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新总统向北京“亮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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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文网）"世界冠军"、"武打明星"、"地产大亨"……，这位蒙古新总统的头衔真不少。本月7日在选举中获胜的巴特图勒嘎（Khaltmaa Battulga）周一（7月10日）宣誓就职。

现年54岁的巴特图勒嘎曾是蒙古桑搏（徒手格斗）国家队队员，在世锦赛中获得过金、银、铜牌。退役后，他转向商界，成为蒙古畜牧业和地产业大亨。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他担任蒙古交通、运输、建筑和城市建设部部长。在2008年他带队前往北京奥运，助蒙古国奥队夺得了柔道金牌。

充斥民族主义色彩和反华情绪

在总统选举期间，巴特图勒嘎提出了充满民主主义色彩和反华情绪的竞选口号，表示蒙古应该摆脱强大邻居的制约，变得更加强大独立。

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报道称，在今年3月以前，民调数据并不利于巴特图勒嘎，此后他"大打民族主义牌力助翻盘"，获得了出乎意料的胜利。

据法新社报道，在上个月的一次集会上，巴特图勒嘎的支持者们指责其反对者亲中。另外一段在社交媒体上热传的视频表示，蒙古人民党的候选人恩赫包勒（Mieygombo Enkhbold）祖上有中国血统。

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看待蒙古新总统多次公开发表涉华言论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方重视发展同蒙方的友好合作关系，也期待蒙方同样作出建设性努力。他说，此次总统选举期间，"蒙古个别政治人士就中蒙关系和双边合作发表了一些不符合事实、不负责任的言论，中方对此表示关切"。

经济上极为依赖中国

在就职演说中，巴特图勒嘎发誓要致力于"互惠的外交关系"，给予"第三邻居政策特别关注"--也就是加强蒙古与美国、日本、德国等中、俄以外国家的合作。

在一段时间里，资源富饶、拥有300万人口的蒙古被看作是中亚在经济发展和民主方面的希望之星。2011年前后，由于矿产开发业的迅猛崛起，蒙古国经济增长率曾一度达到17%，名列世界前茅。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主要出口物资铜矿石，原油和铁矿石的国际市场价格滑坡，蒙古国陷入严重经济危机。该国面临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外国投资者持观望态度，不愿意在矿山领域投入资金。

蒙古近几年开始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债务大山。鉴于蒙古国债不断增多，今年五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向该国提供一笔55亿美元的援助款项。

在经济上，蒙古极为依赖对华贸易。2015年，蒙古全国出口总额的近90%销往中国。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也利用对华贸易这一杠杆，在达赖喇嘛访问等政治问题上向蒙古施压。

一个康区喇嘛的多重生活世界

作者：郑少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來源：《文化纵横》杂志2014年6月刊


多吉堪布现年42岁，他的寺庙在甘孜州某县的大山深处。我与他的相识纯属偶然，但后来他不但成为我田野工作的关键报道人（key informant），而且也变成我现实生活中的密切朋友。我们的交往时间从2008年延续至今，交往空间不但包括甘孜、成都与北京，还扩展到微博、微信等新媒介上。

“这个人亲自看过奥运会”

2008年9月第一次见到多吉堪布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3·14事件”和“5·12地震”才过去不久，北京奥运会的烟花刚刚落尽，康区的局势表面上看来还比较紧张，四川人余痛未消，全国各地却已然一片盛世欢歌。

多吉堪布的寺庙K寺在甘孜州关外遥远的山区。因为寻访土司田野材料的缘故，我需要到K寺所在的S村住一段时间，我在州府康定的朋友介绍我去找多吉堪布，认为他可以提供食宿以及向导的便利。我从康定坐了八个小时长途汽车到达某地，然后又花一个小时乘摩托车直奔S村，摩托车司机恰好也是本村村民。到了S村，司机邀请我先去他们家“喝碗酥油茶休息下”，原因是“堪布不在寺庙里”。我诧异他为什么知道，他说“堪布在不在寺庙里，在路边问一下就晓得”。沿着破败的公路两旁大约有数十户人家，还有两三间村民开的小卖部，商店门口也总有三三两两的闲人在摆龙门阵，而寺庙就在半山腰，堪布的车要出去的话，势必要从大家的眼前经过，并接受大家的敬意。当年汽车在S村还是稀有之物，村民们大都以摩托车代步。大约五年之后我重返K寺和S村，发现公路旁已经横七竖八地停了不少村民的小车，为修路而穿梭往来的各种大卡车和重型机械卷起漫天灰尘，当我坐在堪布的车里从村庄经过时，已经很难看到村民们举目张望的情景了。

我在司机家度过了漫长的黄昏，喝了无数碗酥油茶，甚至吃过作为晚餐的面块以后，司机兴冲冲地告诉我堪布回来了。司机抄上一坨酥油，又用摩托车把我送上半山的寺庙。司机哈着腰进了堪布的起居室，把酥油交给堪布的随从，自己找了一个远离堪布的矮座坐下。多吉堪布那年36岁，带一副眼镜，貌不惊人，外表看起来介于青年人和中年人之间，但有一种超出年龄的沉稳和矜持。多吉堪布站起来和我握手，请我在他对面落座，并招呼我喝酥油茶，吃水果和瓜子。

我的座位只比多吉堪布稍低些，坐直了的话我们的目光基本上就处在一个水平线上。或许是从朋友处对我的身份已经略知一二，或许是因为众人在场，多吉并没有过多打探我的来龙去脉，我们才刚略为寒暄，多吉突然问我：
“在北京去看奥运会了吗？”我说看了。
“去现场看的吗？”，我说是的。
“看到开幕式了吗？”我说没有，既不想看，也买不到票，更买不起票。
我看见多吉眼里似乎闪过一丝不解和失落，但迅速又快活起来，转头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本地土话，于是大家把满是崇敬的目光都转向我，微微地晃了晃头，用藏族人特有的惊叹语气念叨道：啊咩，啊咩！后来我特意追问了一下，原来是多吉告诉大家，这个人在北京“亲自”看完了奥运会。
“住在北京多好啊！”多吉感叹道。

我反问多吉“去过北京吗”，内心里认为想必是没有，“有机会去北京的话欢迎来找我”的话几乎就要脱口而出了，多吉却回答说去过几次。

轮到我不解并失落了。不解是他为何多次去北京；失落是他熟悉北京的话，我们“北京来的”身份也就不足以让人产生一种“距离感”。虽然田野工作者的最终目标是融入当地生活，但是初来乍到时自身的“他者性”（otherness）也很重要，从“他者”转化为融入才能使融入更有分量。

