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LEN BARRY 2017年4月7日
新德里——對81歲的達賴喇嘛(Dalai Lama)而言，這是一段艱難的旅程，或許是他最後一次越過這個位於中國邊界附近的山口，前往一個對他的生活和藏傳佛教的歷史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城鎮。
大暴雨猛烈襲擊了將他載入這座山谷的小飛機。一行人被迫改走陸路，每天在陡峭、蜿蜒的山路上行進七八個小時，兩旁列著期待能看他一眼的村民。
隨著他每天距離聖地達旺越來越近，中國開始施加更大的壓力阻止他前進，發出的警告越來越有威脅性。
至週四，也就是達賴喇嘛預計抵達達旺的前一天，官方報紙《中國日報》寫道，如果印度當局允許達賴喇嘛繼續這趟行程，北京「將毫不猶豫地以牙還牙」。
學者們表示，這趟旅程最緊要的是解決這樣一個重大問題：誰將是達賴喇嘛的繼任者，以及這位繼任者——通常是一個被確認為達賴喇嘛轉世的嬰兒——會生活在中國的影響範圍之內還是之外。
達旺是藏傳佛教的大本營，也是以前一位達賴喇嘛的出生地。達賴喇嘛是想通過拜訪這個地方刺激北京，後者堅稱這個地區應該是中國的一部分。他也是在鞏固自己的教派在該地區民眾中的深厚根基，為那裡出現一名轉世化身鋪路。
「他是一個聰明的喇嘛，在做長遠的思考，就像他一貫那樣。」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的分析師布拉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說。「他不愛感情用事。他這次阿魯納恰爾邦之旅壓根沒有一點情緒化的成分。」
達旺是信奉藏傳佛教的門巴族人的故鄉，過去曾向位於它北部316英里（約合510公里）遠的拉薩的統治者進貢。儘管這個城鎮的人口只有大約1.1萬，但官員們表示，他們預計本週達賴喇嘛現身達旺的寺廟時，會吸引多達6萬人聚集。
「在過去的兩個月裡，我們一直在做準備，」這座寺廟的主持洛桑庫姆(Lobsang Khum)說。「所有人都想見他，得到他的祝福，觸摸他的腳。對我們來說，達賴喇嘛比我們的生命還要重要。」
門巴族人最珍視的傳說與倉央嘉措(Tsangyang Gyatso)有關，後者在1682年成為第六世達賴喇嘛。這裡的人會去他童年的住所朝聖——那裡擺著一塊石頭，上面有一個模糊的腳印據說就是他的留下的——還熱切地表示希望奇蹟會再次發生。
「下一任達賴喇嘛出生在達旺，是這裡許多人的夢想，」達旺的副長官桑平措(Sang Phuntsok)說。當地議員次仁扎西(Tsering Tashi)表示，作為一名在俗教徒，他無權置評，但最後他還是沒忍住。「我希望下一任達賴喇嘛的轉世化身出現在達旺，」他說。「我能說的就這些。」
達賴喇嘛對於如何選出繼任者諱莫如深。
過去，和尚們會依靠幻象和神諭引領，找到一個在前任達賴喇嘛去世時懷上的孩子。確定後，他們會進行測試，以便確認他就是轉世的喇嘛，比如讓他挑選出屬於他的前任的物品。
但這種辦法會令藏傳佛教在至少一年的時間無人領導，這會讓中國有機會確認和宣傳它自己的候選人。達賴喇嘛暗示，他可能會選擇一種非傳統的選拔程序，在自己仍然在世的時候挑選一名兒童或一個成人來接替他的位置。
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研究現代西藏的歷史學家羅伯特·J·巴尼特(Robert J. Barnett)表示，老去的藏傳佛教喇嘛有時會訪問他們之後轉世為嬰孩的地方，達賴喇嘛前往達旺和蒙古似乎就屬於這種情況。
「這是一種刺激、試探中國人，提醒他們不能控制下一次轉世在哪裡發生的方式，」他說。
本週，隨著達賴喇嘛於抵達達旺的時間臨近，中國發出的聲明火藥味也越來越濃，這種策略曾經成功地迫使許多國家的官員冷落這位西藏領導人。
週三，中國的一名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印度「執意安排」達賴喇嘛這次訪問活動，會「嚴重傷害」中印關係。週四，官方小報《環球時報》建議，中國可以通過支持克什米爾的反印度軍事行動來進行報復。
印度「哪裡有資本把中印關係搞砸本」？文中帶有諷刺意味地問道。「中國的GDP數倍於印度，我們的軍事力量已經可以向印度洋投送，印度周邊有中國友好國家，印度不穩定的東北部緊靠中國，如果中印相互『玩地緣政治』，北京會輸給新德里嗎？」
儘管印度通常會謹慎地避免激怒中國，但幾位官員這次的反應卻異乎尋常地帶有挑釁意味。阿魯納恰爾邦首席部長佩馬坎杜(Pema Khandu)本週做出不同尋常的舉動，稱獨立的西藏——而非中國——才是印度在北面真正的鄰居。
「讓我把話說清楚，」佩馬坎杜對記者們講道。「中國無權告訴我們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因為它根本不是我們的鄰居。」
達賴喇嘛對隨訪他的記者群體表現出一貫的友好，興高采烈地就量子物理學至全球暖化等各種話題發表觀點。巴尼特表示，他幾乎不需要再做什麼了。
「除了活著和做他那耀眼的自己從而令中國人難堪之外，他不需要再做任何事，」他說。「他會來到邊境線上，成為一個完全自由的人，距離中國的領土只有幾米之遙，但他們對此無能為力。」
達賴喇嘛也回顧了自己1959年逃離西藏的情景，當時他從中國軍方在拉薩進行的軍事鎮壓行動中逃走。他偽裝起來，和一小群隨從越過了這個山口，到達旺尋求庇護。
他在本週與76歲印度士兵納倫·錢德拉·達斯(Naren Chandra Das)重逢，後者在逃難的最後三天裡一直陪同著他。兩人在鏡頭前擁抱：這名退役士兵極其瘦弱，眼睛因為患上白內障而看不大清；達賴喇嘛則臉色紅潤，十分愉快。
「我變老了，他卻還是那個樣子，」達斯說道。「他是個大人物，是西藏的國王。」
歡迎在Twitter上關注本文作者Ellen Barry@EllenBarryNYT。
Hari Kumar對本文有報導貢獻。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70407/dalai-lama-sucessor-tibet-china-buddhism/zh-hant/
星期六, 4月 22, 2017
星期二, 12月 06, 2016
达赖喇嘛：哲布尊丹巴会在蒙古转世
达赖喇嘛教导蒙古信众观察上师资格
来源
【西藏之声2014年12月4日报道】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向蒙古信众讲解《广论》时，教导大家，高僧仁波切的转世并不一定就具备了上师的资格，信众们要去仔细地观察，再进行依止。
今天（12月4日），达赖喇嘛尊者继续向信众开示《菩提道次第广论》时，讲到了怎样依止善知识的部分。
（录音）尊者要信众们了解，一位合格的上师，不一定就是某个高僧仁波切的转世。比如，龙树菩萨就是具备所有上师资格的善知识，但他不是谁的转世，也没有什么宫殿和侍从；同样，是高僧仁波切的转世，也不一定就具备上师的资格，比如个别败坏佛教名声的转世珠古；当然，西藏有很多既是高僧转世，又具备资格的真正上师。
达赖喇嘛强调，信众们在依止上师前，先要仔细地观察对方是否具备上师的资格，而且要将对方视作普通的法友来观察其言行举止，通过提问和讨论来了解对方的佛法造诣，确定后再进行依止，这也是宗喀巴大师在《广论》的这一部分，所强调的内容。
有关依止上师方面，尊者在昨天的问答环节中，也就被封为蒙古国师的西藏觉囊派哲布尊丹巴江白南卓法王的转世问题，进行了阐释。
（录音）尊者表示自己10多岁时，就与上一世哲布尊丹巴仁波切有著非常密切的关系。而流亡印度后，哲布尊丹巴仁波切也为佛教事业，付出了许多努力，他对达赖喇嘛的建议和意见，也非常尊重。
达赖喇嘛还指出，哲布尊丹巴仁波切一定会在蒙古转世：（录音）“哲布尊丹巴仁波切圆寂前，我曾与他见面，提出仁波切年事已高，应该考虑圆寂后的转世问题，建议他能够在蒙古转世，所以哲布尊丹巴的转世一定会出现在蒙古。至于蒙古的信众应该为此做些什么，我建议你们要积累资粮、好好研习佛法，如果要特别进行祈祷的话，不论僧俗都可以念诵《文殊真实名经》，这可以帮助仁波切的转世顺利进行。不过等到哲布尊丹巴仁波切的转世出现后，你们可不要立即将他放在高高的法座上供奉，而是要让他接受完整的佛法教育，成为名符其实的哲布尊丹巴。”
明天（12月5日），达赖喇嘛尊者将在传授大悲胜海观音灌顶后，结束为期四天，面向蒙古信众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传法会。
来源
【西藏之声2014年12月4日报道】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向蒙古信众讲解《广论》时，教导大家，高僧仁波切的转世并不一定就具备了上师的资格，信众们要去仔细地观察，再进行依止。
今天（12月4日），达赖喇嘛尊者继续向信众开示《菩提道次第广论》时，讲到了怎样依止善知识的部分。
（录音）尊者要信众们了解，一位合格的上师，不一定就是某个高僧仁波切的转世。比如，龙树菩萨就是具备所有上师资格的善知识，但他不是谁的转世，也没有什么宫殿和侍从；同样，是高僧仁波切的转世，也不一定就具备上师的资格，比如个别败坏佛教名声的转世珠古；当然，西藏有很多既是高僧转世，又具备资格的真正上师。
达赖喇嘛强调，信众们在依止上师前，先要仔细地观察对方是否具备上师的资格，而且要将对方视作普通的法友来观察其言行举止，通过提问和讨论来了解对方的佛法造诣，确定后再进行依止，这也是宗喀巴大师在《广论》的这一部分，所强调的内容。
有关依止上师方面，尊者在昨天的问答环节中，也就被封为蒙古国师的西藏觉囊派哲布尊丹巴江白南卓法王的转世问题，进行了阐释。
（录音）尊者表示自己10多岁时，就与上一世哲布尊丹巴仁波切有著非常密切的关系。而流亡印度后，哲布尊丹巴仁波切也为佛教事业，付出了许多努力，他对达赖喇嘛的建议和意见，也非常尊重。
达赖喇嘛还指出，哲布尊丹巴仁波切一定会在蒙古转世：（录音）“哲布尊丹巴仁波切圆寂前，我曾与他见面，提出仁波切年事已高，应该考虑圆寂后的转世问题，建议他能够在蒙古转世，所以哲布尊丹巴的转世一定会出现在蒙古。至于蒙古的信众应该为此做些什么，我建议你们要积累资粮、好好研习佛法，如果要特别进行祈祷的话，不论僧俗都可以念诵《文殊真实名经》，这可以帮助仁波切的转世顺利进行。不过等到哲布尊丹巴仁波切的转世出现后，你们可不要立即将他放在高高的法座上供奉，而是要让他接受完整的佛法教育，成为名符其实的哲布尊丹巴。”
明天（12月5日），达赖喇嘛尊者将在传授大悲胜海观音灌顶后，结束为期四天，面向蒙古信众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传法会。
星期三, 11月 23, 2016
达赖喇嘛到访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2016年11月17日星期四
来源：http://smglnc.blogspot.hk/2016/11/blog-post_17.html
达赖喇嘛本周将抵达蒙古访问，美联社认为，此次行程可能会引发中国的不快。
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甘丹寺( Gandan monastery)名叫达瓦普勒夫的僧侣告诉记者，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将从本周五（11月18日）开始对蒙古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他还表示，此次行程完全是宗教性质。访问蒙古期间，达赖喇嘛将被授予一个荣誉头衔，参加宗教礼仪，他还将同学者举行讨论以及同蒙古青少年代表举行座谈。达瓦普勒夫负责本次达赖喇嘛的行程安排，他对记者没有提到是否安排达赖喇嘛会晤蒙古政治家。
与甘丹寺这一蒙古最大寺院有竞争关系的另一个被称为大库伦（Ikh Khuree）寺院的住持桑多利藏丹（Sanjdorj Zandan）则批评说达赖喇嘛的访问是对蒙古内部事务的干涉。他说，达赖喇嘛像是要任命蒙古佛教的新领袖。不过，达瓦普勒夫拒绝接受这一说法。
蒙古经济极为依赖同中国的贸易，2015年蒙古全国出口总额的近90%销往了中国。美联社分析，同以往一样，达赖喇嘛每到一处都会引起中国的不快。2002年达赖喇嘛访问蒙古时，中国利用华贸易这一杠杆，切断铁路货运，中断航空运输。蒙中边界客运往来也受到阻碍。据路透社的报道，2002年中方曾中断两天的客运，致使500人滞留边境。2014年蒙古方面借口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而取消了达赖喇嘛的既定讲经的行程，该次旅行推延至2015年最终成行。
佛教于16世纪传入蒙古。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对蒙古的佛教进行了大清洗，据称处决了大约1万7千名喇嘛。 1991年之后，佛教黄帽派在蒙古重新登陆，而达赖喇嘛是公认的黄帽派的领袖之一。
达赖喇嘛本周访问蒙古国，这也是他1979年以来第9次到访该国。大约一半的蒙古居民都是藏传佛教的信徒，达赖喇嘛在乌兰巴托进行了三天的讲经布道，而大学生则是他启迪教育的重点对象。
在乌兰巴托甘丹寺的庙堂里，挤满了虔诚的信徒。虽然温度已经是零下，但这丝毫没有阻挡人们的热情，大家都耐心的等待着。
达赖喇嘛谈佛教经典和现代科学之间的共同之处，并鼓励年轻蒙古人遵循自己的传统，重新回归佛教理念。
现代的教育主要集中在肤浅的东西上，但是并不能带来内心的和平。你们在蒙古已经掌握了如何找到内心平静的方法，只是你们不用它。这多可惜啊！假如你们把佛教和现代教育结合起来，就可以建造一个更加幸福的社会。
从1924年到1991年，蒙古一直实行共产主义统治，并与苏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官方禁止一切宗教活动。当时，人们只有偷偷地在家里进行佛教仪式。成千上万名喇嘛在30年代遭到迫害。现在，佛教重新在蒙古兴盛起来，自从90年代民主化之后，大批的僧侣远赴印度的大型藏传佛教寺庙进修学习。
不过，现在年轻的一代蒙古人当中，传统的信仰已经部分流失。因此达赖喇嘛也将年轻的蒙古人列为自己此次布道讲学的主要对象。
我这一代人要渐渐地淡出了。但你们年轻的一代，生活才刚刚开始。蒙古的未来完全掌握在你们手中。
达赖喇嘛的演讲给21岁的奥德格雷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他讲的很重要。即使你心情郁闷，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保持精神的放松和平静。"
达赖喇嘛此次蒙古之行仅仅提前一天公布，据猜测这与中国政府方面的抗议有关。也许蒙古方面想来个出其不意，以既成事实说话。向达赖喇嘛发出邀请的甘丹寺的新闻发言人达瓦普雷夫用外交辞令解释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公布行程的原因："这应该和政治上的问题有关联。对蒙古的佛教徒来说，达赖喇嘛能经常来做客是一件好事，但政治上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当然了，他的出访不带有任何政治背景，而是单纯的宗教活动。"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对这一访问提出了抗议，指责达赖喇嘛借出访之机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达赖喇嘛一向对此类指责予以反驳。不过，对于蒙古国来说，达赖喇嘛的访问的确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该国在经济上对中国有很强的依赖性，它对外出口产品的三分之二都是流向中国。而人们在蒙古境内能够买到的商品，不是中国生产的，就是途经中国进入市场的。
此前，蒙古政府曾试图将达赖喇嘛此行每天下午的讲经活动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场所去。因为中方抗议，原定的讲经地点--位于乌兰巴托机场附近的新体育场是中国援建的。不过，最终蒙古政府还是无法抵挡民众的压力，决定活动按原定计划举行。
来源：http://smglnc.blogspot.hk/2016/11/blog-post_17.html
达赖喇嘛本周将抵达蒙古访问，美联社认为，此次行程可能会引发中国的不快。
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甘丹寺( Gandan monastery)名叫达瓦普勒夫的僧侣告诉记者，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将从本周五（11月18日）开始对蒙古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他还表示，此次行程完全是宗教性质。访问蒙古期间，达赖喇嘛将被授予一个荣誉头衔，参加宗教礼仪，他还将同学者举行讨论以及同蒙古青少年代表举行座谈。达瓦普勒夫负责本次达赖喇嘛的行程安排，他对记者没有提到是否安排达赖喇嘛会晤蒙古政治家。
与甘丹寺这一蒙古最大寺院有竞争关系的另一个被称为大库伦（Ikh Khuree）寺院的住持桑多利藏丹（Sanjdorj Zandan）则批评说达赖喇嘛的访问是对蒙古内部事务的干涉。他说，达赖喇嘛像是要任命蒙古佛教的新领袖。不过，达瓦普勒夫拒绝接受这一说法。
蒙古经济极为依赖同中国的贸易，2015年蒙古全国出口总额的近90%销往了中国。美联社分析，同以往一样，达赖喇嘛每到一处都会引起中国的不快。2002年达赖喇嘛访问蒙古时，中国利用华贸易这一杠杆，切断铁路货运，中断航空运输。蒙中边界客运往来也受到阻碍。据路透社的报道，2002年中方曾中断两天的客运，致使500人滞留边境。2014年蒙古方面借口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而取消了达赖喇嘛的既定讲经的行程，该次旅行推延至2015年最终成行。
佛教于16世纪传入蒙古。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对蒙古的佛教进行了大清洗，据称处决了大约1万7千名喇嘛。 1991年之后，佛教黄帽派在蒙古重新登陆，而达赖喇嘛是公认的黄帽派的领袖之一。
达赖喇嘛本周访问蒙古国，这也是他1979年以来第9次到访该国。大约一半的蒙古居民都是藏传佛教的信徒，达赖喇嘛在乌兰巴托进行了三天的讲经布道，而大学生则是他启迪教育的重点对象。
在乌兰巴托甘丹寺的庙堂里，挤满了虔诚的信徒。虽然温度已经是零下，但这丝毫没有阻挡人们的热情，大家都耐心的等待着。
达赖喇嘛谈佛教经典和现代科学之间的共同之处，并鼓励年轻蒙古人遵循自己的传统，重新回归佛教理念。
现代的教育主要集中在肤浅的东西上，但是并不能带来内心的和平。你们在蒙古已经掌握了如何找到内心平静的方法，只是你们不用它。这多可惜啊！假如你们把佛教和现代教育结合起来，就可以建造一个更加幸福的社会。
从1924年到1991年，蒙古一直实行共产主义统治，并与苏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官方禁止一切宗教活动。当时，人们只有偷偷地在家里进行佛教仪式。成千上万名喇嘛在30年代遭到迫害。现在，佛教重新在蒙古兴盛起来，自从90年代民主化之后，大批的僧侣远赴印度的大型藏传佛教寺庙进修学习。
不过，现在年轻的一代蒙古人当中，传统的信仰已经部分流失。因此达赖喇嘛也将年轻的蒙古人列为自己此次布道讲学的主要对象。
我这一代人要渐渐地淡出了。但你们年轻的一代，生活才刚刚开始。蒙古的未来完全掌握在你们手中。
达赖喇嘛的演讲给21岁的奥德格雷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他讲的很重要。即使你心情郁闷，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保持精神的放松和平静。"
达赖喇嘛此次蒙古之行仅仅提前一天公布，据猜测这与中国政府方面的抗议有关。也许蒙古方面想来个出其不意，以既成事实说话。向达赖喇嘛发出邀请的甘丹寺的新闻发言人达瓦普雷夫用外交辞令解释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公布行程的原因："这应该和政治上的问题有关联。对蒙古的佛教徒来说，达赖喇嘛能经常来做客是一件好事，但政治上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当然了，他的出访不带有任何政治背景，而是单纯的宗教活动。"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对这一访问提出了抗议，指责达赖喇嘛借出访之机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达赖喇嘛一向对此类指责予以反驳。不过，对于蒙古国来说，达赖喇嘛的访问的确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该国在经济上对中国有很强的依赖性，它对外出口产品的三分之二都是流向中国。而人们在蒙古境内能够买到的商品，不是中国生产的，就是途经中国进入市场的。
此前，蒙古政府曾试图将达赖喇嘛此行每天下午的讲经活动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场所去。因为中方抗议，原定的讲经地点--位于乌兰巴托机场附近的新体育场是中国援建的。不过，最终蒙古政府还是无法抵挡民众的压力，决定活动按原定计划举行。
星期一, 4月 25, 2016
下一世达赖喇嘛：中国如何抉择
原文：The next Dalai Lama: China has a choice
来源：Guardian UK 英国卫报
作者：Dibyesh Anand
发表时间：2010年12月15日
译者：David Peng 译文来源
来源：Guardian UK 英国卫报
作者：Dibyesh Anand
发表时间：2010年12月15日
译者：David Peng 译文来源
達賴喇嘛當年成功出走真相──如何對中共的宣傳進行考證
作者：李江琳
來源：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16/04/blog-post.html
研究當代西藏史，最大的困難是史料不足，重建史實必須從收集散落在各種解密檔案、出版物、回憶錄、口述歷史中的資料和採訪親歷者做起。對於收集到的資料，第一步是考證其真實性。即使是親歷者或當事人的回憶，也會有記憶的錯誤，更何況西藏問題從產生起就是一個「高度敏感」的問題。為了掩蓋史實，中共宣傳部門，特別是「涉藏宣傳」部門幾十年來編造了許多謊言，這些謊言和宣傳性的文字，以及確實發生過的事件攪和在一起，讓有心瞭解史實的讀者一頭霧水。
一九五○年後的西藏當代史資料，大部分是中文資料，除了內部檔案以外，很多來自報刊書籍。分散在這些出版物中的歷史信息對重建史實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當年的這類出版物，全都是「黨的宣傳工作」的產物。宣傳工作是明確地為當下政治服務的，政治需要什麼，宣傳就怎麼配合。這就給研究者一個挑戰：既不能忽略這些出版物，又不能全盤相信、也不能全盤否定其中的信息，因此就必須對這些信息加以考證。這些年的研究過程中讀了大量的公開和內部的「涉藏出版物」，考證了無數歷史細節，期間有苦有樂，也有了一些心得。
從「劫持說」到「讓路說」
一個典型的例子，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在達賴喇嘛出走後十天，新華社首次發表公報拉薩事件。這時候的中國政府需要對國際社會解釋，為什麼在中國政府和西藏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後不到十年，中國中央政府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達賴喇嘛要離開拉薩出走？中國政府給出的理由是「劫持說」：達賴喇嘛被「叛匪」劫持到印度去了。
此時達賴喇嘛還在印度邊境附近，得知「劫持說」後，在逃亡途中於隆孜宗建立的臨時政府發表了一個聲明。按照西藏政府的慣例，達賴喇嘛以第三人稱的形式反駁「劫持」說。中國政府以此為理由，再次宣佈，達賴喇嘛是被劫持而出走的。達賴喇嘛到達印度境內第一個城市提斯普爾，大批世界各國記者已經在那裡等候多日，達賴喇嘛立即舉行記者會，解釋了他為什麼離開拉薩的理由。至此，對西方民眾來說，「劫持說」不攻自破。然而，中國民眾運氣沒那麼好，因為中國民眾所得到的信息，都是黨的宣傳部門自釀或者挑選出來，專門餵養中國人的。「讓路說」就是中國政府以後對中國民眾的解釋：達賴喇嘛要出走，中國政府寬宏大量，就讓出一條路來讓他走。這個說法至今散佈於各類資料中。
「讓路說」是怎麼讓的路
「讓路說」是專門為中國民眾打造的「史實」，然而，達賴喇嘛從拉薩到印度的這條步行兩周的路是怎樣「讓」的？我至今沒見到過相關報告、命令等，與「讓路」有關的細節全來自於回憶錄一類的資料。
比較權威一點的是原西藏軍區參謀長李覺的回憶，他說達賴喇嘛一行渡拉薩河的時候，解放軍的大炮已對著河灘，但是中央沒有命令，所以沒有開炮，只是看著他們驚慌地渡河。這段回憶說得很具體生動，可是問題就在這具體生動上：一九五九年三月，李覺並不在西藏，當時他在青海金銀灘，負責建造「原子城」。他的「回憶」只能是對道聽途說的「回憶」。這樣的資料在正式編纂的官方史書如《解放西藏史》，或者官方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輯的資料集裡多次出現，都是互相循環引用。歷史研究者在重建史實的時候有一句行話：魔鬼藏在細節中。把「聽說」的「回憶」當原始史料拿出來的時候，就靠研究者對細節的熟悉來辨別，就像鑒定古董和贋品。鳳凰網有一篇文章說得非常具體：「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那個夜晚，月明星稀，達賴等人在拉薩河北岸沙灘上準備渡河時，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率部早已將大炮對準了他們，只要炮一響，這幫人沒有一個能活著離開拉薩河畔。」這段話連語句都和李覺的回憶錄相似，作者不知道的是，張國華那個時候根本就不在拉薩。
二○○八年以後，出現了一些「親歷者」的回憶，然而這些「親歷者」的話錯得過分，使得他們的「親歷」也不可信。二○一六年北京東博文化研究院的文章：「據一九五九年參加平叛飛行員回憶達賴出逃時，總參作戰部和空軍不僅有圖─四遠程重型轟炸機偵察、定位、指揮、引導和轟炸，在瞄準鏡中幾次發現由親戚隨從奴隸輜重陪伴的達賴穿著黃袍渡河和行走，但命令不許轟炸。更有計劃派傘兵分隊乘六架伊爾十二，每機三十人，在六千米高度戴氧氣面罩、飛機發動機進行五分鐘『二次增壓』來高原跳傘，在約四千八百米的樟木口岸山埡口截住達賴退路，粉碎美國CIA策劃出逃陰謀。」這段資料由於提到了達賴喇嘛的穿著、CIA和樟木口岸，很容易找相關史料印證而斷定那是全盤的偽造。
「不再有準確的情報來源了」
以親歷者身份的回憶中，有個名叫王聖文的前飛行員的回憶。這人當年是圖──四轟炸機的駕駛員，聲稱自己某次執行任務時，親眼看到一行人正在渡雅魯藏布江，其中有個穿黃衣服的人，但得到命令不准轟炸。他說，後來張國華告訴獨立四團參謀長趙吉星，圖──四在空中看到的，地面上「穿黃衣服的就是達賴」，報告中央，中央說不炸。然而，有照片為證，達賴喇嘛易裝出走時穿的不是黃衣服。還有一些回憶，把飛機在達賴喇嘛一行上空來回盤旋說得頭頭是道，卻很容易根據達賴喇嘛本人和同行者的回憶錄提供的信息來證偽。
相對來說，原西藏軍區張向明二○○六年自費出版的回憶錄，沒有經過宣傳部門審查刪改，是作者晚年「留此存證」的文字，可能比較真實，他說：「從三月十日到十五日，我們對達賴的情況還能掌握到，從十六到十七日這兩天，我們就沒有能夠接近達賴的人了。所以對達賴三月十七日的出逃，我們不再有準確的情報來源了。」
事實上，達賴喇嘛為是否出走而多次徵詢乃穹神諭，而神諭是在三月十七日下午才要達賴喇嘛當晚出走。所以，達賴喇嘛的出走決定是非常突然的。出走後頭兩天，西藏工委根本就不知道，自然也就談不上攔截或讓路。所謂「讓路說」至今沒有可靠史料佐證。
毛澤東確實說過，達賴喇嘛出走也沒什麼了不起。對於共產黨要在西藏實行佔領加改造的計劃，達賴喇嘛是否在他們手裡不會影響計劃的實行。但是，毛澤東沒有那樣的慈善，也沒有那樣的計謀要「讓路」把達賴喇嘛放出去。否則，毛澤東和軍委後來就不會下令務必不能讓班禪喇嘛出走，要把班禪喇嘛掌握在手裡。達賴喇嘛當時的內外影響力比班禪喇嘛大得多，把達賴喇嘛留住，遠勝於留住班禪喇嘛。只是，達賴喇嘛的成功出走，打破了毛澤東和北京的預期，他們或許沒想到，對於北京來說，出走印度的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如今已經成了一個「核心問題」。
來源：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16/04/blog-post.html
研究當代西藏史，最大的困難是史料不足，重建史實必須從收集散落在各種解密檔案、出版物、回憶錄、口述歷史中的資料和採訪親歷者做起。對於收集到的資料，第一步是考證其真實性。即使是親歷者或當事人的回憶，也會有記憶的錯誤，更何況西藏問題從產生起就是一個「高度敏感」的問題。為了掩蓋史實，中共宣傳部門，特別是「涉藏宣傳」部門幾十年來編造了許多謊言，這些謊言和宣傳性的文字，以及確實發生過的事件攪和在一起，讓有心瞭解史實的讀者一頭霧水。
一九五○年後的西藏當代史資料，大部分是中文資料，除了內部檔案以外，很多來自報刊書籍。分散在這些出版物中的歷史信息對重建史實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當年的這類出版物，全都是「黨的宣傳工作」的產物。宣傳工作是明確地為當下政治服務的，政治需要什麼，宣傳就怎麼配合。這就給研究者一個挑戰：既不能忽略這些出版物，又不能全盤相信、也不能全盤否定其中的信息，因此就必須對這些信息加以考證。這些年的研究過程中讀了大量的公開和內部的「涉藏出版物」，考證了無數歷史細節，期間有苦有樂，也有了一些心得。
從「劫持說」到「讓路說」
一個典型的例子，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在達賴喇嘛出走後十天，新華社首次發表公報拉薩事件。這時候的中國政府需要對國際社會解釋，為什麼在中國政府和西藏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後不到十年，中國中央政府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達賴喇嘛要離開拉薩出走？中國政府給出的理由是「劫持說」：達賴喇嘛被「叛匪」劫持到印度去了。
此時達賴喇嘛還在印度邊境附近，得知「劫持說」後，在逃亡途中於隆孜宗建立的臨時政府發表了一個聲明。按照西藏政府的慣例，達賴喇嘛以第三人稱的形式反駁「劫持」說。中國政府以此為理由，再次宣佈，達賴喇嘛是被劫持而出走的。達賴喇嘛到達印度境內第一個城市提斯普爾，大批世界各國記者已經在那裡等候多日，達賴喇嘛立即舉行記者會，解釋了他為什麼離開拉薩的理由。至此，對西方民眾來說，「劫持說」不攻自破。然而，中國民眾運氣沒那麼好，因為中國民眾所得到的信息，都是黨的宣傳部門自釀或者挑選出來，專門餵養中國人的。「讓路說」就是中國政府以後對中國民眾的解釋：達賴喇嘛要出走，中國政府寬宏大量，就讓出一條路來讓他走。這個說法至今散佈於各類資料中。
「讓路說」是怎麼讓的路
「讓路說」是專門為中國民眾打造的「史實」，然而，達賴喇嘛從拉薩到印度的這條步行兩周的路是怎樣「讓」的？我至今沒見到過相關報告、命令等，與「讓路」有關的細節全來自於回憶錄一類的資料。
比較權威一點的是原西藏軍區參謀長李覺的回憶，他說達賴喇嘛一行渡拉薩河的時候，解放軍的大炮已對著河灘，但是中央沒有命令，所以沒有開炮，只是看著他們驚慌地渡河。這段回憶說得很具體生動，可是問題就在這具體生動上：一九五九年三月，李覺並不在西藏，當時他在青海金銀灘，負責建造「原子城」。他的「回憶」只能是對道聽途說的「回憶」。這樣的資料在正式編纂的官方史書如《解放西藏史》，或者官方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輯的資料集裡多次出現，都是互相循環引用。歷史研究者在重建史實的時候有一句行話：魔鬼藏在細節中。把「聽說」的「回憶」當原始史料拿出來的時候，就靠研究者對細節的熟悉來辨別，就像鑒定古董和贋品。鳳凰網有一篇文章說得非常具體：「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那個夜晚，月明星稀，達賴等人在拉薩河北岸沙灘上準備渡河時，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率部早已將大炮對準了他們，只要炮一響，這幫人沒有一個能活著離開拉薩河畔。」這段話連語句都和李覺的回憶錄相似，作者不知道的是，張國華那個時候根本就不在拉薩。
二○○八年以後，出現了一些「親歷者」的回憶，然而這些「親歷者」的話錯得過分，使得他們的「親歷」也不可信。二○一六年北京東博文化研究院的文章：「據一九五九年參加平叛飛行員回憶達賴出逃時，總參作戰部和空軍不僅有圖─四遠程重型轟炸機偵察、定位、指揮、引導和轟炸，在瞄準鏡中幾次發現由親戚隨從奴隸輜重陪伴的達賴穿著黃袍渡河和行走，但命令不許轟炸。更有計劃派傘兵分隊乘六架伊爾十二，每機三十人，在六千米高度戴氧氣面罩、飛機發動機進行五分鐘『二次增壓』來高原跳傘，在約四千八百米的樟木口岸山埡口截住達賴退路，粉碎美國CIA策劃出逃陰謀。」這段資料由於提到了達賴喇嘛的穿著、CIA和樟木口岸，很容易找相關史料印證而斷定那是全盤的偽造。
「不再有準確的情報來源了」
以親歷者身份的回憶中，有個名叫王聖文的前飛行員的回憶。這人當年是圖──四轟炸機的駕駛員，聲稱自己某次執行任務時，親眼看到一行人正在渡雅魯藏布江，其中有個穿黃衣服的人，但得到命令不准轟炸。他說，後來張國華告訴獨立四團參謀長趙吉星，圖──四在空中看到的，地面上「穿黃衣服的就是達賴」，報告中央，中央說不炸。然而，有照片為證，達賴喇嘛易裝出走時穿的不是黃衣服。還有一些回憶，把飛機在達賴喇嘛一行上空來回盤旋說得頭頭是道，卻很容易根據達賴喇嘛本人和同行者的回憶錄提供的信息來證偽。
相對來說，原西藏軍區張向明二○○六年自費出版的回憶錄，沒有經過宣傳部門審查刪改，是作者晚年「留此存證」的文字，可能比較真實，他說：「從三月十日到十五日，我們對達賴的情況還能掌握到，從十六到十七日這兩天，我們就沒有能夠接近達賴的人了。所以對達賴三月十七日的出逃，我們不再有準確的情報來源了。」
事實上，達賴喇嘛為是否出走而多次徵詢乃穹神諭，而神諭是在三月十七日下午才要達賴喇嘛當晚出走。所以，達賴喇嘛的出走決定是非常突然的。出走後頭兩天，西藏工委根本就不知道，自然也就談不上攔截或讓路。所謂「讓路說」至今沒有可靠史料佐證。
毛澤東確實說過，達賴喇嘛出走也沒什麼了不起。對於共產黨要在西藏實行佔領加改造的計劃，達賴喇嘛是否在他們手裡不會影響計劃的實行。但是，毛澤東沒有那樣的慈善，也沒有那樣的計謀要「讓路」把達賴喇嘛放出去。否則，毛澤東和軍委後來就不會下令務必不能讓班禪喇嘛出走，要把班禪喇嘛掌握在手裡。達賴喇嘛當時的內外影響力比班禪喇嘛大得多，把達賴喇嘛留住，遠勝於留住班禪喇嘛。只是，達賴喇嘛的成功出走，打破了毛澤東和北京的預期，他們或許沒想到，對於北京來說，出走印度的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如今已經成了一個「核心問題」。
星期六, 1月 23, 2016
虚伪与荒诞：达赖集团“政治民主化”剖析
—— 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彬
日期：2015-02-23
来源：《统一论坛》
http://www.zhongguotongcuhui.org.cn/lsgw/201503/t20150317_9308220.html
http://www.zhongguotongcuhui.org.cn/lsgw/201504/t20150423_9644914.html
http://www.zhongguotongcuhui.org.cn/lsgw/201507/t20150720_10289651.html
记者：2009年3月10日，十四世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发表讲话称，“从流亡开始，我们就努力建立民主制度。到今天，这个具备宪政的流亡组织，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民主的政府……”。近些年来，达赖集团不止一次到处宣扬其“民主成就”，而事实究竟如何呢？
王小彬：让我们拨开迷雾，透过达赖集团“西藏民主与人权中心”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西藏流亡议会》(第四版)去见识一下达赖集团的真实面目。《西藏流亡议会》经过不断修订，迄今已经出版了第四版。笔者在海外访学期间偶然看到这本册子并将之译成了汉文。在这个小册子中，达赖集团将其流亡史描绘成流亡藏人“民主政治发展史”，将所谓的“民主政治”当作是他们“流亡经历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全书鼓吹流亡政府、流亡议会的“合法性”，否定其政教合一的性质，回避其内部的地区、教派之争，美化其“民主管理”模式，从一个侧面暴露了其迎合西方国际社会、谋求“西藏独立”的终极政治目标。达赖集团的“政治民主化”贯穿其海外流亡50多年历史，而“西藏流亡议会”(这一机构的正式名称是“西藏人民议会”)则是其“政治民主化”的最重要成果之一。通过对这一文本的解读和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达赖集团“政治民主化”的本质及其意图。
记者：达赖集团“政治民主化”的提法似乎是个怪物，这个研究是否具备政治学研究的意义？
王小彬：众所周知，政治学关于民主化的研究由来已久，受二战后世界各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民主化浪潮影响，民主化的研究始终是政治学特别突出的课题。西方政治学的民主化研究一直都是以“国家”为研究对象。西藏并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达赖集团与“西藏流亡政府”坚持的政治主张，并不具备政治学研究中“民主的先决条件”，实行所谓的“民主化”，也没有其集团“因要求而被迫民主化”的内部与外部压力，“西藏流亡议会”完全是由达赖导演的旨在践行独立的一出闹剧。“流亡议会”以各种教派取代政党、选区，这和一般常见的西方议会以政党为代表的代议制度不同，即使印度这样宗教气氛很浓的国家也没有“宗教代表”。这是与世界民主发展潮流相左的一个怪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朗等国家的政教合一进行鞭挞和围攻之时，却抱着双重标准对达赖的“民主”大加赞赏。
记者：1991年5月29日，十四世达赖在第11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流亡藏人社会的民主制度发表讲话称：“1959年我们开始流亡的时候就决定，虽然西藏的未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但我们将会保留传统制度的优点。我们决定，尽管可以吸收现代社会的精华所在，但我们还是要保留自己甚至连外人都很欣赏的特点。”他这里所说的“传统制度优点”是什么？
王小彬：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前身是中国中央政府管理下的西藏地方政府。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逃亡到境外而形成流亡政治集团。直到20世纪中期，这个西藏上层集团一直保持着中世纪的“活化石”状态——顽固坚持封建农奴制为基础的、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体制。他们虽然在逃出国门后就开始实施“民主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会放弃他们的“特色”。这里所谓的“传统制度的优点”，说穿了，就是政教合一的神权体制，特别是保留十四世达赖至高无上的“神王”地位。
记者：“西藏人民会议”是如何产生的？十四世达赖与“流亡议会”是什么样的关系？
王小彬：十四世达赖带领其文武官员逃亡到印度后，深感自己的政教合一体制与印度的民主体制格格不入，遂开始推动流亡藏人集团的“政治民主化”，“西藏流亡议会”就是这一“民主化”的最早产物。十四世达赖在“第一届西藏人民议会”选举时提出从四大教派(格鲁、萨迦、噶举、宁玛)各选一名代表，西藏三区(卫藏、康区、安多)各选一名代表，试图将来自不同教派、不同藏区的流亡藏人打造成一个整体。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西藏流亡议会”并没有成为整合各派力量的有力工具，却成为矛盾纷争的平台。最终这一“民主政治”的产物还要依赖十四世达赖个人的影响力才勉强维持。在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由于无法选出“议员”，只能由噶厦提出名单后由十四世达赖加以确认。作为流亡藏人“民主政治”的象征，“西藏流亡议会”不得不依赖于十四世达赖而存在，其后出台的《西藏流亡藏人宪章》正式给予十四世达赖以超越“议会”和“内阁”的权力。
记者：《西藏流亡藏人宪章》是怎样规定十四世达赖的政教地位的？如何看待流亡藏人集团的“民主政治”？
王小彬：1991年颁布的《西藏流亡藏人宪章》第4章明确规定：“政府最高权力属于达赖喇嘛所有。达赖喇嘛依照本宪章的有关规定直接或通过所属机构行使权力和传达命令。”尽管这份“宪章”经过多次修改，但无论怎样修改，都没有摆脱十四世达赖在这个流亡政治集团“至高无上”的地位。2011年3月，十四世达赖宣布“退休”，同时要求修改“流亡藏人宪法”，取消他“因具有达赖喇嘛名号而产生的一切政治或行政的工作”。但是这部最终经达赖批准的“宪法”不仅没有对达赖的政治权力有丝毫削弱，反而把这个权力进一步集中化、固定化。该“宪法”开宗明义宣称，“十四世达赖是藏人至高无上的领袖和导师”，并规定达赖在“退休”后仍然享有三项“宪法”权力：一是“对保护和发展西藏人民的福祉、道德品行和宗教文化，在解决‘西藏问题’上负有指导、教诲、鞭策的责任”；二是达赖可以“自行或根据请求，在西藏民族、社会和政教等方面的重大事务上对议会和噶厦进行指导”；三是“代表流亡机构和西藏人民同国际要人进行会谈，解决‘西藏问题’，继续任命驻外办事处代表和特使”。从修改后的“宪章”可以清晰地看出，十四世达赖仍然一手掌握流亡藏人集团，对这个集团在国际上的活动及重要人事任命有着决定性影响。
十四世达赖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宗教人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高等级活佛。宗教领袖拥有超越“议会”和“内阁”的权力，这样的政治体制只能是政教合一性质的，因为除此之外，我们无法用世界现行政治体制加以比对和确认。流亡藏人集团所谓的民主政治，只不过是裹在政教合一体制之上的一层外衣，是徒有其名的民主，即所谓保留“传统制度优点”的民主政治。
记者：“西藏流亡议会”的权力是如何运作的？是按照“三权分立”原则进行民主政治构建的吗？
王小彬：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是“三权分立”，即通过分权制衡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和被滥用。十四世达赖在推进流亡藏人集团“民主政治”建设时，理论上也是以此原则构建自己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体系的。2008年12月4日，达赖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讲话说：“我是一个民主的坚定信仰者，因此，我不断地鼓励流亡藏人要顺应民主的发展进程。今天，藏人难民社区在国际上为数不多难民社区中是仅有的能够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西藏流亡议会”号称是“流亡政府”选出的“最高立法机构”，流亡藏人集团将其包装为西藏最高权力机构、民选机构，并当作是其“民主”的象征和标志。但在实际权力运行中，“西藏流亡议会”这一流亡藏人集团的“最高立法机关”自诞生起就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机构。“西藏流亡议会”成立于1960年9月，但第一届“流亡议会”没有“议长”，对“议会”会议召开的时间、期限、讨论主题等均不确定，对“议会”的功能定位、运作程序等都茫然不知，而且“议员”大都直接进入“流亡政府”承担具体的行政职务。1963年3月10日，《西藏民主宪章》(草案)正式颁布实施，4月4日通过讨论，决定由“三区”和宗教代表组成的“议会”担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直到1966年5月才开始独立设立“议会机关”。但独立的“议会机关”并没有真正独立，因为流亡藏人集团通过两个机构——“西藏全国工作委员会”和“西藏年度工作委员会”，将议会、政府、司法机关的职权混杂于一体，成了“民主”的大杂烩。
记者：“西藏全国工作委员会”和“西藏年度工作委员会”是什么性质的机构？
王小彬：在藏人流亡集团的“民主”权力框架中，“西藏全国工作委员会”(又称“整合立法与行政的最高常务会议”)是“流亡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这个“委员会”由“西藏人民代表大会”17名代表、噶厦全体噶伦以及“西藏政府”6个部委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全国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大会主席(有时称议长)主持；如果情况紧急需要开会研究，“全国工作委员会”可以做出决定立即举行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内阁”所不能决定的问题，要通过对所涉及问题开展讨论后，再由“全国工作委员会”与会代表举手表决，获得多数后通过，但在事关重大问题上还要呈报达赖恩准。“全国工作委员会”会议涉及流亡藏人集团方方面面的工作，该“委员会”在财政金融方面享有最后发言权，该“委员会”负责审阅、否决或批准“政府各部委局、办公室”等提交的年度预算。“全国工作委员会”中的大会代表主要起“议员”作用，负责监督检查“政府各部”贯彻落实“全国工作委员会”和“西藏年度工作委员会”的决议和指示。
“西藏年度工作委员会”(也译为“年终政务工作总结大会”)是另一个与流亡“议会”有关联的机构。这个“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全国年度大会，同时规定如有必要可随时召开紧急会议。出席大会的代表有噶厦噶伦、流亡“议会”全体代表、宗教首领代表、“西藏中央秘书处”办事人员、西藏福利会官员、藏人聚居区官员、住读走读学校代表、藏人自治企业代表以及各地选举出席会议的地方代表，会议一般要历时一个多星期，主要审议“中央秘书处”各部及其下属单位工作报告，与会代表要就这些报告进行质询并提出意见。该“大会”由流亡“议会议长”或“副议长”主持，只有流亡“议会”的代表享有表决权，但会议形成的最终决议要送交十四世达赖最后“恩准”。
上述两个机构，一方面，它具备“西藏流亡议会”的部分职能，但它又远远超过了“议会”所具有的职权。审议“政府”的年度预算、听取和审议“政府”各部门的年度工作报告等，可以视为其行使了“流亡议会”的职能，但同时它可以替代“政府”(即所谓的“内阁”)对重大问题进行决策，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最后要报请十四世达赖“恩准”。诚然，三权分立在不同的民主政治体制中有不同的具体设计，但无论是何种设计，都必须体现明显的权力运行边界。在藏人流亡集团中，我们看不到“流亡议会”、噶厦、“最高法院”之间的权力边界。这两个“委员会”实质上架空了“西藏流亡议会”，作为政治精英的“议员”们和“政府”官员们通过两个“委员会”实现了“精英共治”。
记者：“议员”选举按流亡海外的人口比例产生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王小彬：如果按流亡人口比例选举，由于大部分流亡海外的藏人多为卫藏地区人，青海和康区是少数。这样的结果不能代表“三区”，达不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另外，一旦“议会”的“议员”名额根据流亡藏人的实际人口比例产生，“西藏流亡政府”将很快实现“印度在地化”，不再是中国藏区600万藏人的“合法政府”和代表，而是成为代表印度多元族群社会中藏族利益的印度国内政治团体。这也就意味着，达赖集团追求“西藏独立”的政治宗旨和目标将会在实际“民主”治理中自行消解。对此，原首席噶伦詹东·丹增朗杰有过这样的解释：“席位与人数不一样是很明显的，这是流亡的状态，但我们的议会席位是根据境内人民的状况设定的。在流亡中的安多人虽少，但在西藏却是占1/3的人口，因此在这里是以同样的比例表现其代表性，对此必须尊重。卫藏即使有点吃亏，那也必须接受，因为象征意义是非常重要的。”(2011年3月1日晚，在美国之音主办的噶伦赤巴候选人辩论会后，台湾学者苏嘉宏在美国华盛顿新闻博物馆采访詹东·丹增朗杰记录。见(台湾)苏嘉宏：《民主在流亡中转型》。商鼎数位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76页。)
