说明问题的实质。
更令人担心的是，这样的“循环论证”可能已经衍生成为实际政策，一种自我预言式的（self-fulfilling）政策实现。近年的维吾尔非法偷渡移民不绝，很清楚可以观察到 “循环论证”的现实后果。“循环论证”成为一个铜板的两面，被中国政府与海外维吾尔异议组织各取所需地进行话语描述。
严格的管控策略其实更加凸显中国政府当前无法善治新疆的长期焦虑。也让政府的治理塌陷掉入自己设下的陷阱——“暴恐 – 严打 – 压迫 – 反抗”的循环论证。引入更全面严密的管控策略，只会带来更令人不安的后果。
但是，无可讳言，无论被称作“暴恐”还是“反抗”，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正在逃离新疆，而且其中一部分人更参与到暴力活动中。未来新疆要面对的威胁，或许不仅仅是拿大砍刀的几个无知青年团伙，更可能是有着实战经验，能操作现代化自动武器的战士。
（侍建宇，学者，现任教于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10-international-UygurISIS/
进入伊斯兰国，他后悔了
维吾尔人艾力普（化名）决定逃离家乡──新疆哈密。
2013年的一天，他告别妻儿，直奔云南，四处寻找蛇头，而后取道东南亚，徒步穿越泰国，辗转抵达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一段时间后，又被一个“机缘巧合”下认识的维吾尔人带至“生活会更好”的伊拉克境内，艾力普就这样踏进了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下文简称IS）。
不久，他后悔了。
不愿透露更多在IS生活的细节，艾力普只告诉端传媒，他很快发现那里战事炙热，一不小心就会性命不保。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个能够“完全奉献”的穆斯林，那样恪守伊斯兰教法的社会也不适合他。于是不到半年，他再次选择逃离，趁当时土耳其边境管理尚不严格，从IS逃回伊斯坦布尔。
如今，艾力普和追随他偷渡出新疆的妻儿住在伊斯坦布尔，经商为生。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常驻土耳其开色利（Kayseri）的副主席萨伊特（Seyit Tumturk）称，近两年，如艾力普这样从中国逃出，进入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大约有8000–10000人左右。
这些“外逃的维吾尔”中，有一些被安置在土耳其中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开色利城，另一些留在伊斯坦布尔，主要生活在靠近城西国际机场的区域，如Zeytinburnu和Sefaköy。
艾力普毫不讳言他初到土耳其时的失望。在这个失业率常年停留在10％以上的国家，偷渡者谋生绝不容易。原本对土耳其的美好愿景很快被拮据的生活打破，这是促成艾力普愿意去伊拉克”寻找更好生活”的主要原因。
54岁的维吾尔人阿布都拉罕（Abdulahim）出逃则是为了“更有尊严的生活”。 由于在家乡伊犁（新疆北部城市）“没办法有尊严地生活，更没法正常地过伊斯兰宗教生活”，阿布都拉罕逃至土耳其，现居开色利。
与他一起住在开色利的，还有1000名左右维吾尔人，他们逃至这里后，被安置在几栋五层高的公寓中。毫无特征的方形楼宇外，是宽阔的马路和异常笔直的白杨树，这景色与几千公里外新疆城市中寻常小区的景致颇为相似。
不止气候与城市特征有相似之处，由于同属突厥民族，语言相近，新疆维吾尔人对于土耳其一直存有亲近感甚至归属感。因此，近年维吾尔人出逃的目的地多选择土耳其。
“外逃维吾尔人”在土耳其的生存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少数，这些维吾尔人在土耳其有亲戚朋友，可以通过关系寻得工作，生存下去。第二类也是少数，他们性格较为独立，有经商头脑，可以很快适应土耳其当地社会生活。第三类“外逃维吾尔”则是大多数，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人生地不熟，他们到达土耳其后大多没有工作，靠偶尔打打零工和社会救济维持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开色利，妇女与孩童占有非常高的比例。穿着遮盖全身、只露眼睛的黑色罩袍，开色利的维吾尔女性称，逃到土耳其是“为了小孩的教育”。她们解释，在新疆，没有能够学习传统伊斯兰教义与维吾尔民族文化的环境。在开色利的安置区，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学校，教孩子读《古兰经》。
