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思想蛊惑下的“不归路”

公安部打击西南边境地区组织偷渡活动，查获犯罪嫌疑人852名

本报记者 张 洋

《 人民日报 》（ 2015年01月19日   04 版）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5-01/19/nw.D110000renmrb_20150119_6-04.htm

　　2014年以来，针对西南边境地区组织偷渡活动呈增多之势，特别是境内外“蛇头”相互勾结组织人员偷渡出境活动持续高发的突出情况，按中央部署，公安部成立“4·29”专案组，于2014年5月初部署多地警方统一开展集中打击西南边境地区组织偷渡专案行动。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共破获组织、运送、偷越国（边）境案件262起，抓获涉嫌组织、策划、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352名，查获涉嫌偷越国（边）境犯罪嫌疑人852名。

　　警方指出，近年来，境外势力利用宗教极端思想蛊惑人心，煽动境内人员非法出境参加所谓的“圣战”，最终只能成为极端组织所谓“圣战”的“炮灰”，给自己和家人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等待他们和“蛇头”的将是法律严惩。

　　境外恐怖组织幕后操纵，偷渡遇阻便就地“圣战”

　　2014年4月18日12时许，在位于中越边境的越南北风生口岸联检大楼内，突然响起枪声。此后，越方大批军警到达现场。事件最终造成8名中国籍偷渡人员死亡，两名越南军警人员死亡。

　　事后警方查明，这16名偷渡者皆来自新疆，偷渡受阻后，他们预谋分工、就地“圣战”。

　　受轻伤的阿布力孜·依布拉依木事后交代：当意识到将被遣返回国后，一名男子说，“大家出来就是为了‘圣战’，反正都是‘圣战’，不如我们在越南就地‘圣战’。”

　　警方调查发现，此类犯罪活动主要是境外“东伊运”恐怖组织幕后操纵，极力传播宗教极端思想，一些宗教极端分子在蛊惑煽动下寻求出境参加恐怖组织和“圣战”，有些群众则被蒙蔽裹胁偷渡出境。

　　“涉案人员大都参与过地下讲经或看过暴恐音视频。这些暴恐音视频基本上都是披着宗教外衣，以伊斯兰教的圣训和神圣的宗教唱诵做包装，内容上和伊斯兰教倡导的‘行善止恶’截然相反，公然叫嚣杀戮和自杀，散布‘圣战殉教进天堂’的谬论。”据公安部刑侦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部分宗教极端分子在偷渡过程中一旦遇阻，就会就地实施暴恐活动，滥杀无辜。如昆明“3·01”暴恐案件，就是偷渡者在云南试图非法出境受阻后，转为在国内实施恐怖袭击。“警方缴获的偷渡者通讯工具中的信息显示，境外组织者会鼓动他们暴力抗法。”

　　这些偷渡者往往为了进天堂而失去理性、不择手段。古丽齐娜尔·阿卜杜热西提虽然怀着8个月的身孕，但依然变卖了所有家产，和丈夫、孩子从新疆和田来到广州。在“4·18”案件中，她丈夫被越南警方击毙。“对于丈夫的死，审讯过程中古丽齐娜尔和她16岁的女儿一滴眼泪都没有流，把照片给她们看，她们也没有明显的感情变化，这不正常！”审讯她的警官阿里木说。

　　形成境外指挥、境内组织、中转接运、边境向导、境外“蛇头”的“一条龙”

　　我国西南边境线绵延数千公里，小道、便道多，给偷渡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董小刚介绍，近两年来，我国西南边境地区偷渡出境案件呈现高发态势。2013年，云南、广西公安机关共查破此类案件100起、涉及人员795人，分别是2012年的4倍、7.4倍；2014年查破此类案件132起、涉及人员866人，也呈现上升趋势。

　　警方查明，近年来我国西南边境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又严密的组织人员偷渡路线，形成了境外指挥—境内组织—中转接运—边境向导—境外“蛇头”的“一条龙”利益链，各个环节分工明确，组织严密，逃避打击能力强，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

　　日前，警方打掉以广西“蛇头”韦海为首的特大组织偷渡团伙。据统计，从2014年1月至4月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韦海团伙就组织300余人偷渡出境。韦海告诉记者，每次偷渡时，在境外的艾力·艾买提（外号“阿乐”）会给他发指令，让他去接人，然后韦海指示自己的“马仔”雇佣黑车过去，接到偷渡人员后趁深夜时伺机在边境线交给越南人“蛇头”，再由越南“蛇头”雇黑车将偷渡人员从边境线上运到河内，然后“阿乐”再组织人运出越南。

　　“近来，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偷渡费用也水涨船高，涨到了8万到10万元，不少偷渡者甚至为此倾家荡产，而组织者、‘蛇头’却获得不菲的收入。”广西防城港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刘华明说。

　　发生在西南边境地区的此类偷渡案背后基本都有境外势力的“黑手”。阿里木介绍，日前有3人试图翻越大山从中越边境的广西某县边境偷渡到越南，途中3人因为迷路不得不返回县城，最终被警方抓获。警方从缴获的通讯工具中发现，境外组织者不断指引偷渡人员非法出境。“事后他们交代，组织者在土耳其。”

　　偷渡分子即使到了目的地，也并非到了“天堂”

　　如今，随着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上述局面得到明显改观。首先，破获了一批组织偷渡团伙案件，震慑了偷渡团伙。专案行动开展前，广西、云南公安边防部门2014年1至4月在边防管辖区查获偷渡人员166人，专案行动开展以来，5至6月查获34人，7月仅云南边防部门查获1人，发案数量明显下降。

　　其次，抓获了一批幕后组织者和边境“蛇头”。新疆、广西等地警方联手打掉了以广西边境“蛇头”韦海为首的特大组织偷渡团伙，头目韦海在柬埔寨被抓获归案，境内的15名组织策划者全部落网，摧毁了这个组织300多人偷渡出境，横跨新疆、广东、广西、越南的特大组织偷渡团伙。

　　再次，摧毁了跨国组织偷渡网络，对境内外幕后组织者和“蛇头”进行红色通缉。目前，专案组已经查明了一批藏匿在境外的幕后组织者和东南亚国家“蛇头”的身份，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重点犯罪嫌疑人进行红色通缉。下一步将加强与东南亚国家警方的国际警务合作，坚决将偷渡犯罪团伙头目和骨干抓捕归案。

　　据东南亚问题专家、广西社科院研究员孙小迎说，这些偷渡分子偷渡到目的地要经过多个国家，成功者寥寥，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被查处，最终将按照国际法则被遣返，有些人因为扔掉了身份证件，最终成为国际流民。“即使到了目的地，也并非到了天堂，极端组织对人员极端挑剔，成年男子往往成为战场上的‘炮灰’，年轻女子的人权更是得不到保障，甚至成为极端组织中男人发泄的工具，老弱病残者根本进入不了组织，而被无情地抛弃。”

10名土耳其人组织中国涉恐人员偷渡出境被捕

2015-01-14 01:17:00

来源：环球时报
http://news.sohu.com/20150114/n407772097.shtml


环球时报 刘畅《环球时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2014年11月，上海市公安局会同有关部门侦破一起土耳其人组织我国涉恐人员使用变造土耳其护照偷渡出境案，抓获阿巴拜克热(涉恐网上追逃人员)等9名准备持用变造土耳其护照偷渡出境的新疆维吾尔族犯罪嫌疑人，以及另2名协助组织偷渡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赛拉哈丁等10名提供变造土耳其护照并组织人员偷渡出境的土耳其籍犯罪嫌疑人。

公安机关查明，在土耳其的达吾提(原籍新疆喀什，现在境外)与土耳其人拉马赞(现在境外)等人，以收取每人6万元人民币费用为条件，组织上述人员使用变造的土耳其护照偷渡出境。达吾提、拉马赞等人以1本土耳其护照付给2000美元报酬为条件，利用伪假来华签证邀请函，组织、安排赛拉哈丁等9名土耳其人向我驻土耳其使馆骗取签证后入境我国，与我境内的阿巴拜克热、伊敏托合提、亚森等9名准备偷渡的人员接头，并收取“定金”。随后，拉马赞安排土耳其人卡鲁克将该9 名土耳其人护照携带出境伪造、变造后，企图组织阿巴拜克热等9名人员从上海浦东机场非法出境。

公安机关从查获的偷渡人员持用的通讯工具中发现有涉恐音视频资料，部分偷渡人员交代偷渡出境后将前往叙利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地，其中1人曾多次在新疆传播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音视频。

目前，赛拉哈丁等10名土耳其籍犯罪嫌疑人被上海检察机关以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依法批准逮捕。阿巴拜克热等已被公安机关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依法刑事拘留，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审查中。

据了解，这是一起土耳其人与我国新疆维吾尔族涉恐人员内外勾结，有策划、有预谋组织涉恐人员偷渡出境的重大案件，其组织之严密、手法之隐秘、涉案土耳其人员数量之多，引起有关部门高度关注。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近年来，我国一些新疆维吾尔族人员通过多种方式非法偷渡出境，部分人员经由土耳其前往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参加所谓的“圣战”, 有的返回中国境内策划、实施暴恐活动。

有关部门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对这类犯罪的侦破打击力度，绝不让任何内外勾结、危害我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得逞。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4名新疆维族等人员

2015-02-12
来源：云南网 http://honghe.yunnan.cn/html/2015-02/12/content_3599840.htm

2月11日，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阿布都热依木·阿布都许库尔等人涉嫌参加恐怖组织罪，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一案。本案共6名被告人，其中阿布都热依木·阿布都许库尔、艾合麦提·努热科、阿布力米提·阿吾提、西尔艾力·阿里木4名被告人为新疆人、维吾尔族，柳发所、宋本贵2名被告人为云南人、汉族。

