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7月 10, 2017

民國的漢藏佛教與現代國家

作者:勵軒
原文发表于《读书》2016年第5期


一九五一年,在與內地疏離了近四十年之後,西藏重新成為現代中國的一部分。為什麼西藏僧俗精英會願意接受這種命運?這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滕華睿(Gray Tuttle)博士在《建構現代中國的藏傳佛教徒》(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一書要探討的主題。該書二〇〇五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香港大學出版社則在二〇一二年出版了陳波博士漢文譯本。滕華睿認為,民國時期部分漢藏僧俗精英對佛教文化的共同認同和積極倡導,是讓之後西藏願意重新擁抱中華國家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佛教造就了現代中國。

在第一章,滕華睿回顧了藏傳佛教徒作為連結清帝國和西藏中介的傳統。清朝征服西藏後,由當地僧俗精英實施統治權,而帝國的滿洲和蒙古精英則只負責與這些僧俗精英進行合作,進而維持對西藏的控制。在這一合作體系中,藏傳佛教徒充當了中介的角色。清代早期,達賴喇嘛通過派駐北京和五台山的僧人代表和朝廷進行聯繫。而隨著帝國對青海的征服,來自那裡的喇嘛就成了皇帝與西藏方面溝通的使者。有清一代,朝廷讓管理宮禁事務的內務府負責藏傳佛教徒事務,凸顯了藏傳佛教徒事務在帝國行政系統中的特殊地位。同時,朝廷嚴格限制漢人介入涉藏事務,不僅在涉藏事務的主要官員任命上幾乎排除了漢人,也不鼓勵涉藏漢文文獻創作,這導致清帝國解體前內地漢人對西藏了解極少。滕華睿認為清帝國區隔漢人和滿、蒙、藏、回等內陸亞洲諸族乃是為了避免帝國因整體漢化而衰落。

但是俄國和英國商業利益在西藏的擴張引起了帝國精英的極度擔憂,進而改變了清帝國和西藏之間的關係。在第二章,滕華睿敘述了帝國精英如何試圖將西藏拉入民族—國家的結構中。由於清帝國晚期各地叛亂頻發,平叛主力——漢人精英的力量隨之在整個帝國範圍內得到提升,他們現在可以染指之前遭到禁入的內陸亞洲事務。就西藏而言,帝國第一次允許一位漢人——張蔭棠擔任了駐藏幫辦大臣。面對俄、英的威脅,張的應對策略是民族主義,即削弱西藏的自治地位,將之整合進中華民族—國家的結構中。張的策略被漢軍旗人趙爾巽、趙爾豐兄弟繼承,他們在康藏一帶強力推行整合計劃。帝國的民族主義策略引起藏人的極大抵抗,他們趁辛亥革命爆發趕走駐藏官兵從而獲得了事實上的獨立(de facto Independence)。一旦達賴喇嘛的政府獲得事實上的獨立,西藏統治精英就跟之前的漢人一樣對內實施集權化的民族主義策略。這讓原來享受自治地位的部分寺院精英難以忍受,其中包括了九世班禪喇嘛和諾那呼圖克圖,他們最終選擇流亡內地。當然,滿洲精英在辛亥革命前就已經意識到帝國的統治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他們設計出一套「五族大同」話語以圖挽救危亡,中心思想是:合滿、蒙、漢、藏、回為一個公民體。這套話語雖然沒有挽救清帝國,但漢人繼承者卻接受下來,希冀保有帝國疆土。

