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新元（陳平）
來源：http://www.bt.chinanews.com/Article/jishi/201101/67758.html
发表时间： 2011-1-24 11:29:56
低矮的土块房，天窗筛漏散乱的光。躺在摇床上的婴儿脸上挤满了苍蝇，我走近一挥手，苍蝇轰一声溅开，被捂着憋着快窒息的婴儿哇的一声哭出声来……
这是伽师留在我脑海中的难忘印象。二十多年过去，我的记忆的流水不断冲刷着这个印象，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隐痛。我常想那里有又大又甜的鸡蛋杏，有香甜可口的甜瓜，有新疆最香嫩滑酥的烤全羊，但这一切冲刷不去记忆河流中的那块石头。那块石头那么沉重那么冰冷。
1988年夏天，持续高温酷暑，伽师爆发了“二号病”即霍乱。我这个新闻干事，被抽调到防病工作组急赴伽师总场。上级严厉命令：工作组成员一律不得离岗；专项费用；坚决做到不死人；连20天无一例“二号病”方可撤回。
我对伽师有特殊的感情。三十年前的元旦，我出生在伽师县一个维吾尔人的土块房里。一岁时，父亲率骑兵连迁至英吉沙县。我的伽师印象是一片空白。但毕竟那里是我出生地，所以很留心有关伽师的事。从报纸、书刊、口头传说中，我的伽师印象逐步拼凑成了：
伽师维语称“排孜阿瓦提”，意为繁荣的家园。新疆的行政区划以河流为天然界限，伽师属克孜尔河流域。克孜尔意为红色，发源于帕米尔高原。维吾尔人认为山川河流均有雌雄之分，向阳为雄，背阴为雌。克孜尔河发源于阳坡，为雄性河流。红色河水送来肥沃的红土，适合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生长；伽师瓜硕大香甜，名闻遐迩；伽师杏有四十多个品种，极为罕见的鸡蛋杏被誉为贡杏，状若卵，色如金，汁若蜜，剥皮一吸，香透肺腑；伽师特产大沙枣晒干后金黄绵软，富含维生素，是著名的长寿食品；伽师的麦西来甫歌舞别有特色，古朴热情，老少皆欢；伽师北部山区聚集柯尔克孜族，地毯花毡，马鞍木箱，贸易自古兴隆。
但是，伽师防病留给我的记忆是一道阴影：贫困；还有说不出的其它……
汽车出喀什往东疾驰三个小时，过了西格尔水库就离开柏油路。石子路尘土飞扬，颠簸摇晃。二十多公里路走了40多分钟。车上一点不寂寞，有三个可爱的女性，农三师医院的护士长单丽娟，护士小张，小李。单丽娟已成家有了孩子，小张，小李为防病推迟了婚期。组长刘医生河南人，身体粗壮，言语直率。一路说笑，很快熟悉了。大家说，但愿20天不出一个“二号病”，早日凯旋。说心里话谁也不愿意在那里多待，都想回喀什城里。
一到伽师总场场部，听了党委书记钟仁勇介绍情况，心情紧张起来。伽师县已发病100多例，死亡20多人。伽师总场发病20多例，无死亡。原因主要二条：卫生条件差，救治不及时。自治区和兵团高度重视，地方的医疗队已进驻各乡镇。兵团党委拨了专项经费并严令，全力防病，不准死一个人。
从场部的条件可以知道维吾尔老乡们的生活有多差。没有自来水，吃水靠从喀什拉运，当地深井水只能洗刷；只有一部电话，在书记办公室，常常不通；厕所是半露天的旱厕，浊气刺鼻，苍蝇团飞；食堂开饭前必须有人把苍蝇消灭光；夜晚蚊子从稻田飞来，追逐叮咬，半夜才走。
第二天，兵团卫生防疫站的王站长率两名年轻医生赶来，并运来一卡车药品。我们迅速分工投入防病战斗。
我对医疗不太懂，自告奋勇到防疫组。刘医生和兵团来的医生到巡回医疗组，三个女性都到医院加强抢救力量。钟书记为总指挥，几个维族副场长分别参加各组。
会议刚完就接到警报：医院来了个紧急病人。刘医生带着三位女性十万火急跑到医院。我也不知道该干啥，也跟着跑去了。
医院离招待所很近，五分钟就到了。患者是年轻巴郎，全身瘫软，半昏迷状态，下半身全是粪便，恶臭难闻。刘医生指挥，单丽娟动作麻利，几分钟后吊针挂上了。安排一个维族护士看护，大家退了出来。单丽娟忙着洗手，换衣服。
我好奇地问：“这个病号有没有生命危险？挂个吊针就完啦？”
她轻松自信地说：“这种病来势凶猛，传染性很强，上吐下泻，严重脱水，死亡率高。但是，只要在发病8小时之内挂上液体和氯霉素，两天就好了。这个病人后天可以出院。”
她看我一脸释然，接着说：“这个病好治不好防。灭苍蝇，喝开水，这两条做到就可以了。这够简单了吧？能做到吗？”
我心里说，这两条做到不会太难的。但是，接着发生的事使我明白，我们认为简单的事在这里变得很难很难。
在我的伽师印象里，总场医院的周院长是个重要人物。他中等个子，又黑又胖，见人总是乐呵呵的，人称周胖子。他六十年代中专毕业分配到这里当护士，二十多年过去，大学毕业的院长医生流水般走了，媳妇熬成婆，他当了院长。大医院来的医生对他有点轻视，中专毕业，医术平平，而且言谈举止维吾尔化了。而我对他有好感并非常感兴趣。首先，他在维族人窝窝子里工作生活二十多年，几千汉族人都走了，他没有走。这不容易。其次，他与维吾尔老百姓关系很好。人称“色米斯阿康”意为胖大哥。妇孺老幼，一提起“色米斯阿康”亲若家人。最有意思的是，我第一次听他对医护人员讲维语，先是一愣，捂嘴低头，出门纵声大笑。他的维语是四川腔调，抑扬顿挫，远听是四川话，近听细琢磨才知是维语。我学过维文，维语特别讲究音调和发音。每个单词只有一个重音，在最后一个元音上。而周胖子的维语一个单词有几个元音就有几个起伏，像四川人说书。更可笑的是，在他的熏陶下，医院的维族男女护士说汉语是四川话，也会说“干啥子哟”“朗格搞起的”等，令人忍俊不禁。我与总场首席翻译官艾孜木谈起这件事，这位新疆大学汉语系的毕业生感慨万分说：“这里的维族人居然能听懂周胖子的维语真是奇迹！他创造了维语中的四川维语！”
但是，我们更快认识到周院长的作用不在治病上，而在社情民意上；他知道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他的朋友遍及全场而我们没有朋友。
第二天，那个巴郎清醒了，还在挂吊针。查清病源十分重要。但谁问他他也不好好说。周院长晚上值班，来的晚了点。他一来一切都清楚了。那个巴郎在荒滩割了一车草，天热口渴，来到大渠边，按照往常习惯，把馕往上游一扔，洗脸洗手，水流把馕冲到跟前泡软了，捞起来就吃。他那里想到河水已被烈性传染病菌污染了！一小时后，他上吐下泻，戈壁滩上无人可助。他挣扎着爬到车上草堆上，迷迷糊糊，任凭毛驴拉车着乱走。幸亏遇见一个挖柴火的老乡发现他昏迷不醒，把毛驴车直接赶到了医院。
“如果晚来两三个小时，必然没命。”刘医生断然说。
“敌情严重啊！咱们全场万把人的饮用水都被病菌污染了，一喝就发病。必须紧急行动！”钟书记立即开会安排，发药品，喝开水，灭苍蝇；逐家逐户，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喝的水是喀什运来的，老百姓喝的涝坝水，就是被污染的河水。
每家每户都是苍蝇的据点，羊圈牛圈紧靠住房，根本灭不了。把药发给群众是不行的，会被扔掉。一旦发病还要找你，还是你的麻烦事。我们分头包干，一组四个人，一人领队，一人拿药箱。我会维语，不须带翻译。小队长领路，逐户送药。
老乡们太穷了，低矮的土块房，枯树枝扎一圈围墙，房子门口搭个凉棚。一进院子，我高声喊有人吗？请出来。还有没出来的吗？没有了。好，伸出手来。我们把白色的抗菌药片每人一片，看着他们放在舌头上。
整整一个上午，才送完一个小队百多户人家。大太阳底下，五尺高的汉子脚下影子才一尺长。小队长擦着油黑的汗，指着脚下的影子说，太阳把人晒化掉了。
没想到晚上开情况分析会时，周胖子慢吞吞地说，有的人在我们转身一走就把药片吐掉了。“为什么？”大家有点气愤了。周胖子平静地说，有人说汉人吃大肉，手不干净。
就为这个？就为这个微不足道的理由宁可冒得二号病的风险？
大家七嘴八舌忿忿不平：我们晒了半天大太阳啊！那药片是党和政府紧急调运来的而且全部免费。
周胖子司空见惯，慢悠悠地说，别计较那些事，咱们还是商量一下明天怎么办？“怎么办？咱们好事做到底！”我说出了想法。
第二天，又是那个见了我们一脸诚惶诚恐的小队长。他一见我们提了两大壶开水，还带着白茶缸子，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他边走边向我解释说，农民如何没有文化，如何不讲卫生，如何受宗教影响等等。
我打断他的絮絮叨叨：“他们太讲卫生了！居然嫌我们的手不干净！今天开始，药片倒到你手里，你负责放到他们嘴里。”他看我一脸严肃绝不是开玩笑，连连点头说“托乎热”对对对。
一进门，照样是全家人出来，大多是老人孩子。青壮年都上防洪工地了。他们非常听话，认认真真张开嘴伸出舌头，小队长把药片投进每个嘴里。我们端上开水，看着他们把药片吞下，再张开嘴巴“啊……”
那小队长的手实在脏，似乎沾着羊粪蛋子味儿。但他“最干净”。
汉族人没有信奉宗教的历史文化传统，很难理解一个有一千多年宗教传统的民族。民族之间的文化心理隔阂实在太深了。
走到一家农户院子，一喊没有人答应。土块房破旧不堪，草棚子快塌下来了，门敞开着。我低头跨进阴暗的房子里，闻道一股酸臭味儿，眼睛一下子难以适应阴暗的光线。闭目半分钟，睁开一看，小小天窗漏进扇形的光，一个婴儿躺在摇床上。这孩子怎么脸那么黑？我抢上一步一挥手，轰的一声一团苍蝇炸开了。孩子脸上密密麻麻苍蝇屎，憋了半天终于哇一声哭出来了。还活着；我松了口气。
这时，一个少妇头上沾着草叶子，急急忙忙进来了，后面跟着两个小巴郎。她在房子后面割草，听到动静赶来了。
我几乎气得眼泪快憋不住了：“江塔特勒克！乎克德吗？”这是维吾尔人常说的话：人命最甜，懂吗？我指着那个婴儿气愤地说：“我们如果不来，她会被苍蝇捂死的！你怎么当妈妈的？”少妇若无其事，面无表情，只管去抱孩子。婴儿只穿了布背心，脏得像抹布。一看婴儿软绵绵的，呼吸微弱，两腿沾着粥状屎尿，恶臭冲鼻。我大吃一惊：典型的二号病！
我立即严厉地对小队长说，赶快把小队的手扶拖拉机开来，把她们母女送到医院。小队长转身跑了。我再一看，轰走的苍蝇在墙边聚集盘旋。走过去边赶苍蝇边揭开黑糊糊的锅盖，半锅包谷糊糊煮卡玛古。
“这是早饭？”少妇不知自己闯了什麽祸，一脸惶恐，只是点头。
“结婚几年？几个孩子？”“五年，三个孩子。”
我挥着手赶着苍蝇说：“这么多苍蝇，孩子能不得病吗？孩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懂吗？”
少妇一声不响，只顾搓着沾满草汁的手。
看着她抱着孩子上了手扶拖拉机，我又命令小队长：“你跟着去！孩子要出问题你负责！”小队长忙不迭地“马克马克”。
我们一组那个兵团来的小伙子对我说：“陈组长，你维语说得真好；我一句也没听懂。只听你不停说‘松松松’。”
我说：“维语中的动词命令式的词尾是‘松’；比如走，词根是‘开特’，命令式就是‘开特松’；你懂英语，语法相似。对小队长说话就要命令式。”
小伙子有点书呆子气：“组长，你对小队长是不是太严厉了？”
“是严厉，必须严厉！防病的非常时期就要严厉些。他们属于‘三克’干部，你给他们交代任务，第一天‘马克’行行；第二天‘约克’忘掉了；第三天‘恰达克’有麻烦了。”
“他们没有优点吗？”
“优点当然是主要的，吃苦耐劳，老实听话，为人朴实等等。现在不是评功摆好的时候，现在是防病救人。”我喜欢聊天时有人向我挑战，那会激发我的智力。
我们挨家挨户把药送完，又是大汗淋淋，又是脚下影子一尺长。我来不及吃饭急忙跑到医院。迎面碰见单丽娟，一身药味儿。
“那个婴儿呢？”我劈头就问。
“没有事儿了。刚挂完一瓶液体。差一点点儿就没救了。”
原来，单丽娟听到又送了一个二号病婴儿的消息，急忙赶到医院。周胖子不在，到四分场去了。一问，一个维族护士回答说死了，走了。她心里一凉。这时，她听到哭声。那个少妇在车边哭着，婴儿躺在破旧的毯子上。她摸摸孩子的手，突然喊道：抱回病房去！原来，婴儿送来时，那个维族女护士技术不过关，几次扎血管扎不进去。婴儿没有呼吸，没有疼痛反应。护士说死了，抱回去吧。少妇大声哭泣。一个慈祥的老人过来安慰道，人的生命是真主给的，现在真主又收回去了。不要太难过，抱回去吧……
单丽娟手握针头，聚精会神，一针扎去，回血了。她松了口气，站起来交代说，重症监护，连续输液。这时，她发现两手沾满了污物。
第二天下午，我又去医院看那个婴儿。小宝宝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但身体十分虚弱。周胖子笑眯眯地说：“米赛尔古丽给她输了200cc血。”
四川腔说“米赛尔古丽”抑扬顿挫真好听。我有点意外：贵妇人居然也有同情心！
米赛尔古丽是护士长，是闻名遐迩的美人。在医院看见她穿着白大褂，不觉其美。那天我和三个女性在巴扎碰见她，眼前一亮。她与单丽娟很熟悉，热情说话。我在边上打量着她，纯金耳环戒指项链，珠光宝气。散发的不是药味儿，而是名贵香水味儿。维吾尔人没有“物之尤者祸之府”的阴暗诅咒，男人喜欢炫耀财富技艺，女性喜欢炫耀活泼美丽。
米赛尔古丽丈夫经商发了财，有的是钱。妻子被人赞美漂亮富贵是丈夫的豪气。单丽娟，小张，小李围着贵妇人看戒指，抚项链，问这问那。米赛尔古丽一脸炫耀，戒指多少克，项链多少克，在那里买的等等。我真替维吾尔知识女性高兴。但是，我眼前突然出现了那个抱着奄奄一息的婴儿的女性，那个低矮破旧的黑房子……
人啊人！差别为什麽这么大呢?人的命运是真主安排的。只能这样了！还能怎样？人类总是把说不清的事情归于神。现实的道理是，米赛尔古丽越多越好；病婴儿的母亲越少越好。
贵妇人的血在贫困母亲身体里流，这一点真正了不起，让人佩服。
在巴扎转着，我突然发现苍蝇大大减少了。单丽娟告诉我，兵团防疫站带来一种美国进口的药，专灭苍蝇，喷洒一次可以管五六天；但是很贵，一公斤三千多块。只能用来在巴扎人口密集区使用。还不能张扬出去，只能晚上悄悄使用。
“这还需要保密？”
“张扬出去各分场各大队小队，大家都来要那不麻烦了。这里做什麽事情都要小心。再说了，巴扎是人口密集区。用了效果好。”
我想起那个差点被苍蝇捂死的女婴儿。一声叹息。林则徐有诗描写维吾尔人的生活：“粗布未染作衣裳，冷饼盈怀唤作馕。”现在也没有好到那里去。
钟书记忙得与我们聊天的时间都没有，检查生产，喀什开会，回来就上防洪工地。防病工作交给艾海提副场长负责，实际工作由我们做。
在防病的日子，我们去的最多的是医院，印象最差的也是医院。那是“大跃进”时的产物，底层七八层砖腐朽剥落，墙泥早已不知何色；里面墙上斑斑点点臭虫血苍蝇屎；玻璃窗已失去透光功能；木制病床七扭八歪；厕所远离病房；没有食堂，病人的家属在外面用土块垒灶做饭；晚上家属就睡在毛驴车牛车底下；你只要在外面转一圈数数有几个冒烟的灶，就知道住院病人有几个。
人们对贫困早就麻木了。我问周胖子为什么不向上级反映情况，争取投资呢？他总是端出一幅永恒的微笑，说“反映过好多好多次了，没得用，朗格办法子。”
我心里明白，这里离喀什一百多公里，干部们有病都去喀什住院。在这个医院看病的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忙得连把孩子脸上的苍蝇赶走的时间都没有，穷得土炕上只有毡片子，那里有钱有功夫去喀什看病啊。不能深思，难得糊涂。
经过紧张工作，已经十天没有二号病人了。再有十天没有病人就可以凯旋啦！大家不敢太乐观，上午送药，下午就没有事了。闲也难受，没有去处。没有电视，没有书店报刊，汉族人很少，连个聊天的对象都没有。那天去看了一场电影，居然是“文革”时翻译成维语的《地雷战》。而且围墙边芦苇丛中蚊子编队起飞，轮番轰炸；人们边赶蚊子边看电影。惟一的兴趣是晚饭后散步，海阔天空，漫无边际，一聊天就两个小时，天黑透了才回来。太阳还挂得高高的，我们五六个人就出发散步了，似乎一整天都在盼着这个时刻。三位宝贝女性换上了时髦的连衣裙，头发乌黑发亮，皮凉拖鞋样式新颖，神态娴婉，言谈毫无拘束。我们聊得最多的一个主题——贫困。
这里是“大跃进”时上马的地方国营农场。那时轰轰烈烈数万人修西格尔水库，计划开荒二百万亩，建设新疆最大的国营农场。结果很快下马，留下烂摊子交给自治区农垦厅。后又交喀什地区；“文革”中交给克州。谁也不愿意管的老大难农场，新疆兵团一恢复，赶快交给兵团。每年亏损百万元。
“文革”前800多名南通青年支边来到这里。不久发现女青年生理紊乱，不生孩子。“文革”开始，他们给中央领导写信。江青作了批示；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赛福鼎安排科技人员组成工作组调研。结果令人吃惊：山里有股泉水流过五彩山进入水库，水中含有微量的砷即砒霜。地下水矿化度高，不能饮用。自治区革委会决定把这批汉族青年全部迁往野云沟。这批青年借机返回南通老家。“汉族妇女不生孩子，汉族男人浑身无力”很快传遍全疆，令人闻“伽师”色变。
但是，当地维吾尔人生育率却相当高，一家五六个孩子很普遍。孩子是真主给的，不能不要。你宣传计划生育，他说一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你说防病治病，他说人的生老病死，真主安排好了。
宗教的力量确实了不起；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千年信仰宗教的民族。“文革”结束后，宗教急剧复兴。你看，一片破旧房子中间耸立着崭新的砖砌的清真寺，远比学校建筑好；阿訇的话具有很大影响力，远比小队长威望高。新疆与内地的文化心理差别之大，内地人很难想象；“不到新疆不知祖国多大，不到喀什不知治国多难”。信哉斯言！
我说有的老乡把我们送的药片吐掉了，“不清真，不干净”。等你把思想工作做通了，他同意吃你的手拿的药片了，二号病早就控制不住了！只有命令小队长的手去拿药；这样一来，小队长就不能去防洪工地了，生产就受影响了；防病取得胜利之日，就是扶贫救济之时。你能高兴起来吗！
单丽娟叹口气说：“周胖子说过，有的病人输血还讲究是否‘清真’。有时他输了血，对别人说是维族护士医生的血。怎么会是这样呢！不管黑人白人黄种人棕色人，血液成分是一样的；与信仰什麽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连连点头。
“越是贫困的地方宗教的势力越发达；这将长期存在。要有耐心啊！”
有时散步看见瓜棚就走过去，不管是谁的瓜，我们一去就成了贵客。老乡忙着挑瓜切瓜，把一块块甜得粘唇的伽师瓜双手捧给我们；一口一个“多和托尔”即医生。吃完了你能拿多少就拿走多少，拿得越多他越高兴。在他们眼里，我们是来救命的，是为老乡们办好事的；那种感谢不是作秀而是发自内心；那种眼神诚若赤子，毫无杂念。别说吃瓜了，你多坐一会儿他会牵只羊来宰了请你吃。我们常常被老乡的淳厚朴实，善良热情所感动。
又报警了：一个巴郎在水渠闸口下冲洗苜蓿，一捆苜蓿冲走了。他跳入水中捞苜蓿，被呛了几口水。两小时后发病，上吐下泻，昏迷过去。
我们立即赶到医院。周胖子一头汗，说没啥了，吊针挂上了。
晚上，钟书记从防洪工地赶来，和艾海提副场长一起，叫我去郑重交代：“工作组只有你懂维语，这里的民族干部对你印象很好。明天艾海提副场长和你组织大家下去，就抓一件事——喝开水！一家一户落实是不是喝开水！灭苍蝇，咱们办不到，喝开水可以办到吧！”
“万一有人不喝开水，不听话呢？这可是常有的事。”
“那好办，”艾海提副场长一脸自信“还是那句话，谁不喝开水，以后发救济款救济粮，别来找我们。”
对汉族群众来讲，喝开水是极为简单的事，但在这里必须轰轰烈烈，大张旗鼓，才能有效果。
我带了几个同志跑到离场部二十公里的分场，把场长叫来，一家一户检查，就一句话“暖壶在哪儿？”揭开盖子一摸，有热气，说声“保勒得”行了就走。没有热气，叫分场干部把名字记下来，扭头就走。有的被记了名字的人追着求着我们作解释，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听。
这一下很有效，维吾尔人口头文学非常发达，消息比鸽子飞得快。谁都怕领不到救济款救济粮，家家户户白天烟筒也冒烟了。
高温酷暑减退了，我们的工作效果显著。5天没有二号病了，8天没有；10天没有……
我们回城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心却越来越急了。
终于，接我们的面包车来了……
2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2008年5月，农三师邀请兵团作家访问图木舒克。结束时特意安排在伽师总场吃中午饭。一进总场地界，我几乎认不出来记忆中的原样了。宽阔平坦的柏油路，崭新气派的新楼房，电视，液化气，冰箱洗衣机，已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一下车，我注意到苍蝇很少了！场部没有旱厕了！房前屋后没有柴火垛子了！空气里没有牛驴粪蛋子味儿了！
我问一位年轻的维吾尔族干部，医院周院长还在吗？他说，我父亲告诉我，他叫“色米斯阿康”，是个好人；前些年退休住在喀什。常有伽师人去看他。你认识他？我点点头，我们一起在这儿防二号病，并肩战斗一个多月。他惊愕地看着我说，阿拉，多少年前的事啦！听说那种病非常厉害！
医院是不是有个米赛尔古丽？护士长。他更惊愕了，全总场的年轻人都是她的孩子，你是怎么认识她的？她是个好医生……
20年前，她给一个重病的婴儿输了血，救了那个小女孩。今年，那个小女孩应该是20周岁了。
我简单讲了这个真实的故事。
维吾尔小伙子紧握我的手。那眼神……那眼神……
怎么在那眼神里我看到了自己脸上皱纹里的笑容？！
星期五, 8月 02, 2013
新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从何来
作者：陈平（陈新元）
新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从何来、有多深？这个问题很复杂。有几千年历史斗争，有意识形态因素，有利益矛盾，也有地缘因素等。我们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从少数民族对汉族人的蔑称谈起。在新疆，汉族人一旦与少数民族发生冲突，会听到两个蔑称：“克达耶”“迪瓦尼”。这两个贬义词恰恰反映了汉族人与少数民族的矛盾之源及矛盾之深。
一、“克达耶”意为异教徒，反映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心理的巨大差异。也就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冲突。从历史看，伊斯兰教于公元960年在喀什登陆，已有一千多年。少数民族全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宗教文化成为少数民族的核心。而汉文化虽然在西汉进入新疆，但唐以后渐衰。而且在十四、十五世纪现代维吾尔形成过程中，汉文化的影响微乎其微。从近代看，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马克思主义进入新疆仅仅60年，而且又有“大跃进”“文革”等重大失误。而且新中国成立后，汉族人才大量进入新疆，汉文化也才开始越来越多与伊斯兰文化碰撞。在少数民族穆斯林眼中，很容易把汉族人视为是“异教徒”。
三股势力极力挑拨、扩大、加剧这种矛盾，论调之一：汉族人是东突厥斯坦的最大敌人，是“克达耶”，汉人的“民族融和论”是“消灭伊斯兰文化”。之二：汉文化是“肮脏文化”，伊斯兰文化是“纯洁文化”。之三：民族分裂主义的三句口号，我们是突厥民族，不是中华民族；我们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不是中国；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教，不是儒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
新疆汉族人有着天然的文化优越感，“远人不服，修文德以徕之”，对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相当大的差异看得很轻，对少数民族文化不了解也缺乏应有尊重，对少数民族特殊文化心理缺乏研究理解，对三股势力利用文化差异、隔阂、冲突，煽动反汉排汉、挑动民族仇杀的反革命能量估计不足，麻痹轻敌，酿成7.5事件大祸。
二、“迪瓦尼”意为要饭的，即汉族人到新疆抢了少数民族的饭碗，占了少数民族的资源。其实质是一种利益冲突。而把一切问题、矛盾都往民族问题上扯，是新疆多年来官方默许的少数民族的习惯思维。客观事实：
1、市场经济是靠利益驱动。少数民族重视自身利益是必然趋势，随着新一代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成长，今后会更加重视本民族利益。1986年12.12非法游行事件中，少数民族大学生喊口号：反对盲流迁入新疆、反对在新疆核试验等。
2、新疆资源富集，石油、天然气、煤等内调，而经济发展与内地发达地区差距大，许多少数民族尚未脱贫。新疆各族人民群众，要求“资源利益，公平分配”，而少数民族中“资源民族论”有了发展空间。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在西气东输的气源地，少数民族群众还在靠秸秆，胡杨枝取暖；还在贫困之中。
