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菊尔·伊力哈木
來源：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506/c06ilham/
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2013年2月2日，那时我们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即将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他要在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做一年访问学者，那时18岁的我，要与他一同前往，花几周时间帮他安顿下来。
当时我们已经办好了登机手续，在护照受到检查时等待着。边检人员仔细地核查我父亲的证件，又在电脑里输入了一些信息。突然，安全人员赶到，把我们拉出了队列。我们被关进了一间小屋，里面没有食物也没有厕所。安全人员禁止我的父亲登机，但是让我走了。我哭了出来，但父亲坚持让我走。
他告诉我要坚强，永远不要在别人面前哭泣。他告诉我，不要让任何人觉得我软弱，或者维吾尔人很软弱。
我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他，甚至还能不能见到他。
我的父亲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是一位经济学家和写作者，他为我们的民族维吾尔族大声疾呼。维吾尔是一个穆斯林民族，讲的语言属于突厥语族，传统的家园位于今天中国的西北部。他会在自己的网站上批评中国政府，后来他的网站被关闭了。在2009年7月5日，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发生暴乱后，他接受了西方记者的采访。在那场民族冲突中，有上百人遇难，另有数以千计的维吾尔人被捕。
那年夏天之后，我的家人就经常毫无理由地受到软禁、被当局讯问，电话通话也会遭到窃听。我给父亲打电话时，会听到噼噼啪啪的杂音。我父亲会开玩笑说，“警察叔叔要来了。”有两次，我放学回家后，意外地发现家中空无一人，我的家人们都被迫离开北京数天。去年11月，我的父亲在开车带两个弟弟去机场接奶奶的路上，安全部门的一辆汽车撞上了他的车，一名安全人员威胁说要杀了我们全家。
在那以后，我的父亲告诉我，“你现在还太年轻，我不希望你参与。你只需要知道，我做的是正确的事。”
大量的汉族人从中国其他地区迁居到新疆，许多维吾尔人对此感到愤怒，他们认为大批移民威胁到了我们的传统、语言和文化。极少数的维吾尔人与暴力事件有牵连，最近的一起是上周三发生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火车站的爆炸和持刀袭击事件。
在上周巡视新疆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会采取“果断措施”打击分裂团体的“恐怖袭击”，然而政府却没能考虑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所表达的不满——他从未宣扬过暴力，只是呼吁向维吾尔族，以及中国所有的民族，给予平等和尊重。
三个月前的1月15日，我在印第安纳的住所传来了敲门声，来访者是父亲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我的父亲遭到了逮捕。我从自己的智能手机上得知，父亲已经入狱。我十分震惊，以至于都忘记了哭。
一连五天，我都联系不上家人。取得联系后，继母告诉我，父亲是在分别有4岁和7岁的两个弟弟眼前被逮捕的。没有人告诉她，父亲被关押在哪里，等了一个多月，她才收到逮捕令。逮捕令显示，他被送往了新疆的一所监狱，距离我们在北京的家千里之遥——罪名是“涉嫌分裂国家”。
任何一个认识我父亲的人都知道，这种指控多么荒唐。我的父亲热爱祖国，也从未宣扬过暴力。他的网站发表过汉语、维语、藏语和英语的文章，目的是帮助我们的汉族邻居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少数民族。他的目标是理解和公平。中国政府应当原意与他这样的人合作，而不是把他送进监狱。如果说他犯有什么罪行，那就是讲出了令人不安的真相。
我小时候，父亲接我放学时，我们会在回家的路上一起唱歌。我的弟弟们不能像我一样，和父亲一起唱歌了。他们还会做眼看着父亲被警察拖走、我们一家人被拆散的噩梦。现在，邻居中其他的孩子也不肯再跟他们玩了。我从美国给他们打电话时，他们哭着问我，还能不能再见到我。我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
我不害怕。我的父亲很坚强、勇敢，最重要的是很正直。他保护了我18年。现在轮到我讲述真相，告诉大家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有怎样的信念，轮到我尽自己所能，在他远离家人之时保护他了。
菊尔·伊力哈木(Jewher Ilham)是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学生。她于5月5日前往纽约，代表父亲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领取2014年度美国笔会/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2014 PEN/Barbara Goldsmith Freedom to Write Award)。
星期二, 3月 04, 2014
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
作者： 伊力哈木·土赫提
来源：大象公会
大象公会原注：2011年1月15日，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根据自己的思考撰写本文。他曾于2013年10月进行第一次修改，但尚未定稿。
自张春贤主政新疆以来，中央新疆政策的大力推进及张春贤本人一系列努力，新疆各族居民对新疆未来社会稳定和发展前景又开始抱有良好期望，而且，张春贤在很短事件内就赢得了本地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极高评价。
目前看，新疆新政在解决民族矛盾上的思路，是以经济投入和民生改善来缓和民族矛盾，短期内肯定会有良好效果，但深层次问题尚未触及，情形不能乐观，易起反复，要赢得民心民意，真正长治久安，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安排和社会调整。
关于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问题，其现状、成因及解决建议，现择其要者，简列总结如下：
一、少数民族的就业问题
现状：
就业压力问题是中国各地都面临的社会问题，但在新疆，就业问题集中地表现为少数民族就业问题。今天，维吾尔族进入城镇的就业机会，已明显呈现出集中在以餐饮为主的服务业这个狭小领域，民族间的就业机会差距巨大，存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在就业中遭歧视的现象，这些成为影响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汉族不满的首要因素。
城市和农村形成就业难题的具体成因不同，所以这一问题分为维吾尔大学生失业问题和维吾尔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两个问题。
1、大学生就业问题
官方统计数据表明，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一次就业率为17%，远低于汉族大学生的就业率。而据我做的社会调查，维吾尔族大学生实际就业率应当低于15%。大学生就业难除造成一些家庭因孩子上大学而贫困外，还造成维吾尔社会广泛的“读书无用论”。
2、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
新疆维吾尔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严重，本质上是维吾尔族城市化、工业化严重滞后于时代的结果。维吾尔族的城市化率实际只有10%左右。
维吾尔族大部分集中居住在南疆农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脆弱、狭窄的生存空间拥堵着巨大的剩余劳动力，不但脱贫无望，同时也构成了滋生违法及犯罪行为、蓄积冲击社会秩序的巨大能量的温床，这种恶性循环长期持续下去，甚至会造成南疆脆弱绿洲生态圈的崩溃。
成因：
1、民族政策落实不到位，就业机会中随时可见的明显的民族歧视，是造成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首要原因。公务员招聘、国营企事业单位招聘，少数民族比例严重偏低。七五事件前，大量社会招聘广告中，公开宣称只限汉族，甚至部分国营企业宁可招内地的汉族也不招本地的少数民族。有些单位因为从来没有维吾尔族，偶有维吾尔人会被门卫拦住。就业门路狭窄，使新疆出现一个奇观，新疆少数民族在校大学生业余参加外语培训的热情，超过了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因为他们只能寄望在涉外贸易、旅游乃至国外找就业机会。就业难问题，甚至特权阶层也无法避免，自治区某维吾尔族高级干部的孩子于内地大学毕业一年后，在找工作无门的情况下，拿到王乐泉批的条子才得到一个工作机会。
2、新疆是以封闭、互相隔绝的绿洲孤岛为主要特征的特殊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上，不同地理单元获得的国家投入差别极大，尤其是南疆维吾尔聚集区的城市化、工业化远远落后于汉族聚集的天山北坡地带。而南疆地理位置的偏僻遥远，北疆汉族聚集城市对维吾尔人的排斥，南疆剩余劳动力在转向“天山北坡经济带”（新疆的“天山北坡经济带”是天山北麓是新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带是生产力高度集中的地区，是新疆现代工业、农业、交通信息、教育科技等最为发达的核心区域，集中了新疆83%的重工业和62%的轻工业，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占新疆的40%以上，城镇、交通、能源等基础条件好）这一新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时遭限制，更是增大了南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难度。
3、基础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新疆在教育系统的投入上，南疆北疆差异极大，而在南疆，尤其是在中学部分，教育资源的分配又存在民族间的严重不对等，无论是经费的投入还是学校的数量，维吾尔族学生分得的教育资源都远低于其在当地的人口比例。此外，南疆的 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极低，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像库车、莎车这样维吾尔人口集中的人口大县只有一所维吾尔语高中。这些因素都造成南疆维吾尔社会平均受教育水平严重不足，对从事现代农业和转入工业化造成了极大障碍，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后，职业选项极少，只能被迫大批进入内地寻找发展空间。
4、“7·5事件”之后，新疆几乎所有的维吾尔聚居区都保持高压维稳政策，进入乌鲁木齐等北疆城市的南疆农民大批返回农村，基层政府采取严格限制人口外出的政策，令农村就业问题恶化。
建议和思路
维吾尔族的就业困境，是各种因素长期作用和积累的结果。要解决这一困境，或许需要一个涉及面极宽的立足长远的系统工程，无法一蹴而就。单纯借助国家财政力量的投入，人为创造一批就业岗位的思路，一方面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另一方面，长此以往，维吾尔民族将成为一个全民靠救济为生的民族，令维吾尔人产生羞耻之心。
而我个人对于这一问题的系统性安排，有以下思考：
1、《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第二十三条有国家企事业单位少数民族就业优先的明文规定，即便考虑目前实际困难无法真正落实，也应逐步大维吾尔族就业机会，逐步形成国家行政企事业单位的就业安排必须有一定民族比例的制度。目前，新疆公共服务部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严重不足，像医院、邮局、银行、保险、公证、司法机关、市政等面向社会的部门，基本上都是不会维吾尔语的汉人，给维吾尔人日常生活带来巨大不便。
2、以政府积极引导等方式，促进区内人口的流动，缓解南疆农村严峻的就业压力和生态压力。譬如，有计划有比例控制地将南疆人口向兵团农场和北疆的城市工业带转移输送。与其自治区花巨大人力物力有计划地组织农村劳动力到几千公里之外、文化生活习惯截然不同的沿海打工，不如就近组织动员其向区域内转移。目前，新疆建设兵团人口流失严重，当地采取各种办法从内地吸引劳动力，这种人力吸纳不应对南疆剩余劳动力封闭。
政府积极组织引导区域内的人口转移，既可缓解南疆的就业压力，同时也可起到增加民族互相融入的机会，可消解维吾尔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兵团及北疆城市是“汉族人专门用来对付我们”的心态。
3、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家。解决新疆就业困境的最根本和长远出路，还是要靠市场化的方式，而非行政安排。张春贤书记赴任后，新疆在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家上明显加大了力度。建议可进一步展开一套着眼于提高少数民族企业家的现代经营管理能力的长期计划，通过与内地高校和沿海地区交流等安排，形成长期的少数民族企业家培训机制。此外，还应鼓励汉族企业家与少数民族企业家的合作，广泛形成共同的利益纽带。政府培养和扶持一大批民族企业家，是促进民族团结和谐的最便捷方式。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少数民族企业家过多出现在政府组织的民族团结宣讲活动中，未必有最好的宣传效果。民族企业家的作用，不同于政府的组织动员力量。在政府搭建的舞台之外，他们应该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4、加大对少数民族聚集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国家在这方面积欠的旧账过多，但通过加大基础教育改变一个民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能力，五到十年就可有明显的改观。至少使得新增劳动力进入城市的障碍大幅降低。目前，政府在南疆大幅增大基础教育投入的同时，最需要克服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纠正业已形成的读书无用论，一个是纠正双语教育出现的严重偏差，消除人们的恐惧。
5、有计划地系统培养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新疆各少数民族严重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少数民族进入现代工业困难，创业能力也严重不足。建议自治区加大适应新疆以资源型国有企业为龙头经济特征的专业人才或初级专业人才的培养。如通过职业技术学校，增加少数民族进入矿业、纺织业、农产品加工业的就业机会，目前，新疆已展开相关工作，在维吾尔社会有很好的信心反馈。
建议自治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协作，有计划地培养一批少数民族青年技术骨干，使他们成为在新疆传播技术的种子和创业骨干。
6、建设少数民族产业工人队伍。产业工人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和重要力量，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等方面起着基础性、根本性的重要作用。目前新疆正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但企业召不到合适人员的现象普遍存在。在新疆培养少数民族产业工人，建设一批少数民族产业工人队伍，可改变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渠道窄、就业观念局限的问题，提高少数民族就业率，并有助于少数民族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7、利用区位和地缘优势，扶持发展新疆本地文化创意产业，解决就业的同时，增加对中亚地区的文化辐射力。针对性地培养和扶持一批有可能在中亚地区有广阔市场的现代创意型人才和中小企业。中国在IT、动漫、广告传播等创意产业领域，对中亚地区拥有绝对优势，但汉族企业进入这些地区会遇到极大的文化和语言障碍，维吾尔族则拥有天然便利和优势，依托内地已经形成的技术优势，新疆完全有可能培养出对中亚具有强大辐射能力的文化创意产业。它可使目前中亚对新疆少数民族社会，由文化输入变成文化输出。这项工作做好，其意义不可估量。
二、“双语教育”问题
现状：
“双语教育”问题是除就业问题外，维吾尔社会反应最强烈的问题。新疆的双语教育，在推行过程中，实质上变成了一种单语（汉语）教育，它在维吾尔社会，被普遍认为是政府有意要建立一个以汉文为主导的“一种语文，一个源流”教育制度，从文化上消灭维吾尔族，以行政方式加快民族同化与吞并。而随着双语教育的强制推行，维吾尔语不仅在教育领域，在行政、司法等诸多领域也处于不断被边缘化的境地。作为新疆的官方语言之一，维吾尔语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尊重与重视，维吾尔语应有的法律地位也未得到保障。
在实践中，双语教育中反应最多的问题，是造成大量孩子母语、汉语都没学会，教育质量严重下滑，少数民族学生无法掌握知识，对学校产生畏惧感。新疆的双语教育要求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学习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一系列课程，这导致维吾尔等少数名族学生无法理解所学内容，这也很大程度上导致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学生的辍学率不断上升。此外，双语教育最直接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大量有经验的维吾尔基层教师被迫以提前退休、或在学校从事与教学无关的工作的方式离开教师岗位，让一大批维吾尔族教师成为这个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双语教育”在新疆变成“单语教育”，引起的越来越严重的担忧和反弹，有可能酿成大规模的捍卫接受母语教育、确保本民族语言文化不被消灭的维权运动。而它之所以引起维吾尔社会巨大的文化消灭恐慌，另外一个原因与近些年来新疆民族文化和出版事业的急剧萎缩有极大关系。
维吾尔语的文化和出版事业的急剧萎缩，带来的深刻后果并非只是维吾尔文化的消亡和维吾尔知识分子的抵触，而是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的维吾尔社会从此与现代文明完全隔绝。因为南疆社会整体极为落后，绝大多数维吾尔居民不懂汉语，环境因素造成各绿洲相对封闭，传播外部世界和现代资讯的书、报、广播、电视已与绝大部分家庭绝缘。
而维吾尔文化和出版事业的萎缩，意味着除极少数熟练掌握汉语的维吾尔精英外，传统维吾尔社会接触现代信息的路径被完全切断，在突然加剧的社会开放和竞争环境中，他们适应这种外部刺激的先天条件远不如内地的汉族传统社会。他们不但难于掌握现代社会知识，亦难于养成现代社会的健全人格，无法习得现代社会的理性、包容、开放的意识，极易陷入日益被现代社会抛弃的恐惧感和危机感中。传统社会的迅速解体和适应新环境的艰难，使人们很容易陷入愚昧、狭隘、野蛮和绝望的境地。
最近十多年来，传统维吾尔社会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犯罪率急剧上升、道德迅速瓦解、宗教极端主义盛行、文化保守主义抬头、对汉人的仇恨不断增加、相对贫困化日益加剧的恶性循环。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民族政策的失误，让落后的、愚昧的、狭隘的、极端的、封闭的和狂热的思潮和观念乘虚而入，而这些正是滋生三股势力的温床。
靠反复宣讲民族团结、靠政府援助以及加速维吾尔社会的汉语化等措施，都不足以在维吾尔社会筑起反对分离主义、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反对恐怖主义的堤坝，恰恰相反，容易被视为强化维吾尔民族意识、文化意识的维吾尔文化教育出版事业能真正兴旺发达起来，能跟上时代和历史的脚步，才是削弱三股势力滋生土壤的最长效手段。
因此可以说，维吾尔文化教育出版事业的落后，不但是维吾尔社会的敌人，也是汉族社会的敌人。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维吾尔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汉语教育，都认为真正的“双语教育”来得太晚，但与此同时“双语教育教育不能以牺牲母语为代价”也也已经成为维吾尔社会的普遍看法和主流意见。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的特殊地位，不能作为语言同化或歧视的根源。多民族国家共同文化价值观念应该通过多元民族形式来表现，而非通过“大一统”，教育不能变成母语母文的的刽子手。
而今天新疆的“双语教育”之所以变成“单语教育”，与“双语教育”的推进方式失之简单粗暴有关：
1、基础性和技术性准备（师资力量、设施建设投入）不足，未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以一刀切方式推进；
2、在教学内容设置和课程安排设置上，未参考国内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兼顾维吾尔学生接受本民族语言教育的需要；
3、以新疆各地现有的师资力量和基础设施配备情况和维吾尔学生的学习能力，事实上即使只是单语教育的目的也无法实现；
4、在“双语教育”推进的过程中，加剧了汉族学生和维吾尔学生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比如在阿图什市，汉族人口22725人，维吾尔族人口198217人，柯尔克孜族人口29186人，如果不算市区40公里外的市二中，只有三所高中，汉语学校一所（州二中），维吾尔语两所（州一中，市一中），维吾尔语学校每个班50人以上，而汉语学校只有30人。师资力量按学校投入的方式，拉大了汉族学生与维吾尔学生掌握和接受知识的差距。
建议和思路：
1、新疆需要真正的双语教育。在国内，吉林延边地区其实是“双语教育”一个典型的成功范例。可采纳其经验，对新疆的“单语教育”内容和课程安排进行重新调整。
2、加大对民族聚集区推进真正的“双语教育”所必需的硬件和软件投入力度，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纠正民族间严重不平等的错误。
3、培养“双语教育”的师资力量。目前，“双语教育”最大掣肘是师资力量严重不足，而且这一现状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只能针对性对现有师资力量进行系统培训，逐渐减小或消除双语教育师资力量的地区差异。
4、在少数民族学生的考试选拔上，目前的高考加分制度虽然体现了对少数民族倾斜的民族政策，但在实践中，真正的获益者，多是并不需要分数照顾的少数民族学生，甚至是有门路、有背景的汉族学生。或可取消加分，把加分的空间代之以新疆本地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知识测试的内容，对维吾尔学生来说，这不但其体现出我国在新疆推行的教育不忘本民族文化传统，亦可由此加深对新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了解，形成更丰厚更具包容性的国家意识与家国情怀。
5、重视和加大少数民族文化和出版事业，扭转民族文化事业迅速萎缩的局面。在财政上，加大对民族文化教育和出版事业的投入和支持，加快维吾尔语对现代信息现代知识的追踪和跟进能力；自治区政府乃至国家，应当将在维吾尔农村社会推广现代社会生活和生产常识，纳入重点计划。
对民间的维吾尔文化事业，自治区应当摸索出一套鼓励和支持的办法，调动民间的积极性。此外，自治区应当对民族文化教育出版事业试行渐进体制改革，尝试引入市场机制或目标考核机制，调动现在人员的积极性和活力，避免继续目前人浮于事的局面。
6、自治区或国家，应当增大对维吾尔社会转型问题的专项研究课题和投入，鼓励更多的汉族学者尤其是内地学者的参与，甚至是国家学者的参与，为执政者解决新闻民族和社会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智力支持。目前国内对此问题有价值的真正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学术空间盼能赋予更多独立空间。
7、有计划和目标地培养一个新型的少数民族高端知识分子群体，以专项基金的方式将之纳入国家计划。
新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人才匮乏，甚至以严格的现代标准看，因新疆科研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体制僵化以及现有知识分子群体知识结构老化，新疆并无真正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群体。无论以促进新疆社会发展，少数民族发展，还是增加少数民族精英的国家认同来看，少数民族高端人才都是必须的。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群体越是能进入主流，则越会因为这种荣耀而增加对国家的认同和向心力。
三、宗教问题
现状：
七五之后，维吾尔社会宗教热情急剧上升，无论南疆传统社会，还是城市里的官员知识分子，甚至在北京，校园大学生群体中也开始悄悄出现了保守宗教的热潮。而且年轻人的比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部分人士观察到，在做礼拜时，经常能看到不少年轻人泪流满面一言不发。这是一个值得引起高度警觉的社会信号。
宗教是一个民族自身文化和民族认同中仅次于语言的标志，极端情况下，会是一个民族最后的精神避难所。
新疆宗教问题上，最严重的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严格管控造成极大反弹，南疆约2.4万个清真寺，每个清真寺有政府专门供养的神职人员，一个干部承包一个清真寺，负责不许外面的人、年轻人、名额以外的人礼拜。这种完全不考虑信众感受的严厉管控，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更在民间激发起极大不满。
2.另一方面，与近些年来宗教政策的失败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地下宗教活动泛滥。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极端保守和封闭的外来宗教思想，以地下流传和渗透的方式，在新疆急速扩散——从极为醒目的衣着装扮者越来越多，就不难看出这股潮流的盛行程度。一些维吾尔知识分子私下惊呼，因为外来宗教的影响，维吾尔人的装扮已经不像维吾尔人，而像阿拉伯人了。
新疆从来不缺哈萨克文和汉文版的《古兰经》，而市面上看不到维吾尔文版的《古兰经》，这种对比容易让人认为宗教管理政策具有强烈的民族针对性。前些年，沙特国王免费送来了100万本《古兰经》，民间到处流传，结果96、97年出事，又把它收回来，现在地下出版商盗版印刷，一本卖50元甚至80元。
多数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警惕和反对宗教极端思潮，他们也看到共产党通过无神论和世俗化教育，对维吾尔社会破除迷信、革除狂热、愚昧的贡献，但在今天，新疆实行的宗教政策，即使是在最反感宗教狂热的知识分子看来，也是令人反感的。
成因：
虽然今天政府对宗教的热情较以往已有了很高宽容度，但长期坚持无神论，对宗教问题缺乏系统研究，在遇到涉及宗教的问题时，政府易处于极为被动的应对局面。
具体到新疆，则忽视了宗教在少数民族社会的特殊地位，在处理宗教问题时，人们几乎很难分得清政府的社会世俗化主张与压制少数民族文化两者的界限在哪里。尤其是在伊斯兰教问题上，政府往往在专政机器的自信和对宗教问题缺少基本了解的恐惧之间剧烈摇摆。
而97年以来，反“三股势力”成为地方压倒一切的任务，但具体操作过程中，反宗教极端主义却变成了反传统宗教，压制正常的宗教信仰。
近期，新疆政府在大力宣传“宗教极端思想”的危害，并极力防范其影响，极端宗教思想的的确不可取，即便是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宗教极端思想也是对传统宗教思想的一种扭曲。但是政府在具体操作中却往往一刀切，将维吾尔妇女蒙面和戴头巾、男子留大胡子等现象也一并归入极端宗教思想之列，禁止蒙面和戴头巾妇女、留大胡子男士进入事业单位和公共场所等侵犯人权的现象不断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维吾尔人与政府之间的对立，进而激化了维汉矛盾。
不可否认，新疆的确存在极端宗教思想问题，但需要强调的是，极端宗教思想在维吾尔社会从来都不占主流，宗教极端思想在维吾尔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极其有限，更为重要的是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中，始终存在着抵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强大倾向。而像现在这样对宗教极端思想进行扩大化的想象和宣传，并在这一错误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不恰当的治理措施，在客观上只会逼驱群众更倾向于宗教极端思想路线。此外，即便是批判宗教极端思想，也应当主要由在宗教学识上资深的、有崇高群众威望的宗教权威人士来完成，而不是世俗知识分子越俎代庖。更不应当把批判的目光放在民众衣饰、胡须这样的表象细节上。
在维吾尔社会面临的极端宗教思想这一问题上，以下认识尤为重要：1.对宗教极端思想和行为的界定很重要；2.反对极端宗教思想的目的应该是保护正常宗教活动；3.维吾尔社会原本可以宗教与传统文化习俗的关系，但目前已经没有了权威人士和地位；4.维吾尔社会丧失了自我道德约束和文化调整的平台；5.积极的声音没有正常发出的通道；6.官员为保乌纱帽，麦子杂草一起烧。
目前，新疆政府在以宗教领域为主的维稳和高压政策已经严重影响维吾尔人的生活，就业和流动，新疆在处理宗教问题上的思路和手段，若不加以改变，宗教问题恐将成为影响新疆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最大原因。
建议和思路:
伊斯兰世界其实也都面临着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宗教难题，土耳其、马来西亚、阿联酋、埃及等国，在解决宗教问题与现代化转型上，各自都有成功经验。不妨像当初改革开放时期向西方学习标准和经验一样，借鉴这些国家在宗教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1、建立和完善关于宗教场所管理的制度性安排。宗教场所天然是一定社区的公共纽带，政府可借鉴国外经验，依照面积、人口或社区单元等制定标准，在便利居民信仰所需的前提下，一定范围内只允许建造一个宗教场所，而且必须配有获得官方资质认证的专业宗教人士，依照明确法律法规实施登记管理。以避免严厉管控下，老百姓正常宗教需求无法满足，结果以家庭为单位和场所的地下宗教四处泛滥。这种制度的设置和安排，不妨直接在宣传中明确取法国外经验（比如土耳其等世俗国家），以减少抵触。
2、建立和完善系统的对宗教人士的培训制度。没有权威而专业的宗教人士，人们就会私下向那些他们认为有宗教知识的人学习。专业宗教人士，必须经过一个完整系统的培训，获得官方的资格认证（比如伊斯兰教协会）。对他们的培训，除经过专业而系统的宗教知识学习外，还要有一些现代社科知识的学习，有意识地引导宗教人士向开放、发展和适应现代社会方向发展，尤其是国外宗教与现代社会互相适应与融入的经验和范例，使他们拥有更广阔和开放的视野。
关于宗教人士的系统培训和学习体系，应当有一个长远的制度性安排，可分批、分层级、有计划地通过在自治区、全国一级乃至国外的专业宗教学习研究机构的培训学习，逐渐培养一支有专业宗教知识同时又有开放视野的宗教人才。此外，可以加强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等院校与国内外的专业宗教学习研究机构的沟通和联系，发展自身的宗教研究能力。
3、公开引进和出版国外现代整理编篡的宗教书籍，满足社会的宗教学习需求。新疆今天几乎见不到维吾尔文的宗教书籍，人们私下阅读的维吾尔文宗教书籍，只能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沙特阿拉伯。其实，土耳其、马来西亚等世俗化成功的伊斯兰国家，一直在进行卓有成效的编篡整理宗教书籍，在满足宗教需求的同时，又积极有效地引导社会走向开放和现代。政府组织编译引进这些国家的宗教书籍，既可满足社会的宗教需求，又可堵住地下极端宗教出版物的市场，传播一种更温和、开放和包容性的宗教观念。
4、加大对宗教的研究和投入。中国是一个拥有巨大穆斯林人口的国家，但关于宗教研究，尤其是对伊斯兰的研究，依照现代学术标准，几乎是一片空白。中国应当有权威的伊斯兰学院，而且应当有权威的伊斯兰研究机构，政府应当鼓励非穆斯林学者也投入到宗教研究中来，它不但是宗教信仰和学术研究的需求，也是社会发展转型的需求。此外，在宗教上的研究和投入，亦可增加中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发言权，由被动转入主动。
5、善于积极利用宗教在传统社会的影响力。在一个有着浓厚宗教传统的社会，宗教人士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影响力。尤其在环境相对封闭、经济相对落后、文化相对保守不发达的南疆维吾尔农村社会，在传播现代观念和知识方面，宗教和市场更有办法。
