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来源：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hk/2014/04/blog-post_30.html
原文：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14/04/03/phuntsok-wangyal-and-the-arrogance-of-treason/
佛陀和耶穌都曾經說過，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臉，就將右臉也伸給他。但是，迄今為止也沒有人曾經說過，如果有人強暴你，你容忍強暴者并且對他倾注愛意和贊許也是一件正當的事情（请原谅我以此为例）。
那么為何這些天來流亡政府（CTA）和其他流亡團體都對巴塘人平措汪杰的去世給予了如此多的哀悼？且不管他是一位多么“迷人”的人、多么“優秀的共產黨員”或是“達賴喇嘛的朋友”，博巴們必須記得汪杰是中國軍隊入侵圖伯特的時候走在前列的大人物。他不是字面意義上所說的中立的或被動的“向導”，而是親身介入了入侵圖伯特的籌劃和組織，在他的自傳中對此都自證其實。事實上，他承擔了組織騾子和牦牛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通過康區運輸物資的關鍵任務。如果沒有這些運輸，連入侵行動都難以進行，因為當時汽車公路尚未建造。
我無意為這個妄自尊大、自欺欺人和頭腦簡單的可憐蟲訴諸任何筆墨。對于我們的文明所遭受的摧殘和我們的人民所遭受的超過百萬的生靈涂炭，他都有功于其中。這實在是令人沮喪。不過不管怎樣，還是有資深印度記者和圖伯特的友人維賈依·卡倫蒂（Vijay Kranti）在“故鄉網”發表了一篇出色的文章《另类悼词》“alternate tribute”，反駁了達蘭薩拉在這個問題上的“奴性思維”。這絕對是一篇值得一讀的文章。
我在此給諸位提供一段我八年前的一篇文章的摘錄，這篇文章由四個部分組成，內容有關圖伯特語言的現代化問題。我想這段文章（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為平措汪杰的叛國行為提供一個政治心理分析，當然同時還針對他的那些當今崇拜者們为他进行的可笑的“偽理智”（ pseudo-intellectual）和“偽革命”（ pseudo-revolutionary）的辯解。
“最近出版的，由梅因戈爾斯坦主筆的平措汪杰傳記《圖伯特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他的政治生涯》，基本上堪稱是一部為左派分子歌功頌德的‘圣徒傳’，盡管行文風格比較低調。其中并沒有對平措汪杰的性格和他背叛祖國和同胞的動機進行認真剖析。事實上，貫穿全書的是一種親密的感覺，因為戈爾斯坦一直稱平措汪杰為‘平汪’，而這是在家人和朋友之間使用的愛稱。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民族主義者、詩人、科學家以及達賴喇嘛的朋友（達賴喇嘛稱他為“忠心耿耿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是一位殉道者——主要是由于試圖拯救圖伯特人民，而被偽馬克思主義者陰謀構陷遭受了長達18年的牢獄之災。此書并非一部非常高明的著作。《紐約書評》登載了一篇相當不乏溢美之词的評論文章，在文章的結尾，作者喬納森·米爾斯基（Jonathan Mirsky，中文名梅兆贊）指出：戈爾斯坦和他的合著者，……‘沒能看出平汪以忠誠的列寧主義方式支持中國在西藏的權威本身所蘊含的諷刺意味，其實當時馬克思主义和列寧主義在中國已經日漸過時……’而‘……無論是平汪還是傳記作者們，都不愿意直截了當地指出中國是在以暴力為后盾的沙文主義統治西藏。’
“檢視平措汪杰的生平和思維模式，有助于理解在‘進步’和‘改革’的名義之下，有些人是如何地任由自己不仅仅是对一种语言而是对整个文化和社会造成极大伤害。汪杰是典型的这样一种干部，他研究并信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便是对自己知之甚少的问题也敢于信心满满地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
“有关于他的个性，一个怪异而富有启发性的例证是平措汪杰的煌煌巨著《天体新探：月球存在液态水》（外语出版社，北京，2002。在美国可以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站免费获取）。汪杰从监狱获释后写作了这本书，体量相当巨大，用小号字印刷还长达500多页。他宣称此书是有关宇宙的科学论述，虽然参考了哥白尼、美国宇航局以及当代一些西方科学家的理论，但是最终导致‘证明’月球蕴藏液态水的思想‘有力武器’是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准确的说是他们的‘辩证法’。书名中对于‘液态’的强调有着有趣的象征意义。去证明月球存在‘固态’水或许更加容易一些，但是这样的保守和妥协是没有必要的。这种辩证法拥有足够的力量证明你想证明的一切。
“在谈话和采访中，平措旺杰一直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一切科学之母’和‘所有科学的终极科学’。无论现在在我们看来是多么的匪夷所思，他的这种想法的确是出自马克思科学专制主义的伟大传统。来自阿塞拜疆的半文盲农民、斯大林的首席农业专家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 Lysenko）也曾运用过这一传统。他是‘斯大林自然改造大计划’（ The Great Stalin Pla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的始作俑者，这个计划实际上导致了苏联的‘大饥荒’。在中国，毛泽东的‘红色专家’和‘赤脚科学家’，在中国自己头号‘李森科式’的专家乐天宇的率领下，要求农民深耕（有时深达10英尺），并且进行‘龙鳞式’密集种植，还有其他一些疯狂行为。其结果是中国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死亡人数高达3000万至6000万。
“平措汪杰对宇宙的论述中充满了各种奇怪的和难以辨识的图表和表格，好像中世纪炼金术指南里面的插图，这些材料似乎更能揭示作者真实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和他的理论有关的科学信息。人们或许会觉得有必要对平措汪杰先生进行某种心理分析。甚至在经历官方的迫害、妻子自杀和自己深陷牢狱18年之后，平措汪杰对马克思、毛泽东和周恩来依然一片忠心。他这样表明自己的信念：‘无论发生什么，我一直坚定不移地相信，总有一天最高领导人会了解我案子的细节。我认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有关我过去所作所为问题上，我相信是汪峰和其他一些人对他们撒了谎。我一直抱有一线希望，期望有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会明白我是无辜的并下令释放我。’
我必须承认，通过回想早年阅读过的一部政治小说中的类似描述，我也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汪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非同寻常的忠心耿耿。《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是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代表作，几乎直接取材于1930年代斯大林的那些审判秀，描述了对老布尔什维克卢巴雪夫（V.S. Rubashov）的监禁、审判和处决。尽管一个是小说，一个是真实生活，但是这两份回忆的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卢巴雪夫和平措汪杰对党和领袖的忠诚是何等地坚定不移，尽管事实上他们的领袖、党和信念早已残忍地背叛了这两位老党员。在卢巴雪夫的案件中，他到最后甚至承认了那些无中生有的罪行。汪杰没有认罪，而是采取了一个更加便捷的自欺欺人的行为——将自己的遭遇归咎于那些小官员，而不是已经被偶像化的“伟大的舵手”本人。达赖喇嘛在《流亡中的自在》一书中，曾以赞许的口吻提到此事。乔治·奥威尔在评论库斯勒的小说时写道，他相信卢巴雪夫和其他类似的人“已经被他们所效忠的革命所腐蚀”，“对党的习惯性忠诚”已经摧毁了他们的道德和精神。
“库斯勒在小说中还暗指，如果卢巴雪夫掌权，也不会比那些现在迫害他的人更好——我想这个观点也可以稳妥地适用于汪杰。米兰·昆德拉在写到自己的童年时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总是把那些从政治犯监狱释放回来的人理想化。后来我发现绝大多数受害者也曾经是施害者。行刑者和受害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非常复杂。’汪杰固执的自以为是并没有因为18年的酷刑和单独监禁而受到损害——没有因悔恨而受到触动，没有因一点点怀疑而蒙上阴影——他引领敌对的外国侵略军进入他自己的祖国，也因此而对图伯特所遭遇的种族与文化灭绝以及正在遭受的压迫与剥削，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回到语言‘改革’问题上，或许应该注意，从保守的拉萨中心观点上看，平措汪杰、降边嘉措、喜饶嘉措和其他一些人都是主要是周边地区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强烈的（在社会、经济和语言方面）反对拉萨统治精英的倾向。尽管那些图伯特共产党人提出了‘改革与进步’等崇高口号，但他们的议程中很明显有相当大的报复成分。然而，唯一说不通的事情是，由于巴塘，尤其是安多地区，长年处于中国的行政管辖之下，我们的革命家们和他们的亲戚朋友，无论在早先遭受了什么样的不公与苦难，都无疑是由中国政府所造成，肯定不是来自于拉萨政府。
“有人或许从汪杰故作学术的姿态中，能隐约看到毛泽东的影子——这位乡村学者一生怨恨北京和上海的那些杰出作家和知识分子。或许这只是一闪而过的印象，但是毛泽东主义者，尤其是毛泽东主义的领袖们主要是一些乡土学者、二流诗人和落第文人，他们热衷于装腔作势到了让人难受的地步——从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到秘鲁的古斯曼，到尼泊尔的普拉昌达同志。”
星期三, 4月 30, 2014
星期二, 11月 05, 2013
图伯特民主：一个让人扼腕唏嘘的玩笑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来源：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hk/2013/11/blog-post.html
当不丹王国在2008年开始其民主实验时，说实话我是带有一些怀疑态度的。我以为这个“龙的王国”将会步尼泊尔（由马亨德拉国王在1962年开创的）“潘查雅特”（ Panchayat）民主之后尘。在尼泊尔这个“受指导的”无政党民主体制下，民众可以推选代表组成了一个驯服的议会，而实际权力依然牢牢地掌握在国王手中。
但后来让我吃惊的是，不丹王室采取了坚决的步骤，允许甚至坚持成立真正的政党。为了让不丹民众走出传统的封建心态，深受拥戴的国王决定退位并任命他年轻的儿子成为一位低姿态的立宪君主。从那以后不久，不丹各地涌现出若干独立政党，但是通过整合和淘汰，最终有两个政党参加竞选：人民民主党（PDP）与不丹和平繁荣党（DPT）。后者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选举，尽管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该党的胜利是由于它在两党中更倾向于君主制。
但是两个月以前，在不丹的第二次全国选举中，弱势的在野党人民民主党（PDP）一举获得政权，赢得了议会47个议席中的32席。投票人数骄人地占全国人口的80%。不丹已经向世人证明了它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令人振奋富有活力的民主国家。PDP不仅击败了“保皇派”不丹和平繁荣党（DPT），而且还抛弃了不丹官方的“全国幸福指数”（GNH）理论。在早先，像这样抛弃由国王晋美·森格·旺秀（Jigme Singe Wangchuk）在1972年倡导的不丹核心国家政策，肯定会被当做是“大不敬”（ lèse majesté），甚或是亵渎神明的行为。
在法新社的一次采访中，新任总理伦钦•泽仁多杰（Lonchen* Tshering Tobgay）表达了自己对“全国幸福指数”（GNH）的不同看法：“我怀疑有些人是如何过度地使用了这个概念，同时却没有对亟待解决的问题予以足够重视。”在竞选期间，泽仁多吉经常是徒步走村串户，关注那些他认为是不丹“亟待解决的问题”：经常性失业、贫困、腐败以及民众对政治家们的疏离感。伦钦最近在纽约参加了一个联合国会议，在《纽约时报》的一次长篇访谈中，他重申了他的批评意见。回到不丹之后，生活一如既往。天没塌，地没裂，王国没有被吞噬。王室家族继续保持着他们体面的沉默。而事实上，有人告诉我，不丹王室成员甚至都没有参加投票选举，因为把选票投给任何一方，都会显示出王室对某一政党的支持从而影响选举的公正性。
老一辈博巴对不丹人有这样一种令人遗憾和绝对毫无根据的偏见，他们瞧不上不丹人，认为不丹人有点原始和不通世故（好在年轻一代的博巴似乎没有这样的偏见）。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拿来比较和评测谁是开明的民主主义者、谁是迷信的“蛮夷”（lalo），那么比较一些我们这两个政治制度的相关进程或许是最恰当的。
今年9月在达兰萨拉，就在庆祝完“图伯特民主日”之后不久，流亡议会对那些“伤害了达赖喇嘛尊者感情”的人，发动了堪称“文革”式的“批斗”（ thamzing）。这场运动起始于对议员噶玛群培（Karma Chophel）的谴责，莫名其妙地指控他“妄自猜测达赖喇嘛在写作《真言祷文》（Words of Truth Prayer）时，‘内心想着的是独立’。”（在《图伯特政治评论》网站可以看到有关的详细报道。）这种荒谬的指控让人不禁想起中国“文革”时期的一个故事——当时，一位老实本分的农民怀疑（或许声音有点太大了）把《毛主席语录》插在地里促进庄稼生长或许不是一个有效的农业技术。这位农民遭到批判、斗争和殴打——最后可能被整死。
在议长边巴次仁的率领下，我们的议员们开始向那些坦率表示（言辞或许激烈，但绝无不恭）不赞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政策而是要求独立的博巴们（包括我自己），展开激烈批判。我们的“积极分子”（ hur-tsunpa）议员们要求，这些“坏分子”不仅要受到揭发，而且要把他们赶出流亡社会——尽管流亡议会实际上没有任何合法权力做任何此类事情。当然，他们秘而不宣的真实意图在于煽动那些更加狂热和无知的流亡社会普通民众自行其是——这种煽动在过去曾经导致若干起暴民对著名批评人士的攻击和公开侮辱。甚至有一位批评人士遭到谋杀。
或许是为了争取印度民众对他的运动的支持，边巴次仁议长接受了《印度斯坦时报》（the Hindustan Times）的一个简短采访，在采访中他引述尊者的话说，尊者本来打算活到113岁，但是由于“一位图伯特青年大会的官员、一位自由亚洲电台的职员以及一位图伯特作家所表达的不满……”尊者已经决定只活到108岁。这个采访非但没有引起印度民众的同情，反而成为了大家的笑柄。来自印度读者的评论异口同声地表示了鄙视。一位名叫库尔希德•阿拉姆（Kurshid Alam）的读者写道，“图伯特流亡政治家们，你们干的好！你们终于把整个图伯特运动变成了笑话。继续干下去！继续把你们的政治和古老的宗教混为一谈，你们的民众只能回到家中垂死挣扎。你们失去一个坚定的支持者！”
即便我们尊敬的议长先生真的是打算破坏在印度的图伯特问题，他也不可能做的比这次采访更出色了。
议长允许议员们不限时发言，每人都试图用比别人更为凶猛的方式进行批判。代表北美地区的议员诺布次仁言辞尤为偏激，他声称，“我们必须把这些人赶出去，就好比要趁蛀牙还没有开始疼之前就将它们拔掉。”多数议员们基本上只是老调重弹，但也有些人力图别出新意，他们抨击《图伯特政治评论》（Tibetan Political Review）的编辑，这是图伯特社会硕果仅存的一份严肃政治刊物，甚至还谴责电影人丹增索朗（Tenzin Sonam）制作的纪录片《乌云背后的太阳》（Sun Behind the Clouds），而这部影片在2010年获得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Havel）亲自颁发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和平奖”（ Vaclav Havel Freedom Award）。
然而，正当议会打压图伯特社会言论与思想自由的举动似乎已经势不可挡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些相当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位年轻的议员达珍萨琳（Dhardon Sharling），从她的座位上站起来平静地说，议会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没有尽自己所能去理解尊者的意愿而拷问自己的“良心”（当时她用了英文“conscience”），不应该对那些（表达自己观点的）博巴横加指责。达珍啦的发言可以在 youtube看到。另一位没能参加这次议会会议的议员琼扎科仁（Chungdak Koren），委托她的同事向议会宣读了她对议会提出的问题和观点。琼扎啦还将这些内容贴在了她自己的博客上。以下是一段摘录：“……不应该排斥那些批评者，我们应该包容他们并欢迎他们发表和交流自己的观点。这些人或许会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而他们提供的观点也可能拥有巨大的价值。当面对批评的时候，我们必须永远保持开放的思想。”我听说，还有其他一些议员没有参加“批斗会”。
与以往不同，那时政要们能纠集大批暴民甚或是暴徒和狂热分子殴打和恐吓批评人士。而这次，议会仅能召集为数不多的应雇而来的老阿爸和老阿妈，举着一模一样的标语绕着岗坚吉松（Gangchen Kyishong）蹒跚而行，那些标语几乎可以肯定是出自CTA办公室的宽幅打印机。
甚至那些试图在世界各地的图伯特社区推行批判运动的努力，也似乎没有受到什么成效。我听说在瑞士召开了一次社区会议批判那些“伤害了衮顿感情”的人，但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类似集会的报道。在纽约，有人试图阻止我在10月5日对图伯特公众的一次公开演讲（“让赞，势在必行”），这次演讲是图伯特国民大会（TNC）为我安排的。
夏尔巴人联合会——TNC为演讲租用了他们的会议厅——的经理，接到了匿名电话，声称TNC和我都是反对达赖喇嘛的。还有一通电话指责夏尔巴人联合会将会议厅租借给雄天（Shugden）崇拜者。还有人威胁要举行公众示威和阻挠演讲，但实际上在演讲的那天上午并没有出现抗议行为。会议厅里座无虚席。TNC的志愿者们还在Livestream 网站对讲演进行了现场直播，迄今已经有来自世界各地，甚至包括图伯特境内和中国的观众超过16,500人次观看了视频。
图伯特媒体通常总是畏首畏尾、自我审查，但是这次出现了一个值得欢迎的例外，流亡议会的作为受到了一家当地博文（即“藏文”）报纸《图伯特快报》（Bod Kyi Bangchen）的严厉谴责。这篇由副总编卓尼沃色（Choenyi Woser）撰写的评论文章还被翻译为英语，并发表在 Tibet Sun网站上。卓尼沃色啦还是第一个把流亡议会的奇谈怪论同“文革”相比较的人。
另一篇英语文章《我对着图伯特旗帜庄严发誓》（I Solemnly Swear by the Flag of Tibet ），作者是登巴噶西（Tenpa Gashi）。该文不仅以辛辣入骨的机智和讽刺嘲笑了议会大员们的奇谈怪论，而且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登巴啦是已故噶西•次仁多吉（Gashi Tsering Dorje）啦的儿子，他是70和80年代著名的政治评论家，也是我的朋友。在那些日子里，他和我都撰文揭露邓小平“自由化”政策的局限性和达兰萨拉方面希望同北京进行谈判的天真幼稚。相比我在《图伯特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次仁多吉啦的文章对图伯特公众的思想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为他是用博文写作而且对中共及其口是心非、残酷无情的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
