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建宇：北京的反恐论述不符合新疆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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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10周年。2009年6月底，广东韶关某工厂发生的一起汉人与维吾尔人斗殴事件引发连锁反应，几天后演变成一场严重的族群暴力冲突。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字，这起事件共造成197人死亡，另有1721人受伤。此后十年，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监控日渐加强，封锁信息流通的同时，近年来更有国际媒体和人权团体披露，大批维吾尔人被非法关入一些再教育营。中国政府一度否认这些再教育营存在之后，承认在当地建立的是所谓职业培训中心。无论名称如何，这些封闭的中心关押的人数可能至少有上百万人。如此规模的非法拘押吸引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十年前的七五事件对中央政府的新疆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何理解中国新疆政策十年来的演变？新疆境内的反恐形势是否如当局所说那样严峻？我们电话采访了一直关注新疆问题的台湾中亚学会秘书长、目前在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任教的侍建宇先生。

七•五事件是一个分水岭

法广：2019年是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十周年。十年后再回首，这次事件究竟是一次什么性质的事件呢？这次事件对中央政府的新疆政策有什么影响？

侍建宇：（政策）当然已经有了一些变动、一些调整。我想分几点来说。

如果从当地的情形来看，2009年的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过去，尽管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国的管治、统治可能有一些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但是当地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并不是那么恶劣。但在七五事件之后，新疆社会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变得非常清楚了。这是2009年七•五事件最重要的一点。当时，中国政府对应的策略，一方面是派遣张春贤担任党委书记，开始用怀柔策略，另一方面主要是想用经济发展的方法，来调试民族问题。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它认为七•五事件基本上是由于经济发展造成当地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后果。这是北京的角度看。北京认为，从１９７８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确在当地造成贫富不均，所以想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矛盾。可是，事实上问题并不是那么单纯。经济矛盾当然有，但是也不能忘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民族问题存在。当地少数民族感觉，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９年七•五事件发生的时候，当地的汉族移民和当地政府并没有好好地照顾他们，社会问题就转变成了民族问题。而这种民族问题基本上到七•五事件发生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重新调整过来。

北京当然希望用经济的方法去调整，但似乎成效一直不好。

后来，我们都知道，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新疆各种暴力事件频繁不断。再加上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开始，新疆当地少数民族大规模向外迁徙，经过中南半岛，也就是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往土耳其方面移动。人数规模非常大，至少有两万人。

这个情形之后，北京发现情况不如当初预期，也就是在西部的跳跃式发展的经济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可能自２０１６年开始，就有了新疆再教育中心的设计。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解决。

当然，从２００９年的乌鲁木齐事件，到现在（的发展）来看的话，这些再教育中心的设立，对于北京政府来讲，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的措施，它必须要通过这样方式来维持当地社会的稳定。但从当地人民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一种不公平、也不人道的做法。

法广：为什么中央政府以发展当地经济为主的措施没有奏效？

侍建宇：这又牵扯到几个问题。在２０１０年张春贤接任新疆党委书记之后，他使用的一些政策可能使得当地原来的统治阶级，也就是政府的干部不适应，完全没有办法知道怎么样去用怀柔政策统治当地。同时，中国从东部调用很大经济资源往西部流动的时候，这些资源是不是能够公平地、适当地分配到应该照顾的人身上，好像也不是那么成功。所以，这个策略到２０１４年的时候就完全失败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的时候，当地几乎每个月都有暴力事件发生。这就牵扯到当地干部可能完全放松了管治，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怀柔”，就干脆不管了，产生了某种怠工的情形。甚至当时还产生了各种阴谋论。再加上当时有很多伊斯兰教（思潮）从外部传入，（当地）基本上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又有那么多人向外迁徙，这都已经被证实了。所以，２０１４年，中央的一次工作会议决定，这个政策推不下去了。事后我们也发现，张春贤被换掉了。现在的党委书记陈全国上台，开始了现在这种全面的再教育中心政策的实施。

中国政府的反恐论述不符合当地真实情况

法广：2013年、2014年开始有大批维吾尔族人向外迁徙，这些迁移的流向是哪些地方？他们只是想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生活的环境呢？还是也有人流向了一些，比如冲突严重的地区？

侍建宇：向外迁移的原因很多。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对当地的社会生活环境不满，希望找到另外的好的生存地方。在一般维吾尔族人的心目中，可能土耳其是最好的去处。当然，他们到那里之后，可能不再这么认为，但在向外移出的时候，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很多人迁往土耳其。还有很少一部分人可能因为过去二、三十年受到了某些不公平对待，心怀对政府的不满，就加入了叙利亚反抗军的一些运作，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战场出现。

法广：再教育营措施和中央政府的反恐措施、和打击极端势力的政策有怎样的关联？

侍建宇：中国可能从（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之后，都是用反恐的话语论述，来讨论新疆的社会不安定情况。这不完全正确。因为在２０００年的时候，或许有很少部分人，大约几十个人，加入巴基斯坦或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但人数非常、非常少。那时候根本没有太多维吾尔武装分子存在。但中国通过联合国、通过美国，加入全球反恐战争的话语论述之后，把（新疆）问题往这边推，实际上这并不符合当地的真实情况。２００９年的七•五事件，因为是一次暴力冲突，政府又往这个话语论述上推，说有很多的恐怖分子……当时所指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这个组织。但这个组织事实上并不是我们所了解的定义上的恐怖组织。

这种论述一直延续到现在。对于那些再教育中心，中国政府依然说这是反恐措施，要想办法把这些所谓被恐怖主义影响的老百姓去极端化。当然，这种“去极端化”非常狭义，主要是针对他们的伊斯兰宗教信仰。但是，信伊斯兰教的人是不是都是恐怖分子？当然不是。只是中国政府在２０１４年以后，一直用这样的话语论述，来讨论再教育营的内容。

我们不能否认，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开始有人向土耳其、叙利亚等地流动迁徙的时候，有些人加入了叙利亚反抗军的战场，也有非常少的人进入了所谓的伊斯兰国武装的阵地。的确有这些人存在。可是，这些人到底有多少能力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这是值得质疑的。毕竟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有非常致命的威胁或攻击产生，反而是叫嚣的成分、国际宣传的成分、威吓的成分，大于实质的危害。这才是现实状况的描述。

法广：伊斯兰国武装节节败退的形势，造成不少圣战分子回流。这种形势与中国政府近年来大批关押维吾尔人的行动是否有什么关联？

侍建宇：这也不是很正确的说法。因为（圣战分子）回流很可能，需要经过层层关卡，各个国家的层层管制，并不是那么容易往中国回流、流窜。有些人可能流窜到东南亚，比如菲律宾南部或印尼等地。但人数也是非常少，能流窜会中国的更是极少数，真正的问题可能还是停留在叙利亚和土耳其。但是，中国以此作为总政策论述，来把再教育中心、再教育营政策合理化。

用反恐的论述当然有点太过夸张，不过，新疆伊斯兰教的发展可能的确对中国政府造成了一些“冲击”。我这里说的“冲击”是抽象的冲击，不是实质的损害。中国政府感觉没有办法管治这样的宗教形式发展，所以开始使用一种更极端的方法，想让他们把所有的伊斯兰宗教的运作和信仰方式全面去除掉。比如不许他们蓄留胡子，不准他们做礼拜，甚至还有消息传出来说强迫他们喝酒、吃猪肉、不准封斋等等。想用再教育营，告诉他们不能这样信仰宗教……这与其说是去极端化，不如说是去伊斯兰化，或去宗教化。当然，最后的目的，可能是希望他们变成所谓的“中国好公民”，让西部的人，尽管他们在民族识别身份上不同，但与汉人不要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有让他们学普通话或国语、让他们过北京认为的所谓“现代化的生活”，等等的措施。

强制同化政策能否得到预期效果值得怀疑

法广：就是一种强制性的汉化政策……

侍建宇：是强制性的同化政策，不一定是汉化政策。

法广：从这两年传出的消息，以及从各方媒体和人权组织的调查来看，新疆这些再教育营里可能有上百万人。还有说法人数更多。这些再教育营，真正走出来的人好像不多。这种政策的前途是什么呢？中国政府的目的是什么？要永久关押这些人么？

侍建宇：应该说再教育中心扩展到最大规模，大概是在２０１８年下半年。后来因为联合国的介入、一些人权组织的介入（新闻媒体对此可能并没有报道），情形开始有些放松。开始有一些比较“人道”的处理 当然不能说是“人道”，只不过是放缓了过去那种高压强制的情形。比如，开始有些人被释放回家，也有些人获得护照，如果当事人有些外国联系的话，他们可以离开中国，甚至回到中亚、去欧美等西方国家。是有一些放缓的措施，但让他们在这些再教育中心集体学习，不管是去宗教化，还是想办法把他们同化成北京理想中的中国公民的样子，这个步调并没有减缓。

从国际社会角度来看，在当前国际政治运作中，（国际社会）也很难去干预“中国内政“，毕竟新疆在法律上、在法理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一般西方国家，或者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只能想尽办法，让中国做出一些比较合理的调试，并没有办法让中国解散再教育营。

基本上在再教育营中的人都没有犯法。中国会不会关闭这些再教育营？目前看不太可能。这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同化或者说转化政策，中国政府似乎自2014起，直到现在，已经下定决心，想要实现这样的全面转化。这样的政策最后会不会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这是很令人质疑的。因为在过去，无论是在前苏联，或在其他地方，这样的转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带来一些改变，但是把一个民族完全同化、透过人类的这种大规模的高压政策的努力把他们完全转化，好像不太可能。

“一带一路”：新疆地位非常关键

法广：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与政府的新疆政策，两者之间有怎样的互动关系？

侍建宇：当然有非常大的影响。不能从短期来看，要从长期看。因为新疆在中国的“一带”，也就是丝路这个经济带上，地位非常关键。陆路向西，基本上都要经过新疆，然后进入中亚，或者向南，经过南亚，经过巴基斯坦、伊朗，再到土耳其。新疆的突厥族少数民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长远来看，如果能把这些人的政治身份、政治认同做一个完全的修改的话，中国将来可以透过他们在西部地区，也就是在欧亚大陆，做很多事情。当然这是中国希望得到的理想效果。实际上可不可以达到不知道。

另外，从区域或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新疆问题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一些关注。但有些国家也做出了妥协。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所谓的穆斯林国家都没有对中国新疆再教育营政策在国际上发声。他们可能一定程度也愿意配合中国政策这样的发展，他们可能有实质的经济上的利益考量。所以他们往往不会发出什么反抗的声音。这一点在过去两、三年体现得非常明显。

努斯拉陣線與維吾爾武裝分子

作者：侍建宇
来源：《超讯》月刊2016年11月号

努斯拉陣線(Jabhat al-Nusra，直譯為「勝利陣線」)在2016年7月28日改名並脫離基地組織，成為征服敘利亞陣線(Jabhat Fatah al-Sham，簡稱「征服陣線」)。改名後，征服陣線強調取消過去與基地組織發動全球聖戰的主張，只強調專注在敘利亞內戰，推翻阿薩德政權。

這樣的聲明也得到阿拉伯地區國家，包括敘利亞境內很多聖戰組織的讚許，認為有助於反抗軍力量的團結。換句話說，改名並不是背叛，反而是一種策略。這應該也是為甚麼基地組織送上祝福，表示理解和支持努斯拉陣線脫離的舉動。

儘管美國把征服陣線定性為恐怖組織，2016年9月26日，征服陣線接受德國科隆新聞報(Kölner Stadt-Anzeiger)採訪時透露，他們得到一些阿拉伯國家的軍援，另外，美國與以色列也派遣軍事專家實地進行指導高科技偵查技術，並透過第三國提供反坦克飛彈。

美國與基地組織有著不共戴天之仇，如果前述為真，那麼現在為什麼又可以不計前嫌地支援基地組織的敘利亞分支?這當然和敘利亞與伊拉克當地對阿薩德政權與伊斯蘭國的戰事有關，這場戰爭已經成為一場多層次的，由俄羅斯空軍直接支援敘利亞政府軍部隊，對抗美國與其他強權支持的敘利亞反抗軍的「準代理戰爭(quasi proxy war)」。

為何美國在背後援助征服陣線

另外征服陣線其中有數千維吾爾人，中國又怎麼關注這場戰爭，當然也是國際的焦點。

如果美國真的在背後援助征服陣線，當然有幾層考慮與原因：

第一、敘利亞政府軍在俄羅斯空軍支援下收復不少北方失地，美國除了庫德族游擊隊，在地面上，幾乎沒有驍勇的同盟戰友。第二、為免敘利亞北方反對勢力徹底戰敗，在美國總統大選懸而未決的情況下，拉長戰線。第三、阿拉伯國家在美國進行游說，不少美國智庫也贊成間接地、非正式地向征服陣線提供有限度的實質援助。

於是，征服陣線在這場戰爭中的角色開始變得不清楚，名義上是美國的敵人，但是似乎也成為美國想要「收編」的地面武力。面對阿勒頗被敘利亞政府軍包圍的窘況，來自土耳其的補給線被切斷，為求生存，征服陣線也沒有其他選擇。