但外逃者很快发现，土耳其远比他们想像的世俗，满目的西方现代化特征冲击着他们追求伊斯兰宗教保守生活的心。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一名反恐学者向端传媒透露，或许是利用了这种失望心态，不少组织对这些初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拍摄音视频档，展示穆斯林正在叙利亚过着更为宗教正统的、平静幸福的生活，最终目的是吸引观者加入IS。
中国政府与国内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对维吾尔人“外逃”的鼓动，实际上从新疆境内就已经开始，而IS及其宣传网络更可能是真正的鼓动者。
如艾力普这样，受到鼓动进入IS又逃出来的人只是极少数。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研究维吾尔问题的学者透露，现在进入IS和叙利亚的维吾尔战士总计可能超过4000名，已经战死的超过500名。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中国官方此前提及的数目，但尚没有其他信源能够交叉验证这一说法。
中国官方只有两次直接或间接地提及参加IS的维吾尔人数目。2014年，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援引国外媒体消息称, 大约有100名中国籍公民在中东作战或接受训练，其中主要为“东突分子”。2015年初，马来西亚内政部长在与中国公安部副部长见面后，透露中方提及”有300多名中国人以马来西亚作为中转站，前往第三国，再加入IS。”
据这个土耳其讯息源称，这4000多名维吾尔人分属不同军事组织；大部分加入IS，也有颇多人加入叙利亚反抗军的行列，甚至也有少量加入叙利亚政府军。不论为谁而战，共同点是他们同时接受了战场武装训练。
世维会副主席萨伊特对端传媒说，他和工作伙伴正在尽力说服迁入开色利的维吾尔人不要前往叙利亚或IS，而是留在土耳其过“正常的生活，让小孩受正常的教育”。
但只靠救济并非长久之计。未来何去何从，被安置在开色利的维吾尔人尚无定论。
现在，定居伊斯坦布尔的艾力普一边帮人做房屋买卖仲介，一边与人合伙开办馕饼（一种新疆食品）工厂，批发分销到伊斯坦布尔的零售杂货店。他同时还前往中东其他国家，将土耳其的货品出口贸易到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他的妻子也十分勤奋，两年前开始在家中做手工。如今一家人已经筹到钱在伊斯坦布尔买房子。
相对其他“维吾尔外逃人士”，艾力普一家人的境遇算是十分幸运。
逃亡之路 命运不在自己手中
与艾力普相似，在土耳其寻找“正常宗教生活”的阿不都拉罕也是取道东南亚最终抵达土耳其的。他与一个朋友于2014年持有效中国护照，从广州申办马来西亚旅游签证，后出走至土耳其。
据前文提到的新加坡学者介绍，911恐怖袭击以前，维吾尔人非法出境，主要是跨越新疆西部边境，抵达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但随着中国与西边邻国反恐合作升级，从西线“外逃”变得困难。
此后，维吾尔偷渡者转向中国南部边境省份，像是云南、广西、广东。有鉴于西线严酷的反恐氛围，南线成为偷渡的另一个选择。于是，东南亚成为维吾尔人“外逃”的必经之路。
准备出逃的维吾尔人常常变卖农田财产，倾其所有交付蛇头，但他们接下来的命运则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这一家17人手中所持护照上“国籍”一栏，全部填写的是“Turkish”（土耳其人），而出生地一栏则为“XinJiang”（新疆）或“Kashgar” （喀什，新疆南部地区）。
