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一夫
来源：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14/04/blog-post_30.html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
由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坚持和努力，"西藏问题"仍然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议题，只要这个议题还存在，藏文化就没有灭亡，藏民族复兴的希望仍然存在。但是，对于藏人来说，必须处理好严峻的救亡和革新的关系问题。
西藏比中国晚了整整六十多年
"西藏问题"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专用名词，在上世纪的前五十年，专指西藏的政治地位问题，在中共政府统治西藏后，又增加了藏民族的政治权利和藏区的人权问题。关于西藏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外面的人，按照外部世界的观念，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西藏。藏人自己的想法和感情，藏民族内部观念的波澜起伏，不是西藏问题讨论的主角。即使是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也必须用当代西方政治的学术规范来加入国际学界对西藏问题的研讨，才能被世人所知。于是，至今为止，说起西藏问题，人们仍然只说西藏三区的政治地位问题、藏区的人权问题、中国政府的对藏政策问题。藏人自己怎么看待藏民族的百年遭遇，藏人在藏民族自己的生存境遇中，从藏人自己的视角所呈现的"西藏问题"又是怎样的呢？
1904年荣赫鹏入侵拉萨，第一次打开了西藏的大门，在西藏近代史上的意义，相当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两个民族都经历了一步一步认识世界并重新思考自身未来的痛苦过程，所不同的是，西藏比中国晚了整整六十多年，而被迫先行一步的中国，已经反过身来，也以帝国的名义来敲打西藏的大门。相比1950年的大兵压境，荣赫鹏的入侵只是一个轻微的"morning call"。一百年后回头看，今天我们只能扼腕叹息，二十世纪初的藏人，为什么醒得那么晚，那么慢？
但是，就像晚清中国有维新派和革命家一样，西藏也不是没有蓦然惊醒的人。第一个意识到新时代正在逼近雪域佛国的人，正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而把国际政治常识教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是英帝国的官员查尔斯·贝尔。中国辛亥革命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的流亡中返回拉萨，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架设桥梁、引进邮电、革新币制，进口新式武器、训练新式军队，派遣青年贵族远渡英伦，开办新式学校。改革过程之曲折和艰难，几乎是在重演晚清维新变革运动的剧本，可惜的是，那时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保护者，也不是先行先学的老师，而成为藏人的对手和强邻。
藏人革新派没机会放手施展其抱负
十三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西藏欲图赶上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努力宣布夭折。我们无从知道"伟大的十三世"晚年的心境，从仅有的点滴资料推测，他是心怀忧虑离开这个世界的。他知道，外部世界正在起着惊天动地的变化，而这场变化对高原藏人来说，将是无处逃避的灾难。他是忧伤的，焦急的，可是他也无可奈何。同样焦急和忧伤的，是藏民族中少数惊醒了的精英。他们中，有果敢精干的老贵族擦绒，有新一代的噶厦僧俗官员如索康、夏格巴，有惊世骇俗的安多僧人根敦群培，有康巴商人邦达仓家族的兄弟，有模仿中国国民党的西藏革命党人，也有热情而虔诚的共产主义者平措汪杰和他的东藏民青的青年战友们。
这一代藏人精英，身份地位不同，各有不同的政治观念，他们互相之间的差异似乎一目了然，但是，我们在半个多世纪后回头看他们，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鲜明地浮现了出来。他们是曾经封闭的藏民族中，率先面对外部世界，面向现代性的民族精英。他们的第一个共同点是，都向外部世界寻找思想资源，因为他们都看到，面对日益紧迫的变化，藏人社会内部缺乏因应这种变化的资源。也就是说，他们都看到了，藏民族的未来生存，离不开改革，而改革必须以开放为前提。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地位、经历和所处的区域，他们各自向外部寻找老师，后来的人们把他们叫做"亲英派"、"亲中派"、"国民党派"、"共产国际派"等等，都是从外部视角来看他们。如果站在藏人的视角看，他们其实都是藏民族的"革新派"。
可惜的是，在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藏人革新派没有机会放手施展自己的抱负，而一千多年前莲花生大师的预言却降临了："当铁鸟在天空飞翔，当铁马在大地奔驰，藏人将像蚂蚁一样流散世界……。"藏人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成为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被统治民族。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失去了本民族革新主导权的藏民族精英们，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怎样在亡国的处境下，寻找藏民族的生存之道。人类历史上曾经有很多民族，曾经强大，后来却突然衰落，很快消亡了。藏文化也有同样的危机。于是，二十世纪末的西藏问题，从藏民族内部看，就以救亡的主题凸现了出来，延续到今天，就是藏人内部寻求独立还是寻求自治的争论。