在流亡状态下，“流亡政府”尽可能吸收一些从境内新流亡出去的藏人参加选举。尽管有少数新一代流亡者成为了“流亡议会议员”，但不能从整体上改变“流亡政府”的选举势必只能是流亡藏人的选举，由此产生的“新政府”只得到了流亡藏人的授权，得不到内地本土人民的授权，这样，它就变成了流亡所在国家所在社区的“政府”，而不是西藏本土的政府。也就是说，如果它继续声称是西藏本土地区的政府，其合法性就成了问题。
记者：“西藏流亡议会”中的“西藏三区”代表从何而来？
王小彬：在“西藏流亡议会”的选举中，“三区福利会”(包括卫藏福利会、康区福利会、安多福利会，这些组织实际上类似地方“同乡会”。福利会虽然不是政党，但在流亡藏人集团的“民主政治”生态体系中扮演了政党的角色，例如“西藏流亡政府”就将“卫藏福利会”翻译成“U-Tsang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也有人将“福利会”译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且有届次，如称为“第几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康区福利会”由于其成员主要为“四水六岗卫教军”，因此习惯也简称为“四水六岗”)一直扮演着“政党”角色。因为在“议会”选举过程中，虽然理论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提名，但由于流亡藏人定居点分散、相距遥远，彼此不容易沟通和了解，只有获得“三区福利会”提名的候选人才能够当选。“三区福利会”组成人员主要是1959年后来自国内西藏和四省藏区的流亡人员，在他们看来，推选出的代表不仅代表着他们自己，而且还“代表”着“西藏三区”的藏族群众。这是因为十四世达赖领导下的西藏流亡集团认为他们就是西藏的“合法政府”，只是因为发生1959年3月的叛乱后，失去了对本土的统治权力，其主要人员被迫流亡境外。他们认为并相信，他们依然是得到中国国内藏人认同的，他们的合法性依然是有效的。
记者：流亡藏人代表真的能够代表中国西藏和其他藏区藏族群众吗？
王小彬：一般来说，民众选出的议员，应符合以下几个条件：1、应该生活、工作在他们要代表的地区，这在国际上是通例，也是各国宪法和选举法的法理基础；2、必须熟知这个地方的区情和民情，这在国际上也是通例；3、应当为这个地方的民众谋利益；4、要由该地区的民众以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显然，按照民主的标准，流亡藏人选出的“议员”一个条件都不具备。他们大多远离西藏和四省藏区民众，对国内的情况特别是近年来的状况并不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谋利益，更不是国内民众选举产生。而流亡藏人也不可能替代中国国内藏族群众，南亚流亡藏人约10万人，只占西藏自治区人口的1/30(如按所谓“大藏区”来统计，只占全部藏族人口的1/60)。区区10万人怎么就能够代替600万人？
不仅如此，达兰萨拉“噶厦”从来也没有得到国外10多万藏人的普遍承认和拥护。特别是从四省藏区外逃的藏人，他们有的是在西藏受蒙蔽、欺骗或裹胁出去的，有的是逃避民主改革或家乡的其他矛盾而出去的。他们并不都以“西藏独立”为政治目标。从地区上讲，数百年来直接受中国中央政权管辖和各个土司、百户、千户、头人统治的四省藏区人民，同祖国内地其他民族人民有着十分紧密的、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同卫藏地区的联系。他们过去从未受过噶厦政府的管束，外逃以后也不可能真正接受这一以卫藏上层人物为主的“噶厦”的统治。
记者：能否举例说明达赖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歧。
王小彬：这方面例子不少。
例1，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国外重建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大部分属康巴人，而“流亡政府”当时大部分属卫藏人。卫教军发展个人势力，企图摆脱“流亡政府”的控制。原卫教军总司令恩珠仓·贡布扎西曾要求改造“流亡政府”，并要达赖“只管宗教，不应过问政府事务”。贡布扎西死后，由巴巴益西继任总指挥。巴巴益西摆脱“流亡政府”控制的企图更加明显，扬言“靠自己的力量打回西藏去”。巴巴益西的行为引起了达赖集团的不安。“流亡政府”采取拉拢等手段，派旺堆带领20余人渗入“卫教军”，任命旺堆取代巴巴益西的职务，巴巴益西不服，拉出一部分人另树一帜。从此，逃往尼泊尔叛匪卫教军巴旺两派各驻一地，互为仇敌。以后巴巴益西一派接受了尼泊尔政府交出武器的要求，旺堆一派在达赖集团支持下拒不接受尼泊尔政府要求交出弹药的要求，1974年被尼泊尔军歼灭。1982年，在印度等地又重建非武装的“四水六岗”，成为既受控于达赖集团又维护康区流亡藏人利益的政治、福利性组织。实际上这个组织又叫“康区福利会”，只不过习惯称为“四水六岗”(康区福利会的组织之所以又称“四水六岗”，是因为1958年恩珠仓·贡布扎西在西藏成立“四水六岗”这个主要由康巴人组成的民间军事组织，后来该组织随达赖流亡印度后，就成为所有康巴人的组织名称。但由于进入印度时已将武器交给印度政府，因此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军事组织，其成员也不是游击队员。而且只要是康巴人就是其成员，无需按照个人意愿加入，只要是康巴人就被归为其成员，卫藏、安多也同样。而之前属于这一军事组织的其他卫藏人和安多人这时却不再是其成员。因此，虽称“四水六岗”，但只是一个“全体康巴人”的类似同乡会的组织，与卫藏和安多的福利会没有任何区别)。长期以来，达赖和“西藏流亡政府”对“四水六岗”既利用又防范，不予充分信任，甚至排挤、打击。“四水六岗”对达赖及“西藏流亡政府”也是既依靠又不完全顺从，一直谋求康区自治，对遭受歧视、打击十分不满，双方积怨很深。
例2，1994年4月，“四水六岗”在没有达赖及“流亡政府”授权的情况下，在印度班加罗尔与台湾“蒙藏委员会”签订了主张西藏自治、保留达赖地位、发展经济文化三条协议，主要是求得台湾的经济支持。“流亡政府”坚决反对，便组织康区籍人士通过“公投”形式对协议进行表决。结果99.9%的康巴人反对协议，拒绝承认协议。此后，反对协议的康巴人成立了新的“四水六岗”，也即“新康区福利会”。因此，流亡康巴人中分裂为互相对立的两个“康区福利会”(也即两个“四水六岗”)。达赖在接受“四水六岗”负责人理塘·阿塔所呈协议书时怒不可遏，当即把协议书怒掷于地，并将阿塔赶走。他亲自出马，禁止同情“四水六岗”的藏人被选入伪人代会，阻止外国人给“四水六岗”资助，不仅对“四水六岗”子女断绝了实际上由外国人提供的助学金，而且暗中让印度政府阻挠“四水六岗”自办学校。在达赖授意下，“流亡政府”等各组织向“四水六岗”发起了一轮又一轮进攻。由“青年大会”和“妇女协会”充当打手，多次纠集数百人武力围攻“四水六岗”设在老德里曼九支纳的总部，迫其交权。“流亡政府”和伪人代会等宣称不再承认原“四水六岗”，另组“四水六岗”，以取而代之；诬告“四水六岗”成员走私、贩毒或充当间谍，借印度有关部门之手或收买部分印度官员，对“四水六岗”成员任意进行传讯、警告、拘留、罚款、关押、毒打以至于驱逐或秘密处死；对“四水六岗”主要负责人投递匿名信进行恫吓，纠集暴徒围攻、冲击其家庭，甚至密谋雇用流氓、杀手进行暗害活动。“四水六岗”深怀不满，对于“流亡政府”的各种做法，软硬不吃。他们对由“流亡政府”所扶持的新“四水六岗”坚决不予承认和合作；他们认为，既然“流亡政府”和伪人代会已不承认老“四水六岗”，老“四水六岗”也就不再听从他们的指挥。他们自行出版《真理》小报，印发标语、传单，给国际组织致信，揭露“流亡政府”的腐败与专横；组织人员到达兰萨拉，抗议“流亡政府”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联合原“十三集团”的人和坚持供奉杰钦修丹护法神的“天人协会”等各受压组织，一起进行反压制和反排挤行动。原本因为搞“西藏独立”走到一起的“四水六岗”和“流亡政府”，后来分道扬镳，誓不两立。“四水六岗”组织尚存，与“噶厦”矛盾很深，对逃亡国外的康巴人有很大号召力。曾经闹得“噶厦”总辞职，“流亡议会”解体，造成“噶厦”危机。
例3，国外藏人多年来一直派别林立，“流亡政府”从没有起到统一管束作用。以噶举、宁玛、萨迦、苯波教派高僧和安多、康巴地区土司、头人为核心，上世纪60年代统领其在印度的13个藏人聚居区(称“十三集团”，即不愿听命于达赖及其“流亡政府”的13个难民营，成员多为四川、青海、甘肃藏区流亡藏人)，集数万人之众。他们不赞成把青海、四川藏区统一于西藏，不赞成把噶举、宁玛、萨迦、苯波等教派统一于格鲁派，他们自营企业、自办学校，不服从“流亡政府”，不向“噶厦”交“独立捐”，拒不参加“西藏独立”的示威游行。1974年在印度，“十三集团”首领贡唐次成被达赖及“流亡政府”派杀手杀害于寓所，“十三集团”其他成员也遭受各种形式的打击与迫害。宁玛、噶举、萨迦等教派的高僧，亦不同达赖合流，纷纷到欧美和东南亚国家发展各自的教派势力，建立传教中心，其范围之广、信徒之多，已大大超过格鲁派在国外的势力。“噶厦”及其“宗教部”对之无可奈何。他们出于保持各自教派特点的考虑而同以格鲁派为主的“噶厦”保持一定的距离。主要由卫藏地区贵族、特别是达赖家族为核心把持的达兰萨拉“噶厦”，虽然表面上也吸收一些安多、康巴人进入“政府”任职，并吸收一些格鲁派以外的其他教派代表进入其所谓的“人民会议”，但是，在安置外逃藏人定居、分配“救济”款物等具体问题上，经常对青海、四川藏人和非格鲁派教徒实行不公正、不平等待遇，往往西藏人拿“救济”款物多(其中有权势的上层人物拿得更多)，青海、四川藏人拿得少。这样，西藏藏人与四省藏区藏人之间，格鲁派与其他教派之间的固有矛盾有了新发展，由此引发出一再反对“噶厦”的浪潮。
例4，藏传佛教中每一教派中有不同的活佛系统，历来存在诸多矛盾。近些年来，达赖实行宗教专制，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纷争。1978年，达赖突然宣布对在西藏已供奉了200多年、他本人也信奉了几十年的杰钦修丹护法神不再信奉，并禁止他人信奉。1994年，达赖旧事重提，亲自发动对杰钦修丹护法神及其信奉者猛烈的讨伐运动。藏语“杰钦修丹”，又称多吉修丹，译成汉语意为“金刚具力大神”，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一位著名护法神。达赖不顾宗教传统和众人信仰，对无辜的护法神及其信奉者大肆攻击。他说杰钦修丹为“汉鬼”，与“乃琼”护法神(仅由达赖及其“流亡政府”专供)不和，对“甘丹颇章”(系指原西藏噶厦政府和现“流亡政府”)不利，对达赖喇嘛的身寿不利，因此不准任何藏人供奉，谁供奉，就是对“甘丹颇章”的背弃，就不是达赖喇嘛信徒，甚而违背“西藏的共同事业”(即“西藏独立”的梦想)。然而事与愿违，达赖的禁令和迫害激起杰钦修丹信奉者强烈的愤怒和抗拒。旅居印度、尼泊尔以及欧美等地信奉杰钦修丹的藏胞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并与“四水六岗”等受压组织和个人相互呼应。他们向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新闻界致信申诉，揭露达赖搞宗教迫害、侵犯人权的罪行，呼吁国际同情和支持。他们还在达赖出访美国、瑞士等西方国家时，在达赖下榻和演讲现场举行静坐、集会、游行，抗议达赖破坏人权，要求宗教信仰自由，甚至当面责问达赖。这一因护法神而引起的纷争，正愈演愈烈。
例5，西藏“三区福利会”相互对立，各区内部分裂。“三区福利会”，在没有政党的西藏流亡社会其实一直扮演着类似“政党”的角色，在“议会”等选举过程中，虽然理论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提名，但在定居点分散、相距遥远，彼此不容易沟通和了解的印度大环境下，获得“三区福利会”提名的候选人总是很容易当选，否则很少有当选的机会。但是，随着网络和私人报纸的出现，之前由“福利会”垄断提名的现象已经发生巨大变化。2011年，“西藏流亡议会”选举“噶伦赤巴”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提名方式。各个“福利会”由于无法统一内部的不同势力而被边缘化证明了这一点。“康区福利会”本来已经一分为二，各自所推荐的候选人不同，另外内部各个更小团体的地区同乡会也纷纷通过在媒体卖广告的方式推荐候选人。两个“康区福利会”，一个提不出真正的人选，因为这次的几个候选人都与他们没有渊源关系。因此只好提出3个几乎没有当选机会的人。另一个“康巴福利会”实际上支持詹东·丹增南杰和甲日卓玛，但由于无法摆平内部不同意见，“福利会常委”中的元老然楚阿旺因为是理塘人，与洛桑孙根是同乡，因此威胁说如果不提名洛桑孙根，他将辞去“常委”等职，迫使他们的提名人选多达6人，洛桑孙根在其中排第6，从而已经失去了提名的意义。“康区福利会”本来就一分为二，选票不集中，内中出现了康巴人推举卫藏候选人的结局。
“卫藏福利会”仅提名一位卫藏候选人，就是詹东·丹增南杰。这次“卫藏福利会”提出“噶伦赤巴”和“议会”人选时，公开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支持达赖的中间道路政策；二是当选后，要以充分考虑卫藏本地区的利益为先。所以，提出詹东·丹增南杰是因为其为卫藏人，而卫藏人占流亡藏人总人口的70%。更主要的是，第二个条件，无疑将会加剧流亡社会原有的地区间地方意识和利益冲突的相互指责(挪威西藏之声，2010年6月25日报道。又见西藏快报，2010年6月25日报道)。“卫藏福利会”公开提出这个条件，无疑是因为卫藏人口占优势，一般舆论认为，这将会给流亡社会的政治生态带来负面影响。但一些卫藏人还是对此表达了不满。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流亡印度的卫藏人。如，流亡印度的政治犯巴登嘉措不仅公开出席支持洛桑孙根的网站开通仪式，且以卫藏人的名义宣布支持康巴人洛桑孙根；另一个政治犯巴卓则自费到各定居点宣传，号召人们支持洛桑孙根。如果说这两个个案还属个人行为，那么“卫藏福利会”内部也不是完全统一。“阿里同乡会”显然属卫藏范围，该会公布了与“卫藏福利会”不同的名单。也就是说，“卫藏福利会”以地方意识号召同乡支持詹东·丹增南杰的行为遭到内部下级分会和一些政治犯的反对。至于“安多福利会”，虽然人少，但提出的“噶伦”候选人名单竟达13人。没有收集到相关资料显示他们提出的候选人是那个“区”的，可以说提名已经没有实质意义了。
记者：既然“流亡议会”的代表们代表不了国内西藏和其他藏区藏族群众，流亡藏人集团为何非要坚持以国内西藏及其他藏区为划分标准推选“议员”呢？
王小彬：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围绕“‘流亡议会’的‘议员’名额是否应该根据流亡藏人的实际人口比例产生”的议题。如前所述，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人民议会”被定位为“境内包括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藏区在内的大西藏”的“合法政府”。因此，“议会”代表的不只是流亡藏人，而是整个“大西藏”。
由此可见，“流亡议会”的民主选举只具有“象征”意义，而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他们之所以煞费苦心地设计出一套民主政治的外衣披在身上，只不过是为其追求“西藏独立”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认可。他们力图以所谓的“民主”来取得话语道德优势——毕竟，一些国际反华势力或一些西方政客的潜意识中，一直认为中国政府是一个“非民主”的政权。如果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流亡藏人集团是“民主”的，那么他们取代“非民主”的中国政府，则就会被认为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正如十四世达赖喇嘛所言，“民主是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来源”，“这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共识，也是达兰萨拉对北京的唯一优势所在”。因此，他们需要在印度流亡社区杜撰出一个“西藏三区”，以此来代表境内藏人的政治参与，使“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全体600万藏人具有政治“合法性”。
另外，我们从《西藏流亡宪章》(2011年5月最新修正版)第8条规定，也可以看出这种“民主”的虚伪性：“凡在西藏领土范围内出生的藏人和在其他国家出生的藏人均为西藏公民。父母一方为藏人者其子女有权申请成为西藏公民。”也就是说，在西藏地区只有藏人才是“西藏公民”，而生活在西藏的非藏族人，哪怕他是出生在西藏，都不是“西藏公民”。相反，一个不生活在西藏的，比如从小就生活在美国的藏族人，哪怕他从未踏上过西藏的土地，也是“西藏公民”。此条规定，是违背现代民主政治文明准则的。以色列就因为这种做法，遭到诟病。相反，南非白人政权结束后，没有取消当地白人的公民身份，实行黑白平等，得到世界正义之士的赞扬。而《西藏流亡宪章》第9条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体西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分性别、种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僧俗、贫富、出生地和社会地位与职位以及其他情况，可以平等享受本章所载的各项权利。该条符合现代民主政治文明准则，为“住地中心主义原则”，但显然与第8条互相矛盾，自欺欺人。
记者：流亡藏人集团中长期存在着教派和地域之间的矛盾，“民主政治”的实施能否消解这些矛盾？
王小彬：所谓的“民主政治”仅仅是一个假象。“西藏流亡议会”是流亡藏人集团内部进行权力争夺的主要场所，不同教派、不同团体纷纷就选举方式和名额分配等问题展开激烈争夺。而“西藏流亡议会”实质上成为流亡集团各教派与各地区冲突的“权力场”。1970年10月，以“藏独”激进势力为主的组织“藏青会”在达兰萨拉正式成立。1974年，“藏青会”提出应将“各地区投票选举本地区的议员”改为“全体藏人投票选出各个地区的代表”。其理由是，虽然西藏三区(指卫藏、安多、康巴三个藏人传统的区域划分)人口数相差不大，但来自三区的流亡藏人却多寡不一。流亡藏人社区中来自卫藏的藏人占了绝大多数，安多人口却只有千人。各地区投票选举本地区的议员，其结果会使“得票上万的议员(卫藏地区议员)和得票几百张的议员(安多和康巴地区议员)享有同等权力，不但有失公平而且容易滋长以地区为基础的帮派利益集团”。因此，他们认为只有将选举方式改为全体藏人投票选出各个地区的议员，才能体现公正性与代表性。但来自康巴的流亡藏人坚决不接受这种选举方式，因为他们认为“流亡藏人中卫藏人人数最多，这样会变成了由卫藏人决定康巴人的代表”。由于各方争执不下，导致第8、第9届“议会”的“议员”选举难产，最后只能由噶厦提出名单，由十四世达赖喇嘛直接任命。
记者：选举中僧人享有“一人二票”的特权是怎么回事？实质上反映了什么问题？
王小彬：2010年8月，“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南部比拉库佩召开“第一次西藏全国大会”。这次会议的报告再次提出：选举要坚持“一人一票”原则。难道民主政治下还有享有一人多票的权利吗？在流亡藏人中，僧人就享有“一人二票”的特权。僧人这种特权由来已久。旧西藏的政教合一体制是由僧俗两套官僚体系构成。在其流亡国外后的政治体系重建中，这一传统变异为宗教“议员”和世俗“议员”并存(“西藏流亡议会”以各种教派取代政党、选区，专设“宗教代表”议员名额，这对于自诩学习欧美民主政治、拒不承认自己是政教合一体制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不啻为一个巨大的讽刺，也使流亡藏人的民主政治体制成为世界民主发展史上的一个怪胎)。这样一来僧人就享有了“一人二票”的特权：一张是西藏“三区”分区选举中的选票，可以根据各自所属地区投票选举“地区议员”；另一张是区分不同教派的选票，即投给各个教派的“议员”候选人。
要求“一人一票”的选举看上去是为了公平，实质上却暗含着区域“议员”名额之争。因为五大教派僧人绝大多数都是康巴藏区的，当选的宗教“议员”因而大多是康巴流亡藏人，他们等于占有了将近一半的“议会”席位。占流亡藏人多数的卫藏人“议员”一直无法超过1/3。因此，很多康巴籍的“议员”将“一人一票”视为削弱康巴人在“流亡议会”中的地位，每次都表明反对立场。
记者：洛桑孙根当选噶伦赤巴能说明流亡藏人突破地区和教派成见么？
王小彬：在2011年西藏流亡政府噶伦赤巴的选举中，康巴籍流亡藏人洛桑孙根当选。这次选举被一些研究者看作是流亡藏人突破地区和教派成见走向一体化的象征。因为来自卫藏的流亡藏人占到了全部投票人数的70%，如果他们投出反对票，洛桑孙根就无法当选。同样，按照传统的地区意识，洛桑孙根应该获得康巴人的支持，但统计显示洛桑孙根在其出生地噶伦保(也是康巴人聚居地)以及被认为是康巴票仓的德拉顿地区的得票都远低于来自“卫藏福利会”推选的詹东·丹增南杰。这一选举结果其实并不意味着流亡藏人内部矛盾的和解。哈佛大学的洋博士洛桑孙根得到了美国和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支持，达赖喇嘛以他的影响力压制了卫藏流亡藏人的地区意识，使他们把自己的选票投给了洛桑孙根。但康巴流亡藏人不投票给达赖喇嘛支持的洛桑孙根，体现了“卫藏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一种心理，是地区矛盾的另一种复杂体现。
除了在民主选举中的分歧与矛盾外，流亡藏人集团内部长期的、激烈的冲突还体现在多个方面：十三集团与老“四水六岗”与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长期冲突人所尽知，杰钦修丹护法神之争揭开了教派争端的盖子。尽管藏人流亡社区的选举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按籍贯选举同乡作为候选人，但流亡藏人的地方意识短期内还不会结束，教派之间的分歧与争端也会继续。即便随着代际交替流亡藏人的地区意识消解、十四世达赖喇嘛整合国外藏传佛教各教派成功，流亡藏人集团内部政治主张的分歧和不同团体间的利益考量也会产生新的矛盾和冲突。
记者：能否介绍流亡藏人的“国民”身份及“西藏流亡政府”行政职权和功能？
王小彬：印度政府安排流亡印度的藏人居住在印度各地。居住的型态是形成聚落但并非与当地印度人隔离。流亡印度的藏人有10多万人，他们以经商、务农，或开小商店为生。据报道，在印藏人虽然有不少出生在印度，但不管是第几代生活在印度，都不能加入印度国籍，永远只能是难民身份。因为是被人收容的“客人”，所以他们不能拥有土地和不动产，也不能永久性地购买和拥有土地及房产，一切都只能靠“借和租”。可以拥有动产，可以于银行开户存钱汇款，但不得拥有不动产。
1963年之前到印度的藏人以及其后代，可以获得印度各省政府(并非联邦政府)所发的“注册证”(Indian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for Tibetans，RC)。之后来到印度的，就无此待遇。1963年，达赖喇嘛颁布流亡藏人的“宪法草案”《流亡藏人宪章》，组织由流亡印度的难民选出“西藏流亡议会”，并由“西藏流亡议会”选出“西藏流亡政府”。但是，“流亡政府”下的人民是没有国籍的。为方便流亡藏人出行，印度政府对流亡藏人签发“无国籍的难民旅行证”(Identification Certificate，IC)，就是所谓“护照”。藏人要离开印度，申请书要递交达兰萨拉“流亡政府”，再由其向印度联邦政府申请签发。除中国之外，世界各国都承认此一文件并据此接受签证申请。流亡藏人到了印度以外的国家，就接受印度大使馆与领事馆的管辖与保护。达赖喇嘛出国窜访与弘法，也是持此印度政府所发的“无国籍的难民旅行证”(IC)。
“流亡政府”拥有“政府”的形态，但没有一般意义上政府的功能。举例来说，在市政管理方面，“西藏流亡政府”根本无权过问。有位“民运”人士参观了流亡社区后写了一篇体会，说：“公路崎岖而又坑洼不平，在月影下更觉险象丛生，有时道路陡得已看不到了前方的路，以为车就要掉入了悬崖，当前方有车下来时，车就要停下来让道，有时开不过还要倒退下去。这样的路走着都会害怕，何况车在上面走。没想到达兰萨拉的路面会这样危险，不但开车的人需要胆量，坐车的人也同样需要胆量。我们说为什么不把路面修得好一点呢？他们无奈地摇着头说，我们总是寄人篱下，虽说印度政府将这一方土地划给了西藏流亡政府，但毕竟还是在他人的地盘上，整个市政还是属于印度政府管理的，交通依然由印度人独家经营，而流亡政府又无权管理，而印度政府也不是说没有拨款修路，而是修路的钱给贪污了。”
流亡印度的藏人，无论是合法居留或是非法居留，永远都是难民，无法获得印度政府发给国民身份证明或是护照，因而工作和生活都成问题。如，2011年2月，印度警方突然搜查了第十七世噶玛巴住所。达赖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谈到这一事件时表示：“这个事件虽然令人遗憾，但事情本身可能有利于凸显流亡藏人的困境，因为藏人作为印度的外国人，必须每年向印度警方续签居留身份，因此无法从事长期性的工作或投资，也很难得到宗教团体或社团法人资格。”以这个事件为例，噶玛巴肯定会收到很多的捐款，但噶玛巴由于难于在印度的银行以社团身份开户，因此，收到的钱如果想存入银行，只能以私人的名义存入，如此则难脱将“公款”转入私人户头的嫌疑；否则就只能是像现在那样把世界各国信众的捐款存放在寺院里。而印度的法律同时却又对持有现金的数量有法律限制规定。
噶玛巴到目前为止，仍然由印度政府“监护”。这点得到一位“民运”人士的印证。他的文章详细记载了拜见噶玛巴的经历：“这次我到达兰萨拉，自然很想见一见这位神秘的小活佛，并希望作一个采访。流亡政府部门为此与噶玛巴方面多次联系和努力，最后同意我们到噶玛巴所居住的上密宗院去作一次礼节性的拜访，但不能采访，也不能拍照，因为噶玛巴到目前为止，仍然由印度政府负责着。到印度后，印度政府一直没有让他前往锡金，因为锡金也有一个噶玛巴泰耶多杰，是由海外流亡的几个噶举派大师在海外确认的，但是没有得到达赖喇嘛的认可。所以印度政府不让小活佛到锡金去，怕发生冲突。我们到了上密宗院，寺院的周围有持冲锋枪的印度士兵守卫着，进入院内还有流动的保安人员和军人，可以说警卫森严。我们进去以后，印度保安人员要求我们拿出护照来做检查，检查完毕以后，让我们到左面的客厅里去等候。一会儿，有一位安全人员进来，对我们全身进行了搜身检查，并让我们将带着的相机和提包放在客厅里就带我们去见噶玛巴了。经过一个长廊后上了楼道，在楼道口领我们进去的保安要求我们将鞋脱掉放在地上等候。我们等候良久，保安才从里面出来，领我们进入一个挂着帘子的门，里面就是噶玛巴会见客人的地方了。”
从纳税方面看，一般政府由行政机构征税。而“西藏流亡政府”则按照“流亡藏人宪章”第六十条规定，税收事务由“流亡议会”及其领导的“西藏自由运动”组织和地方分会负责。起初这项征税工作是基于流亡藏人的自觉而产生的，从形式上一直保留“自愿交纳”的方式。而实际上在政治上有无选举权，要根据是否交纳税款而决定。流亡藏人每年要交纳的“志愿款项”的性质，有不同的说法和译法。藏人选举时出具的“西藏自由手册”，其实就是“纳税册(完税证明)”。只有纳税的流亡藏人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手册的正式称呼是“藏人珍视自由——志愿交纳公积金手册”，一般简称“藏人自由手册”或“志愿纳税册”等。1997年3月28日，第12届“西藏流亡议会”第3次会议修订和通过了“征税额度案”、“纳税义务案”。决议确定了流亡藏人的纳税不是义务的，而是一种法定的义务；同时也是藏人身份的证明文件。桑东曾代表“流亡议会”提出“改造‘纳税手册’，使其具有‘流亡藏人身份证明的功能’”。这个方案被“流亡议会”自己否决。由于流亡藏人散居世界很多国家，各国的法律不尽相同，这与有些国家的法律有所抵触。因此直到现在“纳税手册”也没有被赋予“藏人身份证明的功能”。本质上讲，纳税更类似于“固定额度的定期捐款”。充其量只能表示对“西藏自由运动”财政贡献，还不能表明“流亡政府”是合法政府。生活在印度的流亡藏人向达兰萨拉的“纳税”其实只是一种变相的捐款。流亡藏人收入达到印度政府的纳税标准后，必须向印度政府纳税。“西藏流亡政府”的窘境，可见一斑。
记者：如何看待“西藏流亡政府”的“司法机构”？
王小彬：流亡藏人在印度的生活是聚居但并非封闭，因此会出现与当地印度人的生活交往，以及随之而来的治安与民事、刑事等法律关系。由于印度政府对于境内另立司法机构持反对态度，“西藏流亡政府”流亡期间要遵守所在国法律制度，并无权力受理刑事案件和财产纠纷。只能接受所在国法律没有明文限制的“流亡藏人之间的民事诉讼案件”。也就是说，虽然有自己的“政府”，但却必须接受印度法律的管辖。藏人相互间只能在印度法律无规定的范围，接受“流亡政府”象征性的“司法部门”的管辖。因为，流亡藏人并无警察权，故法院的判决也无法强制执行。这是“流亡政府”的现实。
“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于1992年3月11日成立，由一名大法官和两名法官组成。大法官和法官的产生是由达赖喇嘛提名后经“西藏人民议会”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再由达赖喇嘛以“国家元首”名义予以任命。根据《流亡藏人宪章》第69条规定：“在各流亡社区设有常设、临时或巡回法院。”截止1999年8月，“最高法院”已经在印度30余个地方设立“地方法院”。流亡藏人一共有70多个定居点，且多数定居点还相当分散，司法管辖的普及及服务功能可想而知。由于《流亡藏人宪章》没有对地方法院法官的职权进一步详细规定，一些地方的法官都是由地方行政官员兼任，行政权与司法权混淆不分。
到2002年为止，“最高法院”颁布了“民事诉讼法”、“法律执行法”、“证据法”等法规，受理了十几起案件。平均每年不到2起。就此而言，“流亡政府”的法院在现阶段的功能，和民间社团的监事会比较接近。2002年，在达兰萨拉召开地方官员的会议时，达赖喇嘛曾经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人民如果对官员的行为不满而想提出诉讼时，却发现被告这时候已经变成了法官(苏嘉宏：《民主在流亡中转型》，商鼎数位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65页)。
显然，“流亡政府”所谓的“司法”机构形同虚设，仅有“象征”意义，并无实际用途。
记者：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特使甲日·洛珠坚赞对流亡藏人集团的“政治民主化”有过这样的评论：“我们流亡的目的不光是为了建立民主社会，实施民主制度只是为争取西藏正义斗争铺路，而部分人则误认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民主。”如何看待这个论断？
王小彬：综合对“西藏流亡议会”的剖析，可以发现流亡藏人集团50多年来推行的“政治民主化”并没有改变这个以分裂中国、追求“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的政治集团本质，其“民主体制”具有虚伪性、荒诞性特征，他们主要基于两个目的：
一是在政教合一的头上戴上顶“民主”的帽子，便于其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毕竟，封建神权体制早已被欧美国家埋入到历史堆里，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四处游走，以一个“宗教人士”大谈政治问题已经引发了一些西方学者的质疑。十四世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集团欲寻求欧美国家更多更好的支持，就要投其所好搞“民主”，戴上民主这顶帽子后就会显得不断边缘化的流亡藏人集团具有历史进步性。
其次是整合一盘散沙的流亡藏人集团，实现其“大西藏”、独立建国等政治梦想。流亡藏人分属不同教派、来自国内西藏和其他藏区，他们是在反对民主改革、维护自己封建特权的共同目标下才发动叛乱、流亡国外的。历史上格鲁派曾利用政权力量打压其他教派，派系矛盾长期存在；而安多、康巴藏区处于地方土司头人统治之下，噶厦的力量从没有覆盖到这些地区。流亡国外后，十四世达赖喇嘛试图通过“民主体制”的构建，将整个流亡藏人集体整合成为以他为首、以原噶厦为主体的政治集团，以减少内耗、增强合力，最终实现其政治目标。
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特使甲日·洛珠坚赞对流亡藏人集团的“政治民主化”有过这样的评论：“我们流亡的目的不光是为了建立民主社会，实施民主制度只是为争取西藏正义斗争铺路，而部分人则误认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民主。(苏嘉宏：《流亡中的民主—印度流亡藏人的政治与社会(1959-2004)》。水牛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换言之，“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达赖集团的“民主政治”构建中，民主沦为他们愚弄和欺骗世界、利用流亡藏人实现其险恶政治目的的工具。
另外，从《流亡藏人宪章》也可以看到他们图谋实现“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
宪章前言称：在继续维持藏人中央行政机关作为具有主权之所有西藏人民的代表和合法管理权威的基础上，依据现有宪章第11条之规定，由达赖喇嘛签署批准宪章修正案的方式，将达赖喇嘛的全部政治权责转授予由选举产生的领导人，由其作为所有境内外藏人之代表并提供权威服务。于2011年5月29日生效(1991年6月14日《西藏流亡藏人宪章》前言：为了使全体藏人的政治、社会、经济达至自由、平等、公正；为了将西藏三区建设成为民主、联合、自主自治的公民国家与和平中心；尤其是为了提高西藏自由斗争的层次、加强内外藏人团结的力量、稳固民主基础，第十一届西藏人民议会承担起立法职责，基于目前流亡藏人之观念行为所需的规范准则而于西藏王统历2118年5月2日、西历1991年6月14日制定了本宪章)。
第2条：适用范围：本宪章适用于藏人行政中央机关所辖全体藏人。
第7条：摒弃战争：未来的西藏将努力建设成为一个和平区域，将完全舍弃生产生化武器等，从现在开始包括争取西藏问题的解决等任何问题都将摒弃战争。
第8条：西藏公民：凡在西藏领土范围内出生的藏人和在其他国家出生的藏人均为西藏公民。父母一方为藏人者其子女有权申请成为西藏公民。任何流亡藏人因暂时因素而不得不加入其他国籍者，只要其承担本宪章第13条规定的义务责任者，其西藏国民的性质不会改变。与藏人婚配并持续维持婚姻三年以上之他国公民，可以根据西藏人民议会的有关规定申请加入西藏国民。为实施上述各项条款，由西藏人民议会制定西藏公民法。(注：2011年修订后的宪章，将“西藏国籍”改为“西藏国民”)
第9条：全体西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可见，以上《宪章》前言，及第2、7、8、9条所提及西藏，均是指“独立西藏”或高度“自治”后的整个西藏，而不是现在流亡藏人控制的地区。所指西藏公民不仅限于流亡社区，是指全体西藏，即宪章所言“西藏国”全体公民。尽管这个宪章还不是真正的法律，只相当于社团规章，其明文规定的约束力本来也小得多，但还是可以看得出，宪章的核心和终极目的依然是“西藏独立”。
星期二, 1月 19, 2016
路透社：为了在全球抹黑达赖喇嘛，中国收买了一个佛教流派
作者：David Lague, Paul Mooney, Benjamin Kang Lim
来源：http://newsabeta.blogspot.com/2015/12/blog-post_604.html
原文标题：China co-opts a Buddhist sect in global effort to smear Dalai Lama
原文网址：http://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china-dalailama/
日期：2015年12月21日
***本译文版权归作者/刊登机构所有，转载请保留此声明。***
奥尔德肖特, 英国—全英各地数以千计的佛教徒在6月29日涌进伦敦西南面的奥尔德肖特足球场，顶着烈日静静等待达赖喇嘛。
就在验票闸门外，另一群佛教徒也在等候藏人的精神领袖。
“虚假的达赖喇嘛，停止说谎。虚假的达赖喇嘛，停止说谎！”他们用扩音器一遍遍高叫，一众鼓手打出有节奏的拍子。当达赖喇嘛说话时，人们只听得见盖过了杂音的那一小部分内容。
“中国对此一定很兴奋”，一名由曼彻斯特来这个球场听达赖喇嘛讲话，信奉藏传佛教的英国人比斯利(Gary Beesley) 说道，“他们真的一定爱死这场面了。”
在奥尔德肖特的示威是一个模式的一部分：足迹遍及全球的达赖喇嘛几乎每到一处，都会有嘈吵的示威者如影随形地追着，用和中国执政共产党对那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谩骂相呼应的话语来指责他。
表面看来，这骚动源自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神秘藏传佛教支派。但是，路透社的调查发现这个组织抗议活动的教派得到共产党支持。这个教派成为了北京长久以来蓄谋瓦解人们拥戴达赖喇嘛的一个工具。达赖喇嘛是个有数百万中国民众向其效忠的政治流亡者，北京指责他策划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这争执起初只局限于西藏高原的寺院和在印度的藏人流亡小区。但现在则扩展到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街道和球场。
藏人和外国示威者说示威活动由一个在美国加州以慈善机构的名义注册，名为国际雄登[1]社团(International Shugden Community)的伞型组织统筹。这个组织的成员说他们纯粹是在争取宗教自由，并否认中国插手他们的示威活动。
“多杰雄登(Dorje Shugden)[2]和共产党完全没有关系”，彼斯(Nicholas Pitts)说。他是国际雄登社团的驻香港发言人，频频在该社团的抗议活动中出现。
但是，一份外泄的共产党内部文件显示，中国介入了这场争议。那份在去年向官员发出的文件说，雄登争议是“我们与达赖集团斗争的一个重要战线”。
曾经是雄登运动的重要成员，先前在印度和尼泊尔活动的次扎喇嘛对路透社说，中国资助他和其他人计划及协调该教派在海外的支持者的活动。次扎喇嘛说，共产党统战部门的官员操控他们的行动并分配资金。这些官员通过中国境内、在印度以及西方藏人流亡小区的高级雄登僧侣，即该教派的精神领袖来指挥雄登的抗议活动。
次扎喇嘛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人在利用这些僧侣来使得达赖喇嘛显得虚假，以达到他们的目的，瓦解藏传佛教和分裂藏人社群”。
雄登的变节者: 次扎喇嘛，图为他在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居所附近拍的照片。他说，当他是雄登运动的重要成员的时候，中国资助他和其他人策划该教派在海外的活动。路透社/Paul Mooney
依据目击者的说法，中国国有媒体的报导和多杰雄登网站上的文章，这些高级雄登僧侣在中国的官方场合被奉为上宾，并且被公开视为在北京粉碎人们对达赖喇嘛尊崇的计划中出力的爱国盟友。
这些高级僧侣的信徒，一个在海外居住的核心藏人小组是示威活动的领头人。他们走遍世界，发表对达赖喇嘛长篇大论的攻吁。他们有一些人出席中国政府的官方活动，并且和北京政府的中国驻外使领馆外交官有联系。但是他们否认中国有插手他们的抗议。这些信徒说他们纯粹是为了宗教自由而示威，而他们的路费是自己付钱 的。
“重大的潜在威胁”
然而，大部份示威者是以西方人为主的受招揽外国人，就像彼斯这样。次扎喇嘛说中国官员指示高级的雄登僧侣延揽这些外国人参与示威。路透社没有中国直接资助抗议的独立证据。但是，一名印度内政部的高级官员表示，印度当局知悉雄登教派有接受来自中国的款项。
那名主理印度国内安全机构—情报局—运作的官员以匿名为发言条件。他说，“我们也在密切注意雄登，因为他们经由尼泊尔接受来自中国的拨款。”
中国外交部在回应路透社有关共产党支持雄登教派的询问时说，达赖喇嘛在实行“宗教独裁”。外交部说，“第14世达赖喇嘛在近年用尽了各种手段，包括暴力恐怖的方式来迫使某些人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办公室表示，藏人的精神领袖正忙于在印度南部讲课，无暇回答这报导的提问。
这运动对达赖喇嘛的形象会构成多大破坏还不清楚，但是雄登的抗议者确实产生了影响。现在，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有关达赖喇嘛行程的报导经常也会包括雄登发言人的批评，他们指达赖喇嘛是个宗教偏执狂，无权代表西藏说话。依据一份经路透社查阅的文件所言，雄登的抗议活动变得如此尖厉，以至于藏人的精神领袖收到美国，印度及其他情报机构的警示，说“达赖喇嘛的安全目前受到重大的潜在威胁”。
那个评核是在达赖喇嘛本年两度访问英国之前，为达赖喇嘛驻英国官方代表—西藏办公室—准备的18页简报的内容。那份呈交给了英国外交部的文件也报告了美国、荷兰以及瑞士的政府在达赖喇嘛最近的访问期间加强了保安。该简报并未指控中国政府涉及对达赖喇嘛的安全威胁。一名美国前官员说，国务院的外交人员安全局知道多杰雄登这个组织，而且不得不对它特别注意。
在2007至2009年出任国务院亚洲及西藏事务高级顾问的柯里(Kelley Currie)说，“雄登信徒对此很激昂，而中国人则以扶持雄登崇拜的方式来分裂藏人。”柯里此前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工作。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是一个为藏人争取人权的倡导团体。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说，外交人员安全局在达赖喇嘛访问美国期间为他提供保护，但拒绝透露行动详情。
中国对削弱达赖喇嘛威望的努力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往往在暗中进行的全球运动的一部分，运动的目的是使海外的批评者噤声，并使世界认同它的看法。路透社本年的一项调查曝光了中国如何利用挂名负责人来架设一个播放亲北京新闻的隐秘国际电台网络。另一篇报导揭示了中国怎样利用一些化身为非政府组织的获政府支持团体来震慑它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批评者。
至于达赖喇嘛这个案例，北京不仅收买了一个佛教团体来挑战藏人的精神领袖，更运用中国对西方政府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来边缘化它的西藏敌人。
向中国“叩头”：卡梅伦的执政保守党的一个成员指控英国政府向中国的压力屈服。卡梅伦，挪威首相索尔伯格和澳大利亚前总理阿博特(由左至右)都拒绝了和达赖喇嘛会面。路透社/Kham/Christian Hartmann/Daniel Munoz
一些西方政府官员默然接受了。英国首相卡梅伦，澳洲前总理阿博特(Tony Abbott)和挪威首相索尔伯格(Erna Solberg)是其中几位在过去一年半选择不和达赖喇嘛会面的世界领导人。
阿博特和索尔伯格没有回应路透社的提问。
在伦敦被跟踪
北京的策略在英国尤其有效。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是，英国并未在藏人领袖访问期间给他提供官方的保安。依据该18页的简报，在达赖喇嘛本年两度访问英国之前，他的组织者出于对达赖喇嘛安全的忧虑而提出了正式的保安要求。
根据组织者的说法，卡梅伦政府拒绝了那个要求。
在达赖喇嘛第二次访英之行的尾声，示威者在伦敦街头追逐即将离开英国的达赖喇嘛。
加强保安：西藏精神领袖的代表说，情报机构警告，抗议活动眼下对达赖喇嘛的安全构成威胁。图为达赖喇嘛在2009年出席温哥华卑诗大学的一项活动。REUTERS/Andy Clark
当达赖喇嘛在9月21日离开位于伦敦中部的酒店时，他的随行成员说他们注意到一辆汽车在尾随他们。在伦敦的西藏办公室的第一秘书长旺堆次仁 (Wangdue Tsering)坐在达赖喇嘛座驾之后的其中一辆汽车里。“我们注意到那辆汽车开得很快，而且冲了红灯，”他说，“由那一刻起，我们怀疑那汽车在跟踪我们。”
次仁说，达赖喇嘛的保安队伍报警了。不到10分钟，一辆巡逻车指示那辆正在尾随的汽车驶到往一边。次仁表示，藏人的保安队伍认出那辆车上的其中一个人是雄登的抗议者。“我们知道那人是谁”。
伦敦警方的一名发言人说他们没有那事件的纪录。当被问到为什么英国政府拒绝为达赖喇嘛提供保护的时候，卡梅伦的执政保守党的亲西藏国会议员劳顿 (Tim Loughton)回答说，“我不知道，除了向中国叩头之外我想不到别的原因了。”
英国的内政部表示它不会响应保安事宜。卡梅伦办公室在响应路透社的提问时表示，“我们视达赖喇嘛为一个重要的宗教人物，也在他的历次访问英国之行期间表示了欢迎。我们有力而且一贯地向中国当局提及有关人权的议题。”
在达赖喇嘛9月的英国之行后的一个月，卡梅伦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对英国的国事访问铺开了红地毯。根据英国政府的信息，在习近平访问期间，英国和中国签订了价值接近400亿英镑 (600亿美元)的合约。
三只眼睛和一把利刃
在五十多年前，达赖喇嘛在藏人反抗中国统治的起义失败之后流亡到印度。今天，这位80岁的宗教领袖对中国境内为数超过600万的藏人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力。他踏遍全球，宣扬为藏人争取更大自治权的信息。北京指控达赖喇嘛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现在，这个公开说自己是无神论的共产党介入了对多杰雄登的崇拜。在寺院里，多杰雄登的形象是个面目狰狞，有三只眼睛，手持利刃，骑着狮子的神灵。
中国的最终目的是在那片广阔、资源丰富而且在战略上至为重要，但至今仍然不满共产党统治的地区确立不可动摇的权威。自2009年初以来，超过140名藏人自焚了。
达赖喇嘛的一些主要支持者说达赖喇嘛的国际形象仍然完好。他仍然能够吸引人群。2月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达赖喇嘛出席了华盛顿的一场早餐祈祷会。在那里，总统说达赖喇嘛是个“好友”。总部设于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是支持达赖喇嘛的团体。担任主席的影星理查基尔 (Richard Gere)说，“那叫人遗憾，但是他们做的事说不上精巧。那是孩子气的指责—就像中国对尊者的批评那样。”
一份指导西藏官员如何处理雄登争议的共产党内部文件，包含了北京对于雄登崇拜的策略。那份在去年2月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发出的文件在今年被泄露给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那份指导文件说，官员应避免把有关雄登崇拜的争议公开化。但是，他们应该理解达赖喇嘛的阵营正在利用那个争议成为分裂祖国，散布不和谐的借口。文件补充说，党必须把这个图谋“消灭在萌芽中”。
有争议的神灵：抗议者在7月9日于纽约贾维茨会议中心场外举行的示威中展示多杰雄登的画像。 路透社/Paul Mooney
那份文件说，中国官员应该组织受敬仰的，爱国的宗教领袖访问，揭露和谴责达赖喇嘛对雄登崇拜的“禁制”。而认同达赖喇嘛对雄登的看法，试图以此在中国境内“寻衅滋事”的人“必须依法严厉惩罚。”
国际雄登社团的驻港发言人彼斯指着文件中呼吁当局惩罚任何利用雄登争议来“聚众扰乱秩序”的人，不论他们信仰雄登与否的部分说，“我不认为你可以公正地使用这份文件来说，看，这就是中国政府介入雄登争议的证据。”
次扎喇嘛的指控
两位藏传佛教的权威——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巴内特 (Robert Barnett) 和印第安纳大学的艾略特·史伯岭 (Elliot Sperling) ——在看过那份文件之后说，他们相信那是真的。
前雄登成员次扎说，“那和雄登没有关系，政治才是重点。”
次扎，42岁，说他以前是雄登教派的高层人物，在1997至2006年期间负责和中国官员联系。他在2008年离开了那运动。次扎说，共产党的统战部门是协调北京方面利用雄登运动来在印度和西方破坏达赖喇嘛声望的领头机构。
统战部是负责争取国内外具影响力的非共产党人支持党的机构，权力很大。其他研究雄登争议的西藏僧侣和学者说，统战部是中国试图强化对西藏控制的关键机构。
次扎说，其中一个在近年指挥雄登运动反对达赖喇嘛的统战部主要官员是朱维群。
高级僧侣：藏学家说，在10月份出席于中国城市无锡举行的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的刚坚喇嘛 (Lama Gangchen) (前排右二)，是居住在中国境外的最有影响力的雄登领袖。
路透社/Ji Chunpeng/新华社