事实上，宗教界人士在同样在思考如何去应对社会转型问题，政府不妨创造条件和机会，让宗教界人士也参与到这个课题中，贡献出他们的经验、智力和知识，发挥出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宗教人士和普通百姓一样，不愿意看到动荡、混乱、仇恨的社会，宗教本身是向善的意志，宗教人士天然是保守而非激进的人群，给他们适当的公共话语权而非压制其话语权，他们可用自己的语言做社会的安抚和止痛工作。
6、朝觐问题的透明化和公开化。朝觐是新疆在宗教问题上做得堪称极失败的一项。其实，朝觐只是虔诚穆斯林的夙愿，一个人会因为朝觐后拥有一定的社会名望，而不会因此变得极端或狂热。朝觐资格的认真审批，没有必要以封闭方式操作。关于朝觐，沙特每年都会对各国有配额限制，有幸获得朝觐资格的毕竟是少数，沙特每年给中国多少配额，中国的配额如何分配，完全可以用更公开透明的方式操作。目前的朝觐，在孳生严重腐败的同时，在新疆，也成为激发强烈民族情绪的重要原因。
四、民族隔膜与隔离问题
现状：
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问题中，目前偶尔可以公开谈的主要是越来越强烈的民族心理隔膜。而比心理隔膜更严重但很少有人敢公开交流（实际在维吾尔社会内心有强烈抵触）的问题，则是物理上的民族隔离问题。
新疆物理上的民族隔离，指的是宏观上，汉族人生活地域的相对高度集中，其人口绝大部分都集中分布在三个地方，一是兵团，二是乌鲁木齐，三是石河子、奎屯为代表的天山北坡城市，它其实构成了一种物理空间上与维吾尔族人的隔离。
微观层面上，乌鲁木齐等少数汉族维吾尔族混居城市，也形成了壁垒极为分明的聚集区。尤其在七五之后，最新的新疆统计年鉴表明，2010年，新疆各民族杂居最大的城市乌鲁木齐，出现了明显的汉族和维吾尔族各自向本民族占优势的城区搬迁集中的现象。
这种“从对方民族聚集区撤离”的抉择，不像出租车拒载之类的民族歧视和隔膜行为，容易被发现并被制止，而它产生的历史影响也将是深远而巨大的，因为汉族和维吾尔族在生活空间彼此脱离，会加剧彼此的陌生感和隔膜感，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不易觉察的巴勒斯坦化。
在新疆，与民族物理空间隔离相应的另一面，是身份隔离。汉族人几乎全部生活在城市或体制之内，而维吾尔人则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或体制之外——内地的城乡二元社会，在新疆，恰好是汉族、维吾尔之别。这种民族隔离，对维吾尔社会的国家认同问题的影响不言而喻，事实上，它在维吾尔社会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巴勒斯坦和南非的联想，维吾尔人在中国是“非国民”或“二等公民”，而兵团则直接被视为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定居点。这种身份隔离，被不少维吾尔知识分子称为“汉人在我们眼里就像是南非的白人，而我们则是南非的黑人”。
新疆的这种民族分布格局，在汉族人心目中，同样也形成了一种潜意识中对新疆的“二分法”，即他们（维吾尔人）的那一部分新疆（南疆），和我们（汉族）这一部分的新疆（北疆）。新疆并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观念共同体。
成因：
新疆这种民族人口分布格局的形成，主要是历史原因和制度原因。
新疆自解放后始在政府动员下大规模从内地移民，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迁入新疆的汉族人，几乎全部拥有体制内身份，而且大都安排在兵团内，它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此外，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工业投资和规划项目，也与前述内地移民项目相配套适应。
但在近几十年这些年的城市化的发展规划上，大力扶持和发展的项目，几乎全部集中于北疆几个汉族相对聚集区，南疆维吾尔社会几乎没有得到城市化发展的资源支持。而随着随着兵团城市化的不断加速，使得新疆在石河子、奎屯等城市外，又出现了一批诸如阜康、五家渠、铁门关、北屯等居民构成几乎全部是汉族人的兵团城市。而在“十二五”期间，兵团还将加快推进第五师的五星市、第四师的可克达拉市、第七师的胡杨河市、第十三师的红星市、第十四师的玉龙市的建市。而这些兵团城市长期以来排斥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使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进一步边缘化。
这些制度性因素，无异将会进一步加剧汉族人与维吾尔人的空间隔离，加剧维吾尔社会的不公平感和“非国民”感，使生活在新疆的不同民族在生活中互相融入的机会更加降低。兵团通过加快城镇化正在撕裂新疆，使新疆出现更严重的种族隔离情况。和兵团的城市化相比，莎车县、墨玉县、伽师县等南疆地区的城市化建设，对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各民族平等分享发展成果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建议和思路：
历史上，东南沿海的客家人、潮汕人与当地人聚族而居长期械斗，积百年血仇，但进入现代工商业社会后，社会的分工和利益纽带的联系，使之迅速互相融入，昔日的仇怨今日已不复再现。长远看，新疆的民族问题其实也可以类似的乐观态度看。但重要的前提，是消除或减少这种人为的物理空间的隔离，而非继续强化。
事实上，所有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缓和的一个重要技术手段和指针，就是让这种物理隔离空间处于被打破或逐渐瓦解的过程。
1、不要再建立民族成分单一化的城市。新疆目前正在重点实施城镇化的一些城市，若按照既定目标实施，势将形成更多单一民族的城市。在新城镇的建设时，建议可因势利导转移部分南疆人口，利用政府之手，引导区内人口流动，形成新的民族杂居格局。在民族人口比例上，政府可在财力允许范围内和可操作的基础上灵活调控。
2、聚族而居是人类社会性使然的天性，但在政府可控的资源上，要尽可能地增加民族杂居和混居的机会。在这方面，可参考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新兴城市国家，为增加各民族的互相了解、促进宽容、开放的多元文化，利用住房分配机制，有意按人口比例使文化不同民族不同的人群形成杂居、混居格局，利用政府手中的资源充分实现民族混居和互相融入的机会。
像乌鲁木齐这种多民族混居城市，政府可在向社会提供政府安排的廉租房、安居工程、福利房时，尽可能地促成更多的民族混居社区，避免城市出现社区民族构成单一化的格局。此外，对干部、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国家可调整的群体，在工作机会和岗位的安置时，要有意促进跨区交流，比如维吾尔族干部尽量安排在汉族聚集区工作上班，汉族干部尽量安排在维吾尔族聚集区上班，尽一切可能增加两个民族的互相融入和日常接触交流机会。
3、政府部门、社会公共服务部门，比如银行、公交、水电、保险等行业的人员，应逐步要求掌握一定程度的民族语言。公共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能掌握一定的民族语言，会让少数民族从内心认为，政府并不只是汉人的政府，而是服务于本地各族人民的政府；对汉族工作人员来说，也强化了这样一个印象：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民族自治区，它与内地纯粹的汉族地区并不一样。
五、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
现状：
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整体上的不被信任，是新疆民族问题中一个极为突出且影响极大的问题。1997年7号文件其实是新疆民族问题的一个分水岭——中央认为新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三股势力的威胁，到了新疆，一系列具体政策的指向很快就使整个维吾尔族变成分裂分子嫌疑，接下来就是维吾尔族干部作用和地位的迅速下滑。维吾尔族干部的边缘化又导致汉族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处于一种微妙的互不信任状态中。
尽管今天的中共是一个超民族、超阶层、超利益群体的政党，但在今天的维吾尔族社会，一个普遍的总结和概括就是：汉人就是权力，权力就是汉人，汉人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汉人。
因为在现实层面上，维吾尔族干部整体比例严重偏低，厅局级实职岗位的维吾尔族干部更是少见，有些重要权力部门，比如财政、国资委、金融、公安则几乎没有维吾尔干部，在国营企业，这种情形就更为严重，人们甚至举不出新疆有哪一个国营企业有维吾尔族的一把手。
无论是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还是中共党代会，维吾尔委员和代表数量都很少、比例低，维吾尔代表的数量少，参政议政水平低也从一方面反映维吾尔族在中国的政治地位不断下降，不断被边缘化。
政治协商会议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赋予了“参政议政”的功能，但无论是在全国政协，还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维吾尔委员的比例都很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正副主席13人中，仅有4名维吾尔人，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正副主席中维吾尔人数量少、比例低、地位低下。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仅有10名维吾尔委员，历年来呈下降趋势。维吾尔自治区新一届政协107名常务委员中，仅有27名维吾尔委员，仅占常委总人数的25%。维吾尔委员的数量与维吾尔族占新疆人口（约47%）的比例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自治民族的地位严重不符。
而在今年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有代表2987人，少数民族代表409名，约每27万少数民族中有一个人大代表。在少数民族代表中，维吾尔族代表仅25人，其中的23人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人是解放军代表团代表，约每40万维族人中才有一名代表。虽然少数民族代表比例高于少数民族在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但维吾尔族代表比例却恰恰相反，低于维吾尔族人口在新疆和全国的人口比例。
以上都可以看出，维吾尔人已经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维吾尔人在中国的政治地位正在急剧下降。
解放初期，在少数民族干部问题上，中共首先碰到的是如何培养出一批合格胜任的干部梯队，但中共执政已历60年，少数民族干部的人才早已应当不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不足，有长期因素，但人们认为，少数民族干部不被信任，则是与历史对比的结果。人们普遍认为，自1997年以来，少数民族干部的地位和受信任程度直线下降。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被边缘化带来不信任感，带来情绪和隔膜，这种隔膜又反过来成为少数民族干部不值得信任的理由。
少数民族干部在权力上的被边缘化，感觉不被信任，带来的问题是，相对汉族干部，他们普遍更胆小怕事，有话不敢说，私下议论牢骚。近10年来的高压，使新疆的维吾尔社会处于一种普遍无人敢说话的境地。邓小平曾说，群众的沉默是可怕的。但干部都不敢说话，其实更可怕，因为这些维吾尔干部对维吾尔社会的普遍情绪和心态往往有更准确真实的把握，这使得地方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难听到来自维吾尔社会真实的声音。
与维吾尔族官员面临相同处境的，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长期的社会高压态势，使本应敢言的知识分子群体集体噤声，甚至与过去相比，也谈不上社会贡献和创作，他们与汉族知识分子相比，批判性和社会责任担当意识普遍薄弱，尤其是与内地知识分子相比。
民族主义天然是一个民族精英的事情，而官员和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精英的集合，他们的观念会影响整个群体的感受，是一个民族既得利益群体的代表，也是一个民族理性和温和力量的来源。当以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维吾尔族精英自身的处境日益逼仄之时，愤懑、压抑、委屈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可能不经由他们向整个社会蔓延。
维吾尔族干部的存在，体现的是维吾尔自治区政治的合法地位问题。如果张春贤主政新疆，最终维吾尔族干部的地位和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信任程度，尚不能恢复到1997年之前的水平，则维吾尔精英可能彻底丧失信心，甚至陷入绝望。因为，张春贤给相当一部分人带来信心，他们一直认为，导致今天维吾尔族人不被信任，是个别领导人专政思维下，反三股势力扩大化的结果，而非全社会汉族对维吾尔族的不信任。
成因：
1、对民族干部的培养不足。
努力选拔和培养一批少数民族干部，是中共早几十年民族政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相对落后、社会相对不发达，人才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为落实民族政策，大力选拔和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
不过，这种延续下来的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标准和培养方式，目前可能落后于时代要求。具体而言，在政治可靠的基础上，能力、视野、知识结构等综合素质同样非常必要。目前在人才的系统培养上，对于新疆明显落后于内地地区的这一现状考虑不足，尤其一些重要岗位，可能对干部的观念、知识结构、执政能力和意识有更高要求。
2、把正常的民族情绪和情感以及利益诉求，提高到了反分裂的高度，在不断强调反地方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忽视了反大汉族主义。在新疆，与忌惮地方民族主义相对的，是大汉族主义观念的盛行和抬头。
建议和思路：
1、民族情感是与生俱来的天然情感，同时又是可控和可引导和平衡的。就像承认不同阶层有其特定利益诉求一样，应当承认不同的民族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此前提下，实现尊重民族利益和国家统一完整之间的平衡。尊重维吾尔民族情感，原本是一种默会的规则，应明确这种规则和逻辑。
2、整体而言，维吾尔族干部数量偏少，尤其是高端人才严重不足。应着眼于长远，培养一批少数民族高端干部人才。从新疆本地的发展着眼，尤其需要考虑大胆输送一批年轻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到东南沿海地区挂职锻炼，深入学习。沿海地区代为培养少数民族人才，除了可直接输送先进观念外，本身也可增加少数民族精英与内地的情感纽带。
3、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维吾尔语和汉语一样是工作语言，目前基本上没有多少汉族干部会维吾尔语，尤其是南疆地区的汉族干部不掌握维吾尔语，最为遭人诟病。政府应鼓励和培养地方汉族干部积极学习掌握一定的维吾尔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能力，并逐渐将之纳入干部或公务员的考核指标。中央公务员不在此例。
4、结合民族聚居特征，注意干部的民族比例分配问题。新疆的民族小聚居格局一时难以改变，但在干部的任免调动上，尽可能地实现交叉互换。在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地区，可以考虑适当增加维吾尔族干部的比例；在维吾尔聚集的南疆，除汉族干部外，也可适当加大北疆哈萨克族、蒙古族等非汉族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
5、培养一批高端维吾尔知识分子精英。目前新疆并未形成真正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尤其在社科类领域上，维吾尔族高端人才少有进入中央和国家一级科研机构的。系统地培养一批维吾尔族高端人才，不但可以起到引领维吾尔传统社会实现现代转型的作用，也意味着让维吾尔知识精英逐渐拥有更为广阔的全国视野和格局，对提振维吾尔族精英阶层的信心功莫大焉。
6、设置新疆社会发展课题专项事业的研究。新疆社会发展的学术研究，严重落后于现实，而且由于新疆特殊的封闭性，本地关于新疆课题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工具还是思维方式，都稍嫌过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新疆的有些学术研究已经只有替地方政策决策背书的角色。新疆的社会发展问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事关全局，应当有国家一级的专项研究项目，既要能吸引到全国的优秀人才参与这项长期的研究，也应当让新疆本地更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参与到其中来。
六、建设兵团问题
现状：
新疆建设兵团是今天最封闭最独特的组织体系，对兵团性质的描述，民间普遍说法是：是军队没军费，是政府还纳税，是农民入工会，是企业办社会。
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作用和功能的评价，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官方和公开场合的活法，兵团不但是新疆社会稳定的保证和象征，而且是新疆建设精神的象征。但在私下场合，则截然相反，对兵团的普通成员来说，很大部分人认为他们生活的日益相对贫困化和落后，最大的根源是兵团制。而在维吾尔社会，兵团则是民族对立的象征。
我们做的一个社会调查表明，在维吾尔社会，对在新疆的汉族人，因其身份的差异而有明显不同的态度，对新疆地方汉人感觉最亲近，对兵团的汉人最为抵触，对内地入疆流动汉人的感受，则介乎两者之间。
而事实上，绝大多数普通维吾尔人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兵团汉人，对兵团的现状也缺乏基本了解，甚至完全是误读。比如，很多维吾尔人完全是通过电视新闻画面来了解兵团，以为兵团人都生活在石河子那样美丽的城市，街道开阔，高楼林立，环境干净优美，生活条件远远优于新疆其他人群。而事实上，兵团大部分人生活在农场，与相邻的地方的汉族农村居民相比，兵团居民劳动强度大收入却更低，兵团职工连续多年在全国收入中排名倒数第一。封闭和日益的相对贫困化才是其真实的生活现状。
维吾尔社会对兵团的抵触，恰恰来自官方对兵团政治功能尤其是反三股势力作用的不断宣传。
兵团设置之初，有军事、政治、经济三大功能。今天的大环境下，军事功能早已不存，政治功能则被突出强调。它的政治功能被总结概括为三项：1、维持社会稳定反分裂；2、促进民族交流与团结；3、有效管理自身的发展存续。
其实只有前两条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目前兵团的现状看，这两条功能也早已不存。在官方各种出版物中，维持社会稳定反分裂的功能，反复举的例子只有参与平息1990年阿克陶县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但事实上邻近兵团的民兵只是被动员，而未真正有效参与。
今天的情形下，一旦有事，应当动员的是武警部队，采取动员建设兵团民兵这种特殊手段，政治上极不适宜：为何汉族老百姓在维吾尔人闹事时拥有行使武力镇压的权力和任务？它只会起到给民族矛盾火上浇油的效果。更不能不提的是，兵团今天的实际情况，已使兵团几乎完全丧失了应急时期立即动员组织准武装力量的可能，因为不但基层团场并不掌控青壮劳动力的去向，且青壮劳动力本身就流失严重。
至于促进民族交流与团结的功能，更是无从谈起。在中国，封闭性的体制与地方原本就容易形成巨大的心理隔膜，譬如内地三线企业与地方的互相隔离，北京的大院社会与胡同社会的互相隔离。兵团的体制性封闭特征为中国之最，它与周边地方汉族社会本身就隔膜极大，在民族交流与团结上，维吾尔社会将兵团视为民族交往隔离的象征，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而兵团的现状则可概括为：在政治功能上，不但丧失了反分裂能力，也失去其必要性；在财政上，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在社会功能上，面临着严重的人口流失压力；在经济上，面临着兵团在籍人口贫困化的窘境；在法律地位上，始终未解决其准确的定位甚至是合法性问题；在民族关系上，是民族对立象征；在制度建设上，是中国目前计划经济最后一块根据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其他地方推行已历30年，但在兵团却始终无法实施；在身份定位上，依然是党军政企合一但又什么都不是；与地方关系上，则始终未厘清和协调理顺过。
成因：
兵团本质上是古代边屯方式的现代版，是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制度下的产物，它是60年来中国最能体现出计划经济时代特色的组织体系。它存续至今，虽有特殊周边环境的因素，但最终决定性的因素只有两个，一个是观念认识，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问题。
兵团存续至今，组织机构冗余庞杂，一个社会、一级省级行政单位，应有的机构它都有——除了没有人大和政协，甚至在团场一级都有电视台，兵团制供养着一个很大的人群。兵团制目下缺少骤然裁撤的可能。因为兵团制早已与对特定历史成就的肯定紧密联系在一起。
但兵团的存续，不能不考虑如下几个问题：
1、反分裂这个任务是否需要非国家正规武装组织来承担？是否需要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体系来产生威慑作用？它是否真的能完成这个任务？
2、如果前一个问题成立，那么如何看待兵团事实上造成的民族对立和民族猜疑？如何比较其政治得失。
3、兵团背后显然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支持，对它的反分裂功能和震慑功能的大力宣传，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中央政府并不相信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这种政治代价是否值得？
4、新疆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关注，而兵团体制天然容易被解释和描述为武装移民集团组织，兵团若长期存续，那么该如何解决其现代身份的问题。
5、无论从何角度，兵团体制与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格格不入，假如新疆内外部环境没有根本改变，它是否需要永久存续。
建议与思路：
1、无论是从技术操作上还是从现实可行上，兵团制都很难做到短期内撤并，甚至它带来的问题会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但应有将兵团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安排和考量。
2、肯定兵团在特殊历史时期垦荒保边疆中的贡献，但应适当逐步弱化兵团反分裂的作用和震慑分裂势力的宣传，因为在实际效果上，它只会起到与民族团结相反的效果——在维吾尔族社会，是不被信任，而在兵团汉人，则是维吾尔人不可信。
3、在兵团制大体不动的前提下，依照各地不同的情况，逐步完成城镇化，在已完成城镇化进程的地方，可试点推进地方与兵团两张皮分离的改革试点，摸索出兵团在城镇化后地方化的经验。
4、人口流失问题应当从土地制度上着手解决，拿出系统方案，理顺目前土地为国家所有，同时又长期为兵团、师、团场和职工个人占有、使用、收益和分配的体制性矛盾。只有在土地与个人之间建立明确而持久的支配关系，才能解决人口流失问题，否则兵团的维持成本会越来越高昂。
5、兵团面临的财政的困局，用划拨优质地方矿产资源给企业的办法并非长久解决之道，考虑到兵团本身的体制僵化，这种划拨多少带有逆向改革的思路，从经济角度看，未必是良策。
6、兵团应当发挥其宣传中促进民族交流和民族团结的政治功能，在应对人口流失的问题时，吸纳外来人口的目光，应当尽可能转向新疆本地，为区域内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挥其应有效用。
7、兵团在农业生产技术上，相对地方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丰富经验，中央或地方财政可通过拨付特别经费的方式，在兵团电视台设置维吾尔语节目和其他公益传播方式，向维吾尔社会传授其农业生产技术，改变其自成体系的封闭格局以及在维吾尔人心中的传统印象，为推动民族交流和团结做出贡献。
七、政府执政能力和公信力问题
现状：
新疆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与内地有极大差距，而各级政府机关的观念意识，更远远落后于时代，亦与新疆面临的复杂社会治理要求相去甚远。
在内地尤其是沿海地区早已不见的阶级斗争和专政思维，在新疆不同地区依然程度不一的存在。相对内地，新疆保有更多计划经济色彩，各级官员更习惯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农民种地种什么由当地干部说了算，并不只是兵团的普遍现象，最近一两年，在部分地方的农村农民才有了经营的自主选择权，南疆维吾尔农民依然习惯将乡政府称为公社，因为很多人没有明显感觉到社会体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疆干部队伍法制观念极为淡薄，乌鲁木齐等新疆发达地区，干部的意识与内地发达地区，明显存在代差，而南疆地区，干部的观念意识又与乌鲁木齐等地存在明显代差，七五时期抽调大批南疆干部到乌鲁木齐维稳，其行为之简单粗暴，甚至连乌鲁木齐的干部都大为惊骇。
发生在韶关“626”事件中的新疆劳务输出，原本是一个积极、有价值的尝试，但在动员过程中，类似内地八十年代拆房、牵牛、收回土地的强制行为时有发生，基层执政能力的低下，使之一开始就处于强烈的猜疑和抵制之中。
尤其是在南疆，汉族干部几乎就是汉族人的形象代表，这些人的治理方式不当，会直接将官民矛盾变成民族矛盾。
由此不难判断，新疆干部素质问题，是决定新疆诸项政府能否顺利推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此外，张春贤还面临着重建政府的社会形象考验。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的公信力，一个是政府是否能让人相信，今天不会轻易因言获罪。
前者，从6·27事件到扎针事件，无论是维吾尔社会还是汉族社会，自始至终谣言满天飞，它固然是民族矛盾长期积累和互不信任的结果，但也体现出当地政府长期对新闻和信息的处理方式，使任何人都对政府的说法丧失了基本信任。
后者，则是新疆特殊的法制环境下，言者动辄得咎，而且动辄重刑。这种高压氛围的恐惧目前依然存在。
成因：
新疆地处偏远，计划经济又占据绝对主导成分，社会发育明显晚于内地，新疆最近二十年来周边政治环境的巨变，又天然使得各级地方政府的专政思维紧绷。
此外，新疆基层政府承担了极大的转业军官的就业任务，军转基层干部比例极高，长期“一线斗争”观念的传帮带与军人作风相结合，形成了新疆基层干部特有的管理模式。尤其是南疆基层条件艰苦，基层干部的选拔，政治过硬是首选标准，至于观念意识以及综合素质，并不在考虑之列。而且条件所限，新疆几乎很难对散布各地的基层干部有系统轮训机会。
而1997年之后，全社会逐渐进入一种反三股势力的高压紧张状态，它进一步强化了基层干部的专政思维。在处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上，倾向于快刀斩乱麻，惟务果断坚决。
建议和思路：
1、大力肃贪。新疆官员的腐败方式比内地大胆放肆，手段和性质往往也更为恶劣。让百姓重拾信心，惟有首先肃贪。
2、对干部队伍进行系统性的普及法律法规和加强执政能力和文明执法的轮训，同时辅以各种公开便利的社会监督举报的方式，督促新疆官员意识和观念的提高改善。
3、增强社会信息透明度，学习内地部分先进地区的经验，给当地媒体以更多的空间和尺度，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监督氛围，提振民气民心。
4、干部交流时，多从东南沿海开放地区和北上广等发达地区调派和吸纳干部，减少从内地北方来的干部，用先进地区的观念和意识影响和推进本地观念的改变。
5、在公务员和干部选拔上，注重综合素质、眼界、阅历等因素，少强调政治过硬或听话可靠等因素。
6、适当时机，释放一批被滥抓滥捕滥判的知识分子，如新疆经济日报的海莱提·尼亚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买买提（海莱提是出身于军队大院的知识分子，75之前一再主动向当地政府预警），向维吾尔社会传导一种积极和善意的信号，纾解其压抑悲观的情绪。
八、大汉族主义问题
现状：
宪法序言中关于民族问题，曾言：“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在毛泽东时代，“地方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这个词在民族关系时会同时出现，但今天“大汉族主义”这个词则完全从日常用语中消失。
我们国家一直宣称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但为“大汉族主义”被抓的基本没有，丢官倒台的也少，少数民族人口占中国总人口比例不到10%，在文革前十七年却有几十万人因为“地方民族主义”被抓。
在现实中，“大汉族主义”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而且公开，尤其是“反三股势力”成为一个时期新疆各级政府工作重心之后，大汉族主义以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面目出现，无人敢有异议，指责大汉族主义情绪流露，就会变成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它在民间层面和官方层面表现各有不同。
近年来，对维吾尔人的歧视愈演愈烈，并已全国范围内制度化。在维吾尔人因其身份在就业、办理护照、租房、住宾馆、出行的诸多方面屡遭歧视，国内很多机场甚至设有新疆专用安检通道。
在新疆本地，往往汉族人称维吾尔人为“缠头”、“维子”，到内地，则无论是宾馆住宿登记、乘坐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还是上网吧，都会遭遇歧视性对待甚至公开拒绝，往往服务人员还振振有词：公安部门有规定，你们不可以登记。有此遭遇者，下至普通学生、打工者，上至自治区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至于网上言论，则更为极端，自称“皇汉”，称少数民族为“胡种”者比比皆是。
而官方的大汉族主义，常见的一些说法，往往言者习而不察，比如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华夏儿女，往往被用作全体中国人的代称，但维吾尔人谈到祖先乌古斯汗或狼图腾，则被认为是民族分裂意识。此外，七五后，新疆各行政事业单位组织学习，为驳斥“新疆是维吾尔人的新疆”的狭隘观点，主讲学者往往强调汉族人比维吾尔人的祖先更早到达新疆，其逻辑虽与被驳斥逻辑如出一辙，但以官方身份出现，其宣讲目的与效果截然相反。
前述只是维吾尔人感觉到社会日益不公和缺少对其文化和情感的尊重。
在公共服务上，这种伤害对普通人造成的伤害和不便就更为严重，仅以姓名身份登记问题为例，各种身份信息填写的表格，几乎不考虑大部分维吾尔人不懂汉语，只列汉语姓名栏目，即使是填写汉语音译姓名，也往往不考虑维吾尔族姓名习惯，造成无法填写表格。在户籍电子化问题上，部分地方出台政策，只允许维吾尔人在常用姓名列表内选择名字，不在表格之中的名字则不予登记。
更严重的问题，是维吾尔社会对民族政策中大汉族主义色彩日渐浓厚的恐惧。政府强力推进的双语教育和维吾尔文化事业的急剧萎缩，让维吾尔社会普遍认为，官方的民族政策越来越像民族同化政策。从社会的公开场合，尤其是在网上，也不难发现汉族社会一种普遍的公开观点：只有加速同化维吾尔人，才能解决新疆的民族问题。
而近期越来越多出现的以民族政策检讨为名出现的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和重新调整民族概念的理论探讨，无不给人以强烈的大汉族主义观念将成为中国民族政策主流的印象，它在维吾尔社会激起了强烈的危机感和恐惧感，动摇了其国家认同感。
民族的自然融入，民族文化的多元相处共存乃至互相影响，是历史趋势，没有人会真正反对，但正是基于大汉族主义强制同化政策的恐惧，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开始对内高班、汉语教育心怀恐惧，私下以强化民族意识、民族文化以及宗教回归的方式进行抵抗。
建议与思路：
1、政策上逐步落实和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和保护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共存的现状；
2、对于公开的民族歧视言论和行为，应当参照国际通行办法，制定详细的禁则，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套保护民族正当权力、反对包括民族歧视在内的身份歧视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手段保障少数民族在就业、公共服务和文化等的正当权益，消除那种随意的民族歧视，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全社会在文化和习惯上的一个反身份歧视的“政治正确”价值体系。