藏文化救亡生存离不开自身革新
但是，现代性问题是藏民族的一个更长远更带有根本性的主题。藏文化要救亡生存，离不开自身的革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从亲政起就认识到，藏民族必须开放，必须革新，只有这样才能救藏文明于危亡。他在亲政后建立的改革局，虽然由于中国政府的干预而不能施展，但是他在流亡后带领流亡社区走向现代民主政治，却取得了令世人赞叹的成绩。达赖喇嘛和桑东仁波切等藏人领袖都指出，藏人今日的困难局面，是由于当年的封闭和保守，由于藏人社会未能及时更新和开放。
今天，由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坚持和努力，"西藏问题"仍然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议题，只要这个议题还存在，藏文化就没有灭亡，藏民族复兴的希望仍然存在。但是，对于藏人来说，不得不向自己提出这样严峻的问题：如果目前的处境持续下去，再持续二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二百年，藏人怎样保护自己的文化不致衰落？如果藏人明天就得到了民族自决的权力，藏民族能不能建设起一个开明的、现代化的文明社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无论将发生什么，今天的藏人应该为将来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就是藏人自己的"西藏问题"。外人是不会来考虑和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没有这个切肤之痛，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力。这是藏人自己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要处理好救亡和革新的关系，为此，必须从更长远的时间尺度来看民族文化的生存。这其实不是一个新问题，世界上其他很多民族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一百年来藏人的民族精英也在探索和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是今天回顾和纪念百年来藏民族精英的现实意义。
此文发稿前，闻悉西藏共产党创始人平措汪杰先生于3月30日逝世。谨以此文沉痛悼念西藏现代化道路上的先行者、藏汉友好的坚定倡导者、我的忘年好友、巴塘人平措汪杰。
星期三, 4月 30, 2014
高傲的叛国者：平措汪杰以及流亡社会对他的称颂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来源：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hk/2014/04/blog-post_30.html
原文：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14/04/03/phuntsok-wangyal-and-the-arrogance-of-treason/
佛陀和耶穌都曾經說過，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臉，就將右臉也伸給他。但是，迄今為止也沒有人曾經說過，如果有人強暴你，你容忍強暴者并且對他倾注愛意和贊許也是一件正當的事情（请原谅我以此为例）。
那么為何這些天來流亡政府（CTA）和其他流亡團體都對巴塘人平措汪杰的去世給予了如此多的哀悼？且不管他是一位多么“迷人”的人、多么“優秀的共產黨員”或是“達賴喇嘛的朋友”，博巴們必須記得汪杰是中國軍隊入侵圖伯特的時候走在前列的大人物。他不是字面意義上所說的中立的或被動的“向導”，而是親身介入了入侵圖伯特的籌劃和組織，在他的自傳中對此都自證其實。事實上，他承擔了組織騾子和牦牛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通過康區運輸物資的關鍵任務。如果沒有這些運輸，連入侵行動都難以進行，因為當時汽車公路尚未建造。
我無意為這個妄自尊大、自欺欺人和頭腦簡單的可憐蟲訴諸任何筆墨。對于我們的文明所遭受的摧殘和我們的人民所遭受的超過百萬的生靈涂炭，他都有功于其中。這實在是令人沮喪。不過不管怎樣，還是有資深印度記者和圖伯特的友人維賈依·卡倫蒂（Vijay Kranti）在“故鄉網”發表了一篇出色的文章《另类悼词》“alternate tribute”，反駁了達蘭薩拉在這個問題上的“奴性思維”。這絕對是一篇值得一讀的文章。
我在此給諸位提供一段我八年前的一篇文章的摘錄，這篇文章由四個部分組成，內容有關圖伯特語言的現代化問題。我想這段文章（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為平措汪杰的叛國行為提供一個政治心理分析，當然同時還針對他的那些當今崇拜者們为他进行的可笑的“偽理智”（ pseudo-intellectual）和“偽革命”（ pseudo-revolutionary）的辯解。