多吉及其寺庙的近五十名喇嘛全都来自S村。S村所在乡及周边几个乡，传统上称为木雅地区，人口约一万多人，在官方分类里都是藏族（或习称为木雅藏族）。尽管关于木雅人的源流众说纷纭，木雅话与藏语完全无法交流，诸多习俗及居住特征等与普通藏人也不尽相同，但总体上木雅人藏传佛教化的程度相当彻底，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多吉1980年代后期出家，90年代初20岁的时候辗转去了印度宗萨佛学院深造，十来年后获得堪布资格和上师的小额资助回到K寺，并且顺理成章成为K寺的新住持。年轻的堪布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决定把寺庙从远离公路的深山搬迁到现在的位置，这样寺庙喇嘛、山下村民，以及外来居士的出入都方便些。这一工程耗资耗时皆靡，十余年来多吉为迁建寺庙筹募到的款项至少当在好几百万之巨，而且时至今天仍在继续修建和完善中。

那年我在K寺只停留了一周时间。多吉堪布派了一个年轻的小喇嘛每天骑摩托车陪我下山访问，到傍晚才回寺庙，我和多吉延续至今的友谊基本上诞生于晚餐及餐后的摆谈中。在这些私人聊天中，我了解到他辗转赴印的种种艰险，在宗萨佛学院学习的困苦经历，以及回来后振兴寺庙的曲折艰辛；他也不厌其烦地和我讨论中央的少数民族及宗教政策，中国经济与科技发展取得的光辉成就（传闻中奥运会期间的人工气候干预尤其让他津津乐道），也包括我个人的八卦：比如我夫人的学历和工作（他一定误以为，博士总是必须和博士结婚），我去过哪些国家（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正在微信上发布他在美国访问的照片和感想。我猜他对美国的好奇固然有其自身的理由，很大程度也可能和我的渲染有关），以及我是否肩负着替中央领导了解民情的特殊任务（这是人类学者面临的尴尬之一：我们本意不是来了解民间疾苦的，但村民们以为我们是）。虽然这些闲聊内容和我当时的研究任务看似没什么直接关系，但一年以后当我对自己博士论文的核心论点毫无头绪时，正是堪布的个人经历触发了我的灵感：他们对北京（以奥运会和下文即将提到的佛教协会高层为例）、拉萨尼泊尔印度（作为佛法的“原教旨主义”中心）、美国（现代化的最高成就，全球最难获得的签证）的广泛兴趣，让我觉得康区的特征正在于这种卷入并处理多重关系的智慧。

“来寺庙建一个巴巴适适的大房子”

我和堪布的交往后来超出了K寺晚餐的范畴。回到北京之后约四五年时间里，我还没有机会重返K寺，但却至少三次见到多吉。我们的相互角色发生转换，多吉从我的康区接待者变成了我在北京的客人。北京于我而言是一个日常生活世界，但对于多吉这样兴致盎然的访问者来说，却是一个时空结构反转了的地点，这个时候他变成了猎奇而不知所措的人类学者。

多吉对北京的兴趣是一以贯之的。关于2008年之前数次来北京的缘由，多吉总是轻描淡写说成“去耍嘛”、“北京好耍”，因此我也就不得其详；但之后每次到京的过程我大致都清楚，一次来买车，一次是找机会学习汉语，还有一次是来拜见某位大和尚。除了拜见大和尚，我实在无法论证多吉前两次来京的合理性：多吉最后买的车不过是极普通的“现代圣达菲”，且不说和甘孜相邻的雅安，至少成都无疑能买到；学汉语则更是匪夷所思，多吉虽精通藏文、略识英语，但完全不识汉字，不说他只需下山到S村小学随一年级的孩子上课就可以实现愿望，至少在成都也可以轻易找到“有外国人一起学汉语的地方”。多吉屡屡舍近求远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曾数次带多吉参加朋友们的聚会，其中既有我的同事，也有公务员或企业家，甚至还有外国友人，他们对多吉表现了应有的跨文化关注与赞叹，而多吉在这些场合往往比较沉默寡言，他的汉语言能力限制了他的表达。但他认为“北京人对我们藏族人、对我们喇嘛很尊重”，因此由衷喜欢我这些“高素质”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去北京西郊拜见某位大和尚，沿路的人看见一身僧服的多吉堪布都恭敬地合十致意，那天多吉的心情在我看来简直是如坐春风。相比之下，多吉认为四川人（成都人）简直“pi得很”（约略类似于“糟糕”之意）。“pi”的原因一是藏区无处不在的四川小生意人，多少带来了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冲突；二是“3·14”后的一段特定时期内，据说藏族人在成都投宿宾馆常常不得其门而入。

或许是因为时间、费用方面的考虑，或是我不了解的其他原因，多吉在北京学汉语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但实施过程很有趣。多吉深深地喜欢五道口这个国际化的地方，他咨询了一个主要针对外国人的私立语言学校，甚至戏剧般地找到一个韩国的合租者。当他们见面时，却相互都无法听懂对方的普通话，只能通过我在电话中帮忙解释。多吉最终放弃了租房计划，但却没有告诉韩国人（在他看来没有在某个约定的场合现身即意味着放弃），导致韩国人愤怒地打电话来质问我。我对多吉这些不合常理的举动已经习以为常。就像我第一次去K寺时，多吉明知我远道而来，却让我等了大半天一样，多吉每次到北京也从未提前和我预约，他总是在宾馆住下以后才给我打电话。守时或依约而行对他而言，似乎不如我们强调的那么重要。约好的事情可能临时被改变，既不需要预先知会，也不需要事后道歉。当然宽容是相互的，当我为爽约或迟到道歉时，多吉总是一脸不解地回应道：“没啥子事。早晚都是一样的嘛。”

最近几年北京的环境污染状况日趋严重，多吉也切身感受到了。和他美不胜收的康区家乡相比，他是否依然觉得北京是个天堂、觉得国家是个无所不能的环境干预大师，真是要打个问号了。但有一个细节隐晦地表明了他的心态。多吉来过我靠近六环的家，毫无疑问多吉无法理解一对有着体面工作的“高素质”夫妻，住在如此偏远的陋室里，居然还是租来的，居然在挤地铁公交上班。多吉坐在我们家客厅的布沙发上，环顾着周围杂乱堆放的书、尤其是落地窗外的漫天雾霾，半玩笑地说：“你来我们寺庙嘛。我给你找个不要钱的地方。你自己建一个大房子，巴巴适适的。”