3、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各方面建设取得很大成绩。主要体现在高速公路、铁路、城建等方面，而关系民生的建设相对落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医疗、住房、教育等，严重滞后。这些属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改革不到位的问题，往民族问题上一扯就“说不清、理还乱”，成为影响民族团结的极为不利的因素。
如果与少数民族进行心理对话，他们的回答会使那些一厢情愿的宣传大失所望：
一一你宣传民族团结、为各族人民办了多少好事，他说你拿走了我的多少资源？谁为谁办了好事？你宣传各族人民是兄弟，他说你是老大哥，但你们汉族人不是说亲兄弟，明算账，你为什么富，我为什么穷？新疆资源是谁的？兄弟两谁多谁少？
一一你宣传“民族融和”，他说是你融和我、还是我融和你？你宣传“感恩”，他说你应该对我们少数民族感恩：我们为国家贡献了多少石油、煤啊！
一一你宣传修了多少铁路、高速公路，他说那是官员的政绩，老百姓能坐几次火车、能走几次高速公路？老百姓口袋里装了多少钱？
一一你宣传“三个离不开”，他说只有一个离不开，你们离不开我们，而我们可以离开你们。因为，解放后汉人来了多少又走了多少？在这里祖祖辈辈生活的是谁？
凡此种种混乱思想，举不胜举。奇谈怪论固然荒唐，但符合少数民族的利益。这一切为三股势力的煽风点火提供了社会心理空间。
弄清缘由就明白该怎么做了：
一、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不是同一源流，如何和谐共处、求同存异，是一个历史难题。我们要有与之长期共存的思想准备。首先，树立法律尊严、建设健全的法治国家，这是最重要最紧迫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皮”即法治，“毛”即各种文化。无“皮”一切皆无。美国号称“文化拼盘”，几乎全世界的宗教文化美国全有，而且美国容许私人有枪，这并没有危及美国社会。新疆现在最紧迫最关键的事是树立法律尊严、加强法治建设。其次，汉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要包容伊斯兰文化的精华，克服自身文化的糟粕。要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精华。同时，作为执政党要切实把核心价值观，体现为广大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先进文化，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上。
二、以共同利益为纽带，以“资源公平分配”“资源造福各族人民”的实际成果，克服“资源民族论”的消极影响。在关系民生的公共福利、医疗、就业、教育等方面，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确实优于内地，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在全国处于中上等。内地有的所有社会矛盾，新疆都有。而新疆有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内地没有。一定要高度重视调整各民族的利益，统筹兼顾，各得其所；一定要有针对新疆实际的特殊政策，才能化解新疆社会的特殊矛盾。否则，矛盾积累，不得化解，一旦爆发，后果严重，7.5事件即为明证。
新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从何来、有多深？这个问题很复杂。有几千年历史斗争，有意识形态因素，有利益矛盾，也有地缘因素等。我们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从少数民族对汉族人的蔑称谈起。在新疆，汉族人一旦与少数民族发生冲突，会听到两个蔑称：“克达耶”“迪瓦尼”。这两个贬义词恰恰反映了汉族人与少数民族的矛盾之源及矛盾之深。
一、“克达耶”意为异教徒，反映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心理的巨大差异。也就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冲突。从历史看，伊斯兰教于公元960年在喀什登陆，已有一千多年。少数民族全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宗教文化成为少数民族的核心。而汉文化虽然在西汉进入新疆，但唐以后渐衰。而且在十四、十五世纪现代维吾尔形成过程中，汉文化的影响微乎其微。从近代看，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马克思主义进入新疆仅仅60年，而且又有“大跃进”“文革”等重大失误。而且新中国成立后，汉族人才大量进入新疆，汉文化也才开始越来越多与伊斯兰文化碰撞。在少数民族穆斯林眼中，很容易把汉族人视为是“异教徒”。
三股势力极力挑拨、扩大、加剧这种矛盾，论调之一：汉族人是东突厥斯坦的最大敌人，是“克达耶”，汉人的“民族融和论”是“消灭伊斯兰文化”。之二：汉文化是“肮脏文化”，伊斯兰文化是“纯洁文化”。之三：民族分裂主义的三句口号，我们是突厥民族，不是中华民族；我们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不是中国；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教，不是儒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
新疆汉族人有着天然的文化优越感，“远人不服，修文德以徕之”，对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相当大的差异看得很轻，对少数民族文化不了解也缺乏应有尊重，对少数民族特殊文化心理缺乏研究理解，对三股势力利用文化差异、隔阂、冲突，煽动反汉排汉、挑动民族仇杀的反革命能量估计不足，麻痹轻敌，酿成7.5事件大祸。
二、“迪瓦尼”意为要饭的，即汉族人到新疆抢了少数民族的饭碗，占了少数民族的资源。其实质是一种利益冲突。而把一切问题、矛盾都往民族问题上扯，是新疆多年来官方默许的少数民族的习惯思维。客观事实：
1、市场经济是靠利益驱动。少数民族重视自身利益是必然趋势，随着新一代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成长，今后会更加重视本民族利益。1986年12.12非法游行事件中，少数民族大学生喊口号：反对盲流迁入新疆、反对在新疆核试验等。
2、新疆资源富集，石油、天然气、煤等内调，而经济发展与内地发达地区差距大，许多少数民族尚未脱贫。新疆各族人民群众，要求“资源利益，公平分配”，而少数民族中“资源民族论”有了发展空间。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在西气东输的气源地，少数民族群众还在靠秸秆，胡杨枝取暖；还在贫困之中。
3、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各方面建设取得很大成绩。主要体现在高速公路、铁路、城建等方面，而关系民生的建设相对落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医疗、住房、教育等，严重滞后。这些属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改革不到位的问题，往民族问题上一扯就“说不清、理还乱”，成为影响民族团结的极为不利的因素。
如果与少数民族进行心理对话，他们的回答会使那些一厢情愿的宣传大失所望：
一一你宣传民族团结、为各族人民办了多少好事，他说你拿走了我的多少资源？谁为谁办了好事？你宣传各族人民是兄弟，他说你是老大哥，但你们汉族人不是说亲兄弟，明算账，你为什么富，我为什么穷？新疆资源是谁的？兄弟两谁多谁少？
一一你宣传“民族融和”，他说是你融和我、还是我融和你？你宣传“感恩”，他说你应该对我们少数民族感恩：我们为国家贡献了多少石油、煤啊！
一一你宣传修了多少铁路、高速公路，他说那是官员的政绩，老百姓能坐几次火车、能走几次高速公路？老百姓口袋里装了多少钱？
一一你宣传“三个离不开”，他说只有一个离不开，你们离不开我们，而我们可以离开你们。因为，解放后汉人来了多少又走了多少？在这里祖祖辈辈生活的是谁？
凡此种种混乱思想，举不胜举。奇谈怪论固然荒唐，但符合少数民族的利益。这一切为三股势力的煽风点火提供了社会心理空间。
弄清缘由就明白该怎么做了：
一、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不是同一源流，如何和谐共处、求同存异，是一个历史难题。我们要有与之长期共存的思想准备。首先，树立法律尊严、建设健全的法治国家，这是最重要最紧迫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皮”即法治，“毛”即各种文化。无“皮”一切皆无。美国号称“文化拼盘”，几乎全世界的宗教文化美国全有，而且美国容许私人有枪，这并没有危及美国社会。新疆现在最紧迫最关键的事是树立法律尊严、加强法治建设。其次，汉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要包容伊斯兰文化的精华，克服自身文化的糟粕。要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精华。同时，作为执政党要切实把核心价值观，体现为广大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先进文化，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上。
二、以共同利益为纽带，以“资源公平分配”“资源造福各族人民”的实际成果，克服“资源民族论”的消极影响。在关系民生的公共福利、医疗、就业、教育等方面，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确实优于内地，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在全国处于中上等。内地有的所有社会矛盾，新疆都有。而新疆有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内地没有。一定要高度重视调整各民族的利益，统筹兼顾，各得其所；一定要有针对新疆实际的特殊政策，才能化解新疆社会的特殊矛盾。否则，矛盾积累，不得化解，一旦爆发，后果严重，7.5事件即为明证。
我的两位维吾尔族上级
作者：陈新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经在两位维吾尔族干部领导下工作，近距离读维吾尔人，明白了许多汉文化所不理解的事情。后来从事史志工作研究历史，从历史学的角度回顾我与维吾尔族干部的交往，使我对新疆的维吾尔文化、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形成与许多汉族干部不尽一致的独有见解。
我属于“老新疆”，出生于喀什伽师县，中学毕业在兵团某团场当农工。在贫困团场工作18年，任职基建参谋（正连职）。1981年中央决定恢复在“文革”中被撤销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被调到喀什兵团农三师宣传处当新闻干事，后为副处长、文联主席。在师部工作15年，此间我的直接领导是两位维吾尔族副政委。与维吾尔干部的共事有许多感受，学到了许多书本上不可能有的宝贵知识。有的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有与维吾尔族领导长期共事，长期生活，以心换心地交流，才能真正理解维吾尔人；也才能理解北京来疆挂职干部感叹：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喀什不知治国之难。
1997年我调到乌鲁木齐兵团史志办工作。研究了新疆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再看看新疆今天的现实，想说的话很多，但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只能点到为止。
新疆的许多事需要解释，否则内地人看不懂。文中涉及几个新疆的专用术语解释一下：
民族感情就是千百年来各民族对本民族的深厚的感情；民族情绪就是维护本民族利益的强烈感情；地方民族主义就是把本民族利益凌驾于中华民族利益之上的政治主张；民族分裂就是主张成立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我们应当发自内心地尊重民族感情，充分理解民族情绪，教育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坚决反对民族分裂。
“三股势力”一为民族分裂主义，主张成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简称“东突”；二为宗教极端主义，主张排斥“异教徒”甚至发动“圣战”；三为恐怖主义，主张用恐怖手段达政治目的。美国的“911”事件即其例。
还有，“老新疆”指的是解放前后进疆的汉族人，大多懂点维语；“新新疆”指的是改革开放后来新疆的汉人，大多不懂维语。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敏感人物用化名。
维吾尔族的知识精英
我的直接领导先是A副政委，后是E副政委。岁数差不多，经历也差不多，年轻时在地方工作受到提拔重用，中年时调入兵团农三师担任领导干部的。A副政委二十出头就当巴楚总场皮卡克村分场团委书记，后经过自治区党校、中央党校学习培训，头脑聪明，口才很好，汉语精通，汉文可达初中水平。皮卡克村分场1969年划归兵团农三师改为某团。他任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他的两个儿子都先后娶了汉族媳妇。完全是自由恋爱，A副政委从不干涉子女婚姻，甚至不与亲家来往。
E副政委是典型的共产党培养的一代精通汉文化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他在喀什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被选送北大数学系，正逢“文革”兴起，认识了“全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的创造者聂元梓。在北大“造反”的漩涡里他被弄得晕头转向，几乎没有正规上课，后来居然拿到了数学研究生职称。实际上他半辈子学的政治而且是用他的话说“变化莫测的政治”。在北京时断时续学习8年，中央党校，中央民族学院等。他可以把《孙子兵法》里古汉语译成维文，可谓“汉学家”。在喀什那个时代一大批维吾尔知识分子中，他以高学历、敢讲真话、颇有锋芒而名重一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担任县级主要领导；九十年代初，他由喀什行署监察处处长调农三师任副政委。他调入时A副政委改任副师长。
两位副政委具有维吾尔领导干部的共同特点：头脑聪明，性格直率，正义感强，重感情，重家庭，重友谊，特别善于学习汉文化。同时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与汉族干部相处时特别明显。与汉族领导干部相比，他们没有工于心计玩弄权术，没有城府深沉喜怒不形于色，他们感情外露，直来直去，很好相处。
我在宣传处办了十几年的各种学习班，两位副政委都给维族干部学习班讲过课。我听过几次大部分可以听懂。A副政委讲话常用老百姓的语言，生动有趣，通俗易懂，学员们特别爱听。有次讲课讲到计划生育，他说，真主给了你们家一个馕，一个孩子吃吃不完，两个孩子吃刚吃饱，三个孩子吃都不够吃，四个孩子吃都饿肚子。你们说有几个孩子好？大家一片笑声说两个好。他接了一句：真主是支持计划生育的！又一片大笑。
E副政委讲课理论性强，观点尖锐鲜明，学员启发大。有一次讲课说到中央为什么在“文革”后恢复新疆兵团，他问大家一个椅子是三条腿稳当还是四条腿稳当？回答当然四条腿稳当。他说，对啦！必须四条腿！新疆的社会稳定就要有四条腿，党政军是三条腿，加上兵团就是四条腿，新疆的稳定就有了坚实基础。接着他幽默地说，以后你们坐椅子回头看看是三条腿还是四条腿，坐在兵团这个椅子上。回应一阵笑声。
他们对我友善信任，十分看重；私下称我“付康”即兄弟。E副政委知道我出生在伽师县，向他的维吾尔同事介绍我时常说，这位是陈处长，老新疆，我的伽师同乡，汉族同乡。这一介绍常常使维吾尔干部对我表示友善，同时发出惊叹：阿拉！“匈达吗？”（是这样吗）。因为解放前出生在新疆喀什的汉人非常少。
他们认为我是“老新疆”，为人正直，心底透明，懂维语，通维文，又是他们的下级，心里话愿意对我讲，心里的郁闷愤懑也可以对我当面宣泄。有时话题太敏感了旁边有汉族干部，就直接用维语与我交流。
透过他们偶尔敞开的心灵的缝隙我看到了许多汉族干部看不到的东西，听到了许多汉族人听不到的东西。我只能说两句：许多新疆的汉族人（更别说全国）没有真正了解维吾尔人；许多人不了解维吾尔文化更不可能了解汉维两种文化的差别有多大。
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越有知识的人自尊心就越强；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这一点在两位副政委身上表现特别明显。我赞成学者的意见，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即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也可以走向极端盲目排外。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自治区主席是铁木尔?达瓦买提。有一次，A副政委在乌鲁木齐开会回来，在车上愤愤不平地说一件事：在小组讨论上，一位汉族干部发言开口说，今天上午自治区那个铁……铁什么主席讲了话。我一听就火了！“铁”了半天了！“铁什么主席”？你是厅级干部，也五十多岁了，居然连自治区主席的名字叫不出来！我们如果称“王什么师长”“李什么政委”，你们听了会怎么样？
我们在场的几个维族干部气得脸色都变了。还有更可笑可气的，一位兵团组织部的干部，可能长期在汉族单位工作，不知道维族人的名字怎么念，宣布任命通知念到维族干部名字时，把名和姓中间的点也念出来了，“任命托乎提--点--库尔班，为副师长”。中间那个点不能念出来！没有人教给他吗？……
E副政委也是这样。有一年元宵节，喀什市与农三师联合举办灯会。协商会是我去参加的，会后向E副政委汇报并通知了有关单位。节前年头工作很忙乱，办个灯会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我没去检查落实。那天E副政委打电话问我“你去检查过各单位制作的灯没有？”我答没有。他有点火气了：“你现在就去！地方上有人给我说取消这个灯会！”我立刻去了几个单位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那年正逢猪年，有的单位扎了不少猪灯！穆斯林群众看了会反感的。我打电话给E副政委建议：元宵节灯会按计划办，猪灯不挂出去。E副政委冷冷地说，算了，不办了。市政府已经通知我们了。
还有一次是国庆节前，通知各单位挂标语。标语内容发了文件并要求汉维两种文字。那天，E副政委口气严肃地打电话给我说，你自已去看看某公司的标语。我以为标语内容出了什么问题，连忙骑车到某公司大楼前，一看才明白了，标语内容没有问题只是汉文在上维文在下。我找到公司经理说要把维文放上面，经理不以为然“钱都花了标语制好了，文字上下有什么关系？”我再三强调自治区有这方面的规定，经理勉强同意了。我向E副政委汇报，他叹了口气说，别忘了咱们这个地方是维吾尔自治区。我可以不计较这个事情；维吾尔群众会怎么看？
后来，他无意中漏出一句“怪不得我调兵团来工作时，朋友告诉我兵团有大汉族主义”
“那个汉族妇女如果懂得我们的习俗就好了”
1998年夏天，一件血案震惊喀什。一个年轻力壮的维族卖肉摊贩持刀砍伤6名无辜群众，又造成两名警察一死一伤，后被当场击毙。喀什各族群众为牺牲的汉族警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那时我刚调到乌鲁木齐工作，E副政委到兵团来开会特意来看我。谈到喀什发生的血案，他长叹一声：“那个汉族妇女如果懂得一点点维吾尔人的习俗，这个事根本不会发生。”
维吾尔人饮食有严谨的习俗，非清真不吃，非鲜活不吃。《古兰经》上有规定什麽可以吃，什麽不能吃。在喀什从未发生过市场上卖病死家畜肉的事。这一点很值得内地汉族人好好学习。牛羊肉是天不亮由阿訇念经后宰杀，天亮送到巴扎（集市），肉挂上架子十分新鲜，蜜蜂围着飞。肉贩子从不赶走蜜蜂，因为那是羊肉新鲜的标志。顾客尤其是汉族人不能用手摸肉，汉人饮食非清真。他们特别讳忌这一点。“你把肉摸脏了，我卖给谁去？你用眼睛看，看上了我给你割下来。”
那个汉族妇女不停用手摸肉，不理摊贩厉声制止。她挑了一块手摸过的肉叫摊贩切下来。过了秤后她却说不要了，转身就走。摊贩大怒追上去挥刀砍伤其胳膊，接着接连砍伤数名闻声而来的无辜群众。血案就因为一件小小的买卖纠纷发生了。
E副政委说，五十年代解放军进疆，首先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再加上纪律严格，很少有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事发生。所以，直到今天维吾尔群众还在说“老新疆好”。现在怎么样？内地大量汉族人进入新疆，谁对“新新疆”进行过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教育？他们不顾一切只知道赚钱，根本不知道少数民族的习惯。称呼少数民族“老维”、“皮帽子”，年轻的叫“巴郎孜”，年龄大的叫“老巴郎孜”，谁去批评教育纠正啦？还有“遥勒达西”（同志）只能在开会时称呼，出了会场不能用！在大街上你喊“遥勒达西买买提”是贬低人的……
我们少数民族最重感情；也最怕伤感情。感情一旦被捅一刀，伤口很难愈合??????
也谈“三股势力”等敏感话题
我与两位维吾尔族领导共事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疆“三股势力”猖獗一时，动乱和严重恐怖活动多次发生。尽管他们对“敏感问题”比汉族干部更加敏感，尽管他们在汉族干部面前表态谨小慎微，但出于对我的信任、出于我们之间比较深的感情，他们不自觉地把对一系列“敏感问题”的真实看法在我面前流露出来。在整个师机关也只有我这个汉族干部明白这些事。
1990年4月，阿克陶县巴仁乡发生由“三股势力”策动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奉党中央国务院命令，农三师民兵参加了平暴战斗。我随民兵到了现场。
A副政委从北京学习回来，听我讲了民兵参加平暴的情况。在会上，他的表态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会后与少数民族干部交谈时基本不提“三股势力”“反革命组织”等，而说：“那些人是‘苕子（精神不正常）’，他们可能吸了麻烟，不知道共产党多么强大？共产党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军，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国。远的不说，去年北京百万人上街游行闹事，结果怎么样？……”“碗豆跳得再高也砸不烂铜锅”！他们私下谈论最多的是巴仁乡乃至整个南疆的贫困落后??????
