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海云（美国马里兰霜堡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攻中国伊斯兰和穆斯林研究）
來源：新疆評論
http://xinjiangreview.wordpress.com/2014/11/25/%E6%96%B0%E7%96%86%E7%9A%84%E9%87%8E%E9%98%BF%E8%A8%87/
中国媒体最近报道了一则消息，新疆喀什市人民法院召开严打暴恐犯罪宣判大会，依法对22名涉暴恐的犯罪分子一审公开判决。据说上述人员分别犯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传播犯罪方法罪和强奸罪等。很显然，喀什市法院对这些人员的判处是在新疆反恐背景之下、依据两个月前由公安部公布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指导下实施的快速判决。
根据中国国内的报道，这次公开宣判的罪犯分为三类：一是被群众称为“野阿訇”的非法讲经人员，二是已被撤免宗教职务、仍然在从事非法宗教活动的人员；三是在职违法犯罪的宗教人士。很显然，喀什的这次宣判是对维吾尔穆斯林一特定阶层的判决，主要是征对“野阿訇、”“退而不休”的阿訇、以及“渎职”的阿訇们的判决。对于这些判决，国内外宣传报道大相径庭。根据喀什市委副书记、市长艾尼瓦尔·吐尔逊的提法，此次公判是一次严厉打击涉宗教领域暴恐犯罪的重大举措，也是一次活生生的法制宣传教育大会。而国际媒体《纽约时报》等对宣判大会的仪式性、法定诉讼程序和司法程序合规性以及罪名和罪证的模糊性等表达了关注。
“野阿訇”的说法和对阿訇大规模的判决引起需要我们思考一些更为基本、更为广泛的概念和问题，诸如阿訇是什么，阿訇在中国的产生程序是怎样的，为什么会有“野阿訇，”新疆对所谓“野阿訇”的提法和集体判决对于维吾尔信众和国家之间关系走向会产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等等。作为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研究者，笔者觉得有必要对这些基本的概念进行简单的梳理，有助于关心新疆问题的人士谨慎思考新疆宗教部门和宗教领袖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官僚对诸如“野阿訇”的提法和处置可能造成的影响。
简单地说，阿訇就是穆斯林宗教职业者，即我们经常所学的寺院住持等宗教人士；同时阿訇也是一种对穆斯林神学知识份子的荣誉称谓，类似于藏传佛教中的格西等誉称，也可同世俗教育中的博士、硕士等称谓。从某种程度上说，阿訇等同于“尔林”， 即穆斯林知识份子。当然，理想的阿訇是职业和知识的合二为一，即有伊斯兰知识的阿訇在宗教场所如清真寺担任一定的职位，即开学阿訇，以便引导和服务穆斯林群众。从新疆判处三类人员中的前两类来看，即所谓“野阿訇”和“退而不休”的阿訇，那么这些阿訇应该属于没有宗教职位、但却拥有知识“尔林”的民间宗教领袖。他们对维吾尔穆斯林的影响很显然不是因为他们的职位，而是他们的知识。
“野阿訇”对维吾尔穆斯林群众依然具有影响力和感召力，至少和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有关：一个阿訇的任命过程和程序，即地方政府任命的作为职业的阿訇的程序，即政府任命、指定、或批准的阿訇是不是在知识上或 “尔林”上让信众心服口服的阿訇。从目前的地方情况来看，在各种官僚化的伊斯兰教协会、宗教民族管理部门里，拉关系、走后面是很难避免的。很多情况下，操守好、有“阿林”的好阿訇无法进入需要和官僚打交道的体制内任职来引导群众。在当下中国的民族宗教管理问题上，尤其是在阿訇作为一种职业的任命问题上为“野阿訇”的存在、甚至尊崇创造了人为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野阿訇”的出现是中国宗教部门的管理问题，即没有建设一个可以将所有的宗教知识份子纳入一个公平竞争阿訇岗位的平台和机制。
另外，在任何宗教来看，学派、教派分野是无法避免的。即使在没有腐败的官僚管理体制之内任命真正具有学识和操守的阿訇在一部分信众眼里也会存在争议。职业上“下野”的阿訇很可能夸大学派、教派细节上的区别而吸引部分信众形成自己的圈子。这在具有苏菲传统的新疆土壤中很容易生根发芽。就这需要地方政府帮助创造一个平台和机制，让穆斯林阿訇和穆斯林信众从学术教理的角度出发，公开公平地选举其宗教领袖，这样穆斯林信众对阿訇赞许和政府对阿訇的的认可才能最大限度达到统合。即使在伊斯兰国家，政府对阿訇的任命是极其谨慎的，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命令穆斯林应该跟随哪一个阿訇礼拜、念经。毕竟，关系任何个人的信仰正确是穆斯林信众大是大非的问题是穆斯林自己的判断，而不是说国家通过暴力机器就能强加的。
从世界宗教史的角度来看，任何对特定宗教领袖阶层的打击和处置，不但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持久的、广泛的教派分化、冲突及仇恨。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世俗政府对宗教领袖的打压很容易造成信众与政府的直接冲突。18世纪清政府因处决“新教”哲合忍耶阿訇而激起了大规模穆斯林起义震撼了清廷并且延续了一百多年。在哲合忍野大阿訇在18世纪末被清廷处决之后，乾隆皇帝也试图禁与之有关的“野阿訇”、甚至试图消灭整个阿訇名目，这最终导致了18世纪末期、由阿訇感召的另一次起义。对当时的穆斯林来说，国家对特定“阿訇”的革除和灭绝不仅征对职业阿訇，而且也涉及更为广泛的享有“阿訇”头衔的穆斯林知识阶层甚至一般的穆斯林群众。尤其是对苏菲派别信众来说，政府（尤其是非穆斯林政府）对穆斯林宗教领袖阿訇的镇压，反面会证明其宗教领袖的正确性，从而强化他们对阿訇的尊崇，最终将国家和穆斯林信众置于一种更为紧张和持久的冲突当中。
其实，在处理宗教信众和宗教领袖与地方政府关系问题上，新疆地方政府可以从中国东部的很多开明城市和地区学习经验。从古代的泉州、广州等沿海国际都市的发展到现在的义乌等国际化城市的成长，说明只有宽容的文化宗教环境才、良好的政府和宗教人士阶层的沟通和互动才能有助于造就经济的繁荣、民众的富裕以及政府和信众之间的和谐。即使同样是穆斯林民族自治区的宁夏，其高超的宗教管理能力、和谐的民族宗教关系、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繁荣的经济正在成为中国向伊斯兰世界输出软实力的榜样。而反观新疆，其低下、粗暴的民族宗教管理方式（尤其在对待阿訇问题上）、紧张的民族宗教关系正在拖中国建设“一带一路”宏大战略的后腿。
星期二, 10月 28, 2014
甘肃破获特大涉疆宗教类非法出版物系列案件
本报兰州9月27日电 （记者林治波）根据全国“扫黄打非”工作部署，甘肃省兰州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与临夏回族自治州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建立了跨区域联合办案的工作机制。此外，兰州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还主动与甘肃平凉、青海西宁、新疆乌鲁木齐搭建联合办案工作平台。
从2012年至今，在兰州、临夏、新疆三方的共同努力下，查办涉疆、涉嫌非法宗教类出版物印刷案件14起，共查获涉疆宗教类非法出版物12.6万余册，印刷半成品散页1739万余页、40余吨，抓获犯罪嫌疑人17名，其中7名案犯已交由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其中，2013年11月9日，在兰州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会同临夏公安人员对兰州圣杰印刷责任有限公司进行的检查中，近年来主导西北地区极端宗教类非法出版物流通的重要嫌疑人马智中浮出水面，目前，嫌疑人马智中已被临夏警方刑事拘留。
《 人民日报 》（ 2014年09月28日 04 版）
从2012年至今，在兰州、临夏、新疆三方的共同努力下，查办涉疆、涉嫌非法宗教类出版物印刷案件14起，共查获涉疆宗教类非法出版物12.6万余册，印刷半成品散页1739万余页、40余吨，抓获犯罪嫌疑人17名，其中7名案犯已交由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其中，2013年11月9日，在兰州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会同临夏公安人员对兰州圣杰印刷责任有限公司进行的检查中，近年来主导西北地区极端宗教类非法出版物流通的重要嫌疑人马智中浮出水面，目前，嫌疑人马智中已被临夏警方刑事拘留。
《 人民日报 》（ 2014年09月28日 04 版）
星期日, 9月 07, 2014
被刺杀的大毛拉
作者：政知局
时间：2014年08月05日17:01
来源：http://zhuanlan.sina.com.cn/media/jingxuan/2014-08-05/170128.shtml
74岁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倒在了位于新疆喀什解放北路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外。“大毛拉”是对伊斯兰教教职中德高望重者的尊称。这位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不幸成了自上世纪90年代新疆地区有恐怖袭击活动以来，第二位遇刺的著名宗教领袖。
遇刺当天安葬行刺者中两人已被击毙
7月30日，按照穆斯林传统习俗，这位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在遇刺当天被安葬。受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委托，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当天早晨即前往喀什，到居玛·塔伊尔家中，表示沉痛哀悼，慰问亲属。
袭击发生在早上6时58分，当时，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已主持完晨礼，实施暴行的一共三人。当天中午，行凶者两人被击毙，一人被抓获。警方称，具体案情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大毛拉遇刺第二天的下午，新疆召开了一场自治区四套班子一把手全部参加的高规格会议，通报了7月30日发生在喀什市的著名爱国宗教人士、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害案件。会议开始前，在张春贤的提议下，全体与会人员先行起立，默哀三分钟。
当天凌晨，微博大V老榕在0：07分发了简短的6个字：喀什网络恢复。9分钟后，有人评论“有大毛拉的消息吗？”
只是那时候，鲜有人知道，在西部边陲，有一位大毛拉已经遇刺归真。
曾上《新闻联播》谴责“七五”事件
遇刺前，居玛·塔伊尔大毛拉是新疆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1940年10月出生于喀什的他，自2005年以来，先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伊斯兰教协会(以下简称伊协)副会长、新疆伊协副会长、喀什地区伊协副会长、喀什市政协副主席、喀什市依协副会长。此外，他还是中国伊协和新疆伊协的教务指导委员会委员。
官方通报称，他坚持弘扬伊斯兰教和平、团结、中道、宽容等思想理念，长期致力于同“三股势力”作斗争的爱国宗教人士。官方资料显示，1983年至今，居玛·塔伊尔连续被自治区、地区、市评为“五好宗教人士”。2013年，艾提尕尔清真寺和居玛·塔伊尔还曾分别获得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评选表彰的第二届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
居玛·塔伊尔大毛拉作为新疆著名宗教人士多次接受官媒采访，谴责新疆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暴行。
“七五”事件后第二天，2009年7月7日，居玛·塔伊尔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是由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分裂势力策划和煸动引起的。“打着宗教的幌子搞分裂活动是境外势力惯用的伎俩，借此隐瞒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人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不信谣，不传谣。”他不定期对一些青年人卷入暴力事件深表惋惜。“年轻人应该多学历史，了解在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报效国家。”
他还曾在清真寺接受央视记者专访。在当年7月14日播出的《新闻联播》中，他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是一个犯罪活动，与民族宗教问题无关，他们的行为不仅触犯了法律，也违反了伊斯兰教规教义。“《古兰经》上特别指出，不允许无辜杀人，如果无辜杀死一个人，就等于杀死全人类，那样是很严重的罪过。”
“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与刺杀
位于喀什解放北路的艾提尕尔大清真寺，有着572年历史，占地25.22亩，是中国最大的清真寺之一，也是中亚最有影响力的三大清真寺之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08年的报道称，寺内平时有二三千人做礼拜，居玛日(星期五)则有六七千人，逢节日时，在内外跪拜的穆斯林则高达四五万人之多。
清真寺名称"艾提尕"即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的意思，艾提尕广场也因此而得名。平日是各族人民散步、交易、游览的场所。
“七五”事件一年后，凤凰网曾刊发署名齐锐的文章，记录自己2010年10月18日清晨在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的见闻。“在不远处的艾提尕尔广场上，几只鸽子悠闲地飞来飞去，而在广场的东南角和西北角上则是一队荷枪实弹地武警战士，守卫着这份宁静与祥和。”作者还忆及善良憨厚的出租车司机曾不厌其烦地解释说，“穆斯林都很善良，每天都要礼拜，向真主忏悔自己地罪过。所以，喀什的社会治安并不比内地差许多。”
2014年7月30日晨6时58分，艾提尕尔清真寺外，主持完晨礼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却倒在了“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的血泊中。
18年前新疆政协副主席曾被连刺21刀
公开资料显示，上一次针对著名宗教领袖的刺杀事件发生在1996年5月12日，也是在新疆喀什，也是艾提尕尔清真寺，同样主持清真寺的新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阿荣汗·阿吉大毛拉当时付出了头部、左右腿及背部共刺21刀的代价，同行的儿子被刺13刀。幸运的是，当时75岁的阿荣汗·阿吉活了下来。
那时，1996年中央对疆七号文件发布不过两个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局艾尼瓦·海浪巴依曾在2006年第一期《中国宗教》杂志上撰文回忆并披露了阿荣汗·阿吉那次遇刺经历。
1996年3月，恐怖组织“伊斯兰反对党”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确定派专人潜入喀什暗杀阿喀什地区伊斯兰教界核心人物阿荣汗·阿吉和党政领导。5月12日凌晨6时50分，阿荣汗·阿吉在儿子艾买尔江卡日的陪同下前往艾提尕清真寺作礼拜，走出家门约40米时，一直潜伏在他家周围的4名持刀歹徒突然从路边窜出，朝阿荣汗·阿吉头部、左右腿及背部连刺21刀，同行的儿子头部被刺13刀，均受重伤。事后查明，行凶者均系恐怖组织“伊斯兰反对党”骨干分子。
阿荣汗·阿吉父子遇刺后，他们被专程送到乌鲁木齐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1997年1月17日，伤愈出院的阿荣汗·阿吉出席了自治区政协七届全委会。“当时，整个会场沸腾起来，与会代表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对他表示了最崇高的敬意”。2月9日，时年76岁的阿荣汗·阿吉又亲自主持了喀什艾提尕清真寺1997年开斋节会礼。
阿荣汗·阿吉1921年出生于喀什一个宗教世家。1947年底，26岁的阿荣汗·阿吉随父亲去麦加朝觐，父亲不幸因病在麦加去世。1949年3月，他返回祖国，同年任喀什塔西台克清真寺伊玛目。
文革期间，阿荣汗·阿吉被分配到喀什市委统战部芦苇厂工作。1981年他重新回到久违的宗教岗位上。自1984年起，阿荣汗·阿吉开始担任喀什市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尕清真寺伊玛目和哈提甫。
年年被评为喀什地区“五好”宗教人士的阿荣汗·阿吉，所在的清真寺也年年被评为自治区、地区“五好”宗教活动场所及全国模范清真寺。从1978年起，阿荣汗·阿吉还先后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代表、喀什市伊协会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1992年12月任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会长，2000年1月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他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六、七、八、九届政协副主席。
他生前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伤愈出院后两周，1997年1月30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他；2003年3月和9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先后会见过他。
2005年4月24日，阿荣汗·阿吉在喀什市归真，享年84岁。次日凌晨，他的葬礼在艾提尕清真寺隆重举行，报道称，当时有自发赶来的上万名穆斯林群众为他送行。
他生前曾多次说：“凶残的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虽然使我的身体留下了21处刀伤，一只耳朵被割掉，但我只要还活着，就要与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作坚决的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决不能让宗教极端势力在新疆生根，决不能让民族分裂分子的险恶用心得逞。”
“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
对阿荣汗·阿吉的刺杀行动是一个被称为“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的一部分。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千里奔赴各地，计划在斋月的第17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幸运的是，警方很快破获了该行动线索，斩断了黑名单刺杀计划。
2001年12月9日，新疆召开全新疆维护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首次披露了新疆自90年代以来的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三股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
其中，针对基层党政干部、爱国宗教人士和无辜群众的刺杀、暗杀活动就有多起：
1996年3月22日，恐怖分子将新和县爱国宗教人士阿克木司地克阿吉杀死；
1996年4月29日，杀死库车县阿拉哈格乡库纳斯村原乡党委副书记卡吾力托卡一家5口人；
1999年8月23日，残忍杀死泽普县波斯喀木乡党委委员、政法委副书记、乡派出所指导员胡达白尔地·托乎提及其子；
2000年1月25日，乌什县发生恐怖分子袭击两家汉族群众，一次杀死7人、杀伤2人的特大恐怖案件，最小的孩子才2岁；
2000年1月26日，在新和县将60岁汉族老人杀害。
这一系案件中就包括对时任新疆政协副主席阿荣汗·阿吉大毛拉实施的刺杀。
2008年，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乐泉曾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透露，上世纪90年代，新疆“年年都有些惊心动魄的事”，而自己也曾被分裂分子列入暗杀头号名单。
“稳定压倒一切”与“铁的手腕、铁的意志”
在那次采访中，王乐泉表示，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新疆所有的工作重心一直都是“稳定压倒一切”。1996年和1997年连续两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研究新疆稳定问题。
王乐泉还提及1996年3月下发的七号文件，并将文件比做“尚方宝剑”，因为“明确我们的宗教不许外国宗教势力干预，坚持政教分离，反对民族分裂”，而此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有很多“模糊的认识”。
18年后，2014年7月31日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刺案情通报会上，张春贤要求——
要以铁的手腕、铁的意志，重拳出击，迎头痛击，坚决把暴恐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
要用这起典型案件深入揭露宗教极端、暴力恐怖反人类、反社会、无视法律、违背教义的反动本性，教育各族群众、广大教民擦亮眼睛、明辨是非，深刻认清敌人的罪恶本质、险恶阴谋，树立正信、抵制极端，进一步形成对宗教极端和暴力恐怖“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社会舆论氛围，集聚强大正能量。
两天之内相隔190余公里的两起暴行
两天后的8月2日下午，新疆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通报5天前发生在莎车县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通报显示，7月28日发生在莎车县的严重暴力恐怖案件造成无辜群众37人死亡，其中汉族35人、维吾尔族2人，13人受伤，31辆车被打砸，其中6辆被烧。警方在处置过程中，击毙暴徒59人，抓捕涉案人员215人，缴获“圣战”旗帜以及大刀、斧头等作案工具。
警方查明的情况包括——
2013年以来，努尔买买提(真名努拉买提·萨吾提，莎车县艾力西湖镇人)与境外“东伊运”组织勾连，组织人员收听收看暴恐音视频，宣扬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思想，逐步形成了以其为头目的暴恐团伙。
今年斋月以来，该团伙选择偏僻地点，以吃斋饭为名多次聚集，通过非法“台比力克”活动，煽动拉拢人员，制定犯罪计划，准备作案工具。28日凌晨，该团伙成员蒙面手持刀斧袭击艾力西湖镇政府、派出所，被我维稳力量击退。
案件的细节还包括暴徒还在巴楚—莎车公路上设置多处路障，分别在10个地点拦截打砸焚烧过往车辆，杀害无辜群众，持刀斧威逼群众参加暴恐活动。途经此地的墩巴克乡乡长吾拉木江·托呼提和乡纪委书记阿不都艾尼·吐尔地严厉斥责暴徒行径，惨遭杀害。
两天后的7月30日，早晨6时58分，距离莎车县190余公里之外的喀什解放北路艾提尕尔清真寺外，主持完晨礼后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刺身亡。
资料来源：《新疆日报》、天山网、《中国宗教》、央视、央广网、中国伊协官网
时间：2014年08月05日17:01
来源：http://zhuanlan.sina.com.cn/media/jingxuan/2014-08-05/170128.shtml
74岁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倒在了位于新疆喀什解放北路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外。“大毛拉”是对伊斯兰教教职中德高望重者的尊称。这位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不幸成了自上世纪90年代新疆地区有恐怖袭击活动以来，第二位遇刺的著名宗教领袖。
遇刺当天安葬行刺者中两人已被击毙
7月30日，按照穆斯林传统习俗，这位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在遇刺当天被安葬。受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委托，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当天早晨即前往喀什，到居玛·塔伊尔家中，表示沉痛哀悼，慰问亲属。
袭击发生在早上6时58分，当时，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已主持完晨礼，实施暴行的一共三人。当天中午，行凶者两人被击毙，一人被抓获。警方称，具体案情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大毛拉遇刺第二天的下午，新疆召开了一场自治区四套班子一把手全部参加的高规格会议，通报了7月30日发生在喀什市的著名爱国宗教人士、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害案件。会议开始前，在张春贤的提议下，全体与会人员先行起立，默哀三分钟。
当天凌晨，微博大V老榕在0：07分发了简短的6个字：喀什网络恢复。9分钟后，有人评论“有大毛拉的消息吗？”
只是那时候，鲜有人知道，在西部边陲，有一位大毛拉已经遇刺归真。
曾上《新闻联播》谴责“七五”事件
遇刺前，居玛·塔伊尔大毛拉是新疆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伊玛目。1940年10月出生于喀什的他，自2005年以来，先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伊斯兰教协会(以下简称伊协)副会长、新疆伊协副会长、喀什地区伊协副会长、喀什市政协副主席、喀什市依协副会长。此外，他还是中国伊协和新疆伊协的教务指导委员会委员。
官方通报称，他坚持弘扬伊斯兰教和平、团结、中道、宽容等思想理念，长期致力于同“三股势力”作斗争的爱国宗教人士。官方资料显示，1983年至今，居玛·塔伊尔连续被自治区、地区、市评为“五好宗教人士”。2013年，艾提尕尔清真寺和居玛·塔伊尔还曾分别获得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评选表彰的第二届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
居玛·塔伊尔大毛拉作为新疆著名宗教人士多次接受官媒采访，谴责新疆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暴行。
“七五”事件后第二天，2009年7月7日，居玛·塔伊尔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是由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分裂势力策划和煸动引起的。“打着宗教的幌子搞分裂活动是境外势力惯用的伎俩，借此隐瞒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人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不信谣，不传谣。”他不定期对一些青年人卷入暴力事件深表惋惜。“年轻人应该多学历史，了解在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报效国家。”
他还曾在清真寺接受央视记者专访。在当年7月14日播出的《新闻联播》中，他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是一个犯罪活动，与民族宗教问题无关，他们的行为不仅触犯了法律，也违反了伊斯兰教规教义。“《古兰经》上特别指出，不允许无辜杀人，如果无辜杀死一个人，就等于杀死全人类，那样是很严重的罪过。”
“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与刺杀
位于喀什解放北路的艾提尕尔大清真寺，有着572年历史，占地25.22亩，是中国最大的清真寺之一，也是中亚最有影响力的三大清真寺之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08年的报道称，寺内平时有二三千人做礼拜，居玛日(星期五)则有六七千人，逢节日时，在内外跪拜的穆斯林则高达四五万人之多。
清真寺名称"艾提尕"即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的意思，艾提尕广场也因此而得名。平日是各族人民散步、交易、游览的场所。
“七五”事件一年后，凤凰网曾刊发署名齐锐的文章，记录自己2010年10月18日清晨在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的见闻。“在不远处的艾提尕尔广场上，几只鸽子悠闲地飞来飞去，而在广场的东南角和西北角上则是一队荷枪实弹地武警战士，守卫着这份宁静与祥和。”作者还忆及善良憨厚的出租车司机曾不厌其烦地解释说，“穆斯林都很善良，每天都要礼拜，向真主忏悔自己地罪过。所以，喀什的社会治安并不比内地差许多。”
2014年7月30日晨6时58分，艾提尕尔清真寺外，主持完晨礼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却倒在了“节日礼拜与集庆之地”的血泊中。
18年前新疆政协副主席曾被连刺21刀
公开资料显示，上一次针对著名宗教领袖的刺杀事件发生在1996年5月12日，也是在新疆喀什，也是艾提尕尔清真寺，同样主持清真寺的新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阿荣汗·阿吉大毛拉当时付出了头部、左右腿及背部共刺21刀的代价，同行的儿子被刺13刀。幸运的是，当时75岁的阿荣汗·阿吉活了下来。
那时，1996年中央对疆七号文件发布不过两个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局艾尼瓦·海浪巴依曾在2006年第一期《中国宗教》杂志上撰文回忆并披露了阿荣汗·阿吉那次遇刺经历。
1996年3月，恐怖组织“伊斯兰反对党”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确定派专人潜入喀什暗杀阿喀什地区伊斯兰教界核心人物阿荣汗·阿吉和党政领导。5月12日凌晨6时50分，阿荣汗·阿吉在儿子艾买尔江卡日的陪同下前往艾提尕清真寺作礼拜，走出家门约40米时，一直潜伏在他家周围的4名持刀歹徒突然从路边窜出，朝阿荣汗·阿吉头部、左右腿及背部连刺21刀，同行的儿子头部被刺13刀，均受重伤。事后查明，行凶者均系恐怖组织“伊斯兰反对党”骨干分子。
阿荣汗·阿吉父子遇刺后，他们被专程送到乌鲁木齐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1997年1月17日，伤愈出院的阿荣汗·阿吉出席了自治区政协七届全委会。“当时，整个会场沸腾起来，与会代表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对他表示了最崇高的敬意”。2月9日，时年76岁的阿荣汗·阿吉又亲自主持了喀什艾提尕清真寺1997年开斋节会礼。
阿荣汗·阿吉1921年出生于喀什一个宗教世家。1947年底，26岁的阿荣汗·阿吉随父亲去麦加朝觐，父亲不幸因病在麦加去世。1949年3月，他返回祖国，同年任喀什塔西台克清真寺伊玛目。
文革期间，阿荣汗·阿吉被分配到喀什市委统战部芦苇厂工作。1981年他重新回到久违的宗教岗位上。自1984年起，阿荣汗·阿吉开始担任喀什市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尕清真寺伊玛目和哈提甫。
年年被评为喀什地区“五好”宗教人士的阿荣汗·阿吉，所在的清真寺也年年被评为自治区、地区“五好”宗教活动场所及全国模范清真寺。从1978年起，阿荣汗·阿吉还先后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代表、喀什市伊协会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1992年12月任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会长，2000年1月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他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六、七、八、九届政协副主席。
他生前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伤愈出院后两周，1997年1月30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他；2003年3月和9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先后会见过他。
2005年4月24日，阿荣汗·阿吉在喀什市归真，享年84岁。次日凌晨，他的葬礼在艾提尕清真寺隆重举行，报道称，当时有自发赶来的上万名穆斯林群众为他送行。
他生前曾多次说：“凶残的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虽然使我的身体留下了21处刀伤，一只耳朵被割掉，但我只要还活着，就要与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作坚决的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决不能让宗教极端势力在新疆生根，决不能让民族分裂分子的险恶用心得逞。”
“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
对阿荣汗·阿吉的刺杀行动是一个被称为“断桥”“赶汉”系列刺杀行动的一部分。22名恐怖分子怀里揣着暴力恐怖计划和暗杀名单千里奔赴各地，计划在斋月的第17天暗杀24名新疆党政干部和宗教人士，在新疆大范围内制造爆炸骚乱。幸运的是，警方很快破获了该行动线索，斩断了黑名单刺杀计划。
2001年12月9日，新疆召开全新疆维护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首次披露了新疆自90年代以来的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三股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
其中，针对基层党政干部、爱国宗教人士和无辜群众的刺杀、暗杀活动就有多起：
1996年3月22日，恐怖分子将新和县爱国宗教人士阿克木司地克阿吉杀死；
1996年4月29日，杀死库车县阿拉哈格乡库纳斯村原乡党委副书记卡吾力托卡一家5口人；
1999年8月23日，残忍杀死泽普县波斯喀木乡党委委员、政法委副书记、乡派出所指导员胡达白尔地·托乎提及其子；
2000年1月25日，乌什县发生恐怖分子袭击两家汉族群众，一次杀死7人、杀伤2人的特大恐怖案件，最小的孩子才2岁；
2000年1月26日，在新和县将60岁汉族老人杀害。
这一系案件中就包括对时任新疆政协副主席阿荣汗·阿吉大毛拉实施的刺杀。
2008年，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乐泉曾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透露，上世纪90年代，新疆“年年都有些惊心动魄的事”，而自己也曾被分裂分子列入暗杀头号名单。
“稳定压倒一切”与“铁的手腕、铁的意志”
在那次采访中，王乐泉表示，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新疆所有的工作重心一直都是“稳定压倒一切”。1996年和1997年连续两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研究新疆稳定问题。
王乐泉还提及1996年3月下发的七号文件，并将文件比做“尚方宝剑”，因为“明确我们的宗教不许外国宗教势力干预，坚持政教分离，反对民族分裂”，而此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有很多“模糊的认识”。
18年后，2014年7月31日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刺案情通报会上，张春贤要求——
