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降边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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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5日，朱维群同志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就张铁林“坐床”一事发表评论，各大媒体以《 全国政协民宗委主任:假活佛现象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题，做了广泛报道。
朱维群同志似有难言苦衷
在西藏问题上，朱维群同志一贯以直言不讳，旗帜鲜明，态度严厉，言辞尖锐而著称。至于说得对不对，有没有道理，事实真相是不是朱维群同志所说的那样，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暂不评论。这里我想说的是：无论如何，过去在谈西藏问题和民族宗教问题时，朱维群同志总算能够把话说清楚，把自己的观点讲明白。但是，这次却一反常态，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语焉不详，含糊不清，闪烁其词，似有难言苦衷，企图掩盖什么。
朱维群同志在推卸责任
据央视报道：朱维群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藏区和内地的交往越来越多，这本来是好事情，但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冒充活佛到中东部地区行骗，这不仅玷污了藏传佛教的声誉，给藏传佛教的清净庄严带来了深远危害，也影响了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
首先我们应该指出的是，朱维群同志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是正部级干部，主管民族、宗教工作，主管西藏工作。曾担任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现在是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重任在建肩，是主管部门的主管领导，他不是新闻记者（过去曾担任记者，那是另一回事）。“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冒充活佛到中东部地区行骗，这不仅玷污了藏传佛教的声誉，给藏传佛教的清净庄严带来了深远危害，也影响了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
既然情况这么严重，我们有理由向朱维群同志提出质疑：
第一、这些情况不是一两天形成的，你长期担任主管部门的主管领导，你应该负什么责任？是你不负责任，不作为，失职、渎职，还是与“冒充活佛到中东部地区行骗”的人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向党组织汇报清楚。对广大干部群众也应该有个交代。
第二、“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冒充活佛”怎么怎么，“有些人”，是哪些人？你是实指？还是虚拟？以你的身份，你的地位，在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国家媒体，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必须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一就是一，是黑就是黑，是白就是白，不能闪烁其词，含含糊糊。
朱维群同志危言耸听，妄图转移视线
朱维群同志又说：“他们将一部分钱财带回到藏区之后，实际上又继续从事违反法律的各种行为，甚至有一部分钱是用来支持分裂主义活动的。”
这段话非常重要，各个媒体在报道朱维群的谈话时，使用黑体字，有这样的提示：
“据央视报道，针对社会上屡屡出现的假借活佛、法王名义非法收徒、传法现象，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昨天接受采访时直言，此类现象甚至可能危害到国家安全。”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性质也变了，“支持分裂主义活动”，“危害到国家安全”。
假若说一些人假冒“活佛”也好，一些持有叶小文们颁发的“活佛证”的所谓“真活佛”也好，如朱维群同志所说，他们“一骗钱、二骗色”，那么，在一般情况下，还是属于道德品质问题，如果情节不严重，还不触犯法律，主要还是批评教育的问题。毛主席生前谆谆告诫全党、全国人民，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骗色骗财的假“活佛”，其行为十分可恶，后果严重，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基本上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批评教育，依法依规加强管理的问题。
但是，如果像朱维群同志所说：“他们将一部分钱财带回到藏区之后，实际上又继续从事违反法律的各种行为，甚至有一部分钱是用来支持分裂主义活动的。”
假若事实真相果真如此，“支持分裂主义活动”，违犯了国家安全法，“危害到国家安全”。那就触犯了法律，属于敌我矛盾，是犯罪行为，必须严厉打击，坚决打击，毫不手软。
朱维群同志说的“他们”，究竟是谁们？必须说清楚，在这一点上，一点也不能含糊。
如果有具体的人和事，必须彻底揭露，坚决打击。首先你朱维群就有“彻底揭露，坚决打击”的责任。否则，你就是失职和渎职。