3、政府应组织专家学者系统研究讨论，确定哪些官方常见说法容易引起误解或伤及民族情感，通过这种讨论，形成一种社会反思，纠正某些习而不察的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说法，譬如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这种说法，在西方社会，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妥当的对种族特征的公然宣扬。
4、官方应当对反思和检讨中国社会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现象，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不要只强调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而不强调大汉族主义。至少应当允许社会对大汉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自发反思和讨论，无论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大国，还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今天中国社会强烈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主义，都不是一种社会主流心态健康的表征。
5、理论上，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一员，则华侨和海外华人，就不应当仅是指汉族，事实上，政府对海外少数民族裔一视同仁，会收到奇效。譬如最近一年多以来，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开始主动慰问联系当地维吾尔裔社会，结果，此后在北京留学的维吾尔裔巴基斯坦学生张嘴闭嘴就是“我们海外华人”为祖国的建设如何骄傲自豪——过去，“海外华人”这个字眼从来不会有海外维吾尔人使用，因为它看上去是专属于汉族人的。
九、民族区域自治与反国家分裂
现状：
建国之初，中国先后通过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体系，确立了一套以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和民族平等为基础的民族政策体系，它不但相较旧中国是一次根本的飞跃，而且也明显在整体观念上领先于当时的西方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公平分配尊严和权力的制度，是把国家想要的、民族想要的东西统筹兼顾的一种体制机制，但在执行和落实环节上出了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基本法也已经颁布近30年，但还没有自治区一级的贯彻实施条例。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上长期打白条、不兑现的现象尤为突出。
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并未真正有效落实有文化、经济以及特殊时代的政治环境等原因，但维吾尔社会反映民族区域自治未得真正落实的声音并不显著，既有当时权力观念和意识未苏醒的原因，也有维吾尔社会未觉得正当权益未严重受损的原因。
而最近一二十年来，至少在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名无实问题愈发严重。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立法工作迟迟无进展。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少数民族的就业、文化保护、干部使用、宗教信仰等问题的明确规定，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前述民族问题，本质上正是民族区域自治相关规定根本未被重视，维吾尔族权益未依法得到有效保护的原因。
在民族区域自治条例和民族自治法实施细则始终难产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使民族自治的前途更加扑朔迷离。
今天，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不是讨论如何落实民族自治，而是讨论民族自治的存废问题。尤其是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以马戎、杨圣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检讨民族政策和反思苏联解体问题时，公开否定和反对民族区域自治，并以消除民族分离意识为由，提出了一种类似“民族取消论”的观点。
在民族学专家们公开质疑和宪法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时，却鲜有人敢公开站出来捍卫民族区域自治，更不用说要求真正落实民族自治。它在实际上会造成一个效果：公众认为取消民族自治是国家的意志，是强制同化的公开表示。今天的客观气氛也形成了谁敢公开谈论落实民族自治，谁就是在主张民族分裂。
在学术上，只有一种声音，并不意味着这种声音反应的是社会实情。以75事件前，杨圣明的新疆民族问题调查报告为例，这份调查报告宣称，维吾尔人的国家认同程度高于汉族人的国家认同，对跨民族婚姻，绝大部分维吾尔族与汉族均支持态度。报告最后强调，认为新疆有严重民族问题的观点是危言耸听。但我们的调查与此完全相反，维吾尔族社会的国家认同度不容乐观，而且跨民族婚姻实际上在各个民族都是被反对和抵制的。
公开场合没有了维护和落实民族自治的声音，其实是极为可怕的。因为少数民族内心里其实呼唤的是真正的民族自治，如果没有了民族自治这个选项，就意味着只有两种安排，要么是取消民族自治被强制同化，要么是民族独立。
以反对分裂为名，取消民族自治，是一种极为有害的观点，它事实上意味着把少数民族中越来越多的人从绝望中推向了非理性的独立。妨害和危及中国的统一与完整的，不是民族自治，而是取消民族自治。
某种程度上，新疆反民族分裂问题，就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分离主义的赛跑。
思路：
迄今为止，多民族国家处理和解决民族关系的路径，几无例外都是区域自治，无论是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典型如欧洲的瑞士、西班牙、比利时、英国、法国等国），还是移民中形成的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国家（譬如加拿大的法语区）。
例外的国家，只有美国和马来西亚（比如华人）这种少数国家，因其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成分是后来逐渐融入，未形成不同民族集中居住的区域。
但今天马戎等学者给中国开药方时，却反复强调以美国这个国情与中国迥异的国家的经验，显然是错误且危险的。
分离主义几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国有科西嘉问题，英国有北爱纷争，西班牙有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问题，加拿大有魁北克分离运动，日本有琉球复国运动……乃至在美国也有好几十个分离组织。
今天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可以完全消除分离主义的办法，但通过发展经济，落实民权，制度设计，运用法律手段，不断使其边缘化和非暴力化，增强向心力，维护国家统一，消解国际化压力，却有颇多成功案例。
或许最值得借鉴的是西班牙。1970年代末，西班牙告别威权主义后，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运动突然爆发。尤其是种族和语言与主体民族差异巨大的巴斯克分离运动，甚至到了全民主张分离的程度，极端组织不断制造暴力事件，但1979年10月，平衡各方利益的《自治条例》提交给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两地选民，各自有接近90%的人支持。今天，在分离倾向最严重的巴斯克，64%的人反对独立，在加泰罗尼亚，这个数字则高达80%。
而常被中国学者视为经验教训的南斯拉夫，却鲜有人强调更真实的一面：即原本南斯拉夫的民族分离倾向远不如西班牙严重，但主体民族塞尔维亚人，只在乎如何与其他民族争南斯拉夫的蛋糕，并不在意国家完整。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对国家分裂起了很坏作用。
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真正落实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相关规定，取得民族自治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平衡。
建议：
1、尽快颁布和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自条例》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细则》等配套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法律法规，从制度建设上使民族自治有完善的法律保障。
民族自治条例是自治地方自治权的最基本体现，而迄今为止，新疆自治区和所辖的5个自治州、6个自治县的相关自治条例无一出台。相比之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相关立法工作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完成，这里也可算得上是中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效果最好的地方。
2、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应当允许维护国家统一完整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讨论，它是实践新疆民族区域自治与国家统一之间求得平衡的前提。
3、在现行的体制内，渐进落实新疆的民族区域自治地位，至少应当制定一个目标，逐渐使维吾尔族的就业问题、文化保护问题，干部的任用问题、宗教信仰问题等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缓和当前极大的民族情绪和民族矛盾。
最后，中央实施援疆政策时，除应改变重经济、轻政治和文化的思路外，还应避免单一的经济输血功能，而忽视对当地经济尤其是维吾尔社会经济造血功能的扶持。目前援疆建设更多体现为内地央企和内地大资本的进入，而鲜见本地资本尤其是少数民族资本的机会。某些地方已出现了外地资本对本地资本的挤出效应，这种苗头值得警惕。因为它不但对本地就业改善无多，甚至直接伤及本地工商阶层的利益，其后果会比浪费巨大几无收效的援藏投资（见靳薇《援助政策与西藏经济发展》）更严重。
初稿于2011年1月15日
修改于2013年10月5日
来源：大象公会
大象公会原注：2011年1月15日，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根据自己的思考撰写本文。他曾于2013年10月进行第一次修改，但尚未定稿。
自张春贤主政新疆以来，中央新疆政策的大力推进及张春贤本人一系列努力，新疆各族居民对新疆未来社会稳定和发展前景又开始抱有良好期望，而且，张春贤在很短事件内就赢得了本地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极高评价。
目前看，新疆新政在解决民族矛盾上的思路，是以经济投入和民生改善来缓和民族矛盾，短期内肯定会有良好效果，但深层次问题尚未触及，情形不能乐观，易起反复，要赢得民心民意，真正长治久安，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安排和社会调整。
关于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问题，其现状、成因及解决建议，现择其要者，简列总结如下：
一、少数民族的就业问题
现状：
就业压力问题是中国各地都面临的社会问题，但在新疆，就业问题集中地表现为少数民族就业问题。今天，维吾尔族进入城镇的就业机会，已明显呈现出集中在以餐饮为主的服务业这个狭小领域，民族间的就业机会差距巨大，存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在就业中遭歧视的现象，这些成为影响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汉族不满的首要因素。
城市和农村形成就业难题的具体成因不同，所以这一问题分为维吾尔大学生失业问题和维吾尔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两个问题。
1、大学生就业问题
官方统计数据表明，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一次就业率为17%，远低于汉族大学生的就业率。而据我做的社会调查，维吾尔族大学生实际就业率应当低于15%。大学生就业难除造成一些家庭因孩子上大学而贫困外，还造成维吾尔社会广泛的“读书无用论”。
2、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
新疆维吾尔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严重，本质上是维吾尔族城市化、工业化严重滞后于时代的结果。维吾尔族的城市化率实际只有10%左右。
维吾尔族大部分集中居住在南疆农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脆弱、狭窄的生存空间拥堵着巨大的剩余劳动力，不但脱贫无望，同时也构成了滋生违法及犯罪行为、蓄积冲击社会秩序的巨大能量的温床，这种恶性循环长期持续下去，甚至会造成南疆脆弱绿洲生态圈的崩溃。
成因：
1、民族政策落实不到位，就业机会中随时可见的明显的民族歧视，是造成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首要原因。公务员招聘、国营企事业单位招聘，少数民族比例严重偏低。七五事件前，大量社会招聘广告中，公开宣称只限汉族，甚至部分国营企业宁可招内地的汉族也不招本地的少数民族。有些单位因为从来没有维吾尔族，偶有维吾尔人会被门卫拦住。就业门路狭窄，使新疆出现一个奇观，新疆少数民族在校大学生业余参加外语培训的热情，超过了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因为他们只能寄望在涉外贸易、旅游乃至国外找就业机会。就业难问题，甚至特权阶层也无法避免，自治区某维吾尔族高级干部的孩子于内地大学毕业一年后，在找工作无门的情况下，拿到王乐泉批的条子才得到一个工作机会。
2、新疆是以封闭、互相隔绝的绿洲孤岛为主要特征的特殊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上，不同地理单元获得的国家投入差别极大，尤其是南疆维吾尔聚集区的城市化、工业化远远落后于汉族聚集的天山北坡地带。而南疆地理位置的偏僻遥远，北疆汉族聚集城市对维吾尔人的排斥，南疆剩余劳动力在转向“天山北坡经济带”（新疆的“天山北坡经济带”是天山北麓是新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带是生产力高度集中的地区，是新疆现代工业、农业、交通信息、教育科技等最为发达的核心区域，集中了新疆83%的重工业和62%的轻工业，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占新疆的40%以上，城镇、交通、能源等基础条件好）这一新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时遭限制，更是增大了南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难度。
3、基础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新疆在教育系统的投入上，南疆北疆差异极大，而在南疆，尤其是在中学部分，教育资源的分配又存在民族间的严重不对等，无论是经费的投入还是学校的数量，维吾尔族学生分得的教育资源都远低于其在当地的人口比例。此外，南疆的 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极低，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像库车、莎车这样维吾尔人口集中的人口大县只有一所维吾尔语高中。这些因素都造成南疆维吾尔社会平均受教育水平严重不足，对从事现代农业和转入工业化造成了极大障碍，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后，职业选项极少，只能被迫大批进入内地寻找发展空间。
4、“7·5事件”之后，新疆几乎所有的维吾尔聚居区都保持高压维稳政策，进入乌鲁木齐等北疆城市的南疆农民大批返回农村，基层政府采取严格限制人口外出的政策，令农村就业问题恶化。
建议和思路
维吾尔族的就业困境，是各种因素长期作用和积累的结果。要解决这一困境，或许需要一个涉及面极宽的立足长远的系统工程，无法一蹴而就。单纯借助国家财政力量的投入，人为创造一批就业岗位的思路，一方面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另一方面，长此以往，维吾尔民族将成为一个全民靠救济为生的民族，令维吾尔人产生羞耻之心。
而我个人对于这一问题的系统性安排，有以下思考：
1、《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第二十三条有国家企事业单位少数民族就业优先的明文规定，即便考虑目前实际困难无法真正落实，也应逐步大维吾尔族就业机会，逐步形成国家行政企事业单位的就业安排必须有一定民族比例的制度。目前，新疆公共服务部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严重不足，像医院、邮局、银行、保险、公证、司法机关、市政等面向社会的部门，基本上都是不会维吾尔语的汉人，给维吾尔人日常生活带来巨大不便。
2、以政府积极引导等方式，促进区内人口的流动，缓解南疆农村严峻的就业压力和生态压力。譬如，有计划有比例控制地将南疆人口向兵团农场和北疆的城市工业带转移输送。与其自治区花巨大人力物力有计划地组织农村劳动力到几千公里之外、文化生活习惯截然不同的沿海打工，不如就近组织动员其向区域内转移。目前，新疆建设兵团人口流失严重，当地采取各种办法从内地吸引劳动力，这种人力吸纳不应对南疆剩余劳动力封闭。
政府积极组织引导区域内的人口转移，既可缓解南疆的就业压力，同时也可起到增加民族互相融入的机会，可消解维吾尔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兵团及北疆城市是“汉族人专门用来对付我们”的心态。
3、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家。解决新疆就业困境的最根本和长远出路，还是要靠市场化的方式，而非行政安排。张春贤书记赴任后，新疆在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家上明显加大了力度。建议可进一步展开一套着眼于提高少数民族企业家的现代经营管理能力的长期计划，通过与内地高校和沿海地区交流等安排，形成长期的少数民族企业家培训机制。此外，还应鼓励汉族企业家与少数民族企业家的合作，广泛形成共同的利益纽带。政府培养和扶持一大批民族企业家，是促进民族团结和谐的最便捷方式。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少数民族企业家过多出现在政府组织的民族团结宣讲活动中，未必有最好的宣传效果。民族企业家的作用，不同于政府的组织动员力量。在政府搭建的舞台之外，他们应该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4、加大对少数民族聚集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国家在这方面积欠的旧账过多，但通过加大基础教育改变一个民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能力，五到十年就可有明显的改观。至少使得新增劳动力进入城市的障碍大幅降低。目前，政府在南疆大幅增大基础教育投入的同时，最需要克服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纠正业已形成的读书无用论，一个是纠正双语教育出现的严重偏差，消除人们的恐惧。
5、有计划地系统培养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新疆各少数民族严重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少数民族进入现代工业困难，创业能力也严重不足。建议自治区加大适应新疆以资源型国有企业为龙头经济特征的专业人才或初级专业人才的培养。如通过职业技术学校，增加少数民族进入矿业、纺织业、农产品加工业的就业机会，目前，新疆已展开相关工作，在维吾尔社会有很好的信心反馈。
建议自治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协作，有计划地培养一批少数民族青年技术骨干，使他们成为在新疆传播技术的种子和创业骨干。
6、建设少数民族产业工人队伍。产业工人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和重要力量，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等方面起着基础性、根本性的重要作用。目前新疆正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但企业召不到合适人员的现象普遍存在。在新疆培养少数民族产业工人，建设一批少数民族产业工人队伍，可改变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渠道窄、就业观念局限的问题，提高少数民族就业率，并有助于少数民族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7、利用区位和地缘优势，扶持发展新疆本地文化创意产业，解决就业的同时，增加对中亚地区的文化辐射力。针对性地培养和扶持一批有可能在中亚地区有广阔市场的现代创意型人才和中小企业。中国在IT、动漫、广告传播等创意产业领域，对中亚地区拥有绝对优势，但汉族企业进入这些地区会遇到极大的文化和语言障碍，维吾尔族则拥有天然便利和优势，依托内地已经形成的技术优势，新疆完全有可能培养出对中亚具有强大辐射能力的文化创意产业。它可使目前中亚对新疆少数民族社会，由文化输入变成文化输出。这项工作做好，其意义不可估量。
二、“双语教育”问题
现状：
“双语教育”问题是除就业问题外，维吾尔社会反应最强烈的问题。新疆的双语教育，在推行过程中，实质上变成了一种单语（汉语）教育，它在维吾尔社会，被普遍认为是政府有意要建立一个以汉文为主导的“一种语文，一个源流”教育制度，从文化上消灭维吾尔族，以行政方式加快民族同化与吞并。而随着双语教育的强制推行，维吾尔语不仅在教育领域，在行政、司法等诸多领域也处于不断被边缘化的境地。作为新疆的官方语言之一，维吾尔语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尊重与重视，维吾尔语应有的法律地位也未得到保障。
在实践中，双语教育中反应最多的问题，是造成大量孩子母语、汉语都没学会，教育质量严重下滑，少数民族学生无法掌握知识，对学校产生畏惧感。新疆的双语教育要求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学习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一系列课程，这导致维吾尔等少数名族学生无法理解所学内容，这也很大程度上导致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学生的辍学率不断上升。此外，双语教育最直接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大量有经验的维吾尔基层教师被迫以提前退休、或在学校从事与教学无关的工作的方式离开教师岗位，让一大批维吾尔族教师成为这个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双语教育”在新疆变成“单语教育”，引起的越来越严重的担忧和反弹，有可能酿成大规模的捍卫接受母语教育、确保本民族语言文化不被消灭的维权运动。而它之所以引起维吾尔社会巨大的文化消灭恐慌，另外一个原因与近些年来新疆民族文化和出版事业的急剧萎缩有极大关系。
维吾尔语的文化和出版事业的急剧萎缩，带来的深刻后果并非只是维吾尔文化的消亡和维吾尔知识分子的抵触，而是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的维吾尔社会从此与现代文明完全隔绝。因为南疆社会整体极为落后，绝大多数维吾尔居民不懂汉语，环境因素造成各绿洲相对封闭，传播外部世界和现代资讯的书、报、广播、电视已与绝大部分家庭绝缘。
而维吾尔文化和出版事业的萎缩，意味着除极少数熟练掌握汉语的维吾尔精英外，传统维吾尔社会接触现代信息的路径被完全切断，在突然加剧的社会开放和竞争环境中，他们适应这种外部刺激的先天条件远不如内地的汉族传统社会。他们不但难于掌握现代社会知识，亦难于养成现代社会的健全人格，无法习得现代社会的理性、包容、开放的意识，极易陷入日益被现代社会抛弃的恐惧感和危机感中。传统社会的迅速解体和适应新环境的艰难，使人们很容易陷入愚昧、狭隘、野蛮和绝望的境地。
最近十多年来，传统维吾尔社会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犯罪率急剧上升、道德迅速瓦解、宗教极端主义盛行、文化保守主义抬头、对汉人的仇恨不断增加、相对贫困化日益加剧的恶性循环。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民族政策的失误，让落后的、愚昧的、狭隘的、极端的、封闭的和狂热的思潮和观念乘虚而入，而这些正是滋生三股势力的温床。
靠反复宣讲民族团结、靠政府援助以及加速维吾尔社会的汉语化等措施，都不足以在维吾尔社会筑起反对分离主义、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反对恐怖主义的堤坝，恰恰相反，容易被视为强化维吾尔民族意识、文化意识的维吾尔文化教育出版事业能真正兴旺发达起来，能跟上时代和历史的脚步，才是削弱三股势力滋生土壤的最长效手段。
因此可以说，维吾尔文化教育出版事业的落后，不但是维吾尔社会的敌人，也是汉族社会的敌人。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维吾尔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汉语教育，都认为真正的“双语教育”来得太晚，但与此同时“双语教育教育不能以牺牲母语为代价”也也已经成为维吾尔社会的普遍看法和主流意见。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的特殊地位，不能作为语言同化或歧视的根源。多民族国家共同文化价值观念应该通过多元民族形式来表现，而非通过“大一统”，教育不能变成母语母文的的刽子手。
而今天新疆的“双语教育”之所以变成“单语教育”，与“双语教育”的推进方式失之简单粗暴有关：
1、基础性和技术性准备（师资力量、设施建设投入）不足，未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以一刀切方式推进；
2、在教学内容设置和课程安排设置上，未参考国内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兼顾维吾尔学生接受本民族语言教育的需要；
3、以新疆各地现有的师资力量和基础设施配备情况和维吾尔学生的学习能力，事实上即使只是单语教育的目的也无法实现；
4、在“双语教育”推进的过程中，加剧了汉族学生和维吾尔学生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比如在阿图什市，汉族人口22725人，维吾尔族人口198217人，柯尔克孜族人口29186人，如果不算市区40公里外的市二中，只有三所高中，汉语学校一所（州二中），维吾尔语两所（州一中，市一中），维吾尔语学校每个班50人以上，而汉语学校只有30人。师资力量按学校投入的方式，拉大了汉族学生与维吾尔学生掌握和接受知识的差距。
建议和思路：
1、新疆需要真正的双语教育。在国内，吉林延边地区其实是“双语教育”一个典型的成功范例。可采纳其经验，对新疆的“单语教育”内容和课程安排进行重新调整。
2、加大对民族聚集区推进真正的“双语教育”所必需的硬件和软件投入力度，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纠正民族间严重不平等的错误。
3、培养“双语教育”的师资力量。目前，“双语教育”最大掣肘是师资力量严重不足，而且这一现状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只能针对性对现有师资力量进行系统培训，逐渐减小或消除双语教育师资力量的地区差异。
4、在少数民族学生的考试选拔上，目前的高考加分制度虽然体现了对少数民族倾斜的民族政策，但在实践中，真正的获益者，多是并不需要分数照顾的少数民族学生，甚至是有门路、有背景的汉族学生。或可取消加分，把加分的空间代之以新疆本地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知识测试的内容，对维吾尔学生来说，这不但其体现出我国在新疆推行的教育不忘本民族文化传统，亦可由此加深对新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了解，形成更丰厚更具包容性的国家意识与家国情怀。
5、重视和加大少数民族文化和出版事业，扭转民族文化事业迅速萎缩的局面。在财政上，加大对民族文化教育和出版事业的投入和支持，加快维吾尔语对现代信息现代知识的追踪和跟进能力；自治区政府乃至国家，应当将在维吾尔农村社会推广现代社会生活和生产常识，纳入重点计划。
对民间的维吾尔文化事业，自治区应当摸索出一套鼓励和支持的办法，调动民间的积极性。此外，自治区应当对民族文化教育出版事业试行渐进体制改革，尝试引入市场机制或目标考核机制，调动现在人员的积极性和活力，避免继续目前人浮于事的局面。
6、自治区或国家，应当增大对维吾尔社会转型问题的专项研究课题和投入，鼓励更多的汉族学者尤其是内地学者的参与，甚至是国家学者的参与，为执政者解决新闻民族和社会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智力支持。目前国内对此问题有价值的真正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学术空间盼能赋予更多独立空间。
7、有计划和目标地培养一个新型的少数民族高端知识分子群体，以专项基金的方式将之纳入国家计划。
新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人才匮乏，甚至以严格的现代标准看，因新疆科研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体制僵化以及现有知识分子群体知识结构老化，新疆并无真正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群体。无论以促进新疆社会发展，少数民族发展，还是增加少数民族精英的国家认同来看，少数民族高端人才都是必须的。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群体越是能进入主流，则越会因为这种荣耀而增加对国家的认同和向心力。
三、宗教问题
现状：
七五之后，维吾尔社会宗教热情急剧上升，无论南疆传统社会，还是城市里的官员知识分子，甚至在北京，校园大学生群体中也开始悄悄出现了保守宗教的热潮。而且年轻人的比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部分人士观察到，在做礼拜时，经常能看到不少年轻人泪流满面一言不发。这是一个值得引起高度警觉的社会信号。
宗教是一个民族自身文化和民族认同中仅次于语言的标志，极端情况下，会是一个民族最后的精神避难所。
新疆宗教问题上，最严重的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严格管控造成极大反弹，南疆约2.4万个清真寺，每个清真寺有政府专门供养的神职人员，一个干部承包一个清真寺，负责不许外面的人、年轻人、名额以外的人礼拜。这种完全不考虑信众感受的严厉管控，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更在民间激发起极大不满。
2.另一方面，与近些年来宗教政策的失败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地下宗教活动泛滥。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极端保守和封闭的外来宗教思想，以地下流传和渗透的方式，在新疆急速扩散——从极为醒目的衣着装扮者越来越多，就不难看出这股潮流的盛行程度。一些维吾尔知识分子私下惊呼，因为外来宗教的影响，维吾尔人的装扮已经不像维吾尔人，而像阿拉伯人了。
新疆从来不缺哈萨克文和汉文版的《古兰经》，而市面上看不到维吾尔文版的《古兰经》，这种对比容易让人认为宗教管理政策具有强烈的民族针对性。前些年，沙特国王免费送来了100万本《古兰经》，民间到处流传，结果96、97年出事，又把它收回来，现在地下出版商盗版印刷，一本卖50元甚至80元。
多数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警惕和反对宗教极端思潮，他们也看到共产党通过无神论和世俗化教育，对维吾尔社会破除迷信、革除狂热、愚昧的贡献，但在今天，新疆实行的宗教政策，即使是在最反感宗教狂热的知识分子看来，也是令人反感的。
成因：
虽然今天政府对宗教的热情较以往已有了很高宽容度，但长期坚持无神论，对宗教问题缺乏系统研究，在遇到涉及宗教的问题时，政府易处于极为被动的应对局面。
具体到新疆，则忽视了宗教在少数民族社会的特殊地位，在处理宗教问题时，人们几乎很难分得清政府的社会世俗化主张与压制少数民族文化两者的界限在哪里。尤其是在伊斯兰教问题上，政府往往在专政机器的自信和对宗教问题缺少基本了解的恐惧之间剧烈摇摆。