红河州人民检察院指控，2013年12月以来，被告人阿布都热依木·阿布都许库尔单独或伙同被告人艾合麦提·努热科、阿布力米提·阿吾提、西尔艾力·阿里木在云南省多次组织多名准备偷越国边境的新疆维吾尔族人员，先后雇佣被告人宋本贵、柳发所及钱海福（另案处理）驾车将上述人员运送至边境地区后偷越出境。在此过程中，被告人阿布都热依木·阿布都许库尔将部分出境人员的钱物收取后，将其中部分资金打往被告人西尔艾力·阿里木的银行账户，由被告人西尔艾力·阿里木转移出去。2013年12月初的一天，被告人阿布都热依木·阿布都许库尔以1100元的报酬雇佣被告人宋本贵驾车，将5名新疆维族人员运送至某边境城市，交由他人带出境外。2013年12月的一天，被告人阿布都热依木·阿布都许库尔通过电话联系，以3400元的报酬雇佣被告人宋本贵驾车，将9名新疆维族人员运送至某边境县，交由他人带出境外。2014年1月初的一天，被告人阿布都热依木·阿布都许库尔通过被告人宋本贵联系被告人柳发所，以3800元的报酬雇佣柳发所驾车，将13名“伊吉拉特”人员运送至某边境县，交由他人带出境外，被运送人员在偷越国境时被边防民警抓获。此外，被告人阿布都热依木·阿布都许库尔还多次单独或者伙同其他被告人，采用相同的方法运送“伊吉拉特”人员到边境地区后交由他人带出境外，并将偷越国边境人员提供的资金存入被告人西尔艾力·阿里木的银行账户。自2013年12月至2014年2月10日，被告人西尔艾力·阿里木共为上述偷越国边境人员中的部分人及其他人员收转资金300余万元。

检察机关认为，阿布都热依木·阿布都许库尔、艾合麦提·努热科、阿布力米提·阿吾提、西尔艾力·阿里木4名被告人相互伙同，多次组织多人偷越国边境，其中，被告人阿布都热依木·阿布都许库尔在组织过程中，明知被组织者为“伊吉拉特”人员后，仍继续积极组织安排出境；被告人宋本贵、柳发所多次运送多人偷越国边境，6名被告人的行为已分别触犯了《刑法》相关条文规定，应当以参加恐怖组织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追究被告人阿布都热依木·阿布都许库尔的刑事责任并数罪并罚；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追究被告人艾合麦提·努热科、阿布力米提·阿吾提、西尔艾力·阿里木的刑事责任；以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追究被告人柳发所、宋本贵的刑事责任。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聘请了维吾尔族语翻译人员进行庭审翻译，并依法为未能聘请辩护人的被告人艾合麦提·努热科、阿布力米提·阿吾提二人指定了辩护律师，在庭审中充分保障了各被告人和辩护人的诉讼权利。

法院将对本案择期宣判。

红河日报 通讯员 岳万青 钟旭

新时期“东突”恐怖活动新动向及对策研究

作者：古丽燕  
来源：《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1期
发布时间：2014-03-24

摘要：面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意识形态化，网络恐怖渗透的加剧和“伊吉拉特”的现实威胁日益加大的“东突”恐怖活动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树立全新的安全观，科学认识新疆反恐怖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艰巨性，建立健全反恐怖工作协调机制，加强情报信息工作，提高预知预防能力，加大出入境人员的管理力度，强化对可疑人员的甄别、核查力度，健全、完善网络、通讯监管法律体系，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充分认识“伊吉拉特”活动的严重危害，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清醒认识中国面临的反恐困境。

　

　　自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在中央、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及对口援疆省市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新疆经济社会稳步发展，各族群众的民生状况得到较大改善，群众社会安全感增强，各族人民的幸福感指数不断提高，各族群众之间因“7·5”事件造成的隔阂得到有效修复，社会稳定形势进一步好转。特别是2011年，新疆社会经济各项事业正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并首次实现了“稳定、民生、发展”共同进步的重大突破。

　　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不会放弃对我的“西化”“分化”战略，加之2010年以来世界各国不断爆发的骚乱、暴乱、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国际恐怖主义趁机发展并扩大其势力范围，恐怖活动频繁发生，特别是与“东伊运”有着密切关系的“乌伊运”的重返中亚、“基地”组织的卷土重来以及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利班”的元气恢复，无不影响并刺激着境内外的“东突”势力。虽然新疆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和防范措施，但近年来，暴力恐怖案件在新疆仍时有发生，并呈现出与国际恐怖主义接轨的活动特点与发展趋势。

　　一、近年来“东突”恐怖势力活动特点

　　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继续加紧内外联动，企图策划、实施新的暴力恐怖活动。新疆的恐怖活动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突出表现在：

　　(一)恐怖犯罪案件呈急剧上升态势

　　从近年新疆恐怖犯罪的发案数看，“东突”恐怖势力在境内的活动十分活跃。如伊犁、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区，特别是在首届亚欧博览会前夕，一些从南疆迁徙到北疆、内地的恐怖团伙成员加紧回到原籍策划实施恐怖活动，恐怖犯罪案件呈明显上升态势。全疆各地公安机关先后查获了一批恐怖组织或团伙，抓获涉案人员数百名，有力地打击了敌对势力的有生力量。但由于滋生恐怖分子的土壤与温床——非法宗教活动的屡禁不止，加之境外敌对势力和“东突”恐怖势力对“7·5”事件的歪曲宣传，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极力煽动民族仇恨和宗教仇恨，致使新疆境内部分宗教情结深厚的穆斯林群众陷入宗教狂热，并开始积极加入恐怖组织或团伙，期待为了“真主”消灭“异教徒”而进入“天堂”。他们跨地区、跨县市密切联系，相互之间传授、学习制枪制爆技术，积极实施恐怖活动。因“7·5”事件而引发的报复性恐怖案件明显上升，2010年至今，新疆已经发生多起社会影响较大的恐怖事件。如2011年影响较大的和田“7·18”事件和喀什的“7·30”“7·31”事件以及2012年“2·28”叶城暴力恐怖袭击事件。

　　(二)恐怖犯罪手段多样、残忍，并极力效仿国际恐怖主义

　　从“7·5”事件以来新疆发生的恐怖犯罪案件看，恐怖分子的作案手法日益与国际恐怖组织的作案手段接轨。恐怖分子作案手法多样，犯罪手段残忍，有的恐怖分子随身携带利斧、刀具随时准备实施犯罪，有的则动员亲属实施人体炸弹袭击，有的效仿“基地”组织的“斩首”“割喉”等极端残忍的暴力手段，且呈现多人联手作案、连环作案的趋势，扩大作案范围的意图明显。如在2010年阿克苏“8·19”爆炸案件中，暴力犯罪分子驾驶三轮摩托车冲向阿克苏市依干其乡联防队员巡逻队所处位置抛出爆炸装置引发爆炸，致7人死亡，14人受伤，造成现场数辆警用摩托车及民用两轮电动摩托车被炸毁。在2011年和田“7·18”事件中，恐怖分子为了扩大影响，争取更多穆斯林的支持，在袭击处于闹市区的派出所后，在派出所的屋顶迅速悬挂反动宗教旗帜，并高呼反动口号，企图煽动闹事区内的群众加入到他们的行动中。

　　(三)恐怖活动趋向采用“基地”组织的游击化运作方式

　　近三年来为应对我强力部门的严厉打击，“东突”势力开始改变行动策略，转而效仿“基地”的游击式运作方式进行小股分散的恐怖活动。虽然从已经发生的恐怖犯罪案件看，“东突”实施恐怖犯罪的自发性、随机性增强，且规模较小，作案方式明显呈现分散化，但除个别案件属于无组织的个体行动外，大部分恐怖犯罪案件事前仍经过精心的预谋、组织和策划。2011年7月下旬，和田、喀什连续发生的三起恐怖犯罪案件，事前恐怖分子均经过了长时间的精心策划与准备。恐怖活动趋向“游击化”的运作方式，增加了我们的预警和防备难度。

　　(四)恐怖分子选择的作案时间与地点更具有策略性

　　如和田“7·18”事件，恐怖分子不仅避开了警方戒备的高度敏感期，选择在和田地委新旧领导班子换届的敏感节点，反恐工作相对处于薄弱之际，将作案地点定位于闹事区的基层派出所。选择敏感节点、重大事件或节日进行恐怖活动是恐怖势力的一贯做法。但这次选择在当地最高领导新旧交替之际尚属首次，值得我们深思。

　　(五)恐怖分子本土化

　　从近三年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人员来看，多为不在强力部门视线范围内的80后、90后等新生代本地人员，文化程度低，且犯罪主体之间多有亲戚关系，呈现家族式作案倾向，除个别案件有“东伊运”背景外大多无境外操纵背景。

　　(六)组织化程度明显降低

　　从近两年发生的恐怖案件来看，实施恐怖活动的犯罪主体已经从以往组织化程度高转向组织松散的恐怖团伙。这些恐怖团伙虽无具体的活动计划，但行动快、发展快，即时性、突发性和随意性增强，增加了强力部门的防范难度，现实危害突出。

　　二、“东突”恐怖势力发展趋势分析

　　(一)深受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中亚恐怖主义的影响

　　2011年以来，国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革，北非、中东、西亚乃至欧美发达国家，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骚乱及重大恐怖事件连续不断。特别是“基地”组织精神领袖本·拉登被美军击毙后，塔利班频繁发起对巴基斯坦、阿富汗及驻阿美军的报复性恐怖袭击，也门动荡的局势促使其国内的恐怖势力迅速壮大。同时，随着美军对塔利班的军事打击及其撤军行动，促使南亚、阿富汗的恐怖分子及流窜在此的中亚恐怖分子、“东突”恐怖分子不断渗入、回流至中亚和新疆。特别是对新疆影响较大的“基地”的同盟组织——老巢位于阿巴部落区的“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以下简称“乌伊运”)、“伊斯兰圣战联盟”等恐怖组织近来不断向北回流，重返中亚，致使中亚地区的恐怖势力与宗教极端势力活动异常活跃，使本就动荡的中亚局势趋于复杂化。2011年底，哈萨克斯坦连续发生的爆炸及其西南部的石油重镇扎纳奥津地区发生的大规模骚乱，吉尔吉斯境内恐怖事件亦频发，这表明中东、北非动荡的局势已经对中亚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毒品是该地区恐怖组织的主要经济来源，在进行恐怖活动的同时，恐怖组织还与有组织犯罪集团加紧勾结进行毒品犯罪活动，以建立自己的犯罪企业，加剧了中亚地区本就动荡的局势。