如果是朱维群同志无中生有，信口雌黄，血口喷人，污蔑好人，那他自己就犯了诽谤罪和诬陷罪，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在处理当前的假“活佛”乱象时，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要严格管理，正确引导，又不能搞扩大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当前形势下，有一个问题，必须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吴达鎔和张铁林这类假“活佛”的错误作法，引起广大信教群众理所当然的强烈愤慨和严肃批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正当的。但是，这种批评也不能扩大化、绝对化，更不能情绪化。正如朱维群同志所说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藏区和内地的交往越来越多，”关心和热爱藏族文化，热爱和信仰藏传佛教的人越来越多，关心和保护西藏以及其他藏区的生态环境，向往青藏高原这世界上最后的、也是最圣洁的一片净土的人越来越多，“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到西藏也遗憾”，已成为一种时尚。辽阔壮丽的青藏高原，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雪域高原敞开她博大的胸怀，淳朴善良的藏族人民热烈欢迎各民族的同胞兄弟。这种情况是非常可喜的，通过各民族同胞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可以进一步促进和加强汉藏两个兄弟民族之间的传统友谊，增强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进一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这是大局，是大势，绝不能因为有极少数人假“活佛”之名骗色骗财，做坏事，而影响这个大的发展趋势，影响包括藏传佛教在内的藏族文化在内地的传播，不能影响汉藏两个兄弟民族之间的传统友谊和亲密团结，更不能造成汉族与藏族信教群众之间的对立、矛盾和隔阂。
朱维群同志居心叵测，包藏祸心
毛主席生前教育全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央视记者在采访朱维群时，是从张铁林“坐床”成假“活佛”这件事引起的。有刚刚发生的“新闻话题”，有具体的客观事实，有特定的语言环境，有明确的指向性，那就是假“法王”吴达镕和假“活佛”张铁林。但是，朱维群在通篇谈话中，只字不提吴达镕和张铁林的问题，却把话锋一转，转到了藏族地区，转到了藏族的喇嘛活佛身上，说“他们一回到藏区”，就如何如何，把批判的锋芒直指藏族地区，指向藏族的喇嘛活佛，指向藏族同胞。一石三鸟：既污蔑、陷害和打击了藏族同胞，又包庇了吴达镕和张铁林这些假“法王”、假“活佛”，同时又推卸了自己的责任，把自己同那些假“法王”、假“活佛”不干不净的关系，全部掩盖起来。面对“支持分裂主义活动”，“危害到国家安全”的严峻局面，严重问题，骗财骗色，都是小问题，“小是小非”，可以不去计较，不去追查。吴达镕和张铁林这样“政治正确”的假“法王”、假“活佛”的非法活动，就可以掩盖过去。
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一出现什么事，叶小文、朱维群就把它们与“分裂主义”联系起来，然后“义正辞严”地加以批判，俨然成为“反分裂”的英雄。对他们的这种做法，一些干部群众早就感到不满，批评说：“反对分裂是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装。”
这次，朱维群又故伎重演，高高地举起“反分裂”这个大箩筐”。
吴达镕和张铁林表演的“坐床”闹剧，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提出尖锐批评，批评他们是假法王，假活佛，亵渎了藏传佛教的纯洁性，伤害了藏族同胞的宗教感情和民族尊严。但是，没有任何人批评他们搞“分裂”活动，“危害到国家安全”。他们自己也一再表白，“政治正确”，是在国庆66周年这个喜庆的日子里，举行“坐床”大典，表明他们是“爱国爱港”的。只有朱维群“高瞻远瞩”，洞察秋毫，独具毒眼，看出了“他们”搞“分裂”活动、“危害到国家安全”的实质。遗憾的是：说到这里，朱维群没有继续深入追究吴达镕和张铁林的问题，话锋一转，又把矛头指向藏族地区，指向藏族同胞，指向藏区的喇嘛活佛。在“反分裂”的大旗下，开脱吴达镕和张铁林的责任。
善良的人们，你们可要警惕啊！小心朱维群把你们大家都装进“反分裂”的大箩筐！
朱维群同志向谁“呼吁”？“呼吁”什么？
央视报道说：“朱维群呼吁，中东部地区和藏区有关地方的政府，要加强合作，共同采取行动，遏制假活佛现象。”
我不禁要问：朱维群向谁呼吁？你想让谁来接招？谁来执行？红十字会？街道办事处？还是城管部门？他们管得着吗？管得了吗？
你向“中东部地区和藏区”的党委和政府呼吁？我们祖国幅员辽阔，是世界上疆域最大的国家之一，“中东部地区和藏区”，几乎包括半个中国，你让这么广大的地区的政府怎么去管？不仅如此，就我所知，不止“中东部地区和藏区”，在东北地区，在内蒙古，在新疆，也有不少藏传佛教的寺院，有喇嘛活佛在传法弘法。就是在首都北京，也有不少喇嘛活佛。网上说，仅朝阳区就有“30”万活佛。我就住在朝阳区，绝对不会有30万，但有不少喇嘛活佛，则是事实。
按照朱维群的“呼吁”，岂不是全国各地都要“加强合作，共同采取行动，遏制假活佛现象”？是不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搞一次打击假“活佛”的群众运动？是不是又要搞一次“文化革命”？有这个必要吗？这样搞下去，不会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吗？不会干扰十八大路线的贯彻执行吗？
假“活佛”现象是你们造成的，“中东部地区和藏区”以及其他地区，是受害者，治乱，应该从源头治起。
你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主管西藏工作和民族宗教工作。现在你是全国政协常委、民宗委主任，政协有参政议政的责任和权利，有义务、有责任向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建言献策。更重要的是，你是中共中央委员，有责任、有义务向中央反映情况，及早治理。这些年你干什么去了？你们养尊处优，高官厚禄，控制着大量资源，掌握着天文数字的“维稳经费”和“治藏经费”，不“采取行动，遏制假活佛现象”，本身就是失职和渎职，党和国家应该追究你的渎职罪。各民族同胞、首先是广大的藏族同胞，有权利向你问责：各民族的纳税人，用自己的血汗钱养你这位高级干部，你干什么去了？