因而，尽管我们流亡议会议员们竭力效仿北韩“最高人民议会”议员们的阿谀奉承，但是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令人称道的新进展——图伯特的新闻记者、博客作者、让赞活动人士，甚至一些议员和越来越多有怀疑精神和关心时事的“老百姓”（ mimang），都在公开对那些声称代表他们的人提出自己严厉的问题。
所以，尽管图伯特民主体制当前确实堪称岌岌可危，但还不至于说是一无所剩。不过，我们的政治是如何从一开始慢慢堕落到如此拆烂污的恶心境地的呢？我不打算在此详细探讨我们的所谓民主体制的历史。关于这个话题，我已经写作了若干文章，如果有读者希望对此有全面了解可以查看我博客上的分为三个部分的文章《等待民主》（(WFM I, WFM II 和WFM III ）。
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揭示一些更为直接的原因，来说明为何出现今年9月在达兰萨拉的小“文革”，以及更早些时候对图伯特青年大会和“九十三”（ Gu-Chu-Sum）前政治犯协会的破坏与削弱。我相信这些事件有其内在的联系，而且隐藏着一个削弱甚至是终止图伯特斗争的阴谋。我还将向大家说明一个简单的行动步骤，所有的博巴们都能以此来拯救我们的民主体制，并且可以使得流亡议会和行政当局对流亡公众负责，同时还要让他们切实关注在图伯特境内为了结束中国的统治而斗争的人们。
_____
* “伦钦”（ Lonchen）是图伯特对“总理大臣”或“首相”的传统称谓。“司伦”（ Si-lon）是从1926年朗顿•贡嘎旺秋（Langdun Kunga Wangchuk）担任总理大臣时开始使用。桑东仁波切开启了图伯特总理们为自己创造更加浮夸头衔的先河，诸如“噶伦赤巴”（ kalon-tripa）、“司政”（ sikyong）等等。
2013年11月4日，译于BLOOMINGTON, INDIANA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来源：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hk/2013/11/blog-post.html
当不丹王国在2008年开始其民主实验时，说实话我是带有一些怀疑态度的。我以为这个“龙的王国”将会步尼泊尔（由马亨德拉国王在1962年开创的）“潘查雅特”（ Panchayat）民主之后尘。在尼泊尔这个“受指导的”无政党民主体制下，民众可以推选代表组成了一个驯服的议会，而实际权力依然牢牢地掌握在国王手中。
但后来让我吃惊的是，不丹王室采取了坚决的步骤，允许甚至坚持成立真正的政党。为了让不丹民众走出传统的封建心态，深受拥戴的国王决定退位并任命他年轻的儿子成为一位低姿态的立宪君主。从那以后不久，不丹各地涌现出若干独立政党，但是通过整合和淘汰，最终有两个政党参加竞选：人民民主党（PDP）与不丹和平繁荣党（DPT）。后者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选举，尽管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该党的胜利是由于它在两党中更倾向于君主制。
但是两个月以前，在不丹的第二次全国选举中，弱势的在野党人民民主党（PDP）一举获得政权，赢得了议会47个议席中的32席。投票人数骄人地占全国人口的80%。不丹已经向世人证明了它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令人振奋富有活力的民主国家。PDP不仅击败了“保皇派”不丹和平繁荣党（DPT），而且还抛弃了不丹官方的“全国幸福指数”（GNH）理论。在早先，像这样抛弃由国王晋美·森格·旺秀（Jigme Singe Wangchuk）在1972年倡导的不丹核心国家政策，肯定会被当做是“大不敬”（ lèse majesté），甚或是亵渎神明的行为。
在法新社的一次采访中，新任总理伦钦•泽仁多杰（Lonchen* Tshering Tobgay）表达了自己对“全国幸福指数”（GNH）的不同看法：“我怀疑有些人是如何过度地使用了这个概念，同时却没有对亟待解决的问题予以足够重视。”在竞选期间，泽仁多吉经常是徒步走村串户，关注那些他认为是不丹“亟待解决的问题”：经常性失业、贫困、腐败以及民众对政治家们的疏离感。伦钦最近在纽约参加了一个联合国会议，在《纽约时报》的一次长篇访谈中，他重申了他的批评意见。回到不丹之后，生活一如既往。天没塌，地没裂，王国没有被吞噬。王室家族继续保持着他们体面的沉默。而事实上，有人告诉我，不丹王室成员甚至都没有参加投票选举，因为把选票投给任何一方，都会显示出王室对某一政党的支持从而影响选举的公正性。
老一辈博巴对不丹人有这样一种令人遗憾和绝对毫无根据的偏见，他们瞧不上不丹人，认为不丹人有点原始和不通世故（好在年轻一代的博巴似乎没有这样的偏见）。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拿来比较和评测谁是开明的民主主义者、谁是迷信的“蛮夷”（lalo），那么比较一些我们这两个政治制度的相关进程或许是最恰当的。
今年9月在达兰萨拉，就在庆祝完“图伯特民主日”之后不久，流亡议会对那些“伤害了达赖喇嘛尊者感情”的人，发动了堪称“文革”式的“批斗”（ thamzing）。这场运动起始于对议员噶玛群培（Karma Chophel）的谴责，莫名其妙地指控他“妄自猜测达赖喇嘛在写作《真言祷文》（Words of Truth Prayer）时，‘内心想着的是独立’。”（在《图伯特政治评论》网站可以看到有关的详细报道。）这种荒谬的指控让人不禁想起中国“文革”时期的一个故事——当时，一位老实本分的农民怀疑（或许声音有点太大了）把《毛主席语录》插在地里促进庄稼生长或许不是一个有效的农业技术。这位农民遭到批判、斗争和殴打——最后可能被整死。
在议长边巴次仁的率领下，我们的议员们开始向那些坦率表示（言辞或许激烈，但绝无不恭）不赞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政策而是要求独立的博巴们（包括我自己），展开激烈批判。我们的“积极分子”（ hur-tsunpa）议员们要求，这些“坏分子”不仅要受到揭发，而且要把他们赶出流亡社会——尽管流亡议会实际上没有任何合法权力做任何此类事情。当然，他们秘而不宣的真实意图在于煽动那些更加狂热和无知的流亡社会普通民众自行其是——这种煽动在过去曾经导致若干起暴民对著名批评人士的攻击和公开侮辱。甚至有一位批评人士遭到谋杀。
或许是为了争取印度民众对他的运动的支持，边巴次仁议长接受了《印度斯坦时报》（the Hindustan Times）的一个简短采访，在采访中他引述尊者的话说，尊者本来打算活到113岁，但是由于“一位图伯特青年大会的官员、一位自由亚洲电台的职员以及一位图伯特作家所表达的不满……”尊者已经决定只活到108岁。这个采访非但没有引起印度民众的同情，反而成为了大家的笑柄。来自印度读者的评论异口同声地表示了鄙视。一位名叫库尔希德•阿拉姆（Kurshid Alam）的读者写道，“图伯特流亡政治家们，你们干的好！你们终于把整个图伯特运动变成了笑话。继续干下去！继续把你们的政治和古老的宗教混为一谈，你们的民众只能回到家中垂死挣扎。你们失去一个坚定的支持者！”
即便我们尊敬的议长先生真的是打算破坏在印度的图伯特问题，他也不可能做的比这次采访更出色了。
议长允许议员们不限时发言，每人都试图用比别人更为凶猛的方式进行批判。代表北美地区的议员诺布次仁言辞尤为偏激，他声称，“我们必须把这些人赶出去，就好比要趁蛀牙还没有开始疼之前就将它们拔掉。”多数议员们基本上只是老调重弹，但也有些人力图别出新意，他们抨击《图伯特政治评论》（Tibetan Political Review）的编辑，这是图伯特社会硕果仅存的一份严肃政治刊物，甚至还谴责电影人丹增索朗（Tenzin Sonam）制作的纪录片《乌云背后的太阳》（Sun Behind the Clouds），而这部影片在2010年获得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Havel）亲自颁发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和平奖”（ Vaclav Havel Freedom Award）。
然而，正当议会打压图伯特社会言论与思想自由的举动似乎已经势不可挡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些相当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位年轻的议员达珍萨琳（Dhardon Sharling），从她的座位上站起来平静地说，议会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没有尽自己所能去理解尊者的意愿而拷问自己的“良心”（当时她用了英文“conscience”），不应该对那些（表达自己观点的）博巴横加指责。达珍啦的发言可以在 youtube看到。另一位没能参加这次议会会议的议员琼扎科仁（Chungdak Koren），委托她的同事向议会宣读了她对议会提出的问题和观点。琼扎啦还将这些内容贴在了她自己的博客上。以下是一段摘录：“……不应该排斥那些批评者，我们应该包容他们并欢迎他们发表和交流自己的观点。这些人或许会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而他们提供的观点也可能拥有巨大的价值。当面对批评的时候，我们必须永远保持开放的思想。”我听说，还有其他一些议员没有参加“批斗会”。
与以往不同，那时政要们能纠集大批暴民甚或是暴徒和狂热分子殴打和恐吓批评人士。而这次，议会仅能召集为数不多的应雇而来的老阿爸和老阿妈，举着一模一样的标语绕着岗坚吉松（Gangchen Kyishong）蹒跚而行，那些标语几乎可以肯定是出自CTA办公室的宽幅打印机。
甚至那些试图在世界各地的图伯特社区推行批判运动的努力，也似乎没有受到什么成效。我听说在瑞士召开了一次社区会议批判那些“伤害了衮顿感情”的人，但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类似集会的报道。在纽约，有人试图阻止我在10月5日对图伯特公众的一次公开演讲（“让赞，势在必行”），这次演讲是图伯特国民大会（TNC）为我安排的。
夏尔巴人联合会——TNC为演讲租用了他们的会议厅——的经理，接到了匿名电话，声称TNC和我都是反对达赖喇嘛的。还有一通电话指责夏尔巴人联合会将会议厅租借给雄天（Shugden）崇拜者。还有人威胁要举行公众示威和阻挠演讲，但实际上在演讲的那天上午并没有出现抗议行为。会议厅里座无虚席。TNC的志愿者们还在Livestream 网站对讲演进行了现场直播，迄今已经有来自世界各地，甚至包括图伯特境内和中国的观众超过16,500人次观看了视频。
图伯特媒体通常总是畏首畏尾、自我审查，但是这次出现了一个值得欢迎的例外，流亡议会的作为受到了一家当地博文（即“藏文”）报纸《图伯特快报》（Bod Kyi Bangchen）的严厉谴责。这篇由副总编卓尼沃色（Choenyi Woser）撰写的评论文章还被翻译为英语，并发表在 Tibet Sun网站上。卓尼沃色啦还是第一个把流亡议会的奇谈怪论同“文革”相比较的人。
另一篇英语文章《我对着图伯特旗帜庄严发誓》（I Solemnly Swear by the Flag of Tibet ），作者是登巴噶西（Tenpa Gashi）。该文不仅以辛辣入骨的机智和讽刺嘲笑了议会大员们的奇谈怪论，而且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登巴啦是已故噶西•次仁多吉（Gashi Tsering Dorje）啦的儿子，他是70和80年代著名的政治评论家，也是我的朋友。在那些日子里，他和我都撰文揭露邓小平“自由化”政策的局限性和达兰萨拉方面希望同北京进行谈判的天真幼稚。相比我在《图伯特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次仁多吉啦的文章对图伯特公众的思想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为他是用博文写作而且对中共及其口是心非、残酷无情的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
因而，尽管我们流亡议会议员们竭力效仿北韩“最高人民议会”议员们的阿谀奉承，但是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令人称道的新进展——图伯特的新闻记者、博客作者、让赞活动人士，甚至一些议员和越来越多有怀疑精神和关心时事的“老百姓”（ mimang），都在公开对那些声称代表他们的人提出自己严厉的问题。
所以，尽管图伯特民主体制当前确实堪称岌岌可危，但还不至于说是一无所剩。不过，我们的政治是如何从一开始慢慢堕落到如此拆烂污的恶心境地的呢？我不打算在此详细探讨我们的所谓民主体制的历史。关于这个话题，我已经写作了若干文章，如果有读者希望对此有全面了解可以查看我博客上的分为三个部分的文章《等待民主》（(WFM I, WFM II 和WFM III ）。
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揭示一些更为直接的原因，来说明为何出现今年9月在达兰萨拉的小“文革”，以及更早些时候对图伯特青年大会和“九十三”（ Gu-Chu-Sum）前政治犯协会的破坏与削弱。我相信这些事件有其内在的联系，而且隐藏着一个削弱甚至是终止图伯特斗争的阴谋。我还将向大家说明一个简单的行动步骤，所有的博巴们都能以此来拯救我们的民主体制，并且可以使得流亡议会和行政当局对流亡公众负责，同时还要让他们切实关注在图伯特境内为了结束中国的统治而斗争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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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钦”（ Lonchen）是图伯特对“总理大臣”或“首相”的传统称谓。“司伦”（ Si-lon）是从1926年朗顿•贡嘎旺秋（Langdun Kunga Wangchuk）担任总理大臣时开始使用。桑东仁波切开启了图伯特总理们为自己创造更加浮夸头衔的先河，诸如“噶伦赤巴”（ kalon-tripa）、“司政”（ sikyong）等等。
2013年11月4日，译于BLOOMINGTON, INDIANA
星期二, 9月 24, 2013
回憶第一位讚贊步行者
作者：嘉央諾布
翻译：台灣懸鉤子
來源：http://lovetibet.ti-da.net/e2382611.html
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22822&t=1&c=1%20
1988年10月的一天晚上，已是深夜時分，我被一通來自美國的電話吵醒。我當時住在日本，教授英文，偶爾為日本時報寫書評。之前幾年，我在西藏流亡社區的二十年工作才剛剛結束－－我本來是西藏話劇團（Tibetan Institute of Performing Arts, TIPA）的團長，為了一兩齣戲中別人所認為的不敬之處而遭到解雇（還加上一幫暴力的摩洛甘濟(McLeod Ganj)(譯按1)的暴民的幫助 ）。
那個著急的聲音用藏語問我：「嘉央諾布，嘉央諾布，你聽得到我嗎？我是圖登晉美諾布。」我一時之間不知道這個名字是誰，然後恍然大悟，知道他就是塔澤仁波切，達賴喇嘛的大哥。
「是的，仁波切我聽得到。你好嗎？」
「嘉央諾布，嘉央諾布，你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嗎？」
「什麼事，仁波切？」
「他們放棄了我們的讓贊。」
「仁波切，你在說什麼？」
「嘉瓦仁波切在這個名叫史特拉斯堡的地方作了一個聲明‧‧‧」(譯按2)
然後他告訴我所發生的事情。
我跟達賴喇嘛的家人並不親近，而我也花了一點時間才明白為什麼塔澤仁波切跟我聯絡。原因大概是因為我之前在《西藏評論》發表的一些文章，我經常性地分析並且譴責西藏政府的政策，認為噶廈降低了西藏獨立的重要性，好與中共和解。我最後在那裏發表的文章是一篇分成兩部份的文章（〈在邊緣之上〉，1986年10月號、11月號），文中警告愈來愈多漢人移民至西藏的危險。我強調唯一處理這個危機的辦法，不是安撫北京，而是積極地不鼓勵在西藏的貿易、觀光與投資，讓西藏不穩。在鄧小平自由化的早年，是有機會做出這樣的事情的。當然，噶廈根本忽視我的報告。一兩個英國讀者指控我，說我破壞了漢藏之間的美好新關係。
「你會怎麼做？」仁波切在談話的最後問我。
我能說什麼？我告訴他我不知道；我不處於可以做事的位置上。
我想我的答案讓他失望，然而那一次的談話開啟了我們的友誼。我們雙方都有一點在情緒上依賴這份友誼。因為那些支持獨立的人在流亡社區裏變成愈來愈邊緣化，而且任何對於中間道路有所懷疑的人，都很容易受到「反對」達賴喇嘛的指控。所以即使是你剛好住在地球的另一端，你也從這種友誼之中尋求力量，不管距離多遠，沒有放棄讓贊的人彼此互相支持。
當時的仁波切早已過了年富力強的年紀，事實上，他是在七十三歲時，靠著勞倫斯‧葛爾斯坦(Lawrence Gerstein)的幫助，創辦了國際西藏獨立運動，並且領導了幾次的獨立步行活動，行踪遍及美國與加拿大。我在那些年頭裏住在達蘭薩拉，編輯著西藏新聞《人民》(Mangtso)，每次看到仁波切步行的照片，都很令人精神振奮，他很有精神地邁著步伐，反戴著一頂白色的棒球帽，告訴美國：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美國人應該支持西藏。
他似乎總是以笑容做出這樣的聲明。仁波切不是一個神情嚴肅咬牙切齒的民族主義者。他對於讓贊的信念並不是來自於對中國人民的憎恨，或者某種超級愛國的教條或哲學，而僅僅只是出於他對中國之於西藏真正的意圖沒有任何幻想。仁波切相信西藏需要獨立，不是為了某種高尚的意識形態原因，而是一種基本的條件，因為藏人的生存－－他們的語言、他們的文化、甚至他們的宗教都仰賴獨立才能獲得保證。仁波切很確定，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我感覺，仁波切的想法之中，對這一點思考的明晰，源自於他在當塔爾寺主持時，在安多遭遇的共產黨領袖，這一幫人都是粗鄙、自以為是、狡詐而又喜好殺人的人－－他們都是非常野蠻血腥的中國內戰的產物、毫無人性的人。仁波切在他的自傳《西藏是我的國家》裏很準確地描寫他們。左翼的宣傳家，如埃德加‧史諾，給我們一種中國共產黨的幹部與官員都是理想化的農民改革者，懷抱著道家聖賢的理想，但任何知道一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的人就會知道紅軍之中，有許多人都是前軍閥的手下、傭兵、土匪、地頭蛇等等。仁波切也目睹了他們如何殲滅塔爾寺附近，魯沙爾鎮（位於今日青海省西寧市湟中縣境內）的穆斯林回人。當紅軍屠殺囊拉(Nangra)， 霍莫卡(Hormukha，應寫作Hormokha)的安多人，並且開始他們對果洛人的種族殲滅戰之時，仁波切人就在安多。
在安多，共產黨人並沒有試圖使用狡計與甜言蜜語來贏得人心。大概是因為他們覺得青海早已是囊中之物，所以不必多費精神。另一方面，他們對衛藏的入侵，結果卻相當不確定，所以共產黨人慎選他們在拉薩與昌都的代表，確定他們的人選都是表面上看起來很愉快、很有口才的人物。
聖尊達賴喇嘛所遇到、並且有來往的第一批共黨官員都是親切有魅力、處世圓滑的人物，如平措汪傑、或者像劉格平這樣死硬的共產主義信徒（譯註3），這兩位就是向達賴喇嘛傳揚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歷史與蘇聯民族政策的人。平措汪傑在他的自傳裏提到，「達賴喇嘛對學習著共產主義的各種層面非常熱心，而我想我對他的思考有所影響。即使到今日，他有時候還說他是一半佛教徒，一半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必須謹記的是，聖尊當時非常年輕，還在容易受到他人影響的年紀。他長期牢固的信念，認為可以就西藏問題與中國領導人達成某種諒解，大概是受到這種早年的經歷所影響。