1996年5月，喀什艾提尕尔大清真寺大阿訇阿荣汗?阿吉和儿子遇刺重伤，震惊全疆。阿荣汗大阿訇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新疆伊斯兰教协会主席，在穆斯林群众中威望很高。案件发生的第二天师党委召开机关干部大会，通报了情况，定性为“三股势力策动的严重刑事案件”。会后，我与E副政委两人相遇单独交谈。我把此案说得很严重，而他淡淡一句“这不过是教派之争。”
新疆的伊斯兰教属于逊尼派的教法学派之一哈乃斐派，该派是正统派。但也有极少数人信奉神秘主义的苏菲派，在新疆称为依禅派也称“十二伊玛目派”。在历史上两派争斗，血案不绝。
他们认为阿荣汗大阿訇被刺是依禅派所为。但在公开场合，他们会“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为这是“三股势力”所为。
不久，传达中央文件指出对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小组讨论会上有的汉族干部发言表达不准确，似乎少数民族在搞分裂。E副政委很不高兴说“汉族也有搞分裂的，台湾的陈水扁就是。不要一提反分裂就扯上某个少数民族。”
我思索这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尽量避免使用“三股势力”一词？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或者保留不同看法？在新疆，当少数民族干部保持沉默或者一字不落把上级文件重复一遍时，就是他们有不同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不愿表达之时。
后来在与E副政委的多次个别交流中，我把他的片言只语连接起来，分析归类，终于明白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念：
“三股势力”之间有联系，但要具体分析。一个最简单的历史事实：维吾尔人没有建立独立国家的历史至少近几百年来没有。“东突”理论在民国时期传入新疆，仅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传播，广大老百姓没有文化根本不知“东突”是怎么回事。1949年前，“东突”出现过两次。一次是1933年，沙比提大毛拉利用战乱在喀什成立了“东突伊斯兰国”，一百多天就垮台了。二次是1944年底，“三区革命”爆发，苏联出动军队，在伊宁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一年半后，斯大林担心引发中亚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连锁反应，改变了主意，撤销了“东突”，以“三区民众参政会”名义与国民党和谈成立了新疆联合政府。新中国建立后中苏友好“东突”理论基本销声匿迹了。近年来，在国外敌对势力煽动下，“东突”分裂理论死灰复燃。但是，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是反对“东突”的，因为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国家。而且，“东突”的疆域包括了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国土，他们能接受吗？不能把所有闹事都往“东突”上扯。即使有极个别人想搞“东突”，在他的头脑里没有行动你怎么反？
接着说极端主义。宗教信仰；宗教狂热；宗教极端主义；这些概念在现实中界限怎么划分？你怎么判断一个穆斯林对宗教是虔诚还是狂热？甚至到了极端主义？他不付诸行动没法反。
我们应该集中力量狠狠打击恐怖主义，依法严打。不管他是“东突”还是宗教极端主义，也不管他是报复社会，只要搞恐怖活动露头就打；让他不敢搞。
况且，有的动乱是社会矛盾没有及时化解长期积累引发的，与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没有什麽关系。换言之，是“三股势力”利用了社会矛盾。长期贫困；贫富悬殊；失业增多；官僚主义严重；特权思想等等；这些问题不能及时化解，给“三股势力”提供滋生的土壤。
“你们要求少数民族不要把所有问题都往民族问题上扯，你们也不要把所有闹事都往民族分裂主义上扯，新疆的许多事很复杂。许多闹事的人连什麽是‘东突’根本不知道！”
我理解了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观念。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可惜，我人微言轻，发挥不了什麽作用。如果我们的民主制度很有效，能让每个人自由发表个人的看法，多数人能听到少数民族干部的不同意见，新疆的局面可能比今天好得多。
“新疆的历史还是我们自己来讲”
我喜欢读书，每次和师领导下基层工作别人带着扑克，我带着书。有次我随E副政委下团场工作。他坐在越野车前排，回头问我这次下去带的什么书。我答《维吾尔族简史》。他一听来了兴趣说拿来我看看。我从包里翻出来递过去。他首先翻看版权页，边看边说你发现没有，讲维吾尔族的历史，五十年代出的书和八十年代说得不一样，现在出的和八十年代又不一样，以后再出书还不知道会怎么回事呢！
八十年代初，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曾经组织批判吐尔滚?阿勒玛斯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我认真读了那些批判文章。实话实说，我对那些批判文章持保留态度。即使批判也应该在学术范围内进行，没有必要在全社会开展，其结果是“吐尔滚理论”广为流传，影响比没有被批判之前更广。鉴于“文革”的深刻教训，我必须弄懂维吾尔族的历史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问这本书怎么样？他翻看说，书是八十年代出的，内容是五十年代的。五十年代的书可以看，后来的书就“白坎儿啦！（没有东西啦）”为什么？我追问一句。他说，五十年代编书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不少从苏联留学回来，又经历了金树仁、盛世才、国民党统治，知识面广，那时还没有阶级斗争为纲，大家还敢讲真话，写出的书可以看。包尔汉，精通维汉俄三种语言，在盛世才的监狱里编了《维汉俄大词典》。赛福鼎是大文学家，诗歌文章都好，精通历史。
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来，那时汉族知识分子精通维文的很少，几乎没有汉族人参加编写史书。
我说后来历史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越走越偏了。他连连点头，说政治是不断变化的，你看党的路线变化多大，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等等，而历史是永远不变的事实，“让石头跟着鸟儿一样飞！行吗？”他眼望着三岔口光秃秃的山说。
我不喜欢酒宴玩乐，到垦区一有空就看书。那天晚饭后，我陪E副政委散步，又说起《维吾尔族简史》。他说，汉人最早创造了文字，而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有的甚至是解放后才由政府组织专家去给他们创造了文字。他们更多是口头传说，在汉文史书上没有记载。还有，古代与汉王朝打过仗有交往的游牧民族，汉文史书上有记载；没有打过交道的没有记载。你们讲历史完全依据汉文史书这可能全面吗？
我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他又说了一句，我们民族的历史最好由我们自已来写。即使错了，由我们自己来修改。我明白，他是针对自治区党委组织对吐尔滚?阿勒玛斯的《维吾尔人》的批判说这番话的。
接下来他说的一番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你们说王洛宾是“西部歌王”，他的歌确实好听，我们也喜欢。但是，我们的音乐家说他是“纳和夏吾乎热（歌贼）”。他把少数民族的歌“偷”过去变成他的了。我们祖祖辈辈唱的歌，因为歌手不识谱，只会唱，他一听立刻把歌谱记下来，再编了歌词就成他的了。你们也就把他抬得高高的。我们认为真正的“歌王”是阿曼尼莎汗……
我无语了。阿曼尼莎是叶尔羌汗国的王妃，整理了著名的十二木卡姆乐谱，是维吾尔人最推崇的音乐家。
讲历史时突然跳跃到王洛宾，他们的内心怎么想的。
慰问宗教人士 喝“圣水”
A副政委的父亲曾经是小海子垦区的大阿訇，宗教造诣深，在穆斯林群众中很有威信。我跟随他去慰问垦区的宗教人士，每到一家，他进门首先介绍：我是白克尔大毛拉的儿子。那些宗教人士立刻喜形于色，热情招待。随行的团场维族干部接着介绍，师里的副政委。那些宗教人士肃然起敬，连连点头“认识认识，知道知道”。
阿訇的笑容先是发自内心，后是出于礼貌。
A副政委在慰问宗教人士时说的最多的事情是教育，小学的入学率是多少；有没有不去的？你们要教育群众送孩子上学。“先知说过，即使知识远在中国也当孜孜以求之”。还有，他接着强调宗教人士要发动群众勤劳致富，带头致富，“先知说过，最不能忍受饥饿和贫困”。
我很赞成A副政委的工作作风，少讲一些政策理论，少喊一些口号，多讲一些实际的东西，穆斯林群众容易接受的东西。教育，富裕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不论那个民族，不论那种信仰都是这样。
我开玩笑说，A副政委，你口才太好了。大家特别喜欢听。走了好几家你的话我可以背下来了。再到下一家你就说“我命令陈处长替我说”。
他天性乐观，哈哈大笑，好好好，下次你说。我自嘲道，我说没有用处，人家知道我的父亲不是大阿訇，把我当成赵本山的《卖拐》啦！人家一听唢呐怎么吹出达甫（手鼓）的声音啦？
又一阵笑声。维吾尔人天生喜欢热闹笑声。
我心里清楚，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只有少数民族干部来讲才有效果。他们属于同一个文化体系。他们确实不容易，既要坚持党性，又要与广大穆斯林密切联系；既要掌握汉文化的思维方式，又要坚守本民族的精神家园。
那天到了一家阿訇家，院子里几间大房子里挤满了人，过节般热闹。我们一行到来大家立刻恭恭敬敬让出一条路，一片“基勒克吗？（问候）”
原来，这位阿訇刚从麦加朝觐回来，亲友们都来庆贺。其中最隆重的仪式是每个人非常虔诚地抿一口“咋木咋木”泉水。
传说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初期，遭受麦加权贵们的迫害。妻子抱着婴孩躲避追杀，逃到麦瓦尔山时烈日干燥，孩子干渴哭泣。妻子放下孩子奔波找水，没有找到水回到孩子身边一看，孩子蹬着蹬着脚下涌出了泉水。从此，朝觐者来麦加必须在麦瓦尔山来回疾走七次，掬饮泉水。此泉为所有朝觐者的“圣水”。
这位朝觐者用一个大塑料桶装了满满一桶“圣水”，来客用一个精致的瓷碗逐一品饮。
只有我一个汉族干部；我必须尊重穆斯林的风俗。A副政委喝了一口把瓷碗递给了我，全场一片掌声。我虔诚地举碗过头，一饮而尽。众人注目赞叹。
坐在车上，余兴未尽。我说我读过汉文的《古兰经》，内容很丰富。A副政委沉默一会儿说，新疆的阿訇们有个观念，《古兰经》只能用古阿拉伯语来读，翻译成任何文字都可能背离原意。他们不赞成翻译成维吾尔文，也不赞成汉文的《古兰经》。不过，我赞成，不翻译过去其他民族怎么知道《古兰经》呢？怎么了解伊斯兰教呢？
闻所未闻。唉，我又白下功夫了！阿訇们可能是想垄断话语权吧。万一阿訇??????玄乎！
那位朝觐者带回的“圣水”因为天热，旅途七八天，我喝了腹泻。但我不后悔。我尊重所有信仰宗教并严格遵守教规的人，不论基督教，佛教，还是伊斯兰教。心诚则灵。我觉得世界上最可畏的是没有任何信仰的人。
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民族很难理解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一个无神论者很难真正了解一个有神论的人的内心世界。
酒后听真言
那次我跟A副政委到维吾尔群众聚居的小海子垦区，这里是A副政委的老家，亲戚朋友很多，一天吃五六家甚至通宵。
我有个小小的疑问：A副政委的儿子在这里娶了汉族媳妇，亲家在这里怎么不去看看。我私下问这里的汉族干部，说A在这里当政委时，他后来的亲家是机关的一个科长。他们基本上不来往。不同民族之间的婚姻一直是新疆不可涉及的敏感话题。
A副政委每到一家在介绍完我的职务后，总要加一句：他是“老新疆”，会维语。意思很明显，说话注意一点。
那天白天吃了三四家，晚饭在A副政委一个亲戚家吃。我们一行人中仅我一个汉族。主人家来了七八个维族干部。喝酒很猛，我假装醉了，不顾礼貌往大炕里边一滚躺下，谁叫都不答应。
他们看我醉了睡着了，交谈越来越热烈，越来越收不住缰了。
“上海浦东发展太快了，高楼非常漂亮。外国公司招牌十公里外就看得见。夜里我们坐船顺江游玩，灯光连着星光，又倒影水中，真像作梦，进了《一千零一夜》里的神话世界。深圳到处是高楼大厦，非常现代化。但是一回到新疆，我们这里太落后了。我们那里大部分人还在喝涝坝水，人均收入只有上海深圳十分之一，几十分之一。”
“我们为什么穷？他们为什么富？把我们的资源全拿走了！石油、煤、棉花，西气东输，西煤东运，西电东送，就这个样子西部大开发吗？我们的群众还在烧棉花杆！”
“你们口口声声兄弟民族，不错，你们是老大哥，但你们不是有一句话，亲兄弟，明算账吗？你们拿走了多少？还给我们多少？为什么不算清楚？”
“还要叫我们去向群众宣传要感恩！谁向谁感恩？搞错了吧？我们为全国的发展送出去多少资源？应该是所有用了新疆的石油、煤、电、气的省市向我们感恩！对！还有棉花！”
“他们说新疆的资源是全国人民的。”
“西湖、黄山、九寨沟都是全国人民的，你能把它们都搬到新疆来吗？在我们脚下的东西就是我们的！”
“内地的汉族人对我们确实太热情，把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全拿上桌子了。什么蛇、虫子（蚕蛹）、还上了一盘油炸蝎子！我心里一阵恶心想吐，什么都吃不下去了。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洗肠子，两三天光喝茶吃点干馕，不吃肉不吃炒菜。洗干净肠子再吃自已家里的饭。汉族人怎么什么都吃啊！他们自己说汉人是两条腿的人不吃，四条腿的桌子不吃，其他什麽都吃！”
谈到八十年代自治区两个副主席一个汉族，一个维族，因权色交易贪污腐败被查处，降为厅级非领导职务。两个副主席都被一个汉族女老板拉下水了。
“处理太轻了！该送监狱！那个汉族女老板为什么不追究？那个汉族女人真不要脸！”
“一个（产品）出疆证，一个火车皮，一个（价格）双轨制，你只要占上一条就可以发大财。把任何一只瘦羊拴在这三个圈里，不久就肥得走不动路了。”
“现在把两只肥羊拉走了，又换上了两只瘦羊，老百姓又得用血汗把瘦羊催肥。还不如就一只羊肥了不宰不换一直养到死……”
大家大笑又饮一杯。
在几届自治区主席里，他们认为最有威信的是司马义?艾买提，敢说真话，而且重感情。他六十年代在边防部队当兵，有一次去边防哨所回来遇到暴风雪，迷了路，在雪堆里挣扎。被一个维吾尔牧民发现了，把他背回家里。牧民很穷，炕上只有毡片子。吃了热馕，喝了奶茶，他恢复体力急着回部队。牧民有一双新靴子一直舍不得穿珍藏着，看见这位解放军战士的靴子被雪水泡坏了，他把新靴子套在这个子弟兵脚上。牧民一直把他送出山去。后来，他当了和田地区专员还专门派人去找这个牧民，没有找到。牧民不知跟着水草到哪里去放羊了。再后来，他当了自治区主席上任临走时，专门给和田地区朋友交代，一定要找到这个救命恩人。那一年，果然找到了。他自己掏钱买了飞机票把这个牧民接到乌鲁木齐，亲自陪同参观游玩天池吐鲁番。牧民回去时，他特地买了一双最贵的牛皮靴送给了救命的朋友，说我永远记得你给我的那双新靴子，记得你对子弟兵的热爱！
“这才是真正的维吾尔人！”大家谈笑直到深夜。
酒后真言，难得一闻。司马义?艾买提的故事令人感动。他们谈论这件事还有一层意思：司马义?艾买提主席调中央工作时，乌鲁木齐的7所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喊口号：“反对把司马义艾买提主席调走！”等。
“资源民族论”令人忧虑。流行甚广，难以纠正。
我只有心里一声叹息：新疆的事情积重难返……
别忘了一个基本规律：人是以自己的利益来对待理论的，马克思说过“几何公理如果触犯了人的利益也会被看成缪误的”。
“当官就得像个官”
汉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的产物，而维吾尔人先祖回鹘人曾长期在漠北游牧，唐朝时西迁吐鲁番建立高昌回鹘国，逐步向农耕文明转化，现代维吾尔族形成过程中又融合了西域的一些游牧民族，其文化烙上了浓重的游牧文明的印记。其特点之一，部落意识，头人意识很强。官就是“头人”，为部落负责，就要杀伐决断，敢作敢为，绝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个“迪罕（农民）”。
两位副政委私下都反感有的汉族领导的“研究研究”，他们说“研究研究”就是“抽完烟喝完酒再说”。他们在职责范围里敢于表态，口气威严，绝不拖泥带水。在涉及本民族利益时更是毫不含糊，态度明朗。
党管干部是一个原则。喀什各县党委书记都是汉族。在少数民族中，往往“汉族”和“共产党”“国民党”是一个概念。他们说，你们汉族思维用人提拔干部总是挑选老实听话的人；这样不行，“亚瓦西阿丹木（老实人）”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没有威信，说话没有人听。他们认为县长必须是有威信的乡长；地区专员必须是有威信的县长；自治区主席必须是有威信的地区专员。
但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权力高度集中，兵团又保留了部队的“首长责任制”。他们要想说话算数，言出必行，不太容易，而且常常把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不好办事。
那次在党校办少数民族干部学习班，学员是维吾尔族副团职干部。我忙着找教材，请教员，还要安排吃住。第二天就要开学上课了，按照兵团领导的惯例，报到那天首长要看望学员。E副政委叫我一起去党校看看学员。那些学员对他十分热情，争相握手。他问有没有什麽要求，那些学员说“纸拖鞋”穿着不舒服，洗脸间固定脸盆用着不习惯，还有人没有带牙具毛巾。
E副政委立即回头对我命令说，每人解决一套脸盆；塑胶拖鞋，牙刷，毛巾。我心里一咯噔，学习班经费预算没有这一项，但我深知E副政委的心理，立刻连连点头。所有当官的“面子”不可驳。
从党校回来已经下班了，我立即给管钱的师领导打电话请求追加经费。师里是“一支笔批钱”。因为我办一次事情就要一次钱，一年下来不知要了多少次钱，“一支笔”早就不耐烦了，答复说学习班的经费已经批过了，“办个学习班那有这么多事？谁答应给拖鞋脸盆你找谁要钱去。”
下级对上级没有道理可讲，只有服从。
“一支笔”的话不能讲出去，讲了影响师领导之间特别是汉族领导与维族领导的团结。而E副政委的领导权威必须维护。我立即给党校校长打电话，叫他们先把钱垫付，明天早晨必须落实E副政委的指示，解决拖鞋脸盆等。等我们下次再办学习班时把这个窟窿补上。那位校长笑着说你老给我们找麻烦。我说理解万岁，理解万岁。我给你打欠条，实在不行从我工资里扣除。
第二天开班E副政委作动员讲话，第一句话问拖鞋脸盆都解决了吗？大家笑了齐声说解决了，他满意地点点头也笑了。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我尽可能维护好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的威信，尽可能维护师领导班子的团结，也算是忍辱负重吧。
A副政委也十分看重自己的领导威性，而且对本民族文化有强烈自豪感。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兵团开会领回一项任务，自治区和兵团都要收集、整理、出版《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三套集成》，自治区成立了“三套集成”办公室，兵团也安排了这项任务，但没有专职人员也没有机构，文化处代管。经费各师自行解决。
我回师部向A副政委汇报，他突然问出不出维文的？我答兵团没有明确出不出维文的。他口气有点生硬了，兵团怎么回事？他们不知道我们师里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五十一吧？我们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丰富得很，有许多宝贝吗！为什么不出维文的？你马上向兵团请示。
我恭敬地点点头，心里说麻烦事又来了。
我的请示结果是：是否出版少数民族三套集成，你们师自定。好一个“自定”！他们也怕“谁安排的问谁要钱！”
A副政委不容商量地对我说，这件事你牵头具体负责搞。不出维文的怎么行呢？少数民族文化也要好好发展吗！
新疆的许多事情只要扯上民族问题就鬼神难测。汉文的三套集成已经搞得我头痛不已，要钱、聘人、到基层催稿等，维文的三套集成难度更大。
“一支笔”表态：兵团没有明确安排出维文三套集成；“谁安排的你找谁要钱。”
我又被夹在中间了。天无绝人之路，幸亏我与师机关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干部关系不错，他们极积帮我想办法，提供了重要线索：小海子垦区有几个五十年代的老翻译，爱好民间文学，收集了不少故事谚语歌谣。
我立即到小海子垦区诚恳拜访，他们同意让我复印收藏的资料。有的团场也征集了一些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的资料。
但是，谁来编辑审查把关呢？我的维文水平远远达不到，况且我是汉文三套集成的主编，忙得焦头烂额。
也算天助我也！党委办公室调来一位翻译，叫阿布拉江，来自基层，三十出头，初生牛犊不怕虎，正想到大机关创一番事业。我向A副政委推荐了他。A副政委立刻把阿布拉江叫来，把维文三套集成任务交给他。小伙子欣然领命。
党办室主任是我的老朋友，说你怎么挖自己朋友的墙角呢！阿布拉江是我的人，正要用他呢！我说我走投无路了。
A副政委很喜欢文学，年轻时是“帅哥”，被挑选到总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次我去他办公室，办公桌上摆着维文三套集成草稿。他正在认真审稿，抬头看我一眼，满面喜悦，啧啧称赞道：这里面真有好东西！
我正为维文的三套集成出版经费发愁时，E副政委从地方调来了，A副政委改任副师长，分工管教育、卫生、民政等，都是有“活钱”的口子。几万元的出版费不成问题。无需我“死猪不怕开水烫”去找“一支笔”要钱了。
农三师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三套集成出了汉维两本，受到兵团文化处口头表扬。全兵团有8个师出了三套集成，维文仅我们师的一本。其中甘苦，只有我心里明白：中国的官员们少一门社会科学——新疆少数民族心理学。
对汉文化的独特看法
自古以来汉人有天然的文化优越感，“远人不服，修文德以徕之”。新疆的汉族人有一个普遍的共同观念，少数民族越精通汉文化就越亲近汉族人。这个观念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因为你忘了辩证法，没有想想他们会怎么看待汉文化中的糟粕——他们称为“脏东西”。
还有，现代维吾尔族在形成过程中，融合了不少部落，族群，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于是，两个都有强烈文化优越感的民族迎面相遇了。没有隔阂，矛盾，甚至冲突那才是怪事呢！
两位维族领导精通汉文化；A副政委的两个儿子娶了汉族媳妇；对汉文化的精华十分推崇；但是，他们对汉文化中的“脏东西”非常敏感；比不懂汉文化的一般群众更加敏感。
有次我与A副政委去为一个团职汉族干部送葬。喀什汉族公墓在飞机场北的一大片石头滩上。出殡车上一路撒纸钱，下葬时亡者穿着新衣服，戴着手表，墓穴里赫然摆了五粮液等。
A副政委是参加葬礼的唯一维族干部。如果他不是去世干部的上级，他是不会去参加葬礼的。
回来的路上，A副政委终于忍不住了，长叹一声对我说，人死了还会看表吗？还会喝酒吗？还会花钱吗？维族人认为，人死了灵魂就升天去见真主，好人得好报，坏人得惩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赤条条的啥也没有，人走的时候为什么要带走那么多东西？真是??????
我委婉地说，汉族人各个地方风俗不一样；他们老家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活着的人为了表示希望死去的人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活下去，他爱喝酒就送他酒，他爱那块手表就让他带走，这是寄托一个心愿希望。其实，谁都知道人死灯灭，什麽都没有了。
A副政委一声不响，只摇头。看着风中飞起的纸钱，突然回头问我，他不是共产党员吗？
我苦笑了一下，绕开这个问题，说我死了一定火葬，学周总理把骨灰撒了什麽都不留。我知道维吾尔人主张速葬薄葬，白布裹身，黄土为穴，没有任何陪葬品。我很赞成他们的生死观：我从真主那里来时一无所有，我回真主那里去时一无所有。
作为北大数学系研究生的E副政委对汉文化的看法更加深刻。有次我们聊天，他说，我上小学初中时对汉文化非常热爱，那时的教育都是正面宣传，英雄主义。但是，上喀什师范学院时，有一次去喀什纺织厂一个同学家里，有个汉族工人从老家把老母亲接来了，那老太太是小脚。我第一次看到小脚老太太走路，摇摇摆摆，随时可能摔倒。当时对我震动太大了。我第一次知道汉人的祖先曾经这样虐待妇女！我疑惑了：为什么书本上没有告诉我这些啊？
我说，汉文化里有糟粕，有“脏东西”，必须克服。各民族之间应该是互相学习优点，自己克服缺点，不断发展自己的文化。
他说，那是对的。新中国怎么样？妇女解放，反对缠脚丫子，新疆的妇女没有戴面纱的了。妇女是半边天啦！但是后来怎么样？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女人写的；第一个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的是女的；几个样板戏的主角都是女的；江青就更不用提了是个坏蛋女人！把“伟大领袖”的形象都损害了！
E副政委后来告诉我，“文革”运动特别是“批林批孔”全盘颠覆了汉文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小人和女子难养也”“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等，把汉文化中的糟粕“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使少数民族产生了极大反感和强烈排斥心理。原来汉文化这么多“脏东西”！你想，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父母兄弟之间都以阶级划线，“亲不亲，线上分”，提倡儿子批判父亲，兄弟互相斗争，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而我们这个民族重亲情，重感情，伊斯兰教提倡“信奉真主都是兄弟姐妹”，主张人与人，人的内心世界和谐纯洁。基督教也是主张“信奉基督都是上帝的子民”。不管他们能不能做到，至少他比“斗争哲学”“造反有理”“游街，抄家，打砸抢”合乎人性吧！
这就是“文革”结束后，你们说的“宗教狂热在南疆普遍兴起”的原因之一吧。
有一次，E副政委路过某县时要去看一个维吾尔族副县长。那个副县长很年轻，对我们非常热情，对E副政委非常亲切。
E副政委在这个县里当过县委书记，发现这个年轻人在乡里工作出色，就重点培养他，不久当了副县长。听说新上任的汉族县委书记，对这个年轻的副县长不满意，公开几次点名批评他工作不大胆，不敢严格管理下级。弄得这个“年轻干部好苗子”好没有威信，心情沮丧。
那个年轻干部诉说心里话，我才三十几岁，那些村长有的五六十岁，胡子那么长，我怎么能因为对他们工作不满意就训斥他们呢？他们是我的长辈啊！E副政委问那个县委书记批评你时你没有给他讲这些吗？他说讲了。书记怎么说的？书记说你是县级领导干部，不管你的下级胡子有多长，辈分有多高，该批评就批评，该收拾就收拾。
此前，我们在车上说了顺口溜：村干部是打出来的，乡干部是骂出来的，县干部是吹出来的，地州干部是送出来的。
E副政委对那个年轻干部说，你这样做是对的。怎么“收拾”？揪着胡子骂一通？他（汉族书记）就是这个意思！不能当了官就六亲不认。别忘了我们是维吾尔人！
话中有话：汉族领导为了“政绩”可以不讲亲情，有了“政绩”升官走人，我们祖祖辈辈还要在这里作人哪！??????