“最近出版的，由梅因戈爾斯坦主筆的平措汪杰傳記《圖伯特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他的政治生涯》，基本上堪稱是一部為左派分子歌功頌德的‘圣徒傳’，盡管行文風格比較低調。其中并沒有對平措汪杰的性格和他背叛祖國和同胞的動機進行認真剖析。事實上，貫穿全書的是一種親密的感覺，因為戈爾斯坦一直稱平措汪杰為‘平汪’，而這是在家人和朋友之間使用的愛稱。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民族主義者、詩人、科學家以及達賴喇嘛的朋友（達賴喇嘛稱他為“忠心耿耿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是一位殉道者——主要是由于試圖拯救圖伯特人民，而被偽馬克思主義者陰謀構陷遭受了長達18年的牢獄之災。此書并非一部非常高明的著作。《紐約書評》登載了一篇相當不乏溢美之词的評論文章，在文章的結尾，作者喬納森·米爾斯基（Jonathan Mirsky，中文名梅兆贊）指出：戈爾斯坦和他的合著者，……‘沒能看出平汪以忠誠的列寧主義方式支持中國在西藏的權威本身所蘊含的諷刺意味，其實當時馬克思主义和列寧主義在中國已經日漸過時……’而‘……無論是平汪還是傳記作者們，都不愿意直截了當地指出中國是在以暴力為后盾的沙文主義統治西藏。’
“檢視平措汪杰的生平和思維模式，有助于理解在‘進步’和‘改革’的名義之下，有些人是如何地任由自己不仅仅是对一种语言而是对整个文化和社会造成极大伤害。汪杰是典型的这样一种干部，他研究并信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便是对自己知之甚少的问题也敢于信心满满地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
“有关于他的个性，一个怪异而富有启发性的例证是平措汪杰的煌煌巨著《天体新探：月球存在液态水》（外语出版社，北京，2002。在美国可以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站免费获取）。汪杰从监狱获释后写作了这本书，体量相当巨大，用小号字印刷还长达500多页。他宣称此书是有关宇宙的科学论述，虽然参考了哥白尼、美国宇航局以及当代一些西方科学家的理论，但是最终导致‘证明’月球蕴藏液态水的思想‘有力武器’是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准确的说是他们的‘辩证法’。书名中对于‘液态’的强调有着有趣的象征意义。去证明月球存在‘固态’水或许更加容易一些，但是这样的保守和妥协是没有必要的。这种辩证法拥有足够的力量证明你想证明的一切。
“在谈话和采访中，平措旺杰一直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一切科学之母’和‘所有科学的终极科学’。无论现在在我们看来是多么的匪夷所思，他的这种想法的确是出自马克思科学专制主义的伟大传统。来自阿塞拜疆的半文盲农民、斯大林的首席农业专家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 Lysenko）也曾运用过这一传统。他是‘斯大林自然改造大计划’（ The Great Stalin Pla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的始作俑者，这个计划实际上导致了苏联的‘大饥荒’。在中国，毛泽东的‘红色专家’和‘赤脚科学家’，在中国自己头号‘李森科式’的专家乐天宇的率领下，要求农民深耕（有时深达10英尺），并且进行‘龙鳞式’密集种植，还有其他一些疯狂行为。其结果是中国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死亡人数高达3000万至6000万。
“平措汪杰对宇宙的论述中充满了各种奇怪的和难以辨识的图表和表格，好像中世纪炼金术指南里面的插图，这些材料似乎更能揭示作者真实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和他的理论有关的科学信息。人们或许会觉得有必要对平措汪杰先生进行某种心理分析。甚至在经历官方的迫害、妻子自杀和自己深陷牢狱18年之后，平措汪杰对马克思、毛泽东和周恩来依然一片忠心。他这样表明自己的信念：‘无论发生什么，我一直坚定不移地相信，总有一天最高领导人会了解我案子的细节。我认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有关我过去所作所为问题上，我相信是汪峰和其他一些人对他们撒了谎。我一直抱有一线希望，期望有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会明白我是无辜的并下令释放我。’
我必须承认，通过回想早年阅读过的一部政治小说中的类似描述，我也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汪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非同寻常的忠心耿耿。《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是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代表作，几乎直接取材于1930年代斯大林的那些审判秀，描述了对老布尔什维克卢巴雪夫（V.S. Rubashov）的监禁、审判和处决。尽管一个是小说，一个是真实生活，但是这两份回忆的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卢巴雪夫和平措汪杰对党和领袖的忠诚是何等地坚定不移，尽管事实上他们的领袖、党和信念早已残忍地背叛了这两位老党员。在卢巴雪夫的案件中，他到最后甚至承认了那些无中生有的罪行。汪杰没有认罪，而是采取了一个更加便捷的自欺欺人的行为——将自己的遭遇归咎于那些小官员，而不是已经被偶像化的“伟大的舵手”本人。达赖喇嘛在《流亡中的自在》一书中，曾以赞许的口吻提到此事。乔治·奥威尔在评论库斯勒的小说时写道，他相信卢巴雪夫和其他类似的人“已经被他们所效忠的革命所腐蚀”，“对党的习惯性忠诚”已经摧毁了他们的道德和精神。