朱，68 岁，一个资深官员，在次扎是雄登运动的活跃成员时是统战部的常务副部长。现在他是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的主任。民族宗教委员会是个向中国的国会提供指引的机构。官方媒体经常以朱作为政府内部的西藏事务权威来引述他的说话，他在演讲和接受访问时嘲笑达赖喇嘛。他的官阶等同省长。朱没有回应路透社的采访要求。
次扎说他和其他雄登僧侣多次到尼泊尔和中国，包括西藏，在那些地方和朱以及别的中国官员会面。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次扎出示了他的其中两本中国护照，显示他曾有十五次前往中国。次扎说，他在2006年最后一次到西藏。
在丑化达赖喇嘛的同时，朱在中国的媒体里对另一个西藏僧人—刚坚喇嘛—却赞誉有加。据次扎和一些研究藏传佛教的西方学者所说，在米兰的刚坚是中国境外最具影响力的雄登领袖。次扎向路透社出示他和刚坚的一些合照。
法国的藏传佛教学者兼网站西藏信息网(TibetInfoNet)的主管多登(Thierry Dodin)说，“刚坚是雄登运动的强人，他是共产党和中国当局最坚定的支持者。”
次扎说，刚坚于1997年在印度组织了雄登领袖和中国官员的最初几次会谈。
要人僧侣
根据刚坚的个人网站——刚坚喇嘛和平出版社(Lama Gangchen Peace Publications)，生于1941年的刚坚在1963年流亡印度之前曾经在寺院学习。他后来移居欧洲并成为了一个意大利的公民。
刚坚是中国的常客，他在中国和高层领袖会面，并且在政府批准的宗教聚会得到招待。中国的国营媒体刊登了他和其他佛教名人到临出席10月份于无锡举行的一个论坛的照片。印第安纳大学的艾略特·史伯岭和伦敦西敏寺大学(Westminster University)的藏学家迪比亚什·阿南德(Dibyesh Anand)说他们在中国政府和统战部的活动中都看到刚坚的踪影。刚坚在中国享有重要人物的待遇。
次扎说他开始对自己在雄登运动中的角色感到疑虑，而到了2006年，中国人对他的疑心越来越大。他在西藏首府拉萨被拘留了25天，但在说服当局他是虔诚的雄登僧侣之后获得释放。路透社没有次扎被拘留的独立证明。
在2006年稍后的一次美国之行期间，他申请了庇护。次扎向路透社出示他在2007年获得政治庇护的文件。他表示现在说出自己在雄登运动的角色，是因为反对达赖喇嘛的抗议使藏人分裂。
从抗议的报导、照片、电视新闻的片段、网上的视频和雄登的宣传数据等，路透社可以指认出在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和欧洲参与示威的藏人领袖。
索南仁钦 (Sonam Rinchen)是其中一个最容易认出来的人。仁钦，53岁，一个在麻省南迪尔菲尔德(South Deerfield)居住的石匠，是抗议活动的领头机构国际雄登社团的藏族发言人。
仁钦在电话访问中说，联邦调查局曾两度就达赖喇嘛面临安全威胁的事宜向他查问，最近的一次是2012年当达赖喇嘛访问波士顿的时候在他家中进行。“他们想知道，收了中国钱的人当中，有没有人想杀达赖喇嘛。”他说，这是藏人行政中央，即西藏流亡政府，为了抹黑雄登抗议者而向联邦调查局传递的“荒唐”指控。
联邦调查局不予置评。
躁动不安的地区： 2012年在纽约举行的声援西藏游行期间，抗议者站在一幅自焚藏人牺牲者的照片后面。自2009年以来，有超过140名藏人自焚。路透社/Lucas Jackson/数据图片
“要花很多钱”
仁钦说，中国没有插手示威活动。他说自己曾经在美国居住了接近三十年。“他们肯定很高兴，但我们示威不是为了取悦他们，我们的目标是取回我们的宗教自由。”
今年，仁钦参加了达赖喇嘛9月访问英国期间的抗议活动。他说示威者自付机票和酒店开支，而国际雄登社团则支付了示威者在当地的交通和膳食费用。
“这就是示威最困难的地方，”他说。“要花很多钱。”
但不是所有人都要花大钱。根据国际雄登社团网站上的一则告示，在达赖喇嘛安排了2014年12月出席诺贝尔得奖者在意大利首都聚会的档期，该社团提供40张从罗马返回曼彻斯特的免费回程机票。该社团还包揽了示威者的膳食和住宿费用。
根据公司纪录，国际雄登社团在2014年12月以慈善团体的名义在加州注册。它在其于2014年提交的财务报告中列出了27,471美元的资产和69,235美元的收入。
大部份一般示威者是信奉“新噶当巴传承”(New Kadampa Tradition, NKT)的西方人。N.K.T.成员说他们的组织没有参与示威。NKT 没有公开信徒的人数，但其前成员估计，NKT在全球大约有6,000个信众。
NKT 的领袖兼创始人是格桑加措，一个在1977年移居英国的西藏僧人。依据NKT网站上资料，NKT 是一个在英国注册的慈善信托基金，在40个国家有1,200个中心和分部。NKT 提交给英国慈善事务委员会的报告显示，该组织在2014年底持有的资金为2,180万英镑。
负面新闻
NKT 在英国的前成员麦夸尔(Carol McQuire)指，示威者当中有许多是成为了北京的代理人也不自知。麦夸尔说，“有无知的西方人‘免费’示威肯定会使(中国)非常满意。”她在9年前感到幻灭并离开了那组织。
示威活动引起了注意。在达赖喇嘛的2015年美国之行期间，许多媒体(包括路透社)刊登了有关示威者和他们的不满的报导。在达赖喇嘛于6月在澳大利亚访问的 12天里，《悉尼晨锋报》(Sydney Morning Herald)和墨尔本的《时代报》(The Age)刊登了国际雄登社团的彼斯所写的评论文章。彼斯也是NKT 的成员。
彼斯写道，“他成为藏人的政治领袖已经几十年了，但和世界上其他每一个政治领袖不同的是，好像没有人向他问责，又或是查核一下他是否言行一致。”
在达赖喇嘛9月的英国之行时，BBC 和 ITV 报导了他被嘈吵的雄登示威者包围下的一次预定排程。两家媒体都访问了彼斯。
ITV 那篇既提到达赖喇嘛，也提到其批评者的报导显示抗议活动如何一点点地破坏西藏精神领袖的形象。记者哈德森(Matthew Hudson)说，“在西方这里，我们习惯了看到达赖喇嘛被描述为一个非常受欢迎，非常受尊敬的人物。但是，这场示威，以及我所见到的两派之间深切的敌意，显示了在我们这个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宗教事务的世界里，没有人可以免受批评。”
北京欢迎这个转变。在每年于3月举行的中国“两会”期间的空档，宗教事务官员朱维群说，国际媒体变得“对达赖喇嘛渐渐失去兴趣了”。
然而，一些藏学家表示，因为达赖喇嘛深入人心的威望，他对雄登这一神灵的否定使该教派在中国的西藏地区和在印度的流亡藏人当中的影响力大减。
藏人对手：达赖喇嘛到世界各地为藏人争取更大的自治。中国指控他意图使西藏脱离中国。 路透社/Thierry Roge
一些藏人雄登信徒批评达赖喇嘛的支持者对他们的歧视使他们在西藏和海外被排斥。他们说，他们被解聘了，得不到商店的服务，而且被迫在精神贫民区居住。
一些达赖喇嘛的支持者承认有歧视的案例。但他们说歧视并不是系统性的，也没有受到达赖喇嘛的赞同。
夺目的广告牌
当雄登信徒在1996年开始抗议时，他们很低调，有时候甚至是显得毕恭毕敬。现在，他们的态度变得尖酸刻薄。达赖喇嘛行程的每一站都会有雄登抗议者等待伏击。
在过去两年，抗议者穿越了达赖喇嘛的保安包围，当面质询达赖喇嘛。在去年5月，根据呈交给英国政府的保安简报，一些雄登信徒尝试达赖喇嘛在荷兰入住的酒店办登记手续。访问团的组织者说，酒店保安把他们赶走了。
在达赖喇嘛于7月9日展开的两天纽约之行前的好几天，一个写着“虚假的达赖喇嘛，停止说谎”的巨型广告牌在达赖喇嘛预定发表演讲的地点的两个街区以外出现了。而附近的另一个广告牌则是多杰雄登的画像。
据达赖喇嘛的支持者说，在美国居住的藏人向广告公司投诉之后，两个广告牌都除下了。该公司拒绝透露广告牌由谁付钱。
达赖喇嘛在曼克顿的贾维茨会议中心向把入场券抢购一空的人群讲话。大约100个示威者在街上聚集，一些示威者举起了达赖喇嘛穿着军靴，愤怒地瞇起眼睛，手握拳头，踩在一群无助的雄登僧侣身上的画像。
那同一幅画像在6月于奥尔德肖特球场外也有出现。在那里，雄登抗议者的声音盖过了达赖喇嘛的40分钟讲话。
由Rupam Nair 在新德里，John Shiffman, Warren Strobel 在华盛顿，Ben Blanchard 在北京，Elizabeth Piper, Michael Holden 在伦敦以及 Gwladys Fouche 和 Henrik Stolen 在奥斯陆作补充报导。
注：
[1] 雄登，藏人的官方翻译为“凶天” 。
[2] 多杰雄登，藏人的官方翻译为“朵杰凶天”。
来源：http://newsabeta.blogspot.com/2015/12/blog-post_604.html
原文标题：China co-opts a Buddhist sect in global effort to smear Dalai Lama
原文网址：http://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china-dalailama/
日期：2015年12月21日
***本译文版权归作者/刊登机构所有，转载请保留此声明。***
奥尔德肖特, 英国—全英各地数以千计的佛教徒在6月29日涌进伦敦西南面的奥尔德肖特足球场，顶着烈日静静等待达赖喇嘛。
就在验票闸门外，另一群佛教徒也在等候藏人的精神领袖。
“虚假的达赖喇嘛，停止说谎。虚假的达赖喇嘛，停止说谎！”他们用扩音器一遍遍高叫，一众鼓手打出有节奏的拍子。当达赖喇嘛说话时，人们只听得见盖过了杂音的那一小部分内容。
“中国对此一定很兴奋”，一名由曼彻斯特来这个球场听达赖喇嘛讲话，信奉藏传佛教的英国人比斯利(Gary Beesley) 说道，“他们真的一定爱死这场面了。”
在奥尔德肖特的示威是一个模式的一部分：足迹遍及全球的达赖喇嘛几乎每到一处，都会有嘈吵的示威者如影随形地追着，用和中国执政共产党对那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谩骂相呼应的话语来指责他。
表面看来，这骚动源自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神秘藏传佛教支派。但是，路透社的调查发现这个组织抗议活动的教派得到共产党支持。这个教派成为了北京长久以来蓄谋瓦解人们拥戴达赖喇嘛的一个工具。达赖喇嘛是个有数百万中国民众向其效忠的政治流亡者，北京指责他策划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这争执起初只局限于西藏高原的寺院和在印度的藏人流亡小区。但现在则扩展到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街道和球场。
藏人和外国示威者说示威活动由一个在美国加州以慈善机构的名义注册，名为国际雄登[1]社团(International Shugden Community)的伞型组织统筹。这个组织的成员说他们纯粹是在争取宗教自由，并否认中国插手他们的示威活动。
“多杰雄登(Dorje Shugden)[2]和共产党完全没有关系”，彼斯(Nicholas Pitts)说。他是国际雄登社团的驻香港发言人，频频在该社团的抗议活动中出现。
但是，一份外泄的共产党内部文件显示，中国介入了这场争议。那份在去年向官员发出的文件说，雄登争议是“我们与达赖集团斗争的一个重要战线”。
曾经是雄登运动的重要成员，先前在印度和尼泊尔活动的次扎喇嘛对路透社说，中国资助他和其他人计划及协调该教派在海外的支持者的活动。次扎喇嘛说，共产党统战部门的官员操控他们的行动并分配资金。这些官员通过中国境内、在印度以及西方藏人流亡小区的高级雄登僧侣，即该教派的精神领袖来指挥雄登的抗议活动。
次扎喇嘛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人在利用这些僧侣来使得达赖喇嘛显得虚假，以达到他们的目的，瓦解藏传佛教和分裂藏人社群”。
雄登的变节者: 次扎喇嘛，图为他在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居所附近拍的照片。他说，当他是雄登运动的重要成员的时候，中国资助他和其他人策划该教派在海外的活动。路透社/Paul Mooney
依据目击者的说法，中国国有媒体的报导和多杰雄登网站上的文章，这些高级雄登僧侣在中国的官方场合被奉为上宾，并且被公开视为在北京粉碎人们对达赖喇嘛尊崇的计划中出力的爱国盟友。
这些高级僧侣的信徒，一个在海外居住的核心藏人小组是示威活动的领头人。他们走遍世界，发表对达赖喇嘛长篇大论的攻吁。他们有一些人出席中国政府的官方活动，并且和北京政府的中国驻外使领馆外交官有联系。但是他们否认中国有插手他们的抗议。这些信徒说他们纯粹是为了宗教自由而示威，而他们的路费是自己付钱 的。
“重大的潜在威胁”
然而，大部份示威者是以西方人为主的受招揽外国人，就像彼斯这样。次扎喇嘛说中国官员指示高级的雄登僧侣延揽这些外国人参与示威。路透社没有中国直接资助抗议的独立证据。但是，一名印度内政部的高级官员表示，印度当局知悉雄登教派有接受来自中国的款项。
那名主理印度国内安全机构—情报局—运作的官员以匿名为发言条件。他说，“我们也在密切注意雄登，因为他们经由尼泊尔接受来自中国的拨款。”
中国外交部在回应路透社有关共产党支持雄登教派的询问时说，达赖喇嘛在实行“宗教独裁”。外交部说，“第14世达赖喇嘛在近年用尽了各种手段，包括暴力恐怖的方式来迫使某些人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办公室表示，藏人的精神领袖正忙于在印度南部讲课，无暇回答这报导的提问。
这运动对达赖喇嘛的形象会构成多大破坏还不清楚，但是雄登的抗议者确实产生了影响。现在，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有关达赖喇嘛行程的报导经常也会包括雄登发言人的批评，他们指达赖喇嘛是个宗教偏执狂，无权代表西藏说话。依据一份经路透社查阅的文件所言，雄登的抗议活动变得如此尖厉，以至于藏人的精神领袖收到美国，印度及其他情报机构的警示，说“达赖喇嘛的安全目前受到重大的潜在威胁”。
那个评核是在达赖喇嘛本年两度访问英国之前，为达赖喇嘛驻英国官方代表—西藏办公室—准备的18页简报的内容。那份呈交给了英国外交部的文件也报告了美国、荷兰以及瑞士的政府在达赖喇嘛最近的访问期间加强了保安。该简报并未指控中国政府涉及对达赖喇嘛的安全威胁。一名美国前官员说，国务院的外交人员安全局知道多杰雄登这个组织，而且不得不对它特别注意。
在2007至2009年出任国务院亚洲及西藏事务高级顾问的柯里(Kelley Currie)说，“雄登信徒对此很激昂，而中国人则以扶持雄登崇拜的方式来分裂藏人。”柯里此前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工作。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是一个为藏人争取人权的倡导团体。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说，外交人员安全局在达赖喇嘛访问美国期间为他提供保护，但拒绝透露行动详情。
中国对削弱达赖喇嘛威望的努力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往往在暗中进行的全球运动的一部分，运动的目的是使海外的批评者噤声，并使世界认同它的看法。路透社本年的一项调查曝光了中国如何利用挂名负责人来架设一个播放亲北京新闻的隐秘国际电台网络。另一篇报导揭示了中国怎样利用一些化身为非政府组织的获政府支持团体来震慑它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批评者。
至于达赖喇嘛这个案例，北京不仅收买了一个佛教团体来挑战藏人的精神领袖，更运用中国对西方政府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来边缘化它的西藏敌人。
向中国“叩头”：卡梅伦的执政保守党的一个成员指控英国政府向中国的压力屈服。卡梅伦，挪威首相索尔伯格和澳大利亚前总理阿博特(由左至右)都拒绝了和达赖喇嘛会面。路透社/Kham/Christian Hartmann/Daniel Munoz
一些西方政府官员默然接受了。英国首相卡梅伦，澳洲前总理阿博特(Tony Abbott)和挪威首相索尔伯格(Erna Solberg)是其中几位在过去一年半选择不和达赖喇嘛会面的世界领导人。
阿博特和索尔伯格没有回应路透社的提问。
在伦敦被跟踪
北京的策略在英国尤其有效。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是，英国并未在藏人领袖访问期间给他提供官方的保安。依据该18页的简报，在达赖喇嘛本年两度访问英国之前，他的组织者出于对达赖喇嘛安全的忧虑而提出了正式的保安要求。
根据组织者的说法，卡梅伦政府拒绝了那个要求。
在达赖喇嘛第二次访英之行的尾声，示威者在伦敦街头追逐即将离开英国的达赖喇嘛。
加强保安：西藏精神领袖的代表说，情报机构警告，抗议活动眼下对达赖喇嘛的安全构成威胁。图为达赖喇嘛在2009年出席温哥华卑诗大学的一项活动。REUTERS/Andy Clark
当达赖喇嘛在9月21日离开位于伦敦中部的酒店时，他的随行成员说他们注意到一辆汽车在尾随他们。在伦敦的西藏办公室的第一秘书长旺堆次仁 (Wangdue Tsering)坐在达赖喇嘛座驾之后的其中一辆汽车里。“我们注意到那辆汽车开得很快，而且冲了红灯，”他说，“由那一刻起，我们怀疑那汽车在跟踪我们。”
次仁说，达赖喇嘛的保安队伍报警了。不到10分钟，一辆巡逻车指示那辆正在尾随的汽车驶到往一边。次仁表示，藏人的保安队伍认出那辆车上的其中一个人是雄登的抗议者。“我们知道那人是谁”。
伦敦警方的一名发言人说他们没有那事件的纪录。当被问到为什么英国政府拒绝为达赖喇嘛提供保护的时候，卡梅伦的执政保守党的亲西藏国会议员劳顿 (Tim Loughton)回答说，“我不知道，除了向中国叩头之外我想不到别的原因了。”
英国的内政部表示它不会响应保安事宜。卡梅伦办公室在响应路透社的提问时表示，“我们视达赖喇嘛为一个重要的宗教人物，也在他的历次访问英国之行期间表示了欢迎。我们有力而且一贯地向中国当局提及有关人权的议题。”
在达赖喇嘛9月的英国之行后的一个月，卡梅伦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对英国的国事访问铺开了红地毯。根据英国政府的信息，在习近平访问期间，英国和中国签订了价值接近400亿英镑 (600亿美元)的合约。
三只眼睛和一把利刃
在五十多年前，达赖喇嘛在藏人反抗中国统治的起义失败之后流亡到印度。今天，这位80岁的宗教领袖对中国境内为数超过600万的藏人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力。他踏遍全球，宣扬为藏人争取更大自治权的信息。北京指控达赖喇嘛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现在，这个公开说自己是无神论的共产党介入了对多杰雄登的崇拜。在寺院里，多杰雄登的形象是个面目狰狞，有三只眼睛，手持利刃，骑着狮子的神灵。
中国的最终目的是在那片广阔、资源丰富而且在战略上至为重要，但至今仍然不满共产党统治的地区确立不可动摇的权威。自2009年初以来，超过140名藏人自焚了。
达赖喇嘛的一些主要支持者说达赖喇嘛的国际形象仍然完好。他仍然能够吸引人群。2月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达赖喇嘛出席了华盛顿的一场早餐祈祷会。在那里，总统说达赖喇嘛是个“好友”。总部设于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是支持达赖喇嘛的团体。担任主席的影星理查基尔 (Richard Gere)说，“那叫人遗憾，但是他们做的事说不上精巧。那是孩子气的指责—就像中国对尊者的批评那样。”
一份指导西藏官员如何处理雄登争议的共产党内部文件，包含了北京对于雄登崇拜的策略。那份在去年2月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发出的文件在今年被泄露给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那份指导文件说，官员应避免把有关雄登崇拜的争议公开化。但是，他们应该理解达赖喇嘛的阵营正在利用那个争议成为分裂祖国，散布不和谐的借口。文件补充说，党必须把这个图谋“消灭在萌芽中”。
有争议的神灵：抗议者在7月9日于纽约贾维茨会议中心场外举行的示威中展示多杰雄登的画像。 路透社/Paul Mooney
那份文件说，中国官员应该组织受敬仰的，爱国的宗教领袖访问，揭露和谴责达赖喇嘛对雄登崇拜的“禁制”。而认同达赖喇嘛对雄登的看法，试图以此在中国境内“寻衅滋事”的人“必须依法严厉惩罚。”
国际雄登社团的驻港发言人彼斯指着文件中呼吁当局惩罚任何利用雄登争议来“聚众扰乱秩序”的人，不论他们信仰雄登与否的部分说，“我不认为你可以公正地使用这份文件来说，看，这就是中国政府介入雄登争议的证据。”
次扎喇嘛的指控
两位藏传佛教的权威——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巴内特 (Robert Barnett) 和印第安纳大学的艾略特·史伯岭 (Elliot Sperling) ——在看过那份文件之后说，他们相信那是真的。
前雄登成员次扎说，“那和雄登没有关系，政治才是重点。”
次扎，42岁，说他以前是雄登教派的高层人物，在1997至2006年期间负责和中国官员联系。他在2008年离开了那运动。次扎说，共产党的统战部门是协调北京方面利用雄登运动来在印度和西方破坏达赖喇嘛声望的领头机构。
统战部是负责争取国内外具影响力的非共产党人支持党的机构，权力很大。其他研究雄登争议的西藏僧侣和学者说，统战部是中国试图强化对西藏控制的关键机构。
次扎说，其中一个在近年指挥雄登运动反对达赖喇嘛的统战部主要官员是朱维群。
高级僧侣：藏学家说，在10月份出席于中国城市无锡举行的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的刚坚喇嘛 (Lama Gangchen) (前排右二)，是居住在中国境外的最有影响力的雄登领袖。
路透社/Ji Chunpeng/新华社
朱，68 岁，一个资深官员，在次扎是雄登运动的活跃成员时是统战部的常务副部长。现在他是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的主任。民族宗教委员会是个向中国的国会提供指引的机构。官方媒体经常以朱作为政府内部的西藏事务权威来引述他的说话，他在演讲和接受访问时嘲笑达赖喇嘛。他的官阶等同省长。朱没有回应路透社的采访要求。
次扎说他和其他雄登僧侣多次到尼泊尔和中国，包括西藏，在那些地方和朱以及别的中国官员会面。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次扎出示了他的其中两本中国护照，显示他曾有十五次前往中国。次扎说，他在2006年最后一次到西藏。
在丑化达赖喇嘛的同时，朱在中国的媒体里对另一个西藏僧人—刚坚喇嘛—却赞誉有加。据次扎和一些研究藏传佛教的西方学者所说，在米兰的刚坚是中国境外最具影响力的雄登领袖。次扎向路透社出示他和刚坚的一些合照。
法国的藏传佛教学者兼网站西藏信息网(TibetInfoNet)的主管多登(Thierry Dodin)说，“刚坚是雄登运动的强人，他是共产党和中国当局最坚定的支持者。”
次扎说，刚坚于1997年在印度组织了雄登领袖和中国官员的最初几次会谈。
要人僧侣
根据刚坚的个人网站——刚坚喇嘛和平出版社(Lama Gangchen Peace Publications)，生于1941年的刚坚在1963年流亡印度之前曾经在寺院学习。他后来移居欧洲并成为了一个意大利的公民。
刚坚是中国的常客，他在中国和高层领袖会面，并且在政府批准的宗教聚会得到招待。中国的国营媒体刊登了他和其他佛教名人到临出席10月份于无锡举行的一个论坛的照片。印第安纳大学的艾略特·史伯岭和伦敦西敏寺大学(Westminster University)的藏学家迪比亚什·阿南德(Dibyesh Anand)说他们在中国政府和统战部的活动中都看到刚坚的踪影。刚坚在中国享有重要人物的待遇。
次扎说他开始对自己在雄登运动中的角色感到疑虑，而到了2006年，中国人对他的疑心越来越大。他在西藏首府拉萨被拘留了25天，但在说服当局他是虔诚的雄登僧侣之后获得释放。路透社没有次扎被拘留的独立证明。
在2006年稍后的一次美国之行期间，他申请了庇护。次扎向路透社出示他在2007年获得政治庇护的文件。他表示现在说出自己在雄登运动的角色，是因为反对达赖喇嘛的抗议使藏人分裂。
从抗议的报导、照片、电视新闻的片段、网上的视频和雄登的宣传数据等，路透社可以指认出在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和欧洲参与示威的藏人领袖。
索南仁钦 (Sonam Rinchen)是其中一个最容易认出来的人。仁钦，53岁，一个在麻省南迪尔菲尔德(South Deerfield)居住的石匠，是抗议活动的领头机构国际雄登社团的藏族发言人。
仁钦在电话访问中说，联邦调查局曾两度就达赖喇嘛面临安全威胁的事宜向他查问，最近的一次是2012年当达赖喇嘛访问波士顿的时候在他家中进行。“他们想知道，收了中国钱的人当中，有没有人想杀达赖喇嘛。”他说，这是藏人行政中央，即西藏流亡政府，为了抹黑雄登抗议者而向联邦调查局传递的“荒唐”指控。
联邦调查局不予置评。
躁动不安的地区： 2012年在纽约举行的声援西藏游行期间，抗议者站在一幅自焚藏人牺牲者的照片后面。自2009年以来，有超过140名藏人自焚。路透社/Lucas Jackson/数据图片
“要花很多钱”
仁钦说，中国没有插手示威活动。他说自己曾经在美国居住了接近三十年。“他们肯定很高兴，但我们示威不是为了取悦他们，我们的目标是取回我们的宗教自由。”
今年，仁钦参加了达赖喇嘛9月访问英国期间的抗议活动。他说示威者自付机票和酒店开支，而国际雄登社团则支付了示威者在当地的交通和膳食费用。
“这就是示威最困难的地方，”他说。“要花很多钱。”
但不是所有人都要花大钱。根据国际雄登社团网站上的一则告示，在达赖喇嘛安排了2014年12月出席诺贝尔得奖者在意大利首都聚会的档期，该社团提供40张从罗马返回曼彻斯特的免费回程机票。该社团还包揽了示威者的膳食和住宿费用。
根据公司纪录，国际雄登社团在2014年12月以慈善团体的名义在加州注册。它在其于2014年提交的财务报告中列出了27,471美元的资产和69,235美元的收入。
大部份一般示威者是信奉“新噶当巴传承”(New Kadampa Tradition, NKT)的西方人。N.K.T.成员说他们的组织没有参与示威。NKT 没有公开信徒的人数，但其前成员估计，NKT在全球大约有6,000个信众。
NKT 的领袖兼创始人是格桑加措，一个在1977年移居英国的西藏僧人。依据NKT网站上资料，NKT 是一个在英国注册的慈善信托基金，在40个国家有1,200个中心和分部。NKT 提交给英国慈善事务委员会的报告显示，该组织在2014年底持有的资金为2,180万英镑。
负面新闻
NKT 在英国的前成员麦夸尔(Carol McQuire)指，示威者当中有许多是成为了北京的代理人也不自知。麦夸尔说，“有无知的西方人‘免费’示威肯定会使(中国)非常满意。”她在9年前感到幻灭并离开了那组织。
示威活动引起了注意。在达赖喇嘛的2015年美国之行期间，许多媒体(包括路透社)刊登了有关示威者和他们的不满的报导。在达赖喇嘛于6月在澳大利亚访问的 12天里，《悉尼晨锋报》(Sydney Morning Herald)和墨尔本的《时代报》(The Age)刊登了国际雄登社团的彼斯所写的评论文章。彼斯也是NKT 的成员。
彼斯写道，“他成为藏人的政治领袖已经几十年了，但和世界上其他每一个政治领袖不同的是，好像没有人向他问责，又或是查核一下他是否言行一致。”
在达赖喇嘛9月的英国之行时，BBC 和 ITV 报导了他被嘈吵的雄登示威者包围下的一次预定排程。两家媒体都访问了彼斯。
ITV 那篇既提到达赖喇嘛，也提到其批评者的报导显示抗议活动如何一点点地破坏西藏精神领袖的形象。记者哈德森(Matthew Hudson)说，“在西方这里，我们习惯了看到达赖喇嘛被描述为一个非常受欢迎，非常受尊敬的人物。但是，这场示威，以及我所见到的两派之间深切的敌意，显示了在我们这个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宗教事务的世界里，没有人可以免受批评。”
北京欢迎这个转变。在每年于3月举行的中国“两会”期间的空档，宗教事务官员朱维群说，国际媒体变得“对达赖喇嘛渐渐失去兴趣了”。
然而，一些藏学家表示，因为达赖喇嘛深入人心的威望，他对雄登这一神灵的否定使该教派在中国的西藏地区和在印度的流亡藏人当中的影响力大减。
藏人对手：达赖喇嘛到世界各地为藏人争取更大的自治。中国指控他意图使西藏脱离中国。 路透社/Thierry Roge
一些藏人雄登信徒批评达赖喇嘛的支持者对他们的歧视使他们在西藏和海外被排斥。他们说，他们被解聘了，得不到商店的服务，而且被迫在精神贫民区居住。
一些达赖喇嘛的支持者承认有歧视的案例。但他们说歧视并不是系统性的，也没有受到达赖喇嘛的赞同。
夺目的广告牌
当雄登信徒在1996年开始抗议时，他们很低调，有时候甚至是显得毕恭毕敬。现在，他们的态度变得尖酸刻薄。达赖喇嘛行程的每一站都会有雄登抗议者等待伏击。
在过去两年，抗议者穿越了达赖喇嘛的保安包围，当面质询达赖喇嘛。在去年5月，根据呈交给英国政府的保安简报，一些雄登信徒尝试达赖喇嘛在荷兰入住的酒店办登记手续。访问团的组织者说，酒店保安把他们赶走了。
在达赖喇嘛于7月9日展开的两天纽约之行前的好几天，一个写着“虚假的达赖喇嘛，停止说谎”的巨型广告牌在达赖喇嘛预定发表演讲的地点的两个街区以外出现了。而附近的另一个广告牌则是多杰雄登的画像。
据达赖喇嘛的支持者说，在美国居住的藏人向广告公司投诉之后，两个广告牌都除下了。该公司拒绝透露广告牌由谁付钱。
达赖喇嘛在曼克顿的贾维茨会议中心向把入场券抢购一空的人群讲话。大约100个示威者在街上聚集，一些示威者举起了达赖喇嘛穿着军靴，愤怒地瞇起眼睛，手握拳头，踩在一群无助的雄登僧侣身上的画像。
那同一幅画像在6月于奥尔德肖特球场外也有出现。在那里，雄登抗议者的声音盖过了达赖喇嘛的40分钟讲话。
由Rupam Nair 在新德里，John Shiffman, Warren Strobel 在华盛顿，Ben Blanchard 在北京，Elizabeth Piper, Michael Holden 在伦敦以及 Gwladys Fouche 和 Henrik Stolen 在奥斯陆作补充报导。
注：
[1] 雄登，藏人的官方翻译为“凶天” 。
[2] 多杰雄登，藏人的官方翻译为“朵杰凶天”。
星期三, 11月 26, 2014
有关那些反达赖喇嘛的抗议者，你应该知道的六件
作者：丹增多吉（Tenzin Dorjee）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來源：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hk/2014/11/blog-post.html
原文網址：http://www.huffingtonpost.com/tenzin-dorjee/6-things-to-know-about-th_b_6104716.html
在当今时代，很少有领导人像达赖喇嘛这样在世界各地赢得如此广泛而持久的欢迎与尊敬。他孜孜不倦地推进社会正义、普世责任、世俗伦理、跨宗教和谐以及非暴力原则，通过这些努力，他为减轻人类的苦难和增进全球总体幸福（Gross Global Happiness）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自然，很多民众必定会对一件事感到非常困惑——在尊者最近访问美国期间，一个神秘的抗议团体一直如影随形，从阿拉巴马（Alabama）到普林斯顿（Princeton）到波士顿（Boston）到纽约（New York）。
这些抗议者是何许人也？他们来自何方？他们对达赖喇嘛有何诉求？谁会从他们的抗议中获益？
以下是你必须知道的，有关这些反达赖喇嘛的抗议者的六个基本事实：
第一、他们是“格鲁派至上主义者”（Geluk supremacists）。
这些抗议者属于一个边缘化的佛教极端主义团体，他们信奉一个名为“雄天”（Shugden）的神灵，追求实现格鲁派至高无上的地位。图伯特佛教有五个主要派别，即格鲁派（Geluk）、萨迦派（Sakya）、宁玛派（Nyingma）、噶举派（Kagyu）和觉囊派（Jhonang）。在格鲁派内部，有一个支派因信奉“雄天”而历来禁止其成员阅读其他派别的经典，也禁止师从非格鲁派的喇嘛。这种格鲁派至上的意识形态历来备受争议，同时也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加剧了图伯特佛教各派别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达赖喇嘛之所以劝阻人们信奉雄天，也正是出于试图根除这种偏见。遵循一贯的鼓励进步与改革的政策，达赖喇嘛本人尽管传统上属于格鲁派，但是他就曾经向不同派别的喇嘛学习，并且鼓励所有不同派别受到同等的尊重。达赖喇嘛这些旨在增进跨派别和睦相处的改革措施，使得他成为了这些“格鲁派至上主义者”的眼中钉。
第二、他们将达赖喇嘛称为“独裁者”
这些抗议者指控达赖喇嘛是“现代世界最糟糕的独裁者”。这样的指控仅仅暴露了这些人生活在怎样一种扭曲的和受蒙蔽的世界里。而事实上，他们自己团体——即所谓的“新噶当吧”（New Kadampa Tradition）——就由这样一位人物所领导——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外，他禁止其学生阅读任何其他作家的作品。“西方雄天协会”（The Western Shugden Society）是“新噶当吧”的前沿组织，最近针对达赖喇嘛的抗议活动就是由这个团体组织策划的。这个团体相当于佛教中的“韦斯特布鲁浸信会”（Westboro Baptist Church）——这个团体不属于任何主流教会，而以其极端主张闻名于世。读者可以阅读这些第一手记录，从而了解“新噶当吧”是如何胁迫其信徒对达赖喇嘛进行攻击。
第三、 “达赖喇嘛是穆斯林！”
这些抗议者曾经指控达赖喇嘛是“穆斯林”。首先，使用“穆斯林”一词来辱骂对方就带有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的意味，而这些理念在当今世界没有容身之地。但是如论如何，宣称世界上最著名的佛教徒私下里其实是一个穆斯林，这本身就是一件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根本不值得对其进行任何认真的回应。他们还声称尊者是“假达赖喇嘛”。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谁是真的达赖喇嘛？莫非格西格桑嘉措（Geshe Kelsang Gyatso）是真正的达赖喇嘛？他是这个格鲁派极端团体的领袖，在他的修习中心只能读到他本人书籍和作品。或者他们是在等待北京去寻访认定一个真正的达赖喇嘛？
第四、这个格鲁派极端团体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
1997年，一位德高望重的图伯特学者连同他的两位学生，在印度达兰萨拉遭到暗杀，而他曾经批评“雄天”信仰偏离了真正的佛教教义。刺客逃离印度并径直逃往中国，那里是他们的避风港。印度警方将凶手直接与“雄天”团体挂钩，国际刑警也向中国发出了红色通报。对于北京而言，有关“雄天”的争议提供了一个诋毁达赖喇嘛和破坏图伯特事业的机会。因而它决定支持这个格鲁派极端组织，以此在图伯特民众之间制造纷争——这个策略正好符合中国“分而治之”的政策。请阅读更多有关中国为“雄天”团体提供资金的故事。
第五、他们找错了攻击对象
这些抗议者当中占绝对多数的是美国或欧洲白人，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图伯特僧人和受害者的模样。而这些享有特权的西方国家公民所攻击的达赖喇嘛，则是一位有家难回的难民。他既无军队亦无警察用以压制他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因而这些攻击，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一件彻头彻尾的恶行。这些抗议者声称要捍卫“纯正的格鲁派传承”，但是他们欺世盗名的行为对这一传承造成的威胁远非达赖喇嘛的改革政策可以企及。这些人与归达赖喇嘛管控的任何组织或机构都没有丝毫关系，达赖喇嘛即便是想压制他们的信仰自由也根本无从下手。而唯一可以对他们进行掌控和实施强制的人——也因此是可以实际上剥夺他们信仰自由的人——是格西洛桑嘉措。这些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就加入了他的神秘组织。请参阅以下这些成功逃离“新噶当吧”组织的人提供的证词。
第六、这些抗议者旨在破坏图伯特事业并推进中国的计划实施
在“新噶当吧”和中国政府的言辞之间有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呼应关系。他们两者都指控达赖喇嘛是CIA的傀儡；两者都把达赖喇嘛称为纳粹；两者都认为1959年以前的图伯特是“封建农奴制”。这个团体希望你相信是CIA救了达赖喇嘛一命，还很可能甚至希望你相信中国人从达赖喇嘛手中“解放”了图伯特民众。但是 “如果没有CIA，达赖喇嘛根本不可能逃命”的说法纯粹是一种虚构。这种说法不仅歪曲了历史，同时还篡改了图伯特抵抗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护送达赖喇嘛从拉萨流亡印度的历史真相。因此，“新噶当吧”和这些抗议者不再仅仅是一群“格鲁派至上主义者”，他们还是中国政府实现其“宏伟规划”的最得心应手的工具——用来混淆图伯特议题并最终使得图伯特争取自由的斗争失去合法地位。
有关这个派别更为详细的宗教历史，请参阅图伯特问题专家蒂埃里•多丹（Thierry Dodin）和罗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教授的有关文章。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來源：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hk/2014/11/blog-post.html
原文網址：http://www.huffingtonpost.com/tenzin-dorjee/6-things-to-know-about-th_b_6104716.html
在当今时代，很少有领导人像达赖喇嘛这样在世界各地赢得如此广泛而持久的欢迎与尊敬。他孜孜不倦地推进社会正义、普世责任、世俗伦理、跨宗教和谐以及非暴力原则，通过这些努力，他为减轻人类的苦难和增进全球总体幸福（Gross Global Happiness）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自然，很多民众必定会对一件事感到非常困惑——在尊者最近访问美国期间，一个神秘的抗议团体一直如影随形，从阿拉巴马（Alabama）到普林斯顿（Princeton）到波士顿（Boston）到纽约（New York）。
这些抗议者是何许人也？他们来自何方？他们对达赖喇嘛有何诉求？谁会从他们的抗议中获益？
以下是你必须知道的，有关这些反达赖喇嘛的抗议者的六个基本事实：
第一、他们是“格鲁派至上主义者”（Geluk supremacists）。
这些抗议者属于一个边缘化的佛教极端主义团体，他们信奉一个名为“雄天”（Shugden）的神灵，追求实现格鲁派至高无上的地位。图伯特佛教有五个主要派别，即格鲁派（Geluk）、萨迦派（Sakya）、宁玛派（Nyingma）、噶举派（Kagyu）和觉囊派（Jhonang）。在格鲁派内部，有一个支派因信奉“雄天”而历来禁止其成员阅读其他派别的经典，也禁止师从非格鲁派的喇嘛。这种格鲁派至上的意识形态历来备受争议，同时也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加剧了图伯特佛教各派别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达赖喇嘛之所以劝阻人们信奉雄天，也正是出于试图根除这种偏见。遵循一贯的鼓励进步与改革的政策，达赖喇嘛本人尽管传统上属于格鲁派，但是他就曾经向不同派别的喇嘛学习，并且鼓励所有不同派别受到同等的尊重。达赖喇嘛这些旨在增进跨派别和睦相处的改革措施，使得他成为了这些“格鲁派至上主义者”的眼中钉。
第二、他们将达赖喇嘛称为“独裁者”
这些抗议者指控达赖喇嘛是“现代世界最糟糕的独裁者”。这样的指控仅仅暴露了这些人生活在怎样一种扭曲的和受蒙蔽的世界里。而事实上，他们自己团体——即所谓的“新噶当吧”（New Kadampa Tradition）——就由这样一位人物所领导——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外，他禁止其学生阅读任何其他作家的作品。“西方雄天协会”（The Western Shugden Society）是“新噶当吧”的前沿组织，最近针对达赖喇嘛的抗议活动就是由这个团体组织策划的。这个团体相当于佛教中的“韦斯特布鲁浸信会”（Westboro Baptist Church）——这个团体不属于任何主流教会，而以其极端主张闻名于世。读者可以阅读这些第一手记录，从而了解“新噶当吧”是如何胁迫其信徒对达赖喇嘛进行攻击。
第三、 “达赖喇嘛是穆斯林！”
这些抗议者曾经指控达赖喇嘛是“穆斯林”。首先，使用“穆斯林”一词来辱骂对方就带有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的意味，而这些理念在当今世界没有容身之地。但是如论如何，宣称世界上最著名的佛教徒私下里其实是一个穆斯林，这本身就是一件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根本不值得对其进行任何认真的回应。他们还声称尊者是“假达赖喇嘛”。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谁是真的达赖喇嘛？莫非格西格桑嘉措（Geshe Kelsang Gyatso）是真正的达赖喇嘛？他是这个格鲁派极端团体的领袖，在他的修习中心只能读到他本人书籍和作品。或者他们是在等待北京去寻访认定一个真正的达赖喇嘛？
第四、这个格鲁派极端团体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
1997年，一位德高望重的图伯特学者连同他的两位学生，在印度达兰萨拉遭到暗杀，而他曾经批评“雄天”信仰偏离了真正的佛教教义。刺客逃离印度并径直逃往中国，那里是他们的避风港。印度警方将凶手直接与“雄天”团体挂钩，国际刑警也向中国发出了红色通报。对于北京而言，有关“雄天”的争议提供了一个诋毁达赖喇嘛和破坏图伯特事业的机会。因而它决定支持这个格鲁派极端组织，以此在图伯特民众之间制造纷争——这个策略正好符合中国“分而治之”的政策。请阅读更多有关中国为“雄天”团体提供资金的故事。
第五、他们找错了攻击对象
这些抗议者当中占绝对多数的是美国或欧洲白人，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图伯特僧人和受害者的模样。而这些享有特权的西方国家公民所攻击的达赖喇嘛，则是一位有家难回的难民。他既无军队亦无警察用以压制他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因而这些攻击，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一件彻头彻尾的恶行。这些抗议者声称要捍卫“纯正的格鲁派传承”，但是他们欺世盗名的行为对这一传承造成的威胁远非达赖喇嘛的改革政策可以企及。这些人与归达赖喇嘛管控的任何组织或机构都没有丝毫关系，达赖喇嘛即便是想压制他们的信仰自由也根本无从下手。而唯一可以对他们进行掌控和实施强制的人——也因此是可以实际上剥夺他们信仰自由的人——是格西洛桑嘉措。这些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就加入了他的神秘组织。请参阅以下这些成功逃离“新噶当吧”组织的人提供的证词。
第六、这些抗议者旨在破坏图伯特事业并推进中国的计划实施
在“新噶当吧”和中国政府的言辞之间有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呼应关系。他们两者都指控达赖喇嘛是CIA的傀儡；两者都把达赖喇嘛称为纳粹；两者都认为1959年以前的图伯特是“封建农奴制”。这个团体希望你相信是CIA救了达赖喇嘛一命，还很可能甚至希望你相信中国人从达赖喇嘛手中“解放”了图伯特民众。但是 “如果没有CIA，达赖喇嘛根本不可能逃命”的说法纯粹是一种虚构。这种说法不仅歪曲了历史，同时还篡改了图伯特抵抗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护送达赖喇嘛从拉萨流亡印度的历史真相。因此，“新噶当吧”和这些抗议者不再仅仅是一群“格鲁派至上主义者”，他们还是中国政府实现其“宏伟规划”的最得心应手的工具——用来混淆图伯特议题并最终使得图伯特争取自由的斗争失去合法地位。
有关这个派别更为详细的宗教历史，请参阅图伯特问题专家蒂埃里•多丹（Thierry Dodin）和罗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教授的有关文章。
星期六, 11月 02, 2013
靳薇：讓達賴喇嘛訪問香港澳門
作者：靳薇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http://fengshenghk.blogspot.hk/2013/11/blog-post_4985.html
靳薇簡介：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民族宗教理論室主任。主要研究領域：民族問題理論、西藏發展問題、新疆發展問題。發表專著十餘部，論文百餘篇。曾獲得「中國藏學研究珠峰獎」，中央黨校優秀科研成果獎，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傑出貢獻獎」。
2010年，中央人民政府與達賴代表進行了「雙方均認為無實質進展」的第九次會談後，會談中斷。近幾年，境內外的涉藏衝突此伏彼起，2009年至今自焚已經發生120餘起。達賴喇嘛雖表示不放棄中間道路，提出要返回藏區，去五台山朝聖，但支持他的力量逐漸式微。而藏獨勢力日愈坐大，整合為「西藏獨立聯盟」，試圖在年內組成政黨，壯大力量。藏區的社會穩定和發展受到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我們迫切需要對涉藏問題進一步深入思考並調整工作方式。 5月份，我接受《亞洲周刊》的訪問，談及涉藏問題的若干思考和建議，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當時限於篇幅，有些問題無法展開。現應《風聲》雜誌之邀，稍作深入。
1，西藏問題：是民族問題、宗教文化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所謂西藏問題，很難簡單定性。毛澤東在1952年4月曾指出：「對西藏在政治上必須採取極端謹慎的態度，……必須認識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必須應付恰當，不能和處理尋常關係一例看待。」
自80年代以來，有一種明顯傾向，把和西藏相關的問題，均認為是政治問題。比如，提出西藏的發展問題，是政治問題、戰略問題和國家的全局問題。近年，政府相關部門的領導明確表示，不存在「西藏問題」，只存在達賴喇嘛集團搞分裂的問題。目前國內對相關問題的表述為：「涉藏問題」，意指與居住在包括西藏、青海、四川、甘肅、雲南五個省區的600餘萬藏族民眾社會管理及社會發展相關的一些問題。
我個人認為，涉藏問題不能一概而論。比如境內外藏獨極端勢力不懈堅持的「西藏獨立」問題、通過滲透搞破壞搞分裂的問題，達賴喇嘛提出的高度自治、大藏區問題，毫無疑問是政治問題。而在境內發生的一些局部的矛盾衝突，大多緣於民族宗教問題。如果涉及到傷害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的事件，就是刑事犯罪問題了。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一些專家不贊成將涉藏問題全部簡單地定性為政治問題，認為這樣會形成「主觀設敵」，容易把一個地區一個民族或信仰某種宗教的信徒全部搞成假想敵，結果是非常不利於團結大多數民眾、孤立極少數分裂主義分子，非常不利於地區的穩定和國家安全。
2，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定性與達賴喇嘛之間的矛盾是「特殊矛盾」，這種特殊性表現在哪些方面？
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上，胡錦濤定性與達賴是「特殊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這即是創新思維。這種定性，是比較科學準確的。
「達賴喇嘛」的稱號緣起於1578年，為蒙古土默特部順義王俺達汗贈給到青海傳教的索南嘉措（格魯派宗喀巴第三代弟子）的稱號。後其教眾仿效噶舉派的活佛轉世制度，建立達賴喇嘛活佛轉世系統。 1653年，清朝順治皇帝封五世達賴喇嘛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怛喇達賴喇嘛」。五世達賴喇嘛借清庭之力驅逐蒙古勢力，創立政教合一的噶丹頗章王朝。此後，「達賴喇嘛」的封號和達賴喇嘛在西藏政治上的地位正式確定下來。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曾是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權領袖，自1959年出走後，長期致力於西藏獨立的分裂活動，對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直接提出挑戰。在這個層面上，我們與達賴喇嘛集團的矛盾是對立和不可調和的。但同時也要看到，達賴喇嘛是600餘萬藏族民眾信奉的「活神仙」，是他們精神崇拜的對象，有相當的號召力。對他的態度和處理相關問題的方式會影響到千千萬萬藏族民眾的情感，因此又不能簡單的將他當作敵人來對待。