难忘的“高峰论坛”
听听那些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心里话是非常难得，也是非常宝贵的——不管他们说的对与错，能听到就是打开的另一扇天窗，让你知道除了汉文化的天地之外还有另一番天地。
E副政委上喀什师范时的同学都快六十岁了，不是县级就是教授；博导等等。有几个出过一摞子书，在喀什名气很大。
我在调到乌鲁木齐之前，参加过E副政委的一次老同学聚会，使我久久难忘。那是真正的“高峰论坛”。
只有我一个汉族，听了E副政委的介绍大家都很信任我，于是“提起闸门放水——想怎么流就怎么流”，畅所欲言。
在新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聚会，新疆问题民族问题是永恒的话题。
他们认为新疆的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是毛泽东时代，一是毛泽东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最高指示没有人敢不听。被神化为“救星”，代替了真主的权威。二是大家都讲阶级，民族界限模糊了，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不断，民族意识压下去了。全社会只讲阶级成份，不讲什么民族。三是那时新疆西藏工资在全国最高，再加上革命英雄主义，支援边疆虽然艰苦但很光荣。四是那时党风正，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融洽，基层政权稳固。没有公开的特权阶层，没有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五是各民族之间利益冲突很少，全党重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会积累社会矛盾，引发闹事。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全国大饥饿，新疆闹大事了吗？六是解放前南疆的大地主同时也是宗教上层，经过土改、镇反运动，宗教的影响力大大减少。许多村庄的清真寺坍塌了。
现在呢？不说了！谁心里都像一面镜子一样清楚。
他们对民族理论、民族区域自治等提出一系列质疑：
我国的民族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五六十年过去怎么民族越划分越细了越多了？民族之间界限越来清楚了？民族之间隔阂越来越深了？我们的民族理论是从苏联引进的，现在苏联解体了，我们还紧抱这个理论不放。根据这个理论，中华民族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搞错了吧？有的人群千百年生活在深山老林，几乎与世隔绝，处在原始部落阶段，还没有形成现代民族。把他们命名为什么什么“民族”，没有文字给你创造文字，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再成立什么什么“自治县自治乡”。“原始部落”怎么能与“现代民族”相提并论呢？
我们的路子是：根据斯大林提出的四个标准划分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五十六个民族组成中华民族。民族问题完全政治化了！
宗教的路子简单得多：信奉《圣经》你就是“上帝的子民”，信奉《古兰经》你是穆斯林“兄弟”。宗教跨越了种族、国家、民族等界限，形成强大文化力量。
民族问题尽可能不要政治化，要突出一点：文化！向宗教学习！要重文化，轻种族。
“都是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这把我们排除在外了！蒙古人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藏族人是松赞干布的子孙，我们是乌古斯汗的子孙，西南少数民族也各有祖先。你们算一算五十六个民族中有多少个祖先不是炎帝黄帝？难道他们都不属于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的图腾是龙”，这又把我们排斥在外了！我们的祖先回鹘人的图腾是狼。
一位老教授多次到内地、西藏考察。他的观点令人吃惊：什麽是中华文化？三部分组成，汉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新疆伊斯兰文化。凡是信奉这三种文化的都是中华民族。“西南那些少数民族是穿着祖先衣服的汉人，因为他们全盘接受了汉文化。”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华文化就是汉文化。我们承认汉族人最多，汉文化是主流文化，但我们的文化，藏族人的文化放在什麽地方？“民族融合是你融合我，还是我融合你？”
正好端上来了一盘香喷喷的油馕，那位教授即席发挥：“麦子，包谷，小米，大米，青稞等等，五十六种粮食糅在一起，烤成一个大馕，好不好吃？能不能拿得起来？那些研究民族理论的专家们先研究一下这个馕的问题。”一片笑声。
维吾尔人的语言天才不得不佩服。
新疆是十三个世居民族的新疆；维吾尔族是主体；不然为什么在自治区前面加了“维吾尔”？毛泽东说过，解放军进疆是“替历代汉族统治阶级还债的”；要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还说三区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八十年代的“西藏六条”最后一条是撤走汉族人，新疆也传达贯彻了。很快又停止了。
“我们现在不提汉族还债的话，就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我们欠了自己民族的债，该说的话没有说，该争取的利益没有争取。现在，我们要给本民族还债了。什麽叫自治？中央政府管三个权，军队，宪法，外交；其他权力归自治区”
“其实，他们心中非常清楚新疆是谁的新疆”
谈到苏联解体，大家都说是大好事。“八九十年前，苏联十月革命探索了一条新路子，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俄为师；现在，俄罗斯人又在探索一条全新的路子，走不通，我们不跟着走；走通了，我们再来一个以俄为师。有什麽不好??????”
他们还谈了斯大林支持“东突”；外蒙古独立等问题。
当时我想：为什么在我们的各级人代会上听不到这些声音呢？为什么不能以兄弟身份坐下来好好交心呢？
位卑未敢忘国忧
在南疆生活了四十九年，与少数民族干部共事，又经历了多次动乱，我成为一个充满忧患意识，责任意识的人。我和所有朋友交谈几乎都是新疆的民族问题，长治久安问题。我的记载南疆“文革”和一系列动乱的纪实文学《大漠足音》等，在网上点击率也比较高。
２００９年６月，我和几位喀什的朋友在乌鲁木齐黄河路聚餐，一直聊天到深夜。我预言新疆将可能出大问题而且就不出今年。
朋友笑我杞人忧天，说中央领导说了现在是新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我执拗地说，别忘了辩证法，“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现在是新疆历史上社会矛盾最复杂最集中的时期；物质的丰富代替不了文化的隔阂矛盾；况且，骄兵必败是永远的真理。
我特别讲了一本应当引起自治区高层重视的书《我的西域你的东突》，其中作者王力雄记载的“木合太尔”的“东突理论”；南疆维吾尔知识分子的心里话等等，我比作者早十几年就亲耳听到过。作者的立场，理论全错了，但其所见所闻是真实的。
我断言“如果邓玉娇是到内地打工的少数民族姑娘，暴乱将立即发生！”有朋友摇头“言重了。不会那么严重。”
结果，一个月后震惊世界的“七五事件”爆发了。6号上午，朋友从喀什打来电话：你的预言应验了！太可悲啦！太不可思议啦！把那本书《我的西域你的东突》传给我
其实，并非我有先见之明。我的两位维吾尔族领导启发了我，给我第三只眼以新的视角看待新疆问题，传达给我来自少数民族的真实信息。我身在乌鲁木齐却一直关注着南疆的社会动态，特别是各种复杂的社会群众心理倾向。
喊“狼来了”，狼不会来；喊“狼没有了”，狼会来的。这是常识。官员的“政绩”里不包括社会矛盾，社会群众心理。也没有多少官员好好下功夫去研究这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悲哀！
1997年5月30日，我到乌鲁木齐兵团机关报到。前一天，住在三师驻乌办事处。早饭与E副政委一起吃。他刚从北京要救灾款回来，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两个月前，喀什发生强烈地震。全国的救灾款及物资全部交给地方，兵团地震灾区被边缘化了。农三师组织一批干部赴京汇报受灾情况，要求单独给兵团灾区“切一块蛋糕”。
他说，如果我在家参加常委会，一定不同意放你走，建议师党委提拔重用你。我说，谢谢您对我的看重。我在三师工作了33年，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三师；三师也没有亏待我给我一个处长；我很感谢师党委。我现在49岁了，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在乌市工作。我离退休还有11年，这11年我要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这是人一辈子最好的归宿。E副政委点点头：从师里的工作出发，不放你走；从你家人团聚来讲，只好放你走了。
我与两位维吾尔领导共事的岁月是我宝贵的人生财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经在两位维吾尔族干部领导下工作，近距离读维吾尔人，明白了许多汉文化所不理解的事情。后来从事史志工作研究历史，从历史学的角度回顾我与维吾尔族干部的交往，使我对新疆的维吾尔文化、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形成与许多汉族干部不尽一致的独有见解。
我属于“老新疆”，出生于喀什伽师县，中学毕业在兵团某团场当农工。在贫困团场工作18年，任职基建参谋（正连职）。1981年中央决定恢复在“文革”中被撤销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被调到喀什兵团农三师宣传处当新闻干事，后为副处长、文联主席。在师部工作15年，此间我的直接领导是两位维吾尔族副政委。与维吾尔干部的共事有许多感受，学到了许多书本上不可能有的宝贵知识。有的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有与维吾尔族领导长期共事，长期生活，以心换心地交流，才能真正理解维吾尔人；也才能理解北京来疆挂职干部感叹：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喀什不知治国之难。
1997年我调到乌鲁木齐兵团史志办工作。研究了新疆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再看看新疆今天的现实，想说的话很多，但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只能点到为止。
新疆的许多事需要解释，否则内地人看不懂。文中涉及几个新疆的专用术语解释一下：
民族感情就是千百年来各民族对本民族的深厚的感情；民族情绪就是维护本民族利益的强烈感情；地方民族主义就是把本民族利益凌驾于中华民族利益之上的政治主张；民族分裂就是主张成立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我们应当发自内心地尊重民族感情，充分理解民族情绪，教育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坚决反对民族分裂。
“三股势力”一为民族分裂主义，主张成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简称“东突”；二为宗教极端主义，主张排斥“异教徒”甚至发动“圣战”；三为恐怖主义，主张用恐怖手段达政治目的。美国的“911”事件即其例。
还有，“老新疆”指的是解放前后进疆的汉族人，大多懂点维语；“新新疆”指的是改革开放后来新疆的汉人，大多不懂维语。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敏感人物用化名。
维吾尔族的知识精英
我的直接领导先是A副政委，后是E副政委。岁数差不多，经历也差不多，年轻时在地方工作受到提拔重用，中年时调入兵团农三师担任领导干部的。A副政委二十出头就当巴楚总场皮卡克村分场团委书记，后经过自治区党校、中央党校学习培训，头脑聪明，口才很好，汉语精通，汉文可达初中水平。皮卡克村分场1969年划归兵团农三师改为某团。他任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他的两个儿子都先后娶了汉族媳妇。完全是自由恋爱，A副政委从不干涉子女婚姻，甚至不与亲家来往。
E副政委是典型的共产党培养的一代精通汉文化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他在喀什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被选送北大数学系，正逢“文革”兴起，认识了“全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的创造者聂元梓。在北大“造反”的漩涡里他被弄得晕头转向，几乎没有正规上课，后来居然拿到了数学研究生职称。实际上他半辈子学的政治而且是用他的话说“变化莫测的政治”。在北京时断时续学习8年，中央党校，中央民族学院等。他可以把《孙子兵法》里古汉语译成维文，可谓“汉学家”。在喀什那个时代一大批维吾尔知识分子中，他以高学历、敢讲真话、颇有锋芒而名重一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担任县级主要领导；九十年代初，他由喀什行署监察处处长调农三师任副政委。他调入时A副政委改任副师长。
两位副政委具有维吾尔领导干部的共同特点：头脑聪明，性格直率，正义感强，重感情，重家庭，重友谊，特别善于学习汉文化。同时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与汉族干部相处时特别明显。与汉族领导干部相比，他们没有工于心计玩弄权术，没有城府深沉喜怒不形于色，他们感情外露，直来直去，很好相处。
我在宣传处办了十几年的各种学习班，两位副政委都给维族干部学习班讲过课。我听过几次大部分可以听懂。A副政委讲话常用老百姓的语言，生动有趣，通俗易懂，学员们特别爱听。有次讲课讲到计划生育，他说，真主给了你们家一个馕，一个孩子吃吃不完，两个孩子吃刚吃饱，三个孩子吃都不够吃，四个孩子吃都饿肚子。你们说有几个孩子好？大家一片笑声说两个好。他接了一句：真主是支持计划生育的！又一片大笑。
E副政委讲课理论性强，观点尖锐鲜明，学员启发大。有一次讲课说到中央为什么在“文革”后恢复新疆兵团，他问大家一个椅子是三条腿稳当还是四条腿稳当？回答当然四条腿稳当。他说，对啦！必须四条腿！新疆的社会稳定就要有四条腿，党政军是三条腿，加上兵团就是四条腿，新疆的稳定就有了坚实基础。接着他幽默地说，以后你们坐椅子回头看看是三条腿还是四条腿，坐在兵团这个椅子上。回应一阵笑声。
他们对我友善信任，十分看重；私下称我“付康”即兄弟。E副政委知道我出生在伽师县，向他的维吾尔同事介绍我时常说，这位是陈处长，老新疆，我的伽师同乡，汉族同乡。这一介绍常常使维吾尔干部对我表示友善，同时发出惊叹：阿拉！“匈达吗？”（是这样吗）。因为解放前出生在新疆喀什的汉人非常少。
他们认为我是“老新疆”，为人正直，心底透明，懂维语，通维文，又是他们的下级，心里话愿意对我讲，心里的郁闷愤懑也可以对我当面宣泄。有时话题太敏感了旁边有汉族干部，就直接用维语与我交流。
透过他们偶尔敞开的心灵的缝隙我看到了许多汉族干部看不到的东西，听到了许多汉族人听不到的东西。我只能说两句：许多新疆的汉族人（更别说全国）没有真正了解维吾尔人；许多人不了解维吾尔文化更不可能了解汉维两种文化的差别有多大。
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越有知识的人自尊心就越强；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这一点在两位副政委身上表现特别明显。我赞成学者的意见，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即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也可以走向极端盲目排外。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自治区主席是铁木尔?达瓦买提。有一次，A副政委在乌鲁木齐开会回来，在车上愤愤不平地说一件事：在小组讨论上，一位汉族干部发言开口说，今天上午自治区那个铁……铁什么主席讲了话。我一听就火了！“铁”了半天了！“铁什么主席”？你是厅级干部，也五十多岁了，居然连自治区主席的名字叫不出来！我们如果称“王什么师长”“李什么政委”，你们听了会怎么样？
我们在场的几个维族干部气得脸色都变了。还有更可笑可气的，一位兵团组织部的干部，可能长期在汉族单位工作，不知道维族人的名字怎么念，宣布任命通知念到维族干部名字时，把名和姓中间的点也念出来了，“任命托乎提--点--库尔班，为副师长”。中间那个点不能念出来！没有人教给他吗？……
E副政委也是这样。有一年元宵节，喀什市与农三师联合举办灯会。协商会是我去参加的，会后向E副政委汇报并通知了有关单位。节前年头工作很忙乱，办个灯会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我没去检查落实。那天E副政委打电话问我“你去检查过各单位制作的灯没有？”我答没有。他有点火气了：“你现在就去！地方上有人给我说取消这个灯会！”我立刻去了几个单位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那年正逢猪年，有的单位扎了不少猪灯！穆斯林群众看了会反感的。我打电话给E副政委建议：元宵节灯会按计划办，猪灯不挂出去。E副政委冷冷地说，算了，不办了。市政府已经通知我们了。
还有一次是国庆节前，通知各单位挂标语。标语内容发了文件并要求汉维两种文字。那天，E副政委口气严肃地打电话给我说，你自已去看看某公司的标语。我以为标语内容出了什么问题，连忙骑车到某公司大楼前，一看才明白了，标语内容没有问题只是汉文在上维文在下。我找到公司经理说要把维文放上面，经理不以为然“钱都花了标语制好了，文字上下有什么关系？”我再三强调自治区有这方面的规定，经理勉强同意了。我向E副政委汇报，他叹了口气说，别忘了咱们这个地方是维吾尔自治区。我可以不计较这个事情；维吾尔群众会怎么看？
后来，他无意中漏出一句“怪不得我调兵团来工作时，朋友告诉我兵团有大汉族主义”
“那个汉族妇女如果懂得我们的习俗就好了”
1998年夏天，一件血案震惊喀什。一个年轻力壮的维族卖肉摊贩持刀砍伤6名无辜群众，又造成两名警察一死一伤，后被当场击毙。喀什各族群众为牺牲的汉族警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那时我刚调到乌鲁木齐工作，E副政委到兵团来开会特意来看我。谈到喀什发生的血案，他长叹一声：“那个汉族妇女如果懂得一点点维吾尔人的习俗，这个事根本不会发生。”
维吾尔人饮食有严谨的习俗，非清真不吃，非鲜活不吃。《古兰经》上有规定什麽可以吃，什麽不能吃。在喀什从未发生过市场上卖病死家畜肉的事。这一点很值得内地汉族人好好学习。牛羊肉是天不亮由阿訇念经后宰杀，天亮送到巴扎（集市），肉挂上架子十分新鲜，蜜蜂围着飞。肉贩子从不赶走蜜蜂，因为那是羊肉新鲜的标志。顾客尤其是汉族人不能用手摸肉，汉人饮食非清真。他们特别讳忌这一点。“你把肉摸脏了，我卖给谁去？你用眼睛看，看上了我给你割下来。”
那个汉族妇女不停用手摸肉，不理摊贩厉声制止。她挑了一块手摸过的肉叫摊贩切下来。过了秤后她却说不要了，转身就走。摊贩大怒追上去挥刀砍伤其胳膊，接着接连砍伤数名闻声而来的无辜群众。血案就因为一件小小的买卖纠纷发生了。
E副政委说，五十年代解放军进疆，首先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再加上纪律严格，很少有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事发生。所以，直到今天维吾尔群众还在说“老新疆好”。现在怎么样？内地大量汉族人进入新疆，谁对“新新疆”进行过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教育？他们不顾一切只知道赚钱，根本不知道少数民族的习惯。称呼少数民族“老维”、“皮帽子”，年轻的叫“巴郎孜”，年龄大的叫“老巴郎孜”，谁去批评教育纠正啦？还有“遥勒达西”（同志）只能在开会时称呼，出了会场不能用！在大街上你喊“遥勒达西买买提”是贬低人的……
我们少数民族最重感情；也最怕伤感情。感情一旦被捅一刀，伤口很难愈合??????
也谈“三股势力”等敏感话题
我与两位维吾尔族领导共事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疆“三股势力”猖獗一时，动乱和严重恐怖活动多次发生。尽管他们对“敏感问题”比汉族干部更加敏感，尽管他们在汉族干部面前表态谨小慎微，但出于对我的信任、出于我们之间比较深的感情，他们不自觉地把对一系列“敏感问题”的真实看法在我面前流露出来。在整个师机关也只有我这个汉族干部明白这些事。
1990年4月，阿克陶县巴仁乡发生由“三股势力”策动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奉党中央国务院命令，农三师民兵参加了平暴战斗。我随民兵到了现场。
A副政委从北京学习回来，听我讲了民兵参加平暴的情况。在会上，他的表态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会后与少数民族干部交谈时基本不提“三股势力”“反革命组织”等，而说：“那些人是‘苕子（精神不正常）’，他们可能吸了麻烟，不知道共产党多么强大？共产党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军，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国。远的不说，去年北京百万人上街游行闹事，结果怎么样？……”“碗豆跳得再高也砸不烂铜锅”！他们私下谈论最多的是巴仁乡乃至整个南疆的贫困落后??????
1996年5月，喀什艾提尕尔大清真寺大阿訇阿荣汗?阿吉和儿子遇刺重伤，震惊全疆。阿荣汗大阿訇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新疆伊斯兰教协会主席，在穆斯林群众中威望很高。案件发生的第二天师党委召开机关干部大会，通报了情况，定性为“三股势力策动的严重刑事案件”。会后，我与E副政委两人相遇单独交谈。我把此案说得很严重，而他淡淡一句“这不过是教派之争。”
新疆的伊斯兰教属于逊尼派的教法学派之一哈乃斐派，该派是正统派。但也有极少数人信奉神秘主义的苏菲派，在新疆称为依禅派也称“十二伊玛目派”。在历史上两派争斗，血案不绝。
他们认为阿荣汗大阿訇被刺是依禅派所为。但在公开场合，他们会“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为这是“三股势力”所为。
不久，传达中央文件指出对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小组讨论会上有的汉族干部发言表达不准确，似乎少数民族在搞分裂。E副政委很不高兴说“汉族也有搞分裂的，台湾的陈水扁就是。不要一提反分裂就扯上某个少数民族。”
我思索这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尽量避免使用“三股势力”一词？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或者保留不同看法？在新疆，当少数民族干部保持沉默或者一字不落把上级文件重复一遍时，就是他们有不同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不愿表达之时。
后来在与E副政委的多次个别交流中，我把他的片言只语连接起来，分析归类，终于明白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念：
“三股势力”之间有联系，但要具体分析。一个最简单的历史事实：维吾尔人没有建立独立国家的历史至少近几百年来没有。“东突”理论在民国时期传入新疆，仅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传播，广大老百姓没有文化根本不知“东突”是怎么回事。1949年前，“东突”出现过两次。一次是1933年，沙比提大毛拉利用战乱在喀什成立了“东突伊斯兰国”，一百多天就垮台了。二次是1944年底，“三区革命”爆发，苏联出动军队，在伊宁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一年半后，斯大林担心引发中亚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连锁反应，改变了主意，撤销了“东突”，以“三区民众参政会”名义与国民党和谈成立了新疆联合政府。新中国建立后中苏友好“东突”理论基本销声匿迹了。近年来，在国外敌对势力煽动下，“东突”分裂理论死灰复燃。但是，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是反对“东突”的，因为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国家。而且，“东突”的疆域包括了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国土，他们能接受吗？不能把所有闹事都往“东突”上扯。即使有极个别人想搞“东突”，在他的头脑里没有行动你怎么反？
接着说极端主义。宗教信仰；宗教狂热；宗教极端主义；这些概念在现实中界限怎么划分？你怎么判断一个穆斯林对宗教是虔诚还是狂热？甚至到了极端主义？他不付诸行动没法反。
我们应该集中力量狠狠打击恐怖主义，依法严打。不管他是“东突”还是宗教极端主义，也不管他是报复社会，只要搞恐怖活动露头就打；让他不敢搞。
况且，有的动乱是社会矛盾没有及时化解长期积累引发的，与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没有什麽关系。换言之，是“三股势力”利用了社会矛盾。长期贫困；贫富悬殊；失业增多；官僚主义严重；特权思想等等；这些问题不能及时化解，给“三股势力”提供滋生的土壤。
“你们要求少数民族不要把所有问题都往民族问题上扯，你们也不要把所有闹事都往民族分裂主义上扯，新疆的许多事很复杂。许多闹事的人连什麽是‘东突’根本不知道！”
我理解了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观念。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可惜，我人微言轻，发挥不了什麽作用。如果我们的民主制度很有效，能让每个人自由发表个人的看法，多数人能听到少数民族干部的不同意见，新疆的局面可能比今天好得多。
“新疆的历史还是我们自己来讲”
我喜欢读书，每次和师领导下基层工作别人带着扑克，我带着书。有次我随E副政委下团场工作。他坐在越野车前排，回头问我这次下去带的什么书。我答《维吾尔族简史》。他一听来了兴趣说拿来我看看。我从包里翻出来递过去。他首先翻看版权页，边看边说你发现没有，讲维吾尔族的历史，五十年代出的书和八十年代说得不一样，现在出的和八十年代又不一样，以后再出书还不知道会怎么回事呢！
八十年代初，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曾经组织批判吐尔滚?阿勒玛斯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我认真读了那些批判文章。实话实说，我对那些批判文章持保留态度。即使批判也应该在学术范围内进行，没有必要在全社会开展，其结果是“吐尔滚理论”广为流传，影响比没有被批判之前更广。鉴于“文革”的深刻教训，我必须弄懂维吾尔族的历史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问这本书怎么样？他翻看说，书是八十年代出的，内容是五十年代的。五十年代的书可以看，后来的书就“白坎儿啦！（没有东西啦）”为什么？我追问一句。他说，五十年代编书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不少从苏联留学回来，又经历了金树仁、盛世才、国民党统治，知识面广，那时还没有阶级斗争为纲，大家还敢讲真话，写出的书可以看。包尔汉，精通维汉俄三种语言，在盛世才的监狱里编了《维汉俄大词典》。赛福鼎是大文学家，诗歌文章都好，精通历史。
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来，那时汉族知识分子精通维文的很少，几乎没有汉族人参加编写史书。
我说后来历史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越走越偏了。他连连点头，说政治是不断变化的，你看党的路线变化多大，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等等，而历史是永远不变的事实，“让石头跟着鸟儿一样飞！行吗？”他眼望着三岔口光秃秃的山说。
我不喜欢酒宴玩乐，到垦区一有空就看书。那天晚饭后，我陪E副政委散步，又说起《维吾尔族简史》。他说，汉人最早创造了文字，而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有的甚至是解放后才由政府组织专家去给他们创造了文字。他们更多是口头传说，在汉文史书上没有记载。还有，古代与汉王朝打过仗有交往的游牧民族，汉文史书上有记载；没有打过交道的没有记载。你们讲历史完全依据汉文史书这可能全面吗？
我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他又说了一句，我们民族的历史最好由我们自已来写。即使错了，由我们自己来修改。我明白，他是针对自治区党委组织对吐尔滚?阿勒玛斯的《维吾尔人》的批判说这番话的。
接下来他说的一番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你们说王洛宾是“西部歌王”，他的歌确实好听，我们也喜欢。但是，我们的音乐家说他是“纳和夏吾乎热（歌贼）”。他把少数民族的歌“偷”过去变成他的了。我们祖祖辈辈唱的歌，因为歌手不识谱，只会唱，他一听立刻把歌谱记下来，再编了歌词就成他的了。你们也就把他抬得高高的。我们认为真正的“歌王”是阿曼尼莎汗……