要以铁的手腕、铁的意志，重拳出击，迎头痛击，坚决把暴恐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
要用这起典型案件深入揭露宗教极端、暴力恐怖反人类、反社会、无视法律、违背教义的反动本性，教育各族群众、广大教民擦亮眼睛、明辨是非，深刻认清敌人的罪恶本质、险恶阴谋，树立正信、抵制极端，进一步形成对宗教极端和暴力恐怖“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社会舆论氛围，集聚强大正能量。
两天之内相隔190余公里的两起暴行
两天后的8月2日下午，新疆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通报5天前发生在莎车县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通报显示，7月28日发生在莎车县的严重暴力恐怖案件造成无辜群众37人死亡，其中汉族35人、维吾尔族2人，13人受伤，31辆车被打砸，其中6辆被烧。警方在处置过程中，击毙暴徒59人，抓捕涉案人员215人，缴获“圣战”旗帜以及大刀、斧头等作案工具。
警方查明的情况包括——
2013年以来，努尔买买提(真名努拉买提·萨吾提，莎车县艾力西湖镇人)与境外“东伊运”组织勾连，组织人员收听收看暴恐音视频，宣扬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思想，逐步形成了以其为头目的暴恐团伙。
今年斋月以来，该团伙选择偏僻地点，以吃斋饭为名多次聚集，通过非法“台比力克”活动，煽动拉拢人员，制定犯罪计划，准备作案工具。28日凌晨，该团伙成员蒙面手持刀斧袭击艾力西湖镇政府、派出所，被我维稳力量击退。
案件的细节还包括暴徒还在巴楚—莎车公路上设置多处路障，分别在10个地点拦截打砸焚烧过往车辆，杀害无辜群众，持刀斧威逼群众参加暴恐活动。途经此地的墩巴克乡乡长吾拉木江·托呼提和乡纪委书记阿不都艾尼·吐尔地严厉斥责暴徒行径，惨遭杀害。
两天后的7月30日，早晨6时58分，距离莎车县190余公里之外的喀什解放北路艾提尕尔清真寺外，主持完晨礼后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遇刺身亡。
资料来源：《新疆日报》、天山网、《中国宗教》、央视、央广网、中国伊协官网
星期五, 9月 05, 2014
新疆「聖戰者」是怎樣被製造的
来源: 香港成报
http://www.singpao.com/xw/yl/cwktx/201401/t20140103_481914.html
核心提示：在新疆從事分裂和恐怖活動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東伊運」)，作為一種思潮並不是在中國產生的，它於19世紀後期產生於中亞，後來滲透到中國，逐步形成一種以把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為目標的勢力，其顯著的特點就是與暴力恐怖緊密相聯。因「9．11」後被列入國際恐怖組織名單，便改頭換面於2008年成立了「突厥斯坦伊斯蘭黨」（TIP），是中亞地區極端、恐怖勢力中的第三大組織，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建有訓練營地，並用阿拉伯語編寫網絡出版物《伊斯蘭突厥斯坦》，竭力將其在新疆的分裂、恐怖活動納入到全球「聖戰」中，其內部分化為以民族分裂為主要訴求的新疆世俗派和以全球「聖戰」為主要目標的全球宗教極端派。
在新疆從事分裂和恐怖活動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東伊運」)，作為一種思潮並不是在中國產生的，它於19世紀後期產生於中亞，後來滲透到中國，逐步形成一種以把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為目標的勢力，其顯著的特點就是與暴力恐怖緊密相聯。因「9．11」後被列入國際恐怖組織名單，便改頭換面於2008年成立了「突厥斯坦伊斯蘭黨」（TIP），是中亞地區極端、恐怖勢力中的第三大組織，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建有訓練營地，並用阿拉伯語編寫網絡出版物《伊斯蘭突厥斯坦》，竭力將其在新疆的分裂、恐怖活動納入到全球「聖戰」中，其內部分化為以民族分裂為主要訴求的新疆世俗派和以全球「聖戰」為主要目標的全球宗教極端派。
「東伊運」的特質
在新疆從事分裂、恐怖活動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其明顯特質是：1、打着「尊經崇古」的薩拉菲旗幟，着力宣揚「聖戰」薩拉菲暴力派別的思想主張，在歪曲經訓教義、誤讀「遷徙」、「聖戰」等實踐中臆造出伊斯蘭暴力文化；2、與「基地」、塔利班甚至車臣恐怖組織有着千絲萬縷的精神與資金聯繫，故其手法日趨混雜與殘忍，凸顯出中東的「聖戰」思想、車臣的反政府仇恨以及美歐「獨狼」的施暴方法等影響烙印；3、鼓吹全球「聖戰」，其目標的全球化，使得招募成員的民族和國籍構成也出現全球化趨勢。將其對中國政府的「聖戰」與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聖戰」相提並論；4、以「遷徙」和「聖戰」為核心的「希吉拉聖戰運動」，主張離鄉背井，到任何需要的地方去進行「聖戰」，具有明顯的薩拉菲極端主義特點。除薩拉菲重視穆斯林青年精英培養外，更因全球範圍的流動性、中東「戰場」的吸引力，以及建立伊斯蘭哈里發政權的新奇性等，對穆斯林大學生、留學生及專業人才的號召力，以及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新疆暴恐採取雙重標準背景下，新疆「聖戰者」的被製造也就不足為奇了。
滲透方式：速成新疆維族青年的
「聖戰」流程化產業鏈
1、物色對象
「希吉拉特」組織在烏魯木齊、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學發展立志於「民族宗教解放事業」的維族青年學生，助其以留學、就業之名或直接赴土耳其或輾轉其他伊斯蘭國家後再赴土耳其受訓；境外的「東伊運」分子通過光碟和網絡等宣傳宗教極端思想，實施洗腦、培訓與施暴；「伊紮布特」分子在和田等地建立組織，用迷惑性手段矇蔽偏僻鄉村的穆斯林民眾。
2、進行洗腦
中東劇變發生後，「東伊運」等製作小冊子、DVD之類的宣傳品，利用網絡、手機等新媒體傳播暴力的「聖戰」薩拉菲思潮，並常在親友家裏組織穆斯林集中收看、收聽「聖戰」講座，在歪曲《古蘭經》教義的講解中滲入反政府、反宗教、反人類的極端恐怖思想，教授施暴方式與過程等。受此種洗腦影響的民眾尤其是那些「失望」群體，通常會變得瘋狂而殘忍，砍殺本民族社區女幹部之舉就是洗腦危害程度達到極致的表現。
3、專業培訓
據2009年7月《喀什日報》發文披露，喀什地區希吉拉特活動已形成組織團夥，並培養發展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的維吾爾青年骨幹。這批骨幹多在新疆各高校讀書或任教，並與北京、上海等高校維族學生保持密切聯繫，尤其發展並重用有理工科、醫學、外語等專業背景的學生，參與建立制爆窩點、培訓人員、製造手雷、爆炸裝置，甚至參加自殺性爆炸等。此外，在塔利班統治阿富汗時期，阿塔武裝中就有一個由「東伊運」分子組建的「中國營」，包括來自新疆的300多名恐怖分子。
4、輸送出國
「東伊運」等「東突」組織，以留學、就業等為名，在烏魯木齊、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讀書或工作的維族青年送至土耳其，旨在為「東突」培養「精神領袖」和骨幹分子，且由在境外建立的多個招募人員接應站點負責後續工作，如「東突」組織在土耳其正式註冊並活動的「東突基金會」、「東突移民協會」等會主動找上門來，為這些入土的維族青年提供「幫助」，實在物色和訓練「東突」恐怖分子的工作，在其接受了「背景審核」、「講經」、「互幫活動」等「甄別」與「換腦」流程後，被接納為「東伊運」正式成員，他們在接到被「光榮」選中參加「聖戰」的指令後奔赴敘利亞參戰，土耳其成為「三股勢力」製造「聖戰者」的培訓基地。
5、奔赴「戰場」
自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其反對派構成中外國「聖戰者」人數激增，已成為第三次「遷徙」浪潮中全球「聖戰運動」的新戰場。自2012年5月以來，「在『基地』組織發出秘密奔赴敘利亞進行『聖戰』的指令後，有求於『基地』組織的『東伊運』從阿富汗境內和阿富汗巴基斯坦邊境地區抽調精幹人員，分批從周邊鄰國潛入敘利亞，與已在敘利亞境內的『聖戰』勢力會合，然後組成獨立小組參戰」。「東伊運」等境外參戰的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練兵」，二是企圖得到國際恐怖勢力的「認同」和「幫助」。敘利亞混亂時局，為恐怖主義在此「合流」提供了可乘之機，也為新疆「聖戰者」積累實戰經驗提供了「戰場」。
6、返疆作戰
有證據表明，「東伊運」赴敘利亞參戰，其「最終的目標並不是在國際上，而是在中國的新疆。更主要的意願是回流到出生地，從事更具威脅的破壞活動」。
他們主要通過南線、西南線和北線潛回新疆：南線是從南面巴基斯坦向新疆喀什、和田地區輻射；西南線是從西南面中亞的費爾幹納谷地向新疆喀什及克州滲透；北線則是從西北面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向北疆的伊犁地區施加影響。這些線路都是繁忙的商業線路，都有通往境外的道路和開放口岸。南面通往巴基斯坦的紅其拉甫口岸，可以順利前往阿富汗。西南面通往吉爾吉斯斯坦的土爾尕特口岸，由此可進入費爾幹納谷地，到達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中亞國家，西北面則通往哈薩克斯坦的霍爾果斯口岸。隨着新疆與周邊國家經貿往來的日益頻繁，使得「聖戰者」的入境尤其是以「探親之名」返疆的「聖戰者」有了可乘之機。
7、「升入天園」
在歷經「新疆——北上廣——土耳其——敘利亞——新疆」等國家和地區「遷徙」後所形成的周詳縝密的新疆「聖戰者」製造流程產業鏈中，這些年輕人的終極目標就是在出生地殉教「升入天園」。因此，近年來，新疆暴恐事件呈數量激增、殉教性趨強等新特徵，甚至將自殺戰術用於中國國內恐怖襲擊中，其主要施暴方式包括：炸毀公車、衝擊政府強力機構、襲擊邊防哨所、劫持飛機、佔領清真寺、投毒、針刺、汽車炸彈等等，形成從南疆到全疆、從西部至東部、從新疆向北京等內地城市擴散態勢，這對於中國來說將是新的安全挑戰。
http://www.singpao.com/xw/yl/cwktx/201401/t20140103_481914.html
核心提示：在新疆從事分裂和恐怖活動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東伊運」)，作為一種思潮並不是在中國產生的，它於19世紀後期產生於中亞，後來滲透到中國，逐步形成一種以把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為目標的勢力，其顯著的特點就是與暴力恐怖緊密相聯。因「9．11」後被列入國際恐怖組織名單，便改頭換面於2008年成立了「突厥斯坦伊斯蘭黨」（TIP），是中亞地區極端、恐怖勢力中的第三大組織，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建有訓練營地，並用阿拉伯語編寫網絡出版物《伊斯蘭突厥斯坦》，竭力將其在新疆的分裂、恐怖活動納入到全球「聖戰」中，其內部分化為以民族分裂為主要訴求的新疆世俗派和以全球「聖戰」為主要目標的全球宗教極端派。
在新疆從事分裂和恐怖活動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東伊運」)，作為一種思潮並不是在中國產生的，它於19世紀後期產生於中亞，後來滲透到中國，逐步形成一種以把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為目標的勢力，其顯著的特點就是與暴力恐怖緊密相聯。因「9．11」後被列入國際恐怖組織名單，便改頭換面於2008年成立了「突厥斯坦伊斯蘭黨」（TIP），是中亞地區極端、恐怖勢力中的第三大組織，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建有訓練營地，並用阿拉伯語編寫網絡出版物《伊斯蘭突厥斯坦》，竭力將其在新疆的分裂、恐怖活動納入到全球「聖戰」中，其內部分化為以民族分裂為主要訴求的新疆世俗派和以全球「聖戰」為主要目標的全球宗教極端派。
「東伊運」的特質
在新疆從事分裂、恐怖活動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其明顯特質是：1、打着「尊經崇古」的薩拉菲旗幟，着力宣揚「聖戰」薩拉菲暴力派別的思想主張，在歪曲經訓教義、誤讀「遷徙」、「聖戰」等實踐中臆造出伊斯蘭暴力文化；2、與「基地」、塔利班甚至車臣恐怖組織有着千絲萬縷的精神與資金聯繫，故其手法日趨混雜與殘忍，凸顯出中東的「聖戰」思想、車臣的反政府仇恨以及美歐「獨狼」的施暴方法等影響烙印；3、鼓吹全球「聖戰」，其目標的全球化，使得招募成員的民族和國籍構成也出現全球化趨勢。將其對中國政府的「聖戰」與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聖戰」相提並論；4、以「遷徙」和「聖戰」為核心的「希吉拉聖戰運動」，主張離鄉背井，到任何需要的地方去進行「聖戰」，具有明顯的薩拉菲極端主義特點。除薩拉菲重視穆斯林青年精英培養外，更因全球範圍的流動性、中東「戰場」的吸引力，以及建立伊斯蘭哈里發政權的新奇性等，對穆斯林大學生、留學生及專業人才的號召力，以及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新疆暴恐採取雙重標準背景下，新疆「聖戰者」的被製造也就不足為奇了。
滲透方式：速成新疆維族青年的
「聖戰」流程化產業鏈
1、物色對象
「希吉拉特」組織在烏魯木齊、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學發展立志於「民族宗教解放事業」的維族青年學生，助其以留學、就業之名或直接赴土耳其或輾轉其他伊斯蘭國家後再赴土耳其受訓；境外的「東伊運」分子通過光碟和網絡等宣傳宗教極端思想，實施洗腦、培訓與施暴；「伊紮布特」分子在和田等地建立組織，用迷惑性手段矇蔽偏僻鄉村的穆斯林民眾。
2、進行洗腦
中東劇變發生後，「東伊運」等製作小冊子、DVD之類的宣傳品，利用網絡、手機等新媒體傳播暴力的「聖戰」薩拉菲思潮，並常在親友家裏組織穆斯林集中收看、收聽「聖戰」講座，在歪曲《古蘭經》教義的講解中滲入反政府、反宗教、反人類的極端恐怖思想，教授施暴方式與過程等。受此種洗腦影響的民眾尤其是那些「失望」群體，通常會變得瘋狂而殘忍，砍殺本民族社區女幹部之舉就是洗腦危害程度達到極致的表現。
3、專業培訓
據2009年7月《喀什日報》發文披露，喀什地區希吉拉特活動已形成組織團夥，並培養發展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的維吾爾青年骨幹。這批骨幹多在新疆各高校讀書或任教，並與北京、上海等高校維族學生保持密切聯繫，尤其發展並重用有理工科、醫學、外語等專業背景的學生，參與建立制爆窩點、培訓人員、製造手雷、爆炸裝置，甚至參加自殺性爆炸等。此外，在塔利班統治阿富汗時期，阿塔武裝中就有一個由「東伊運」分子組建的「中國營」，包括來自新疆的300多名恐怖分子。
4、輸送出國
「東伊運」等「東突」組織，以留學、就業等為名，在烏魯木齊、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讀書或工作的維族青年送至土耳其，旨在為「東突」培養「精神領袖」和骨幹分子，且由在境外建立的多個招募人員接應站點負責後續工作，如「東突」組織在土耳其正式註冊並活動的「東突基金會」、「東突移民協會」等會主動找上門來，為這些入土的維族青年提供「幫助」，實在物色和訓練「東突」恐怖分子的工作，在其接受了「背景審核」、「講經」、「互幫活動」等「甄別」與「換腦」流程後，被接納為「東伊運」正式成員，他們在接到被「光榮」選中參加「聖戰」的指令後奔赴敘利亞參戰，土耳其成為「三股勢力」製造「聖戰者」的培訓基地。
5、奔赴「戰場」
自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其反對派構成中外國「聖戰者」人數激增，已成為第三次「遷徙」浪潮中全球「聖戰運動」的新戰場。自2012年5月以來，「在『基地』組織發出秘密奔赴敘利亞進行『聖戰』的指令後，有求於『基地』組織的『東伊運』從阿富汗境內和阿富汗巴基斯坦邊境地區抽調精幹人員，分批從周邊鄰國潛入敘利亞，與已在敘利亞境內的『聖戰』勢力會合，然後組成獨立小組參戰」。「東伊運」等境外參戰的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練兵」，二是企圖得到國際恐怖勢力的「認同」和「幫助」。敘利亞混亂時局，為恐怖主義在此「合流」提供了可乘之機，也為新疆「聖戰者」積累實戰經驗提供了「戰場」。
6、返疆作戰
有證據表明，「東伊運」赴敘利亞參戰，其「最終的目標並不是在國際上，而是在中國的新疆。更主要的意願是回流到出生地，從事更具威脅的破壞活動」。
他們主要通過南線、西南線和北線潛回新疆：南線是從南面巴基斯坦向新疆喀什、和田地區輻射；西南線是從西南面中亞的費爾幹納谷地向新疆喀什及克州滲透；北線則是從西北面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向北疆的伊犁地區施加影響。這些線路都是繁忙的商業線路，都有通往境外的道路和開放口岸。南面通往巴基斯坦的紅其拉甫口岸，可以順利前往阿富汗。西南面通往吉爾吉斯斯坦的土爾尕特口岸，由此可進入費爾幹納谷地，到達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中亞國家，西北面則通往哈薩克斯坦的霍爾果斯口岸。隨着新疆與周邊國家經貿往來的日益頻繁，使得「聖戰者」的入境尤其是以「探親之名」返疆的「聖戰者」有了可乘之機。
7、「升入天園」
在歷經「新疆——北上廣——土耳其——敘利亞——新疆」等國家和地區「遷徙」後所形成的周詳縝密的新疆「聖戰者」製造流程產業鏈中，這些年輕人的終極目標就是在出生地殉教「升入天園」。因此，近年來，新疆暴恐事件呈數量激增、殉教性趨強等新特徵，甚至將自殺戰術用於中國國內恐怖襲擊中，其主要施暴方式包括：炸毀公車、衝擊政府強力機構、襲擊邊防哨所、劫持飛機、佔領清真寺、投毒、針刺、汽車炸彈等等，形成從南疆到全疆、從西部至東部、從新疆向北京等內地城市擴散態勢，這對於中國來說將是新的安全挑戰。
星期五, 6月 13, 2014
在新疆小镇寻找“暴恐之家”
作者：王维博、安尼瓦尔·牙生
來源：《中国新闻周刊》第661期 http://editor.inewsweek.cn/detail-266.html
2013年4月23日新疆巴楚色力布亚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暴恐事件，色力布亚是个安静的小镇，然而这里一年之内发生了两次暴恐事件。本文作者王维博在色力布亚居住、追索两周多，不仅为了寻找暴恐分子在这个小镇精神异变的轨迹，还试图了解埋藏在这日常生活后的某种暴力的隐秘起源。
阿依布拉克被判了八年，原因是参与极端宗教和恐怖活动。因为处在哺乳期，她申请了监外执行。自从2009年与丈夫结婚，5年时间，身体瘦弱的她已为丈夫生下三个孩子。最后一个女儿去年底出生。
她坐在记者面前时，依然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人，焦虑地念叨着孩子的教育问题，计算着这个残缺的小家庭的生计问题。事实上，阿依布拉克的丈夫名叫艾比布拉·巴拉提--一位在巴楚“4·23”暴恐事件中被击毙的恐怖分子。
乡镇上的暴力
过去几十年，色力布亚镇仿佛一直在独自生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它不仅远离巴楚县城，与周边的乡镇也保持着绿洲间的相对独立性，从县城下来，彼此靠一条省道--巴莎公路相互串联。
色力布亚，在维语意思是“黄苦豆草”。黄苦豆草是当地沙漠常见的一种植物，黄白色，气微，味苦。不能食用，但可以入药。
虽然距县城160多里，色力布亚却是远近闻名的繁华之地。巴莎公路经过镇上最热闹的中心地段，最好的建筑都沿公路的两边建造，路北是小商品城，有服装、百货等多个贸易区。很像内地县城里的步行街，整个商品城呈回字形，中间甚至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广场。
春耕季节，街上闲逛的人很少，纯粹务农的人在更远的村庄里活动。他们只在需要购买农具或赶巴扎的时候才到镇上来。从上世纪80年代起，色力布亚便有南疆第一镇之称，这里的“星期四巴扎”是南疆三大乡村巴扎之一。
如果不是过去一年内连发了两起恶性恐怖事件，这个地处沙漠边缘的南疆小镇，会按着它自己特有的节奏，在绿洲里生长。
官方的报道中，2013年的4月23日中午，色力布亚镇3名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走访，在一居民家中发现多名可疑人员和管制刀具，遂用电话向上级报告，之后被藏匿于屋内的暴徒控制。接报后，镇派出所民警和社区干部前往处置，先后遭屋内外暴徒砍杀。暴徒将多名民警与当地干部逼入一个房间并点燃房屋焚烧。暴力恐怖案件共造成民警、社区工作人员15人死亡(维吾尔族10人，汉族3人，蒙古族2人)，受伤2人(维吾尔族)。
几天之后的28日，新疆警方破获了这起严重暴力恐怖犯罪案件：以喀斯木·买买提、艾比布拉·巴拉提为首的25名暴恐团伙成员全部归案。其中6名暴徒被击毙，当场抓获8人，另有11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落网，查获20枚爆炸装置，3面“圣战”旗帜，以及大量制爆原料、管制刀具、习武器材和非法宗教宣传品等作案工具。
案件发生之后，色力布亚镇全力维稳，不仅走村入户安抚群众，对牺牲的各族民警、社区工作人员按照民族习俗进行了安葬，追认15名牺牲人员为烈士，还全面加强了社区、巴扎、镇政府、派出所等场所的安保。
然而时隔半年，色力布亚镇派出所再遭袭击。新疆当地媒体低调报道了此事，称11月16日17时30分许，阿布拉艾海提等9名暴徒持刀斧袭击色力布亚镇派出所，致使2名协警牺牲，2名民警受伤。“9名暴徒被当场全部击毙，当地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恐怖分子之家
从监狱出来之后，阿依布拉克直接回到了母亲的家里。她不愿意再回到镇上小商品城背后的那座院子里。这是2009年与艾比卜拉·巴拉提结婚时满怀期待安置的家。而现在，它是“4·23”暴恐事件的“第一现场”。
事实上，这里也确实没法住人了。阿依布拉克的家只剩下一具空架子，院子里所有房屋的屋顶都已坍塌，只剩下几面残垣断壁依稀可辨，地上堆放着救火时抢出来的烧得焦黑的家具。
作为一起暴恐事件的第一现场，这里显然有点突兀：距第三社区居委会仅100多米。从社区出来，往市场走，在百货区往右拐，走不了几步便到了她的家。
院子坐北朝南，砖泥混砌的土墙，绿色的铁门，门前一条窄窄的巷子，社区的干部称，案发前，院子的左边是厨房和牲口棚，正北边是四间正屋，右手边是两间边屋。正屋右侧最里面的一间，是当天社区干部和民警集中牺牲的地方，包括镇派出所所长在内的至少9人被逼入这间房子里烧死。
对阿依布拉克来说，这是一起“突然出现”的变故。一开始只是有警察和社区干部以查户口的名义来到家里，这时候家里没有男人，所以没开门。后来丈夫艾比卜拉从外面回来，把身份证拿给他们看，然后工作人员进了房子，把所有的房子都检查了一遍，把家里所有人都叫到院子里，并且说要搜查丈夫哥哥的房子。丈夫说钥匙在外面工地的衣服口袋里，他们要求去把钥匙拿过来。
“艾比布拉把钥匙拿来了，突然派出所的人过来了，让男人手抱头面对墙站着，开始搜身。就在这时，其他人都回来了。然后就听到了枪声，我们女的吓得全都钻到房子里，事情就发生了，房子着火以后，我们便抱着孩子跑到外面去了。”
这与警方后来的调查相符，4月23日当天，艾比布拉·巴拉提借机溜出向团伙头目喀斯木·买买提等人报信，随后，喀斯木·买买提带领热合曼·吾甫尔等人手持砍刀冲入院内，袭击了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
警方后来经过侦查认定，喀斯木·买买提为团伙的主要头目。2012年9月以来，艾比布拉·巴拉提、买买提明·巴拉提、买买提明·马合木提等人经常参加喀斯木·买买提组织的地下讲经班，观看宣传宗教极端和暴恐内容的音视频。
2013年3月，喀斯木·买买提纠集了团伙成员筹备暴恐活动经费，制造了8把大刀和爆炸装置、头套、遥控器等，预谋夏天到喀什市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干大事”。4·23当天，民警和社区干部的出现，他们认为事情已败露，所以提前动了手。
阿依布拉克告诉记者，案发人员中，艾比布拉·巴拉提是她的丈夫，买买提明·巴拉提是丈夫的哥哥，而喀斯木·买买提是她丈夫的哥哥的“连襟”，买买提·马合木提是买买提明的表弟，其他参与者都是“朋友”关系。
“事件发生后，我也非常痛心，我们也是人啊，当时我抱着孩子躲进了房间，确实非常非常地害怕。”阿依布拉克说。在出事之前，她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一些外乡人和他的家人们，确实经常聚集在一起看一些音频资料。
“平时我都是带孩子，我们家庭收入刚刚够我们的日常开销，我对我的生活非常满意，因为我喜欢简朴的生活。”阿依布拉克这样描述她案发前的生活。
而现在这一切生活都被打乱了。
案发后，阿依布拉克没有再回到镇上的家，那里已家徒四壁，绿色的铁门上刀痕清晰，大火甚至殃及了周边四户居民的房子，不仅是房屋损毁严重，邻居们也备受惊扰。
对她来说，她已经来不及去理解丈夫和他的朋友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她最在意的依然是实实在在地生活。最担心的是孩子们的将来，她的大女儿三岁半，二儿子两岁半，最小的女儿才五个月。“我担心孩子们的将来，希望他们能成长为有用的人才，但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她说。
对吾甫尔来说，“4·23”也像是平空出现的震撼弹。
这位身材魁梧，留着黑色大胡子的维吾尔族老汉，是“4·23”恐怖事件主要参与者之一热合曼·吾甫尔的父亲。儿子热合曼·吾甫尔2013年被判处死刑。
吾甫尔说，他们与阿依布拉克一家并无亲戚关系。他一直在追索儿子变化的痕迹，“当时我们家有杏园，我儿子跟着我卖水果，也学会包装水果，他们就请儿子过去帮忙，因此才认识。”
至于这些孩子之间的关系到什么地步，直到案发前，吾甫尔都不了解。甚至连4·23当天发生的事情，他也是后来才弄明白。
吾甫尔在镇政府旁边开一个水果店。当天他正在开门面房收拾东西，看到对面集贸市场后面有火光，一开始还以是两家发生矛盾，没在意。随后有警察通知紧急疏散，他连东西都没收就回了家。
一开始听人说，有一个卖水果的孩子也在里面，吾甫尔还不太相信，再后来有人告诉他确实是他的孩子参与了，而且受了伤。老人这才着急，托人四处打听，但都没有准确的消息，有人说在医院，也有人说已经死了。
“七十天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孩子还活着，被判了死刑。”吾甫尔说。
吾甫尔一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已经结婚，热合曼是老二，案发时只有23岁，尚未结婚，此外还有一个最小的儿子。热合曼初中毕业后一直跟着父亲在镇上做水果生意，偶尔也自己出去进货，贩一些本地没有的水果回来。
“平时喜欢与镇上的小伙子一起玩，喜欢手机上网，偶尔也去玩玩电子游戏。”在吾甫尔看来，孩子们只要不抽烟不喝酒，为人老实，尊敬老人，他很少管他们。
热合曼被执行死刑的日子是今年2月11日。此前的2月4日，喀什地区和巴楚县的官员曾来镇上找到吾甫尔，安慰了他一番。
“执行死刑的时候，去见了儿子一面。”吾甫尔说。孩子前前后后怎么参与进去的，他并不知情。
执行当天，吾甫尔为儿子在清真寺做了一个简单的仪式，“葬礼很简单，只有五个人参加，也没举行三天、头七这些穆斯林传统仪式。”
儿子去世后，吾甫尔关了原先的水果店，在镇十字路口以北的路边摆了一个水果摊。每天按时出摊，也按时去镇上的清真寺做礼拜，老人说，每次做完礼拜，他都会为去世的儿子祈祷。
寻找答案
“4·23”事件之后，青年阿卜杜拉有了一个明确的界定：“两群人员”。
极端的思考和情绪是怎么进入并且统治一个人的?这个问题，不仅暴恐分子的亲人阿依布拉克和吾甫尔无法回答，对在新疆工作的社区人员来说，更是一个一直无法得到答案又急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4·23”事件之后，当地重点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确认的一个工作办法是，管理关心好“两群人员”。
按照工作人员的标准，青年阿卜杜拉就是一名“两群人员”。按当地维稳官员的解释，两群人员指的是特殊人群和重点人员。
阿卜杜拉被纳入这一体系是在2012年，因为想考经文学院，他曾拷过一些解经的视频在电脑里。另外，他有一个住在20村的表弟，因为家里被查出有地下讲经和地下习武点被捕。
现在阿卜杜拉不仅经常要参加学习班，还要定期与村治安民警联系，“学习班有时在镇上，有时在村里，都是讲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内容”。
“4·23”事件发生后，派出所警察和村治安民警先后到家里来关心，和他交流想法。
这样的工作面向全镇范围内的100多名“重点人员”。自从发生暴恐事件之后，当地政府所能想到的办法，是尽可能地与这些重点人员保持好联系。其中出台的一个政策，就是重点人员以及流动人口实行流入流出地“两头抓、双向管”：重点人员外出需要先在社区登记，并办理“居民便民卡”，一张淡黄色的跟身份证差不多大的卡片。凭卡到流入地派出所备案，回来后还要将卡交回。
社区书记谢武中来自湖南，2013年4月24日，也就是“4·23”事件第二天，他被调到第三社区任支部书记，此前他一直在第一社区工作。
“三社区的书记、主任，治保主任以及主要社区干部都牺牲了。”谢武中说，县里从县委办、政协、党校以及周边其他乡镇调整了7名干部，加上新招进一批工作人员，组建了一个17人新的社区管理班子。
谢武中负责的第三社区包括巴莎公路以北约0.5平方公里的范围，这是当地维稳的重点地区，本地居民加上出租房，外乡流动人口共约300户。谢武中将社区的主要力量分成三个组，一组负责重点人员和特殊群体，另一组负责商贸城里的重点部位、出租房，第三组专门负责社区的宗教人士。
重点是管理好“两群人员”，还要严厉打击当地的“三非”活动(即非法宗教活动，非法宗教宣传品，非法宗教网络传播)。谢武中称，当地由于宗教氛围较浓，仅三社区就有五个清真寺。对于宗教人士的管理也是重点，对信教群众的引导哪些对，哪些不对，“这些都要跟他们交流谈心，掌握他们的动向”。
重点部位是指一些广场市场银行学校等。谢武中要求出租房签责任书，租户要登记备案，并且要定期入户走访。重点人员则每天见面谈话。
至今，以自治区一位副检察长带队的“服务群众、集中整治”的工作组仍驻扎在色力布亚镇上。工作组一共40多人，由自治区与当地政府共同组织，包括畜牧厅、教育厅、人事厅、司法厅等各单位人员。主要工作是配合地方政府维稳工作，工作组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分别负责第三社区、第四社区，剩下的则分成4个小组进驻全镇的重点村。
“受挫”的青年
虽然“重点人员”的身份给阿卜杜拉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但大部分时间他都表现很安静，他定期理发，穿当地年轻人爱穿的廉价西服，一脚蹬的尖头皮鞋，不像长辈那样喜欢穿皮靴，并在皮靴外面套上胶鞋。他平时都在村子里待着，偶尔陪老婆孩子去隔壁镇上看望岳父母。
阿卜杜拉的家在15村，在镇政府的西北方向，从加油站斜对面的一条公路下去，约七八公里便到了。与南疆的大部分农村地区一样，这里的村庄除了一个维吾尔语名字，还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的编号。以色力布亚镇为例，全镇共有4个社区，19个村，除了维吾尔语名字以外，社区和村庄都有一个数字编号。
通村的公路正在修，尘土飞扬。大部分时间，阿卜杜拉就骑着他那辆二手豪爵牌摩托车在尘土里钻来钻去。
15村的维吾尔语名叫拜什吐甫，意为“五棵树”。全村400多户，分为 6个小队，每组约70户，阿卜杜拉家在3小队，一共80户，当地人至今还习惯于把镇政府叫做“公社”，相应把每个村叫大队，小组则为生产队。某种程度上，人们还没有从那个早已远去的年代中走出来。
3小队与他同龄的二十几岁年轻人大约有二十多人，由于宗教氛围浓厚，村里喜欢为孩子起出自经文中的名字，意在希望孩子能继承圣者的品德。阿卜杜拉的名字就取自先知穆罕默德的父亲之名。
与阿卜杜拉同龄的青年中，大部分都读过小学，但能读到高中毕业的，只有阿卜杜拉一人。其余的初中毕业便回家，有一多半选择跟父母务农，少数开始学木匠、铁匠等传统手艺。
阿卜杜拉家里有5口人，阿是老大，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妹妹出嫁了，弟弟有些智障，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
阿卜杜拉的小学在村里小学度过，初中三年在镇上的色力布亚中学，当时镇上的初中辍学严重，一个年级初一进校时有13个班，到初三毕业整个年级就剩下9个班。阿卜杜拉想报考伊斯兰经学院，所以坚持念到了高中，因为报考经学院要求高中毕业。
2008年阿卜杜拉高中毕业后报考了伊斯兰经学院，结果没考上。当年全疆只招20个人，喀什地区只有8个名额，但报名的有300多。阿卜杜拉说，报考经学院要先由镇上推荐，集中到喀什，经过筛选后只有少数人有资格参加最后的考试。很多人托关系找人，他也托了很多人，结果还是没考上。
第二年当地没招，等到2012年他想要再报考，就出事了。
从正在修的公路到达15村，还有约500米的土路要走，长期的干旱，路上积起一层厚厚的溏土。每个村庄似乎都有这样一条土路与外面保持单线联系，其余的路只通向村里人自家。
色力布亚镇是一个传统绿洲农耕社会与商业社会结合的地区，全镇现有耕地10.5万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2.5亩。时至今日，村子里的人基本靠农业维持生计，而镇上则是远近闻名的商品集散地。
15村的耕地并不算多，平均每口人约3亩地。当地的传统一般是结婚以后就分家。但1998年以后，村里没有再分地，没有新增土地，各家的孩子结婚后都只好从父母的地里匀出一些来种。
阿卜杜拉的地就在进村土路的左边，土路的两边是高高的杨树，夹在这样高大的植物之间，时间一下子会慢许多。在这里，抽象的美学并不存在，村民每天的劳作，一日三餐，都带有生存意味。
4月初正是准备种棉花的季节，阿卜杜拉的父母在地里忙着备耕。旁边的小麦地，去年秋天种的麦子已长到小腿肚，绿色的麦畦中间每隔三五米栽一棵核桃树，核桃要五年才挂果，阿卜杜拉说，这种套种的方法也是新式的，为了增加一些土地收入。
土地的肥力有限，每年的收成还要受气候和水的限制。每年3月份都有几场大风经过色力布亚镇，但今年风刮得晚，过年之后也一直没有下雨。
没有雨水，浇地只有依靠附近的水渠，或者干脆用拖拉机去叶尔羌河运水。
阿卜杜拉已经与父母分开，但住的院子与父母只隔一条小路。爷爷去世后，阿卜杜拉在爷爷的宅基地上盖了两间房，算是安了家。
院子不大，院墙也是木条扎成，正屋是两间夹板房，左边三间是政府前两年开始推行的抗震安居房，砖混结构，但至今没能完工。
乡村穆斯林
在15村的村民们眼中，他们可以直接信仰真主，同时也生活在此地当下。他们只是大地的佃农而不是大地的主人，因此在大地上必须轻声行走。这些世居的村民一辈子进一扇门，睡一张床，在一个屋顶下御寒和纳凉，时间过得不快不慢。
这种过客意识，造就了村里人谦卑的性格，也造就简朴与至善的生活原则。村民的家里简陋但很干净，即使黄泥的院子，也扫得一尘不染，孩子们光脚在地上走来走去，不必担心被玻璃塑料铁钉之类扎伤。正屋一般都是砖铺的地面，进门便是一面巨大的炕，墙上一般不挂任何图像，大炕靠里的三面墙贴着半米多高的花纹粗布，这样坐在炕上靠着墙壁，就不会弄脏墙壁或者衣服。
村民们的生活几乎与农作物分不开，他们喜欢用土墙或高树作为院墙，在庭院的空地上开辟菜园，菜园栽种最多的是杏树和葡萄，被誉为丝绸之路上三大圣果的葡萄、石榴、无花果在这里十分常见。
家家都在屋檐下建凉棚，上面搭着竹席，条件好的砖瓦砌成。凉棚之下，有供歇息或午休的土炕，上面铺着毛毡，有的干脆是一些木板床，田间劳作回来，在炕上铺一张餐布，上面放几块馕和一盘水果，或者喝上一碗自制的酸牛奶，都是解渴养胃的好食品。
主食为面食，早餐多吃馕，喝白开水或茶水;中餐多为拉面，晚餐多吃揪面或汤面条;抓饭一般招待客人时才吃，有时，农忙时节一日三餐都可能吃馕。吃的较多的蔬菜为西红柿、辣椒、土豆，冬天只有土豆和白菜。当地不产大米，小麦和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条件好的还有后院，用于种菜、种果树、储藏地窖等。一切以实用与和谐为准，穆斯林相信，克制而简朴地生活，真主会喜欢并降福于己。
当地人几乎不用表，对时间的判断一半来自生物钟的感知，一半来自每天五次的礼拜时间。两类公共空间让虔诚的村民眷恋，一是清真寺和麻扎，另一类是公共晒场、小巷拐角处、大树底下和镇上巴扎。前者提供了人神对话的神秘空间，后者让人们在穆斯林彼此“兄弟般”的交往中找到某种身份的认同。
每天五次礼拜是必不可少的功课。村民们相信日常礼拜能够帮助他们纪念真主并防止行错作恶。礼拜也会助长谦卑与平等的意识，礼拜还让他们超越了日常的俗务。
这种礼拜代代相传。阿卜杜拉很小的时候，父亲做礼拜，他就在旁边跟着做，现在他的儿子有两岁了，他做礼拜时，孩子也经常跟着他模仿着做。
除此以外，天课、斋戒和朝觐都是伊斯兰的善功，是村民们常修的功课。
“村里原来有6个清真寺，现在只剩下3个在用。”村民说，2013年地震时塌了三所，村民们想要重盖，按当地的风俗，老百姓不会在清真寺的地基上面盖房子，于是仍有人在原先倒塌的地方围着席子做礼拜。
村里的清真寺都不大，多的能容纳100多人，少则几十人。一般一间正房，一个礼拜殿，外面有一个小院，种些枣树。
天课也是村民常做的，在阿卜杜拉的记忆中，小时候，各家经常送东西给清真寺，现在则大多在清真寺开伙，一种可做十几人几十人饭的大锅，有钱人常在寺里做一大锅抓饭，供村民做礼拜时免费食用。平常也有人不定期做油饼抓饭送过去，都算是天课的功修。
斋月时村民们喜欢轮流在清真做饭，有时争先恐后，一般都选在星期四，当地人认为星期四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上坟追悼亡灵也都选这一天。伊斯兰教强调信众要兄弟般团结，斋月里可以各自念经，但鼓励人们一起念经，“两个人比一个人念好，几家子一块念比各家单独念好。”阿卜杜拉说。以前斋月里念经活动经常轮流在各家集体念经，古兰经分为30卷，每天朗诵一卷，30天把古兰经正好念一遍，念完一遍正好开斋。“后来宗教管理规范化，都改在清真寺一起念经”。