提供反坦克飛彈，但是不提供肩攜式防空導彈，目的就是不讓敘利亞阿薩德的政府軍佔有地面火力優勢，同時也可避免直接與俄羅斯空軍發生對抗。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研究員Michael E. O’Hanlon也曾經刊登文章，鼓吹向努斯拉陣線提供彈藥、食物以及運輸服務。甚至透過設立禁航區，嘗試建立敘利亞與伊拉克難民的「安全區(safe havens)」來穩固美國在這個區域的利益。事實上，也有很多觀察家認為，設立難民安全區固然是為解決大量向外逃離的難民問題，但是一旦這些難民區建立後，很可能變成重新「瓜分」，並導致未來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疆界重組的基礎。

紐約時報在2016年8月3日的評論版，Dennis B. Ross與Andrew J. Tabler指出，美國奧巴馬政府不能同意俄羅斯戰爭解決敘利亞問題的做法。因為就算趕走或消滅努斯拉陣線，俄羅斯與阿薩德很可能也會藉機消滅其他反抗勢力，然後回到過去的殘酷統治方式，甚至引入什葉派真主黨勢力。更甚者，如果敘利亞反抗勢力被強迫移出，很可能的出路就是移往土耳其的邊境，未來他們可能還會開始流向美歐西方國家，後患無窮。

美國希望在敘利亞就地政治解決，不同意俄羅斯的軍事解決手段，於是也變得需要透過某種協助，不能搬動敘利亞各個反抗軍勢力，堅決要他們留在原處。

敘利亞維吾爾武裝分子的命運

寄居在敘利亞的自由敘利亞軍，以及征服戰線內的維吾爾人，包括武裝分子與家眷應超過5000人之眾，他們主要聚集在阿勒頗的西南部。他們的命運當然與敘利亞內戰的走勢息息相關。他們現在哪裏都不能去，沒有退路，只能死守，全民皆兵的狀態，連兒童都被積極訓練用槍成為武裝分子。

透過軍事手段，俄羅斯與敘利亞政府軍等於成為中國在敘利亞的「代理人」，北京政權當然希望最好能夠一舉清剿這些所謂的「東突恐怖分子」。如果這些敘利亞維吾爾人隨著反抗軍勢力遷徙，又或著由於強權妥協，將他們遷入土耳其，北京當然就需要借助當地政府對他們進行管控。

儘管中國在2016年8月派出一個軍事代表團前往訪敘利亞，並答應向敘利亞政府提供人道主義救援及協助人員培訓，中國事實上並沒有直接調停，或軍事介入戰事的決心與能力。中國在敘利亞並不像美國與俄羅斯，在當地有綿密紮根的情報網與人脈，所以不可能直接進行軍事介入，只能間接地透過當地政權，瞭解需要，進行一些協助，以換取同等的回報。

土耳其警察在2016年8月底逮捕寄居在伊斯坦堡的亞普泉(Abdukadir Yapuquan)。據說是遭到中國外交壓力，懷疑他與吉爾吉斯坦汽車炸彈攻擊中國使館一案有關。指控他可能在幕後指揮策劃恐怖活動，並希望將他引渡回中國。在關押一個月後，土耳其警察最終將他釋放，也引起海外維吾爾族社群的關注。

吉爾吉斯斯坦國家安全委員會宣稱那起發生在首都比什凱克的汽車炸彈襲擊，攻擊者與活躍在敘利亞境內的努斯拉陣線中的「維吾爾恐怖組織」有關，他們接受命令對中國使館進行恐怖襲擊。但是，觀察逮捕亞普泉的過程，土耳其政府與司法機關並沒有接受這樣的講法，現階段只是對他進行了調查。

海外維吾爾社群對這次逮捕羈押群情激憤，也開始出現兩種論調，這或許也是對敘利亞周邊維吾爾社群將來發展的一種「自我預言」。

第一、中國可以(也已經)透過對外投資援助的經濟實力，與中東當地政權「交易」對海外維吾爾社群進行「打壓」。漂流在海外的維吾爾人依舊是國際關係中的「抵押品」，只要價錢合適，隨時可能被出賣。有些維吾爾人甚至認為土耳其都可能「中亞國家化」，或「上海合作組織化」；就算同屬突厥族，都可能成為中國管制維吾爾人的盟友。

第二、在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更是可憐，隨時可能被強權與朋友出賣。他們離鄉背井進行「宗教遷徙(hijira)」，單純地就是想要過一個安穩的、在家鄉沒有辦法實踐的信仰生活。他們其實是一群簡單的鄉下人，只是想守著信仰，於是跟人一起參與「聖戰」。俄羅斯與阿薩德政權想要置他們於死地，中國將樂見其成。就算努斯拉改名征服戰線，在美國眼中，他們還是恐怖組織，一旦喪失對抗阿薩德政權或伊斯蘭國的功能，他們將會悲哀地被美國當成「恐怖分子」，一併消滅。■

维吾尔在土耳其、叙利亚、阿富汗地区的反中国武装势力

作者：水谷尚子
译者：侍建宇、苏燕翎
来源: 自由时报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975853
时间：2016-04-04 18:10:01


導讀：中國最凶猛的敵人—海外維吾爾武裝派系評析

作者：侍建宇（台灣中亞學會秘書長，現任教於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

備受爭議的中國《反恐法》已公布實施，儘管西方各國紛表關切，認為可能導致對各種公民自由的進一步限縮，但北京當局力排眾議，公安部反恐局長安衛星更明確指出，中國反恐主要針對「東突勢力」，亦即媒體所謂的「疆獨份子」，或企圖將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或獨立的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

強調以武裝行動推翻中國統治的維吾爾勢力，過去二十年來主要盤踞在中亞地區、阿富汗、土耳其與敘利亞，大致可分為四股派系：

一、已經式微的「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

該組織是一九九○年代末期在中亞最活躍的組織，受到蘇聯解體啟發，企圖透過武裝暴動在新疆建立世俗民族國家。但隨著中國在中亞的影響力擴張，「上海合作組織」（SCO）成立後，遭哈薩克與吉爾吉斯政府合力圍剿，被迫轉進土耳其或歐洲，併入「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世維會），甚至成為骨幹，改以和平自決方式訴求新疆未來命運。

二、組織總部設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東突教育互助協會」

該組織以伊斯蘭宗教號召，規模擴張極為快速，並將土耳其維吾爾青年送往敘利亞接受軍事訓練，希望將來以武力手段打回新疆，建立「東突伊斯蘭國」。

該組織發起人亞甫泉因嫌隙而與隸屬阿富汗「開打」組織的「東突伊斯蘭黨」分裂，流亡至土耳其。中國官方一直稱呼「東突伊斯蘭黨」為「東突伊斯蘭運動」，但亞甫泉親口表示此乃誤植，因為北京當局可能不清楚這些組織間的關係，就把不同組織集體稱為「東突斯坦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

三、遷徙到敘利亞的「突厥伊斯蘭黨」

該組織其實就是阿富汗反恐戰爭時期的「東突伊斯蘭黨」，由於開打首腦賓拉丹遇刺，阿富汗開打勢力敗退，突厥伊斯蘭黨部分成員流竄加入敘利亞開打分支，成立「勝利陣線」（努斯拉陣線），人數超過兩千，成為敘利亞反政府軍的一支。一旦敘利亞內戰平息，有實戰經驗的突厥伊斯蘭黨很可能回流新疆，造成動盪。

四、伊斯蘭國的維吾爾外國戰士

投奔「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從官方的數百人，到民間的數千人之眾，就連多少人戰死沙場，也眾說紛紜。他們素質良莠不齊，相關資訊混亂，可以確定的是他們都受到「遷徙聖戰」感召，為建立跨界伊斯蘭國而努力，與東突伊斯蘭黨及突厥伊斯蘭黨格格不入。

由於東突伊斯蘭黨與開打結盟，中國成功將「東伊運」列入聯合國認定的恐怖組織，這也是後來中國長期都以「東伊運」做為維吾爾武裝勢力統稱的背景。儘管這些武裝組織都戮力在新疆建立東突國，但其政治理念仍有頗大差異：有世俗與宗教之分、立即反攻與養精蓄銳之別、宗教理想與民族主義何者為先之爭。

水谷尚子是日本當前研究海外維吾爾民族運動最重要的學者，我將她詳述維吾爾武裝勢力支派源流與發展現況的專論〈ウイグル人の反中レジスタンス勢力とトルコ、シリア、アフガニスタン（維吾爾在土耳其、敘利亞、阿富汗地區的反中國武裝勢力）〉譯為中文，並導讀引介，以饗台灣讀者。

頗多維吾爾人反抗中共統治，為求獨立建國，加入叙利亞的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al-Nusra)」，接受軍事訓練，進行游擊戰。這篇文章不僅描述海外維吾爾人武裝組織自從1990年代以來的變遷，並結合在土耳其的實地調查，討論最新發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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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吾爾在土耳其、叙利亞、阿富汗地區的反中國武裝勢力
原著：水谷尚子
譯者：侍建宇、蘇燕翎

頗多維吾爾人反抗中共統治，為求獨立建國，加入叙利亞的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al-Nusra)，接受軍事訓練，進行游擊戰。這篇文章不僅描述海外維吾爾人武裝組織自從1990年代以來的變遷，並結合在土耳其的實地調查，討論最新發展狀況。

前言

根據2015年1月21日《環球時報》報道，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與馬來西亞內政部長扎希德提及﹕「300多名中國人以馬來西亞作為中轉站，前往第三國，再進入敘利亞或者伊拉克參加伊斯蘭國。」 《環球時報》隸屬中共宣傳喉舌人民日報社，新聞論述口徑充滿民族主義情緒。孟宏偉說的「中國人」，就是原籍新疆的維吾爾人。維吾爾人屬於突厥族，大多為穆斯林，他們的居住地新疆在18世紀後期被大清帝國吞併。維吾爾人的語言、文化及宗教均不同於中國主體漢族，也因此，維吾爾人的認同混淆，難以融入中國社會，近年不斷爆發反政府行動。另外也由於近年中國政府不輕易向維吾爾人發放護照，他們於是不惜鋌而走險，經由與中國接壤的東南亞國家，向外偷渡，逐漸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重要威脅。

就像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說的，的確是有維吾爾族人經由馬來西亞進入伊斯蘭國 ，但是情況更為複雜。

從中國外逃維吾爾人，大多並不想進入伊斯蘭國，而是希望在土耳其定居。對突厥族系的維吾爾人來講，語言和宗教習慣，都跟土耳其人相似；土耳其人也認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附近就是突厥族的發源地，所以也同情，並實際接收許多外逃的維吾爾人。安卡拉Hacettepe大學的維吾爾族教授艾克林(Erkin Ekrem)稱「在土耳其，約有三萬維吾爾族人。」這個統計數字與10年前相比，數目大概急增兩萬。

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300名維吾爾人加入伊斯蘭國」的說法，其實不是真實數據，應該是暗示伊斯蘭國正培養大量「維吾爾人成為國家分裂主義者、恐怖分子」，操弄國際社會的認知印象。事實上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相對並不多，大部分維吾爾聖戰士都加入勝利陣線和自由敘利亞軍，站在與伊斯蘭國敵對的陣營。土耳其政府也在南部邊境拘捕或監禁那些嘗試潛入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但是中國官方並沒有提及這樣的發展態勢。

我長年觀察並多次到訪土耳其維吾爾社群，訪問維吾爾伊斯蘭宗教領導者，並調查前往勝利陣線及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以及以政治獨立為目標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後文簡稱東伊黨)、「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後文簡稱突伊黨)」各種勢力，親眼目睹他們實際情況。

一、進入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

2015年2月26日，我在facebook上發現一名自稱活躍於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他用維吾爾語表達個人見解，但帖文很快被刪除。我的助理幫忙翻譯內容，概括出他們當時發展的情況，引文大致如下﹕

「 突伊黨所在的位置，並不屬於伊斯蘭國控制地區。突伊黨的沙姆分支(叙利亞分支)，以及其他地區的分支，理應盡快承認伊斯蘭國。…..相對民族主義，我們更重視伊斯蘭主義，並推崇哈里發制度，最後伊斯蘭國的聖戰士會解放東突厥斯坦。」
從這個自稱「伊斯蘭國維吾爾聖戰士」的帖文可以得知︰① 維吾爾反中武裝組織「突伊黨」(由東伊黨衍生的組織，容後再述)跟伊斯蘭國關係對立。② 突伊黨的大突厥民族主義與伊斯蘭國鼓吹建立的伊斯蘭遜民派哈里發制度，是兩種矛盾的思想。③ 信仰伊斯蘭的海外維吾爾人在土耳其大致形成四種勢力；突伊黨、東伊黨、要求與突伊黨保持距離的人(他們反對在叙利亞進行軍事訓練)、以及伊斯蘭國的支持者。
伊斯蘭國前身原是極端伊斯蘭「蓋達組織」的伊拉克分支，他們曾綁架殺害前往伊拉克旅行的日本青年香田證生。頭目扎卡維於2006年美軍空襲中喪生，其後宣稱巴格達迪為哈里發，並改名為「伊拉克伊斯蘭國」重新活躍。本來只是中東一個地區組織，近年卻能迅速吸引維吾爾人與其他各國穆斯林年輕人，最主要的原因是伊斯蘭國提出「恢復哈里發制度，讓伊斯蘭遜尼派國際化」。他們強調遜尼派較其他教派優越，需要打破現有國家及國民的界線，重新建立哈里發統治下的新世界。這個制度從類比的角度來說，非常百年前蘇聯提出的共產主義下的平等、團結，年輕人嚮往而進入蘇聯，就像現在穆斯林青年相繼加入伊斯蘭國。