“库斯勒在小说中还暗指，如果卢巴雪夫掌权，也不会比那些现在迫害他的人更好——我想这个观点也可以稳妥地适用于汪杰。米兰·昆德拉在写到自己的童年时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总是把那些从政治犯监狱释放回来的人理想化。后来我发现绝大多数受害者也曾经是施害者。行刑者和受害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非常复杂。’汪杰固执的自以为是并没有因为18年的酷刑和单独监禁而受到损害——没有因悔恨而受到触动，没有因一点点怀疑而蒙上阴影——他引领敌对的外国侵略军进入他自己的祖国，也因此而对图伯特所遭遇的种族与文化灭绝以及正在遭受的压迫与剥削，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回到语言‘改革’问题上，或许应该注意，从保守的拉萨中心观点上看，平措汪杰、降边嘉措、喜饶嘉措和其他一些人都是主要是周边地区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强烈的（在社会、经济和语言方面）反对拉萨统治精英的倾向。尽管那些图伯特共产党人提出了‘改革与进步’等崇高口号，但他们的议程中很明显有相当大的报复成分。然而，唯一说不通的事情是，由于巴塘，尤其是安多地区，长年处于中国的行政管辖之下，我们的革命家们和他们的亲戚朋友，无论在早先遭受了什么样的不公与苦难，都无疑是由中国政府所造成，肯定不是来自于拉萨政府。
“有人或许从汪杰故作学术的姿态中，能隐约看到毛泽东的影子——这位乡村学者一生怨恨北京和上海的那些杰出作家和知识分子。或许这只是一闪而过的印象，但是毛泽东主义者，尤其是毛泽东主义的领袖们主要是一些乡土学者、二流诗人和落第文人，他们热衷于装腔作势到了让人难受的地步——从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到秘鲁的古斯曼，到尼泊尔的普拉昌达同志。”
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来源：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hk/2014/04/blog-post_30.html
原文：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14/04/03/phuntsok-wangyal-and-the-arrogance-of-treason/
佛陀和耶穌都曾經說過，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臉，就將右臉也伸給他。但是，迄今為止也沒有人曾經說過，如果有人強暴你，你容忍強暴者并且對他倾注愛意和贊許也是一件正當的事情（请原谅我以此为例）。
那么為何這些天來流亡政府（CTA）和其他流亡團體都對巴塘人平措汪杰的去世給予了如此多的哀悼？且不管他是一位多么“迷人”的人、多么“優秀的共產黨員”或是“達賴喇嘛的朋友”，博巴們必須記得汪杰是中國軍隊入侵圖伯特的時候走在前列的大人物。他不是字面意義上所說的中立的或被動的“向導”，而是親身介入了入侵圖伯特的籌劃和組織，在他的自傳中對此都自證其實。事實上，他承擔了組織騾子和牦牛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通過康區運輸物資的關鍵任務。如果沒有這些運輸，連入侵行動都難以進行，因為當時汽車公路尚未建造。
我無意為這個妄自尊大、自欺欺人和頭腦簡單的可憐蟲訴諸任何筆墨。對于我們的文明所遭受的摧殘和我們的人民所遭受的超過百萬的生靈涂炭，他都有功于其中。這實在是令人沮喪。不過不管怎樣，還是有資深印度記者和圖伯特的友人維賈依·卡倫蒂（Vijay Kranti）在“故鄉網”發表了一篇出色的文章《另类悼词》“alternate tribute”，反駁了達蘭薩拉在這個問題上的“奴性思維”。這絕對是一篇值得一讀的文章。
我在此給諸位提供一段我八年前的一篇文章的摘錄，這篇文章由四個部分組成，內容有關圖伯特語言的現代化問題。我想這段文章（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為平措汪杰的叛國行為提供一個政治心理分析，當然同時還針對他的那些當今崇拜者們为他进行的可笑的“偽理智”（ pseudo-intellectual）和“偽革命”（ pseudo-revolutionary）的辯解。
“最近出版的，由梅因戈爾斯坦主筆的平措汪杰傳記《圖伯特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他的政治生涯》，基本上堪稱是一部為左派分子歌功頌德的‘圣徒傳’，盡管行文風格比較低調。其中并沒有對平措汪杰的性格和他背叛祖國和同胞的動機進行認真剖析。事實上，貫穿全書的是一種親密的感覺，因為戈爾斯坦一直稱平措汪杰為‘平汪’，而這是在家人和朋友之間使用的愛稱。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民族主義者、詩人、科學家以及達賴喇嘛的朋友（達賴喇嘛稱他為“忠心耿耿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是一位殉道者——主要是由于試圖拯救圖伯特人民，而被偽馬克思主義者陰謀構陷遭受了長達18年的牢獄之災。此書并非一部非常高明的著作。《紐約書評》登載了一篇相當不乏溢美之词的評論文章，在文章的結尾，作者喬納森·米爾斯基（Jonathan Mirsky，中文名梅兆贊）指出：戈爾斯坦和他的合著者，……‘沒能看出平汪以忠誠的列寧主義方式支持中國在西藏的權威本身所蘊含的諷刺意味，其實當時馬克思主义和列寧主義在中國已經日漸過時……’而‘……無論是平汪還是傳記作者們，都不愿意直截了當地指出中國是在以暴力為后盾的沙文主義統治西藏。’
“檢視平措汪杰的生平和思維模式，有助于理解在‘進步’和‘改革’的名義之下，有些人是如何地任由自己不仅仅是对一种语言而是对整个文化和社会造成极大伤害。汪杰是典型的这样一种干部，他研究并信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便是对自己知之甚少的问题也敢于信心满满地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