小镇喧嚣
同样相对于克制而简朴的乡村，镇上的生活要喧嚣很多，也复杂得多。
色力布亚镇政府的一份材料中说，清末，这里是一个只有二十多户人的小村庄。民国27年时为色力布亚庄。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成立色力布亚区，下辖8个乡。1958年改为色力布亚人民公社。1984年才改为色力布亚镇。
据最新的统计，色力布亚全镇总面积280平方公里，辖19个行政村、4个社区，镇城总户11907户，总人口5.1万人，其中农业户籍4万人，非农业户籍1.1万人。
“刚刚改革开放，色力布亚镇与内地几乎同步，很多内地有的服装鞋帽镇上都有。镇上的巴扎甚至被称作香港巴扎。”巴楚县文联主席买买提明·艾麦提说。
80年代，老街上不仅有歌舞厅、酒吧，还有一个电影院，电影院虽然是露天的，但每天爆满。放的是《冰山上的来客》《铁道游击队》这些热门电影，有时汉语还没有翻译成维吾尔语，买买提明在镇中学教汉语的父亲便举着喇叭站在银幕下，电影放一句，父亲现场翻译一句，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儿。
曾经有一段时间，色力布亚镇甚至成了南疆有名的贩毒猖獗地区，自治区公安厅一位从事过“缉毒”工作的官员称，90年代全疆贩毒严重的地区是伊犁，后来是巴楚，甚至在云南成立了巴楚帮，而巴楚最严重的就是色力布亚镇。当时有很多人靠贩毒发财，他们回来后在镇上盖楼开门面，由此拉拢了亲友老乡，形成了贩毒家族化。
当时掌握的信息，巴楚帮在昆明垄断毒品生意十几年，很多犯罪都与巴楚帮有关系，最多时整个巴楚帮约有300至400人。
涉毒人员多的问题至今仍困扰当地政府，色力布亚镇政府的一份材料称，“一直以来，贩毒涉毒人员较多，涉嫌外流贩毒人员280名，被上级确定为毒品重点整治区域。”
色力布亚镇最世俗化的90年代，对阿卜杜拉充满吸引力。虽然距离镇上十几里路，但读小学的他经常骑自行车跑到镇上逛巴扎。
当时镇子上基本上都是平房，阿卜杜拉说。现在小商品城的地方原先只是一块大场地，人们在空地上搭着篷子做生意，全镇的主要商铺都在巴莎公路两边，不像现在十字路口的南北街上也都是商铺。
阿卜杜拉最喜欢一种叫都瓦甫的酸奶冰渣，这是一种由酸奶、冰渣、糖汁混合而成的饮料，记忆中好吃的不仅有冰淇淋，还有各种抹砂糖的馕。
卖都瓦甫的小摊上还有一部黑白电视机，当时《西游记》风靡全疆，花两毛钱买一碗冰渣，可以坐一个下午，人不多时，老板也不过来催。
有时也去镇上的清真寺，特别是每年封斋期间，每晚太阳落山以后，清真寺门口都会摆出免费的水果和一些切好的馕。封斋的人念完经，出来吃点馕，再吃一点水果，就算开了斋。
镇上与农村往往互相有亲戚，逛巴扎往往跟亲戚家的孩子一起。乡村一般每天下午第四次礼拜之后吃晚饭，每到这时候，在镇上流连的阿卜杜拉便开始往家赶。
初中时，阿卜杜拉开始骑自行车早出晚归。当时课程虽然很紧，但是经常和同学们一起逃课，逃课的孩子在镇上往往一待就是一个下午，靠打台球消磨时光。
色力布亚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高峰是在2005年以后，原先巴扎的地方建起了小商品城。至2013年，在农贸集市里的固定经营户就有800多户，流动摊贩470多户。
经营户数量不断膨胀，当地也不断改造，扩大农贸市场，直到现在还停不下来。每逢巴扎日，绵延1公里长巴扎上吃穿用等应有尽有，附近乡镇，相隔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甚至几百公里外的麦盖提、伽师、和田等地的人们都来赶巴扎，多时八九万人，最多时一天超过10万人。
直到2013年，色力布亚的市场还在扩张。镇政府在原先的巴扎以西又划出150亩地扩建市场，将木材、牲畜、蔬菜瓜果等市场搬了进去。
从世俗到宗教
在社区书记谢武中负责的诸多维稳工作中，除“两群人员”外，要留意的宗教内容也特别详细。
“念尼卡，非法婚姻，强行禁止他人抽烟喝酒，禁止别人装婚车，死人不许哭，反传统，如果他们限制别人这些，我们就会管。”
这暗示着当地的宗教信仰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与南疆其他地方一样，色力布亚最近几年不仅宗教气氛渐浓，也出现了诸如瓦哈比等“保守”思潮。
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年轻人进清真寺的越来越多，同时街上年轻女孩蒙面纱，男孩留大胡子现象也增多。
买买提明是土生土长的色力布亚人。在他看来，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色力布亚最世俗化的一段时期，文革时期，当地的宗教信仰被打乱， 80年代赶上改革开放，本就宗教氛围不浓的城镇居民热衷于世俗生活，加上宗教人才的断档，讲经学经的热情并不高。
彼时，色力布亚设镇不久，小城镇建设搞得如火如荼，不仅是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还是全国民族团结先进集体。相当一部分人到内地大城市经商。“当时小镇上不仅有南北疆来的商人，更有常年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经商的商人风尘仆仆地把内地产品连同生活潮流一起带到这里”。
在当地人的印象中，80年代色力布亚人穿着很时髦，女人都是上了年纪才戴面纱，但现在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也开始蒙面纱，有的甚至全黑罩袍裹住全身，只露出眼睛。
在吾甫尔看来，虽然上头规定党员、干部以及十八岁以下不准进入清真寺，但是事实上民间的信仰没有减弱，进清真寺的人反而增加了。
“事实上大家以前也做，只是不限于在清真寺里，有时候三五个人，在商店里，在家里，可以就地做礼拜。现在除了在家里以外，只有在清真寺才可以，看起来进清真寺的人比以前多了。”吾甫尔说。
色力布亚镇的学区主任阿布力克木·巴拉提1975年出生，他的父亲1986年在色力布亚中学教书，后来，全家在第二社区盖了房子，落了户。
在阿布力克木看来，年轻人对宗教感兴趣，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一种逆反心理。“我们维吾尔族的性格很好胜，有很多不让干的，反而很想去试一下。”
另一个原因是当地很多学生初中毕业就回家，一开始都喜欢先去外地闯两年，在外地，手机电脑等消费越来越高，回来后很多家长管不了，听话的能跟着父母种地，但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前，很多家庭子女很多，孩子长大了，分到的地很少，土地上的收入小于消费，入不敷出。于是有人开始偷盗吸毒，即使不学坏的孩子，思想很容易受到冲击而对现实不满。而16岁到22岁这六年，正是年轻人思想最容易变动的阶段。“初中毕业如果能继续读高中留在学校里，一般不会出现偏差，过早走入社会反而容易迷失”。
了解色力布亚历史的人并不赞同“保守”的说法，认为这是一次由世俗回归宗教的过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当地有一个叫安尼瓦尔的维吾尔族人，因为卖酒卖烟，当地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朵子海”(维语意为火狱)。但前几年，安尼瓦尔也开始虔诚信教，当地人改称其为安尼瓦尔阿吉。(人们对宗教虔诚或朝觐回来的人，喜欢在其名字后面加上“阿吉”两字，以示尊重)。
80后的阿卜杜拉同样感受到当地的宗教氛围在改变，村里二十多个同龄人，以前有四五个抽烟，但现在基本上没有抽烟的了。同样，女孩子蒙面纱的在村庄里很普遍，阿卜杜拉的老婆平时就蒙面纱，当地人特别在意蒙面对于女孩贞洁的象征意义，嫁女儿时习惯于把新娘蒙面交给男方。
两代人之间
小镇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大多生于90年代，他们的父辈生于60、70年代。动乱的年代里，父辈们知识有限，宗教思想也淡薄。等到80年代宗教恢复，又遇上了改革开放，宗教氛围还没形成，世俗的洪流便急冲而来。父辈这一代人，成长期没有多少宗教熏陶，年轻时抽烟喝酒，泡舞厅、看电影，到了40岁以后，他们开始操心心灵上的事情，戒烟戒酒，每天按时去清真寺。当父辈们重拾精神，走进清真寺的时候，恰逢年轻一代人成长的时期，于是他们开始在相对虔诚的环境里长大，父母很早给他们埋下了信仰的种子。等到了初中毕业，有了一定知识，他们便不再满足父母对伊斯兰教的一知半解地依随。借助电子时代，互联时代，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发现和认识社会，包括从小就受到熏陶的伊斯兰教育。
随着宗教氛围渐浓，境外的许多思潮同样开始影响镇上的年轻人。变化首先开始于他们与上一代人之间。受原教旨思想影响的年轻人开始质疑老一代人的传统信仰，认为很多老人在民间传教过程中有迷信的成分，很多都不是伊斯兰教的东西，是远古萨满教和佛教遗留下来的，而他们认为正确引导宗教就是他们的责任。
年轻人主张宗教活动是公益性，不收费、不吃饭、不大办婚丧、不哭丧等。这些改变传统做法同样让老一代宗教人士无法接受，因为伊斯兰教早已与当地的传统文化融合，而带有本民族传统的宗教习惯应该得到尊重。
即使是年轻人中间，也有明显的差别。在镇上，年轻人中间做礼拜的是一拨，抽烟喝酒的是一拨，彼此见面会问好，但不深交。
镇上经营烟酒批发的胡小波提供了某种参考，胡小波在色力布亚镇已有30多年，最初做裁缝，后来开了全镇最大一家烟酒批发超市。
“镇上有三家批发超市，两大一小，光两家大超市加起来约有12000瓶，这些酒供应全镇约20家零售商店。平均每个商店一天至少卖出20瓶左右。”胡小波说。
伊斯兰教禁止烟酒，但买酒的除了汉族人以外，维吾尔族人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费群体。在胡小波的印象中，买酒的维吾尔族人基本上都是世俗的群体，比如干部、大夫、老师等，但也有农民。
“有很多维族农民晚上出来聚在一起喝酒。”胡小波说，最近几年镇上维吾尔族人的餐厅卖酒的变少了，但很多农民晚上喜欢聚在家里喝。超市里七八块钱的高度酒卖得快，显然主要消费群体的收入不高。
暴力迷途
4月的黄昏，色力布亚街上一片零乱，没卖掉的牲畜、手工制品和农产品正被收拾起来，商铺陆续关门。赶集的人渐渐走散，消失在夕阳尘土里。
第五次礼拜之后，夜晚便属于色力布亚镇的年轻人，路灯下面，年轻人聚在一起吃烤肉、切水果、喝麦合姆提饮料，人们互相见面，握手，以手抚胸相互行礼，对小镇来讲，他们这条老街上最具活力的部分，也是最容易迷失的一群人。
相较于“4·23”事件，小镇上的居民对“11·16”案件的细节了解甚少。但这起案件似乎更能引发某种担忧，那就是极端思想的潜行如同混入茫茫人海，根本看不出来。
“11·16”案件中，有一位恐怖分子来自镇上第四社区，但在联合工作组的内部人员看来，这位名叫买买提的18岁年轻人平时很老实，既没有前科，也没有异常举动。
“平时走访也去过他们家的房子，见过那个孩子，根本看不出有啥异样。”工作人员称。走访人员甚至还向邻居打听过男孩的情况，得到的反馈是，孩子没什么极端行为，品德也不错，只是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又娶了一个老婆，家中还有一个弟弟还在上学。
“平时他的活动，就是早上和父亲一起去巴扎，帮父亲做铁匠生意，看门面，晚上回来。”工作组的人说。
买买提的爆发隐秘而突然。2013年10月初的一个星期五，买买提在镇上做完礼拜之后突然失踪了。
一个月之后，当18岁的买买提再次出现在镇上时，已是一个9人恐怖团伙的成员之一。当天，他伙同来自阿瓦提、和田的8名同伙，手舞斧头和砍刀，冲入镇派出所，当场砍死两名协警，砍伤一个民警。
“警方立即出警，当场击毙9名暴徒，前后只有一分钟时间。”一位知情人说。
据后来多方调查，在失踪的一个月里，买买提先后认识了和田和阿克苏州的多名年轻人，一共是9个人，一伙人先在和田地下学经，被灌输了极端的思想后，很快开始策划恐怖活动。
仅仅一个月，极端思想就迅速填占了他的大脑?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不解。
“一开始有人提出要袭击和田县的一个乡，这时另一个团伙成员说，去年巴楚县发生了4·23事件，死了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要报复。于是他们就回来，拿着刀冲进了镇派出所。”知情人说。
一位从事维稳工作多年的警方人士因工作需要研究过很多非法的录像带和光盘，其内容都是鼓动人们要按照《古兰经》去做。
“一般年轻人如果脑子不清醒，大事大非不明确，很容易就被洗脑。”他说。被洗脑的年轻人思想极端，甚至连父母做的饭都不吃，因为他们认为父母如果不做乃麻孜，做的饭就不清真。
在警方人士看来，利用互联网，现在的年轻人比他们父辈更直接地接收来自伊斯兰教的信息。他们接收传统，也喜欢向传统挑战，一部分人因此变得狂热，甚至把原本温和的伊斯兰教改变成带有暴力色彩的东西。
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由宗教狂热到极端思想再到暴恐行动的过程几乎不需要任何过渡。上述警方人士介绍，以前警方破获一个案件或一个恐怖团伙，可以提前做工作，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把案件吃透了以后再打击。现在的情况是，警方根本没有“经营”的时间，发现一个打击一个，露头就打。
维吾尔族人喜欢聚集在一起生活，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清真寺和宗教人士。解决问题的关键或许正在这些宗教的“土壤”上。
当地官员相信，经学院培养出来的伊玛目基本没问题，但是民间的一些宗教人士，通过朝觐或去国外去学习，回来后往往在当地很有影响，一旦说政府的坏话，年轻人听了很容易头脑发热。
“遗产问题，婚姻问题，财产纠纷问题，好多人都跑到这些民间宗教人员那里寻求解决。现在基层知道了这个问题。”驻在镇上的自治区官员表达了对基层工作的担忧。
“工作粗暴现象在内地的基层也有，但是在这个地方就不一样，当地群众不会认为是这个干部素质不行，而是整个基层政府的形象就是这样，遇上思想极端的，很容易形成对立与冲突。”
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显然缺少一个缓冲地带，这包括有影响力的维吾尔族精英和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治理中，这样的中间阶层不可缺少。★
來源：《中国新闻周刊》第661期 http://editor.inewsweek.cn/detail-266.html
2013年4月23日新疆巴楚色力布亚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暴恐事件，色力布亚是个安静的小镇，然而这里一年之内发生了两次暴恐事件。本文作者王维博在色力布亚居住、追索两周多，不仅为了寻找暴恐分子在这个小镇精神异变的轨迹，还试图了解埋藏在这日常生活后的某种暴力的隐秘起源。
阿依布拉克被判了八年，原因是参与极端宗教和恐怖活动。因为处在哺乳期，她申请了监外执行。自从2009年与丈夫结婚，5年时间，身体瘦弱的她已为丈夫生下三个孩子。最后一个女儿去年底出生。
她坐在记者面前时，依然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人，焦虑地念叨着孩子的教育问题，计算着这个残缺的小家庭的生计问题。事实上，阿依布拉克的丈夫名叫艾比布拉·巴拉提--一位在巴楚“4·23”暴恐事件中被击毙的恐怖分子。
乡镇上的暴力
过去几十年，色力布亚镇仿佛一直在独自生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它不仅远离巴楚县城，与周边的乡镇也保持着绿洲间的相对独立性，从县城下来，彼此靠一条省道--巴莎公路相互串联。
色力布亚，在维语意思是“黄苦豆草”。黄苦豆草是当地沙漠常见的一种植物，黄白色，气微，味苦。不能食用，但可以入药。
虽然距县城160多里，色力布亚却是远近闻名的繁华之地。巴莎公路经过镇上最热闹的中心地段，最好的建筑都沿公路的两边建造，路北是小商品城，有服装、百货等多个贸易区。很像内地县城里的步行街，整个商品城呈回字形，中间甚至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广场。
春耕季节，街上闲逛的人很少，纯粹务农的人在更远的村庄里活动。他们只在需要购买农具或赶巴扎的时候才到镇上来。从上世纪80年代起，色力布亚便有南疆第一镇之称，这里的“星期四巴扎”是南疆三大乡村巴扎之一。
如果不是过去一年内连发了两起恶性恐怖事件，这个地处沙漠边缘的南疆小镇，会按着它自己特有的节奏，在绿洲里生长。
官方的报道中，2013年的4月23日中午，色力布亚镇3名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走访，在一居民家中发现多名可疑人员和管制刀具，遂用电话向上级报告，之后被藏匿于屋内的暴徒控制。接报后，镇派出所民警和社区干部前往处置，先后遭屋内外暴徒砍杀。暴徒将多名民警与当地干部逼入一个房间并点燃房屋焚烧。暴力恐怖案件共造成民警、社区工作人员15人死亡(维吾尔族10人，汉族3人，蒙古族2人)，受伤2人(维吾尔族)。
几天之后的28日，新疆警方破获了这起严重暴力恐怖犯罪案件：以喀斯木·买买提、艾比布拉·巴拉提为首的25名暴恐团伙成员全部归案。其中6名暴徒被击毙，当场抓获8人，另有11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落网，查获20枚爆炸装置，3面“圣战”旗帜，以及大量制爆原料、管制刀具、习武器材和非法宗教宣传品等作案工具。
案件发生之后，色力布亚镇全力维稳，不仅走村入户安抚群众，对牺牲的各族民警、社区工作人员按照民族习俗进行了安葬，追认15名牺牲人员为烈士，还全面加强了社区、巴扎、镇政府、派出所等场所的安保。
然而时隔半年，色力布亚镇派出所再遭袭击。新疆当地媒体低调报道了此事，称11月16日17时30分许，阿布拉艾海提等9名暴徒持刀斧袭击色力布亚镇派出所，致使2名协警牺牲，2名民警受伤。“9名暴徒被当场全部击毙，当地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恐怖分子之家
从监狱出来之后，阿依布拉克直接回到了母亲的家里。她不愿意再回到镇上小商品城背后的那座院子里。这是2009年与艾比卜拉·巴拉提结婚时满怀期待安置的家。而现在，它是“4·23”暴恐事件的“第一现场”。
事实上，这里也确实没法住人了。阿依布拉克的家只剩下一具空架子，院子里所有房屋的屋顶都已坍塌，只剩下几面残垣断壁依稀可辨，地上堆放着救火时抢出来的烧得焦黑的家具。
作为一起暴恐事件的第一现场，这里显然有点突兀：距第三社区居委会仅100多米。从社区出来，往市场走，在百货区往右拐，走不了几步便到了她的家。
院子坐北朝南，砖泥混砌的土墙，绿色的铁门，门前一条窄窄的巷子，社区的干部称，案发前，院子的左边是厨房和牲口棚，正北边是四间正屋，右手边是两间边屋。正屋右侧最里面的一间，是当天社区干部和民警集中牺牲的地方，包括镇派出所所长在内的至少9人被逼入这间房子里烧死。
对阿依布拉克来说，这是一起“突然出现”的变故。一开始只是有警察和社区干部以查户口的名义来到家里，这时候家里没有男人，所以没开门。后来丈夫艾比卜拉从外面回来，把身份证拿给他们看，然后工作人员进了房子，把所有的房子都检查了一遍，把家里所有人都叫到院子里，并且说要搜查丈夫哥哥的房子。丈夫说钥匙在外面工地的衣服口袋里，他们要求去把钥匙拿过来。
“艾比布拉把钥匙拿来了，突然派出所的人过来了，让男人手抱头面对墙站着，开始搜身。就在这时，其他人都回来了。然后就听到了枪声，我们女的吓得全都钻到房子里，事情就发生了，房子着火以后，我们便抱着孩子跑到外面去了。”
这与警方后来的调查相符，4月23日当天，艾比布拉·巴拉提借机溜出向团伙头目喀斯木·买买提等人报信，随后，喀斯木·买买提带领热合曼·吾甫尔等人手持砍刀冲入院内，袭击了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
警方后来经过侦查认定，喀斯木·买买提为团伙的主要头目。2012年9月以来，艾比布拉·巴拉提、买买提明·巴拉提、买买提明·马合木提等人经常参加喀斯木·买买提组织的地下讲经班，观看宣传宗教极端和暴恐内容的音视频。
2013年3月，喀斯木·买买提纠集了团伙成员筹备暴恐活动经费，制造了8把大刀和爆炸装置、头套、遥控器等，预谋夏天到喀什市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干大事”。4·23当天，民警和社区干部的出现，他们认为事情已败露，所以提前动了手。
阿依布拉克告诉记者，案发人员中，艾比布拉·巴拉提是她的丈夫，买买提明·巴拉提是丈夫的哥哥，而喀斯木·买买提是她丈夫的哥哥的“连襟”，买买提·马合木提是买买提明的表弟，其他参与者都是“朋友”关系。
“事件发生后，我也非常痛心，我们也是人啊，当时我抱着孩子躲进了房间，确实非常非常地害怕。”阿依布拉克说。在出事之前，她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一些外乡人和他的家人们，确实经常聚集在一起看一些音频资料。
“平时我都是带孩子，我们家庭收入刚刚够我们的日常开销，我对我的生活非常满意，因为我喜欢简朴的生活。”阿依布拉克这样描述她案发前的生活。
而现在这一切生活都被打乱了。
案发后，阿依布拉克没有再回到镇上的家，那里已家徒四壁，绿色的铁门上刀痕清晰，大火甚至殃及了周边四户居民的房子，不仅是房屋损毁严重，邻居们也备受惊扰。
对她来说，她已经来不及去理解丈夫和他的朋友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她最在意的依然是实实在在地生活。最担心的是孩子们的将来，她的大女儿三岁半，二儿子两岁半，最小的女儿才五个月。“我担心孩子们的将来，希望他们能成长为有用的人才，但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她说。
对吾甫尔来说，“4·23”也像是平空出现的震撼弹。
这位身材魁梧，留着黑色大胡子的维吾尔族老汉，是“4·23”恐怖事件主要参与者之一热合曼·吾甫尔的父亲。儿子热合曼·吾甫尔2013年被判处死刑。
吾甫尔说，他们与阿依布拉克一家并无亲戚关系。他一直在追索儿子变化的痕迹，“当时我们家有杏园，我儿子跟着我卖水果，也学会包装水果，他们就请儿子过去帮忙，因此才认识。”
至于这些孩子之间的关系到什么地步，直到案发前，吾甫尔都不了解。甚至连4·23当天发生的事情，他也是后来才弄明白。
吾甫尔在镇政府旁边开一个水果店。当天他正在开门面房收拾东西，看到对面集贸市场后面有火光，一开始还以是两家发生矛盾，没在意。随后有警察通知紧急疏散，他连东西都没收就回了家。
一开始听人说，有一个卖水果的孩子也在里面，吾甫尔还不太相信，再后来有人告诉他确实是他的孩子参与了，而且受了伤。老人这才着急，托人四处打听，但都没有准确的消息，有人说在医院，也有人说已经死了。
“七十天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孩子还活着，被判了死刑。”吾甫尔说。
吾甫尔一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已经结婚，热合曼是老二，案发时只有23岁，尚未结婚，此外还有一个最小的儿子。热合曼初中毕业后一直跟着父亲在镇上做水果生意，偶尔也自己出去进货，贩一些本地没有的水果回来。
“平时喜欢与镇上的小伙子一起玩，喜欢手机上网，偶尔也去玩玩电子游戏。”在吾甫尔看来，孩子们只要不抽烟不喝酒，为人老实，尊敬老人，他很少管他们。
热合曼被执行死刑的日子是今年2月11日。此前的2月4日，喀什地区和巴楚县的官员曾来镇上找到吾甫尔，安慰了他一番。
“执行死刑的时候，去见了儿子一面。”吾甫尔说。孩子前前后后怎么参与进去的，他并不知情。
执行当天，吾甫尔为儿子在清真寺做了一个简单的仪式，“葬礼很简单，只有五个人参加，也没举行三天、头七这些穆斯林传统仪式。”
儿子去世后，吾甫尔关了原先的水果店，在镇十字路口以北的路边摆了一个水果摊。每天按时出摊，也按时去镇上的清真寺做礼拜，老人说，每次做完礼拜，他都会为去世的儿子祈祷。
寻找答案
“4·23”事件之后，青年阿卜杜拉有了一个明确的界定：“两群人员”。
极端的思考和情绪是怎么进入并且统治一个人的?这个问题，不仅暴恐分子的亲人阿依布拉克和吾甫尔无法回答，对在新疆工作的社区人员来说，更是一个一直无法得到答案又急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4·23”事件之后，当地重点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确认的一个工作办法是，管理关心好“两群人员”。
按照工作人员的标准，青年阿卜杜拉就是一名“两群人员”。按当地维稳官员的解释，两群人员指的是特殊人群和重点人员。
阿卜杜拉被纳入这一体系是在2012年，因为想考经文学院，他曾拷过一些解经的视频在电脑里。另外，他有一个住在20村的表弟，因为家里被查出有地下讲经和地下习武点被捕。
现在阿卜杜拉不仅经常要参加学习班，还要定期与村治安民警联系，“学习班有时在镇上，有时在村里，都是讲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内容”。
“4·23”事件发生后，派出所警察和村治安民警先后到家里来关心，和他交流想法。
这样的工作面向全镇范围内的100多名“重点人员”。自从发生暴恐事件之后，当地政府所能想到的办法，是尽可能地与这些重点人员保持好联系。其中出台的一个政策，就是重点人员以及流动人口实行流入流出地“两头抓、双向管”：重点人员外出需要先在社区登记，并办理“居民便民卡”，一张淡黄色的跟身份证差不多大的卡片。凭卡到流入地派出所备案，回来后还要将卡交回。
社区书记谢武中来自湖南，2013年4月24日，也就是“4·23”事件第二天，他被调到第三社区任支部书记，此前他一直在第一社区工作。
“三社区的书记、主任，治保主任以及主要社区干部都牺牲了。”谢武中说，县里从县委办、政协、党校以及周边其他乡镇调整了7名干部，加上新招进一批工作人员，组建了一个17人新的社区管理班子。
谢武中负责的第三社区包括巴莎公路以北约0.5平方公里的范围，这是当地维稳的重点地区，本地居民加上出租房，外乡流动人口共约300户。谢武中将社区的主要力量分成三个组，一组负责重点人员和特殊群体，另一组负责商贸城里的重点部位、出租房，第三组专门负责社区的宗教人士。
重点是管理好“两群人员”，还要严厉打击当地的“三非”活动(即非法宗教活动，非法宗教宣传品，非法宗教网络传播)。谢武中称，当地由于宗教氛围较浓，仅三社区就有五个清真寺。对于宗教人士的管理也是重点，对信教群众的引导哪些对，哪些不对，“这些都要跟他们交流谈心，掌握他们的动向”。
重点部位是指一些广场市场银行学校等。谢武中要求出租房签责任书，租户要登记备案，并且要定期入户走访。重点人员则每天见面谈话。
至今，以自治区一位副检察长带队的“服务群众、集中整治”的工作组仍驻扎在色力布亚镇上。工作组一共40多人，由自治区与当地政府共同组织，包括畜牧厅、教育厅、人事厅、司法厅等各单位人员。主要工作是配合地方政府维稳工作，工作组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分别负责第三社区、第四社区，剩下的则分成4个小组进驻全镇的重点村。
“受挫”的青年
虽然“重点人员”的身份给阿卜杜拉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但大部分时间他都表现很安静，他定期理发，穿当地年轻人爱穿的廉价西服，一脚蹬的尖头皮鞋，不像长辈那样喜欢穿皮靴，并在皮靴外面套上胶鞋。他平时都在村子里待着，偶尔陪老婆孩子去隔壁镇上看望岳父母。
阿卜杜拉的家在15村，在镇政府的西北方向，从加油站斜对面的一条公路下去，约七八公里便到了。与南疆的大部分农村地区一样，这里的村庄除了一个维吾尔语名字，还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的编号。以色力布亚镇为例，全镇共有4个社区，19个村，除了维吾尔语名字以外，社区和村庄都有一个数字编号。
通村的公路正在修，尘土飞扬。大部分时间，阿卜杜拉就骑着他那辆二手豪爵牌摩托车在尘土里钻来钻去。
15村的维吾尔语名叫拜什吐甫，意为“五棵树”。全村400多户，分为 6个小队，每组约70户，阿卜杜拉家在3小队，一共80户，当地人至今还习惯于把镇政府叫做“公社”，相应把每个村叫大队，小组则为生产队。某种程度上，人们还没有从那个早已远去的年代中走出来。
3小队与他同龄的二十几岁年轻人大约有二十多人，由于宗教氛围浓厚，村里喜欢为孩子起出自经文中的名字，意在希望孩子能继承圣者的品德。阿卜杜拉的名字就取自先知穆罕默德的父亲之名。
与阿卜杜拉同龄的青年中，大部分都读过小学，但能读到高中毕业的，只有阿卜杜拉一人。其余的初中毕业便回家，有一多半选择跟父母务农，少数开始学木匠、铁匠等传统手艺。
阿卜杜拉家里有5口人，阿是老大，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妹妹出嫁了，弟弟有些智障，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
阿卜杜拉的小学在村里小学度过，初中三年在镇上的色力布亚中学，当时镇上的初中辍学严重，一个年级初一进校时有13个班，到初三毕业整个年级就剩下9个班。阿卜杜拉想报考伊斯兰经学院，所以坚持念到了高中，因为报考经学院要求高中毕业。
2008年阿卜杜拉高中毕业后报考了伊斯兰经学院，结果没考上。当年全疆只招20个人，喀什地区只有8个名额，但报名的有300多。阿卜杜拉说，报考经学院要先由镇上推荐，集中到喀什，经过筛选后只有少数人有资格参加最后的考试。很多人托关系找人，他也托了很多人，结果还是没考上。
第二年当地没招，等到2012年他想要再报考，就出事了。
从正在修的公路到达15村，还有约500米的土路要走，长期的干旱，路上积起一层厚厚的溏土。每个村庄似乎都有这样一条土路与外面保持单线联系，其余的路只通向村里人自家。
色力布亚镇是一个传统绿洲农耕社会与商业社会结合的地区，全镇现有耕地10.5万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2.5亩。时至今日，村子里的人基本靠农业维持生计，而镇上则是远近闻名的商品集散地。
15村的耕地并不算多，平均每口人约3亩地。当地的传统一般是结婚以后就分家。但1998年以后，村里没有再分地，没有新增土地，各家的孩子结婚后都只好从父母的地里匀出一些来种。
阿卜杜拉的地就在进村土路的左边，土路的两边是高高的杨树，夹在这样高大的植物之间，时间一下子会慢许多。在这里，抽象的美学并不存在，村民每天的劳作，一日三餐，都带有生存意味。
4月初正是准备种棉花的季节，阿卜杜拉的父母在地里忙着备耕。旁边的小麦地，去年秋天种的麦子已长到小腿肚，绿色的麦畦中间每隔三五米栽一棵核桃树，核桃要五年才挂果，阿卜杜拉说，这种套种的方法也是新式的，为了增加一些土地收入。
土地的肥力有限，每年的收成还要受气候和水的限制。每年3月份都有几场大风经过色力布亚镇，但今年风刮得晚，过年之后也一直没有下雨。
没有雨水，浇地只有依靠附近的水渠，或者干脆用拖拉机去叶尔羌河运水。
阿卜杜拉已经与父母分开，但住的院子与父母只隔一条小路。爷爷去世后，阿卜杜拉在爷爷的宅基地上盖了两间房，算是安了家。
院子不大，院墙也是木条扎成，正屋是两间夹板房，左边三间是政府前两年开始推行的抗震安居房，砖混结构，但至今没能完工。
乡村穆斯林
在15村的村民们眼中，他们可以直接信仰真主，同时也生活在此地当下。他们只是大地的佃农而不是大地的主人，因此在大地上必须轻声行走。这些世居的村民一辈子进一扇门，睡一张床，在一个屋顶下御寒和纳凉，时间过得不快不慢。
这种过客意识，造就了村里人谦卑的性格，也造就简朴与至善的生活原则。村民的家里简陋但很干净，即使黄泥的院子，也扫得一尘不染，孩子们光脚在地上走来走去，不必担心被玻璃塑料铁钉之类扎伤。正屋一般都是砖铺的地面，进门便是一面巨大的炕，墙上一般不挂任何图像，大炕靠里的三面墙贴着半米多高的花纹粗布，这样坐在炕上靠着墙壁，就不会弄脏墙壁或者衣服。
村民们的生活几乎与农作物分不开，他们喜欢用土墙或高树作为院墙，在庭院的空地上开辟菜园，菜园栽种最多的是杏树和葡萄，被誉为丝绸之路上三大圣果的葡萄、石榴、无花果在这里十分常见。
家家都在屋檐下建凉棚，上面搭着竹席，条件好的砖瓦砌成。凉棚之下，有供歇息或午休的土炕，上面铺着毛毡，有的干脆是一些木板床，田间劳作回来，在炕上铺一张餐布，上面放几块馕和一盘水果，或者喝上一碗自制的酸牛奶，都是解渴养胃的好食品。
主食为面食，早餐多吃馕，喝白开水或茶水;中餐多为拉面，晚餐多吃揪面或汤面条;抓饭一般招待客人时才吃，有时，农忙时节一日三餐都可能吃馕。吃的较多的蔬菜为西红柿、辣椒、土豆，冬天只有土豆和白菜。当地不产大米，小麦和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条件好的还有后院，用于种菜、种果树、储藏地窖等。一切以实用与和谐为准，穆斯林相信，克制而简朴地生活，真主会喜欢并降福于己。
当地人几乎不用表，对时间的判断一半来自生物钟的感知，一半来自每天五次的礼拜时间。两类公共空间让虔诚的村民眷恋，一是清真寺和麻扎，另一类是公共晒场、小巷拐角处、大树底下和镇上巴扎。前者提供了人神对话的神秘空间，后者让人们在穆斯林彼此“兄弟般”的交往中找到某种身份的认同。
每天五次礼拜是必不可少的功课。村民们相信日常礼拜能够帮助他们纪念真主并防止行错作恶。礼拜也会助长谦卑与平等的意识，礼拜还让他们超越了日常的俗务。
这种礼拜代代相传。阿卜杜拉很小的时候，父亲做礼拜，他就在旁边跟着做，现在他的儿子有两岁了，他做礼拜时，孩子也经常跟着他模仿着做。
除此以外，天课、斋戒和朝觐都是伊斯兰的善功，是村民们常修的功课。
“村里原来有6个清真寺，现在只剩下3个在用。”村民说，2013年地震时塌了三所，村民们想要重盖，按当地的风俗，老百姓不会在清真寺的地基上面盖房子，于是仍有人在原先倒塌的地方围着席子做礼拜。
村里的清真寺都不大，多的能容纳100多人，少则几十人。一般一间正房，一个礼拜殿，外面有一个小院，种些枣树。
天课也是村民常做的，在阿卜杜拉的记忆中，小时候，各家经常送东西给清真寺，现在则大多在清真寺开伙，一种可做十几人几十人饭的大锅，有钱人常在寺里做一大锅抓饭，供村民做礼拜时免费食用。平常也有人不定期做油饼抓饭送过去，都算是天课的功修。
斋月时村民们喜欢轮流在清真做饭，有时争先恐后，一般都选在星期四，当地人认为星期四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上坟追悼亡灵也都选这一天。伊斯兰教强调信众要兄弟般团结，斋月里可以各自念经，但鼓励人们一起念经，“两个人比一个人念好，几家子一块念比各家单独念好。”阿卜杜拉说。以前斋月里念经活动经常轮流在各家集体念经，古兰经分为30卷，每天朗诵一卷，30天把古兰经正好念一遍，念完一遍正好开斋。“后来宗教管理规范化，都改在清真寺一起念经”。
小镇喧嚣
同样相对于克制而简朴的乡村，镇上的生活要喧嚣很多，也复杂得多。
色力布亚镇政府的一份材料中说，清末，这里是一个只有二十多户人的小村庄。民国27年时为色力布亚庄。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成立色力布亚区，下辖8个乡。1958年改为色力布亚人民公社。1984年才改为色力布亚镇。
据最新的统计，色力布亚全镇总面积280平方公里，辖19个行政村、4个社区，镇城总户11907户，总人口5.1万人，其中农业户籍4万人，非农业户籍1.1万人。
“刚刚改革开放，色力布亚镇与内地几乎同步，很多内地有的服装鞋帽镇上都有。镇上的巴扎甚至被称作香港巴扎。”巴楚县文联主席买买提明·艾麦提说。
80年代，老街上不仅有歌舞厅、酒吧，还有一个电影院，电影院虽然是露天的，但每天爆满。放的是《冰山上的来客》《铁道游击队》这些热门电影，有时汉语还没有翻译成维吾尔语，买买提明在镇中学教汉语的父亲便举着喇叭站在银幕下，电影放一句，父亲现场翻译一句，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儿。
曾经有一段时间，色力布亚镇甚至成了南疆有名的贩毒猖獗地区，自治区公安厅一位从事过“缉毒”工作的官员称，90年代全疆贩毒严重的地区是伊犁，后来是巴楚，甚至在云南成立了巴楚帮，而巴楚最严重的就是色力布亚镇。当时有很多人靠贩毒发财，他们回来后在镇上盖楼开门面，由此拉拢了亲友老乡，形成了贩毒家族化。
当时掌握的信息，巴楚帮在昆明垄断毒品生意十几年，很多犯罪都与巴楚帮有关系，最多时整个巴楚帮约有300至400人。
涉毒人员多的问题至今仍困扰当地政府，色力布亚镇政府的一份材料称，“一直以来，贩毒涉毒人员较多，涉嫌外流贩毒人员280名，被上级确定为毒品重点整治区域。”
色力布亚镇最世俗化的90年代，对阿卜杜拉充满吸引力。虽然距离镇上十几里路，但读小学的他经常骑自行车跑到镇上逛巴扎。
当时镇子上基本上都是平房，阿卜杜拉说。现在小商品城的地方原先只是一块大场地，人们在空地上搭着篷子做生意，全镇的主要商铺都在巴莎公路两边，不像现在十字路口的南北街上也都是商铺。
阿卜杜拉最喜欢一种叫都瓦甫的酸奶冰渣，这是一种由酸奶、冰渣、糖汁混合而成的饮料，记忆中好吃的不仅有冰淇淋，还有各种抹砂糖的馕。
卖都瓦甫的小摊上还有一部黑白电视机，当时《西游记》风靡全疆，花两毛钱买一碗冰渣，可以坐一个下午，人不多时，老板也不过来催。
有时也去镇上的清真寺，特别是每年封斋期间，每晚太阳落山以后，清真寺门口都会摆出免费的水果和一些切好的馕。封斋的人念完经，出来吃点馕，再吃一点水果，就算开了斋。
镇上与农村往往互相有亲戚，逛巴扎往往跟亲戚家的孩子一起。乡村一般每天下午第四次礼拜之后吃晚饭，每到这时候，在镇上流连的阿卜杜拉便开始往家赶。
初中时，阿卜杜拉开始骑自行车早出晚归。当时课程虽然很紧，但是经常和同学们一起逃课，逃课的孩子在镇上往往一待就是一个下午，靠打台球消磨时光。
色力布亚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高峰是在2005年以后，原先巴扎的地方建起了小商品城。至2013年，在农贸集市里的固定经营户就有800多户，流动摊贩470多户。
经营户数量不断膨胀，当地也不断改造，扩大农贸市场，直到现在还停不下来。每逢巴扎日，绵延1公里长巴扎上吃穿用等应有尽有，附近乡镇，相隔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甚至几百公里外的麦盖提、伽师、和田等地的人们都来赶巴扎，多时八九万人，最多时一天超过10万人。
直到2013年，色力布亚的市场还在扩张。镇政府在原先的巴扎以西又划出150亩地扩建市场，将木材、牲畜、蔬菜瓜果等市场搬了进去。
从世俗到宗教
在社区书记谢武中负责的诸多维稳工作中，除“两群人员”外，要留意的宗教内容也特别详细。
“念尼卡，非法婚姻，强行禁止他人抽烟喝酒，禁止别人装婚车，死人不许哭，反传统，如果他们限制别人这些，我们就会管。”