甚麼樣的維吾爾人會加入伊斯蘭國﹖

《環球時報》2015年2月5日報道﹕「過去6個月內，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先後處決120名外籍戰鬥人員，多數是試圖逃離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作戰成員，其中包括3名來自中國的『東突』成員。」根據伊拉克北部庫爾德安全官員向《環球時報》透漏，「3人當中有1名年輕人，來到土耳其不久，便潛入叙利亞加入伊斯蘭國。但對當地現實感到失望，想逃回土耳其讀大學。沒想到他的利比亞戰友立即向上級報告，於是他就被逮捕審判並槍決。另2名中國籍武裝成員是2014年12月底在伊拉克境內與其他來自6個國家的11名成員被集體斬首，罪名是叛國」。

土耳其定居的維吾爾人阿布都拉阿濟茲(Abdulaziz)講述前往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特質。「正如《環球時報》報道，許多青年事前並不瞭解，隨便就加入伊斯蘭國，然後對現實又感到失望，又逃離不了。但是，我認為中國現在實行的『內地新疆初中．高中班 (新疆班，維吾爾人稱之為內地班)』制度存有弊端，也促使維吾爾青年外逃加入伊斯蘭國。」

中國政府由2000年推動「內地新疆班」，針對母語不是漢語的維吾爾中學學生，離開新疆，選拔送往其他內地省份受教育，徹底熟悉漢語學習環境，以便將來進入大學後，不會有語言障礙。當然，維吾爾人不習慣漢人社會，身分認同也不清楚，中共也可以利用這個新疆班制度，讓他們自然改變身分認同。阿布都拉阿濟茲說明﹕「過去維吾爾人總是在家悄悄口頭傳述自己的民族史，例如他們曾經如何抵抗中國、反抗運動怎樣被中國政府打壓。但是小孩正值青春期就離開父母，長期在遠方求學，便失去了學習維吾爾歷史知識的機會。新疆以外的中國省份的網絡限制相對不嚴，年輕學生很容易接觸伊斯蘭激進分子的網站，也很容易被鼓動而被極端思想影響。他們沒有在新疆參與反政府活動，也沒有任何入獄經驗，但能夠講流利的漢語，較一般新疆境內維吾爾人容易取得護照。於是借前往海外留學為名，出國後很多直接加入伊斯蘭國。他們也不會去接觸其他海外流亡團體，海外維吾爾流亡團體也沒辦法掌握伊斯蘭國維吾爾青年的情況。」

在「內地新疆班」制度下，也有知道自己是少數民族身份的維吾爾青年，在漢人社會感受到不平等對待，但身邊又沒有可以傾訴心事的朋友，生活孤獨不安，只好逃進網絡社交媒體的世界，很類似那些歐洲伊斯蘭青年加入伊斯蘭國的處境。2015年3月23日美國ABC新聞報道，印尼警方於2014年9月蘇拉威西島波索拘捕了4名維吾爾人，他們從網絡聯繫支持伊斯蘭國的印尼極端組織「東印尼神聖戰士(MIT)」。從報道刊登的照片來看，他們看似十分年輕。

維吾爾人在伊斯蘭國內佔有甚麼位置？

2015年1月26日，在美軍的空襲幫忙下，庫爾德部隊成功從伊斯蘭國手上奪回叙利亞北部，接近土耳其的主要居住地科巴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維吾爾人社群流傳，在這場戰鬥中，率領伊斯蘭國的是維吾爾部隊。伊斯蘭國部隊的隊長名叫努爾敦(Norden Demorra)，大概40多歲，妻子及3個孩子住在伊斯坦堡，據傳在戰役中被庫爾德部隊捕獲拘禁。這個消息是努爾敦的下屬打電話給他的妻子才得知，隊長後來的命運生死未卜。

阿布都拉阿濟茲表示，「在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一直作為實戰中的先鋒『子彈』戰鬥，努爾敦大概是在戰爭中陣亡，卻報道為被拘禁。」伊斯蘭國的維吾爾人部隊其實與其他參與敘利亞內戰的維吾爾人可能互相殘殺，因為他們已經在叙利亞北部接近土耳其邊境對壘，也就是直接衝擊自由叙利亞軍、勝利陣線的維吾爾人部隊和訓練基地。

二、甚麼是「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伊黨)？

不同於伊斯蘭國的維吾爾青年，在自由敘利亞軍和勝利陣線接受戰鬥訓練的維吾爾人，他們經由突伊黨、東伊黨的關係管道，有計劃有組織地將送入敘利亞，規模應該比伊斯蘭國維吾爾人多。

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華春瑩在2015年2月13日舉行例行記者會時表示，「中國有一些恐怖勢力加緊與國際恐怖勢力勾連，不斷派員試圖通過非法管道赴敘利亞、伊拉克等戰亂地區參訓參戰，圖謀累積更多實戰經驗。」華春瑩的發言明顯就是指責中國恐怖勢力與突伊黨、舊有的東伊黨敘利亞蓋達組織分支勝利陣線之間的聯繫。
在討論突伊黨是甚麼的問題之前，首先要介紹它的前身，東伊黨歷史。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是巴仁鄉事件的主謀則丁·玉素甫於1989年11月成立的組織名稱。「巴仁鄉事件」是1990年4月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克陶縣巴仁鄉發生的大型武裝暴亂。為了鎮壓事件，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民兵集體出動，政府和暴亂分子雙方都傷亡慘重，則丁·玉素甫(死時26歲)亦在暴亂中被擊斃。

這個事件為日後中共對統治新疆、海外維吾爾流亡組織帶來多方面影響。例如發生巴仁鄉事件後，海外維吾爾人於1992年在土耳其成立並舉行「東突厥斯坦民族代表會議」，也為日後成立「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簡稱世維會)」奠下基礎。

1990年代隨着蘇聯解體，中亞地區的突厥系各個民族紛紛獨立成為不同的民族國家。維吾爾人也渴望獨立，以巴仁鄉事件作起始，發起了許多反政府的暴動。然而全部都被中國當局鎮壓，其中在1997年2月的「伊寧事件」，傷亡數字更較巴仁鄉事件多。

1997年底，則丁·玉素甫的朋友艾山·買合蘇木、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伊司馬義一行三人偷渡到阿富汗的喀布爾，向塔利班的大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請求，希望可以收容維吾爾人。根據他們與阿富汗塔利班的協議，食宿、耕地及軍事訓練均由塔利班免費提供。在巴基斯坦宗教學校的維吾爾留學生，以及哈薩克斯坦的維吾爾商人，一起總共120人，首先在巴基斯坦集合，之後前往阿富汗的軍事訓練基地，接受訓練。三人為紀念則丁·玉素甫，將新的組織依舊命名為「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
艾山等人，並不是因政治逃亡而離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而是將阿富汗及巴基斯坦進行軍事訓練被視為「遷徙聖戰(Hijra)」。聚集起來的維吾爾人也宣稱自己成為聖戰士。所謂「遷徙聖戰(Hijra)」原來是指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因伊斯蘭教受到迫害，從麥加遷移到麥地那，進行的長征運動。

遷徙聖戰的傳統在20世紀前期也曾經發生。1933年穆罕默德·伊敏在喀什與和田地區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但不足半年就失敗，伊敏等人逃亡到印度領土克什米爾及阿富汗的邊境地帶。他們就曾經以旁遮普邦山地作軍事訓練的據點。
艾山等人寄居在阿富汗塔利班陣營期間，也有來自奧薩瑪·賓拉登率領的蓋達與埃及聖戰組織的阿拉伯人，維吾爾人開始交融接觸中東聖戰士。針對2001年911恐攻事件，美軍對喀布爾展開空襲前，許多維吾爾人已經在阿富汗接受軍事訓練。

美軍發動反恐戰爭後，空襲重挫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維吾爾聖戰上轉移到巴基斯坦的瓦濟里斯坦避難，打算重整組織之際，2003年10月艾山在巴基斯坦軍方空襲中死亡。在此之前，伊司馬義更被烏茲別克斯坦當局拘禁，強制遣返中國，2005年11月被判死刑。最初與阿富汗塔利班達成合作協議的3人，唯一生存的只有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

艾山與亞甫泉均來自喀什英吉沙縣，亞甫泉於1958年出生，艾山則比他小四歲。2人一起進入伊斯蘭宗教學校學經，1990年至1996年，他們同時入獄。他們兩人因為如何經營組織的相關議題產生爭執，亞甫泉最後選擇離開，並經由沙烏地阿拉伯、叙利亞、埃及進入土耳其，現在伊斯坦堡教維吾爾年輕一代讀誦古蘭經。

三、1990年代海外武裝組織的特徵—「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簡稱東突解)」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伊黨)

從1997年伊犁事件，到2001年911後反恐戰爭的這段期間，中亞地區主要存在兩個維吾爾人的武裝組織。第一個是艾山帶領的東伊黨，另一個是買買提明創建的東突解。買買提名出生在新疆和闐地區卡拉克什縣。而實際負責指揮東突解行動的是一個名叫阿布利米提 (Ablimit Tursun)的人。東突解的形成肇因於1997年的伊犁事件，他們曾經在哈薩克斯坦山區與克什米爾設有軍事訓練基地。
這兩個團體都強調武力反抗中共統治，在1990年代末期，東突解稍占優勢，受群眾支持的程度相近。起初兩個組織曾經互相合作，但是後來因為對聖戰的看法不同，出現嫌隙。買買提明原本在新疆的工作是一個劇本創作編輯，算是一個知識分子，通曉俄羅斯語、漢語。他的想法很理性，就是要建立一個政教分離的民主國家。他認為那些因為對抗中共統治而喪生的人，不能被等同於參加聖戰而犧牲的烈士。但是東伊黨的艾山卻堅持努力去建立一個以伊斯蘭法統治的國家，因此兩個組織開始不合對立。2007年我在伊斯坦堡訪問買買提明，他說「把人分成伊斯蘭教徒與異教徒，然後以宗教之名向異教徒發動戰爭，是不應該的。」

很多人想要促成這兩個組織繼續合作，但是都不成功。之前提到的亞甫泉，他則認為:「無論是建立一個民主國家，或是一個伊斯蘭國家，這都不是問題的核心。重點是這個國家必須是我們自己創建的，這個國家可以是民主國家、伊斯蘭國家、甚至是共產國家。這個國家必須是維吾爾人自己握有主權，甚至連國旗的樣式都不重要。」
這兩個組織的活動經費都是由中亞維吾爾商人所提供，但是那些商人大多不是自願捐助，而是被威脅勒索才不得不掏錢贊助，也因此引起不少反感。東突解在1998年走私偷運武器回新疆時，在中國與哈薩克斯坦邊境，也就是在伊犁地區交界處被查緝發現。而負責運送的嫌犯立即被逮捕投獄，後來組織逐漸瓦解凋零。這兩個組織勒索的金援有一大部分來自吉爾吉斯坦首都比什凱克的一個市場，但是那個市場在2000年一場大火全毀。於是金源消失，這也是組織衰敗的原因之一。

中國對中亞地區維吾爾武裝組織的活動非常關切，在2001年，便與中亞各國組建「上海合作組織」，目的就是要防阻維吾爾人在中亞地區進行軍事訓練，同時也斷絕新疆維吾爾人經由中亞向歐洲的偷渡路線，一旦發現違法偷渡者，立即遣返中國。從此之後，維吾爾人經由中亞的外逃路線斷絕，改由向東南亞逃亡。

2003年艾山死後，東伊黨的首領就由一個1990年代曾經與艾山合作過的軍人阿布都拉哈克(Abdulhaq)接任，在巴基斯坦的瓦濟里斯坦，繼續帶領約100個維吾爾人軍隊。2001年美國發動反恐戰，使得很多人被迫離開中亞這個地區。那些原來計畫與中共進行武裝鬥爭的維吾爾穆斯林也開始遷出這個地區，前往土耳其。

在2002年，東伊黨內部開始有呼聲要改名，討論是否應該改稱「突厥伊斯蘭黨(簡稱突伊黨)」。土耳其的極右突厥民族政治派系宣稱意圖一統歐亞大陸上的突厥族國家，復興鄂圖曼帝國過去的榮景，這樣的大突厥思想呼應維吾爾獨立運動，造成他們往土耳其搬遷的另一個原因。歐洲歷史學家將沙俄版圖下的中亞稱作「西突厥斯坦」，而大清帝國領土下的中亞地區則稱作「東突厥斯坦」。但是土耳其民眾並不熟悉「東突厥斯坦」這個名稱的典故，他們很容易就將這個名稱聯想成「土耳其東部」，誤以為是東部庫德族聚居區。甚至以為東突運動是庫德族獨立運動，產生誤會。所以，後來改名成為突伊黨，英文簡稱TIP(Turkistan Islamic Party)。突伊黨的上下層級並不嚴謹，組織結構也不完整，只是一個寬鬆的認同標籤。突伊黨在敘利亞沙姆分支(al-Sham)，也有阿富汗分支，可是在土耳其並不設有分支，所以並沒有給土耳其政府帶來是否認可這個組織的麻煩。