但塔澤仁波切當時已經成年了，他比聖尊大十三歲，而他與共產黨人的交往經驗，使他堅信中國對西藏的意圖是邪惡的。仁波切自己也能夠偽裝，他想辦法裝出對於共產黨人的提案有所接受的樣子。他們於是決定派他到拉薩去贏取達賴喇嘛的信任。仁波切描述與他接觸的共黨領袖不可置信的粗糙方法：如果他可以說服達賴喇嘛，讓西藏政府放棄抵抗中國軍隊的入侵的話，他們答應要聘任他為西藏「省長」 (chikyap) 。他們甚至還暗示他，如果達賴喇嘛太過礙手礙腳的話，他們就會想辦法處理掉他，而仁波切說不定也可以自己動手，「‧‧‧以達到（他當上西藏省長）的目的」。
仁波切在人民解放軍入侵之前來到拉薩，告訴他弟弟每件事。他的忠告也許就是促成年輕的達賴喇嘛與西藏內閣在昌都淪陷之後，決定離開拉薩。當西藏政府與達賴喇嘛決定暫時在春丕谷（Chumbi valley）的錯模（今日西藏自治區日喀則亞東縣）住下來，仁波切決定他要繼續前往印度。一旦到了印度之後，他的老朋友，帝洛巴仁波切與他連絡。他告訴塔澤，他已經透過自由亞洲委員會（一個CIA的附屬機構）安排他前往美國。帝洛巴仁波切是地位非常崇高的蒙古喇嘛，曾經經歷過史達林的整肅，並且在1949年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邀請前往任教。而運作此事成功的美國人是一位傑出的東方學者，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當時他是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部門的重要顧問。很諷刺的是，這位幫助蒙古高僧、又間接幫助塔澤仁波切逃離共產黨迫害的人，居然會在後來變成麥卡錫參議員反共運動所針對的主要對象，並且面臨作為「高級蘇維埃間諜」的虛偽指控。
仁波切在美國一開始並不順利，他的健康不佳，又不會說英語，也沒有錢。但他慢慢地學習著英語（在加州柏克萊），甚至在印度政府無法更新他的居留證而美國政府又不給他庇護時，停留在日本寺院幾年，期間學會了日語。CIA當時因為西藏的代表與北京簽訂了十七條協議，而達賴喇嘛也返回了拉薩，對塔澤仁波切已經失去了原來的興趣。最後，大概三年之後，他在美國基督教世界救濟會（Church World Service）的朋友，為仁波切取得返回美國的許可。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向幾個學生教授沒有學分的藏語課程，因此賺取一點微薄的收入，而他的僕人頓珠嘉贊則必須到工廠裏去作工。我從他的自傳裏得到的印象是，仁波切在他小小的紐約公寓裏每天晚上都在「‧‧‧根據傳統的西藏食譜」煮湯（很有可能是湯庫(thinkhuk)，是一種羊肉或氂牛肉與青棵熬煮加鹽的美味湯）。
當時，西藏與共產黨人正處於蜜月時期，許多商人、喇嘛、寺院、貴族與堯西（譯註4）都對中國人帶到西藏四處散布的銀元十分高興。他在他的自傳裏非常坦白地提到，許多試圖勸仁波切回家的舊識裏，包括他自己的親戚在內。但仁波切相信這些得來容易的錢財，與共產黨人的親切都只是過渡時期而已，很快對方就會露出真面目。他的弟弟，嘉樂頓珠，稍早曾經在南京的國民黨學校裏讀書，對於共產黨人也不太信任，也從中國逃往印度。
當達賴喇嘛在1956年前往印度參加菩提伽耶的慶典時，仁波切立刻飛往印度，與嘉樂頓珠一起，試圖勸服弟弟在印度尋求庇護。其他的流亡藏人領袖，如前總理（首席噶倫）魯康娃，也懇求達賴喇嘛不要回西藏去。但到了最後，達賴喇嘛諮詢了國家的護法神。達賴喇嘛在《流亡中的慈悲》中提到，當時神巫對魯康娃在場十分生氣，然而魯康娃還是拒絕離開。老貴族魯康娃警告達賴喇嘛，「當人絕望時，他們就尋問眾神。而當神絕望時，他們就會說謊。」然而達賴喇嘛還是返回了拉薩。
非常失望的塔澤仁波切飛回紐約。但此時，東藏各地的反抗已經全面爆發，而仁波切與美國國務院保持經常性的連繫。他也重新與CIA建立了連繫。在接受我的專訪時，他說他後來把所有的連絡資料都轉交給他的弟弟。他並沒有明確地說出來，但我假定他覺得嘉樂頓珠對於這種密謀策動比較在行，而且又富有外交手腕，可以充份利用與美國政府的連繫來促進西藏的利益。
仁波切也幫忙在塞班島訓練第一批的藏人游擊隊（包括阿塔、洛澤、嘉洛旺堆等等），他的角色是翻譯。仁波切與卡爾梅克的高僧格西旺傑（Geche Wangyal）也幫忙CIA發明了一套電碼系統，以指稱那些藏語字彙中沒有的事物，並且創造了一套有關於現代戰爭與情報收集的精確書寫系統。仁波切與格西旺傑也參與了寫作游擊戰、破壞戰等技巧的手冊。
仁波切懂多種語言：藏文、蒙文、日文、中文、英文，還有他故鄉西寧的方言，顯示他作為學者的天賦，也許他也覺得戰事與間諜戰的種種，與他的本性並不相符，他還是回到了學術界。但也開始為西藏難民組織救濟工作，靠著他在美國基督教世界救濟會（Church World Service）朋友的幫忙。
仁波切在美國自然史博物館開啟了藏學研究的計畫，也開始在印第安那大學發展出類似的計畫，後者他並且獲得了教職。1965年他開始在那裏教書，他的一個學生告訴我：「他很容易就可以吸引學生來上他的課。」
這位高僧、格魯教派最重要寺院之一的主持、達賴喇嘛的大哥，最讓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他對於教授佛法或者成立佛法中心並不感興趣，反而是想讓世界知道西藏的文化、歷史、土地，以及更重要的，西藏的人民。這個特徵在他的書《西藏：歷史、宗教、人民》當中特別清楚－－這本書他與柯林‧滕布爾(Colin Turnbull)合寫（譯按5）。這是一本關於西藏歷史的美妙百科全書式的記載（特別是民俗史與天文學），他還描寫了藏人的生活，夾雜著各種傳說、神話，以及仁波切小時候、生活與旅行的個人經歷（對歷史書而言是相常罕見的）。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瑪格莉特‧米德(Margaret Mead)，說這本書「獨特、善感而美麗」。
也許有人會說這本書多少理想化了藏人的生活方式。但它從來沒有走到蓄意欺騙或荒謬的程度，然而它清楚地是一種表達，一種象徵，是仁波切對他的人民與他的國家深層與真摯的感情的呈現。我發現這本書很令人著迷，我甚至在德里買了十幾本，並且在七零年代早期用在話劇團作為高年級學生的英文教科書，也作為教授他們歷史與文化的入門書。這本書也包含一套民俗藝術家，洛桑丹增的畫作：描繪著藏人的服飾、家用器皿、農業用具、武器、牧民的營地還有帳篷內部，每一張圖都有編號，旁邊也有說明。這些圖畫本身就是文化的資產。雖然現在連平裝本都已經絕版，旦我想二手書還可以在Alibris或EBay（譯按6）上買到。
前幾天一個朋友告訴我，詩人唯色也寫了一篇有關塔澤仁波切的文章，還提到她是以中國官方的內部翻譯資料，讀到仁波切的歷史書的。我的朋友從唯色博客那裏翻譯了這一段話：
「那本書，我最早看到應是1990年，當時我剛剛回到拉薩，是一個已被漢化得對自己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幾無所知的年輕人。那本書，在我以及境內許多藏人當時的閱讀範圍內，是我們能夠讀到的第一本譯成中文的西藏人寫真實西藏的書。從那時起，那本書被我視為珍寶，走到哪裡都要帶在身邊。」
當然，仁波切是個很有靈性的人，可能他的靈性非常深邃。他是以僧侶與朱古的身份被教育長大的，而他的書也肯定不是一部世俗的歷史。但與其他西藏喇嘛與格西不同的是，塔澤仁波切清楚地看到雖然宗教是西藏生活的重要特徵，但只是其中定義藏人生活、藏人身份的多種特色的其中之一而已。仁波切告訴我，雖然他相信他的弟弟是達賴喇嘛的真轉世，但他並不覺得自己在靈性上很特別。在他的歷史書裏，他坦誠地提到，他作孩子時，面臨朱古的測試，他並不認得擺在他面前的各種物品。仁波切尤其是一個很誠實的人。他最討厭那些到處聲稱自己擁有特殊的法力修為，事實上沒有，卻利用佛法作為幌子來獲得物質好處的人。他本人拒絕給別人上宗教的課程。事實上，仁波切把藏學課程裏的必修的宗教課程轉讓給另外一位教授去上。
跟仁波切交談總是很容易。在他面前你不必拘束，在他面前你也從不覺得尷尬，不會不知道是否需要敬禮或磕頭或者得到摩頂。你只是跟他握手，說說笑話，告訴他從達蘭薩拉傳來的最新閒話。他不會像其他有權力的藏人一樣高高在上。我在九零年代晚期搬到美國後，更有機會與他見面、與他說話。當然我們談話的其中一個重要主題是讓贊，還有我們如何才能促進那個理想，即使只能發揮很小的作用。
共享讓贊的理想與信念的塔澤仁波切、索南旺堆拉、圖登次仁拉、拉珍哲彤拉、我自己還有其他人，創辦了讓贊連盟。仁波切於2001年11月23-24日在印第安那的布魯明頓，主持了第一次讓贊連盟的計畫會議。其中兩位（由彼德布朗(Peter Brown)陪同）也開始了橫越二十八州、（加拿大）五省、哥倫比亞特區的讓贊之旅，我們旅行了一個月，並且儘可能地連絡西藏社區、藏人、友人，來重新點燃一年一年愈亦沉寂虛弱的西藏獨立奮鬥。仁波切寫了一封滿懷熱忱的支持信，我們分寄給每個社區，好向各地的藏人自我介紹，也介紹我們的任務。
當然仁波切也是有缺點的，也不乏批評他的人。其中一個反對他的批評是他遠離了西藏社會，沒有留在達蘭薩拉為流亡政府工作。這樣的指控是有一些道理的，雖然仁波切曾經是西藏圖書館的館長，也曾經擔任達賴喇嘛的駐日代表。但這些都為期很短。我知道他的某些堯西親戚也因為這樣而批評他，就好像我過去也曾經有過這樣的批評一樣。
但假如我現在為他辯護的話，我也許會說，他與流亡政府與流亡社會所保持的距離，允許他智識上保持自由，得以繼續堅持獨立的理想。如果他真的為達蘭薩拉政府工作的話，因為要擔當高位就意謂著必須與政府政策完全同調，我們也許就會有另外一位失敗的協商者：他就會加入嘉樂頓珠、洛迪嘉日等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結束的長長名單裏。然而讓贊的奮鬥就會因此而失去一個導師，一個同志。
就因為他沒有留在達蘭薩拉，即使是在美國中西部的曠野裏，塔澤仁波切才有辦法保持「讓贊的火燼」，並且給我們傳達他的信念：西藏獨立是絕對不容妥協的，而且（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是西藏人民、西藏語言、西藏文化、甚至他們的宗教續存的一種基本的條件，一種必要的條件。
在2002年晚期，仁波切好幾次中風，行動不便，說話不清。我最後一次看到他是一年以前，他似乎已經認不得我了。然而他還是想辦法跟我們在一起，今年三月讓贊革命在西藏發生之時，全球各地的藏人都在挑戰共產中國對西藏的佔領。接近仁波切的人告訴我，他似乎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而且2008年6月的自由火炬起程典禮上，他也出席了。
仁波切還出席另外一個活動的閉幕典禮，那就是七月四日在費城舉行的自由步行運動。我聽到自由亞洲電台的記者，卡瑪嘉措的錄音，某個人想讓仁波切在該場合上說一兩個字。當然仁波切因為中風的關係，說話的能力幾乎完全受到影響了，但他十分努力地想要表達什麼。只有兩個音節，非常模糊，一再地喃喃重覆著。聽起來非常不清楚，但假如你很努力地聆聽，聽起來他好像在重覆兩個音節，「嗯。。。嗯。。。讓－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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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註1：摩洛甘濟(McLeod Ganji)就是上達蘭薩拉，亦是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此譯法乃從「西藏之頁」網站的譯法。
譯註2：史特拉斯堡宣言：達賴喇嘛於1988年訪問歐洲議會時，散發了一份文件，提出「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他在裏面提出，由多衛康三區所組成的西藏，應該變成一個自治的政治體，並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結盟。而達賴喇嘛將會以放棄獨立的主張來作為回饋。
譯註3：1954-55年，達賴喇嘛在北京期間，時任中共統戰部副部長的劉格平是陪同者。
譯註4：堯西，歷代達賴喇嘛的家族。
譯註5：Colin Turnbull是英國人類學家，以《叢林人》（The Forest Man）一書聞名。中國大陸翻成柯林‧特呂布爾，台灣亦有譯作特恩布爾者。
譯註6：Alibris與Ebay都是拍賣二手物品的網站。
翻译：台灣懸鉤子
來源：http://lovetibet.ti-da.net/e2382611.html
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22822&t=1&c=1%20
1988年10月的一天晚上，已是深夜時分，我被一通來自美國的電話吵醒。我當時住在日本，教授英文，偶爾為日本時報寫書評。之前幾年，我在西藏流亡社區的二十年工作才剛剛結束－－我本來是西藏話劇團（Tibetan Institute of Performing Arts, TIPA）的團長，為了一兩齣戲中別人所認為的不敬之處而遭到解雇（還加上一幫暴力的摩洛甘濟(McLeod Ganj)(譯按1)的暴民的幫助 ）。
那個著急的聲音用藏語問我：「嘉央諾布，嘉央諾布，你聽得到我嗎？我是圖登晉美諾布。」我一時之間不知道這個名字是誰，然後恍然大悟，知道他就是塔澤仁波切，達賴喇嘛的大哥。
「是的，仁波切我聽得到。你好嗎？」
「嘉央諾布，嘉央諾布，你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嗎？」
「什麼事，仁波切？」
「他們放棄了我們的讓贊。」
「仁波切，你在說什麼？」
「嘉瓦仁波切在這個名叫史特拉斯堡的地方作了一個聲明‧‧‧」(譯按2)
然後他告訴我所發生的事情。
我跟達賴喇嘛的家人並不親近，而我也花了一點時間才明白為什麼塔澤仁波切跟我聯絡。原因大概是因為我之前在《西藏評論》發表的一些文章，我經常性地分析並且譴責西藏政府的政策，認為噶廈降低了西藏獨立的重要性，好與中共和解。我最後在那裏發表的文章是一篇分成兩部份的文章（〈在邊緣之上〉，1986年10月號、11月號），文中警告愈來愈多漢人移民至西藏的危險。我強調唯一處理這個危機的辦法，不是安撫北京，而是積極地不鼓勵在西藏的貿易、觀光與投資，讓西藏不穩。在鄧小平自由化的早年，是有機會做出這樣的事情的。當然，噶廈根本忽視我的報告。一兩個英國讀者指控我，說我破壞了漢藏之間的美好新關係。
「你會怎麼做？」仁波切在談話的最後問我。
我能說什麼？我告訴他我不知道；我不處於可以做事的位置上。
我想我的答案讓他失望，然而那一次的談話開啟了我們的友誼。我們雙方都有一點在情緒上依賴這份友誼。因為那些支持獨立的人在流亡社區裏變成愈來愈邊緣化，而且任何對於中間道路有所懷疑的人，都很容易受到「反對」達賴喇嘛的指控。所以即使是你剛好住在地球的另一端，你也從這種友誼之中尋求力量，不管距離多遠，沒有放棄讓贊的人彼此互相支持。
當時的仁波切早已過了年富力強的年紀，事實上，他是在七十三歲時，靠著勞倫斯‧葛爾斯坦(Lawrence Gerstein)的幫助，創辦了國際西藏獨立運動，並且領導了幾次的獨立步行活動，行踪遍及美國與加拿大。我在那些年頭裏住在達蘭薩拉，編輯著西藏新聞《人民》(Mangtso)，每次看到仁波切步行的照片，都很令人精神振奮，他很有精神地邁著步伐，反戴著一頂白色的棒球帽，告訴美國：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美國人應該支持西藏。
他似乎總是以笑容做出這樣的聲明。仁波切不是一個神情嚴肅咬牙切齒的民族主義者。他對於讓贊的信念並不是來自於對中國人民的憎恨，或者某種超級愛國的教條或哲學，而僅僅只是出於他對中國之於西藏真正的意圖沒有任何幻想。仁波切相信西藏需要獨立，不是為了某種高尚的意識形態原因，而是一種基本的條件，因為藏人的生存－－他們的語言、他們的文化、甚至他們的宗教都仰賴獨立才能獲得保證。仁波切很確定，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我感覺，仁波切的想法之中，對這一點思考的明晰，源自於他在當塔爾寺主持時，在安多遭遇的共產黨領袖，這一幫人都是粗鄙、自以為是、狡詐而又喜好殺人的人－－他們都是非常野蠻血腥的中國內戰的產物、毫無人性的人。仁波切在他的自傳《西藏是我的國家》裏很準確地描寫他們。左翼的宣傳家，如埃德加‧史諾，給我們一種中國共產黨的幹部與官員都是理想化的農民改革者，懷抱著道家聖賢的理想，但任何知道一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的人就會知道紅軍之中，有許多人都是前軍閥的手下、傭兵、土匪、地頭蛇等等。仁波切也目睹了他們如何殲滅塔爾寺附近，魯沙爾鎮（位於今日青海省西寧市湟中縣境內）的穆斯林回人。當紅軍屠殺囊拉(Nangra)， 霍莫卡(Hormukha，應寫作Hormokha)的安多人，並且開始他們對果洛人的種族殲滅戰之時，仁波切人就在安多。
在安多，共產黨人並沒有試圖使用狡計與甜言蜜語來贏得人心。大概是因為他們覺得青海早已是囊中之物，所以不必多費精神。另一方面，他們對衛藏的入侵，結果卻相當不確定，所以共產黨人慎選他們在拉薩與昌都的代表，確定他們的人選都是表面上看起來很愉快、很有口才的人物。
聖尊達賴喇嘛所遇到、並且有來往的第一批共黨官員都是親切有魅力、處世圓滑的人物，如平措汪傑、或者像劉格平這樣死硬的共產主義信徒（譯註3），這兩位就是向達賴喇嘛傳揚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歷史與蘇聯民族政策的人。平措汪傑在他的自傳裏提到，「達賴喇嘛對學習著共產主義的各種層面非常熱心，而我想我對他的思考有所影響。即使到今日，他有時候還說他是一半佛教徒，一半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必須謹記的是，聖尊當時非常年輕，還在容易受到他人影響的年紀。他長期牢固的信念，認為可以就西藏問題與中國領導人達成某種諒解，大概是受到這種早年的經歷所影響。
但塔澤仁波切當時已經成年了，他比聖尊大十三歲，而他與共產黨人的交往經驗，使他堅信中國對西藏的意圖是邪惡的。仁波切自己也能夠偽裝，他想辦法裝出對於共產黨人的提案有所接受的樣子。他們於是決定派他到拉薩去贏取達賴喇嘛的信任。仁波切描述與他接觸的共黨領袖不可置信的粗糙方法：如果他可以說服達賴喇嘛，讓西藏政府放棄抵抗中國軍隊的入侵的話，他們答應要聘任他為西藏「省長」 (chikyap) 。他們甚至還暗示他，如果達賴喇嘛太過礙手礙腳的話，他們就會想辦法處理掉他，而仁波切說不定也可以自己動手，「‧‧‧以達到（他當上西藏省長）的目的」。
仁波切在人民解放軍入侵之前來到拉薩，告訴他弟弟每件事。他的忠告也許就是促成年輕的達賴喇嘛與西藏內閣在昌都淪陷之後，決定離開拉薩。當西藏政府與達賴喇嘛決定暫時在春丕谷（Chumbi valley）的錯模（今日西藏自治區日喀則亞東縣）住下來，仁波切決定他要繼續前往印度。一旦到了印度之後，他的老朋友，帝洛巴仁波切與他連絡。他告訴塔澤，他已經透過自由亞洲委員會（一個CIA的附屬機構）安排他前往美國。帝洛巴仁波切是地位非常崇高的蒙古喇嘛，曾經經歷過史達林的整肅，並且在1949年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邀請前往任教。而運作此事成功的美國人是一位傑出的東方學者，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當時他是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部門的重要顧問。很諷刺的是，這位幫助蒙古高僧、又間接幫助塔澤仁波切逃離共產黨迫害的人，居然會在後來變成麥卡錫參議員反共運動所針對的主要對象，並且面臨作為「高級蘇維埃間諜」的虛偽指控。
仁波切在美國一開始並不順利，他的健康不佳，又不會說英語，也沒有錢。但他慢慢地學習著英語（在加州柏克萊），甚至在印度政府無法更新他的居留證而美國政府又不給他庇護時，停留在日本寺院幾年，期間學會了日語。CIA當時因為西藏的代表與北京簽訂了十七條協議，而達賴喇嘛也返回了拉薩，對塔澤仁波切已經失去了原來的興趣。最後，大概三年之後，他在美國基督教世界救濟會（Church World Service）的朋友，為仁波切取得返回美國的許可。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向幾個學生教授沒有學分的藏語課程，因此賺取一點微薄的收入，而他的僕人頓珠嘉贊則必須到工廠裏去作工。我從他的自傳裏得到的印象是，仁波切在他小小的紐約公寓裏每天晚上都在「‧‧‧根據傳統的西藏食譜」煮湯（很有可能是湯庫(thinkhuk)，是一種羊肉或氂牛肉與青棵熬煮加鹽的美味湯）。
當時，西藏與共產黨人正處於蜜月時期，許多商人、喇嘛、寺院、貴族與堯西（譯註4）都對中國人帶到西藏四處散布的銀元十分高興。他在他的自傳裏非常坦白地提到，許多試圖勸仁波切回家的舊識裏，包括他自己的親戚在內。但仁波切相信這些得來容易的錢財，與共產黨人的親切都只是過渡時期而已，很快對方就會露出真面目。他的弟弟，嘉樂頓珠，稍早曾經在南京的國民黨學校裏讀書，對於共產黨人也不太信任，也從中國逃往印度。