3，根據這些特殊性，與達賴喇嘛的關係除了敵對方式，是否還有其它更好的方式來處理？
去年11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胡錦濤同志作了大會報告。大家可能注意到，報告中延續了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的政策原則，將民族問題、宗教問題放在統戰工作的部分。在國家事務的管理中，負責管理民族宗教事務的，既有屬於國務院的國家民委、國家宗教局，也有屬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統戰部。由於中國目前的國情，屬於黨委系統的統戰部起著更重要的領導作用。目前的管理職責分配，涉藏問題由中央統戰部負責，這在中國的三十一個省區中是最為特殊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對這個地區的重視。
處理達賴喇嘛問題的方式，除了敵對方式外，當然有其他方式。至2010年，中央政府的代表與達賴喇嘛的代表已經展開過九次會談。雙方認真、坦誠、共同面對未來的建設性會談和對話，是解決達賴喇嘛問題和涉藏問題的最好出路。
4，有沒有繼續與達賴喇嘛對話的必要？
達賴喇嘛是涉藏問題的關鍵人物，我個人以為，雙方坦誠、真實、建設性的對話是非常必要的。 2010年，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與達賴喇嘛代表進行了第九次會談，雙方均認為無實質進展。為涉藏工作計，我個人建議重啟會談。具體如下：
（1）擱置爭議，破解膠著狀態、推進會談
按照「先易後難」的方法，是否可以擱置「中間道路」等政治議題，商議讓達賴喇嘛純粹以宗教領袖的身份訪問香港或澳門，進而探討將來讓達賴喇嘛居留香港的可能性。達賴喇嘛2011年退出政壇，身份只是宗教領袖，完全可以淡化政治色彩，以宗教身份行事。如膠著狀態的破解進展順利，相關部門或許可以考慮安排達賴喇嘛回藏區訪問。
十四世達賴喇嘛年事已高，留給相關方面轉圜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據說三十餘年前，是鄧小平提出：「只要不追求西藏獨立，什麼都可以談」，創造性地使達賴喇嘛放棄藏獨主張，提出「中間道路」，將其與中央政府對立、對峙、對抗的狀態轉化為對話。今天如何破解達賴喇嘛僵局，需要新一代領導人高超的政治技巧與智慧。
（2）力爭只產生國內達賴喇嘛靈童
十四世達賴喇嘛年事已高，按照藏傳佛教的儀軌轉世的問題，已經迫在眉睫。應破解目前的「達賴喇嘛僵局」，爭取讓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產生於國內。雖然我們可以用「金瓶掣簽」限制靈童產生於國外，但歷史上也有由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先例。目前的局勢，將出現「雙胞達賴喇嘛」，即在海外和國內各認定一個靈童，導致問題更為複雜，對藏區的穩定和安全影響甚大。
按照歷史傳承，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互為師徒，年長的一方應參與並主持靈童的找尋、認定、剃髮受戒、取法名等禮儀，並親自教育靈童一段時間。如果十五世達賴喇嘛靈童在國內認定，十一世班禪喇嘛即是他的老師，會對其有正面積極的影響。
流亡五十餘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畢生致力於弘揚西藏宗教和文化等光環籠罩下的十四世達賴喇嘛，是獨一無二的個體。 「達賴喇嘛後」時期，西方國家民眾出於普世價值等觀念的「達賴喇嘛迷戀」會逐漸淡化，涉藏問題的國際壓力將逐漸減輕。而內地的藏民群體，如果國內有一個按宗教儀軌產生的達賴喇嘛可信仰，焦慮和暴烈的情緒會得到平復。
境外流亡藏人政府，極有可能在「達賴喇嘛後」走極端暴力路線，並與其他極端組織合流。但如果我們可以化解「達賴喇嘛困局」，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分化瓦解境外的藏獨勢力。
5，有沒有讓達賴喇嘛回國的可能？
談十四世達賴喇嘛回國問題，我認為先要解決若干問題，即完成兩個評估，克服兩個障礙，達成一個共識。
（1）必須完成兩個評估。第一，認真評估600餘萬藏族民眾對共產黨的信賴和情感；第二，正確評估藏族民眾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和感情。如何正確客觀地進行評估？ 「今生靠共產黨，來世靠達賴喇嘛」，這是我在西藏的歷次考察中，聽到普通民眾說得最多最直接的一句話。可以說它一語道盡評估的關鍵。
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後，共產黨對西藏和藏區的廣大民眾傾注了很大的關心和愛護，在經濟建設方面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和幫助。藏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在近五十餘年中實現了很大發展，物質生活、醫療衛生、教育、交通有了非常大的改善。每一個分享到慧澤的藏族民眾都對共產黨深懷感激之心，他們認定：今生只能依靠共產黨，才有富足的物質生活。因此，藏族民眾對共產黨是深懷感激的，對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充分認同的。
但同時，信仰共產主義無神論的共產黨卻無法滿足他們傳統的「來生轉世」的精神需求，所以，只能依靠達賴喇嘛這個活神仙幫助他們抵達這一世生命終結後的下一站，實現傳統信仰中的人生輪回。所以，今生過好日子要靠共產黨，來生的轉世輪回只能靠達賴喇嘛。
共產黨在經濟建設和物質增加方面的工作做得再多，給予的財富和幫助再多，藏族民眾對共產黨的感激再豐沛，也不可能改變達賴喇嘛在普通民眾心目的地位，更不可能抺殺藏族民眾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和依賴。對普通的藏族民眾來說，這種崇拜沒有絲毫政治意義和企圖，「獨立」對普通民眾來說只是一個空洞的字眼，他們沒有興趣也不懂得是什麼意思。
藏族民眾對共產黨充滿感激、高度認同，他們對達賴喇嘛只是宗教上的崇拜，並無政治目的。我們的各級領導和相關部門，對此一定要有充分的自信和體認。在正確評估的基礎上，才可能談達賴喇嘛回國的問題。
（2）克服兩個障礙。達賴喇嘛回國還有兩個障礙：達賴喇嘛一直致力於把西藏問題國際化，曾做過不少醜化妖魔化中國的事，讓他回國是否讓步和妥協太大？還有，藏族民眾對他非常崇拜和迷戀，達賴喇嘛回國會否影響地區的穩定和安全？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長期堅持統一戰線，在由弱變強、由小變大最終奪取了全國政權的過程中，有過許許多多化敵為友的佳話，相信我們新一屆領導人會有新的更高的政治智慧來化解和打破目前的「達賴喇嘛僵局」。如果對藏族民眾信賴感激共產黨、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情感有充分自信，加以妥當的組織的疏導，完全可以避免局部的波動，不導致危及穩定和安全的問題，
（3）達成一個共識。達賴喇嘛和共產黨需要在一個問題上達成共識，即達賴喇嘛在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上是大多數藏族民眾的「情之所繫」，是眾所矚目的「代表」，但他僅是信仰和信任的代表，不是政治代表更不是政治領袖。正如達賴喇嘛今年6月在澳大利亞所說「西藏境內的藏人依然將他們的信任寄託於我，依然將他們的信仰寄託於我。同樣，流亡藏人也將信任寄託於我，將信仰寄託於我」。和談的雙方能否讓達賴喇嘛與政治身份完全脫鉤，也是其能否回國的關鍵。
6，近期多人自焚，不少是年輕人，為什麼？
藏民自焚2009年始於四川省阿壩州，到今年八月已有120餘名藏民前赴後繼點燃身體。現在的困局是：
（1）自焚不易中止
藏民自焚2009年1人，2011年12人，2012年80餘人，2013年元月後又有數人。雖然可以一一追究自焚個體走上決絕之路不盡相同的原因，但持續的行動讓自焚幾乎變成了一種「集體癔症」，成了傳播性心理疾患，成為一場運動。
中國外交部、公安部、最高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均發文發言，指斥自焚為變相的暴力和恐怖主義，是犯罪行為，是達賴喇嘛集團在境外鼓動和策劃。甘、青、川、藏幾省區政府相繼採取措施進行治理，西藏啟動「護城河工程」，阻止其他省區的藏民前往西藏，區內的藏民到拉薩也需要數個證件；青海則用「收鍋行動」，將藏區民眾和僧人接收電視信號的鍋狀天線全部收繳。但自焚很難完全停止。
（2）自焚有可能引發更深層次的矛盾
圍繞自焚的報導、記載、祈福、慰問等行為不斷擴大其社會影響，藏民的激動情緒和當地政府的製止行動對峙，激發更多矛盾。 2012年同仁縣一名藏民自焚身亡，當地藏民千餘人參加葬禮並與政府阻止行動發生衝突。
如果自焚延續，會由一種宗教動員演變為政治動員和仇恨動員，矛盾向整個藏族擴散，使中央政府與達賴喇嘛分裂主義集團的政治衝突演化為漢藏之間的族群衝突。
（3）自焚是激越情緒被煽動後的表現
九次會談均無成果，部分民眾認為是中央政府的責任。既然政府說只要達賴喇嘛放棄「西藏獨立」，其他問題都可以談。達賴喇嘛已經反復聲明要在中國憲法的框架下尋求真正自治，不獨立。現在會談不成功，達賴喇嘛不能回國，所有問題都是由於漢人的政府作梗。藏民的宗教信仰體系中，達賴喇嘛是活著的神，是精神寄託和依賴。由於物質生活方面改善明顯，藏民精神上的要求日益突出。 2011年，達賴喇嘛宣佈退休，亦引起藏民的擔憂、憤懣和焦慮。由於看到達賴喇嘛回國無望、達賴喇嘛問題鎖死，藏民積怨日深，自焚是激越情緒被煽動後的一種表現。
自焚集中在青年人，是對共產黨感情的代際差異所致。年長的藏族民眾，對共產黨幫助他們翻身解放、分得土地和牛羊深懷感激和感恩。而青年人缺乏新舊政府對比，相對豐厚的物質生活在他們是天經地義的事，而且青年人容易衝動，也很容易情緒化地表達。
7，中共一直有引以為傲的民族政策，其優勢何在？隨著時代變遷，中國的民族政策是否有更彈性，更柔性的空間？
中國內地的學界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它在學理上的來源主要有：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問題理論和蘇聯的民族理論政策、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管理經驗。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發生了蘇聯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當時西方的很多政治家、學者都認為多米諾骨牌效應將引致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的中國問題暴發，進而影響國家的完整。時光流逝，這個「政治預言」並未實現。這也從另一方面證實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對民族矛盾的化解、民族地區的社會管理，在過去的數十年中是有效的。這即是我們的政策優勢。
中國共產黨人依靠長期理論探索、經驗實踐，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管理思路，並在1949以後逐漸完善了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讓少數民族參與國家及地區事務的管理，真心誠意地幫助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經濟、搞社會建設，發展民族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事業，完善公共服務，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也得到少數民族廣大民眾的擁護和愛戴。
當然，時代在發展，隨著中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也需要與時俱進，不斷完善和進步。我個人認為，目前亟需解決兩方面的問題：第一，我們的民族政策將民族身份固化，並與政治權利、經濟利益密切結合，過分突出和強調各民族的差異性，極不利於民族團結和國家整合。第二，文化多元化的需求與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相互助勢，客觀上造成國內數個人口眾多、歷史文化積澱深厚的民族與漢民族之間的對峙，而我們的民族政策相對僵化，對這個逐漸形成並日益尖銳的問題缺乏認識，更缺乏應對和化解的方法，長此以往必將威脅到國家的安定和統一。
因此，迫切需要認真梳理1949年以來的民族政策，總結成績，找到欠缺並努力完善；尤其要關注社會發展帶來的民族關係的變化，制定有針對性的新政策。 「彈性」、「柔性」當然也是需要完善的方面，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都懂得「寬嚴相濟、因俗而治」的方法，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更應該有和時代相符的管理思路和方法。
8，十八大以後的中央領導層更為開明開放，在處理涉藏問題上是否有可能轉變思路？
我們也很期待新一屆中央領導人有新的政治智慧解決目前的涉藏問題困局！俞正聲在履新後不久即到藏區視察，也反映出新領導人對涉藏問題的重視。
我個人的建議是：必須審慎對待涉藏工作。建國已經六十餘年，但毛澤東「必須認識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必須應付恰當，不能和處理尋常關係一例看待」的觀點，仍有價值。
西元七世紀中葉（一說四世紀上半）佛教正式傳入藏區，與當地原有的笨波教相融合，逐漸形成獨特的藏傳佛教。宗教對藏族的形成發展有深厚影響，對民眾的精神世界有極大作用。直至今天，藏族民眾仍幾乎全部虔誠信仰宗教。要解決好涉藏問題，必須審慎對待藏區工作，尤其審慎處理涉及宗教信仰的事務。
（1）審時度勢，實現中國夢
西藏自治區的幾位一把手，在任時對宗教事務的一些作法失之偏頗，為今天的矛盾衝突埋下伏筆。有的領導「撥亂反正」，用行政力量弘揚宗教；有的領導則過猶不及，採取剛性措施；或取消藏語文課程，或宣佈「該抓的抓、該殺的殺、該關的關」，或提出「維穩要處於臨戰狀態」等。過度剛性的提法和措施將一個地區、一個民族設為假想敵、推到對立面，不是化解而是在製造矛盾，按照列寧的說法是在「幫敵人的忙」。
涉藏問題需要審時度勢，否則寬嚴皆誤。在涉藏問題上落實科學發展觀，引導藏區民眾實現中國夢，就是要對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通過為藏族民眾謀福利建立的威望充滿自信，充分信任廣大幹部群眾，集中力量打擊和孤立極少數分裂主義分子。
（2）剝離宗教與政治，慎重對待藏民的心理需求
藏族民眾千百年來受宗教影響，形成「重精神輕物質、重來世輕今生」的民族特性，這和「敬鬼神而遠之」的中國主體民族漢族有著巨大的差別。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一定要認清這一點。
在普通藏民那裡，達賴喇嘛僅只是精神寄託和通向來世的橋樑。如果搞清楚了這個問題，就可以避免反復收繳藏民供奉的達賴喇嘛照片、強迫僧人表態寫保證書與達賴喇嘛劃清界限等過激的作法。將宗教信仰與政治捆綁，將信仰達賴喇嘛與和分裂主義分子劃等號，只會製造民族隔閡，積累民族怨恨。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建國後60餘年的時間裡不懈地為少數民族人民謀福利，極大改善了他們的物質生活，但同時也要關照他們的精神需求。
涉藏問題的解決對當下的中國至關重要。若能創新思維、破解僵局，不僅可促進社會穩定，避免形成難以癒合的民族創傷，對國內其他少數民族亦有正面影響。同時，對臺灣統一有幫助，也可以顯示我們的「軟實力」，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
9，藏獨勢力整合，有更為強硬的趨勢，對解決涉藏問題會否增加阻力？
隨著達賴喇嘛辭職，藏獨勢力出現合流和強硬化趨勢。 「西藏國民大會」與「藏青會」 2012年6月的達蘭薩拉會議決定成立「西藏獨立聯盟」，計劃2013年9月選舉領導核心，標誌著反對黨將正式登場。由於流亡社區中支持藏獨的議員已經越來越多，藏青會等藏獨組織在選舉中的動員能力很強，未來的議會和噶夏政府中，支持藏獨的力量會有較多上升。藏獨力量的整合，將使中國政府解決涉藏問題面臨更複雜的影響因素，也使中國地方政府維護藏區穩定的工作面臨更大的壓力。
在藏獨勢力坐大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一些新聲音。 2013年5月8日，流亡藏人社區的行政長官、「元首」洛桑森格在華盛頓的一個講話中聲明：「第一、不再爭取在圖伯特實現民主政治，共產黨的統治是可以接受的；第二、圖伯特的真正自治可以有一個時間限制；第三、中國在圖伯特的軍事部署有自由裁量權。」如果上述信息屬實，這應該是流亡藏人社區最面對現實的認識，是朝向解決涉藏問題邁出了可讚許的踏實一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31個省區之一的西藏，和居住在其他四省的藏族，不可能成為「國中之國」以謀求「獨立」、「民主政治」，更不可能獨享軍事部署權。認清問題的關鍵，才有可能在和談中，就達賴喇嘛回國問題和其他涉藏問題的解決達成共識。
面對現實、面向未來，境內外的族群共同努力，相信我們一定有智慧化解涉藏困局。■
來源：《風聲》月刊 2013年 10月號
http://fengshenghk.blogspot.hk/2013/11/blog-post_4985.html
靳薇簡介：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民族宗教理論室主任。主要研究領域：民族問題理論、西藏發展問題、新疆發展問題。發表專著十餘部，論文百餘篇。曾獲得「中國藏學研究珠峰獎」，中央黨校優秀科研成果獎，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傑出貢獻獎」。
2010年，中央人民政府與達賴代表進行了「雙方均認為無實質進展」的第九次會談後，會談中斷。近幾年，境內外的涉藏衝突此伏彼起，2009年至今自焚已經發生120餘起。達賴喇嘛雖表示不放棄中間道路，提出要返回藏區，去五台山朝聖，但支持他的力量逐漸式微。而藏獨勢力日愈坐大，整合為「西藏獨立聯盟」，試圖在年內組成政黨，壯大力量。藏區的社會穩定和發展受到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我們迫切需要對涉藏問題進一步深入思考並調整工作方式。 5月份，我接受《亞洲周刊》的訪問，談及涉藏問題的若干思考和建議，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當時限於篇幅，有些問題無法展開。現應《風聲》雜誌之邀，稍作深入。
1，西藏問題：是民族問題、宗教文化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所謂西藏問題，很難簡單定性。毛澤東在1952年4月曾指出：「對西藏在政治上必須採取極端謹慎的態度，……必須認識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必須應付恰當，不能和處理尋常關係一例看待。」
自80年代以來，有一種明顯傾向，把和西藏相關的問題，均認為是政治問題。比如，提出西藏的發展問題，是政治問題、戰略問題和國家的全局問題。近年，政府相關部門的領導明確表示，不存在「西藏問題」，只存在達賴喇嘛集團搞分裂的問題。目前國內對相關問題的表述為：「涉藏問題」，意指與居住在包括西藏、青海、四川、甘肅、雲南五個省區的600餘萬藏族民眾社會管理及社會發展相關的一些問題。
我個人認為，涉藏問題不能一概而論。比如境內外藏獨極端勢力不懈堅持的「西藏獨立」問題、通過滲透搞破壞搞分裂的問題，達賴喇嘛提出的高度自治、大藏區問題，毫無疑問是政治問題。而在境內發生的一些局部的矛盾衝突，大多緣於民族宗教問題。如果涉及到傷害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的事件，就是刑事犯罪問題了。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一些專家不贊成將涉藏問題全部簡單地定性為政治問題，認為這樣會形成「主觀設敵」，容易把一個地區一個民族或信仰某種宗教的信徒全部搞成假想敵，結果是非常不利於團結大多數民眾、孤立極少數分裂主義分子，非常不利於地區的穩定和國家安全。
2，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定性與達賴喇嘛之間的矛盾是「特殊矛盾」，這種特殊性表現在哪些方面？
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上，胡錦濤定性與達賴是「特殊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這即是創新思維。這種定性，是比較科學準確的。
「達賴喇嘛」的稱號緣起於1578年，為蒙古土默特部順義王俺達汗贈給到青海傳教的索南嘉措（格魯派宗喀巴第三代弟子）的稱號。後其教眾仿效噶舉派的活佛轉世制度，建立達賴喇嘛活佛轉世系統。 1653年，清朝順治皇帝封五世達賴喇嘛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怛喇達賴喇嘛」。五世達賴喇嘛借清庭之力驅逐蒙古勢力，創立政教合一的噶丹頗章王朝。此後，「達賴喇嘛」的封號和達賴喇嘛在西藏政治上的地位正式確定下來。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曾是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權領袖，自1959年出走後，長期致力於西藏獨立的分裂活動，對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直接提出挑戰。在這個層面上，我們與達賴喇嘛集團的矛盾是對立和不可調和的。但同時也要看到，達賴喇嘛是600餘萬藏族民眾信奉的「活神仙」，是他們精神崇拜的對象，有相當的號召力。對他的態度和處理相關問題的方式會影響到千千萬萬藏族民眾的情感，因此又不能簡單的將他當作敵人來對待。
3，根據這些特殊性，與達賴喇嘛的關係除了敵對方式，是否還有其它更好的方式來處理？
去年11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胡錦濤同志作了大會報告。大家可能注意到，報告中延續了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的政策原則，將民族問題、宗教問題放在統戰工作的部分。在國家事務的管理中，負責管理民族宗教事務的，既有屬於國務院的國家民委、國家宗教局，也有屬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統戰部。由於中國目前的國情，屬於黨委系統的統戰部起著更重要的領導作用。目前的管理職責分配，涉藏問題由中央統戰部負責，這在中國的三十一個省區中是最為特殊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對這個地區的重視。
處理達賴喇嘛問題的方式，除了敵對方式外，當然有其他方式。至2010年，中央政府的代表與達賴喇嘛的代表已經展開過九次會談。雙方認真、坦誠、共同面對未來的建設性會談和對話，是解決達賴喇嘛問題和涉藏問題的最好出路。
4，有沒有繼續與達賴喇嘛對話的必要？
達賴喇嘛是涉藏問題的關鍵人物，我個人以為，雙方坦誠、真實、建設性的對話是非常必要的。 2010年，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與達賴喇嘛代表進行了第九次會談，雙方均認為無實質進展。為涉藏工作計，我個人建議重啟會談。具體如下：
（1）擱置爭議，破解膠著狀態、推進會談
按照「先易後難」的方法，是否可以擱置「中間道路」等政治議題，商議讓達賴喇嘛純粹以宗教領袖的身份訪問香港或澳門，進而探討將來讓達賴喇嘛居留香港的可能性。達賴喇嘛2011年退出政壇，身份只是宗教領袖，完全可以淡化政治色彩，以宗教身份行事。如膠著狀態的破解進展順利，相關部門或許可以考慮安排達賴喇嘛回藏區訪問。
十四世達賴喇嘛年事已高，留給相關方面轉圜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據說三十餘年前，是鄧小平提出：「只要不追求西藏獨立，什麼都可以談」，創造性地使達賴喇嘛放棄藏獨主張，提出「中間道路」，將其與中央政府對立、對峙、對抗的狀態轉化為對話。今天如何破解達賴喇嘛僵局，需要新一代領導人高超的政治技巧與智慧。
（2）力爭只產生國內達賴喇嘛靈童
十四世達賴喇嘛年事已高，按照藏傳佛教的儀軌轉世的問題，已經迫在眉睫。應破解目前的「達賴喇嘛僵局」，爭取讓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產生於國內。雖然我們可以用「金瓶掣簽」限制靈童產生於國外，但歷史上也有由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先例。目前的局勢，將出現「雙胞達賴喇嘛」，即在海外和國內各認定一個靈童，導致問題更為複雜，對藏區的穩定和安全影響甚大。
按照歷史傳承，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互為師徒，年長的一方應參與並主持靈童的找尋、認定、剃髮受戒、取法名等禮儀，並親自教育靈童一段時間。如果十五世達賴喇嘛靈童在國內認定，十一世班禪喇嘛即是他的老師，會對其有正面積極的影響。
流亡五十餘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畢生致力於弘揚西藏宗教和文化等光環籠罩下的十四世達賴喇嘛，是獨一無二的個體。 「達賴喇嘛後」時期，西方國家民眾出於普世價值等觀念的「達賴喇嘛迷戀」會逐漸淡化，涉藏問題的國際壓力將逐漸減輕。而內地的藏民群體，如果國內有一個按宗教儀軌產生的達賴喇嘛可信仰，焦慮和暴烈的情緒會得到平復。
境外流亡藏人政府，極有可能在「達賴喇嘛後」走極端暴力路線，並與其他極端組織合流。但如果我們可以化解「達賴喇嘛困局」，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分化瓦解境外的藏獨勢力。
5，有沒有讓達賴喇嘛回國的可能？
談十四世達賴喇嘛回國問題，我認為先要解決若干問題，即完成兩個評估，克服兩個障礙，達成一個共識。
（1）必須完成兩個評估。第一，認真評估600餘萬藏族民眾對共產黨的信賴和情感；第二，正確評估藏族民眾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和感情。如何正確客觀地進行評估？ 「今生靠共產黨，來世靠達賴喇嘛」，這是我在西藏的歷次考察中，聽到普通民眾說得最多最直接的一句話。可以說它一語道盡評估的關鍵。
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後，共產黨對西藏和藏區的廣大民眾傾注了很大的關心和愛護，在經濟建設方面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和幫助。藏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在近五十餘年中實現了很大發展，物質生活、醫療衛生、教育、交通有了非常大的改善。每一個分享到慧澤的藏族民眾都對共產黨深懷感激之心，他們認定：今生只能依靠共產黨，才有富足的物質生活。因此，藏族民眾對共產黨是深懷感激的，對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充分認同的。
但同時，信仰共產主義無神論的共產黨卻無法滿足他們傳統的「來生轉世」的精神需求，所以，只能依靠達賴喇嘛這個活神仙幫助他們抵達這一世生命終結後的下一站，實現傳統信仰中的人生輪回。所以，今生過好日子要靠共產黨，來生的轉世輪回只能靠達賴喇嘛。
共產黨在經濟建設和物質增加方面的工作做得再多，給予的財富和幫助再多，藏族民眾對共產黨的感激再豐沛，也不可能改變達賴喇嘛在普通民眾心目的地位，更不可能抺殺藏族民眾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和依賴。對普通的藏族民眾來說，這種崇拜沒有絲毫政治意義和企圖，「獨立」對普通民眾來說只是一個空洞的字眼，他們沒有興趣也不懂得是什麼意思。
藏族民眾對共產黨充滿感激、高度認同，他們對達賴喇嘛只是宗教上的崇拜，並無政治目的。我們的各級領導和相關部門，對此一定要有充分的自信和體認。在正確評估的基礎上，才可能談達賴喇嘛回國的問題。
（2）克服兩個障礙。達賴喇嘛回國還有兩個障礙：達賴喇嘛一直致力於把西藏問題國際化，曾做過不少醜化妖魔化中國的事，讓他回國是否讓步和妥協太大？還有，藏族民眾對他非常崇拜和迷戀，達賴喇嘛回國會否影響地區的穩定和安全？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長期堅持統一戰線，在由弱變強、由小變大最終奪取了全國政權的過程中，有過許許多多化敵為友的佳話，相信我們新一屆領導人會有新的更高的政治智慧來化解和打破目前的「達賴喇嘛僵局」。如果對藏族民眾信賴感激共產黨、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情感有充分自信，加以妥當的組織的疏導，完全可以避免局部的波動，不導致危及穩定和安全的問題，
（3）達成一個共識。達賴喇嘛和共產黨需要在一個問題上達成共識，即達賴喇嘛在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上是大多數藏族民眾的「情之所繫」，是眾所矚目的「代表」，但他僅是信仰和信任的代表，不是政治代表更不是政治領袖。正如達賴喇嘛今年6月在澳大利亞所說「西藏境內的藏人依然將他們的信任寄託於我，依然將他們的信仰寄託於我。同樣，流亡藏人也將信任寄託於我，將信仰寄託於我」。和談的雙方能否讓達賴喇嘛與政治身份完全脫鉤，也是其能否回國的關鍵。
6，近期多人自焚，不少是年輕人，為什麼？
藏民自焚2009年始於四川省阿壩州，到今年八月已有120餘名藏民前赴後繼點燃身體。現在的困局是：
（1）自焚不易中止
藏民自焚2009年1人，2011年12人，2012年80餘人，2013年元月後又有數人。雖然可以一一追究自焚個體走上決絕之路不盡相同的原因，但持續的行動讓自焚幾乎變成了一種「集體癔症」，成了傳播性心理疾患，成為一場運動。
中國外交部、公安部、最高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均發文發言，指斥自焚為變相的暴力和恐怖主義，是犯罪行為，是達賴喇嘛集團在境外鼓動和策劃。甘、青、川、藏幾省區政府相繼採取措施進行治理，西藏啟動「護城河工程」，阻止其他省區的藏民前往西藏，區內的藏民到拉薩也需要數個證件；青海則用「收鍋行動」，將藏區民眾和僧人接收電視信號的鍋狀天線全部收繳。但自焚很難完全停止。
（2）自焚有可能引發更深層次的矛盾
圍繞自焚的報導、記載、祈福、慰問等行為不斷擴大其社會影響，藏民的激動情緒和當地政府的製止行動對峙，激發更多矛盾。 2012年同仁縣一名藏民自焚身亡，當地藏民千餘人參加葬禮並與政府阻止行動發生衝突。
如果自焚延續，會由一種宗教動員演變為政治動員和仇恨動員，矛盾向整個藏族擴散，使中央政府與達賴喇嘛分裂主義集團的政治衝突演化為漢藏之間的族群衝突。
（3）自焚是激越情緒被煽動後的表現
九次會談均無成果，部分民眾認為是中央政府的責任。既然政府說只要達賴喇嘛放棄「西藏獨立」，其他問題都可以談。達賴喇嘛已經反復聲明要在中國憲法的框架下尋求真正自治，不獨立。現在會談不成功，達賴喇嘛不能回國，所有問題都是由於漢人的政府作梗。藏民的宗教信仰體系中，達賴喇嘛是活著的神，是精神寄託和依賴。由於物質生活方面改善明顯，藏民精神上的要求日益突出。 2011年，達賴喇嘛宣佈退休，亦引起藏民的擔憂、憤懣和焦慮。由於看到達賴喇嘛回國無望、達賴喇嘛問題鎖死，藏民積怨日深，自焚是激越情緒被煽動後的一種表現。
自焚集中在青年人，是對共產黨感情的代際差異所致。年長的藏族民眾，對共產黨幫助他們翻身解放、分得土地和牛羊深懷感激和感恩。而青年人缺乏新舊政府對比，相對豐厚的物質生活在他們是天經地義的事，而且青年人容易衝動，也很容易情緒化地表達。
7，中共一直有引以為傲的民族政策，其優勢何在？隨著時代變遷，中國的民族政策是否有更彈性，更柔性的空間？
中國內地的學界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它在學理上的來源主要有：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問題理論和蘇聯的民族理論政策、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管理經驗。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發生了蘇聯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當時西方的很多政治家、學者都認為多米諾骨牌效應將引致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的中國問題暴發，進而影響國家的完整。時光流逝，這個「政治預言」並未實現。這也從另一方面證實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對民族矛盾的化解、民族地區的社會管理，在過去的數十年中是有效的。這即是我們的政策優勢。
中國共產黨人依靠長期理論探索、經驗實踐，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管理思路，並在1949以後逐漸完善了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讓少數民族參與國家及地區事務的管理，真心誠意地幫助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經濟、搞社會建設，發展民族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事業，完善公共服務，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也得到少數民族廣大民眾的擁護和愛戴。
當然，時代在發展，隨著中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也需要與時俱進，不斷完善和進步。我個人認為，目前亟需解決兩方面的問題：第一，我們的民族政策將民族身份固化，並與政治權利、經濟利益密切結合，過分突出和強調各民族的差異性，極不利於民族團結和國家整合。第二，文化多元化的需求與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相互助勢，客觀上造成國內數個人口眾多、歷史文化積澱深厚的民族與漢民族之間的對峙，而我們的民族政策相對僵化，對這個逐漸形成並日益尖銳的問題缺乏認識，更缺乏應對和化解的方法，長此以往必將威脅到國家的安定和統一。
因此，迫切需要認真梳理1949年以來的民族政策，總結成績，找到欠缺並努力完善；尤其要關注社會發展帶來的民族關係的變化，制定有針對性的新政策。 「彈性」、「柔性」當然也是需要完善的方面，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都懂得「寬嚴相濟、因俗而治」的方法，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更應該有和時代相符的管理思路和方法。
8，十八大以後的中央領導層更為開明開放，在處理涉藏問題上是否有可能轉變思路？
我們也很期待新一屆中央領導人有新的政治智慧解決目前的涉藏問題困局！俞正聲在履新後不久即到藏區視察，也反映出新領導人對涉藏問題的重視。
我個人的建議是：必須審慎對待涉藏工作。建國已經六十餘年，但毛澤東「必須認識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必須應付恰當，不能和處理尋常關係一例看待」的觀點，仍有價值。
西元七世紀中葉（一說四世紀上半）佛教正式傳入藏區，與當地原有的笨波教相融合，逐漸形成獨特的藏傳佛教。宗教對藏族的形成發展有深厚影響，對民眾的精神世界有極大作用。直至今天，藏族民眾仍幾乎全部虔誠信仰宗教。要解決好涉藏問題，必須審慎對待藏區工作，尤其審慎處理涉及宗教信仰的事務。
（1）審時度勢，實現中國夢
西藏自治區的幾位一把手，在任時對宗教事務的一些作法失之偏頗，為今天的矛盾衝突埋下伏筆。有的領導「撥亂反正」，用行政力量弘揚宗教；有的領導則過猶不及，採取剛性措施；或取消藏語文課程，或宣佈「該抓的抓、該殺的殺、該關的關」，或提出「維穩要處於臨戰狀態」等。過度剛性的提法和措施將一個地區、一個民族設為假想敵、推到對立面，不是化解而是在製造矛盾，按照列寧的說法是在「幫敵人的忙」。
涉藏問題需要審時度勢，否則寬嚴皆誤。在涉藏問題上落實科學發展觀，引導藏區民眾實現中國夢，就是要對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通過為藏族民眾謀福利建立的威望充滿自信，充分信任廣大幹部群眾，集中力量打擊和孤立極少數分裂主義分子。
（2）剝離宗教與政治，慎重對待藏民的心理需求
藏族民眾千百年來受宗教影響，形成「重精神輕物質、重來世輕今生」的民族特性，這和「敬鬼神而遠之」的中國主體民族漢族有著巨大的差別。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一定要認清這一點。
在普通藏民那裡，達賴喇嘛僅只是精神寄託和通向來世的橋樑。如果搞清楚了這個問題，就可以避免反復收繳藏民供奉的達賴喇嘛照片、強迫僧人表態寫保證書與達賴喇嘛劃清界限等過激的作法。將宗教信仰與政治捆綁，將信仰達賴喇嘛與和分裂主義分子劃等號，只會製造民族隔閡，積累民族怨恨。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建國後60餘年的時間裡不懈地為少數民族人民謀福利，極大改善了他們的物質生活，但同時也要關照他們的精神需求。
涉藏問題的解決對當下的中國至關重要。若能創新思維、破解僵局，不僅可促進社會穩定，避免形成難以癒合的民族創傷，對國內其他少數民族亦有正面影響。同時，對臺灣統一有幫助，也可以顯示我們的「軟實力」，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
9，藏獨勢力整合，有更為強硬的趨勢，對解決涉藏問題會否增加阻力？
隨著達賴喇嘛辭職，藏獨勢力出現合流和強硬化趨勢。 「西藏國民大會」與「藏青會」 2012年6月的達蘭薩拉會議決定成立「西藏獨立聯盟」，計劃2013年9月選舉領導核心，標誌著反對黨將正式登場。由於流亡社區中支持藏獨的議員已經越來越多，藏青會等藏獨組織在選舉中的動員能力很強，未來的議會和噶夏政府中，支持藏獨的力量會有較多上升。藏獨力量的整合，將使中國政府解決涉藏問題面臨更複雜的影響因素，也使中國地方政府維護藏區穩定的工作面臨更大的壓力。
在藏獨勢力坐大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一些新聲音。 2013年5月8日，流亡藏人社區的行政長官、「元首」洛桑森格在華盛頓的一個講話中聲明：「第一、不再爭取在圖伯特實現民主政治，共產黨的統治是可以接受的；第二、圖伯特的真正自治可以有一個時間限制；第三、中國在圖伯特的軍事部署有自由裁量權。」如果上述信息屬實，這應該是流亡藏人社區最面對現實的認識，是朝向解決涉藏問題邁出了可讚許的踏實一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31個省區之一的西藏，和居住在其他四省的藏族，不可能成為「國中之國」以謀求「獨立」、「民主政治」，更不可能獨享軍事部署權。認清問題的關鍵，才有可能在和談中，就達賴喇嘛回國問題和其他涉藏問題的解決達成共識。
面對現實、面向未來，境內外的族群共同努力，相信我們一定有智慧化解涉藏困局。■
星期二, 9月 24, 2013
回憶第一位讚贊步行者
作者：嘉央諾布
翻译：台灣懸鉤子
來源：http://lovetibet.ti-da.net/e2382611.html
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22822&t=1&c=1%20
1988年10月的一天晚上，已是深夜時分，我被一通來自美國的電話吵醒。我當時住在日本，教授英文，偶爾為日本時報寫書評。之前幾年，我在西藏流亡社區的二十年工作才剛剛結束－－我本來是西藏話劇團（Tibetan Institute of Performing Arts, TIPA）的團長，為了一兩齣戲中別人所認為的不敬之處而遭到解雇（還加上一幫暴力的摩洛甘濟(McLeod Ganj)(譯按1)的暴民的幫助 ）。
那個著急的聲音用藏語問我：「嘉央諾布，嘉央諾布，你聽得到我嗎？我是圖登晉美諾布。」我一時之間不知道這個名字是誰，然後恍然大悟，知道他就是塔澤仁波切，達賴喇嘛的大哥。
「是的，仁波切我聽得到。你好嗎？」
「嘉央諾布，嘉央諾布，你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嗎？」
「什麼事，仁波切？」
「他們放棄了我們的讓贊。」
「仁波切，你在說什麼？」
「嘉瓦仁波切在這個名叫史特拉斯堡的地方作了一個聲明‧‧‧」(譯按2)
然後他告訴我所發生的事情。
我跟達賴喇嘛的家人並不親近，而我也花了一點時間才明白為什麼塔澤仁波切跟我聯絡。原因大概是因為我之前在《西藏評論》發表的一些文章，我經常性地分析並且譴責西藏政府的政策，認為噶廈降低了西藏獨立的重要性，好與中共和解。我最後在那裏發表的文章是一篇分成兩部份的文章（〈在邊緣之上〉，1986年10月號、11月號），文中警告愈來愈多漢人移民至西藏的危險。我強調唯一處理這個危機的辦法，不是安撫北京，而是積極地不鼓勵在西藏的貿易、觀光與投資，讓西藏不穩。在鄧小平自由化的早年，是有機會做出這樣的事情的。當然，噶廈根本忽視我的報告。一兩個英國讀者指控我，說我破壞了漢藏之間的美好新關係。
「你會怎麼做？」仁波切在談話的最後問我。
我能說什麼？我告訴他我不知道；我不處於可以做事的位置上。
我想我的答案讓他失望，然而那一次的談話開啟了我們的友誼。我們雙方都有一點在情緒上依賴這份友誼。因為那些支持獨立的人在流亡社區裏變成愈來愈邊緣化，而且任何對於中間道路有所懷疑的人，都很容易受到「反對」達賴喇嘛的指控。所以即使是你剛好住在地球的另一端，你也從這種友誼之中尋求力量，不管距離多遠，沒有放棄讓贊的人彼此互相支持。
當時的仁波切早已過了年富力強的年紀，事實上，他是在七十三歲時，靠著勞倫斯‧葛爾斯坦(Lawrence Gerstein)的幫助，創辦了國際西藏獨立運動，並且領導了幾次的獨立步行活動，行踪遍及美國與加拿大。我在那些年頭裏住在達蘭薩拉，編輯著西藏新聞《人民》(Mangtso)，每次看到仁波切步行的照片，都很令人精神振奮，他很有精神地邁著步伐，反戴著一頂白色的棒球帽，告訴美國：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美國人應該支持西藏。
他似乎總是以笑容做出這樣的聲明。仁波切不是一個神情嚴肅咬牙切齒的民族主義者。他對於讓贊的信念並不是來自於對中國人民的憎恨，或者某種超級愛國的教條或哲學，而僅僅只是出於他對中國之於西藏真正的意圖沒有任何幻想。仁波切相信西藏需要獨立，不是為了某種高尚的意識形態原因，而是一種基本的條件，因為藏人的生存－－他們的語言、他們的文化、甚至他們的宗教都仰賴獨立才能獲得保證。仁波切很確定，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我感覺，仁波切的想法之中，對這一點思考的明晰，源自於他在當塔爾寺主持時，在安多遭遇的共產黨領袖，這一幫人都是粗鄙、自以為是、狡詐而又喜好殺人的人－－他們都是非常野蠻血腥的中國內戰的產物、毫無人性的人。仁波切在他的自傳《西藏是我的國家》裏很準確地描寫他們。左翼的宣傳家，如埃德加‧史諾，給我們一種中國共產黨的幹部與官員都是理想化的農民改革者，懷抱著道家聖賢的理想，但任何知道一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的人就會知道紅軍之中，有許多人都是前軍閥的手下、傭兵、土匪、地頭蛇等等。仁波切也目睹了他們如何殲滅塔爾寺附近，魯沙爾鎮（位於今日青海省西寧市湟中縣境內）的穆斯林回人。當紅軍屠殺囊拉(Nangra)， 霍莫卡(Hormukha，應寫作Hormokha)的安多人，並且開始他們對果洛人的種族殲滅戰之時，仁波切人就在安多。
在安多，共產黨人並沒有試圖使用狡計與甜言蜜語來贏得人心。大概是因為他們覺得青海早已是囊中之物，所以不必多費精神。另一方面，他們對衛藏的入侵，結果卻相當不確定，所以共產黨人慎選他們在拉薩與昌都的代表，確定他們的人選都是表面上看起來很愉快、很有口才的人物。
聖尊達賴喇嘛所遇到、並且有來往的第一批共黨官員都是親切有魅力、處世圓滑的人物，如平措汪傑、或者像劉格平這樣死硬的共產主義信徒（譯註3），這兩位就是向達賴喇嘛傳揚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歷史與蘇聯民族政策的人。平措汪傑在他的自傳裏提到，「達賴喇嘛對學習著共產主義的各種層面非常熱心，而我想我對他的思考有所影響。即使到今日，他有時候還說他是一半佛教徒，一半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必須謹記的是，聖尊當時非常年輕，還在容易受到他人影響的年紀。他長期牢固的信念，認為可以就西藏問題與中國領導人達成某種諒解，大概是受到這種早年的經歷所影響。
但塔澤仁波切當時已經成年了，他比聖尊大十三歲，而他與共產黨人的交往經驗，使他堅信中國對西藏的意圖是邪惡的。仁波切自己也能夠偽裝，他想辦法裝出對於共產黨人的提案有所接受的樣子。他們於是決定派他到拉薩去贏取達賴喇嘛的信任。仁波切描述與他接觸的共黨領袖不可置信的粗糙方法：如果他可以說服達賴喇嘛，讓西藏政府放棄抵抗中國軍隊的入侵的話，他們答應要聘任他為西藏「省長」 (chikyap) 。他們甚至還暗示他，如果達賴喇嘛太過礙手礙腳的話，他們就會想辦法處理掉他，而仁波切說不定也可以自己動手，「‧‧‧以達到（他當上西藏省長）的目的」。
仁波切在人民解放軍入侵之前來到拉薩，告訴他弟弟每件事。他的忠告也許就是促成年輕的達賴喇嘛與西藏內閣在昌都淪陷之後，決定離開拉薩。當西藏政府與達賴喇嘛決定暫時在春丕谷（Chumbi valley）的錯模（今日西藏自治區日喀則亞東縣）住下來，仁波切決定他要繼續前往印度。一旦到了印度之後，他的老朋友，帝洛巴仁波切與他連絡。他告訴塔澤，他已經透過自由亞洲委員會（一個CIA的附屬機構）安排他前往美國。帝洛巴仁波切是地位非常崇高的蒙古喇嘛，曾經經歷過史達林的整肅，並且在1949年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邀請前往任教。而運作此事成功的美國人是一位傑出的東方學者，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當時他是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部門的重要顧問。很諷刺的是，這位幫助蒙古高僧、又間接幫助塔澤仁波切逃離共產黨迫害的人，居然會在後來變成麥卡錫參議員反共運動所針對的主要對象，並且面臨作為「高級蘇維埃間諜」的虛偽指控。
仁波切在美國一開始並不順利，他的健康不佳，又不會說英語，也沒有錢。但他慢慢地學習著英語（在加州柏克萊），甚至在印度政府無法更新他的居留證而美國政府又不給他庇護時，停留在日本寺院幾年，期間學會了日語。CIA當時因為西藏的代表與北京簽訂了十七條協議，而達賴喇嘛也返回了拉薩，對塔澤仁波切已經失去了原來的興趣。最後，大概三年之後，他在美國基督教世界救濟會（Church World Service）的朋友，為仁波切取得返回美國的許可。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向幾個學生教授沒有學分的藏語課程，因此賺取一點微薄的收入，而他的僕人頓珠嘉贊則必須到工廠裏去作工。我從他的自傳裏得到的印象是，仁波切在他小小的紐約公寓裏每天晚上都在「‧‧‧根據傳統的西藏食譜」煮湯（很有可能是湯庫(thinkhuk)，是一種羊肉或氂牛肉與青棵熬煮加鹽的美味湯）。
當時，西藏與共產黨人正處於蜜月時期，許多商人、喇嘛、寺院、貴族與堯西（譯註4）都對中國人帶到西藏四處散布的銀元十分高興。他在他的自傳裏非常坦白地提到，許多試圖勸仁波切回家的舊識裏，包括他自己的親戚在內。但仁波切相信這些得來容易的錢財，與共產黨人的親切都只是過渡時期而已，很快對方就會露出真面目。他的弟弟，嘉樂頓珠，稍早曾經在南京的國民黨學校裏讀書，對於共產黨人也不太信任，也從中國逃往印度。
當達賴喇嘛在1956年前往印度參加菩提伽耶的慶典時，仁波切立刻飛往印度，與嘉樂頓珠一起，試圖勸服弟弟在印度尋求庇護。其他的流亡藏人領袖，如前總理（首席噶倫）魯康娃，也懇求達賴喇嘛不要回西藏去。但到了最後，達賴喇嘛諮詢了國家的護法神。達賴喇嘛在《流亡中的慈悲》中提到，當時神巫對魯康娃在場十分生氣，然而魯康娃還是拒絕離開。老貴族魯康娃警告達賴喇嘛，「當人絕望時，他們就尋問眾神。而當神絕望時，他們就會說謊。」然而達賴喇嘛還是返回了拉薩。