这暗示着当地的宗教信仰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与南疆其他地方一样，色力布亚最近几年不仅宗教气氛渐浓，也出现了诸如瓦哈比等“保守”思潮。
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年轻人进清真寺的越来越多，同时街上年轻女孩蒙面纱，男孩留大胡子现象也增多。
买买提明是土生土长的色力布亚人。在他看来，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色力布亚最世俗化的一段时期，文革时期，当地的宗教信仰被打乱， 80年代赶上改革开放，本就宗教氛围不浓的城镇居民热衷于世俗生活，加上宗教人才的断档，讲经学经的热情并不高。
彼时，色力布亚设镇不久，小城镇建设搞得如火如荼，不仅是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还是全国民族团结先进集体。相当一部分人到内地大城市经商。“当时小镇上不仅有南北疆来的商人，更有常年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经商的商人风尘仆仆地把内地产品连同生活潮流一起带到这里”。
在当地人的印象中，80年代色力布亚人穿着很时髦，女人都是上了年纪才戴面纱，但现在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也开始蒙面纱，有的甚至全黑罩袍裹住全身，只露出眼睛。
在吾甫尔看来，虽然上头规定党员、干部以及十八岁以下不准进入清真寺，但是事实上民间的信仰没有减弱，进清真寺的人反而增加了。
“事实上大家以前也做，只是不限于在清真寺里，有时候三五个人，在商店里，在家里，可以就地做礼拜。现在除了在家里以外，只有在清真寺才可以，看起来进清真寺的人比以前多了。”吾甫尔说。
色力布亚镇的学区主任阿布力克木·巴拉提1975年出生，他的父亲1986年在色力布亚中学教书，后来，全家在第二社区盖了房子，落了户。
在阿布力克木看来，年轻人对宗教感兴趣，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一种逆反心理。“我们维吾尔族的性格很好胜，有很多不让干的，反而很想去试一下。”
另一个原因是当地很多学生初中毕业就回家，一开始都喜欢先去外地闯两年，在外地，手机电脑等消费越来越高，回来后很多家长管不了，听话的能跟着父母种地，但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前，很多家庭子女很多，孩子长大了，分到的地很少，土地上的收入小于消费，入不敷出。于是有人开始偷盗吸毒，即使不学坏的孩子，思想很容易受到冲击而对现实不满。而16岁到22岁这六年，正是年轻人思想最容易变动的阶段。“初中毕业如果能继续读高中留在学校里，一般不会出现偏差，过早走入社会反而容易迷失”。
了解色力布亚历史的人并不赞同“保守”的说法，认为这是一次由世俗回归宗教的过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当地有一个叫安尼瓦尔的维吾尔族人，因为卖酒卖烟，当地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朵子海”(维语意为火狱)。但前几年，安尼瓦尔也开始虔诚信教，当地人改称其为安尼瓦尔阿吉。(人们对宗教虔诚或朝觐回来的人，喜欢在其名字后面加上“阿吉”两字，以示尊重)。
80后的阿卜杜拉同样感受到当地的宗教氛围在改变，村里二十多个同龄人，以前有四五个抽烟，但现在基本上没有抽烟的了。同样，女孩子蒙面纱的在村庄里很普遍，阿卜杜拉的老婆平时就蒙面纱，当地人特别在意蒙面对于女孩贞洁的象征意义，嫁女儿时习惯于把新娘蒙面交给男方。
两代人之间
小镇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大多生于90年代，他们的父辈生于60、70年代。动乱的年代里，父辈们知识有限，宗教思想也淡薄。等到80年代宗教恢复，又遇上了改革开放，宗教氛围还没形成，世俗的洪流便急冲而来。父辈这一代人，成长期没有多少宗教熏陶，年轻时抽烟喝酒，泡舞厅、看电影，到了40岁以后，他们开始操心心灵上的事情，戒烟戒酒，每天按时去清真寺。当父辈们重拾精神，走进清真寺的时候，恰逢年轻一代人成长的时期，于是他们开始在相对虔诚的环境里长大，父母很早给他们埋下了信仰的种子。等到了初中毕业，有了一定知识，他们便不再满足父母对伊斯兰教的一知半解地依随。借助电子时代，互联时代，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发现和认识社会，包括从小就受到熏陶的伊斯兰教育。
随着宗教氛围渐浓，境外的许多思潮同样开始影响镇上的年轻人。变化首先开始于他们与上一代人之间。受原教旨思想影响的年轻人开始质疑老一代人的传统信仰，认为很多老人在民间传教过程中有迷信的成分，很多都不是伊斯兰教的东西，是远古萨满教和佛教遗留下来的，而他们认为正确引导宗教就是他们的责任。
年轻人主张宗教活动是公益性，不收费、不吃饭、不大办婚丧、不哭丧等。这些改变传统做法同样让老一代宗教人士无法接受，因为伊斯兰教早已与当地的传统文化融合，而带有本民族传统的宗教习惯应该得到尊重。
即使是年轻人中间，也有明显的差别。在镇上，年轻人中间做礼拜的是一拨，抽烟喝酒的是一拨，彼此见面会问好，但不深交。
镇上经营烟酒批发的胡小波提供了某种参考，胡小波在色力布亚镇已有30多年，最初做裁缝，后来开了全镇最大一家烟酒批发超市。
“镇上有三家批发超市，两大一小，光两家大超市加起来约有12000瓶，这些酒供应全镇约20家零售商店。平均每个商店一天至少卖出20瓶左右。”胡小波说。
伊斯兰教禁止烟酒，但买酒的除了汉族人以外，维吾尔族人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费群体。在胡小波的印象中，买酒的维吾尔族人基本上都是世俗的群体，比如干部、大夫、老师等，但也有农民。
“有很多维族农民晚上出来聚在一起喝酒。”胡小波说，最近几年镇上维吾尔族人的餐厅卖酒的变少了，但很多农民晚上喜欢聚在家里喝。超市里七八块钱的高度酒卖得快，显然主要消费群体的收入不高。
暴力迷途
4月的黄昏，色力布亚街上一片零乱，没卖掉的牲畜、手工制品和农产品正被收拾起来，商铺陆续关门。赶集的人渐渐走散，消失在夕阳尘土里。
第五次礼拜之后，夜晚便属于色力布亚镇的年轻人，路灯下面，年轻人聚在一起吃烤肉、切水果、喝麦合姆提饮料，人们互相见面，握手，以手抚胸相互行礼，对小镇来讲，他们这条老街上最具活力的部分，也是最容易迷失的一群人。
相较于“4·23”事件，小镇上的居民对“11·16”案件的细节了解甚少。但这起案件似乎更能引发某种担忧，那就是极端思想的潜行如同混入茫茫人海，根本看不出来。
“11·16”案件中，有一位恐怖分子来自镇上第四社区，但在联合工作组的内部人员看来，这位名叫买买提的18岁年轻人平时很老实，既没有前科，也没有异常举动。
“平时走访也去过他们家的房子，见过那个孩子，根本看不出有啥异样。”工作人员称。走访人员甚至还向邻居打听过男孩的情况，得到的反馈是，孩子没什么极端行为，品德也不错，只是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又娶了一个老婆，家中还有一个弟弟还在上学。
“平时他的活动，就是早上和父亲一起去巴扎，帮父亲做铁匠生意，看门面，晚上回来。”工作组的人说。
买买提的爆发隐秘而突然。2013年10月初的一个星期五，买买提在镇上做完礼拜之后突然失踪了。
一个月之后，当18岁的买买提再次出现在镇上时，已是一个9人恐怖团伙的成员之一。当天，他伙同来自阿瓦提、和田的8名同伙，手舞斧头和砍刀，冲入镇派出所，当场砍死两名协警，砍伤一个民警。
“警方立即出警，当场击毙9名暴徒，前后只有一分钟时间。”一位知情人说。
据后来多方调查，在失踪的一个月里，买买提先后认识了和田和阿克苏州的多名年轻人，一共是9个人，一伙人先在和田地下学经，被灌输了极端的思想后，很快开始策划恐怖活动。
仅仅一个月，极端思想就迅速填占了他的大脑?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不解。
“一开始有人提出要袭击和田县的一个乡，这时另一个团伙成员说，去年巴楚县发生了4·23事件，死了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要报复。于是他们就回来，拿着刀冲进了镇派出所。”知情人说。
一位从事维稳工作多年的警方人士因工作需要研究过很多非法的录像带和光盘，其内容都是鼓动人们要按照《古兰经》去做。
“一般年轻人如果脑子不清醒，大事大非不明确，很容易就被洗脑。”他说。被洗脑的年轻人思想极端，甚至连父母做的饭都不吃，因为他们认为父母如果不做乃麻孜，做的饭就不清真。
在警方人士看来，利用互联网，现在的年轻人比他们父辈更直接地接收来自伊斯兰教的信息。他们接收传统，也喜欢向传统挑战，一部分人因此变得狂热，甚至把原本温和的伊斯兰教改变成带有暴力色彩的东西。
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由宗教狂热到极端思想再到暴恐行动的过程几乎不需要任何过渡。上述警方人士介绍，以前警方破获一个案件或一个恐怖团伙，可以提前做工作，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把案件吃透了以后再打击。现在的情况是，警方根本没有“经营”的时间，发现一个打击一个，露头就打。
维吾尔族人喜欢聚集在一起生活，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清真寺和宗教人士。解决问题的关键或许正在这些宗教的“土壤”上。
当地官员相信，经学院培养出来的伊玛目基本没问题，但是民间的一些宗教人士，通过朝觐或去国外去学习，回来后往往在当地很有影响，一旦说政府的坏话，年轻人听了很容易头脑发热。
“遗产问题，婚姻问题，财产纠纷问题，好多人都跑到这些民间宗教人员那里寻求解决。现在基层知道了这个问题。”驻在镇上的自治区官员表达了对基层工作的担忧。
“工作粗暴现象在内地的基层也有，但是在这个地方就不一样，当地群众不会认为是这个干部素质不行，而是整个基层政府的形象就是这样，遇上思想极端的，很容易形成对立与冲突。”
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显然缺少一个缓冲地带，这包括有影响力的维吾尔族精英和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治理中，这样的中间阶层不可缺少。★
星期一, 5月 26, 2014
暴恐视频流毒新疆
作者：張弛
來源：凤凰周刊 2014年15期
近日，喀什地市兩級人民法院依法對屯某、斯某和阿某等5人進行了公開宣判，其罪名均為分裂國家和危害國家安全罪。其中，最高獲刑有期徒刑15年，最低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
在宣判大會上，法院公佈了這5起案件的詳細案情。指控他們從二手手機市場購買內存有反動音視頻資料的SD卡，先后多次給多人灌輸“遷徙、聖戰”內容，隨時准備前往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進行“聖戰”。根據已公佈的細節，他們還購買存有“東伊運”恐怖組織頭目艾山·買合蘇木“遷徙、聖戰”內容的SD卡，對他人進行非法台比力克（宣講經文）勸導；從網站下載“宣揚極端宗教思想和遷徙、聖戰”煽動分裂國家內容的電子書籍和非法台比力克音視頻資料，並傳播給他人下載觀看使用；私設非法教經點，為青少年兒童非法教經、傳播極端宗教思想，宣揚宗教狂熱；對多人進行煽動民族仇恨的宣講，貯備管制刀具准備作案等等。
在鄯善“6·26”暴力恐怖事件中落網的吾拉音·艾力，曾對着記者鏡頭述说自己的殺人動機，但因為聽起來過於離譜，一度招致質疑。吾拉音·艾力说，他殺人是為換取進“天堂”的資格，因為“天堂裏有仙女，有美酒，可以喝酒，怎麼喝都不醉，流出的汗都是香的，想要什麼有什麼”。
但在艾力亞·阿不拉看來，他说出這個理由一點都不奇怪。艾力亞曾經是烏魯木齊一家維語網站的工作人員，他長期關注宗教極端思想在疆內的傳播，也翻譯過一些在中國境內流傳的“聖戰”視頻。他認為吾拉音·艾力關於“天堂”的認知，正是這些音像視頻中宣揚的內容之一。
據新疆官方統計，僅2013年，“東伊運”就製作發布了107部這樣的音像視頻，超歷年總和。官方稱，這些視頻含有宣揚暴力恐怖、宗教極端、民族分裂等內容，部分傳入中國境內，煽動性極強，已經成為當前暴恐案件頻發的直接誘因。近年來破獲的多起暴恐案件，暴恐分子几乎都是參與非法宗教活動、收聽觀看暴力恐怖音視頻，引發“聖戰”共鳴，最終實施暴恐活動。
扭曲的視頻
“天堂”又稱“天園”或“樂園”，字面意思是“花園”。這是伊斯蘭教徒在后世的最好歸宿。
根據《古蘭經》的描述，人們現世的渴望和追求在天堂應有盡有。《古蘭經》中第56章12-24節對天堂的描述：“他們將在恩澤的樂園中。許多前人和少數后人，在珠寶鑲成的床榻上，彼此相對地靠在上面。長生不老的童仆，輪流着服侍他們，捧着盞和壺，與滿杯的醴泉；他們不因那醴泉而頭痛，也不酩酊。他們有自己所選擇的水果，和自己所愛好的鳥肉。還有白皙的、美目的妻子，好像蚌殼裏的珍珠一樣。那是為了報酬他們的善行。”
與“天堂”相對的則是“火獄”，那裏有“足穿火鞋”“墊火褥”“蓋火被”“遭火燒”等刑罸。凡生前作惡的信徒，都將被“戴上枷鎖”，“投入火獄”。
伊斯蘭教提倡“兩世吉慶”，既重今世的幸福，也重后世的歸宿。根據伊斯蘭教的“末世論”，死者生前在“這個世界”的行為，將決定其在“那個世界”的待遇，以此鼓勵穆斯林信徒“履行善功”，今世行善，后世必有回報。
不過，在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前副會長阿布杜熱依木·伊明看來，“東伊運”製作的這些視頻中，原本勸人向善的“履行善功”已經被歪曲解讀。比如，視頻公開宣稱，伊斯蘭教信徒可以通過“聖戰”積累“善功”，因為“殺死一個卡菲爾（異教徒）勝做十年功，可以直接上天堂”，“在天堂裏想要什麼就有什麼”，“除了真主之外，不能服從任何人”、“不能看電視、聽廣播、讀報刊”。
在“9·11”事件之后，對於媒體報導中頻繁出現的“自殺式襲擊”和“人體炸彈”，一些穆斯林學者反復聲明，伊斯蘭教是禁止自殺的。事實上，據學者介紹，《古蘭經》中嚴禁自殺，安拉说：“你們不要自殺，真主確是憐恤你們的（《古蘭經》婦女章節第29節）。在《聖訓》（阿拉伯語稱為Hadith）中自殺也是被明確禁止的。
《聖訓》記錄了先知穆罕默德傳教、立教的言行，其弟子談論宗教、經訓和實踐教理的重要言論或行為，凡經先知認可和贊許的，亦被列入聖訓範圍。《聖訓》對伊斯蘭教義、教律、教制、禮儀和道德進行了全面回答和論述，是歷代教職人員、學者進行宣教、立論、立说的依據。
因此，在談及信徒的肉體消亡時，這些視頻中使用的詞彙是“殉教”而不是“自殺”。他們稱，這些“殉教者”是為了一項最高尚的事業而死，也就是“聖戰”。而“聖戰”是穆斯林信徒的一項宗教義務，目的是在全球範圍內建立政教合一的純正伊斯蘭社會，即“哈利發”國家。“哈利發”的意思是“穆罕默德的繼承人”。
但在《古蘭經》中，其實根本找不到“聖戰”這個詞，與之相對應的只有“吉哈德”。阿布杜熱依木·伊明说，“吉哈德”本意並不是戰爭，這個詞源於阿拉伯文的三個字母：吉、哈、德，字面意思是盡心盡力、克服困難，努力做好一件事，有努力奮鬥之意。比如，為學業、事業的成功“吉哈德”，為真主的道路而奮鬥等。
根據伊斯蘭教法規定，凡是有能力、心智健全的穆斯林都應當進行”吉哈德“，即以言語、財産、生命為主道奮鬥，捍衛信仰，抵抗侵略。但在被異化的宗教教義支持下，盡管自殺是被禁止的，”殉教“卻可以得到普遍的讚揚、歡迎和鼓勵。
而斷章取義被拿來印證這些觀點的經文並不難尋找：“以掌控我的生命的神的名義，我需要為真主而死；然后我會復生，然后再次為真主而死”；“先知说，‘沒有任何上了天堂的人願意再返回這個世界，即便給他所有東西，除了那些殉教者。他們願意為了賜給他們的無上光榮而回到這個世界死上10次’。”
宗教極端主義者教唆信教群衆抵制政府管理，損毀身份證、結婚證、戶口簿等國家法定證件，並認為政府頒發的結婚證是“不清真”的。於是，強制包辦婚姻、重婚、以宗教儀式代替婚姻登記等現象在維吾爾社會重新抬頭。新疆一位聲稱知悉內部情況通報的相關人士透露说，組織、策劃“10·28”天安門恐怖襲擊事件的案犯，就擁有5個妻子，而肇事車輛中當場死亡的那名女性，就是他5個妻子之中的“小老婆”。2014年3月，新疆啟動了一項特殊的專項行動，決定對婚姻領域違法行為開展綜合治理，解決宗教干預婚姻的問題。
“打着宗教的旗號，最能打動人心，這正是他們的高明之處。”艾力亞認為，對於這些外界看來匪夷所思的思想能夠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廣泛傳播，他覺得不能完全歸罪於信教群衆的無知。
根據他的觀察，起碼在傳播方式上，這些視頻採用了南疆信衆最容易接受的方式。視頻中以維吾爾語、土耳其語和哈薩克語居多，這幾種語言相似度很高，基本可以無障礙溝通，還有一些雖然是阿拉伯語，但也都配有維吾爾語字幕，易於在維吾爾社會傳播。
視頻的內容也很能打動人心。站在前面宣講的人，都是一些宗教界的大人物，包括穆斯林社會一些頗有聲望的大阿訇。除了引經據典，系統傳授一些被重新解讀的宗教知識，他們還會大量提及維吾爾兄弟被“壓迫”的內容。站在他們身后的，則是一群包着頭、留着大鬍子的阿拉伯人，挎着槍，拿着《古蘭經》。
在艾力亞翻譯過的幾部視頻裏，他認出其中一位是來自埃及的著名大阿訇。其他一些負責宣講的人，也都是穆斯林社會的宗教領袖。他們擁有豐富的宗教知識，熟悉現代媒介傳播方式，说的都是令人感到親切的話語。這些視頻宣揚的主要思想，就是維吾爾人也是穆斯林，是我們的兄弟，全世界穆斯林都是一家，現在你們正在受“壓迫”，我們會來“幫助”你們。
“也許你我不信，但換成一個南疆的農民，他沒有知識，也不懂真正的宗教教義，對比外界的幸福，想着自己的不如意，聽着穆斯林兄弟暖心的話語，他肯定會被打動”。艾力亞说，“雖然並沒有得到實際的幫助，但會感到有人在關注他們。”
他分析，相較首府烏魯木齊，南疆鄉村極度封閉。伊斯蘭教一代一代傳承，人們敬畏但並不真正了解宗教知識。伴隨市場化大潮的衝擊以及維吾爾族社會的劇烈變革，維吾爾族被嚴重邊緣化，和父輩相比，民族身份帶給他們的不再是榮耀，就業難也加劇了他們對前程的悲觀情緒，唯一剩下的只有宗教，“只有宗教信仰別人無法拿走”。既然父母不能告訴自己宗教是什麼，那就自己去尋找。這時，宗教極端思想便趁虛而入。
還有一類被廣泛傳播的視頻完全與暴力聯繫在一起，具體教授如何製造、使用炸葯、爆炸裝置、槍支以及管制刀具等的方法和技能。視頻裏不说“中國人”怎樣，而是说“漢族人”，因為“漢族人”對我們的穆斯林兄弟不好，維吾爾人要團結起來“聖戰”，把這些“卡菲爾”全部趕走、殺光。2013年7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曾對11名恐怖犯罪嫌疑人予以公開通緝。在這些被通緝的逃犯中，多人涉及製造或實施爆炸襲擊的案件。
他認為，極端主義蔓延是社會的疾病，也是伊斯蘭內部的疾病。要解決新疆暴恐頻發的問題，政府必須而且只能從宗教入手，就像當初的土耳其，“用國家機器強力鏟除一些極端的邪惡勢力，讓宗教得到正常發展，並予以法律管制”。艾力亞说，關鍵是要掌握宗教知識，讓人們了解極端勢力暴力、殘暴的真實面目，這是任何人都駁不倒的事實。但遺憾的是，一直到現在，“很多人並不相信真有恐怖分子，覺得那都是政府捏造的”。
而目前政府的宣講力量和手段也明顯不足。一些宗教人士年齡偏大，知識面狹窄，對現代社會缺乏了解，比起視頻中那些引經據典的生動宣講，他們號召力有限，很難得到年輕一代的認可。在新疆，尤其是南疆鄉村，宗教是每個維吾爾人一出生就會接觸到的東西，讓這些人一夜之間成為自己眼裏的“叛教者”，“就像強迫一個‘無神論’者去信神一樣難”。
藉由網絡飛速蔓延
“不正面引導，別人就負面引導，宗教教育也是一樣。”來自新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的維吾爾族律師尼加提（化名）曾大量經手此類案件，被告基本都是年輕人，且90%以上都是文盲。面對外界突如其來的衝擊，年輕人要尋求精神歸屬，很容易轉身去擁抱宗教。如果碰巧這個人生活又不如意，對社會不滿，被煽動的過程就更簡單。“既然今生不如意，不如寄希望於來世。”至於如何採取行動，視頻中傳授的那些技能就足夠了。
尼加提曾經經手過一個案子，年輕的嫌疑人因為鬍子問題就要跟別人拼命。“根據被灌輸的極端主義理論，鬍子是他的尊嚴、他的一切，如果鬍子沒有了，他就失去了一切。”尼加提说，“我到現在也無法理解。就是給我發工資讓我留鬍子，我也不會留鬍子，因為我不喜歡”。
偏偏在這個時候，又遇到了網絡。經由無界限的網絡空間，借助各種社交媒體，這些視頻中宣揚的思想在南疆的文化沙漠地帶長驅直入，像毒草一樣迅速蔓延。“這是一種非常規的傳播過程，在宗教發展的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過”。
據新疆官方媒體報導，南疆三地州經濟雖相對落后，農村電腦用戶不足10%，裝寬頻的電腦用戶更少，但大約60%的年輕人都有手機，這些手機大多是幾百塊錢的山寨機，大部分都能上網。
2013年10月，新疆139人因傳播“聖戰”等宗教極端思想被查處，其中就有和闐縣伊斯拉木阿瓦提鄉的阿某。據新疆警方統計，從上傳檔案的5月6日，到發現線索並偵破案件的7月18日，阿某通過手機上傳至網絡的這些檔案，瀏覽次數達32971次，保存次數607次，下載次數達15515次。而在現實中查辦的一些講經點，只能影響幾人或十幾人。
20歲的阿某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從小在家鄉的沙漠邊緣長大，父母日益年邁，哥哥又有殘疾。為了改善家裏的經濟狀況，2011年他跟隨一位老闆到廣州賣羊肉串。在此期間，他花500元買了一部山寨智能手機，開始接觸網絡世界。
2012年在廣州務工期間，他用手機訪問了別人在網站發布的連結，並下載了2G容量的電子書到自己網盤上的個人空間。然后，他在一個網站貼出了自己的網址並留言，稱自己整理了一些關於伊斯蘭教方面的電子書，邀請大家前去下載。
2013年5月，有人訪問他發布的連結並留言：你上傳的那些電子書是zip格式，下載后打不開，有密碼。阿某看到留言后，便用其他格式上傳了535份檔案，其中529份為書籍，書籍中含有宣揚宗教極端思想的內容。
像這樣純粹因為好奇而傳播宗教極端思想的，還有很多是未成年人，伽師縣的依某就是其中之一。據辦案民警披露，依某對網絡很感興趣，經常到朋友父親開的電腦維修部上網。2013年6月，他從互聯網上搜集到一些包括宣揚宗教極端思想、煽動暴恐犯罪活動內容的電子書，並將其他網民分享的宗教書籍檔案下載到電腦硬碟內保存，同時分享到自己的個人空間，其存儲在網盤內的各類檔案量達100G。
有了這麼多檔案，他覺得傳給別人也許更好玩，就把檔案傳給了本地及外地幾名網友。據他事后交代，他在網上搜集、傳遞的目的，是為了提高自己和周邊朋友的宗教意識，至於下載和上傳的檔案，他聲稱只看了一眼目錄，並沒有仔細看內容。
甚至有人試圖通過傳播這些視頻牟利。來自喀什市佰什克然木鄉汗尼歐依村的小學教師阿某杜就是這樣。據辦案民警介紹，每天放學回家后，他就把自己關在書房裏，除了吃飯、睡覺就是上網。直到被拘留那一天，他的妻子和同事才知道，原來他每天晚上加班不是備課，而是在編輯、傳播宣揚含有宗教極端思想和暴力犯罪等內容的視頻。
其實阿某杜的物質生活條件並不差。他和妻子都是教師，夫妻倆月收入加起來7000多元，房子有200多平方米，是政府出錢補助建設的抗震安居房。但自從迷上網絡，他開始對製作網頁産生了興趣，並想通過經營網站賺錢。2013年4月，他將包含宗教極端思想內容的視頻編輯成視頻軟件，上傳到自己的空間並發布至111個QQ群內。不到一天時間，這些內容就被傳播了上萬次。
2014年3月3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檢察院聯合自治區公安廳、文化廳和工商局發出通告，聯合查禁這些含有宣揚暴力恐怖、宗教極端、民族分裂等內容的暴力恐怖音視頻。據大陸官方媒體報導，《通告》發布后六周內，打擊處理了200余名傳播宣傳暴力和恐怖主義錄像的人。
“以前種下的種子，現在開始結果子了”
根據尼加提對一些年輕被告的觀察，受極端思想影響的這些人，行事會變得異常殘忍。2010年南疆曾發生一起案件。幾個人想要搶錢，計劃殺一個名叫艾買提的校長，敲門后發現家裏沒人。在回去的路上，有個人想起來他的鄰居也是校長，就说，“艾買提不在家，可那邊是賽買提的家，賽買提也是個校長，我們殺了他，搶他的錢吧。”然后，他們來到賽買提家，殺了他全家9口人，搶了12塊錢。后來在看守所，這個人對律師和法官说，“如果有機會，我也要殺掉你們，這樣我就可以上天堂”。
在南疆，一些原本淳朴的農村青年受“聖戰”視頻影響，開始崇尚自殺式的暴力，願意為宗教“拋頭顱灑熱血”（即殉教），視塔利班戰士為英雄，在穿着打扮上也着意模仿他們，表現出一種“伊斯蘭式的叛逆”。前幾年，喀什曾有人專門到郵局去給塔利班寄錢。
因為在網上與這些人辯論，尼加提好幾次受到威脅，現在他已經不敢發布維吾爾文帖子了。
尼加提堅持認為，這些人只能用“犯罪分子”四個字來標識，“他們沒有任何信仰，也沒有什麼民族主義思想”。他接觸到的這些年輕被告，不認可任何民族，包括維吾爾族。這些人認為，世界上只有兩個群體--穆斯林（教徒）和卡菲爾（異教徒）。他們也不認可現代意義上的任何政權，只認可“哈利發”國家。他們的旗幟也與“東突”的不同，是黑色的星月旗幟。
最簡單的例子，尼加提说，這些人不認可任何境外謀求獨立的“世維會”（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一類的組織，更不認可熱比婭。他們認為，未來會跟熱比婭打仗，並已明確聲明，與“世維會”根本不是一類人。
“以前種下的種子，現在開始結果子了。”尼加提感覺焦急又無奈。他已經發現，在最近新疆發生的暴力恐怖案件中，大多數受害人都是維吾爾族人：去年的“4·23”巴楚事件、“6·26”鄯善事件，還有之前沒有公開報導的很多案子。據尼加提觀察，參與這些暴力恐怖事件的人，一般都有宗教背景，目的是“解放”全世界，在全球建立政教合一的“哈利發”國家。
“但還沒有到成熟時期”，尼加提说，“如果發展到有選擇性、針對性的謀殺就更可怕了”。他覺得，政府必須強化宣傳教育，“我指的不是老一套讓人厭煩的官話、套話，而是要以實際案例教育一大批沒有文化的年輕人”。
官方提供的數據，也印證了尼加提的觀察。據大陸官方媒體報導，自2009年以來，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安現行組織團伙案均在百起以上，呈現高位徘徊態勢，其中2012年新疆發生暴恐案件190余起，比上年大幅增加。其中，尤以“獨狼式活動”的個體或小群體暴恐活動的增加最為明顯，且參與人員基本都是“80后”、“90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到95%左右。
政府顯然已經意識到問題所在，並着力與極端勢力爭取民衆，以“徹底鏟除宗教極端思想滋生的土壤”。在張春賢赴疆主政后，基礎教育被列為一項重要民生工程。2013年，新疆教育總投入高達527億余元。到去年秋天，在南疆和闐、喀什、阿克蘇三個地州，義務教育已經覆蓋至高中階段。在新近下派南疆住村走訪民情的11095個工作組中，除了致力於支持當地發展“短平快”項目增進就業的機關幹部，還有負責宗教教育人士的身影。
與內地省份不同，在部署這項活動時，張春賢特彆強調，“惠民生與教育群衆兩者不可偏廢”，使“教育群衆”成為新疆黨員幹部在接受群衆路線教育中的特殊任務。與此同時，官方的輿論引導，一改過去避免直接公開引用“宗教極端勢力大肆歪曲篡改宗教教義，編造各種打着宗教旗號的異端邪说”，公開列舉了這些“異端邪说”，並在《新疆日報》頭版予以批駁，大力推行“去極端化”。
不過，短期內想要改變這種惡性循環也許很難。《鳳凰周刊》記者去年到訪南疆一個鄉鎮時，看到一所小學的校長剛剛被學生家長打傷，原因是他到學生家裏勸那家的孩子上學。家長覺得學校發的畢業證“不清真”，還说和闐這個地方上學也沒什麼用，不如去念《古蘭經》。這名維吾爾族校長的臉上、脖子上都是抓痕，耳朵也被撕裂開了一個大口子。這個鄉鎮一共有33個村子，全鎮有30所學校、111座清真寺。
被視頻侵蝕的校園
在來自阿克蘇的青年教師塔伊爾（化名）看來，律師尼加提可能還是低估了這些音像視頻的影響力。塔伊爾目前在烏魯木齊一所大學任教。
事實上，不僅南疆這些文化水平較低的年輕人，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公務人員也會被打動。2013年6月，新疆溫宿縣一名鄉幹事就因傳播鼓吹“聖戰”檔案獲刑6年。公安機關查明，他通過非法網站瀏覽、下載這些視頻檔案及電子書，並多次將下載的內容上傳到網上，有意供他人瀏覽、下載。
塔伊爾的弟弟、在南疆一所醫院工作的維吾爾族青年吐尼亞孜（化名）也經歷了這樣的過程。20歲出頭的吐尼亞孜醫學院畢業后返回家鄉，在市裏一所醫院的藥房上班。有一天，來了一個病人，給他看了一些音像視頻資料，他好像忽然之間就開竅了，性情大變。不但留起了大鬍子，還辭掉了在醫院的工作，開始潛心研究宗教問題。最誇張的是，他不再吃奶奶做的飯，因為奶奶沒有一天做5次乃麻孜（禮拜），根據他所理解的宗教教義，這樣的人做的飯“不清真”。
爺爺葬禮的時候，家裏請了當地一位很有聲望的大阿訇，但他認為這種“紅本阿訇”（被認為親政府的宗教人士）根本不懂程序。葬禮他也拒絶參加，還跟家人说這是《古蘭經》的規定。塔伊爾看不過去，就質問他：“《古蘭經》哪一頁寫着這一條，你給我找出來，我直接吃掉。”他就说，維語的版本裏沒有，他看的是原版《古蘭經》，阿拉伯語的。塔伊爾對他说，“你那些朋友，有誰懂阿拉伯語，把他叫過來”。其實，他的那些朋友都不懂阿拉伯語，這些人是在講經的時候，給他們灌輸了自己的思想。那些平時和他稱兄道弟的人，年齡比他父親還要大。
“現在極端主義滲透太厲害了，而且高端，因為有網絡，還有各種各樣的社交平台”。塔伊爾说，他最近感到壓力特別大，也不被理解，“我想辭職，不想干了。”他在工作上的壓力，主要來自於對學生的宗教教育等敏感問題。他們學校剛剛出了一件事情，一名老師同學眼中品學兼優的好學生，被發現在外私自開辦講經班。
這個學生是2010年入校的。開學前半個月，在提前返校的火車上，被列車長髮現了異樣。他帶了一個大包，裏面裝滿了音像視頻光盤，內容都是宣揚極端主義和“聖戰”思想的。
回到學校，老師就跟他談心。老師比他大不了幾歲，也是維吾爾族。老師告訴他，在學校期間，只要表現好，因上述事件獲得的處分可以想辦法給他去掉。學生淡定的说，“老師，我不會為難你的。”
在校期間，這個學生表現上進，成績優秀，大家都很喜歡他。老師帶領大家去支農，拾棉花，他一個人就完成了3個人的任務量。看到他表現這麼好，老師就去找學校領導談，想把他的處分取消掉。
沒想到2013年5月份，這個學生突然被發現在外面租了房子，偷偷開辦講經班。老師放在他身邊的4個“眼線”，也全部被他收買，反過來幫他對付老師，其中包括老師最信任的班長。為了騙過宿舍管理員的盤查、自由出入，他私刻了老師的所有印章。一些宣揚極端主義思想的材料，就藏在平時老師經常來檢查的宿舍裏。講經班設在離學校不遠的一個出租屋裏，與他們聯合辦講經班的人，則是2013年巴楚“4·23”暴力恐怖事件中一個暴徒的親弟弟。
令塔伊爾感到擔憂的是，現在學校裏面出事的，几乎都是老師同學眼中的“好學生”。他們有着几乎共同的特徵：外表出衆，學習成績優秀，頗具影響力和感召力。他说，年輕人都會有夢想，對於維吾爾青年而言，實現民族夢和宗教夢，成為一個有志之士，是絶大多數人的理想，但循規蹈矩地生活，永遠得不到這些。“他們覺得，成為‘那樣的人’，甚至犧牲掉，是一種很光榮的事情。”
活躍在維吾爾語社交平台上的，就有一位來自和闐的新派詩人。他上傳了一張自己的自拍照，並念了一首詩，贏得女孩子們的熱烈追捧。這張照片明顯經過修圖軟件的修飾，不過，他的裝扮和人們傳統印象中的詩人不同，還留着濃密的大鬍子。
塔伊爾覺得，極端主義思想在校園裏蔓延，改變的不僅只是個人的社會性，還有整個地域的文化與宗教氣息。“一個女孩，大學畢業后兩年嫁不出去，就會有人说她的闲話。但只要包上頭巾，馬上就有人娶。現在新疆的女大學生，第一年戴着頭巾來，第二年全去掉了，第三年頭髮全變了，第四年全部包上了。”
而外界的不了解，以及一些媒體的選擇性渲染，給他的工作增加了不少阻力。他曾經去中央民族大學旁聽，但很多老師说的，和他生活在新疆的現實完全脫節。他说，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現在新疆的真實情況和嚴峻形勢。
但新疆現在這種管理方式，完全在高校禁絶所有的宗教活動，塔伊爾也覺得“不太現實”。他主張多與學生溝通，不要什麼工作都眉毛鬍子一把抓，要給他們解釋清楚什麼是宗教、什麼是習俗。你的習俗我會尊重，但這裏是學校，不能有太多宗教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老師也會很困惑，就像頭巾，到底算是宗教行為還是風俗習慣？到了學校，你跟學生说是宗教，她能不能接受？諸如此類這些連我們老師都無法说服自己的問題，又怎麼去教育學生？”
“年輕人叛逆心理重，你越不讓他幹什麼他越要幹什麼。就像是沙，捏緊了他也流，放鬆了他也流，不如放開手”。他認為，很多問題歸根結底還是方式、方法問題，比如，讓清真寺裏的阿訇做些正規的宗教宣傳，也許比老師说得還管用。
極端思想分裂維吾爾族社會
從維語網站辭職后，艾力亞開始創辦自己的企業。如今，他更為焦慮的是，這些宣揚極端主義以及“聖戰”思想的視頻在網絡的傳播，已經造成維吾爾族內部的矛盾，以及維吾爾人之間的互相歧視和仇視。“現在維吾爾人特別矛盾，民族、宗教、習俗，很多人自己也搞不清楚。即使沒有其他人，維吾爾人自己也會打起來吧”。
2013年巴楚“4·23”暴力恐怖事件發生后那段時間，他第一次發現維吾爾人內部之間的矛盾已經相當尖鋭。對於被殘忍割喉的3名維吾爾族社區女幹部，一些人非但沒有同情，反而在網絡上公然大駡，“這幾個女人，死了以后也上不了天堂，她們一定會下火獄。她們是民族解放的阻礙者。”而縱火將人活活燒死的暴徒，卻被一些年輕人視為勇於“反抗壓迫”的“英雄”。
除了在政府供職的維吾爾族，凡進入官方視野或得到贊許的維吾爾人，也會被本民族的人排斥。艾力亞覺得，這是把對政府和社會的不滿，都轉移到了這些人身上。
最典型的就是著名“草根”慈善家阿里木。2013年4月，阿里木曾參加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縣舉辦的燒烤節，為四川地震災區籌款，但在維語社交平台上，沒人認為他在做好事，反而都是冷嘲熱諷，“阿里木，聽说你掙上錢了，沒有找到老婆，兄弟給你介紹一個”。還有人说，“你這麼多錢，給兄弟分點兒吧”。再往后，就有人開始編造謡言，而謡言的離譜程度令人瞠目：阿里木的幾個維吾爾族哥哥，竟然都被说成是“漢族人”，還说阿里木能出名，全靠這幾個親哥哥花錢運作。最后，事件在一群人的辱駡聲中暫時告一段落。
“他真的是一個好人，靠賣羊肉串資助了很多孩子，偶爾被媒體發現成了典型，現在卻變成了這樣。反過來想，我們的民族，連這樣一個好人都無法接受，太可怕了。”艾力亞说。
除了宗教色彩濃厚的內容，一些渲染民族主義的東西也會經常出現在社交平台上。曾經有一張圖片在維吾爾族年輕人中被廣泛傳播，是一棵用土耳其語標注的“民族樹”。整張圖上画着一棵大樹，樹上的枝丫代表各個民族。粗大的樹幹位於正中央，代表土耳其的突厥人，然后是維吾爾、哈薩克以及塔吉克等等。這張圖其實是想说明，整個亞洲大陸的民族，絶大多數都是由匈奴而來。值得注意的是，漢族被處理成了一個最為細小的分支。
除了在網絡上爭論、辱駡，在現實中這些人也開始影響其他人的生活。在一個維語論壇上，來自和闐的一名極端人士聲稱，他要在五年之內，將烏魯木齊的女人全部從頭到腳包起來（即穿黑罩袍、蒙面）。一個女孩發了一張穿着緊身褲的照片，竟然有人跟帖说，最討厭穿這種褲子的女人，我看到就想把她們拉到黑暗的角落乾死。塔伊爾覺得很不可思議，這到底是一個伊斯蘭教徒的心態，還是一個強姦犯的心態？
在烏魯木齊，這些人被稱作“果絡子（音）”。這是一個新詞，維吾爾語音譯，俄語裏是“玉米棒子”的意思，類似漢語“土包子”。就是明明各方面都很落后，但自己還認為自己很先進、很新潮。
在搭乘出租車時，烏魯木齊一個維吾爾族女孩差點遇險。“跑黑車”的是一個維吾爾族青年，看到這個女孩穿了一件短袖T恤衫，開車以后就開始打電話，说有一個人不遵守宗教教義需要教訓，讓對方再叫上幾個人，並約定了集合地點。剛巧這個女孩能聽懂他说的維語，覺得情況反常，馬上要求下車。在付錢的時候，這個“黑車”司機對她说，“這次先饒了你，下次記得把該穿的衣服穿上”。
“都塔爾與舞蹈，真主與先者”，這是維吾爾族的一句諺語。“都塔爾”是一種樂器，意思是一邊彈琴跳舞，一邊念經做禮拜。這表現的是維吾爾人對生活的一種態度，但這是違背伊斯蘭教的，不過一直以來每個維吾爾人都是這麼生活的。
说起這句諺語的時候，律師尼加提覺得自己更加孤獨。“有些人對於宗教過於執著，不夠包容，這樣下去，維吾爾族看待事物的態度還有眼界肯定受影響”。在南疆縣城，他沒有太多的朋友，與當地的知識分子也少有來往。周圍跟他一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很多，但現在變得越來越保守。
尼加提的一個朋友在上海開餐廳。去年尼加提到上海出差期間，這個朋友接待了他們。令尼加提鬱悶的是，雖然連續兩天，這個人都跟他們坐在同一個餐桌旁，但一口飯也沒有吃。尼加提他們分析，覺得自己可能已經被當成了“卡菲爾”（異教徒）。“以前這個人不是這樣，宗教不是他生命中最最重要的東西，他還跟我一起去漢餐廳吃過魚。”
（注：本文中引用《古蘭經》為1987年聖域麥地納版，中文，馬堅譯本）
來源：凤凰周刊 2014年15期
近日，喀什地市兩級人民法院依法對屯某、斯某和阿某等5人進行了公開宣判，其罪名均為分裂國家和危害國家安全罪。其中，最高獲刑有期徒刑15年，最低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
在宣判大會上，法院公佈了這5起案件的詳細案情。指控他們從二手手機市場購買內存有反動音視頻資料的SD卡，先后多次給多人灌輸“遷徙、聖戰”內容，隨時准備前往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進行“聖戰”。根據已公佈的細節，他們還購買存有“東伊運”恐怖組織頭目艾山·買合蘇木“遷徙、聖戰”內容的SD卡，對他人進行非法台比力克（宣講經文）勸導；從網站下載“宣揚極端宗教思想和遷徙、聖戰”煽動分裂國家內容的電子書籍和非法台比力克音視頻資料，並傳播給他人下載觀看使用；私設非法教經點，為青少年兒童非法教經、傳播極端宗教思想，宣揚宗教狂熱；對多人進行煽動民族仇恨的宣講，貯備管制刀具准備作案等等。
在鄯善“6·26”暴力恐怖事件中落網的吾拉音·艾力，曾對着記者鏡頭述说自己的殺人動機，但因為聽起來過於離譜，一度招致質疑。吾拉音·艾力说，他殺人是為換取進“天堂”的資格，因為“天堂裏有仙女，有美酒，可以喝酒，怎麼喝都不醉，流出的汗都是香的，想要什麼有什麼”。
但在艾力亞·阿不拉看來，他说出這個理由一點都不奇怪。艾力亞曾經是烏魯木齊一家維語網站的工作人員，他長期關注宗教極端思想在疆內的傳播，也翻譯過一些在中國境內流傳的“聖戰”視頻。他認為吾拉音·艾力關於“天堂”的認知，正是這些音像視頻中宣揚的內容之一。