當達賴喇嘛在1956年前往印度參加菩提伽耶的慶典時，仁波切立刻飛往印度，與嘉樂頓珠一起，試圖勸服弟弟在印度尋求庇護。其他的流亡藏人領袖，如前總理（首席噶倫）魯康娃，也懇求達賴喇嘛不要回西藏去。但到了最後，達賴喇嘛諮詢了國家的護法神。達賴喇嘛在《流亡中的慈悲》中提到，當時神巫對魯康娃在場十分生氣，然而魯康娃還是拒絕離開。老貴族魯康娃警告達賴喇嘛，「當人絕望時，他們就尋問眾神。而當神絕望時，他們就會說謊。」然而達賴喇嘛還是返回了拉薩。
非常失望的塔澤仁波切飛回紐約。但此時，東藏各地的反抗已經全面爆發，而仁波切與美國國務院保持經常性的連繫。他也重新與CIA建立了連繫。在接受我的專訪時，他說他後來把所有的連絡資料都轉交給他的弟弟。他並沒有明確地說出來，但我假定他覺得嘉樂頓珠對於這種密謀策動比較在行，而且又富有外交手腕，可以充份利用與美國政府的連繫來促進西藏的利益。
仁波切也幫忙在塞班島訓練第一批的藏人游擊隊（包括阿塔、洛澤、嘉洛旺堆等等），他的角色是翻譯。仁波切與卡爾梅克的高僧格西旺傑（Geche Wangyal）也幫忙CIA發明了一套電碼系統，以指稱那些藏語字彙中沒有的事物，並且創造了一套有關於現代戰爭與情報收集的精確書寫系統。仁波切與格西旺傑也參與了寫作游擊戰、破壞戰等技巧的手冊。
仁波切懂多種語言：藏文、蒙文、日文、中文、英文，還有他故鄉西寧的方言，顯示他作為學者的天賦，也許他也覺得戰事與間諜戰的種種，與他的本性並不相符，他還是回到了學術界。但也開始為西藏難民組織救濟工作，靠著他在美國基督教世界救濟會（Church World Service）朋友的幫忙。
仁波切在美國自然史博物館開啟了藏學研究的計畫，也開始在印第安那大學發展出類似的計畫，後者他並且獲得了教職。1965年他開始在那裏教書，他的一個學生告訴我：「他很容易就可以吸引學生來上他的課。」
這位高僧、格魯教派最重要寺院之一的主持、達賴喇嘛的大哥，最讓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他對於教授佛法或者成立佛法中心並不感興趣，反而是想讓世界知道西藏的文化、歷史、土地，以及更重要的，西藏的人民。這個特徵在他的書《西藏：歷史、宗教、人民》當中特別清楚－－這本書他與柯林‧滕布爾(Colin Turnbull)合寫（譯按5）。這是一本關於西藏歷史的美妙百科全書式的記載（特別是民俗史與天文學），他還描寫了藏人的生活，夾雜著各種傳說、神話，以及仁波切小時候、生活與旅行的個人經歷（對歷史書而言是相常罕見的）。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瑪格莉特‧米德(Margaret Mead)，說這本書「獨特、善感而美麗」。
也許有人會說這本書多少理想化了藏人的生活方式。但它從來沒有走到蓄意欺騙或荒謬的程度，然而它清楚地是一種表達，一種象徵，是仁波切對他的人民與他的國家深層與真摯的感情的呈現。我發現這本書很令人著迷，我甚至在德里買了十幾本，並且在七零年代早期用在話劇團作為高年級學生的英文教科書，也作為教授他們歷史與文化的入門書。這本書也包含一套民俗藝術家，洛桑丹增的畫作：描繪著藏人的服飾、家用器皿、農業用具、武器、牧民的營地還有帳篷內部，每一張圖都有編號，旁邊也有說明。這些圖畫本身就是文化的資產。雖然現在連平裝本都已經絕版，旦我想二手書還可以在Alibris或EBay（譯按6）上買到。
前幾天一個朋友告訴我，詩人唯色也寫了一篇有關塔澤仁波切的文章，還提到她是以中國官方的內部翻譯資料，讀到仁波切的歷史書的。我的朋友從唯色博客那裏翻譯了這一段話：
「那本書，我最早看到應是1990年，當時我剛剛回到拉薩，是一個已被漢化得對自己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幾無所知的年輕人。那本書，在我以及境內許多藏人當時的閱讀範圍內，是我們能夠讀到的第一本譯成中文的西藏人寫真實西藏的書。從那時起，那本書被我視為珍寶，走到哪裡都要帶在身邊。」
當然，仁波切是個很有靈性的人，可能他的靈性非常深邃。他是以僧侶與朱古的身份被教育長大的，而他的書也肯定不是一部世俗的歷史。但與其他西藏喇嘛與格西不同的是，塔澤仁波切清楚地看到雖然宗教是西藏生活的重要特徵，但只是其中定義藏人生活、藏人身份的多種特色的其中之一而已。仁波切告訴我，雖然他相信他的弟弟是達賴喇嘛的真轉世，但他並不覺得自己在靈性上很特別。在他的歷史書裏，他坦誠地提到，他作孩子時，面臨朱古的測試，他並不認得擺在他面前的各種物品。仁波切尤其是一個很誠實的人。他最討厭那些到處聲稱自己擁有特殊的法力修為，事實上沒有，卻利用佛法作為幌子來獲得物質好處的人。他本人拒絕給別人上宗教的課程。事實上，仁波切把藏學課程裏的必修的宗教課程轉讓給另外一位教授去上。
跟仁波切交談總是很容易。在他面前你不必拘束，在他面前你也從不覺得尷尬，不會不知道是否需要敬禮或磕頭或者得到摩頂。你只是跟他握手，說說笑話，告訴他從達蘭薩拉傳來的最新閒話。他不會像其他有權力的藏人一樣高高在上。我在九零年代晚期搬到美國後，更有機會與他見面、與他說話。當然我們談話的其中一個重要主題是讓贊，還有我們如何才能促進那個理想，即使只能發揮很小的作用。
共享讓贊的理想與信念的塔澤仁波切、索南旺堆拉、圖登次仁拉、拉珍哲彤拉、我自己還有其他人，創辦了讓贊連盟。仁波切於2001年11月23-24日在印第安那的布魯明頓，主持了第一次讓贊連盟的計畫會議。其中兩位（由彼德布朗(Peter Brown)陪同）也開始了橫越二十八州、（加拿大）五省、哥倫比亞特區的讓贊之旅，我們旅行了一個月，並且儘可能地連絡西藏社區、藏人、友人，來重新點燃一年一年愈亦沉寂虛弱的西藏獨立奮鬥。仁波切寫了一封滿懷熱忱的支持信，我們分寄給每個社區，好向各地的藏人自我介紹，也介紹我們的任務。
當然仁波切也是有缺點的，也不乏批評他的人。其中一個反對他的批評是他遠離了西藏社會，沒有留在達蘭薩拉為流亡政府工作。這樣的指控是有一些道理的，雖然仁波切曾經是西藏圖書館的館長，也曾經擔任達賴喇嘛的駐日代表。但這些都為期很短。我知道他的某些堯西親戚也因為這樣而批評他，就好像我過去也曾經有過這樣的批評一樣。
但假如我現在為他辯護的話，我也許會說，他與流亡政府與流亡社會所保持的距離，允許他智識上保持自由，得以繼續堅持獨立的理想。如果他真的為達蘭薩拉政府工作的話，因為要擔當高位就意謂著必須與政府政策完全同調，我們也許就會有另外一位失敗的協商者：他就會加入嘉樂頓珠、洛迪嘉日等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結束的長長名單裏。然而讓贊的奮鬥就會因此而失去一個導師，一個同志。
就因為他沒有留在達蘭薩拉，即使是在美國中西部的曠野裏，塔澤仁波切才有辦法保持「讓贊的火燼」，並且給我們傳達他的信念：西藏獨立是絕對不容妥協的，而且（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是西藏人民、西藏語言、西藏文化、甚至他們的宗教續存的一種基本的條件，一種必要的條件。
在2002年晚期，仁波切好幾次中風，行動不便，說話不清。我最後一次看到他是一年以前，他似乎已經認不得我了。然而他還是想辦法跟我們在一起，今年三月讓贊革命在西藏發生之時，全球各地的藏人都在挑戰共產中國對西藏的佔領。接近仁波切的人告訴我，他似乎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而且2008年6月的自由火炬起程典禮上，他也出席了。
仁波切還出席另外一個活動的閉幕典禮，那就是七月四日在費城舉行的自由步行運動。我聽到自由亞洲電台的記者，卡瑪嘉措的錄音，某個人想讓仁波切在該場合上說一兩個字。當然仁波切因為中風的關係，說話的能力幾乎完全受到影響了，但他十分努力地想要表達什麼。只有兩個音節，非常模糊，一再地喃喃重覆著。聽起來非常不清楚，但假如你很努力地聆聽，聽起來他好像在重覆兩個音節，「嗯。。。嗯。。。讓－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譯註1：摩洛甘濟(McLeod Ganji)就是上達蘭薩拉，亦是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此譯法乃從「西藏之頁」網站的譯法。
譯註2：史特拉斯堡宣言：達賴喇嘛於1988年訪問歐洲議會時，散發了一份文件，提出「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他在裏面提出，由多衛康三區所組成的西藏，應該變成一個自治的政治體，並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結盟。而達賴喇嘛將會以放棄獨立的主張來作為回饋。
譯註3：1954-55年，達賴喇嘛在北京期間，時任中共統戰部副部長的劉格平是陪同者。
譯註4：堯西，歷代達賴喇嘛的家族。
譯註5：Colin Turnbull是英國人類學家，以《叢林人》（The Forest Man）一書聞名。中國大陸翻成柯林‧特呂布爾，台灣亦有譯作特恩布爾者。
譯註6：Alibris與Ebay都是拍賣二手物品的網站。
星期一, 7月 22, 2013
西藏独立会议在达兰萨拉召开
【西藏之声 2012年6月27日报导】
流亡藏人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自发举办“西藏独立”会议，希望团结力量，壮大西藏独立抗争。
今年3月12日，数百名流亡藏人在美国纽约举行了一场“西藏独立”会议，并决定成立“西藏国民大会党”（Tibetan National Congress），为西藏独立抗争继续奋斗。而今天（27日），达兰萨拉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尊珠和色拉寺高僧祥萨仁波切等人，又自发在藏人行政中央图书馆大厅中举办了“西藏独立”会议。
西藏人民议会十名议员、旅居美国的藏人作家嘉杨诺布、前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索南多杰，西藏独立活动人士拉桑次仁，以及各非官方组织代表等40多人出席了会议。
此次会议的发起人之一，西藏青年会达兰萨拉分会会长丹增尊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录音）今年三月份，由“让赞联盟”（Rangzen Alliance）在美国纽约市召开的“西藏独立”会议决定，西藏的独立抗争必须继续下去，而且在今后举办活动的形式方面，需要进行深入讨论，所以这次我们几个人自发在达兰萨拉召开“西藏独立”会议，是为了将各地的西藏独立抗争力量，凝聚在一起，并互相听取意见，壮大西藏独立运动的规模。
作为嘉宾出席这次会议的藏人作家嘉杨诺布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录音）境内同胞们遭受着残酷的折磨，他们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来表达出的诉求，我们都很清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成立了“西藏国民大会党”，将仔细讨论，并制定出直接对抗中共的计划。同时我们也认为，藏人行政中央是为了取得西藏独立而创建的，这应该继续下去。
据介绍，“西藏独立”会议在经过一天的讨论后，将于今天傍晚制定出有关决议案。
流亡藏人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自发举办“西藏独立”会议，希望团结力量，壮大西藏独立抗争。
今年3月12日，数百名流亡藏人在美国纽约举行了一场“西藏独立”会议，并决定成立“西藏国民大会党”（Tibetan National Congress），为西藏独立抗争继续奋斗。而今天（27日），达兰萨拉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尊珠和色拉寺高僧祥萨仁波切等人，又自发在藏人行政中央图书馆大厅中举办了“西藏独立”会议。
西藏人民议会十名议员、旅居美国的藏人作家嘉杨诺布、前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索南多杰，西藏独立活动人士拉桑次仁，以及各非官方组织代表等40多人出席了会议。
此次会议的发起人之一，西藏青年会达兰萨拉分会会长丹增尊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录音）今年三月份，由“让赞联盟”（Rangzen Alliance）在美国纽约市召开的“西藏独立”会议决定，西藏的独立抗争必须继续下去，而且在今后举办活动的形式方面，需要进行深入讨论，所以这次我们几个人自发在达兰萨拉召开“西藏独立”会议，是为了将各地的西藏独立抗争力量，凝聚在一起，并互相听取意见，壮大西藏独立运动的规模。
作为嘉宾出席这次会议的藏人作家嘉杨诺布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录音）境内同胞们遭受着残酷的折磨，他们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来表达出的诉求，我们都很清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成立了“西藏国民大会党”，将仔细讨论，并制定出直接对抗中共的计划。同时我们也认为，藏人行政中央是为了取得西藏独立而创建的，这应该继续下去。
据介绍，“西藏独立”会议在经过一天的讨论后，将于今天傍晚制定出有关决议案。
星期五, 7月 19, 2013
嘉央诺布：谦谦君子索朗多杰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翻译：更桑东智（@johnlee1021）
来源：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hk/
原文发表于：2013年1月21日
去年夏天，准确的说是在6月25日，我见到了老朋友索朗多杰（Sonam Topgyal）。他的身体状况很差，已经确诊为癌症。我怀疑是胃癌之类的，但是没忍心去问。他由于接受化疗身体非常虚弱，但似乎很高兴见到我。和往常一样，我们谈起图伯特和独立斗争。我给他讲起2012年初（3月11日到12日）我们在纽约组织的“让赞圆桌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图伯特爱国人士和来自美国、加拿大、瑞士、德国、日本和印度的各国友人齐聚一堂，并决定启动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图伯特国民大会（Tibetan National Congress）或Bhod Gyalyong Rangzen Lhentsok。我给他解释了我这次来达兰萨拉的原因之一是参加另一个类似的让赞会议，我们希望建立TNC的南亚分部。我问他能否参加会议。他回答说，由于他目前的身体状况，他也做不了什么贡献，但是只要对让赞事业能有所帮助，他一定会参加会议。
2012年6月27日，会议位于岗吉（Gangkyi）的图伯特文献档案图书馆（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新落成的大厅举行。有五十多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10名图伯特流亡议会议员，还有学者、作家、研究人员、活动人士、一名医生，与会者还包括资深让赞活动人士拉藏次仁啦（Lhasang Tsering la）、流亡议会前议长卡玛群培啦（Karma Chophel la）、让赞活动人士Shingza仁波切以及图伯特青年大会（TYC）和自由图伯特学生会（SFT）的领导人。索朗多杰啦发表了讲话，他强调了复兴图伯特独立斗争的紧迫性。他说：“同在座的很多人相比，我算不上让赞活动人士，但是让赞一直以来都让我魂牵梦绕。我在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讲，我想说的只是我们必须重新唤起争取图伯特独立的民族志气。”由于身体过于虚弱，在上午的会议结束后，他只好离开会场。我陪着他走上等候的汽车。临别前，我邀请他成为TNC的会员，并在他的衬衫上别上图伯特国民大会的标志，一柄“文书菩萨的火焰之剑”*。未曾想，此别竟成永诀。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69年3月5日——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在摩洛甘济（McLeod Ganj）。我此前一年曾经在孟各（Mundgod）为瑞士技术公司（Swiss Technical Corporation）工作，担任定居点的拖拉机作业组长，后来被要求来到达兰萨拉协助新杂志《知识》（Sheja）。这份杂志是由丹增德佟（Tenzin Tethong）、丹增Gyeche啦和索朗多杰啦共同负责出版发行，索朗多杰啦还担任杂志的主编。这是一份内容新颖、引人入胜的杂志。它不仅刊登有关当前事件的新闻报道，还刊登有关科学、历史和名人小传之类的普及性知识。它着意推动图伯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图伯特民众中广受欢迎。当时，在所有博巴的心中，对于我们遭遇的失败都依然记忆犹新。大家，甚至包括那些捍卫“宗教权利”的强硬派人士，都有一个信念——要想作为一个国家幸存于世，我们的社会必须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我在以前的几篇文章中曾经提到这一点，当时的思想和政治氛围可比20世纪初期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中国。革命家陈独秀坚持认为，“现在可以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这份杂志有很长时间都是通过钢板油印的——先由一位年老的刻字工辛苦地将内容手工刻到纸模板上，然后“印刷工”南杰旺珠（Namgyal Wangdu）摇动基士得耶（Gestetner）油印机的手柄将杂志印出来。这种方法无疑很原始，但是没关系。丹增德佟绘制了精美的插图、漫画和地图，与索朗多杰啦用优美而又简单明了的博语写成的文章相得益彰。
我在《知识》杂志工作的时间不长。由于图伯特表演艺术协会（TIPA，当时称“图伯特剧团”）正经历生存危机，我被叫去从事重组工作。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每月一次（也或许是每两星期一次？）大多数我们这样的年轻志愿者或像人们所称的“indrungs”（英语官员），都会聚集到《知识》杂志社帮助装订、包装和递送最新一期的杂志。杂志社会用茶和kogun bhaley招待我们所有人，但其实真正的回报是大家一起聊天和开玩笑，往往会一直持续到晚上。
第二年由于组建图伯特青年大会（TYC），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索朗多杰啦在一起共事。他和丹增德佟、洛第嘉日、丹增Gyeche都是TYC的创始人，而我是协助组织TYC第一次会议的召集人之一。多杰啦和我，还有另外五人被选为TYC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在一起工作多年。多杰啦比我们其他人都要年长。他是1941年出生于康区察雅（Dagyab，现“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察雅县）的扎曲仓（Zachutsang）家族，尽管他很少用这个家族名。他曾经在哲蚌寺出家为僧，流亡后求学于瓦拉纳西（Varanasi），在那里他掌握了印度语和其他一些学科。他经常订阅印度语报纸Navbharat Times和文学及政治周刊 Dinaman，通过这些了解最近的国际新闻和变化曲折的印度政局。我很高兴与多杰啦同在TYC中央执委，我是中央执委中最年轻的成员，总是和其他成员产生争论。多杰啦并不总是同意我的观点，但他总是有他自己的方法让我得到公正的表达机会。在很多事情上，他都是一位稳健温和的人，正是由于他稳健踏实的影响力，使得TYC即便是在最动荡不安的岁月里都能运行平稳。然而，在需要求助于他的时候，他总能在面临艰难的选择和做出困难决定的时候成为值得依靠的人。
他在《知识》杂志以及后来在信息部（他开始在这个部任秘书，后来成为噶伦）的同事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公正而平易的领导人。他们和甘成吉松（Ganchen Kyishong）的其他人也都知道他是流亡政府中最为谦和而不装腔作势的官员。他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他从不试着把额前蓬乱的卷发梳平。他还因为穿着两只不一样的袜子（一只蓝的一只红的）进办公室而成为大家的笑谈，但是他自己却从来不会介意。即使是当上了噶伦，他也总要找时间和岗吉的汽车司机一起打扑克。我不知道在工作了一辈子最终当上噶伦赤巴之后，他是否放弃了这个业余消遣。我估计不会。