而97年以来，反“三股势力”成为地方压倒一切的任务，但具体操作过程中，反宗教极端主义却变成了反传统宗教，压制正常的宗教信仰。
近期，新疆政府在大力宣传“宗教极端思想”的危害，并极力防范其影响，极端宗教思想的的确不可取，即便是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宗教极端思想也是对传统宗教思想的一种扭曲。但是政府在具体操作中却往往一刀切，将维吾尔妇女蒙面和戴头巾、男子留大胡子等现象也一并归入极端宗教思想之列，禁止蒙面和戴头巾妇女、留大胡子男士进入事业单位和公共场所等侵犯人权的现象不断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维吾尔人与政府之间的对立，进而激化了维汉矛盾。
不可否认，新疆的确存在极端宗教思想问题，但需要强调的是，极端宗教思想在维吾尔社会从来都不占主流，宗教极端思想在维吾尔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极其有限，更为重要的是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中，始终存在着抵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强大倾向。而像现在这样对宗教极端思想进行扩大化的想象和宣传，并在这一错误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不恰当的治理措施，在客观上只会逼驱群众更倾向于宗教极端思想路线。此外，即便是批判宗教极端思想，也应当主要由在宗教学识上资深的、有崇高群众威望的宗教权威人士来完成，而不是世俗知识分子越俎代庖。更不应当把批判的目光放在民众衣饰、胡须这样的表象细节上。
在维吾尔社会面临的极端宗教思想这一问题上，以下认识尤为重要：1.对宗教极端思想和行为的界定很重要；2.反对极端宗教思想的目的应该是保护正常宗教活动；3.维吾尔社会原本可以宗教与传统文化习俗的关系，但目前已经没有了权威人士和地位；4.维吾尔社会丧失了自我道德约束和文化调整的平台；5.积极的声音没有正常发出的通道；6.官员为保乌纱帽，麦子杂草一起烧。
目前，新疆政府在以宗教领域为主的维稳和高压政策已经严重影响维吾尔人的生活，就业和流动，新疆在处理宗教问题上的思路和手段，若不加以改变，宗教问题恐将成为影响新疆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最大原因。
建议和思路:
伊斯兰世界其实也都面临着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宗教难题，土耳其、马来西亚、阿联酋、埃及等国，在解决宗教问题与现代化转型上，各自都有成功经验。不妨像当初改革开放时期向西方学习标准和经验一样，借鉴这些国家在宗教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1、建立和完善关于宗教场所管理的制度性安排。宗教场所天然是一定社区的公共纽带，政府可借鉴国外经验，依照面积、人口或社区单元等制定标准，在便利居民信仰所需的前提下，一定范围内只允许建造一个宗教场所，而且必须配有获得官方资质认证的专业宗教人士，依照明确法律法规实施登记管理。以避免严厉管控下，老百姓正常宗教需求无法满足，结果以家庭为单位和场所的地下宗教四处泛滥。这种制度的设置和安排，不妨直接在宣传中明确取法国外经验（比如土耳其等世俗国家），以减少抵触。
2、建立和完善系统的对宗教人士的培训制度。没有权威而专业的宗教人士，人们就会私下向那些他们认为有宗教知识的人学习。专业宗教人士，必须经过一个完整系统的培训，获得官方的资格认证（比如伊斯兰教协会）。对他们的培训，除经过专业而系统的宗教知识学习外，还要有一些现代社科知识的学习，有意识地引导宗教人士向开放、发展和适应现代社会方向发展，尤其是国外宗教与现代社会互相适应与融入的经验和范例，使他们拥有更广阔和开放的视野。
关于宗教人士的系统培训和学习体系，应当有一个长远的制度性安排，可分批、分层级、有计划地通过在自治区、全国一级乃至国外的专业宗教学习研究机构的培训学习，逐渐培养一支有专业宗教知识同时又有开放视野的宗教人才。此外，可以加强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等院校与国内外的专业宗教学习研究机构的沟通和联系，发展自身的宗教研究能力。
3、公开引进和出版国外现代整理编篡的宗教书籍，满足社会的宗教学习需求。新疆今天几乎见不到维吾尔文的宗教书籍，人们私下阅读的维吾尔文宗教书籍，只能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沙特阿拉伯。其实，土耳其、马来西亚等世俗化成功的伊斯兰国家，一直在进行卓有成效的编篡整理宗教书籍，在满足宗教需求的同时，又积极有效地引导社会走向开放和现代。政府组织编译引进这些国家的宗教书籍，既可满足社会的宗教需求，又可堵住地下极端宗教出版物的市场，传播一种更温和、开放和包容性的宗教观念。
4、加大对宗教的研究和投入。中国是一个拥有巨大穆斯林人口的国家，但关于宗教研究，尤其是对伊斯兰的研究，依照现代学术标准，几乎是一片空白。中国应当有权威的伊斯兰学院，而且应当有权威的伊斯兰研究机构，政府应当鼓励非穆斯林学者也投入到宗教研究中来，它不但是宗教信仰和学术研究的需求，也是社会发展转型的需求。此外，在宗教上的研究和投入，亦可增加中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发言权，由被动转入主动。
5、善于积极利用宗教在传统社会的影响力。在一个有着浓厚宗教传统的社会，宗教人士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影响力。尤其在环境相对封闭、经济相对落后、文化相对保守不发达的南疆维吾尔农村社会，在传播现代观念和知识方面，宗教和市场更有办法。
事实上，宗教界人士在同样在思考如何去应对社会转型问题，政府不妨创造条件和机会，让宗教界人士也参与到这个课题中，贡献出他们的经验、智力和知识，发挥出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宗教人士和普通百姓一样，不愿意看到动荡、混乱、仇恨的社会，宗教本身是向善的意志，宗教人士天然是保守而非激进的人群，给他们适当的公共话语权而非压制其话语权，他们可用自己的语言做社会的安抚和止痛工作。
6、朝觐问题的透明化和公开化。朝觐是新疆在宗教问题上做得堪称极失败的一项。其实，朝觐只是虔诚穆斯林的夙愿，一个人会因为朝觐后拥有一定的社会名望，而不会因此变得极端或狂热。朝觐资格的认真审批，没有必要以封闭方式操作。关于朝觐，沙特每年都会对各国有配额限制，有幸获得朝觐资格的毕竟是少数，沙特每年给中国多少配额，中国的配额如何分配，完全可以用更公开透明的方式操作。目前的朝觐，在孳生严重腐败的同时，在新疆，也成为激发强烈民族情绪的重要原因。
四、民族隔膜与隔离问题
现状：
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问题中，目前偶尔可以公开谈的主要是越来越强烈的民族心理隔膜。而比心理隔膜更严重但很少有人敢公开交流（实际在维吾尔社会内心有强烈抵触）的问题，则是物理上的民族隔离问题。
新疆物理上的民族隔离，指的是宏观上，汉族人生活地域的相对高度集中，其人口绝大部分都集中分布在三个地方，一是兵团，二是乌鲁木齐，三是石河子、奎屯为代表的天山北坡城市，它其实构成了一种物理空间上与维吾尔族人的隔离。
微观层面上，乌鲁木齐等少数汉族维吾尔族混居城市，也形成了壁垒极为分明的聚集区。尤其在七五之后，最新的新疆统计年鉴表明，2010年，新疆各民族杂居最大的城市乌鲁木齐，出现了明显的汉族和维吾尔族各自向本民族占优势的城区搬迁集中的现象。
这种“从对方民族聚集区撤离”的抉择，不像出租车拒载之类的民族歧视和隔膜行为，容易被发现并被制止，而它产生的历史影响也将是深远而巨大的，因为汉族和维吾尔族在生活空间彼此脱离，会加剧彼此的陌生感和隔膜感，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不易觉察的巴勒斯坦化。
在新疆，与民族物理空间隔离相应的另一面，是身份隔离。汉族人几乎全部生活在城市或体制之内，而维吾尔人则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或体制之外——内地的城乡二元社会，在新疆，恰好是汉族、维吾尔之别。这种民族隔离，对维吾尔社会的国家认同问题的影响不言而喻，事实上，它在维吾尔社会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巴勒斯坦和南非的联想，维吾尔人在中国是“非国民”或“二等公民”，而兵团则直接被视为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定居点。这种身份隔离，被不少维吾尔知识分子称为“汉人在我们眼里就像是南非的白人，而我们则是南非的黑人”。
新疆的这种民族分布格局，在汉族人心目中，同样也形成了一种潜意识中对新疆的“二分法”，即他们（维吾尔人）的那一部分新疆（南疆），和我们（汉族）这一部分的新疆（北疆）。新疆并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观念共同体。
成因：
新疆这种民族人口分布格局的形成，主要是历史原因和制度原因。
新疆自解放后始在政府动员下大规模从内地移民，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迁入新疆的汉族人，几乎全部拥有体制内身份，而且大都安排在兵团内，它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此外，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工业投资和规划项目，也与前述内地移民项目相配套适应。
但在近几十年这些年的城市化的发展规划上，大力扶持和发展的项目，几乎全部集中于北疆几个汉族相对聚集区，南疆维吾尔社会几乎没有得到城市化发展的资源支持。而随着随着兵团城市化的不断加速，使得新疆在石河子、奎屯等城市外，又出现了一批诸如阜康、五家渠、铁门关、北屯等居民构成几乎全部是汉族人的兵团城市。而在“十二五”期间，兵团还将加快推进第五师的五星市、第四师的可克达拉市、第七师的胡杨河市、第十三师的红星市、第十四师的玉龙市的建市。而这些兵团城市长期以来排斥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使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进一步边缘化。
这些制度性因素，无异将会进一步加剧汉族人与维吾尔人的空间隔离，加剧维吾尔社会的不公平感和“非国民”感，使生活在新疆的不同民族在生活中互相融入的机会更加降低。兵团通过加快城镇化正在撕裂新疆，使新疆出现更严重的种族隔离情况。和兵团的城市化相比，莎车县、墨玉县、伽师县等南疆地区的城市化建设，对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各民族平等分享发展成果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建议和思路：
历史上，东南沿海的客家人、潮汕人与当地人聚族而居长期械斗，积百年血仇，但进入现代工商业社会后，社会的分工和利益纽带的联系，使之迅速互相融入，昔日的仇怨今日已不复再现。长远看，新疆的民族问题其实也可以类似的乐观态度看。但重要的前提，是消除或减少这种人为的物理空间的隔离，而非继续强化。
事实上，所有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缓和的一个重要技术手段和指针，就是让这种物理隔离空间处于被打破或逐渐瓦解的过程。
1、不要再建立民族成分单一化的城市。新疆目前正在重点实施城镇化的一些城市，若按照既定目标实施，势将形成更多单一民族的城市。在新城镇的建设时，建议可因势利导转移部分南疆人口，利用政府之手，引导区内人口流动，形成新的民族杂居格局。在民族人口比例上，政府可在财力允许范围内和可操作的基础上灵活调控。
2、聚族而居是人类社会性使然的天性，但在政府可控的资源上，要尽可能地增加民族杂居和混居的机会。在这方面，可参考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新兴城市国家，为增加各民族的互相了解、促进宽容、开放的多元文化，利用住房分配机制，有意按人口比例使文化不同民族不同的人群形成杂居、混居格局，利用政府手中的资源充分实现民族混居和互相融入的机会。
像乌鲁木齐这种多民族混居城市，政府可在向社会提供政府安排的廉租房、安居工程、福利房时，尽可能地促成更多的民族混居社区，避免城市出现社区民族构成单一化的格局。此外，对干部、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国家可调整的群体，在工作机会和岗位的安置时，要有意促进跨区交流，比如维吾尔族干部尽量安排在汉族聚集区工作上班，汉族干部尽量安排在维吾尔族聚集区上班，尽一切可能增加两个民族的互相融入和日常接触交流机会。
3、政府部门、社会公共服务部门，比如银行、公交、水电、保险等行业的人员，应逐步要求掌握一定程度的民族语言。公共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能掌握一定的民族语言，会让少数民族从内心认为，政府并不只是汉人的政府，而是服务于本地各族人民的政府；对汉族工作人员来说，也强化了这样一个印象：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民族自治区，它与内地纯粹的汉族地区并不一样。
五、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
现状：
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整体上的不被信任，是新疆民族问题中一个极为突出且影响极大的问题。1997年7号文件其实是新疆民族问题的一个分水岭——中央认为新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三股势力的威胁，到了新疆，一系列具体政策的指向很快就使整个维吾尔族变成分裂分子嫌疑，接下来就是维吾尔族干部作用和地位的迅速下滑。维吾尔族干部的边缘化又导致汉族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处于一种微妙的互不信任状态中。
尽管今天的中共是一个超民族、超阶层、超利益群体的政党，但在今天的维吾尔族社会，一个普遍的总结和概括就是：汉人就是权力，权力就是汉人，汉人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汉人。
因为在现实层面上，维吾尔族干部整体比例严重偏低，厅局级实职岗位的维吾尔族干部更是少见，有些重要权力部门，比如财政、国资委、金融、公安则几乎没有维吾尔干部，在国营企业，这种情形就更为严重，人们甚至举不出新疆有哪一个国营企业有维吾尔族的一把手。
无论是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还是中共党代会，维吾尔委员和代表数量都很少、比例低，维吾尔代表的数量少，参政议政水平低也从一方面反映维吾尔族在中国的政治地位不断下降，不断被边缘化。
政治协商会议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赋予了“参政议政”的功能，但无论是在全国政协，还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维吾尔委员的比例都很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正副主席13人中，仅有4名维吾尔人，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正副主席中维吾尔人数量少、比例低、地位低下。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仅有10名维吾尔委员，历年来呈下降趋势。维吾尔自治区新一届政协107名常务委员中，仅有27名维吾尔委员，仅占常委总人数的25%。维吾尔委员的数量与维吾尔族占新疆人口（约47%）的比例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自治民族的地位严重不符。
而在今年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有代表2987人，少数民族代表409名，约每27万少数民族中有一个人大代表。在少数民族代表中，维吾尔族代表仅25人，其中的23人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人是解放军代表团代表，约每40万维族人中才有一名代表。虽然少数民族代表比例高于少数民族在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但维吾尔族代表比例却恰恰相反，低于维吾尔族人口在新疆和全国的人口比例。
以上都可以看出，维吾尔人已经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维吾尔人在中国的政治地位正在急剧下降。
解放初期，在少数民族干部问题上，中共首先碰到的是如何培养出一批合格胜任的干部梯队，但中共执政已历60年，少数民族干部的人才早已应当不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不足，有长期因素，但人们认为，少数民族干部不被信任，则是与历史对比的结果。人们普遍认为，自1997年以来，少数民族干部的地位和受信任程度直线下降。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被边缘化带来不信任感，带来情绪和隔膜，这种隔膜又反过来成为少数民族干部不值得信任的理由。
少数民族干部在权力上的被边缘化，感觉不被信任，带来的问题是，相对汉族干部，他们普遍更胆小怕事，有话不敢说，私下议论牢骚。近10年来的高压，使新疆的维吾尔社会处于一种普遍无人敢说话的境地。邓小平曾说，群众的沉默是可怕的。但干部都不敢说话，其实更可怕，因为这些维吾尔干部对维吾尔社会的普遍情绪和心态往往有更准确真实的把握，这使得地方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难听到来自维吾尔社会真实的声音。
与维吾尔族官员面临相同处境的，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长期的社会高压态势，使本应敢言的知识分子群体集体噤声，甚至与过去相比，也谈不上社会贡献和创作，他们与汉族知识分子相比，批判性和社会责任担当意识普遍薄弱，尤其是与内地知识分子相比。
民族主义天然是一个民族精英的事情，而官员和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精英的集合，他们的观念会影响整个群体的感受，是一个民族既得利益群体的代表，也是一个民族理性和温和力量的来源。当以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维吾尔族精英自身的处境日益逼仄之时，愤懑、压抑、委屈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可能不经由他们向整个社会蔓延。
维吾尔族干部的存在，体现的是维吾尔自治区政治的合法地位问题。如果张春贤主政新疆，最终维吾尔族干部的地位和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信任程度，尚不能恢复到1997年之前的水平，则维吾尔精英可能彻底丧失信心，甚至陷入绝望。因为，张春贤给相当一部分人带来信心，他们一直认为，导致今天维吾尔族人不被信任，是个别领导人专政思维下，反三股势力扩大化的结果，而非全社会汉族对维吾尔族的不信任。
成因：
1、对民族干部的培养不足。
努力选拔和培养一批少数民族干部，是中共早几十年民族政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相对落后、社会相对不发达，人才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为落实民族政策，大力选拔和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
不过，这种延续下来的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标准和培养方式，目前可能落后于时代要求。具体而言，在政治可靠的基础上，能力、视野、知识结构等综合素质同样非常必要。目前在人才的系统培养上，对于新疆明显落后于内地地区的这一现状考虑不足，尤其一些重要岗位，可能对干部的观念、知识结构、执政能力和意识有更高要求。
2、把正常的民族情绪和情感以及利益诉求，提高到了反分裂的高度，在不断强调反地方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忽视了反大汉族主义。在新疆，与忌惮地方民族主义相对的，是大汉族主义观念的盛行和抬头。
建议和思路：
1、民族情感是与生俱来的天然情感，同时又是可控和可引导和平衡的。就像承认不同阶层有其特定利益诉求一样，应当承认不同的民族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此前提下，实现尊重民族利益和国家统一完整之间的平衡。尊重维吾尔民族情感，原本是一种默会的规则，应明确这种规则和逻辑。
2、整体而言，维吾尔族干部数量偏少，尤其是高端人才严重不足。应着眼于长远，培养一批少数民族高端干部人才。从新疆本地的发展着眼，尤其需要考虑大胆输送一批年轻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到东南沿海地区挂职锻炼，深入学习。沿海地区代为培养少数民族人才，除了可直接输送先进观念外，本身也可增加少数民族精英与内地的情感纽带。
3、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维吾尔语和汉语一样是工作语言，目前基本上没有多少汉族干部会维吾尔语，尤其是南疆地区的汉族干部不掌握维吾尔语，最为遭人诟病。政府应鼓励和培养地方汉族干部积极学习掌握一定的维吾尔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能力，并逐渐将之纳入干部或公务员的考核指标。中央公务员不在此例。
4、结合民族聚居特征，注意干部的民族比例分配问题。新疆的民族小聚居格局一时难以改变，但在干部的任免调动上，尽可能地实现交叉互换。在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地区，可以考虑适当增加维吾尔族干部的比例；在维吾尔聚集的南疆，除汉族干部外，也可适当加大北疆哈萨克族、蒙古族等非汉族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
5、培养一批高端维吾尔知识分子精英。目前新疆并未形成真正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尤其在社科类领域上，维吾尔族高端人才少有进入中央和国家一级科研机构的。系统地培养一批维吾尔族高端人才，不但可以起到引领维吾尔传统社会实现现代转型的作用，也意味着让维吾尔知识精英逐渐拥有更为广阔的全国视野和格局，对提振维吾尔族精英阶层的信心功莫大焉。
6、设置新疆社会发展课题专项事业的研究。新疆社会发展的学术研究，严重落后于现实，而且由于新疆特殊的封闭性，本地关于新疆课题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工具还是思维方式，都稍嫌过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新疆的有些学术研究已经只有替地方政策决策背书的角色。新疆的社会发展问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事关全局，应当有国家一级的专项研究项目，既要能吸引到全国的优秀人才参与这项长期的研究，也应当让新疆本地更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参与到其中来。
六、建设兵团问题
现状：
新疆建设兵团是今天最封闭最独特的组织体系，对兵团性质的描述，民间普遍说法是：是军队没军费，是政府还纳税，是农民入工会，是企业办社会。
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作用和功能的评价，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官方和公开场合的活法，兵团不但是新疆社会稳定的保证和象征，而且是新疆建设精神的象征。但在私下场合，则截然相反，对兵团的普通成员来说，很大部分人认为他们生活的日益相对贫困化和落后，最大的根源是兵团制。而在维吾尔社会，兵团则是民族对立的象征。
我们做的一个社会调查表明，在维吾尔社会，对在新疆的汉族人，因其身份的差异而有明显不同的态度，对新疆地方汉人感觉最亲近，对兵团的汉人最为抵触，对内地入疆流动汉人的感受，则介乎两者之间。
而事实上，绝大多数普通维吾尔人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兵团汉人，对兵团的现状也缺乏基本了解，甚至完全是误读。比如，很多维吾尔人完全是通过电视新闻画面来了解兵团，以为兵团人都生活在石河子那样美丽的城市，街道开阔，高楼林立，环境干净优美，生活条件远远优于新疆其他人群。而事实上，兵团大部分人生活在农场，与相邻的地方的汉族农村居民相比，兵团居民劳动强度大收入却更低，兵团职工连续多年在全国收入中排名倒数第一。封闭和日益的相对贫困化才是其真实的生活现状。
维吾尔社会对兵团的抵触，恰恰来自官方对兵团政治功能尤其是反三股势力作用的不断宣传。
兵团设置之初，有军事、政治、经济三大功能。今天的大环境下，军事功能早已不存，政治功能则被突出强调。它的政治功能被总结概括为三项：1、维持社会稳定反分裂；2、促进民族交流与团结；3、有效管理自身的发展存续。
其实只有前两条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目前兵团的现状看，这两条功能也早已不存。在官方各种出版物中，维持社会稳定反分裂的功能，反复举的例子只有参与平息1990年阿克陶县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但事实上邻近兵团的民兵只是被动员，而未真正有效参与。
今天的情形下，一旦有事，应当动员的是武警部队，采取动员建设兵团民兵这种特殊手段，政治上极不适宜：为何汉族老百姓在维吾尔人闹事时拥有行使武力镇压的权力和任务？它只会起到给民族矛盾火上浇油的效果。更不能不提的是，兵团今天的实际情况，已使兵团几乎完全丧失了应急时期立即动员组织准武装力量的可能，因为不但基层团场并不掌控青壮劳动力的去向，且青壮劳动力本身就流失严重。
至于促进民族交流与团结的功能，更是无从谈起。在中国，封闭性的体制与地方原本就容易形成巨大的心理隔膜，譬如内地三线企业与地方的互相隔离，北京的大院社会与胡同社会的互相隔离。兵团的体制性封闭特征为中国之最，它与周边地方汉族社会本身就隔膜极大，在民族交流与团结上，维吾尔社会将兵团视为民族交往隔离的象征，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而兵团的现状则可概括为：在政治功能上，不但丧失了反分裂能力，也失去其必要性；在财政上，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在社会功能上，面临着严重的人口流失压力；在经济上，面临着兵团在籍人口贫困化的窘境；在法律地位上，始终未解决其准确的定位甚至是合法性问题；在民族关系上，是民族对立象征；在制度建设上，是中国目前计划经济最后一块根据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其他地方推行已历30年，但在兵团却始终无法实施；在身份定位上，依然是党军政企合一但又什么都不是；与地方关系上，则始终未厘清和协调理顺过。
成因：
兵团本质上是古代边屯方式的现代版，是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制度下的产物，它是60年来中国最能体现出计划经济时代特色的组织体系。它存续至今，虽有特殊周边环境的因素，但最终决定性的因素只有两个，一个是观念认识，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问题。
兵团存续至今，组织机构冗余庞杂，一个社会、一级省级行政单位，应有的机构它都有——除了没有人大和政协，甚至在团场一级都有电视台，兵团制供养着一个很大的人群。兵团制目下缺少骤然裁撤的可能。因为兵团制早已与对特定历史成就的肯定紧密联系在一起。
但兵团的存续，不能不考虑如下几个问题：
1、反分裂这个任务是否需要非国家正规武装组织来承担？是否需要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体系来产生威慑作用？它是否真的能完成这个任务？
2、如果前一个问题成立，那么如何看待兵团事实上造成的民族对立和民族猜疑？如何比较其政治得失。
3、兵团背后显然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支持，对它的反分裂功能和震慑功能的大力宣传，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中央政府并不相信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这种政治代价是否值得？
4、新疆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关注，而兵团体制天然容易被解释和描述为武装移民集团组织，兵团若长期存续，那么该如何解决其现代身份的问题。
5、无论从何角度，兵团体制与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格格不入，假如新疆内外部环境没有根本改变，它是否需要永久存续。
建议与思路：
1、无论是从技术操作上还是从现实可行上，兵团制都很难做到短期内撤并，甚至它带来的问题会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但应有将兵团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安排和考量。
2、肯定兵团在特殊历史时期垦荒保边疆中的贡献，但应适当逐步弱化兵团反分裂的作用和震慑分裂势力的宣传，因为在实际效果上，它只会起到与民族团结相反的效果——在维吾尔族社会，是不被信任，而在兵团汉人，则是维吾尔人不可信。
3、在兵团制大体不动的前提下，依照各地不同的情况，逐步完成城镇化，在已完成城镇化进程的地方，可试点推进地方与兵团两张皮分离的改革试点，摸索出兵团在城镇化后地方化的经验。
4、人口流失问题应当从土地制度上着手解决，拿出系统方案，理顺目前土地为国家所有，同时又长期为兵团、师、团场和职工个人占有、使用、收益和分配的体制性矛盾。只有在土地与个人之间建立明确而持久的支配关系，才能解决人口流失问题，否则兵团的维持成本会越来越高昂。
5、兵团面临的财政的困局，用划拨优质地方矿产资源给企业的办法并非长久解决之道，考虑到兵团本身的体制僵化，这种划拨多少带有逆向改革的思路，从经济角度看，未必是良策。
6、兵团应当发挥其宣传中促进民族交流和民族团结的政治功能，在应对人口流失的问题时，吸纳外来人口的目光，应当尽可能转向新疆本地，为区域内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挥其应有效用。
7、兵团在农业生产技术上，相对地方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丰富经验，中央或地方财政可通过拨付特别经费的方式，在兵团电视台设置维吾尔语节目和其他公益传播方式，向维吾尔社会传授其农业生产技术，改变其自成体系的封闭格局以及在维吾尔人心中的传统印象，为推动民族交流和团结做出贡献。
七、政府执政能力和公信力问题
现状：
新疆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与内地有极大差距，而各级政府机关的观念意识，更远远落后于时代，亦与新疆面临的复杂社会治理要求相去甚远。
在内地尤其是沿海地区早已不见的阶级斗争和专政思维，在新疆不同地区依然程度不一的存在。相对内地，新疆保有更多计划经济色彩，各级官员更习惯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农民种地种什么由当地干部说了算，并不只是兵团的普遍现象，最近一两年，在部分地方的农村农民才有了经营的自主选择权，南疆维吾尔农民依然习惯将乡政府称为公社，因为很多人没有明显感觉到社会体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疆干部队伍法制观念极为淡薄，乌鲁木齐等新疆发达地区，干部的意识与内地发达地区，明显存在代差，而南疆地区，干部的观念意识又与乌鲁木齐等地存在明显代差，七五时期抽调大批南疆干部到乌鲁木齐维稳，其行为之简单粗暴，甚至连乌鲁木齐的干部都大为惊骇。
发生在韶关“626”事件中的新疆劳务输出，原本是一个积极、有价值的尝试，但在动员过程中，类似内地八十年代拆房、牵牛、收回土地的强制行为时有发生，基层执政能力的低下，使之一开始就处于强烈的猜疑和抵制之中。
尤其是在南疆，汉族干部几乎就是汉族人的形象代表，这些人的治理方式不当，会直接将官民矛盾变成民族矛盾。
由此不难判断，新疆干部素质问题，是决定新疆诸项政府能否顺利推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此外，张春贤还面临着重建政府的社会形象考验。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的公信力，一个是政府是否能让人相信，今天不会轻易因言获罪。
前者，从6·27事件到扎针事件，无论是维吾尔社会还是汉族社会，自始至终谣言满天飞，它固然是民族矛盾长期积累和互不信任的结果，但也体现出当地政府长期对新闻和信息的处理方式，使任何人都对政府的说法丧失了基本信任。
后者，则是新疆特殊的法制环境下，言者动辄得咎，而且动辄重刑。这种高压氛围的恐惧目前依然存在。
成因：
新疆地处偏远，计划经济又占据绝对主导成分，社会发育明显晚于内地，新疆最近二十年来周边政治环境的巨变，又天然使得各级地方政府的专政思维紧绷。
此外，新疆基层政府承担了极大的转业军官的就业任务，军转基层干部比例极高，长期“一线斗争”观念的传帮带与军人作风相结合，形成了新疆基层干部特有的管理模式。尤其是南疆基层条件艰苦，基层干部的选拔，政治过硬是首选标准，至于观念意识以及综合素质，并不在考虑之列。而且条件所限，新疆几乎很难对散布各地的基层干部有系统轮训机会。
而1997年之后，全社会逐渐进入一种反三股势力的高压紧张状态，它进一步强化了基层干部的专政思维。在处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上，倾向于快刀斩乱麻，惟务果断坚决。
建议和思路：
1、大力肃贪。新疆官员的腐败方式比内地大胆放肆，手段和性质往往也更为恶劣。让百姓重拾信心，惟有首先肃贪。