堪布的社区慈善事业

2013年夏天我重返S村和K寺开展一项新的研究计划。那所“巴巴适适的大房子”毫无踪影，我反而掉进了多吉堪布的“圈套”之中。

这一次与此前不同，多吉常常亲自带我去不同的地方转转。我随他去了临县给一个巨大的转经筒念经开光，去遥远的高山牧场拜访他的妹妹一家和牦牛，也去参观了神山被锂矿肆虐后的满目疮痍，当然去的最多的是山下的S村小学。

自从公立的S村小学在席卷全国的撤点并校浪潮中消失以后，村里的学龄儿童只能去十几公里外的乡中心校寄宿上学，由此带来失学率上升、儿童身心安全、乡村空心化，以及乡土社会自组织方式被破坏等诸多潜在问题。而且，S村以采集虫草、松茸这两种季节性高海拔植物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每年春夏两季，壮劳力都必须早出晚归，甚至常常夜宿高山，长达数月的时间几乎无暇照顾学龄前儿童。2012年，由堪布出资重新修缮旧校舍，聘请一汉一藏两名支教老师和一位炊事员，又派了一名喇嘛当管理员，重新办起了S村小学，孩子们在学校的食宿书杂完全免费。虽名为小学，但目前45名学生都是学龄前儿童，因此只能算是学前班。按照堪布的如意算盘，希望能够把小学、或至少是小学低龄段（一至三年级）班级也复办起来，免去本村子弟长途跋涉之苦。除了后续资金投入的压力之外，学校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政策壁垒。尽管民办教育属于国家公开支持的事业，但源于民族、宗教等复杂因素，四川藏区绝大部分民办学校事实上都处于法律灰色地带。这正是多吉堪布反复带我去学校参观体验的原因：一方面他希望我协助扩大学校的知名度，以获得外部关注和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希望我能和某些“大领导”搭上线，寻求让S村小学到阳光下的可能性。

基于几年来的亲密交往，我当然理解多吉堪布的发心。多吉自己因为中文能力欠缺而遭遇到各种困窘：在北京他看不懂地铁站名；在家乡他央求别人代为填写哪怕最简单的政府表格。正因此多吉决心让木雅子弟免于这样的境地，他内心里还希望他们掌握藏语乃至英语，这样他们将能够自由出入于不同的文化世界之间。他主导下的S村小学始终同时开设汉藏语两门课程，并且在积极寻找英文教师。

今日藏区佛教界人士投身各类公益事业已经颇为盛行，从社交媒介上存在的诸多“活佛、堪布”账号可以发现，他们正努力通过强调一种“他者性”来争取外部的经济、政治及道义资源。多吉的方法与此也不无相似之处，比如对新的传播工具微信的使用（尽管他发布的信息相当零碎、随意，也相当个人化），而且积极地以我这个“中央来的人”为渠道试图打开一些新的外部窗口。

不管是不能还是不愿，我没有为多吉找到“大领导”的资源；我甚至都没有在微信和微博上转发过任何与S村小学及K寺有关的信息。我试图在堪布和我之间建立一种纯粹个人的知识互惠和情感交流关系，至于是否将迈向一种对西南边疆可能直接有利的“有担当的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我暂时还没有做好道义上的准备。

隐秘还是公开的文类？

2013年重返K寺时，我吃惊地发现，寺庙的年轻喇嘛们，包括多吉堪布，大多使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K寺由于所处地域的优势，喇嘛们有时可以通过挖虫草、松茸来获得额外的现金收入，因此购买昂贵的苹果手机并非遥不可及。更重要的原因是，据他们说苹果手机的藏文输入法最好使。这部分解释了苹果流行的缘由，因为使用苹果手机的喇嘛们则必定开通微信（多吉甚至还请我帮忙注册了名为“**堪布”的微博账号，虽然实际上不大使用），他们不但用微信进行相互之间的通讯联系，更重要的是在微信平台上大量传播、共享、评论各类藏文信息，从而在虚拟世界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言论空间。

当我坐在北京家里写文章的时候，我手机上的微信信息提示音不停响起，我依旧能实时了解到K寺和S村小学正在发生的大部分事件：寺庙的法会、学校的联欢、政府的检查、外来公益团体的探访，以及五月五日初夏突降的大雪等等。

更重要的是，通过新社交工具，我得以更为详尽地了解到多吉堪布（当然也包括所有与我互相添加朋友关系的其他喇嘛们）的经历与心态。对其经历的了解，当然主要来自于他所发布的图片和文字说明；而对其心态的把握，则更多源于我自己的揣摩与观察，比如：他发布信息的取舍标准是什么？他如何修辞？他如何与别人互动？

堪布和我曾经通过我的朋友的引介，拜访了佛教界的某位高层人士。堪布为此专程从四川赶来，按照藏传佛教的礼仪，向他敬献了哈达和一尊小佛像。但在一群人的圆桌会谈中，堪布却始终一言未发，相信高层人士除了记得有位藏地喇嘛出现过以外，并不会留下更多的印象。堪布和我一起与高层人士合影，但在数日之后的微信中，我略微吃惊地发现我被切割出去了，堪布的图片说明是：“汉地的大师与****（堪布的名字）会面”。在其他微信中，堪布也曾写道：“几位汉族给S村小学的孩子发放衣服和被子”。在堪布与我的日常交谈中，“几个成都人”、“北京的朋友”等更为常用，但在书面表述中，汉族的身份被凸显了。

在某次通话中我得知堪布正在尼泊尔，他告诉我到尼泊尔是为了给寺庙购买唐卡和法器。一年以后他在微信上发布他的行程，除了参拜尼泊尔大佛塔以外，他还在离开十年以后重返印度北部拜见了萨迦法王，并从他的手里领取了重新确认他从宗萨佛学院毕业并被授予堪布头衔的证书。堪布写道：“由两位萨迦法王颁发堪布名号，我是一位幸运者。”相隔数天，他又发布了一张三世宗萨钦哲仁波切——宗萨佛学院的创建者，堪布的导师之一——的照片，并写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和最信仰的人，希望他常驻人世。”