　　作为与中亚地区毗邻的中国新疆，跨界民族及宗教因素使新疆与中亚有着天然的联系，而中亚又是“东突”恐怖势力盘踞的主要地区。近年来，境外“东突”势力继续积极谋求在境内发展组织人员。如盘踞中亚的境外反动分裂组织“维吾尔人民党”的头目卡哈尔曼宣称要在吉尔吉斯前外逃边民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发展上万名党徒。境外恐怖组织“东伊运”的头目艾山·买合苏木在国外被击毙后，该组织虽然沉寂了一段时间，但近期又活跃起来，并成为“乌伊运”的主要成员。它不仅企图策划在新疆境内实施恐怖活动，而且参与“乌伊运”恐怖组织在中亚实施的恐怖活动。目前“东伊运”不仅继续有计划地、有组织地从新疆向境外输送人员，且其招募人员的主要方式转变为家庭式发展，女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原来隐藏在中亚国家的一些地下“疆独”组织开始浮出水面并进行活动，如在吉、乌两国曾分别发生“疆独”组织非法集会举行声援“七五”的示威活动。“乌伊运”“伊斯兰圣战联盟”等中亚地区恐怖组织与宗教极端势力活动的日渐频繁，对境内外的“东突”势力产生了刺激与仿效效应：2011年7月中下旬，恐怖团伙在和田、喀什先后实施的三起暴力恐怖活动，特别是喀什在24小时内接连发生两起，已充分表明新疆“东突”恐怖势力正极力效仿国际恐怖主义。

　　尤其需要我们重视的是，在南亚的巴基斯坦，除“基地”组织及“塔利班”频繁活动外，近日该国境内又出现了“恐怖训练速成班”，此速成班可以在短期内让学员掌握发动袭击的技术和知识。①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目前新疆发生的暴力恐怖案件有90％以上均由“伊吉拉特”团伙实施，新疆发生的很多恐怖案件，实施犯罪的成员均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恐怖训练营受过训练。如中国政府宣布的第三批恐怖分子。从近两年的情况看，由于受宗教极端思想的毒害，近期新疆不断发生有组织地策划企图经由内地边境省市或者新疆边境地区偷渡至巴基斯坦、阿富汗参加“圣战”的案件，且已有部分人员成功出逃。因此，出逃人员参加“恐怖训练速成班”之后回国实施活动的可能性极大。

　　(二)宗教极端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将为“东突”恐怖势力培养与发展恐怖分子提供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目前，“东突”恐怖势力在进行恐怖活动的同时，不断加强“东突厥斯坦独立论”思想体系的建设与舆论宣传，最为明显的就是宗教极端思想的宣传已经日益本土化，隐蔽性增强。自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全区非法宗教活动呈明显上升趋势，参与非法宗教活动的女性、儿童日益增多，出现跨地区教学经同“迁徙”活动相结合，通过“台比力克”及家族式渠道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已普遍化。境内“东突”恐怖势力千方百计地将各种问题、矛盾与现象转化为所谓的“民族、宗教问题”，无限放大、歪曲。新疆的名称、新疆的历史以及新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任何诸如经济发展、社会矛盾以及文化教育等问题均可被他们转化为政治问题和所谓的“民族、宗教问题”，并借此煽动暴乱、制造民族矛盾和民族隔阂。由于他们打着宗教的外衣，对伊斯兰经典进行断章取义后向群众宣传，普通信教群众基于对宗教的崇拜和忌惮以及有限的宗教知识，根本不敢有歧义。而网络的便捷、快速及高科技电子产品的增多，使得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方式更为灵活、隐蔽。他们还积极借助手机视讯、家族聚会、公共聚会、集市等加强口头宣传，大大增加了社会管理难度，并成为防范恐怖犯罪难点。

　　由于非法宗教活动、地下讲经点宣讲内容极端化趋势日益明显，宗教极端思想传播的“家族式”态势，致使我区目前已经出现宗教极端思想的意识形态化趋向：宗教极端思想已经渗入相当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群众的头脑，导致其社会生活的日益极端化，如穿戴宗教服饰、留大胡子、斋月期间餐馆停业等现象急增。目前，这种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已经开始由南疆向北疆、由重点地区向非重点地区转移。需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由于民族认同感、宗教认同感使得披着宗教外衣的极端思想的传播在新疆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以跨国宗教极端组织“伊扎布特”为代表的宗教极端势力对我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已使宗教极端思想趋向意识形态化，如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将对新疆的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严重威胁。

　　(三)被打击处理过的“三种分子”②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

　　2010年以来，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南疆地区的重点监控人员为了逃避当地的监控、打击，出现举家搬迁到北疆(如伊犁地区)或内地，喀什亦发现多批人员向阿克苏、和田等地结网纠集。一些被我打击处理过的“三种分子”相互之间联姻攀亲，企图通过姻亲关系织成一张外界难以进入的网，一些刑释解教的危安人员被当地或外地一些人视为“英雄”入户去家中看望并给予物质上的支援。虽然目前这部分人无所行动，但他们对周围人员的影响将对我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四)网络恐怖渗透加剧

　　目前，网上反动言论、反动文章、反动视频不断增多，屏蔽一个很快又出现一个，严重侵蚀着许多青少年的心灵。如2010年8月9日，东伊运在境外20多家网站发布恐怖视频，煽动境内维吾尔人对“异教徒”进行“圣战”，而“美维会”网站则号召维吾尔人要培养子女的“民族精神”。境外敌对势力还企图利用斋月敏感时段，煽动境内“东突”恐怖势力制造事端。境外媒体及非政府组织亦借中国的一些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煽风点火，对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人权状况等横加指责。如5月底新疆库尔勒发生的一起非法教经点致非法学经儿童死亡事件，境外网站不顾事实真相歪曲报道，而“世维会”等境外敌对组织则借此将该事大肆渲染，和新疆“流浪儿童”问题挂钩，并攻击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③对于“东突”恐怖势力实施的恐怖犯罪案件，境外敌对势力一向着重强调“维吾尔人反抗政治压迫所爆发的行动”，并肆意歪曲扩大事实、着重笔墨加以渲染，而对于恐怖犯罪给中国及无辜群众造成的严重危害，或者宗教极端势力侵害儿童身心健康的事实却轻描淡写，甚至不提。

　　(五)“伊吉拉特”④的现实威胁日益加大

　　目前“伊吉拉特”在新疆的团伙规模迅速扩大，并呈现出较快的扩展性、较深的隐蔽性、较大的流动性、较多的自发性、强烈的趋外性、鲜明的暴力恐怖性以及团伙成员思想的顽固性和团伙组织的松散性等特点。自2009年以来，自治区破获的涉暴涉恐案件90％以上都是“伊吉拉特”组织实施，该团伙成员表现出极端思想的顽固性、鲜明的暴力恐怖性及自杀式恐怖袭击方式，使得“伊吉拉特”的现实威胁加大。如2008年库车“8·10”连环爆炸案、2011年和田、喀什的“7·18”“7·30”“7·31”暴力恐怖案件、“12·28”皮山劫持人质案、2012年“2·28”叶城恐怖袭击案等，均显示出恐怖分子行为的残暴性、思想的极端性及亡命性。同时，“伊吉拉特”已经成为境外暴力恐怖组织“东伊运”发展组织、聚合人员、扩大力量的主要方式。目前，“东伊运”与“伊吉拉特”之间已经形成“人员流”和“物质流”，“伊吉拉特”成员和具有“伊吉拉特”思想的人已经成为境外“东伊运”补充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对策思考

　　鉴于新形势下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特点，我们必须树立新的安全观，正视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建立健全打击、防范恐怖犯，罪的法律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

　　(一)科学认识新疆反恐怖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艰巨性
　　冷战后，恐怖主义、民族、宗教等非传统领域安全威胁因素日益加大，并与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因素交织。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中共十六大明确将打击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议题提上日程，提倡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国际安全观，其宗旨是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

　　目前，境外“东突”势力正在积极谋求进一步推进“新疆问题”的国际化，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与资助下，以“世维会”为代表的新型恐怖组织的活动日益频繁、公开。2011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实施对我“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开始重返东南亚的策略，力图对中国形成军事合围。其中美国以及西方一些反华势力正明里或暗里支持“东突”势力，就是将其作为手中的一张王牌，对我进行牵制。对于新疆境内发生的恐怖案件，对于中国政府每次对于恐怖犯罪的打击，西方媒体总是带着有色眼镜进行歪曲或别有用意的报道，境外“三股势力”更是借此策应西方媒体，这使得我们在打击恐怖犯罪活动中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并成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依法严厉打击“东突”恐怖主义活动的同时，要高度警惕“东突”分裂势力以政治斗争为手段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处理好反恐与反分裂的关系，将反分裂放在第一位，不能用反恐斗争代替反分裂斗争，要致力于铲除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在反对“东突”势力犯罪活动中，应把反恐怖、反极端纳入反分裂斗争的整体规划中，既要揭露其恐怖主义属性，更要强调其分裂主义本质。同时，要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及与境外跨国民族的关系。由于新疆境内有众多的跨国民族(如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孜、俄罗斯等)，跨国民族与同族保持着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和文化认同，这很容易被“东突”恐怖势力利用，使同宗、同族的民族感情、同族观念、宗教信仰超越其爱国感情、国家观念。因此，要警惕境外“东突”势力利用跨国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的一致性进行的民族分裂活动。我国政府除了要协调国内族际关系外，还要妥善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以及不同属性文明间的关系，建立一种国际综合安全体系。

　　(二)建立健全反恐怖工作协调机制

　　目前我国在预防和控制恐怖犯罪方面，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极为不畅，这是我国反恐怖策略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恐怖活动的根本措施之一，就是必须在组织管理上探讨建立有效的反恐怖协调机制和应急机制。反恐怖作战具有非正规作战的特点，单靠普通警察的力量是难以承担特殊的反恐怖任务的，乌鲁木齐“7·5”事件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随着信息技术全球化的发展及2011年以来席卷北非、中东和南亚等地的骚乱、内战，特别是利比亚内战，致使大量的杀伤性武器脱离政府掌控，恐怖分子有可能借此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计算机病毒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恐怖活动成为转眼即发的意外事件。针对恐怖活动影响面大，危害严重及其暴力性的特点，必须采用有组织的综合手段，动员和协调包括军队、警察、情报、海关、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的力量，建立一个权威的日常领导机构，在机制上加强协调，明确各职能部门在反恐怖工作中应担负的职责、任务以及相互配合协作等具体运作机制，以便对发生的恐怖活动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能够及时有效妥善处理。