让他成为一名优秀领导人的不仅仅是他的诚实和公正。他还一贯善于倾听民众的意见，并将得到的信息结合到自己的工作中。在一个由大多数都是孤陋寡闻、不学无术、满嘴废话的如同赫尔曼•凯恩（Herman Cain）那样的右翼政客们组成的群体中，他是一个卓尔不群的例外。由于他带着真正的兴趣耐心地倾听来自图伯特境内的新流亡者的讲述，对于图伯特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在岗吉这个圈子里是最见多识广的人：行政管理、政党机构、领导人个性等等。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组织也有非常渊博的知识。
在他最终成为噶伦赤巴之后，我觉得索朗多杰啦不仅可以用他的知识和忠诚，而且可以用他的坦诚与“犯言直谏”的能力很好地为达赖喇嘛尊者服务。尽管他供职于一个倡导“中间道路”的政府，但是他从未发表过任何接受中国对图伯特统治的言论，也从未以任何方式赞扬过中国在图伯特取得的“发展进步”（比如，铁路建设），而在他之后的很多其他噶伦则屡屡发表类似的言论。身为噶伦赤巴，索朗多杰啦也从未对让赞主张表示过反对。他相信让中国同意进行真正的谈判的唯一方法是对其施加足够的压力，而所有让赞的主张都是形成这种压力的来源。我不同意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但其中确有一定的道理。最终在屡次谈判失败之后，多杰啦站出来公开表示博巴们永远不应该放弃争取独立的目标。他在若干次由“自由亚洲电台”（RFA）主办的讨论中一再重申了这个信念，我也参加了这些讨论。他是一名忠诚的政府官员，同时也是诚实的和勇敢的人。在他去世前几天，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去他在西达巴瑞（Sidhbari）家中去看望他。多杰啦告诉他，病痛让他苦不堪言，但是他并不害怕死亡。索朗多杰啦于2012年12月30日与世长辞。
翻译：更桑东智（@johnlee1021）
来源：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hk/
原文发表于：2013年1月21日
去年夏天，准确的说是在6月25日，我见到了老朋友索朗多杰（Sonam Topgyal）。他的身体状况很差，已经确诊为癌症。我怀疑是胃癌之类的，但是没忍心去问。他由于接受化疗身体非常虚弱，但似乎很高兴见到我。和往常一样，我们谈起图伯特和独立斗争。我给他讲起2012年初（3月11日到12日）我们在纽约组织的“让赞圆桌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图伯特爱国人士和来自美国、加拿大、瑞士、德国、日本和印度的各国友人齐聚一堂，并决定启动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图伯特国民大会（Tibetan National Congress）或Bhod Gyalyong Rangzen Lhentsok。我给他解释了我这次来达兰萨拉的原因之一是参加另一个类似的让赞会议，我们希望建立TNC的南亚分部。我问他能否参加会议。他回答说，由于他目前的身体状况，他也做不了什么贡献，但是只要对让赞事业能有所帮助，他一定会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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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流亡政府前任噶伦赤巴（司政）：索朗多杰 |
2012年6月27日，会议位于岗吉（Gangkyi）的图伯特文献档案图书馆（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新落成的大厅举行。有五十多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10名图伯特流亡议会议员，还有学者、作家、研究人员、活动人士、一名医生，与会者还包括资深让赞活动人士拉藏次仁啦（Lhasang Tsering la）、流亡议会前议长卡玛群培啦（Karma Chophel la）、让赞活动人士Shingza仁波切以及图伯特青年大会（TYC）和自由图伯特学生会（SFT）的领导人。索朗多杰啦发表了讲话，他强调了复兴图伯特独立斗争的紧迫性。他说：“同在座的很多人相比，我算不上让赞活动人士，但是让赞一直以来都让我魂牵梦绕。我在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讲，我想说的只是我们必须重新唤起争取图伯特独立的民族志气。”由于身体过于虚弱，在上午的会议结束后，他只好离开会场。我陪着他走上等候的汽车。临别前，我邀请他成为TNC的会员，并在他的衬衫上别上图伯特国民大会的标志，一柄“文书菩萨的火焰之剑”*。未曾想，此别竟成永诀。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69年3月5日——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在摩洛甘济（McLeod Ganj）。我此前一年曾经在孟各（Mundgod）为瑞士技术公司（Swiss Technical Corporation）工作，担任定居点的拖拉机作业组长，后来被要求来到达兰萨拉协助新杂志《知识》（Sheja）。这份杂志是由丹增德佟（Tenzin Tethong）、丹增Gyeche啦和索朗多杰啦共同负责出版发行，索朗多杰啦还担任杂志的主编。这是一份内容新颖、引人入胜的杂志。它不仅刊登有关当前事件的新闻报道，还刊登有关科学、历史和名人小传之类的普及性知识。它着意推动图伯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图伯特民众中广受欢迎。当时，在所有博巴的心中，对于我们遭遇的失败都依然记忆犹新。大家，甚至包括那些捍卫“宗教权利”的强硬派人士，都有一个信念——要想作为一个国家幸存于世，我们的社会必须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我在以前的几篇文章中曾经提到这一点，当时的思想和政治氛围可比20世纪初期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中国。革命家陈独秀坚持认为，“现在可以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这份杂志有很长时间都是通过钢板油印的——先由一位年老的刻字工辛苦地将内容手工刻到纸模板上，然后“印刷工”南杰旺珠（Namgyal Wangdu）摇动基士得耶（Gestetner）油印机的手柄将杂志印出来。这种方法无疑很原始，但是没关系。丹增德佟绘制了精美的插图、漫画和地图，与索朗多杰啦用优美而又简单明了的博语写成的文章相得益彰。
我在《知识》杂志工作的时间不长。由于图伯特表演艺术协会（TIPA，当时称“图伯特剧团”）正经历生存危机，我被叫去从事重组工作。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每月一次（也或许是每两星期一次？）大多数我们这样的年轻志愿者或像人们所称的“indrungs”（英语官员），都会聚集到《知识》杂志社帮助装订、包装和递送最新一期的杂志。杂志社会用茶和kogun bhaley招待我们所有人，但其实真正的回报是大家一起聊天和开玩笑，往往会一直持续到晚上。
第二年由于组建图伯特青年大会（TYC），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索朗多杰啦在一起共事。他和丹增德佟、洛第嘉日、丹增Gyeche都是TYC的创始人，而我是协助组织TYC第一次会议的召集人之一。多杰啦和我，还有另外五人被选为TYC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在一起工作多年。多杰啦比我们其他人都要年长。他是1941年出生于康区察雅（Dagyab，现“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察雅县）的扎曲仓（Zachutsang）家族，尽管他很少用这个家族名。他曾经在哲蚌寺出家为僧，流亡后求学于瓦拉纳西（Varanasi），在那里他掌握了印度语和其他一些学科。他经常订阅印度语报纸Navbharat Times和文学及政治周刊 Dinaman，通过这些了解最近的国际新闻和变化曲折的印度政局。我很高兴与多杰啦同在TYC中央执委，我是中央执委中最年轻的成员，总是和其他成员产生争论。多杰啦并不总是同意我的观点，但他总是有他自己的方法让我得到公正的表达机会。在很多事情上，他都是一位稳健温和的人，正是由于他稳健踏实的影响力，使得TYC即便是在最动荡不安的岁月里都能运行平稳。然而，在需要求助于他的时候，他总能在面临艰难的选择和做出困难决定的时候成为值得依靠的人。
他在《知识》杂志以及后来在信息部（他开始在这个部任秘书，后来成为噶伦）的同事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公正而平易的领导人。他们和甘成吉松（Ganchen Kyishong）的其他人也都知道他是流亡政府中最为谦和而不装腔作势的官员。他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他从不试着把额前蓬乱的卷发梳平。他还因为穿着两只不一样的袜子（一只蓝的一只红的）进办公室而成为大家的笑谈，但是他自己却从来不会介意。即使是当上了噶伦，他也总要找时间和岗吉的汽车司机一起打扑克。我不知道在工作了一辈子最终当上噶伦赤巴之后，他是否放弃了这个业余消遣。我估计不会。
让他成为一名优秀领导人的不仅仅是他的诚实和公正。他还一贯善于倾听民众的意见，并将得到的信息结合到自己的工作中。在一个由大多数都是孤陋寡闻、不学无术、满嘴废话的如同赫尔曼•凯恩（Herman Cain）那样的右翼政客们组成的群体中，他是一个卓尔不群的例外。由于他带着真正的兴趣耐心地倾听来自图伯特境内的新流亡者的讲述，对于图伯特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在岗吉这个圈子里是最见多识广的人：行政管理、政党机构、领导人个性等等。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组织也有非常渊博的知识。
在他最终成为噶伦赤巴之后，我觉得索朗多杰啦不仅可以用他的知识和忠诚，而且可以用他的坦诚与“犯言直谏”的能力很好地为达赖喇嘛尊者服务。尽管他供职于一个倡导“中间道路”的政府，但是他从未发表过任何接受中国对图伯特统治的言论，也从未以任何方式赞扬过中国在图伯特取得的“发展进步”（比如，铁路建设），而在他之后的很多其他噶伦则屡屡发表类似的言论。身为噶伦赤巴，索朗多杰啦也从未对让赞主张表示过反对。他相信让中国同意进行真正的谈判的唯一方法是对其施加足够的压力，而所有让赞的主张都是形成这种压力的来源。我不同意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但其中确有一定的道理。最终在屡次谈判失败之后，多杰啦站出来公开表示博巴们永远不应该放弃争取独立的目标。他在若干次由“自由亚洲电台”（RFA）主办的讨论中一再重申了这个信念，我也参加了这些讨论。他是一名忠诚的政府官员，同时也是诚实的和勇敢的人。在他去世前几天，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去他在西达巴瑞（Sidhbari）家中去看望他。多杰啦告诉他，病痛让他苦不堪言，但是他并不害怕死亡。索朗多杰啦于2012年12月30日与世长辞。
嘉央诺布：《影子图伯特》（Shadow Tibet）前言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译者：更桑东智（@johnlee1021）
转载：“说，还是不说？”译文博客
每一位作者在自己的眼中都是睿智且宽容的。——西塞罗（Cicero）
我从未想象过自己最终会成为一名作者之类的人。我年轻时，有相当长的时间认定自己笃定是一个实干家。直到1971年加入木斯塘（Mustang）图伯特游击队，这个自负的幻想才被打破。肩背一支步枪、数百发子弹、几颗手雷、一把手枪和难以置信的重负，行进在每走上七八步都确信自己就要一命呜呼的海拔高度上——这样的经历很快让我相信，我绝不像海明威小说里的人物，而在此之前，我一直告诉自己我就是那样的人。在学校的最后几年，我生命中最主要的文学影响力都是来自“老爸”（Papa，即海明威——译者注），我一直对保持“重压下的优雅”（grace under pressure）之类的事情非常的严肃认真。
我是一个贪婪而不太挑食的读者：从阿里斯泰尔•麦克林（Alistair McLean）[1]到托尔斯泰（Tolstoy），从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2]到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3]，诸如此类一概狼吞虎咽。一个星期可以轻松地读完平均两三本书。受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4]所著的《贝利撒留伯爵》（Count Belisarius）和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5]所著的《哈德良回忆录》（Memoirs of Hadrian）两部作品的激发，我的阅读兴趣开始转向历史题材，尤其是古罗马和拜占庭历史，从普罗柯比（Procopius）[6]开始逐渐追溯到约瑟夫斯（Josephus）[7]、索多留（Seutonius）[8]、塔西佗（Tacitus）[9]、李维（Livy）[10]，然后是希腊史学家的作品。
我有些讲故事的才能。所以在1970年，第一次图伯特青年大会（Tibetan Youth Conference，即“藏青会”）的主办人找我为这次会议创作一个舞台剧。我创作并执导的第一部剧作《中国马》（The Chinese Horse）在规模不大的流亡社会获得了不大不小的成功——与其说是因为这部剧作褒贬不一的文学特质，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对这种演出形式感到新奇（这是图伯特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剧作）。我们还为达赖喇嘛举行了专场演出，尊者似乎也挺喜欢这部剧作。从那以后，每有登台上演的机会我便创作剧本——最后一部是一出喜剧《泰坦尼克后传：关于爱情、移民和独立斗争的故事》（Titanic II: A Drama of Romance, Immigration and the Freedom Struggle）
但是说到占我的作品大部分的政论性文章，则主要是源于内心的失望，甚至是某种愤怒，不诉诸文字难平心中块垒。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人们在世界媒体上可以读到的关于图伯特的报道几乎都是消极的、敌对的和极为虚假的。不仅仅有像菲利克斯•格林（Felix Green）、韩素英、T•D•奥曼（T. D. Allman）、内维尔•马克斯维尔（Neville Maxwell）、克里斯•慕林（Chris Mullin）以及西摩•托平（Seymour Topping）和奥德丽•托平（Audrey Topping）这样的记者和作家个人在兴致勃勃地咀嚼回味着中共的宣传，甚至一些媒体机构本身也似乎成了中共宣传部的海外分支，其中包括《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法国世界报》（Le Monde）、《英国卫报》（The Guardian）、《新闻周刊》（Newsweek），尤其还有《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和《远东经济评论》（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等等。其中有些机构至今还依然故我。
当然，人们知道他们都在信口雌黄，或者是出于各种私利而甘愿受骗。读到韩素英描述博巴如何愚钝的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的文字，直让我怒火中烧——她在文章中说，博巴在犁地的时候，让牦牛顶着犁把往前走，直到聪明而无比耐心的共产党干部来解释为何牦牛应该走在前面而犁铧应该放在后面。但是你又能做什么？还有一些受印度大麻和图伯特的各种秘闻所吸引的嬉皮士来到达兰萨拉，这些人更倾向于相信毛泽东主义者的宣传而不是博巴流亡者关于自己国家和人民悲惨命运的述说。
我内心感觉到的是一股义愤，而最终促使我坐到写字台前开始将我的想法和感受形于笔墨的因素，不仅有博巴们所遭受的暴力与不公，还有那些毛泽东的西方崇拜者们公然将中国对图伯特的占领说成是一件对图伯特有益的、人道的和进步的事情。开始时，我给杂志编辑写信和文章，这些信件中只有一篇得以发表（如果我的记忆没错，是发表在1973年某一期的《时代》杂志上）。坦白地讲，这些文字确实乏善可陈。我还尝试着写作短篇小说并信心满满地把这些作品投到《花花公子》（我的一个美国熟人告诉我，这家杂志给每篇稿件支付5000美元的稿酬）、《哈帕斯》（Harpers）和《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等杂志，最后得到的是我的第一份退稿通知。尽管如此，当这些小说终于在《印度画报周刊》（Illustrated Weekly of India）、《印度斯坦时报》（The Hindustan Times）和《图伯特杂志》（The Tibet Journal）等刊物上发表时，我还是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高兴。
但是，我的政论性文章还是毫无进展。事实上，我越是挖空心思，我的文章却越发地堕落为一种狂吼乱叫。到了1975年，就在毛泽东刚死之后[11]，我为图伯特青年大会主办的杂志《让赞》（Rangzen）写了一篇文章，体裁上直接借用了左拉发表于《曙光日报》（L'Aurore）的著名论辩文章《我控诉》（J'accuse），每一段的开头都是“毛死了”。尽管这篇文章写的让人不忍卒读，文风无疑也矫揉造作，但是文章对图伯特政府的指责还是言之有物的，我指责政府对当时中国和图伯特发生的至关重要的变化（甚至包括毛死）视而不见，却只是关注流亡政治、难民营、宗教仪式之类琐碎的问题。这篇文章激怒了噶厦。我与当权者之间产生了第一次重要的矛盾冲突。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后来有一天，我记得是在1976年的夏天，我随手拿起了一本薄薄的乔治•奥威尔的论文集。我早先读过他的一些小说，不过只是对《动物农庄》（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读完标题有些古怪甚至有些煽动性的第一篇文章《英国式谋杀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English Murder）之后，就像那个脑袋上亮着灯泡的卡通人物一样，我脑袋上的灯也亮了！更文雅些说，此时此刻我找到了迄今为止真正属于自己的“通往大马士革之路”（road-to-Damascus）。
是的，文章就应该如此写作。你可以选择一个严肃的，甚至有些乏味的题目——就像奥威尔的这篇文章，通过回顾那个时期几个著名谋杀犯，将战前英国社会的伪善（但同时也还算正直）与战时英国去道德化的恣意妄为进行对比——但是，你的写作手法可以是有趣的、诙谐的、理智的，当然最重要的是要令人信服。
继续读下去又让我获得了另一个有益的启示：奥威尔的文章《民族主义笔记》（Notes on Nationalism）让我确信我针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还包括毛泽东主义）的西方辩护士们所表达的愤怒和蔑视是正确的。奥威尔解释说，这些知识分子或由于严肃的或只是流行时尚的原因而放弃民族主义，但是他们并不能真正弃绝对祖国或是某种事业的内在需求，于是转而在其他国家寻求这种需求的满足。奥威尔进一步阐述到，“一旦他们获得了满足这种需求的渠道，他们便会完全沉浸在相信自己已经获得自我解放的情绪中而无拘无束地为所欲为。”但是，奥威尔相信，这种“移情民族主义”（transferred nationalism）会使得知识分子比起代表自己的祖国或是真正了解的任何团体时，“更加民族主义、更加庸俗、更加病态、更具危害、更加虚伪。”