非常失望的塔澤仁波切飛回紐約。但此時，東藏各地的反抗已經全面爆發，而仁波切與美國國務院保持經常性的連繫。他也重新與CIA建立了連繫。在接受我的專訪時，他說他後來把所有的連絡資料都轉交給他的弟弟。他並沒有明確地說出來，但我假定他覺得嘉樂頓珠對於這種密謀策動比較在行，而且又富有外交手腕，可以充份利用與美國政府的連繫來促進西藏的利益。
仁波切也幫忙在塞班島訓練第一批的藏人游擊隊（包括阿塔、洛澤、嘉洛旺堆等等），他的角色是翻譯。仁波切與卡爾梅克的高僧格西旺傑（Geche Wangyal）也幫忙CIA發明了一套電碼系統，以指稱那些藏語字彙中沒有的事物，並且創造了一套有關於現代戰爭與情報收集的精確書寫系統。仁波切與格西旺傑也參與了寫作游擊戰、破壞戰等技巧的手冊。
仁波切懂多種語言：藏文、蒙文、日文、中文、英文，還有他故鄉西寧的方言，顯示他作為學者的天賦，也許他也覺得戰事與間諜戰的種種，與他的本性並不相符，他還是回到了學術界。但也開始為西藏難民組織救濟工作，靠著他在美國基督教世界救濟會（Church World Service）朋友的幫忙。
仁波切在美國自然史博物館開啟了藏學研究的計畫，也開始在印第安那大學發展出類似的計畫，後者他並且獲得了教職。1965年他開始在那裏教書，他的一個學生告訴我：「他很容易就可以吸引學生來上他的課。」
這位高僧、格魯教派最重要寺院之一的主持、達賴喇嘛的大哥，最讓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他對於教授佛法或者成立佛法中心並不感興趣，反而是想讓世界知道西藏的文化、歷史、土地，以及更重要的，西藏的人民。這個特徵在他的書《西藏：歷史、宗教、人民》當中特別清楚－－這本書他與柯林‧滕布爾(Colin Turnbull)合寫（譯按5）。這是一本關於西藏歷史的美妙百科全書式的記載（特別是民俗史與天文學），他還描寫了藏人的生活，夾雜著各種傳說、神話，以及仁波切小時候、生活與旅行的個人經歷（對歷史書而言是相常罕見的）。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瑪格莉特‧米德(Margaret Mead)，說這本書「獨特、善感而美麗」。
也許有人會說這本書多少理想化了藏人的生活方式。但它從來沒有走到蓄意欺騙或荒謬的程度，然而它清楚地是一種表達，一種象徵，是仁波切對他的人民與他的國家深層與真摯的感情的呈現。我發現這本書很令人著迷，我甚至在德里買了十幾本，並且在七零年代早期用在話劇團作為高年級學生的英文教科書，也作為教授他們歷史與文化的入門書。這本書也包含一套民俗藝術家，洛桑丹增的畫作：描繪著藏人的服飾、家用器皿、農業用具、武器、牧民的營地還有帳篷內部，每一張圖都有編號，旁邊也有說明。這些圖畫本身就是文化的資產。雖然現在連平裝本都已經絕版，旦我想二手書還可以在Alibris或EBay（譯按6）上買到。
前幾天一個朋友告訴我，詩人唯色也寫了一篇有關塔澤仁波切的文章，還提到她是以中國官方的內部翻譯資料，讀到仁波切的歷史書的。我的朋友從唯色博客那裏翻譯了這一段話：
「那本書，我最早看到應是1990年，當時我剛剛回到拉薩，是一個已被漢化得對自己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幾無所知的年輕人。那本書，在我以及境內許多藏人當時的閱讀範圍內，是我們能夠讀到的第一本譯成中文的西藏人寫真實西藏的書。從那時起，那本書被我視為珍寶，走到哪裡都要帶在身邊。」
當然，仁波切是個很有靈性的人，可能他的靈性非常深邃。他是以僧侶與朱古的身份被教育長大的，而他的書也肯定不是一部世俗的歷史。但與其他西藏喇嘛與格西不同的是，塔澤仁波切清楚地看到雖然宗教是西藏生活的重要特徵，但只是其中定義藏人生活、藏人身份的多種特色的其中之一而已。仁波切告訴我，雖然他相信他的弟弟是達賴喇嘛的真轉世，但他並不覺得自己在靈性上很特別。在他的歷史書裏，他坦誠地提到，他作孩子時，面臨朱古的測試，他並不認得擺在他面前的各種物品。仁波切尤其是一個很誠實的人。他最討厭那些到處聲稱自己擁有特殊的法力修為，事實上沒有，卻利用佛法作為幌子來獲得物質好處的人。他本人拒絕給別人上宗教的課程。事實上，仁波切把藏學課程裏的必修的宗教課程轉讓給另外一位教授去上。
跟仁波切交談總是很容易。在他面前你不必拘束，在他面前你也從不覺得尷尬，不會不知道是否需要敬禮或磕頭或者得到摩頂。你只是跟他握手，說說笑話，告訴他從達蘭薩拉傳來的最新閒話。他不會像其他有權力的藏人一樣高高在上。我在九零年代晚期搬到美國後，更有機會與他見面、與他說話。當然我們談話的其中一個重要主題是讓贊，還有我們如何才能促進那個理想，即使只能發揮很小的作用。
共享讓贊的理想與信念的塔澤仁波切、索南旺堆拉、圖登次仁拉、拉珍哲彤拉、我自己還有其他人，創辦了讓贊連盟。仁波切於2001年11月23-24日在印第安那的布魯明頓，主持了第一次讓贊連盟的計畫會議。其中兩位（由彼德布朗(Peter Brown)陪同）也開始了橫越二十八州、（加拿大）五省、哥倫比亞特區的讓贊之旅，我們旅行了一個月，並且儘可能地連絡西藏社區、藏人、友人，來重新點燃一年一年愈亦沉寂虛弱的西藏獨立奮鬥。仁波切寫了一封滿懷熱忱的支持信，我們分寄給每個社區，好向各地的藏人自我介紹，也介紹我們的任務。
當然仁波切也是有缺點的，也不乏批評他的人。其中一個反對他的批評是他遠離了西藏社會，沒有留在達蘭薩拉為流亡政府工作。這樣的指控是有一些道理的，雖然仁波切曾經是西藏圖書館的館長，也曾經擔任達賴喇嘛的駐日代表。但這些都為期很短。我知道他的某些堯西親戚也因為這樣而批評他，就好像我過去也曾經有過這樣的批評一樣。
但假如我現在為他辯護的話，我也許會說，他與流亡政府與流亡社會所保持的距離，允許他智識上保持自由，得以繼續堅持獨立的理想。如果他真的為達蘭薩拉政府工作的話，因為要擔當高位就意謂著必須與政府政策完全同調，我們也許就會有另外一位失敗的協商者：他就會加入嘉樂頓珠、洛迪嘉日等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結束的長長名單裏。然而讓贊的奮鬥就會因此而失去一個導師，一個同志。
就因為他沒有留在達蘭薩拉，即使是在美國中西部的曠野裏，塔澤仁波切才有辦法保持「讓贊的火燼」，並且給我們傳達他的信念：西藏獨立是絕對不容妥協的，而且（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是西藏人民、西藏語言、西藏文化、甚至他們的宗教續存的一種基本的條件，一種必要的條件。
在2002年晚期，仁波切好幾次中風，行動不便，說話不清。我最後一次看到他是一年以前，他似乎已經認不得我了。然而他還是想辦法跟我們在一起，今年三月讓贊革命在西藏發生之時，全球各地的藏人都在挑戰共產中國對西藏的佔領。接近仁波切的人告訴我，他似乎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而且2008年6月的自由火炬起程典禮上，他也出席了。
仁波切還出席另外一個活動的閉幕典禮，那就是七月四日在費城舉行的自由步行運動。我聽到自由亞洲電台的記者，卡瑪嘉措的錄音，某個人想讓仁波切在該場合上說一兩個字。當然仁波切因為中風的關係，說話的能力幾乎完全受到影響了，但他十分努力地想要表達什麼。只有兩個音節，非常模糊，一再地喃喃重覆著。聽起來非常不清楚，但假如你很努力地聆聽，聽起來他好像在重覆兩個音節，「嗯。。。嗯。。。讓－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譯註1：摩洛甘濟(McLeod Ganji)就是上達蘭薩拉，亦是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此譯法乃從「西藏之頁」網站的譯法。
譯註2：史特拉斯堡宣言：達賴喇嘛於1988年訪問歐洲議會時，散發了一份文件，提出「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他在裏面提出，由多衛康三區所組成的西藏，應該變成一個自治的政治體，並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結盟。而達賴喇嘛將會以放棄獨立的主張來作為回饋。
譯註3：1954-55年，達賴喇嘛在北京期間，時任中共統戰部副部長的劉格平是陪同者。
譯註4：堯西，歷代達賴喇嘛的家族。
譯註5：Colin Turnbull是英國人類學家，以《叢林人》（The Forest Man）一書聞名。中國大陸翻成柯林‧特呂布爾，台灣亦有譯作特恩布爾者。
譯註6：Alibris與Ebay都是拍賣二手物品的網站。
翻译：台灣懸鉤子
來源：http://lovetibet.ti-da.net/e2382611.html
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22822&t=1&c=1%20
1988年10月的一天晚上，已是深夜時分，我被一通來自美國的電話吵醒。我當時住在日本，教授英文，偶爾為日本時報寫書評。之前幾年，我在西藏流亡社區的二十年工作才剛剛結束－－我本來是西藏話劇團（Tibetan Institute of Performing Arts, TIPA）的團長，為了一兩齣戲中別人所認為的不敬之處而遭到解雇（還加上一幫暴力的摩洛甘濟(McLeod Ganj)(譯按1)的暴民的幫助 ）。
那個著急的聲音用藏語問我：「嘉央諾布，嘉央諾布，你聽得到我嗎？我是圖登晉美諾布。」我一時之間不知道這個名字是誰，然後恍然大悟，知道他就是塔澤仁波切，達賴喇嘛的大哥。
「是的，仁波切我聽得到。你好嗎？」
「嘉央諾布，嘉央諾布，你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嗎？」
「什麼事，仁波切？」
「他們放棄了我們的讓贊。」
「仁波切，你在說什麼？」
「嘉瓦仁波切在這個名叫史特拉斯堡的地方作了一個聲明‧‧‧」(譯按2)
然後他告訴我所發生的事情。
我跟達賴喇嘛的家人並不親近，而我也花了一點時間才明白為什麼塔澤仁波切跟我聯絡。原因大概是因為我之前在《西藏評論》發表的一些文章，我經常性地分析並且譴責西藏政府的政策，認為噶廈降低了西藏獨立的重要性，好與中共和解。我最後在那裏發表的文章是一篇分成兩部份的文章（〈在邊緣之上〉，1986年10月號、11月號），文中警告愈來愈多漢人移民至西藏的危險。我強調唯一處理這個危機的辦法，不是安撫北京，而是積極地不鼓勵在西藏的貿易、觀光與投資，讓西藏不穩。在鄧小平自由化的早年，是有機會做出這樣的事情的。當然，噶廈根本忽視我的報告。一兩個英國讀者指控我，說我破壞了漢藏之間的美好新關係。
「你會怎麼做？」仁波切在談話的最後問我。
我能說什麼？我告訴他我不知道；我不處於可以做事的位置上。
我想我的答案讓他失望，然而那一次的談話開啟了我們的友誼。我們雙方都有一點在情緒上依賴這份友誼。因為那些支持獨立的人在流亡社區裏變成愈來愈邊緣化，而且任何對於中間道路有所懷疑的人，都很容易受到「反對」達賴喇嘛的指控。所以即使是你剛好住在地球的另一端，你也從這種友誼之中尋求力量，不管距離多遠，沒有放棄讓贊的人彼此互相支持。
當時的仁波切早已過了年富力強的年紀，事實上，他是在七十三歲時，靠著勞倫斯‧葛爾斯坦(Lawrence Gerstein)的幫助，創辦了國際西藏獨立運動，並且領導了幾次的獨立步行活動，行踪遍及美國與加拿大。我在那些年頭裏住在達蘭薩拉，編輯著西藏新聞《人民》(Mangtso)，每次看到仁波切步行的照片，都很令人精神振奮，他很有精神地邁著步伐，反戴著一頂白色的棒球帽，告訴美國：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美國人應該支持西藏。
他似乎總是以笑容做出這樣的聲明。仁波切不是一個神情嚴肅咬牙切齒的民族主義者。他對於讓贊的信念並不是來自於對中國人民的憎恨，或者某種超級愛國的教條或哲學，而僅僅只是出於他對中國之於西藏真正的意圖沒有任何幻想。仁波切相信西藏需要獨立，不是為了某種高尚的意識形態原因，而是一種基本的條件，因為藏人的生存－－他們的語言、他們的文化、甚至他們的宗教都仰賴獨立才能獲得保證。仁波切很確定，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我感覺，仁波切的想法之中，對這一點思考的明晰，源自於他在當塔爾寺主持時，在安多遭遇的共產黨領袖，這一幫人都是粗鄙、自以為是、狡詐而又喜好殺人的人－－他們都是非常野蠻血腥的中國內戰的產物、毫無人性的人。仁波切在他的自傳《西藏是我的國家》裏很準確地描寫他們。左翼的宣傳家，如埃德加‧史諾，給我們一種中國共產黨的幹部與官員都是理想化的農民改革者，懷抱著道家聖賢的理想，但任何知道一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的人就會知道紅軍之中，有許多人都是前軍閥的手下、傭兵、土匪、地頭蛇等等。仁波切也目睹了他們如何殲滅塔爾寺附近，魯沙爾鎮（位於今日青海省西寧市湟中縣境內）的穆斯林回人。當紅軍屠殺囊拉(Nangra)， 霍莫卡(Hormukha，應寫作Hormokha)的安多人，並且開始他們對果洛人的種族殲滅戰之時，仁波切人就在安多。
在安多，共產黨人並沒有試圖使用狡計與甜言蜜語來贏得人心。大概是因為他們覺得青海早已是囊中之物，所以不必多費精神。另一方面，他們對衛藏的入侵，結果卻相當不確定，所以共產黨人慎選他們在拉薩與昌都的代表，確定他們的人選都是表面上看起來很愉快、很有口才的人物。
聖尊達賴喇嘛所遇到、並且有來往的第一批共黨官員都是親切有魅力、處世圓滑的人物，如平措汪傑、或者像劉格平這樣死硬的共產主義信徒（譯註3），這兩位就是向達賴喇嘛傳揚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歷史與蘇聯民族政策的人。平措汪傑在他的自傳裏提到，「達賴喇嘛對學習著共產主義的各種層面非常熱心，而我想我對他的思考有所影響。即使到今日，他有時候還說他是一半佛教徒，一半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必須謹記的是，聖尊當時非常年輕，還在容易受到他人影響的年紀。他長期牢固的信念，認為可以就西藏問題與中國領導人達成某種諒解，大概是受到這種早年的經歷所影響。
但塔澤仁波切當時已經成年了，他比聖尊大十三歲，而他與共產黨人的交往經驗，使他堅信中國對西藏的意圖是邪惡的。仁波切自己也能夠偽裝，他想辦法裝出對於共產黨人的提案有所接受的樣子。他們於是決定派他到拉薩去贏取達賴喇嘛的信任。仁波切描述與他接觸的共黨領袖不可置信的粗糙方法：如果他可以說服達賴喇嘛，讓西藏政府放棄抵抗中國軍隊的入侵的話，他們答應要聘任他為西藏「省長」 (chikyap) 。他們甚至還暗示他，如果達賴喇嘛太過礙手礙腳的話，他們就會想辦法處理掉他，而仁波切說不定也可以自己動手，「‧‧‧以達到（他當上西藏省長）的目的」。
仁波切在人民解放軍入侵之前來到拉薩，告訴他弟弟每件事。他的忠告也許就是促成年輕的達賴喇嘛與西藏內閣在昌都淪陷之後，決定離開拉薩。當西藏政府與達賴喇嘛決定暫時在春丕谷（Chumbi valley）的錯模（今日西藏自治區日喀則亞東縣）住下來，仁波切決定他要繼續前往印度。一旦到了印度之後，他的老朋友，帝洛巴仁波切與他連絡。他告訴塔澤，他已經透過自由亞洲委員會（一個CIA的附屬機構）安排他前往美國。帝洛巴仁波切是地位非常崇高的蒙古喇嘛，曾經經歷過史達林的整肅，並且在1949年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邀請前往任教。而運作此事成功的美國人是一位傑出的東方學者，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當時他是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部門的重要顧問。很諷刺的是，這位幫助蒙古高僧、又間接幫助塔澤仁波切逃離共產黨迫害的人，居然會在後來變成麥卡錫參議員反共運動所針對的主要對象，並且面臨作為「高級蘇維埃間諜」的虛偽指控。
仁波切在美國一開始並不順利，他的健康不佳，又不會說英語，也沒有錢。但他慢慢地學習著英語（在加州柏克萊），甚至在印度政府無法更新他的居留證而美國政府又不給他庇護時，停留在日本寺院幾年，期間學會了日語。CIA當時因為西藏的代表與北京簽訂了十七條協議，而達賴喇嘛也返回了拉薩，對塔澤仁波切已經失去了原來的興趣。最後，大概三年之後，他在美國基督教世界救濟會（Church World Service）的朋友，為仁波切取得返回美國的許可。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向幾個學生教授沒有學分的藏語課程，因此賺取一點微薄的收入，而他的僕人頓珠嘉贊則必須到工廠裏去作工。我從他的自傳裏得到的印象是，仁波切在他小小的紐約公寓裏每天晚上都在「‧‧‧根據傳統的西藏食譜」煮湯（很有可能是湯庫(thinkhuk)，是一種羊肉或氂牛肉與青棵熬煮加鹽的美味湯）。
當時，西藏與共產黨人正處於蜜月時期，許多商人、喇嘛、寺院、貴族與堯西（譯註4）都對中國人帶到西藏四處散布的銀元十分高興。他在他的自傳裏非常坦白地提到，許多試圖勸仁波切回家的舊識裏，包括他自己的親戚在內。但仁波切相信這些得來容易的錢財，與共產黨人的親切都只是過渡時期而已，很快對方就會露出真面目。他的弟弟，嘉樂頓珠，稍早曾經在南京的國民黨學校裏讀書，對於共產黨人也不太信任，也從中國逃往印度。
當達賴喇嘛在1956年前往印度參加菩提伽耶的慶典時，仁波切立刻飛往印度，與嘉樂頓珠一起，試圖勸服弟弟在印度尋求庇護。其他的流亡藏人領袖，如前總理（首席噶倫）魯康娃，也懇求達賴喇嘛不要回西藏去。但到了最後，達賴喇嘛諮詢了國家的護法神。達賴喇嘛在《流亡中的慈悲》中提到，當時神巫對魯康娃在場十分生氣，然而魯康娃還是拒絕離開。老貴族魯康娃警告達賴喇嘛，「當人絕望時，他們就尋問眾神。而當神絕望時，他們就會說謊。」然而達賴喇嘛還是返回了拉薩。
非常失望的塔澤仁波切飛回紐約。但此時，東藏各地的反抗已經全面爆發，而仁波切與美國國務院保持經常性的連繫。他也重新與CIA建立了連繫。在接受我的專訪時，他說他後來把所有的連絡資料都轉交給他的弟弟。他並沒有明確地說出來，但我假定他覺得嘉樂頓珠對於這種密謀策動比較在行，而且又富有外交手腕，可以充份利用與美國政府的連繫來促進西藏的利益。
仁波切也幫忙在塞班島訓練第一批的藏人游擊隊（包括阿塔、洛澤、嘉洛旺堆等等），他的角色是翻譯。仁波切與卡爾梅克的高僧格西旺傑（Geche Wangyal）也幫忙CIA發明了一套電碼系統，以指稱那些藏語字彙中沒有的事物，並且創造了一套有關於現代戰爭與情報收集的精確書寫系統。仁波切與格西旺傑也參與了寫作游擊戰、破壞戰等技巧的手冊。
仁波切懂多種語言：藏文、蒙文、日文、中文、英文，還有他故鄉西寧的方言，顯示他作為學者的天賦，也許他也覺得戰事與間諜戰的種種，與他的本性並不相符，他還是回到了學術界。但也開始為西藏難民組織救濟工作，靠著他在美國基督教世界救濟會（Church World Service）朋友的幫忙。
仁波切在美國自然史博物館開啟了藏學研究的計畫，也開始在印第安那大學發展出類似的計畫，後者他並且獲得了教職。1965年他開始在那裏教書，他的一個學生告訴我：「他很容易就可以吸引學生來上他的課。」
這位高僧、格魯教派最重要寺院之一的主持、達賴喇嘛的大哥，最讓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他對於教授佛法或者成立佛法中心並不感興趣，反而是想讓世界知道西藏的文化、歷史、土地，以及更重要的，西藏的人民。這個特徵在他的書《西藏：歷史、宗教、人民》當中特別清楚－－這本書他與柯林‧滕布爾(Colin Turnbull)合寫（譯按5）。這是一本關於西藏歷史的美妙百科全書式的記載（特別是民俗史與天文學），他還描寫了藏人的生活，夾雜著各種傳說、神話，以及仁波切小時候、生活與旅行的個人經歷（對歷史書而言是相常罕見的）。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瑪格莉特‧米德(Margaret Mead)，說這本書「獨特、善感而美麗」。
也許有人會說這本書多少理想化了藏人的生活方式。但它從來沒有走到蓄意欺騙或荒謬的程度，然而它清楚地是一種表達，一種象徵，是仁波切對他的人民與他的國家深層與真摯的感情的呈現。我發現這本書很令人著迷，我甚至在德里買了十幾本，並且在七零年代早期用在話劇團作為高年級學生的英文教科書，也作為教授他們歷史與文化的入門書。這本書也包含一套民俗藝術家，洛桑丹增的畫作：描繪著藏人的服飾、家用器皿、農業用具、武器、牧民的營地還有帳篷內部，每一張圖都有編號，旁邊也有說明。這些圖畫本身就是文化的資產。雖然現在連平裝本都已經絕版，旦我想二手書還可以在Alibris或EBay（譯按6）上買到。
前幾天一個朋友告訴我，詩人唯色也寫了一篇有關塔澤仁波切的文章，還提到她是以中國官方的內部翻譯資料，讀到仁波切的歷史書的。我的朋友從唯色博客那裏翻譯了這一段話：
「那本書，我最早看到應是1990年，當時我剛剛回到拉薩，是一個已被漢化得對自己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幾無所知的年輕人。那本書，在我以及境內許多藏人當時的閱讀範圍內，是我們能夠讀到的第一本譯成中文的西藏人寫真實西藏的書。從那時起，那本書被我視為珍寶，走到哪裡都要帶在身邊。」
當然，仁波切是個很有靈性的人，可能他的靈性非常深邃。他是以僧侶與朱古的身份被教育長大的，而他的書也肯定不是一部世俗的歷史。但與其他西藏喇嘛與格西不同的是，塔澤仁波切清楚地看到雖然宗教是西藏生活的重要特徵，但只是其中定義藏人生活、藏人身份的多種特色的其中之一而已。仁波切告訴我，雖然他相信他的弟弟是達賴喇嘛的真轉世，但他並不覺得自己在靈性上很特別。在他的歷史書裏，他坦誠地提到，他作孩子時，面臨朱古的測試，他並不認得擺在他面前的各種物品。仁波切尤其是一個很誠實的人。他最討厭那些到處聲稱自己擁有特殊的法力修為，事實上沒有，卻利用佛法作為幌子來獲得物質好處的人。他本人拒絕給別人上宗教的課程。事實上，仁波切把藏學課程裏的必修的宗教課程轉讓給另外一位教授去上。
跟仁波切交談總是很容易。在他面前你不必拘束，在他面前你也從不覺得尷尬，不會不知道是否需要敬禮或磕頭或者得到摩頂。你只是跟他握手，說說笑話，告訴他從達蘭薩拉傳來的最新閒話。他不會像其他有權力的藏人一樣高高在上。我在九零年代晚期搬到美國後，更有機會與他見面、與他說話。當然我們談話的其中一個重要主題是讓贊，還有我們如何才能促進那個理想，即使只能發揮很小的作用。
共享讓贊的理想與信念的塔澤仁波切、索南旺堆拉、圖登次仁拉、拉珍哲彤拉、我自己還有其他人，創辦了讓贊連盟。仁波切於2001年11月23-24日在印第安那的布魯明頓，主持了第一次讓贊連盟的計畫會議。其中兩位（由彼德布朗(Peter Brown)陪同）也開始了橫越二十八州、（加拿大）五省、哥倫比亞特區的讓贊之旅，我們旅行了一個月，並且儘可能地連絡西藏社區、藏人、友人，來重新點燃一年一年愈亦沉寂虛弱的西藏獨立奮鬥。仁波切寫了一封滿懷熱忱的支持信，我們分寄給每個社區，好向各地的藏人自我介紹，也介紹我們的任務。
當然仁波切也是有缺點的，也不乏批評他的人。其中一個反對他的批評是他遠離了西藏社會，沒有留在達蘭薩拉為流亡政府工作。這樣的指控是有一些道理的，雖然仁波切曾經是西藏圖書館的館長，也曾經擔任達賴喇嘛的駐日代表。但這些都為期很短。我知道他的某些堯西親戚也因為這樣而批評他，就好像我過去也曾經有過這樣的批評一樣。
但假如我現在為他辯護的話，我也許會說，他與流亡政府與流亡社會所保持的距離，允許他智識上保持自由，得以繼續堅持獨立的理想。如果他真的為達蘭薩拉政府工作的話，因為要擔當高位就意謂著必須與政府政策完全同調，我們也許就會有另外一位失敗的協商者：他就會加入嘉樂頓珠、洛迪嘉日等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結束的長長名單裏。然而讓贊的奮鬥就會因此而失去一個導師，一個同志。
就因為他沒有留在達蘭薩拉，即使是在美國中西部的曠野裏，塔澤仁波切才有辦法保持「讓贊的火燼」，並且給我們傳達他的信念：西藏獨立是絕對不容妥協的，而且（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是西藏人民、西藏語言、西藏文化、甚至他們的宗教續存的一種基本的條件，一種必要的條件。
在2002年晚期，仁波切好幾次中風，行動不便，說話不清。我最後一次看到他是一年以前，他似乎已經認不得我了。然而他還是想辦法跟我們在一起，今年三月讓贊革命在西藏發生之時，全球各地的藏人都在挑戰共產中國對西藏的佔領。接近仁波切的人告訴我，他似乎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而且2008年6月的自由火炬起程典禮上，他也出席了。
仁波切還出席另外一個活動的閉幕典禮，那就是七月四日在費城舉行的自由步行運動。我聽到自由亞洲電台的記者，卡瑪嘉措的錄音，某個人想讓仁波切在該場合上說一兩個字。當然仁波切因為中風的關係，說話的能力幾乎完全受到影響了，但他十分努力地想要表達什麼。只有兩個音節，非常模糊，一再地喃喃重覆著。聽起來非常不清楚，但假如你很努力地聆聽，聽起來他好像在重覆兩個音節，「嗯。。。嗯。。。讓－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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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註1：摩洛甘濟(McLeod Ganji)就是上達蘭薩拉，亦是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此譯法乃從「西藏之頁」網站的譯法。
譯註2：史特拉斯堡宣言：達賴喇嘛於1988年訪問歐洲議會時，散發了一份文件，提出「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他在裏面提出，由多衛康三區所組成的西藏，應該變成一個自治的政治體，並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結盟。而達賴喇嘛將會以放棄獨立的主張來作為回饋。
譯註3：1954-55年，達賴喇嘛在北京期間，時任中共統戰部副部長的劉格平是陪同者。
譯註4：堯西，歷代達賴喇嘛的家族。
譯註5：Colin Turnbull是英國人類學家，以《叢林人》（The Forest Man）一書聞名。中國大陸翻成柯林‧特呂布爾，台灣亦有譯作特恩布爾者。
譯註6：Alibris與Ebay都是拍賣二手物品的網站。
星期五, 9月 13, 2013
与达赖喇嘛的四次见面
作者：王力雄
三十多年前，我十六、七岁，是一个在东北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一次赶马车去公社拉救济粮，在粮管所看到装订着《参考消息》的报夹，便抓在手里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参考消息》是那年代唯一登载“海外消息”的报纸，虽然只是为了利用外国人的嘴，终究和“两报一刊”的陈词滥调不全一样。其中有一篇外国记者采访达赖的报道，我忘记了具体内容，但一直让我记住一个形象——年轻瘦削的达赖在流亡地孤独地隐居，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对来访者激动地谴责中国。
那是我第一次对达赖喇嘛有稍许具体的印象，以往即使听闻过达赖，也只是共产党宣传中黑暗西藏的代名词。之所以我能对那篇报道留下印象，不是因为“西藏问题”之类的大概念，完全是因为一件小事——当我正在看那篇报道时，粮管所管开票的职工过来收走了我手里的报纸，暗含得意地告诫，得意地告诫，那是“内部读物”，只有“够级”才允许看。
无论是我还是他，当时都不会想到，那个腰扎麻绳、手拿鞭子、为不“够级”而羞恼的我，有一天会和《参考消息》里的达赖喇嘛拥抱在一起。
2000年10月，我去波士顿参加一个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各族群人士聚会（大概是为了便于找钱，起了一个比较夸张的名头——“中国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到会的有汉藏蒙维台港澳等各方人士。其中除了汉人，就属藏人代表最多。大陆藏人一个没有，来的都是流亡藏人。达赖喇嘛亲自给会议写了贺信。达兰萨拉也派出了以西藏流亡政府一位外交部副部长为首的代表团，还有流亡政府在美国的部分工作人员，加在一起，大概有七八个藏人。从阵势上看得出他们对这个会议相当重视。不过他们肯定不会指望从这种民间会议上获得什么具体的政治结果，目的应该只是了解情况，摸索从民间打开局面的途径。
在我的印象中，那次活动表现最好的是藏人，理性、节制、认真、礼貌，在所有与会代表中显得非常突出。这无疑与他们是政府代表团有关。他们的言谈严格遵照达赖喇嘛在各种场合表达过的精神和原则，从不逾越一分，开会时安静地坐在一起，开party时则会自觉地分散到人群中，温和但是明确地宣传他们的观点。观察他们，常使我暗中赞叹。
藏人代表中有一位名叫BQ的“非官方人士”，他过去在印度当过记者，现在是“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负责人之一。那本是一个以美国人为主的民间组织，因此我始终不太清楚BQ的角色，他在为美国的民间组织工作的同时，对流亡西藏的事情也介入很多。另一个没有官方身份的是哈佛大学博士生ZX，一位很有学问的藏族姑娘，生在加拿大。她来参加会议是出于个人兴趣。ZX的汉语发音相当标准，我开始把她当成很会说汉语的人，结果多说几句就露馅了，才知道她学汉语没有多久，不过由此看得出她学习语言的能力。大陆的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到波士顿访问时，她就是用刚学不久的汉语和他交流，因为扎西达娃不会说藏语。这种奇特现象——藏人学者和作家只能用占领者的语言谈话，也是让她在学术之外对西藏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我刚到会的时候，会议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藏人代表中有人打听我是否会来，有没有到。开会第一天，BQ在休息时来找我。我的英语很糟，无法和他多谈。我猜大概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写过有关西藏问题的书和文章，因此有兴趣和我接触。后来我知道我写的《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已经被自由亚洲电台译成藏语连续广播。我在国内杂志发表的文章——《西藏：中国二十一世纪的软肋》，也被译成藏文和英文，不少海外藏人都看过。
开会那几天我经常和藏人在一起。他们全都出生在海外，而且从来没有回过西藏，但是他们彼此说藏话，看的是藏文，胸前腕上戴着藏族宗教物品，汽车音响放的是藏族音乐。对比他们，想起我那居住西雅图的侄子，七八岁离开中国，现在既不认识汉文，汉话也越剩越少，并且完全不再想当中国人，就不能不感慨西藏文化在海外的传承，需要有多大的凝聚力才能实现到如此程度。即使西藏问题的政治解决至今不见踪影，西藏文化在境外的这种完整的保留已经足以成为骄人成就。眼见的这些使我对达赖喇嘛的佩服不断增加。
一天BQ向我提出一个邀请，希望我能去一趟华盛顿，与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LD先生见个面。BQ说如果不是LD先生实在太忙，他会来波士顿见我，但是他马上要出国访问，只有麻烦我跑一趟，全部费用由他们出。
对新鲜事我不会不答应。BQ说有一个非常好的藏汉语翻译将在华盛顿接待我。正巧，那翻译就是ZX的男朋友。他的名字叫WA，是美国一家大媒体的藏语编辑。我第一次在电话里和他交谈，感觉就像和汉人在说话。他将在周末到波士顿看ZX，周一和我一块飞华盛顿。他建议我就住在他家，一是省钱（可以看出流亡西藏经常要考虑节约的问题）；二是他和我见面方便，好安排；三是他家就在华盛顿中心，离众多博物馆特别近。
WA四十出头，在拉萨长大，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留在北京做研究工作，据说当年可以用汉语写小说，可想他的汉文功底。他八十年代后期到印度，便决心留在海外，为达赖喇嘛做事。当时达赖喇嘛鼓励他到美国读书，至今已在美国生活十多年，刚加入美国籍，不过仍然参与流亡西藏的工作。由于他平日工作离不开和政治术语打交道，又能准确把握中国方面的情况和思维方法，因此像他这样水平的藏汉语翻译（尤其是政治领域的），在流亡藏人中屈指可数。
华盛顿的秋天布满五颜六色的树叶。WA开车带我去LD家。那是座落在郊区的一栋小楼，据说不少流亡藏人都住在附近。虽然是西式住宅，但LD家里像所有藏人的住房一样，佛像、经幡、唐卡、酥油灯和经书一样不少。LD五十多岁，原来是康区新龙县的一个活佛，1959年流亡到印度，曾经做过西藏流亡政府的噶伦，现在常住美国，除了担任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还专门负责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是流亡藏人在美国的最重要人物。
BQ原来跟我说见面只是随意聊，不过可想而知他们主要是想听我讲。一道茶喝完，寒暄结束，LD便表示想听我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想法。
我对他谈的主要内容是，流亡西藏在海外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在争取国际舆论、与国际社会各方面力量打交道、公关活动、获取西方国家支持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西藏问题已经国际化，西方公众对流亡西藏几乎是一面倒的态度，西方各国政府尽管表面不能公开表示支持流亡西藏，也往往是说归说，做归做，实际上都暗自同情流亡西藏。然而，最终解决西藏问题，根本上只能取决于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国际社会施加再多的压力，也不能直接解决西藏问题，其意义只在于期待能够作用于中国，促使中国政府做出反应和让步，才可以变成对西藏问题的具体解决。因此，衡量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标准不应该在于对国际社会取得多少成功，而是在于对中国取得了多少进展。
如果以这一标准衡量流亡西藏所做的工作，就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对中国政府没有起到明显作用，有时还会有反作用。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会因为国际社会施加压力，就使她感觉难以承受。“六四”后那么多国家的制裁，也没能把她怎么样。相反，在今天这个唯利是图的经济时代，世界各国在很多方面有求于中国，尤其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哪个国家都舍不得放弃。面对可能影响到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产品出口和劳动力就业等实际利益，各国会不会出于对西藏的道义支持宁愿与中国政府闹翻呢？无疑难以指望。中国政府明白这一点，因此它不在乎国际社会的压力。
当然，我并非说对不成功的责任在流亡西藏，中国政府不开放接触之门是主要问题。不能接触，流亡西藏就无从做起。再者，我也不是说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的成功没有意义，因为没有国际压力，北京更不会认为有变化的需要。然而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所谓做中国方面的工作，不能看成是单一的，不能认为只是和中南海里的决策者进行沟通，影响和说服他们。那固然也重要，但不应该寄予太多希望，因为让中南海发生变化并不容易，多年事实已经证明这一点。需要把眼界扩展开，看到所谓中国不仅仅只有中南海那几个人。中国有十三亿人，有不同社会阶层和众多的社会群体，不应该把他们简单地、笼统地当作一个概念来对待。事实上，中国社会内部矛盾重重，很多问题上民众都与当权者对立，然而在西藏问题上，大多数汉人都没有异议地接受当局宣传，和政府站在一边。这种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流亡西藏以往所做的工作没有注意把中国普通民众与执政集团分化开。如果对中国进行整体性的控诉，从民族角度表达藏人痛苦，并且要求西方社会在人权高于主权的立场上对中国进行干预等，虽然有助于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取得成功，同时也起到了促使汉人在西藏问题上与政府结为一体的作用。
即使最终解决西藏问题是要通过中国政府，也不能只把眼光盯住当前的政府，因为政府是变的，会有更迭，未来中国甚至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政府。考虑到那样的前景，就不应只是对当前的掌权者下功夫，而需要把工作对象扩大到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因为未来中国无论怎么变化，政权发生怎样更迭，掌握政权的人都将出自精英阶层——除了正在当权的人，也包括潜在的可能当权者。尤其中国发生政治变革之后（迟早），那时的当权者会在很多事情上采取新做法，进行新选择。而他们对西藏问题所采取的态度，相当程度上将取决于他们今天所受的影响。如果他们在西藏问题上仍然和今日北京想法一致，西藏问题到那时仍将无法解决。哪怕是中国社会其他方面已经民主化，新的执政者对西藏照样可以采取专制态度，就像俄罗斯对车臣、塞尔维亚对科索沃一样。
对精英阶层做工作，不是只针对其中的一种人。未来的中国政府会由什么人组成，无法用押宝方式决定。精英是个庞杂群体，既有共产党体制内的人，也有反体制的异议人士，有独立的知识分子，也有立场鲜明的政治人物，如何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象做工作，取决于中庸之道的艺术，需要从政治宣传、意识形态较量或民族斗争的漩涡中超脱出来，放弃情绪化的谴责和仅仅对一己主张的坚持，以理解和宽容态度主动寻找实现多赢的途径。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只要求藏人如此，却不同样要求汉人。我承认藏人作为受害者，更有理由要求汉人率先从藏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率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是愿意按照这种原则做的。但我之所以如此提议，是因为流亡藏人有自己的政府，因此可以有更多理性和自觉性，可以通过政府的整合形成共识与统一行动。目前汉人的政府是西藏问题的制造者，肯定不会主动推动汉人去理解藏人，因此才有把汉人与其政权分化开的必要性。而只要是把汉人与政权分化开，流亡西藏面对的就不是有组织的汉人，而是千千万万分散的汉人。对那种分散的、并在西藏问题上长期受误导的汉人，要求他们自觉地率先忏悔汉民族所为、主动地理解藏人是不现实的。反之，如果有组织的藏人能够率先变化，主动理解汉人心态，采取相应方式影响他们，由此换得汉人对西藏问题的正视和理解，才会有更大的可能。
那天的话题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LD听得很认真，虽然话不多，但让我感到很有交流。他是个善于倾听并善于对批评进行鼓励的人。过两天他要去东欧，陪同达赖喇嘛在那边访问，他说那时要把我的话转述给达赖喇嘛，同时他希望我能抽空想一想，给他们一些意见，尤其就我谈的几个方面，对以后能够具体做些什么提点建议。
中午LD请我在他家附近一个泰国餐馆吃饭，席间透露达赖喇嘛不久前给北京当局一封信，希望开展对话，目前他们正在等待北京的反应。为了创造好一些的气氛，避免给北京刺激，原来安排好的达赖喇嘛第二次台湾之旅也决定暂时搁置。他问我对前景有何估计，对此我不乐观——不能说绝对不会有进展，但那除非是奇迹，而奇迹是不能寄托期望的。我说，目前不是北京想不想拿出新东西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新东西可以往外拿。强硬的一套，文化大革命已经做到极致；温和的一套，也不可能再超过胡耀邦1980年在西藏推行的“六条”。二者都没有使西藏问题得到解决，且都给北京政权造成了一堆新问题。北京对西藏问题已经找不到新思路，因此对它唯一可行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反正西藏在它手里，解决西藏问题并不是它所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指望它会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呢？对话不是见面谈谈那么简单的事，首先需要知道对话以后怎么办，以及能够怎么办。没有新的思路，单纯为对话而对话反而可能使北京陷入被动。
在进行这些讨论的时候，我不禁想起历史上西藏也曾对力图与其对话的英国采取不理睬对策。英国人那时甚至要专门派人向西藏的边境官员朗诵致西藏政府的信，以期他们能把听到的内容向拉萨复述，因为拉萨拒不接受来自英国的任何信件。此刻感受LD透露出的与北京对话的渴望，深深体会到什么是历史变化。今天的流亡西藏彻底开放了自己，却似轮回报应一般遭遇到死不对话的对手。然而和当年不同的是，对于西藏的不对话，大英帝国最终可以派遣“武装使团”一路打到拉萨，逼迫西藏与其对话。但今天的流亡西藏面对强大的中国，只能苦于无计可施的百般无奈。
那次见面之后，LD去了东欧。正好接近美国总统选举，我去美国其他地方旅行观看竞选情况。大选日之前，我回到华盛顿等看最后投票。那时LD也从东欧回来了，我们约在市中心一个饭馆见了第二面。LD告诉我他已经向达赖喇嘛转达了我上次和他的谈话，达赖喇嘛对我的看法表示赞同。就是这一次见面，LD问我能不能安排一个时间与达赖喇嘛见面，亲自谈一谈。他说达赖喇嘛非常需要知道汉人知识分子在西藏问题上的真正想法，以及从汉人整体的角度对西藏问题到底如何认识。
同时，LD向我表示，达赖喇嘛提出西藏不搞独立、留在中国、只求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决非是一种口头宣传，而是非常诚恳和认真的。他还说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如果我们只是嘴上说中间道路，实际上还是要搞独立的话，我们就不会和你打交道。因为对西藏独立的事业而言，你这样的人才是最大的威胁。反而是中共的统战部，他们做的事情才真正对西藏独立有利。”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是说统战部的所作所为总是刺激藏人的不满情绪，客观上也就起到了把西藏从中国越推越远的效果；而我做的事是竭力消除民族之间的对立，把两个民族往一块拉，当然对真正搞独立的想法就是不利的。
我回答LD，能够见达赖喇嘛是我的荣幸，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愿意。对解决西藏问题，我一直认为达赖喇嘛是关键因素，能当面跟他谈我的想法，说不定会对他在西藏问题上的思考有所帮助。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个人的好奇，以及就研究西藏问题而言，能够亲见达赖喇嘛都是难得的机会。
谈到具体安排，LD最初想法是安排我去印度。后来改成了去东南亚，利用达赖喇嘛在东南亚访问的时间见面。过了几个月，又通知我改为在美国。达赖喇嘛将在2001年5月访问美国。若是按照我自己的愿望，最希望的见面地点是印度，因为达赖喇嘛在那里的时间会比较充裕，彼此见面和交谈都可以做到从容与深入。而利用他出国访问的机会见面，只能在他已经排满的日程中插空，将会非常地匆促。后来情况果然是这样。
2001年春天，我收到美国一个援助西藏组织的邀请信，邀请我去美国进行关于西藏问题的研讨。美国领事馆的签证官读罢邀请信，很注意便看了我一眼，说了句“没问题”就给了我签证。我猜想也许我是他办的第一个以这种邀请从中国大陆去美国的。
到华盛顿后，我还是住在WA家。我们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因为几次都住他家，已经是朋友的感觉。第二天LD到WA家，我们一起吃WA做的饭，那是藏式、西式和汉式风味的混合，很独特。
按照原来的安排，我应该在5月25日到27日这三天中的某一天在洛杉矶和达赖喇嘛见面，具体时间要根据达赖喇嘛的日程安排再定。这次LD告诉我，他把我和达赖喇嘛的见面分成两次，第一次是在华盛顿见，时间不会太长，主要是礼节性的，彼此认识一下，我可以先提一些问题。第二次见面是在洛杉矶，因为达赖喇嘛在那时间相对比较宽裕，主要谈话安排在那里，时间可以长一些。而且两人已经见过面，可以算作朋友了，第一次见面提到的问题也有过思考，谈话就会比较充分。
我对LD提了一个问题，与达赖喇嘛的见面和谈话内容是否可以公开。他回答他们对此没有任何忌讳，因为这中间没有什么秘密，但他们不会主动往外说，主要是考虑我的安全，至于我自己怎么做，由我自己决定。我问这话，倒不是出于采访和发表的目的，主要也是从安全考虑。等我回到中国，“有关部门”知道我有过这次见面，在审问中如实地回答对我应该是最安全的，反而越是回避躲闪越会显得可疑。LD没有要求我保密，我因此感到轻松。
加上这一次，我和LD只见了三次面，但是我挺佩服这个人，也完全能够理解达赖喇嘛为什么如此倚重他。他头脑清楚，思维缜密，亲和力强。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取得的成功，他的贡献很大。据说他原来曾经在流亡政府做过首席噶伦，后来放弃官职，专做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他平时常住美国，达赖喇嘛的很多事务，尤其是和美国政府的交往，还有流亡西藏与中国政府的接触等重大问题都要通过他。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地访问，他几乎总是要亲自安排和陪同。
与LD见面后，我去纽约、波士顿等地，其间在哈佛大学做了一次讲座——谈对“十七条协议”的评价。2001年是北京与拉萨签订“和平解放”协议（即“十七条协议”）五十周年。北京大搞庆祝，而流亡藏人认为那是武力逼迫下的不合法条约。我在讲座上表示，十七条协议的确是在军事威胁下签订的，但不能因此断定不合法，因为历史上和国际上很多重要协议同样都是战争的结果。十七条协议是否合法，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合法协议必须完整实施，而不能只实施部分条款，不实施另外的条款。十七条协议中关于西藏制度不变、达赖地位不变、不强迫西藏改革、维护西藏宗教等条款，自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后就不再实施，这种改变并没有得到签署协议的另一方——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十七条协议应该被认为已经废止。十七条协议是西藏方面第一次正式承认西藏属于中国的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十七条协议废止，西藏属于中国的承诺也就随之无效。这一点是“西藏问题”之所以一直存在的基础。因此对解决西藏问题，最佳途径莫过于中国与西藏重新签订一个确定西藏归属中国的协议。而目前，能被绝大多数藏人共同听从的唯有达赖喇嘛，除此无人可以整合已被严重分化的藏民族；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达赖喇嘛是藏民族代表，他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同时达赖喇嘛也多次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如果能形成一份由达赖喇嘛签署的法律文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那么无论是藏人还是国际社会，从此对西藏属于中国的事实就无从质疑，西藏独立的诉求也就失去根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抓紧十四世达赖喇嘛健在时签下这样一个协议。一旦拖到达赖喇嘛去世，机会则失不再来，因为除了达赖喇嘛，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服整个藏民族承认西藏归属中国。
会后一位与会的藏族女士对我说，我这番谈话她还能接受，但是以前我在西藏问题上发表的意见，被认为起到了给中共献计献策的效果，帮助中共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另一位哈佛法学院的藏族男士则对我说，他们曾经举办过一个西藏问题研讨会，原定邀请我参加，同时也邀请了中共统战部官员，但是统战部官员表示有我参加他即不参加，所以只有下次才能邀请我。我对自己两头不讨好的位置感到好笑。我回答藏族女士，统战部方面也会认为我是给流亡西藏献计献策呢。不过我不是春秋战国那种“策士”，谁给好处给谁献策，我希望各方都赢也不是无原则的。我所希望做的，归根结底是要避免和化解民族冲突，实现各族人民的共同幸福。
5月23日，正是“十七条协议”签订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我再一次来到华盛顿。达赖喇嘛已经在华盛顿，而且就是这一天和布什总统在白宫进行了会见。