　　(三)加强情报信息工作，提高预知预防的能力

　　2010年以来新疆发生的恐怖案件，对目前中国政府采取的以防备为主的反恐策略带来新的考验，警示政府必须更加重视情报搜集、可疑分子监控等主动预防措施。要尽可能地采取各项措施，发展秘密力量，尽可能地多搜集和掌握“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动向及相关情报信息，做到敌动我知，先发制敌，尽最大可能将恐怖活动制止在预谋阶段，将暴力恐怖活动消灭在萌芽时期。

　　(四)加大对出入境人员的管理力度，强化对可疑人员的甄别、核查力度

　　新疆边境线长，山口多，虽然有边民及边防武警日夜巡逻，但边境管理工作难度、强度依然较大。所毗邻的几个周边国家又都是“东突”恐怖势力、国际恐怖组织活动猖獗的地区，且在中亚国家的许多“东突”组织与境内的“东突”恐怖势力联系紧密。近几年，已发现多起偷越边境或通过求学、访问等进入他国参加境外反动组织的事件。如2011年12月28日皮山县破获的一起恐怖团伙劫持人质、偷越国边境未遂案。鉴于此，自治区应一方面继续加大对护边、守边工作的投入力度，并逐步将其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另一方面，公安边防、武警要加强对边境地区出入境的管理力度，强化、完善对可疑人员的甄别、核查力度。

　　(五)健全、完善网络和通讯监管法律体系，加强对营运商及互联网的管理力度

　　目前全球共有13台域名根服务器，其中1个为主根服务器放置在美国，美国领导和掌控着世界互联网。⑤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互联网网民最多的国家，而互联网也已成为境外敌对势力和“东突”恐怖势力对我进行反动宣传的重要方式和手段。2011年美国虽宣布10月停播美国之音华语广播，但即将推出中文及俄文的“Twitter”账户，近期美国国务院又计划斥资7000万美元，设立“影子”互联网和手机通讯网络，帮助他国反政府组织或人员与外界通讯，避开本国政府监控或封锁网络，⑥这意味中国目前面临的网络风险在日益增大。鉴于此，政府应加强网络防御技术的研究，在国内建新Internet根服务器，加强网络监管法律体系的健全完善，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上建设下一代互联网，目前至少要保证国内的站点由国内的域名服务器来解析。

　　(六)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完善法律法规

　　从法律角度科学界定非法宗教活动，帮助各族群众厘清非法宗教活动与正常宗教活动。相关部门应高度警惕巴基斯坦伊斯兰复兴运动“塔布利团”(即“泰比力克”)在我国的宣教活动，采取有效措施遏止宗教极端思想日趋意识形态化的势头，如以群众关心的话题和问题为切入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宣传内容融入各项群众活动中，在潜移默化中持续不断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形成宣传教育工作机制的常态化，摆脱目前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假、大、空现象。

　　(七)充分认识“伊吉拉特”活动的严重危害

　　新疆各级政法部门要继续保持对“伊吉拉特”的严打高压态势，尽可能地压缩其生存空间。统战部、民宗委、宣传部等相关部门应积极组织少数民族专家学者举行宣讲活动，加强对信教群众的教育引导，帮助群众认清“伊吉拉特”的反动本质与危害。同时，还应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文体活动，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为群众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

　　(八)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

　　组织专门力量梳理研究流传于社会的各种反动书刊(如《路标》、《伊吉拉特的感想》等，找出应用性强、操作性强的批驳性观点用于日常宣传工作中。同时，加大对非法宗教宣传品的查堵、查扣力度，合力封堵源头，全面封堵“东突”恐怖势力对我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九)清醒认识中国面临的反恐困境

　　出于扼制中国的政治、军事策略的需要，西方对于事关他们利益的事情，就认定为恐怖袭击，对于可“别有利用”的事情，就转移事件本质。西方国家反恐“双重标准”及借所谓“新疆问题”大肆传播“世维会”等境外“疆独”组织的谬论，将骚乱根源归结为“中国打着反恐旗号镇压维吾尔族人”，而罔顾事件死伤者及他们家人的痛苦是他们的一贯作法，是对中国人权最直接的践踏。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反恐所面临的困境是西方国家牵制中国的策略，对于国外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对所谓“新疆人权、民主、宗教”等问题的歪曲报道，我们根本不应过度在意、解读，而应坚持中国的法律，正确理解认识“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反恐斗争中坚决摒弃将民族宗教与刑事打击联系在一起的错误思想，坚持“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把一切问题与民族宗教挂钩。”⑦

　　注释：

　　①巴国出现恐怖训练速成班西方深感担忧[EB/OL].(2012－05－14)[2012－05－20]. 联合早报．

　　②“三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

　　③王树勤．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网上恶意传播虚假信息行为[EB/OL].(2012－06－04)[2012－06－04]. 天山网讯．

　　④“伊吉拉特”，即迁徙的意思。

　　⑤互联网遭2002年以来最严重黑客袭击[EB/OL].(2012－07－15)[2012－06－01]. http：//tech.qq.com/zt/2007/gaoguan60/.

　　⑥美伊“斗法”网络空间美咄咄逼人伊朗见招拆招[N].中国青年报．2012－03－16.

　　⑦2010年8月26日下午，自治区党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上张春贤书记的讲话[EB/OL].(2012－07－15)[2012－08－27]. http：//www.tianshannet.com.cn/news/content/2010－08/27/content_5189126.htm.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全球化

作者：涂龙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译审
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四期

文章编号：1673－5161（2007）04－0043－10中图分类号：D371文献标识码：A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02JAZJDGJW011）的前期成果。


摘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的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也都热衷于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创始人哈桑·班纳一生致力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的国际化，在他及其继任者的不懈努力下，穆兄会已经发展成为遍及数十个国家的庞大的国际组织。再如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政权致力于输出伊斯兰革命。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的发源地，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全球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全球化的一个生动缩影，这一过程催生了类似于基地组织这样的全球性伊斯兰恐怖组织。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并不仅仅出于安全、财政等方面因素考虑的一般意义上的移民，而是被看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穆斯林为“主道而战”所进行的一次新的“迁徙”，这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关系，也与伊斯兰教的“迁徙”和“圣战”传统有关。从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中就可以理解“迁徙”和“圣战”在普通穆斯林心目中巨大的感召力。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早年在麦加传教，告诫人们放弃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谴责多神信仰给阿拉伯人带来的愚昧和社会道德的堕落，宣讲末日审判和复活的观念，警告多神教徒若不归顺安拉，将在末日审判时遭到惩罚，并堕入地狱；而归顺者将在后世得到奖赏，永驻天园。另外，穆圣还提出了凡穆斯林不分氏族部落，皆为兄弟，应联合起来，消除部落仇杀等一系列社会改革主张，受到了下层民众的拥护。由于穆圣所传的教义触犯了麦加贵族的利益，他们便采取各种手段迫害穆斯林，直至搜捕杀害穆圣。因此，穆圣被迫于公元622年出走麦加，前往麦地那，并在麦地那建立了统一的穆斯林社团“乌玛”，为日后在圣战的旗帜下征服麦加贵族和统一阿拉伯半岛奠定了基础。由于迁徙事件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就把公元622年定为伊斯兰教纪元元年。因此，迁徙是穆斯林民族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是有组织、怀有宗教目的的特殊移民，是伊斯兰教哲学和智慧的象征。迁徙引领伊斯兰教成长，促使穆斯林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性的、不带地方主义色彩的国家。因此，对于穆斯林来说，迁徙是其引以为荣的事件，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是不会满足于一处永久居所的，哪里能履行信仰，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哪里就是他的家园。［1］

　　圣战则是指“为主道而战”，目标是在全世界建立伊斯兰政权，以《古兰经》和圣训规范世人的行为和生活。这一漫长的奋斗过程，《古兰经》称之为“杰哈德”，媒体把之翻译为“圣战”。圣战是穆斯林的宗教义务之一，它有大小之分、和平和暴力之别。“大杰哈德”是指信徒 “用心、用舌、用手”同自己内心的邪恶意念作斗争，净化心灵，虔信真主和使者，并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规劝世人，传播伊斯兰教；“小杰哈德”是指穆斯林用“剑”进行圣战，鼓励穆斯林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为捍卫和弘扬伊斯兰教而战。伊斯兰教第三任正统哈里发艾卜·伯克尔在发表其就职演说时，曾强调了圣战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放弃圣战，因为一个民族丢弃圣战时，它的尊严就会受到伤害，会被别人轻视，在安拉面前也将失去眷顾。［2］56-59

　　因此，迁徙和圣战的关系十分密切，迁徙是圣战的一部分，两者相互依存，都体现了伊斯兰的大一统精神和穆斯林的奉献精神。迁徙并不是由于遇到困难而逃避，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圣战使命而寻找更好的环境，它鼓励穆斯林为完成圣战使命而放弃物质世界的引诱。穆圣率领穆斯林光复麦加后，一些穆斯林认为迁徙不再需要，但穆圣强调：只要圣战存在，迁徙就不会终止。他号召信徒们：为了消灭不信道者，你们不要中止迁徙。
　　
　　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三次迁徙浪潮
　　
　　伊斯兰极端势力之所以离开埃及这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源地，是多方面原因所致：首先，极端分子在埃及境内面临世俗政权的严厉镇压，迫于严峻的安全形势，只能逃离埃及，寻找更安全的地方继续从事“圣战”事业；其次，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海湾石油富国或欧美国家，有的是为自己及家庭挣钱打工，有的则是受其组织派遣去筹集活动经费；再次，一些穆斯林极端分子信奉极端组织鼓吹的“迁徙”和“圣战”理论，出国寻找更适宜履行“圣战”义务的地点，以便积聚力量，为最终重返埃及、解放被世俗政权统治的“查希里亚社会”做准备；最后，埃及伊斯兰阵营、特别是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也促使一部分极端分子远走他乡。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被暗杀后，上下埃及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发生大分裂——上埃及极端组织发展成为伊斯兰组织，下埃及则发展成为圣战组织。这种分裂对于那些希望短期就能在埃及恢复伊斯兰统治的极端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分裂意味着力量被削弱，也意味着伊斯兰政权的建立变得遥遥无期，在失望与愤懑之余，一大批极端分子决定离开埃及，另辟蹊径，继续“圣战”［3］。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穆兄会成员为逃避纳赛尔政权的镇压而纷纷离开埃及之际，埃及的极端组织当时并不赞同这种逃避现实的“迁徙”作法。以策划实施萨达特暗杀事件的圣战组织为例，该组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所有埃及极端组织中向国外迁徙极端分子最多的组织，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反对通过“迁徙”进行圣战。该组织埃米尔阿卜杜勒·萨拉姆·法尔吉在其《缺席的义务》一书中写道：有人称建立伊斯兰国家的途径是迁徙到另一个国家，并在那里首先建立伊斯兰国家，然后再打回国。但是，为了积蓄实力，他们其实应该首先致力于把自己的国家改造成伊斯兰国家，然后再征服其他国家。［4］萨达特暗杀事件以及上埃及暴动的失败，使得圣战组织成员随后多以合法和非法的身份逃往国外。