你向“中东部地区和藏区”呼吁，实际上就是把假活佛猖獗等种种乱象的责任推给“中东部地区和藏区”的各级领导，乃至广大群众，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朱维群同志怎么突然谦虚起来了？
央视报道：朱维群对记者说：“据我所知，有关部门正在对西藏和其他藏区合法的、有历史传承的真活佛，进一步地摸清情况，统一编表。”
前面谈到，朱维群有很多职务，多种身份，而且是全国政协发言人，他的谈话，往往代表国家，代表政府，代表主管部门。朱维群同志平时讲话是很自负的，口气很大，很武断，在西藏问题上他好像掌握了全部真理，不容置疑。他的话，就是“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媒体和一般群众也是这么看待的。
这次谈话，朱维群却突然“谦虚”起来，好像完全是一个“局外人”。首先他说：“据我所知”，一下子把自己撇开了。仅仅是听说而已，并未参与其事。然后说：“有关部门正在对西藏和其他藏区合法的、有历史传承的真活佛，进一步地摸清情况，统一编表。”
这段话，就十分荒唐。“有关部门”是谁？你长期任职的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民宗委，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是不是“有关部门”？这本来就是你们份内之事。新中国成立66年了，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到现在也50多年快60年，是整整半个多世纪啊！改革开放到现在也有30多年啦！平时你最爱宣称：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藏学研究队伍，有世界上最大的涉藏网站，有最严密的组织机构，有最充裕的科研经费，还有维稳经费，等等，而取得的成就又是如何辉煌。闹了半天，“西藏和其他藏区合法的、有历史传承的真活佛”究竟有多少，你们都没有搞清楚，现在才开始“摸清情况，统一编表”。这些年你们作为主管部门，主管领导干什么去了？这不是严重的失职和渎职吗？连有多少“真活佛”这些基本情况都没有弄清楚，不掌握基本的数据，怎么对藏传佛教界进行有效管理？依法治理？这不是一群糊涂人当糊涂家，讲糊涂话，办糊涂事，其结果不是一塌糊涂吗？以已之昏昏，怎么能使人昭昭？这样怎么能够按照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一定要把西藏的事情办好！”
朱维群同志！你扪心自问：这样做，怎么对得起党中央对你的重托和信任？怎么对得起广大藏族同胞和僧尼大众对你的期待和希望？你控制着天文数字般的维稳经费和治藏经费，养尊处优，高官厚禄，怎么对得起各民族纳税人的血汗钱？
向朱维群同志进一言
朱维群同志：最后，我还想说一点，你曾担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是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我是协会一个普通的理事，一直以来，我对你十分尊重，你对我也很友好，以礼相待。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的个人恩怨。我有什么新作，总是要赠送给你，请你审阅指导；你组织什么学术活动，也邀请我参加。每逢过年，你还给我寄赠贺卡。有一年，你给我的贺卡上印着家母亲绘的一幅国画，不但雅致，而且充满亲情和友情，给节日平添了几份喜庆。由此我也知道你是一位孝敬母亲，热爱母亲的人，你因为有这样一位充满爱心而又具有文化修养的母亲而感到自豪和骄傲。我也感到特别高兴，特别亲切，特别温馨，一直珍藏着。在部领导里，给我寄赠贺卡的，仅你一人。我是一个重感情，珍惜友谊的人。我也十分珍惜我俩之间的友情。但是，今天这里谈的不是个人私交，而是关系到国家利益，民族大义，我不能因私而废公。
作为统战部和协会领导人，你经常要求我们建言献策。今天，我就冒昧地向你进一言：你主管西藏工作，主管民族宗教工作，你应该知道，藏族人民为缔造和建设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大家庭，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曾经做出过一份光荣的贡献。对于这一伟大贡献，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藏民族又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淳朴的，诚实的，善良的，是有慈悲心和同情心的。同时又是一个有尊严的民族，自尊，自重，而自爱。你应该重温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学习和继承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刘格平等同志开创的我们党、我们国家统战、民族、宗教工作的优良传统，善待藏民族这个淳朴而善良的民族，不要伤害藏族同胞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更不要动辄就挥舞“反分裂”这根大棒，对待藏族同胞；不要时时刻刻高举“反分裂”这个大箩筐，企图把整个藏族同胞都装进去。
你孝敬你的母亲，热爱你的母亲，你为你的母亲而自豪和骄傲。我非常理解并且十分尊重你的这种感情。同样的，藏民族是我们六百万藏族同胞共同的母亲。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56个兄弟民族共同的母亲。一个不爱自己母亲的人，不可能真正爱自己的民族；一个不爱自己母亲，不爱自己民族的人，不可能真正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因此，希望你能够理解和尊重藏民族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学习、了解和熟悉藏族人民对伟大祖国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和无私奉献。恳切希望你能够牢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谆谆教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多大的问题，就是多大的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谁的问题，就是谁的问题，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反分裂”斗争，更不要把反对“藏独”的斗争，篡改为反对藏族同胞的斗争。