2008年滯留在中亞地區的一名成員，名叫賽夫拉(Seyfullah)，他公開在網路上宣稱將破壞北京奧運活動。這個人在巴基斯坦2012年被美國無人飛機炸死。從此之後，留在中亞地區的突伊黨規模縮小，但是最近幾年由於從中國外逃的人員增加，這個地區的突伊黨成員似乎又有復活的傾向。

四、「突厥伊斯蘭黨」(簡稱突伊黨)與敘利亞勝利陣線

東伊黨與突伊黨都有成員在敘利亞參與軍事行動與訓練。他們都突經土耳其，然後前往敘利亞，而他們參與活動形式分成兩種；一種人員是前往敘利亞參與軍訓，然後就離開。另一種人員則直接參戰，加入反抗軍與阿薩德政權的政府軍進行戰鬪。
在伊斯坦堡的Zeytinburnu區，我訪問過十幾個維吾爾人，他們都曾經參與，或現在想要前往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進行軍訓。他們的想法紀錄如下

「去哪個軍事訓練基地，參與哪個組織，所需要的費用與條件都不同。我們在2014年夏天，事前繳交仲介費用，5個月的訓練大約需要5百美元，然後整裝前往受訓。」
「經過土耳其南部Hatay地區，土耳其手機電波還可以接收到的地方，雙方用土國手機取得聯繫，然後跨境，由境外接待人員帶領，偷渡前往敘利亞。在軍事訓練基地，可以見到來自沙烏地阿拉伯與卡達的食品與日用品，上面寫著阿拉伯文，相信基地與這些國家都有某種聯繫。15-20人被編成一個小隊，進行軍訓。每天早上5點起床，隨即開始大約1小時的長跑訓練，然後再開始做祈禱早課。每週還會有1-2日在身上野外訓練求生技巧。也會在半夜緊急集合，然後開始急行軍，進行演習訓練。在軍事演習時，禁止使用行動電話，平常使用多為俄羅斯製的AK-47，除此之外，也見過M-16、M-4步槍，各種來自美國、埃及與中國製的武器。每天大約有4小時訓練使用武器，拆解、保養、射擊。每一餐飯都是自己烹煮。由於訓練疲累，每晚都很早就寢。訓練教官是維吾爾人，也有阿拉伯人用阿拉伯語教唱古蘭經。」
「我們在敘利亞與阿拉伯人對話時，由敘利亞當地少數民族的土庫曼人協助翻譯。土庫曼人的母語是突厥語，也通曉阿拉伯語，大致上溝通沒有問題。」

「在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的訓練基地，有來自各國志願參戰的戰士，訓練編組基本以國籍、語言進行編組區分，維吾爾人不會與其他國家人士混編。訓練設施與住宿也是分開，各組人員不准四處走動，更不允許、也不會與其他受訓戰士發生衝突。」

為什麼要離開中國，參加軍訓戰鬪，原因其實很多。有個維吾爾青年描述，他的情人在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失蹤、也有人說漢族移民來到後農地被徵收而無法繼續務農為生、也有人說留鬍子去私辦講經學校就被政府當成伊斯蘭激進分子無故逮捕、更有人因為收留政治犯的親戚而被警察監禁。他們感覺在政治與經濟生活上都受到中國政府壓迫，受到欺負，所以要進行遷徙聖戰(hijrah)，將來總會打回故鄉。他們認為依靠外國或聯合國去解決東突問題是不可能的。軍事訓練的目的就是要培養自己的實戰抵抗能力，為了光復家鄉「殉教」。

我問這些維吾爾青年，他們對「中國政府認為在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是激進分子、恐怖份子」有甚麼看法，他們評論說「把我們標籤成恐怖份子只有兩種可能，那就是他們一方面無視於我們受的壓迫，另一種可能就是他們就是壓迫我們的人。我們反抗，但是我們不是恐怖份子，更不是甚麼宗教激進分子。我們都不拒絕跟你這個披著頭髮、穿著牛仔褲的異教徒女性談話，怎麼會是激進宗教恐怖份子?

但是庫特布(Sayyid Qutb)所寫的那本書《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目標》，這本書強調穆斯林要站出來、要為聖戰而不惜殉教。很多維吾爾青年就是讀過這本書，然後開始聯繫海外伊斯蘭組織，決定離開中國。這本書的作者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領袖人物，被東突教育互助協會下的附屬單位：Sutuk Bugrahan基金會，翻譯並出版成維吾爾語，也在新疆秘密的流傳。

突伊黨也曾經出版埃及聖戰團思想家阿布都拉阿濟茲(AbdulKadir Bin Abdulaziz)的阿拉伯語著作《符合伊斯蘭法的聖戰》，該書的維吾爾語翻譯版在2011年以「伊斯蘭之聲-宣傳中心」名義出版，強調不放棄用暴力破壞進行聖戰。自費出版時包裝厚實精美，印書費用應該非常昂貴，書籍並沒有取得ISBN(國際標準書號)。這本書的譯者其實就是東伊黨的首領，艾山死後的第三代領袖，曾經藏身於瓦濟斯坦的阿布都拉哈克(Abdulhaq)。埃及的原著者與東伊黨領袖都在阿富汗附近活動過，他們很可能相熟認識。很明顯翻譯這本書目的就是充實與中共武裝鬥爭的理論思想，然後影響維吾爾青年加入聖戰。

在2014年12月3日，在敘利亞不知名的某處地點，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30多歲的易普拉辛曼蘇爾(Ibrahim Mansour)接受土耳其一名叫艾爾多安記者的訪問，影片也上載到youtube。影片中，這個突伊黨的領袖說「我們的組織在2012年就開始派遣人員來到敘利亞」，「為了要打倒阿薩德政權，持續聖戰」。勝利陣線組建於2012年，當時突伊黨就參與其中。

勝利陣線是一個名叫阿布穆罕默德·阿者藍尼(Abu Mohammad al-Julani，後文簡稱阿布)創建。他是敘利亞人，原本隸屬於蓋達組織的伊拉克分支，由於敘利亞內戰爆發，他返國創建勝利陣線。剛開始敘利亞群眾礙於蓋達組織的惡名，多有嫌棄。但是相對於自由敘利亞軍所表現的貪婪腐敗，軍紀敗壞，勝利陣線卻以平價提供居民食物與日用品，軍風嚴謹，逐漸群眾取得信任擁戴。當伊斯蘭國得知這樣的發展情勢，開始宣稱勝利陣線來自伊拉克分支，系出同源，並在2013年片面宣稱合併。勝利陣線也因此分裂，有些人移往伊斯蘭國，剩下的另一批人則堅守陣地，繼續接受阿布的領導。伊斯蘭國固然得到很多外國戰士的支持，但是也有很多維吾爾人選擇留在敘利亞的勝利陣線，繼續與阿薩德政權戰鬥。由於伊斯蘭國的作風太過殘忍激進，2014年蓋達組織正式宣稱與伊斯蘭國斷絕關係。

有些居住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很反對加入勝利陣線與伊斯蘭國的作法。他們有人去過敘利亞做過生意，很瞭解當地人的過去與生活習慣。過去在敘利亞，穆斯林、基督徒、東正教徒可以混居生活，不同教徒間的關係非常良好。所以這些維吾爾人反對撒拉菲教派的極端聖戰主張，認為前往敘利亞參戰沒有好處。而且維吾爾人在家鄉也與其他民族在一起生活，他們認為不應該介入那些爭論。

突伊黨認為應該以伊斯蘭宗教立國，可是居住在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對於是否應該以伊斯蘭教作為國教的問題，並沒有一致的看法。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他認為「維吾爾人接受軍訓，就是要讓他們在面對敵人時，能夠冷靜應對。軍訓的最終目的是要準備回到東突厥斯坦發動聖戰」。如果要對抗中共政權，大部分的維吾爾人都應該具備一定程度的軍事知識。突伊黨敘利亞分支的首領對土耳其有一些期待，他說「土耳其歷史過去實踐哈里發制度，照顧很多穆斯林，我很期待土耳其人民能支持我們的聖戰。希望他們能提供武器，和我們並肩對抗殘酷的中共政權，趕走那些侵略者。穆斯林相互幫忙扶助是一種義務，土耳其人民在民俗宗教方面跟我們相仿，是我們的兄弟，希望他們能全力支持我們。」

在土耳其中部的開色利城(Kayserie)，設有東突文化與互助協會，領導者是薩伊特(Seyit Tumturk)，他認為維吾爾聖戰士對土耳其政府與人民提出這樣無理的要求，實在令人驚恐。他說「那些從中國拼命外逃的每家維吾爾人，他們目的是為追求安定的生活，希望最後能被土耳其政府與社會所接受。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 3000多名維吾爾人順利取得土耳其國籍。突伊黨的說法其實對外逃維吾爾人有非常不好的影響。」

五、「東突厥斯坦文化與互助協會」的和平路線

土耳其中部，開色利城郊東北部的機場附近，有一個維吾爾人聚居社區，大家都叫那個地方「突厥村」。1960年代，從中國大約有300名維吾爾人，經由阿富汗，在土耳其的援助下，被安置到這個地方。自從形成這個維吾爾人的村落，後來逃到土耳其的維吾爾都會先被安置到這裡，然後再慢慢尋求其他出路。

1990年代的外逃維吾爾人大多穿過新疆邊境，經過中亞地區，前往土耳其。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後，中亞國家開始遣返那些非法穿越國界的維吾爾人，這條路線變得不安全，也就斷掉。後來新興的外逃路線是經由東南亞，再前往最終目的土耳其。維吾爾人開始經由雲南、廣西壯族自治區，他們買通當地漢族蛇頭與警察，尋求指引，向外逃亡。那些決心外逃的維吾爾人會賣掉所有家產，隨身攜帶大量現金進行逃亡，也因此常常有人在逃亡途中引起蛇頭與警察的覬覦，被騙光家財。但是別無他法，想要外逃就必須擔此風險。

開色利城的維吾爾人社群在1960年代成立「東突厥斯坦文化與互助協會」，一直對外逃維吾爾人進行安置照護的工作。現在這個組織的會長薩伊特，他是土耳其維吾爾的第二代，他的父親在1961年從新疆莎車來到土耳其開色利。薩伊特說「自從2009年烏魯木齊事件發生後，大約有7000名維吾爾人逃到土耳其。」我於是追問「這個是土耳其官方認可發布的數字?」薩伊特回答說「土耳其政府為求避免刺激中國政府，不會公開真實統計數字。這個數字是從安置照護的外逃者數目，進一步估算出來的。」薩伊特憤怒地說「這樣的情況很奇怪，我也不希望大量維吾爾人離開祖國，外逃到土耳其。無論貧富賤貴、知識分子、還是販夫走卒，大家都外逃。新疆生活沒有自由，人們活不下去，中國政府應該負全責。」

東突文化與互助協會剛開始設有一些簡陋宿舍，房間內有上下床舖，暫時免費提供外逃者安身，然後思索出路。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之前，安置的床位算是充裕，但是之後數年就不敷使用。於是建請開色利市政府幫忙應對，面對激增的外逃維吾爾人，於是位於城市西北方原來要拆除的十棟警察公寓就暫借當成收容所，可以容納大約1000人。但是房舍還是不夠，有時需要兩個家庭合住一個公寓。2015年2月在那裏也開辦學校，教土耳其語與可蘭經，也為小朋友開辦維吾爾語課程。

薩伊特也擔任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副主席，他與當地土耳其政府保持良好關係，也顯示出他的政治手腕，調和當地政府與不同的非政府宗教組織的關係，不要互相制肘，有助於救濟外逃維吾爾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要的活動在美國華盛頓，在歐洲與日本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在土耳其並沒有設立辦事處，當地人知道的並不多。

六、世界上最大的維吾爾伊斯蘭宗教組織--「東突厥斯坦教育互助協會」(簡稱東突教協)與維吾爾媒體

東突教協座落在伊斯坦堡市中心，電車Capa車站附近，目前在中東地區與土耳其的支持者急遽增加，協會活動頻繁。如果從支持率與志工參與程度來論，這個協會可說是最大規模的海外維吾爾人組織。

2001年美國空襲阿富汗時，一些在巴基斯坦、中亞與中東地區的維吾爾宗教學生，大約共有100多人，宣稱「返回中國便被視為恐怖份子」為由，遷入土耳其。2006年這群宗教學生成立東突教協，而協會的主要領導成員對於伊斯蘭教義都造詣頗深。協會會長習代耶(Hidayet Oguzhan)在巴基斯坦拉合爾旁遮普大學(University of the Punjab, Lahore-Pakistan) 完成伊斯蘭碩士課程。協會的監察長阿布利金汗(Ablikimhan Mafsum)曾經在埃及開羅大學攻讀伊斯蘭哲學。協會的財源則為支持者贊助，職員有25人，並有其他兼職與志願工作者多人。