2、对干部队伍进行系统性的普及法律法规和加强执政能力和文明执法的轮训，同时辅以各种公开便利的社会监督举报的方式，督促新疆官员意识和观念的提高改善。
3、增强社会信息透明度，学习内地部分先进地区的经验，给当地媒体以更多的空间和尺度，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监督氛围，提振民气民心。
4、干部交流时，多从东南沿海开放地区和北上广等发达地区调派和吸纳干部，减少从内地北方来的干部，用先进地区的观念和意识影响和推进本地观念的改变。
5、在公务员和干部选拔上，注重综合素质、眼界、阅历等因素，少强调政治过硬或听话可靠等因素。
6、适当时机，释放一批被滥抓滥捕滥判的知识分子，如新疆经济日报的海莱提·尼亚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买买提（海莱提是出身于军队大院的知识分子，75之前一再主动向当地政府预警），向维吾尔社会传导一种积极和善意的信号，纾解其压抑悲观的情绪。
八、大汉族主义问题
现状：
宪法序言中关于民族问题，曾言：“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在毛泽东时代，“地方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这个词在民族关系时会同时出现，但今天“大汉族主义”这个词则完全从日常用语中消失。
我们国家一直宣称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但为“大汉族主义”被抓的基本没有，丢官倒台的也少，少数民族人口占中国总人口比例不到10%，在文革前十七年却有几十万人因为“地方民族主义”被抓。
在现实中，“大汉族主义”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而且公开，尤其是“反三股势力”成为一个时期新疆各级政府工作重心之后，大汉族主义以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面目出现，无人敢有异议，指责大汉族主义情绪流露，就会变成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它在民间层面和官方层面表现各有不同。
近年来，对维吾尔人的歧视愈演愈烈，并已全国范围内制度化。在维吾尔人因其身份在就业、办理护照、租房、住宾馆、出行的诸多方面屡遭歧视，国内很多机场甚至设有新疆专用安检通道。
在新疆本地，往往汉族人称维吾尔人为“缠头”、“维子”，到内地，则无论是宾馆住宿登记、乘坐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还是上网吧，都会遭遇歧视性对待甚至公开拒绝，往往服务人员还振振有词：公安部门有规定，你们不可以登记。有此遭遇者，下至普通学生、打工者，上至自治区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至于网上言论，则更为极端，自称“皇汉”，称少数民族为“胡种”者比比皆是。
而官方的大汉族主义，常见的一些说法，往往言者习而不察，比如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华夏儿女，往往被用作全体中国人的代称，但维吾尔人谈到祖先乌古斯汗或狼图腾，则被认为是民族分裂意识。此外，七五后，新疆各行政事业单位组织学习，为驳斥“新疆是维吾尔人的新疆”的狭隘观点，主讲学者往往强调汉族人比维吾尔人的祖先更早到达新疆，其逻辑虽与被驳斥逻辑如出一辙，但以官方身份出现，其宣讲目的与效果截然相反。
前述只是维吾尔人感觉到社会日益不公和缺少对其文化和情感的尊重。
在公共服务上，这种伤害对普通人造成的伤害和不便就更为严重，仅以姓名身份登记问题为例，各种身份信息填写的表格，几乎不考虑大部分维吾尔人不懂汉语，只列汉语姓名栏目，即使是填写汉语音译姓名，也往往不考虑维吾尔族姓名习惯，造成无法填写表格。在户籍电子化问题上，部分地方出台政策，只允许维吾尔人在常用姓名列表内选择名字，不在表格之中的名字则不予登记。
更严重的问题，是维吾尔社会对民族政策中大汉族主义色彩日渐浓厚的恐惧。政府强力推进的双语教育和维吾尔文化事业的急剧萎缩，让维吾尔社会普遍认为，官方的民族政策越来越像民族同化政策。从社会的公开场合，尤其是在网上，也不难发现汉族社会一种普遍的公开观点：只有加速同化维吾尔人，才能解决新疆的民族问题。
而近期越来越多出现的以民族政策检讨为名出现的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和重新调整民族概念的理论探讨，无不给人以强烈的大汉族主义观念将成为中国民族政策主流的印象，它在维吾尔社会激起了强烈的危机感和恐惧感，动摇了其国家认同感。
民族的自然融入，民族文化的多元相处共存乃至互相影响，是历史趋势，没有人会真正反对，但正是基于大汉族主义强制同化政策的恐惧，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开始对内高班、汉语教育心怀恐惧，私下以强化民族意识、民族文化以及宗教回归的方式进行抵抗。
建议与思路：
1、政策上逐步落实和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和保护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共存的现状；
2、对于公开的民族歧视言论和行为，应当参照国际通行办法，制定详细的禁则，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套保护民族正当权力、反对包括民族歧视在内的身份歧视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手段保障少数民族在就业、公共服务和文化等的正当权益，消除那种随意的民族歧视，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全社会在文化和习惯上的一个反身份歧视的“政治正确”价值体系。
3、政府应组织专家学者系统研究讨论，确定哪些官方常见说法容易引起误解或伤及民族情感，通过这种讨论，形成一种社会反思，纠正某些习而不察的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说法，譬如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这种说法，在西方社会，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妥当的对种族特征的公然宣扬。
4、官方应当对反思和检讨中国社会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现象，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不要只强调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而不强调大汉族主义。至少应当允许社会对大汉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自发反思和讨论，无论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大国，还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今天中国社会强烈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主义，都不是一种社会主流心态健康的表征。
5、理论上，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一员，则华侨和海外华人，就不应当仅是指汉族，事实上，政府对海外少数民族裔一视同仁，会收到奇效。譬如最近一年多以来，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开始主动慰问联系当地维吾尔裔社会，结果，此后在北京留学的维吾尔裔巴基斯坦学生张嘴闭嘴就是“我们海外华人”为祖国的建设如何骄傲自豪——过去，“海外华人”这个字眼从来不会有海外维吾尔人使用，因为它看上去是专属于汉族人的。
九、民族区域自治与反国家分裂
现状：
建国之初，中国先后通过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体系，确立了一套以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和民族平等为基础的民族政策体系，它不但相较旧中国是一次根本的飞跃，而且也明显在整体观念上领先于当时的西方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公平分配尊严和权力的制度，是把国家想要的、民族想要的东西统筹兼顾的一种体制机制，但在执行和落实环节上出了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基本法也已经颁布近30年，但还没有自治区一级的贯彻实施条例。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上长期打白条、不兑现的现象尤为突出。
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并未真正有效落实有文化、经济以及特殊时代的政治环境等原因，但维吾尔社会反映民族区域自治未得真正落实的声音并不显著，既有当时权力观念和意识未苏醒的原因，也有维吾尔社会未觉得正当权益未严重受损的原因。
而最近一二十年来，至少在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名无实问题愈发严重。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立法工作迟迟无进展。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少数民族的就业、文化保护、干部使用、宗教信仰等问题的明确规定，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前述民族问题，本质上正是民族区域自治相关规定根本未被重视，维吾尔族权益未依法得到有效保护的原因。
在民族区域自治条例和民族自治法实施细则始终难产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使民族自治的前途更加扑朔迷离。
今天，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不是讨论如何落实民族自治，而是讨论民族自治的存废问题。尤其是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以马戎、杨圣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检讨民族政策和反思苏联解体问题时，公开否定和反对民族区域自治，并以消除民族分离意识为由，提出了一种类似“民族取消论”的观点。
在民族学专家们公开质疑和宪法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时，却鲜有人敢公开站出来捍卫民族区域自治，更不用说要求真正落实民族自治。它在实际上会造成一个效果：公众认为取消民族自治是国家的意志，是强制同化的公开表示。今天的客观气氛也形成了谁敢公开谈论落实民族自治，谁就是在主张民族分裂。
在学术上，只有一种声音，并不意味着这种声音反应的是社会实情。以75事件前，杨圣明的新疆民族问题调查报告为例，这份调查报告宣称，维吾尔人的国家认同程度高于汉族人的国家认同，对跨民族婚姻，绝大部分维吾尔族与汉族均支持态度。报告最后强调，认为新疆有严重民族问题的观点是危言耸听。但我们的调查与此完全相反，维吾尔族社会的国家认同度不容乐观，而且跨民族婚姻实际上在各个民族都是被反对和抵制的。
公开场合没有了维护和落实民族自治的声音，其实是极为可怕的。因为少数民族内心里其实呼唤的是真正的民族自治，如果没有了民族自治这个选项，就意味着只有两种安排，要么是取消民族自治被强制同化，要么是民族独立。
以反对分裂为名，取消民族自治，是一种极为有害的观点，它事实上意味着把少数民族中越来越多的人从绝望中推向了非理性的独立。妨害和危及中国的统一与完整的，不是民族自治，而是取消民族自治。
某种程度上，新疆反民族分裂问题，就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分离主义的赛跑。
思路：
迄今为止，多民族国家处理和解决民族关系的路径，几无例外都是区域自治，无论是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典型如欧洲的瑞士、西班牙、比利时、英国、法国等国），还是移民中形成的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国家（譬如加拿大的法语区）。
例外的国家，只有美国和马来西亚（比如华人）这种少数国家，因其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成分是后来逐渐融入，未形成不同民族集中居住的区域。
但今天马戎等学者给中国开药方时，却反复强调以美国这个国情与中国迥异的国家的经验，显然是错误且危险的。
分离主义几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国有科西嘉问题，英国有北爱纷争，西班牙有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问题，加拿大有魁北克分离运动，日本有琉球复国运动……乃至在美国也有好几十个分离组织。
今天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可以完全消除分离主义的办法，但通过发展经济，落实民权，制度设计，运用法律手段，不断使其边缘化和非暴力化，增强向心力，维护国家统一，消解国际化压力，却有颇多成功案例。
或许最值得借鉴的是西班牙。1970年代末，西班牙告别威权主义后，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运动突然爆发。尤其是种族和语言与主体民族差异巨大的巴斯克分离运动，甚至到了全民主张分离的程度，极端组织不断制造暴力事件，但1979年10月，平衡各方利益的《自治条例》提交给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两地选民，各自有接近90%的人支持。今天，在分离倾向最严重的巴斯克，64%的人反对独立，在加泰罗尼亚，这个数字则高达80%。
而常被中国学者视为经验教训的南斯拉夫，却鲜有人强调更真实的一面：即原本南斯拉夫的民族分离倾向远不如西班牙严重，但主体民族塞尔维亚人，只在乎如何与其他民族争南斯拉夫的蛋糕，并不在意国家完整。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对国家分裂起了很坏作用。
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真正落实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相关规定，取得民族自治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平衡。
建议：
1、尽快颁布和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自条例》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细则》等配套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法律法规，从制度建设上使民族自治有完善的法律保障。
民族自治条例是自治地方自治权的最基本体现，而迄今为止，新疆自治区和所辖的5个自治州、6个自治县的相关自治条例无一出台。相比之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相关立法工作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完成，这里也可算得上是中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效果最好的地方。
2、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应当允许维护国家统一完整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讨论，它是实践新疆民族区域自治与国家统一之间求得平衡的前提。
3、在现行的体制内，渐进落实新疆的民族区域自治地位，至少应当制定一个目标，逐渐使维吾尔族的就业问题、文化保护问题，干部的任用问题、宗教信仰问题等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缓和当前极大的民族情绪和民族矛盾。
最后，中央实施援疆政策时，除应改变重经济、轻政治和文化的思路外，还应避免单一的经济输血功能，而忽视对当地经济尤其是维吾尔社会经济造血功能的扶持。目前援疆建设更多体现为内地央企和内地大资本的进入，而鲜见本地资本尤其是少数民族资本的机会。某些地方已出现了外地资本对本地资本的挤出效应，这种苗头值得警惕。因为它不但对本地就业改善无多，甚至直接伤及本地工商阶层的利益，其后果会比浪费巨大几无收效的援藏投资（见靳薇《援助政策与西藏经济发展》）更严重。
初稿于2011年1月15日
修改于2013年10月5日
星期五, 2月 28, 2014
自治区团委和田地区蹲点工作纪实
发表时间：2013-10-27 2:07:00
来源：新疆日报 http://www.xjdaily.com.cn/special/2013/016/10/976036.shtml
今年7月底以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自治区团委选派3名干部到和田地区蹲点指导工作半年，并将和田地区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教育活动，融入自治区团委“现代文化与青年同行”教育实践活动，重点确立了摸清青年底数、组建青年宣讲队、组织文艺演出、持续固定开展乡村体育赛事、开播青年之声乡村广播、组织知识竞赛、揭批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极端思想危害、开展十八岁成人礼或十四岁集体生日等8个方面重点工作。
摸清青年底数
“做青年工作，首先要熟悉青年人的情况。”利用8月一个月的时间，自治区团委工作组和和田地区团委积极开展了摸底调查工作，向14岁—35岁的2241名青年发放问卷，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自治区团委副书记赵川介绍，“和田青年群体的主流思想认识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少青年群体在思想认识上存在偏差，有的青年不知道宪法规定公民也有不信教自由，还有的认为未经法律允许教经、学经是对的。”
与此同时，工作组还对和田地区青少年现状、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场所、青少年全面发展状况、基层团干部及团组织现状作详细调研，并制定了第一步工作任务，明确了和田地区各级团干部每年不少于50户摸底调研任务。
“找到问题所在，就要对症下药。”和田地区团委书记艾则孜·艾力对记者说，在自治区团委的指导帮助下，分别形成了自治区团委农村青年状况和和田地区青少年思想及团组织状况的调研报告，并着手找准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切入点，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和帮助青年学习，积极为青年提供必要的学习、培训机会，尤其是创新和开发网络思想教育及培训阵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方式和方法，激发青年学习热情，拓展学习领域，增加学习兴趣。
建立工作模式
“我们一定能拿到这一季的冠军。”9月25日，策勒县策勒乡的VBA乡村篮球联赛第二季拉开序幕，铁热克艾热克村代表队队长阿里木江·买提萨依木信心十足。
自治区团委倡议和田乡镇团组织开展VBA乡村篮球联赛，赛制参照NBA、CBA，青年们参与积极性非常高，墨玉县、策勒县、和田县、洛浦县各乡镇均在8月初开展了第一季比赛，由于进入外出务工拾棉花季节，因此，第二季比赛安排在了9月底、10月初。
“活动是宣传的载体，在文体活动中我们还穿插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有奖知识问答，群众参与热情很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听宣讲、受教育群众相对固定的现状。”策勒县委常委古丽夏提·阿西木说，策勒县开展文化活动基础好，各族群众参与现代文化热情十足，各类文体活动设施在全地区也是最好的，因此，开展什么样的活动，怎样开展活动成为各级党团组织工作的重点。
10月20日，古尔邦节假期刚过，和田县团委又开始准备新一期农村智慧之星大赛，“借鉴江苏卫视《一站到底》等流行的益智类节目形式，今年8月，县电视台开播了农村智慧之星节目，周赛、月赛、季赛，最终还将举行年度总决赛。”和田县团委书记田晓元介绍，“将宣讲内容和自然、人文科学知识一并融在题库里，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教育，效果非常明显。”
“自治区团委住村蹲点指导工作，目的就是要带来一种思维方式，创造一种长效、可操作性强、可持续的工作模式，发挥各级团组织优势，团结青年群体。”赵川如是说。
树立青年典型
“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减少村里的贫困户。”第十二届“新疆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艾力·克热木拉是墨玉县阿克萨拉依乡塔喀依拉村党支部书记，他每周都会召集村里的年轻人举办一次梦想恳谈会，“通过恳谈会我帮村民联系了木工、语言、电脑等内容的技术培训学习，还解决了一些低保、就业问题。”
艾力·克热木拉是自治区团委在和田蹲点工作中树立起的青年榜样，“组织一些优秀的维吾尔族青年典型，到各县市开报告会，可以引导青年树立‘只有努力才能改变、只要努力就能改变’的观念，帮助和田青年建立开放的思维。”和田地委书记闫国灿说。
“伊明江哥哥都读到博士了，我崇拜他。”“我们用微信和新疆电视台的主持人聊天呢。”9月25日，在墨玉县喀尔赛乡第一中学，同学们兴奋地向记者讲述了他们与青年典型模范的互动交流。
“我们从青联群体中选择了一些大家熟悉的典型人物，通过网络、现场交流等方式，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激发青年努力奋斗的激情。”赵川介绍，除了邀请以外，和田各级团组织还有意识地培养了不少当地青年典型，“大家身边熟悉的人讲述自己的成长，更能唤起青年群体的共鸣。”
蹲点工作让赵川十分感慨，他说：“每一个优秀青年就像一个个火苗，把他们汇聚在一起，就会成为熊熊烈焰，不断发出正能量，改变周围，改变和田。共青团应该肩负起联系、汇聚这些小火苗的作用，为了他们，也为了未来。”（本报记者/姚彤）
来源：新疆日报 http://www.xjdaily.com.cn/special/2013/016/10/976036.shtml
今年7月底以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自治区团委选派3名干部到和田地区蹲点指导工作半年，并将和田地区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教育活动，融入自治区团委“现代文化与青年同行”教育实践活动，重点确立了摸清青年底数、组建青年宣讲队、组织文艺演出、持续固定开展乡村体育赛事、开播青年之声乡村广播、组织知识竞赛、揭批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极端思想危害、开展十八岁成人礼或十四岁集体生日等8个方面重点工作。
摸清青年底数
“做青年工作，首先要熟悉青年人的情况。”利用8月一个月的时间，自治区团委工作组和和田地区团委积极开展了摸底调查工作，向14岁—35岁的2241名青年发放问卷，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自治区团委副书记赵川介绍，“和田青年群体的主流思想认识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少青年群体在思想认识上存在偏差，有的青年不知道宪法规定公民也有不信教自由，还有的认为未经法律允许教经、学经是对的。”
与此同时，工作组还对和田地区青少年现状、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场所、青少年全面发展状况、基层团干部及团组织现状作详细调研，并制定了第一步工作任务，明确了和田地区各级团干部每年不少于50户摸底调研任务。
“找到问题所在，就要对症下药。”和田地区团委书记艾则孜·艾力对记者说，在自治区团委的指导帮助下，分别形成了自治区团委农村青年状况和和田地区青少年思想及团组织状况的调研报告，并着手找准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切入点，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和帮助青年学习，积极为青年提供必要的学习、培训机会，尤其是创新和开发网络思想教育及培训阵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方式和方法，激发青年学习热情，拓展学习领域，增加学习兴趣。
建立工作模式
“我们一定能拿到这一季的冠军。”9月25日，策勒县策勒乡的VBA乡村篮球联赛第二季拉开序幕，铁热克艾热克村代表队队长阿里木江·买提萨依木信心十足。
自治区团委倡议和田乡镇团组织开展VBA乡村篮球联赛，赛制参照NBA、CBA，青年们参与积极性非常高，墨玉县、策勒县、和田县、洛浦县各乡镇均在8月初开展了第一季比赛，由于进入外出务工拾棉花季节，因此，第二季比赛安排在了9月底、10月初。
“活动是宣传的载体，在文体活动中我们还穿插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有奖知识问答，群众参与热情很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听宣讲、受教育群众相对固定的现状。”策勒县委常委古丽夏提·阿西木说，策勒县开展文化活动基础好，各族群众参与现代文化热情十足，各类文体活动设施在全地区也是最好的，因此，开展什么样的活动，怎样开展活动成为各级党团组织工作的重点。
10月20日，古尔邦节假期刚过，和田县团委又开始准备新一期农村智慧之星大赛，“借鉴江苏卫视《一站到底》等流行的益智类节目形式，今年8月，县电视台开播了农村智慧之星节目，周赛、月赛、季赛，最终还将举行年度总决赛。”和田县团委书记田晓元介绍，“将宣讲内容和自然、人文科学知识一并融在题库里，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教育，效果非常明显。”
“自治区团委住村蹲点指导工作，目的就是要带来一种思维方式，创造一种长效、可操作性强、可持续的工作模式，发挥各级团组织优势，团结青年群体。”赵川如是说。
树立青年典型
“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减少村里的贫困户。”第十二届“新疆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艾力·克热木拉是墨玉县阿克萨拉依乡塔喀依拉村党支部书记，他每周都会召集村里的年轻人举办一次梦想恳谈会，“通过恳谈会我帮村民联系了木工、语言、电脑等内容的技术培训学习，还解决了一些低保、就业问题。”
艾力·克热木拉是自治区团委在和田蹲点工作中树立起的青年榜样，“组织一些优秀的维吾尔族青年典型，到各县市开报告会，可以引导青年树立‘只有努力才能改变、只要努力就能改变’的观念，帮助和田青年建立开放的思维。”和田地委书记闫国灿说。
“伊明江哥哥都读到博士了，我崇拜他。”“我们用微信和新疆电视台的主持人聊天呢。”9月25日，在墨玉县喀尔赛乡第一中学，同学们兴奋地向记者讲述了他们与青年典型模范的互动交流。
“我们从青联群体中选择了一些大家熟悉的典型人物，通过网络、现场交流等方式，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激发青年努力奋斗的激情。”赵川介绍，除了邀请以外，和田各级团组织还有意识地培养了不少当地青年典型，“大家身边熟悉的人讲述自己的成长，更能唤起青年群体的共鸣。”
蹲点工作让赵川十分感慨，他说：“每一个优秀青年就像一个个火苗，把他们汇聚在一起，就会成为熊熊烈焰，不断发出正能量，改变周围，改变和田。共青团应该肩负起联系、汇聚这些小火苗的作用，为了他们，也为了未来。”（本报记者/姚彤）
星期日, 2月 16, 2014
过去的辉煌并不能粉饰今天的落后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163.com/hltnyz@126/blog/static/1167863120082482156923/
发表时间：2008-03-04 20:21:56
前几天，记者在浏览一家维吾尔文网站的聊天室时，看到两位同胞在那里大谈特谈维吾尔民族过去是如何如何地辉煌，民族历史文化是如何如何地发达超前，我们的前辈发明了多少世界之最，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如何地伟大英明等等，给人的感觉是地球的历史好象都是维吾尔先民推动的，人类的文明似乎都是维吾尔先民创造的。记者不禁想问一句，即便如此，那二位又为何要用别的民族发明的电脑，在别的民族发明的网络上聊天呢？一个所谓的先进民族又为何一边享用别人创造的先进科技，又一边如井底之蛙似的大言不惭呢？
是的，维吾尔先民在历史上的确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也的确曾是个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但那只是过去，并不能代表现在。一个民族过去的辉煌，并不能代表该民族今天也辉煌；一个民族过去的辉煌，更不能粉饰该民族今天的落后。古希腊文明不文明？古埃及文明不文明？古罗马强盛不强盛？古中华文明不文明？这些文明的确是代表人类过去辉煌的文明，可这些国度今天又如何呢？众所周知，历史上辉煌一时的维吾尔民族，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维吾尔民族目前的社会发展形态，基本上还是农业社会，手工业作坊千年一贯地原地踏步，基本还是老样子，不能进化成现代工厂，几乎没有象样的工业产业；曾经与犹太人比肩的阿图什商人，也并没有建成什么像华尔街、伦敦和东京一样的金融帝国，到今天还不知股票期货为何物；就更没有资格提什么都市文化、工业文化、前卫的文艺流派和后现代主义等文学艺术了。而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就在我们还为先民的辉煌沾沾自喜的短短几百年里，曾经让我们瞧不起的那些所谓野蛮的西方草原民族，早已进化成了海上民族、工业民族和后工业民族，正在生产给我们自我吹嘘的电脑科技和网络载体。
《突厥大词典》的确曾经风靡欧亚大陆，但当今世界的通行语言是英语和即将流行的汉语；《福乐智慧》曾经也是风靡中西亚，成为历代帝王治国安邦的工具，但当今世界推崇的是健全的法制国家和依法治国方略；“坎儿井”的确曾是伟大的干旱区灌溉技术，但它比得上依色列的现代滴灌微灌技术吗？我们的祖先的确改进并向西方传递了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但现在的世界玩的是微电子网络科技，正在淘汰纸介媒体；我们创办了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个宗教学院（公元10世纪喀什的沙其也买德列斯）又能怎样？当今世界顶尖的最高学府还是人家的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火铳的确是冷兵器时代的王子，但现在人家正在摆弄宇宙空间和纳米兵器。我们还剩下什么可以和人家发达民族相比呢？只剩下可怜的民族歌舞和民俗民风了。这是一个何等可笑的悲剧啊，可笑是我们有些同胞成天泡在传统的辉煌上自吹自擂，可悲的是睁着眼睛看不见周围的世界在巨变。
西方有一个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对包括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在内所有古董进行了深刻彻底的反思；内地有一个“五四”青年运动，对包括孔圣人、盛唐遗风在内两千年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审查批判。敢于和善于反思，敢于和善于揭丑揭短，敢于和善于自我理性的批判，所以人家进步了，发展了。而我们所谓的文化反思却虎头蛇尾，遮遮掩掩，根本不敢触及传统，生怕暴露自己民族落后的现实。更为可恨的是还恬不知耻地五十步笑一百步，居然歧视和嘲笑比自己落后的民族，企图矮子里头拔出个将军，寥以自慰。
还是睁开眼睛吧我的同胞们，睁开眼睛正视现实，承认现实，承认落后，知耻而后勇，摔掉包袱，奋起直追。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163.com/hltnyz@126/blog/static/1167863120082482156923/
发表时间：2008-03-04 20:21:56
前几天，记者在浏览一家维吾尔文网站的聊天室时，看到两位同胞在那里大谈特谈维吾尔民族过去是如何如何地辉煌，民族历史文化是如何如何地发达超前，我们的前辈发明了多少世界之最，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如何地伟大英明等等，给人的感觉是地球的历史好象都是维吾尔先民推动的，人类的文明似乎都是维吾尔先民创造的。记者不禁想问一句，即便如此，那二位又为何要用别的民族发明的电脑，在别的民族发明的网络上聊天呢？一个所谓的先进民族又为何一边享用别人创造的先进科技，又一边如井底之蛙似的大言不惭呢？
是的，维吾尔先民在历史上的确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也的确曾是个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但那只是过去，并不能代表现在。一个民族过去的辉煌，并不能代表该民族今天也辉煌；一个民族过去的辉煌，更不能粉饰该民族今天的落后。古希腊文明不文明？古埃及文明不文明？古罗马强盛不强盛？古中华文明不文明？这些文明的确是代表人类过去辉煌的文明，可这些国度今天又如何呢？众所周知，历史上辉煌一时的维吾尔民族，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维吾尔民族目前的社会发展形态，基本上还是农业社会，手工业作坊千年一贯地原地踏步，基本还是老样子，不能进化成现代工厂，几乎没有象样的工业产业；曾经与犹太人比肩的阿图什商人，也并没有建成什么像华尔街、伦敦和东京一样的金融帝国，到今天还不知股票期货为何物；就更没有资格提什么都市文化、工业文化、前卫的文艺流派和后现代主义等文学艺术了。而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就在我们还为先民的辉煌沾沾自喜的短短几百年里，曾经让我们瞧不起的那些所谓野蛮的西方草原民族，早已进化成了海上民族、工业民族和后工业民族，正在生产给我们自我吹嘘的电脑科技和网络载体。