朱维群同志，你应该知道，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最大的分裂主义，就是“危害国家安全”，就是破坏祖国统一，就是破坏汉藏团结，就是破坏民族团结，就是破坏安定团结。就是历史的罪人！
匆匆写就，书不尽意。冒昧之处，敬请理解和谅解。
静候批评指正。
2015年12月13日于首都北京
星期二, 1月 19, 2016
叶小文现象批判——评叶小文：“活佛转世”也要打假
作者：降边嘉措
來源：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5/12/blog-post_14.html
活佛打假，必须从批判叶小文的错误开始
2015年12月8日，叶小文同志发表了题为《“活佛转世”也要打假》的谈话，国内各大媒体铺天盖地地给予转发。
叶小文同志一开头就说：“有心术不正的人，图谋在活佛角色上捞一把，以假充真、以假乱真。不久前演员张铁林的一起（坐床）闹剧，揭开了近年来一些假活佛招摇撞骗的社会乱相。”
不了解真相的人，也许会认为叶局长这次真的要动真格，打“假活佛”。
实际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叶小文这是在玩弄金蝉脱壳之计，抛出个“演员张铁林”做替罪羊，开脱自己，嫁祸于人，掩盖近几年来社会上假活佛猖獗，藏传佛教界乱象丛生，事件不断的现实，继续“以假充真、以假亂真”，继续伪装自己，打击和陷害别人。
多年来，叶小文自我吹嘘，说他在“宗教工作岗位工作18年余”如何如何，俨然一个“宗教问题专家”。实际上，熟悉情况的人、尤其是长期从事统战、民族、宗教工作的一些老同志，早就尖锐地指出：叶小文担任宗教局长14年的时期，是除“文革”的动乱时期，我国藏传佛教界最混乱，问题最多的时期，乱象丛生，事件不断，政府有关部门与藏传佛教界的僧尼大众和信教群众关系最紧张、最不好的时期。藏族基本上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佛教文化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也影响到民族关系，干群关系，破坏了汉藏两个兄弟民族的传统友谊，是民族关系、汉藏关系、干群关系最紧张、最不好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而叶小文不但不进行反思，不做起码的自我批评，反而像列宁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时所指出的那样：“把耻辱拿来吹嘘。”
白玛奥色和张铁林表演的活佛“坐床”闹剧，是表面现象，是前台小丑，假活佛的始作俑者是叶小文，根子在叶小文，是叶小文种下的毒种，结出的一个毒果而已。
全面清算和批判叶小文同志这十几年的错误，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完成的，本文针对叶小文的《“活佛转世”也要打假》，择其要点，予以批判，说明这些年假活佛猖獗、藏传佛教界乱象丛生，根子在叶小文，叶小文是罪魁祸首，他必须承担责任。
叶小文胆大妄为，改组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
第一、1955底1956年从四川藏区开始，1957年—1958年在甘肃、青海藏区开展，1959年在西藏全面铺开的民主改革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由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过去基本上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因此，同时开展了宗教改革。或者说，宗教改革是民主改革的重要内容。
宗教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政教分离。叶小文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管理”的名义下，由宗教部门直接管理一切宗教事务，实际上实行“政教合一”。
第二、50年代中后期在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取得决定性胜利，废除寺院内部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的基础上，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民主选举，建立了以贫苦喇嘛为主的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简称“民管会”。对他们在政治上的要求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拥护民主改革，反分裂，反叛乱。宗教上的要求是：遵守教规教义，有一定的宗教修养。同时要不断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引导僧尼大众和信教群众坚定不疑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除老弱病残者外，要求一切僧尼参加劳动，放弃剥削，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鉴于当时DL流亡国外，拉萨三大寺都被定为“叛乱寺”（当时是这么定性的），又认为历代班禅系统一贯坚持反帝爱国的立场，十世班禅的主寺扎什伦布寺没有参加叛乱，日喀则地区社会基本稳定，中央决定首先在扎什伦布寺进行寺院民主改革和建立民主管理委员会的试点，然后逐步向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推广。