堪布曾经愉快地指着修建中的寺庙山门告诉我，这个门是模仿印度一个著名的佛教建筑。一年以后，我在微信上看到他发布的竣工照片，并且附上了模仿对象的图片，写道：“模仿阿育王所建的金刚座白塔大门建立的K寺大门正式完工。”金刚座是佛祖成道处，在全世界佛教人士心目中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K寺山门造型相当简洁夺目，表明了与佛教起源地的关联。

堪布召集S村（从行政的角度来说，S村已经划分为一村和二村，各有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从宗教的角度来说，两村村民都属于K寺的百姓）的领导和百姓商议清理村庄的垃圾和恢复因修筑公路破坏的植被。堪布坐在他的座位上，向面对着他席地而坐的村民包括村领导们讲话。堪布的说明写道：“百姓们都很服从。”我记得某次我和堪布在起居室聊天，一村的书记村长来找他商量事，他们弯着腰挑开帘子进来，把手里提的酥油和水果交给堪布的随从，并且找了一个下首的位子落座。谈话完毕又哈着腰出门，堪布也并不起身相送。

除此之外，还有为数较多的佛法小课程，比如将美丽女子照片与天葬台上正在切割的尸身照片并置，并且配以自撰的文字如“为这样的身体，犯下许多罪孽，度过一生，是否值得，请深思”。以及对乡土壮丽景色的赞美，比如他多次写道：“形成于木雅雪山山脉的西夏王所在地S山谷。”这里引用了当地盛行的传说，据称西夏国为蒙古所灭后，王室后裔携百姓一路南迁至此，并且最后成为统治当地的土司。这个传说隐含的意义是，木雅人与核心藏区在语言、习俗、建筑风格、民间祭祀、政治组织（如土司治理之异于西藏的政教合一）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北方源流，以及靠近汉地。

以上仅仅是多吉堪布微信发布内容的一部分。无法明确界定的是，从堪布自己的角度来说，究竟是将微信视为一种公开的宣示、教化，抑或仅仅是小群体内部的私密交流。他曾明确希望我将S村小学的内容扩散出去，邀请外人到他的美丽家乡来旅行，也乐意大家知道他和汉地大师的会面，但关于尼泊尔、印度乃至美国的旅行，放置在藏区的情境中，我并不能明确预料可能引起的反应。

边疆精英的知识和心态

现在我们需要把前面的材料进行重新分析以归纳出一些清晰思路。

康区作为边疆，从“中间地带”的视角而言，多吉堪布这样的当地精英是巴斯（F. Bath）所言的土著思想者（native thinkers），他们的能动性与独立性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一道，共同塑造了地方的独特面貌。比如当下的教育政策出于理性主义考量，试图把优势资源向中心地区集中，堪布为代表的地方力量却努力重振乡土的活力，因此在这里正规的中心校与非正式的村小就得以暂时并存。从“中间圈”的视角而言，他们并非眼界仅局限于一个孤立社区的所谓土著，相反他们是穿梭于不同社会体系间的旅行者。他们的旅行路线十分清晰，作为藏区的职业宗教人士，他们选择到印度长期学习，获得堪布资格以后回来振兴本地的宗教事业。宗教知识更新是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他需要在回归十年以后再次出发去朝拜佛教的起源地（灵力的源泉），拜访他的导师们以获取教诲，并重新申请可供展示的资格证书。作为社区中的事业，新建寺庙和恢复学校都需要吸纳更多的行政、经济和人力资源，因此堪布向康定、成都乃至北京寻求支持的旅行也相应更为频繁，比如与佛教高层的“会面”使得州县领导对他刮目相看。但向东的旅行不仅仅是工具主义的，从晚期帝国到现代国家，东部的吸引力都是毋庸置疑的。不仅因为诸如奥运会、世博会（包括盛会期间的气候干预）的巨大成功激起的惊叹，还因为作为具有他者性（otherness）的藏地宗教人士，他们在内地引起的热情追捧。堪布在和我的交谈中，就常常赞美他的导师宗萨钦哲仁波切在北大演讲的明星效应，而他本人在北京、深圳等地也拥有一些固定的追随者与供养者。

所有与外部关系的对接及处理，最终都要回到他的生活世界。他的佛学追求造就了当地百姓的服从以及基层干部的尊重，寺庙的小喇嘛告诉我，堪布从尼泊尔携带唐卡和法器回来时，几乎全村百姓都到十几公里外迎接并护送回寺庙，表明社区观念中对于宗教灵力更新的期待。他在内地、甚至包括在国外的交往和筹款能力使得他的宗教振兴事业顺利进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了他在社区中的地位。据说下一步他打算整体推进S村的生态保护、青年三语教育、寺庙二期扩建和以西夏王故地为核心概念的旅游建设，虽然目前还只停留在梦想阶段。

换言之，边疆精英在塑造他们的地区面貌时，除了依据在地的知识脉络，也融合了他们的历史心态以及关于外部世界的想象。■

以水为中心的人地关系：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文明探微

作者：谢丽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年11月13日第523期

【核心提示】人类活动、水文变化与绿洲荒漠化因果关联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关系。对于和田古绿洲废弃成因的探讨，需要给予具体的案例研究才能获得客观的认识。

人类活动、水文变化与绿洲荒漠化因果关联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关系。对于和田古绿洲废弃成因的探讨，需要给予具体的案例研究才能获得客观的认识。

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为暖温带极端干旱荒漠气候区，年降水量13.1—48.2毫米，蒸发量2450—3137毫米，是世界最干旱地区之一，其主要行政区——和田地区地表基质以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昆仑山岩戈壁为主，而仅占3.7%的绿洲破碎为大小不等的数百块，镶嵌于河流沿岸细土平原区，区域生态系统极脆弱，绿洲荒漠化现象频发，西汉以来废弃于全区各流域的古人类聚落遗址逾百处之多。因此，近百年来人们持续探索古绿洲荒漠化的成因，其中人类改变地表径流空间分布被认为是主导原因之一。然而历史时期（西汉至近代）该区利用水资源对河流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其对绿洲荒漠化又产生了怎样的作用？迄今还缺乏较充分的实证。本文分析和田近代农业水利状况，以此为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荒漠化研究提供历史验证参照。