　　埃及极端分子的第一次迁徙浪潮，首先是在埃及境内实现的。当时，在穆斯林组织（定叛与迁徙组织）的号召下，该组织的数千名追随者放弃了尼罗河三角洲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生活环境，集体迁往某一艰苦地区，尝试建立伊斯兰政权，按照《古兰经》和圣训行事。但是，这种迁徙受到了组织形式、地理环境和安全局势等方面因素的明显制约，很快被证实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迁徙，埃及安全机构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并对其进行围剿和铲除，这使得埃及极端分子产生了向国外迁徙的念头。瓦希德·奥斯曼本是伊斯兰组织的继任埃米尔，也被认为是“国内迁徙”的创始人。他的迁徙观念的转变有一定的代表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奥斯曼谈到国外迁徙的问题时承认：对于穆斯林组织而言，迁徙是必经阶段，该组织成员只有经过迁徙，才能加入圣战行列。他说，穆斯林应该迁徙到由“明君”统治的地域，即使这一“明君”同样是不信伊斯兰教的“卡非尔”也没有关系。奥斯曼说，穆斯林组织认为，所有阿拉伯国家都不能满足“明君”统治的条件，而对于穆斯林圣战者来说，全球每一个角落都是安拉治下的土地，都可供他们迁徙。因此，该组织成员原本有意向欧洲迁徙，如挪威、瑞士等是他们眼中的“公正国家”。但是，穆斯林组织的创始人、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却坚持认为，也门是迁徙者的明智之选。因此，在舒克里·穆斯塔法等人因绑架杀害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事件被处决后，穆斯林组织的一大批成员根据前埃米尔的遗愿，逃往也门。他的继任者、号称“阿布·古什”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在舒克里·穆斯塔法被处决后，收集残部，向也门迁徙，并从也门继续向其他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迁徙。［5］

　　其实，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法塔赫并不是穆斯林组织第一个主张向国外迁徙的领导人。在他之前，该组织领导人之一的萨拉赫·沙维已经主张迁徙了。沙维因反对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杀害被绑架的宗教基金部长哈桑·扎哈比谢赫（认为这样做会使该组织暴露在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遭致灭顶之灾），便在这起事件上与埃米尔发生了尖锐冲突，并最终导致与该组织发生分裂。1981年，萨达特暗杀事件后，沙维也是被埃及安全机构通缉的逃犯之一，但他成功逃往也门，并在当地结识了一名加入了穆兄会的部落酋长。后者对沙维的“定叛与迁徙”理论大为赏识，于是决定弃穆兄会，投入穆斯林组织的怀抱。在这名酋长的鼎力支持下，沙维随后往返于埃及、沙特和巴基斯坦之间，并最终在巴基斯坦一所伊斯兰宗教大学里任教，得以继续从事他的“圣战”事业。［5］

　　穆斯林组织的竞争对手——埃及圣战组织的头目之一、曾加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的圣战头目哈桑·希拉维也走过了一条类似于沙维的“圣战”道路。希拉维原与穆斯林组织埃米尔舒克里·穆斯塔法在迁徙问题上尖锐对立，主张通过圣战手段实现建立伊斯兰政权的理想，竭力反对舒克里·穆斯塔法的“定叛与迁徙”理论，与穆斯林组织争夺会员和支持者。为此，一个自称为“绿营”的伊斯兰组织极端小组，曾试图暗杀希拉维。1977年，希拉维因卷入埃及伊斯兰解放党发动的军事技术学院的未遂政变事件而被判7年监禁，迫使他放弃反对迁徙的一贯思想，逃往沙特躲避牢狱之灾。直到1993年，才被穆巴拉克政府引渡回国服刑。［5］

　　综上所述，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埃及极端分子全球化迁徙的第一波浪潮是由埃及伊斯兰党和穆斯林组织的残余势力掀起的，迁徙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逃避萨达特政权对这两个极端组织的打击迫害。但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迁徙出国的极端分子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当时认同“定叛与迁徙”理论和对现政府失望的其他埃及人，也加入了迁徙国外的行列，不少人到了也门、沙特、伊拉克等国，寻找生计和避难。

　　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行动则源于阿富汗圣战。1979年12月，前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试图用武力控制这个连接欧亚大陆的小国。在前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阿富汗阿明政权不堪一击，一周内便告亡国。阿富汗是个伊斯兰国家，境内98％以上的居民是穆斯林，其中90％是逊尼派穆斯林。前苏联的悍然入侵，激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一片声讨。出于当时美苏争霸战略的考虑，美国认为前苏联对阿富汗的控制将对西方的石油生命线——海湾形成威胁。为此，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准备为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提供武器装备，利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前苏联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仇视与普通穆斯林朴素的宗教认同感，在世界范围内纠集反苏同盟，号召穆斯林为抵抗苏军占领阿富汗而进行圣战，并为其出谋划策，出钱、出枪、出力，以期把阿富汗变成拖住前苏联的“泥潭”，使之深陷其中，尽可能消耗前苏联的实力。［6］

　　当时，埃及萨达特政府正由于与以色列媾和而深陷孤立，遭到国内伊斯兰阵营的强烈反对和国外阿拉伯世界“背信弃义”的同声指责，阿拉伯国家集体与萨达特政权断交。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唆使萨达特政权放手让埃及境内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抵抗前苏联占领的圣战，双方一拍即合。当时，在萨达特政府看来，放手让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将有助于埃及摆脱因埃以媾和而陷入的外交孤立困境，通过宗教纽带和圣战观念重新联络海湾阿拉伯石油大国，恢复埃及地区大国地位；第二，大批极端分子出国，有利于国内治安以稳定国内局势；第三，阿富汗圣战者得到了海湾石油富国、美国等方面的经援，还可以消耗一部分埃及军队库存的武器弹药，将之变成现金。正是出于这样的短视考虑，萨达特政权为极端分子迁徙出国大开方便之门，导致这批阿富汗圣战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又把圣战输回埃及，酿成了埃及历史上恐怖暴力事件最猖獗、最血腥的一段时期。当然，作为阿富汗圣战始作蛹者的美国，最终也遭到了这些圣战者的报复，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

　　为吸引全世界圣战者到阿富汗，美国首先在纽约开设了第一个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由穆斯塔法·沙勒比负责接待来自埃及等国的圣战者，并把他们输送到阿富汗战场。随着阿战事的不断持续，此类接待站在美国最多时曾发展到17家。与此同时，埃及国内萨达特政权也为各类宗教组织公开招募圣战志愿者大开绿灯。1979年，上埃及明亚大学召开师生大会，要求支持阿富汗圣战。1980年，爱资哈尔大学召开大会，要求为志愿者赴阿富汗圣战敞开大门，为青年学生志愿者提供军训条件，并呼吁伊斯兰世界支持阿富汗圣战，断绝与前苏联的外交关系。随后，爱资哈尔宗教机构又多次举行群众集会，要求政府支持阿富汗圣战。这些来自民间的要求与萨达特政府在阿富汗圣战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为此，萨达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卡迈勒·哈桑·阿里同意为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极端分子提供军训基地，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也多次呼吁国民为阿富汗圣战行动捐款，人民议会也公开发表声明，呼吁向阿战场派遣圣战志愿者。有消息说，埃及军方当时曾使用卡纳军用机场，向阿富汗运送埃及圣战志愿者。

　　在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呼吁中，埃及的一些行业工会在招募志愿者方面异常活跃，特别是在埃及穆兄会的喉舌——《呼声》杂志上刊登了设在阿富汗的圣战志愿者接待站的电话和具体地址后，志愿者人数成倍增加。另外，在向阿富汗输送志愿者的行动中，沙特也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沙特担心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其势力范围会扩张到海湾，对沙特政权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与两大圣城的守护者，在涉及泛伊斯兰问题上，沙特凭借其雄厚的石油美元实力，一直以护教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借以利用宗教纽带以扩大其在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为此，沙特当时为阿圣战者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医疗援助。

　　对于埃及境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来说，在萨达特暗杀事件和上埃及暴动失败后，时刻面临着被安全机构追捕的危险。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无疑于天赐良机。另外，一些圣战狂热分子也试图通过阿富汗圣战的历练，为重新“杀回”埃及夺取政权积累战斗经验。因此，地形崎岖、条件恶劣的阿富汗，一时成了圣战者向往的理想天堂。1984年初，圣战组织决定把一些曾因卷入萨达特暗杀事件的极端分子送往阿富汗参加圣战。1985年，伊斯兰组织的第二代领导人在上埃及实施重组后，也开始向阿富汗战场输送圣战志愿者。据悉，第一个抵达阿富汗的埃及圣战志愿者是圣战组织的头目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他与上埃及阿斯尤特大学的一批朝觐者一起，取道沙特前往阿富汗。接着，该组织另外两名头目阿里·阿卜杜勒·法塔赫（化名“阿布·尤斯里”）和暗杀萨达特总统的凶手哈利德·伊斯兰布里的大哥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也从埃及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成功逃脱，前往阿富汗。在伊斯兰组织中，最著名的圣战志愿者为阿卜杜·拉布·拉苏勒·萨耶夫，曾担任过阿富汗圣战流亡政府的总理，是埃及伊斯兰组织在阿富汗圣战初期的重要头目。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加入了由阿富汗前总理、现被美国人称为“本·拉登第二”的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当时，无论是萨耶夫还是希克马蒂亚尔，都对圣战志愿者加入自己的队伍持欢迎态度，以便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势力，为苏军撤出阿富汗之后捞取更多的政治和军事资本做准备。［5］