中央责成十世班禅亲自负责扎寺的民主改革。在中央，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做决策，制定方针政策；李维汉、乌兰夫和习仲勋负责具体领导。习仲勋同志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是周总理在统战、民族、宗教方面的主要助手，在这期间，亲自指导十世班禅，成绩显著，他们之间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在宗教方面，由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会长的喜饶嘉措大师和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朴初给予协助和指导。
这一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十世班禅当选为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在藏传佛教的寺院，经过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建立以贫苦喇嘛为主的民主管理委员会，管理寺院，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是一场革命，是一个创举。受到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赞扬。
我参加了有关文件的翻译，对当时的情况有一些了解。1962年-1964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受到错误批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十世班禅和喜饶嘉措大师被打成“班喜反党叛国集团”，班禅大师身陷囹圄达十年之久，喜饶嘉措大师迫害致死。
“文革”期间，在破“四旧”时，寺院工作遭到严重破坏。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寺院开始进行整顿。基本上又是50年代的原班人马，只有德高望重的喜饶嘉措大师已经仙逝。中央再次责成十世班禅负责整顿。在中央，习仲勋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管西藏工作，李维汉任中央统战部顾问，乌兰夫任统战部部长、杨静仁任统战部副部长兼民委主任，还成立了以赵朴初为主任的指导委员会，他们一如既往地给予十世班禅支持和指导。
文革后，80年代的寺院整顿，除了上述基本要求，还特别要求民管会的成员在“文革”中没有搞打砸抢，不是“三种人”，没有参加破坏寺院、盗窃贩卖佛像等文物的“破四旧”活动。要求更高，素质更好。在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杨静仁、赵朴初的指导下，十世班禅再次当选为民管会主任。
之后不久，李维汉、乌兰夫先后逝世。1989年1月，十世班禅圆寂。“六四”以后，习仲勋和杨静仁、阎明复离开领导岗位。丁关根、王兆国先后任统战部部长，叶小文被调到统战部，任二局即民族宗教局局长，后来担任国家宗教局长，共约18年之久。
“六四”以后，他们在“整顿”的口号下，否定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杨静仁、阎明复、班禅大师、赵朴初的做法，彻底改组了扎寺民管会，另组班子，将经过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的政治运动考验的优秀骨干，高僧大德全部打下去（请注意，我说的是“全部”）。另外选一些听他们话，跟他们走的人组成新的管理机构。那些人不孚众望，仅仅是“听话”而已，实际上是派驻寺院的以党的高、中级干部为主要领导骨干的工作组领导一切，决定一切，包办一切。
这种作法引起僧尼大众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也破坏了宗教界内部和干部群众之间的团结，造成混乱局面。于是进一步“加强管理”，实际上是压制，强行向全藏区推广他们的错误做法。
叶小文们的这种做法，也遭到阿沛副委员长，藏族老红军天宝和扎喜旺徐等藏族领导同志的批评和反对。但他们置之不理。天宝是藏族老红军，解放初期任中央西藏工作团团长，是第一届中共西藏工委唯一一位藏族委员，后来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西藏军区第二政委，参与和领导了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对有关情况应该说是比较熟悉的。他曾尖锐地批评：“这种做法，是‘政教合一’。”
天宝这样老红军、老革命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可见叶小文们有多么狂妄！天宝曾亲口对我说：“他们把我当成了党内的统战对象。”叶小文曾经自我吹嘘：“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我和维群、斯塔我们三个人制定的，得到中央的赞成和支持。”
叶小文一个小小的局长，胆大妄为，敢于这么讲，这么做，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与“六四”以后中央领导的变更有着密切联系，与西藏根深蒂固的所谓“西南派”与“西北派”之间的斗争有着密切关系。“六四”以后，在中央统战部，在西藏，所谓“西北派”全军覆灭，“西南派”一统天下。叶小文们对当时中央的领导机构，政治格局和政治形势，做了自己的判断。因此，他们在危险地进行政治投机和政治赌博。在正常情况下，借用一句俗话：给叶小文一百个豹子胆，他也绝对不敢这么做。但是，在“六四”以后那样一个特殊的政治格局下，叶小文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掂量得失，进而决定赌一把，进行政治投机和政治赌博。充分暴露了叶小文就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一个政治赌徒。叶小文多次说过“豁出去啦！”这样的话。这不是共产党人的语言。我曾经在统战、民委系统工作多年，从来没有听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刘格平等领导人讲过这样的话。“豁出去啦！”是赌场上的话，是赌徒语言，是赌徒心态的反映。