據新疆官方統計，僅2013年，“東伊運”就製作發布了107部這樣的音像視頻，超歷年總和。官方稱，這些視頻含有宣揚暴力恐怖、宗教極端、民族分裂等內容，部分傳入中國境內，煽動性極強，已經成為當前暴恐案件頻發的直接誘因。近年來破獲的多起暴恐案件，暴恐分子几乎都是參與非法宗教活動、收聽觀看暴力恐怖音視頻，引發“聖戰”共鳴，最終實施暴恐活動。
扭曲的視頻
“天堂”又稱“天園”或“樂園”，字面意思是“花園”。這是伊斯蘭教徒在后世的最好歸宿。
根據《古蘭經》的描述，人們現世的渴望和追求在天堂應有盡有。《古蘭經》中第56章12-24節對天堂的描述：“他們將在恩澤的樂園中。許多前人和少數后人，在珠寶鑲成的床榻上，彼此相對地靠在上面。長生不老的童仆，輪流着服侍他們，捧着盞和壺，與滿杯的醴泉；他們不因那醴泉而頭痛，也不酩酊。他們有自己所選擇的水果，和自己所愛好的鳥肉。還有白皙的、美目的妻子，好像蚌殼裏的珍珠一樣。那是為了報酬他們的善行。”
與“天堂”相對的則是“火獄”，那裏有“足穿火鞋”“墊火褥”“蓋火被”“遭火燒”等刑罸。凡生前作惡的信徒，都將被“戴上枷鎖”，“投入火獄”。
伊斯蘭教提倡“兩世吉慶”，既重今世的幸福，也重后世的歸宿。根據伊斯蘭教的“末世論”，死者生前在“這個世界”的行為，將決定其在“那個世界”的待遇，以此鼓勵穆斯林信徒“履行善功”，今世行善，后世必有回報。
不過，在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前副會長阿布杜熱依木·伊明看來，“東伊運”製作的這些視頻中，原本勸人向善的“履行善功”已經被歪曲解讀。比如，視頻公開宣稱，伊斯蘭教信徒可以通過“聖戰”積累“善功”，因為“殺死一個卡菲爾（異教徒）勝做十年功，可以直接上天堂”，“在天堂裏想要什麼就有什麼”，“除了真主之外，不能服從任何人”、“不能看電視、聽廣播、讀報刊”。
在“9·11”事件之后，對於媒體報導中頻繁出現的“自殺式襲擊”和“人體炸彈”，一些穆斯林學者反復聲明，伊斯蘭教是禁止自殺的。事實上，據學者介紹，《古蘭經》中嚴禁自殺，安拉说：“你們不要自殺，真主確是憐恤你們的（《古蘭經》婦女章節第29節）。在《聖訓》（阿拉伯語稱為Hadith）中自殺也是被明確禁止的。
《聖訓》記錄了先知穆罕默德傳教、立教的言行，其弟子談論宗教、經訓和實踐教理的重要言論或行為，凡經先知認可和贊許的，亦被列入聖訓範圍。《聖訓》對伊斯蘭教義、教律、教制、禮儀和道德進行了全面回答和論述，是歷代教職人員、學者進行宣教、立論、立说的依據。
因此，在談及信徒的肉體消亡時，這些視頻中使用的詞彙是“殉教”而不是“自殺”。他們稱，這些“殉教者”是為了一項最高尚的事業而死，也就是“聖戰”。而“聖戰”是穆斯林信徒的一項宗教義務，目的是在全球範圍內建立政教合一的純正伊斯蘭社會，即“哈利發”國家。“哈利發”的意思是“穆罕默德的繼承人”。
但在《古蘭經》中，其實根本找不到“聖戰”這個詞，與之相對應的只有“吉哈德”。阿布杜熱依木·伊明说，“吉哈德”本意並不是戰爭，這個詞源於阿拉伯文的三個字母：吉、哈、德，字面意思是盡心盡力、克服困難，努力做好一件事，有努力奮鬥之意。比如，為學業、事業的成功“吉哈德”，為真主的道路而奮鬥等。
根據伊斯蘭教法規定，凡是有能力、心智健全的穆斯林都應當進行”吉哈德“，即以言語、財産、生命為主道奮鬥，捍衛信仰，抵抗侵略。但在被異化的宗教教義支持下，盡管自殺是被禁止的，”殉教“卻可以得到普遍的讚揚、歡迎和鼓勵。
而斷章取義被拿來印證這些觀點的經文並不難尋找：“以掌控我的生命的神的名義，我需要為真主而死；然后我會復生，然后再次為真主而死”；“先知说，‘沒有任何上了天堂的人願意再返回這個世界，即便給他所有東西，除了那些殉教者。他們願意為了賜給他們的無上光榮而回到這個世界死上10次’。”
宗教極端主義者教唆信教群衆抵制政府管理，損毀身份證、結婚證、戶口簿等國家法定證件，並認為政府頒發的結婚證是“不清真”的。於是，強制包辦婚姻、重婚、以宗教儀式代替婚姻登記等現象在維吾爾社會重新抬頭。新疆一位聲稱知悉內部情況通報的相關人士透露说，組織、策劃“10·28”天安門恐怖襲擊事件的案犯，就擁有5個妻子，而肇事車輛中當場死亡的那名女性，就是他5個妻子之中的“小老婆”。2014年3月，新疆啟動了一項特殊的專項行動，決定對婚姻領域違法行為開展綜合治理，解決宗教干預婚姻的問題。
“打着宗教的旗號，最能打動人心，這正是他們的高明之處。”艾力亞認為，對於這些外界看來匪夷所思的思想能夠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廣泛傳播，他覺得不能完全歸罪於信教群衆的無知。
根據他的觀察，起碼在傳播方式上，這些視頻採用了南疆信衆最容易接受的方式。視頻中以維吾爾語、土耳其語和哈薩克語居多，這幾種語言相似度很高，基本可以無障礙溝通，還有一些雖然是阿拉伯語，但也都配有維吾爾語字幕，易於在維吾爾社會傳播。
視頻的內容也很能打動人心。站在前面宣講的人，都是一些宗教界的大人物，包括穆斯林社會一些頗有聲望的大阿訇。除了引經據典，系統傳授一些被重新解讀的宗教知識，他們還會大量提及維吾爾兄弟被“壓迫”的內容。站在他們身后的，則是一群包着頭、留着大鬍子的阿拉伯人，挎着槍，拿着《古蘭經》。
在艾力亞翻譯過的幾部視頻裏，他認出其中一位是來自埃及的著名大阿訇。其他一些負責宣講的人，也都是穆斯林社會的宗教領袖。他們擁有豐富的宗教知識，熟悉現代媒介傳播方式，说的都是令人感到親切的話語。這些視頻宣揚的主要思想，就是維吾爾人也是穆斯林，是我們的兄弟，全世界穆斯林都是一家，現在你們正在受“壓迫”，我們會來“幫助”你們。
“也許你我不信，但換成一個南疆的農民，他沒有知識，也不懂真正的宗教教義，對比外界的幸福，想着自己的不如意，聽着穆斯林兄弟暖心的話語，他肯定會被打動”。艾力亞说，“雖然並沒有得到實際的幫助，但會感到有人在關注他們。”
他分析，相較首府烏魯木齊，南疆鄉村極度封閉。伊斯蘭教一代一代傳承，人們敬畏但並不真正了解宗教知識。伴隨市場化大潮的衝擊以及維吾爾族社會的劇烈變革，維吾爾族被嚴重邊緣化，和父輩相比，民族身份帶給他們的不再是榮耀，就業難也加劇了他們對前程的悲觀情緒，唯一剩下的只有宗教，“只有宗教信仰別人無法拿走”。既然父母不能告訴自己宗教是什麼，那就自己去尋找。這時，宗教極端思想便趁虛而入。
還有一類被廣泛傳播的視頻完全與暴力聯繫在一起，具體教授如何製造、使用炸葯、爆炸裝置、槍支以及管制刀具等的方法和技能。視頻裏不说“中國人”怎樣，而是说“漢族人”，因為“漢族人”對我們的穆斯林兄弟不好，維吾爾人要團結起來“聖戰”，把這些“卡菲爾”全部趕走、殺光。2013年7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曾對11名恐怖犯罪嫌疑人予以公開通緝。在這些被通緝的逃犯中，多人涉及製造或實施爆炸襲擊的案件。
他認為，極端主義蔓延是社會的疾病，也是伊斯蘭內部的疾病。要解決新疆暴恐頻發的問題，政府必須而且只能從宗教入手，就像當初的土耳其，“用國家機器強力鏟除一些極端的邪惡勢力，讓宗教得到正常發展，並予以法律管制”。艾力亞说，關鍵是要掌握宗教知識，讓人們了解極端勢力暴力、殘暴的真實面目，這是任何人都駁不倒的事實。但遺憾的是，一直到現在，“很多人並不相信真有恐怖分子，覺得那都是政府捏造的”。
而目前政府的宣講力量和手段也明顯不足。一些宗教人士年齡偏大，知識面狹窄，對現代社會缺乏了解，比起視頻中那些引經據典的生動宣講，他們號召力有限，很難得到年輕一代的認可。在新疆，尤其是南疆鄉村，宗教是每個維吾爾人一出生就會接觸到的東西，讓這些人一夜之間成為自己眼裏的“叛教者”，“就像強迫一個‘無神論’者去信神一樣難”。
藉由網絡飛速蔓延
“不正面引導，別人就負面引導，宗教教育也是一樣。”來自新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的維吾爾族律師尼加提（化名）曾大量經手此類案件，被告基本都是年輕人，且90%以上都是文盲。面對外界突如其來的衝擊，年輕人要尋求精神歸屬，很容易轉身去擁抱宗教。如果碰巧這個人生活又不如意，對社會不滿，被煽動的過程就更簡單。“既然今生不如意，不如寄希望於來世。”至於如何採取行動，視頻中傳授的那些技能就足夠了。
尼加提曾經經手過一個案子，年輕的嫌疑人因為鬍子問題就要跟別人拼命。“根據被灌輸的極端主義理論，鬍子是他的尊嚴、他的一切，如果鬍子沒有了，他就失去了一切。”尼加提说，“我到現在也無法理解。就是給我發工資讓我留鬍子，我也不會留鬍子，因為我不喜歡”。
偏偏在這個時候，又遇到了網絡。經由無界限的網絡空間，借助各種社交媒體，這些視頻中宣揚的思想在南疆的文化沙漠地帶長驅直入，像毒草一樣迅速蔓延。“這是一種非常規的傳播過程，在宗教發展的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過”。
據新疆官方媒體報導，南疆三地州經濟雖相對落后，農村電腦用戶不足10%，裝寬頻的電腦用戶更少，但大約60%的年輕人都有手機，這些手機大多是幾百塊錢的山寨機，大部分都能上網。
2013年10月，新疆139人因傳播“聖戰”等宗教極端思想被查處，其中就有和闐縣伊斯拉木阿瓦提鄉的阿某。據新疆警方統計，從上傳檔案的5月6日，到發現線索並偵破案件的7月18日，阿某通過手機上傳至網絡的這些檔案，瀏覽次數達32971次，保存次數607次，下載次數達15515次。而在現實中查辦的一些講經點，只能影響幾人或十幾人。
20歲的阿某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從小在家鄉的沙漠邊緣長大，父母日益年邁，哥哥又有殘疾。為了改善家裏的經濟狀況，2011年他跟隨一位老闆到廣州賣羊肉串。在此期間，他花500元買了一部山寨智能手機，開始接觸網絡世界。
2012年在廣州務工期間，他用手機訪問了別人在網站發布的連結，並下載了2G容量的電子書到自己網盤上的個人空間。然后，他在一個網站貼出了自己的網址並留言，稱自己整理了一些關於伊斯蘭教方面的電子書，邀請大家前去下載。
2013年5月，有人訪問他發布的連結並留言：你上傳的那些電子書是zip格式，下載后打不開，有密碼。阿某看到留言后，便用其他格式上傳了535份檔案，其中529份為書籍，書籍中含有宣揚宗教極端思想的內容。
像這樣純粹因為好奇而傳播宗教極端思想的，還有很多是未成年人，伽師縣的依某就是其中之一。據辦案民警披露，依某對網絡很感興趣，經常到朋友父親開的電腦維修部上網。2013年6月，他從互聯網上搜集到一些包括宣揚宗教極端思想、煽動暴恐犯罪活動內容的電子書，並將其他網民分享的宗教書籍檔案下載到電腦硬碟內保存，同時分享到自己的個人空間，其存儲在網盤內的各類檔案量達100G。
有了這麼多檔案，他覺得傳給別人也許更好玩，就把檔案傳給了本地及外地幾名網友。據他事后交代，他在網上搜集、傳遞的目的，是為了提高自己和周邊朋友的宗教意識，至於下載和上傳的檔案，他聲稱只看了一眼目錄，並沒有仔細看內容。
甚至有人試圖通過傳播這些視頻牟利。來自喀什市佰什克然木鄉汗尼歐依村的小學教師阿某杜就是這樣。據辦案民警介紹，每天放學回家后，他就把自己關在書房裏，除了吃飯、睡覺就是上網。直到被拘留那一天，他的妻子和同事才知道，原來他每天晚上加班不是備課，而是在編輯、傳播宣揚含有宗教極端思想和暴力犯罪等內容的視頻。
其實阿某杜的物質生活條件並不差。他和妻子都是教師，夫妻倆月收入加起來7000多元，房子有200多平方米，是政府出錢補助建設的抗震安居房。但自從迷上網絡，他開始對製作網頁産生了興趣，並想通過經營網站賺錢。2013年4月，他將包含宗教極端思想內容的視頻編輯成視頻軟件，上傳到自己的空間並發布至111個QQ群內。不到一天時間，這些內容就被傳播了上萬次。
2014年3月3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檢察院聯合自治區公安廳、文化廳和工商局發出通告，聯合查禁這些含有宣揚暴力恐怖、宗教極端、民族分裂等內容的暴力恐怖音視頻。據大陸官方媒體報導，《通告》發布后六周內，打擊處理了200余名傳播宣傳暴力和恐怖主義錄像的人。
“以前種下的種子，現在開始結果子了”
根據尼加提對一些年輕被告的觀察，受極端思想影響的這些人，行事會變得異常殘忍。2010年南疆曾發生一起案件。幾個人想要搶錢，計劃殺一個名叫艾買提的校長，敲門后發現家裏沒人。在回去的路上，有個人想起來他的鄰居也是校長，就说，“艾買提不在家，可那邊是賽買提的家，賽買提也是個校長，我們殺了他，搶他的錢吧。”然后，他們來到賽買提家，殺了他全家9口人，搶了12塊錢。后來在看守所，這個人對律師和法官说，“如果有機會，我也要殺掉你們，這樣我就可以上天堂”。
在南疆，一些原本淳朴的農村青年受“聖戰”視頻影響，開始崇尚自殺式的暴力，願意為宗教“拋頭顱灑熱血”（即殉教），視塔利班戰士為英雄，在穿着打扮上也着意模仿他們，表現出一種“伊斯蘭式的叛逆”。前幾年，喀什曾有人專門到郵局去給塔利班寄錢。
因為在網上與這些人辯論，尼加提好幾次受到威脅，現在他已經不敢發布維吾爾文帖子了。
尼加提堅持認為，這些人只能用“犯罪分子”四個字來標識，“他們沒有任何信仰，也沒有什麼民族主義思想”。他接觸到的這些年輕被告，不認可任何民族，包括維吾爾族。這些人認為，世界上只有兩個群體--穆斯林（教徒）和卡菲爾（異教徒）。他們也不認可現代意義上的任何政權，只認可“哈利發”國家。他們的旗幟也與“東突”的不同，是黑色的星月旗幟。
最簡單的例子，尼加提说，這些人不認可任何境外謀求獨立的“世維會”（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一類的組織，更不認可熱比婭。他們認為，未來會跟熱比婭打仗，並已明確聲明，與“世維會”根本不是一類人。
“以前種下的種子，現在開始結果子了。”尼加提感覺焦急又無奈。他已經發現，在最近新疆發生的暴力恐怖案件中，大多數受害人都是維吾爾族人：去年的“4·23”巴楚事件、“6·26”鄯善事件，還有之前沒有公開報導的很多案子。據尼加提觀察，參與這些暴力恐怖事件的人，一般都有宗教背景，目的是“解放”全世界，在全球建立政教合一的“哈利發”國家。
“但還沒有到成熟時期”，尼加提说，“如果發展到有選擇性、針對性的謀殺就更可怕了”。他覺得，政府必須強化宣傳教育，“我指的不是老一套讓人厭煩的官話、套話，而是要以實際案例教育一大批沒有文化的年輕人”。
官方提供的數據，也印證了尼加提的觀察。據大陸官方媒體報導，自2009年以來，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安現行組織團伙案均在百起以上，呈現高位徘徊態勢，其中2012年新疆發生暴恐案件190余起，比上年大幅增加。其中，尤以“獨狼式活動”的個體或小群體暴恐活動的增加最為明顯，且參與人員基本都是“80后”、“90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到95%左右。
政府顯然已經意識到問題所在，並着力與極端勢力爭取民衆，以“徹底鏟除宗教極端思想滋生的土壤”。在張春賢赴疆主政后，基礎教育被列為一項重要民生工程。2013年，新疆教育總投入高達527億余元。到去年秋天，在南疆和闐、喀什、阿克蘇三個地州，義務教育已經覆蓋至高中階段。在新近下派南疆住村走訪民情的11095個工作組中，除了致力於支持當地發展“短平快”項目增進就業的機關幹部，還有負責宗教教育人士的身影。
與內地省份不同，在部署這項活動時，張春賢特彆強調，“惠民生與教育群衆兩者不可偏廢”，使“教育群衆”成為新疆黨員幹部在接受群衆路線教育中的特殊任務。與此同時，官方的輿論引導，一改過去避免直接公開引用“宗教極端勢力大肆歪曲篡改宗教教義，編造各種打着宗教旗號的異端邪说”，公開列舉了這些“異端邪说”，並在《新疆日報》頭版予以批駁，大力推行“去極端化”。
不過，短期內想要改變這種惡性循環也許很難。《鳳凰周刊》記者去年到訪南疆一個鄉鎮時，看到一所小學的校長剛剛被學生家長打傷，原因是他到學生家裏勸那家的孩子上學。家長覺得學校發的畢業證“不清真”，還说和闐這個地方上學也沒什麼用，不如去念《古蘭經》。這名維吾爾族校長的臉上、脖子上都是抓痕，耳朵也被撕裂開了一個大口子。這個鄉鎮一共有33個村子，全鎮有30所學校、111座清真寺。
被視頻侵蝕的校園
在來自阿克蘇的青年教師塔伊爾（化名）看來，律師尼加提可能還是低估了這些音像視頻的影響力。塔伊爾目前在烏魯木齊一所大學任教。
事實上，不僅南疆這些文化水平較低的年輕人，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公務人員也會被打動。2013年6月，新疆溫宿縣一名鄉幹事就因傳播鼓吹“聖戰”檔案獲刑6年。公安機關查明，他通過非法網站瀏覽、下載這些視頻檔案及電子書，並多次將下載的內容上傳到網上，有意供他人瀏覽、下載。
塔伊爾的弟弟、在南疆一所醫院工作的維吾爾族青年吐尼亞孜（化名）也經歷了這樣的過程。20歲出頭的吐尼亞孜醫學院畢業后返回家鄉，在市裏一所醫院的藥房上班。有一天，來了一個病人，給他看了一些音像視頻資料，他好像忽然之間就開竅了，性情大變。不但留起了大鬍子，還辭掉了在醫院的工作，開始潛心研究宗教問題。最誇張的是，他不再吃奶奶做的飯，因為奶奶沒有一天做5次乃麻孜（禮拜），根據他所理解的宗教教義，這樣的人做的飯“不清真”。
爺爺葬禮的時候，家裏請了當地一位很有聲望的大阿訇，但他認為這種“紅本阿訇”（被認為親政府的宗教人士）根本不懂程序。葬禮他也拒絶參加，還跟家人说這是《古蘭經》的規定。塔伊爾看不過去，就質問他：“《古蘭經》哪一頁寫着這一條，你給我找出來，我直接吃掉。”他就说，維語的版本裏沒有，他看的是原版《古蘭經》，阿拉伯語的。塔伊爾對他说，“你那些朋友，有誰懂阿拉伯語，把他叫過來”。其實，他的那些朋友都不懂阿拉伯語，這些人是在講經的時候，給他們灌輸了自己的思想。那些平時和他稱兄道弟的人，年齡比他父親還要大。
“現在極端主義滲透太厲害了，而且高端，因為有網絡，還有各種各樣的社交平台”。塔伊爾说，他最近感到壓力特別大，也不被理解，“我想辭職，不想干了。”他在工作上的壓力，主要來自於對學生的宗教教育等敏感問題。他們學校剛剛出了一件事情，一名老師同學眼中品學兼優的好學生，被發現在外私自開辦講經班。
這個學生是2010年入校的。開學前半個月，在提前返校的火車上，被列車長髮現了異樣。他帶了一個大包，裏面裝滿了音像視頻光盤，內容都是宣揚極端主義和“聖戰”思想的。
回到學校，老師就跟他談心。老師比他大不了幾歲，也是維吾爾族。老師告訴他，在學校期間，只要表現好，因上述事件獲得的處分可以想辦法給他去掉。學生淡定的说，“老師，我不會為難你的。”
在校期間，這個學生表現上進，成績優秀，大家都很喜歡他。老師帶領大家去支農，拾棉花，他一個人就完成了3個人的任務量。看到他表現這麼好，老師就去找學校領導談，想把他的處分取消掉。
沒想到2013年5月份，這個學生突然被發現在外面租了房子，偷偷開辦講經班。老師放在他身邊的4個“眼線”，也全部被他收買，反過來幫他對付老師，其中包括老師最信任的班長。為了騙過宿舍管理員的盤查、自由出入，他私刻了老師的所有印章。一些宣揚極端主義思想的材料，就藏在平時老師經常來檢查的宿舍裏。講經班設在離學校不遠的一個出租屋裏，與他們聯合辦講經班的人，則是2013年巴楚“4·23”暴力恐怖事件中一個暴徒的親弟弟。
令塔伊爾感到擔憂的是，現在學校裏面出事的，几乎都是老師同學眼中的“好學生”。他們有着几乎共同的特徵：外表出衆，學習成績優秀，頗具影響力和感召力。他说，年輕人都會有夢想，對於維吾爾青年而言，實現民族夢和宗教夢，成為一個有志之士，是絶大多數人的理想，但循規蹈矩地生活，永遠得不到這些。“他們覺得，成為‘那樣的人’，甚至犧牲掉，是一種很光榮的事情。”
活躍在維吾爾語社交平台上的，就有一位來自和闐的新派詩人。他上傳了一張自己的自拍照，並念了一首詩，贏得女孩子們的熱烈追捧。這張照片明顯經過修圖軟件的修飾，不過，他的裝扮和人們傳統印象中的詩人不同，還留着濃密的大鬍子。
塔伊爾覺得，極端主義思想在校園裏蔓延，改變的不僅只是個人的社會性，還有整個地域的文化與宗教氣息。“一個女孩，大學畢業后兩年嫁不出去，就會有人说她的闲話。但只要包上頭巾，馬上就有人娶。現在新疆的女大學生，第一年戴着頭巾來，第二年全去掉了，第三年頭髮全變了，第四年全部包上了。”
而外界的不了解，以及一些媒體的選擇性渲染，給他的工作增加了不少阻力。他曾經去中央民族大學旁聽，但很多老師说的，和他生活在新疆的現實完全脫節。他说，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現在新疆的真實情況和嚴峻形勢。
但新疆現在這種管理方式，完全在高校禁絶所有的宗教活動，塔伊爾也覺得“不太現實”。他主張多與學生溝通，不要什麼工作都眉毛鬍子一把抓，要給他們解釋清楚什麼是宗教、什麼是習俗。你的習俗我會尊重，但這裏是學校，不能有太多宗教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老師也會很困惑，就像頭巾，到底算是宗教行為還是風俗習慣？到了學校，你跟學生说是宗教，她能不能接受？諸如此類這些連我們老師都無法说服自己的問題，又怎麼去教育學生？”
“年輕人叛逆心理重，你越不讓他幹什麼他越要幹什麼。就像是沙，捏緊了他也流，放鬆了他也流，不如放開手”。他認為，很多問題歸根結底還是方式、方法問題，比如，讓清真寺裏的阿訇做些正規的宗教宣傳，也許比老師说得還管用。
極端思想分裂維吾爾族社會
從維語網站辭職后，艾力亞開始創辦自己的企業。如今，他更為焦慮的是，這些宣揚極端主義以及“聖戰”思想的視頻在網絡的傳播，已經造成維吾爾族內部的矛盾，以及維吾爾人之間的互相歧視和仇視。“現在維吾爾人特別矛盾，民族、宗教、習俗，很多人自己也搞不清楚。即使沒有其他人，維吾爾人自己也會打起來吧”。
2013年巴楚“4·23”暴力恐怖事件發生后那段時間，他第一次發現維吾爾人內部之間的矛盾已經相當尖鋭。對於被殘忍割喉的3名維吾爾族社區女幹部，一些人非但沒有同情，反而在網絡上公然大駡，“這幾個女人，死了以后也上不了天堂，她們一定會下火獄。她們是民族解放的阻礙者。”而縱火將人活活燒死的暴徒，卻被一些年輕人視為勇於“反抗壓迫”的“英雄”。
除了在政府供職的維吾爾族，凡進入官方視野或得到贊許的維吾爾人，也會被本民族的人排斥。艾力亞覺得，這是把對政府和社會的不滿，都轉移到了這些人身上。
最典型的就是著名“草根”慈善家阿里木。2013年4月，阿里木曾參加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縣舉辦的燒烤節，為四川地震災區籌款，但在維語社交平台上，沒人認為他在做好事，反而都是冷嘲熱諷，“阿里木，聽说你掙上錢了，沒有找到老婆，兄弟給你介紹一個”。還有人说，“你這麼多錢，給兄弟分點兒吧”。再往后，就有人開始編造謡言，而謡言的離譜程度令人瞠目：阿里木的幾個維吾爾族哥哥，竟然都被说成是“漢族人”，還说阿里木能出名，全靠這幾個親哥哥花錢運作。最后，事件在一群人的辱駡聲中暫時告一段落。
“他真的是一個好人，靠賣羊肉串資助了很多孩子，偶爾被媒體發現成了典型，現在卻變成了這樣。反過來想，我們的民族，連這樣一個好人都無法接受，太可怕了。”艾力亞说。
除了宗教色彩濃厚的內容，一些渲染民族主義的東西也會經常出現在社交平台上。曾經有一張圖片在維吾爾族年輕人中被廣泛傳播，是一棵用土耳其語標注的“民族樹”。整張圖上画着一棵大樹，樹上的枝丫代表各個民族。粗大的樹幹位於正中央，代表土耳其的突厥人，然后是維吾爾、哈薩克以及塔吉克等等。這張圖其實是想说明，整個亞洲大陸的民族，絶大多數都是由匈奴而來。值得注意的是，漢族被處理成了一個最為細小的分支。
除了在網絡上爭論、辱駡，在現實中這些人也開始影響其他人的生活。在一個維語論壇上，來自和闐的一名極端人士聲稱，他要在五年之內，將烏魯木齊的女人全部從頭到腳包起來（即穿黑罩袍、蒙面）。一個女孩發了一張穿着緊身褲的照片，竟然有人跟帖说，最討厭穿這種褲子的女人，我看到就想把她們拉到黑暗的角落乾死。塔伊爾覺得很不可思議，這到底是一個伊斯蘭教徒的心態，還是一個強姦犯的心態？
在烏魯木齊，這些人被稱作“果絡子（音）”。這是一個新詞，維吾爾語音譯，俄語裏是“玉米棒子”的意思，類似漢語“土包子”。就是明明各方面都很落后，但自己還認為自己很先進、很新潮。
在搭乘出租車時，烏魯木齊一個維吾爾族女孩差點遇險。“跑黑車”的是一個維吾爾族青年，看到這個女孩穿了一件短袖T恤衫，開車以后就開始打電話，说有一個人不遵守宗教教義需要教訓，讓對方再叫上幾個人，並約定了集合地點。剛巧這個女孩能聽懂他说的維語，覺得情況反常，馬上要求下車。在付錢的時候，這個“黑車”司機對她说，“這次先饒了你，下次記得把該穿的衣服穿上”。
“都塔爾與舞蹈，真主與先者”，這是維吾爾族的一句諺語。“都塔爾”是一種樂器，意思是一邊彈琴跳舞，一邊念經做禮拜。這表現的是維吾爾人對生活的一種態度，但這是違背伊斯蘭教的，不過一直以來每個維吾爾人都是這麼生活的。
说起這句諺語的時候，律師尼加提覺得自己更加孤獨。“有些人對於宗教過於執著，不夠包容，這樣下去，維吾爾族看待事物的態度還有眼界肯定受影響”。在南疆縣城，他沒有太多的朋友，與當地的知識分子也少有來往。周圍跟他一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很多，但現在變得越來越保守。
尼加提的一個朋友在上海開餐廳。去年尼加提到上海出差期間，這個朋友接待了他們。令尼加提鬱悶的是，雖然連續兩天，這個人都跟他們坐在同一個餐桌旁，但一口飯也沒有吃。尼加提他們分析，覺得自己可能已經被當成了“卡菲爾”（異教徒）。“以前這個人不是這樣，宗教不是他生命中最最重要的東西，他還跟我一起去漢餐廳吃過魚。”
（注：本文中引用《古蘭經》為1987年聖域麥地納版，中文，馬堅譯本）
星期一, 3月 31, 2014
关于严禁传播暴力恐怖音视频的通告
来源：新疆日报 http://www.xjdaily.com.cn/xinjiang/002/1041555.shtml
時間：2014年3月31日
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遏制暴力恐怖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就严禁传播暴力恐怖音视频通告如下：
一、本通告所称“暴力恐怖音视频”是指含有宣扬暴力恐怖、宗教极端、民族分裂等内容的音视频，具体包括：
（一）含有煽动“圣战”“伊吉拉特”等宗教极端思想，主张以暴力手段危害他人生命和公私财产安全，破坏法律实施等内容的音视频；
（二）含有传授制造、使用炸药、爆炸装置、枪支、管制器具、危险物品实施暴力恐怖犯罪方法、技能等内容的音视频；
（三）含有破坏民族团结、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等内容的音视频；
（四）其他涉及暴力恐怖、宗教极端、民族分裂内容的音视频。
二、严禁利用手机、电脑、移动存储介质、播放器及其他电子产品制作、发送、播放、复制、传播、存储暴力恐怖音视频。
三、严禁利用互联网网站、微博、语音聊天室、网盘以及QQ、微信等浏览、下载、存储、复制、转发、发布、上传暴力恐怖音视频以及相关网址链接。
四、严禁利用手机市场、电脑市场、音像市场等经营场所制作、贮存、销售含有暴力恐怖音视频的物品。
五、严禁利用邮政、快递、客（货）运等物流途径运输、夹带、寄送含有暴力恐怖音视频的物品。
六、凡持有、存储暴力恐怖音视频的，在本通告发布后，必须立即自行删除、销毁，个人无法删除、销毁的，必须在一个月内将含有暴力恐怖内容的物品上交当地公安机关或基层组织。
七、凡违反本通告第二、三、四、五、六条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市场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予以罚款、拘留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
八、各族人民群众应当积极向公安机关举报涉及暴力恐怖音视频的违法犯罪活动线索，经查实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并保密；对窝藏、包庇违法犯罪分子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依法从严惩处。
九、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举报电话：1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公安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時間：2014年3月31日
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遏制暴力恐怖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就严禁传播暴力恐怖音视频通告如下：
一、本通告所称“暴力恐怖音视频”是指含有宣扬暴力恐怖、宗教极端、民族分裂等内容的音视频，具体包括：
（一）含有煽动“圣战”“伊吉拉特”等宗教极端思想，主张以暴力手段危害他人生命和公私财产安全，破坏法律实施等内容的音视频；
（二）含有传授制造、使用炸药、爆炸装置、枪支、管制器具、危险物品实施暴力恐怖犯罪方法、技能等内容的音视频；
（三）含有破坏民族团结、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等内容的音视频；
（四）其他涉及暴力恐怖、宗教极端、民族分裂内容的音视频。
二、严禁利用手机、电脑、移动存储介质、播放器及其他电子产品制作、发送、播放、复制、传播、存储暴力恐怖音视频。
三、严禁利用互联网网站、微博、语音聊天室、网盘以及QQ、微信等浏览、下载、存储、复制、转发、发布、上传暴力恐怖音视频以及相关网址链接。
四、严禁利用手机市场、电脑市场、音像市场等经营场所制作、贮存、销售含有暴力恐怖音视频的物品。
五、严禁利用邮政、快递、客（货）运等物流途径运输、夹带、寄送含有暴力恐怖音视频的物品。
六、凡持有、存储暴力恐怖音视频的，在本通告发布后，必须立即自行删除、销毁，个人无法删除、销毁的，必须在一个月内将含有暴力恐怖内容的物品上交当地公安机关或基层组织。
七、凡违反本通告第二、三、四、五、六条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市场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予以罚款、拘留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
八、各族人民群众应当积极向公安机关举报涉及暴力恐怖音视频的违法犯罪活动线索，经查实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并保密；对窝藏、包庇违法犯罪分子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依法从严惩处。
九、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举报电话：1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公安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肃清"圣战殉教进天堂"流毒
作者：肖开提·依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
来源：新疆新闻在线网
http://www.xjbs.com.cn/news/2014-04/01/cms1647989article.shtml?nodes=_551_3370_3379_
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指引下，在兄弟省市的大力援助下，在全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各族人民求稳定、谋发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境内外反动势力不愿意看到一个繁荣富饶新疆的崛起，想方设法破坏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阻挠我们的发展。他们常常披着宗教的外衣，伪装成宗教利益的捍卫者，鼓吹宗教极端思想，歪曲《古兰经》中“吉哈德”的原意，宣扬“圣战殉教进天堂”的谬论，煽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从事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对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发生在云南省昆明市的“3·01”暴力恐怖案件，一伙蒙面歹徒手持利刃，砍杀无辜群众，造成29人死亡，130余人受伤。这一丧心病狂的暴行，是赤裸裸的暴力恐怖犯罪，充分暴露了暴力恐怖活动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凶残本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暴力恐怖活动的根子是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基础是宗教极端”。这一重要判断，深刻指明了产生暴恐活动的思想根源。剥开宗教极端势力的画皮，把他们的真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揭露其罪恶本质，进一步增强识别能力和抵御能力，使广大群众不受宗教极端思想毒害，是当前一项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一
宗教极端主义近年来在一些国家或地区趋于活跃，宗教极端思想渗入意识形态领域，严重地毒害着民众的精神和思想。对所在地区民众的生命财产、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其活动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受到世界舆论的抨击，成为世界各国反对、防范和打击的重要对象。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加之“三股势力”的推波助澜，宗教极端势力在新疆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宗教极端思想呈渗透蔓延之势，给自治区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必须彻底揭露宗教极端主义的罪恶本质，肃清宗教极端思想的流毒，严厉打击宗教极端势力。
宗教极端主义的本质是歪曲教义，企图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有社会政治秩序，或者通过暴力来支持信仰、生活方式、法律体系的观点、立场和行为，其借用宗教只是假象，核心是制造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当前，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猖獗，新疆也不例外。他们打着宗教旗号，鼓吹“神权政治论”，鼓吹“在整个世界建立伊斯兰政权是真主给我们指引的唯一理想”，“除了真主之外，不服从任何政府、任何人”。目的就是推翻国家政权，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哈里发国家；鼓吹“宗教至上论”，主张要以《古兰经》和《圣训》作为制度，作为衡量和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排斥一切世俗观念，排斥国家现行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及现代文明成果等；鼓吹“异教徒论”，煽动把信仰“安拉”以外的一切人员都当作“异教徒”和“叛教者”，对所谓“异教徒”采取戏弄、嘲讽、孤立、恐吓，以至于用极端、恐怖手段予以残害；鼓吹“圣战论”，主张以“圣战”来实践“主命”，以武力推翻政府，用各种恐怖手段加害于广大人民群众。从中不难看出，宗教极端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以建立政治统治为目标，曲解、篡改宗教教义，赋予宗教经典、教义以政治含义，使宗教信仰成为政治纲领，目的是推翻国家政权。宗教极端主义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煽动宗教狂热，激化民族矛盾，破坏民族团结。宗教极端主义具有暴力性。主张采取反人类的暴力恐怖手段，如绑架、暗杀、爆炸、投毒及武装暴乱等手段，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宗教极端主义之所以打着宗教的旗号，是因为它不仅需要宗教、利用宗教，而且离不开宗教。因为没有其他什么名义比宗教的名义更能蒙骗、诱惑同一宗教的信仰者。宗教极端主义只有裹上一层宗教色彩、披上一件宗教外衣，才会有吸引力、诱惑力，才能产生它所需要的影响。一些人之所以能够被蒙骗、被愚弄，他们正是利用了信众虔诚和朴素的宗教感情。宗教极端主义断章取义地利用宗教经典中的片言只语，以对神灵高度负责的面目出现，对经典、教义作出极端化的解释，使信众难辨真假、不容置疑，只能盲从。从而鼓动他们的追随者为了神灵的事业和教诲，自我牺牲，自我奉献，甚至可以不择手段、杀人放火。
宗教极端主义破坏性很强，危害性极大。一是宣扬宗教极端思想，毒害人们的心灵。被宗教极端思想蛊惑的人，会变得良知泯灭、狂热无比，有的甚至丧失理智，铤而走险。它是导致人们思维偏离正常轨道的毒品，是形成暴力恐怖活动的精神鸦片，是危害社会稳定的毒瘤。二是危害国家安全。宗教极端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宗教统治的政权，以颠覆和推翻国家政权为目标。不论它采取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手段，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在新疆，宗教极端势力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建立“哈里发”国家为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鼓吹推翻现政权的宗教极端思想，制造不同信教群体包括不持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穆斯林之间的仇视和斗争，大肆进行爆炸、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千方百计制造动乱、暴乱和骚乱事件，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破坏。三是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宗教极端势力把宗教信仰作为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的唯一标准，实行同者和、异者分，在思想和舆论上敌视、施加压力；在行动上孤立、进行离间，直至伤害生命。制造民族间、不同群体间的仇视，是宗教极端主义的重要手段。他们把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称为“异教徒”，诡称对异教徒进行“圣战”是穆斯林的义务，死后可以进“天堂”。正是在这种所谓“圣战”的欺骗宣传下，反汉排汉甚嚣尘上，杀害非穆斯林群众案件时有发生。四是破坏正常的宗教活动。他们大肆进行非法宗教活动，进行地下讲经习武，培植分裂势力；散布异端邪说，搞乱人们的思想；污蔑诽谤，甚至暗杀爱国宗教人士，给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五是破坏民族传统文化。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传播的过程，就是民族文化被瓦解、消失、异化的过程。他们把食品的“清真”概念扩大、异化到许多领域。称穆斯林的一切生活用品都是清真的，非穆斯林的一切生活用品都是不清真的；政府颁发的证件是不清真的等。企图通过清真和不清真划分人群，制造不同群体间的隔阂。他们还煽动女性穆斯林着蒙面罩袍。这些不仅不符合伊斯兰教的教义，更有悖于维吾尔民族的传统文化。