在《政治与英国语言》（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一文中，奥威尔则阐释了腐化语言对于一种恶劣的和压制性的政治的形成与维系是如何地至关重要。就在同一年，我设法得到了企鹅版的四卷平装本奥威尔论文、新闻报导和书信集，在他的作品中，这些文集对我的影响至为深远。当然，我自己的写作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妙笔生花，但这已经不是问题。至少，我现在知道了应该如何写作。我获得了一份路线图，我知道我最终会到达目的地。
我开始给（而且几乎是专一的）《图伯特评论》（Tibetan Review）供稿。这个时期，图伯特政府正向图伯特派遣“发现真相”代表团，试图寻求诸如“自治”（autonomy）和“共同治理”（associate status）等解决方案，从而说服中国开启谈判之门。我自作主张地向那些怀有希望的人们泼冷水，他们认为中国正在走向民主之路并且最终会与达赖喇嘛之间实现某种积极的理解和协定，这其中包括很多的图伯特领导人、图伯特民众和西方支持者。
我必须对读者直言相告。我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同时由于我的文章都是用英语写成，因此我的博巴读者群也并不广泛。雪上加霜的是，我始终无法放弃从上学时养成的古怪的拉丁化的写作方式。尽管如此，这些文章还是给大人物们留下了些许印象。流亡政府对我的文章大光其火，而尊者也曾经有一次对我严加斥责。我想，这大概也是我“罪有应得”吧。
但是，让我确信我造成了一名作家应有的影响力的是中国人。第一批流亡博巴访问团成员楚臣德赛（Tsultrim Tersey）在写给《图伯特评论》（Tibetan Review）的一篇文章中说，在拉萨举行的一次正式会议上有人告诉他，我的文章和图伯特青年大会的活动对“中藏关系”造成了伤害。（Tsultrim Chhonphel Tersey, "One Month in Tibet," Tibetan Review, vol 14, no. 6, June 1979, pp. 12-27.）几年之后，我通过流亡政府安全办公室收到一条来自中国拉萨当局的私人讯息：我的文章就如同用苍蝇的翅膀击打岩石，是徒劳无益的。而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藏族人”，我应该回到“西藏”，参加“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
受到如此关注实在让我受宠若惊，并且让我马上产生了“非份之想”。是的，只不过是“苍蝇的翅膀”。中国人是否听说过“混沌理论”（chaos theory）？有一种现象称之为“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依赖”（sensitive dependence on initial conditions）。这种现象在气象领域被半开玩笑地叫做“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一只蝴蝶今天在纽约（或者是达兰萨拉）搅动空气，或许在下个月就会在北京变成一场风暴？
但是在达兰萨拉，如此勇敢而乐观的时刻实属凤毛麟角。这个图伯特的流亡首都是一处让人慢慢丧失精力和信心的地方。公开宣称的民主和争取自由的理想与流亡领袖们（包括达赖喇嘛尊者自己）对某种专制保守主义（粉饰着迎合西方需要的新时代的花言巧语）的与日俱增的偏好之间矛盾，在我们的社会里年复一年变得愈发突出和不可调和。人们有时会觉得，何必如此自寻烦恼？但无论是出于习惯、固执还是残存的一点点希望，一个人就“如同日落西山的时候往东赶路。远处已经黑了，但前面还剩下那么一丁点儿光亮，你只能就着这点亮往前一点一点走着。”[12]
上面这段话来自老舍的《骆驼祥子》（英文版名为Rickshaw，即“黄包车”）。他是中国最著名的现代作家之一。老舍是满族人，1899年生于北京，他非常崇拜狄更斯。1966年，他遭受“批斗”而后在这座满清故都西南角的太平湖沉湖自尽。[13]他最著名的作品《骆驼祥子》讲述了北京一名黄包车夫悲剧人生故事。在一个极为悲惨心酸的场景中，这位车夫的妻子临死前做出了前文引述的凄凉绝望的人生感悟。[14]
很多那个时代的中国作家对他们国家的未来都持有一种深切的宿命论的观点。即便是鲁迅——或许是这些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位——也时常觉得自己对军阀、政客和革命者们的暴力与贪赃枉法的反抗是徒劳无用的。在他最为压抑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表述：“于我看来，语言与文字是失败的象征。那些真正能够反抗命运的人是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的。而那些强者和胜者也是如此，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保持沉默。打个比方说，想一想当鹰扑向兔子的时候，是兔子在尖叫而不是鹰，同样，当猫抓住老鼠的时候，是老鼠在尖叫而不是猫。”[15]
然而无论如何，鲁迅的文章已然比他的宿敌国民党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存活的更长久，而且无疑在中共以及中共的御用文人和辩护士们寿终正寝之后，鲁迅的文章还将长久地被人们阅读和仰慕。优秀的文学作品所具备的似乎不仅仅比暴政更长久的生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之流遗留下的政治和心理废墟上，这些作品还似乎具备一种再生重建的作用。
因此，歌德（Goethe）错了而使徒约翰（the apostle John）是对的。“文字是一切的开始……”
战后的德国被夷为一片瓦砾，是它的作家们重建了德国的精神。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16]、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oll）[17]、齐格飞蓝茨（Siegfred Lenz）[18]以及其他一些作家重新书写了他们国家的命运。正如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所言：“他们对德语进行了解构并使其焕然一新。砍削了其中病态的成分，重新进行整合、缝接，并加入了很多新东西，但一如既往地幽默感，非常幽默。”
我依稀记得是在1974年的夏天，借到了一本折了角的平装本《铁皮鼓》（The Tin Drum）。侏儒鼓手奥斯卡·马策莱特（Oscar Matzerath）——他的一声尖叫可以震破方圆数英里的窗户玻璃——他的历险是如此的扣人心弦、如此的让人纠结又如此近乎疯狂的含义深远。事实上，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我确实一直在发着低烧。当然，这部小说深刻地影响了我对文学的看法，尽管我自己若想确切解释其中的原因多少还有些力不能及。在一篇有关《铁皮鼓》含义的赏析评论中，拉什迪成功地向世人说出了他从这部伟大作品中得到的最大的教训：
格拉斯这部伟大的小说用它的鼓声告诉我：要孤注一掷全力以赴；要坚持不懈奋发努力；要摘掉自己的安全网；要在开始说话前做一个深呼吸；要志存高远；要时刻保持面带微笑；要做一个不苟同的人；要与整个世界争辩；并且永远不要忘记写作也类似无数我们试图把握的东西——童年、必然、城市、疑惑、梦想、瞬间、语句、父母、爱情——会如流沙一般从我们的指缝滑落。
重读这些文字，我觉得我至少在话语风格上一直在竖起耳朵聆听那位侏儒鼓手的鼓声。无论我的作品中还有哪些不尽人意之处，但我至少做到了一直面带微笑（—即便是我的最严厉的反对者也可证实这一点）、绝不苟同、与整个世界争辩，并且把每天都当作自己的最后一天全力以赴。
至于此书的题目为什么叫《影子图伯特》（Shadow Tibet）？是这样，原因之一是文集中有一篇自己比较得意的同名文章。同时我还想通过这本书向伟大的比利时汉学家和艺术史家西蒙•莱斯（Simon Leys）[19]表达敬意，他的著作《影子中国》（Chinese Shadows）是我迄今所见过的最早也是最出色的揭露毛时代中国真相的作品之一。此书名为《影子图伯特》还有另一个原因。
就像在科幻小说里存在的交叉世界（alternate worlds），当今似乎也同时存在两个不同的图伯特。一个图伯特频频出现在社会名流赞助活动、博物馆开幕式上；给人们带来各种工作和学术机会；是大众心灵追求的目标和新时代的流行时尚。这个图伯特俘获了西方人的浪漫幻想，也是当今人们对图伯特问题的主要兴趣所在。在这里，图伯特远非一个有关独立自由的问题，而是代表了富人们和反叛一代的年轻人（the established）对精神抚慰、生态和谐以及世界和平的未曾实现的梦想。作为博巴的祖国的图伯特问题与这个图伯特相比，即毫不相干也无足轻重。西方人将这个图伯特看做是拯救物质主义的和自我毁灭的西方世界的神秘智慧宝库。
然而在残酷无情的达尔文主义的现实中，还存在着另一个图伯特。在中共的占领之下，这个图伯特到处是告密者、秘密警察、监狱的高墙、酷刑、处决、失业、种族主义和不可遏制的文化毁灭。在博巴的个人生活上，这个图伯特呈现出的是酗酒、性堕落、家庭破碎、暴力和与日俱增的绝望；在流亡社会，尤其在流亡社会的领导层，这个图伯特表现出的是神智混乱、迷失政治方向、虚伪、犬儒以及激烈的宗教和政治争斗。
然而，同样是这个图伯特还有或许至今还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这里充满了自我奉献、忠贞不渝、热爱国家以及应声而起的勇敢和牺牲。我试图书写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图伯特。这便是“影子图伯特”
在此，我一定要感谢嘉措（Gyamtso）为此书设计排版以及菲丽希蒂•邓康（Felicity Dumkhang）的艰辛编辑。还要感谢为本书设计封面并最终定版的我的好朋友克里斯多夫•白书且（Christophe Besuchet）以及曼纽尔•鲍尔（Manuel Bauer），我在书中使用了一张他拍摄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图伯特照片。当然，我还必须特别向丽萨•姬莉（Lisa Keary）表示谢意，感谢她为本书进行了最终编辑并为联系亚洲高地出版社（High Asia Press）付出了极大辛劳，感谢她为图伯特自由事业所做的坚定支持和无私努力。
【译注】
[1] 阿里斯泰尔•麦克林（Alistair McLean，1922-1987），苏格兰小说家，擅长创作战争、惊悚、探险类的畅销小说，有三部小说后来被拍摄成由格里高利•派克（Gregory Peck）和理查•伯顿（Richard Burton）等好莱坞明星主演的卖座影片，分别是《纳瓦隆大炮》（The Guns of Navarone）、《血染雪山堡》（Where Eagles Dare）和《大北极》（Ice Station Zebra）。
[2] 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英语：Robert A. Heinlein，1907年7月7日－1988年5月8日），美国硬科幻小说作家，被人称为科幻先生（Mr. SF）。他的作品不但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可信性达到了罕有的标准，而且也提高了科幻类的文艺水平评价标准。他是1940年代晚期将无修饰科幻小说打入主流杂志（比如《星期六晚邮报》）的第一位科幻小说作家，他是1960年代最畅销长篇科幻小说的前几名作家之一。他、艾萨克·阿西莫夫和阿瑟·克拉克被称为科幻小说三巨头。他五次赢得星云奖，于1975年获得星云奖的第一届科幻大师奖，七次赢得雨果奖（三次是追授）。
海因莱因作品的主要题材包括：极端个人主义、自由意志主义、独我论、宗教，精神和肉体之爱的关系，对全新家庭结构关系的猜测，等等。由于他对这些题材独数一格的写法，外界对他作品的反应经常迥然不同。例如：他1951年的《星舰战将》（又译《星船伞兵》）被责为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1961年的《异乡异客》则出乎意料地被列为鼓吹性解放和反文化。
[3]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年8月1日—1891年9月28日），美国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由于家境不好，做过农夫、职员、教师、水手、海军等职务，后来成为小说家，他以其海上经历为事实依据写成其寓言杰作《白鲸记》（Moby Dick, 1851年），这部小说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英国作家毛姆认为梅尔维尔的《白鲸记》是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之一，地位更在马克·吐温等人之上。梅尔维尔也被誉为美国的“莎士比亚”。
[4] 罗伯特·冯·兰克·格雷夫斯（Robert von Ranke Graves，1895年7月24日－1985年12月7日），是英国诗人，学者，小说家暨翻译家。专门从事古希腊和罗马作品的研究。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创作了140余部作品。他的回忆录《向一切告别》（1929年）讲述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
他以写作为生,他的《耶稣王》（King Jesus），古罗马帝国三部曲《我，克劳迪斯》（I， Claudius）、《克劳迪斯神和他的妻子梅萨利纳》（Claudius the God and His Wife Messalina）、《贝利萨里乌斯伯爵》（Count Belisarius）是特别受欢迎的历史小说。他也是一个杰出的古典拉丁语和古希腊文的翻译家，1934年格雷夫斯因小说《我，克劳迪斯》被授予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
[5] 尤瑟纳尔（Yourcenar, Marguerite，1903-1987） 真名Marguerite de Crayencour(玛格丽特·德·凯扬古尔)，尤瑟纳尔是作家与父亲一起以姓氏字母重新组合后为自己起的笔名。法国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翻译家。
她最著名的小说是Mémoires d'Hadrien (1951;《哈德里安回忆录》，1954年出版英译本)，法美两国文艺批评界一致对该书高度评价。 这本小说是一个虚构的罗马皇帝的自传，以一封写给他收养的孙子、未来的皇位继承人马克· 奥里略的书信形式出现。
尤瑟纳尔不断挑战自己作为作家的能力，她的文学风格多变。但她作品的主要特色是对古代文明和历史变迁的丰富知识，以及尝试理解人类行为的动机。尤瑟纳尔坚信，历史是一所“获得自由的学堂”，是对人类进行哲理思考的跳板。因此，她特别青睐历史，她的虚构作品漫游于古代、文艺复兴时期以及20世纪初的广大空间；若用现代的文论言语表达，尤瑟纳尔的全部作品都是互文性的杰作，充满着今与古、此与彼、我与他、灵与肉、具体与抽象的对话。
[6] 普罗柯比(Procopius，约500--565)，拜占庭历史学家，为查士丁尼皇帝的同时代人，撰写历史著作《战记》、《秘史》等。
生于该撒利亚，青少年时代接受贵族文化教育和法律训练，通晓当时的多种西亚语言。527年投名将贝利撒留（Belisarius）幕下，在随后的二十余年中，追随贝利撒留而亲历了在汪达尔王国、意大利、西班牙的战争。6世纪50年代起长期寓居君士坦丁堡，在从政和从事律师职业的同时完成了数部历史著作的写作。
战记》记述查士丁尼为恢复昔日伟大的罗马帝国疆域而发动的波斯战争、汪达尔战争和哥特战争。《建筑》颂扬查士丁尼在帝国各地进行的建筑工程。《秘史》揭露贝利撒留及其妻子的丑行，抨击皇帝查士丁尼和皇后塞奥多拉的专制统治。另外还有大量散文与书信传世。
[7] Josephus(约瑟夫斯): 约37—100，犹太历史学家和军人。原名约瑟夫•本•马赛厄斯。生于耶路撒冷。西元66年在反对罗马的犹太起义中他指挥一支加利利军队。在向罗马人投降时他施展手段获取优待，得以前往罗马，在那里写出几部关于犹太历史和宗教的著作，包括《犹太战争史》(History of the Jewish War，西元75--79年问世)和《犹太古事记》(Antiquities of the Jews，西元93年问世)。卒于罗马。
[8] 索多留（也译作“苏维托尼乌斯”），全名盖乌斯·苏维托尼乌斯·特兰克维鲁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罗马帝国早期的著名纪传体历史作家。像许多古代学者一样，作者详细地记载了许多别人的故事，却没有留下关于他自己的事迹。关于他的出生年月，至今无人说得准确。苏维托尼乌斯在《罗马十二帝王传》和《名人传》中也只给了人们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
[9] 塔西佗(Tacitus，约A.D.55～120年)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在罗马史学上的地位犹如修昔底德在希腊史学上的地位。
塔西佗的著作，保存下来的有4种，其中3种是完整的短篇作品，2种是已经残缺的长篇历史著作。按它们的写作时间列举如下：1.《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2.《阿格里可拉传》（De Vita Iulii Agricolae）3.《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5.《历史》（Historiae，亦译作《罗马史》）4.《编年史》（Annuls，也译作《罗马编年史》）。
塔西佗在西方历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抽离自我，超然物外”的客观主义写史原则，这是塔西佗史学成就的最高体现，也标志着西方史学在对史学本体的认识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0] 李维（Livius，Titus，公元前59～公元17），全名提图斯·李维，古罗马历史学家。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帕塔维乌姆（今帕多瓦），卒于帕塔维翁。其家世和父母不得而知，据说出生于贵族，早年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他学习了文学、史学、修辞学、演说术等，是罗马共和后期学问渊博、几乎无所不知的大学问家。后移居罗马，与屋大维过从甚密。此时屋大维已经打败安东尼，罗马局势恢复稳定，李维奉命教授屋大维的继孙克劳狄，即后来的皇帝。
他拥护屋大维创立的元首制，但是思想仍然偏向共和制，为了挽救中后期的罗马，他决定写一部史书来记述罗马人祖先的英勇，避免罗马共和国覆灭，于是创作了《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即“李维罗马史”，书中充满爱国思想、道德说教、复古主张和对共和制度的赞赏。
[11] 作者此处年代记忆有误，毛泽东死于1976年9月9日。
[12] 同译注14；
[13] 有关老舍自杀地点作者此处记述有误。
老舍自杀的太平湖位于清代北京城西北角，而不是西南角。北京城的西南角也曾经有一个更加古老的“太平湖”，但早已被填平，原址即现在的金隅大厦和中央音乐学院附近。
据记载，1949年前，新街口豁口外西侧护城河北有一个大苇塘，塘深约2米，元代时是积水潭的一部分，明代筑城将它分割于城外。1958年，苇塘被疏浚成湖，命名为“太平湖”。1966年8月24日，作家老舍在此投湖自尽。
1971年，太平湖在修环城地铁时被填平，原址上建成现在的地铁检修车辆段，北京从此失去了这一片水域。2005年8月动工的北护城河综合治理工程将“重现太平湖”列入规划。“新太平湖”并非在原址上复建，而是将北护城河西直门暗涵至新街口大街段拓宽改造而成。
填平，重建，无数的悲剧就此被遗忘。
[14] 作者此处的引文或来自英文译本或来自话剧台词。译者在原著相关章节中（第十九章）没有找到相关文字，祥子的妻子虎妞死于难产，死前并无只言片语。
[15] 此处引用的鲁迅的文字尚未找到对应的原文。