我无语了。阿曼尼莎是叶尔羌汗国的王妃，整理了著名的十二木卡姆乐谱，是维吾尔人最推崇的音乐家。
讲历史时突然跳跃到王洛宾，他们的内心怎么想的。
慰问宗教人士 喝“圣水”
A副政委的父亲曾经是小海子垦区的大阿訇，宗教造诣深，在穆斯林群众中很有威信。我跟随他去慰问垦区的宗教人士，每到一家，他进门首先介绍：我是白克尔大毛拉的儿子。那些宗教人士立刻喜形于色，热情招待。随行的团场维族干部接着介绍，师里的副政委。那些宗教人士肃然起敬，连连点头“认识认识，知道知道”。
阿訇的笑容先是发自内心，后是出于礼貌。
A副政委在慰问宗教人士时说的最多的事情是教育，小学的入学率是多少；有没有不去的？你们要教育群众送孩子上学。“先知说过，即使知识远在中国也当孜孜以求之”。还有，他接着强调宗教人士要发动群众勤劳致富，带头致富，“先知说过，最不能忍受饥饿和贫困”。
我很赞成A副政委的工作作风，少讲一些政策理论，少喊一些口号，多讲一些实际的东西，穆斯林群众容易接受的东西。教育，富裕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不论那个民族，不论那种信仰都是这样。
我开玩笑说，A副政委，你口才太好了。大家特别喜欢听。走了好几家你的话我可以背下来了。再到下一家你就说“我命令陈处长替我说”。
他天性乐观，哈哈大笑，好好好，下次你说。我自嘲道，我说没有用处，人家知道我的父亲不是大阿訇，把我当成赵本山的《卖拐》啦！人家一听唢呐怎么吹出达甫（手鼓）的声音啦？
又一阵笑声。维吾尔人天生喜欢热闹笑声。
我心里清楚，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只有少数民族干部来讲才有效果。他们属于同一个文化体系。他们确实不容易，既要坚持党性，又要与广大穆斯林密切联系；既要掌握汉文化的思维方式，又要坚守本民族的精神家园。
那天到了一家阿訇家，院子里几间大房子里挤满了人，过节般热闹。我们一行到来大家立刻恭恭敬敬让出一条路，一片“基勒克吗？（问候）”
原来，这位阿訇刚从麦加朝觐回来，亲友们都来庆贺。其中最隆重的仪式是每个人非常虔诚地抿一口“咋木咋木”泉水。
传说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初期，遭受麦加权贵们的迫害。妻子抱着婴孩躲避追杀，逃到麦瓦尔山时烈日干燥，孩子干渴哭泣。妻子放下孩子奔波找水，没有找到水回到孩子身边一看，孩子蹬着蹬着脚下涌出了泉水。从此，朝觐者来麦加必须在麦瓦尔山来回疾走七次，掬饮泉水。此泉为所有朝觐者的“圣水”。
这位朝觐者用一个大塑料桶装了满满一桶“圣水”，来客用一个精致的瓷碗逐一品饮。
只有我一个汉族干部；我必须尊重穆斯林的风俗。A副政委喝了一口把瓷碗递给了我，全场一片掌声。我虔诚地举碗过头，一饮而尽。众人注目赞叹。
坐在车上，余兴未尽。我说我读过汉文的《古兰经》，内容很丰富。A副政委沉默一会儿说，新疆的阿訇们有个观念，《古兰经》只能用古阿拉伯语来读，翻译成任何文字都可能背离原意。他们不赞成翻译成维吾尔文，也不赞成汉文的《古兰经》。不过，我赞成，不翻译过去其他民族怎么知道《古兰经》呢？怎么了解伊斯兰教呢？
闻所未闻。唉，我又白下功夫了！阿訇们可能是想垄断话语权吧。万一阿訇??????玄乎！
那位朝觐者带回的“圣水”因为天热，旅途七八天，我喝了腹泻。但我不后悔。我尊重所有信仰宗教并严格遵守教规的人，不论基督教，佛教，还是伊斯兰教。心诚则灵。我觉得世界上最可畏的是没有任何信仰的人。
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民族很难理解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一个无神论者很难真正了解一个有神论的人的内心世界。
酒后听真言
那次我跟A副政委到维吾尔群众聚居的小海子垦区，这里是A副政委的老家，亲戚朋友很多，一天吃五六家甚至通宵。
我有个小小的疑问：A副政委的儿子在这里娶了汉族媳妇，亲家在这里怎么不去看看。我私下问这里的汉族干部，说A在这里当政委时，他后来的亲家是机关的一个科长。他们基本上不来往。不同民族之间的婚姻一直是新疆不可涉及的敏感话题。
A副政委每到一家在介绍完我的职务后，总要加一句：他是“老新疆”，会维语。意思很明显，说话注意一点。
那天白天吃了三四家，晚饭在A副政委一个亲戚家吃。我们一行人中仅我一个汉族。主人家来了七八个维族干部。喝酒很猛，我假装醉了，不顾礼貌往大炕里边一滚躺下，谁叫都不答应。
他们看我醉了睡着了，交谈越来越热烈，越来越收不住缰了。
“上海浦东发展太快了，高楼非常漂亮。外国公司招牌十公里外就看得见。夜里我们坐船顺江游玩，灯光连着星光，又倒影水中，真像作梦，进了《一千零一夜》里的神话世界。深圳到处是高楼大厦，非常现代化。但是一回到新疆，我们这里太落后了。我们那里大部分人还在喝涝坝水，人均收入只有上海深圳十分之一，几十分之一。”
“我们为什么穷？他们为什么富？把我们的资源全拿走了！石油、煤、棉花，西气东输，西煤东运，西电东送，就这个样子西部大开发吗？我们的群众还在烧棉花杆！”
“你们口口声声兄弟民族，不错，你们是老大哥，但你们不是有一句话，亲兄弟，明算账吗？你们拿走了多少？还给我们多少？为什么不算清楚？”
“还要叫我们去向群众宣传要感恩！谁向谁感恩？搞错了吧？我们为全国的发展送出去多少资源？应该是所有用了新疆的石油、煤、电、气的省市向我们感恩！对！还有棉花！”
“他们说新疆的资源是全国人民的。”
“西湖、黄山、九寨沟都是全国人民的，你能把它们都搬到新疆来吗？在我们脚下的东西就是我们的！”
“内地的汉族人对我们确实太热情，把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全拿上桌子了。什么蛇、虫子（蚕蛹）、还上了一盘油炸蝎子！我心里一阵恶心想吐，什么都吃不下去了。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洗肠子，两三天光喝茶吃点干馕，不吃肉不吃炒菜。洗干净肠子再吃自已家里的饭。汉族人怎么什么都吃啊！他们自己说汉人是两条腿的人不吃，四条腿的桌子不吃，其他什麽都吃！”
谈到八十年代自治区两个副主席一个汉族，一个维族，因权色交易贪污腐败被查处，降为厅级非领导职务。两个副主席都被一个汉族女老板拉下水了。
“处理太轻了！该送监狱！那个汉族女老板为什么不追究？那个汉族女人真不要脸！”
“一个（产品）出疆证，一个火车皮，一个（价格）双轨制，你只要占上一条就可以发大财。把任何一只瘦羊拴在这三个圈里，不久就肥得走不动路了。”
“现在把两只肥羊拉走了，又换上了两只瘦羊，老百姓又得用血汗把瘦羊催肥。还不如就一只羊肥了不宰不换一直养到死……”
大家大笑又饮一杯。
在几届自治区主席里，他们认为最有威信的是司马义?艾买提，敢说真话，而且重感情。他六十年代在边防部队当兵，有一次去边防哨所回来遇到暴风雪，迷了路，在雪堆里挣扎。被一个维吾尔牧民发现了，把他背回家里。牧民很穷，炕上只有毡片子。吃了热馕，喝了奶茶，他恢复体力急着回部队。牧民有一双新靴子一直舍不得穿珍藏着，看见这位解放军战士的靴子被雪水泡坏了，他把新靴子套在这个子弟兵脚上。牧民一直把他送出山去。后来，他当了和田地区专员还专门派人去找这个牧民，没有找到。牧民不知跟着水草到哪里去放羊了。再后来，他当了自治区主席上任临走时，专门给和田地区朋友交代，一定要找到这个救命恩人。那一年，果然找到了。他自己掏钱买了飞机票把这个牧民接到乌鲁木齐，亲自陪同参观游玩天池吐鲁番。牧民回去时，他特地买了一双最贵的牛皮靴送给了救命的朋友，说我永远记得你给我的那双新靴子，记得你对子弟兵的热爱！
“这才是真正的维吾尔人！”大家谈笑直到深夜。
酒后真言，难得一闻。司马义?艾买提的故事令人感动。他们谈论这件事还有一层意思：司马义?艾买提主席调中央工作时，乌鲁木齐的7所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喊口号：“反对把司马义艾买提主席调走！”等。
“资源民族论”令人忧虑。流行甚广，难以纠正。
我只有心里一声叹息：新疆的事情积重难返……
别忘了一个基本规律：人是以自己的利益来对待理论的，马克思说过“几何公理如果触犯了人的利益也会被看成缪误的”。
“当官就得像个官”
汉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的产物，而维吾尔人先祖回鹘人曾长期在漠北游牧，唐朝时西迁吐鲁番建立高昌回鹘国，逐步向农耕文明转化，现代维吾尔族形成过程中又融合了西域的一些游牧民族，其文化烙上了浓重的游牧文明的印记。其特点之一，部落意识，头人意识很强。官就是“头人”，为部落负责，就要杀伐决断，敢作敢为，绝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个“迪罕（农民）”。
两位副政委私下都反感有的汉族领导的“研究研究”，他们说“研究研究”就是“抽完烟喝完酒再说”。他们在职责范围里敢于表态，口气威严，绝不拖泥带水。在涉及本民族利益时更是毫不含糊，态度明朗。
党管干部是一个原则。喀什各县党委书记都是汉族。在少数民族中，往往“汉族”和“共产党”“国民党”是一个概念。他们说，你们汉族思维用人提拔干部总是挑选老实听话的人；这样不行，“亚瓦西阿丹木（老实人）”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没有威信，说话没有人听。他们认为县长必须是有威信的乡长；地区专员必须是有威信的县长；自治区主席必须是有威信的地区专员。
但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权力高度集中，兵团又保留了部队的“首长责任制”。他们要想说话算数，言出必行，不太容易，而且常常把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不好办事。
那次在党校办少数民族干部学习班，学员是维吾尔族副团职干部。我忙着找教材，请教员，还要安排吃住。第二天就要开学上课了，按照兵团领导的惯例，报到那天首长要看望学员。E副政委叫我一起去党校看看学员。那些学员对他十分热情，争相握手。他问有没有什麽要求，那些学员说“纸拖鞋”穿着不舒服，洗脸间固定脸盆用着不习惯，还有人没有带牙具毛巾。
E副政委立即回头对我命令说，每人解决一套脸盆；塑胶拖鞋，牙刷，毛巾。我心里一咯噔，学习班经费预算没有这一项，但我深知E副政委的心理，立刻连连点头。所有当官的“面子”不可驳。
从党校回来已经下班了，我立即给管钱的师领导打电话请求追加经费。师里是“一支笔批钱”。因为我办一次事情就要一次钱，一年下来不知要了多少次钱，“一支笔”早就不耐烦了，答复说学习班的经费已经批过了，“办个学习班那有这么多事？谁答应给拖鞋脸盆你找谁要钱去。”
下级对上级没有道理可讲，只有服从。
“一支笔”的话不能讲出去，讲了影响师领导之间特别是汉族领导与维族领导的团结。而E副政委的领导权威必须维护。我立即给党校校长打电话，叫他们先把钱垫付，明天早晨必须落实E副政委的指示，解决拖鞋脸盆等。等我们下次再办学习班时把这个窟窿补上。那位校长笑着说你老给我们找麻烦。我说理解万岁，理解万岁。我给你打欠条，实在不行从我工资里扣除。
第二天开班E副政委作动员讲话，第一句话问拖鞋脸盆都解决了吗？大家笑了齐声说解决了，他满意地点点头也笑了。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我尽可能维护好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的威信，尽可能维护师领导班子的团结，也算是忍辱负重吧。
A副政委也十分看重自己的领导威性，而且对本民族文化有强烈自豪感。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兵团开会领回一项任务，自治区和兵团都要收集、整理、出版《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三套集成》，自治区成立了“三套集成”办公室，兵团也安排了这项任务，但没有专职人员也没有机构，文化处代管。经费各师自行解决。
我回师部向A副政委汇报，他突然问出不出维文的？我答兵团没有明确出不出维文的。他口气有点生硬了，兵团怎么回事？他们不知道我们师里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五十一吧？我们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丰富得很，有许多宝贝吗！为什么不出维文的？你马上向兵团请示。
我恭敬地点点头，心里说麻烦事又来了。
我的请示结果是：是否出版少数民族三套集成，你们师自定。好一个“自定”！他们也怕“谁安排的问谁要钱！”
A副政委不容商量地对我说，这件事你牵头具体负责搞。不出维文的怎么行呢？少数民族文化也要好好发展吗！
新疆的许多事情只要扯上民族问题就鬼神难测。汉文的三套集成已经搞得我头痛不已，要钱、聘人、到基层催稿等，维文的三套集成难度更大。
“一支笔”表态：兵团没有明确安排出维文三套集成；“谁安排的你找谁要钱。”
我又被夹在中间了。天无绝人之路，幸亏我与师机关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干部关系不错，他们极积帮我想办法，提供了重要线索：小海子垦区有几个五十年代的老翻译，爱好民间文学，收集了不少故事谚语歌谣。
我立即到小海子垦区诚恳拜访，他们同意让我复印收藏的资料。有的团场也征集了一些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的资料。
但是，谁来编辑审查把关呢？我的维文水平远远达不到，况且我是汉文三套集成的主编，忙得焦头烂额。
也算天助我也！党委办公室调来一位翻译，叫阿布拉江，来自基层，三十出头，初生牛犊不怕虎，正想到大机关创一番事业。我向A副政委推荐了他。A副政委立刻把阿布拉江叫来，把维文三套集成任务交给他。小伙子欣然领命。
党办室主任是我的老朋友，说你怎么挖自己朋友的墙角呢！阿布拉江是我的人，正要用他呢！我说我走投无路了。
A副政委很喜欢文学，年轻时是“帅哥”，被挑选到总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次我去他办公室，办公桌上摆着维文三套集成草稿。他正在认真审稿，抬头看我一眼，满面喜悦，啧啧称赞道：这里面真有好东西！
我正为维文的三套集成出版经费发愁时，E副政委从地方调来了，A副政委改任副师长，分工管教育、卫生、民政等，都是有“活钱”的口子。几万元的出版费不成问题。无需我“死猪不怕开水烫”去找“一支笔”要钱了。
农三师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三套集成出了汉维两本，受到兵团文化处口头表扬。全兵团有8个师出了三套集成，维文仅我们师的一本。其中甘苦，只有我心里明白：中国的官员们少一门社会科学——新疆少数民族心理学。
对汉文化的独特看法
自古以来汉人有天然的文化优越感，“远人不服，修文德以徕之”。新疆的汉族人有一个普遍的共同观念，少数民族越精通汉文化就越亲近汉族人。这个观念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因为你忘了辩证法，没有想想他们会怎么看待汉文化中的糟粕——他们称为“脏东西”。
还有，现代维吾尔族在形成过程中，融合了不少部落，族群，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于是，两个都有强烈文化优越感的民族迎面相遇了。没有隔阂，矛盾，甚至冲突那才是怪事呢！
两位维族领导精通汉文化；A副政委的两个儿子娶了汉族媳妇；对汉文化的精华十分推崇；但是，他们对汉文化中的“脏东西”非常敏感；比不懂汉文化的一般群众更加敏感。
有次我与A副政委去为一个团职汉族干部送葬。喀什汉族公墓在飞机场北的一大片石头滩上。出殡车上一路撒纸钱，下葬时亡者穿着新衣服，戴着手表，墓穴里赫然摆了五粮液等。
A副政委是参加葬礼的唯一维族干部。如果他不是去世干部的上级，他是不会去参加葬礼的。
回来的路上，A副政委终于忍不住了，长叹一声对我说，人死了还会看表吗？还会喝酒吗？还会花钱吗？维族人认为，人死了灵魂就升天去见真主，好人得好报，坏人得惩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赤条条的啥也没有，人走的时候为什么要带走那么多东西？真是??????
我委婉地说，汉族人各个地方风俗不一样；他们老家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活着的人为了表示希望死去的人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活下去，他爱喝酒就送他酒，他爱那块手表就让他带走，这是寄托一个心愿希望。其实，谁都知道人死灯灭，什麽都没有了。
A副政委一声不响，只摇头。看着风中飞起的纸钱，突然回头问我，他不是共产党员吗？
我苦笑了一下，绕开这个问题，说我死了一定火葬，学周总理把骨灰撒了什麽都不留。我知道维吾尔人主张速葬薄葬，白布裹身，黄土为穴，没有任何陪葬品。我很赞成他们的生死观：我从真主那里来时一无所有，我回真主那里去时一无所有。
作为北大数学系研究生的E副政委对汉文化的看法更加深刻。有次我们聊天，他说，我上小学初中时对汉文化非常热爱，那时的教育都是正面宣传，英雄主义。但是，上喀什师范学院时，有一次去喀什纺织厂一个同学家里，有个汉族工人从老家把老母亲接来了，那老太太是小脚。我第一次看到小脚老太太走路，摇摇摆摆，随时可能摔倒。当时对我震动太大了。我第一次知道汉人的祖先曾经这样虐待妇女！我疑惑了：为什么书本上没有告诉我这些啊？
我说，汉文化里有糟粕，有“脏东西”，必须克服。各民族之间应该是互相学习优点，自己克服缺点，不断发展自己的文化。
他说，那是对的。新中国怎么样？妇女解放，反对缠脚丫子，新疆的妇女没有戴面纱的了。妇女是半边天啦！但是后来怎么样？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女人写的；第一个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的是女的；几个样板戏的主角都是女的；江青就更不用提了是个坏蛋女人！把“伟大领袖”的形象都损害了！
E副政委后来告诉我，“文革”运动特别是“批林批孔”全盘颠覆了汉文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小人和女子难养也”“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等，把汉文化中的糟粕“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使少数民族产生了极大反感和强烈排斥心理。原来汉文化这么多“脏东西”！你想，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父母兄弟之间都以阶级划线，“亲不亲，线上分”，提倡儿子批判父亲，兄弟互相斗争，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而我们这个民族重亲情，重感情，伊斯兰教提倡“信奉真主都是兄弟姐妹”，主张人与人，人的内心世界和谐纯洁。基督教也是主张“信奉基督都是上帝的子民”。不管他们能不能做到，至少他比“斗争哲学”“造反有理”“游街，抄家，打砸抢”合乎人性吧！
这就是“文革”结束后，你们说的“宗教狂热在南疆普遍兴起”的原因之一吧。
有一次，E副政委路过某县时要去看一个维吾尔族副县长。那个副县长很年轻，对我们非常热情，对E副政委非常亲切。
E副政委在这个县里当过县委书记，发现这个年轻人在乡里工作出色，就重点培养他，不久当了副县长。听说新上任的汉族县委书记，对这个年轻的副县长不满意，公开几次点名批评他工作不大胆，不敢严格管理下级。弄得这个“年轻干部好苗子”好没有威信，心情沮丧。
那个年轻干部诉说心里话，我才三十几岁，那些村长有的五六十岁，胡子那么长，我怎么能因为对他们工作不满意就训斥他们呢？他们是我的长辈啊！E副政委问那个县委书记批评你时你没有给他讲这些吗？他说讲了。书记怎么说的？书记说你是县级领导干部，不管你的下级胡子有多长，辈分有多高，该批评就批评，该收拾就收拾。
此前，我们在车上说了顺口溜：村干部是打出来的，乡干部是骂出来的，县干部是吹出来的，地州干部是送出来的。
E副政委对那个年轻干部说，你这样做是对的。怎么“收拾”？揪着胡子骂一通？他（汉族书记）就是这个意思！不能当了官就六亲不认。别忘了我们是维吾尔人！
话中有话：汉族领导为了“政绩”可以不讲亲情，有了“政绩”升官走人，我们祖祖辈辈还要在这里作人哪！??????
难忘的“高峰论坛”
听听那些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心里话是非常难得，也是非常宝贵的——不管他们说的对与错，能听到就是打开的另一扇天窗，让你知道除了汉文化的天地之外还有另一番天地。
E副政委上喀什师范时的同学都快六十岁了，不是县级就是教授；博导等等。有几个出过一摞子书，在喀什名气很大。
我在调到乌鲁木齐之前，参加过E副政委的一次老同学聚会，使我久久难忘。那是真正的“高峰论坛”。
只有我一个汉族，听了E副政委的介绍大家都很信任我，于是“提起闸门放水——想怎么流就怎么流”，畅所欲言。
在新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聚会，新疆问题民族问题是永恒的话题。
他们认为新疆的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是毛泽东时代，一是毛泽东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最高指示没有人敢不听。被神化为“救星”，代替了真主的权威。二是大家都讲阶级，民族界限模糊了，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不断，民族意识压下去了。全社会只讲阶级成份，不讲什么民族。三是那时新疆西藏工资在全国最高，再加上革命英雄主义，支援边疆虽然艰苦但很光荣。四是那时党风正，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融洽，基层政权稳固。没有公开的特权阶层，没有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五是各民族之间利益冲突很少，全党重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会积累社会矛盾，引发闹事。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全国大饥饿，新疆闹大事了吗？六是解放前南疆的大地主同时也是宗教上层，经过土改、镇反运动，宗教的影响力大大减少。许多村庄的清真寺坍塌了。
现在呢？不说了！谁心里都像一面镜子一样清楚。
他们对民族理论、民族区域自治等提出一系列质疑：
我国的民族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五六十年过去怎么民族越划分越细了越多了？民族之间界限越来清楚了？民族之间隔阂越来越深了？我们的民族理论是从苏联引进的，现在苏联解体了，我们还紧抱这个理论不放。根据这个理论，中华民族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搞错了吧？有的人群千百年生活在深山老林，几乎与世隔绝，处在原始部落阶段，还没有形成现代民族。把他们命名为什么什么“民族”，没有文字给你创造文字，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再成立什么什么“自治县自治乡”。“原始部落”怎么能与“现代民族”相提并论呢？
我们的路子是：根据斯大林提出的四个标准划分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五十六个民族组成中华民族。民族问题完全政治化了！
宗教的路子简单得多：信奉《圣经》你就是“上帝的子民”，信奉《古兰经》你是穆斯林“兄弟”。宗教跨越了种族、国家、民族等界限，形成强大文化力量。
民族问题尽可能不要政治化，要突出一点：文化！向宗教学习！要重文化，轻种族。
“都是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这把我们排除在外了！蒙古人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藏族人是松赞干布的子孙，我们是乌古斯汗的子孙，西南少数民族也各有祖先。你们算一算五十六个民族中有多少个祖先不是炎帝黄帝？难道他们都不属于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的图腾是龙”，这又把我们排斥在外了！我们的祖先回鹘人的图腾是狼。
一位老教授多次到内地、西藏考察。他的观点令人吃惊：什麽是中华文化？三部分组成，汉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新疆伊斯兰文化。凡是信奉这三种文化的都是中华民族。“西南那些少数民族是穿着祖先衣服的汉人，因为他们全盘接受了汉文化。”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华文化就是汉文化。我们承认汉族人最多，汉文化是主流文化，但我们的文化，藏族人的文化放在什麽地方？“民族融合是你融合我，还是我融合你？”
正好端上来了一盘香喷喷的油馕，那位教授即席发挥：“麦子，包谷，小米，大米，青稞等等，五十六种粮食糅在一起，烤成一个大馕，好不好吃？能不能拿得起来？那些研究民族理论的专家们先研究一下这个馕的问题。”一片笑声。
维吾尔人的语言天才不得不佩服。
新疆是十三个世居民族的新疆；维吾尔族是主体；不然为什么在自治区前面加了“维吾尔”？毛泽东说过，解放军进疆是“替历代汉族统治阶级还债的”；要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还说三区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八十年代的“西藏六条”最后一条是撤走汉族人，新疆也传达贯彻了。很快又停止了。
“我们现在不提汉族还债的话，就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我们欠了自己民族的债，该说的话没有说，该争取的利益没有争取。现在，我们要给本民族还债了。什麽叫自治？中央政府管三个权，军队，宪法，外交；其他权力归自治区”
“其实，他们心中非常清楚新疆是谁的新疆”
谈到苏联解体，大家都说是大好事。“八九十年前，苏联十月革命探索了一条新路子，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俄为师；现在，俄罗斯人又在探索一条全新的路子，走不通，我们不跟着走；走通了，我们再来一个以俄为师。有什麽不好??????”
他们还谈了斯大林支持“东突”；外蒙古独立等问题。
当时我想：为什么在我们的各级人代会上听不到这些声音呢？为什么不能以兄弟身份坐下来好好交心呢？
位卑未敢忘国忧
在南疆生活了四十九年，与少数民族干部共事，又经历了多次动乱，我成为一个充满忧患意识，责任意识的人。我和所有朋友交谈几乎都是新疆的民族问题，长治久安问题。我的记载南疆“文革”和一系列动乱的纪实文学《大漠足音》等，在网上点击率也比较高。
２００９年６月，我和几位喀什的朋友在乌鲁木齐黄河路聚餐，一直聊天到深夜。我预言新疆将可能出大问题而且就不出今年。
朋友笑我杞人忧天，说中央领导说了现在是新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我执拗地说，别忘了辩证法，“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现在是新疆历史上社会矛盾最复杂最集中的时期；物质的丰富代替不了文化的隔阂矛盾；况且，骄兵必败是永远的真理。
我特别讲了一本应当引起自治区高层重视的书《我的西域你的东突》，其中作者王力雄记载的“木合太尔”的“东突理论”；南疆维吾尔知识分子的心里话等等，我比作者早十几年就亲耳听到过。作者的立场，理论全错了，但其所见所闻是真实的。
我断言“如果邓玉娇是到内地打工的少数民族姑娘，暴乱将立即发生！”有朋友摇头“言重了。不会那么严重。”
结果，一个月后震惊世界的“七五事件”爆发了。6号上午，朋友从喀什打来电话：你的预言应验了！太可悲啦！太不可思议啦！把那本书《我的西域你的东突》传给我
其实，并非我有先见之明。我的两位维吾尔族领导启发了我，给我第三只眼以新的视角看待新疆问题，传达给我来自少数民族的真实信息。我身在乌鲁木齐却一直关注着南疆的社会动态，特别是各种复杂的社会群众心理倾向。
喊“狼来了”，狼不会来；喊“狼没有了”，狼会来的。这是常识。官员的“政绩”里不包括社会矛盾，社会群众心理。也没有多少官员好好下功夫去研究这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悲哀！
1997年5月30日，我到乌鲁木齐兵团机关报到。前一天，住在三师驻乌办事处。早饭与E副政委一起吃。他刚从北京要救灾款回来，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两个月前，喀什发生强烈地震。全国的救灾款及物资全部交给地方，兵团地震灾区被边缘化了。农三师组织一批干部赴京汇报受灾情况，要求单独给兵团灾区“切一块蛋糕”。
他说，如果我在家参加常委会，一定不同意放你走，建议师党委提拔重用你。我说，谢谢您对我的看重。我在三师工作了33年，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三师；三师也没有亏待我给我一个处长；我很感谢师党委。我现在49岁了，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在乌市工作。我离退休还有11年，这11年我要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这是人一辈子最好的归宿。E副政委点点头：从师里的工作出发，不放你走；从你家人团聚来讲，只好放你走了。
我与两位维吾尔领导共事的岁月是我宝贵的人生财富……
新疆兵团垦区地名纵横谈
作者：陈平（陈新元）
为什么我的眼睛总是饱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太深太深。
一一题记
地上原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地上原来没有名字，走的人多了也就了有了名字。地名记载了我们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回响着遥远的而又临近的先祖先辈的足音，展示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新疆历史的绚丽多彩的画卷。细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76个农牧团场，是176个红点儿，分布于"三山两盆"和千里边境线上。176个地名诉说着一个个生动有趣耐人寻味的故事......