“有关于他的个性，一个怪异而富有启发性的例证是平措汪杰的煌煌巨著《天体新探：月球存在液态水》（外语出版社，北京，2002。在美国可以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站免费获取）。汪杰从监狱获释后写作了这本书，体量相当巨大，用小号字印刷还长达500多页。他宣称此书是有关宇宙的科学论述，虽然参考了哥白尼、美国宇航局以及当代一些西方科学家的理论，但是最终导致‘证明’月球蕴藏液态水的思想‘有力武器’是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准确的说是他们的‘辩证法’。书名中对于‘液态’的强调有着有趣的象征意义。去证明月球存在‘固态’水或许更加容易一些，但是这样的保守和妥协是没有必要的。这种辩证法拥有足够的力量证明你想证明的一切。
“在谈话和采访中，平措旺杰一直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一切科学之母’和‘所有科学的终极科学’。无论现在在我们看来是多么的匪夷所思，他的这种想法的确是出自马克思科学专制主义的伟大传统。来自阿塞拜疆的半文盲农民、斯大林的首席农业专家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 Lysenko）也曾运用过这一传统。他是‘斯大林自然改造大计划’（ The Great Stalin Pla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的始作俑者，这个计划实际上导致了苏联的‘大饥荒’。在中国，毛泽东的‘红色专家’和‘赤脚科学家’，在中国自己头号‘李森科式’的专家乐天宇的率领下，要求农民深耕（有时深达10英尺），并且进行‘龙鳞式’密集种植，还有其他一些疯狂行为。其结果是中国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死亡人数高达3000万至6000万。
“平措汪杰对宇宙的论述中充满了各种奇怪的和难以辨识的图表和表格，好像中世纪炼金术指南里面的插图，这些材料似乎更能揭示作者真实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和他的理论有关的科学信息。人们或许会觉得有必要对平措汪杰先生进行某种心理分析。甚至在经历官方的迫害、妻子自杀和自己深陷牢狱18年之后，平措汪杰对马克思、毛泽东和周恩来依然一片忠心。他这样表明自己的信念：‘无论发生什么，我一直坚定不移地相信，总有一天最高领导人会了解我案子的细节。我认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有关我过去所作所为问题上，我相信是汪峰和其他一些人对他们撒了谎。我一直抱有一线希望，期望有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会明白我是无辜的并下令释放我。’
我必须承认，通过回想早年阅读过的一部政治小说中的类似描述，我也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汪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非同寻常的忠心耿耿。《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是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代表作，几乎直接取材于1930年代斯大林的那些审判秀，描述了对老布尔什维克卢巴雪夫（V.S. Rubashov）的监禁、审判和处决。尽管一个是小说，一个是真实生活，但是这两份回忆的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卢巴雪夫和平措汪杰对党和领袖的忠诚是何等地坚定不移，尽管事实上他们的领袖、党和信念早已残忍地背叛了这两位老党员。在卢巴雪夫的案件中，他到最后甚至承认了那些无中生有的罪行。汪杰没有认罪，而是采取了一个更加便捷的自欺欺人的行为——将自己的遭遇归咎于那些小官员，而不是已经被偶像化的“伟大的舵手”本人。达赖喇嘛在《流亡中的自在》一书中，曾以赞许的口吻提到此事。乔治·奥威尔在评论库斯勒的小说时写道，他相信卢巴雪夫和其他类似的人“已经被他们所效忠的革命所腐蚀”，“对党的习惯性忠诚”已经摧毁了他们的道德和精神。
“库斯勒在小说中还暗指，如果卢巴雪夫掌权，也不会比那些现在迫害他的人更好——我想这个观点也可以稳妥地适用于汪杰。米兰·昆德拉在写到自己的童年时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总是把那些从政治犯监狱释放回来的人理想化。后来我发现绝大多数受害者也曾经是施害者。行刑者和受害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非常复杂。’汪杰固执的自以为是并没有因为18年的酷刑和单独监禁而受到损害——没有因悔恨而受到触动，没有因一点点怀疑而蒙上阴影——他引领敌对的外国侵略军进入他自己的祖国，也因此而对图伯特所遭遇的种族与文化灭绝以及正在遭受的压迫与剥削，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回到语言‘改革’问题上，或许应该注意，从保守的拉萨中心观点上看，平措汪杰、降边嘉措、喜饶嘉措和其他一些人都是主要是周边地区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强烈的（在社会、经济和语言方面）反对拉萨统治精英的倾向。尽管那些图伯特共产党人提出了‘改革与进步’等崇高口号，但他们的议程中很明显有相当大的报复成分。然而，唯一说不通的事情是，由于巴塘，尤其是安多地区，长年处于中国的行政管辖之下，我们的革命家们和他们的亲戚朋友，无论在早先遭受了什么样的不公与苦难，都无疑是由中国政府所造成，肯定不是来自于拉萨政府。