　　埃及伊斯兰组织的圣战志愿者抵达后，首先在阿北部边境一个叫加吉的地方建立了军事训练基地，起名为“伊斯兰哈里法军营”。但不久以后，由于该营地气候十分寒冷，来自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埃及志愿者很难适应，该营地后南迁至赫尔敦地区，新营地起名为“苏希卜烈士军营”，以纪念1990年5月16日战斗中被打死的埃及圣战先行者阿德里·尤素福（化名“阿布·苏希卜”）。军营里分工明确，里法伊·塔哈、穆斯塔法·哈姆扎和阿德里·尤素福负责军训工作，哈利德·哈纳菲负责医疗工作，塔拉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和乌沙姆·鲁什迪负责军营的宣传工作，并主编《民兵》杂志。而圣战组织的志愿者则逐渐统一到扎瓦赫里的领导之下，并与本·拉登建立了密切联系，从他那里获取军训经费。扎瓦赫里圣战派别也有他们自己的《法塔赫》杂志，后又更名为《圣战者报》。［7］212-213

　　埃及圣战组织和伊斯兰组织的极端分子前往阿富汗，主要通过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恐怖大亨”本·拉登的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设在开罗的分公司网罗圣战者。当时，沙特政府把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城的扩建工程承包给了拉登家族旗下的公司，由于沙特缺乏劳动力，而埃及劳动力过剩，且成本较低，因此，沙特内政部和沙特驻开罗使馆为该公司从埃及引进各类技术人才和一般劳务人员提供了方便。随着一大批埃及熟练工人、工程师和技师等进驻工地，本·拉登也开始在他们中间秘密招募阿富汗圣战志愿者，并在沙特境内为这批新招募的志愿者开设了接待站，为阿富汗战场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类圣战人才；第二，通过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大批志愿者通过这条途径前往设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各个救援机构工作。拉登家族的公司也从伊斯兰世界救援机构在阿富汗的工程中获益，该机构在阿富汗15家救援机构的土建工程就是由拉登家族承包建设的。在这些救援机构中曾有900名阿拉伯人从事各类救援工作，其中来自埃及的志愿者就多达300人。2006年，被扎瓦赫里宣布为圣战组织新埃米尔的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就曾是一名参与圣战救援工作的志愿者；第三，通过伊斯兰世界联盟设在开罗的办事处招募志愿者。该组织成立于1962年，总部设在麦加，在100多个国家开设了办事处或派驻代表，负责协调全世界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事宜。该协会在埃及的办事处利用组织朝觐者的机会秘密招募圣战者，朝觐者抵达沙特后，如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只需到本·拉登在沙特开设的名为“安萨尔之家”的接待站报名即可。接待站有专人为这些圣战者制作新护照，为每人取一个化名，在阿富汗方面的配合下，这些人只需办理沙特的出境手续，便可顺利抵达伊斯兰堡，进入设在白沙瓦的沙特圣战者军营。当然，并非每位朝觐者都有意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一些人在朝觐后返回了埃及，而另外一些人希望借着朝觐的机会到沙特淘金。这些人中，很多人因在沙特找不到工作而选择铤而走险，经不起圣战招募者的蛊惑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投奔阿富汗战场。
　　
　　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全球蔓延
　　
　　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后，不仅没能因此实现南下海湾的战略目标，反而陷入了与阿富汗圣战游击队的持久战、消耗战之中，并开始渐渐步入灾难的深渊。在此形势下，前苏联被迫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从1982年美苏商谈撤军问题开始，到1989年前苏联政府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完成，差不多用了7年的时间。

　　随着前苏联兵败阿富汗和圣战者进驻喀布尔，伊斯兰狂热分子的圣战使命便宣告结束。与此同时，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阿富汗新政权面前，那就是这些圣战志愿者的归宿问题。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训练有素，有极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由于圣战者人数众多，他们如果与当地某一军阀结盟，甚至能改变阿富汗的政治格局和各派间的力量对比。据来自美国国会的资料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中，有3500名阿拉伯圣战者，到八十年代中期，其麾下的阿拉伯圣战者多达1.6万人。如果加上阿富汗游击队其他派别的阿拉伯圣战者，这支圣战队伍是一支绝对不容小觑的力量。不少人认为，由于人员分布广，来历杂，因此阿拉伯圣战者的实际人数可能永远是个谜。但无论如何，埃及圣战者在他们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埃及境内兴风作浪的极端组织头目，大多是从阿富汗圣战战场回国的，或是曾在各个中转站负责接待这批圣战者的极端分子。埃及新闻媒体曾报道说，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埃及人有600人，其中150人在前苏联撤军后回到埃及境内，这其中又有70人被埃及安全机构抓捕。但更多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字只是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极端分子实际人数的冰山一角。另据埃及内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参加阿富汗圣战的埃及人有1000人左右，在圣战结束后分散到12个国家，其中包括8个欧洲国家。这一数据并未计算那些已经在1992年后通过各种途径返回埃及境内的圣战者。事实上，留在阿富汗的埃及圣战者是少数，多为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这些人早已是有家不能回，等待他们的只有死刑或牢狱之灾。［5］

　　当初，当埃及圣战者满腔热血奔赴阿富汗战场时，大多数人心中只有圣战一个念头，还来不及考虑圣战之后自己的归宿问题。前苏联撤军后，随着圣战使命的终结，对于阿富汗人来说，该是“卸磨杀驴”的时候了，阿富汗新领导人对阿拉伯圣战者明显表露出了冷淡。有分析人士认为，促使阿拉伯圣战者最终放弃阿富汗而散布到世界各地，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阿拉伯圣战者都为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阿富汗人担心有朝一日养虎为患，殃及自身。前苏联撤军后的第一任阿富汗总统穆贾迪迪就曾对阿拉伯圣战者滞留阿富汗公开表示忧虑；第二，苏联撤军后，由于各武装派别政见不合，分肥不均，阿富汗随即爆发内战，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富汗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避免招致杀身之祸，阿拉伯圣战者在阿内战中尽可能恪守中立，苦苦支撑，伺机寻找合适渠道离开阿富汗；第三，为了讨好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阿富汗新政权开始引渡一些被各国安全机构追捕的极端分子，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与扎瓦赫里一起创建埃及圣战组织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希姆·沙尔加维，就是在那时由阿富汗新政权引渡给埃及穆巴拉克政府的。这使得那些负案在逃的极端分子更是急于另投他处，以免被蒙在鼓里，有朝一日做了阿富汗新政权的“顺水人情”。

　　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的一些关键人物在前苏联撤军后的大体去向为：伊斯兰组织精神领袖奥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捷足先登，早在1990年5月便申请到了美国签证，定居纽约后因涉嫌卷入1993年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而被美国司法机构判处终身监禁；伊斯兰组织头目之一的穆斯塔法·哈姆扎移居苏丹，后从苏丹前往索马里；塔勒阿特·福阿德·卡西姆及另外7名同伙在1993年申请到丹麦政治避难，塔勒阿特·亚辛潜回埃及境内，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起初在贾拉拉巴德居住了1年后前往伊朗定居，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此人不知去向，但据估计仍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国家一带活动；圣战组织头目之一的扎瓦赫里在1993年底申请到瑞士的政治避难，亚西尔·陶菲克·西里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他与该组织的另外一伙圣战者（最著名的有阿迪勒·阿卜杜勒·马吉德和撒尔瓦特·萨拉赫·谢哈特等人），在伦敦创建了一个名为“伊斯兰新闻观察所”的机构；当时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的著名埃及极端分子还有阿布·哈姆扎·马斯里，他的真实姓名是穆斯塔法·卡迈勒，曾参加阿富汗圣战，并于1994年返回伦敦，担任伦敦伊斯兰安萨尔协会会长和伦敦奉西里·巴尔克清真寺的伊玛目。另外，被指控策划制造1995年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未遂事件和1997年底卢克索袭击外国游客惨案的乌萨马·阿尤布，申请到了德国的政治避难签证，另一伊斯兰组织领导人乌萨马·鲁什迪则申请到了荷兰的政治避难签证，后移居土耳其。［5］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当时同意接纳一批阿富汗圣战者，为他们提供活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这批人往往是自己国家政权的反叛者，也是西方国家利用人权、民主等旗号向这些国家施压的工具。另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危害性的认识还不够，这也是造成这些圣战者能够从西方国家轻易获得政治避难资格的原因之一。除西方国家外，伊朗和苏丹也是接纳阿富汗圣战者的主要伊斯兰国家，基地组织的第一、二号人物本·拉登和扎瓦赫里，都曾在阿富汗战争后居留苏丹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个国家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掌权，都热衷于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愿意借助阿富汗圣战者来弘扬伊斯兰革命精神，争夺伊斯兰世界事务的主导权。而对于埃及圣战者来说，在阿富汗战争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苏丹和1994年爆发内战的也门这两个阿拉伯兄弟国家，那里没有语言障碍和宗教文化差异，从地缘上来说又距离自己的国家比较近，能找到相对安全的藏身之所。

　　需要指出的是，在阿富汗圣战后，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地以继续圣战使命，只是一部分来自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圣战者的追求，而另一部分圣战者则选择了投奔新的圣战战场。兵败阿富汗后不久，积重难返的前苏联便开始解体，原有的冷战格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被打破，世界出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在新旧体制更替的过程中，新的民族、宗教狂热取代了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争夺，成为新的地区动荡和武装冲突的根源之一，中亚五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和内乱、波黑内战、车臣战争、索马里内战、海湾危机等等，都为圣战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在这期间，最为引人瞩目的圣战者迁徙地有三个，即塔吉克斯坦、波黑和车臣，并与当地的社会动荡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塔吉克斯坦内战。1991年9月9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后，国内各种政治、宗教、地方利益集团斗争日趋激烈，导致政局持续动荡。1992年，塔吉克斯坦爆发内战，以伊斯兰复兴党、民主党为代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不甘心原共产党人继续执政，建立了救国阵线，并得到了当时阿富汗拉巴尼政府和马苏德军队以及伊朗、沙特、巴基斯坦和美国等国的支持，与塔吉克斯坦亲俄的世俗政权——拉赫莫诺夫政权展开了较量，内战一直持续到1997年6月双方签署《民族和睦总协定》。这场持续8年的内战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提供了新的圣战舞台，一批阿富汗圣战者在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迁徙到了塔吉克斯坦，并加入了当地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投入反对拉赫莫诺夫世俗政权的圣战当中。更为严重的是，内战期间，一些塔吉克斯坦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成了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反政府极端分子的后方基地，极端分子假道塔吉克斯坦进入乌兹别克斯坦，有些叛乱分子则在圣战失败后逃往中亚其他国家，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和该地区国家间关系。［8］