实际上，他们否定的不只是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十世班禅，他们公开鼓吹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否定建国之初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朱维群公开说什么50年代的民族政策“过时了”，宣扬“***治藏路线”。叶小文们头脑发热，野心膨胀，要开创“西藏工作的新局面。
叶小文别出心裁，颁发什么“活佛证”，藏传佛教界的大量假活佛因此滋生
第三、在所谓“清理寺院，清理活佛”时，叶小文别出心裁，发什么“活佛证”。谁是真活佛，谁是假活佛，寺院自己不能定，高僧大德不能定，普通的僧尼大众更无权过问。由谁来决定呢？由各级宗教部门来确定。他们审定后，发给“活佛证”。
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发过什么“活佛证”。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和80年代，也没有发过。活佛不是寺院认选，僧人认证，而是由宗教局发“活佛证”来确定，叶小文成了最大的“教宗”。由此造成了一系例混乱和腐败现象。社会上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宗教界买“活佛证”，各级宗教局成了拍卖公司，叶小文是最大的老板。
他们究竟卖了多少活佛证，搞了多少钱？谁能说得清？查得清？白玛奥色和张铁林“活佛”花了多少钱？给叶小文们送了多少红包？叶小文、朱维群带头，宗教局的头头们频频地亲切接见，合影留念，究竟得了多少好处？
这几天网上、媒体在宣扬一种观点：有“活佛证”的就是“真活佛”。我说不对，拿着叶小文们颁发的“活佛证”，招摇过市，骗色骗财，盗窃寺院佛像，倒卖走私文物的“活佛”，大有人在。叶小文就是他们的后台老板。一张“活佛证”，证明不了什么。
这种情况早就引起了党内高级干部天宝、扎喜旺徐等老红军的强烈不满和尖锐批判。阿沛副委员长生前也曾多次提出不同意见。叶小文们有恃无恐，置若罔闻，不理不睬。
活佛大小与行政级别挂钩，助长了藏传佛教界的腐败现象
第四、叶小文局长对寺院进行行政化管理，定级定职，活佛分大小，规定什么县级活佛，地（州）级活佛，省级活佛，什么级别的活佛，能当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各种职务。
县级活佛为了当地（州）级活佛，地（州）级活佛为了当省级活佛，省级活佛为了进入中央机构，到处跑关系，到处送红包，社会上官商勾结，藏族地区官僧勾结，一片混乱，一片腐败。不但破坏了藏传佛教的优良传统和教规教义，玷污了藏传佛教的纯洁性，而且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一批党政干部被假活佛、假喇嘛拉下水；而另有一批党政干部，主动把他们贪婪的手伸进寺院，伸向佛教界，正如叶小文所说：“图谋在活佛角色上捞一把，以假充真、以假乱真。”一大批假活佛，假喇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腐败严重，乱象丛生，莫此为甚。
请问叶大局长，你自己捞了多少？！
2015年12月12日
來源：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5/12/blog-post_14.html
活佛打假，必须从批判叶小文的错误开始
2015年12月8日，叶小文同志发表了题为《“活佛转世”也要打假》的谈话，国内各大媒体铺天盖地地给予转发。
叶小文同志一开头就说：“有心术不正的人，图谋在活佛角色上捞一把，以假充真、以假乱真。不久前演员张铁林的一起（坐床）闹剧，揭开了近年来一些假活佛招摇撞骗的社会乱相。”
不了解真相的人，也许会认为叶局长这次真的要动真格，打“假活佛”。
实际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叶小文这是在玩弄金蝉脱壳之计，抛出个“演员张铁林”做替罪羊，开脱自己，嫁祸于人，掩盖近几年来社会上假活佛猖獗，藏传佛教界乱象丛生，事件不断的现实，继续“以假充真、以假亂真”，继续伪装自己，打击和陷害别人。
多年来，叶小文自我吹嘘，说他在“宗教工作岗位工作18年余”如何如何，俨然一个“宗教问题专家”。实际上，熟悉情况的人、尤其是长期从事统战、民族、宗教工作的一些老同志，早就尖锐地指出：叶小文担任宗教局长14年的时期，是除“文革”的动乱时期，我国藏传佛教界最混乱，问题最多的时期，乱象丛生，事件不断，政府有关部门与藏传佛教界的僧尼大众和信教群众关系最紧张、最不好的时期。藏族基本上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佛教文化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也影响到民族关系，干群关系，破坏了汉藏两个兄弟民族的传统友谊，是民族关系、汉藏关系、干群关系最紧张、最不好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而叶小文不但不进行反思，不做起码的自我批评，反而像列宁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时所指出的那样：“把耻辱拿来吹嘘。”
白玛奥色和张铁林表演的活佛“坐床”闹剧，是表面现象，是前台小丑，假活佛的始作俑者是叶小文，根子在叶小文，是叶小文种下的毒种，结出的一个毒果而已。
全面清算和批判叶小文同志这十几年的错误，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完成的，本文针对叶小文的《“活佛转世”也要打假》，择其要点，予以批判，说明这些年假活佛猖獗、藏传佛教界乱象丛生，根子在叶小文，叶小文是罪魁祸首，他必须承担责任。
叶小文胆大妄为，改组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