不過,因為民國政府缺乏必要的軍事力量,所以僅憑「五族共和」之類的話語斷難恢復西藏等清帝國疆土。滕華睿指出,幸運的是,當軍事和意識形態力量都顯乏力的同時,漢人開始改變對藏傳佛教的敵視態度,而這反過來將在日後增進西藏對漢地的好感。在第三章,滕華睿描述了現代漢傳佛教徒是如何變得願意接受藏傳佛教徒的。這一轉變的關鍵人物是晚清俗家居士楊文會,作為外交官,他在與海外佛學研究者的接觸和交流中意識到,其他佛教系統與漢傳佛教一樣,也具有很大的正面價值,而且這些佛教系統典藏中有許多漢傳佛教中沒有的文本。楊文會的思想通過他的學生太虛法師深刻影響了當時的漢傳佛教徒。太虛法師通過創辦佛學院鼓勵學生去了解藏傳佛教。就在部分漢傳佛教徒試圖了解藏傳佛教時,在內地的藏傳佛教徒也在展現自己的魅力。七世章嘉呼圖克圖說服了袁世凱放棄沒收內地佛教寺院財產,蒙古族喇嘛白普仁和藏族喇嘛多傑覺拔通過一系列消災和護國密宗法會引起了漢人的興趣。當這兩撥人相遇時,火花擦出了:以大勇、法尊和能海為代表的漢僧們決定去西藏求法。而以班禪喇嘛、諾那呼圖克圖和多傑覺拔為代表的旅居內地藏僧則積極開展在內地傳法。第四章繼續講述漢僧在藏地的遭遇以及藏僧在漢地的遭遇。漢僧的入藏求法之旅遭遇了財力、語言、文化、自然和政治障礙,幾位堅持下來的人不得不依靠當地藏族喇嘛的幫助,也因此,法尊和能海兩位漢僧與幫助他們的個別藏族喇嘛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個人關係。而內地的漢人居士則繼續邀請旅居內地的藏族喇嘛做法事,這些俗家居士甚至引導政府捲入此類法事,一個顯著的事件是多傑覺拔受俗家居士之邀入川辦密宗法會,四川軍政要人爭相歡迎並布施。太虛看到四川軍政要人對佛教的興趣,便爭取到他們支持創辦漢藏教理院,以便學生們即便在內地也可學習藏語和藏傳佛教知識。

在四川軍閥通過宗教與西藏發生聯繫時,一九二七年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則試圖尋求在政治上加強與西藏的聯繫。為了結束西藏事實上的疏離狀態,國民政府訴諸五族共和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但是,國民政府這些意識形態修辭看起來並沒有對旅居內地的藏族喇嘛產生多大影響。滕華睿在第五章通過分析與九世班禪喇嘛有關的藏文和漢文文獻來證明國民政府種族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失敗。滕華睿發現,在他讀到的九世班禪喇嘛藏文文獻中從來沒有使用過「五族」概念,並且完全沒有採用漢語中的「民族」概念。這些概念僅是偶爾出現在九世班禪喇嘛代表所發布的漢文材料中。滕華睿分析發布時機和修辭使用後認為,九世班禪喇嘛選擇使用國民政府的意識形態話語僅僅是為了討好特定的聽眾,自己並沒有真心接受。

種族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失敗之際,國民政府在戴季陶的努力下,用藏傳佛教自己的術語,成功地將旅居內地的藏傳佛教徒們包容進來,把宗教和政治的角色合併在給與這些大活佛的職位上。在第六章,滕華睿分析戴季陶的努力和大活佛的積極回應。戴季陶主動邀請九世班禪喇嘛來南京傳法,並在法會上和夫人接受密宗灌頂儀式和佛名,之後又請國民政府授予班禪喇嘛「護國宣化廣慧大師」封號,班禪喇嘛欣然接受了這一封號。在利用宗教吸納九世班禪喇嘛之後,國民政府又授予他政治性職位——西陲宣化使,以助國家安撫邊疆。除了在宗教和政治上籠絡藏傳佛教領袖人物,戴季陶還積極倡導佛教本身和藏傳佛教領袖對國家的重要性。戴季陶的努力顯然得到了積極的成果,藏傳佛教迎來了在內地活動的高潮,而班禪喇嘛開始使用「五族」和「民族」話語,並積極幫助國民政府安撫邊疆,直到一九三七年在青海去世。