“有人或许从汪杰故作学术的姿态中，能隐约看到毛泽东的影子——这位乡村学者一生怨恨北京和上海的那些杰出作家和知识分子。或许这只是一闪而过的印象，但是毛泽东主义者，尤其是毛泽东主义的领袖们主要是一些乡土学者、二流诗人和落第文人，他们热衷于装腔作势到了让人难受的地步——从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到秘鲁的古斯曼，到尼泊尔的普拉昌达同志。”
星期三, 3月 12, 2014
走在中间道路上的中间人——平措汪杰和他的政治遗言
作者：丁一夫
来源：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14/03/blog-post_11.html
西藏共产党创始人丶如今中共内部资历最深丶年龄最大的老资格共产主义者平措汪杰（平汪）先生在今年两会开幕之际出版了他近年一系列理论着作的压轴之作——《平等团结路漫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反思》。出生於1922年，92足岁生日已过的平汪非常重视他这本33万多字的文集，将其称之为“我的政治遗言”。这是一位老革命家留给子孙後代的嘱咐。对於没有经历过上世纪的风云变幻和国家与民族灾难的年轻人来说，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但是，这本书值得每个注重中国民族问题的人留意。这是一本在历史上留得下来的书。
平措汪杰是巴塘人。巴塘属於藏人所说的“西藏三区”中的“康”，平汪就是典型的康巴汉子。在他儿时，巴塘名义上是在国民政府治下，实际上当时军阀混战，巴塘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地盘。那时巴塘有国民政府办的新式学校，也有外国传教士办的华西学校，巴塘少年能在那里学英语。那时的巴塘人要争取的是“康人治康”。少年平汪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内地，先要赶着牦牛走到打箭炉，即现在的康定，然後到大足，再坐船顺长江而下。後来，平汪进了国民政府政治学校特地设立的蒙藏班。青年平措汪杰勤奋好学，精通汉藏英文，会唱歌，会弹琴，醉心於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熟知上世纪上半叶的汉丶藏丶康之间的复杂关系。
1939年，平汪发起成立了藏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作为西藏共产党的创始人，他联系过中国共产党丶苏联共产党，还亲自前往印度联系了印度共产党。他在拉萨从事革命宣传，和各类开明的改革派人士都有接触，也和拉萨政府中的开明贵族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有整整十年的时间，他们这些西藏共产党人孤军奋战，宣传西藏的变革，直至保守的西藏政府把他逐出了拉萨。1949年，中共在取得全国胜利，即将进入西藏以前，才主动联系西藏共产党，把他们这些青年西藏革命者吸纳到了中共之中。朱德亲自打电报联系平汪，要求平汪在解放军进藏的过程中提供至关紧要的协助。
平汪的西藏共产党组织，为中共入藏派出了一百多个热情能干的藏族干部。平汪亲自组织了解放军入藏需要的几十万头骆驼丶牦牛和骡子。这个时候，平汪还不到三十岁，却已经是超过十年革命史的老资格革命家，有相当扎实的共产主义理论修养，经受过革命考验，共产党相信他。他又是一个熟悉西藏政治丶社会丶文化，和西藏各界有广泛人脉联系的藏人。他在中共和西藏僧俗之间，两边都能接受他。他是两边交往的时候，不可替代的中间人。
昌都战役之後，西藏政府噶伦阿沛•阿旺晋美被解放军俘虏。平汪向解放军提出，不能把阿沛当成一般的俘虏，要尊重他，参照西藏贵族的礼节和待遇来对待他。後来中国政府和西藏谈判，获得礼遇的阿沛•阿旺晋美担任西藏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在谈判和签订十七条协议的过程中，平汪担任翻译，起了非常重要的调解作用。有一次谈判几乎破裂的时刻，平汪利用翻译上的灵活之处，搁置危机，灵活弥补分歧，成功地把两边又请回了谈判桌。所以，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後庆祝的时候，中国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要举杯提议为平汪乾杯。
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後，平汪随着第一批解放军进入了拉萨。他作为中共西藏工委中唯一的藏族委员，又承担了中共和达赖喇嘛之间的翻译。他非常尊重达赖喇嘛，认为有达赖喇嘛作为藏民族的政教领袖，中国政府又信任达赖喇嘛，藏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前途是光明的。达赖喇嘛也很器重和信任平汪。达赖喇嘛後来在自传中不止一次提到平汪。六十多年後，去年我采访达赖喇嘛的时候，尊者还回忆起当年平汪对尊者说起自己第一次见到达赖喇嘛的时候，达赖喇嘛还是一个小孩，现在达赖喇嘛是藏民族的青年领袖了，正在领导藏民族走向一个先进的社会，平汪说着说着，竟感动得潸然泪下。而达赖喇嘛在後来与中共关系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一直认为，只要中共继续信任平汪，只要有平汪这样的藏族共产党人在拉萨代表中共，问题总会解决。
1956年後，中共决定在四省藏区, 即藏人传统的康和安多地区，展开“民主改革”，激起藏人反抗，中共实行称为“平叛”的严酷军事镇压，随着数万难民逃到西藏，“平叛”的战火也烧到了西藏。从此，中共的西藏政策走上了一条激进的暴力之路。这时候，平汪这样作为中间人的共产党人，就成为极左政策的妨碍。平汪从1957年起受到无理整肃，1960年被逮捕，关入秦城监狱，单独监禁十八年，妻亡子散。
文革结束後，1978年，平汪出狱。在胡耀邦丶赵紫阳主政期间，得到平反的平汪又起到了汉藏中间人的作用。当达赖喇嘛派出的代表团访问的时候，平汪又一次成为两边都信任的人。在以後的几十年里，平汪虽然谢绝了胡耀邦要他到拉萨担任自治区主席的提议，专心完成他在狱中思考的哲学着作，但是从没有停止对中央的西藏政策提出谏言。