我和达赖喇嘛见面的时间安排在第二天，2001年的5月24日。那天天气非常晴朗，阳光强烈。见面时间安排在上午10点。WA领我乘地铁去达赖喇嘛下榻的 PARK HYATT饭店。因为时间上打出了很多提前量，我们有足够时间先在附近吃早餐。PARK HYATT饭店周围可以看见三五成群穿藏装的藏人，其中不少是一家人。在见我之前，达赖喇嘛先接见住在华盛顿的藏人。饭店内外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似乎都与西藏或达赖喇嘛有关系，或是试图有关系。达赖喇嘛在美国人心目中除了是宗教领袖和政治人物，还算得上是个明星。美国好几个当红影星、歌星都是他的追随者，因此他算得上明星中的明星，自然会有很多追星族。
见达赖喇嘛穿什么衣服是个难题。我从未穿过成套西服，也不会打领带。最后决定穿中式衣服。中式衣服不像穿西服那么麻烦，上正式场合也无问题，因为是民族服装嘛。西服容易被人看出各种毛病，我的中式衣服虽只花了30元钱，别人却说不出什么。可是当我们到了饭店，WA却意识到我的中式服装可能是一个问题，因为格外引人注意——一眼就能被看出是中国人。如果穿西服，再不合体也不会引起注意，无非是个邋遢点的普通亚裔人而已。中式服装在这种场合却比较敏感，因为西藏问题是西藏与中国之间的冲突，一个穿中国衣服的人来到达赖喇嘛下榻处是怎么回事呢？注意的人肯定都会有这个问号。WA开始担心我会不会被摄像或拍照，可能性当然会有。对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活动，不应该没人进行监视，也许他们就在周围吧。不过已经走进饭店，再想这些也没有用，只能不管了。
饭店里面戒备很严。达赖喇嘛的保卫由美国政府提供，从一楼开始就有守卫，还有牵着狼狗的保镖。我们乘电梯上到达赖喇嘛下榻的楼层，先到一个房间等候。一些人在那房间里工作，其中还有人带着孩子，因此气氛不显得紧张。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主席也在那里。上次到美国我曾和他谈过话。他原来的职业是律师，1987年到拉萨旅游时正好碰上了拉萨“骚乱”，他目睹了整个过程。结果那次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投身国际援助西藏的运动。这个人给我印象很好，单纯善良，理想主义，但是不极端，我们挺谈得来。WA还给我介绍了达赖喇嘛的一个秘书。他原来负责达赖喇嘛安全，刚转做秘书，英俊挺拔，西服革履。
正谈着，突然有人十万火急地进来，示意我们马上过去，催促得十分紧迫。我们赶紧起身相随。达赖喇嘛下榻处是一个封闭区域，大概就是那种所谓的“总统套房”吧。门口站着一堆保镖。我们去时大门已经打开，里面也有一堆人，感觉是黑压压一片。在那些人中，一眼就能看见达赖喇嘛。他站在中间，穿着红色袈裟，微微驼着背，全神贯注地向外看——正是他的典型形象。我原以为会进到一个类似客厅那样的地方才会见到他，没想到他会站在门口等我。后来知道，他是刚见完华盛顿的藏人，从他的专用电梯上来。那电梯在总统套房之内，但是靠近大门，离他自己的房间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他没有直接回房间，而是站在门口等我过去。他的随从催促那么紧就是这个原因——让达赖喇嘛等候已经有些过分，更不能让他等的时间太长。
我对达赖喇嘛双手合什，问候藏语的“扎西德勒”。达赖喇嘛则用汉语对我说“你好”。他的声音爽朗宏亮。我们接着握手，不是那种礼仪性的，是双手握在一起。达赖喇嘛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仔细看我说“我知道你啊，你的文章我看过，见到你很高兴”。他用藏语说，WA给我翻译。我也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达赖喇嘛拉着我的手往他房间走。那一段路给我的印象深：一条很长的走廊，灯光明亮，两边有很多房间，大概总有十几个门。每个门前都站着一个美国政府派的保镖，个个深色西服，身材魁梧，短发型，耳朵上有耳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守住每个门口，难道是为了防止里面有刺客冲出？达赖喇嘛拉着我的手穿过那条长走廊。一个穿红袈裟的喇嘛，一个穿蓝褂子的中国人，后面是一群人沉默相随，让我感觉有点像电影镜头。达赖喇嘛的手温暖而饱满。
进入达赖喇嘛客厅，我按藏族礼仪献哈达。达赖喇嘛接过哈达放在一边。我们坐下来。达赖喇嘛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然后他开始笑，没说什么，突然伸手把我拉过去。我不知道要干什么，以为他要在我耳朵边说点什么话，心里还在猜他要说什么，担心他说藏话我也听不懂啊。没想到他是把他的头和我的头相碰在一起，碰了很久，十几秒还是二十几秒。我虽然没有觉得一股热流涌进全身什么的，但我知道那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加持，尤其是从佛教角度，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除了我和达赖喇嘛，在场的还有WA、LD，以及达赖喇嘛的大秘书。大秘书看上去五十多岁，戴眼镜，个头不高，据说是西藏一家显赫贵族的后代。
达赖喇嘛开始讲话，内容大意是：不管中国政府承不承认，西藏问题都是一个确实的存在，无法回避。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西藏问题，并且关注着西藏问题如何解决。西藏问题不解决，对西藏人民是痛苦，对中国也不是好事。不仅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一直受这个问题困扰和损害，中国自身的问题，如台湾，也因为西藏问题的存在而对统一抱有许多疑虑。所以解决西藏问题不仅是对西藏有利的，对中国自身也是有利的。为了表明他不反对中国政府，他特地用汉话对我说：“我不反共！”他解释说看过他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很多观点是赞成的。他还插进一段轶事，他在访问台湾时跟连战也用汉话说过这句“我不反共！”连战的回答则是：“我反共！”说完他放声大笑。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
他接着谈到，中国政府一直反复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独立，就像念经一样，而他自己在各种场合也一再说西藏不要求独立，也像念经一样。双方似乎都在不停地念自己的经，但是首先需要互相对话和讨论。现在问题是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对话。他开玩笑地说，中国政府的脑子里可能一多半物质都是从事怀疑的，总是在猜测别人怎么加害。然而若是只有怀疑和恐惧，就会什么事也做不成。他同时表示，他一方面重视与中国政府之间进行接触，另一方面也深知人民之间的交流很重要。他和我见面的意义就在这里。过去他见的大陆汉人大都是流亡者，有国不能回，而既能够客观理解西藏问题，又能在中国之内观察和发言的知识分子，不但对西藏人民和解决西藏问题有帮助，对促使汉族人民理解西藏问题，更是有特殊的帮助。
达赖喇嘛很会说话。他每天在各种场合说话，练出来了。他的谈话逻辑清楚，一环扣一环，用词既准确又简单。此前听了解情况的人说过，达赖喇嘛以往跟汉人见面，难得有深入交谈。他有时爱回顾历史，说到五十年代西藏怎么回事，如何见毛泽东等，那些汉人的兴趣就集中到那上面，几个问答下来，时间也就差不多了，结果那样的见面往往是礼仪性质大于实际意义。因此我的打算是不向他提问题，也不进行采访。限于我能和他交谈的时间，实在问不了多少问题，也采访不出来什么，莫不如尽可能地用来说我想跟他说的话。LD之所以花了那么多力气安排我和他见面，就是希望我能跟他讲一些他从别人那里听不到的话。
这次见面限定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其中用于翻译就需要一半时间，因此在达赖喇嘛讲话之外，我没有几分钟可以说话。我对达赖喇嘛说的主要内容是，如果把西藏视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我也把达赖喇嘛视为中国的领袖，而不单单是西藏的领袖。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单独的西藏问题，它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在中国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西藏问题不可能单独获得解决。只有先把中国从一个专制社会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开放社会，西藏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因此我说，希望达赖喇嘛不是只把力量放在解决西藏问题上，还应该在解决中国的问题上发挥作用。
对此，达赖喇嘛用开玩笑的口气说，我现在只谈西藏问题，都被说成是分裂分子，要是再去涉及中国的事情，不知道又该会被扣上什么帽子了。不过玩笑归玩笑，他也不反对这种基本判断——只有在中国问题解决以后，西藏问题才有可能获得真正解决。
那次见面有一个奇怪的插曲，我和达赖喇嘛刚开始谈话，没说几句，房间里的火警报警器突然叫起来。外面的保镖跑进来检查，报警器里还听见有人说话，似乎是中心控制室也在检查，忙成一团。达赖喇嘛停止讲话，询问发生了什么。但人们检查不出问题在哪，也没有办法让报警器停止鸣叫。达赖喇嘛只好在警报器叫声中继续谈话。一个保镖不得不用手捂住报警器，让声音小一点。我感觉足有十多分钟，那个错乱的报警器才被制服，安静下来。
预定时间很快就到了。LD和达赖喇嘛的秘书开始频频看表，最终明确告诉我们需要中止。我在告别前送给达赖喇嘛一套记录西藏“文化大革命”场面的照片。那是一个已经去世的藏人在文革中拍的。西藏留下的文革遗物非常少，所以这些照片很珍贵。达赖喇嘛兴致勃勃地把每张照片都看了一遍。他认出了其中一些带着高帽、画着花脸挨斗的人，是他过去熟识的贵族。其中有一张照片是红卫兵扛着大幅的宣传画在帕廓街游行，画的是“翻身农奴”正在拿着大扫帚横扫两个小丑模样的人，一个是达赖，一个是班禅。达赖喇嘛不时发出笑声，但是在看到一个藏族特征非常明显的女红卫兵正在挥着撅头砸大昭寺金顶的照片时却没做出任何反应。由藏人动手砸供奉了千百年的寺庙，那段历史始终是一个未解的困惑，即使对达赖喇嘛也是一样。
我们刚一离开会客厅，就在走廊里迎面遇到下一拨来见达赖喇嘛的人。那些人扛着各种电视设备。WA告诉我走在前面的是美国最著名的黑人女主持。我们擦肩而过，其间空隙是以秒记的，可见达赖喇嘛日程安排的紧张程度。
LD一块出来，我们在楼下酒吧坐了一会。他不能陪达赖喇嘛去洛杉矶了，因为达赖喇嘛刚刚会见布什总统，有许多事情需要他留在华盛顿处理，所以就在这里跟我告别。他说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能够成功地安排我和达赖喇嘛见面，他为此感到欣慰，并希望到洛杉矶之后，我和达赖喇嘛能有更深入的交谈。我对他表示了衷心感谢。
当天下午达赖喇嘛要参加一个毕业典礼，并在典礼上演讲。那是霍普金斯大学专门培养政治与外交人才的国际研究学院，美国政府不少高级官员都是从这里毕业。学院有一个悠久传统——每届毕业生在毕业前搞一次投票，选举他们最希望在自己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人物。这届毕业生的投票结果，达赖喇嘛位居第一。学院因此对达赖喇嘛发出邀请。恰好本届毕业典礼与达赖喇嘛访问华盛顿时间一致，流亡西藏本来就很会做公关，尤其对这种掌握未来美国权力的学校更予重视，达赖喇嘛便如约而至。
我得到两张票，约了一位朋友一块去，顺便给我当翻译。上午刚刚见过那么严密的保卫措施，担心毕业典礼参加的人多，排队做安全检查肯定需用很长时间，于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场，结果却是进出自由。可能因为达赖喇嘛只是毕业典礼邀请的嘉宾，不是他的专场活动，因此也就不好专为他的安全对来宾进行检查了。单从安全角度，只要有这样一场不进行安全检查的活动，上午看到的那种戒备森严就没有了意义，因为刺客肯定会避开上午那种场合，选择这种既方便又容易逃脱的地方下手。
毕业典礼开始前，先是毕业生入场。其中一个毕业生在她的博士帽上用白胶布贴了一个“Free Tibet”，在一片黑方帽中非常显眼。这种情景并不只是在达赖喇嘛出席的场合才会看到。去年我在新英格兰的乡村参加一个当地人的节日，也照样看到西藏的雪山狮子旗，还有几个人专门为流亡西藏筹集捐款。西藏问题在西方社会影响之深，波及之广，是长期呆在中国之内的人难以想象的。
毕业生入场后是贵宾入场。达赖喇嘛走在贵宾行列最前面。全场欢呼雷动，大都是对达赖喇嘛。贵宾从中间过道走上主席台。我的位置是靠过道的第四个座，陪我去的朋友在第三个座。达赖喇嘛就在我们旁边停下，亲吻了一个孩子。我那朋友事后特别遗憾地说，如果她是在紧挨过道的座位，就要跟达赖喇嘛说话，而且要把我介绍给达赖喇嘛，告诉他我是一位关心西藏问题的中国作家。我没有对她讲我和达赖喇嘛刚见过面。
在达赖喇嘛之前是校长和其他一些来宾的讲话。其中有一位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他是这个学校的早期毕业生。当解释国防部副部长是个管什么的官时，他调侃说如果谁对中国有多少导弹瞄准美国感兴趣，就可以问他。从这种笑谈可以看出，在美国军事部门的思维中，中国已经开始取代垮掉了的苏联。
达赖喇嘛的演讲在最后压轴。他先用藏语讲，有一个藏人在他身边做翻译。不过讲完开头他就不再用翻译，自己讲英语。他说他是可以讲英语的，只是发音不太好，但是能够把意思讲清楚。那么为什么要先讲一段藏话呢，因为有个翻译在旁边嘛，要是他一点藏话不讲，翻译不就失业了吗？他讲话很逗，不时惹得众人大笑。
他的演讲大概意思是，人是需要具有知识和能力的，所以人需要受教育，你们到这个学校来学习，目的就是要获得知识和能力。但是仅有知识和能力是不够的。如果你没有同时具备对人类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那么知识和能力的作用就可能是相反的，变成对别人的毁灭，同时最终会毁灭你自己。你越有知识和能力，毁灭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只有人具有对社会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时，知识和能力才会发挥好的作用。这番话在我听来，对中国当前的教育状况倒是最有针对性的。中国的学校可以制造出大批专业人才，在专业范围内头脑精明，才能过人，然而对社会和人类却没有爱心与责任心。这样的人很容易把他们的才能用于做坏事，并且把坏事做到很有水平的程度，这种情形在当今中国已经司空见惯。
演讲结束后，达赖喇嘛离开。全场再次欢呼雷动，经久不息，他也频频回头致意。我们对往下继续进行的典礼没有兴趣，也就随之离去。会场外面，达赖喇嘛的车队已经起动，路两边的人向他的车热情招手。一位女记者抢着用手机发稿。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主席也在外面，跟我打了个招呼，又匆匆走开。
外面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我突然想到地球另一面的北京会怎么看待这一切。昨天是“十七条协议”签订五十周年的日子，布什总统在这一天和达赖喇嘛见面，并把见面地点安排在白宫。北京无疑会认定是蓄意安排，特地利用与“十七条协议”五十周年的重叠表达一种挑衅。上午和达赖喇嘛见面时，他专门告诉我这个时间安排没有特殊意图，完全是巧合。如果日程全部由美国方面安排，我相信他们可能的确不会想到那日子有什么特殊。然而美国人想不到这一点，西藏流亡政府也不会想不到。这种时间重叠对北京一定会构成刺激。最近美国国会刚通过新的西藏政策法案，批准给流亡西藏更多支持。达赖喇嘛这次来美访问，陈水扁正好也同时来美，受到国宾规格接待，跟江泽民、朱鎔基访美的接待规格一样，行动也不再像前两次来美时那样受限制，会见了多位国会议员，其他活动也安排了不少。纽约市长朱立安尼无论在江泽民、朱鎔基、李鹏哪一个到纽约时都拒不见面，把他们说成专制政权的代表和六四惨案的刽子手，陈水扁到纽约时他却不但要见，还要赠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这些无疑都会被中南海认为是布什上台后对中国的蓄意挑衅，并且是一个合谋，藏独、台独等各方反华势力正在美国的操纵下走向同污合流。
我恰好在这个时候来美国与达赖喇嘛秘密会见，当局对此会怎么看，这使我多少有点担心，如果硬把我这次活动说成是整个阴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是很容易给我定一个罪名的。
当天晚上和WA、JM，还有一对藏人夫妇在JM家附近的一个中国餐馆吃饭。他们都是拉萨人，但都很久没回去了。怀念家乡，却只有听我这个汉人讲一讲拉萨的现状。晚饭后大家分手，我跟JM去他的新房子喝酒聊天。
JM刚买的新房，是那种Town House。他在美国十几年，一直租房住，花掉的租金早超过房子。现在终于买房了，由此也看出他的心态变化。原来始终不买房，是认定自己不会定居美国，迟早会回西藏，现在则开始正视“现实”。聊天的时候，虽然他面带笑容，但总让我感觉心头徘徊着一丝伤感。他没有谈他现在对西藏前途怎么看，但我感觉他内心深处已不像过去那样坚定和自信。倒不是他本人变了，而是十几年过去，理想不但没有接近，反而似乎变得更远，我想如果不是回避的话，每一个献身自由理想的藏人都无法不为之黯然。
当晚我住在JM家，房子还没有添置家具，我的房间里只有一个床垫放在地毯上。
第二天，5月25日早上，JM上班前先送我去机场。我从那里飞洛杉矶。我欲言又止，没有告诉JM此行来美国是见达赖喇嘛。倒不是为了防范什么，JM是个靠得住的人，只是我不知道该把话说到什么深度，那就不如不说了。不过估计他从我的日程安排——达赖喇嘛到哪我也到哪——也猜得出。这一点好几个人都注意到了。国内部门如果分析我的行踪，当然也会看出其中的关系。
WA当天从另一个机场飞，比我晚一个多小时到洛杉矶。达赖喇嘛一行已经在前一天到达。WA在达赖喇嘛下榻的 Pasadena Hilton饭店开了一个房间，我去那里和他会合。达赖喇嘛这次到洛杉矶的主要目的是给当地华人佛教徒举行一次为时三天的传法。这是他第二次到洛杉矶做这种传法，一方面是为普及佛教，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流亡西藏正在加强对华人的工作。现在无法与大陆汉人接触，他们就对海外华人开展”统战”。
5月26日，达赖喇嘛的传法进入第二天，我和WA去听了上午的传法，讲的是“般若心经”。入场前要经过安全检查，背包不许带，人人走检测门，还有警卫用仪器在身上扫。达赖喇嘛的一队保镖是从华盛顿跟来的，据说为他们和他们的设备花的钱远超过达赖喇嘛一行自己的花费，只不过那花的是美国政府的钱。来听传法的人在我看已经相当多，不仅有中国人，还有不少美国人，包括形形色色的佛教僧侣，看模样属于好几个不同的国家。但是WA还是认为组织得不够好，来的人不够多，大概那是和他们以前所见的盛况相比。
我和达赖喇嘛的见面安排在上午和下午两场讲经之间。安排给我和达赖喇嘛的谈话的时间不像原来以为的那样充足，事实上比第一次见面多不了多少，因此我需要考虑如何在那样短的时间说出尽可能多的话，同时还得把要表达的内容说明白。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见面时间到了，我们从会堂侧门进去。那个侧门临时作为达赖喇嘛的专用出口，外面戒严，里面也有保镖守卫。我们被引进讲台旁的休息室。休息室面积不大，设备简陋，光线也不够明亮，跟达赖喇嘛在华盛顿下榻处的气派没法相比。一进去，看见达赖喇嘛盘腿坐在沙发上，见到我他起身迎接，伸出没穿袜子的光脚去套沙发下面的拖鞋。那是卡在脚趾上的那种便宜拖鞋，橡胶材料，在中国一般只有民工才穿。达赖喇嘛这回是像是见到熟人一样与我握手，拉我在沙发上坐下。那天除了WA和BQ在场，还有达赖喇嘛的秘书，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的主任。我在去年波士顿的族群研讨会上见过他，是个笑口常开、和蔼可亲的人，毕业于莫斯科大学。
因为时间紧，我没容达赖喇嘛多说就抢在前面开始讲话。因为只要达赖喇嘛一开口就不好打断了，而且他往往一讲就是长篇大论，最后给你剩不下多少时间。
我把要讲的话事先已跟WA讨论过，说好有些话我只提一个头，就由WA接着用藏语往下说，那样可以节约不少时间。我先讲目前西藏的一些现状和问题。一方面经济的确取得长足发展，另一方面西藏传统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举了拉萨西郊一个近年出现的“妓女城”为例。那是一片又脏又乱的空地，有上百顶帐篷，大都是藏族妓女陪酒和接客之处。去那里嫖妓的多数也是藏人。喝空的啤酒瓶子在帐篷周围垒起围墙，到处回响麻将牌碰撞和打情骂俏的声音……尽管理论上西藏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但如果拖得太久，即使解决也只是政治方面的解决，得到了政治上的自治和自由，却已不再是达赖喇嘛怀念的西藏，也不是热爱西藏文化的人向往的西藏，而是成了一个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的西藏。因此，认为西藏问题迟早有一天会解决，并不是安慰，而应该在西藏还是真正的西藏时，还保留着传统文化时，就能解决西藏问题，才是有意义的解决。这就要求解决西藏问题不能无限期等待，而需要抢时间。
我继而谈到达赖喇嘛以非暴力抗争解决西藏问题陷入的困境。非暴力抗争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才能产生作用：第一个前提是所抗争的对象还有良知，非暴力抗争的一方用自己经受的苦难，使对方难以承受良心的谴责而让步，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第二个前提是需要所抗争的对象具有法治。甘地当年与英国殖民当局斗争，经常利用英国法律打官司。在英国的法治中，如果能够抓住对方不合法之处，通过法律程序击败政府是有可能的；第三个前提是要有民间社会存在，也就是社会有民间组织和团体活动的空间，起到动员社会和组织社会的作用，从而使非暴力抗争的一方不是一盘散沙，能够团结和相互协调，非暴力抗争才可形成规模，产生效果。而这三个前提在当今中国却不存在，专制政权既没有良知也没有真正意义的法治，同时限制和扼杀民间社会，因此当今世界的三个非暴力抗争的代表人物——甘地、金和达赖喇嘛，前二者可以成功，达赖喇嘛却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用台湾人的话形容，只如蚊子叮牛角。
我说，目前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都是被动的，目标能否实现，全取决于北京政府最终是不是让步。不管你在国际上取得多少声援，有多少议会为西藏问题作出决议，发出多少谴责，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示威抗议、绝食自焚等，都不会直接产生效果。尽管可以构成对北京的压力，但除非北京对那压力做出让步，才算有用。若是北京不在乎，对压力不理睬，就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效果也就等于零。以中国目前的状况，还看不出有什么压力能迫使它在西藏问题上让步，所以为此进行的非暴力斗争始终看不到前途。
我对达赖喇嘛讲，我个人完全赞成他的非暴力原则，但是针对中国和西藏目前的现实，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那种手段的作用不需要通过对方让步来实现，而是取决于自己。行动一步就会前进一步；自己做多少，得到的胜利也就是多少。只有找到这样一种与过去不同的非暴力抗争手段，才能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而不再取决于当权者是否给予恩赐。
WA后来跟我说，他给达赖喇嘛做过多次翻译，这一次达赖喇嘛的神态最严肃，他从没见过达赖喇嘛露出那样严肃的神情，甚至让他感到有点害怕。
我接着说，递进民主制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方法。具体地讲，一个村庄的村民组成自我管理的委员会，决定村庄事务，委员会选举村长作为执行者。只要村民认准一点，以后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选举的村长，不再听从当局决策和任命，那个村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当一个乡的所有（或大多数）村庄都这么做了，就进入下一个层次——由村长们组成乡的自治委员会，决定大政方针，然后选举乡长作为执行委员会决策的行政负责人，从此也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所选的乡长，不再服从当局任命的乡长和书记，于是乡也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从乡到县，从县到地区，整个西藏的高度自治通过一个个社会单位的分别变化逐步实现。以往社会变化的途径是自上而下的，等于一开始就得在最高层实现全局变化。那种全局变化要么是当权者让步，要么是以暴力更换不让步的当权者，困难且动荡。而递进民主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从社会基层组织开始做起，因此社会成员自己可以把握，无需依赖当权者让步。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打破西藏问题陷入的僵局。
当然，这个过程在起步阶段肯定要经受一定考验。比如当局把村长们选举的乡长关进监狱了，怎么办？——那就再选一个。同属一个乡的村长们在一起选举一个新乡长很方便。然后村长们还是只认可自己选的乡长。尽管当局任命的乡长可以占有乡政府的办公室和公章，只要下属村长都不听从他，就等于徒有虚名。如果当局接着抓走第二个当选乡长，那还是保持非暴力，再选第三个乡长。总之专制者用暴力反复抓，人民则是反复地和平选举，他难道能把所有人都抓完吗？如果他觉得抓乡长不管用，要抓选举乡长的村长，那就由每个村的自治委员会再选新村长，然后由新村长再去选乡长。除非专制权力把所有老百姓都抓起来，否则这种选举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非暴力抗争运动有一个“填满监狱”的口号，那时就是实践这个口号，前仆后继，锲而不舍。
我对达赖喇嘛说，这种方式的另一个优点是，被抓进监狱的当选者危险不是很大，因为当选属于被动，而非“幕后黑手”。对所谓“黑手”，当局可以用抓“一小撮”的方式对付，但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选举，是多数人行为，抓“一小撮”就失去了作用，也不是“斩断黑手”就可以瓦解的。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像说的这样简单，人的勇气也不总是足够充分，但是只要能坚持下去，当局的镇压很快就会无法持续，因为它的确没有那么多监狱，它也无法在当今的民主潮流和世界目光的注视下，对千千万万只因为进行了选举的人施加强硬到底的镇压。
递进民主制还有一个可取之处，它是自下而上非暴力地在专制系统内蜕变，不需要在一开始就和专制权力的高层进行正面决战，因此专制权力对其容忍度相对会大一些。而用那种自上而下争取高度自治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得和专制权力进入到有你无我的格局，所以很难被专制权力接受。递进民主制只是在发展到最后阶段——西藏各地区的当选首脑在一起选举整个藏区最高领导人时——才会在西藏全面取代专制权力。而到了那时，专制权力已经没有能力进行镇压了。西藏的高度自治因此可以在完全不使用暴力的状态下完成。
当然，这样做的过程可能比较长，靠西藏人自己承担所有奋斗，肯定不如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高度自治的许可——中南海发句话——那样省事。但问题是什么时候中南海会发那句话呢？如果它永远不吐口，就永远等下去，等到西藏不成为西藏，藏人不再是藏人吗？那种把命运交给别人的等待没有光明，也看不到何时是尽头。递进民主虽然做起来不易，却是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靠自己就可以往前走，而且走一步就离目标近一步，唯一取决的只是自己的勇气和耐心，只要不断走下去，最终总会达到目标。这条路难的只是开头，只要能把前面的坎迈过去，后面将会越来越容易，最终势如破竹。
我最后说，也许目前还不具备马上在西藏境内推行递进民主制的条件，但是海外藏人社会至少可以先做一些试验，对此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研究，摸索经验，同时等待在西藏启动的合适时机。藏人有一个流亡社会，这一方面是藏人的不幸，另一方面也可以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
听完我的话，达赖喇嘛开口。他谈的内容我听着似乎不着边际，绕得太远。他从他主张的“中间道路”说起，讲到未来西藏由谁管理，讲到他选定的班禅喇嘛至今尚被软禁和他对此的歉疚等，以至我一度觉得我刚讲的话他没听明白或是没听进去。不过不久他又绕回到我的话题。也许他刚才的那些迂回只是为了有时间考虑如何表态？他说西藏问题的解决首先只能寄希望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同时必须依靠西藏境内人民和西藏现任的各级干部。他目前还没有做任何针对西藏境内的活动，已经被北京扣上分裂分子的帽子，如果真要针对西藏境内做些什么，肯定会被视为更大的敌人，言下之意就是对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他只能在海外呼吁和静等，不能主动从事针对西藏境内的任何活动。
实质问题他只问了一个，他说现在西藏人连表达一些不同意见都会被关进监狱，如何能做到让他们按照自己意愿进行选举呢？他们如果不服从共产党派遣的领导人，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不是会很严重吗？
对此我表示，因为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全民参与，暴力镇压将面对法不治众的局面，从而失去威力。而且实行递进民主的单元只是对内自治，对外仍然服从原有的系统。当局对其容忍，原有系统还可以继续运转，如果坚持镇压，则会导致系统失灵甚至动乱。因此若能以足够耐心和填满监狱的勇气坚持下去，当局——尤其是控制力衰落时期的当局——最终很可能会妥协。何况，中国已经颁布并实施“村民自治法”，在村一级选举和自治是有法律根据的，名正言顺。只要能在村一级实现自由选举，就等于在辽阔雪域扎下实行递进民主制的根，也就具备了向上逐层扩展的基础。风险肯定不会没有，专制权力不会甘心在它体内生长异类，但相比其他变革之道，递进民主制应该是风险最小和最有成功可能的。
对于按中国的“村民自治法”进行基层自由选举，达赖喇嘛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是说来说去，他最终的意思还是要靠西藏境内百姓和干部自己来做，海外藏人只能起一些辅助作用，西藏未来的希望寄托于西藏境内的人民。
事后我对WA说，怎么可能只把希望寄托给西藏境内的人民呢？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充分信息，被严密看管，只靠他们自己做不成任何有系统的事情的，只能是一盘散沙，找不到方向。
不过WA有另一种判断——虽然开始达赖喇嘛的谈话似乎漫无边际，绕来绕去，最后却是非常清楚地回到主题，内在脉络清晰，想法也非常明确，尽管有些外交辞令，他的回答却没有偏离你的主题，如果他没有被触动，他的表情不会那样严肃。
见面结束时，达赖喇嘛主动提出安排时间再跟我谈一次，这说明他愿意继续听我讲。我谈递进民主制，除了是考虑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是希望把解决西藏问题当作递进民主制的开端。新制度难的是开端。西藏是我认为比较适合做开端的地方，一是有可以进行实验的流亡社会，在中国境内没有这种可能；二是有一个达赖喇嘛，他的号召可以让西藏人民产生勇气并进行广泛行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动员力量；三是西藏有宗教信仰，因此容易产生“填满监狱”的献身精神，中国人则不容易进入那种境界。这其中的决定因素当然是达赖喇嘛，无论是西藏流亡社会还是藏人的宗教信仰都由他掌握，所以只要他能接受，递进民主制就可以在西藏开始，突破最难的开端。而只要西藏能成功，就会给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一个榜样。由此而言，达赖喇嘛、西藏、递进民主制三者结合，能够开辟一个新时代。
当然，这只是我头脑中的畅想。要想影响达赖喇嘛，几十分钟的谈话是远远不够的。他已经在原来的思维框架中走了几十年。他正在从事的事业对西方社会之倚重，也决定不能脱离西方主流模式和价值观太远。目前西藏流亡社会所进行的政治制度建设，仍然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代议制。在我看来，那种政治在西藏流亡社会也许能实行，但是照搬到广阔西藏的牧场和农村，一定是问题多多，更谈不上能够在西藏境内实现自我转型。
我们告辞出来时，休息室外面已经有一群南亚人在等待，前面是花枝招展的孩子们整齐排列。那些人个个手拿鲜花哈达，看上去五彩斑斓。下午讲经开始之前，达赖喇嘛还要继续见人。
当天晚上达赖喇嘛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演讲。我就像一个追星族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赶场机会。我的确对这个西藏喇嘛感兴趣，希望能在各种场合观察他。
一个当地朋友为我开车和翻译。我们从饭店出门时正好碰上达赖喇嘛出发，安全人员临时禁止其他人出入饭店大门，清出一条通路让他从大堂出门登车。他在为两侧人群祝福时看到了我，彼此一笑，没有说话。
演讲场地是在大学体育馆，每张门票6美元。一个藏人喇嘛在售票处窗前徘徊，嫌门票太贵。我把多的门票送给了那位喇嘛。我有时试图猜一下，达赖喇嘛的类似收入会有多少，又是怎么使用和分配的？以他的明星效应，如果有好的经纪人，财源滚滚应该不成问题。他自己虽然不需要钱，流亡西藏却需要，他若是利用商业手段和明星效应为流亡西藏搞钱，可以理解。但是据说他非常反感把自己的活动和金钱联系在一起，经常做不要钱甚至贴钱的事。信徒奉献给他的供养，往往转手之间又被他送给别人。听说达赖喇嘛去台湾时，要求所有在台湾收到的钱都留在台湾。台湾人的供奉非常丰厚。西藏流亡人士常常眼看大笔已经到手的钱随即被达赖喇嘛送出去，不免暗暗心疼，那些钱可以给流亡西藏做多少事呀！
体育馆很大，座位坐满了一大半，下面的比赛场地也临时摆了很多排凳子。新闻报道说大概有两万多人来听演讲。演讲开始之前，悬在体育馆上方的大屏幕一直在放一部纪录片，内容是关于达赖喇嘛认定的转世班禅——影片把他称为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有不少名人在影片中出镜，其中图图主教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自由比镇压要便宜”。我对此深为认同，如果中国给西藏高度自治，花的钱会比现在少，效果却会好很多。
达赖喇嘛出场前，观众席上的光线暗下来，演讲台则打满舞台式的强烈灯光，完全是戏剧开演的效果。等到达赖喇嘛出场，全场集体起立鼓掌，他却被头顶灯光晃得什么都看不见，不得不用双手搭在额前挡光去看台下并还以致意。他的举止天然，毫无造作。在当今这个把一切都搞成舞台样式的传媒时代，政客在台上只会刻意地表现自己。而他的魅力却恰恰是没有任何刻意（当然也可以说他的刻意最聪明，就是表现不刻意）。台中间一个孤零零的椅子，被舞台效果的灯光照得雪亮。任何人坐上那椅子，面对周围的黑暗却知道黑暗中有几万双眼睛盯着自己，都难免手足无措。而他却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坐在椅子上盘起双腿。观众对他这个动作发出善意笑声。他们在自己的公众人物身上很难看到如此洒脱。我对这动作是熟悉的，无论是在华盛顿的总统套房，还是在洛杉矶讲经会堂的小休息室，他都是这个姿势。他总是赤脚穿拖鞋，大概就是为了方便随时脱鞋打盘腿吧。西藏人，尤其是西藏的僧侣，最自如的姿势就是盘腿打坐。我想他在那舞台上一打起盘腿，就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达赖喇嘛的演讲用英语。他的翻译坐在旁边，仅仅是在他有不会的单词时给予提醒。体育馆上方的悬挂四个面的大屏幕，向四个方向同步地播放他的特写镜头。他的演讲是关于人生智慧的一些话题，我已经记不清具体内容。我感兴趣的是西藏政治问题，但他对西方公众一般不讲政治，多是讲人生哲学和宗教问题。他之所以能够征服西方公众，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形象是智者和宗教领袖，而不仅仅是一个受压迫民族的代表。单纯从政治角度获得同情是有限的，这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那么多，诉说民族苦难和为自己民族鼓呼的人也很多，为什么不能引起西方公众的兴趣？因为需要同情的苦难和需要谴责的不公正实在太多了，都向西方人去说，他们根本听不过来，而且天天让他们为此付出，到一定时候也就疲倦甚至厌烦了。然而达赖喇嘛不同。他令西方公众感受到的不是要求他们付出，而是给予他们，是他们的获得，让他们成为受益者。他们从达赖喇嘛那里得到人生方面的指导，哲学思想的提升，以及宗教情怀的满足，所以他们才会如此热情地欢迎和爱戴他。
达赖喇嘛是聪明人。他自己不谈西藏问题，并不是西藏问题就被忽略了，而是那些话题自会有人去为他说。就像这次演讲，前面播放的纪录片把西藏问题已经煽情地渲染了一番，接着大学校长在达赖喇嘛演讲前所做的开场白，也是谈西藏政治问题。这已经是通例。但凡达赖喇嘛出现的各种场合，总是先由西方社会的著名人物、议员、明星等做介绍，无一不是大谈西藏问题，表示对中国政府的谴责，号召西方公众支持西藏自由运动等。于是当他开始讲话时，就闭口不再提那些。既然已经有人替他讲了，自己何必再讲，让别人讲不是更聪明吗？
那一晚我主要不是听达赖喇嘛演讲的内容，而是在看听众反应。我周围的美国人几乎个个都以崇敬眼光注视他，全神贯注，时而会意点头，时而哄堂大笑。达赖喇嘛面对他们则是如鱼得水，挥洒自如，举重若轻地引导着全场上万人的思路和情绪。看着这样的场面，我深感触动，更加认识到他是一个多么宝贵的领袖人物，我们中国是多么缺少这样一个人物，而未来的中国又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领袖。金山银山易得，如此一个领袖难求啊。未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最缺乏的因素之一就是领袖。汉人自身的领袖资源已尽枯竭。多年来我观察走马灯般轮流进入视野的人物，期望看到有可能带领未来中国走出危机的领袖，最终只能放弃期望。我的汉人同胞不乏方方面面的优秀人才，却始终无法出现同时具备各方面条件的人物。那种人物不是雄踞一方的军阀，不是精于权谋的弄臣，不是揭竿而起的大王，而是能够平衡各种因素，总揽各方局面，有人格魅力，有精神权威，被全世界接受和爱戴，可以带领中国完成自由民主的转型，创造一个走向未来的新社会，却又不会把权力当作个人私产的领袖。总而言之，就应该是达赖喇嘛那样的领袖。
如果达赖喇嘛是汉人，掌握中国未来命运的领袖非他莫属。不过他真是汉人，还能成为今天的达赖喇嘛吗？不过，他虽不是汉人，难道不可以是中国人吗？中国人并非一定就得是汉人啊。他多次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实际就等于承认他可以成为中国人。一位在达兰萨拉见过达赖喇嘛的人告诉我，达赖喇嘛亲口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江泽民先生能够解决西藏问题，我愿意为他成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奔走呼吁。”如此而言，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指的是谁呢？不就是他吗。那么，他既然可以是一个中国人，当然可以成为中国的领袖！
我不是那天晚上才想到这一点。2000年1月，我在新千年写的第一篇文章《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和另一个小说的片断》中，就以故事方式写了我对西藏问题两个结局的设想。那两个结局一反一正。一个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将自己的灵童转世到美国，并以此实现了西藏独立另一个是达赖喇嘛被汉人的有识之士推举为中国国家元首，成为保证中国安渡政治转型期的稳定因素。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位皈依了藏传佛教的朋友把这两个故事拿到康区色达五明佛学院去讲，对前一个故事，周围僧侣个个点头称是；对后一个故事，僧侣们则是个个神情怪异，陷入无语。
不过，在洛杉矶听达赖喇嘛演讲时，我开始对此进行更具体地思考。可以说，达赖喇嘛成为未来中国的领袖，其他条件目前都已具备，知名度、影响力、国际社会的认可、精神信仰方面的权威，以及整合中国各民族和不同族群的能力等，最大的问题是他目前尚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中国百分之九十多是汉人，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其他方面再好也无用。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在这方面做一点事。
我和达赖喇嘛的第三次见面时间安排在5月27日早上九点。达赖喇嘛每天起床先要念经修法，然后是讨论工作和早餐。在见我之前他先有一个会见，然后跟我谈，再去法会讲法。这次见面地点是在饭店他的房间。我和WA先去BQ的房间等待。BQ的房间和达赖喇嘛的房间在同一层，相隔不远。
等候时，达赖喇嘛让他的藏汉语翻译——一个二十多岁的台湾和尚先过来跟我聊天。不知这样安排是出于什么考虑。我和那年轻和尚没有专门话题，东拉西扯了一会。他十来岁时就被送到印度的色拉寺学习藏语和宗教，看上去天真，不谙世事。他主要是为达赖喇嘛做宗教方面翻译。这几天的传法就是他在现场翻译的。我昨天去听法会时，感觉他可以把话译的通顺，却不太能传神。以一个细节对比——法会上的美国听众用耳机听英语同声翻译，但经常是听耳机的人发出笑声，听现场中文翻译的却没人笑。这个翻译太年轻，又出生在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反右之类很多事都不知道，因此不容易做好对大陆汉人的翻译。英语翻译就不同。流亡藏人中英语人才多，达赖喇嘛的英语翻译据说极其出色。然而不管感情上是否愿意，西藏人最需要了解和交流的不是西方人，而是汉人，因此发现和使用好的汉语人才，对流亡西藏而言非常重要。就我的感觉，他们在这方面似乎做得还不够。
好在给我和达赖喇嘛做翻译的是WA，让我几乎感觉不到语言障碍。很多话不用我说完，他已经按照我要表达的意思进行翻译，有些词汇我自己都把握不准，他却能给我恰当的提示。为了保证我和达赖喇嘛谈话的质量，WA中断自己的工作，横跨美国来当翻译，这一方面看得出重视和认真，另一方面也说明达赖喇嘛身边的确缺乏优秀的汉语人才。
因为这次见达赖喇嘛是额外安排的，不像上两次必须抓紧每秒时间把话说完，无法顾及其他，我就带上一本达赖喇嘛写的书，台湾译本名叫《生活更快乐》。原本只想请达赖喇嘛在书上签一个名，我回去把书送给西藏文革照片摄影者的家人，作为对照片的回赠。但是达赖喇嘛拿着书和笔，认真地想了一会儿才开始写。不是一个签名，而是是写给我的一段藏文。WA后来给我翻译了那些话，大意是”赠给学者王力雄先生，祈愿你能用自己的智慧去探索事物的真谛，来为己为人作出广大而有益的贡献”；签名是”释迦比丘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日期是”2001年5月27日”。当然，我不会把书再送人。只是因为担心回国进关时被查出没收，我只能把书留在美国，暂时没有带回。
这次谈话我先从昨晚听达赖喇嘛在加州大学演讲说起，谈到流亡西藏运动在国际上的成功，然后谈到我对他首先是精神领袖，其次才是政治领袖的认识。我说，他作为政治领袖，仅仅是对藏民族而言，而作为精神领袖，却可以不分民族。正如他在西方公众中的影响力主要是作为精神领袖获得的。然而对汉人这方面做的却不成功。同样的话我对LD也说过。多数汉人目前在西藏问题上都和政府观点差不多，基本把达赖当作企图让西藏和中国分离的藏族政治人物，对他的宗教作用和思想精神毫无所知。这当然是与当局的信息封锁和有意扭曲有关，但也与流亡西藏把主要精力放在西方，不够重视针对中国本土和汉人的工作有关。而且在与中国方面的对话中，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话语过多，没有着重区分政权和人民，也没有有意识地在汉地民间扩大达赖喇嘛的宗教影响，以及在汉人百姓中培育达赖喇嘛作为精神导师的形象。另外还有一对关系该如何调整也值得斟酌——流亡西藏对西方的成功和对中国的不成功，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反比关系，即在西方越成功，在中国汉地就越不成功。因为获得西方民心所使用的那些因素，在汉地往往就成为失去民心的因素。这两方面的关系究竟怎样定位，应该重新考虑。达赖喇嘛听我发表这些意见时，不断点头。
另外，我说即使在政治范畴，目前也有需要改进之处。如达赖喇嘛提倡不求独立只求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仅他一个人这样说不够，因为如果没有详细方案和周密研究，以及操作方面的具体化，就容易流于抽象理念，甚至被认为只是口号。达赖喇嘛无疑不能自己去做具体研究，但其左右目前也少见有人做。
我举例说，所有现代国家的宪法都给予国民有迁居、旅行的自由，实行了高度自治的西藏对中国也是同一个国家，那时西藏境内是否允许汉人自由往来？如果允许，藏人现在抱怨汉人大量涌入对西藏文化和生态造成的破坏怎么解决？如果不允许，与宪法的矛盾怎样解决？限制的措施又是什么？是用户口限制？还是用发护照、办签证的办法？是不是要在藏区和汉区之间建立边防和关卡？藏区有没有能力担负设立边卡的人力和资金，还是要汉区为之来建立？等等。对这些问题，我曾问过流亡政府的官员，他们没给我明确回答，看得出没在这方面进行深入思考，更没有成熟方案。
还有，达赖喇嘛提出将来西藏实行的制度既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我欣赏这种理念。然而具体而言，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制度？仅有理念还不够，需要有具体的设计和细节描述。西藏流亡政府公布过未来西藏的政治制度，但没有未来西藏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主要从经济上区分，如果没有形成具体制度，许多障碍就无法克服。西藏境内目前仍有大批被称为“翻身农奴”的人，不能不正视他们的存在。他们一直疑虑高度自治的西藏会不会要他们把土地重新交还给过去的领主？虽然达赖喇嘛一再强调西藏不会回到旧制度，但是如果一天不明确新制度是什么，“翻身农奴”们就不会停止猜疑和担忧。
还有共产党在西藏留下的遗产，几十年时间产生出的一大批同共产党休戚与共的藏人，如党政官员、国有企事业职工、退休干部等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各个方面、甚至能否生存下去都和现体制密不可分。如果西藏实行高度自治，现体制退出西藏社会，这部分人会发生何种变化？能不能保证生存？怎么处理现体制留下的“国有单位”？能不能消化十多万集中于城市的“干部职工”？如何转化他们？方案是什么？步骤是什么？……这一切都需要进行系统研究和周密安排，设计出平衡的配套措施。大而化之的笼统概念是远远不够的。所谓“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 人们在变革过程当中可以欢欣鼓舞，什么事都好说，问题往往发生在变革实现的第二天。一旦西藏真开始高度自治，所有责任就再无他人承担，全得靠自己。每天面对十分具体的柴米油盐，缺一点都不行，但流亡西藏现在不要说做好这些准备，连细致的思考都不是很多。
我的结论是，要跳出只有达赖喇嘛一人打“中间道路”旗帜的局面，需要思考和研究相应的方案。北京现在指责“中间道路”是一种欺骗手法，先搞半独立，再作为跳板走向独立。反驳这种指责，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中间道路”具体化，而不是像一些流亡藏人的简单回答——达赖喇嘛做了如此妥协你们还不接受，我们只有继续争取独立！那正好会被北京用来证明“中间道路”只是谈判手腕和独立跳板。而如果能把“中间道路”具体化，拿出可操作的方案，就比较容易向汉人证实“中间道路”的真诚，是目标而非手段。汉人多疑，是因为历史上受过的欺骗太多，习惯了猜忌。他们不会像藏人一样，对达赖喇嘛的话视为一言九鼎，而是不信口头允诺，只有看到实际作为，眼见为实，才可能逐步消除他们的猜忌。