河流退缩或非源于农业开发

地表径流是塔里木盆地绿洲生境的基础，而盆地南缘诸河流域空间结构与西、北、东缘有很大区别：西、北、东缘河流流域一般环山前冲积扇扇缘区分布，绿洲边缘生态承载力较强；而南缘河流出山后，大都由南向北直穿洪冲积扇戈壁区、细土扇缘区，即进入沙漠腹地。河水造就了许多沙漠区绿洲，但漠区长年风大沙多，地表垫面水渗漏严重，植被环境严酷，绿洲极易荒漠化，和田现代绿洲以北大漠中有不少古人类聚落遗址，如著名的古克里雅河流域的园沙古城、古尼雅河尾闾的尼雅等遗址，均距现代居民区以北数十公里，而这些古绿洲荒漠化是否因上游农业开发造成河流退缩引起，需要史地实证。

历史时期干扰水循环的社会生产力因素主要为劳动人口，但长期以来该区人口规模总体较小，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对河流变化影响较小。据史书记载测算，西汉时期和田总人口不足5万；东汉时期估计在10万人以上；至北宋前的大宝于阗国时，和田社会发展总体较繁盛，可推测此阶段人口应超过东汉时的规模。

自宋后期至清乾隆的数百年间，和田社会动乱不断，人口锐减。《明史》载，于阗“人民仅万计”。乾隆二十四年（1759）人口统计为44603人，至清末达40余万；近代增长至64余万。因此在传统农业时期，近代和田的经济需求和农业开发能力应最强，而水资源承载力矛盾尖锐。

据1949年《洛浦县农业状况调查表》反映，该县“田地均以土法耕种，农具均系旧式”。落后的生产力制约了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当时全区仍无水库调蓄水季，可见该区人口数量与水资源利用率并非成正比关联，因此历史时期因人类农业开发而大幅改变河流流程、流向，并由此导致河流退缩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人力因素并未“过度挤占”生态用水

即使人口增长迫使社会扩大耕地面积，由此增加灌溉量是绿洲经济活动的常态，但受区域河流季节流量的悬殊变化及落后的生产力制约，历史时期该区绿洲农业开发规模客观上也会被抑制。

和田区喀拉喀什河平均径流量，夏秋季约是春季的9倍、冬季的20倍。玉龙喀什河夏秋平均径流量约是春季的10倍、冬季的25倍等。因此，在春播与晚秋季节需要截流灌溉，而此季节河水流量弱小却制约了灌溉面积的扩大，水利纠纷频发即是此具体表现。和田垦区1938—1949年水利纠纷或水荒基本上都发生在每年3—5月或9—10月的缺水季节，而在丰水期的6—8月基本没有水案发生。

落后的生产力导致无力修建水利调蓄工程，更是抑制了河水的充分利用。和田档案认为，绿洲原野荒地大多是肥沃可耕之地，但是因为缺乏灌溉，大多数土地依然闲置。对现有水量，农业灌溉也没有能够尽量利用，其中主要原因有：1.修渠方式尚欠完善；2.灌溉技术低下。现存档案资料显示，和田垦区大规模的水利活动也不过是防洪或修筑龙口、挖干渠等引水工程，蓄水工程仅限于挖小水塘。修建工程的技术水平堪称原始。

受上述因素制约，历史时期和田垦区引河水量应该大致局限在春季流量范围，如“玉龙喀什河……每年补修河堤及渠口，堵坝引水，3月15日起至5月30日止，各乡轮流放水，其数量16立方公尺。6月1日起至8月止，爆发山（水），河内水200立方公尺，百分之八分段入发各乡渠道灌溉”。“墨玉大河……渠内引水，引22立方公尺。山水暴发，河内有180立方公尺，百分之十二可到入各乡渠道使用。”据此进一步分析近代和田、墨玉、洛浦垦区的春、夏灌溉水利用状况。

玉龙喀什河灌区（和田县、洛浦县）春季引水量为16立方米/秒。夏季该河流量200立方米/秒，其中8%被引用灌溉，即与春季引流量相当。按照该区近代水利章程规定，春季两县施行轮灌，那么各县引流该河的最大能力即为16立方米/秒。夏季河水充裕，两县可同时灌溉，最大引流量为32立方米/秒，占夏季该径流量的16%。

喀拉喀什河灌区（和田县、墨玉县）春季引水量为22立方米/秒。夏季流量180立方米/秒中的12%被引用灌溉，也与春季引流量相当。同理，夏季各县引流量增倍，最大引流量为44立方米/秒，约占夏季该径流量的24%。因此，和田传统农业可利用水量的宏观阈值应该相当于春季径流量，此即为农业开发规模的阈值。

这表明，历史时期绿洲农业灌溉对地表径流的时空分布，以及绿洲自然生态系统的水资源影响是有限的，并不因人口的过度增长而过度挤占生态用水。

水利节制垦荒规模

历史时期低下的绿洲农业水利水平客观上节制着农业垦荒规模，这在和田近代耕地变化中得到证实：1939年该区耕地总面积仅为1516402亩，至1944年，耕地总面积达到2903649亩，与1939年相比增长了约90%；而到1948年，全区耕地总面积又回落到2155218亩，表明约50%的新增耕地面积被撂荒。

耕地撂荒表征着绿洲荒漠化现象的发生，主要原因为干旱沙化和盐碱化。干旱沙化与新垦荒地面积增长过快、灌区水量不足直接相关。1942年，洛浦县属四区黄古牙村民报告，该区灌渠下游新垦地甚多，但因缺水而撂荒。1944年墨玉县报告，该县托黑牙村近千亩地因缺乏渠水而被沙化。

灌溉水缺乏固然是耕地撂荒的主因之一，但并不一定表征河流流量不足，也有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等因素影响。1948年洛浦县报告，该县塔瓦克尹也尔地方新垦地12000亩，水渠一道。该地树木成荫，居民百余家。但有八九年时间该地渠口被玉龙大河大水冲坏，屡修屡冲，最终因无法引水灌溉导致耕地撂荒、树木干枯、居民迁徙。类似报告不在少数。另外大片耕地因盐碱化而撂荒也相当普遍，可见生产力低下又会造成流域水循环正常。局域干旱或涝碱荒漠化并存的可能，使该区人类活动、水文变化与绿洲荒漠化因果关联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关系。

近代和田社会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矛盾一方面抑制着灌溉阈值的提高，总体保持了区域水文的自然循环，农业开发对区域生态系统自然演替干扰有限。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带来的局域过度开垦、过度樵采，以及河流自然变化等因素，都会引发局域绿洲荒漠化现象的发生，其原因具有较强的时空分异性，因此对于和田古绿洲废弃成因的探讨，需要给予具体的案例研究才能获得客观的认识。