　　第二、波黑内战。以民族主义分离运动为特征的国家裂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迅速蔓延到了巴尔干地区，继前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后，前南斯拉夫分裂成5个国家。巴尔干地区历来是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冲突的焦点地区，波黑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信仰不一，又有历史上的民族血债，因而使分家冲突演变成了一场国际上不同宗教势力分别支持各自一方的旷日持久的血战——塞族得到东正教兄弟俄罗斯、希腊的同情和支持，信天主教的克族有西方背景，而穆斯林自然得到了广大伊斯兰国家的支持，从而使这场长达8年之久的波黑内战也蒙上了一层伊斯兰圣战的色彩，吸引着伊斯兰世界，包括那些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圣战者。［9］

　　第三、车臣战争。车臣问题一直是困扰俄罗斯的一大难题。车臣共和国位于北高加索的捷列克河沿岸，北与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为邻，南与格鲁吉亚共和国接壤，东靠达吉斯坦共和国，西部是北奥塞梯共和国。车臣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人口120多万，其中车臣人占大多数，为主体民族。车臣人祖居高加索山区，信奉伊斯兰教，是一个强悍尚武的民族，1859年被沙俄军队征服，车臣便沦为沙俄帝国的殖民地。前苏联解体前后，车臣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恶性膨胀，在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94年，俄罗斯为了平息车臣日益猖獗的分裂主义势力，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出兵镇压车臣反叛武装，正式打响了旷日持久的车臣战争。这一场由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同样也被蒙上了伊斯兰圣战的色彩，使车臣成为继塔吉克斯坦和波黑之后，又一个吸引全世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圣战战场。［10］
　　
　　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的全球化
　　
　　随着伊斯兰极端分子在阿富汗战争以后向世界各地迁徙，以埃及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为首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触角也开始伸向世界各地。在欧洲，除设在伦敦的“伊斯兰新闻观察所”外，还出现了众多从不知名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如“世界公正组织”和“《古兰经》和逊尼派工作者协会”等等。一般认为，这些新成立的组织只是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在也门，由于1994年爆发了南北内战，也门中央政权对局势的控制能力有所下降，因此，那里也成了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的重要据点之一，最著名的军训基地有两个，即“马拉加什军训营”以及在首都萨那附近沙漠地带建立的“贵宾之家”，后者由也门马拉加什部落酋长、曾参加过阿富汗圣战的纳赛尔·法德利之子塔里克·法德里经营，在当地社会很有势力。另外，在也门还有“亚丁军”，美国指责该极端组织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牵连，2000年曾制造了美国“科尔号”驱逐舰在亚丁港遭袭事件。在苏丹，埃及方面曾指责苏丹境内设有至少17个恐怖分子训练基地，并策划制造了亚的斯亚贝巴暗杀穆巴拉克事件以及卢克索惨案。

　　有关学者指出，从1989年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至1995年，这段时间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全球化的高潮阶段，此后，这种全球化趋势得到了遏止。［11］258-263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自从1993年纽约世贸大楼发生爆炸事件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极端分子产生了警惕，不再把他们视为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犯，也不再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经过几年的酝酿，西方国家从1996年起，开始拒绝向伊斯兰极端分子、特别是来自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发放入境签证。另外，在反恐问题上，西方国家与埃及、沙特等国开始进行合作，向这些国家引渡少数极端分子。这样一来，西方世界也不再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向往的理想避难所了；2.1996年，塔利班逐渐控制了阿富汗局势，使阿富汗再次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天堂”，不少阿富汗阿拉伯圣战者此后回流到阿富汗，寻求塔利班的庇护。本·拉登和扎瓦赫里就是在这一期间重返阿富汗的；3.1997年埃及最大的极端组织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内部发生严重分裂，伊斯兰组织被监禁的领导人宣布该组织放弃暴力，并得到圣战组织部分领导人的支持和效仿。［12］极端组织内部的分裂，削弱了它们的整体实力，挫伤了一部分极端分子的士气，也使极端组织全球化进程大大放慢。

　　但是，正是在这一时期，以本·拉登和扎瓦赫里等人为代表的极端分子，开始拼凑一个全球性的极端组织，在散布世界各地的、以阿富汗阿拉伯人为核心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分支机构的基础上，于1998年2月中旬宣布建立“世界反对犹太人和十字军伊斯兰圣战阵线”［13］，把圣战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犹太人和西方世界，随着1998年美国驻非洲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接连被炸，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圣战战略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原来利用西方世界的支持与庇护到与之反目成仇，打响了后来被美国总统布什称为“美国与伊斯兰法西斯”之间的一场圣战，基地组织这个全球头号恐怖组织逐渐浮出水面。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全球化，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既有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的宗教意愿的驱使，也有国内、地区和国际局势对这一进程产生的巨大影响。极端势力在其国内遭到严厉打压、政治诉求屡屡得不到满足之际，选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其战略调整的需要。此时，外部世界对待这股势力的立场，将对其全球化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处理伊斯兰极端势力问题上奉行的双重标准，是造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在阿富汗、波黑、车臣等地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支持与利用，无疑又加速了这股势力的全球化进程。“9·11”事件发生后，尽管美国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危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在处理同一问题时，美国并没有汲取“9·11”事件的教训，而是仍在奉行双重标准，这对全球反恐大局来说，将是十分有害的。
　　
　　［ 参考文献 ］
　　［1］ 哈立德·阿拉维.迁徙的智慧——迁徙的哲理［EB/OL］.［2006-04-16］.
　　http://www.islamcn.net/article/list.asp?id=1100
　　［2］ 陈嘉厚.现代伊斯兰主义［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3］ 萨伊德·法瓦伊德.穆斯林组织（定叛与迁徙）［EB/OL］.［2006-08-27］.
　　http://saaid.net/feraq/mthahb/29.htm.
　　［4］ 萨伊德·法瓦伊德.埃及穆斯林组织［EB/OL］.［2006-08-27］.
　　http://saaid.net/feraq/mthahb/19.htm.
　　［5］ 杰哈德·阿瓦德，阿马尔·阿里·哈桑.伊斯兰组织全球化［J］.埃及,战略聚焦,2002(120).
　　［6］ 刘温国,郭辉.强驽之末: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 艾哈迈德·穆苏莱利.伊斯兰组织大全［M］.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2004.
　　［8］ 刘启云.岁末文集（塔吉克斯坦问题回顾）［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98.
　　［9］ 前南斯拉夫内战［EB/OL］.［2007-04-27］.
　　http://history.chinaiiss.org/content/2007-04-27/3937.shtml.
　　［10］俄罗斯联邦车臣问题［EB/OL］.[2002-10-24].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0/24/content_606871.htm.
　　［11］世界伊斯兰组织指南［M］.埃及: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2006.
　　［12］杨灏城.穆巴拉克政权应对国内恐怖主义之策［J］.西亚非洲,2005（6）.
　　［13］阿卜杜勒·勒提夫·马纳维.基地战略:错误与危险［N］.中东报,2003-08-07.
　　
　　（责任编辑：马丽蓉）

关于严禁传播暴力恐怖音视频的通告

来源：新疆日报 http://www.xjdaily.com.cn/xinjiang/002/1041555.shtml
時間：2014年3月31日

　　 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遏制暴力恐怖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就严禁传播暴力恐怖音视频通告如下：

　　 一、本通告所称“暴力恐怖音视频”是指含有宣扬暴力恐怖、宗教极端、民族分裂等内容的音视频，具体包括：

　　 （一）含有煽动“圣战”“伊吉拉特”等宗教极端思想，主张以暴力手段危害他人生命和公私财产安全，破坏法律实施等内容的音视频；

　　 （二）含有传授制造、使用炸药、爆炸装置、枪支、管制器具、危险物品实施暴力恐怖犯罪方法、技能等内容的音视频；

　　 （三）含有破坏民族团结、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等内容的音视频；

　　 （四）其他涉及暴力恐怖、宗教极端、民族分裂内容的音视频。

　　 二、严禁利用手机、电脑、移动存储介质、播放器及其他电子产品制作、发送、播放、复制、传播、存储暴力恐怖音视频。

　　 三、严禁利用互联网网站、微博、语音聊天室、网盘以及QQ、微信等浏览、下载、存储、复制、转发、发布、上传暴力恐怖音视频以及相关网址链接。

　　 四、严禁利用手机市场、电脑市场、音像市场等经营场所制作、贮存、销售含有暴力恐怖音视频的物品。

　　 五、严禁利用邮政、快递、客（货）运等物流途径运输、夹带、寄送含有暴力恐怖音视频的物品。

　　 六、凡持有、存储暴力恐怖音视频的，在本通告发布后，必须立即自行删除、销毁，个人无法删除、销毁的，必须在一个月内将含有暴力恐怖内容的物品上交当地公安机关或基层组织。

　　 七、凡违反本通告第二、三、四、五、六条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市场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予以罚款、拘留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

　　 八、各族人民群众应当积极向公安机关举报涉及暴力恐怖音视频的违法犯罪活动线索，经查实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并保密；对窝藏、包庇违法犯罪分子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依法从严惩处。