听到这里，达赖喇嘛表示说他百分之百的赞成我的话。不过我知道不要为他说的“百分之百”得意，因为那是他的口头禅。我见过好几个人描述他们与达赖喇嘛的对话，都得到过达赖喇嘛“百分之百”的同意或赞成。达赖喇嘛接着开始对我具体地解释“中间道路”的内容。可能是我没有说明白。我提出那些问题不是针对问题本身，是为举例说明“中间道路”没有进入到具体化。他似乎是认为我想得到对那些问题的具体回答，话题便转到那上。
达赖喇嘛首先谈高度自治后西藏与汉人的关系。他说曾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衡量标准，凡是在西藏出生的人，未来可以算西藏居民，有留在西藏的权利；不是西藏境内出生的人，则应该回到汉地。这种说法我以前看到过。但如果只有在西藏境内出生的人才有长期居留西藏的权利，那种人数量是非常少的。即使是户口在西藏的汉人，本人在西藏生活了几十年，生孩子也往往回汉地，因为他们认为汉人母婴不适应西藏的海拔高度，所以他们的孩子也很多不是在西藏出生。那么在西藏以外出生的人都被要求离开西藏是否合理？又是否能够做到呢？居民权是问题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未来西藏是否允许汉人自由进入？是不是要把西藏变成香港一样，凭特别通行证才能进？香港还好说，那里原本中国人就进不去（但仍然引起内地汉人反感，说统一跟没统一没有区别），而藏区面积占中国领土四分之一，汉人原来可以自由走动，有一天却变成必须拿通行证才进得去，是很难说服他们的。
达赖喇嘛接着谈西藏未来实行的经济制度，为什么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原因在于他对资本主义有很多不满，西方社会的物质主义给人类带来很多问题，但是社会主义也有很多不当之处，同样造成很多问题。究竟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最适合未来的西藏，他说那需要学者和专家们去做研究，并不是他能回答的。
按照原本时间安排，我们至少超时了二十分钟。九点半他应该去法会讲经，不过法会时间有弹性，通常前面都是唱诵和默祷，是信众进入状态的时间，那时间可长可短，因此他晚一点去也没关系。达赖喇嘛可能认为我既然是一个作家，一定需要做些采访，所以应该回答我的问题。其实我倒宁愿他说些别的，因为他回答我的，都是以前他反复谈过的定型说法，大部分我早已看过。
茶几上放着一条哈达，那是准备谈话结束时达赖喇嘛送给我的，也就意味着最后告别。但是这次谈话结束时，达赖喇嘛表示中午还要再见一面，让BQ和他的秘书安排，因此哈达也就没给我。然后他背上一个黄色香包去赴法会，我们先留下，等他离开后再走。他还是光脚穿着拖鞋。我看到他刚一出门，两个早已等候的美国人就迎上前跟他握手，一左一右走在他两边。他们是被安排在去法会的路上跟他谈一会儿的。看来他的每一个时间空隙都被排满。
我十分赞叹达赖喇嘛的过人精力。六十六岁的人能够承受这样紧张的安排，足以证明身体非常健康。WA说他跟达赖喇嘛去台湾时，他们只是跟随，远不像达赖喇嘛那样一轮轮地接见、谈话、修法和传法，可是随行的年轻人都累得不行，达赖喇嘛却从无疲倦之态。由此我想到，北京方面内部吹风说达赖身体已经不行，已经在为“后达赖时期”做准备，那不是情报有误，就是一厢情愿。从他这次在美国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的活动看，他健康地再活上一、二十年应该是没问题。中共政权想和他比赛耗时间很可能是错误，因为这个政权自身能不能再挺一、二十年，是要画问号的。
出门后WA总结了几个“第一次”，即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在现场给人签字时写那么多话；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听他翻译时露出那种让他害怕的严肃神情；还有就是达赖喇嘛在如此紧张的出访日程中连着四次接见一个人，也没有过。本来担心LD没来洛杉矶，由别人安排日程不会多给我们时间，不想由达赖喇嘛自己安排，反倒增加了两次见面，结果就很圆满了。
中午吃法会供应的中餐盒饭，是免费的，大概是哪个中餐馆老板给法会的布施。中间有一件逗乐事。BQ是个素食者，拿饭时特地问清了是素餐，可是等我们找到坐的地方，打开一看，每个饭盒里都赫然摆着一只鸡腿。BQ大惊失色，匆匆去换，结果人家告诉他鸡腿是假的，实际是豆制品。他还是难以放心，因为那“鸡腿”的确可以乱真，不仅看上去无法分辨，我连吃在嘴里也不敢断言不是肉，直到吃出了木棍做的“骨头”，才最终确定是假，马上告慰BQ。BQ对我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是要吃素，又下那么大功夫作成跟肉一样，汉人究竟是什么心理？对此我回答不出。
我和达赖喇嘛的第四次谈话像前一天一样，安排在讲经午休时间。我们吃完饭就去会堂，先是在摆着法座和法器的讲台上等了一会，不久达赖喇嘛的工作人员领我们进去。还是上次见面的小休息室，达赖喇嘛没到。我们都站在屋子中间等。过一会儿达赖喇嘛出现在门口。他先朝我做了一个欠身致礼。那情景我至今在眼前清晰可见。我也连忙对他鞠躬还礼。他的人格魅力重要一点就在谦恭平易，不给别人造成距离感和排斥感，而是把人往近拉，让人感觉亲密，同时却不会因此认为他没份量，他仍然是大人物，却那么亲近，仅此一点就会征服很多人。
开始谈话。我力图把上午的话题进一步阐述清楚。我说流亡西藏在“中间道路”的具体化上做得不够，可能会有自己的理由——既然中国政府完全拒绝“中间道路”，还有什么必要对其具体化？既然高度自治看不到任何希望，去想实现高度自治后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然而对此不能只看其一，不看其二。把“中间道路”具体化，并非仅在“中间道路”实现后才有用，而是在把“中间道路”从思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就不可缺少。只有把“中间道路”具体化，才能让各方真正了解“中间道路”是怎么回事，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思考和判断。这里还牵扯到一个方法问题，不能只看政府的态度，即使北京在西藏问题上强硬到底，也要——而且更要——努力去做争取中国人民的工作。有了这样一种前提，就不会仅仅因为北京不做回应而灰心丧气，放弃该做的事情。流亡西藏为“中间道路”所做的任何具体工作，终将被中国精英阶层认识，并通过他们扩散给中国人民。现制度不会成为中国的永远，一旦现制度退出，今天播下的种子就会在那时得到收获。而如果不去进行这种努力，其结果就等于是让多数汉人在西藏问题上和中共绑在一起，从而使中共今天对西藏的态度继续延伸到中共后的时代。在我来看，那才是最大危险。
这次见面时间比较短，大概只有半小时。遗憾的是我没有把达赖喇嘛的谈话记下来。因为这几次见面，重点都在我讲给他听，我的思考都集中在如何讲上，因此很难同时再做记录。后来再回忆，达赖喇嘛讲的内容是什么，都只剩下一个大意。尤其是最后一次见面，他的话我几乎没留下多少印象。只记得最后分别的时刻，他给我戴上哈达，对我说了一番祝福的话。我也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对他说，在我眼中，未来不仅需要他带领西藏，而且还可能需要他带领中国。听到这话他笑了，那是一副面对天方夜谭的笑。然而我这话是发自肺腑的，绝不是虚伪的溢美之词。对他而言，可能完全不希望再给自己加上一个带领十几亿人的重担，只解决西藏问题已经够叫他操心，并且他只对西藏人民负有义务，汉人的问题并非他的事情。然而我在第一次和他见面时就说过，西藏问题的解决和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分不开的，不解决中国问题而单独解决西藏问题没有可能。“中间道路”目前对西藏的很多具体问题拿不出可行办法，常常会面临无法超越的两难处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只局限西藏自身，没有把西藏和中国作为一体来考虑。因此也就意味着，要想真正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必须把自己放在中国领袖的位置上才有可能。只要他不愿放弃西藏，中国的担子也就得一块挑，除此别无选择。
在我来看，也许这就是天意。把西藏问题和中国问题绑在一起，就是要让达赖喇嘛有一天可以担当中国的领袖。当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那一天到来时，他能起到的作用将是独一无二、无人替代的。尽管现在我这样说，人们会笑为天方夜谭，然而达赖喇嘛不应该，他如果真能通达天意，心里就应该意识到这个使命。
最后一刻，在我们握手告别时，达赖喇嘛抱住我的双臂，把我拉近，用额头顶住我的额头，我也抱住他的肩膀。我们两个谁都没说话，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好像很漫长，又好像很短暂。当晚他就要飞回印度，下次再见不知道会在何时何地了。我走到门口，转身再次向他合什道别，他站在原地目送我，不知为何，我的心头弥漫起一片惆怅。
在飞越太平洋回国的旅途中，我开始考虑下一步会遇到什么和能做些什么。周围旅客东倒西歪地沉睡，我在机舱的黯淡光线下想了半天也没想清楚。如果“有关部门”知道我和达赖喇嘛说了什么，是不是会给我定叛国罪——给达赖出谋划策，不是叛国是什么？说起来会让人感觉有点滑稽，对我一无所知的LD隔着太平洋可以看出我有一颗“中国心”，随时监控我的当局却会把我视为“叛国者”。
其实在见达赖喇嘛的过程中，有句话一直在我嘴边没说出口——如果采用递进民主制，即使西藏独立的目标都可以实现。那只要具备一个前提——绝大多数西藏人都坚决要求独立。我没讲这句话，是因为感觉似乎真有点“叛国”味道了。不过平心而论，我跟达赖喇嘛讲的一切，目的都在于把西藏留在中国，而不是要让西藏独立。我为达赖喇嘛所做的任何“出谋划策”，也都是以“西藏留在中国”为我们的共同基础。只不过我认为能够使西藏最终留在中国的，不是镇压，而是给西藏自由与自主。同时我也坚信这一点，如果中国方面能主动允许西藏实行递进民主制，西藏独立的前提就不会存在。因为实行了递进民主制的西藏已经实现高度自治，绝大多数西藏人就不会再去要求独立。而且递进民主制产生的西藏领导人将是有高度理性的，他们比谁都清楚追求独立要付出的代价是西藏无法承受的。关于这方面的论证，我已写在《递进民主制与代议民主制：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比较》一文中。
想到这里，我闪念了一下，如果回国后主动要求“汇报”这次见达赖喇嘛的情况，能不能引起高层重视，从而借这种“汇报”把以递进民主制解决西藏问题的想法传递给他们呢？会不会对解决西藏问题起到推动，也对递进民主制的启动有帮助呢？然而立刻被我否定了。对一个连村级选举都百般限制的政权，如何可以想象它能尝试另一种完全异类的政治制度呢？
不过与达赖喇嘛谈了这么多，总该找出一些可以沟通的内容，产生一些作用吧？总结下来，可以谈的有三点：一是达赖喇嘛走“中间道路”的诚意，可以用我的近距离观察，反驳把“中间道路”描绘成阴谋的说法；二是达赖喇嘛的健康状况，让那些认定他已身心日衰，力图把西藏问题拖到他死后的人重新考虑一下时间表；三是达赖喇嘛在西方社会的威望，把这样的人放在敌对位置，等于是把自己放在西方公众的对立面。在阐明这三点的基础上，再谈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只有同达赖喇嘛达成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对中国才是一劳永逸。这样去谈，能不能对决策者产生一点影响呢？
然而一考虑如何去谈的细节，难题就出来了。首先跟谁去谈？那不能是安全部门，我不想与其合作，也不想自找麻烦；那么就只剩下一个部门管这事——统战部。但提起这个部门就让人泄气，多年来它对解决西藏问题只是障碍，没起过好作用。一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还和统战部主管西藏事务的官员有过辩论，深知那些人不会接受任何承认达赖喇嘛作用的想法。国际上所说的“中国对西藏问题的态度”，说到底不过是中共政治局数个常委对西藏问题的态度。那几个人管理如此大的中国，西藏问题平时很难进入脑海，也不可能深入思考，因此他们在西藏问题上的思路，国际方面只能被统战部主导，国内方面则是被藏区地方政府主导。而确定与达赖为敌到底的方针，统战部起了主要作用，倘若要它就此改变，等于否定了它以前的所说和所做。在专制体制内，这种转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找统战部谈这种话题，纯属自找没趣。
最后我只能倍觉无奈，放弃所有想法。在朦胧入睡前，临别时回首看见的达赖喇嘛不断浮现在眼前。他那披着绛红袈裟的沉默身影让我如此难忘，是因为让我想起一部纪录片中深深感动过我的镜头，那是一位流亡异乡已经几十年的老喇嘛，孤独地站在边境线上尼泊尔一侧的山顶，遥望西藏的广阔高原不可遏止地痛哭……
2001年写于拉萨 2006年整理于北京
(全文完)
三十多年前，我十六、七岁，是一个在东北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一次赶马车去公社拉救济粮，在粮管所看到装订着《参考消息》的报夹，便抓在手里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参考消息》是那年代唯一登载“海外消息”的报纸，虽然只是为了利用外国人的嘴，终究和“两报一刊”的陈词滥调不全一样。其中有一篇外国记者采访达赖的报道，我忘记了具体内容，但一直让我记住一个形象——年轻瘦削的达赖在流亡地孤独地隐居，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对来访者激动地谴责中国。
那是我第一次对达赖喇嘛有稍许具体的印象，以往即使听闻过达赖，也只是共产党宣传中黑暗西藏的代名词。之所以我能对那篇报道留下印象，不是因为“西藏问题”之类的大概念，完全是因为一件小事——当我正在看那篇报道时，粮管所管开票的职工过来收走了我手里的报纸，暗含得意地告诫，得意地告诫，那是“内部读物”，只有“够级”才允许看。
无论是我还是他，当时都不会想到，那个腰扎麻绳、手拿鞭子、为不“够级”而羞恼的我，有一天会和《参考消息》里的达赖喇嘛拥抱在一起。
2000年10月，我去波士顿参加一个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各族群人士聚会（大概是为了便于找钱，起了一个比较夸张的名头——“中国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到会的有汉藏蒙维台港澳等各方人士。其中除了汉人，就属藏人代表最多。大陆藏人一个没有，来的都是流亡藏人。达赖喇嘛亲自给会议写了贺信。达兰萨拉也派出了以西藏流亡政府一位外交部副部长为首的代表团，还有流亡政府在美国的部分工作人员，加在一起，大概有七八个藏人。从阵势上看得出他们对这个会议相当重视。不过他们肯定不会指望从这种民间会议上获得什么具体的政治结果，目的应该只是了解情况，摸索从民间打开局面的途径。
在我的印象中，那次活动表现最好的是藏人，理性、节制、认真、礼貌，在所有与会代表中显得非常突出。这无疑与他们是政府代表团有关。他们的言谈严格遵照达赖喇嘛在各种场合表达过的精神和原则，从不逾越一分，开会时安静地坐在一起，开party时则会自觉地分散到人群中，温和但是明确地宣传他们的观点。观察他们，常使我暗中赞叹。
藏人代表中有一位名叫BQ的“非官方人士”，他过去在印度当过记者，现在是“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负责人之一。那本是一个以美国人为主的民间组织，因此我始终不太清楚BQ的角色，他在为美国的民间组织工作的同时，对流亡西藏的事情也介入很多。另一个没有官方身份的是哈佛大学博士生ZX，一位很有学问的藏族姑娘，生在加拿大。她来参加会议是出于个人兴趣。ZX的汉语发音相当标准，我开始把她当成很会说汉语的人，结果多说几句就露馅了，才知道她学汉语没有多久，不过由此看得出她学习语言的能力。大陆的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到波士顿访问时，她就是用刚学不久的汉语和他交流，因为扎西达娃不会说藏语。这种奇特现象——藏人学者和作家只能用占领者的语言谈话，也是让她在学术之外对西藏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我刚到会的时候，会议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藏人代表中有人打听我是否会来，有没有到。开会第一天，BQ在休息时来找我。我的英语很糟，无法和他多谈。我猜大概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写过有关西藏问题的书和文章，因此有兴趣和我接触。后来我知道我写的《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已经被自由亚洲电台译成藏语连续广播。我在国内杂志发表的文章——《西藏：中国二十一世纪的软肋》，也被译成藏文和英文，不少海外藏人都看过。
开会那几天我经常和藏人在一起。他们全都出生在海外，而且从来没有回过西藏，但是他们彼此说藏话，看的是藏文，胸前腕上戴着藏族宗教物品，汽车音响放的是藏族音乐。对比他们，想起我那居住西雅图的侄子，七八岁离开中国，现在既不认识汉文，汉话也越剩越少，并且完全不再想当中国人，就不能不感慨西藏文化在海外的传承，需要有多大的凝聚力才能实现到如此程度。即使西藏问题的政治解决至今不见踪影，西藏文化在境外的这种完整的保留已经足以成为骄人成就。眼见的这些使我对达赖喇嘛的佩服不断增加。
一天BQ向我提出一个邀请，希望我能去一趟华盛顿，与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LD先生见个面。BQ说如果不是LD先生实在太忙，他会来波士顿见我，但是他马上要出国访问，只有麻烦我跑一趟，全部费用由他们出。
对新鲜事我不会不答应。BQ说有一个非常好的藏汉语翻译将在华盛顿接待我。正巧，那翻译就是ZX的男朋友。他的名字叫WA，是美国一家大媒体的藏语编辑。我第一次在电话里和他交谈，感觉就像和汉人在说话。他将在周末到波士顿看ZX，周一和我一块飞华盛顿。他建议我就住在他家，一是省钱（可以看出流亡西藏经常要考虑节约的问题）；二是他和我见面方便，好安排；三是他家就在华盛顿中心，离众多博物馆特别近。
WA四十出头，在拉萨长大，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留在北京做研究工作，据说当年可以用汉语写小说，可想他的汉文功底。他八十年代后期到印度，便决心留在海外，为达赖喇嘛做事。当时达赖喇嘛鼓励他到美国读书，至今已在美国生活十多年，刚加入美国籍，不过仍然参与流亡西藏的工作。由于他平日工作离不开和政治术语打交道，又能准确把握中国方面的情况和思维方法，因此像他这样水平的藏汉语翻译（尤其是政治领域的），在流亡藏人中屈指可数。
华盛顿的秋天布满五颜六色的树叶。WA开车带我去LD家。那是座落在郊区的一栋小楼，据说不少流亡藏人都住在附近。虽然是西式住宅，但LD家里像所有藏人的住房一样，佛像、经幡、唐卡、酥油灯和经书一样不少。LD五十多岁，原来是康区新龙县的一个活佛，1959年流亡到印度，曾经做过西藏流亡政府的噶伦，现在常住美国，除了担任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还专门负责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是流亡藏人在美国的最重要人物。
BQ原来跟我说见面只是随意聊，不过可想而知他们主要是想听我讲。一道茶喝完，寒暄结束，LD便表示想听我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想法。
我对他谈的主要内容是，流亡西藏在海外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在争取国际舆论、与国际社会各方面力量打交道、公关活动、获取西方国家支持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西藏问题已经国际化，西方公众对流亡西藏几乎是一面倒的态度，西方各国政府尽管表面不能公开表示支持流亡西藏，也往往是说归说，做归做，实际上都暗自同情流亡西藏。然而，最终解决西藏问题，根本上只能取决于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国际社会施加再多的压力，也不能直接解决西藏问题，其意义只在于期待能够作用于中国，促使中国政府做出反应和让步，才可以变成对西藏问题的具体解决。因此，衡量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标准不应该在于对国际社会取得多少成功，而是在于对中国取得了多少进展。
如果以这一标准衡量流亡西藏所做的工作，就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对中国政府没有起到明显作用，有时还会有反作用。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会因为国际社会施加压力，就使她感觉难以承受。“六四”后那么多国家的制裁，也没能把她怎么样。相反，在今天这个唯利是图的经济时代，世界各国在很多方面有求于中国，尤其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哪个国家都舍不得放弃。面对可能影响到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产品出口和劳动力就业等实际利益，各国会不会出于对西藏的道义支持宁愿与中国政府闹翻呢？无疑难以指望。中国政府明白这一点，因此它不在乎国际社会的压力。
当然，我并非说对不成功的责任在流亡西藏，中国政府不开放接触之门是主要问题。不能接触，流亡西藏就无从做起。再者，我也不是说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的成功没有意义，因为没有国际压力，北京更不会认为有变化的需要。然而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所谓做中国方面的工作，不能看成是单一的，不能认为只是和中南海里的决策者进行沟通，影响和说服他们。那固然也重要，但不应该寄予太多希望，因为让中南海发生变化并不容易，多年事实已经证明这一点。需要把眼界扩展开，看到所谓中国不仅仅只有中南海那几个人。中国有十三亿人，有不同社会阶层和众多的社会群体，不应该把他们简单地、笼统地当作一个概念来对待。事实上，中国社会内部矛盾重重，很多问题上民众都与当权者对立，然而在西藏问题上，大多数汉人都没有异议地接受当局宣传，和政府站在一边。这种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流亡西藏以往所做的工作没有注意把中国普通民众与执政集团分化开。如果对中国进行整体性的控诉，从民族角度表达藏人痛苦，并且要求西方社会在人权高于主权的立场上对中国进行干预等，虽然有助于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取得成功，同时也起到了促使汉人在西藏问题上与政府结为一体的作用。
即使最终解决西藏问题是要通过中国政府，也不能只把眼光盯住当前的政府，因为政府是变的，会有更迭，未来中国甚至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政府。考虑到那样的前景，就不应只是对当前的掌权者下功夫，而需要把工作对象扩大到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因为未来中国无论怎么变化，政权发生怎样更迭，掌握政权的人都将出自精英阶层——除了正在当权的人，也包括潜在的可能当权者。尤其中国发生政治变革之后（迟早），那时的当权者会在很多事情上采取新做法，进行新选择。而他们对西藏问题所采取的态度，相当程度上将取决于他们今天所受的影响。如果他们在西藏问题上仍然和今日北京想法一致，西藏问题到那时仍将无法解决。哪怕是中国社会其他方面已经民主化，新的执政者对西藏照样可以采取专制态度，就像俄罗斯对车臣、塞尔维亚对科索沃一样。
对精英阶层做工作，不是只针对其中的一种人。未来的中国政府会由什么人组成，无法用押宝方式决定。精英是个庞杂群体，既有共产党体制内的人，也有反体制的异议人士，有独立的知识分子，也有立场鲜明的政治人物，如何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象做工作，取决于中庸之道的艺术，需要从政治宣传、意识形态较量或民族斗争的漩涡中超脱出来，放弃情绪化的谴责和仅仅对一己主张的坚持，以理解和宽容态度主动寻找实现多赢的途径。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只要求藏人如此，却不同样要求汉人。我承认藏人作为受害者，更有理由要求汉人率先从藏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率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是愿意按照这种原则做的。但我之所以如此提议，是因为流亡藏人有自己的政府，因此可以有更多理性和自觉性，可以通过政府的整合形成共识与统一行动。目前汉人的政府是西藏问题的制造者，肯定不会主动推动汉人去理解藏人，因此才有把汉人与其政权分化开的必要性。而只要是把汉人与政权分化开，流亡西藏面对的就不是有组织的汉人，而是千千万万分散的汉人。对那种分散的、并在西藏问题上长期受误导的汉人，要求他们自觉地率先忏悔汉民族所为、主动地理解藏人是不现实的。反之，如果有组织的藏人能够率先变化，主动理解汉人心态，采取相应方式影响他们，由此换得汉人对西藏问题的正视和理解，才会有更大的可能。
那天的话题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LD听得很认真，虽然话不多，但让我感到很有交流。他是个善于倾听并善于对批评进行鼓励的人。过两天他要去东欧，陪同达赖喇嘛在那边访问，他说那时要把我的话转述给达赖喇嘛，同时他希望我能抽空想一想，给他们一些意见，尤其就我谈的几个方面，对以后能够具体做些什么提点建议。
中午LD请我在他家附近一个泰国餐馆吃饭，席间透露达赖喇嘛不久前给北京当局一封信，希望开展对话，目前他们正在等待北京的反应。为了创造好一些的气氛，避免给北京刺激，原来安排好的达赖喇嘛第二次台湾之旅也决定暂时搁置。他问我对前景有何估计，对此我不乐观——不能说绝对不会有进展，但那除非是奇迹，而奇迹是不能寄托期望的。我说，目前不是北京想不想拿出新东西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新东西可以往外拿。强硬的一套，文化大革命已经做到极致；温和的一套，也不可能再超过胡耀邦1980年在西藏推行的“六条”。二者都没有使西藏问题得到解决，且都给北京政权造成了一堆新问题。北京对西藏问题已经找不到新思路，因此对它唯一可行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反正西藏在它手里，解决西藏问题并不是它所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指望它会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呢？对话不是见面谈谈那么简单的事，首先需要知道对话以后怎么办，以及能够怎么办。没有新的思路，单纯为对话而对话反而可能使北京陷入被动。
在进行这些讨论的时候，我不禁想起历史上西藏也曾对力图与其对话的英国采取不理睬对策。英国人那时甚至要专门派人向西藏的边境官员朗诵致西藏政府的信，以期他们能把听到的内容向拉萨复述，因为拉萨拒不接受来自英国的任何信件。此刻感受LD透露出的与北京对话的渴望，深深体会到什么是历史变化。今天的流亡西藏彻底开放了自己，却似轮回报应一般遭遇到死不对话的对手。然而和当年不同的是，对于西藏的不对话，大英帝国最终可以派遣“武装使团”一路打到拉萨，逼迫西藏与其对话。但今天的流亡西藏面对强大的中国，只能苦于无计可施的百般无奈。
那次见面之后，LD去了东欧。正好接近美国总统选举，我去美国其他地方旅行观看竞选情况。大选日之前，我回到华盛顿等看最后投票。那时LD也从东欧回来了，我们约在市中心一个饭馆见了第二面。LD告诉我他已经向达赖喇嘛转达了我上次和他的谈话，达赖喇嘛对我的看法表示赞同。就是这一次见面，LD问我能不能安排一个时间与达赖喇嘛见面，亲自谈一谈。他说达赖喇嘛非常需要知道汉人知识分子在西藏问题上的真正想法，以及从汉人整体的角度对西藏问题到底如何认识。
同时，LD向我表示，达赖喇嘛提出西藏不搞独立、留在中国、只求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决非是一种口头宣传，而是非常诚恳和认真的。他还说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如果我们只是嘴上说中间道路，实际上还是要搞独立的话，我们就不会和你打交道。因为对西藏独立的事业而言，你这样的人才是最大的威胁。反而是中共的统战部，他们做的事情才真正对西藏独立有利。”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是说统战部的所作所为总是刺激藏人的不满情绪，客观上也就起到了把西藏从中国越推越远的效果；而我做的事是竭力消除民族之间的对立，把两个民族往一块拉，当然对真正搞独立的想法就是不利的。
我回答LD，能够见达赖喇嘛是我的荣幸，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愿意。对解决西藏问题，我一直认为达赖喇嘛是关键因素，能当面跟他谈我的想法，说不定会对他在西藏问题上的思考有所帮助。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个人的好奇，以及就研究西藏问题而言，能够亲见达赖喇嘛都是难得的机会。
谈到具体安排，LD最初想法是安排我去印度。后来改成了去东南亚，利用达赖喇嘛在东南亚访问的时间见面。过了几个月，又通知我改为在美国。达赖喇嘛将在2001年5月访问美国。若是按照我自己的愿望，最希望的见面地点是印度，因为达赖喇嘛在那里的时间会比较充裕，彼此见面和交谈都可以做到从容与深入。而利用他出国访问的机会见面，只能在他已经排满的日程中插空，将会非常地匆促。后来情况果然是这样。
2001年春天，我收到美国一个援助西藏组织的邀请信，邀请我去美国进行关于西藏问题的研讨。美国领事馆的签证官读罢邀请信，很注意便看了我一眼，说了句“没问题”就给了我签证。我猜想也许我是他办的第一个以这种邀请从中国大陆去美国的。
到华盛顿后，我还是住在WA家。我们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因为几次都住他家，已经是朋友的感觉。第二天LD到WA家，我们一起吃WA做的饭，那是藏式、西式和汉式风味的混合，很独特。
按照原来的安排，我应该在5月25日到27日这三天中的某一天在洛杉矶和达赖喇嘛见面，具体时间要根据达赖喇嘛的日程安排再定。这次LD告诉我，他把我和达赖喇嘛的见面分成两次，第一次是在华盛顿见，时间不会太长，主要是礼节性的，彼此认识一下，我可以先提一些问题。第二次见面是在洛杉矶，因为达赖喇嘛在那时间相对比较宽裕，主要谈话安排在那里，时间可以长一些。而且两人已经见过面，可以算作朋友了，第一次见面提到的问题也有过思考，谈话就会比较充分。
我对LD提了一个问题，与达赖喇嘛的见面和谈话内容是否可以公开。他回答他们对此没有任何忌讳，因为这中间没有什么秘密，但他们不会主动往外说，主要是考虑我的安全，至于我自己怎么做，由我自己决定。我问这话，倒不是出于采访和发表的目的，主要也是从安全考虑。等我回到中国，“有关部门”知道我有过这次见面，在审问中如实地回答对我应该是最安全的，反而越是回避躲闪越会显得可疑。LD没有要求我保密，我因此感到轻松。
加上这一次，我和LD只见了三次面，但是我挺佩服这个人，也完全能够理解达赖喇嘛为什么如此倚重他。他头脑清楚，思维缜密，亲和力强。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取得的成功，他的贡献很大。据说他原来曾经在流亡政府做过首席噶伦，后来放弃官职，专做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他平时常住美国，达赖喇嘛的很多事务，尤其是和美国政府的交往，还有流亡西藏与中国政府的接触等重大问题都要通过他。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地访问，他几乎总是要亲自安排和陪同。
与LD见面后，我去纽约、波士顿等地，其间在哈佛大学做了一次讲座——谈对“十七条协议”的评价。2001年是北京与拉萨签订“和平解放”协议（即“十七条协议”）五十周年。北京大搞庆祝，而流亡藏人认为那是武力逼迫下的不合法条约。我在讲座上表示，十七条协议的确是在军事威胁下签订的，但不能因此断定不合法，因为历史上和国际上很多重要协议同样都是战争的结果。十七条协议是否合法，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合法协议必须完整实施，而不能只实施部分条款，不实施另外的条款。十七条协议中关于西藏制度不变、达赖地位不变、不强迫西藏改革、维护西藏宗教等条款，自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后就不再实施，这种改变并没有得到签署协议的另一方——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十七条协议应该被认为已经废止。十七条协议是西藏方面第一次正式承认西藏属于中国的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十七条协议废止，西藏属于中国的承诺也就随之无效。这一点是“西藏问题”之所以一直存在的基础。因此对解决西藏问题，最佳途径莫过于中国与西藏重新签订一个确定西藏归属中国的协议。而目前，能被绝大多数藏人共同听从的唯有达赖喇嘛，除此无人可以整合已被严重分化的藏民族；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达赖喇嘛是藏民族代表，他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同时达赖喇嘛也多次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如果能形成一份由达赖喇嘛签署的法律文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那么无论是藏人还是国际社会，从此对西藏属于中国的事实就无从质疑，西藏独立的诉求也就失去根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抓紧十四世达赖喇嘛健在时签下这样一个协议。一旦拖到达赖喇嘛去世，机会则失不再来，因为除了达赖喇嘛，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服整个藏民族承认西藏归属中国。
会后一位与会的藏族女士对我说，我这番谈话她还能接受，但是以前我在西藏问题上发表的意见，被认为起到了给中共献计献策的效果，帮助中共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另一位哈佛法学院的藏族男士则对我说，他们曾经举办过一个西藏问题研讨会，原定邀请我参加，同时也邀请了中共统战部官员，但是统战部官员表示有我参加他即不参加，所以只有下次才能邀请我。我对自己两头不讨好的位置感到好笑。我回答藏族女士，统战部方面也会认为我是给流亡西藏献计献策呢。不过我不是春秋战国那种“策士”，谁给好处给谁献策，我希望各方都赢也不是无原则的。我所希望做的，归根结底是要避免和化解民族冲突，实现各族人民的共同幸福。
5月23日，正是“十七条协议”签订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我再一次来到华盛顿。达赖喇嘛已经在华盛顿，而且就是这一天和布什总统在白宫进行了会见。
我和达赖喇嘛见面的时间安排在第二天，2001年的5月24日。那天天气非常晴朗，阳光强烈。见面时间安排在上午10点。WA领我乘地铁去达赖喇嘛下榻的 PARK HYATT饭店。因为时间上打出了很多提前量，我们有足够时间先在附近吃早餐。PARK HYATT饭店周围可以看见三五成群穿藏装的藏人，其中不少是一家人。在见我之前，达赖喇嘛先接见住在华盛顿的藏人。饭店内外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似乎都与西藏或达赖喇嘛有关系，或是试图有关系。达赖喇嘛在美国人心目中除了是宗教领袖和政治人物，还算得上是个明星。美国好几个当红影星、歌星都是他的追随者，因此他算得上明星中的明星，自然会有很多追星族。
见达赖喇嘛穿什么衣服是个难题。我从未穿过成套西服，也不会打领带。最后决定穿中式衣服。中式衣服不像穿西服那么麻烦，上正式场合也无问题，因为是民族服装嘛。西服容易被人看出各种毛病，我的中式衣服虽只花了30元钱，别人却说不出什么。可是当我们到了饭店，WA却意识到我的中式服装可能是一个问题，因为格外引人注意——一眼就能被看出是中国人。如果穿西服，再不合体也不会引起注意，无非是个邋遢点的普通亚裔人而已。中式服装在这种场合却比较敏感，因为西藏问题是西藏与中国之间的冲突，一个穿中国衣服的人来到达赖喇嘛下榻处是怎么回事呢？注意的人肯定都会有这个问号。WA开始担心我会不会被摄像或拍照，可能性当然会有。对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活动，不应该没人进行监视，也许他们就在周围吧。不过已经走进饭店，再想这些也没有用，只能不管了。
饭店里面戒备很严。达赖喇嘛的保卫由美国政府提供，从一楼开始就有守卫，还有牵着狼狗的保镖。我们乘电梯上到达赖喇嘛下榻的楼层，先到一个房间等候。一些人在那房间里工作，其中还有人带着孩子，因此气氛不显得紧张。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主席也在那里。上次到美国我曾和他谈过话。他原来的职业是律师，1987年到拉萨旅游时正好碰上了拉萨“骚乱”，他目睹了整个过程。结果那次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投身国际援助西藏的运动。这个人给我印象很好，单纯善良，理想主义，但是不极端，我们挺谈得来。WA还给我介绍了达赖喇嘛的一个秘书。他原来负责达赖喇嘛安全，刚转做秘书，英俊挺拔，西服革履。
正谈着，突然有人十万火急地进来，示意我们马上过去，催促得十分紧迫。我们赶紧起身相随。达赖喇嘛下榻处是一个封闭区域，大概就是那种所谓的“总统套房”吧。门口站着一堆保镖。我们去时大门已经打开，里面也有一堆人，感觉是黑压压一片。在那些人中，一眼就能看见达赖喇嘛。他站在中间，穿着红色袈裟，微微驼着背，全神贯注地向外看——正是他的典型形象。我原以为会进到一个类似客厅那样的地方才会见到他，没想到他会站在门口等我。后来知道，他是刚见完华盛顿的藏人，从他的专用电梯上来。那电梯在总统套房之内，但是靠近大门，离他自己的房间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他没有直接回房间，而是站在门口等我过去。他的随从催促那么紧就是这个原因——让达赖喇嘛等候已经有些过分，更不能让他等的时间太长。
我对达赖喇嘛双手合什，问候藏语的“扎西德勒”。达赖喇嘛则用汉语对我说“你好”。他的声音爽朗宏亮。我们接着握手，不是那种礼仪性的，是双手握在一起。达赖喇嘛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仔细看我说“我知道你啊，你的文章我看过，见到你很高兴”。他用藏语说，WA给我翻译。我也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达赖喇嘛拉着我的手往他房间走。那一段路给我的印象深：一条很长的走廊，灯光明亮，两边有很多房间，大概总有十几个门。每个门前都站着一个美国政府派的保镖，个个深色西服，身材魁梧，短发型，耳朵上有耳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守住每个门口，难道是为了防止里面有刺客冲出？达赖喇嘛拉着我的手穿过那条长走廊。一个穿红袈裟的喇嘛，一个穿蓝褂子的中国人，后面是一群人沉默相随，让我感觉有点像电影镜头。达赖喇嘛的手温暖而饱满。
进入达赖喇嘛客厅，我按藏族礼仪献哈达。达赖喇嘛接过哈达放在一边。我们坐下来。达赖喇嘛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然后他开始笑，没说什么，突然伸手把我拉过去。我不知道要干什么，以为他要在我耳朵边说点什么话，心里还在猜他要说什么，担心他说藏话我也听不懂啊。没想到他是把他的头和我的头相碰在一起，碰了很久，十几秒还是二十几秒。我虽然没有觉得一股热流涌进全身什么的，但我知道那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加持，尤其是从佛教角度，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除了我和达赖喇嘛，在场的还有WA、LD，以及达赖喇嘛的大秘书。大秘书看上去五十多岁，戴眼镜，个头不高，据说是西藏一家显赫贵族的后代。
达赖喇嘛开始讲话，内容大意是：不管中国政府承不承认，西藏问题都是一个确实的存在，无法回避。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西藏问题，并且关注着西藏问题如何解决。西藏问题不解决，对西藏人民是痛苦，对中国也不是好事。不仅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一直受这个问题困扰和损害，中国自身的问题，如台湾，也因为西藏问题的存在而对统一抱有许多疑虑。所以解决西藏问题不仅是对西藏有利的，对中国自身也是有利的。为了表明他不反对中国政府，他特地用汉话对我说：“我不反共！”他解释说看过他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很多观点是赞成的。他还插进一段轶事，他在访问台湾时跟连战也用汉话说过这句“我不反共！”连战的回答则是：“我反共！”说完他放声大笑。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
他接着谈到，中国政府一直反复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独立，就像念经一样，而他自己在各种场合也一再说西藏不要求独立，也像念经一样。双方似乎都在不停地念自己的经，但是首先需要互相对话和讨论。现在问题是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对话。他开玩笑地说，中国政府的脑子里可能一多半物质都是从事怀疑的，总是在猜测别人怎么加害。然而若是只有怀疑和恐惧，就会什么事也做不成。他同时表示，他一方面重视与中国政府之间进行接触，另一方面也深知人民之间的交流很重要。他和我见面的意义就在这里。过去他见的大陆汉人大都是流亡者，有国不能回，而既能够客观理解西藏问题，又能在中国之内观察和发言的知识分子，不但对西藏人民和解决西藏问题有帮助，对促使汉族人民理解西藏问题，更是有特殊的帮助。
达赖喇嘛很会说话。他每天在各种场合说话，练出来了。他的谈话逻辑清楚，一环扣一环，用词既准确又简单。此前听了解情况的人说过，达赖喇嘛以往跟汉人见面，难得有深入交谈。他有时爱回顾历史，说到五十年代西藏怎么回事，如何见毛泽东等，那些汉人的兴趣就集中到那上面，几个问答下来，时间也就差不多了，结果那样的见面往往是礼仪性质大于实际意义。因此我的打算是不向他提问题，也不进行采访。限于我能和他交谈的时间，实在问不了多少问题，也采访不出来什么，莫不如尽可能地用来说我想跟他说的话。LD之所以花了那么多力气安排我和他见面，就是希望我能跟他讲一些他从别人那里听不到的话。
这次见面限定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其中用于翻译就需要一半时间，因此在达赖喇嘛讲话之外，我没有几分钟可以说话。我对达赖喇嘛说的主要内容是，如果把西藏视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我也把达赖喇嘛视为中国的领袖，而不单单是西藏的领袖。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单独的西藏问题，它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在中国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西藏问题不可能单独获得解决。只有先把中国从一个专制社会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开放社会，西藏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因此我说，希望达赖喇嘛不是只把力量放在解决西藏问题上，还应该在解决中国的问题上发挥作用。
对此，达赖喇嘛用开玩笑的口气说，我现在只谈西藏问题，都被说成是分裂分子，要是再去涉及中国的事情，不知道又该会被扣上什么帽子了。不过玩笑归玩笑，他也不反对这种基本判断——只有在中国问题解决以后，西藏问题才有可能获得真正解决。
那次见面有一个奇怪的插曲，我和达赖喇嘛刚开始谈话，没说几句，房间里的火警报警器突然叫起来。外面的保镖跑进来检查，报警器里还听见有人说话，似乎是中心控制室也在检查，忙成一团。达赖喇嘛停止讲话，询问发生了什么。但人们检查不出问题在哪，也没有办法让报警器停止鸣叫。达赖喇嘛只好在警报器叫声中继续谈话。一个保镖不得不用手捂住报警器，让声音小一点。我感觉足有十多分钟，那个错乱的报警器才被制服，安静下来。
预定时间很快就到了。LD和达赖喇嘛的秘书开始频频看表，最终明确告诉我们需要中止。我在告别前送给达赖喇嘛一套记录西藏“文化大革命”场面的照片。那是一个已经去世的藏人在文革中拍的。西藏留下的文革遗物非常少，所以这些照片很珍贵。达赖喇嘛兴致勃勃地把每张照片都看了一遍。他认出了其中一些带着高帽、画着花脸挨斗的人，是他过去熟识的贵族。其中有一张照片是红卫兵扛着大幅的宣传画在帕廓街游行，画的是“翻身农奴”正在拿着大扫帚横扫两个小丑模样的人，一个是达赖，一个是班禅。达赖喇嘛不时发出笑声，但是在看到一个藏族特征非常明显的女红卫兵正在挥着撅头砸大昭寺金顶的照片时却没做出任何反应。由藏人动手砸供奉了千百年的寺庙，那段历史始终是一个未解的困惑，即使对达赖喇嘛也是一样。
我们刚一离开会客厅，就在走廊里迎面遇到下一拨来见达赖喇嘛的人。那些人扛着各种电视设备。WA告诉我走在前面的是美国最著名的黑人女主持。我们擦肩而过，其间空隙是以秒记的，可见达赖喇嘛日程安排的紧张程度。
LD一块出来，我们在楼下酒吧坐了一会。他不能陪达赖喇嘛去洛杉矶了，因为达赖喇嘛刚刚会见布什总统，有许多事情需要他留在华盛顿处理，所以就在这里跟我告别。他说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能够成功地安排我和达赖喇嘛见面，他为此感到欣慰，并希望到洛杉矶之后，我和达赖喇嘛能有更深入的交谈。我对他表示了衷心感谢。
当天下午达赖喇嘛要参加一个毕业典礼，并在典礼上演讲。那是霍普金斯大学专门培养政治与外交人才的国际研究学院，美国政府不少高级官员都是从这里毕业。学院有一个悠久传统——每届毕业生在毕业前搞一次投票，选举他们最希望在自己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人物。这届毕业生的投票结果，达赖喇嘛位居第一。学院因此对达赖喇嘛发出邀请。恰好本届毕业典礼与达赖喇嘛访问华盛顿时间一致，流亡西藏本来就很会做公关，尤其对这种掌握未来美国权力的学校更予重视，达赖喇嘛便如约而至。
我得到两张票，约了一位朋友一块去，顺便给我当翻译。上午刚刚见过那么严密的保卫措施，担心毕业典礼参加的人多，排队做安全检查肯定需用很长时间，于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场，结果却是进出自由。可能因为达赖喇嘛只是毕业典礼邀请的嘉宾，不是他的专场活动，因此也就不好专为他的安全对来宾进行检查了。单从安全角度，只要有这样一场不进行安全检查的活动，上午看到的那种戒备森严就没有了意义，因为刺客肯定会避开上午那种场合，选择这种既方便又容易逃脱的地方下手。
毕业典礼开始前，先是毕业生入场。其中一个毕业生在她的博士帽上用白胶布贴了一个“Free Tibet”，在一片黑方帽中非常显眼。这种情景并不只是在达赖喇嘛出席的场合才会看到。去年我在新英格兰的乡村参加一个当地人的节日，也照样看到西藏的雪山狮子旗，还有几个人专门为流亡西藏筹集捐款。西藏问题在西方社会影响之深，波及之广，是长期呆在中国之内的人难以想象的。
毕业生入场后是贵宾入场。达赖喇嘛走在贵宾行列最前面。全场欢呼雷动，大都是对达赖喇嘛。贵宾从中间过道走上主席台。我的位置是靠过道的第四个座，陪我去的朋友在第三个座。达赖喇嘛就在我们旁边停下，亲吻了一个孩子。我那朋友事后特别遗憾地说，如果她是在紧挨过道的座位，就要跟达赖喇嘛说话，而且要把我介绍给达赖喇嘛，告诉他我是一位关心西藏问题的中国作家。我没有对她讲我和达赖喇嘛刚见过面。
在达赖喇嘛之前是校长和其他一些来宾的讲话。其中有一位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他是这个学校的早期毕业生。当解释国防部副部长是个管什么的官时，他调侃说如果谁对中国有多少导弹瞄准美国感兴趣，就可以问他。从这种笑谈可以看出，在美国军事部门的思维中，中国已经开始取代垮掉了的苏联。