宗教极端主义与宗教有着本质区别。宗教极端主义不是宗教，也不是宗教的教派，而是打着宗教旗号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宗教历来主张中庸、中道而不偏激，虔诚、热诚而不狂热。宗教极端主义偏激的观点、暴力的手段完全背离了宗教的本义。宗教极端主义借用宗教只是假象，核心是制造民族分裂和进行暴力恐怖活动。所以，要把宗教极端主义同正常宗教区别开来，既要旗帜鲜明地保护和支持合法宗教活动，也要旗帜鲜明地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毫不手软地打击宗教极端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是已经变异了的伊斯兰教，决不能把宗教极端势力看成是正常的伊斯兰教。对这种宗教极端势力绝不能手软。宗教极端势力是一股以宗教为掩盖，传播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主张、从事恐怖活动或分裂活动的社会政治势力。宗教极端活动属于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要予以坚决打击。
二
宗教极端主义鼓吹的所谓“圣战殉教进天堂”，是他们宣扬宗教极端思想的核心内容，是蛊惑煽动群众的最恶毒招数。伊斯兰教提倡“两世并重”，既重今世的幸福，也重后世的归宿，现世的行为为后世的归宿奠定基础。而后世的最好归宿是“天堂”，又称为天园或乐园，字面意思是“花园”。根据《古兰经》中的描述，人们现世的渴望和追求在天堂应有尽有。根据伊斯兰教的末世论，死者生前的行为将决定他在坟墓里的待遇。以此鼓励人们多做善功，今世行善，后世必有回报。《古兰经》中对进入天堂的条件有清晰的阐述。最根本的条件是要有坚定的信仰，要履行善功。同时，《古兰经》明确指出信教、行善的人、恪守教规等4种人将永居乐园。与天堂相对的是“火狱”，生前作恶的人将被“戴上枷锁投入火狱”，遭受“足穿火鞋”“垫火褥”“盖火被”“遭火烧”之罪。
“行善进天堂”这样一个宗教中原有的教义，信教群众的一个美好愿景，却被宗教极端势力歪曲为“圣战殉教进天堂”。他们大肆鼓吹“杀死一个异教徒胜做十年功，可以直接上天堂”，鼓吹以“圣战”推翻人民政府，献身宗教等等。在宗教极端主义眼里，想上天堂就要“圣战”，“圣战”就要杀人，殉教就要自我毁灭。这是何等荒唐的谬论和逻辑！他们鼓吹的“圣战殉教进天堂”的谬论，既在《古兰经》中找不到任何根据，也丝毫没有训导人们行善的含义，更不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他们的真实目的完全是以宗教为名，行分裂和暴力恐怖之实。试想，如果圣战殉教能够进天堂，那么那些“圣战殉教进天堂”的鼓吹者们为什么总是躲在幕后，自己不以身殉教！
受“圣战殉教进天堂”宗教极端思想的毒害，一些无知的信众，特别是青少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们中有的由于无知，缺乏辨别能力而中毒；有的怕入地狱，向往天堂生活而被引诱；有的对现实社会不满，走上了所谓的“圣战殉教进天堂”之路。近年来，新疆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案件都有“圣战殉教进天堂”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子。多数暴徒观看过宣扬宗教极端思想的视频，接受过宣扬宗教极端思想的宣传；有的行凶时抱经宣誓，高呼极端口号。这些暴徒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和理智，其残忍和血腥程度无法以常理去想象。这些暴力恐怖案件极大危害了社会稳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极大地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
宗教极端主义活跃，宗教极端思想渗透蔓延，是当前影响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直接因素。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1、把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党中央十分重视和关心新疆工作。近期对新疆工作作出了重大部署，提出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第一位的工作，最难最长远的是民族团结问题，最大的群众工作是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这是基于对新疆形势的科学分析得出的正确结论，作出的重大部署。新疆稳定关系到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来进行。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是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中之重；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是抵御宗教极端势力和宗教极端思想的重要基础。要把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放到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大局中予以重视和部署。
2、全面正确理解并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宗教政策。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公民和不信仰宗教公民。宗教事务涉及社会公共事务，必须纳入国家的管理，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正如一个人的自由要受法律约束一样，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因此，宗教信仰自由不是“宗教自由”。把宗教活动自觉置于依法管理之中，不给宗教极端势力以可趁之机，才能奠定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坚实基础。
3、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健康的宗教观念。树立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摒弃狭隘的民族意识，要把民族的概念融入中华民族之中。以开放的心态，敢于冲破陈规陋习，虚心学习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优良传统、先进文化；以包容的心态，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处理好各民族间的关系。宪法赋予了公民信教与不信教的权利，信教与不信教都是公民的自由，不影响根本利益的一致，不能以宗教信仰划线，要团结一致，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形成信教与不信教群众和睦相处，信教者树立既符合宗教基本教义，又适应时代发展的健康的宗教观念。这样，就会在思想上筑起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坚强防线。
4、以现代文化为引领，营造远离宗教极端思想的社会氛围。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活现代文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发挥教育、凝聚、鼓舞和引领作用，大力弘扬爱国爱疆、团结奉献、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新疆精神，增强各族人民的“四个认同”，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同建设美好家园。要发挥宗教人士的积极作用，从现代文化引领的要求出发，挖掘和弘扬宗教中与现代文化要求、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积极因素。如倡导爱国爱教、和平团结、追求“两世吉庆”、主张珍爱生命等，通过卧尔兹宣讲，引导信教群众用这些积极的教义进行自身的功修。加强传播现代文化的阵地建设。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活跃群众性的文化生活。宣传媒体要多讲群众关心的事，多讲群众听得懂的话，多讲宣传政策的话，多讲惠民利民的话。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宗教极端思想谬论的揭露和批驳，增强同宗教极端思想斗争的战斗性和有效性。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查缴非法宣传品，堵住各种有害信息的侵蚀，防范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蔓延。
5、治理“三非”，铲除宗教极端思想滋生、蔓延的土壤。非法宗教活动、非法宗教宣传品、非法网络传教为宗教极端思想的滋生、传播提供了渠道，为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土壤和温床，必须坚决进行治理。治理工作坚持堵疏结合，对“三非活动”不论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都必须坚决地堵，不允许任其泛滥。与此同时，要按照“适度、有序、可控”的原则，作好疏导工作。通过对“三非活动”的治理，切断宗教极端思想传播的渠道，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压缩宗教极端势力活动的空间，铲除宗教极端思想产生的土壤和温床，为教育群众远离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创造良好的环境。
来源：新疆新闻在线网
http://www.xjbs.com.cn/news/2014-04/01/cms1647989article.shtml?nodes=_551_3370_3379_
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指引下，在兄弟省市的大力援助下，在全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各族人民求稳定、谋发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境内外反动势力不愿意看到一个繁荣富饶新疆的崛起，想方设法破坏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阻挠我们的发展。他们常常披着宗教的外衣，伪装成宗教利益的捍卫者，鼓吹宗教极端思想，歪曲《古兰经》中“吉哈德”的原意，宣扬“圣战殉教进天堂”的谬论，煽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从事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对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发生在云南省昆明市的“3·01”暴力恐怖案件，一伙蒙面歹徒手持利刃，砍杀无辜群众，造成29人死亡，130余人受伤。这一丧心病狂的暴行，是赤裸裸的暴力恐怖犯罪，充分暴露了暴力恐怖活动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凶残本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暴力恐怖活动的根子是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基础是宗教极端”。这一重要判断，深刻指明了产生暴恐活动的思想根源。剥开宗教极端势力的画皮，把他们的真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揭露其罪恶本质，进一步增强识别能力和抵御能力，使广大群众不受宗教极端思想毒害，是当前一项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一
宗教极端主义近年来在一些国家或地区趋于活跃，宗教极端思想渗入意识形态领域，严重地毒害着民众的精神和思想。对所在地区民众的生命财产、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其活动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受到世界舆论的抨击，成为世界各国反对、防范和打击的重要对象。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加之“三股势力”的推波助澜，宗教极端势力在新疆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宗教极端思想呈渗透蔓延之势，给自治区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必须彻底揭露宗教极端主义的罪恶本质，肃清宗教极端思想的流毒，严厉打击宗教极端势力。
宗教极端主义的本质是歪曲教义，企图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有社会政治秩序，或者通过暴力来支持信仰、生活方式、法律体系的观点、立场和行为，其借用宗教只是假象，核心是制造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当前，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猖獗，新疆也不例外。他们打着宗教旗号，鼓吹“神权政治论”，鼓吹“在整个世界建立伊斯兰政权是真主给我们指引的唯一理想”，“除了真主之外，不服从任何政府、任何人”。目的就是推翻国家政权，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哈里发国家；鼓吹“宗教至上论”，主张要以《古兰经》和《圣训》作为制度，作为衡量和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排斥一切世俗观念，排斥国家现行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及现代文明成果等；鼓吹“异教徒论”，煽动把信仰“安拉”以外的一切人员都当作“异教徒”和“叛教者”，对所谓“异教徒”采取戏弄、嘲讽、孤立、恐吓，以至于用极端、恐怖手段予以残害；鼓吹“圣战论”，主张以“圣战”来实践“主命”，以武力推翻政府，用各种恐怖手段加害于广大人民群众。从中不难看出，宗教极端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以建立政治统治为目标，曲解、篡改宗教教义，赋予宗教经典、教义以政治含义，使宗教信仰成为政治纲领，目的是推翻国家政权。宗教极端主义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煽动宗教狂热，激化民族矛盾，破坏民族团结。宗教极端主义具有暴力性。主张采取反人类的暴力恐怖手段，如绑架、暗杀、爆炸、投毒及武装暴乱等手段，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宗教极端主义之所以打着宗教的旗号，是因为它不仅需要宗教、利用宗教，而且离不开宗教。因为没有其他什么名义比宗教的名义更能蒙骗、诱惑同一宗教的信仰者。宗教极端主义只有裹上一层宗教色彩、披上一件宗教外衣，才会有吸引力、诱惑力，才能产生它所需要的影响。一些人之所以能够被蒙骗、被愚弄，他们正是利用了信众虔诚和朴素的宗教感情。宗教极端主义断章取义地利用宗教经典中的片言只语，以对神灵高度负责的面目出现，对经典、教义作出极端化的解释，使信众难辨真假、不容置疑，只能盲从。从而鼓动他们的追随者为了神灵的事业和教诲，自我牺牲，自我奉献，甚至可以不择手段、杀人放火。
宗教极端主义破坏性很强，危害性极大。一是宣扬宗教极端思想，毒害人们的心灵。被宗教极端思想蛊惑的人，会变得良知泯灭、狂热无比，有的甚至丧失理智，铤而走险。它是导致人们思维偏离正常轨道的毒品，是形成暴力恐怖活动的精神鸦片，是危害社会稳定的毒瘤。二是危害国家安全。宗教极端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宗教统治的政权，以颠覆和推翻国家政权为目标。不论它采取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手段，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在新疆，宗教极端势力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建立“哈里发”国家为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鼓吹推翻现政权的宗教极端思想，制造不同信教群体包括不持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穆斯林之间的仇视和斗争，大肆进行爆炸、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千方百计制造动乱、暴乱和骚乱事件，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破坏。三是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宗教极端势力把宗教信仰作为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的唯一标准，实行同者和、异者分，在思想和舆论上敌视、施加压力；在行动上孤立、进行离间，直至伤害生命。制造民族间、不同群体间的仇视，是宗教极端主义的重要手段。他们把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称为“异教徒”，诡称对异教徒进行“圣战”是穆斯林的义务，死后可以进“天堂”。正是在这种所谓“圣战”的欺骗宣传下，反汉排汉甚嚣尘上，杀害非穆斯林群众案件时有发生。四是破坏正常的宗教活动。他们大肆进行非法宗教活动，进行地下讲经习武，培植分裂势力；散布异端邪说，搞乱人们的思想；污蔑诽谤，甚至暗杀爱国宗教人士，给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五是破坏民族传统文化。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传播的过程，就是民族文化被瓦解、消失、异化的过程。他们把食品的“清真”概念扩大、异化到许多领域。称穆斯林的一切生活用品都是清真的，非穆斯林的一切生活用品都是不清真的；政府颁发的证件是不清真的等。企图通过清真和不清真划分人群，制造不同群体间的隔阂。他们还煽动女性穆斯林着蒙面罩袍。这些不仅不符合伊斯兰教的教义，更有悖于维吾尔民族的传统文化。
宗教极端主义与宗教有着本质区别。宗教极端主义不是宗教，也不是宗教的教派，而是打着宗教旗号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宗教历来主张中庸、中道而不偏激，虔诚、热诚而不狂热。宗教极端主义偏激的观点、暴力的手段完全背离了宗教的本义。宗教极端主义借用宗教只是假象，核心是制造民族分裂和进行暴力恐怖活动。所以，要把宗教极端主义同正常宗教区别开来，既要旗帜鲜明地保护和支持合法宗教活动，也要旗帜鲜明地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毫不手软地打击宗教极端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是已经变异了的伊斯兰教，决不能把宗教极端势力看成是正常的伊斯兰教。对这种宗教极端势力绝不能手软。宗教极端势力是一股以宗教为掩盖，传播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主张、从事恐怖活动或分裂活动的社会政治势力。宗教极端活动属于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要予以坚决打击。
二
宗教极端主义鼓吹的所谓“圣战殉教进天堂”，是他们宣扬宗教极端思想的核心内容，是蛊惑煽动群众的最恶毒招数。伊斯兰教提倡“两世并重”，既重今世的幸福，也重后世的归宿，现世的行为为后世的归宿奠定基础。而后世的最好归宿是“天堂”，又称为天园或乐园，字面意思是“花园”。根据《古兰经》中的描述，人们现世的渴望和追求在天堂应有尽有。根据伊斯兰教的末世论，死者生前的行为将决定他在坟墓里的待遇。以此鼓励人们多做善功，今世行善，后世必有回报。《古兰经》中对进入天堂的条件有清晰的阐述。最根本的条件是要有坚定的信仰，要履行善功。同时，《古兰经》明确指出信教、行善的人、恪守教规等4种人将永居乐园。与天堂相对的是“火狱”，生前作恶的人将被“戴上枷锁投入火狱”，遭受“足穿火鞋”“垫火褥”“盖火被”“遭火烧”之罪。
“行善进天堂”这样一个宗教中原有的教义，信教群众的一个美好愿景，却被宗教极端势力歪曲为“圣战殉教进天堂”。他们大肆鼓吹“杀死一个异教徒胜做十年功，可以直接上天堂”，鼓吹以“圣战”推翻人民政府，献身宗教等等。在宗教极端主义眼里，想上天堂就要“圣战”，“圣战”就要杀人，殉教就要自我毁灭。这是何等荒唐的谬论和逻辑！他们鼓吹的“圣战殉教进天堂”的谬论，既在《古兰经》中找不到任何根据，也丝毫没有训导人们行善的含义，更不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他们的真实目的完全是以宗教为名，行分裂和暴力恐怖之实。试想，如果圣战殉教能够进天堂，那么那些“圣战殉教进天堂”的鼓吹者们为什么总是躲在幕后，自己不以身殉教！
受“圣战殉教进天堂”宗教极端思想的毒害，一些无知的信众，特别是青少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们中有的由于无知，缺乏辨别能力而中毒；有的怕入地狱，向往天堂生活而被引诱；有的对现实社会不满，走上了所谓的“圣战殉教进天堂”之路。近年来，新疆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案件都有“圣战殉教进天堂”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子。多数暴徒观看过宣扬宗教极端思想的视频，接受过宣扬宗教极端思想的宣传；有的行凶时抱经宣誓，高呼极端口号。这些暴徒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和理智，其残忍和血腥程度无法以常理去想象。这些暴力恐怖案件极大危害了社会稳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极大地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
宗教极端主义活跃，宗教极端思想渗透蔓延，是当前影响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直接因素。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1、把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党中央十分重视和关心新疆工作。近期对新疆工作作出了重大部署，提出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第一位的工作，最难最长远的是民族团结问题，最大的群众工作是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这是基于对新疆形势的科学分析得出的正确结论，作出的重大部署。新疆稳定关系到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来进行。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是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中之重；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是抵御宗教极端势力和宗教极端思想的重要基础。要把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放到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大局中予以重视和部署。
2、全面正确理解并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宗教政策。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公民和不信仰宗教公民。宗教事务涉及社会公共事务，必须纳入国家的管理，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正如一个人的自由要受法律约束一样，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因此，宗教信仰自由不是“宗教自由”。把宗教活动自觉置于依法管理之中，不给宗教极端势力以可趁之机，才能奠定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坚实基础。
3、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健康的宗教观念。树立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摒弃狭隘的民族意识，要把民族的概念融入中华民族之中。以开放的心态，敢于冲破陈规陋习，虚心学习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优良传统、先进文化；以包容的心态，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处理好各民族间的关系。宪法赋予了公民信教与不信教的权利，信教与不信教都是公民的自由，不影响根本利益的一致，不能以宗教信仰划线，要团结一致，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形成信教与不信教群众和睦相处，信教者树立既符合宗教基本教义，又适应时代发展的健康的宗教观念。这样，就会在思想上筑起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坚强防线。
4、以现代文化为引领，营造远离宗教极端思想的社会氛围。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活现代文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发挥教育、凝聚、鼓舞和引领作用，大力弘扬爱国爱疆、团结奉献、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新疆精神，增强各族人民的“四个认同”，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同建设美好家园。要发挥宗教人士的积极作用，从现代文化引领的要求出发，挖掘和弘扬宗教中与现代文化要求、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积极因素。如倡导爱国爱教、和平团结、追求“两世吉庆”、主张珍爱生命等，通过卧尔兹宣讲，引导信教群众用这些积极的教义进行自身的功修。加强传播现代文化的阵地建设。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活跃群众性的文化生活。宣传媒体要多讲群众关心的事，多讲群众听得懂的话，多讲宣传政策的话，多讲惠民利民的话。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宗教极端思想谬论的揭露和批驳，增强同宗教极端思想斗争的战斗性和有效性。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查缴非法宣传品，堵住各种有害信息的侵蚀，防范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蔓延。
5、治理“三非”，铲除宗教极端思想滋生、蔓延的土壤。非法宗教活动、非法宗教宣传品、非法网络传教为宗教极端思想的滋生、传播提供了渠道，为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土壤和温床，必须坚决进行治理。治理工作坚持堵疏结合，对“三非活动”不论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都必须坚决地堵，不允许任其泛滥。与此同时，要按照“适度、有序、可控”的原则，作好疏导工作。通过对“三非活动”的治理，切断宗教极端思想传播的渠道，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压缩宗教极端势力活动的空间，铲除宗教极端思想产生的土壤和温床，为教育群众远离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创造良好的环境。
星期一, 11月 25, 2013
要把新疆高校建成反分裂反渗透的坚强阵地
作者：辛为民（新疆日報網通訊員）
來源：新疆日报
http://www.xjdaily.com.cn/xinjiang/002/985023.shtml
参加自治区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的我区各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把突出政治坚强作为正风肃纪的核心，调准聚焦点，深入查摆在严守政治纪律、反对民族分裂和“四风”方面的突出问题，纷纷表示，要把高校建设成为反分裂反渗透的坚强阵地。
新疆大学党委书记李中耀说：“教育系统是反分裂反渗透的主要阵地之一，面对严峻的形势，我们要把高校建成反分裂反渗透的坚强阵地，建成民族团结的模范单位，建成现代文化引领的示范高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各高校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师资队伍建设，大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高校培养的人才，首先要求政治上合格，能够在一言一行中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这一点对于新疆大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新疆师范大学校长卫利·巴拉提说：“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是敌对势力、‘三股势力’与我们争夺人心、争夺群众、争夺学生的重要阵地。近期连续发生的暴力恐怖案件再次充分证明，我们同民族分裂势力的斗争是敌我性质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场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在高校，我们要准确和敏锐地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动向，坚持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做好防范宗教向教育领域渗透的各项工作，及时对一些舆情动态做出反应，对一些表象性和苗头性的现象，比如：学生穿戴宗教服饰、封斋，还有在互联网、手机上宣扬和传播宗教思想等苗头性问题，要高度警觉并坚决制止。同时，作为高校领导，我们有责任做更多的工作，帮助学生和老师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民族和文化，帮助他们分清是非，澄清认识。”
新疆大学校长塔西甫拉提·特依拜说：“‘三股势力’利用宗教极端思想向学校进行渗透，把争夺下一代作为其积蓄力量、与我们进行长期较量的一个战略性步骤，通过媒介传播，编制、印刷和散发宣传资料等形式，千方百计地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分裂宣传和渗透，严重影响了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和社会政治稳定。作为一名受党培养多年的高校少数民族党员领导干部，通过此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更应该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牢记‘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重大职责，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维护新疆稳定的各项决策部署，把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有关要求贯彻落实到教学、科研、管理、服务全过程。”
喀什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徐源智说：“长期以来，‘三股势力’在喀什破坏渗透活动非常猖獗，最近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再次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喀什师院地处反分裂斗争前沿，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的任务尤为艰巨。学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较好地维护了校园的稳定，归根到底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动摇，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不动摇，坚持把稳定工作放在首位不动摇，坚持强化管理不动摇。院党委结合学校反分裂斗争的实际，始终把解决好政治上坚强的问题，作为学校各级领导班子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对政治上不合格的高校领导干部和教师，业务上再强，也要坚决调整；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学生，专业课学习再好，也绝不能毕业。”
新疆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梁超说：“传播先进文化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大学在传承发展传播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其他领域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新疆，传播先进文化就是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大力发展‘一体多元、融合开放、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文化’。所谓‘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文化’，就包含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欣赏’‘新疆精神’‘四个认同’‘三个离不开’等新疆的特有元素。现代大学生要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法律素质就离不开现代文化的传播。学校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通过现代文化传播培育大学生现代知识、现代观念、现代法制意识、国际视野，切实把他们培养成为对党忠诚，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喀什师范学院院长艾尔肯·吾买尔说：“面对宗教极端主义向校园的渗透，不仅要敢抓敢管，更要会抓善管。在一些特殊时期和敏感节点，要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及时表明态度，敢于发声亮剑。不仅在会议上和正式场合中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在非正式场合上也要用自己的言行来影响全校师生员工和身边及社会上的人。在我们学校，别说没有穿吉里巴甫服饰的人，即使是那些穿‘打擦边球’服饰的现象也看不到。”