第一、1955底1956年从四川藏区开始，1957年—1958年在甘肃、青海藏区开展，1959年在西藏全面铺开的民主改革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由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过去基本上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因此，同时开展了宗教改革。或者说，宗教改革是民主改革的重要内容。
宗教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政教分离。叶小文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管理”的名义下，由宗教部门直接管理一切宗教事务，实际上实行“政教合一”。
第二、50年代中后期在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取得决定性胜利，废除寺院内部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的基础上，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民主选举，建立了以贫苦喇嘛为主的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简称“民管会”。对他们在政治上的要求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拥护民主改革，反分裂，反叛乱。宗教上的要求是：遵守教规教义，有一定的宗教修养。同时要不断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引导僧尼大众和信教群众坚定不疑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除老弱病残者外，要求一切僧尼参加劳动，放弃剥削，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鉴于当时DL流亡国外，拉萨三大寺都被定为“叛乱寺”（当时是这么定性的），又认为历代班禅系统一贯坚持反帝爱国的立场，十世班禅的主寺扎什伦布寺没有参加叛乱，日喀则地区社会基本稳定，中央决定首先在扎什伦布寺进行寺院民主改革和建立民主管理委员会的试点，然后逐步向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推广。
中央责成十世班禅亲自负责扎寺的民主改革。在中央，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做决策，制定方针政策；李维汉、乌兰夫和习仲勋负责具体领导。习仲勋同志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是周总理在统战、民族、宗教方面的主要助手，在这期间，亲自指导十世班禅，成绩显著，他们之间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在宗教方面，由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会长的喜饶嘉措大师和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朴初给予协助和指导。
这一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十世班禅当选为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在藏传佛教的寺院，经过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建立以贫苦喇嘛为主的民主管理委员会，管理寺院，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是一场革命，是一个创举。受到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赞扬。
我参加了有关文件的翻译，对当时的情况有一些了解。1962年-1964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受到错误批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十世班禅和喜饶嘉措大师被打成“班喜反党叛国集团”，班禅大师身陷囹圄达十年之久，喜饶嘉措大师迫害致死。
“文革”期间，在破“四旧”时，寺院工作遭到严重破坏。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寺院开始进行整顿。基本上又是50年代的原班人马，只有德高望重的喜饶嘉措大师已经仙逝。中央再次责成十世班禅负责整顿。在中央，习仲勋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管西藏工作，李维汉任中央统战部顾问，乌兰夫任统战部部长、杨静仁任统战部副部长兼民委主任，还成立了以赵朴初为主任的指导委员会，他们一如既往地给予十世班禅支持和指导。
文革后，80年代的寺院整顿，除了上述基本要求，还特别要求民管会的成员在“文革”中没有搞打砸抢，不是“三种人”，没有参加破坏寺院、盗窃贩卖佛像等文物的“破四旧”活动。要求更高，素质更好。在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杨静仁、赵朴初的指导下，十世班禅再次当选为民管会主任。
之后不久，李维汉、乌兰夫先后逝世。1989年1月，十世班禅圆寂。“六四”以后，习仲勋和杨静仁、阎明复离开领导岗位。丁关根、王兆国先后任统战部部长，叶小文被调到统战部，任二局即民族宗教局局长，后来担任国家宗教局长，共约18年之久。
“六四”以后，他们在“整顿”的口号下，否定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杨静仁、阎明复、班禅大师、赵朴初的做法，彻底改组了扎寺民管会，另组班子，将经过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的政治运动考验的优秀骨干，高僧大德全部打下去（请注意，我说的是“全部”）。另外选一些听他们话，跟他们走的人组成新的管理机构。那些人不孚众望，仅仅是“听话”而已，实际上是派驻寺院的以党的高、中级干部为主要领导骨干的工作组领导一切，决定一切，包办一切。