《突厥大词典》的确曾经风靡欧亚大陆，但当今世界的通行语言是英语和即将流行的汉语；《福乐智慧》曾经也是风靡中西亚，成为历代帝王治国安邦的工具，但当今世界推崇的是健全的法制国家和依法治国方略；“坎儿井”的确曾是伟大的干旱区灌溉技术，但它比得上依色列的现代滴灌微灌技术吗？我们的祖先的确改进并向西方传递了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但现在的世界玩的是微电子网络科技，正在淘汰纸介媒体；我们创办了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个宗教学院（公元10世纪喀什的沙其也买德列斯）又能怎样？当今世界顶尖的最高学府还是人家的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火铳的确是冷兵器时代的王子，但现在人家正在摆弄宇宙空间和纳米兵器。我们还剩下什么可以和人家发达民族相比呢？只剩下可怜的民族歌舞和民俗民风了。这是一个何等可笑的悲剧啊，可笑是我们有些同胞成天泡在传统的辉煌上自吹自擂，可悲的是睁着眼睛看不见周围的世界在巨变。
西方有一个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对包括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在内所有古董进行了深刻彻底的反思；内地有一个“五四”青年运动，对包括孔圣人、盛唐遗风在内两千年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审查批判。敢于和善于反思，敢于和善于揭丑揭短，敢于和善于自我理性的批判，所以人家进步了，发展了。而我们所谓的文化反思却虎头蛇尾，遮遮掩掩，根本不敢触及传统，生怕暴露自己民族落后的现实。更为可恨的是还恬不知耻地五十步笑一百步，居然歧视和嘲笑比自己落后的民族，企图矮子里头拔出个将军，寥以自慰。
还是睁开眼睛吧我的同胞们，睁开眼睛正视现实，承认现实，承认落后，知耻而后勇，摔掉包袱，奋起直追。
星期三, 2月 12, 2014
中国人创立了世界上最精美辉煌的农业文明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163.com/hltnyz@126/blog/static/11678631200822682335310/
发表时间：2008-03-26 20:23:35
记得在大学死啃那几门中国文史课程时，就觉得时间老是不够用。面对学校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浩如烟海的国文故纸堆，直觉得头晕目眩，感叹什么时候才能读完这些几火车都拉不完的经典“国粹”。经过四年艰难的苦读和钻研，充其量也只能称之为是雾里看花，蜻蜓点水，接触到了博大精深之中华文明的一点皮毛，但也总算入了个门，初步学会了怎样检索古代文史资料目录，如何阅读“经史子集”的方法。后来通过进一步的学习才明白，要想读完这些汗牛充栋的“国粹”，必须具备“愚公移山”的精神准备，自己一生读不完，就让儿子继续去读，儿子读不完，就让孙子继续去读。破万卷书，行万里路，开卷总是有益的。
常年研习“国粹”最重要的心得体会，是逐渐明白了胡适先生当年为何从“五四运动”的著名旗手，一头扎进故纸堆，成为极力推崇“国粹”，提倡“少讲一些主义，多研究一些问题”的国学大师。正是这位被鲁迅批得狗血喷头的老夫子，在当时中国几乎全盘西化的紧要关头，第一次向国人昭示：在打烂封建王朝，国门洞开，引进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千万不能否定老祖宗，更不能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忘掉中华民族赖以修身养性的“国粹”。上下延续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不仅是人类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而且还是中华民族及世界各国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中华文明实际上就是世界上最精美的农业文明，中国人创立了世界上最经典最辉煌的农业文明。
英国当代科学史家李约瑟用了几十年时间，撰写了一部《中国科学史》，以西方学者的视角，第一次向世人详细而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无数的科学技术发明、丰富多采的哲学思想、纵横合阖的春秋诸子百家理论、浩如烟海的文史著作、纷繁复杂的农业国家管理体制和官僚体系、培养多种御用人才的教育和科考制度等物化了的文明成果。他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遥远的东方竟有如此发达、如此精致的泱泱文明大国，并且提出了在学术界很有名的“李约瑟难题”。所谓的“李约瑟难题”，14世纪以前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远远高于西方文明，而14世纪以后，为何中国文明落后于西方？“李约瑟难题”成为学术界经常讨论，但无法彻底解释的难题。
的确，14世纪以前到公元前古希腊文明衰败的这段时间里，世界文明的中心转移到了东方的中国，因为比古希腊文明稍晚一点的中国春秋战国年代，是中华农业文明辉煌的开始。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文明，虽然稍微逊色于古希腊文明，但绝对是同等量级的人类文明。暂且不说此时成书的《孙子兵法》，现在早已成为当今各国军事家和企业家经常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宝贝，就说也是此时成书的《尚书》和《论语》，便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哲学伦理著作。《尚书》第一次提出了人是万物之灵的哲学思想，比莎士比亚提出同样观点的16世纪，整整早了近20个世纪，这就难怪人们经常提起“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俗语了。《尚书》、《论语》尚且如此，那就更别提《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等这些大部头的文史著作了，西方学者如果看懂了这些，肯定会目瞪口呆，惊讶得只怪自己为何没有出生在中国古代。即使这一农业文明到了强弩之末之时，仍然以强大的魅力，就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迅速融合了曾经打败并统治自己的两个强悍的具有草原文化背景的统治集团。
“李约瑟难题”终于被记者的导师——孟驰北老先生的《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破解了，他在该书中提出个观点：草原文化因为是激励人的活性心理元素的，农耕文化则发展人的惰性心理元素，造成了两种文化的心理差异。但是草原文化是动态文化，它无法实行文化的积累，，而农耕文化是静态文化，因此它可以进行文化的塑造、积淀，所以作为物化形态的农业文明远远高于草原文明，中国创造了最精美的农业文明。为什么中国的农业文明在14世纪以后逐渐落后于西方，就是因为农民没有发生社会角色的转型，而西方的牧民却转为商人，草原文化转型为商业文化，这就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正如胡适先生当年倡导的一样，在当前我们国家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绝对不能否定老祖宗，忘掉的“国粹”，随意摒弃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而是要运用各种现代研究方法论，对“国粹”进行深入细致地挖掘、研究和整理，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合理的扬弃；对西方所谓的先进思想，也要根据国情进行科学合理的取舍，以中国人自己的方式迈入现代工业社会，发挥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充分利用老祖宗留下的丰富多采、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创造出比西方工业文明更加辉煌的东方工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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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大学死啃那几门中国文史课程时，就觉得时间老是不够用。面对学校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浩如烟海的国文故纸堆，直觉得头晕目眩，感叹什么时候才能读完这些几火车都拉不完的经典“国粹”。经过四年艰难的苦读和钻研，充其量也只能称之为是雾里看花，蜻蜓点水，接触到了博大精深之中华文明的一点皮毛，但也总算入了个门，初步学会了怎样检索古代文史资料目录，如何阅读“经史子集”的方法。后来通过进一步的学习才明白，要想读完这些汗牛充栋的“国粹”，必须具备“愚公移山”的精神准备，自己一生读不完，就让儿子继续去读，儿子读不完，就让孙子继续去读。破万卷书，行万里路，开卷总是有益的。
常年研习“国粹”最重要的心得体会，是逐渐明白了胡适先生当年为何从“五四运动”的著名旗手，一头扎进故纸堆，成为极力推崇“国粹”，提倡“少讲一些主义，多研究一些问题”的国学大师。正是这位被鲁迅批得狗血喷头的老夫子，在当时中国几乎全盘西化的紧要关头，第一次向国人昭示：在打烂封建王朝，国门洞开，引进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千万不能否定老祖宗，更不能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忘掉中华民族赖以修身养性的“国粹”。上下延续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不仅是人类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而且还是中华民族及世界各国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中华文明实际上就是世界上最精美的农业文明，中国人创立了世界上最经典最辉煌的农业文明。
英国当代科学史家李约瑟用了几十年时间，撰写了一部《中国科学史》，以西方学者的视角，第一次向世人详细而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无数的科学技术发明、丰富多采的哲学思想、纵横合阖的春秋诸子百家理论、浩如烟海的文史著作、纷繁复杂的农业国家管理体制和官僚体系、培养多种御用人才的教育和科考制度等物化了的文明成果。他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遥远的东方竟有如此发达、如此精致的泱泱文明大国，并且提出了在学术界很有名的“李约瑟难题”。所谓的“李约瑟难题”，14世纪以前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远远高于西方文明，而14世纪以后，为何中国文明落后于西方？“李约瑟难题”成为学术界经常讨论，但无法彻底解释的难题。
的确，14世纪以前到公元前古希腊文明衰败的这段时间里，世界文明的中心转移到了东方的中国，因为比古希腊文明稍晚一点的中国春秋战国年代，是中华农业文明辉煌的开始。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文明，虽然稍微逊色于古希腊文明，但绝对是同等量级的人类文明。暂且不说此时成书的《孙子兵法》，现在早已成为当今各国军事家和企业家经常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宝贝，就说也是此时成书的《尚书》和《论语》，便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哲学伦理著作。《尚书》第一次提出了人是万物之灵的哲学思想，比莎士比亚提出同样观点的16世纪，整整早了近20个世纪，这就难怪人们经常提起“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俗语了。《尚书》、《论语》尚且如此，那就更别提《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等这些大部头的文史著作了，西方学者如果看懂了这些，肯定会目瞪口呆，惊讶得只怪自己为何没有出生在中国古代。即使这一农业文明到了强弩之末之时，仍然以强大的魅力，就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迅速融合了曾经打败并统治自己的两个强悍的具有草原文化背景的统治集团。
“李约瑟难题”终于被记者的导师——孟驰北老先生的《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破解了，他在该书中提出个观点：草原文化因为是激励人的活性心理元素的，农耕文化则发展人的惰性心理元素，造成了两种文化的心理差异。但是草原文化是动态文化，它无法实行文化的积累，，而农耕文化是静态文化，因此它可以进行文化的塑造、积淀，所以作为物化形态的农业文明远远高于草原文明，中国创造了最精美的农业文明。为什么中国的农业文明在14世纪以后逐渐落后于西方，就是因为农民没有发生社会角色的转型，而西方的牧民却转为商人，草原文化转型为商业文化，这就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正如胡适先生当年倡导的一样，在当前我们国家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绝对不能否定老祖宗，忘掉的“国粹”，随意摒弃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而是要运用各种现代研究方法论，对“国粹”进行深入细致地挖掘、研究和整理，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合理的扬弃；对西方所谓的先进思想，也要根据国情进行科学合理的取舍，以中国人自己的方式迈入现代工业社会，发挥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充分利用老祖宗留下的丰富多采、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创造出比西方工业文明更加辉煌的东方工业文明。
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必须具备反思意识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163.com/hltnyz@126/blog/static/11678631200742362322595/
发表时间：2007-05-23 18:23:22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新疆维吾尔知识界曾进行了一场文化反思运动。以阿布都许库尔·买买提明为首的维吾尔知识精英，围绕着少数民族如何适应现代化，少数民族如何实现社会转型等问题，相继在报刊等新闻媒体上发表文章或讲话，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热烈讨论，讨论的焦点最后集中在如何对待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问题上。后因阿布都许库尔·买买提明的去世，这场近、现代以来维吾尔文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反思便不了了之。
所谓的反思属于哲学概念，是指在社会形态的转型期，面对汹涌而来的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对本民族的社会文化进行哲学意义上的理性思考，决定取舍和扬弃哪些传统文化。所以黑格尔说“没有反思就没有扬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深刻的文化反思，就无法对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合理的取舍和扬弃，无法使民族整体迅速适应现代化。
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位大哲学家，那就是一千多年前的法拉比。也就是在维吾尔民族的祖先从草原游牧社会向绿洲农耕社会的转型期间，法拉比以闪烁着无穷智慧光芒的一系列哲学思想，不仅指引着无数西域先民顺利完成了这次伟大的社会转型，而且孕育了马赫默德·喀什葛里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等伟大学者的著作《突厥大词典》、《福乐智慧》中的哲理光辉。从此以后，西域虽然再也没有涌现出像法拉比一样的大哲学家，但西域先民的无数诗作，如柔巴依和民歌民谣等，无不闪烁着哲理和智慧的光环。长此以往，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传统，即在文艺作品里表达作者对世间万物的哲学思考，其文艺典籍中不乏博大精深的哲理和智慧。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历史上之所以从法拉比以后就没有涌现过哲学家，以至形成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完全是因为伊斯兰教神学思想的束缚。我们的先辈当时打破宗教桎酷的唯一途径，便是在文艺典籍中隐蔽地表达自己的哲学思考。而以阿布都许库尔·买买提明为首的这场文化反思运动，则是少数民族第一次自发而明确地探讨与己有关的一些重大哲学命题，探讨少数民族如何实现从绿洲农耕社会和草原游牧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顺利实现少数民族现代化的有益尝试，虽然这场文化反思不怎么彻底，但却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
首先，这次文化反思明确提出了在现代化过程中，要继承和发扬各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本来就比较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某些优秀文化成分，剔除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化的糟柏；其次，这次文化反思还明确了这样一些观念，即宗教信仰和学术探讨首先要“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道”、互不干涉，二是科学文化也不排斥宗教信仰，追求宗教信仰与科学精神的和谐统一，营造少数民族传统风俗习惯与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和谐统一等。虽然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宗教不得干涉任何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但新疆少数民族百姓的宗教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在进行文化反思，探讨有关社会问题时还是有点儿放不开手脚，惟恐伤害了广大少数民族百姓的宗教情结。勿容质疑，这些开放性思想的提出，的确具有很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打破了一千多年来的西域神学一统天下的坚冰，为少数民族后来的知识精英继续探讨社会转型问题打开了禁区，开辟了广阔的包括哲学思想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
反思意识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关系一个民族如何应对激烈竞争甚至生死存亡的重大哲学思量。回顾前辈的这场文化反思的得与失，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民族经常化的文化反思，不仅可以在民族思想意识方面达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功效，而且还可以在民族社会转型等重大的历史发展关口，为民族整体的正常延续提供理性的哲学导航。因此，各少数民族的知识精英必须具备强烈而浓厚的反思意识，要敢于反思，勤于反思，善于反思，为使自己的民族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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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7-05-23 18:23:22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新疆维吾尔知识界曾进行了一场文化反思运动。以阿布都许库尔·买买提明为首的维吾尔知识精英，围绕着少数民族如何适应现代化，少数民族如何实现社会转型等问题，相继在报刊等新闻媒体上发表文章或讲话，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热烈讨论，讨论的焦点最后集中在如何对待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问题上。后因阿布都许库尔·买买提明的去世，这场近、现代以来维吾尔文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反思便不了了之。
所谓的反思属于哲学概念，是指在社会形态的转型期，面对汹涌而来的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对本民族的社会文化进行哲学意义上的理性思考，决定取舍和扬弃哪些传统文化。所以黑格尔说“没有反思就没有扬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深刻的文化反思，就无法对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合理的取舍和扬弃，无法使民族整体迅速适应现代化。
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位大哲学家，那就是一千多年前的法拉比。也就是在维吾尔民族的祖先从草原游牧社会向绿洲农耕社会的转型期间，法拉比以闪烁着无穷智慧光芒的一系列哲学思想，不仅指引着无数西域先民顺利完成了这次伟大的社会转型，而且孕育了马赫默德·喀什葛里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等伟大学者的著作《突厥大词典》、《福乐智慧》中的哲理光辉。从此以后，西域虽然再也没有涌现出像法拉比一样的大哲学家，但西域先民的无数诗作，如柔巴依和民歌民谣等，无不闪烁着哲理和智慧的光环。长此以往，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传统，即在文艺作品里表达作者对世间万物的哲学思考，其文艺典籍中不乏博大精深的哲理和智慧。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历史上之所以从法拉比以后就没有涌现过哲学家，以至形成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完全是因为伊斯兰教神学思想的束缚。我们的先辈当时打破宗教桎酷的唯一途径，便是在文艺典籍中隐蔽地表达自己的哲学思考。而以阿布都许库尔·买买提明为首的这场文化反思运动，则是少数民族第一次自发而明确地探讨与己有关的一些重大哲学命题，探讨少数民族如何实现从绿洲农耕社会和草原游牧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顺利实现少数民族现代化的有益尝试，虽然这场文化反思不怎么彻底，但却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
首先，这次文化反思明确提出了在现代化过程中，要继承和发扬各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本来就比较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某些优秀文化成分，剔除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化的糟柏；其次，这次文化反思还明确了这样一些观念，即宗教信仰和学术探讨首先要“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道”、互不干涉，二是科学文化也不排斥宗教信仰，追求宗教信仰与科学精神的和谐统一，营造少数民族传统风俗习惯与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和谐统一等。虽然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宗教不得干涉任何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但新疆少数民族百姓的宗教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在进行文化反思，探讨有关社会问题时还是有点儿放不开手脚，惟恐伤害了广大少数民族百姓的宗教情结。勿容质疑，这些开放性思想的提出，的确具有很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打破了一千多年来的西域神学一统天下的坚冰，为少数民族后来的知识精英继续探讨社会转型问题打开了禁区，开辟了广阔的包括哲学思想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
反思意识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关系一个民族如何应对激烈竞争甚至生死存亡的重大哲学思量。回顾前辈的这场文化反思的得与失，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民族经常化的文化反思，不仅可以在民族思想意识方面达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功效，而且还可以在民族社会转型等重大的历史发展关口，为民族整体的正常延续提供理性的哲学导航。因此，各少数民族的知识精英必须具备强烈而浓厚的反思意识，要敢于反思，勤于反思，善于反思，为使自己的民族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而奋斗。
正确评价“塔什干其”现象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95855.html
发表时间：2008-07-22 13:55:44
不久前，《新疆经济报》“历史钩沉”版发表了记者米丽班·买买提明的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新疆一批少数民族青年被省府派到原苏联乌孜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留学的情况，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在新疆历史上，将这些从塔什干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称为“塔什干其”。
在当前的民族社会转型讨论中，“塔什干其”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因为“塔什干其”现象不仅直接影响了当时新疆各少数民族学者的思想意识，对新疆的文化界、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某些方面与内地的“五四”运动有点相似之处，基本上属于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的范畴。
“塔什干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刚刚上台的新疆督办盛世才，出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策略性地推行“联俄联共”政策。为了取悦苏共，他连续几年选派了部分少数民族青年，公费到乌孜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留学。这批学成归国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被俗称为“塔什干其”。大浪淘沙，难免泥石俱下，“塔什干其”也存在良锈之分，其中也出现了个别的民族分裂分子，成为各民族的罪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大部分“塔什干其”还是进步和开明的，这应该是“塔什干其”的主流，我们在这里评价的正是这些“塔什干其”。
由于“塔什干其”接触了西方的各种进步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眼界大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不同程度地吸收和消化了西方现代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是新疆第一批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这批青年学成回国后，与此时进疆的一批中共党员一样，立刻成为当时新疆知识界思想最进步、思维最活跃的学者群体。他们相对文明进步的言行，犹如久旱中的甘泉，犹如初春的一缕清风，立刻在新疆知识界掀起了解和学习现代文明的波澜，刮起传播现代文明思想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塔什干其”旋风。他们之中也涌现出了像赛福鼎·艾则孜这样一批进步开明的知识分子，为新疆的和平、祖国的统一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可以这么说，新疆在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成长起来的大部分老一辈各族知识精英，不同程度地都与“塔什干其”有关，如著名的维吾尔诗人鲁甫托拉·穆塔力甫、铁依甫江·艾力也夫，著名作家祖农·卡德尔和克尤木·吐尔地等前一辈文人，或聆听过“塔什干其”的讲课，或阅读过“塔什干其”出版的书籍。像当代维吾尔文史界的泰斗之一依敏·吐尔逊先生，英年早逝的阿布都许库尔·买买提依敏先生等等，曾经都是“塔什干其”的学生。
“塔什干其”与早期进疆的中共党员，给新疆知识界吹进了西方现代文明之风，启动和引导了新疆最初的新文化运动，可惜的是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和各少数民族的发展状况，这场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只是初步的和片面的，没有像内地的“五四”运动那样广泛深入和彻底，没有深刻地触及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没有有效地导引出诸如“产业兴疆”、“实业兴疆”之类的工业化现象。因此，新疆的各少数民族在这方面是“缺课”的。要想使新疆的各少数民族尽快适应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的当今世界，我们就必须在党和国家有关政策的指导下，进行广泛的现代文明方面的“补课”，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根据少数民族各自的实际和特点，继承和发扬“塔什干其”精神，实实在在地补上文化启蒙、思想启蒙这一课。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95855.html
发表时间：2008-07-22 13:55:44
不久前，《新疆经济报》“历史钩沉”版发表了记者米丽班·买买提明的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新疆一批少数民族青年被省府派到原苏联乌孜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留学的情况，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在新疆历史上，将这些从塔什干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称为“塔什干其”。
在当前的民族社会转型讨论中，“塔什干其”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因为“塔什干其”现象不仅直接影响了当时新疆各少数民族学者的思想意识，对新疆的文化界、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某些方面与内地的“五四”运动有点相似之处，基本上属于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的范畴。