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政治上失利之後，中共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完全放弃了胡耀邦时期第一丶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确定的方针，极左派盘踞西藏工作的职位，中国政府公开与达赖喇嘛决裂，以达赖喇嘛为敌。任何人只要不按照中共的调子恶劣地污蔑谩骂达赖喇嘛，就有可能被扣上“藏独”的帽子，有身家性命之虞。在班禅大师圆寂之後，中国大地上几乎没有人敢公开赞扬达赖喇嘛了。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老资格的西藏共产党人平措汪杰。在阿沛•阿旺晋美去世後，藏人中能够将自己的声音达到中共最高层的有分量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平汪是唯一的一个，以藏人对嘉瓦仁波切的恭敬态度，自始至终认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理念和方针，公开赞扬达赖喇嘛无与伦比的高尚人格，一再地强调，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一把钥匙，把达赖喇嘛请回来，西藏问题就解决了。他还以对待达赖喇嘛的态度来评价他的同事朋友，包括他当年带出来的藏族革命者。他是共产党人中公开表示和达赖喇嘛站在一起的人。
从青年时代起，平汪就是一个理论家。他是认真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藏人。在单独囚禁的日子里，他也没有放弃他的理论思考。出狱後，他完成了几部哲学着作。在民族问题上，他也有精深的理论研究，对於中国民族关系的思考，他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他想对中共领导，也想对那些反对他攻击他的共产党同事们说，你们现在的西藏政策错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他迫切地希望能和他们讨论辩论。而现在治藏的众多汉藏干部们，却不敢迎接他的理论挑战，他们只能回避他。
西藏共产主义第一人平措汪杰一年一年地老了。老年平汪看到的是，藏区局势越来越紧张，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藏人的自焚成为人类史上罕见的惨剧。他把他对西藏问题的思考写了下来，他一次一次地向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上书，他认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年迈的平汪又一次地承担起藏人和中共之间对话的中间人。这些文字结合成集，就是我们面前这本书——《平等团结路漫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反思》。
来源：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hk/2014/03/blog-post_11.html
西藏共产党创始人丶如今中共内部资历最深丶年龄最大的老资格共产主义者平措汪杰（平汪）先生在今年两会开幕之际出版了他近年一系列理论着作的压轴之作——《平等团结路漫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反思》。出生於1922年，92足岁生日已过的平汪非常重视他这本33万多字的文集，将其称之为“我的政治遗言”。这是一位老革命家留给子孙後代的嘱咐。对於没有经历过上世纪的风云变幻和国家与民族灾难的年轻人来说，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但是，这本书值得每个注重中国民族问题的人留意。这是一本在历史上留得下来的书。
平措汪杰是巴塘人。巴塘属於藏人所说的“西藏三区”中的“康”，平汪就是典型的康巴汉子。在他儿时，巴塘名义上是在国民政府治下，实际上当时军阀混战，巴塘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地盘。那时巴塘有国民政府办的新式学校，也有外国传教士办的华西学校，巴塘少年能在那里学英语。那时的巴塘人要争取的是“康人治康”。少年平汪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内地，先要赶着牦牛走到打箭炉，即现在的康定，然後到大足，再坐船顺长江而下。後来，平汪进了国民政府政治学校特地设立的蒙藏班。青年平措汪杰勤奋好学，精通汉藏英文，会唱歌，会弹琴，醉心於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熟知上世纪上半叶的汉丶藏丶康之间的复杂关系。
1939年，平汪发起成立了藏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作为西藏共产党的创始人，他联系过中国共产党丶苏联共产党，还亲自前往印度联系了印度共产党。他在拉萨从事革命宣传，和各类开明的改革派人士都有接触，也和拉萨政府中的开明贵族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有整整十年的时间，他们这些西藏共产党人孤军奋战，宣传西藏的变革，直至保守的西藏政府把他逐出了拉萨。1949年，中共在取得全国胜利，即将进入西藏以前，才主动联系西藏共产党，把他们这些青年西藏革命者吸纳到了中共之中。朱德亲自打电报联系平汪，要求平汪在解放军进藏的过程中提供至关紧要的协助。
平汪的西藏共产党组织，为中共入藏派出了一百多个热情能干的藏族干部。平汪亲自组织了解放军入藏需要的几十万头骆驼丶牦牛和骡子。这个时候，平汪还不到三十岁，却已经是超过十年革命史的老资格革命家，有相当扎实的共产主义理论修养，经受过革命考验，共产党相信他。他又是一个熟悉西藏政治丶社会丶文化，和西藏各界有广泛人脉联系的藏人。他在中共和西藏僧俗之间，两边都能接受他。他是两边交往的时候，不可替代的中间人。