2014年，泰国政府在国境南部丛林中发现了约400名维吾尔人，当时他们正在逃往土耳其途中。除100多人逃走外，其余300多人被关进泰国南部的数个难民营。
联合国难民署亚太地区发言人Vivian Tan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介绍，这批难民当时自称是土耳其人，并表示希望回到土耳其。
这些偷渡客中，Tekmakan Ashan一家17人在2015年3月的偷渡审判进程备受关注。这家人的代表律师Worasit Piriyawiboon接受端媒体采访时表示，案件审理期间，泰国一直收到中国政府的压力：“中国方面每周会给泰政府发送很厚的政府间档案，以证明这些偷渡客来自新疆，但土耳其政府方面则对此保持沉默。”
端传媒记者看到这一家17人手中所持护照上“国籍”一栏，全部填写的是“Turkish”（土耳其人），而出生地一栏则为“XinJiang”（新疆）或“Kashgar” （喀什，新疆南部地区）。
事后，中国官方公开指责土耳其驻东南亚地区的使馆人员协助“维吾尔人外逃”，为他们提供旅行证件与其他便利。
在两国政府漫长的举证过程中，这些前途未卜的维吾尔人，居住在曼谷非法移民拘留所中三幢三层高的楼内。这里共关押着约1500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偷渡者。每间房内约有60到80个人，有的牢房甚至关押上百人，每人平均的活动空间只有一平方米。闷热的房间里只有简单的风扇设备，被关押者洗澡、睡觉、吃饭、祈祷、看书读报都在这里。室内没有电话，但允许探视、送钱，以供关押者在拘留所内购买简单的食物用品。
经过数月的审理，这家人及170多名偷渡的妇女和儿童于5月至7月先后被送至土耳其。而另外的109名维吾尔偷渡者（主要为男性）则于7月被遣返中国。至本报道撰写时，他们仍被拘留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等待处理。
另一群在马来西亚被发现的维吾尔人命运则完全不同。
马来西亚人权组织人民之声前执行长叶瑞生向端传媒分析，这次马来西亚反常行为很可能与马来西亚面临的人口贩卖评级相关。
2014年10月，马来西亚警方在首都吉隆坡郊外两个公寓里，分别拘捕了90名与65名来自中国的维吾尔人，其中有79名个成年人与76个儿童。
目前仍居住在其中一处公寓的住户向端传媒回忆，这些维吾尔人挤在这个公寓中的一个房间里长达一年多。他们曾在夜里听见那房间里传出炒菜的声音，有时会看到阳台上有孩子睡觉，或是女人祈祷。但大部份时间，维吾尔人都把自己关在挂着巨大黑色窗帘的屋里，即使房东来收房租，也只是将门打开一点，把钱递出去。“完全无法想像这么多的人在一个屋子里住了那么久！”
端传媒记者目测，这个小区比较大的房间是三室一厅，面积大约六、七十平方米，那些维吾尔人可能就是挤在这种房型，或者更小的房间中。
蜷缩一年多后，马来西亚最终同意将他们送往土耳其。端传媒从不同消息来源了解到，这些人没有跟当地中国大使馆联系的意图，而是要求跟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见面。难民署展开调查后认为值得保护他们。马来西亚政府接受报告后，决定将他们送到土耳其。 这一处理方式与此前马来西亚处理相似案例的方式颇不相同，令外界意外。
2011年至2012年期间，先后有数十名维吾尔人偷渡到马来西亚后被捕，他们都被悉数遣返中国。一名接近联合国难民署的人士向端传媒证实，2011年马来西亚将11名维吾尔人送回中国，是因为中国向马来西亚政府施压。
马来西亚人权组织“人民之声（Suaram）”前执行长叶瑞生向端传媒分析，这次马来西亚的“反常行为”，很可能与马来西亚面临的人口贩卖情况评估相关。
叶瑞生说，此前，马来西亚被美国列入“人口贩卖中心”名单，马方对此表示不满，要求美方能重新评级。美国为了能与马来西亚达成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是指由新加坡等四国启动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先后加入谈判）。“马来西亚需要在提升后适当表现一下，对待这155名维吾尔人的方式就是表现。”
除了公开出来的案例之外，据传马来西亚政府还曾低调地将更多维吾尔人送到土耳其。
“人民之声”一名协调员接触马来西亚移民局之后了解到，从2012年至2014年，马来西亚当局将约3000名维吾尔人送到土耳其。