來源：新疆日报
http://www.xjdaily.com.cn/xinjiang/002/985023.shtml
参加自治区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的我区各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把突出政治坚强作为正风肃纪的核心，调准聚焦点，深入查摆在严守政治纪律、反对民族分裂和“四风”方面的突出问题，纷纷表示，要把高校建设成为反分裂反渗透的坚强阵地。
新疆大学党委书记李中耀说：“教育系统是反分裂反渗透的主要阵地之一，面对严峻的形势，我们要把高校建成反分裂反渗透的坚强阵地，建成民族团结的模范单位，建成现代文化引领的示范高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各高校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师资队伍建设，大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高校培养的人才，首先要求政治上合格，能够在一言一行中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这一点对于新疆大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新疆师范大学校长卫利·巴拉提说：“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是敌对势力、‘三股势力’与我们争夺人心、争夺群众、争夺学生的重要阵地。近期连续发生的暴力恐怖案件再次充分证明，我们同民族分裂势力的斗争是敌我性质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场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在高校，我们要准确和敏锐地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动向，坚持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做好防范宗教向教育领域渗透的各项工作，及时对一些舆情动态做出反应，对一些表象性和苗头性的现象，比如：学生穿戴宗教服饰、封斋，还有在互联网、手机上宣扬和传播宗教思想等苗头性问题，要高度警觉并坚决制止。同时，作为高校领导，我们有责任做更多的工作，帮助学生和老师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民族和文化，帮助他们分清是非，澄清认识。”
新疆大学校长塔西甫拉提·特依拜说：“‘三股势力’利用宗教极端思想向学校进行渗透，把争夺下一代作为其积蓄力量、与我们进行长期较量的一个战略性步骤，通过媒介传播，编制、印刷和散发宣传资料等形式，千方百计地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分裂宣传和渗透，严重影响了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和社会政治稳定。作为一名受党培养多年的高校少数民族党员领导干部，通过此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更应该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牢记‘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重大职责，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维护新疆稳定的各项决策部署，把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有关要求贯彻落实到教学、科研、管理、服务全过程。”
喀什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徐源智说：“长期以来，‘三股势力’在喀什破坏渗透活动非常猖獗，最近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再次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喀什师院地处反分裂斗争前沿，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的任务尤为艰巨。学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较好地维护了校园的稳定，归根到底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动摇，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不动摇，坚持把稳定工作放在首位不动摇，坚持强化管理不动摇。院党委结合学校反分裂斗争的实际，始终把解决好政治上坚强的问题，作为学校各级领导班子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对政治上不合格的高校领导干部和教师，业务上再强，也要坚决调整；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学生，专业课学习再好，也绝不能毕业。”
新疆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梁超说：“传播先进文化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大学在传承发展传播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其他领域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新疆，传播先进文化就是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大力发展‘一体多元、融合开放、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文化’。所谓‘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文化’，就包含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欣赏’‘新疆精神’‘四个认同’‘三个离不开’等新疆的特有元素。现代大学生要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法律素质就离不开现代文化的传播。学校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通过现代文化传播培育大学生现代知识、现代观念、现代法制意识、国际视野，切实把他们培养成为对党忠诚，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喀什师范学院院长艾尔肯·吾买尔说：“面对宗教极端主义向校园的渗透，不仅要敢抓敢管，更要会抓善管。在一些特殊时期和敏感节点，要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及时表明态度，敢于发声亮剑。不仅在会议上和正式场合中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在非正式场合上也要用自己的言行来影响全校师生员工和身边及社会上的人。在我们学校，别说没有穿吉里巴甫服饰的人，即使是那些穿‘打擦边球’服饰的现象也看不到。”
星期六, 11月 23, 2013
南疆儿童失学情况调查
作者：李晓霞
来源：《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民族出版社2009年
http://www.xjass.com/shx/content/2012-04/29/content_230419.htm
1998年我们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进行了一次基础教育调查。这里是维吾尔族聚居区，1998年三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87％，占到全疆维吾尔族人口的75%，其中和田、喀什、阿克苏三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分别占本地区总人口的97.0％、90.7％、75.6%。三地区均是较为贫困的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和田地区1市7县全部都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喀什地区12个县（市）中6个县是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1个县为自治区重点扶持贫困县，阿克苏地区也有2个县为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也较多。
儿童的失学包括两种现象，一是学生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再上学，一般称此为辍学；一是儿童在学龄期间从来就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在中小学教育并没有普及之时，没有进入过学校的失学儿童是很多的，随着基础教育的不断发展，南疆在“普六”（普及小学六年级）（1996年喀什地区仅塔什库尔干县未完成普六，准备2000年70％的县市基本普九）的基础上又在向“普九”（普及九年级即初三）推进，所有的适龄儿童被登记造册，学校与基层组织协手，要求家长把孩子送入学校学习，因此适龄儿童没有进过学校的现象很少，同时，辍学问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生的入学率、巩固率、到校率等不仅是学校常规管理、各级教育管理部门检查的重要内容，也是基层政府的一项重要业绩。
在我们对中小学校的调查中，民族学校学生的辍学问题是被提到次数最多的话题之一。南疆三地区的辍学现象有这样几个特点：小学生少，中学生多；小学生中一、二年级的少；五、六年级的多；中学生中初一年级的多，初二、三年级的少；农村多，城镇少；乡村学校农忙季节多（春播与秋收），农闲季节少；贫困地区（如和田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多；女生一般并不比男生更多地辍学。由于有关部门与学校对辍学问题的重视，辍学的学生基本都处于流动的状态，长期辍学（一个月以上）的人有限，短时间辍学的数量较大。据教育部门调查统计，莎车县小学生流失率94－95学年为2.6%，95－96学年为2.1%，中学生分别为11.5%和7.3%。1996年11月，叶城县未入学的学龄儿童247名及通过各种途径辍学的学生3540名。阿克苏地区1994小学辍学6399人，初中辍学5379人；1995年小学辍学5741人，初中辍学1957；1996年小学辍学1640人，初中辍学1957人。但往往实际的数字要大于官方的统计甚至是学校提供的数字，而且这种统计数字又多指长期辍学者。
表1 墨玉县基础教育普及率情况（％）
资料来源：墨玉县关于实施《两基》工作汇报材料
在调查中，一些教育部门的官员和学校老师表现出自己的忧虑，和田地区教育处的一位官员说：初中以上学生流失率一直降不下来。初中入学率本来较低，据调查，初一1个班40人，初三还有30人就不错了。
在墨玉县扎瓦乡一中，周围有11所小学，1998年有600多个小学毕业生该升初中，乡政府制定初一招550人的计划，学校准备招480人，但实际上只招了200多人。校长说，初一的学生还不正常到校，一般到校率为41％～45％，初二、初三的较高，但最高的只到80％。目前该中学入学率与到校率都是全县较差的，为此学校专门安排一个没有代课的老师召集学生，说服教育，甚至以罚款相胁，动员家长让孩子上学。
莎车县四中的学区有5个小学，其中大多数个体户的孩子，其次是农民的孩子。1998年计划初一招生400人，但由于学校教室不足，就准备录330个学生，但实际到校的只有120～200个学生。有两个村被录取的学生60余人，平均仅10～15人到校。对于经常不来的学生，从9月10日开始（9月1日开学），每天早上9点半到11点，校长率部分老师分3组到这些学生家中，叫他们上学。这样的行为一直要持续到这些学生大多自愿来上课为止。有时老师们因此而与少数家长发生争执，去年就有3个老师被打伤，派出所还出面对个别家长进行违反治安条例的教育。学生出勤率（到校率）平均为78～79％，初一50％，初二、初三依次提高。
相反小学的入学率在低年级是较高的。一般学生7岁上学，农牧区、山区可以延至8岁。但在一些乡村学校的一、二年级中，低龄学生较多，一些不到入学年龄的孩童由于家中无人管理就进入学校。乌什县苏盖提村小学一年级（1）班计划内招生44人，我们下午调查时正在上课的有47人，据说上午来校的有56人，其中12人都是不到入学年龄的5、6岁的孩子，他们以后考试及格就跟班上，否则就重上一年级。
表2 莎车县拍其克乡玉奇科瑞克村小学四、六年级部分学生的年龄构成（人）
在一些被调查的学校，我们对学生到校的情况进行了随机查访（参见表3），这里并不排除在我们调查之时，少数学校已事先做过准备与安排，使学生到校率高于平日。另一方面，我们调查之时，正值9月、10月秋收时节，农民忙着收玉米、拾棉花、挖甜菜，部分缺少劳动力的家庭让年龄稍大（一般是小学四、五年级以上）的孩子帮忙；秋日气温凉爽适宜，在种棉花较少的乌什县，有些低年级男孩举行割礼，通常做割礼可请假休息15天。乌什县奥特贝希乡雅库坦村小学（广州小学，广州市政府资助建校），一年级（2）班41名学生中6人未到校，其中有5个男生请假做割礼；三年级40名学生有4人未到校，其中2人请假做割礼。这些可能使我们调查到的部分班到校率较平日更低。
表3 部分学校若干班级的学生到校情况
对于辍学原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而贫困经常被认为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由于贫困，交不起杂费与书费而不能完成基础教育，或即使中学毕业甚至高中毕业，上不起学费甚高的大中专学校，不如早早不学。其次是上学没用：考不上大中专学校，还得回家干活，学的东西没有什么用；甚至就是大中专毕业了，找不上工作，也还得在家待业。在墨玉县扎瓦乡胡木单村小学，校长介绍：开学近一个月，学生的出勤率上周98％，本周94％。有2％的学生因课本费太贵交不起钱，老师一摧，就不来了。在莎车县第四中学，校长认为学生不来上学的主要原因是：（1）经济困难。学校现有贫困生140人，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20％。杂费一学期28元，收的很困难，有人说交钱就不来；（2）学手艺。家长认为孩子小学手艺较容易，长大后再学就困难了；（3）做小买卖；（4）初中毕业后上不起中专，高中学费高，还是回家，上学没有什么指望。阿克苏市第五中学的校长也说：本校贫困学生占20％，1／4的学生家庭经济困难，他们不愿上初中，认为中专、高中、大学的学费高，又不易找工作，想去学手艺。
我们在问卷调查中也涉及到辍学及升学率较低的原因问题。对于“您认为有些孩子辍学回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问题，维吾尔族学生家长中70.8％的人都选择了“家庭生活困难，送不起”这一条，其中将此原因做为第一位或唯一原因的占到43％；其次是“家务太重，需要孩子帮忙”。如果分别将家庭居住在市区、县镇、乡村的家长的意见进行比较，发现有所差异：市区的家庭更多地归因于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认为孩子不愿上学的也明显较镇、村家庭多；城镇家庭，尤其是县镇上的家庭较多地希望孩子早点学门手艺；农村家庭则比其他家庭强调家庭需要孩子帮忙（参加表4）。
表4 维吾尔族学生家长对学生辍学原因的看法（％）
老师对少数民族学生升学率较低的认识与家长对辍学的看法有共同之处，86.3％的维吾尔族老师都认为家庭经济困难（没有钱）是升学率较低的原因或原因之一，其中认为是唯一原因的占到60.6%；其次是“上中学没有用”的观念。如果以不同区域的学校为类别进行分析，92％以上的乡、镇学校老师都认为家庭经济困难是升学率的原因或原因之一，远高于市区学校的老师；市区学校的老师比其他区域的教师更多地归因于认为“上中学没有用”的观念，同意“家中缺少劳动力”原因的也更少，这些都与家长问卷调查有相似之处。对于这一个问题，在不同学校授课的老师的看法有相似与相异之处：汉族老师对各种原因选择的频次多寡排序与维吾尔族老师相似，也认为“家里没有钱”是第一位原因，但认同的比例远远少于维吾尔族老师。而对“书读多了道德观念会下降”原因的认可，汉族老师占到了11%，维吾尔族老师仅占1％，反映出不同文化背景下认识的差异，或者可以说是部分汉族老师的一种主观猜测和推想，也可能是维吾尔族老师对这一话语表述有厌弃心理（参见表5）。
表5 学校老师对少数民族学生升学率较低原因的认识(%)
那么，中小学义务教育对南疆少数民族家庭的经济压力究竟有多大？
一般来说，完成孩子的基础教育，家庭所应承担的费用是杂费与课本费。在南疆的中小学，学校一般按照物价部门的要求收费，当时自治区教委规定，小学杂费18元，初中24元，重点学校可加收50％。在我们调查之时，不同地区、不同学校有所差异，但通常杂费都是较低的，在喀什、和田两地区的民族学校杂费一般更低（参见表6）。课本费的价格较高，由于民族学校课本的附加练习册以及作业本一般都不及汉校多，故课本费的数目也相对略低。在墨玉县扎瓦乡中心小学，据校方介绍：一年级一套书43元，二年级36元，五年级51元，平均一个学生一个学期用4个作业本。在喀什市三中，平均初中一学期的课本费为140多元。实际上学生们并不一定买齐所有书，在扎瓦乡吾坦村，两位家长都说自己正在读一年级孩子的书费为25元，一位说正读初一孩子的书费70元。
表6 1998年三地区若干中小学校收取学生杂费的数目（元）
在南疆民族学校，市区小学的杂费在20元左右，乡村小学不超过10元，中学不超过30元。有部分孩子交不起杂费。我们调查之时，开学已1月左右，莎车县第五中学的杂费只收到了60％，乌什县奥特贝希乡雅库坦村小学收到了80％，阿拉沙依村小学收到了90％。多数学校都尽可能地免去一些贫困生的杂费。喀什市第三中学的制度规定，班主任1个月内必须交齐杂费，有特困学生证明的则可免交。一学期全校最少免50－70个学生，占到全校学生的4～5％。疏附县色满乡中学杂费5元，因生活特困而被减免杂费的将近60人，占到全校学生的近6％。阿克苏市第五小学收不上杂费的占到10－15％。
课本费数量较大，支付的困难也就更多，许多教师拿出自己不多的收入帮一些孩子买书，或者设法给孩子们借书，还有来自同学之间以及社会的关怀。在喀什市第三小学，希望工程捐助15位贫困生的课本费，同时学校补助720元（1998年），老师们拿出自己的钱，同学们也各捐几角钱，帮助贫困生买书，一些单位捐助给学校的本、笔、墨等学习用具也由学校发给贫困生们；墨玉县扎瓦乡胡木单小学有44名贫困生，为帮助贫困生买课本，每个老师每学期可能支付70～90元；墨玉县扎瓦乡一中部分贫困生的课本由乡政府出钱购买；扎瓦乡吾坦村1997年人均纯收入仅786元，1998年村里有25人上初中，书费全由村里支付。但问题并没有得到全部解决。墨玉县第五中学，初中学生中买理科课本的占80％、文科课本的占60％，10％左右的学生用兄姊的旧课本，还有一些托班主任找旧课本，有5～6％的学生只能2人用一套书；莎车县拍克其乡拍克其村小学98％的学生有主课的书，60％的学生有副课的书；墨玉县扎瓦乡中心小学平均3人一套书。
在我们的家长问卷中，对学生家庭的经济收入与上学费用支出等进行了调查。有过调查经验的人都知道，问卷调查中有关家庭经济收入与支出的内容是最不易操作，而且与真实的状况可能差距甚远。因为收入与支出往往是逐日逐月累积而成，其相关行为的发生极为分散，如果没有行为发生后立即记录的明细账（如国家统计局每年都在进行的城乡人民社会经济生活的调查），事后的追溯几乎不可能达到完整无误，只能有个大致的数字；而且普通家庭的收入与支出一般属于个人隐私，调查方完全可以拒绝回答此类问题。当然，我们调查中还没有遇见过断然拒绝回答的，但确有一些人有意降低收入的数字，还有一些人实在无法说清。因此，我们在使用收入与支出的数字时，并不确信这个数字一定是准确无误的，而是作为一个参考。显然，从表7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区域，维吾尔族家庭的家庭收入与其在校学生用于上学的支出数额是不同的，按市区、县镇、农牧区排列，收入数依次减少，子女上学的费用也在减少，这些与我们通常所见的资料与结论基本相符。上学的费用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以县镇为最高，这一点与对汉族家长的调查相似：居住在市区、县镇与乡村汉族子女教育费用不仅数量更大，而且分别占到家庭收入的5.8%、12.4%与11.9%，反映出县镇家庭相对市区家庭收入较低，但对子女教育的追求并不低，这也部分地与前文中县镇家庭较多地认为学生因经济困难而辍学的数据相符。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上学支出包括非基础教育，如上高中、大中专学校的支出，并不完全是基础教育的支出，其数值肯定大大高于中小学生的教育费用。
表7 维吾尔族学生家庭1997年的家庭收入与上学支出的情况
*前三项的分类合计应该是395户。由于前者在分类统计时排除了一些无效值，故对总类直接合计时较分项合计数值大。
这样的教育支出，家庭的承受力如何？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反映出一半以上的家庭负担孩子上学有困难，但可以克服。1／4的维吾尔族家庭感到有较大困难，认为没有困难的占到近1／5，而农村家庭中“有较大困难”的比例更大，“没有困难”的比例更小（参见表8）。同样，这里也包括对非义务教育的承受能力，否则其比重将会降低。与汉族家庭相比较，后者对教育费用的承担能力相对更强一些。
表8：学生家长对自己家庭负担子女上学有无困难的态度（％）
家庭负担孩子上学有经济困难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对于认为自己家庭负担孩子上学有困难的家长来说，家庭收入低被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学校收费高，再次是上学的孩子多。对于学校收费高的认识，以城市家庭最高，农牧区家庭最低；有27.5%的农村家庭认为自己上学的孩子多，这在城市家庭只占到13％（参见表9）。
表9 子女上学有经济困难的家庭的家长对困难原因的认识（％）
无疑，家庭未成年孩子多加重了家庭的抚养负担，也使孩子们都完成学业具有一定难度。我们对910位维吾尔族学生调查结果，家中有3－6个孩子的占到被调查学生的77％，同时所调查的420位维吾尔族家庭，平均每户有正在上学的孩子达2.25人，180户汉族家庭则有1.6人（参见表10）。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家庭子女数将有所减少，因为学龄期的子女多而造成上学困难的因素将会降低。
表10 学生家庭每户平均在校学生数
总得来看，被调查的南疆三地区维吾尔族家庭中，平均7％左右的家庭收入用于子女学校教育，有相当一部分家庭（20％左右）认为让孩子上学有很多的困难而且很难克服。但就中小学基础教育来说，其难度要小于此。完成基础教育存在于家庭经济上的难点主要是课本费的交纳，这一点可以通过旧课本的循环使用加以解决，建议政府有关部门有组织、不间断地进行城镇学生爱护课本的教育以及收集旧课本的活动，这将可能解决相当部分的孩子上学难的问题，也因此而减少失学及辍学者的数量。而且国家及自治区政府近几年对南疆贫困家庭教育资助政策也解决了一批此类的困难：2000年开始，对和田地区特困学生免费提供义务教育阶段的课本。2002年5月，自治区教育厅出台我区中小学贫困学生助学金制度实施办法，其标准为，普通中小学贫困学生的课本补助，小学每生每学年55元，初中每学年100元；寄宿制中小学贫困生还可享受每学年300元的生活补助。2002年9月1日新学期开始，自治区教育厅宣布将投入5000万元向全区中小学生提供免费课本和助学金补助，以解决这些贫困学生的辍学问题。
可以肯定地说，家庭收入相对较低是造成南疆少数民族儿童失学极为重要的原因，但绝不是唯一的原因。对上学费用的承担有个经济承受力的问题，也有个心理承受力的问题，节衣缩食让子女接受教育的家庭不在少数。如果教育的受众认为教育支出远远大于收益，甚至认为教育没有收益，那么他们对教育的投入将会大打折扣，对这种支出的心理承受力就会降低。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受教育的目的不外有两种，一是掌握最基本的知识以应付生活的需要，二是通过教育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为未来享有较高质量的生活提供一个阶梯。在南疆多数群众中，这两种目的分别被细化到：识字写信算术记帐和大中专院校毕业后能有一份稳定的有工资收入的工作，而前者只要通过小学的教育就可以完成。
目前人们对小学低年级的教育是完全认可的，失学的极少。而对接受再高一层的教育就心存疑虑，认为投入不值，首先是高中及大中专学费太高，自己的家庭可能承担不起；其次为即使学业完成毕业了，也找不上工作，不能有一份稳定的有俸禄的职业，只能回家待业或务农、经商。那么与其如此，不如早早就开始务农、经商或学门手艺。在南疆社会，务农、养畜、手工业制造与经商，这些传统的生产方式依然占主导地位，而且科技含量不高，生产技术完全可以依靠传统的手段：父子或师徒通过耳濡目染、口口相传实现。在这里，接受初中以上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离开父辈们的生产生活环境，进入城市，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如果希望渺茫，对于初中的投入某种程度就是不值的。
在调查中，不论是维吾尔族学生和家长都表现出对孩子未来的憧憬与希望。在对学生的问卷调查中，维吾尔族学生81％希望上大学，只有10％认为初中毕业足矣，他们认为自己的父母也有相似的希望。他们以后的理想职业是教师（30％）、干部（21％）、医生（11％）、军人（10％）。而家长对自己孩子的希望是成为干部（34％）、科学家（20％）、医生（19％）、军人（14％）和教师（9％）。在墨玉县扎瓦乡吾坦村小学五年级光线昏暗的教室（借用库房）里，孩子们挤坐在粗树枝钉起的条凳上，说自己希望进城，当老师或干部。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而目前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政策，尤其是南疆民族学校教育质量的低水平状态都使接受这类教育的门槛很高。据笔者对《新疆教育统计资料》、《新疆统计年鉴》有关数据分析，1999年，和田、喀什、阿克苏三地区少数民族初中毕业生进入普通高中的升学率仅为13％左右，而在农村人口占到74.8%的和田地区，1.3万余名农村初中毕业生仅有115人升入普通高中，升学率仅为0.87%。还有部分学生进入了中专。
所以说，对于学校教育价值和目的的怀疑也是南疆少数民族中失学儿童较多而且难以控制的重要原因，正如表4所反映的居住在城市、县镇、乡村的维吾尔家长认为“多上学没必要，不如早点学门手艺”的分别占到25.6%、41%和6.6%；表5中27.8%的维吾尔族老师认为“上中学没有用”是少数民族学生升学率的原因。疏附县第三中学的领导说：县城附近不愿上学的人较多，有个大队的孩子在小学三、四年级就要求退学。他们想要做生意，不愿上学，极少是因为贫困。墨玉县扎瓦乡胡木单小学1998年毕业116名学生，只有9人愿意上初中，他们都是老师、干部的子女。莎车县加米小学，一至四年级的到校率高，五、六年级学生2％有时不到校，其中主要是男生，家长希望孩子们去学手艺。
要把学生吸引进学校并在学校留住，就要使人们认为接受教育是值得的。公众对价值的判断往往是功利的、短视的，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的状态下，他们会选择对自己来说最经济的行为。长期以来，如何使基础教育避免完全成为应试教育的铺垫，更多与当地社会生活相结合，使人们对教育有更多的选择，就一直是政府教育部门以及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目前在中小学中，尤其是农村中小学中加入职业教育的内容越来越被有关方面所强调。阿克苏教育处教研室的一位研究人员说，在阿克苏市，过去不上初中的现象较严重，不少儿童去打工、做小保姆，家在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去放羊。现在市里有的学校初中后段加入职业教育，得到了广大农民和居民的欢迎。
当然，南疆少数民族儿童失学的具体原因还有很多，如部分学校的教学设施太差，教学质量很低，或老师教不得法，难以吸引儿童入学甚至直接导致学生厌学；在部分早婚较多的地区，一些初中的女孩辍学结婚；有些家长让孩子辍学到地下讲经点学习经文等等。本文都不一一进行分析了。但是，关于儿童失学问题中还有一个必须谈到的，这就是我们的教育政策与失学的关系问题，或者具体说就是基础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
众所周知，国家一直极为重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普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为了尽快先后实现“普六”和“普九”，各级教育部门甚至地方政府使用各种方式促使儿童入学，提高学生的入学率和巩固率成为衡量他们工作成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在莎车县，根据县“普九”规划，县与各乡镇签约“普九”承包责任书，确定教学质量由学校负责，到校率和改善办学条件由乡镇负责的制度，以改变那种学生大批辍学，随意离校，教师天天到学生家叫学生返校复课而导致教学效果偏低的不良现象。1995年开始，要求第一批“普九”各乡镇招生计划的完成率要达到95%以上。在疏附县，教育部门要动员适龄儿童上学，辍学者返回校园，乡政府、村委会督促学生到校，没有完成义务教育者如果不去学校上学就必须到乡里的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学习。也有规定一天不上学罚款5元，增加义务工等惩罚措施。在墨玉县，为了使适龄儿童少年能够入学，1997年县乡党委、政府制订了一些奖惩措施，如一户农民家有一个孩子上初中，就减免一个劳动力的义务工；给贫困学生补助书本文具费用；小学毕业不上初中的学生，对其家长处以2000元的罚款等。有的乡镇给小学升入初中的学生奖励300元，或奖励一辆自行车，给考上中专、大学的学生奖励500－1000元等等。扎瓦乡胡木单村规定，孩子一天不去上学去罚家长10元，而1997年全村人均纯收入仅480元。一些辍学较多或初中升学率较低的学校往往认为这是乡政府或村委会没有尽到职责。城镇领导因没有可直接控制学生家庭的资源故更难做工作。乌什县第一中学的领导说，1997年副镇长、校长走访了24名没到校的学生家庭，经动员只来了3人，以后这3人也不来了，说上学没用，不如去打工、做生意，你拿他没办法，罚款、收地等只能在农村有用。
由于对接受基础教育的强制性要求，少数地方官员或学校为避免影响工作成绩，对于失学者的数量进行隐瞒。在喀什地区，教育部门就要求将儿童的“残疾”与“失能”严格界定，让能够上学的残疾人进入课堂，指出个别乡甚至还把生病当作失能的现象。而一些人为了使孩子能够不上学，使用各种社会资源以达到合法规避的目的。和田地区教育处的一位官员说：初中生入学是下达指标的，60个小学毕业生，入学率65％左右，村里就必须送36个学生进乡中学。这以行政手段压下来，有权有势有门路的人千方百计走后门，找乡长批条子不上学。于是在南疆部分农村地区并存着两种现象：一个是有钱人的子女上学，没钱人的子女不上学，主要是指非义务制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子女上学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一个是有能耐人的子女不上学，没能耐人的子女上学，即指这种在基础教育阶段，主要是初中阶段被强制性上学的现象。
同时，由于“普六”、“普九”工作的迅速推进，而过去的基础较差，即使资金在大量投入，学校的硬件配置，尤其是教师的配备与质量还远不能满足需求，使本来教学水平较低的民族中小学质量更不能保证。按喀什地区的“普九”规划，要在2003年完成普九任务，1996年以后要投入资金5.6亿元以增加校舍，而1995年全地区财政收入仅2.1亿元，财政支出8亿元，其中教育支出占28.8%，高于全年地区的财政收入。需要国家进一步增大扶持力度。在师资方面，要将小学近5000名不合格学历的代课教师调换成合格学历的正式教师、增加班级补充新教师以及缺编教师等项之和共需小学老师7000名，初中要新增班级2400个，需补充教师7200名，加上目前缺编教师共需初中教师9000名左右。拍克其乡中学是1992年成立的，全校50个老师近一半是从小学调来的。加之由于部分学生属强制性入学，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学习效果不理想。阿克苏地区教育处教研室的一位同志谈到：这几年普六、普九力度大，学生到校率提高，但一些人断断续续地学，有的小学6年毕业还是半文盲，有些就只挂空名，没有到学校，到时拿毕业证。
可以说，在初中入学率、巩固率问题上，政府的标准、学校的能力以及最后主动升学的学生的数量差别之大，体现了政府对发展受教育者数量的要求超出了现实需求，这也是初一入学率较低的原因之一。对基础教育的强制性推动目的是为了迅速促进国民素质的发展，提高社会整体的发展水平。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教育机会均等的主张，其中就包括使小学教育成为免费的或强迫的教育，使所有人都能接受各式各样的中等教育。但教育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对与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处理应该慎重。以南疆目前的情况，如果政府不能提供更多的教育优惠政策（譬如给更多的贫困学生免杂费、课本费），不能尽快普遍提高民族学校基础设施、教师合格率以及教学管理水平，不能更多地满足初中阶段的多种教育，那么对于入学数量的强制性要求很难避免教育质量总体下降的趋势，儿童的失学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学校教育的发展，简单地可以用两个指标来表示，一是质量的发展，提高受教育者的受教育层次及其合格率；一是数量的发展，提高受教育者的普及率。前者可以归为精英教育，后者着眼于大众教育（或称国民教育）。两者可以相互促进，由精英教育提升大众教育，而大众教育则给精英教育奠定基础。但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往往不能兼顾。基础教育固然应该保证更多的人接受教育，目前政府部门强力推动的“普六”、“普九”，就是以迅速发展大众教育为目的。同时，公众却以精英教育为目标，要求孩子不断提升受教育层次，对学校的教育质量极为苛求。社会对精英的承认，就业市场对精英的需求，使得缺少培养精英能力或环境的边远地区农民对接受大众教育也缺少动力。因此，大众教育应该解决面向大众的问题，使其真正成为一种现实的需求，并使受教者有能力享受，儿童失学的问题才会得到解决。
以下是墨玉县扎瓦乡农民对自己孩子上学的态度以及他们对教育看法的几个简单的个案：
农民一： 50岁，小学文化，担任某村支书已33年。全家10口人，8个孩子，其中1个儿子农校毕业，有5个女儿都是小学毕业，没有上初中。认为初中学生费用高，考不上学还是要回家，所以不愿让孩子上初中。就是上学回来也找不到工作。儿子毕业已回来两年，学蚕桑专业，在这儿用不上。给儿子花了很多钱，到县里盖章子，找人帮忙，还是找不上工作，只能回家。当农民也需要学文化。但当前的社会，农民学文化的环境、条件不好，考上承担不了费用，学成回来又没有单位。
农民二：45岁，初中文化。全家3口人，夫妻及一个儿子。经常去上海做葡萄干生意，平均一年可挣1.5万元左右，有时生意好可挣2万元。1995年儿子中学毕业，本准备让他考中专，以后当干部、教师，但没考上，当年这里只有一个孩子进了中专。他没有让儿子上高中，认为当地教学质量有问题，读了高中是否能考上大学也难说，何况有些人可能做手脚，农民没有办法。要是上了高中考不上大学，还得回来，不如学手艺、干活。他说：如果孩子能考上大学，我们就不盖房了（据说新建不久的宽敞漂亮的住房耗资5.5万元），住帐篷也要让孩子上学。建议上级更多照顾墨玉县招生。
农民三：31岁，妻28岁，都是小学毕业，有4个孩子（3女1男，为要一个男孩，超计划生育，被罚款），长女（11岁）和次女（7岁）分别上一年级、五年级。全年上学费用共要100元。1997年全家收入2000元，仅医疗、水、电等就支出了1200元。开学20多天，两个上学的孩子只分别交了18元和12元，书费没交齐，准备以后再交。希望孩子将来还是学点手艺，让儿子织地毯，女儿学裁缝。学习好，考上大学，回来还是没有工作，没用！