达赖喇嘛的演讲在最后压轴。他先用藏语讲，有一个藏人在他身边做翻译。不过讲完开头他就不再用翻译，自己讲英语。他说他是可以讲英语的，只是发音不太好，但是能够把意思讲清楚。那么为什么要先讲一段藏话呢，因为有个翻译在旁边嘛，要是他一点藏话不讲，翻译不就失业了吗？他讲话很逗，不时惹得众人大笑。
他的演讲大概意思是，人是需要具有知识和能力的，所以人需要受教育，你们到这个学校来学习，目的就是要获得知识和能力。但是仅有知识和能力是不够的。如果你没有同时具备对人类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那么知识和能力的作用就可能是相反的，变成对别人的毁灭，同时最终会毁灭你自己。你越有知识和能力，毁灭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只有人具有对社会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时，知识和能力才会发挥好的作用。这番话在我听来，对中国当前的教育状况倒是最有针对性的。中国的学校可以制造出大批专业人才，在专业范围内头脑精明，才能过人，然而对社会和人类却没有爱心与责任心。这样的人很容易把他们的才能用于做坏事，并且把坏事做到很有水平的程度，这种情形在当今中国已经司空见惯。
演讲结束后，达赖喇嘛离开。全场再次欢呼雷动，经久不息，他也频频回头致意。我们对往下继续进行的典礼没有兴趣，也就随之离去。会场外面，达赖喇嘛的车队已经起动，路两边的人向他的车热情招手。一位女记者抢着用手机发稿。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主席也在外面，跟我打了个招呼，又匆匆走开。
外面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我突然想到地球另一面的北京会怎么看待这一切。昨天是“十七条协议”签订五十周年的日子，布什总统在这一天和达赖喇嘛见面，并把见面地点安排在白宫。北京无疑会认定是蓄意安排，特地利用与“十七条协议”五十周年的重叠表达一种挑衅。上午和达赖喇嘛见面时，他专门告诉我这个时间安排没有特殊意图，完全是巧合。如果日程全部由美国方面安排，我相信他们可能的确不会想到那日子有什么特殊。然而美国人想不到这一点，西藏流亡政府也不会想不到。这种时间重叠对北京一定会构成刺激。最近美国国会刚通过新的西藏政策法案，批准给流亡西藏更多支持。达赖喇嘛这次来美访问，陈水扁正好也同时来美，受到国宾规格接待，跟江泽民、朱鎔基访美的接待规格一样，行动也不再像前两次来美时那样受限制，会见了多位国会议员，其他活动也安排了不少。纽约市长朱立安尼无论在江泽民、朱鎔基、李鹏哪一个到纽约时都拒不见面，把他们说成专制政权的代表和六四惨案的刽子手，陈水扁到纽约时他却不但要见，还要赠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这些无疑都会被中南海认为是布什上台后对中国的蓄意挑衅，并且是一个合谋，藏独、台独等各方反华势力正在美国的操纵下走向同污合流。
我恰好在这个时候来美国与达赖喇嘛秘密会见，当局对此会怎么看，这使我多少有点担心，如果硬把我这次活动说成是整个阴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是很容易给我定一个罪名的。
当天晚上和WA、JM，还有一对藏人夫妇在JM家附近的一个中国餐馆吃饭。他们都是拉萨人，但都很久没回去了。怀念家乡，却只有听我这个汉人讲一讲拉萨的现状。晚饭后大家分手，我跟JM去他的新房子喝酒聊天。
JM刚买的新房，是那种Town House。他在美国十几年，一直租房住，花掉的租金早超过房子。现在终于买房了，由此也看出他的心态变化。原来始终不买房，是认定自己不会定居美国，迟早会回西藏，现在则开始正视“现实”。聊天的时候，虽然他面带笑容，但总让我感觉心头徘徊着一丝伤感。他没有谈他现在对西藏前途怎么看，但我感觉他内心深处已不像过去那样坚定和自信。倒不是他本人变了，而是十几年过去，理想不但没有接近，反而似乎变得更远，我想如果不是回避的话，每一个献身自由理想的藏人都无法不为之黯然。
当晚我住在JM家，房子还没有添置家具，我的房间里只有一个床垫放在地毯上。
第二天，5月25日早上，JM上班前先送我去机场。我从那里飞洛杉矶。我欲言又止，没有告诉JM此行来美国是见达赖喇嘛。倒不是为了防范什么，JM是个靠得住的人，只是我不知道该把话说到什么深度，那就不如不说了。不过估计他从我的日程安排——达赖喇嘛到哪我也到哪——也猜得出。这一点好几个人都注意到了。国内部门如果分析我的行踪，当然也会看出其中的关系。
WA当天从另一个机场飞，比我晚一个多小时到洛杉矶。达赖喇嘛一行已经在前一天到达。WA在达赖喇嘛下榻的 Pasadena Hilton饭店开了一个房间，我去那里和他会合。达赖喇嘛这次到洛杉矶的主要目的是给当地华人佛教徒举行一次为时三天的传法。这是他第二次到洛杉矶做这种传法，一方面是为普及佛教，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流亡西藏正在加强对华人的工作。现在无法与大陆汉人接触，他们就对海外华人开展”统战”。
5月26日，达赖喇嘛的传法进入第二天，我和WA去听了上午的传法，讲的是“般若心经”。入场前要经过安全检查，背包不许带，人人走检测门，还有警卫用仪器在身上扫。达赖喇嘛的一队保镖是从华盛顿跟来的，据说为他们和他们的设备花的钱远超过达赖喇嘛一行自己的花费，只不过那花的是美国政府的钱。来听传法的人在我看已经相当多，不仅有中国人，还有不少美国人，包括形形色色的佛教僧侣，看模样属于好几个不同的国家。但是WA还是认为组织得不够好，来的人不够多，大概那是和他们以前所见的盛况相比。
我和达赖喇嘛的见面安排在上午和下午两场讲经之间。安排给我和达赖喇嘛的谈话的时间不像原来以为的那样充足，事实上比第一次见面多不了多少，因此我需要考虑如何在那样短的时间说出尽可能多的话，同时还得把要表达的内容说明白。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见面时间到了，我们从会堂侧门进去。那个侧门临时作为达赖喇嘛的专用出口，外面戒严，里面也有保镖守卫。我们被引进讲台旁的休息室。休息室面积不大，设备简陋，光线也不够明亮，跟达赖喇嘛在华盛顿下榻处的气派没法相比。一进去，看见达赖喇嘛盘腿坐在沙发上，见到我他起身迎接，伸出没穿袜子的光脚去套沙发下面的拖鞋。那是卡在脚趾上的那种便宜拖鞋，橡胶材料，在中国一般只有民工才穿。达赖喇嘛这回是像是见到熟人一样与我握手，拉我在沙发上坐下。那天除了WA和BQ在场，还有达赖喇嘛的秘书，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的主任。我在去年波士顿的族群研讨会上见过他，是个笑口常开、和蔼可亲的人，毕业于莫斯科大学。
因为时间紧，我没容达赖喇嘛多说就抢在前面开始讲话。因为只要达赖喇嘛一开口就不好打断了，而且他往往一讲就是长篇大论，最后给你剩不下多少时间。
我把要讲的话事先已跟WA讨论过，说好有些话我只提一个头，就由WA接着用藏语往下说，那样可以节约不少时间。我先讲目前西藏的一些现状和问题。一方面经济的确取得长足发展，另一方面西藏传统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举了拉萨西郊一个近年出现的“妓女城”为例。那是一片又脏又乱的空地，有上百顶帐篷，大都是藏族妓女陪酒和接客之处。去那里嫖妓的多数也是藏人。喝空的啤酒瓶子在帐篷周围垒起围墙，到处回响麻将牌碰撞和打情骂俏的声音……尽管理论上西藏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但如果拖得太久，即使解决也只是政治方面的解决，得到了政治上的自治和自由，却已不再是达赖喇嘛怀念的西藏，也不是热爱西藏文化的人向往的西藏，而是成了一个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的西藏。因此，认为西藏问题迟早有一天会解决，并不是安慰，而应该在西藏还是真正的西藏时，还保留着传统文化时，就能解决西藏问题，才是有意义的解决。这就要求解决西藏问题不能无限期等待，而需要抢时间。
我继而谈到达赖喇嘛以非暴力抗争解决西藏问题陷入的困境。非暴力抗争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才能产生作用：第一个前提是所抗争的对象还有良知，非暴力抗争的一方用自己经受的苦难，使对方难以承受良心的谴责而让步，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第二个前提是需要所抗争的对象具有法治。甘地当年与英国殖民当局斗争，经常利用英国法律打官司。在英国的法治中，如果能够抓住对方不合法之处，通过法律程序击败政府是有可能的；第三个前提是要有民间社会存在，也就是社会有民间组织和团体活动的空间，起到动员社会和组织社会的作用，从而使非暴力抗争的一方不是一盘散沙，能够团结和相互协调，非暴力抗争才可形成规模，产生效果。而这三个前提在当今中国却不存在，专制政权既没有良知也没有真正意义的法治，同时限制和扼杀民间社会，因此当今世界的三个非暴力抗争的代表人物——甘地、金和达赖喇嘛，前二者可以成功，达赖喇嘛却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用台湾人的话形容，只如蚊子叮牛角。
我说，目前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都是被动的，目标能否实现，全取决于北京政府最终是不是让步。不管你在国际上取得多少声援，有多少议会为西藏问题作出决议，发出多少谴责，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示威抗议、绝食自焚等，都不会直接产生效果。尽管可以构成对北京的压力，但除非北京对那压力做出让步，才算有用。若是北京不在乎，对压力不理睬，就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效果也就等于零。以中国目前的状况，还看不出有什么压力能迫使它在西藏问题上让步，所以为此进行的非暴力斗争始终看不到前途。
我对达赖喇嘛讲，我个人完全赞成他的非暴力原则，但是针对中国和西藏目前的现实，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那种手段的作用不需要通过对方让步来实现，而是取决于自己。行动一步就会前进一步；自己做多少，得到的胜利也就是多少。只有找到这样一种与过去不同的非暴力抗争手段，才能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而不再取决于当权者是否给予恩赐。
WA后来跟我说，他给达赖喇嘛做过多次翻译，这一次达赖喇嘛的神态最严肃，他从没见过达赖喇嘛露出那样严肃的神情，甚至让他感到有点害怕。
我接着说，递进民主制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方法。具体地讲，一个村庄的村民组成自我管理的委员会，决定村庄事务，委员会选举村长作为执行者。只要村民认准一点，以后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选举的村长，不再听从当局决策和任命，那个村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当一个乡的所有（或大多数）村庄都这么做了，就进入下一个层次——由村长们组成乡的自治委员会，决定大政方针，然后选举乡长作为执行委员会决策的行政负责人，从此也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所选的乡长，不再服从当局任命的乡长和书记，于是乡也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从乡到县，从县到地区，整个西藏的高度自治通过一个个社会单位的分别变化逐步实现。以往社会变化的途径是自上而下的，等于一开始就得在最高层实现全局变化。那种全局变化要么是当权者让步，要么是以暴力更换不让步的当权者，困难且动荡。而递进民主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从社会基层组织开始做起，因此社会成员自己可以把握，无需依赖当权者让步。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打破西藏问题陷入的僵局。
当然，这个过程在起步阶段肯定要经受一定考验。比如当局把村长们选举的乡长关进监狱了，怎么办？——那就再选一个。同属一个乡的村长们在一起选举一个新乡长很方便。然后村长们还是只认可自己选的乡长。尽管当局任命的乡长可以占有乡政府的办公室和公章，只要下属村长都不听从他，就等于徒有虚名。如果当局接着抓走第二个当选乡长，那还是保持非暴力，再选第三个乡长。总之专制者用暴力反复抓，人民则是反复地和平选举，他难道能把所有人都抓完吗？如果他觉得抓乡长不管用，要抓选举乡长的村长，那就由每个村的自治委员会再选新村长，然后由新村长再去选乡长。除非专制权力把所有老百姓都抓起来，否则这种选举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非暴力抗争运动有一个“填满监狱”的口号，那时就是实践这个口号，前仆后继，锲而不舍。
我对达赖喇嘛说，这种方式的另一个优点是，被抓进监狱的当选者危险不是很大，因为当选属于被动，而非“幕后黑手”。对所谓“黑手”，当局可以用抓“一小撮”的方式对付，但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选举，是多数人行为，抓“一小撮”就失去了作用，也不是“斩断黑手”就可以瓦解的。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像说的这样简单，人的勇气也不总是足够充分，但是只要能坚持下去，当局的镇压很快就会无法持续，因为它的确没有那么多监狱，它也无法在当今的民主潮流和世界目光的注视下，对千千万万只因为进行了选举的人施加强硬到底的镇压。
递进民主制还有一个可取之处，它是自下而上非暴力地在专制系统内蜕变，不需要在一开始就和专制权力的高层进行正面决战，因此专制权力对其容忍度相对会大一些。而用那种自上而下争取高度自治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得和专制权力进入到有你无我的格局，所以很难被专制权力接受。递进民主制只是在发展到最后阶段——西藏各地区的当选首脑在一起选举整个藏区最高领导人时——才会在西藏全面取代专制权力。而到了那时，专制权力已经没有能力进行镇压了。西藏的高度自治因此可以在完全不使用暴力的状态下完成。
当然，这样做的过程可能比较长，靠西藏人自己承担所有奋斗，肯定不如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高度自治的许可——中南海发句话——那样省事。但问题是什么时候中南海会发那句话呢？如果它永远不吐口，就永远等下去，等到西藏不成为西藏，藏人不再是藏人吗？那种把命运交给别人的等待没有光明，也看不到何时是尽头。递进民主虽然做起来不易，却是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靠自己就可以往前走，而且走一步就离目标近一步，唯一取决的只是自己的勇气和耐心，只要不断走下去，最终总会达到目标。这条路难的只是开头，只要能把前面的坎迈过去，后面将会越来越容易，最终势如破竹。
我最后说，也许目前还不具备马上在西藏境内推行递进民主制的条件，但是海外藏人社会至少可以先做一些试验，对此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研究，摸索经验，同时等待在西藏启动的合适时机。藏人有一个流亡社会，这一方面是藏人的不幸，另一方面也可以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
听完我的话，达赖喇嘛开口。他谈的内容我听着似乎不着边际，绕得太远。他从他主张的“中间道路”说起，讲到未来西藏由谁管理，讲到他选定的班禅喇嘛至今尚被软禁和他对此的歉疚等，以至我一度觉得我刚讲的话他没听明白或是没听进去。不过不久他又绕回到我的话题。也许他刚才的那些迂回只是为了有时间考虑如何表态？他说西藏问题的解决首先只能寄希望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同时必须依靠西藏境内人民和西藏现任的各级干部。他目前还没有做任何针对西藏境内的活动，已经被北京扣上分裂分子的帽子，如果真要针对西藏境内做些什么，肯定会被视为更大的敌人，言下之意就是对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他只能在海外呼吁和静等，不能主动从事针对西藏境内的任何活动。
实质问题他只问了一个，他说现在西藏人连表达一些不同意见都会被关进监狱，如何能做到让他们按照自己意愿进行选举呢？他们如果不服从共产党派遣的领导人，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不是会很严重吗？
对此我表示，因为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全民参与，暴力镇压将面对法不治众的局面，从而失去威力。而且实行递进民主的单元只是对内自治，对外仍然服从原有的系统。当局对其容忍，原有系统还可以继续运转，如果坚持镇压，则会导致系统失灵甚至动乱。因此若能以足够耐心和填满监狱的勇气坚持下去，当局——尤其是控制力衰落时期的当局——最终很可能会妥协。何况，中国已经颁布并实施“村民自治法”，在村一级选举和自治是有法律根据的，名正言顺。只要能在村一级实现自由选举，就等于在辽阔雪域扎下实行递进民主制的根，也就具备了向上逐层扩展的基础。风险肯定不会没有，专制权力不会甘心在它体内生长异类，但相比其他变革之道，递进民主制应该是风险最小和最有成功可能的。
对于按中国的“村民自治法”进行基层自由选举，达赖喇嘛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是说来说去，他最终的意思还是要靠西藏境内百姓和干部自己来做，海外藏人只能起一些辅助作用，西藏未来的希望寄托于西藏境内的人民。
事后我对WA说，怎么可能只把希望寄托给西藏境内的人民呢？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充分信息，被严密看管，只靠他们自己做不成任何有系统的事情的，只能是一盘散沙，找不到方向。
不过WA有另一种判断——虽然开始达赖喇嘛的谈话似乎漫无边际，绕来绕去，最后却是非常清楚地回到主题，内在脉络清晰，想法也非常明确，尽管有些外交辞令，他的回答却没有偏离你的主题，如果他没有被触动，他的表情不会那样严肃。
见面结束时，达赖喇嘛主动提出安排时间再跟我谈一次，这说明他愿意继续听我讲。我谈递进民主制，除了是考虑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是希望把解决西藏问题当作递进民主制的开端。新制度难的是开端。西藏是我认为比较适合做开端的地方，一是有可以进行实验的流亡社会，在中国境内没有这种可能；二是有一个达赖喇嘛，他的号召可以让西藏人民产生勇气并进行广泛行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动员力量；三是西藏有宗教信仰，因此容易产生“填满监狱”的献身精神，中国人则不容易进入那种境界。这其中的决定因素当然是达赖喇嘛，无论是西藏流亡社会还是藏人的宗教信仰都由他掌握，所以只要他能接受，递进民主制就可以在西藏开始，突破最难的开端。而只要西藏能成功，就会给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一个榜样。由此而言，达赖喇嘛、西藏、递进民主制三者结合，能够开辟一个新时代。
当然，这只是我头脑中的畅想。要想影响达赖喇嘛，几十分钟的谈话是远远不够的。他已经在原来的思维框架中走了几十年。他正在从事的事业对西方社会之倚重，也决定不能脱离西方主流模式和价值观太远。目前西藏流亡社会所进行的政治制度建设，仍然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代议制。在我看来，那种政治在西藏流亡社会也许能实行，但是照搬到广阔西藏的牧场和农村，一定是问题多多，更谈不上能够在西藏境内实现自我转型。
我们告辞出来时，休息室外面已经有一群南亚人在等待，前面是花枝招展的孩子们整齐排列。那些人个个手拿鲜花哈达，看上去五彩斑斓。下午讲经开始之前，达赖喇嘛还要继续见人。
当天晚上达赖喇嘛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演讲。我就像一个追星族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赶场机会。我的确对这个西藏喇嘛感兴趣，希望能在各种场合观察他。
一个当地朋友为我开车和翻译。我们从饭店出门时正好碰上达赖喇嘛出发，安全人员临时禁止其他人出入饭店大门，清出一条通路让他从大堂出门登车。他在为两侧人群祝福时看到了我，彼此一笑，没有说话。
演讲场地是在大学体育馆，每张门票6美元。一个藏人喇嘛在售票处窗前徘徊，嫌门票太贵。我把多的门票送给了那位喇嘛。我有时试图猜一下，达赖喇嘛的类似收入会有多少，又是怎么使用和分配的？以他的明星效应，如果有好的经纪人，财源滚滚应该不成问题。他自己虽然不需要钱，流亡西藏却需要，他若是利用商业手段和明星效应为流亡西藏搞钱，可以理解。但是据说他非常反感把自己的活动和金钱联系在一起，经常做不要钱甚至贴钱的事。信徒奉献给他的供养，往往转手之间又被他送给别人。听说达赖喇嘛去台湾时，要求所有在台湾收到的钱都留在台湾。台湾人的供奉非常丰厚。西藏流亡人士常常眼看大笔已经到手的钱随即被达赖喇嘛送出去，不免暗暗心疼，那些钱可以给流亡西藏做多少事呀！
体育馆很大，座位坐满了一大半，下面的比赛场地也临时摆了很多排凳子。新闻报道说大概有两万多人来听演讲。演讲开始之前，悬在体育馆上方的大屏幕一直在放一部纪录片，内容是关于达赖喇嘛认定的转世班禅——影片把他称为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有不少名人在影片中出镜，其中图图主教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自由比镇压要便宜”。我对此深为认同，如果中国给西藏高度自治，花的钱会比现在少，效果却会好很多。
达赖喇嘛出场前，观众席上的光线暗下来，演讲台则打满舞台式的强烈灯光，完全是戏剧开演的效果。等到达赖喇嘛出场，全场集体起立鼓掌，他却被头顶灯光晃得什么都看不见，不得不用双手搭在额前挡光去看台下并还以致意。他的举止天然，毫无造作。在当今这个把一切都搞成舞台样式的传媒时代，政客在台上只会刻意地表现自己。而他的魅力却恰恰是没有任何刻意（当然也可以说他的刻意最聪明，就是表现不刻意）。台中间一个孤零零的椅子，被舞台效果的灯光照得雪亮。任何人坐上那椅子，面对周围的黑暗却知道黑暗中有几万双眼睛盯着自己，都难免手足无措。而他却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坐在椅子上盘起双腿。观众对他这个动作发出善意笑声。他们在自己的公众人物身上很难看到如此洒脱。我对这动作是熟悉的，无论是在华盛顿的总统套房，还是在洛杉矶讲经会堂的小休息室，他都是这个姿势。他总是赤脚穿拖鞋，大概就是为了方便随时脱鞋打盘腿吧。西藏人，尤其是西藏的僧侣，最自如的姿势就是盘腿打坐。我想他在那舞台上一打起盘腿，就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达赖喇嘛的演讲用英语。他的翻译坐在旁边，仅仅是在他有不会的单词时给予提醒。体育馆上方的悬挂四个面的大屏幕，向四个方向同步地播放他的特写镜头。他的演讲是关于人生智慧的一些话题，我已经记不清具体内容。我感兴趣的是西藏政治问题，但他对西方公众一般不讲政治，多是讲人生哲学和宗教问题。他之所以能够征服西方公众，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形象是智者和宗教领袖，而不仅仅是一个受压迫民族的代表。单纯从政治角度获得同情是有限的，这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那么多，诉说民族苦难和为自己民族鼓呼的人也很多，为什么不能引起西方公众的兴趣？因为需要同情的苦难和需要谴责的不公正实在太多了，都向西方人去说，他们根本听不过来，而且天天让他们为此付出，到一定时候也就疲倦甚至厌烦了。然而达赖喇嘛不同。他令西方公众感受到的不是要求他们付出，而是给予他们，是他们的获得，让他们成为受益者。他们从达赖喇嘛那里得到人生方面的指导，哲学思想的提升，以及宗教情怀的满足，所以他们才会如此热情地欢迎和爱戴他。
达赖喇嘛是聪明人。他自己不谈西藏问题，并不是西藏问题就被忽略了，而是那些话题自会有人去为他说。就像这次演讲，前面播放的纪录片把西藏问题已经煽情地渲染了一番，接着大学校长在达赖喇嘛演讲前所做的开场白，也是谈西藏政治问题。这已经是通例。但凡达赖喇嘛出现的各种场合，总是先由西方社会的著名人物、议员、明星等做介绍，无一不是大谈西藏问题，表示对中国政府的谴责，号召西方公众支持西藏自由运动等。于是当他开始讲话时，就闭口不再提那些。既然已经有人替他讲了，自己何必再讲，让别人讲不是更聪明吗？
那一晚我主要不是听达赖喇嘛演讲的内容，而是在看听众反应。我周围的美国人几乎个个都以崇敬眼光注视他，全神贯注，时而会意点头，时而哄堂大笑。达赖喇嘛面对他们则是如鱼得水，挥洒自如，举重若轻地引导着全场上万人的思路和情绪。看着这样的场面，我深感触动，更加认识到他是一个多么宝贵的领袖人物，我们中国是多么缺少这样一个人物，而未来的中国又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领袖。金山银山易得，如此一个领袖难求啊。未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最缺乏的因素之一就是领袖。汉人自身的领袖资源已尽枯竭。多年来我观察走马灯般轮流进入视野的人物，期望看到有可能带领未来中国走出危机的领袖，最终只能放弃期望。我的汉人同胞不乏方方面面的优秀人才，却始终无法出现同时具备各方面条件的人物。那种人物不是雄踞一方的军阀，不是精于权谋的弄臣，不是揭竿而起的大王，而是能够平衡各种因素，总揽各方局面，有人格魅力，有精神权威，被全世界接受和爱戴，可以带领中国完成自由民主的转型，创造一个走向未来的新社会，却又不会把权力当作个人私产的领袖。总而言之，就应该是达赖喇嘛那样的领袖。
如果达赖喇嘛是汉人，掌握中国未来命运的领袖非他莫属。不过他真是汉人，还能成为今天的达赖喇嘛吗？不过，他虽不是汉人，难道不可以是中国人吗？中国人并非一定就得是汉人啊。他多次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实际就等于承认他可以成为中国人。一位在达兰萨拉见过达赖喇嘛的人告诉我，达赖喇嘛亲口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江泽民先生能够解决西藏问题，我愿意为他成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奔走呼吁。”如此而言，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指的是谁呢？不就是他吗。那么，他既然可以是一个中国人，当然可以成为中国的领袖！
我不是那天晚上才想到这一点。2000年1月，我在新千年写的第一篇文章《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和另一个小说的片断》中，就以故事方式写了我对西藏问题两个结局的设想。那两个结局一反一正。一个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将自己的灵童转世到美国，并以此实现了西藏独立另一个是达赖喇嘛被汉人的有识之士推举为中国国家元首，成为保证中国安渡政治转型期的稳定因素。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位皈依了藏传佛教的朋友把这两个故事拿到康区色达五明佛学院去讲，对前一个故事，周围僧侣个个点头称是；对后一个故事，僧侣们则是个个神情怪异，陷入无语。
不过，在洛杉矶听达赖喇嘛演讲时，我开始对此进行更具体地思考。可以说，达赖喇嘛成为未来中国的领袖，其他条件目前都已具备，知名度、影响力、国际社会的认可、精神信仰方面的权威，以及整合中国各民族和不同族群的能力等，最大的问题是他目前尚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中国百分之九十多是汉人，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其他方面再好也无用。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在这方面做一点事。
我和达赖喇嘛的第三次见面时间安排在5月27日早上九点。达赖喇嘛每天起床先要念经修法，然后是讨论工作和早餐。在见我之前他先有一个会见，然后跟我谈，再去法会讲法。这次见面地点是在饭店他的房间。我和WA先去BQ的房间等待。BQ的房间和达赖喇嘛的房间在同一层，相隔不远。
等候时，达赖喇嘛让他的藏汉语翻译——一个二十多岁的台湾和尚先过来跟我聊天。不知这样安排是出于什么考虑。我和那年轻和尚没有专门话题，东拉西扯了一会。他十来岁时就被送到印度的色拉寺学习藏语和宗教，看上去天真，不谙世事。他主要是为达赖喇嘛做宗教方面翻译。这几天的传法就是他在现场翻译的。我昨天去听法会时，感觉他可以把话译的通顺，却不太能传神。以一个细节对比——法会上的美国听众用耳机听英语同声翻译，但经常是听耳机的人发出笑声，听现场中文翻译的却没人笑。这个翻译太年轻，又出生在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反右之类很多事都不知道，因此不容易做好对大陆汉人的翻译。英语翻译就不同。流亡藏人中英语人才多，达赖喇嘛的英语翻译据说极其出色。然而不管感情上是否愿意，西藏人最需要了解和交流的不是西方人，而是汉人，因此发现和使用好的汉语人才，对流亡西藏而言非常重要。就我的感觉，他们在这方面似乎做得还不够。
好在给我和达赖喇嘛做翻译的是WA，让我几乎感觉不到语言障碍。很多话不用我说完，他已经按照我要表达的意思进行翻译，有些词汇我自己都把握不准，他却能给我恰当的提示。为了保证我和达赖喇嘛谈话的质量，WA中断自己的工作，横跨美国来当翻译，这一方面看得出重视和认真，另一方面也说明达赖喇嘛身边的确缺乏优秀的汉语人才。
因为这次见达赖喇嘛是额外安排的，不像上两次必须抓紧每秒时间把话说完，无法顾及其他，我就带上一本达赖喇嘛写的书，台湾译本名叫《生活更快乐》。原本只想请达赖喇嘛在书上签一个名，我回去把书送给西藏文革照片摄影者的家人，作为对照片的回赠。但是达赖喇嘛拿着书和笔，认真地想了一会儿才开始写。不是一个签名，而是是写给我的一段藏文。WA后来给我翻译了那些话，大意是”赠给学者王力雄先生，祈愿你能用自己的智慧去探索事物的真谛，来为己为人作出广大而有益的贡献”；签名是”释迦比丘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日期是”2001年5月27日”。当然，我不会把书再送人。只是因为担心回国进关时被查出没收，我只能把书留在美国，暂时没有带回。
这次谈话我先从昨晚听达赖喇嘛在加州大学演讲说起，谈到流亡西藏运动在国际上的成功，然后谈到我对他首先是精神领袖，其次才是政治领袖的认识。我说，他作为政治领袖，仅仅是对藏民族而言，而作为精神领袖，却可以不分民族。正如他在西方公众中的影响力主要是作为精神领袖获得的。然而对汉人这方面做的却不成功。同样的话我对LD也说过。多数汉人目前在西藏问题上都和政府观点差不多，基本把达赖当作企图让西藏和中国分离的藏族政治人物，对他的宗教作用和思想精神毫无所知。这当然是与当局的信息封锁和有意扭曲有关，但也与流亡西藏把主要精力放在西方，不够重视针对中国本土和汉人的工作有关。而且在与中国方面的对话中，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话语过多，没有着重区分政权和人民，也没有有意识地在汉地民间扩大达赖喇嘛的宗教影响，以及在汉人百姓中培育达赖喇嘛作为精神导师的形象。另外还有一对关系该如何调整也值得斟酌——流亡西藏对西方的成功和对中国的不成功，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反比关系，即在西方越成功，在中国汉地就越不成功。因为获得西方民心所使用的那些因素，在汉地往往就成为失去民心的因素。这两方面的关系究竟怎样定位，应该重新考虑。达赖喇嘛听我发表这些意见时，不断点头。
另外，我说即使在政治范畴，目前也有需要改进之处。如达赖喇嘛提倡不求独立只求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仅他一个人这样说不够，因为如果没有详细方案和周密研究，以及操作方面的具体化，就容易流于抽象理念，甚至被认为只是口号。达赖喇嘛无疑不能自己去做具体研究，但其左右目前也少见有人做。
我举例说，所有现代国家的宪法都给予国民有迁居、旅行的自由，实行了高度自治的西藏对中国也是同一个国家，那时西藏境内是否允许汉人自由往来？如果允许，藏人现在抱怨汉人大量涌入对西藏文化和生态造成的破坏怎么解决？如果不允许，与宪法的矛盾怎样解决？限制的措施又是什么？是用户口限制？还是用发护照、办签证的办法？是不是要在藏区和汉区之间建立边防和关卡？藏区有没有能力担负设立边卡的人力和资金，还是要汉区为之来建立？等等。对这些问题，我曾问过流亡政府的官员，他们没给我明确回答，看得出没在这方面进行深入思考，更没有成熟方案。
还有，达赖喇嘛提出将来西藏实行的制度既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我欣赏这种理念。然而具体而言，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制度？仅有理念还不够，需要有具体的设计和细节描述。西藏流亡政府公布过未来西藏的政治制度，但没有未来西藏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主要从经济上区分，如果没有形成具体制度，许多障碍就无法克服。西藏境内目前仍有大批被称为“翻身农奴”的人，不能不正视他们的存在。他们一直疑虑高度自治的西藏会不会要他们把土地重新交还给过去的领主？虽然达赖喇嘛一再强调西藏不会回到旧制度，但是如果一天不明确新制度是什么，“翻身农奴”们就不会停止猜疑和担忧。
还有共产党在西藏留下的遗产，几十年时间产生出的一大批同共产党休戚与共的藏人，如党政官员、国有企事业职工、退休干部等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各个方面、甚至能否生存下去都和现体制密不可分。如果西藏实行高度自治，现体制退出西藏社会，这部分人会发生何种变化？能不能保证生存？怎么处理现体制留下的“国有单位”？能不能消化十多万集中于城市的“干部职工”？如何转化他们？方案是什么？步骤是什么？……这一切都需要进行系统研究和周密安排，设计出平衡的配套措施。大而化之的笼统概念是远远不够的。所谓“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 人们在变革过程当中可以欢欣鼓舞，什么事都好说，问题往往发生在变革实现的第二天。一旦西藏真开始高度自治，所有责任就再无他人承担，全得靠自己。每天面对十分具体的柴米油盐，缺一点都不行，但流亡西藏现在不要说做好这些准备，连细致的思考都不是很多。
我的结论是，要跳出只有达赖喇嘛一人打“中间道路”旗帜的局面，需要思考和研究相应的方案。北京现在指责“中间道路”是一种欺骗手法，先搞半独立，再作为跳板走向独立。反驳这种指责，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中间道路”具体化，而不是像一些流亡藏人的简单回答——达赖喇嘛做了如此妥协你们还不接受，我们只有继续争取独立！那正好会被北京用来证明“中间道路”只是谈判手腕和独立跳板。而如果能把“中间道路”具体化，拿出可操作的方案，就比较容易向汉人证实“中间道路”的真诚，是目标而非手段。汉人多疑，是因为历史上受过的欺骗太多，习惯了猜忌。他们不会像藏人一样，对达赖喇嘛的话视为一言九鼎，而是不信口头允诺，只有看到实际作为，眼见为实，才可能逐步消除他们的猜忌。
听到这里，达赖喇嘛表示说他百分之百的赞成我的话。不过我知道不要为他说的“百分之百”得意，因为那是他的口头禅。我见过好几个人描述他们与达赖喇嘛的对话，都得到过达赖喇嘛“百分之百”的同意或赞成。达赖喇嘛接着开始对我具体地解释“中间道路”的内容。可能是我没有说明白。我提出那些问题不是针对问题本身，是为举例说明“中间道路”没有进入到具体化。他似乎是认为我想得到对那些问题的具体回答，话题便转到那上。
达赖喇嘛首先谈高度自治后西藏与汉人的关系。他说曾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衡量标准，凡是在西藏出生的人，未来可以算西藏居民，有留在西藏的权利；不是西藏境内出生的人，则应该回到汉地。这种说法我以前看到过。但如果只有在西藏境内出生的人才有长期居留西藏的权利，那种人数量是非常少的。即使是户口在西藏的汉人，本人在西藏生活了几十年，生孩子也往往回汉地，因为他们认为汉人母婴不适应西藏的海拔高度，所以他们的孩子也很多不是在西藏出生。那么在西藏以外出生的人都被要求离开西藏是否合理？又是否能够做到呢？居民权是问题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未来西藏是否允许汉人自由进入？是不是要把西藏变成香港一样，凭特别通行证才能进？香港还好说，那里原本中国人就进不去（但仍然引起内地汉人反感，说统一跟没统一没有区别），而藏区面积占中国领土四分之一，汉人原来可以自由走动，有一天却变成必须拿通行证才进得去，是很难说服他们的。
达赖喇嘛接着谈西藏未来实行的经济制度，为什么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原因在于他对资本主义有很多不满，西方社会的物质主义给人类带来很多问题，但是社会主义也有很多不当之处，同样造成很多问题。究竟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最适合未来的西藏，他说那需要学者和专家们去做研究，并不是他能回答的。
按照原本时间安排，我们至少超时了二十分钟。九点半他应该去法会讲经，不过法会时间有弹性，通常前面都是唱诵和默祷，是信众进入状态的时间，那时间可长可短，因此他晚一点去也没关系。达赖喇嘛可能认为我既然是一个作家，一定需要做些采访，所以应该回答我的问题。其实我倒宁愿他说些别的，因为他回答我的，都是以前他反复谈过的定型说法，大部分我早已看过。
茶几上放着一条哈达，那是准备谈话结束时达赖喇嘛送给我的，也就意味着最后告别。但是这次谈话结束时，达赖喇嘛表示中午还要再见一面，让BQ和他的秘书安排，因此哈达也就没给我。然后他背上一个黄色香包去赴法会，我们先留下，等他离开后再走。他还是光脚穿着拖鞋。我看到他刚一出门，两个早已等候的美国人就迎上前跟他握手，一左一右走在他两边。他们是被安排在去法会的路上跟他谈一会儿的。看来他的每一个时间空隙都被排满。
我十分赞叹达赖喇嘛的过人精力。六十六岁的人能够承受这样紧张的安排，足以证明身体非常健康。WA说他跟达赖喇嘛去台湾时，他们只是跟随，远不像达赖喇嘛那样一轮轮地接见、谈话、修法和传法，可是随行的年轻人都累得不行，达赖喇嘛却从无疲倦之态。由此我想到，北京方面内部吹风说达赖身体已经不行，已经在为“后达赖时期”做准备，那不是情报有误，就是一厢情愿。从他这次在美国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的活动看，他健康地再活上一、二十年应该是没问题。中共政权想和他比赛耗时间很可能是错误，因为这个政权自身能不能再挺一、二十年，是要画问号的。
出门后WA总结了几个“第一次”，即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在现场给人签字时写那么多话；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听他翻译时露出那种让他害怕的严肃神情；还有就是达赖喇嘛在如此紧张的出访日程中连着四次接见一个人，也没有过。本来担心LD没来洛杉矶，由别人安排日程不会多给我们时间，不想由达赖喇嘛自己安排，反倒增加了两次见面，结果就很圆满了。
中午吃法会供应的中餐盒饭，是免费的，大概是哪个中餐馆老板给法会的布施。中间有一件逗乐事。BQ是个素食者，拿饭时特地问清了是素餐，可是等我们找到坐的地方，打开一看，每个饭盒里都赫然摆着一只鸡腿。BQ大惊失色，匆匆去换，结果人家告诉他鸡腿是假的，实际是豆制品。他还是难以放心，因为那“鸡腿”的确可以乱真，不仅看上去无法分辨，我连吃在嘴里也不敢断言不是肉，直到吃出了木棍做的“骨头”，才最终确定是假，马上告慰BQ。BQ对我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是要吃素，又下那么大功夫作成跟肉一样，汉人究竟是什么心理？对此我回答不出。
我和达赖喇嘛的第四次谈话像前一天一样，安排在讲经午休时间。我们吃完饭就去会堂，先是在摆着法座和法器的讲台上等了一会，不久达赖喇嘛的工作人员领我们进去。还是上次见面的小休息室，达赖喇嘛没到。我们都站在屋子中间等。过一会儿达赖喇嘛出现在门口。他先朝我做了一个欠身致礼。那情景我至今在眼前清晰可见。我也连忙对他鞠躬还礼。他的人格魅力重要一点就在谦恭平易，不给别人造成距离感和排斥感，而是把人往近拉，让人感觉亲密，同时却不会因此认为他没份量，他仍然是大人物，却那么亲近，仅此一点就会征服很多人。
开始谈话。我力图把上午的话题进一步阐述清楚。我说流亡西藏在“中间道路”的具体化上做得不够，可能会有自己的理由——既然中国政府完全拒绝“中间道路”，还有什么必要对其具体化？既然高度自治看不到任何希望，去想实现高度自治后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然而对此不能只看其一，不看其二。把“中间道路”具体化，并非仅在“中间道路”实现后才有用，而是在把“中间道路”从思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就不可缺少。只有把“中间道路”具体化，才能让各方真正了解“中间道路”是怎么回事，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思考和判断。这里还牵扯到一个方法问题，不能只看政府的态度，即使北京在西藏问题上强硬到底，也要——而且更要——努力去做争取中国人民的工作。有了这样一种前提，就不会仅仅因为北京不做回应而灰心丧气，放弃该做的事情。流亡西藏为“中间道路”所做的任何具体工作，终将被中国精英阶层认识，并通过他们扩散给中国人民。现制度不会成为中国的永远，一旦现制度退出，今天播下的种子就会在那时得到收获。而如果不去进行这种努力，其结果就等于是让多数汉人在西藏问题上和中共绑在一起，从而使中共今天对西藏的态度继续延伸到中共后的时代。在我来看，那才是最大危险。
这次见面时间比较短，大概只有半小时。遗憾的是我没有把达赖喇嘛的谈话记下来。因为这几次见面，重点都在我讲给他听，我的思考都集中在如何讲上，因此很难同时再做记录。后来再回忆，达赖喇嘛讲的内容是什么，都只剩下一个大意。尤其是最后一次见面，他的话我几乎没留下多少印象。只记得最后分别的时刻，他给我戴上哈达，对我说了一番祝福的话。我也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对他说，在我眼中，未来不仅需要他带领西藏，而且还可能需要他带领中国。听到这话他笑了，那是一副面对天方夜谭的笑。然而我这话是发自肺腑的，绝不是虚伪的溢美之词。对他而言，可能完全不希望再给自己加上一个带领十几亿人的重担，只解决西藏问题已经够叫他操心，并且他只对西藏人民负有义务，汉人的问题并非他的事情。然而我在第一次和他见面时就说过，西藏问题的解决和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分不开的，不解决中国问题而单独解决西藏问题没有可能。“中间道路”目前对西藏的很多具体问题拿不出可行办法，常常会面临无法超越的两难处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只局限西藏自身，没有把西藏和中国作为一体来考虑。因此也就意味着，要想真正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必须把自己放在中国领袖的位置上才有可能。只要他不愿放弃西藏，中国的担子也就得一块挑，除此别无选择。
在我来看，也许这就是天意。把西藏问题和中国问题绑在一起，就是要让达赖喇嘛有一天可以担当中国的领袖。当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那一天到来时，他能起到的作用将是独一无二、无人替代的。尽管现在我这样说，人们会笑为天方夜谭，然而达赖喇嘛不应该，他如果真能通达天意，心里就应该意识到这个使命。
最后一刻，在我们握手告别时，达赖喇嘛抱住我的双臂，把我拉近，用额头顶住我的额头，我也抱住他的肩膀。我们两个谁都没说话，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好像很漫长，又好像很短暂。当晚他就要飞回印度，下次再见不知道会在何时何地了。我走到门口，转身再次向他合什道别，他站在原地目送我，不知为何，我的心头弥漫起一片惆怅。
在飞越太平洋回国的旅途中，我开始考虑下一步会遇到什么和能做些什么。周围旅客东倒西歪地沉睡，我在机舱的黯淡光线下想了半天也没想清楚。如果“有关部门”知道我和达赖喇嘛说了什么，是不是会给我定叛国罪——给达赖出谋划策，不是叛国是什么？说起来会让人感觉有点滑稽，对我一无所知的LD隔着太平洋可以看出我有一颗“中国心”，随时监控我的当局却会把我视为“叛国者”。
其实在见达赖喇嘛的过程中，有句话一直在我嘴边没说出口——如果采用递进民主制，即使西藏独立的目标都可以实现。那只要具备一个前提——绝大多数西藏人都坚决要求独立。我没讲这句话，是因为感觉似乎真有点“叛国”味道了。不过平心而论，我跟达赖喇嘛讲的一切，目的都在于把西藏留在中国，而不是要让西藏独立。我为达赖喇嘛所做的任何“出谋划策”，也都是以“西藏留在中国”为我们的共同基础。只不过我认为能够使西藏最终留在中国的，不是镇压，而是给西藏自由与自主。同时我也坚信这一点，如果中国方面能主动允许西藏实行递进民主制，西藏独立的前提就不会存在。因为实行了递进民主制的西藏已经实现高度自治，绝大多数西藏人就不会再去要求独立。而且递进民主制产生的西藏领导人将是有高度理性的，他们比谁都清楚追求独立要付出的代价是西藏无法承受的。关于这方面的论证，我已写在《递进民主制与代议民主制：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比较》一文中。
想到这里，我闪念了一下，如果回国后主动要求“汇报”这次见达赖喇嘛的情况，能不能引起高层重视，从而借这种“汇报”把以递进民主制解决西藏问题的想法传递给他们呢？会不会对解决西藏问题起到推动，也对递进民主制的启动有帮助呢？然而立刻被我否定了。对一个连村级选举都百般限制的政权，如何可以想象它能尝试另一种完全异类的政治制度呢？
不过与达赖喇嘛谈了这么多，总该找出一些可以沟通的内容，产生一些作用吧？总结下来，可以谈的有三点：一是达赖喇嘛走“中间道路”的诚意，可以用我的近距离观察，反驳把“中间道路”描绘成阴谋的说法；二是达赖喇嘛的健康状况，让那些认定他已身心日衰，力图把西藏问题拖到他死后的人重新考虑一下时间表；三是达赖喇嘛在西方社会的威望，把这样的人放在敌对位置，等于是把自己放在西方公众的对立面。在阐明这三点的基础上，再谈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只有同达赖喇嘛达成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对中国才是一劳永逸。这样去谈，能不能对决策者产生一点影响呢？
然而一考虑如何去谈的细节，难题就出来了。首先跟谁去谈？那不能是安全部门，我不想与其合作，也不想自找麻烦；那么就只剩下一个部门管这事——统战部。但提起这个部门就让人泄气，多年来它对解决西藏问题只是障碍，没起过好作用。一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还和统战部主管西藏事务的官员有过辩论，深知那些人不会接受任何承认达赖喇嘛作用的想法。国际上所说的“中国对西藏问题的态度”，说到底不过是中共政治局数个常委对西藏问题的态度。那几个人管理如此大的中国，西藏问题平时很难进入脑海，也不可能深入思考，因此他们在西藏问题上的思路，国际方面只能被统战部主导，国内方面则是被藏区地方政府主导。而确定与达赖为敌到底的方针，统战部起了主要作用，倘若要它就此改变，等于否定了它以前的所说和所做。在专制体制内，这种转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找统战部谈这种话题，纯属自找没趣。
最后我只能倍觉无奈，放弃所有想法。在朦胧入睡前，临别时回首看见的达赖喇嘛不断浮现在眼前。他那披着绛红袈裟的沉默身影让我如此难忘，是因为让我想起一部纪录片中深深感动过我的镜头，那是一位流亡异乡已经几十年的老喇嘛，孤独地站在边境线上尼泊尔一侧的山顶，遥望西藏的广阔高原不可遏止地痛哭……
2001年写于拉萨 2006年整理于北京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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