他还向端传媒表示，作为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与土耳其数年前曾达成一项内部协议：不将维吾尔人送返中国或第三国。为了避免引起中国愤怒，双方尚未公开这项协议。
他称，时任土耳其总理、现任总统热杰甫·埃尔多安（Recep Erdoğan）主导这项协议。马来西亚方面则由内政部长扎希德（Ahmad Zahid bin Hamidi）和在野党政治家赛夫丁·伊斯梅尔（Saifuddin Ismail）处理。截至发稿前，土耳其驻吉隆坡大使馆、赛夫丁以及马来西亚移民局都未对端传媒相关采访要求作出回应。
每人的外逃的花费大约是2千-1.5万美元（约合1.5万至10万人民币）不等。有些人中途被人口贩子欺骗，可能花费更多。
在前途未卜的偷渡旅程中，决意出逃的维吾尔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准备足够的金钱。据英国《金融时报》采访的一名偷渡者称，他花了三万人民币穿越中国边境，之后在越南先付给人口贩子9000人民币，在柬埔寨又付了23000人民币。
世维会副主席萨伊特说，依据实际情况不同，“每人的外逃花费大约是2千-1.5万美元（约合15000至100000人民币）不等。有些人中途被人口贩子欺骗，可能花费更多。
路透社曾援引知情人士称，蛇头听闻是越南人偷渡会收取1000美元（约6000多人民币），若是维吾尔人则会上涨五到十倍。
选择出逃 偷渡者还是恐怖分子
虽然同为逃亡者，艾力普与阿布都拉罕无论是出逃原因，还是对土耳其失望的原因都并不相同。
曾进出IS的艾力普，当年出走家乡是因为猎杀了珍稀动物。2013年，艾力普因为在新疆戈壁滩非法猎捕中国“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黄羚羊遭到政府通缉。他知道朋友在新疆坐牢所受的痛苦：生病不能就医，甚至病死狱中。他怕一旦坐牢就不能活着出来，于是决心出逃。
在经历了“不习惯IS的极端信仰方式”、在土耳其找不到好的谋生方式一系列挫折后，艾力普现在常常想，过去在哈密，就算坐牢，生活在政府管制下，有诸多限制，但是出狱后还可能做点小生意，安度余生。而现在只能浪迹异乡，别无他法。
与艾力普追求更好生活的世俗要求不同，阿布都拉罕的出逃与不满源自对于伊斯兰宗教生活的向往。
维吾尔社会一方面要面对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中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社会现状，另一方面则无力消化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暴力袭击之后的民族关系撕裂与官方有针对的打压，宗教保守主义成为维吾尔人寻找寄托的方式之一。
出逃者中，与阿布杜拉罕持同样观点的占多数。但很难确定最终走入IS的维吾尔人当初出逃时抱着怎样的心态，而追求保守宗教生活的目标又是在何时何地转化为“依靠暴力行为寻求解决”的行动。
中国官方对于这一问题的表态及用词也愈加小心谨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傅莹在今年7月于新加坡举行的讲座中表示，要将恐怖分子与某个民族、某种宗教区分开来。在今年7月10日召开的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在泰国被遣返的维吾尔人为“非法偷渡者”，而非“恐怖分子”。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曾采访了数名维吾尔出逃者，其中一人表示，自己出逃是因为不能在新疆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妻子不能穿戴蒙面罩袍”；另一人表示出逃是因为私下开办古兰经学校。
实际上，穿戴蒙面罩袍和开办地下古兰经学校在新疆既非传统，也非常态。它们是伊斯兰教中保守的瓦哈比教派在1980年代左右传入新疆后逐渐发展出的事物。