　　 九、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举报电话：1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公安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新疆劫机者称本欲劫机外逃

http://china.caixin.com/2012-07-05/100407767.html
2012年07月05日

　　【财新网】（记者 贺信）6月29日发生的新疆和田劫机事件又有新进展。中央电视台7月4日发布的报道中，一名叫木沙的嫌疑人用维语接受了采访，画面字幕显示：木沙称行动计划把飞机劫持到境外参加伊吉拉特圣战。
　　6月29日，由新疆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GS7554航班起飞后不久发生劫机事件，后在乘务人员和乘客的共同合作下制服了六名劫机嫌疑人，飞机平安返航。
　　关注新疆问题的学者告诉财新记者，伊吉拉特是由维语发音转译的汉语，阿拉伯语是其源头，而如果由阿拉伯语发音转译，伊吉拉特可以翻译为“希支拉”或者“希吉拉”。希支拉在阿拉伯语中是“迁徙”之意。宗教故事说：由于麦加的大封建主反对伊斯兰教，对穆罕默德加以迫害，穆罕默德及其信徒被迫迁往麦地那。这次迁徙叫做“希支拉”。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介绍说，在宗教语境中，这个词的使用逐渐泛化，“去境外朝圣，去参加一次宗教活动，都可以称作希支拉，意味着宗教哲学思想的升华”。而这个词和现代宗教极端势力联系起来，是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
　　一般认为，上个世纪70年代，一个叫舒克里•穆斯塔法的人从当地穆斯林兄弟会中分离出来，担任了有组织的希支拉的首位领袖。在其领导期间，该组织大约有400人，以低层农民为主。穆斯林兄弟会衍生了诸多组织，比希支拉知名度更高的是伊斯兰解放党，又叫伊扎布特。作为极端宗教组织，希支拉和伊扎布特早期均在阿拉伯世界活动。
　　1977年埃及宗教部长遭遇劫持，希支拉宣布对此事负责，该组织迅速成名。埃及官方对其打击限制，抓捕成员，之后希支拉长期销声匿迹。而当人们以为希支拉组织已经解散的时候，它又在1990年代重新出现，活跃在当时的埃及和苏丹，并被埃及宣布为恐怖组织。
　　后来希支拉和伊扎布特的活动逐渐东移，经由中东、中亚向中国新疆发展。不过杨恕表示：希支拉是否是一个统一的组织目前还存在争论，他个人认为，根据在各国的活动情况不同，希支拉以政党、教派等不同面目出现。究竟是不是恐怖组织，还要看各国根据国情进行认定。中国公安部目前认定并公布的“东突”恐怖组织名单中，尚不包括希支拉（伊吉拉特）。这些被认定的恐怖组织分别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公安部相关官员曾表示，将根据反恐形势和工作情况适时公布、调整名单。
　　普利策获奖图书《巨塔杀机》在对基地组织进行介绍时，描述过一种现象，即宗教极端势力制造事件后，自我宣称是基地组织所为。但具体实施者未必之前即归属于基地组织。这种行为或者是一种“投名状”，或者是在宗教极端世界中对中心位置和话语权的争夺，亦是基地组织逐渐成型过程之一。希支拉的情况与上述基地组织情况类似。
　　希支拉在中国新疆的活动最早于大约十年前在南疆发现。杨恕偏向于认为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他曾经建议有关部门调查一下以希支拉名义在国外活动的组织状况。
　　另一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厉声曾表示：当前应当高度关注新疆境内两个恐怖组织，其一是极端宗教组织和政治组织“伊扎布特”，其二是极端暴力组织“伊吉拉特”。厉声是在2008年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报》采访时表达这一观点的。这篇报道随后提到，伊吉拉特由职业暴力恐怖分子组成。该组织宣称为了真主而离乡背井，抛弃所有财产，迁徙集中到一个地方发动暴力活动，进行“圣战”。
　　“圣战”是伊斯兰教及穆斯林世界常用的宗教术语，音译即为“吉哈德”，意指奋斗、努力，并非指具体某一场神圣的战争。此次劫机嫌疑人木沙接受采访时，称劫持飞机是为了出境参加圣战。《中国社会科学院报》的报道还提到，伊吉拉特组织赤裸裸的宣扬暴力，并将职业恐怖分子聚集在一起，成为当前新疆恐怖暴力活动的主要制造者。
　　《喀什日报》曾于2009年7月发表当地党委宣传部理论组署名文章。该文称，近年来，参与伊吉拉特活动的人数在不断增多，行业分布广泛，有学生、教师、个体户、农民以及一些无业人员。2005年至今，喀什地区的伊吉拉特活动已经形成组织团伙，他们培养发展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维吾尔族青年作为骨干成员。知情人士称，劫机嫌疑人中，有一名在乌鲁木齐一所高校就读。
　　目前新疆有关部门尚未披露劫机案更多信息。《环球时报》英文版7月2日报道说：这6名嫌疑人均来自喀什。其中两人因乘客与之搏斗，受伤后不治身亡，另两个人自残后还在接受治疗。6月29日事发当日，来自民航系统的消息源称，机上约有20名乘机外出的警方人士。而7月2日之后，官方正式报道称：机上有来自新疆和田地区公安机关的5名民警因分别执行不同的任务前往乌鲁木齐。事后其中两人被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另外三人中，两人获一等功，一人获二等功。包括两位二级英模在内，机上参与制服劫机嫌疑人的10名乘客受到新疆自治区表彰。
　　7月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首府乌鲁木齐考察了一支承担反恐任务的武警部队。此次活动显示了当地武装力量对抗恐怖活动的态度。■

依力克其乡“三非”整治工作全面铺开

来源：http://www.xjyc.gov.cn/rdzt/ShowArticle.asp?ArticleID=16746
上传时间：2013-6-18 13:07:39

叶城讯（通讯员：杜效峰）依力克其乡在接到县委“三非”整治文件后，迅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安排部署。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按照计划全面铺开

一是召开了由各村书记、大队长、治保主任、村警、驻村领导和干部参加的“三非”整治工作动员大会，统一了各级干部的思想，随后由各驻村领导在联系村召开群众大会，讲明整治“三非”的目的意义，尤其是讲明了自治区党委将“戴面纱、留胡须、着吉里巴甫等宗教色彩服饰”人员明确纳入宗教极端思想人员的范畴，将食堂、出租车、商店等地确定为公共场所。

二是在全乡各阶层动员大会上，乡领导先行做了亲属不传播非法宗教极端思想、不出现“三种人”的承诺。村级动员大会上，有2名顽固人员由家属带人亲自在大会上揭掉了面纱。乡机关、站所干部、教师、村两委成员、党员、村警、协警分阶段先后在本级大会上做承诺。为确保党员、协警顺利承诺，乡党委及时入户座谈，了解困难，掌握思想状况，力争在承诺前动员各级力量解决其亲属戴面纱、留胡须等问题，确保在承诺时无思想负担，目前我乡各阶层正在按照步骤开展承诺，其中领导干部、机关站所干部、村两委主要班子成员已承诺完成。

三是召开了食堂、商店、出租车、通讯店等管理人员的“三非”整治会议，签订了责任书，要求其斋月期间不得关闭食堂，服务员不得戴面纱、留胡须或着吉里巴甫服饰，食堂、商店、出租车、通讯店等公共场之内不得张贴非维吾尔文化的宣传品，任何人不进行做礼拜等宗教活动，不因礼拜等宗教活动停止运营。组织人员采取突然性清查的方式对手机通讯店进行了检查，经检查我乡通讯店无非法、反动内容。针对每个公共场所均制订了整治方案。

四是由党建办、综治办牵头建立领导干部信息库，目前正在信息统计中。

五是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召开群众大会对“三非”整治工作进行动员宣传，各驻村干部利用入户契机或在田间地头对农户进行宣传，发挥村级文艺宣传队的作用，编排有关节目，尤其是对从事非农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项集中宣传，目前宣传覆盖率达到98%。在宣传动员后，以各领导干部为组长在联系村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动员群众主动上交“三非”制品，并制订了相关奖励措施，主动上交或举报的予以奖励，隐藏的予以严打。

六是在“三非”整治工作中，加快32户重点人员的教育转化，采取集中办班的方式，由党校对其进行法律培训，对屡教不改的人员依法依规进行打击，不定期进行清查，安排信息员贴近，着力掌握证据。

七是加大对交通的整治力度，再次统计未上牌照的摩托车、三轮车，在重点路段设置人员对无照驾驶人员进行教育，情节严重的，移交交警大队进行处理，查看营运车辆中是否有“三种人”。由派出所牵头对各类营运出租车驾驶员进行清查，查看有无“三种人”

八是由乡纪检委按照自治区新党办发[2013]11号《关于进一步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文件精神，制订了依力克其乡责任追究办法。

九是召开了宗教人士大会，再次对宗教人士的宗教活动进行规范，明确了未经乡统战办批准不得讲经、讲经人不得随意更换。

十是由武装部长和党务副乡长再次对汉族区域“八必备”情况进行检查，对15户未达到“八必备”的汉族住户进行入户教育，并完善“八必备”措施，对1户困难户动员其到乡政府进行了居住。再次在汉族区域中张贴了警民联系卡，确保突发情况下，通讯畅通。

十一是在教育系统组织召开了整治“三非”动员大会，大力宣传贯彻了“两个不得、五个严禁”的目标，即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学校进行宗教活动；严禁在学校传播宗教思想、发展教徒，严禁在学校设立宗教活动场所、举行宗教活动，严禁师生建立宗教团体和组织，严禁师生在校内外参加或组织参加宗教活动，严禁穿戴宗教服饰、佩戴宗教标志。抵御和防范宗教向校园渗透。

十二是针对伊吉拉特亲戚套亲戚、一对一的发展模式，乡党委组织驻村干部将重点人员的亲戚、邻居等心中有疑惑的人员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查获了一起内容反动的教经点

十三是组织各村召开了十户长会议，按照“出去较长时间和超过一天”两类，摸清了1-5月份的外出人员数和6月1日-6月13日的流动人员数。对当前的三非整治工作进行认真分析，从表面现象看是戴面纱、留胡须，实际情况是人员以外出做生意为由在乌鲁木齐、和田等地外出学经返回后开始戴面纱、留胡须，且具有“一教一、点对点”的特点。从5村教经点的笔记本上显示，敌对分子具有详细的教经计划，包括人员、时间、场所，从这些线索中可以看出每个教经的小队都有一个狂热分子在煸动，针对此种情况，乡党委积极发动群众想方设法固定证据予以打击。

十四是乡流动人员管理办公室在摸清情况后，统一将以前长期外出的人员名单录入了流动人员管理系统，确保外出人员在外出地的管理。其中重点人员和特殊群体100%录入、长期外出人员100%录入，包括超过15天外出的人员，15天以内的由乡村两级共同管理。

十五是组织各村警务室对重点户和特殊群体进行了户宣传，重点是自治区自在制订对宗教狂热分子进行打击的法律法规，而确定是否为宗教狂热分子的表现之一就是戴面纱、留胡须、着吉力巴甫服饰、教学经等。由支部对农户进行了“所属人员进所属清真寺”的宣传，其中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管好人、村警管好车，防止一些外来人员随意在我乡清真寺做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