班禪喇嘛的去世,標誌著漢僧將代替藏族高僧主導在內地的藏傳佛教活動。這些漢僧通過興辦教育、宗教交流來促進漢藏文化的結合。第七章便是圍繞著內地藏傳佛教教育的本土化來闡述漢藏文化的連結。太虛法師的漢藏教理院在開辦數年之後,主要師資逐漸替換曾經在藏區求過學的漢僧。漢僧能海也在內地開辦佛教道場並創辦藏文佛經翻譯中心。國民政府和內地軍閥也並未因部分旅居內地藏族高僧的圓寂而放棄對藏傳佛教和文化的支持,他們繼續資助漢藏交流、藏傳佛教活動、藏文字典出版、藏族人才培養等。政府對藏傳佛教的慣性支持甚至延續到了中共建政之後,以致無論是漢族還是藏族的藏傳佛教僧人,一九四九年後還繼續在體制化的佛教中發揮著顯著作用。所有這些,都促使一九五一年前後的西藏眾多僧俗精英們相信回歸中華國家,並不會影響政教大業的發展。

滕華睿這本著作的一大亮點是利用文化範式解釋了在西藏回歸中華國家過程中制度論未觸及的現象。戈爾斯坦在他的巨著《西藏現代史(1913—1951)》中將西藏回歸主要歸因於制度主義:一方面,處於傳統政教制度下的西藏社會,保守力量異常強大,以致現代化改革努力屢遭失敗,導致其軍事力量難以抵抗身經百戰且裝備優良的中共軍隊;另一方面,傳統政教制度塑造出來的西藏精英,又長期安於自我封閉,失去向國際社會尋求承認其獨立地位的機會。制度主義展示出西藏回歸中華國家的被動性,卻未能很好解釋回歸中的主動一面:當時西藏的許多貴族和寺院精英並不認為接受《十七條協議》就是壞的選擇,他們建議達賴喇嘛要和漢人合作。這些僧俗精英相信中國是佛國,回歸中華國家,可以保持西藏政教大業不墮。正如我們所知,民國時期的西藏和漢地,交往並不頻繁,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在西藏都缺乏有效的教育和宣傳工具向僧俗精英灌輸此類觀念。滕華睿這本書則給我們解釋了其中的奧秘,西藏僧俗精英在宗教上對漢人的正面觀感來自民國時期漢藏宗教上的交流。無論是內地漢僧、俗家居士還是軍政要員都給旅居內地的藏傳佛教徒造成一種印象:漢人和他們的精英尊重佛教,值得信賴。滕華睿覺得這種印象也影響了在西藏的僧俗精英,從而促成一九五一年中共解放西藏相對順利。但是,當檢視一九五一年前後的歷史,我們應該注意到,由好感產生實際政治效果的過程並不簡單。一九四九年,西藏當局以涉嫌「中共特務」為由將國民政府所有在藏官員盡行驅逐。「驅漢事件」表明,執政的藏人僧俗精英中存在著很大一股對漢人的敵視力量,只是他們在昌都戰役失利後遭到了挫敗,給了親漢者上位的機會。

這本著作除了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也具有現實意義。滕華睿對佛教之於民國時期漢藏關係重要性的再發掘,給中共處理當代漢藏關係提供了啟示。正如他在書中所暗示的,提升對藏傳佛教及其僧人的尊重,將有利於獲得藏人的好感,增加漢藏關係的親近,也勢必有助於西藏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但是,我們也應該意識到,中共對藉助藏傳佛教來維護西藏穩定並不陌生。改革開放後,中共就借鑑清朝對西藏的統治經驗:資助藏傳佛教寺院;授予藏傳佛教高僧一定的政治地位;對活佛轉世制度進行管理。

在文獻使用上,這本書也有可圈可點之處。眾所周知,從事西藏現代史研究的一大難處是,檔案資料匱乏。相比於戈爾斯坦,滕華睿因為所涉時代的緣故,更無大量口述歷史資料可供使用。即便如此,他還是找到了不少重要的漢文和藏文檔案資料以及二手文獻,並且憑藉其出色的漢藏文能力,使這本書成為西藏現代史研究領域第一本運用漢藏文獻的英文專著。

(《建構現代中國的藏傳佛教徒》,滕華睿著,陳波譯,香港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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