協會的宗旨在促進團結，調和各個不同立場的維吾爾穆斯林，無論是溫和派、激進派、理論派、抑或是武鬥派，都能集合到一起。幫助初來土耳其的維吾爾人適應環境，申請居留權與國籍，並團結眾人向中共抗議施壓。每個週末都會請學者與資深記者前來演講座談，並在協會總部與各地支部教導小朋友學習母語史事，同時出版發行維吾爾語、以及歷史教科書。也在伊斯坦堡三個維吾爾人聚集較多的區域，開設學齡前，適合4-6歲兒童的幼稚園。

1950-60年代逃到土耳其的維吾爾老一代曾經反對東突教協會的成立。反對最力的就是貝金(Riza Bekin)。中共佔領新疆時，貝金逃出，後來也曾加入土耳其軍隊，立有戰功。他認為新一代維吾爾人已經習慣土耳其世俗化的社會，現在高喊以伊斯蘭宗教來團結他們，成立這樣的組織其實是危險的。

東突教協主席習代耶出身於喀什的一個從商富裕家庭，通曉維吾爾語、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巫獨語、旁遮普語、波斯語與英語。中國《環球時報》在2013年8月1日曾批評東突教協支持恐怖主義，並派遣一些人前往敘利亞進行軍訓。我曾經詢問東突教協主席怎麼看待這個批評，他回答說「我可以肯定地說，協會沒有做那樣的事情。維吾爾人很單純善良，但是也比較無知。如果想要得到他國的支持，就只能聽命於那些政府與勢力。的確有一些維吾爾人透過網路，也受到一些阿拉伯人的影響，前往伊斯蘭國，不再以故鄉為第一優先進行考量，本末倒置。」

東突教協花費很大工夫在經營網路電視台，就是「獨立者電視台」(istiqlaltv)，以及「斯達電視台」(sadatv)。目的就是要透過穆斯林宗教身份，來探討維吾爾的問題。2007年開始播放，現在也設有一個設備齊全的攝影棚。獨立者電視台節目的內容多為探討民族、伊斯蘭教義問題的講座，而斯達電視台則著重提供文娛節目，兩者節目內容有所區隔。獨立者電視台向全世界維吾爾人傳授伊斯蘭教義，在網路上提供影片，同時也有文章與報導資料可以閱讀。

獨立者電視台與網站的第一任台長出身和闐，名叫阿布都瓦歷斯(Abduwalis Abduhalik)，曾經在葉門留學，通曉阿拉伯語。現在的台長是阿布都拉哈特(Abdulahat Er)，來自喀什，2015年曾經對他進行訪問，當時35歲。他曾經在巴基斯坦伊斯蘭馬巴德的國際大學攻讀伊斯蘭教法與電腦科學，他通曉維吾爾語、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巫獨語、英語。他也在自由亞洲電台的伊斯坦堡分站負責研究工作。外表沒有蓄鬚，穿西服，說話頗為沉穩的一個男人。

在土耳其有一個中國資助的FM電台，名叫方向廣播電台(Yon Radyo)，每天早午晚各播放一次，每次持續一個半小時，是由土耳其的極左政治團體所營運。在2009年7月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開播，以土耳其語與維吾爾語進行廣播，針對的是當地土耳其與維吾爾聽眾，節目中頗多政治宣傳，討論像是「如何讓維吾爾人在中國幸福生活」這樣的問題，有時也會播放中文講座。獨立者網路電視台的網站主要以維吾爾語、阿拉伯語撰寫，英語與漢語的資料很少。台長阿布都拉哈特也說「只用維吾爾語、阿拉伯語播放內容，不能期待有多大的影響。要讓世界更多人知道維吾爾的問題，就需要用英語與漢語來傳播，可是問題是我們電台網站的資金與人力都不足。」

七、恐怖分子、還是政治難民? – 泰國的維吾爾難民

2014年3月8日一架由馬來西亞吉隆坡飛往中國北京的馬航飛機失蹤。開始大規模搜尋飛機墜落的殘骸，同時也因此在東南亞山區發現大批從中國偷渡外逃的維吾爾人。他們由中國南部邊境偷渡，經由泰國、馬來西亞，逃往土耳其。

大約有400的維吾爾人非法入境泰國而被拘禁超過一年。其中婦孺173人，在2015年6月30日被送往土耳其伊斯坦堡。而其他超過15歲的成年男性，則不准離開。這些婦孺到達土耳其後，暫時被安置在開色利城。

這些外逃維吾爾人被長期拘留有幾個原因。

一個住在伊斯坦堡，自稱東突厥斯坦流亡政府副主席，名叫艾爾金(Erkin Aziz)的人，他在泰國向那些難民派發象徵伊斯蘭國的黑旗，並建議他們貼在被拘留的住所，於是引起泰國政府的注意。東南亞原來就有信仰伊斯蘭教的羅興亞族難民問題，大家對於相關問題非常敏感。艾爾金在當年3月，也曾經在土耳其勸說維吾爾人加入伊斯蘭國，被土耳其警察拘捕進行訊問調查。

土耳其接收那些難民的一週後，大約是7月8日，當時還被泰國政府拘禁的109名維吾爾男人，以及19名女人，都被遣返回中國。當時中國公安部把那些遣返的維吾爾人都稱作恐怖份子，讓他們穿著背有編號的囚服，戴著頭套，在飛機上，每兩名警察分坐兩旁，押解一名遣返者。他們被粗暴地壓解下飛機，透過電視向世界各地傳播。

7月12日泰國政府又釋放8名婦孺前往土耳其。我得知後，立即著手安排，在他們抵達土耳其的當天就進行訪談。內容如下：

「我先看到土耳其迎接170名維吾爾人，之後又看到100多名維吾爾人被遣返中國，所以當警察告訴我要送往土耳其，真的很令人難以相信。當維吾爾人被遣返中國時，泰國警察說『那個A先生會跟你們一起走，A先生是一名照顧我們的維吾爾男人。他已經跟泰國女人結婚，住在曼谷很長一段時間。』這些話其實是騙我們，要我們安心，所以當時他們才離開拘留住所。後來發現很可能我們也要被遣返中國時，怕被騙，『我們下定決心不走，除非土耳其的外交官來接我們』。後來他們真的讓土耳其外交官來住所，我們才放心一起走。那些被遣返到中國的維吾爾人，現場有人打電話告訴我們，女人被要求現場脫衣換上囚服，而有些男人當場也嘗試反抗。但是，之後他們的電話就被沒收無法接通了。」

就像中國政府發布的消息一樣，那些從泰國遣返的維吾爾人，真的是「恐怖分子」嗎?在遣返之後兩個月，也就是2015年9月，我在伊斯坦堡見到一個男人，他說「我的兒子與媳婦都被遣返」。那個人就是東突教協的監察長阿布利金汗，他說「我的兒子與反政府運動毫無關係，可是我的兒子被視為恐怖份子，被遣返回中國。」他繼續說：「我在1990年代開始參加反政府運動，被遣返的兒子是在我坐牢時出生的。中國政府當時為求傷害我，不讓那個兒子跟我的姓名註冊戶籍。所以小孩是『黑戶』，沒有戶籍，所以當然也沒辦法申請護照，只能徒步越過邊境。我出獄後不久就逃離中國，只跟那個孩子一起生活過3個月。因為沒有戶籍，沒辦法上學。也因此他就變成一個文盲。兒子娶了媳婦，生了兩個小孩(各為1歲、2歲)，7月時兩個小孩托給其他人帶來土耳其，現在由我照顧養育他們。我連媳婦都沒見過，兒子與媳婦現在因我的緣故受到遣返，真是令人悲痛。我現在已經有土耳其的國籍，如果他們能來，應該也能很快辦理，取得土耳其國籍。」

結語

曾經參加東伊黨，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參加軍訓與實地戰爭經驗的維吾爾人，他們是屬於40-60歲那個世代。現在前往敘利亞接受軍訓的維吾爾人則多為20-30歲的年輕人。經歷過阿富汗戰爭的那一代常常說「在1990年代，對抗中共統治的反抗運動就是襲擊彈藥庫，可是搶到武器後卻不會操作，所以總要懂得一些基本軍事知識。」這個想法現在就落實在現在新一代的年輕人身上。

911事件後，中國利用美國進行全球反恐戰爭，在2003年第一次發布維吾爾恐怖份子名單，其中也列有東伊黨的首領，也就是前文提過的亞甫泉。對於「新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講法，他總是嘲笑批評。亞甫泉說「中國說我們是國家分裂分子，可是我們的故鄉/國家原本就不屬於中共，我們才是一直住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我們要拿回我們的失地，這有甚麼不對，正義站在我們這一邊。」「『東突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在2002年被美國認定成恐怖組織，可是實際上沒有東伊運這個組織，我們是東伊黨，但不是恐怖組織，是革命組織。」突伊黨與土耳其極右勢力，他們的理想是建立泛突厥斯坦。另外還有一些支持伊斯蘭國哈里發制度的維吾爾人，亞甫泉與他們都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亞甫泉總是強調「我們的真正敵人是中共。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一個突伊黨的領袖，名叫努爾買買提(Nur Memet)，人們常叫他「小賽福拉Seyifullah」， 他在2015年8月6日收到兒子戰死的消息。9月我見到他時，他的手機背景畫面就是他兒子的相片，他跟我說「就算犧牲，也不能放棄聖戰的路」。在敘利亞的這支維吾爾部隊，在2015年9月再次幫助反抗軍，從阿薩德政府軍手中奪回伊得力甫(Idlib)的機場。10月時，也跟隨反抗軍一直遭受俄羅斯戰機轟炸。11月因為俄羅斯空襲，當地維吾爾武裝部隊超過30人「殉教」。透過網路影像公開的影像，可以發現突厥伊斯蘭黨在戰爭中死亡的人數的確不少。

隨著越來越多維吾爾人參與戰爭，死亡人數也逐漸攀高，他們在勝利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可是同時在伊斯坦堡維吾爾社群中也傳出不同的意見，「在敘利亞犧牲不值得。在敘利亞可以接受軍訓，要殉教一定要回去中國」。所以維吾爾社群對突伊黨最近的宣傳影片也有很多不同意見。例如影片中出現過一個小女孩持槍戰鬥的畫面，也有一個影片宣傳有一個維吾爾外逃家庭，因為不習慣土耳其生活，又找不到工作，全家搬遷到敘利亞。又例如，因為2015年泰國遣返維吾爾人回中國，因此暫居開色利的「維吾爾難民」超過百人不告而別，也潛入敘利亞。這些偷渡進入敘利亞的行動都需要付錢給勝利陣線才能進行。有信奉基督宗教的敘利亞村落居民，為求躲避戰火而逃離，而這些從中國外逃的維吾爾家庭就憑空直接佔據當地的村落，逕行定居，也不與當地居民來往。而這些新遷入的維吾爾家庭，他們的行為其實在敘利亞當地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亞甫泉的老一代東突伊斯蘭黨，以及新一代擁有實戰經驗的新一代，他們的影響力與重要性都不斷急遽增加。未來有一天敘利亞內戰結束，維吾爾聖戰士應該也已經磨練成精銳的游擊隊。尚不可知他們會否回中國發起軍事行動。中國地理上離敘利亞與土耳其很遙遠。而且要那些外逃的維吾爾人再回到中國，也不是一件單純容易的事。他們要對中國發動攻擊需要甚麼樣的意識形態信念來支持，又用甚麼樣的軍事理論來推動，也不清楚。就算發動對中國的戰爭，行動與理論如何結合，變得可行，現在的突伊黨應該還是沒有答案。

「東突」一號人物：去ISIS不是我們的目的

作者：侍建宇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130-international-EastTurk/


編者按：巴黎恐襲後，聯合國安理會投票一致通過打擊ISIS。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劉結一除投出贊成票外，還在演講中提到：「打擊東突恐怖勢力是反恐重要活動」。什麼是「東突恐怖勢力」？他們是什麼樣的組織？在哪裏活動？又與ISIS有什麼樣的關係？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學者侍建宇日前與「東伊運」組織的核心人物 --- 亞甫泉交談，以求呈現這一組織的現狀及與ISIS的關係。 本文的意義在於知曉相關新聞核心當事人的想法。端傳媒特此聲明，亞甫泉的言論只代表他個人的觀點，不代表端傳媒的立場。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亞甫泉直接引語中的「東突厥斯坦」即指新疆。

見到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Abdulkadir Yapuquan 後簡稱:亞甫泉)全因一次偶然被動的機會。

七月下旬，我在土耳其的田野調查接近尾聲，從安卡拉回到伊斯坦布爾，只剩行程的最後一項──約見東突厥斯坦教育互助協會的主席。

東突教育互助協會為當前最具影響力的海外維吾爾組織之一。協會經費來自土耳其當地社會與阿拉伯世界的捐贈，總部位於伊斯坦布爾。

根據過去田野實務經驗，絲路上的朋友，從來都記性不好。就算是一個普通的約訪，也要重複確認，三催四請，大家才會把約訪當成約訪。

怕對方沒把約訪當真，儘管正在齋月(伊斯蘭曆第九個月，這一月中日出與日落間不能進食）中的伊斯坦布爾城睡夢正酣，早上十點不到，我便開始打電話給安卡拉的友人，叨擾確認行程。友人很幫忙，聯絡伊斯坦布爾當地的記者，並打電話給約見訪談對象，確認見面地點與時間，要我在旅館先等一等。