[16] 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1927年生于但泽（今波兰的格但斯克），父母亲一方是德意志人，一方是波兰人。他十七岁被征入伍。一九四六年，当他从美军的战俘营获释时，他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难民了。他当过农业工人、钾盐矿矿工、石匠艺徒，先后在杜塞尔多夫和西柏林的艺术学院学习雕塑与版画。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小说。195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使他获得世界声誉。1999年他成为成为20世纪最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7] 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Boll，1917～1985）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生于科伦一雕刻匠家庭。1939年入科伦大学学习日耳曼语文学，同年应征入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曾负过伤，当过俘虏，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深恶痛绝。1985年逝世。海因里希·伯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20世纪70年代，海因里希·伯尔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高峰。1971年发表的《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是伯尔全部创作的结晶，被诺贝尔奖评委会誉为“臻于顶峰”之作。《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1974）的发表又引起了强烈反响。由此作家被公认为当代德国的歌德和国际文坛巨擘。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曾多次获国内外文学奖，1970至1974年先后担任联邦德国和国际笔会主席。
1972年“为了表扬海因里希·伯尔的作品，这些作品兼具有对时代广阔的透视和塑造人物的细腻技巧，并有助于德国文学的振兴 ”，伯尔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18] 齐格飞·蓝茨(Siegfried Lenz，1926年3月17日)，德国作家，为德国当代最杰出作家之一，与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oll）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齐名，但受欢迎程度更胜前两者。
1926 年3月17日，蓝茨生于东普鲁士马祖里地区的吕克城，1943年被海军征召入伍，在纳粹德军崩溃时逃往丹麦。战后他在汉堡大学攻读哲学、文学等课程， 1950年担任德国《世界报》编辑，1951年起成为专职作家，并发表第一部小说《空中群鹰》；初期的作品主要受到托马斯·曼、陀斯妥耶夫斯基、加缪、福克纳、海明威等人的影响。
的成名小说《德语课》（1968），取材自画家埃米尔‧汉森在纳粹统治时期被禁止作画的真实事件；本书引发读者对于被纳粹践踏的公民义务进行反省，成为战后德国最广为流传的小说之一。除了长、中篇小说之外，蓝茨还撰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舞台剧以及广播剧。蓝茨擅长用文学展现各种社会现象，短篇小说集《我的小村如此多情》（1955）取材自家乡吕克的童话与乡野轶闻，引起广大回响，被公认为1950年代德国“乡土小说”最重要的作品。
蓝茨曾获多项著名文学奖的肯定，包括“不来梅文学奖”、“歌德奖”和“德国书商协会和平奖”等。已翻译出版的著作有《少年与沉默之海》（1999）与《失物招领处》（2003）等。
[19] 西蒙•莱斯（Simon Leys，1935年9月28日－），本名李克曼（Pierre Ryckmans）。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笔名为西蒙•莱斯（Simon Leys），汉学家、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曾在荷语天主教鲁汶大学学习法律，后在台湾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学与艺术。在其于1970年定居澳大利亚前，还曾前往香港。后来，他来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中国文学，他的学生中包括了现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之后的1987到1993年间，他则前往悉尼大学担任中国文学教授。
李克曼曾透露，他于1971年出版《毛主席的新衣》（Les habits neufs du président Mao）一书时，由于担心用真名发表可能从此失去前往中国进行研究的机会，听从朋友的劝告使用了假名。于是，他选择了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小说《勒内•莱斯》（René Leys）的主人公莱斯作为笔名。
他写过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书籍，也翻译过包括《论语》在内的一些中文著作。本文中提到的《影子中国》（Chinese Shadows）一书出版于1977年，是国际上最早研究中国文革的专著之一。
译者：更桑东智（@johnlee1021）
转载：“说，还是不说？”译文博客
每一位作者在自己的眼中都是睿智且宽容的。——西塞罗（Cicero）
我从未想象过自己最终会成为一名作者之类的人。我年轻时，有相当长的时间认定自己笃定是一个实干家。直到1971年加入木斯塘（Mustang）图伯特游击队，这个自负的幻想才被打破。肩背一支步枪、数百发子弹、几颗手雷、一把手枪和难以置信的重负，行进在每走上七八步都确信自己就要一命呜呼的海拔高度上——这样的经历很快让我相信，我绝不像海明威小说里的人物，而在此之前，我一直告诉自己我就是那样的人。在学校的最后几年，我生命中最主要的文学影响力都是来自“老爸”（Papa，即海明威——译者注），我一直对保持“重压下的优雅”（grace under pressure）之类的事情非常的严肃认真。
我是一个贪婪而不太挑食的读者：从阿里斯泰尔•麦克林（Alistair McLean）[1]到托尔斯泰（Tolstoy），从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2]到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3]，诸如此类一概狼吞虎咽。一个星期可以轻松地读完平均两三本书。受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4]所著的《贝利撒留伯爵》（Count Belisarius）和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5]所著的《哈德良回忆录》（Memoirs of Hadrian）两部作品的激发，我的阅读兴趣开始转向历史题材，尤其是古罗马和拜占庭历史，从普罗柯比（Procopius）[6]开始逐渐追溯到约瑟夫斯（Josephus）[7]、索多留（Seutonius）[8]、塔西佗（Tacitus）[9]、李维（Livy）[10]，然后是希腊史学家的作品。
我有些讲故事的才能。所以在1970年，第一次图伯特青年大会（Tibetan Youth Conference，即“藏青会”）的主办人找我为这次会议创作一个舞台剧。我创作并执导的第一部剧作《中国马》（The Chinese Horse）在规模不大的流亡社会获得了不大不小的成功——与其说是因为这部剧作褒贬不一的文学特质，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对这种演出形式感到新奇（这是图伯特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剧作）。我们还为达赖喇嘛举行了专场演出，尊者似乎也挺喜欢这部剧作。从那以后，每有登台上演的机会我便创作剧本——最后一部是一出喜剧《泰坦尼克后传：关于爱情、移民和独立斗争的故事》（Titanic II: A Drama of Romance, Immigration and the Freedom Struggle）
但是说到占我的作品大部分的政论性文章，则主要是源于内心的失望，甚至是某种愤怒，不诉诸文字难平心中块垒。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人们在世界媒体上可以读到的关于图伯特的报道几乎都是消极的、敌对的和极为虚假的。不仅仅有像菲利克斯•格林（Felix Green）、韩素英、T•D•奥曼（T. D. Allman）、内维尔•马克斯维尔（Neville Maxwell）、克里斯•慕林（Chris Mullin）以及西摩•托平（Seymour Topping）和奥德丽•托平（Audrey Topping）这样的记者和作家个人在兴致勃勃地咀嚼回味着中共的宣传，甚至一些媒体机构本身也似乎成了中共宣传部的海外分支，其中包括《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法国世界报》（Le Monde）、《英国卫报》（The Guardian）、《新闻周刊》（Newsweek），尤其还有《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和《远东经济评论》（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等等。其中有些机构至今还依然故我。
当然，人们知道他们都在信口雌黄，或者是出于各种私利而甘愿受骗。读到韩素英描述博巴如何愚钝的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的文字，直让我怒火中烧——她在文章中说，博巴在犁地的时候，让牦牛顶着犁把往前走，直到聪明而无比耐心的共产党干部来解释为何牦牛应该走在前面而犁铧应该放在后面。但是你又能做什么？还有一些受印度大麻和图伯特的各种秘闻所吸引的嬉皮士来到达兰萨拉，这些人更倾向于相信毛泽东主义者的宣传而不是博巴流亡者关于自己国家和人民悲惨命运的述说。
我内心感觉到的是一股义愤，而最终促使我坐到写字台前开始将我的想法和感受形于笔墨的因素，不仅有博巴们所遭受的暴力与不公，还有那些毛泽东的西方崇拜者们公然将中国对图伯特的占领说成是一件对图伯特有益的、人道的和进步的事情。开始时，我给杂志编辑写信和文章，这些信件中只有一篇得以发表（如果我的记忆没错，是发表在1973年某一期的《时代》杂志上）。坦白地讲，这些文字确实乏善可陈。我还尝试着写作短篇小说并信心满满地把这些作品投到《花花公子》（我的一个美国熟人告诉我，这家杂志给每篇稿件支付5000美元的稿酬）、《哈帕斯》（Harpers）和《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等杂志，最后得到的是我的第一份退稿通知。尽管如此，当这些小说终于在《印度画报周刊》（Illustrated Weekly of India）、《印度斯坦时报》（The Hindustan Times）和《图伯特杂志》（The Tibet Journal）等刊物上发表时，我还是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高兴。
但是，我的政论性文章还是毫无进展。事实上，我越是挖空心思，我的文章却越发地堕落为一种狂吼乱叫。到了1975年，就在毛泽东刚死之后[11]，我为图伯特青年大会主办的杂志《让赞》（Rangzen）写了一篇文章，体裁上直接借用了左拉发表于《曙光日报》（L'Aurore）的著名论辩文章《我控诉》（J'accuse），每一段的开头都是“毛死了”。尽管这篇文章写的让人不忍卒读，文风无疑也矫揉造作，但是文章对图伯特政府的指责还是言之有物的，我指责政府对当时中国和图伯特发生的至关重要的变化（甚至包括毛死）视而不见，却只是关注流亡政治、难民营、宗教仪式之类琐碎的问题。这篇文章激怒了噶厦。我与当权者之间产生了第一次重要的矛盾冲突。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后来有一天，我记得是在1976年的夏天，我随手拿起了一本薄薄的乔治•奥威尔的论文集。我早先读过他的一些小说，不过只是对《动物农庄》（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读完标题有些古怪甚至有些煽动性的第一篇文章《英国式谋杀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English Murder）之后，就像那个脑袋上亮着灯泡的卡通人物一样，我脑袋上的灯也亮了！更文雅些说，此时此刻我找到了迄今为止真正属于自己的“通往大马士革之路”（road-to-Damascus）。
是的，文章就应该如此写作。你可以选择一个严肃的，甚至有些乏味的题目——就像奥威尔的这篇文章，通过回顾那个时期几个著名谋杀犯，将战前英国社会的伪善（但同时也还算正直）与战时英国去道德化的恣意妄为进行对比——但是，你的写作手法可以是有趣的、诙谐的、理智的，当然最重要的是要令人信服。
继续读下去又让我获得了另一个有益的启示：奥威尔的文章《民族主义笔记》（Notes on Nationalism）让我确信我针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还包括毛泽东主义）的西方辩护士们所表达的愤怒和蔑视是正确的。奥威尔解释说，这些知识分子或由于严肃的或只是流行时尚的原因而放弃民族主义，但是他们并不能真正弃绝对祖国或是某种事业的内在需求，于是转而在其他国家寻求这种需求的满足。奥威尔进一步阐述到，“一旦他们获得了满足这种需求的渠道，他们便会完全沉浸在相信自己已经获得自我解放的情绪中而无拘无束地为所欲为。”但是，奥威尔相信，这种“移情民族主义”（transferred nationalism）会使得知识分子比起代表自己的祖国或是真正了解的任何团体时，“更加民族主义、更加庸俗、更加病态、更具危害、更加虚伪。”
在《政治与英国语言》（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一文中，奥威尔则阐释了腐化语言对于一种恶劣的和压制性的政治的形成与维系是如何地至关重要。就在同一年，我设法得到了企鹅版的四卷平装本奥威尔论文、新闻报导和书信集，在他的作品中，这些文集对我的影响至为深远。当然，我自己的写作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妙笔生花，但这已经不是问题。至少，我现在知道了应该如何写作。我获得了一份路线图，我知道我最终会到达目的地。
我开始给（而且几乎是专一的）《图伯特评论》（Tibetan Review）供稿。这个时期，图伯特政府正向图伯特派遣“发现真相”代表团，试图寻求诸如“自治”（autonomy）和“共同治理”（associate status）等解决方案，从而说服中国开启谈判之门。我自作主张地向那些怀有希望的人们泼冷水，他们认为中国正在走向民主之路并且最终会与达赖喇嘛之间实现某种积极的理解和协定，这其中包括很多的图伯特领导人、图伯特民众和西方支持者。
我必须对读者直言相告。我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同时由于我的文章都是用英语写成，因此我的博巴读者群也并不广泛。雪上加霜的是，我始终无法放弃从上学时养成的古怪的拉丁化的写作方式。尽管如此，这些文章还是给大人物们留下了些许印象。流亡政府对我的文章大光其火，而尊者也曾经有一次对我严加斥责。我想，这大概也是我“罪有应得”吧。
但是，让我确信我造成了一名作家应有的影响力的是中国人。第一批流亡博巴访问团成员楚臣德赛（Tsultrim Tersey）在写给《图伯特评论》（Tibetan Review）的一篇文章中说，在拉萨举行的一次正式会议上有人告诉他，我的文章和图伯特青年大会的活动对“中藏关系”造成了伤害。（Tsultrim Chhonphel Tersey, "One Month in Tibet," Tibetan Review, vol 14, no. 6, June 1979, pp. 12-27.）几年之后，我通过流亡政府安全办公室收到一条来自中国拉萨当局的私人讯息：我的文章就如同用苍蝇的翅膀击打岩石，是徒劳无益的。而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藏族人”，我应该回到“西藏”，参加“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
受到如此关注实在让我受宠若惊，并且让我马上产生了“非份之想”。是的，只不过是“苍蝇的翅膀”。中国人是否听说过“混沌理论”（chaos theory）？有一种现象称之为“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依赖”（sensitive dependence on initial conditions）。这种现象在气象领域被半开玩笑地叫做“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一只蝴蝶今天在纽约（或者是达兰萨拉）搅动空气，或许在下个月就会在北京变成一场风暴？
但是在达兰萨拉，如此勇敢而乐观的时刻实属凤毛麟角。这个图伯特的流亡首都是一处让人慢慢丧失精力和信心的地方。公开宣称的民主和争取自由的理想与流亡领袖们（包括达赖喇嘛尊者自己）对某种专制保守主义（粉饰着迎合西方需要的新时代的花言巧语）的与日俱增的偏好之间矛盾，在我们的社会里年复一年变得愈发突出和不可调和。人们有时会觉得，何必如此自寻烦恼？但无论是出于习惯、固执还是残存的一点点希望，一个人就“如同日落西山的时候往东赶路。远处已经黑了，但前面还剩下那么一丁点儿光亮，你只能就着这点亮往前一点一点走着。”[12]
上面这段话来自老舍的《骆驼祥子》（英文版名为Rickshaw，即“黄包车”）。他是中国最著名的现代作家之一。老舍是满族人，1899年生于北京，他非常崇拜狄更斯。1966年，他遭受“批斗”而后在这座满清故都西南角的太平湖沉湖自尽。[13]他最著名的作品《骆驼祥子》讲述了北京一名黄包车夫悲剧人生故事。在一个极为悲惨心酸的场景中，这位车夫的妻子临死前做出了前文引述的凄凉绝望的人生感悟。[14]
很多那个时代的中国作家对他们国家的未来都持有一种深切的宿命论的观点。即便是鲁迅——或许是这些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位——也时常觉得自己对军阀、政客和革命者们的暴力与贪赃枉法的反抗是徒劳无用的。在他最为压抑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表述：“于我看来，语言与文字是失败的象征。那些真正能够反抗命运的人是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的。而那些强者和胜者也是如此，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保持沉默。打个比方说，想一想当鹰扑向兔子的时候，是兔子在尖叫而不是鹰，同样，当猫抓住老鼠的时候，是老鼠在尖叫而不是猫。”[15]
然而无论如何，鲁迅的文章已然比他的宿敌国民党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存活的更长久，而且无疑在中共以及中共的御用文人和辩护士们寿终正寝之后，鲁迅的文章还将长久地被人们阅读和仰慕。优秀的文学作品所具备的似乎不仅仅比暴政更长久的生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之流遗留下的政治和心理废墟上，这些作品还似乎具备一种再生重建的作用。
因此，歌德（Goethe）错了而使徒约翰（the apostle John）是对的。“文字是一切的开始……”