与土耳其类似，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分支的维吾尔人，传统上是穆斯林中较为世俗化的一群。女性很少穿戴蒙面罩袍，传统服饰是艾迪莱斯丝绸所制的花色裙装。处于亚欧大陆通商要道的地理位置，赋予维吾尔人经商的传统，他们通常心态开放，善于接受新事物。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全球伊斯兰主义思潮兴起，倡导严格遵从教义的瓦哈比教派在维吾尔人中，影响力日益增大。维吾尔社会一方面要面对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中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无力消化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暴力袭击之后的民族关系撕裂，以及官方政策有针对性的“打压”。于是，宗教保守主义成为维吾尔人寻找寄托的方式之一。
宗教保守主义的具体表现包括：南疆地区穿戴蒙面罩袍的女性数量明显增多，维吾尔男性抽烟喝酒的人数减少，留大胡子的人数增多等等。
维吾尔人反世俗化的走向引起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的不安。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限制政策：穿戴罩袍与蓄胡者禁止出入公共场所，公务员与学生不允许进入清真寺礼拜，政府还对斋月封斋做出很多限制性规定等等。
这些“一刀切”政策不但为宗教保守主义者添加了“勇于反抗”的英雄色彩，更影响了普通穆斯林的正常宗教生活。
曾赴新疆南疆调研的新疆社科院副研究员吐尔文江·吐尔逊曾撰文强调，必须对现今的新疆穆斯林进行区分，他认为根据宗教态度，大致可将维吾尔人分为四类：
一是“文化穆斯林”，通常是党政官员、企业白领或大学生，很少参与宗教活动，也不忌烟酒，但依然存有宗教情感并遵守传统风俗。
二是“世俗穆斯林”，主要是农民、普通市民和商贩，会进行封斋（斋戒）、做礼拜、去清真寺等宗教活动，不排斥烟酒，怀着朴素的宗教情感。
三是“保守穆斯林”，也称伊斯兰复古主义或原教旨主义。这个群体要求严格按照《古兰经》规范个人社会行为，行为方式类似清教徒，但不主张暴力，也没有政治诉求。
四是“极端穆斯林”，指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维吾尔群体，在宗教价值上有激进、极端的倾向。
需要注意的是，“保守穆斯林”比较容易被动员为“极端穆斯林”，而其他类别的穆斯林之间也可能因为各种时空因素，发生转换。
但“保守”与“极端”的转换并不是一个容易辨认与预防的过程，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特别是新疆地方政府，不加分辨一律打压的政策很可能正在加剧这一恶化转变趋势。
按照这一标准，艾力普最初应属“世俗穆斯林”，而阿布都拉罕则接近“保守穆斯林”。大部份逃离新疆，在土耳其居住，穿戴蒙面罩袍、严格履行《古兰经》教义的维吾尔群体都可大致划为“保守穆斯林”范围。而赴IS有意识参加战斗的维吾尔人则可看做有政治诉求的“极端穆斯林”。
曾在新疆制造多起暴力恐怖事件、追求独立的数个维吾尔极端组织，毫无疑问也属于“极端穆斯林”行列。
即使是“极端穆斯林”，他们在加入IS时，也可能参杂家庭亲情、经济利益、民族怨怼等各式原因。例如被IS用作“宣传”典型，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名叫穆罕默德·阿敏（Muhammad Amin） 的八十岁维吾尔老人。根据土耳其当地维吾尔社群的消息，老人前往IS，纯粹是为寻亲。因为他的儿子携家带眷加入IS，他想念儿孙，只好前往叙利亚。至于他自己有多么相信IS宣扬的理想，值得质疑。
但“保守”与“极端”的转换并不是一个容易辨认与预防的过程。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特别是新疆地方政府，不加分辨一律打压的政策，很可能正在加剧这一转变趋势 。
恶性循环 “严打﹣反抗”循环链条
很明显，从十数年前的全球反恐战争开始，暴力与恐怖的“标签”开始与新疆维吾尔人如影相随。颇多加强管控的措施开始实行，有的变本加厉。走访海外的维吾尔社群，近年来，从禁止公务员去清真寺、限制中学生戴花帽，到新疆“便民联系卡”的限制住居迁徙（自2014年5月起，所有离开户籍所在地的新疆籍流动人口都须办理“便民联系卡”，登记去向。），激发怨气的实例不胜枚举，怨怼声浪直线攀升。