生态变迁：水与绿洲的呼唤
新疆土地广袤，山川壮丽，资源富集，是祖国西陲的得天独厚的一块宝地。但是，自古以来，新疆的生态环境严酷脆弱，河流改道，沙漠迁移，战乱频乃，古国湮灭，新城再起。古人的地名记载了沧海桑田的变迁，似乎萌发了蒙胧的生态环境意识。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地球上仅次于撒哈拉的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进去出不来"之意。相传古时候，这里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城堡，流水环绕，人烟辐辏。不知何年，风暴骤起，四十九天，城堡消失。但每逢夜晚，仍能听到人喊马嘶，鸡鸣狗叫。如果有人进入这里，会发现很多富丽的房舍和金银珠宝。你若想拿走，城门会自动关闭。你放下手中的财物，城门又会自动开启。
沙暴会毁掉人们美好的家园。于是，人们最看重的是水、草木、山川和绿洲。并把美好的憧憬寄托于脚下的地名。
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兵团垦区维吾尔语地名有：
阿克苏垦区，"阿克苏"意为"清水"；"阿拉尔"绿色的半岛；3团"喀拉库勒"黑色的海子；10团"科克库勒"蓝色的湖泊，其实是古代塔里木洪水留下的水泊。而14团"夏合勒克"是长满骆驼刺的地方。
库尔勒垦区有西北最大的淡水湖博斯腾湖。"博斯腾"意为绿洲。这里至今芦苇如海，水蓝如璧。29团地处重盐碱滩，得名"吾瓦"兔子不拉屎的地方。31团"英库勒"新海子；34团"铁干里克"铃铛刺丛生。
图木舒克垦区地名富于传奇，丰富多彩。"图木舒克"意为突出的一角。古代维吾尔人已经有了丰富的地理知识，这里是伸向塔里木沙漠的突出的绿洲。小海子"硝格尔"是苦水之意。44团"精墩"有鬼的大沙包，今人改一字为"金墩"成为富贵地名。49团"盖美里克"地窝子；50团"其盖麦旦"野麻滩；52团"其干乔勒"刺草荒野；53团"皮恰克松地"刀子折断了，传说古代有猎人与狼搏斗，刀子断了。民族英雄林则徐踏勘南疆在这里"遇大风歇三日"，吟诗"但期绣垄成千顷，敢惮锋车历八城"。地处麦盖提县的43团"扎拉提"是坟场之意，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恩茂曾誉为"叶河岸边的希望之花"。林公的"绣垄千顷"早已成现实。
哈萨克是西域的古老的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留下的地名富有自然生态特色。闻名遐迩的"伊力特曲"美酒之乡农四师72团，地名"肖尔布拉克"即碱水泉。79团"则库"是窄窄的流水；73团"阔尔吉勒尕"荒凉的墓地；农十师185团"克孜勒乌英克"红色柳树；农九师165团"达因苏"现成的水；167团"麦海因"红色泉水。地名显示出多么生动的新疆地貌图！
今天，兵团垦区环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和古尔班特古通大沙漠建起了一道道生机盎然的绿色屏障。回味古地名的悲凉、荒凉、凄凉，看今日林茂粮丰、铁塔高耸、大道平坦、安居乐业的繁华景象，你会惊叹"戈壁惊开新世界，天山常涌大波涛！"
西征东归：蒙古长调的豪迈悲壮
我们先把北疆垦区的蒙古语地名由西向东连成一条线：
地处伊吾县的农十三师淖毛湖农场，地名"诺木托罗盖"弯弓山；巴里坤"巴尔格勒"老虎爪子；"乌鲁木齐"优美牧场；"奎屯"寒冷；农八师121团炮台是"博克泰"的音译，意为有鹿的地方；额敏又名"都鲁布津"四方城；170团"莫合台"水草地。184团在和布克赛尔县，"查干屯格"芨芨草滩。伊犁垦区和的蒙古语地名更多："霍尔果斯"放牧之地；75团"浩特浩尔"较低的地方。阿勒泰山下的北屯，原名"多尔布尔津"像毡子一样平的地方；181团"巴里巴盖"乳状的山......
这些地名连成的线正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西征路线，一个个地名就是纪录震撼世界历史的宏伟业绩的丰碑。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派遣大军征讨西辽，出兵西征。"会当弯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至其晚年，建立了横跨亚欧两大洲的宏大帝国。他将疆土分封宗室诸王，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及蒙古本土。成吉思汗曾亲临额尔齐斯河。德仁山下传说有他的西征誓师点将台。蒙古民族为开发保卫西域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有耐人寻味的是，农九师162团地名"叶尔盖提"，史载清未光绪年间，关中回民白彦虎起义失败西逃。阿勒泰参赞大臣锡伦率兵追赶到此，古树苍莽，野草茂密，迷失方向。派蒙古兵探路，晚归报曰："叶尔盖提"弯而陡的河岸。从成吉思汗西征到离现在最近出现的"叶尔盖提"，屈指600多年！上溯汉唐，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对西域的开拓与经营从未停止过！
再把博乐到焉耆的蒙古语地名连成线，又是悲壮的英雄故事。
博乐垦区的农五师81团"霍热"驿站；82团"夏日托热"金色胡杨林；84团"托里"平如镜面；85团"布恩混图"有个蒙古庙；86团"青达拉"无水的草原；88团"博格达尔"神山背后......
焉耆垦区的农二师22团"才吾库勒"蓬蒿多的地方；24团"夏尔特热"梧桐窝子；"巴音布鲁克"多泉草地天鹅湖......
开都河畔的蒙古语地名，使人想起英雄渥巴锡，耳边回响起那气壮山河的呼唤："我们的子孙永世不当奴隶，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去！"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游牧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辉特四部的蒙古人，不堪忍受沙俄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不愿为沙俄的侵略战争当炮灰，他们在26岁的年轻台吉渥巴锡的率领下，拔寨东行，冒风雪，趟冰河，渡沙漠，斩关夺隘，浴血奋战，历时半年，终于东归祖国。这支万里东归的英雄队伍付出了重大牺牲，启程时17万多人，到达伊犁清军卡伦时仅余7万多人。响彻这支队伍的口号"不当奴隶，誓死东归""向着启明星、向着太阳走"。吐尔扈特东归的壮举写下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光辉一页。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接见渥巴锡并赐于很高爵位。甘陕宁青的汉族人民万里送粮，新疆阿克苏、喀什、和田的维吾尔族人民送来牛羊衣物，东归英雄受到热烈欢迎。乾隆时代曾被贬戍新疆的大学者纪昀，赋长诗高度赞扬了土尔扈特东归壮举《御试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诗》，最后两句"铭功葱岭石，万古峙峥嵘。"
东归部落被安置在天山南北五处放牧。北疆的博乐是其中一支，渥巴锡亲率部众越天山，放牧于开都河畔。今天，每当我们读到博乐垦区和焉耆垦区的蒙古语地名，对东归英雄的敬意油然而生。渥巴锡走过的地名，我们也在走而且将千秋万代走下去......。
屯垦戍边：唱彻边关的古韵长歌
屯垦戍边是两千多年回荡在西域的古韵长歌，是中华民族古代的伟大治国智慧。西域屯垦发韧于西汉，辉煌于汉唐清。古代屯垦留下的每一个地名，都展示着一个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
公元前60年，西域历史发生重大转折，西域都护府像一座山岳般的里程碑横空出世，天山南北从此归于西汉大一统。随之，西汉政府大力推行屯田，亦兵亦农。军屯遍及天山南北。农六师奇台农场"四十里腰站"，就是古丝绸之路的驿站；土墩子农场所在的"土墩子"即汉代烽火台遗址。农十三师火箭农场地名"尖尖墩"就是唐代烽火台遗址。库尔勒垦区、阿克苏垦区都有汉唐屯田遗址。可惜，由于河流改道，战乱频乃，人去名湮，汉唐史书上的许多屯垦地名难以找到原址了。一个新的民族的到来，往往会给土地重新起名，像给自已的孩子起名字。
离我们最近最多的屯垦地名源自清朝。公元1759年，清朝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统一了天山南北。1762年设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度，大力推行屯田。农六师军户农场所在地"二畦"，乾隆年间清军在此屯垦，修土渠三道，渠间之地为"畦"。该地处二三渠之间得名。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乌西筑城堡安置移民屯田。今天农十二师的三坪农场"上四工"、五一农场"下四工"，均为清朝民屯点。地处吉木萨尔县的红旗农场，"四厂湖"即为清军马场。地处昌吉州的农六师五家渠市，"五家渠"解放前杨、冯、杜等五户人家引老龙河水在此开垦。
更为彪炳青史的是锡伯人西迁。1764年，清朝从盛京抽调锡伯族官兵及家属共3000多人到伊犁河南察布查尔屯田驻防。于是，在祖国版图的西大门出现了锡伯语的地名。农四师67团"斐新哈莎"密布的木围栏；68团"佛尕善"老村。其地为1767年锡伯营编为八旗八牛录，筑城而居。百年后因地湿房塌，遂南迁，留遗址。
石河子农八师也分布有清朝的军屯和民屯点。134团"下野地"，清未为筹军粮号召百姓开荒。财主从甘肃接农民来此开荒，按水渠上下游分为上野地、中野地、下野地。122团地处其东而得名"东野"。141团在其北而得名"北野"。清光绪十年（1884年）由迪化（乌鲁木齐）至承化（阿勒泰）设12个驿站，石河子即为其一。而135团是进入沙漠的头道驿站，得名"沙门子"。可以想象这些地名展示当时的情景：军屯民屯，星罗棋布；驿站相望，驿马流星，大好河山，军民共守。林则徐诗："中外总期无旷土，兵农何必有名分。迢迢一片龙沙地，待听扶犁叱犊声"。
清朝推行屯垦戍边对维护祖国统一、抵御外敌入侵起了重大作用。1864年，南疆爆发农民起义。第二年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入侵。阿古柏打着"圣战"旗号，残酷杀害各族人民。1870年，阿古柏北越天山侵占乌鲁木齐等地。新疆大好河山，危若累卵。各族人民性命，危在旦夕。不愿作奴隶的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保家卫国。
玛纳斯县的农民为抵抗侵略军，筑起城堡，名为镇西营堡。现为148团所在地"西营"。呼图壁县汉民为抵抗阿古柏侵略军的民族仇杀，在镇番户"四豪强"高四、李头、徐大旗、何世海率领下，跨河筑城，木桥相连，仅容一人一骑通行，得名"马桥"，现为农六师106团所在地。而高四等"四豪强"的先辈是1795年甘肃民勤县进疆屯垦的农民，其民屯名为"镇番户"，即今天农六师芳草湖农场所在地"正繁户"。
1876年，左宗棠大义凛然，扶棺西征，收复新疆。哈密市农十三师师部"大营房"即为西征大军指挥部。北疆东疆的军屯民屯，包括老百姓自卫组织，或策应清军，或支援粮草，或配合作战，为保证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西营""马桥""大营房"不仅是地名，而且是不畏强暴、敢于反抗、永不屈服的象征。
花园北屯：地图上新标的红圆点儿
1949年冬，人民解放军西出玉关，实现了新疆和平解放。随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新中国的屯垦戍边事业拉开了序幕。五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要了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伟大贡献，最简单最直观也是最生动的办法，就是拿五十年代的新疆地图与现在最新版的地图比较一下，增加了多少个红圆点儿。
一位老军垦曾深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增加了一些红圆点儿。我们一辈子就做了这一件事情。
一个人有了孩子，第一件事就是起名字。从此，孩子的生命与名字永不分离；一个人开拓了一片荒无人烟的土地，第一件事就是起地名。从此，地名的命运就与国土永不分离。兵团人是拓荒者，是新地名的创造者。一个个红圆点儿，一个个新地名，就是兵团人奉献给共和国的一颗颗忠心。
1958年9月，朱德委员长视察石河子。参观了机械化农场后欣然命名"花园农场"。今天，农八师143团得名"花园"。
1958年4月，兵团副政委、曾任八路军三五九旅719团团长的张仲瀚踏勘额尔齐斯河。"江山空半壁，何忍国土荒"。他登上山包，举起望远镜。地势平坦，草木丰茂，河水蜿蜒，缈无人烟。他高兴地说，我们要在这里建一座城市。兵团肩负屯垦戍边使命，这里地处新疆最北部，就叫"北屯"！1966年在新版中国地图上出了一个红圆点儿："北屯"。今天，这里是农十师师部所在地，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北国之城。张仲瀚还为182团所在地起名"顶山"，其地河北岸有座尖顶山，故名之。
在塔里木河流域，有一连串的小红圆点儿。八路军三五九旅的老部队开挖了著名的胜利渠，开垦了一块块绿洲，出现了一连串的新地名。1团"金银川"，水稻为金，棉花为银。8团"塔门"，进塔里木之门户。11团"花桥"；12团"南口"；13团"幸福城"；15团"红桥"，都是拓荒者所命名的土地。上世纪六十年代，曾任农一师师长的老红军林海清，在开垦16团荒地时，为团部命名"新开岭"，意为新开的土地。
在库尔勒垦区，1950年二军六师十七团到开都河畔开荒，干脆起名"开来"，今天21团团部叫"开来镇"。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在博湖开荒，芦苇无涯，水色映天，今25团得名"湖光"。30团地名"双丰"，兆示着年年粮棉双丰收。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今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屯垦戍边事业面临大好发展机遇。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兵团人的使命是，现有的红圆点儿要做大做强还要做亮，还要在空白处不断增加新的红圆点儿。在"万方乐奏有于阗"的和田，在墨玉至皮山的一望无际的荒滩上，一个新的垦区"皮墨垦区"迅速崛起，又一个红圆点儿诞生了......
注：本文地名资料均引自各师团志
为什么我的眼睛总是饱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太深太深。
一一题记
地上原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地上原来没有名字，走的人多了也就了有了名字。地名记载了我们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回响着遥远的而又临近的先祖先辈的足音，展示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新疆历史的绚丽多彩的画卷。细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76个农牧团场，是176个红点儿，分布于"三山两盆"和千里边境线上。176个地名诉说着一个个生动有趣耐人寻味的故事......
生态变迁：水与绿洲的呼唤
新疆土地广袤，山川壮丽，资源富集，是祖国西陲的得天独厚的一块宝地。但是，自古以来，新疆的生态环境严酷脆弱，河流改道，沙漠迁移，战乱频乃，古国湮灭，新城再起。古人的地名记载了沧海桑田的变迁，似乎萌发了蒙胧的生态环境意识。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地球上仅次于撒哈拉的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进去出不来"之意。相传古时候，这里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城堡，流水环绕，人烟辐辏。不知何年，风暴骤起，四十九天，城堡消失。但每逢夜晚，仍能听到人喊马嘶，鸡鸣狗叫。如果有人进入这里，会发现很多富丽的房舍和金银珠宝。你若想拿走，城门会自动关闭。你放下手中的财物，城门又会自动开启。
沙暴会毁掉人们美好的家园。于是，人们最看重的是水、草木、山川和绿洲。并把美好的憧憬寄托于脚下的地名。
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兵团垦区维吾尔语地名有：
阿克苏垦区，"阿克苏"意为"清水"；"阿拉尔"绿色的半岛；3团"喀拉库勒"黑色的海子；10团"科克库勒"蓝色的湖泊，其实是古代塔里木洪水留下的水泊。而14团"夏合勒克"是长满骆驼刺的地方。
库尔勒垦区有西北最大的淡水湖博斯腾湖。"博斯腾"意为绿洲。这里至今芦苇如海，水蓝如璧。29团地处重盐碱滩，得名"吾瓦"兔子不拉屎的地方。31团"英库勒"新海子；34团"铁干里克"铃铛刺丛生。
图木舒克垦区地名富于传奇，丰富多彩。"图木舒克"意为突出的一角。古代维吾尔人已经有了丰富的地理知识，这里是伸向塔里木沙漠的突出的绿洲。小海子"硝格尔"是苦水之意。44团"精墩"有鬼的大沙包，今人改一字为"金墩"成为富贵地名。49团"盖美里克"地窝子；50团"其盖麦旦"野麻滩；52团"其干乔勒"刺草荒野；53团"皮恰克松地"刀子折断了，传说古代有猎人与狼搏斗，刀子断了。民族英雄林则徐踏勘南疆在这里"遇大风歇三日"，吟诗"但期绣垄成千顷，敢惮锋车历八城"。地处麦盖提县的43团"扎拉提"是坟场之意，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恩茂曾誉为"叶河岸边的希望之花"。林公的"绣垄千顷"早已成现实。
哈萨克是西域的古老的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留下的地名富有自然生态特色。闻名遐迩的"伊力特曲"美酒之乡农四师72团，地名"肖尔布拉克"即碱水泉。79团"则库"是窄窄的流水；73团"阔尔吉勒尕"荒凉的墓地；农十师185团"克孜勒乌英克"红色柳树；农九师165团"达因苏"现成的水；167团"麦海因"红色泉水。地名显示出多么生动的新疆地貌图！
今天，兵团垦区环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和古尔班特古通大沙漠建起了一道道生机盎然的绿色屏障。回味古地名的悲凉、荒凉、凄凉，看今日林茂粮丰、铁塔高耸、大道平坦、安居乐业的繁华景象，你会惊叹"戈壁惊开新世界，天山常涌大波涛！"
西征东归：蒙古长调的豪迈悲壮
我们先把北疆垦区的蒙古语地名由西向东连成一条线：
地处伊吾县的农十三师淖毛湖农场，地名"诺木托罗盖"弯弓山；巴里坤"巴尔格勒"老虎爪子；"乌鲁木齐"优美牧场；"奎屯"寒冷；农八师121团炮台是"博克泰"的音译，意为有鹿的地方；额敏又名"都鲁布津"四方城；170团"莫合台"水草地。184团在和布克赛尔县，"查干屯格"芨芨草滩。伊犁垦区和的蒙古语地名更多："霍尔果斯"放牧之地；75团"浩特浩尔"较低的地方。阿勒泰山下的北屯，原名"多尔布尔津"像毡子一样平的地方；181团"巴里巴盖"乳状的山......
这些地名连成的线正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西征路线，一个个地名就是纪录震撼世界历史的宏伟业绩的丰碑。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派遣大军征讨西辽，出兵西征。"会当弯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至其晚年，建立了横跨亚欧两大洲的宏大帝国。他将疆土分封宗室诸王，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及蒙古本土。成吉思汗曾亲临额尔齐斯河。德仁山下传说有他的西征誓师点将台。蒙古民族为开发保卫西域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有耐人寻味的是，农九师162团地名"叶尔盖提"，史载清未光绪年间，关中回民白彦虎起义失败西逃。阿勒泰参赞大臣锡伦率兵追赶到此，古树苍莽，野草茂密，迷失方向。派蒙古兵探路，晚归报曰："叶尔盖提"弯而陡的河岸。从成吉思汗西征到离现在最近出现的"叶尔盖提"，屈指600多年！上溯汉唐，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对西域的开拓与经营从未停止过！
再把博乐到焉耆的蒙古语地名连成线，又是悲壮的英雄故事。
博乐垦区的农五师81团"霍热"驿站；82团"夏日托热"金色胡杨林；84团"托里"平如镜面；85团"布恩混图"有个蒙古庙；86团"青达拉"无水的草原；88团"博格达尔"神山背后......
焉耆垦区的农二师22团"才吾库勒"蓬蒿多的地方；24团"夏尔特热"梧桐窝子；"巴音布鲁克"多泉草地天鹅湖......