“塔什干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刚刚上台的新疆督办盛世才，出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策略性地推行“联俄联共”政策。为了取悦苏共，他连续几年选派了部分少数民族青年，公费到乌孜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留学。这批学成归国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被俗称为“塔什干其”。大浪淘沙，难免泥石俱下，“塔什干其”也存在良锈之分，其中也出现了个别的民族分裂分子，成为各民族的罪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大部分“塔什干其”还是进步和开明的，这应该是“塔什干其”的主流，我们在这里评价的正是这些“塔什干其”。
由于“塔什干其”接触了西方的各种进步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眼界大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不同程度地吸收和消化了西方现代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是新疆第一批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这批青年学成回国后，与此时进疆的一批中共党员一样，立刻成为当时新疆知识界思想最进步、思维最活跃的学者群体。他们相对文明进步的言行，犹如久旱中的甘泉，犹如初春的一缕清风，立刻在新疆知识界掀起了解和学习现代文明的波澜，刮起传播现代文明思想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塔什干其”旋风。他们之中也涌现出了像赛福鼎·艾则孜这样一批进步开明的知识分子，为新疆的和平、祖国的统一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可以这么说，新疆在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成长起来的大部分老一辈各族知识精英，不同程度地都与“塔什干其”有关，如著名的维吾尔诗人鲁甫托拉·穆塔力甫、铁依甫江·艾力也夫，著名作家祖农·卡德尔和克尤木·吐尔地等前一辈文人，或聆听过“塔什干其”的讲课，或阅读过“塔什干其”出版的书籍。像当代维吾尔文史界的泰斗之一依敏·吐尔逊先生，英年早逝的阿布都许库尔·买买提依敏先生等等，曾经都是“塔什干其”的学生。
“塔什干其”与早期进疆的中共党员，给新疆知识界吹进了西方现代文明之风，启动和引导了新疆最初的新文化运动，可惜的是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和各少数民族的发展状况，这场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只是初步的和片面的，没有像内地的“五四”运动那样广泛深入和彻底，没有深刻地触及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没有有效地导引出诸如“产业兴疆”、“实业兴疆”之类的工业化现象。因此，新疆的各少数民族在这方面是“缺课”的。要想使新疆的各少数民族尽快适应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的当今世界，我们就必须在党和国家有关政策的指导下，进行广泛的现代文明方面的“补课”，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根据少数民族各自的实际和特点，继承和发扬“塔什干其”精神，实实在在地补上文化启蒙、思想启蒙这一课。
维吾尔民族教育史上一次可贵的改革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95861.html
发表时间：2008-07-22 13:56:51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亚历史文化名城喀什，曾发生过一场伊斯兰教经文学校的改革风潮。虽然这场改革是在十分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也曾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试图利用，并且在宗教寺院资产(以下简称教产）既得利益者的短视行为，以及当时新疆地方当局愚民政策的双重打压下，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这场民族教育改革运动，给近千年一成不变的宗教经院教育，吹入了一股中国伊斯兰教学者尝试自身变革，自觉适应方兴未艾之现代教育的清风，这就如同在黑压压的天空，戳了一个大大的洞，使现代文明之光得以照进千年闭塞的绿洲大地。这场为喀什民众文化启蒙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教育改革运动，在维吾尔民族教育史上，与一千多年前的世界第一所伊斯兰宗教学院——喀什“沙其也买德列斯”和1883年阿图什人玉赛音·穆沙巴尤夫和巴吾东·穆沙巴尤夫二兄弟在艾克沙克村创办的新式学校一样，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至今还闪烁着前辈学者超凡智慧和胆略的光芒。
众所周知，新疆历史上的教育，自从维吾尔民族全面信仰伊斯兰教以后，基本上就是宗教经文教育。这种教育体制和模式，就是皇宫有一两所所谓的皇家经文学院，下面就是以清真寺为单位的经文学校和经文班。清真寺规模大一点，经文学校就正规一点，乡村的小清真寺也只能算是经文班了。过去要想上学，就要为清真寺作出一定的贡献，或者给大毛拉或穆代热斯（都是神职教员）交纳一定的物产和金钱，才能到经文学校学习。这有点像中原地区的私塾，不过维吾尔民族私塾的教书先生，过去只能是神职人员，其他任何人不能办学。经文学校的经费，完全来自于信众对清真寺的纳贡，再加上清真寺资产（主要是房地产等不动产）的经营收入。一般经文学校的课程主要阿拉伯文和教经、教义及教史，几乎没有什么现代科学文化内容，只有皇家经文学院才涉猎一些与宗教相关的历史、地理及波斯文、汉文等人文知识。这种经文学校教育体制和模式，一直维持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1934年8月，刚刚平息一场全疆性战乱的盛世才，由于立足未稳，便任命麻木提为驻喀什的省军第六师师长，在当时喀什行政长王玉乾和警备司令刘斌的监督下，维持地方治安。麻木提是吐鲁番三堡人，原为霍加尼亚孜部下，亲英，参与过刚刚破产的所谓“东土尔其伊斯兰共和国”事件，后被盛督办驱逐出境。
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喀什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所谓的新式学校，使得宗教封建色彩浓厚的经院教育体制相形见拙，于是，人们对于现代教育的渴望更加强烈。鉴于喀什当时各经文学校因长期失修，破烂不堪，不敷继续使用的情况，宗教内部的一些进步学者也产生了反对愚昧，积极改革经文教育，主张文化启蒙的愿望。他们经过广泛协商，于1935年下半年成立了喀什“麦德列斯·麦其德改革委员会”。“麦德列斯”就是经文学校，“麦其德”则是清真寺。
该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当时喀什城西泰尔木其巴扎的坎加孜清真寺（今艾提尕清真寺与地区公安局之间），主席是第六师秘书处中校处长、吐鲁番人阿布都拉·乃依木大毛拉，副主席是喀什本地宗教学者泰外库力·哈力帕提木穆代热斯，秘书长为穆合买提罕·排孜买合苏木（大毛拉、穆代热斯和买合苏木均为宗教职务或称谓）。该委员会的宗旨为：为了使人民摆脱贫穷和愚昧，积极改革民族教育，促进现代科学文化的普及，以科学的方法振兴地方教育事业，开发和提高民众智力和觉悟。总之，成立这个委员会的初衷，如果抛开麻木提沽名钓誉、笼络人心的因素，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它基本适应了时代对现代教育的呼唤。该委员会的组织发起人和中坚力量，基本上是当时喀什宗教界的一些进步学者，其中大部分人从国外留学归来，受到一定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思想的熏陶，思想比较开明。
该委员会从重新登记教产入手，首先对喀什城内的17个经文学校和100多个清真寺实行了统一有效的管理，对穆代热斯、依玛木、毛拉、哈提甫和买增等神职人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考核，淘汰了一批不学无术之辈，提升和起用了一些具有真才实学，但由于出身低微而受到轻视的青年，出资修缮了教室，大大改善了教学环境。该委员会还大力号召和动员广大居民开展扫盲运动，积极兴办了一批夜校，引导人们学习文化知识，并于1936年3月建立了当时的最高学俯——喀什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是沙吾提大毛拉，学校设有神学和现代科学两种课程，上午教授神学，下午教授现代科学知识。现代科学课程包括几何、数学、自然、历史、化学和物理等，授课老师为买吉德丁（乌孜别克族）、吐尔逊、依沙木丁、沙拉依丁大毛拉（塔塔尔族）、再努勒阿比丁大毛拉（乌孜别克族）和司马义·巴巴也夫等先生，他们都在国外留过学。学校还设有图书馆，藏有社会各界热心现代教育的人士捐赠的现代科学图书几万册，供塔力甫（宗教学员）阅读。
可是好景不长，委员会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触动了部分宗教保守势力，特别是教产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反对。他们到处散布谣言，攻击委员会从依玛木、毛拉、哈提甫和买增手中夺走了教产，用于委员会成员的吃喝玩乐。委员会的主要组织发起人之一买合木提·穆依提等虽然予以坚决反驳，怎奈反对者十分巧妙地利用当局遏制和挤兑麻木提势力的既定方针，大肆贿赂地方当局要员，因而博得了地方当局的支持。地方当局以“多数人不愿意和不支持该委员会继续存在”为由，于1936年下半年，宣布对麦德列斯·麦其德改革委员会予以撤消。买合木提·穆依提被盛督办招到乌鲁木齐，受到种种责难；泰外库力·哈力帕提木则被逮捕，押解至乌鲁木齐，投进了盛世才的监狱。喀什师范专科学校在兵荒马乱和人心惶惶等艰苦条件下，惨淡经营至1937年春被迫关闭。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95861.html
发表时间：2008-07-22 13:56:51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亚历史文化名城喀什，曾发生过一场伊斯兰教经文学校的改革风潮。虽然这场改革是在十分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也曾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试图利用，并且在宗教寺院资产(以下简称教产）既得利益者的短视行为，以及当时新疆地方当局愚民政策的双重打压下，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这场民族教育改革运动，给近千年一成不变的宗教经院教育，吹入了一股中国伊斯兰教学者尝试自身变革，自觉适应方兴未艾之现代教育的清风，这就如同在黑压压的天空，戳了一个大大的洞，使现代文明之光得以照进千年闭塞的绿洲大地。这场为喀什民众文化启蒙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教育改革运动，在维吾尔民族教育史上，与一千多年前的世界第一所伊斯兰宗教学院——喀什“沙其也买德列斯”和1883年阿图什人玉赛音·穆沙巴尤夫和巴吾东·穆沙巴尤夫二兄弟在艾克沙克村创办的新式学校一样，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至今还闪烁着前辈学者超凡智慧和胆略的光芒。
众所周知，新疆历史上的教育，自从维吾尔民族全面信仰伊斯兰教以后，基本上就是宗教经文教育。这种教育体制和模式，就是皇宫有一两所所谓的皇家经文学院，下面就是以清真寺为单位的经文学校和经文班。清真寺规模大一点，经文学校就正规一点，乡村的小清真寺也只能算是经文班了。过去要想上学，就要为清真寺作出一定的贡献，或者给大毛拉或穆代热斯（都是神职教员）交纳一定的物产和金钱，才能到经文学校学习。这有点像中原地区的私塾，不过维吾尔民族私塾的教书先生，过去只能是神职人员，其他任何人不能办学。经文学校的经费，完全来自于信众对清真寺的纳贡，再加上清真寺资产（主要是房地产等不动产）的经营收入。一般经文学校的课程主要阿拉伯文和教经、教义及教史，几乎没有什么现代科学文化内容，只有皇家经文学院才涉猎一些与宗教相关的历史、地理及波斯文、汉文等人文知识。这种经文学校教育体制和模式，一直维持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1934年8月，刚刚平息一场全疆性战乱的盛世才，由于立足未稳，便任命麻木提为驻喀什的省军第六师师长，在当时喀什行政长王玉乾和警备司令刘斌的监督下，维持地方治安。麻木提是吐鲁番三堡人，原为霍加尼亚孜部下，亲英，参与过刚刚破产的所谓“东土尔其伊斯兰共和国”事件，后被盛督办驱逐出境。
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喀什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所谓的新式学校，使得宗教封建色彩浓厚的经院教育体制相形见拙，于是，人们对于现代教育的渴望更加强烈。鉴于喀什当时各经文学校因长期失修，破烂不堪，不敷继续使用的情况，宗教内部的一些进步学者也产生了反对愚昧，积极改革经文教育，主张文化启蒙的愿望。他们经过广泛协商，于1935年下半年成立了喀什“麦德列斯·麦其德改革委员会”。“麦德列斯”就是经文学校，“麦其德”则是清真寺。
该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当时喀什城西泰尔木其巴扎的坎加孜清真寺（今艾提尕清真寺与地区公安局之间），主席是第六师秘书处中校处长、吐鲁番人阿布都拉·乃依木大毛拉，副主席是喀什本地宗教学者泰外库力·哈力帕提木穆代热斯，秘书长为穆合买提罕·排孜买合苏木（大毛拉、穆代热斯和买合苏木均为宗教职务或称谓）。该委员会的宗旨为：为了使人民摆脱贫穷和愚昧，积极改革民族教育，促进现代科学文化的普及，以科学的方法振兴地方教育事业，开发和提高民众智力和觉悟。总之，成立这个委员会的初衷，如果抛开麻木提沽名钓誉、笼络人心的因素，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它基本适应了时代对现代教育的呼唤。该委员会的组织发起人和中坚力量，基本上是当时喀什宗教界的一些进步学者，其中大部分人从国外留学归来，受到一定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思想的熏陶，思想比较开明。
该委员会从重新登记教产入手，首先对喀什城内的17个经文学校和100多个清真寺实行了统一有效的管理，对穆代热斯、依玛木、毛拉、哈提甫和买增等神职人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考核，淘汰了一批不学无术之辈，提升和起用了一些具有真才实学，但由于出身低微而受到轻视的青年，出资修缮了教室，大大改善了教学环境。该委员会还大力号召和动员广大居民开展扫盲运动，积极兴办了一批夜校，引导人们学习文化知识，并于1936年3月建立了当时的最高学俯——喀什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是沙吾提大毛拉，学校设有神学和现代科学两种课程，上午教授神学，下午教授现代科学知识。现代科学课程包括几何、数学、自然、历史、化学和物理等，授课老师为买吉德丁（乌孜别克族）、吐尔逊、依沙木丁、沙拉依丁大毛拉（塔塔尔族）、再努勒阿比丁大毛拉（乌孜别克族）和司马义·巴巴也夫等先生，他们都在国外留过学。学校还设有图书馆，藏有社会各界热心现代教育的人士捐赠的现代科学图书几万册，供塔力甫（宗教学员）阅读。
可是好景不长，委员会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触动了部分宗教保守势力，特别是教产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反对。他们到处散布谣言，攻击委员会从依玛木、毛拉、哈提甫和买增手中夺走了教产，用于委员会成员的吃喝玩乐。委员会的主要组织发起人之一买合木提·穆依提等虽然予以坚决反驳，怎奈反对者十分巧妙地利用当局遏制和挤兑麻木提势力的既定方针，大肆贿赂地方当局要员，因而博得了地方当局的支持。地方当局以“多数人不愿意和不支持该委员会继续存在”为由，于1936年下半年，宣布对麦德列斯·麦其德改革委员会予以撤消。买合木提·穆依提被盛督办招到乌鲁木齐，受到种种责难；泰外库力·哈力帕提木则被逮捕，押解至乌鲁木齐，投进了盛世才的监狱。喀什师范专科学校在兵荒马乱和人心惶惶等艰苦条件下，惨淡经营至1937年春被迫关闭。
星期六, 2月 08, 2014
伊力哈木和他的汉文维吾尔门户网站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网络快照
发表时间：2008-03-19 12:52:04
转贴者注：本文作者海来特·尼亚孜与本文主角伊力哈木，现在都因政治原因入狱。新疆当前的民族宗教问题，与本文写作的2008年时相比，已经变得更为复杂。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记者也开始“触网”了。据说，目前的各种纸介媒体，将在未来20年内被广播电视等网络媒体所替代。今年4月14日，记者通过一位经常发表汉文文章的同胞介绍，开始成为中国目前惟一的维吾尔汉文网站——“维吾尔在线”的用户，经常将自己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贴在这个网站的论坛上，偶尔也给他们专门写一点文章，发表一些评论，现为这个网站论坛“原创专区”和“学术争鸣”栏目的超级版主。所以，记者在这里几乎是在介绍自己的网站。顺便再提一句，本报记者帕热扎提·阿布都也是这个网站论坛“新疆发展”栏目的版主。
最近，这个网站的创始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从北京来到了乌鲁木齐，我们几乎天天见面，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几乎一旬，但立刻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伊力哈木·土赫提祖籍阿图什，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又是中国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生，曾到韩国、日本、巴基斯坦等很多国家留过学，还到其他许多国家做过访问学者，懂英语、韩语、日语和乌尔都语等多种语言，知识面很广，掌握的各种信息量也很惊人。他目前是中国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的副教授，另外还有一大串社会兼职，如维吾尔在线网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哈萨克斯坦喀赞大学的客座教授等，是一名不可多得的还在“奔四”的复合性青年学者和企业家，在阿拉木图有自己的建材厂，而且在北京和乌鲁木齐有多处房产，总之一句话，属于成功人士。他这次是路过新疆，准备赴哈萨克斯坦喀赞大学讲学。
他于今年2月开始投资创办这个网站，由于一开始就起点很高，站位很准，严格把握网站内容，严厉杜绝各种不健康网络信息的侵扰，得到国家民委、中宣部北京市等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他对记者说：北京和新疆乃至中国，都需要一个非官方的维吾尔网站，一个向全国各族同胞和全世界客观表现新疆维吾尔民族生活的非官方信息窗口。我很清楚，我的网站是各种官方媒体的重要补充，是全方位了解维吾尔民族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的信息平台。所以，我们就是要成为“打擦边球”的专家，尽量客观全面地反映当今维吾尔社会的全貌。我的目标也很清晰，就是要将维吾尔在线办成维吾尔民族高端的门户网站，而在这个艰难的初创时期，各位维吾尔文化专家提供了可贵的帮助，如耿世民、哈米提·铁木尔、陈学兴等老一辈及铁列克·依布拉音等专家学者，这使我感到信心十足。我的办站宗旨为：登上维吾尔人网站，认识维吾尔历史，弘扬维吾尔文化，增强民族意识，推动对外开放，促进维吾尔自治区发展！维吾尔在线，维吾尔人的网上精神家园
然而，任何一项事业的成功并非易事，更何况是经营此类充满各种风险的民间网络媒体。由于网络空间相对于其他空间，具有不少虚拟的成分，因此显得也相对自由一些。更重要的是，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一些人表现自我、进行互动式交流和排解个人各种异化现象的理想平台，虽然各类网管、网监不停地强调网络文明，但有些网友依然我行我素，发帖子口无遮拦，经常超越网络文明底线，造成不是这家网站被警告，就是那家网站被关闭。另外，有一些电脑黑客也以破坏为能事，经常攻击瘫痪系统，造成网站一段时间内不能正常运行，或者干脆“黑”掉某些网站，维吾尔在线已经遭遇了两次这样的“被黑”情况，最近这次造成的破坏还较为严重，迫使他们不得不更换了服务器，并将网站安全管理交给了一家专业公司负责，无形之中增加了网站费用。在如此险恶的潮流中安全行船，的确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差事，更何况民族宗教问题向来就无小事。但伊力哈木凭着自身良好的综合素质，使维吾尔在线网站在暗礁浅滩密布的危险航程中，安然航行半年有余，而且行驶得越来越稳健。这里就不提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对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各种肯定了，就说一个简单的事实吧，今年8月份，北京市网管部门对辖区内多家民族汉文网站经过详细的审查程序，决定给予维吾尔在线网站每年10万元的支持。
年轻的维吾尔在线，不仅正在成为热爱汉文写作的维吾尔人表现自我的平台，宣泄各种民族情感的乐园，维吾尔民族有识之士的良师益友，同时也成为各族关心维吾尔民族、新疆发展的同胞和世界各国人民了解现代维吾尔人和维吾尔社会的窗口，点击率扶摇直上。亲爱的读者，当你打开电脑，进入百度搜索，只要点击“维吾尔”几个字，或者点击与维吾尔民族有关的各种人和事，百度马上会引导你进入维吾尔的世界。维吾尔在线欢迎地球人点击，只要是朋友就有美酒，如果不怀好意，随意贬低挖苦少数民族，胡乱挑拨民族关系，维吾尔在线不仅有猎枪，而且还有皮靴，“枪毙”之后还要将其坚决踢出去。
来源：网络快照
发表时间：2008-03-19 12:52:04
转贴者注：本文作者海来特·尼亚孜与本文主角伊力哈木，现在都因政治原因入狱。新疆当前的民族宗教问题，与本文写作的2008年时相比，已经变得更为复杂。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记者也开始“触网”了。据说，目前的各种纸介媒体，将在未来20年内被广播电视等网络媒体所替代。今年4月14日，记者通过一位经常发表汉文文章的同胞介绍，开始成为中国目前惟一的维吾尔汉文网站——“维吾尔在线”的用户，经常将自己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贴在这个网站的论坛上，偶尔也给他们专门写一点文章，发表一些评论，现为这个网站论坛“原创专区”和“学术争鸣”栏目的超级版主。所以，记者在这里几乎是在介绍自己的网站。顺便再提一句，本报记者帕热扎提·阿布都也是这个网站论坛“新疆发展”栏目的版主。
最近，这个网站的创始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从北京来到了乌鲁木齐，我们几乎天天见面，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几乎一旬，但立刻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伊力哈木·土赫提祖籍阿图什，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又是中国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生，曾到韩国、日本、巴基斯坦等很多国家留过学，还到其他许多国家做过访问学者，懂英语、韩语、日语和乌尔都语等多种语言，知识面很广，掌握的各种信息量也很惊人。他目前是中国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的副教授，另外还有一大串社会兼职，如维吾尔在线网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哈萨克斯坦喀赞大学的客座教授等，是一名不可多得的还在“奔四”的复合性青年学者和企业家，在阿拉木图有自己的建材厂，而且在北京和乌鲁木齐有多处房产，总之一句话，属于成功人士。他这次是路过新疆，准备赴哈萨克斯坦喀赞大学讲学。
他于今年2月开始投资创办这个网站，由于一开始就起点很高，站位很准，严格把握网站内容，严厉杜绝各种不健康网络信息的侵扰，得到国家民委、中宣部北京市等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他对记者说：北京和新疆乃至中国，都需要一个非官方的维吾尔网站，一个向全国各族同胞和全世界客观表现新疆维吾尔民族生活的非官方信息窗口。我很清楚，我的网站是各种官方媒体的重要补充，是全方位了解维吾尔民族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的信息平台。所以，我们就是要成为“打擦边球”的专家，尽量客观全面地反映当今维吾尔社会的全貌。我的目标也很清晰，就是要将维吾尔在线办成维吾尔民族高端的门户网站，而在这个艰难的初创时期，各位维吾尔文化专家提供了可贵的帮助，如耿世民、哈米提·铁木尔、陈学兴等老一辈及铁列克·依布拉音等专家学者，这使我感到信心十足。我的办站宗旨为：登上维吾尔人网站，认识维吾尔历史，弘扬维吾尔文化，增强民族意识，推动对外开放，促进维吾尔自治区发展！维吾尔在线，维吾尔人的网上精神家园
然而，任何一项事业的成功并非易事，更何况是经营此类充满各种风险的民间网络媒体。由于网络空间相对于其他空间，具有不少虚拟的成分，因此显得也相对自由一些。更重要的是，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一些人表现自我、进行互动式交流和排解个人各种异化现象的理想平台，虽然各类网管、网监不停地强调网络文明，但有些网友依然我行我素，发帖子口无遮拦，经常超越网络文明底线，造成不是这家网站被警告，就是那家网站被关闭。另外，有一些电脑黑客也以破坏为能事，经常攻击瘫痪系统，造成网站一段时间内不能正常运行，或者干脆“黑”掉某些网站，维吾尔在线已经遭遇了两次这样的“被黑”情况，最近这次造成的破坏还较为严重，迫使他们不得不更换了服务器，并将网站安全管理交给了一家专业公司负责，无形之中增加了网站费用。在如此险恶的潮流中安全行船，的确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差事，更何况民族宗教问题向来就无小事。但伊力哈木凭着自身良好的综合素质，使维吾尔在线网站在暗礁浅滩密布的危险航程中，安然航行半年有余，而且行驶得越来越稳健。这里就不提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对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各种肯定了，就说一个简单的事实吧，今年8月份，北京市网管部门对辖区内多家民族汉文网站经过详细的审查程序，决定给予维吾尔在线网站每年10万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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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1月 17, 2014
伊力哈木：我的理想和事业选择之路
作者：伊力哈木•土赫提
来源：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一、我的成长历程及我的人生理想
我1969年生于新疆克州阿图什县城的一个维吾尔族家庭，自小在维汉混居的政府大院长大。我爷爷那一辈是文盲，父亲则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真正的民族知识分子，1950年代末，父亲初中毕业就被保送内地大学读书，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北师大、兰州铁道学院深造，毕业后曾在南疆军区和地方工作，1971年，父亲28岁时在文革期间惨死。当时我仅2岁，弟弟只有11个月，由在阿图什当汽修工人的母亲拉扯我们兄弟4人长大。父亲当年的同学今天多已成为自治区一级的领导干部，我们虽以父亲为傲，但父亲是怎样一个人，他怎样死的，由于长辈不愿提及往事，也不懂得当时复杂的政治，我并不知晓。
1980年，我大哥15岁时当参军，很快转入地方，期间先后在上海、乌鲁木齐，大连，北京等地的大学深造进修，先后担任阿图什市团委干部，书记，克州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克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团委书记，州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州民政局局长，现在是克州交通局党委书记，州政协委员。我二哥很早就进入公安系统工作，曾是最年轻的刑侦大队长，现在是克州公安局纪委书记，党委委员。除两位哥哥外，我的二嫂以及大哥和二哥的孩子，也在公安系统工作。某种程度上，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公安系统家庭。不过，因为我的缘故，他们这些年颇受牵连。
1985年，我16岁考入内地求学，离开故乡，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学（预科），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本科）和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就读。在学业上，我深受施政一、陈才、张克武等教授的影响，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他们对我这个维吾尔青年的教诲，不忘他们对新疆、对维吾尔社会的真切关注，对学术的真诚态度。
1991年，我大学毕业后，在民族大学工作，曾任系团委书记，后于1994年转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展经济学，国外经济学选读，新疆经济的教学，期间曾于1996年自费在韩国留学，于2001年在中国巴基斯坦两国政府文化交流项目下交换到巴基斯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进行《新疆周边安全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2003年调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讲授《国际贸易事务》，《国际结算与信贷》，《新疆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中亚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课程》。
1994年前后，我就开始对新疆经济和社会问题产生强烈的兴趣，除在《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西部发展报》等发表关于新疆问题的文章外，还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民族教育研究，新疆社会科学论坛，民族经济，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20多篇论文。早在1994年，我就提出过在南疆喀什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为我的专业研究能有更广阔的视野，除英语外，我还自学了韩语、日语、乌尔都语、俄语，能用上述语言进行简单日常交流和信息获取。
在工作期间，我曾业余时间经商，在股市、合资建厂等项目上曾有过不小的收获，因为教学工作一度受限制，曾有朋友建议我彻底转行做一个商人。但在广泛游历了中亚、俄罗斯、南亚等地区后，我目睹了大量民族冲突仇杀、政治动荡、社会转型失败等鲜活案例，这些见闻，让我逐渐产生了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致力研究新疆问题、研究中亚问题，避免境外悲剧在中国上演的强烈愿望。
为此，我自费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并开始系统性地进行社会学、民族学、地缘政治学的进修和自学过程，使我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有了更广阔的视角和分析工具。除研究前苏联东欧等失败案例外，我也曾认真研究欧美发达国家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成功案例，以期能为中国社会的探索实践提供更丰富的参考。
我深爱含辛茹苦抚养我的母亲，深爱我依然贫穷困苦的民族，深爱养育我的这片国土；我深切希望我的故乡能像内地一样富裕发达，我担心我的故乡、我的国家陷入动乱和分离；我希望多灾多难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能创造灿烂辉煌文明的伟大国家。我将致力于研究新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致力于民族间的交流和沟通，致力于探索现代转型社会中，民族和谐相处之道，作为我的理想和人生奋斗目标，我的这项事业选择，源于我出身的环境，源于母亲的教诲，源于我受的教育和成长经历。
二、我是一个致力于研究新疆问题以及研究中亚社会经济及地缘政治的学者，虽然今天不断有人把我描述或希望我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但我始终坚持，我只是一个学者，无意于也不希望被政治化。在学者之外，我惟一愿意的称号，是成为一个促进民族交流与沟通的使者和桥梁。
1994年起，由于经常直言批评新疆地方政府的工作失误等原因，我的教学工作不断受干扰，自1999年起，我的论文再无发表机会，1999年--2003年，我在民族大学的教学工作一度被终止。