希望网友们理智地议论新疆问题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163.com/hltnyz@126/blog/static/11678631200821124221843/
发表时间：2008-03-11 14:42:21

自从上了这个网站(维吾尔在线论坛)之后，特别是通过所谓王力雄先生有关新疆问题的一些帖子，发现这个网站广大的汉民族朋友和一些本民族的网友被他所谓真实的言论误导了，感到我必须说点儿新疆的真实问题。新疆目前的主要社会矛盾实际上不是所谓的民族问题（包括东突恐怖问题、也不是维吾尔民族整体具有分离倾向），而是社会经济、汉族移民与土著民族和地区发展严重失横问题。

维吾尔民族目前实际上就是当地最主要的土著民族之一，而新疆虽然地大物博，自然和社会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但自然环境就是这么脆弱，只占区域面积10%的所谓绿洲承载了100%的居民，每平方公里人均208人（这还是十几年前的统计数字），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由于水资源的极度缺乏和可耕地数量的有限，绝对容纳不下更多的人口（目前新疆实际人口早已超过了两千万，现在应该是两千五百万），受到自然法则的制横，所以新疆目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是人地矛盾，人和自然的矛盾。高度的城市化水平也许可以改变这种生存危机，但归根到底这个城市化水平还是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水资源问题。对庞大的天山冰川的过度开发最后只能导致温室效应，从根本上摧毁人类的生存环境。而油气资源的过度开发只能用同量等级的水资源进行填充，不然会导致“天塌地陷”。所以中央将新疆作为油气资源的战略开发基地本身就是错误的，这将从根本上进一步加剧弱化新疆人类得以继续生存的基础，所以，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说，适度把握油气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就成为我们不得不考虑的关系两千多万新疆各族人民子孙后代命运的现实问题。所以，我天天都在祈祷我人民海军真正壮大势力，大力发展航母等全球战略威慑能力，真正能够抗衡美国的压力和遏制行为，尽量减轻新疆直面的油气资源过度开发的压力。这应该是自治区党委首先考虑的关系新疆各族人民千秋万代的最大民生问题。

但是，新疆领导人的现实问题却根本不与这种理念打界，反而唐而皇之地纠缠于所谓“东突”问题，不顾南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提出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并以所谓的“东突”问题作为考核各级领导干部政绩的唯一标准，这简直就是糊弄老百姓。那么我们就退一万步，看看所谓“东突”问题到底有多么严重吧；自从塔塔尔人在原沙俄于18世纪提出“泛突厥主义”理论以来，所谓“东突”的影子就一直影响着新疆的一些民族人士，但近二百年来也没有形成什么大的气候，虽然当时维吾尔民族的确好几次具有很好的独立机会。我们民族的精英人物早就审时度势，发现在中俄两大民族的夹缝中实现独立，只能投靠一方，而当时投靠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是死路一条（新疆不同于外蒙古）。况且上世纪3、40年代进一步发现并明确，维吾尔民族与印度一样，历来就属于东方文化的范畴，跟曾经在历史上落后于我们的沙俄草民根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所以我们民族精英人物的明智选择是非常英明的，再一次显示了我们祖先的《福乐智慧》所揭示的聪慧。我们的精英人物不是傻瓜，他们具有更深层次的历史考量，这也是我父亲作为三区革命民族军一名普通战士临终前告戒我的一句大实话。而这个世纪元年前后的一系列的所谓“东突”事件和“分裂”言论，本质上就是维吾尔民族的一些激进分子对解放以来政府反人道的过“左”行为（包括文革等历史文化倒退，严重羞辱维吾尔传统文化和民族感情）的报复和反弹，因为他们忍受了太长时间的文化羞辱和民族同化，需要一个哪怕是不正常的发泄途径和方式。而那些境外各种敌对势力的影响只是一些外因罢了。

文化的多元共存本来就是人类文明历史的真实反映，也是新疆（西域）几千年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现实，更是将来所谓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延续自己独特文化的必然诉求，因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更何况维吾尔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民族，本来就是所谓中世纪世界文明中心的具体承载者，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并十分荣欣地成为所谓“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具体传承者，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维吾尔民族的先民向东方传播了“衣食父母”——小麦和棉花的种植技术。这样一个在欧亚大陆充当东西方文化传播使者的民族，应该具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可是在上个世纪我们一再被俄罗斯和汉两大民族欺骗与羞辱，民族解放运动的目的不是一个集权政府玩弄一个弱小民族整体智商的资本，民族区域自治也不是同样一个集权政府玩弄一个弱小民族的遮羞布。而被无耻欺骗的这个民族的一些过激分子闹腾那么两下子，并没有代表民族整体的真实意愿，这有什么可以感到奇怪和不理解的呢？在一个法治国家，这些行为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还是那句话，恺撒的归恺撒的，罪犯的归罪犯的，该怎么处置都是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完全没有必要将整个民族牵扯进去赔罪。所以，大国博弈，吃亏和倒霉的往往都是被夹在中间的弱小民族，民族平等也往往是他们挂在嘴边的华而不实的辞藻，而这种美丽动听的陈词滥调背后是什么？大家都应该看得很清楚。

然而，我们维吾尔民族是一个很讲实际的民族，更不是一个容易记仇的民族，过去的一页就让它翻过去吧，明天早晨太阳照样升起，空气照样流动，我们照样活着，虽然活得很悲凉很不开心，但毕竟还活着。我绝对相信我们的塔里木母亲依然不会要求很高，但希望吃饱穿暖，有权享受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实惠，绝大多数民族成员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能够享受优良的教育（包括民族历史文化教育）、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像新疆汉人一样活得有一点儿尊严和自信。

走基层南疆行：和田沙漠边缘的立体生态农业

来源： http://native.cnr.cn/city/201304/t20130423_512433097.html

中广网和田4月23日消息（记者林涛 张雷 吴卓胜） 地处塔里木盆地的南缘的新疆和田向沙漠要地，大力发展沙漠农林产业，取得成效。《央广记者走基层南疆行》采访报道组在当地采访时见证了沙漠边缘建起的立体生态农业。

    新疆和田在沙漠边缘发展“立体农业”可以形容为“地上林果，地下粮食”、“树上核桃、树下家禽”、“沙漠上种红枣、沙漠下种大芸”、“天上挂葡萄、地下工艺品”。这些以发展“立体农业”实现农增收的例子在和田所处可见。