這一等，就到了下午兩點多。他們終於抵達旅館，我見到一個不認識的人。他熱情主動與我握手，旁邊的人介紹，他叫 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

一、誰是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

短袖襯衫、西裝褲、一身新疆維吾爾男性常見的標準穿著；配上花白、修剪過的落腮鬍，作為虔誠穆斯林的表徵。

亞甫泉名列中國公安部2003年發布的第一份恐怖份子通緝名單，排位第五。1990年代，他與艾山·買合蘇木(Hasan Mahsum，後簡稱:艾山)在新疆成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突伊斯蘭黨」；或稱「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後簡稱「東伊運」），並擔任該組織副主席。東伊運主張通過聖戰推動「東突厥斯坦」（新疆）獨立建國。

在這份官方認定的恐怖分子名單上，排在亞甫泉之前的有四人，其中有的人已經死亡，有的人淡出運動，也有的人改採和平手段繼續抗爭。

換句話説，現在仍活躍的亞甫泉，可算是頭號「東突 分子」。

接下來的採訪全程以維吾爾語、漢語交替進行，大約兩個小時。獲得亞甫泉的許可，訪談進行錄音，並拍照存證。採訪過程中，亞甫泉態度從容，但用詞遣字仍然留有草莽氣息。有時比手畫腳急促訴怨，有時又刻意放緩，夾雜一些押韻的口號或飾詞。

亞甫泉自我介紹：「我父親名字叫Ahmet，我們維吾爾人把父親的名字放在自己名字後面，所以原來我叫做 阿不都卡德爾·阿合買提(Abdukadir Ahmet)。但是後來，為了紀念家鄉亞甫泉鎮（喀什地區），所以改名叫 阿不都卡德爾·亞甫泉。現在大家都這樣稱呼我。」

亞甫泉1958年10月10日出生。1973年讀中學時第一次被捕，據傳是因為偷取槍械。1990年第二次被捕則是因為巴仁鄉事件，兩次入獄服刑時間共計超過十年。在其間，亞甫泉與很多考不上大學，沒有書讀的青年人一樣，也曾入讀私辦的伊斯蘭宗教學校，他透過討論宗教教義反省他在監獄中的經驗，思考自己的未來。

據亞甫泉回憶，在巴仁鄉事件發生前，則丁·玉素甫(Zaidun Yusuf)曾到他家拜訪，跟他講過準備行動的程序與計畫。但他在獄中時，一直堅決否認認識則丁·玉素甫，警察找不到證據，就將他關起來。

亞甫泉在訪談中承認，當時發動巴仁鄉事件有八個原則與目標是由他草擬撰寫的。原始的稿件已經銷毀，大致就有伊斯蘭宗教發展理想、生育政策、建立伊斯蘭學校教育、去除馬克思主義、在媒體電視上講解伊斯蘭教義等等。

他起初向中國中央政府與新疆自治區以及各地區與縣政府寄發這些要求，沒有得到回應。後來法院審判時，他重覆講述了這些要求與原則。但政府一直不知道文檔是亞甫泉草擬撰寫的。

公安部門最終得知亞甫泉起草綱領的情況，是因為當時他用黑色複寫紙寫這些文件，寄到各處。複寫紙亞甫泉忘記銷毀，警察到他家中搜查時，找到了那張複寫紙，看到了上面的複寫印記，成為證據。

亞甫泉説，由於在法院上堅決否認直接參與巴仁鄉事件，他才能存活下來。

1990年代，東伊運組織從新疆敗退，主要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與中國的交界邊境活動，與策劃9.11恐怖襲擊的基地組織(Al Qaeda)一起訓練及作戰。直到2001年，美國開始對基地組織進行全球反恐戰爭，才逼使部分東突勢力向其他地方流動。

根據亞甫泉的自述，在2002年全球反恐 戰爭初始，他與東伊運當時首要領導人艾山起了嚴重爭執。

艾山與伊司馬義打算為基地組織效命，堅守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的根據地。但亞甫泉認為戰場應該在中國新疆。兩人最後決裂，分道揚鑣。2003年，在南瓦濟里斯坦特區(South Waziristan)，接近阿富汗的邊區，艾山被巴基斯坦軍隊打死，伊司馬義被活捉，移交給中共，5年後被槍決。

亞甫泉則帶領一部分維吾爾人馬，從沙烏地阿拉伯，經過埃及、敘利亞，進入土耳其。2003年反恐戰炙熱，艾山被巴基斯坦軍隊打死後，維吾爾人為主幹的東伊運部隊進一步潰散。其中又有一些東伊運的成員與支持者逃入土耳其，與亞甫泉匯合。
據傳中國曾經對土耳其施加壓力，甚至想透過美國、聯合國對亞甫泉進行調查，希望將他以恐怖份子名義逮捕並遣返中國，但並未成功。土耳其政府亦常「勸説、建議」亞甫泉不要參加反華活動與遊行，並沒有給亞甫泉土耳其永久居留權與公民身分。

亞甫泉回憶：「在2008年中國舉辦奧運會期間，我全家人被土耳其政府帶到Kumkapi海邊，然後再去Yozgat，遠離伊斯坦布爾大約七百公里的地方。」

二、「東伊運」是個什麼樣的組織？

歐美研究恐怖主義與維吾爾問題的智庫與學界，大多認為「東伊運」不是一個實際的組織，甚至對東伊運是否存在都存疑。
當筆者問及亞甫泉本人這一組織是否存在時，他直截了當地回答：「東伊運存在。我就是東伊運成員。」

他在受訪中，清楚描述從東突伊斯蘭黨、到東伊運、再到突厥伊斯蘭黨的遞變。據亞甫泉説，當時是他建議則丁·玉素甫，以「東突伊斯蘭黨」的名義來發動巴仁鄉的行動。但是，「東突伊斯蘭運動」的名稱卻是中共發明出來的。

「當時，我們建立『東突伊斯蘭黨』，也有人成立『東突伊斯蘭改革黨』、『東突真主黨』、『東突解放黨』，也有很多行動是以伊斯蘭的名義來號召來發起的。中共可能並不清楚這些組織其實是不同的一些人組成的，於是把這些一連串以伊斯蘭名義作為號召的組織與事件放在一起，集體稱作『東突斯坦伊斯蘭運動』」。亞甫泉説。

亞甫泉解釋説，後來改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而不再稱「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是因為艾山想要號召中亞所有的突厥民族，所以才改名。「但是，我們要建立一個東突伊斯蘭國的最終目的，一直沒有改變。」

當前，東伊運作為實際組織的名稱已經消失，組織結構、名稱都隨著客觀限制而興衰遞變，但精神則被繼承。他們既有真實成員、也有潛在支持者。他們的基本主張是運用武裝暴力手段，在新疆建立以伊斯蘭教為基礎的獨立「東突厥斯坦國」。

東伊運現在可以説是以兩種組織型態，互為表裡的呈現。一方是位於土耳其進行「教育與宣傳」的東突教育互助協會，另一方則是寄居敘利亞，與反抗軍努斯拉陣線(Al-Nusra Front，或譯成「勝利陣線」)結盟的「突厥伊斯蘭黨武裝組織」。

聯合國安理會在2002年的1267與1390決議將東伊運列為恐怖組織，確認東伊運與基地組織的結盟關係，要求所有聯合國會員國凍結他們的資產、禁止旅行、武器禁運、並停止任何建議與訓練合作。

美國在2002與2004年將東伊運分別放上財政與移民管控黑名單，但並未認定東伊運為「外國恐怖組織」（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在美國的定義中，「外國恐怖組織」不僅要符合美國政府定義的恐怖主義的標準，並且要直接妨害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而美國似乎並不認為東伊運對自己構成直接威脅。

自東伊運組織人員轉移至敘利亞後，他們甚少對中國大陸的暴力事件發言。唯有2013年十月的北京天安門金水橋襲擊 及2014年三月的雲南火車站暴力事件發生後，「突厥伊斯蘭黨」發佈視頻對這兩個事件僅表示「評論與支持」，並未宣稱負責。

三、「東伊運」和ISIS有什麼關係？

訪談中，亞甫泉一再強調，「東伊運」的目標並不是加入ISIS。

亞甫泉説，東伊運的目標是「集中力量對中國進行聖戰」，而不是「去伊斯蘭國」。他認為，東伊運與伊斯蘭國在爭奪穆斯林支持者，不要他們進入對方的陣營。

一個名叫Abdulghafur 的「外逃」維吾爾人在接受網路電視Istiqlal TV訪問時，因為受訪鏡頭的背景是一面象徵東突國的藍色星月旗，遭到另外一群穆斯林強烈抨擊，説他是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不是穆斯林。

亞甫泉作為東伊運象徵的領導人物，也有類似的麻煩。亞甫泉是一個「強硬的」維吾爾民族主義份子，卻不是一個「偏狹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份子。他也多次提及，也有一群人認為他忤逆伊斯蘭國哈里發(Caliph，伊斯蘭遜尼派宗教及世俗政治的最高統治者，這裏指的是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責罵他、甚至以死亡恐嚇威脅他。

為什麼東伊運代表人物們竟然被抨擊不是「真的」穆斯林?

亞甫泉在訪談中闡述自己的理念稱，作為一個維吾爾人，應該要贊同亞甫泉的主張，而不是在伊斯蘭國建立哈里發的主張；「身為一個維吾爾人，應該為東突厥斯坦而奮鬥；如果是一個東突穆斯林，你應該為東突穆斯林而奮鬥」。

但他同時也表示，「東突」與伊斯蘭國哈里發不會有衝突，「我們在祖國東突厥斯坦進行我們的活動，這哪裏有甚麼不對，可是現在有些人反對我的這個意見，有些人還責罵我，甚至恐嚇威脅我的生命安全，認為我『忤逆』伊斯蘭國哈里發。」

亞甫泉説：「真主安拉讓我出生在東突厥斯坦，成為一個維吾爾族人，祂當然不會拿伊拉克的問題來審判我。」

從他的訪談中可以發現，亞甫泉作為還活著的東伊運第一代、也是現階段的領導者之一，他的「維吾爾民族主義」──將他所稱的「東突厥斯坦」(新疆)從中國主權分裂出去的意識──並不來源於，也不同於伊斯蘭國所宣揚的「極端伊斯蘭主義」，而應該是在巴仁鄉事件之前，就讀宗教學校時就養成確立的。他指責中共忘記最初的承諾，不再説各個民族「共同生活」，不再説維吾爾是「東突厥斯坦」的「主人」、「主體民族」，「只想同化維吾爾族」，因此，他贊成世維會及在歐洲、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海外維吾爾群體做出的「有利於維吾爾人未來的言論與行動」。

亞甫泉在東伊運的輩分極高，在維吾爾尊重年長者的文化傳統下，他即使不能直接號令身在敘利亞的維吾爾武裝人員，他的想法也倍受土耳其與敘利亞維吾爾人的推崇，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從阿富汗與巴基斯坦轉移的東伊運成員，大多數參加了敘利亞反政府軍隊伍而非伊斯蘭國。

但是，面對眼前中東伊斯蘭主義的發展，東伊運成員或支持者總會有這樣的困擾：到底是「維吾爾民族主義」重要，還是「伊斯蘭主義」重要?與伊斯蘭國不同，亞甫泉將「解放東突」看做是最重要的目標，將「維吾爾民族主義」擺在最高位，他強調「政教合一的伊斯蘭主義」只是政治動員的方式。換句話説，伊斯蘭宗教因素只是用來説明維吾爾族與漢族的文化差異，作為辯稱維吾爾民族應該獨立建國的依據。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東伊運與伊斯蘭國其實在爭奪穆斯林支持者，不要進入對方的陣營。

四、維吾爾人在敘利亞：「人數足以開戰」

2011年，本·拉登被美國特種部隊殺死後，基地組織運作能力江河日下。

2012年開始，就有號稱突厥伊斯蘭黨（東伊運）的維吾爾人從阿富汗轉移到基地組織的敘利亞分支，也就是努斯拉陣線。據傳，2015年4月，在敘利亞西北部一場攻擊敘利亞政府軍的戰役中，維吾爾人扮演重要角色。綜合來看，加入敘利亞反抗軍的東伊運成員，應該就盤踞在土耳其西南到敘利亞西北的區域之間活動。

2015年開始，中國介入阿富汗和平調停，透過巴基斯坦發動「境外清源」行動，清除當地殘存的東伊運份子，東伊運勢力於是完全撤出並徹底地向其他地方轉移，進入敘利亞。今年十月，巴基斯坦的國防部長Asif也公開宣稱，東伊運在當地已經完全被「清除」。