阿布都拉罕说：“新疆协警或警员常常没有道理地在街头阻停维吾尔人，随意查验身分、搜身。但是他们不会阻停汉人。如果维吾尔人询问理由或反抗，马上就会被逮捕，甚至被当场殴打，被说是思想有问题，受到极端伊斯兰思想影响。”
不加区分的管制不但针对整个维吾尔群体，甚至扩展到在新疆居住的其他民族。
一名居住在海外的新疆回族女性曾回忆自己入境新疆探亲的情景：他们让我把头巾拿下来，脱掉鞋子，把裤腰带也解下来。然后从头深浅软硬地摸到脚。执法人员的态度也很不好，“我感到作为穆斯林的尊严被赤裸裸剥光，感到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这名回族女性的丈夫称，去南疆时，执法人员在海关准备了剃须用具，看到某人留了大胡子，就会说“是你自己来，还是要我们帮你剃。”
新疆汉族同样受到牵连。有新疆汉人反映，由于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以65开头（新疆的身份证开头号码）而在内地被拒绝入住酒店。
此外，新疆官方对于伊斯兰宗教人士采取了异常严格的管理。于2005年出版的《新时期阿訇实用手册》详细罗列了阿訇（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日常行为规范，宣讲国家政策成为阿訇的日常工作。阿訇的任免与级别需要政府批准。 一些地方甚至组织阿訇伴着网络流行歌曲《小苹果》跳舞，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新疆穆斯林民众啼笑皆非。
清真寺阿訇因此逐渐失去当地维吾尔人的信任，地下私办的古兰经学院随之兴起，成为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主要传播方式。
中国官方在过去十数年公布的三份恐怖组织与恐怖份子通缉名单，都是维吾尔人，并指控他们为“东突势力”。此外，几份官方出版的新疆白皮书也不断指出，“东突势力”在新疆与中国境内不断制造暴力与恐怖攻击行动，进行分裂活动。所以，面对近年新疆多发的暴力事件，中国官方处理的策略总是倡导要防微杜渐，“严厉打击暴力恐怖袭击犯罪，并尽可能地，将这类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
相对地，海外维吾尔异议组织，如世维会，又总是指责中国滥用反恐名义，打压维吾尔人。中国政府声称发生在新疆的暴力事件是由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推动、策划和发动的。但世维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却认为：“极端的压迫会带来极端的反抗。”
于是，一个循环论证（circular argument）发展出来。
中国官方认定“暴恐”需要“被严打”。但是，到了海外维吾尔异议团体的话语中，“严打”就变成“压迫”，而既然“被压迫”，当然就要“反抗”。
在新疆，其实很难分辨究竟是“暴恐”先出现，还是“打压”先出现，抑或二者同时并存。“暴恐”与“反抗”，“严打”与“压迫”成了两组同义词，构成封闭的“循环论证”，根本无益于说明问题的实质。
更令人担心的是，这样的“循环论证”可能已经衍生成为实际政策，一种自我预言式的（self-fulfilling）政策实现。近年的维吾尔非法偷渡移民不绝，很清楚可以观察到 “循环论证”的现实后果。“循环论证”成为一个铜板的两面，被中国政府与海外维吾尔异议组织各取所需地进行话语描述。
严格的管控策略其实更加凸显中国政府当前无法善治新疆的长期焦虑。也让政府的治理塌陷掉入自己设下的陷阱——“暴恐 – 严打 – 压迫 – 反抗”的循环论证。引入更全面严密的管控策略，只会带来更令人不安的后果。
但是，无可讳言，无论被称作“暴恐”还是“反抗”，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正在逃离新疆，而且其中一部分人更参与到暴力活动中。未来新疆要面对的威胁，或许不仅仅是拿大砍刀的几个无知青年团伙，更可能是有着实战经验，能操作现代化自动武器的战士。
（侍建宇，学者，现任教于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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