    和田洛浦县向沙漠进军，借助独特的沙土土质种植红枣，形成规模。和田县利用沙漠红柳的根部种植药用价值极高的大芸，发展沙下产业。巴格其镇在核桃树下散养土鸡，卖得好价钱。

    记者在和田县巴格其镇看到：千里葡萄长廊连接起了4个乡镇的农村公路，形成一条绿色的空中长廊，它既是发展农村旅游的观景点，也是种植葡萄增收的金点子。葡萄架下，每隔50米还能看看到原创的农民画，采访中，不少农民利用农闲时间制作核桃木工艺品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经济收入。

    新疆和田地区虽然紧靠塔克拉玛干沙漠，自然条件恶劣，但是每个县乡都因地制宜，发展起了适于本地农民增收的特色产业。为了发展沙漠农林经济，和田地区各县乡村从平整沙丘入手，大力发展防护林设建。洛浦县林业局副局长徐爱武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每亩1500元建设防护林，在沙漠发展农林经济就可以达到一劳永逸的作用。

    在新疆和田地区，十万多座林果、蔬菜沙漠大棚正逐步建成，沙漠红柳大芸已建成25万亩，利用沙漠种植玫瑰，并制成玫瑰精油出口国外。这些适宜沙漠种植的经济作物均借助节水滴灌、大棚设施等现代农业和科学管理创造出更高的经济价值，实现富民增收。

新疆兵团对南疆胡杨林进行“飞防”保护生态安全

来源：http://gov.163.com/13/0416/09/8SIQ3BMO00234IGJ.html

4月12日，一架农用飞机正在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团公益林喷洒农药防治春尺蠖。从2012年起，该团每年投入30余万元进行春尺蠖防治。今年“飞防”胡杨林面积达3万余亩，计划4月18日前全面结束。　王周 李泽梅　摄

中新网乌鲁木齐4月15日电 自4月11日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29团一条条整齐划一的胡杨林在飞机的穿梭下得到普遍化防，药浴迎春。

随着气候变暖，地处塔里木盆地沙漠边沿的新疆兵团第二师29、30、31和33团的防护林逐渐枝繁叶茂，像一排排整齐的防风卫士牢牢守护着100多万亩农田和绿洲。枝叶的繁茂同时也给弧目大蚕蛾、春尺蠖等害虫提供了有利的温床。

为避免防护林遭到病虫害袭击，有效保护生态屏障，新疆兵团拿出专项资金100多万元人民币对塔里木盆地边沿4个团场的8万亩人工胡杨林和2万亩野生胡杨林采取飞机施药化控的方法，给防护林涂上一层保护膜，从而消灭病虫害滋生温床，减少虫害的发生。预计4月底可结束本次化防。

今春，新疆兵团林业局对地处新疆南部的一师阿拉尔垦区、二师塔里木垦区、三师图木舒克垦区等团场的48万亩林地进行“飞防”，主要防治春尺蠖、弘目大蚕蛾等食叶害虫。项目的实施可大幅度降低胡杨林春尺蠖的虫口密度，进一步巩固团场的造林绿化成果。

据悉，与常规的地面机械防治相比，飞机防治具有能够在最佳防治时期防治面积大、作业效率高、防治效果好等显著特点。飞防所采用的无公害纯生物药剂对益虫、天敌及周围的环境有良好的保护作用。

新疆兵团森林病虫害防治总站森防科科长吴雪海介绍，近两年来，南疆垦区公益林春尺蠖的发生日益严重，已经对生态安全构成了威胁。兵地林业部门在组织专家进行论证研讨后，决定今年全兵团在去年飞防43万亩的基础上，今年继续组织实施48万亩的飞机防治春尺蠖森林实业害虫综合治理项目。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境内拥有万亩野生天然胡杨林。大片胡杨林似一道天然屏障有力地保护了辖区的绿色走廊，阻止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向城市的扩张。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高温、干旱导致塔里木河水量减少，中下游植被干燥度增加，再加上病虫害对植被的影响，胡杨林面积大片萎缩，病虫害防治工作刻不容缓。

目前，四架YB5型飞机正在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垦区22.5万亩胡杨林里进行“飞防”作业，预计整个“飞防”任务20日左右完成。

据了解，对胡杨林进行大规模“飞防”，对于防止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移、固定塔里木河河道、减轻风沙危害、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促进生态保护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改善城乡居民生活 保护脆弱生态环境——南疆400万各族群众享福“气”

改善城乡居民生活　保护脆弱生态环境——南疆400万各族群众享福“气”

原文链接： http://www.cnpc.com.cn/News/tlmyt/ztbd/njlm/btbd/201310/20131028_C64.shtml?COLLCC=913507435&

本报库尔勒10月27日电 （记者戴岚） 南疆和田河气田20亿方产能建设工程26日通过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初步验收，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天然气，经处理后进入投产不久的中石油南疆天然气利民工程管道，通过这条蜿蜒2424公里的“气龙”，输送到南疆5地州42县（市），使400多万各族群众享受福“气”带来的幸福生活。

    南疆5地州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和生态环境极脆弱地区之一。上世纪90年代前，当地各族城乡居民主要以煤炭、柴草为生活燃料，由于常年砍伐胡杨、红柳等荒漠林木，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更趋恶化。

为改善南疆各族群众生活，保护和改善脆弱的生态环境，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大力推进“西气西用”，自1998年6月启动“气化南疆”，实施了惠及阿克苏、和田、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喀什等地州的气化工程，累计向南疆5地州30个县（市）输送天然气120亿立方米，56家企业、50万户家庭享用优质天然气。

    总投资达64亿元的南疆天然气利民工程，改变了各族群众的生活习惯，更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环境。烧柴的少了，野生林木得以保护，区域生态环境得以改善。喀什地区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该地区森林覆盖率，已由“十五”期间的2.94%，提高至4.02%；绿洲森林覆盖率由14.9%，提高至23.5%；空气质量明显改善，2012年一、二级天气已增至218天。

新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从何来

作者：陈平（陈新元）

新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从何来、有多深？这个问题很复杂。有几千年历史斗争，有意识形态因素，有利益矛盾，也有地缘因素等。我们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从少数民族对汉族人的蔑称谈起。在新疆，汉族人一旦与少数民族发生冲突，会听到两个蔑称：“克达耶”“迪瓦尼”。这两个贬义词恰恰反映了汉族人与少数民族的矛盾之源及矛盾之深。