英國皇家聯合軍事研究所（RUSI）研究員潘睿凡(Raffaello Pantucci)在BBC撰文提及，維吾爾人最近進入基地組織在敘利亞以及其他地方的分支進行作戰。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跨大西洋關係研究所（CTR）研究員Christina Lin提到突厥伊斯蘭黨早在2013年就聲明支持敘利亞反抗軍。並依據源自敘利亞政府媒體的報導，估計陸續轉移到敘利亞的東突分子家庭與戰士當前約有3500人。敘利亞戰地的東伊運領導是Abu Ridha al-Turkistani，他在2015 年於吉斯爾書古爾(Jisr al Shughur)的一場戰役中被殺，現在的帶頭人則不詳。

對於維吾爾人進入敘利亞進行軍事訓練，日本中央大學講師水谷尚子描述的更為清晰。她在《諸君》與《文藝春秋》發表的調查評論稱，近年「外逃維吾爾人」途經土耳其南部Hatay地區，進入敘利亞努斯拉陣線與自由敘利亞軍(Free Syrian Army)控制的地區，進行5個月的軍事訓練，全程花費大約500美金。而他們軍事訓練的內容與一般的新兵入伍訓練差不多，只是加入了伊斯蘭色彩：

每天早上5點起牀，隨即開始晨運，進行大約1小時的長跑訓練，然後再開始做穆斯林祈禱早課。訓練期間，由維吾爾人訓練官教導，每天有半天都在學習射擊與武器保護。不定時也會在半夜緊急集合，然後開始急行軍，進行野外求生的演習訓練。他們平常使用多為俄羅斯製的AK-47步槍。由於訓練耗費體力，很疲勞，每晚都準時就寢。有時晚上有閒暇時間，也會有人教他們用阿拉伯語吟唱《古蘭經》以提高士氣。

敘利亞的訓練基地有來自各國的戰士，訓練編組基本以國籍語言進行區分，維吾爾人不會與其他國家人士混編。住宿也是分開，晚上不准四處走動，更不允許與其他國家戰士發生衝突。

水谷尚子對在敘利亞受訓過的維吾爾人進行了訪談，他們抱怨在新疆受過程度不等的委屈。有人的女朋友在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失蹤、有人因為漢族移民來到家鄉農地被徵收、有人因為收留嫌疑犯被警察非法毆打監禁。他們一致控訴，受欺負而無處申冤。不相信北京政府有誠意解決新疆問題，尤其他們認為現在受到不公平對待與歧視，於是希望為建立東突國進行軍事準備。

根據土耳其當地維吾爾社群傳出的消息，當前留置在敘利亞北部靠近土耳其邊界城鎮，沒有加入ISIS，而納編在反抗軍陣營中的維吾爾人，人數可能在3000人以上。

對於目前仍在敘利亞活動的「東突」組織，以及未來發展方向，亞甫泉亦直接講述了目前的現狀：「他們的確從巴基斯坦遷移過來敘利亞。這是一個事實，我們不需要隱瞞。」

他告訴筆者，有些維吾爾人遷徙到敘利亞，是因為「安全」的原因。他們首先要保護自身的安全，然後再為東突獨立而戰鬥。敘利亞「有客觀條件」，讓他們生存下去，培養實力，他們就會在那裏生存，接受軍事訓練。當然不能避免，有時也需要參加一些武裝戰鬥。總之，他們必須要取得武器與作戰經驗，然後回到中國作戰。

「我們現在沒有其他的方法，所以我們只好跑到敘利亞。無論哪一個維吾爾人，世維會的熱比婭、多里坤，都不應該責怪這些在敘利亞的維吾爾戰士。我們沒有其他的辦法，同時我們也不會投降。」

當筆者問及，現在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有多少？未來作何打算？亞甫泉稱，目前「東伊運」沒有現代化的戰鬥機、飛彈或高科技武器，也沒有能力操作這些武器，因此，並沒有與中國解放軍正面作戰的能力，但是「東伊運」可以回到「東突厥斯坦」，製造與當地政府與漢人的衝突與事端。

「我只能説敘利亞的維吾爾人數足以開戰，有人説有2千多人，但是我知道比這個數目多。」亞甫泉説。

维吾尔族外逃与加入伊斯兰国大起底

作者：侍建宇 馬岩岩 馬詩萌 記者 許芷君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10-international-UygurISIS/


进入伊斯兰国，他后悔了

维吾尔人艾力普（化名）决定逃离家乡──新疆哈密。

2013年的一天，他告别妻儿，直奔云南，四处寻找蛇头，而后取道东南亚，徒步穿越泰国，辗转抵达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一段时间后，又被一个“机缘巧合”下认识的维吾尔人带至“生活会更好”的伊拉克境内，艾力普就这样踏进了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下文简称IS）。

不久，他后悔了。

不愿透露更多在IS生活的细节，艾力普只告诉端传媒，他很快发现那里战事炙热，一不小心就会性命不保。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个能够“完全奉献”的穆斯林，那样恪守伊斯兰教法的社会也不适合他。于是不到半年，他再次选择逃离，趁当时土耳其边境管理尚不严格，从IS逃回伊斯坦布尔。

如今，艾力普和追随他偷渡出新疆的妻儿住在伊斯坦布尔，经商为生。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常驻土耳其开色利（Kayseri）的副主席萨伊特（Seyit Tumturk）称，近两年，如艾力普这样从中国逃出，进入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大约有8000–10000人左右。

这些“外逃的维吾尔”中，有一些被安置在土耳其中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开色利城，另一些留在伊斯坦布尔，主要生活在靠近城西国际机场的区域，如Zeytinburnu和Sefaköy。

艾力普毫不讳言他初到土耳其时的失望。在这个失业率常年停留在10％以上的国家，偷渡者谋生绝不容易。原本对土耳其的美好愿景很快被拮据的生活打破，这是促成艾力普愿意去伊拉克”寻找更好生活”的主要原因。

54岁的维吾尔人阿布都拉罕（Abdulahim）出逃则是为了“更有尊严的生活”。 由于在家乡伊犁（新疆北部城市）“没办法有尊严地生活，更没法正常地过伊斯兰宗教生活”，阿布都拉罕逃至土耳其，现居开色利。

与他一起住在开色利的，还有1000名左右维吾尔人，他们逃至这里后，被安置在几栋五层高的公寓中。毫无特征的方形楼宇外，是宽阔的马路和异常笔直的白杨树，这景色与几千公里外新疆城市中寻常小区的景致颇为相似。

不止气候与城市特征有相似之处，由于同属突厥民族，语言相近，新疆维吾尔人对于土耳其一直存有亲近感甚至归属感。因此，近年维吾尔人出逃的目的地多选择土耳其。

“外逃维吾尔人”在土耳其的生存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少数，这些维吾尔人在土耳其有亲戚朋友，可以通过关系寻得工作，生存下去。第二类也是少数，他们性格较为独立，有经商头脑，可以很快适应土耳其当地社会生活。第三类“外逃维吾尔”则是大多数，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人生地不熟，他们到达土耳其后大多没有工作，靠偶尔打打零工和社会救济维持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开色利，妇女与孩童占有非常高的比例。穿着遮盖全身、只露眼睛的黑色罩袍，开色利的维吾尔女性称，逃到土耳其是“为了小孩的教育”。她们解释，在新疆，没有能够学习传统伊斯兰教义与维吾尔民族文化的环境。在开色利的安置区，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学校，教孩子读《古兰经》。

但外逃者很快发现，土耳其远比他们想像的世俗，满目的西方现代化特征冲击着他们追求伊斯兰宗教保守生活的心。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一名反恐学者向端传媒透露，或许是利用了这种失望心态，不少组织对这些初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拍摄音视频档，展示穆斯林正在叙利亚过着更为宗教正统的、平静幸福的生活，最终目的是吸引观者加入IS。

中国政府与国内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对维吾尔人“外逃”的鼓动，实际上从新疆境内就已经开始，而IS及其宣传网络更可能是真正的鼓动者。

如艾力普这样，受到鼓动进入IS又逃出来的人只是极少数。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研究维吾尔问题的学者透露，现在进入IS和叙利亚的维吾尔战士总计可能超过4000名，已经战死的超过500名。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中国官方此前提及的数目，但尚没有其他信源能够交叉验证这一说法。

中国官方只有两次直接或间接地提及参加IS的维吾尔人数目。2014年，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援引国外媒体消息称, 大约有100名中国籍公民在中东作战或接受训练，其中主要为“东突分子”。2015年初，马来西亚内政部长在与中国公安部副部长见面后，透露中方提及”有300多名中国人以马来西亚作为中转站，前往第三国，再加入IS。”

据这个土耳其讯息源称，这4000多名维吾尔人分属不同军事组织；大部分加入IS，也有颇多人加入叙利亚反抗军的行列，甚至也有少量加入叙利亚政府军。不论为谁而战，共同点是他们同时接受了战场武装训练。

世维会副主席萨伊特对端传媒说，他和工作伙伴正在尽力说服迁入开色利的维吾尔人不要前往叙利亚或IS，而是留在土耳其过“正常的生活，让小孩受正常的教育”。

但只靠救济并非长久之计。未来何去何从，被安置在开色利的维吾尔人尚无定论。

现在，定居伊斯坦布尔的艾力普一边帮人做房屋买卖仲介，一边与人合伙开办馕饼（一种新疆食品）工厂，批发分销到伊斯坦布尔的零售杂货店。他同时还前往中东其他国家，将土耳其的货品出口贸易到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他的妻子也十分勤奋，两年前开始在家中做手工。如今一家人已经筹到钱在伊斯坦布尔买房子。

相对其他“维吾尔外逃人士”，艾力普一家人的境遇算是十分幸运。

逃亡之路 命运不在自己手中

与艾力普相似，在土耳其寻找“正常宗教生活”的阿不都拉罕也是取道东南亚最终抵达土耳其的。他与一个朋友于2014年持有效中国护照，从广州申办马来西亚旅游签证，后出走至土耳其。

据前文提到的新加坡学者介绍，911恐怖袭击以前，维吾尔人非法出境，主要是跨越新疆西部边境，抵达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但随着中国与西边邻国反恐合作升级，从西线“外逃”变得困难。

此后，维吾尔偷渡者转向中国南部边境省份，像是云南、广西、广东。有鉴于西线严酷的反恐氛围，南线成为偷渡的另一个选择。于是，东南亚成为维吾尔人“外逃”的必经之路。

准备出逃的维吾尔人常常变卖农田财产，倾其所有交付蛇头，但他们接下来的命运则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这一家17人手中所持护照上“国籍”一栏，全部填写的是“Turkish”（土耳其人），而出生地一栏则为“XinJiang”（新疆）或“Kashgar” （喀什，新疆南部地区）。

2014年，泰国政府在国境南部丛林中发现了约400名维吾尔人，当时他们正在逃往土耳其途中。除100多人逃走外，其余300多人被关进泰国南部的数个难民营。

联合国难民署亚太地区发言人Vivian Tan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介绍，这批难民当时自称是土耳其人，并表示希望回到土耳其。

这些偷渡客中，Tekmakan Ashan一家17人在2015年3月的偷渡审判进程备受关注。这家人的代表律师Worasit Piriyawiboon接受端媒体采访时表示，案件审理期间，泰国一直收到中国政府的压力：“中国方面每周会给泰政府发送很厚的政府间档案，以证明这些偷渡客来自新疆，但土耳其政府方面则对此保持沉默。”

端传媒记者看到这一家17人手中所持护照上“国籍”一栏，全部填写的是“Turkish”（土耳其人），而出生地一栏则为“XinJiang”（新疆）或“Kashgar” （喀什，新疆南部地区）。

事后，中国官方公开指责土耳其驻东南亚地区的使馆人员协助“维吾尔人外逃”，为他们提供旅行证件与其他便利。

在两国政府漫长的举证过程中，这些前途未卜的维吾尔人，居住在曼谷非法移民拘留所中三幢三层高的楼内。这里共关押着约1500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偷渡者。每间房内约有60到80个人，有的牢房甚至关押上百人，每人平均的活动空间只有一平方米。闷热的房间里只有简单的风扇设备，被关押者洗澡、睡觉、吃饭、祈祷、看书读报都在这里。室内没有电话，但允许探视、送钱，以供关押者在拘留所内购买简单的食物用品。

经过数月的审理，这家人及170多名偷渡的妇女和儿童于5月至7月先后被送至土耳其。而另外的109名维吾尔偷渡者（主要为男性）则于7月被遣返中国。至本报道撰写时，他们仍被拘留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等待处理。

另一群在马来西亚被发现的维吾尔人命运则完全不同。

马来西亚人权组织人民之声前执行长叶瑞生向端传媒分析，这次马来西亚反常行为很可能与马来西亚面临的人口贩卖评级相关。

2014年10月，马来西亚警方在首都吉隆坡郊外两个公寓里，分别拘捕了90名与65名来自中国的维吾尔人，其中有79名个成年人与76个儿童。

目前仍居住在其中一处公寓的住户向端传媒回忆，这些维吾尔人挤在这个公寓中的一个房间里长达一年多。他们曾在夜里听见那房间里传出炒菜的声音，有时会看到阳台上有孩子睡觉，或是女人祈祷。但大部份时间，维吾尔人都把自己关在挂着巨大黑色窗帘的屋里，即使房东来收房租，也只是将门打开一点，把钱递出去。“完全无法想像这么多的人在一个屋子里住了那么久！”