战后的德国被夷为一片瓦砾，是它的作家们重建了德国的精神。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16]、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oll）[17]、齐格飞蓝茨（Siegfred Lenz）[18]以及其他一些作家重新书写了他们国家的命运。正如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所言：“他们对德语进行了解构并使其焕然一新。砍削了其中病态的成分，重新进行整合、缝接，并加入了很多新东西，但一如既往地幽默感，非常幽默。”
我依稀记得是在1974年的夏天，借到了一本折了角的平装本《铁皮鼓》（The Tin Drum）。侏儒鼓手奥斯卡·马策莱特（Oscar Matzerath）——他的一声尖叫可以震破方圆数英里的窗户玻璃——他的历险是如此的扣人心弦、如此的让人纠结又如此近乎疯狂的含义深远。事实上，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我确实一直在发着低烧。当然，这部小说深刻地影响了我对文学的看法，尽管我自己若想确切解释其中的原因多少还有些力不能及。在一篇有关《铁皮鼓》含义的赏析评论中，拉什迪成功地向世人说出了他从这部伟大作品中得到的最大的教训：
格拉斯这部伟大的小说用它的鼓声告诉我：要孤注一掷全力以赴；要坚持不懈奋发努力；要摘掉自己的安全网；要在开始说话前做一个深呼吸；要志存高远；要时刻保持面带微笑；要做一个不苟同的人；要与整个世界争辩；并且永远不要忘记写作也类似无数我们试图把握的东西——童年、必然、城市、疑惑、梦想、瞬间、语句、父母、爱情——会如流沙一般从我们的指缝滑落。
重读这些文字，我觉得我至少在话语风格上一直在竖起耳朵聆听那位侏儒鼓手的鼓声。无论我的作品中还有哪些不尽人意之处，但我至少做到了一直面带微笑（—即便是我的最严厉的反对者也可证实这一点）、绝不苟同、与整个世界争辩，并且把每天都当作自己的最后一天全力以赴。
至于此书的题目为什么叫《影子图伯特》（Shadow Tibet）？是这样，原因之一是文集中有一篇自己比较得意的同名文章。同时我还想通过这本书向伟大的比利时汉学家和艺术史家西蒙•莱斯（Simon Leys）[19]表达敬意，他的著作《影子中国》（Chinese Shadows）是我迄今所见过的最早也是最出色的揭露毛时代中国真相的作品之一。此书名为《影子图伯特》还有另一个原因。
就像在科幻小说里存在的交叉世界（alternate worlds），当今似乎也同时存在两个不同的图伯特。一个图伯特频频出现在社会名流赞助活动、博物馆开幕式上；给人们带来各种工作和学术机会；是大众心灵追求的目标和新时代的流行时尚。这个图伯特俘获了西方人的浪漫幻想，也是当今人们对图伯特问题的主要兴趣所在。在这里，图伯特远非一个有关独立自由的问题，而是代表了富人们和反叛一代的年轻人（the established）对精神抚慰、生态和谐以及世界和平的未曾实现的梦想。作为博巴的祖国的图伯特问题与这个图伯特相比，即毫不相干也无足轻重。西方人将这个图伯特看做是拯救物质主义的和自我毁灭的西方世界的神秘智慧宝库。
然而在残酷无情的达尔文主义的现实中，还存在着另一个图伯特。在中共的占领之下，这个图伯特到处是告密者、秘密警察、监狱的高墙、酷刑、处决、失业、种族主义和不可遏制的文化毁灭。在博巴的个人生活上，这个图伯特呈现出的是酗酒、性堕落、家庭破碎、暴力和与日俱增的绝望；在流亡社会，尤其在流亡社会的领导层，这个图伯特表现出的是神智混乱、迷失政治方向、虚伪、犬儒以及激烈的宗教和政治争斗。
然而，同样是这个图伯特还有或许至今还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这里充满了自我奉献、忠贞不渝、热爱国家以及应声而起的勇敢和牺牲。我试图书写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图伯特。这便是“影子图伯特”
在此，我一定要感谢嘉措（Gyamtso）为此书设计排版以及菲丽希蒂•邓康（Felicity Dumkhang）的艰辛编辑。还要感谢为本书设计封面并最终定版的我的好朋友克里斯多夫•白书且（Christophe Besuchet）以及曼纽尔•鲍尔（Manuel Bauer），我在书中使用了一张他拍摄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图伯特照片。当然，我还必须特别向丽萨•姬莉（Lisa Keary）表示谢意，感谢她为本书进行了最终编辑并为联系亚洲高地出版社（High Asia Press）付出了极大辛劳，感谢她为图伯特自由事业所做的坚定支持和无私努力。
【译注】
[1] 阿里斯泰尔•麦克林（Alistair McLean，1922-1987），苏格兰小说家，擅长创作战争、惊悚、探险类的畅销小说，有三部小说后来被拍摄成由格里高利•派克（Gregory Peck）和理查•伯顿（Richard Burton）等好莱坞明星主演的卖座影片，分别是《纳瓦隆大炮》（The Guns of Navarone）、《血染雪山堡》（Where Eagles Dare）和《大北极》（Ice Station Zebra）。
[2] 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英语：Robert A. Heinlein，1907年7月7日－1988年5月8日），美国硬科幻小说作家，被人称为科幻先生（Mr. SF）。他的作品不但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可信性达到了罕有的标准，而且也提高了科幻类的文艺水平评价标准。他是1940年代晚期将无修饰科幻小说打入主流杂志（比如《星期六晚邮报》）的第一位科幻小说作家，他是1960年代最畅销长篇科幻小说的前几名作家之一。他、艾萨克·阿西莫夫和阿瑟·克拉克被称为科幻小说三巨头。他五次赢得星云奖，于1975年获得星云奖的第一届科幻大师奖，七次赢得雨果奖（三次是追授）。
海因莱因作品的主要题材包括：极端个人主义、自由意志主义、独我论、宗教，精神和肉体之爱的关系，对全新家庭结构关系的猜测，等等。由于他对这些题材独数一格的写法，外界对他作品的反应经常迥然不同。例如：他1951年的《星舰战将》（又译《星船伞兵》）被责为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1961年的《异乡异客》则出乎意料地被列为鼓吹性解放和反文化。
[3]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年8月1日—1891年9月28日），美国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由于家境不好，做过农夫、职员、教师、水手、海军等职务，后来成为小说家，他以其海上经历为事实依据写成其寓言杰作《白鲸记》（Moby Dick, 1851年），这部小说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英国作家毛姆认为梅尔维尔的《白鲸记》是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之一，地位更在马克·吐温等人之上。梅尔维尔也被誉为美国的“莎士比亚”。
[4] 罗伯特·冯·兰克·格雷夫斯（Robert von Ranke Graves，1895年7月24日－1985年12月7日），是英国诗人，学者，小说家暨翻译家。专门从事古希腊和罗马作品的研究。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创作了140余部作品。他的回忆录《向一切告别》（1929年）讲述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
他以写作为生,他的《耶稣王》（King Jesus），古罗马帝国三部曲《我，克劳迪斯》（I， Claudius）、《克劳迪斯神和他的妻子梅萨利纳》（Claudius the God and His Wife Messalina）、《贝利萨里乌斯伯爵》（Count Belisarius）是特别受欢迎的历史小说。他也是一个杰出的古典拉丁语和古希腊文的翻译家，1934年格雷夫斯因小说《我，克劳迪斯》被授予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
[5] 尤瑟纳尔（Yourcenar, Marguerite，1903-1987） 真名Marguerite de Crayencour(玛格丽特·德·凯扬古尔)，尤瑟纳尔是作家与父亲一起以姓氏字母重新组合后为自己起的笔名。法国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翻译家。
她最著名的小说是Mémoires d'Hadrien (1951;《哈德里安回忆录》，1954年出版英译本)，法美两国文艺批评界一致对该书高度评价。 这本小说是一个虚构的罗马皇帝的自传，以一封写给他收养的孙子、未来的皇位继承人马克· 奥里略的书信形式出现。
尤瑟纳尔不断挑战自己作为作家的能力，她的文学风格多变。但她作品的主要特色是对古代文明和历史变迁的丰富知识，以及尝试理解人类行为的动机。尤瑟纳尔坚信，历史是一所“获得自由的学堂”，是对人类进行哲理思考的跳板。因此，她特别青睐历史，她的虚构作品漫游于古代、文艺复兴时期以及20世纪初的广大空间；若用现代的文论言语表达，尤瑟纳尔的全部作品都是互文性的杰作，充满着今与古、此与彼、我与他、灵与肉、具体与抽象的对话。
[6] 普罗柯比(Procopius，约500--565)，拜占庭历史学家，为查士丁尼皇帝的同时代人，撰写历史著作《战记》、《秘史》等。
生于该撒利亚，青少年时代接受贵族文化教育和法律训练，通晓当时的多种西亚语言。527年投名将贝利撒留（Belisarius）幕下，在随后的二十余年中，追随贝利撒留而亲历了在汪达尔王国、意大利、西班牙的战争。6世纪50年代起长期寓居君士坦丁堡，在从政和从事律师职业的同时完成了数部历史著作的写作。
战记》记述查士丁尼为恢复昔日伟大的罗马帝国疆域而发动的波斯战争、汪达尔战争和哥特战争。《建筑》颂扬查士丁尼在帝国各地进行的建筑工程。《秘史》揭露贝利撒留及其妻子的丑行，抨击皇帝查士丁尼和皇后塞奥多拉的专制统治。另外还有大量散文与书信传世。
[7] Josephus(约瑟夫斯): 约37—100，犹太历史学家和军人。原名约瑟夫•本•马赛厄斯。生于耶路撒冷。西元66年在反对罗马的犹太起义中他指挥一支加利利军队。在向罗马人投降时他施展手段获取优待，得以前往罗马，在那里写出几部关于犹太历史和宗教的著作，包括《犹太战争史》(History of the Jewish War，西元75--79年问世)和《犹太古事记》(Antiquities of the Jews，西元93年问世)。卒于罗马。
[8] 索多留（也译作“苏维托尼乌斯”），全名盖乌斯·苏维托尼乌斯·特兰克维鲁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罗马帝国早期的著名纪传体历史作家。像许多古代学者一样，作者详细地记载了许多别人的故事，却没有留下关于他自己的事迹。关于他的出生年月，至今无人说得准确。苏维托尼乌斯在《罗马十二帝王传》和《名人传》中也只给了人们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
[9] 塔西佗(Tacitus，约A.D.55～120年)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在罗马史学上的地位犹如修昔底德在希腊史学上的地位。
塔西佗的著作，保存下来的有4种，其中3种是完整的短篇作品，2种是已经残缺的长篇历史著作。按它们的写作时间列举如下：1.《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2.《阿格里可拉传》（De Vita Iulii Agricolae）3.《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5.《历史》（Historiae，亦译作《罗马史》）4.《编年史》（Annuls，也译作《罗马编年史》）。
塔西佗在西方历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抽离自我，超然物外”的客观主义写史原则，这是塔西佗史学成就的最高体现，也标志着西方史学在对史学本体的认识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0] 李维（Livius，Titus，公元前59～公元17），全名提图斯·李维，古罗马历史学家。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帕塔维乌姆（今帕多瓦），卒于帕塔维翁。其家世和父母不得而知，据说出生于贵族，早年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他学习了文学、史学、修辞学、演说术等，是罗马共和后期学问渊博、几乎无所不知的大学问家。后移居罗马，与屋大维过从甚密。此时屋大维已经打败安东尼，罗马局势恢复稳定，李维奉命教授屋大维的继孙克劳狄，即后来的皇帝。
他拥护屋大维创立的元首制，但是思想仍然偏向共和制，为了挽救中后期的罗马，他决定写一部史书来记述罗马人祖先的英勇，避免罗马共和国覆灭，于是创作了《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即“李维罗马史”，书中充满爱国思想、道德说教、复古主张和对共和制度的赞赏。
[11] 作者此处年代记忆有误，毛泽东死于1976年9月9日。
[12] 同译注14；
[13] 有关老舍自杀地点作者此处记述有误。
老舍自杀的太平湖位于清代北京城西北角，而不是西南角。北京城的西南角也曾经有一个更加古老的“太平湖”，但早已被填平，原址即现在的金隅大厦和中央音乐学院附近。
据记载，1949年前，新街口豁口外西侧护城河北有一个大苇塘，塘深约2米，元代时是积水潭的一部分，明代筑城将它分割于城外。1958年，苇塘被疏浚成湖，命名为“太平湖”。1966年8月24日，作家老舍在此投湖自尽。
1971年，太平湖在修环城地铁时被填平，原址上建成现在的地铁检修车辆段，北京从此失去了这一片水域。2005年8月动工的北护城河综合治理工程将“重现太平湖”列入规划。“新太平湖”并非在原址上复建，而是将北护城河西直门暗涵至新街口大街段拓宽改造而成。
填平，重建，无数的悲剧就此被遗忘。
[14] 作者此处的引文或来自英文译本或来自话剧台词。译者在原著相关章节中（第十九章）没有找到相关文字，祥子的妻子虎妞死于难产，死前并无只言片语。
[15] 此处引用的鲁迅的文字尚未找到对应的原文。
[16] 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1927年生于但泽（今波兰的格但斯克），父母亲一方是德意志人，一方是波兰人。他十七岁被征入伍。一九四六年，当他从美军的战俘营获释时，他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难民了。他当过农业工人、钾盐矿矿工、石匠艺徒，先后在杜塞尔多夫和西柏林的艺术学院学习雕塑与版画。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小说。195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使他获得世界声誉。1999年他成为成为20世纪最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7] 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Boll，1917～1985）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生于科伦一雕刻匠家庭。1939年入科伦大学学习日耳曼语文学，同年应征入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曾负过伤，当过俘虏，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深恶痛绝。1985年逝世。海因里希·伯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20世纪70年代，海因里希·伯尔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高峰。1971年发表的《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是伯尔全部创作的结晶，被诺贝尔奖评委会誉为“臻于顶峰”之作。《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1974）的发表又引起了强烈反响。由此作家被公认为当代德国的歌德和国际文坛巨擘。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曾多次获国内外文学奖，1970至1974年先后担任联邦德国和国际笔会主席。
1972年“为了表扬海因里希·伯尔的作品，这些作品兼具有对时代广阔的透视和塑造人物的细腻技巧，并有助于德国文学的振兴 ”，伯尔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18] 齐格飞·蓝茨(Siegfried Lenz，1926年3月17日)，德国作家，为德国当代最杰出作家之一，与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oll）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齐名，但受欢迎程度更胜前两者。
1926 年3月17日，蓝茨生于东普鲁士马祖里地区的吕克城，1943年被海军征召入伍，在纳粹德军崩溃时逃往丹麦。战后他在汉堡大学攻读哲学、文学等课程， 1950年担任德国《世界报》编辑，1951年起成为专职作家，并发表第一部小说《空中群鹰》；初期的作品主要受到托马斯·曼、陀斯妥耶夫斯基、加缪、福克纳、海明威等人的影响。
的成名小说《德语课》（1968），取材自画家埃米尔‧汉森在纳粹统治时期被禁止作画的真实事件；本书引发读者对于被纳粹践踏的公民义务进行反省，成为战后德国最广为流传的小说之一。除了长、中篇小说之外，蓝茨还撰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舞台剧以及广播剧。蓝茨擅长用文学展现各种社会现象，短篇小说集《我的小村如此多情》（1955）取材自家乡吕克的童话与乡野轶闻，引起广大回响，被公认为1950年代德国“乡土小说”最重要的作品。
蓝茨曾获多项著名文学奖的肯定，包括“不来梅文学奖”、“歌德奖”和“德国书商协会和平奖”等。已翻译出版的著作有《少年与沉默之海》（1999）与《失物招领处》（2003）等。
[19] 西蒙•莱斯（Simon Leys，1935年9月28日－），本名李克曼（Pierre Ryckmans）。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笔名为西蒙•莱斯（Simon Leys），汉学家、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曾在荷语天主教鲁汶大学学习法律，后在台湾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学与艺术。在其于1970年定居澳大利亚前，还曾前往香港。后来，他来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中国文学，他的学生中包括了现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之后的1987到1993年间，他则前往悉尼大学担任中国文学教授。
李克曼曾透露，他于1971年出版《毛主席的新衣》（Les habits neufs du président Mao）一书时，由于担心用真名发表可能从此失去前往中国进行研究的机会，听从朋友的劝告使用了假名。于是，他选择了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小说《勒内•莱斯》（René Leys）的主人公莱斯作为笔名。
他写过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书籍，也翻译过包括《论语》在内的一些中文著作。本文中提到的《影子中国》（Chinese Shadows）一书出版于1977年，是国际上最早研究中国文革的专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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