这种作法引起僧尼大众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也破坏了宗教界内部和干部群众之间的团结，造成混乱局面。于是进一步“加强管理”，实际上是压制，强行向全藏区推广他们的错误做法。
叶小文们的这种做法，也遭到阿沛副委员长，藏族老红军天宝和扎喜旺徐等藏族领导同志的批评和反对。但他们置之不理。天宝是藏族老红军，解放初期任中央西藏工作团团长，是第一届中共西藏工委唯一一位藏族委员，后来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西藏军区第二政委，参与和领导了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对有关情况应该说是比较熟悉的。他曾尖锐地批评：“这种做法，是‘政教合一’。”
天宝这样老红军、老革命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可见叶小文们有多么狂妄！天宝曾亲口对我说：“他们把我当成了党内的统战对象。”叶小文曾经自我吹嘘：“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我和维群、斯塔我们三个人制定的，得到中央的赞成和支持。”
叶小文一个小小的局长，胆大妄为，敢于这么讲，这么做，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与“六四”以后中央领导的变更有着密切联系，与西藏根深蒂固的所谓“西南派”与“西北派”之间的斗争有着密切关系。“六四”以后，在中央统战部，在西藏，所谓“西北派”全军覆灭，“西南派”一统天下。叶小文们对当时中央的领导机构，政治格局和政治形势，做了自己的判断。因此，他们在危险地进行政治投机和政治赌博。在正常情况下，借用一句俗话：给叶小文一百个豹子胆，他也绝对不敢这么做。但是，在“六四”以后那样一个特殊的政治格局下，叶小文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掂量得失，进而决定赌一把，进行政治投机和政治赌博。充分暴露了叶小文就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一个政治赌徒。叶小文多次说过“豁出去啦！”这样的话。这不是共产党人的语言。我曾经在统战、民委系统工作多年，从来没有听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刘格平等领导人讲过这样的话。“豁出去啦！”是赌场上的话，是赌徒语言，是赌徒心态的反映。
实际上，他们否定的不只是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十世班禅，他们公开鼓吹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否定建国之初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朱维群公开说什么50年代的民族政策“过时了”，宣扬“***治藏路线”。叶小文们头脑发热，野心膨胀，要开创“西藏工作的新局面。
叶小文别出心裁，颁发什么“活佛证”，藏传佛教界的大量假活佛因此滋生
第三、在所谓“清理寺院，清理活佛”时，叶小文别出心裁，发什么“活佛证”。谁是真活佛，谁是假活佛，寺院自己不能定，高僧大德不能定，普通的僧尼大众更无权过问。由谁来决定呢？由各级宗教部门来确定。他们审定后，发给“活佛证”。
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发过什么“活佛证”。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和80年代，也没有发过。活佛不是寺院认选，僧人认证，而是由宗教局发“活佛证”来确定，叶小文成了最大的“教宗”。由此造成了一系例混乱和腐败现象。社会上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宗教界买“活佛证”，各级宗教局成了拍卖公司，叶小文是最大的老板。
他们究竟卖了多少活佛证，搞了多少钱？谁能说得清？查得清？白玛奥色和张铁林“活佛”花了多少钱？给叶小文们送了多少红包？叶小文、朱维群带头，宗教局的头头们频频地亲切接见，合影留念，究竟得了多少好处？
这几天网上、媒体在宣扬一种观点：有“活佛证”的就是“真活佛”。我说不对，拿着叶小文们颁发的“活佛证”，招摇过市，骗色骗财，盗窃寺院佛像，倒卖走私文物的“活佛”，大有人在。叶小文就是他们的后台老板。一张“活佛证”，证明不了什么。
这种情况早就引起了党内高级干部天宝、扎喜旺徐等老红军的强烈不满和尖锐批判。阿沛副委员长生前也曾多次提出不同意见。叶小文们有恃无恐，置若罔闻，不理不睬。
活佛大小与行政级别挂钩，助长了藏传佛教界的腐败现象
第四、叶小文局长对寺院进行行政化管理，定级定职，活佛分大小，规定什么县级活佛，地（州）级活佛，省级活佛，什么级别的活佛，能当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各种职务。
县级活佛为了当地（州）级活佛，地（州）级活佛为了当省级活佛，省级活佛为了进入中央机构，到处跑关系，到处送红包，社会上官商勾结，藏族地区官僧勾结，一片混乱，一片腐败。不但破坏了藏传佛教的优良传统和教规教义，玷污了藏传佛教的纯洁性，而且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一批党政干部被假活佛、假喇嘛拉下水；而另有一批党政干部，主动把他们贪婪的手伸进寺院，伸向佛教界，正如叶小文所说：“图谋在活佛角色上捞一把，以假充真、以假乱真。”一大批假活佛，假喇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腐败严重，乱象丛生，莫此为甚。
请问叶大局长，你自己捞了多少？！
2015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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