一、“克达耶”意为异教徒，反映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心理的巨大差异。也就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冲突。从历史看，伊斯兰教于公元960年在喀什登陆，已有一千多年。少数民族全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宗教文化成为少数民族的核心。而汉文化虽然在西汉进入新疆，但唐以后渐衰。而且在十四、十五世纪现代维吾尔形成过程中，汉文化的影响微乎其微。从近代看，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马克思主义进入新疆仅仅60年，而且又有“大跃进”“文革”等重大失误。而且新中国成立后，汉族人才大量进入新疆，汉文化也才开始越来越多与伊斯兰文化碰撞。在少数民族穆斯林眼中，很容易把汉族人视为是“异教徒”。

三股势力极力挑拨、扩大、加剧这种矛盾，论调之一：汉族人是东突厥斯坦的最大敌人，是“克达耶”，汉人的“民族融和论”是“消灭伊斯兰文化”。之二：汉文化是“肮脏文化”，伊斯兰文化是“纯洁文化”。之三：民族分裂主义的三句口号，我们是突厥民族，不是中华民族；我们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不是中国；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教，不是儒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

新疆汉族人有着天然的文化优越感，“远人不服，修文德以徕之”，对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相当大的差异看得很轻，对少数民族文化不了解也缺乏应有尊重，对少数民族特殊文化心理缺乏研究理解，对三股势力利用文化差异、隔阂、冲突，煽动反汉排汉、挑动民族仇杀的反革命能量估计不足，麻痹轻敌，酿成7.5事件大祸。

二、“迪瓦尼”意为要饭的，即汉族人到新疆抢了少数民族的饭碗，占了少数民族的资源。其实质是一种利益冲突。而把一切问题、矛盾都往民族问题上扯，是新疆多年来官方默许的少数民族的习惯思维。客观事实：

1、市场经济是靠利益驱动。少数民族重视自身利益是必然趋势，随着新一代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成长，今后会更加重视本民族利益。1986年12.12非法游行事件中，少数民族大学生喊口号：反对盲流迁入新疆、反对在新疆核试验等。

2、新疆资源富集，石油、天然气、煤等内调，而经济发展与内地发达地区差距大，许多少数民族尚未脱贫。新疆各族人民群众，要求“资源利益，公平分配”，而少数民族中“资源民族论”有了发展空间。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在西气东输的气源地，少数民族群众还在靠秸秆，胡杨枝取暖；还在贫困之中。

3、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各方面建设取得很大成绩。主要体现在高速公路、铁路、城建等方面，而关系民生的建设相对落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医疗、住房、教育等，严重滞后。这些属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改革不到位的问题，往民族问题上一扯就“说不清、理还乱”，成为影响民族团结的极为不利的因素。

如果与少数民族进行心理对话，他们的回答会使那些一厢情愿的宣传大失所望：

一一你宣传民族团结、为各族人民办了多少好事，他说你拿走了我的多少资源？谁为谁办了好事？你宣传各族人民是兄弟，他说你是老大哥，但你们汉族人不是说亲兄弟，明算账，你为什么富，我为什么穷？新疆资源是谁的？兄弟两谁多谁少？

一一你宣传“民族融和”，他说是你融和我、还是我融和你？你宣传“感恩”，他说你应该对我们少数民族感恩：我们为国家贡献了多少石油、煤啊！

一一你宣传修了多少铁路、高速公路，他说那是官员的政绩，老百姓能坐几次火车、能走几次高速公路？老百姓口袋里装了多少钱？

一一你宣传“三个离不开”，他说只有一个离不开，你们离不开我们，而我们可以离开你们。因为，解放后汉人来了多少又走了多少？在这里祖祖辈辈生活的是谁？

凡此种种混乱思想，举不胜举。奇谈怪论固然荒唐，但符合少数民族的利益。这一切为三股势力的煽风点火提供了社会心理空间。

弄清缘由就明白该怎么做了：

一、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不是同一源流，如何和谐共处、求同存异，是一个历史难题。我们要有与之长期共存的思想准备。首先，树立法律尊严、建设健全的法治国家，这是最重要最紧迫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皮”即法治，“毛”即各种文化。无“皮”一切皆无。美国号称“文化拼盘”，几乎全世界的宗教文化美国全有，而且美国容许私人有枪，这并没有危及美国社会。新疆现在最紧迫最关键的事是树立法律尊严、加强法治建设。其次，汉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要包容伊斯兰文化的精华，克服自身文化的糟粕。要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精华。同时，作为执政党要切实把核心价值观，体现为广大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先进文化，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上。

二、以共同利益为纽带，以“资源公平分配”“资源造福各族人民”的实际成果，克服“资源民族论”的消极影响。在关系民生的公共福利、医疗、就业、教育等方面，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确实优于内地，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在全国处于中上等。内地有的所有社会矛盾，新疆都有。而新疆有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内地没有。一定要高度重视调整各民族的利益，统筹兼顾，各得其所；一定要有针对新疆实际的特殊政策，才能化解新疆社会的特殊矛盾。否则，矛盾积累，不得化解，一旦爆发，后果严重，7.5事件即为明证。

新疆又发现一处特大型金矿 资源储量达50吨

路透北京7月18日 - 新华社周四报导称，继今年5月在中国新疆伊犁河谷发现一处资源储量达53吨的特大型金矿后，新疆地矿局最近又在邻近的和静县发现一处资源储量达50吨的特大型金矿，该矿资源潜在经济价值有望超1,000亿元人民币。

    截至目前，新疆天山南北已发现四处特大型金矿。报导援引新疆地矿局局长曾小刚介绍，经过近六年的勘查，新疆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近日在对和静县敦德铁矿评价过程中发现伴生元素锌和金，目前共探获铁资源量1.87亿吨，锌150万吨，金50吨，这使得敦德矿区“身价”倍增。

     “经进一步勘查后，铁、锌和金的资源量还有望攀升，资源潜在经济价值超1,000亿元。”报导称。

报导称，目前敦德矿区的找矿工作仍在继续，选矿厂也在同步建设中，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成为当地矿业经济发展的新亮点，预计年上缴利税超亿元，还可安排2,000人以上就业。

     中国黄金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黄金产量突破400吨大关，达到403.047吨，比上年增加42.090吨，增幅11.66%，再创历史新高，连续六年位居世界第一。

(发稿 李文科; 审校 张喜良)

原文链接：http://cn.mobile.reuters.com/article/idCNCNE96H0AG20130718?irpc=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