农民四：44岁，小学毕业，木匠。妻40岁，初一时退学，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都不好好学习，现在她的同学都当上了老师，很后悔，要是当初继续上学就好了。夫妻皆上过扫盲班，懂老文字。家庭生活在当地属中等水平。有3个孩子。长子18岁，小学毕业后跟阿訇学宗教，1997年考上政治学校（宗教学校），一年要交1200元学费，每月还要给100元的生活费。女儿13岁，小学毕业，没上初中。次子8岁，上小学一年级，留了1级。书本费25元，已经交了10元，准备以后再交。妻子认为读书有用，学一点知识，懂一些国家政策，但上学有困难。大儿子上学完全是自费，以后想做宗教职业者。希望小儿子以后上高中，上大学。
来源：《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民族出版社2009年
http://www.xjass.com/shx/content/2012-04/29/content_230419.htm
1998年我们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进行了一次基础教育调查。这里是维吾尔族聚居区，1998年三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87％，占到全疆维吾尔族人口的75%，其中和田、喀什、阿克苏三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分别占本地区总人口的97.0％、90.7％、75.6%。三地区均是较为贫困的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和田地区1市7县全部都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喀什地区12个县（市）中6个县是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1个县为自治区重点扶持贫困县，阿克苏地区也有2个县为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也较多。
儿童的失学包括两种现象，一是学生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再上学，一般称此为辍学；一是儿童在学龄期间从来就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在中小学教育并没有普及之时，没有进入过学校的失学儿童是很多的，随着基础教育的不断发展，南疆在“普六”（普及小学六年级）（1996年喀什地区仅塔什库尔干县未完成普六，准备2000年70％的县市基本普九）的基础上又在向“普九”（普及九年级即初三）推进，所有的适龄儿童被登记造册，学校与基层组织协手，要求家长把孩子送入学校学习，因此适龄儿童没有进过学校的现象很少，同时，辍学问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生的入学率、巩固率、到校率等不仅是学校常规管理、各级教育管理部门检查的重要内容，也是基层政府的一项重要业绩。
在我们对中小学校的调查中，民族学校学生的辍学问题是被提到次数最多的话题之一。南疆三地区的辍学现象有这样几个特点：小学生少，中学生多；小学生中一、二年级的少；五、六年级的多；中学生中初一年级的多，初二、三年级的少；农村多，城镇少；乡村学校农忙季节多（春播与秋收），农闲季节少；贫困地区（如和田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多；女生一般并不比男生更多地辍学。由于有关部门与学校对辍学问题的重视，辍学的学生基本都处于流动的状态，长期辍学（一个月以上）的人有限，短时间辍学的数量较大。据教育部门调查统计，莎车县小学生流失率94－95学年为2.6%，95－96学年为2.1%，中学生分别为11.5%和7.3%。1996年11月，叶城县未入学的学龄儿童247名及通过各种途径辍学的学生3540名。阿克苏地区1994小学辍学6399人，初中辍学5379人；1995年小学辍学5741人，初中辍学1957；1996年小学辍学1640人，初中辍学1957人。但往往实际的数字要大于官方的统计甚至是学校提供的数字，而且这种统计数字又多指长期辍学者。
表1 墨玉县基础教育普及率情况（％）
| 年 度 | 小学入学率 | 巩固率 | 毕业率 | 初中入学率 | 辍学率 |
| 1994年 | 99.8 | 98 | 99.7 | 42.2 | 7 |
| 1995年 | 99.8 | 98.7 | 99.6 | 46 | 8 |
| 1996年 | 99.9 | 98.5 | 99.5 | 54.7 | 3.4 |
在调查中，一些教育部门的官员和学校老师表现出自己的忧虑，和田地区教育处的一位官员说：初中以上学生流失率一直降不下来。初中入学率本来较低，据调查，初一1个班40人，初三还有30人就不错了。
在墨玉县扎瓦乡一中，周围有11所小学，1998年有600多个小学毕业生该升初中，乡政府制定初一招550人的计划，学校准备招480人，但实际上只招了200多人。校长说，初一的学生还不正常到校，一般到校率为41％～45％，初二、初三的较高，但最高的只到80％。目前该中学入学率与到校率都是全县较差的，为此学校专门安排一个没有代课的老师召集学生，说服教育，甚至以罚款相胁，动员家长让孩子上学。
莎车县四中的学区有5个小学，其中大多数个体户的孩子，其次是农民的孩子。1998年计划初一招生400人，但由于学校教室不足，就准备录330个学生，但实际到校的只有120～200个学生。有两个村被录取的学生60余人，平均仅10～15人到校。对于经常不来的学生，从9月10日开始（9月1日开学），每天早上9点半到11点，校长率部分老师分3组到这些学生家中，叫他们上学。这样的行为一直要持续到这些学生大多自愿来上课为止。有时老师们因此而与少数家长发生争执，去年就有3个老师被打伤，派出所还出面对个别家长进行违反治安条例的教育。学生出勤率（到校率）平均为78～79％，初一50％，初二、初三依次提高。
相反小学的入学率在低年级是较高的。一般学生7岁上学，农牧区、山区可以延至8岁。但在一些乡村学校的一、二年级中，低龄学生较多，一些不到入学年龄的孩童由于家中无人管理就进入学校。乌什县苏盖提村小学一年级（1）班计划内招生44人，我们下午调查时正在上课的有47人，据说上午来校的有56人，其中12人都是不到入学年龄的5、6岁的孩子，他们以后考试及格就跟班上，否则就重上一年级。
表2 莎车县拍其克乡玉奇科瑞克村小学四、六年级部分学生的年龄构成（人）
| 9岁 | 10岁 | 11岁 | 12岁 | 13岁 | 14岁 | 合计 | ||
| 四年级 | 女 | 2 | 4 | 1 | 7 | |||
| 男 | 2 | 3 | 1 | 6 | ||||
| 六年级 | 女 | 1 | 6 | 5 | 12 | |||
| 男 | 1 | 5 | 7 | 2 | 15 | |||
在一些被调查的学校，我们对学生到校的情况进行了随机查访（参见表3），这里并不排除在我们调查之时，少数学校已事先做过准备与安排，使学生到校率高于平日。另一方面，我们调查之时，正值9月、10月秋收时节，农民忙着收玉米、拾棉花、挖甜菜，部分缺少劳动力的家庭让年龄稍大（一般是小学四、五年级以上）的孩子帮忙；秋日气温凉爽适宜，在种棉花较少的乌什县，有些低年级男孩举行割礼，通常做割礼可请假休息15天。乌什县奥特贝希乡雅库坦村小学（广州小学，广州市政府资助建校），一年级（2）班41名学生中6人未到校，其中有5个男生请假做割礼；三年级40名学生有4人未到校，其中2人请假做割礼。这些可能使我们调查到的部分班到校率较平日更低。
表3 部分学校若干班级的学生到校情况
| 地 区 | 学 校 | 年 级 | 应有学生(人) | 到校学生(人) | 到校率 (%) |
| 墨玉县扎瓦乡 | 第一中学 | 初一的7个班 | 347 | 167 | 48.1 |
| 初三的2个班 | 106 | 75 | 70.8 | ||
| 吾坦村小学 | 三年级的2个班 | 68 | 54 | 79.4 | |
| 五年级 | 40 | 26 | 65 | ||
| 疏附县色满乡 | 乡中学 | 初一（6）班 | 52 | 45 | 86.5 |
| 初二（5）班 | 50 | 40 | 80 | ||
| 莎车县派其克乡 | 玉奇科瑞克村小学 | 一年级 | 35 | 30 | 85.7 |
| 二年级 | 40 | 40 | 100 | ||
| 阿克苏市 | 第五中学 | 初三（3）班 | 43 | 38 | 88.4 |
| 乌什县 | 第一中学 | 初一的3个班 | 138 | 134 | 97.1 |
| 乌什县奥特贝希乡 | 乡中学 | 初一的2个班 | 155 | 109 | 70.3 |
| 初二（3）班 | 50 | 36 | 72 | ||
| 雅库坦村小学 | 一年级（2）班 | 41 | 35 | 85.4 | |
| 二年级（1）班 | 34 | 32 | 94.1 | ||
| 三年级 | 40 | 36 | 90 | ||
| 苏盖提村小学 | 一年级2个班 | 74 | 81 | 109.5 | |
| 四年级（2）班 | 42 | 36 | 85.7 | ||
| 六年级（1）班 | 30 | 20 | 66.7 |
对于辍学原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而贫困经常被认为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由于贫困，交不起杂费与书费而不能完成基础教育，或即使中学毕业甚至高中毕业，上不起学费甚高的大中专学校，不如早早不学。其次是上学没用：考不上大中专学校，还得回家干活，学的东西没有什么用；甚至就是大中专毕业了，找不上工作，也还得在家待业。在墨玉县扎瓦乡胡木单村小学，校长介绍：开学近一个月，学生的出勤率上周98％，本周94％。有2％的学生因课本费太贵交不起钱，老师一摧，就不来了。在莎车县第四中学，校长认为学生不来上学的主要原因是：（1）经济困难。学校现有贫困生140人，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20％。杂费一学期28元，收的很困难，有人说交钱就不来；（2）学手艺。家长认为孩子小学手艺较容易，长大后再学就困难了；（3）做小买卖；（4）初中毕业后上不起中专，高中学费高，还是回家，上学没有什么指望。阿克苏市第五中学的校长也说：本校贫困学生占20％，1／4的学生家庭经济困难，他们不愿上初中，认为中专、高中、大学的学费高，又不易找工作，想去学手艺。
我们在问卷调查中也涉及到辍学及升学率较低的原因问题。对于“您认为有些孩子辍学回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问题，维吾尔族学生家长中70.8％的人都选择了“家庭生活困难，送不起”这一条，其中将此原因做为第一位或唯一原因的占到43％；其次是“家务太重，需要孩子帮忙”。如果分别将家庭居住在市区、县镇、乡村的家长的意见进行比较，发现有所差异：市区的家庭更多地归因于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认为孩子不愿上学的也明显较镇、村家庭多；城镇家庭，尤其是县镇上的家庭较多地希望孩子早点学门手艺；农村家庭则比其他家庭强调家庭需要孩子帮忙（参加表4）。
表4 维吾尔族学生家长对学生辍学原因的看法（％）
| 家庭所在区域 | 市 | 镇 | 村 | 合计 |
| 家庭生活困难，送不起 | 79.3 | 64.1 | 68.5 | 70.8 |
| 家务太重，需要孩子帮忙 | 32.9 | 51.3 | 54.3 | 48.4 |
| 多上学没必要，不如早点学门手艺 | 25.6 | 41.0 | 6.6 | 18.2 |
| 孩子不愿意上学 | 26.8 | 10.3 | 0.9 | 9.1 |
| 女孩子不需要读书，不如在家帮忙 | 13.4 | 7.7 | 5.3 | 9.7 |
| 其他 | 2.4 | 10.3 | 0.5 | 2.2 |
| 人数合计（人） | 82 | 39 | 197 | 318 |
老师对少数民族学生升学率较低的认识与家长对辍学的看法有共同之处，86.3％的维吾尔族老师都认为家庭经济困难（没有钱）是升学率较低的原因或原因之一，其中认为是唯一原因的占到60.6%；其次是“上中学没有用”的观念。如果以不同区域的学校为类别进行分析，92％以上的乡、镇学校老师都认为家庭经济困难是升学率的原因或原因之一，远高于市区学校的老师；市区学校的老师比其他区域的教师更多地归因于认为“上中学没有用”的观念，同意“家中缺少劳动力”原因的也更少，这些都与家长问卷调查有相似之处。对于这一个问题，在不同学校授课的老师的看法有相似与相异之处：汉族老师对各种原因选择的频次多寡排序与维吾尔族老师相似，也认为“家里没有钱”是第一位原因，但认同的比例远远少于维吾尔族老师。而对“书读多了道德观念会下降”原因的认可，汉族老师占到了11%，维吾尔族老师仅占1％，反映出不同文化背景下认识的差异，或者可以说是部分汉族老师的一种主观猜测和推想，也可能是维吾尔族老师对这一话语表述有厌弃心理（参见表5）。
表5 学校老师对少数民族学生升学率较低原因的认识(%)
| 学校所在区域 | 市 | 镇 | 乡 | 村 | 合计 | |
| 维吾尔 | 家里没有钱 | 79.5 | 92.9 | 94.0 | 80.6 | 86.3 |
| 家中缺少劳动力 | 8.7 | 13.5 | 14.5 | 11.3 | 11.2 | |
| 上中学没有用 | 34.5 | 19.9 | 26.5 | 25.8 | 27.8 | |
| 书读多了道德观念下降 | 1.3 | 1.3 | 0.9 | 0 | 1.1 | |
| 其它 | 5.2 | 1.9 | 0 | 0 | 2.7 | |
| 人数合计(人) | 229 | 156 | 117 | 62 | 564 | |
| 汉 | 家里没有钱 | 47.1 | 41.8 | 44.3 | ||
| 家中缺少劳动力 | 14.2 | 24.2 | 18.4 | |||
| 上中学没有用 | 24.5 | 26.4 | 24.1 | |||
| 书读多了道德观念下降 | 10.9 | 12.1 | 11.3 | |||
| 其它 | 16.0 | 18.7 | 17.0 | |||
| 人数合计(人) | 119 | 91 | 212 | |||
那么，中小学义务教育对南疆少数民族家庭的经济压力究竟有多大？
一般来说，完成孩子的基础教育，家庭所应承担的费用是杂费与课本费。在南疆的中小学，学校一般按照物价部门的要求收费，当时自治区教委规定，小学杂费18元，初中24元，重点学校可加收50％。在我们调查之时，不同地区、不同学校有所差异，但通常杂费都是较低的，在喀什、和田两地区的民族学校杂费一般更低（参见表6）。课本费的价格较高，由于民族学校课本的附加练习册以及作业本一般都不及汉校多，故课本费的数目也相对略低。在墨玉县扎瓦乡中心小学，据校方介绍：一年级一套书43元，二年级36元，五年级51元，平均一个学生一个学期用4个作业本。在喀什市三中，平均初中一学期的课本费为140多元。实际上学生们并不一定买齐所有书，在扎瓦乡吾坦村，两位家长都说自己正在读一年级孩子的书费为25元，一位说正读初一孩子的书费70元。
表6 1998年三地区若干中小学校收取学生杂费的数目（元）
| 地区 | 县 | 乡 | 学校 | 类别 | 杂费 | 备注 |
| 和田 | 和田市 | 市第一、二小学 | 汉、民 | 15 | ||
| 市第三、五中学 | 民、汉 | 20 | ||||
| 墨玉县 | 县第二中学 | 汉 | 20 | |||
| 扎瓦乡 | 乡中心小学 | 民 | 3 | 免收 | ||
| 喀什 | 喀什市 | 市第三小学 | 民 | 12 | 以前6元 | |
| 市机场小学 | 民汉合校 (民语部) |
12 | 加电费、水费、医疗费各1元，共15元。 | |||
| 市第三中学 | 民 | 16 | ||||
| 莎车县 | 县第一小学 | 民 | 15 | 以前为3元，1997后经物价部门同意，增为15元 | ||
| 县第五小学 | 汉 | 50 | 杂费加本子费 | |||
| 县第五中学 | 民 | 28 | ||||
| 拍克其乡 | 乡中心小学 | 民 | 3 | |||
| 疏附县 | 县第二小学 | 汉 | 30 | |||
| 色满乡 | 库木艾热克小学 | 民 | 5 | |||
| 乡中学 | 民 | 5 | 与乡里达成协定 | |||
| 阿克苏 | 阿克苏市 | 市第五、七小学 | 民、汉 | 22 | ||
| 市第五中学 | 民 | 30 | ||||
| 地区第二中学 | 汉 | 45 | ||||
| 乌什县 | 县第一、二小学 | 民、汉 | 22 | |||
| 县第一、二中学 | 民、汉 | 30 | ||||
| 奥特贝希乡 | 阿拉沙依村小学 | 民 | 10 | 往年6元 | ||
在南疆民族学校，市区小学的杂费在20元左右，乡村小学不超过10元，中学不超过30元。有部分孩子交不起杂费。我们调查之时，开学已1月左右，莎车县第五中学的杂费只收到了60％，乌什县奥特贝希乡雅库坦村小学收到了80％，阿拉沙依村小学收到了90％。多数学校都尽可能地免去一些贫困生的杂费。喀什市第三中学的制度规定，班主任1个月内必须交齐杂费，有特困学生证明的则可免交。一学期全校最少免50－70个学生，占到全校学生的4～5％。疏附县色满乡中学杂费5元，因生活特困而被减免杂费的将近60人，占到全校学生的近6％。阿克苏市第五小学收不上杂费的占到10－15％。
课本费数量较大，支付的困难也就更多，许多教师拿出自己不多的收入帮一些孩子买书，或者设法给孩子们借书，还有来自同学之间以及社会的关怀。在喀什市第三小学，希望工程捐助15位贫困生的课本费，同时学校补助720元（1998年），老师们拿出自己的钱，同学们也各捐几角钱，帮助贫困生买书，一些单位捐助给学校的本、笔、墨等学习用具也由学校发给贫困生们；墨玉县扎瓦乡胡木单小学有44名贫困生，为帮助贫困生买课本，每个老师每学期可能支付70～90元；墨玉县扎瓦乡一中部分贫困生的课本由乡政府出钱购买；扎瓦乡吾坦村1997年人均纯收入仅786元，1998年村里有25人上初中，书费全由村里支付。但问题并没有得到全部解决。墨玉县第五中学，初中学生中买理科课本的占80％、文科课本的占60％，10％左右的学生用兄姊的旧课本，还有一些托班主任找旧课本，有5～6％的学生只能2人用一套书；莎车县拍克其乡拍克其村小学98％的学生有主课的书，60％的学生有副课的书；墨玉县扎瓦乡中心小学平均3人一套书。
在我们的家长问卷中，对学生家庭的经济收入与上学费用支出等进行了调查。有过调查经验的人都知道，问卷调查中有关家庭经济收入与支出的内容是最不易操作，而且与真实的状况可能差距甚远。因为收入与支出往往是逐日逐月累积而成，其相关行为的发生极为分散，如果没有行为发生后立即记录的明细账（如国家统计局每年都在进行的城乡人民社会经济生活的调查），事后的追溯几乎不可能达到完整无误，只能有个大致的数字；而且普通家庭的收入与支出一般属于个人隐私，调查方完全可以拒绝回答此类问题。当然，我们调查中还没有遇见过断然拒绝回答的，但确有一些人有意降低收入的数字，还有一些人实在无法说清。因此，我们在使用收入与支出的数字时，并不确信这个数字一定是准确无误的，而是作为一个参考。显然，从表7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区域，维吾尔族家庭的家庭收入与其在校学生用于上学的支出数额是不同的，按市区、县镇、农牧区排列，收入数依次减少，子女上学的费用也在减少，这些与我们通常所见的资料与结论基本相符。上学的费用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以县镇为最高，这一点与对汉族家长的调查相似：居住在市区、县镇与乡村汉族子女教育费用不仅数量更大，而且分别占到家庭收入的5.8%、12.4%与11.9%，反映出县镇家庭相对市区家庭收入较低，但对子女教育的追求并不低，这也部分地与前文中县镇家庭较多地认为学生因经济困难而辍学的数据相符。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上学支出包括非基础教育，如上高中、大中专学校的支出，并不完全是基础教育的支出，其数值肯定大大高于中小学生的教育费用。
表7 维吾尔族学生家庭1997年的家庭收入与上学支出的情况
| 家庭所在地 | 城市 | 县镇 | 农牧区 | 合计 |
| 家庭户数（户） | 140 | 53 | 202 | 412* |
| 每户平均家庭年收入(元) | 8484.03 | 6514.79 | 3320.23 | 5524.07 |
| 每户平均子女上学费用(元) | 578.06 | 484.90 | 207.8 | 372.4 |
| 上学费用占家庭收入比重(%) | 6.8 | 7.4 | 6.3 | 6.7 |
这样的教育支出，家庭的承受力如何？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反映出一半以上的家庭负担孩子上学有困难，但可以克服。1／4的维吾尔族家庭感到有较大困难，认为没有困难的占到近1／5，而农村家庭中“有较大困难”的比例更大，“没有困难”的比例更小（参见表8）。同样，这里也包括对非义务教育的承受能力，否则其比重将会降低。与汉族家庭相比较，后者对教育费用的承担能力相对更强一些。
表8：学生家长对自己家庭负担子女上学有无困难的态度（％）
| 民族 | 家庭所在地 | 有较大困难 | 有困难，但可以克服 | 没有困难 | 人数（人） |
| 维 | 城市 | 13.7 | 52.6 | 33.7 | 175 |
| 县镇 | 12.2 | 58.1 | 29.7 | 74 | |
| 农牧区 | 26.7 | 57.0 | 16.3 | 251 | |
| 合计 | 20.0 | 55.6 | 24.4 | 500 | |
| 汉 | 7.9 | 53.9 | 38.2 | 178 | |
家庭负担孩子上学有经济困难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对于认为自己家庭负担孩子上学有困难的家长来说，家庭收入低被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学校收费高，再次是上学的孩子多。对于学校收费高的认识，以城市家庭最高，农牧区家庭最低；有27.5%的农村家庭认为自己上学的孩子多，这在城市家庭只占到13％（参见表9）。
表9 子女上学有经济困难的家庭的家长对困难原因的认识（％）
| 民族 | 家庭所在地 | 上学的孩子多 | 学校收费高 | 家庭收入低 | 其他 | 人数 |
| 维吾尔 | 城市 | 13.0 | 43.5 | 42.6 | 0.9 | 108 |
| 县镇 | 20.8 | 33.3 | 37.5 | 8.3 | 48 | |
| 农牧区 | 27.5 | 26.1 | 42.0 | 4.3 | 207 | |
| 合计 | 22.3 | 32.2 | 41.6 | 3.9 | 363 | |
| 汉 | 7.9 | 41.6 | 48.5 | 2.0 | 101 |
无疑，家庭未成年孩子多加重了家庭的抚养负担，也使孩子们都完成学业具有一定难度。我们对910位维吾尔族学生调查结果，家中有3－6个孩子的占到被调查学生的77％，同时所调查的420位维吾尔族家庭，平均每户有正在上学的孩子达2.25人，180户汉族家庭则有1.6人（参见表10）。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家庭子女数将有所减少，因为学龄期的子女多而造成上学困难的因素将会降低。
表10 学生家庭每户平均在校学生数
| 维吾尔 | 汉 | |||||||
| 家庭所在地 | 市区 | 县镇 | 农牧区 | 合计 | 市区 | 县镇 | 农村 | 合计 |
| 调查户数(户数 | 157 | 122 | 193 | 420 | 113 | 47 | 16 | 180 |
| 平均在校学生数(人) | 2.26 | 2.30 | 2.23 | 2.25 | 1.46 | 1.74 | 2.13 | 1.60 |
总得来看，被调查的南疆三地区维吾尔族家庭中，平均7％左右的家庭收入用于子女学校教育，有相当一部分家庭（20％左右）认为让孩子上学有很多的困难而且很难克服。但就中小学基础教育来说，其难度要小于此。完成基础教育存在于家庭经济上的难点主要是课本费的交纳，这一点可以通过旧课本的循环使用加以解决，建议政府有关部门有组织、不间断地进行城镇学生爱护课本的教育以及收集旧课本的活动，这将可能解决相当部分的孩子上学难的问题，也因此而减少失学及辍学者的数量。而且国家及自治区政府近几年对南疆贫困家庭教育资助政策也解决了一批此类的困难：2000年开始，对和田地区特困学生免费提供义务教育阶段的课本。2002年5月，自治区教育厅出台我区中小学贫困学生助学金制度实施办法，其标准为，普通中小学贫困学生的课本补助，小学每生每学年55元，初中每学年100元；寄宿制中小学贫困生还可享受每学年300元的生活补助。2002年9月1日新学期开始，自治区教育厅宣布将投入5000万元向全区中小学生提供免费课本和助学金补助，以解决这些贫困学生的辍学问题。
可以肯定地说，家庭收入相对较低是造成南疆少数民族儿童失学极为重要的原因，但绝不是唯一的原因。对上学费用的承担有个经济承受力的问题，也有个心理承受力的问题，节衣缩食让子女接受教育的家庭不在少数。如果教育的受众认为教育支出远远大于收益，甚至认为教育没有收益，那么他们对教育的投入将会大打折扣，对这种支出的心理承受力就会降低。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受教育的目的不外有两种，一是掌握最基本的知识以应付生活的需要，二是通过教育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为未来享有较高质量的生活提供一个阶梯。在南疆多数群众中，这两种目的分别被细化到：识字写信算术记帐和大中专院校毕业后能有一份稳定的有工资收入的工作，而前者只要通过小学的教育就可以完成。
目前人们对小学低年级的教育是完全认可的，失学的极少。而对接受再高一层的教育就心存疑虑，认为投入不值，首先是高中及大中专学费太高，自己的家庭可能承担不起；其次为即使学业完成毕业了，也找不上工作，不能有一份稳定的有俸禄的职业，只能回家待业或务农、经商。那么与其如此，不如早早就开始务农、经商或学门手艺。在南疆社会，务农、养畜、手工业制造与经商，这些传统的生产方式依然占主导地位，而且科技含量不高，生产技术完全可以依靠传统的手段：父子或师徒通过耳濡目染、口口相传实现。在这里，接受初中以上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离开父辈们的生产生活环境，进入城市，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如果希望渺茫，对于初中的投入某种程度就是不值的。
在调查中，不论是维吾尔族学生和家长都表现出对孩子未来的憧憬与希望。在对学生的问卷调查中，维吾尔族学生81％希望上大学，只有10％认为初中毕业足矣，他们认为自己的父母也有相似的希望。他们以后的理想职业是教师（30％）、干部（21％）、医生（11％）、军人（10％）。而家长对自己孩子的希望是成为干部（34％）、科学家（20％）、医生（19％）、军人（14％）和教师（9％）。在墨玉县扎瓦乡吾坦村小学五年级光线昏暗的教室（借用库房）里，孩子们挤坐在粗树枝钉起的条凳上，说自己希望进城，当老师或干部。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而目前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政策，尤其是南疆民族学校教育质量的低水平状态都使接受这类教育的门槛很高。据笔者对《新疆教育统计资料》、《新疆统计年鉴》有关数据分析，1999年，和田、喀什、阿克苏三地区少数民族初中毕业生进入普通高中的升学率仅为13％左右，而在农村人口占到74.8%的和田地区，1.3万余名农村初中毕业生仅有115人升入普通高中，升学率仅为0.87%。还有部分学生进入了中专。
所以说，对于学校教育价值和目的的怀疑也是南疆少数民族中失学儿童较多而且难以控制的重要原因，正如表4所反映的居住在城市、县镇、乡村的维吾尔家长认为“多上学没必要，不如早点学门手艺”的分别占到25.6%、41%和6.6%；表5中27.8%的维吾尔族老师认为“上中学没有用”是少数民族学生升学率的原因。疏附县第三中学的领导说：县城附近不愿上学的人较多，有个大队的孩子在小学三、四年级就要求退学。他们想要做生意，不愿上学，极少是因为贫困。墨玉县扎瓦乡胡木单小学1998年毕业116名学生，只有9人愿意上初中，他们都是老师、干部的子女。莎车县加米小学，一至四年级的到校率高，五、六年级学生2％有时不到校，其中主要是男生，家长希望孩子们去学手艺。
要把学生吸引进学校并在学校留住，就要使人们认为接受教育是值得的。公众对价值的判断往往是功利的、短视的，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的状态下，他们会选择对自己来说最经济的行为。长期以来，如何使基础教育避免完全成为应试教育的铺垫，更多与当地社会生活相结合，使人们对教育有更多的选择，就一直是政府教育部门以及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目前在中小学中，尤其是农村中小学中加入职业教育的内容越来越被有关方面所强调。阿克苏教育处教研室的一位研究人员说，在阿克苏市，过去不上初中的现象较严重，不少儿童去打工、做小保姆，家在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去放羊。现在市里有的学校初中后段加入职业教育，得到了广大农民和居民的欢迎。
当然，南疆少数民族儿童失学的具体原因还有很多，如部分学校的教学设施太差，教学质量很低，或老师教不得法，难以吸引儿童入学甚至直接导致学生厌学；在部分早婚较多的地区，一些初中的女孩辍学结婚；有些家长让孩子辍学到地下讲经点学习经文等等。本文都不一一进行分析了。但是，关于儿童失学问题中还有一个必须谈到的，这就是我们的教育政策与失学的关系问题，或者具体说就是基础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
众所周知，国家一直极为重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普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为了尽快先后实现“普六”和“普九”，各级教育部门甚至地方政府使用各种方式促使儿童入学，提高学生的入学率和巩固率成为衡量他们工作成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在莎车县，根据县“普九”规划，县与各乡镇签约“普九”承包责任书，确定教学质量由学校负责，到校率和改善办学条件由乡镇负责的制度，以改变那种学生大批辍学，随意离校，教师天天到学生家叫学生返校复课而导致教学效果偏低的不良现象。1995年开始，要求第一批“普九”各乡镇招生计划的完成率要达到95%以上。在疏附县，教育部门要动员适龄儿童上学，辍学者返回校园，乡政府、村委会督促学生到校，没有完成义务教育者如果不去学校上学就必须到乡里的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学习。也有规定一天不上学罚款5元，增加义务工等惩罚措施。在墨玉县，为了使适龄儿童少年能够入学，1997年县乡党委、政府制订了一些奖惩措施，如一户农民家有一个孩子上初中，就减免一个劳动力的义务工；给贫困学生补助书本文具费用；小学毕业不上初中的学生，对其家长处以2000元的罚款等。有的乡镇给小学升入初中的学生奖励300元，或奖励一辆自行车，给考上中专、大学的学生奖励500－1000元等等。扎瓦乡胡木单村规定，孩子一天不去上学去罚家长10元，而1997年全村人均纯收入仅480元。一些辍学较多或初中升学率较低的学校往往认为这是乡政府或村委会没有尽到职责。城镇领导因没有可直接控制学生家庭的资源故更难做工作。乌什县第一中学的领导说，1997年副镇长、校长走访了24名没到校的学生家庭，经动员只来了3人，以后这3人也不来了，说上学没用，不如去打工、做生意，你拿他没办法，罚款、收地等只能在农村有用。
由于对接受基础教育的强制性要求，少数地方官员或学校为避免影响工作成绩，对于失学者的数量进行隐瞒。在喀什地区，教育部门就要求将儿童的“残疾”与“失能”严格界定，让能够上学的残疾人进入课堂，指出个别乡甚至还把生病当作失能的现象。而一些人为了使孩子能够不上学，使用各种社会资源以达到合法规避的目的。和田地区教育处的一位官员说：初中生入学是下达指标的，60个小学毕业生，入学率65％左右，村里就必须送36个学生进乡中学。这以行政手段压下来，有权有势有门路的人千方百计走后门，找乡长批条子不上学。于是在南疆部分农村地区并存着两种现象：一个是有钱人的子女上学，没钱人的子女不上学，主要是指非义务制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子女上学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一个是有能耐人的子女不上学，没能耐人的子女上学，即指这种在基础教育阶段，主要是初中阶段被强制性上学的现象。
同时，由于“普六”、“普九”工作的迅速推进，而过去的基础较差，即使资金在大量投入，学校的硬件配置，尤其是教师的配备与质量还远不能满足需求，使本来教学水平较低的民族中小学质量更不能保证。按喀什地区的“普九”规划，要在2003年完成普九任务，1996年以后要投入资金5.6亿元以增加校舍，而1995年全地区财政收入仅2.1亿元，财政支出8亿元，其中教育支出占28.8%，高于全年地区的财政收入。需要国家进一步增大扶持力度。在师资方面，要将小学近5000名不合格学历的代课教师调换成合格学历的正式教师、增加班级补充新教师以及缺编教师等项之和共需小学老师7000名，初中要新增班级2400个，需补充教师7200名，加上目前缺编教师共需初中教师9000名左右。拍克其乡中学是1992年成立的，全校50个老师近一半是从小学调来的。加之由于部分学生属强制性入学，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学习效果不理想。阿克苏地区教育处教研室的一位同志谈到：这几年普六、普九力度大，学生到校率提高，但一些人断断续续地学，有的小学6年毕业还是半文盲，有些就只挂空名，没有到学校，到时拿毕业证。
可以说，在初中入学率、巩固率问题上，政府的标准、学校的能力以及最后主动升学的学生的数量差别之大，体现了政府对发展受教育者数量的要求超出了现实需求，这也是初一入学率较低的原因之一。对基础教育的强制性推动目的是为了迅速促进国民素质的发展，提高社会整体的发展水平。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教育机会均等的主张，其中就包括使小学教育成为免费的或强迫的教育，使所有人都能接受各式各样的中等教育。但教育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对与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处理应该慎重。以南疆目前的情况，如果政府不能提供更多的教育优惠政策（譬如给更多的贫困学生免杂费、课本费），不能尽快普遍提高民族学校基础设施、教师合格率以及教学管理水平，不能更多地满足初中阶段的多种教育，那么对于入学数量的强制性要求很难避免教育质量总体下降的趋势，儿童的失学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学校教育的发展，简单地可以用两个指标来表示，一是质量的发展，提高受教育者的受教育层次及其合格率；一是数量的发展，提高受教育者的普及率。前者可以归为精英教育，后者着眼于大众教育（或称国民教育）。两者可以相互促进，由精英教育提升大众教育，而大众教育则给精英教育奠定基础。但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往往不能兼顾。基础教育固然应该保证更多的人接受教育，目前政府部门强力推动的“普六”、“普九”，就是以迅速发展大众教育为目的。同时，公众却以精英教育为目标，要求孩子不断提升受教育层次，对学校的教育质量极为苛求。社会对精英的承认，就业市场对精英的需求，使得缺少培养精英能力或环境的边远地区农民对接受大众教育也缺少动力。因此，大众教育应该解决面向大众的问题，使其真正成为一种现实的需求，并使受教者有能力享受，儿童失学的问题才会得到解决。
以下是墨玉县扎瓦乡农民对自己孩子上学的态度以及他们对教育看法的几个简单的个案：
农民一： 50岁，小学文化，担任某村支书已33年。全家10口人，8个孩子，其中1个儿子农校毕业，有5个女儿都是小学毕业，没有上初中。认为初中学生费用高，考不上学还是要回家，所以不愿让孩子上初中。就是上学回来也找不到工作。儿子毕业已回来两年，学蚕桑专业，在这儿用不上。给儿子花了很多钱，到县里盖章子，找人帮忙，还是找不上工作，只能回家。当农民也需要学文化。但当前的社会，农民学文化的环境、条件不好，考上承担不了费用，学成回来又没有单位。
农民二：45岁，初中文化。全家3口人，夫妻及一个儿子。经常去上海做葡萄干生意，平均一年可挣1.5万元左右，有时生意好可挣2万元。1995年儿子中学毕业，本准备让他考中专，以后当干部、教师，但没考上，当年这里只有一个孩子进了中专。他没有让儿子上高中，认为当地教学质量有问题，读了高中是否能考上大学也难说，何况有些人可能做手脚，农民没有办法。要是上了高中考不上大学，还得回来，不如学手艺、干活。他说：如果孩子能考上大学，我们就不盖房了（据说新建不久的宽敞漂亮的住房耗资5.5万元），住帐篷也要让孩子上学。建议上级更多照顾墨玉县招生。
农民三：31岁，妻28岁，都是小学毕业，有4个孩子（3女1男，为要一个男孩，超计划生育，被罚款），长女（11岁）和次女（7岁）分别上一年级、五年级。全年上学费用共要100元。1997年全家收入2000元，仅医疗、水、电等就支出了1200元。开学20多天，两个上学的孩子只分别交了18元和12元，书费没交齐，准备以后再交。希望孩子将来还是学点手艺，让儿子织地毯，女儿学裁缝。学习好，考上大学，回来还是没有工作，没用！
农民四：44岁，小学毕业，木匠。妻40岁，初一时退学，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都不好好学习，现在她的同学都当上了老师，很后悔，要是当初继续上学就好了。夫妻皆上过扫盲班，懂老文字。家庭生活在当地属中等水平。有3个孩子。长子18岁，小学毕业后跟阿訇学宗教，1997年考上政治学校（宗教学校），一年要交1200元学费，每月还要给100元的生活费。女儿13岁，小学毕业，没上初中。次子8岁，上小学一年级，留了1级。书本费25元，已经交了10元，准备以后再交。妻子认为读书有用，学一点知识，懂一些国家政策，但上学有困难。大儿子上学完全是自费，以后想做宗教职业者。希望小儿子以后上高中，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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