端传媒记者目测，这个小区比较大的房间是三室一厅，面积大约六、七十平方米，那些维吾尔人可能就是挤在这种房型，或者更小的房间中。

蜷缩一年多后，马来西亚最终同意将他们送往土耳其。端传媒从不同消息来源了解到，这些人没有跟当地中国大使馆联系的意图，而是要求跟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见面。难民署展开调查后认为值得保护他们。马来西亚政府接受报告后，决定将他们送到土耳其。 这一处理方式与此前马来西亚处理相似案例的方式颇不相同，令外界意外。

2011年至2012年期间，先后有数十名维吾尔人偷渡到马来西亚后被捕，他们都被悉数遣返中国。一名接近联合国难民署的人士向端传媒证实，2011年马来西亚将11名维吾尔人送回中国，是因为中国向马来西亚政府施压。

马来西亚人权组织“人民之声（Suaram）”前执行长叶瑞生向端传媒分析，这次马来西亚的“反常行为”，很可能与马来西亚面临的人口贩卖情况评估相关。

叶瑞生说，此前，马来西亚被美国列入“人口贩卖中心”名单，马方对此表示不满，要求美方能重新评级。美国为了能与马来西亚达成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是指由新加坡等四国启动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先后加入谈判）。“马来西亚需要在提升后适当表现一下，对待这155名维吾尔人的方式就是表现。”

除了公开出来的案例之外，据传马来西亚政府还曾低调地将更多维吾尔人送到土耳其。

“人民之声”一名协调员接触马来西亚移民局之后了解到，从2012年至2014年，马来西亚当局将约3000名维吾尔人送到土耳其。

他还向端传媒表示，作为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与土耳其数年前曾达成一项内部协议：不将维吾尔人送返中国或第三国。为了避免引起中国愤怒，双方尚未公开这项协议。

他称，时任土耳其总理、现任总统热杰甫·埃尔多安（Recep Erdoğan）主导这项协议。马来西亚方面则由内政部长扎希德（Ahmad Zahid bin Hamidi）和在野党政治家赛夫丁·伊斯梅尔（Saifuddin Ismail）处理。截至发稿前，土耳其驻吉隆坡大使馆、赛夫丁以及马来西亚移民局都未对端传媒相关采访要求作出回应。

每人的外逃的花费大约是2千-1.5万美元（约合1.5万至10万人民币）不等。有些人中途被人口贩子欺骗，可能花费更多。

在前途未卜的偷渡旅程中，决意出逃的维吾尔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准备足够的金钱。据英国《金融时报》采访的一名偷渡者称，他花了三万人民币穿越中国边境，之后在越南先付给人口贩子9000人民币，在柬埔寨又付了23000人民币。

世维会副主席萨伊特说，依据实际情况不同，“每人的外逃花费大约是2千-1.5万美元（约合15000至100000人民币）不等。有些人中途被人口贩子欺骗，可能花费更多。

路透社曾援引知情人士称，蛇头听闻是越南人偷渡会收取1000美元（约6000多人民币），若是维吾尔人则会上涨五到十倍。

选择出逃 偷渡者还是恐怖分子

虽然同为逃亡者，艾力普与阿布都拉罕无论是出逃原因，还是对土耳其失望的原因都并不相同。

曾进出IS的艾力普，当年出走家乡是因为猎杀了珍稀动物。2013年，艾力普因为在新疆戈壁滩非法猎捕中国“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黄羚羊遭到政府通缉。他知道朋友在新疆坐牢所受的痛苦：生病不能就医，甚至病死狱中。他怕一旦坐牢就不能活着出来，于是决心出逃。

在经历了“不习惯IS的极端信仰方式”、在土耳其找不到好的谋生方式一系列挫折后，艾力普现在常常想，过去在哈密，就算坐牢，生活在政府管制下，有诸多限制，但是出狱后还可能做点小生意，安度余生。而现在只能浪迹异乡，别无他法。

与艾力普追求更好生活的世俗要求不同，阿布都拉罕的出逃与不满源自对于伊斯兰宗教生活的向往。

维吾尔社会一方面要面对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中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社会现状，另一方面则无力消化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暴力袭击之后的民族关系撕裂与官方有针对的打压，宗教保守主义成为维吾尔人寻找寄托的方式之一。

出逃者中，与阿布杜拉罕持同样观点的占多数。但很难确定最终走入IS的维吾尔人当初出逃时抱着怎样的心态，而追求保守宗教生活的目标又是在何时何地转化为“依靠暴力行为寻求解决”的行动。

中国官方对于这一问题的表态及用词也愈加小心谨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傅莹在今年7月于新加坡举行的讲座中表示，要将恐怖分子与某个民族、某种宗教区分开来。在今年7月10日召开的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在泰国被遣返的维吾尔人为“非法偷渡者”，而非“恐怖分子”。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曾采访了数名维吾尔出逃者，其中一人表示，自己出逃是因为不能在新疆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妻子不能穿戴蒙面罩袍”；另一人表示出逃是因为私下开办古兰经学校。

实际上，穿戴蒙面罩袍和开办地下古兰经学校在新疆既非传统，也非常态。它们是伊斯兰教中保守的瓦哈比教派在1980年代左右传入新疆后逐渐发展出的事物。

与土耳其类似，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分支的维吾尔人，传统上是穆斯林中较为世俗化的一群。女性很少穿戴蒙面罩袍，传统服饰是艾迪莱斯丝绸所制的花色裙装。处于亚欧大陆通商要道的地理位置，赋予维吾尔人经商的传统，他们通常心态开放，善于接受新事物。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全球伊斯兰主义思潮兴起，倡导严格遵从教义的瓦哈比教派在维吾尔人中，影响力日益增大。维吾尔社会一方面要面对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中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无力消化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暴力袭击之后的民族关系撕裂，以及官方政策有针对性的“打压”。于是，宗教保守主义成为维吾尔人寻找寄托的方式之一。

宗教保守主义的具体表现包括：南疆地区穿戴蒙面罩袍的女性数量明显增多，维吾尔男性抽烟喝酒的人数减少，留大胡子的人数增多等等。

维吾尔人反世俗化的走向引起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的不安。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限制政策：穿戴罩袍与蓄胡者禁止出入公共场所，公务员与学生不允许进入清真寺礼拜，政府还对斋月封斋做出很多限制性规定等等。

这些“一刀切”政策不但为宗教保守主义者添加了“勇于反抗”的英雄色彩，更影响了普通穆斯林的正常宗教生活。

曾赴新疆南疆调研的新疆社科院副研究员吐尔文江·吐尔逊曾撰文强调，必须对现今的新疆穆斯林进行区分，他认为根据宗教态度，大致可将维吾尔人分为四类：

一是“文化穆斯林”，通常是党政官员、企业白领或大学生，很少参与宗教活动，也不忌烟酒，但依然存有宗教情感并遵守传统风俗。

二是“世俗穆斯林”，主要是农民、普通市民和商贩，会进行封斋（斋戒）、做礼拜、去清真寺等宗教活动，不排斥烟酒，怀着朴素的宗教情感。

三是“保守穆斯林”，也称伊斯兰复古主义或原教旨主义。这个群体要求严格按照《古兰经》规范个人社会行为，行为方式类似清教徒，但不主张暴力，也没有政治诉求。

四是“极端穆斯林”，指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维吾尔群体，在宗教价值上有激进、极端的倾向。

需要注意的是，“保守穆斯林”比较容易被动员为“极端穆斯林”，而其他类别的穆斯林之间也可能因为各种时空因素，发生转换。

但“保守”与“极端”的转换并不是一个容易辨认与预防的过程，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特别是新疆地方政府，不加分辨一律打压的政策很可能正在加剧这一恶化转变趋势。

按照这一标准，艾力普最初应属“世俗穆斯林”，而阿布都拉罕则接近“保守穆斯林”。大部份逃离新疆，在土耳其居住，穿戴蒙面罩袍、严格履行《古兰经》教义的维吾尔群体都可大致划为“保守穆斯林”范围。而赴IS有意识参加战斗的维吾尔人则可看做有政治诉求的“极端穆斯林”。

曾在新疆制造多起暴力恐怖事件、追求独立的数个维吾尔极端组织，毫无疑问也属于“极端穆斯林”行列。

即使是“极端穆斯林”，他们在加入IS时，也可能参杂家庭亲情、经济利益、民族怨怼等各式原因。例如被IS用作“宣传”典型，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名叫穆罕默德·阿敏（Muhammad Amin） 的八十岁维吾尔老人。根据土耳其当地维吾尔社群的消息，老人前往IS，纯粹是为寻亲。因为他的儿子携家带眷加入IS，他想念儿孙，只好前往叙利亚。至于他自己有多么相信IS宣扬的理想，值得质疑。

但“保守”与“极端”的转换并不是一个容易辨认与预防的过程。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特别是新疆地方政府，不加分辨一律打压的政策，很可能正在加剧这一转变趋势 。

恶性循环 “严打﹣反抗”循环链条

很明显，从十数年前的全球反恐战争开始，暴力与恐怖的“标签”开始与新疆维吾尔人如影相随。颇多加强管控的措施开始实行，有的变本加厉。走访海外的维吾尔社群，近年来，从禁止公务员去清真寺、限制中学生戴花帽，到新疆“便民联系卡”的限制住居迁徙（自2014年5月起，所有离开户籍所在地的新疆籍流动人口都须办理“便民联系卡”，登记去向。），激发怨气的实例不胜枚举，怨怼声浪直线攀升。

阿布都拉罕说：“新疆协警或警员常常没有道理地在街头阻停维吾尔人，随意查验身分、搜身。但是他们不会阻停汉人。如果维吾尔人询问理由或反抗，马上就会被逮捕，甚至被当场殴打，被说是思想有问题，受到极端伊斯兰思想影响。”

不加区分的管制不但针对整个维吾尔群体，甚至扩展到在新疆居住的其他民族。

一名居住在海外的新疆回族女性曾回忆自己入境新疆探亲的情景：他们让我把头巾拿下来，脱掉鞋子，把裤腰带也解下来。然后从头深浅软硬地摸到脚。执法人员的态度也很不好，“我感到作为穆斯林的尊严被赤裸裸剥光，感到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这名回族女性的丈夫称，去南疆时，执法人员在海关准备了剃须用具，看到某人留了大胡子，就会说“是你自己来，还是要我们帮你剃。”

新疆汉族同样受到牵连。有新疆汉人反映，由于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以65开头（新疆的身份证开头号码）而在内地被拒绝入住酒店。

此外，新疆官方对于伊斯兰宗教人士采取了异常严格的管理。于2005年出版的《新时期阿訇实用手册》详细罗列了阿訇（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日常行为规范，宣讲国家政策成为阿訇的日常工作。阿訇的任免与级别需要政府批准。 一些地方甚至组织阿訇伴着网络流行歌曲《小苹果》跳舞，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新疆穆斯林民众啼笑皆非。

清真寺阿訇因此逐渐失去当地维吾尔人的信任，地下私办的古兰经学院随之兴起，成为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主要传播方式。

中国官方在过去十数年公布的三份恐怖组织与恐怖份子通缉名单，都是维吾尔人，并指控他们为“东突势力”。此外，几份官方出版的新疆白皮书也不断指出，“东突势力”在新疆与中国境内不断制造暴力与恐怖攻击行动，进行分裂活动。所以，面对近年新疆多发的暴力事件，中国官方处理的策略总是倡导要防微杜渐，“严厉打击暴力恐怖袭击犯罪，并尽可能地，将这类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

相对地，海外维吾尔异议组织，如世维会，又总是指责中国滥用反恐名义，打压维吾尔人。中国政府声称发生在新疆的暴力事件是由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推动、策划和发动的。但世维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却认为：“极端的压迫会带来极端的反抗。”

于是，一个循环论证（circular argument）发展出来。

中国官方认定“暴恐”需要“被严打”。但是，到了海外维吾尔异议团体的话语中，“严打”就变成“压迫”，而既然“被压迫”，当然就要“反抗”。

在新疆，其实很难分辨究竟是“暴恐”先出现，还是“打压”先出现，抑或二者同时并存。“暴恐”与“反抗”，“严打”与“压迫”成了两组同义词，构成封闭的“循环论证”，根本无益于说明问题的实质。

更令人担心的是，这样的“循环论证”可能已经衍生成为实际政策，一种自我预言式的（self-fulfilling）政策实现。近年的维吾尔非法偷渡移民不绝，很清楚可以观察到 “循环论证”的现实后果。“循环论证”成为一个铜板的两面，被中国政府与海外维吾尔异议组织各取所需地进行话语描述。

严格的管控策略其实更加凸显中国政府当前无法善治新疆的长期焦虑。也让政府的治理塌陷掉入自己设下的陷阱——“暴恐 – 严打 – 压迫 – 反抗”的循环论证。引入更全面严密的管控策略，只会带来更令人不安的后果。

但是，无可讳言，无论被称作“暴恐”还是“反抗”，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正在逃离新疆，而且其中一部分人更参与到暴力活动中。未来新疆要面对的威胁，或许不仅仅是拿大砍刀的几个无知青年团伙，更可能是有着实战经验，能操作现代化自动武器的战士。

（侍建宇，学者，现任教于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