开都河畔的蒙古语地名，使人想起英雄渥巴锡，耳边回响起那气壮山河的呼唤："我们的子孙永世不当奴隶，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去！"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游牧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辉特四部的蒙古人，不堪忍受沙俄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不愿为沙俄的侵略战争当炮灰，他们在26岁的年轻台吉渥巴锡的率领下，拔寨东行，冒风雪，趟冰河，渡沙漠，斩关夺隘，浴血奋战，历时半年，终于东归祖国。这支万里东归的英雄队伍付出了重大牺牲，启程时17万多人，到达伊犁清军卡伦时仅余7万多人。响彻这支队伍的口号"不当奴隶，誓死东归""向着启明星、向着太阳走"。吐尔扈特东归的壮举写下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光辉一页。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接见渥巴锡并赐于很高爵位。甘陕宁青的汉族人民万里送粮，新疆阿克苏、喀什、和田的维吾尔族人民送来牛羊衣物，东归英雄受到热烈欢迎。乾隆时代曾被贬戍新疆的大学者纪昀，赋长诗高度赞扬了土尔扈特东归壮举《御试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诗》，最后两句"铭功葱岭石，万古峙峥嵘。"
东归部落被安置在天山南北五处放牧。北疆的博乐是其中一支，渥巴锡亲率部众越天山，放牧于开都河畔。今天，每当我们读到博乐垦区和焉耆垦区的蒙古语地名，对东归英雄的敬意油然而生。渥巴锡走过的地名，我们也在走而且将千秋万代走下去......。
屯垦戍边：唱彻边关的古韵长歌
屯垦戍边是两千多年回荡在西域的古韵长歌，是中华民族古代的伟大治国智慧。西域屯垦发韧于西汉，辉煌于汉唐清。古代屯垦留下的每一个地名，都展示着一个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
公元前60年，西域历史发生重大转折，西域都护府像一座山岳般的里程碑横空出世，天山南北从此归于西汉大一统。随之，西汉政府大力推行屯田，亦兵亦农。军屯遍及天山南北。农六师奇台农场"四十里腰站"，就是古丝绸之路的驿站；土墩子农场所在的"土墩子"即汉代烽火台遗址。农十三师火箭农场地名"尖尖墩"就是唐代烽火台遗址。库尔勒垦区、阿克苏垦区都有汉唐屯田遗址。可惜，由于河流改道，战乱频乃，人去名湮，汉唐史书上的许多屯垦地名难以找到原址了。一个新的民族的到来，往往会给土地重新起名，像给自已的孩子起名字。
离我们最近最多的屯垦地名源自清朝。公元1759年，清朝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统一了天山南北。1762年设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度，大力推行屯田。农六师军户农场所在地"二畦"，乾隆年间清军在此屯垦，修土渠三道，渠间之地为"畦"。该地处二三渠之间得名。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乌西筑城堡安置移民屯田。今天农十二师的三坪农场"上四工"、五一农场"下四工"，均为清朝民屯点。地处吉木萨尔县的红旗农场，"四厂湖"即为清军马场。地处昌吉州的农六师五家渠市，"五家渠"解放前杨、冯、杜等五户人家引老龙河水在此开垦。
更为彪炳青史的是锡伯人西迁。1764年，清朝从盛京抽调锡伯族官兵及家属共3000多人到伊犁河南察布查尔屯田驻防。于是，在祖国版图的西大门出现了锡伯语的地名。农四师67团"斐新哈莎"密布的木围栏；68团"佛尕善"老村。其地为1767年锡伯营编为八旗八牛录，筑城而居。百年后因地湿房塌，遂南迁，留遗址。
石河子农八师也分布有清朝的军屯和民屯点。134团"下野地"，清未为筹军粮号召百姓开荒。财主从甘肃接农民来此开荒，按水渠上下游分为上野地、中野地、下野地。122团地处其东而得名"东野"。141团在其北而得名"北野"。清光绪十年（1884年）由迪化（乌鲁木齐）至承化（阿勒泰）设12个驿站，石河子即为其一。而135团是进入沙漠的头道驿站，得名"沙门子"。可以想象这些地名展示当时的情景：军屯民屯，星罗棋布；驿站相望，驿马流星，大好河山，军民共守。林则徐诗："中外总期无旷土，兵农何必有名分。迢迢一片龙沙地，待听扶犁叱犊声"。
清朝推行屯垦戍边对维护祖国统一、抵御外敌入侵起了重大作用。1864年，南疆爆发农民起义。第二年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入侵。阿古柏打着"圣战"旗号，残酷杀害各族人民。1870年，阿古柏北越天山侵占乌鲁木齐等地。新疆大好河山，危若累卵。各族人民性命，危在旦夕。不愿作奴隶的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保家卫国。
玛纳斯县的农民为抵抗侵略军，筑起城堡，名为镇西营堡。现为148团所在地"西营"。呼图壁县汉民为抵抗阿古柏侵略军的民族仇杀，在镇番户"四豪强"高四、李头、徐大旗、何世海率领下，跨河筑城，木桥相连，仅容一人一骑通行，得名"马桥"，现为农六师106团所在地。而高四等"四豪强"的先辈是1795年甘肃民勤县进疆屯垦的农民，其民屯名为"镇番户"，即今天农六师芳草湖农场所在地"正繁户"。
1876年，左宗棠大义凛然，扶棺西征，收复新疆。哈密市农十三师师部"大营房"即为西征大军指挥部。北疆东疆的军屯民屯，包括老百姓自卫组织，或策应清军，或支援粮草，或配合作战，为保证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西营""马桥""大营房"不仅是地名，而且是不畏强暴、敢于反抗、永不屈服的象征。
花园北屯：地图上新标的红圆点儿
1949年冬，人民解放军西出玉关，实现了新疆和平解放。随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新中国的屯垦戍边事业拉开了序幕。五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要了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伟大贡献，最简单最直观也是最生动的办法，就是拿五十年代的新疆地图与现在最新版的地图比较一下，增加了多少个红圆点儿。
一位老军垦曾深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增加了一些红圆点儿。我们一辈子就做了这一件事情。
一个人有了孩子，第一件事就是起名字。从此，孩子的生命与名字永不分离；一个人开拓了一片荒无人烟的土地，第一件事就是起地名。从此，地名的命运就与国土永不分离。兵团人是拓荒者，是新地名的创造者。一个个红圆点儿，一个个新地名，就是兵团人奉献给共和国的一颗颗忠心。
1958年9月，朱德委员长视察石河子。参观了机械化农场后欣然命名"花园农场"。今天，农八师143团得名"花园"。
1958年4月，兵团副政委、曾任八路军三五九旅719团团长的张仲瀚踏勘额尔齐斯河。"江山空半壁，何忍国土荒"。他登上山包，举起望远镜。地势平坦，草木丰茂，河水蜿蜒，缈无人烟。他高兴地说，我们要在这里建一座城市。兵团肩负屯垦戍边使命，这里地处新疆最北部，就叫"北屯"！1966年在新版中国地图上出了一个红圆点儿："北屯"。今天，这里是农十师师部所在地，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北国之城。张仲瀚还为182团所在地起名"顶山"，其地河北岸有座尖顶山，故名之。
在塔里木河流域，有一连串的小红圆点儿。八路军三五九旅的老部队开挖了著名的胜利渠，开垦了一块块绿洲，出现了一连串的新地名。1团"金银川"，水稻为金，棉花为银。8团"塔门"，进塔里木之门户。11团"花桥"；12团"南口"；13团"幸福城"；15团"红桥"，都是拓荒者所命名的土地。上世纪六十年代，曾任农一师师长的老红军林海清，在开垦16团荒地时，为团部命名"新开岭"，意为新开的土地。
在库尔勒垦区，1950年二军六师十七团到开都河畔开荒，干脆起名"开来"，今天21团团部叫"开来镇"。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在博湖开荒，芦苇无涯，水色映天，今25团得名"湖光"。30团地名"双丰"，兆示着年年粮棉双丰收。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今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屯垦戍边事业面临大好发展机遇。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兵团人的使命是，现有的红圆点儿要做大做强还要做亮，还要在空白处不断增加新的红圆点儿。在"万方乐奏有于阗"的和田，在墨玉至皮山的一望无际的荒滩上，一个新的垦区"皮墨垦区"迅速崛起，又一个红圆点儿诞生了......
注：本文地名资料均引自各师团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的原因及教训浅析
作者：陈平（陈新元）
1954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驻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六军大部、二十二兵团和民族军一部，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3月，中央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主要理由，决定撤销兵团。1981年底，中央又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被撤销的原因一般认为是"文革"的干扰破坏，这是毫无疑义的。对全国全党来讲，"文革"的巨大破坏作用是全局性的又是较长时期的。可以说这是事物的普遍性，而我们应注重事物的特殊性。一事物与它事物的区别不在于其普遍性，而在于其特殊性。兵团被撤销的原因错综复杂。从国际大环境来分析，兵团成立时新疆周边的外部环境很好，中苏关系处于最良好时期，新疆被称为"大后方"。而兵团被撤销时，新疆周边国际关系恶化，苏方陈兵数十万并多次发出战争威胁。一支"劳武结合、屯垦戍边"的武装的生产部队，成立于和平时期，撤销于危难时期，这很不符合新中国领导人一惯坚持的居安思危的战略思维。显然，兵团被撤销的主要原因须从内部来分析。本人认为其主要原因：
一、以"阶级斗争"为纲必然导致对"屯垦戍边"战略的否定，必然导致对兵团事业的全盘否定。极左思潮诬蔑兵团的17年（1949至1966）历史是"黑线专政""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严重丑化了兵团事业，全盘否定了兵团历史。而且坚持这种极其错误观念的人，正是当时兵团的主要领导人。正如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苏共历史引致苏共解体，这种来自当时兵团领导高层的"自我否定"，必然导致兵团被撤销的严重后果。
1、阶级斗争的观念必然导致对屯垦戍边的全盘否定，客观形成否定兵团的思想理论基础。屯垦戍边始于西汉，兴于唐代，延续至清朝形成较大规模。这是我国古代安邦定国的一项国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政治智慧。其核心作用是保卫边疆、巩固边防，其历史作用是代表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简言之，我们不能说西汉的屯垦戍边是维护汉朝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唐朝的屯垦戍边是维护唐朝地主阶级的利益。不论任何朝代，面临异族入侵，保卫国土就是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利。"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对屯垦戍边也进行所谓"阶级分析"，把屯垦戍边划入"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否定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造成极大理论混乱和思想混乱，以致从实际上否定了承担屯垦戍边这一战略任务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颠倒黑白，诬蔑兵团是"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全盘否定了兵团的"十七年"，客观形成了兵团被撤销的现实依据。1949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将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随后开展了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1950年1月第二、六军，派出1070名各级干部和600多名参军知识青年到起义部队工作。通过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取得巨大成功。在部队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起义部队焕发出很大积极性。今天，兵团发展较快的石河子、奎屯垦区，就是以起义官兵为主体的第二十二兵团开发的。这是我党成功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历史丰碑。
从我党我军的历史来看，从南昌起义到红军、八路军时期，我党成功地团结、改造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阀甚至土匪的部队。解放战争中，更有团、师、军成建制的国民党军队起义，投奔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起义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迹。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
从"文革"在全国造成的混乱来看，尽管"走资派""叛徒""特务"等大帽子满天飞，但还没有一个"造反派"、一种"造反思潮"，敢于全盘否定我党对某一支起义部队的改造。但是，这种极具危险的、错误的思潮在新疆、在兵团发生了，而且发生在当时兵团的领导层。
1964年丁盛调兵团任副司会员，不久，裴周玉调兵团任第三政委。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对兵团在"社教"运动中揭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不加分析，片面地夸大渲染，断言兵团17年来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黑线专政"、"全面贯彻了修正主义路线""只抓粮棉油，不分敌我友"；把兵团贯彻执行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成功地团结改造了7万多国民党官兵开发建设新疆，说成是"国共合作"，诬蔑为"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注1）于是，1966年"文革"一开始，兵团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对"17年历史"的评价上，并自下而上分成两大派。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下，兵团17年屯垦戍边的历史功绩被全盘否定，长期主持兵团党委工作的张仲瀚被错误打倒。丁、裴掌握了兵团"文革"的领导权。
对一个人的否定导致对一段历史的否定，进而导致对兵团这一执行屯垦戍边历史使命的特殊组织的全盘否定。这是历史的一大悲剧。这场悲剧的"胜利者"绝没有想到：一个"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的兵团能存在下去吗？诬蔑历史的人必然被历史否定。
二、"文革"中兵团不但内部武斗，打响全国武斗第一枪，而且长期介入地方武斗，歪曲执行中央关于兵团"文革"的"十二条"，严重违反"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中央领导不能不考虑这支武装的生产部队的在混乱复杂的社会环境的可靠程度。
1、打响全国武斗第一枪，造成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丁盛担任兵团"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文革"初期，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并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注意政策。毛泽东还多次与"造反派"谈话，纠正群众运动的错误倾向。但是，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全国很快陷入极端混乱中。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掀起"夺权"高潮，丁盛支持的一派夺了兵团机关各部门的权。26日，兵团独立团和农八师武装处出动值班部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造成震惊全国的、死27人、伤78人的"石河子一二六事件"。丁、裴向中央文革写报告，诬告被镇压的群众夺枪而发生流血事件。6月，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给中央发电报说："一二六事件是武光、张仲瀚等勾结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旧军官、旧军人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手策划的反夺权、夺军权的反革命事件。"（注2）这显然是栽赃陷害。
2、毛泽东亲自批准对兵团实行"军事管制"，中央为此发布"十二条"。兵团成为"文革"中第一个实行"军管"的单位。但在当时"军事管制"被歪曲执行，造成恶劣后果。"全国武斗第一枪"引起毛泽东、党中央高度重视。尽管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革"，造成全国极大的持久的混乱。但是有一条底线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这就是"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文革"初期，毛泽东批准的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严肃处理，一个重要原因是王、关、戚煽动反党乱军。毛泽东十分清楚兵团是一支武装的生产部队，也十分清楚兵团在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为确保兵团的"枪杆子"不再出问题，1967年2月17日，也就是"石河子一二六"事件后的20天，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二条"）。核心内容是：兵团在新疆军区领导下，实行军事管制，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除文教、卫生、科研部门外，其他所有单位一概不搞夺权斗争。贯穿"十二条"的基本原则是毛泽东一惯坚持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无论"文革"局面多么混乱，"枪杆子"不能乱，党指挥枪不能有丝毫动摇。毛泽东曾深刻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但是，"十二条"在兵团被严重歪曲了。丁盛等人利用"十二条"里的某些条文，断章取义，对各级持不同观点的领导、群众，实行军事管制。兵团临时文革利用军管把武装部门凌驾于党委之上，甚至规定"没有武装干部参加的师党委，一切决议无效"。1967年7月，在兵团召开的武装会议上，交流"以枪管党"的经验"十六条"。主要是：武装部门可以命令师党委重新分工；武装部门有权清洗或提升干部；对"走资派""牛鬼蛇神"，由武装部门内查外调，有多少揪多少，不受限制。（注3）对中央"十二条"的歪曲执行，不仅给兵团内部造成严重后果，而且在兵团外部造成介入地方武斗的严重后果。
3、介入地方武斗，造成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加剧了新疆"文革"的混乱，严重损害了建国以来兵团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的良好形象。1967年7月，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全国武斗骤然升级。丁盛等人立即召开会议，介入地方派性斗争，积极策划武斗。兵团的工厂停产，赶制武器。值班连队和民兵直接参加武斗。据不完全统计，1967至1968年，兵团武斗死亡300余人。经济损失难以估量。
周恩来总理严厉批评兵团介入地方武斗。中共中央采取"掺砂子"方法，于1967年7月调曾如清、孔瑞林、杜海林、朱铁谷参加兵团党委的领导班子。新领导经过深入调查，对丁盛等人的做法提出批评。意见分歧尖锐，双方均向中央发电报。1968年4月11日和5月4日，中央文革成员先后接见兵团领导。江青、吴法宪、邱会作再次支持丁盛。此后，兵团武斗自上而下愈演愈烈。
兵团介入地方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第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进疆后至"文革"前的17年，减租反霸、土改建政、剿匪平叛、开展大生产运动，节衣缩食，创办现代工业。兵团成立后挺进荒原，守卫边疆，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受到各族人民热烈拥护。而"文革"开始，先是全盘否定兵团"十七年"，接着介入地方派性斗争，大搞武斗，严重损害了兵团"十七年"的崇高形象。丁、裴等领导自我否定，自毁长城，亲者痛，仇者快。第二、"文革"十年，"十二条"是毛泽东、党中央针对兵团制定的惟一的指导性文件。核心是党指挥枪。希望兵团的"枪杆子"能稳定新疆的混乱局面。而丁、裴等兵团领导严重违反党指挥枪的原则，加剧了新疆的混乱局面。尤为耐人深思的是，兵团参加地方武斗的队伍冠以"第四野战军"名称。解放战争中"四野"司令员为林彪，而兵团"四野"介入武斗最烈时，正是林彪炙手可热，被确立为接班人之时。第三、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时隐时现，时缓时急，从未停止。兵团的存在是分裂主义不可逾越的障碍。加之地方民族主义长期存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互相交织，社情复杂。"文革"中兵团介入地方武斗，严重损害了兵团与各族人民的关系，无异于授分裂势力以柄。"文革"中"东突"分裂组织就曾借"群众组织"之名，冲击兵团农场，妄图抢夺武器。
三、"文革"十年，兵团经济面临崩溃，一手向国家要钱，一手向国家要粮，成为国家沉重包袱。兵团成立时，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生产条件很差。经过兵团领导的努力工作和广大军垦战士的艰苦奋斗，"文革"之前，兵团经济形势很好。1966年盈利1.13亿元，1974年亏损1.96亿元。人口增加77万人，粮食总产由7.2亿公斤下降为5.25亿公斤。1967至1974年，国家补贴款达5.86亿元，是全国农垦的亏损大户，而且连年吃返销粮。与此鲜明对比的历史事实是：被极左思潮全盘否定的兵团"十七年"，粮食自给有余，财务已有盈利，工农商副、教科文卫，欣欣向荣，全面发展。
1975年3月，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关于改变兵团体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请示报告》。报告陈述撤销兵团的理由是："兵团问题很多，主要是领导上思想政治路线不够端正，政策不落实，领导班子，特别是党委常委内部不团结，经营方向有问题，没有认真贯彻勤俭办企业的方针，生产上不去，粮食不能自给，亏损越来越多等等。"并说"存在这些问题，同兵团的体问题有很大关系。"这显然不合逻辑，"领导上思想政治路线不够端正"怎么是"体制问题"呢？而且经济临近崩溃，也不一定完全是"体制问题"，因为兵团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不是曾创造出屯垦戍边事业的辉煌吗？
笔者认为，兵团被撤销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上述三条。
197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1975］11号文件批转了上述报告。兵团被撤销。自治区成立农垦总局，接管兵团。
撤销兵团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其一、边防力量大为削弱。兵团一直是新疆国防的后备力量，而且兵团58个边境农场驻守着2000多公里边境线。当时中苏两国边界尚未划定。撤销兵团使国防后备力量大大削弱。其二、兵团农场人心涣散，人心思迁。屯垦戍边神圣使命的感召力凝聚力大大削弱。五六十年代的城市支边青年、复员军人等，"一江春水向东流"。其三、农垦经济大滑坡。1974至1977年财务亏损甚至超过"文革"后期。1978年后，农垦经济步履艰难，亏损严重。那种撤销兵团就能把经济搞上去的想法，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浅薄的。其四、维护新疆大局稳定的力量大大削弱，"三股势力"乘机抬头，破坏国家统一、危害社会稳定的群体性闹事接连发生。
"文革"结束后，王震将军站在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高度，积极主张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81年2月，王震在自治区厅局级干部大会上讲："解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完全错误的"。6月30日，王震上书邓小平提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议。第二天既7月1日，邓小平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兵团的必要性，做一系统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8月，邓小平亲临新疆视察，表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很有必要。"（注4）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这是党中央总结新疆历史、拨乱反正的重大决策。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兵团建立、撤销、恢复的历史教训主要是：
一、兵团在任何时侯都必须坚持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牢记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坚决克服左的"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影响。国务院《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历朝历代都把屯垦戍边作为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的一项重要国策。中央政府在新疆地区大规模屯垦戍边始于西汉，以后历代相袭。这对统一国家、巩固边防，促进新疆社会和经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新疆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则是这一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是超越时代和阶级的，其核心是爱图主义。必须站在这个历史高度看兵团。
二、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复杂的条件下，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兵团的"枪杆子"必须让党绝对放心，让新疆各族人民绝对放心。因为兵团是一支武装的生产部队，不是一般的纯经济组织。兵团的"枪杆子"是用来维护国家统一，用来抵御侵略、反对"三股势力"的。
三、兵团的经济必须不断发展，造福于新疆各族人民。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兵团体制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挑战应对不好，经济搞不上去，任何"特殊性"理由都站不住脚。小平同志讲发展是硬道理。经济搞上去了，是兵团存在的硬道理。"奋起二次创业，再造兵团辉煌"是兵团事业的强大动力。如果老是纠缠于"体制问题"，而忘了"文革"撤销兵团就是"体制问题"，又会犯自我否定的历史错误。兵团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体制是屯垦戍边使命的有效载体，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需要多长时期，兵团的特殊体制就将存在发展多长时期。
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型的；新的一轮旋转仿佛回到原点，其实比原点更高更先进。总结兵团建立、发展、撤销、恢复、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使我们能够更清醒更成熟地把新中国的屯垦戍边事业不断发展壮大，造福新疆各族人民。
（注1）《兵团发展史》第280页
（注2）同上第282页
（注3）同上第284页
（注4）同上第352页
作者简介：陈平，兵团史志办综合处长
1954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驻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六军大部、二十二兵团和民族军一部，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3月，中央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主要理由，决定撤销兵团。1981年底，中央又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被撤销的原因一般认为是"文革"的干扰破坏，这是毫无疑义的。对全国全党来讲，"文革"的巨大破坏作用是全局性的又是较长时期的。可以说这是事物的普遍性，而我们应注重事物的特殊性。一事物与它事物的区别不在于其普遍性，而在于其特殊性。兵团被撤销的原因错综复杂。从国际大环境来分析，兵团成立时新疆周边的外部环境很好，中苏关系处于最良好时期，新疆被称为"大后方"。而兵团被撤销时，新疆周边国际关系恶化，苏方陈兵数十万并多次发出战争威胁。一支"劳武结合、屯垦戍边"的武装的生产部队，成立于和平时期，撤销于危难时期，这很不符合新中国领导人一惯坚持的居安思危的战略思维。显然，兵团被撤销的主要原因须从内部来分析。本人认为其主要原因：
一、以"阶级斗争"为纲必然导致对"屯垦戍边"战略的否定，必然导致对兵团事业的全盘否定。极左思潮诬蔑兵团的17年（1949至1966）历史是"黑线专政""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严重丑化了兵团事业，全盘否定了兵团历史。而且坚持这种极其错误观念的人，正是当时兵团的主要领导人。正如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苏共历史引致苏共解体，这种来自当时兵团领导高层的"自我否定"，必然导致兵团被撤销的严重后果。
1、阶级斗争的观念必然导致对屯垦戍边的全盘否定，客观形成否定兵团的思想理论基础。屯垦戍边始于西汉，兴于唐代，延续至清朝形成较大规模。这是我国古代安邦定国的一项国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政治智慧。其核心作用是保卫边疆、巩固边防，其历史作用是代表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简言之，我们不能说西汉的屯垦戍边是维护汉朝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唐朝的屯垦戍边是维护唐朝地主阶级的利益。不论任何朝代，面临异族入侵，保卫国土就是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利。"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对屯垦戍边也进行所谓"阶级分析"，把屯垦戍边划入"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否定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造成极大理论混乱和思想混乱，以致从实际上否定了承担屯垦戍边这一战略任务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颠倒黑白，诬蔑兵团是"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全盘否定了兵团的"十七年"，客观形成了兵团被撤销的现实依据。1949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将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随后开展了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1950年1月第二、六军，派出1070名各级干部和600多名参军知识青年到起义部队工作。通过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取得巨大成功。在部队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起义部队焕发出很大积极性。今天，兵团发展较快的石河子、奎屯垦区，就是以起义官兵为主体的第二十二兵团开发的。这是我党成功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历史丰碑。
从我党我军的历史来看，从南昌起义到红军、八路军时期，我党成功地团结、改造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阀甚至土匪的部队。解放战争中，更有团、师、军成建制的国民党军队起义，投奔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起义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迹。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
从"文革"在全国造成的混乱来看，尽管"走资派""叛徒""特务"等大帽子满天飞，但还没有一个"造反派"、一种"造反思潮"，敢于全盘否定我党对某一支起义部队的改造。但是，这种极具危险的、错误的思潮在新疆、在兵团发生了，而且发生在当时兵团的领导层。
1964年丁盛调兵团任副司会员，不久，裴周玉调兵团任第三政委。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对兵团在"社教"运动中揭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不加分析，片面地夸大渲染，断言兵团17年来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黑线专政"、"全面贯彻了修正主义路线""只抓粮棉油，不分敌我友"；把兵团贯彻执行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成功地团结改造了7万多国民党官兵开发建设新疆，说成是"国共合作"，诬蔑为"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注1）于是，1966年"文革"一开始，兵团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对"17年历史"的评价上，并自下而上分成两大派。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下，兵团17年屯垦戍边的历史功绩被全盘否定，长期主持兵团党委工作的张仲瀚被错误打倒。丁、裴掌握了兵团"文革"的领导权。
对一个人的否定导致对一段历史的否定，进而导致对兵团这一执行屯垦戍边历史使命的特殊组织的全盘否定。这是历史的一大悲剧。这场悲剧的"胜利者"绝没有想到：一个"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的兵团能存在下去吗？诬蔑历史的人必然被历史否定。
二、"文革"中兵团不但内部武斗，打响全国武斗第一枪，而且长期介入地方武斗，歪曲执行中央关于兵团"文革"的"十二条"，严重违反"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中央领导不能不考虑这支武装的生产部队的在混乱复杂的社会环境的可靠程度。
1、打响全国武斗第一枪，造成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丁盛担任兵团"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文革"初期，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并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注意政策。毛泽东还多次与"造反派"谈话，纠正群众运动的错误倾向。但是，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全国很快陷入极端混乱中。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掀起"夺权"高潮，丁盛支持的一派夺了兵团机关各部门的权。26日，兵团独立团和农八师武装处出动值班部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造成震惊全国的、死27人、伤78人的"石河子一二六事件"。丁、裴向中央文革写报告，诬告被镇压的群众夺枪而发生流血事件。6月，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给中央发电报说："一二六事件是武光、张仲瀚等勾结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旧军官、旧军人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手策划的反夺权、夺军权的反革命事件。"（注2）这显然是栽赃陷害。
2、毛泽东亲自批准对兵团实行"军事管制"，中央为此发布"十二条"。兵团成为"文革"中第一个实行"军管"的单位。但在当时"军事管制"被歪曲执行，造成恶劣后果。"全国武斗第一枪"引起毛泽东、党中央高度重视。尽管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革"，造成全国极大的持久的混乱。但是有一条底线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这就是"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文革"初期，毛泽东批准的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严肃处理，一个重要原因是王、关、戚煽动反党乱军。毛泽东十分清楚兵团是一支武装的生产部队，也十分清楚兵团在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为确保兵团的"枪杆子"不再出问题，1967年2月17日，也就是"石河子一二六"事件后的20天，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二条"）。核心内容是：兵团在新疆军区领导下，实行军事管制，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除文教、卫生、科研部门外，其他所有单位一概不搞夺权斗争。贯穿"十二条"的基本原则是毛泽东一惯坚持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无论"文革"局面多么混乱，"枪杆子"不能乱，党指挥枪不能有丝毫动摇。毛泽东曾深刻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但是，"十二条"在兵团被严重歪曲了。丁盛等人利用"十二条"里的某些条文，断章取义，对各级持不同观点的领导、群众，实行军事管制。兵团临时文革利用军管把武装部门凌驾于党委之上，甚至规定"没有武装干部参加的师党委，一切决议无效"。1967年7月，在兵团召开的武装会议上，交流"以枪管党"的经验"十六条"。主要是：武装部门可以命令师党委重新分工；武装部门有权清洗或提升干部；对"走资派""牛鬼蛇神"，由武装部门内查外调，有多少揪多少，不受限制。（注3）对中央"十二条"的歪曲执行，不仅给兵团内部造成严重后果，而且在兵团外部造成介入地方武斗的严重后果。