昌都战役之後，西藏政府噶伦阿沛•阿旺晋美被解放军俘虏。平汪向解放军提出，不能把阿沛当成一般的俘虏，要尊重他，参照西藏贵族的礼节和待遇来对待他。後来中国政府和西藏谈判，获得礼遇的阿沛•阿旺晋美担任西藏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在谈判和签订十七条协议的过程中，平汪担任翻译，起了非常重要的调解作用。有一次谈判几乎破裂的时刻，平汪利用翻译上的灵活之处，搁置危机，灵活弥补分歧，成功地把两边又请回了谈判桌。所以，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後庆祝的时候，中国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要举杯提议为平汪乾杯。
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後，平汪随着第一批解放军进入了拉萨。他作为中共西藏工委中唯一的藏族委员，又承担了中共和达赖喇嘛之间的翻译。他非常尊重达赖喇嘛，认为有达赖喇嘛作为藏民族的政教领袖，中国政府又信任达赖喇嘛，藏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前途是光明的。达赖喇嘛也很器重和信任平汪。达赖喇嘛後来在自传中不止一次提到平汪。六十多年後，去年我采访达赖喇嘛的时候，尊者还回忆起当年平汪对尊者说起自己第一次见到达赖喇嘛的时候，达赖喇嘛还是一个小孩，现在达赖喇嘛是藏民族的青年领袖了，正在领导藏民族走向一个先进的社会，平汪说着说着，竟感动得潸然泪下。而达赖喇嘛在後来与中共关系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一直认为，只要中共继续信任平汪，只要有平汪这样的藏族共产党人在拉萨代表中共，问题总会解决。
1956年後，中共决定在四省藏区, 即藏人传统的康和安多地区，展开“民主改革”，激起藏人反抗，中共实行称为“平叛”的严酷军事镇压，随着数万难民逃到西藏，“平叛”的战火也烧到了西藏。从此，中共的西藏政策走上了一条激进的暴力之路。这时候，平汪这样作为中间人的共产党人，就成为极左政策的妨碍。平汪从1957年起受到无理整肃，1960年被逮捕，关入秦城监狱，单独监禁十八年，妻亡子散。
文革结束後，1978年，平汪出狱。在胡耀邦丶赵紫阳主政期间，得到平反的平汪又起到了汉藏中间人的作用。当达赖喇嘛派出的代表团访问的时候，平汪又一次成为两边都信任的人。在以後的几十年里，平汪虽然谢绝了胡耀邦要他到拉萨担任自治区主席的提议，专心完成他在狱中思考的哲学着作，但是从没有停止对中央的西藏政策提出谏言。
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政治上失利之後，中共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完全放弃了胡耀邦时期第一丶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确定的方针，极左派盘踞西藏工作的职位，中国政府公开与达赖喇嘛决裂，以达赖喇嘛为敌。任何人只要不按照中共的调子恶劣地污蔑谩骂达赖喇嘛，就有可能被扣上“藏独”的帽子，有身家性命之虞。在班禅大师圆寂之後，中国大地上几乎没有人敢公开赞扬达赖喇嘛了。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老资格的西藏共产党人平措汪杰。在阿沛•阿旺晋美去世後，藏人中能够将自己的声音达到中共最高层的有分量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平汪是唯一的一个，以藏人对嘉瓦仁波切的恭敬态度，自始至终认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理念和方针，公开赞扬达赖喇嘛无与伦比的高尚人格，一再地强调，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一把钥匙，把达赖喇嘛请回来，西藏问题就解决了。他还以对待达赖喇嘛的态度来评价他的同事朋友，包括他当年带出来的藏族革命者。他是共产党人中公开表示和达赖喇嘛站在一起的人。
从青年时代起，平汪就是一个理论家。他是认真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藏人。在单独囚禁的日子里，他也没有放弃他的理论思考。出狱後，他完成了几部哲学着作。在民族问题上，他也有精深的理论研究，对於中国民族关系的思考，他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他想对中共领导，也想对那些反对他攻击他的共产党同事们说，你们现在的西藏政策错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他迫切地希望能和他们讨论辩论。而现在治藏的众多汉藏干部们，却不敢迎接他的理论挑战，他们只能回避他。
西藏共产主义第一人平措汪杰一年一年地老了。老年平汪看到的是，藏区局势越来越紧张，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藏人的自焚成为人类史上罕见的惨剧。他把他对西藏问题的思考写了下来，他一次一次地向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上书，他认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年迈的平汪又一次地承担起藏人和中共之间对话的中间人。这些文字结合成集，就是我们面前这本书——《平等团结路漫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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