3、介入地方武斗，造成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加剧了新疆"文革"的混乱，严重损害了建国以来兵团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的良好形象。1967年7月，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全国武斗骤然升级。丁盛等人立即召开会议，介入地方派性斗争，积极策划武斗。兵团的工厂停产，赶制武器。值班连队和民兵直接参加武斗。据不完全统计，1967至1968年，兵团武斗死亡300余人。经济损失难以估量。
周恩来总理严厉批评兵团介入地方武斗。中共中央采取"掺砂子"方法，于1967年7月调曾如清、孔瑞林、杜海林、朱铁谷参加兵团党委的领导班子。新领导经过深入调查，对丁盛等人的做法提出批评。意见分歧尖锐，双方均向中央发电报。1968年4月11日和5月4日，中央文革成员先后接见兵团领导。江青、吴法宪、邱会作再次支持丁盛。此后，兵团武斗自上而下愈演愈烈。
兵团介入地方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第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进疆后至"文革"前的17年，减租反霸、土改建政、剿匪平叛、开展大生产运动，节衣缩食，创办现代工业。兵团成立后挺进荒原，守卫边疆，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受到各族人民热烈拥护。而"文革"开始，先是全盘否定兵团"十七年"，接着介入地方派性斗争，大搞武斗，严重损害了兵团"十七年"的崇高形象。丁、裴等领导自我否定，自毁长城，亲者痛，仇者快。第二、"文革"十年，"十二条"是毛泽东、党中央针对兵团制定的惟一的指导性文件。核心是党指挥枪。希望兵团的"枪杆子"能稳定新疆的混乱局面。而丁、裴等兵团领导严重违反党指挥枪的原则，加剧了新疆的混乱局面。尤为耐人深思的是，兵团参加地方武斗的队伍冠以"第四野战军"名称。解放战争中"四野"司令员为林彪，而兵团"四野"介入武斗最烈时，正是林彪炙手可热，被确立为接班人之时。第三、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时隐时现，时缓时急，从未停止。兵团的存在是分裂主义不可逾越的障碍。加之地方民族主义长期存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互相交织，社情复杂。"文革"中兵团介入地方武斗，严重损害了兵团与各族人民的关系，无异于授分裂势力以柄。"文革"中"东突"分裂组织就曾借"群众组织"之名，冲击兵团农场，妄图抢夺武器。
三、"文革"十年，兵团经济面临崩溃，一手向国家要钱，一手向国家要粮，成为国家沉重包袱。兵团成立时，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生产条件很差。经过兵团领导的努力工作和广大军垦战士的艰苦奋斗，"文革"之前，兵团经济形势很好。1966年盈利1.13亿元，1974年亏损1.96亿元。人口增加77万人，粮食总产由7.2亿公斤下降为5.25亿公斤。1967至1974年，国家补贴款达5.86亿元，是全国农垦的亏损大户，而且连年吃返销粮。与此鲜明对比的历史事实是：被极左思潮全盘否定的兵团"十七年"，粮食自给有余，财务已有盈利，工农商副、教科文卫，欣欣向荣，全面发展。
1975年3月，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关于改变兵团体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请示报告》。报告陈述撤销兵团的理由是："兵团问题很多，主要是领导上思想政治路线不够端正，政策不落实，领导班子，特别是党委常委内部不团结，经营方向有问题，没有认真贯彻勤俭办企业的方针，生产上不去，粮食不能自给，亏损越来越多等等。"并说"存在这些问题，同兵团的体问题有很大关系。"这显然不合逻辑，"领导上思想政治路线不够端正"怎么是"体制问题"呢？而且经济临近崩溃，也不一定完全是"体制问题"，因为兵团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不是曾创造出屯垦戍边事业的辉煌吗？
笔者认为，兵团被撤销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上述三条。
197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1975］11号文件批转了上述报告。兵团被撤销。自治区成立农垦总局，接管兵团。
撤销兵团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其一、边防力量大为削弱。兵团一直是新疆国防的后备力量，而且兵团58个边境农场驻守着2000多公里边境线。当时中苏两国边界尚未划定。撤销兵团使国防后备力量大大削弱。其二、兵团农场人心涣散，人心思迁。屯垦戍边神圣使命的感召力凝聚力大大削弱。五六十年代的城市支边青年、复员军人等，"一江春水向东流"。其三、农垦经济大滑坡。1974至1977年财务亏损甚至超过"文革"后期。1978年后，农垦经济步履艰难，亏损严重。那种撤销兵团就能把经济搞上去的想法，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浅薄的。其四、维护新疆大局稳定的力量大大削弱，"三股势力"乘机抬头，破坏国家统一、危害社会稳定的群体性闹事接连发生。
"文革"结束后，王震将军站在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高度，积极主张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81年2月，王震在自治区厅局级干部大会上讲："解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完全错误的"。6月30日，王震上书邓小平提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议。第二天既7月1日，邓小平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兵团的必要性，做一系统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8月，邓小平亲临新疆视察，表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很有必要。"（注4）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这是党中央总结新疆历史、拨乱反正的重大决策。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兵团建立、撤销、恢复的历史教训主要是：
一、兵团在任何时侯都必须坚持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牢记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坚决克服左的"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影响。国务院《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历朝历代都把屯垦戍边作为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的一项重要国策。中央政府在新疆地区大规模屯垦戍边始于西汉，以后历代相袭。这对统一国家、巩固边防，促进新疆社会和经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新疆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则是这一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是超越时代和阶级的，其核心是爱图主义。必须站在这个历史高度看兵团。
二、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复杂的条件下，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兵团的"枪杆子"必须让党绝对放心，让新疆各族人民绝对放心。因为兵团是一支武装的生产部队，不是一般的纯经济组织。兵团的"枪杆子"是用来维护国家统一，用来抵御侵略、反对"三股势力"的。
三、兵团的经济必须不断发展，造福于新疆各族人民。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兵团体制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挑战应对不好，经济搞不上去，任何"特殊性"理由都站不住脚。小平同志讲发展是硬道理。经济搞上去了，是兵团存在的硬道理。"奋起二次创业，再造兵团辉煌"是兵团事业的强大动力。如果老是纠缠于"体制问题"，而忘了"文革"撤销兵团就是"体制问题"，又会犯自我否定的历史错误。兵团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体制是屯垦戍边使命的有效载体，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需要多长时期，兵团的特殊体制就将存在发展多长时期。
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型的；新的一轮旋转仿佛回到原点，其实比原点更高更先进。总结兵团建立、发展、撤销、恢复、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使我们能够更清醒更成熟地把新中国的屯垦戍边事业不断发展壮大，造福新疆各族人民。
（注1）《兵团发展史》第280页
（注2）同上第282页
（注3）同上第284页
（注4）同上第352页
作者简介：陈平，兵团史志办综合处长
建国初新疆域名之争及修改地名的历史回顾
作者：陈平（陈新元）
新中国建立初期，对占中国版图六分之一的新疆域名出现争论。有人提出"天山省"，有人提出"中国突厥斯坦""维吾尔斯坦"等等。中央政府毛泽东主席最终坚持清未建省时的域名"新疆"并坚持否定"加盟共和国"苏联模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国策。
回顾这段历史对我们认识新疆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很有裨益。这块国土到底应该叫什么？中华文化讲究名正言顺，这块国土的名字关系重大。至今疆独分裂主义还在"新疆"名称上大做文章，说"新疆"是新的边疆之意，出现在清乾隆时期；因此在清之前这块土地不属于中国。分裂势力称之为"东突厥斯坦"。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交恶，苏联历史学家曾有言：中国古代疆土止于长城之内，长城外属少数民族；新疆是新边疆之意。
一、 新疆名称的由来。新疆古称西域，这个域名最早出现在西汉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归来后，述其经历见闻为《西域传》。西域之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专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地区；广义则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公元前60年，西汉在乌垒（今轮台境内）设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西域都护府设立标志着西汉开始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东汉班超在西域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历史功勋。隋朝裴矩在河西走廊张掖主管西域互市，著《西域图志》，准确记载了丝绸之路北、中、南三条通道，其最西达地中海东罗马帝国。唐朝在高昌设安西都护府，后迁至库车。唐击败西突厥后，在天山北路设北庭都护府，唐玄宗设碛西节度使，是当时全国八大节度使之一。"安史之乱"后，中原内乱，唐朝崩溃；两宋衰弱，无力西顾，遂失西域。蒙古兴起，成吉思汗西征，极大地改变了亚欧大陆的版图和西域各民族的历史。新疆成为成吉思汗后裔东察合台汗国版图。明朝推翻蒙元，收复哈密，控制西域。明不久弃哈密而守嘉峪关。满清兴起东北之时，天山北属蒙古后裔准噶尔汗国，南部属叶尔羌汗国。十六世纪初，准噶尔汗国灭叶尔羌汗国，统一新疆。清与东扩的准噶尔汗国征战七十多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1755年乾隆趁准噶尔汗国内乱之机，出兵击溃准噶尔汗国收复新疆。设伊犁将军节制天山南北。1864年，中亚浩罕国阿古伯入侵，占领南疆并北越天山侵占迪化。1877年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于1883年建省，取左宗棠奏折中"他族逼处，故土新归"之意，定名新疆。然而在维吾尔文译意中是"新边疆"，所以解放后维吾尔文使用的是音译"新疆"，避免岐义。无论这块广袤辽阔的土地民称有何变迁，其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就属于中原王朝的管辖。其后漫长的历史岁月，活动于这块土地上的许多少数民族后来也都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这是无可置疑的历史。
二、解放初期对新疆名称的争议。1944年9月，在伊犁暴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牧民起义，得到苏联军事支持，迅速蔓延到塔城、阿尔泰，史称"三区革命"。1945年在伊宁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一年多后经张治中斡旋改为伊犁地区参政会，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1948年联合政府破裂，三区代表返回伊犁。国民党军与三区革命民族军隔玛纳斯河对峙。1949年9月25日，国民党新疆驻军宣布起义，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六军迅速西进，实现了新疆和平解放。
新中国建立初期，对这块占中国版图六分之一的国土名称出现争议。"西域"显然不可再用，古西域包括中亚。有人提出"天山省"，但也显然不妥，天山延伸至邻国。中央政府决定仍然沿用清未建省名称"新疆"。少数民族翻译用音译。
1951年3月，中央《关于民族区域自治试行条例（草案）》由西北局民委下达征询意见大纲。据三区革命亲历者;原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第一任党委书记葛尔夏所著《历史的回声》载：
工作组正要撤离伊宁的时候，突然市内传起一则消息：赛都拉·赛甫拉也夫主持在伊犁召开了"五十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讨论新疆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的问题，具体内容有：一、新疆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下面加上维吾尔斯坦共和国国徽；三、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千山万水解放新疆很辛苦，应该回关内休息，新疆的治安由民族军负责；四、在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下面设一个维吾尔斯坦共和国观察员等。并说座谈会纪要已上报，但不知报到了哪里。到三月中旬我们工作组回到乌鲁木齐时，已经听到不少人对这条"五十一人座谈会"的消息议论纷纷了。
所谓"五十一人座谈会"受到中共新疆分局及王震的严肃批判，其错误主张被理所应当地否定了。
三、毛主席曾主张在"自治区"前不冠少数民族的名称，其模式为地名十自治区而不是现在的地名十少数民族名称十自治区。
2010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合编的《新疆工作文献选编》载，1953年2月至3月，邓小平、习仲勋、李维汉向毛主席、党中央呈送《关于审批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草案的两份报告》。其中披露两种意见：1、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2、天山维吾尔族自治区。毛主席一开始主张"新疆自治区"，请习仲勋等征求包尔汉、赛福鼎等意见。"包无表示，赛不同意。认为民族区域自治纲要规定民族自治区名称由民族名称冠以地方民称组成之。"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毛主席同意了新疆自治区冠以维吾尔的名称。其初衷是中央给西北局的复电"维吾尔族在新疆如同汉族在全国一样，是其他各少数民族的主体民族。因此，必须使维吾尔族干部如同汉族在全国范围内团结；帮助和照顾各少数民族一样来团结；帮助和照顾新疆境内的其他民族。"
1957年8月4日，周总理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进一步解释了这个问题："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例如新疆，在解放前，有些反动分子进行东土耳其斯坦之类的分裂活动，就是被帝国主义利用了的。有鉴于此，在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我们没有赞成采用维吾尔斯坦这个名称。新疆不仅有维吾尔一个民族，还有其他十二个民族，也不可能把十三个民族搞成十三个斯坦。党和政府最后确定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的同志也同意。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帽子'还是戴的维吾尔民族，因为维吾尔族在新疆是主体民族，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民族也共同戴这个帽子。"其意明显是说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是给新疆十三个民族的（今天是四十六个民族）；不是也不可能是给某一个民族的。
四、新疆部分地名的修改。1951年5月16日，周总理批准了《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纷纷修改地名。其后，"文革"中在"横扫封资修"的口号中再次掀起修改地名的风潮。1954年2月，新疆省政府决定：乾隆御赐的迪化改为乌鲁木齐；乾德县改为米泉县；景化县改为呼图壁县；孚远县改为吉木萨尔县；绥来县改为玛纳斯县；承化县改为阿勒泰县；镇西改为巴里坤；巩哈县改为尼勒克县。
六十多年过去，回顾这段历史，至少可以总结几点认识：
1、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倾注了大量心血；中国共产党是真心真意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曾经说过要"代人受过"；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汉族统治阶级还债"的精神，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在建国初期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进疆部队剿匪平叛，大生产运动，土改建政使新的政权很快得到巩固。毛泽东时期是新疆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
2、党中央，毛主席坚决否定了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成立"加盟共和国"的苏联模式，创造性地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共新疆分局坚决批判了民族分离主义的错误思潮，坚定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而上世纪末，苏联解体宣告了其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失败。当然，这只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而不是全部原因。
3、近代新疆受周边国家特别是苏联影响很大。建国初期，新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苏联大力支援新中国的建设，中苏签订了友好条约。新疆周边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均为少数民族，斯大林对本国的民族分裂势力也予以毫不留情地打击。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新疆被称为"大后方"，成为新中国的坚实的战略大纵深。但是，六十年代中苏交恶，甚至面临战争边缘。苏联支持和利用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新疆局势出现了混乱复杂的局面，民族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和矛盾。毛泽东尖锐指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今天，新疆仍然受周边国家的影响很大，尤其是深受包括国际恐怖主义的"三股势力"之危害。
4、任何伟人任何政党对事物的认识都会受到历史的局限性，都会受到自身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我国的民族理论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影响；我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深刻；就像不可能有人预料几十年后苏联解体，不可能有人预料到"911"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一样；我们也不可能预料到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三股势力会急剧抬头破坏新疆的稳定；我们对新疆民族问题的认识也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深化的。阶级压迫被推翻，为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基础；但是，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对待民族问题；更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决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是历史长期形成的，有其发展规律，比阶级问题复杂得多。尤其是全世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穆斯林观念中第一是伊斯兰教；第二是民族；第三是国家。这与几千年农耕文明没有宗教传统的汉族差别很大。换言之，用汉族思维去看待新疆的少数民族，去理解少数民族文化是很容易产生偏差的。今天，新疆的少数民族面临着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长期坚持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祖国的认同感。这对汉族来讲几乎不是问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使今天在台湾主张"台独"也是不得人心的。就在新疆修改地名之前，全国都在大改地名。中越边境的镇南关改为友谊关，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善意。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中，我国予以巨大支援甚至人员牺牲。但是，这一切没有能避免1979年的边境战争，直至今天，中越在南海的争执还是十分激烈，战争危机时见端倪。
总之，我国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要与时俱进，敢于创新；毛泽东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同理，没有民族理论的发展创新就没有新疆民族工作的新局面。要立足我国各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立足于消除危害民族团结分裂中华民族的各种因素，汲取世界先进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推进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宗旨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好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也才能真正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
参考资料
新疆工作文献选编
新疆简史
新疆文史资料
国务院白皮书《新疆的历史与发展》
历史的回声
新中国建立初期，对占中国版图六分之一的新疆域名出现争论。有人提出"天山省"，有人提出"中国突厥斯坦""维吾尔斯坦"等等。中央政府毛泽东主席最终坚持清未建省时的域名"新疆"并坚持否定"加盟共和国"苏联模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国策。
回顾这段历史对我们认识新疆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很有裨益。这块国土到底应该叫什么？中华文化讲究名正言顺，这块国土的名字关系重大。至今疆独分裂主义还在"新疆"名称上大做文章，说"新疆"是新的边疆之意，出现在清乾隆时期；因此在清之前这块土地不属于中国。分裂势力称之为"东突厥斯坦"。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交恶，苏联历史学家曾有言：中国古代疆土止于长城之内，长城外属少数民族；新疆是新边疆之意。
一、 新疆名称的由来。新疆古称西域，这个域名最早出现在西汉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归来后，述其经历见闻为《西域传》。西域之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专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地区；广义则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公元前60年，西汉在乌垒（今轮台境内）设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西域都护府设立标志着西汉开始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东汉班超在西域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历史功勋。隋朝裴矩在河西走廊张掖主管西域互市，著《西域图志》，准确记载了丝绸之路北、中、南三条通道，其最西达地中海东罗马帝国。唐朝在高昌设安西都护府，后迁至库车。唐击败西突厥后，在天山北路设北庭都护府，唐玄宗设碛西节度使，是当时全国八大节度使之一。"安史之乱"后，中原内乱，唐朝崩溃；两宋衰弱，无力西顾，遂失西域。蒙古兴起，成吉思汗西征，极大地改变了亚欧大陆的版图和西域各民族的历史。新疆成为成吉思汗后裔东察合台汗国版图。明朝推翻蒙元，收复哈密，控制西域。明不久弃哈密而守嘉峪关。满清兴起东北之时，天山北属蒙古后裔准噶尔汗国，南部属叶尔羌汗国。十六世纪初，准噶尔汗国灭叶尔羌汗国，统一新疆。清与东扩的准噶尔汗国征战七十多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1755年乾隆趁准噶尔汗国内乱之机，出兵击溃准噶尔汗国收复新疆。设伊犁将军节制天山南北。1864年，中亚浩罕国阿古伯入侵，占领南疆并北越天山侵占迪化。1877年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于1883年建省，取左宗棠奏折中"他族逼处，故土新归"之意，定名新疆。然而在维吾尔文译意中是"新边疆"，所以解放后维吾尔文使用的是音译"新疆"，避免岐义。无论这块广袤辽阔的土地民称有何变迁，其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就属于中原王朝的管辖。其后漫长的历史岁月，活动于这块土地上的许多少数民族后来也都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这是无可置疑的历史。
二、解放初期对新疆名称的争议。1944年9月，在伊犁暴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牧民起义，得到苏联军事支持，迅速蔓延到塔城、阿尔泰，史称"三区革命"。1945年在伊宁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一年多后经张治中斡旋改为伊犁地区参政会，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1948年联合政府破裂，三区代表返回伊犁。国民党军与三区革命民族军隔玛纳斯河对峙。1949年9月25日，国民党新疆驻军宣布起义，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六军迅速西进，实现了新疆和平解放。
新中国建立初期，对这块占中国版图六分之一的国土名称出现争议。"西域"显然不可再用，古西域包括中亚。有人提出"天山省"，但也显然不妥，天山延伸至邻国。中央政府决定仍然沿用清未建省名称"新疆"。少数民族翻译用音译。
1951年3月，中央《关于民族区域自治试行条例（草案）》由西北局民委下达征询意见大纲。据三区革命亲历者;原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第一任党委书记葛尔夏所著《历史的回声》载：
工作组正要撤离伊宁的时候，突然市内传起一则消息：赛都拉·赛甫拉也夫主持在伊犁召开了"五十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讨论新疆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的问题，具体内容有：一、新疆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下面加上维吾尔斯坦共和国国徽；三、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千山万水解放新疆很辛苦，应该回关内休息，新疆的治安由民族军负责；四、在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下面设一个维吾尔斯坦共和国观察员等。并说座谈会纪要已上报，但不知报到了哪里。到三月中旬我们工作组回到乌鲁木齐时，已经听到不少人对这条"五十一人座谈会"的消息议论纷纷了。
所谓"五十一人座谈会"受到中共新疆分局及王震的严肃批判，其错误主张被理所应当地否定了。
三、毛主席曾主张在"自治区"前不冠少数民族的名称，其模式为地名十自治区而不是现在的地名十少数民族名称十自治区。
2010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合编的《新疆工作文献选编》载，1953年2月至3月，邓小平、习仲勋、李维汉向毛主席、党中央呈送《关于审批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草案的两份报告》。其中披露两种意见：1、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2、天山维吾尔族自治区。毛主席一开始主张"新疆自治区"，请习仲勋等征求包尔汉、赛福鼎等意见。"包无表示，赛不同意。认为民族区域自治纲要规定民族自治区名称由民族名称冠以地方民称组成之。"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毛主席同意了新疆自治区冠以维吾尔的名称。其初衷是中央给西北局的复电"维吾尔族在新疆如同汉族在全国一样，是其他各少数民族的主体民族。因此，必须使维吾尔族干部如同汉族在全国范围内团结；帮助和照顾各少数民族一样来团结；帮助和照顾新疆境内的其他民族。"
1957年8月4日，周总理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进一步解释了这个问题："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例如新疆，在解放前，有些反动分子进行东土耳其斯坦之类的分裂活动，就是被帝国主义利用了的。有鉴于此，在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我们没有赞成采用维吾尔斯坦这个名称。新疆不仅有维吾尔一个民族，还有其他十二个民族，也不可能把十三个民族搞成十三个斯坦。党和政府最后确定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的同志也同意。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帽子'还是戴的维吾尔民族，因为维吾尔族在新疆是主体民族，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民族也共同戴这个帽子。"其意明显是说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是给新疆十三个民族的（今天是四十六个民族）；不是也不可能是给某一个民族的。
四、新疆部分地名的修改。1951年5月16日，周总理批准了《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纷纷修改地名。其后，"文革"中在"横扫封资修"的口号中再次掀起修改地名的风潮。1954年2月，新疆省政府决定：乾隆御赐的迪化改为乌鲁木齐；乾德县改为米泉县；景化县改为呼图壁县；孚远县改为吉木萨尔县；绥来县改为玛纳斯县；承化县改为阿勒泰县；镇西改为巴里坤；巩哈县改为尼勒克县。
六十多年过去，回顾这段历史，至少可以总结几点认识：
1、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倾注了大量心血；中国共产党是真心真意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曾经说过要"代人受过"；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汉族统治阶级还债"的精神，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在建国初期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进疆部队剿匪平叛，大生产运动，土改建政使新的政权很快得到巩固。毛泽东时期是新疆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
2、党中央，毛主席坚决否定了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成立"加盟共和国"的苏联模式，创造性地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共新疆分局坚决批判了民族分离主义的错误思潮，坚定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而上世纪末，苏联解体宣告了其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失败。当然，这只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而不是全部原因。
3、近代新疆受周边国家特别是苏联影响很大。建国初期，新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苏联大力支援新中国的建设，中苏签订了友好条约。新疆周边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均为少数民族，斯大林对本国的民族分裂势力也予以毫不留情地打击。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新疆被称为"大后方"，成为新中国的坚实的战略大纵深。但是，六十年代中苏交恶，甚至面临战争边缘。苏联支持和利用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新疆局势出现了混乱复杂的局面，民族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和矛盾。毛泽东尖锐指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今天，新疆仍然受周边国家的影响很大，尤其是深受包括国际恐怖主义的"三股势力"之危害。
4、任何伟人任何政党对事物的认识都会受到历史的局限性，都会受到自身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我国的民族理论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影响；我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深刻；就像不可能有人预料几十年后苏联解体，不可能有人预料到"911"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一样；我们也不可能预料到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三股势力会急剧抬头破坏新疆的稳定；我们对新疆民族问题的认识也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深化的。阶级压迫被推翻，为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基础；但是，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对待民族问题；更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决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是历史长期形成的，有其发展规律，比阶级问题复杂得多。尤其是全世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穆斯林观念中第一是伊斯兰教；第二是民族；第三是国家。这与几千年农耕文明没有宗教传统的汉族差别很大。换言之，用汉族思维去看待新疆的少数民族，去理解少数民族文化是很容易产生偏差的。今天，新疆的少数民族面临着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长期坚持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祖国的认同感。这对汉族来讲几乎不是问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使今天在台湾主张"台独"也是不得人心的。就在新疆修改地名之前，全国都在大改地名。中越边境的镇南关改为友谊关，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善意。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中，我国予以巨大支援甚至人员牺牲。但是，这一切没有能避免1979年的边境战争，直至今天，中越在南海的争执还是十分激烈，战争危机时见端倪。
总之，我国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要与时俱进，敢于创新；毛泽东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同理，没有民族理论的发展创新就没有新疆民族工作的新局面。要立足我国各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立足于消除危害民族团结分裂中华民族的各种因素，汲取世界先进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推进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宗旨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好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也才能真正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
参考资料
新疆工作文献选编
新疆简史
新疆文史资料
国务院白皮书《新疆的历史与发展》
历史的回声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