近几年来，随着我越发专注于新疆问题的研究和调查，并开办了汉语的“维吾尔在线”网站，不但我个人工作生活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在新疆的亲戚、家人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经常苦苦哀求我，希望我少说话，少管闲事、闷声发大财，但同时，我能看到新疆的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民间酝酿的仇恨在不断加剧。
我知道，我们民族像我有良好教育、开阔视野和丰富阅历的人不多，我们国家像我这样在新疆问题和中亚问题上有各种天然优势的人不多，在这个领域，有真知灼见，有责任感的诚实正直的学者极为罕见，而中国社会将来要面临的考验却是如此险峻，因此，顶着压力继续从事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事业，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社会责任的召唤和牵连家人受累，使我备受煎熬。
七五事件的民族悲剧发生后，新疆问题一下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我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热门人物，并且无可避免地开始被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对待。我不拒绝任何人任何组织对新疆问题的关注，但我一直拒绝各种力量将我政治符号化的努力，无论它是否出于善意。
我认为，我只有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一个干干净净的学者，一个业余时间能对普通人提供帮助、对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的人，才能对我的民族我的国家有利。
正是基于这个强烈认识，我在七五之后，因为外部环境压力，陷入经济困境时，始终坚持个人绝不接受境外机构一分钱的援助，无论是外交机构还是NGO组织，甚至哪怕仅仅是生意往来，我都不愿挣与外国沾边的钱——我在中亚和欧美有很深厚的政界和经界的人脉资源，本可坐在家里帮人挣钱。如果我是汉族人士，或许我可以拿这样的钱，但对我这样一个备受怀疑的公民来说，我必须对自己提出更严苛的要求，必须承受汉族知识分子无法想象的压力和考验。
长久以来，因为民族问题的敏感，在社会层面，不但汉族与维吾尔族存在隔膜，甚至在汉族知识分子和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之间，也缺少正常的交流。隔膜和猜疑使得愈发严峻的民族问题，居然没有起码的公开探讨，这是一种极不正常而可怕的氛围。
基于此，我于2005年末创办了“维吾尔在线”，让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讨论交流，它当然会有激烈的碰撞交流，但我认为，争议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沉默中的猜疑和仇恨。
为了让新疆问题引起汉族知识界的广泛关注，让他们贡献宝贵的观点和经验，在创办“维吾尔在线”后，我开始努力与汉族知识界交往，并致力于推广和介绍维吾尔族文化和社会知识。
七五事件的悲剧和此后新疆族群之间的关系，让我看到民族仇恨和猜疑不断积累的可怕，为突破仇恨和猜疑的坚冰，我曾设想通过民间的方式发起“民族和谐日”（或“民族和解日”）的活动，以七五悲剧日为纪念日，利用暑假期间，让两个不同民族的家庭互相让自己的孩子到对方家庭生活，让未来的一代人，在加深民族间的情感和友谊时，还能塑造出能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包容意识。这个想法后因种种外部原因限制未能付诸行动。
应当以理性、忍耐、宽容、温和、尊重历史、尊重现实、面向未来的态度探索民族相处之道，一开始是基于我受的教育和训练所产生的理性认识，而在不断的践行过程中，这种态度已经逐渐成为我发乎自然的情感。
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有将自己的观点、愿望和方法论传授给学生的强烈愿望。很少有老师还能像我这样，认真准备每一堂课的讲义和课件，长时间坚持每周六义务向学生讲述新疆问题的公开课。
我鼓励更多的维吾尔学生投入到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专业领域的学习，以便于他们在职业选择上能更多地将个人的成就与民族和国家的文明进步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些专业，不但可以赋予人们一种系统性的方法论，也更有助于把他们对民族单纯而朴素的强烈热情，由奔放而感性的能量，变成一种理性、科学的态度。而这种训练和观念的养成，不但对维吾尔族人来说，是极为缺乏而宝贵的，对今天的整个中国来说，也是远远不足的。
三、我长期而持续关注的问题，是新疆和中亚两个领域。关于新疆，是转型期新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新疆多民族的相处之道，是中国国情下，探索国家主权统一完整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平衡。
今天，新疆的人们在民族关系上普遍怀念计划经济时代和胡耀邦-宋汉良时代。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政府可通过资源平等公平的分配，产生良好的民族平等感，而当时禁止人口流动，缺少产生不平等感的比较机会；胡耀邦-宋汉良时代，政治气氛宽松，虽然表面上看人们牢骚不满增多了，但内心却因为信任而最少压抑，社会向心力极强。
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的快速推进，新疆经济大幅度发展，但民族间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开始日益明显，尤其是维吾尔社会的转型发展出现了令人揪心的局面。偷盗、扒窃、贩毒、吸毒、卖淫等问题，在一个有宗教信仰、对这类犯罪活动有天然文化抑制力的民族，竟然迅速严重到了整体被视为犯罪民族的程度。“马尔萨斯陷阱”的命运竟然无情地落在了维吾尔族人身上。
与此同时，这些严峻的社会问题，竟然成为研究的禁区和空白，鲜有人敢于直面这些问题，更谈不上去做系统的社会调查分析，研究探讨应对之道。维吾尔社会的问题，一方面使得对政府对汉族的不满不信任日益增长，另一方面，让汉族尤其是内地汉族社会对维吾尔族的歧视性印象不断加深。
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能深刻感觉到在维吾尔社会与汉族社会之间，猜疑、不信任的巨大裂痕日益严重，尤其在青年一代，因为就业问题、身份歧视问题，仇恨情绪普遍滋长。尤其是七五事件及此后的一系列社会互动，它不是矛盾和仇恨的爆发和宣泄，反而是一次新的积累。
问题越来越严重，却越来越没有人敢于说话，问题在于1997年后，反“三股势力”成为地方的首要任务，它带来的间接效应是，维吾尔族干部、知识分子开始感受到强烈的不信任，普遍感觉政治空气压抑。
对一个身在北京这个法制环境更好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来说，关注和研究新疆问题，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它早已不仅需要的是知识和专业，而首先是一种勇气。
七五事件的爆发以及此前拉萨的三一四事件，无疑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在剧烈转型时期的中国，探索出一种民族和谐相处之道，是极为迫切的任务。中国习惯了讲政治，尤其是政治道理，而甚少真正从完善法律法规和政治艺术的角度，去完善和创造民族和谐相处的环境，此外，关于民族和谐相处的技术性问题，国内不但几乎没有人涉及，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
任何美好的政治动机和政治愿望，都离不开一系列精细而周到的技术性支持，尤其在中国，往往习惯于以不计代价的政府大规模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来替代持久而耐心的技术性安排。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多民族多元文化实体，在精细地平衡处理民族利益，技术性地创造民族包容与和谐共处上有其独到的经验，我始终认为，我的探索和努力是有价值的。
关于民族自治，随着民族问题在中国日渐成为一个敏感和紧迫问题，从反分裂角度着眼，以吸取民族政策失败国家经验教训，反思中国民族政策的探讨越来越多，但多隐含着强烈的汉族中心主义思想，带有典型的管制思路，它实质上是为近年来地方民族政策失败的辩解和背书。而国外那些成功地解决或缓和了民族矛盾、化解了民族分裂危机的大量经验案例，却无一进入这些研究的视野，对学界的这种误导决策者的倾向，我深以为忧。
关于中亚的研究，是我个人的兴趣和地缘关系的缘故。作为新疆问题的自然延伸，我必须关注中亚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未来走向，因为中亚与新疆不但有广阔的边界，更有语言文化和宗教的亲缘关系，多民族跨境而居，新疆与中亚，牵一发而动全身。
此外，从地缘战略角度，研究中国如何在中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施加有效影响，使中国在获得地缘安全地位的同时，能最大程度对中国和中亚双方有益。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我不但因为语言便利有长期持续的知识积累，而且在游历中，在当地政商两界积下了广泛的人脉资源，此外还有成功的经商经验，这都是我与国内一般中亚研究者不同的地方。因为有更贴近的资源、信息和经验，在探讨中亚问题上，相对我也更容易获得当地的认同。
因为这种特殊的优势，我不但帮助不少汉族商人成功地在中亚投资牵线搭桥，也还为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在当地拓展市场穿针引线，解决各种棘手的麻烦和问题。
我深以为，中国在中亚如何施加影响，是一个远未认真系统梳理总结的课题，中国在中亚应当有一番更有成效的积极作为。
四、“维吾尔在线”是我个人创办的网站，它的宗旨是，让全国各族人民和世界了解新疆，了解维吾尔族，让新疆各民族人民了解这个世界，促进族群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对话。管理上，反对发布任何主张独立、分裂及不负责任的煽动性言论，反对发布颠覆国家的言论。
“维吾尔在线”的创办，是因为我发现在网上和搜索引擎中，存在大量煽动仇恨和攻击维吾尔族人的言论后，深感维吾尔族和汉族人互相隔膜太深，完全缺少沟通和对话平台。汉族和维吾尔族网民往往只有各自隔空的发泄，却没有机会面对面交流讨论，认真倾听对方声音的机会。
此外，中国全社会议论维吾尔人的多，但对维吾尔社会拥有基本常识的人却不多，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情形，别人未做，我就当填补这项空白。
在管理上，维吾尔在线反对发布任何主张独立、分裂及不负责任的煽动性言论，反对发布颠覆国家的言论。但不禁止直陈新疆或其他地方社会时弊的文章，只要其用意是好的，内容是真实的。
尽管如我事先所料，有时候汉族“愤青”和维吾尔族“愤青”在论坛上争论得不可开交，但我始终坚持认为，分歧与对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隔绝交流的机会，只要有交流，总会取得共识。事实上，尽管有过不少汉族网民也曾指责我言论过激或偏袒不公，但我还是赢得了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尊重：我不赞同你的看法，但我理解你的动机和良好用心。
“维吾尔在线”除了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和意见的平台，它还是一个公益事业的平台。近些年来，被犯罪分子拐骗、绑架和诱惑的维吾尔儿童，在内地从事扒窃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它不但对当地人的安全感构成威胁，也严重损及了维吾尔的整体民族形象。然而这个人所共知且成为日常关注度极高的社会问题，竟然因为敏感性，没有一家媒体敢于披露，没有一个组织和机构勇于系统性地解决这个问题。每个孩子都是国家的珍宝、社会的未来，无论他是何族群。
为此，我在“维吾尔在线”搭建了一个救助维吾尔流浪儿童的平台，积极与各地民间反扒组织联系，对流浪儿积极提供救助和法律援助。同时也促成《凤凰周刊》公开报道此事，使得新疆政府开始有了将救助流浪儿纳入议事日程的积极举动。
此外，我也将“维吾尔在线”作为一个影响和争取维吾尔社会意见的工具。今天的维吾尔社会，除了官方正统刻板的舆论外，能直面维吾尔社会面临的真实问题，同时又是一种理性的、温和的、建设性的声音，完全没有，而海外却从来不乏以煽动性言论“正视”社会问题的声音。在新疆面临着民族矛盾激化危险、讨论民族问题时观点容易极端化的大环境下，用我们理性、健康的声音与极端化的声音争夺观念的市场，影响社会情绪向好的反向发展，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之一。
因为“维吾尔在线”的独立性以及维吾尔社会完全没有类似的网站，它还是在不断的争议中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它的社会功能和效果，网站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日渐增强。在创办“维吾尔在线”的过程中，我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网站一次次被强行关闭或遭到无端攻击，我也经常因此被关心被谈话。正是因为同类性质中唯一的网站，我坚信“维吾尔在线”这个网站的价值无可替代，我是在做一项正确的事业。
结语
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天然对自己的民族心怀强烈的感情，尤其是历史和环境的原因，她的落后，她的困苦，使我时刻无法心安。我对自己的国家，同样心怀强烈的感情，尤其是当我游历了几十个国家后，才更能体会，强烈的家国情怀早已溶入我的血液。无论是我的民族还是我的国家，她的痛苦她的荣耀，就是我的痛苦我的荣耀。
今天的新疆，以及其他的地方，民族问题在特殊的时代成为前所未有的特殊考验。无论是基于情感还是基于理性，我都很难接受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被分离出去。在民族问题上，我不反对民族的自然融合，因为这是社会的自然规律，就历史而言，汉族、维吾尔族都是多个民族源头融合的产物，但我反对安排和设计出来的民族融合。本质上，以行政塑造的民族融合，是在以强力制造分裂，以宽容鼓励的多元化，才是促成互相融合影响的纽带。
解决民族问题，只能从探索民族自治之路的方向着眼，使中国成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国家。
从今天中国的社会治理角度来说，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现状，增加了社会转型时期问题和困难的复杂性，但从文化和创造力的角度来说，则对其中的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笔无法估量的共同财富。无论是纵向看中国自身的历史，还是横向看今天的世界，越是有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国家，就越有强大而丰富的创造力。
而任何一种刻意强调其文化独特性和优越性，而不断对其固化统一或排他的观念，都是封闭部落社会的思维，它必然导致被刻意强调和保护的文化的内在生命力的死亡。
中国宪法中关于民族自治的规定，为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并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框架，但在实践层面，还需要逐渐摸索探讨，在法律法规上逐步落实。我们应当勇于借鉴国外各种成功经验中的规律，总结出适合中国的办法。
我深信，只要有面对未来的智慧和胸襟，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中国一定能探索出一条尊重中国历史、符合中国国情、在国家的统一完整和民族自治之间取得一种理想平衡的民族自治的路径。
虽然，我已连续几年受限不能到新疆，但我深信，我亲眼见到中国最近几十年来深刻而巨大的进步和变化不会就此止步，我深信我的努力和探索，会成为这个国家进步的一部分，我将以此为傲。
伊力哈木•土赫提
2011年1月17日
来源：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一、我的成长历程及我的人生理想
我1969年生于新疆克州阿图什县城的一个维吾尔族家庭，自小在维汉混居的政府大院长大。我爷爷那一辈是文盲，父亲则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真正的民族知识分子，1950年代末，父亲初中毕业就被保送内地大学读书，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北师大、兰州铁道学院深造，毕业后曾在南疆军区和地方工作，1971年，父亲28岁时在文革期间惨死。当时我仅2岁，弟弟只有11个月，由在阿图什当汽修工人的母亲拉扯我们兄弟4人长大。父亲当年的同学今天多已成为自治区一级的领导干部，我们虽以父亲为傲，但父亲是怎样一个人，他怎样死的，由于长辈不愿提及往事，也不懂得当时复杂的政治，我并不知晓。
1980年，我大哥15岁时当参军，很快转入地方，期间先后在上海、乌鲁木齐，大连，北京等地的大学深造进修，先后担任阿图什市团委干部，书记，克州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克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团委书记，州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州民政局局长，现在是克州交通局党委书记，州政协委员。我二哥很早就进入公安系统工作，曾是最年轻的刑侦大队长，现在是克州公安局纪委书记，党委委员。除两位哥哥外，我的二嫂以及大哥和二哥的孩子，也在公安系统工作。某种程度上，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公安系统家庭。不过，因为我的缘故，他们这些年颇受牵连。
1985年，我16岁考入内地求学，离开故乡，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学（预科），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本科）和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就读。在学业上，我深受施政一、陈才、张克武等教授的影响，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他们对我这个维吾尔青年的教诲，不忘他们对新疆、对维吾尔社会的真切关注，对学术的真诚态度。
1991年，我大学毕业后，在民族大学工作，曾任系团委书记，后于1994年转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展经济学，国外经济学选读，新疆经济的教学，期间曾于1996年自费在韩国留学，于2001年在中国巴基斯坦两国政府文化交流项目下交换到巴基斯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进行《新疆周边安全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2003年调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讲授《国际贸易事务》，《国际结算与信贷》，《新疆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中亚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课程》。
1994年前后，我就开始对新疆经济和社会问题产生强烈的兴趣，除在《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西部发展报》等发表关于新疆问题的文章外，还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民族教育研究，新疆社会科学论坛，民族经济，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20多篇论文。早在1994年，我就提出过在南疆喀什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为我的专业研究能有更广阔的视野，除英语外，我还自学了韩语、日语、乌尔都语、俄语，能用上述语言进行简单日常交流和信息获取。
在工作期间，我曾业余时间经商，在股市、合资建厂等项目上曾有过不小的收获，因为教学工作一度受限制，曾有朋友建议我彻底转行做一个商人。但在广泛游历了中亚、俄罗斯、南亚等地区后，我目睹了大量民族冲突仇杀、政治动荡、社会转型失败等鲜活案例，这些见闻，让我逐渐产生了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致力研究新疆问题、研究中亚问题，避免境外悲剧在中国上演的强烈愿望。
为此，我自费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并开始系统性地进行社会学、民族学、地缘政治学的进修和自学过程，使我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有了更广阔的视角和分析工具。除研究前苏联东欧等失败案例外，我也曾认真研究欧美发达国家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成功案例，以期能为中国社会的探索实践提供更丰富的参考。
我深爱含辛茹苦抚养我的母亲，深爱我依然贫穷困苦的民族，深爱养育我的这片国土；我深切希望我的故乡能像内地一样富裕发达，我担心我的故乡、我的国家陷入动乱和分离；我希望多灾多难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能创造灿烂辉煌文明的伟大国家。我将致力于研究新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致力于民族间的交流和沟通，致力于探索现代转型社会中，民族和谐相处之道，作为我的理想和人生奋斗目标，我的这项事业选择，源于我出身的环境，源于母亲的教诲，源于我受的教育和成长经历。
二、我是一个致力于研究新疆问题以及研究中亚社会经济及地缘政治的学者，虽然今天不断有人把我描述或希望我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但我始终坚持，我只是一个学者，无意于也不希望被政治化。在学者之外，我惟一愿意的称号，是成为一个促进民族交流与沟通的使者和桥梁。
1994年起，由于经常直言批评新疆地方政府的工作失误等原因，我的教学工作不断受干扰，自1999年起，我的论文再无发表机会，1999年--2003年，我在民族大学的教学工作一度被终止。
近几年来，随着我越发专注于新疆问题的研究和调查，并开办了汉语的“维吾尔在线”网站，不但我个人工作生活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在新疆的亲戚、家人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经常苦苦哀求我，希望我少说话，少管闲事、闷声发大财，但同时，我能看到新疆的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民间酝酿的仇恨在不断加剧。
我知道，我们民族像我有良好教育、开阔视野和丰富阅历的人不多，我们国家像我这样在新疆问题和中亚问题上有各种天然优势的人不多，在这个领域，有真知灼见，有责任感的诚实正直的学者极为罕见，而中国社会将来要面临的考验却是如此险峻，因此，顶着压力继续从事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事业，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社会责任的召唤和牵连家人受累，使我备受煎熬。
七五事件的民族悲剧发生后，新疆问题一下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我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热门人物，并且无可避免地开始被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对待。我不拒绝任何人任何组织对新疆问题的关注，但我一直拒绝各种力量将我政治符号化的努力，无论它是否出于善意。
我认为，我只有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一个干干净净的学者，一个业余时间能对普通人提供帮助、对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的人，才能对我的民族我的国家有利。
正是基于这个强烈认识，我在七五之后，因为外部环境压力，陷入经济困境时，始终坚持个人绝不接受境外机构一分钱的援助，无论是外交机构还是NGO组织，甚至哪怕仅仅是生意往来，我都不愿挣与外国沾边的钱——我在中亚和欧美有很深厚的政界和经界的人脉资源，本可坐在家里帮人挣钱。如果我是汉族人士，或许我可以拿这样的钱，但对我这样一个备受怀疑的公民来说，我必须对自己提出更严苛的要求，必须承受汉族知识分子无法想象的压力和考验。
长久以来，因为民族问题的敏感，在社会层面，不但汉族与维吾尔族存在隔膜，甚至在汉族知识分子和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之间，也缺少正常的交流。隔膜和猜疑使得愈发严峻的民族问题，居然没有起码的公开探讨，这是一种极不正常而可怕的氛围。
基于此，我于2005年末创办了“维吾尔在线”，让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讨论交流，它当然会有激烈的碰撞交流，但我认为，争议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沉默中的猜疑和仇恨。
为了让新疆问题引起汉族知识界的广泛关注，让他们贡献宝贵的观点和经验，在创办“维吾尔在线”后，我开始努力与汉族知识界交往，并致力于推广和介绍维吾尔族文化和社会知识。
七五事件的悲剧和此后新疆族群之间的关系，让我看到民族仇恨和猜疑不断积累的可怕，为突破仇恨和猜疑的坚冰，我曾设想通过民间的方式发起“民族和谐日”（或“民族和解日”）的活动，以七五悲剧日为纪念日，利用暑假期间，让两个不同民族的家庭互相让自己的孩子到对方家庭生活，让未来的一代人，在加深民族间的情感和友谊时，还能塑造出能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包容意识。这个想法后因种种外部原因限制未能付诸行动。
应当以理性、忍耐、宽容、温和、尊重历史、尊重现实、面向未来的态度探索民族相处之道，一开始是基于我受的教育和训练所产生的理性认识，而在不断的践行过程中，这种态度已经逐渐成为我发乎自然的情感。
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有将自己的观点、愿望和方法论传授给学生的强烈愿望。很少有老师还能像我这样，认真准备每一堂课的讲义和课件，长时间坚持每周六义务向学生讲述新疆问题的公开课。
我鼓励更多的维吾尔学生投入到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专业领域的学习，以便于他们在职业选择上能更多地将个人的成就与民族和国家的文明进步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些专业，不但可以赋予人们一种系统性的方法论，也更有助于把他们对民族单纯而朴素的强烈热情，由奔放而感性的能量，变成一种理性、科学的态度。而这种训练和观念的养成，不但对维吾尔族人来说，是极为缺乏而宝贵的，对今天的整个中国来说，也是远远不足的。
三、我长期而持续关注的问题，是新疆和中亚两个领域。关于新疆，是转型期新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新疆多民族的相处之道，是中国国情下，探索国家主权统一完整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平衡。
今天，新疆的人们在民族关系上普遍怀念计划经济时代和胡耀邦-宋汉良时代。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政府可通过资源平等公平的分配，产生良好的民族平等感，而当时禁止人口流动，缺少产生不平等感的比较机会；胡耀邦-宋汉良时代，政治气氛宽松，虽然表面上看人们牢骚不满增多了，但内心却因为信任而最少压抑，社会向心力极强。
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的快速推进，新疆经济大幅度发展，但民族间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开始日益明显，尤其是维吾尔社会的转型发展出现了令人揪心的局面。偷盗、扒窃、贩毒、吸毒、卖淫等问题，在一个有宗教信仰、对这类犯罪活动有天然文化抑制力的民族，竟然迅速严重到了整体被视为犯罪民族的程度。“马尔萨斯陷阱”的命运竟然无情地落在了维吾尔族人身上。
与此同时，这些严峻的社会问题，竟然成为研究的禁区和空白，鲜有人敢于直面这些问题，更谈不上去做系统的社会调查分析，研究探讨应对之道。维吾尔社会的问题，一方面使得对政府对汉族的不满不信任日益增长，另一方面，让汉族尤其是内地汉族社会对维吾尔族的歧视性印象不断加深。
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能深刻感觉到在维吾尔社会与汉族社会之间，猜疑、不信任的巨大裂痕日益严重，尤其在青年一代，因为就业问题、身份歧视问题，仇恨情绪普遍滋长。尤其是七五事件及此后的一系列社会互动，它不是矛盾和仇恨的爆发和宣泄，反而是一次新的积累。
问题越来越严重，却越来越没有人敢于说话，问题在于1997年后，反“三股势力”成为地方的首要任务，它带来的间接效应是，维吾尔族干部、知识分子开始感受到强烈的不信任，普遍感觉政治空气压抑。
对一个身在北京这个法制环境更好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来说，关注和研究新疆问题，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它早已不仅需要的是知识和专业，而首先是一种勇气。
七五事件的爆发以及此前拉萨的三一四事件，无疑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在剧烈转型时期的中国，探索出一种民族和谐相处之道，是极为迫切的任务。中国习惯了讲政治，尤其是政治道理，而甚少真正从完善法律法规和政治艺术的角度，去完善和创造民族和谐相处的环境，此外，关于民族和谐相处的技术性问题，国内不但几乎没有人涉及，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
任何美好的政治动机和政治愿望，都离不开一系列精细而周到的技术性支持，尤其在中国，往往习惯于以不计代价的政府大规模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来替代持久而耐心的技术性安排。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多民族多元文化实体，在精细地平衡处理民族利益，技术性地创造民族包容与和谐共处上有其独到的经验，我始终认为，我的探索和努力是有价值的。
关于民族自治，随着民族问题在中国日渐成为一个敏感和紧迫问题，从反分裂角度着眼，以吸取民族政策失败国家经验教训，反思中国民族政策的探讨越来越多，但多隐含着强烈的汉族中心主义思想，带有典型的管制思路，它实质上是为近年来地方民族政策失败的辩解和背书。而国外那些成功地解决或缓和了民族矛盾、化解了民族分裂危机的大量经验案例，却无一进入这些研究的视野，对学界的这种误导决策者的倾向，我深以为忧。
关于中亚的研究，是我个人的兴趣和地缘关系的缘故。作为新疆问题的自然延伸，我必须关注中亚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未来走向，因为中亚与新疆不但有广阔的边界，更有语言文化和宗教的亲缘关系，多民族跨境而居，新疆与中亚，牵一发而动全身。
此外，从地缘战略角度，研究中国如何在中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施加有效影响，使中国在获得地缘安全地位的同时，能最大程度对中国和中亚双方有益。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我不但因为语言便利有长期持续的知识积累，而且在游历中，在当地政商两界积下了广泛的人脉资源，此外还有成功的经商经验，这都是我与国内一般中亚研究者不同的地方。因为有更贴近的资源、信息和经验，在探讨中亚问题上，相对我也更容易获得当地的认同。
因为这种特殊的优势，我不但帮助不少汉族商人成功地在中亚投资牵线搭桥，也还为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在当地拓展市场穿针引线，解决各种棘手的麻烦和问题。
我深以为，中国在中亚如何施加影响，是一个远未认真系统梳理总结的课题，中国在中亚应当有一番更有成效的积极作为。
四、“维吾尔在线”是我个人创办的网站，它的宗旨是，让全国各族人民和世界了解新疆，了解维吾尔族，让新疆各民族人民了解这个世界，促进族群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对话。管理上，反对发布任何主张独立、分裂及不负责任的煽动性言论，反对发布颠覆国家的言论。
“维吾尔在线”的创办，是因为我发现在网上和搜索引擎中，存在大量煽动仇恨和攻击维吾尔族人的言论后，深感维吾尔族和汉族人互相隔膜太深，完全缺少沟通和对话平台。汉族和维吾尔族网民往往只有各自隔空的发泄，却没有机会面对面交流讨论，认真倾听对方声音的机会。
此外，中国全社会议论维吾尔人的多，但对维吾尔社会拥有基本常识的人却不多，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情形，别人未做，我就当填补这项空白。
在管理上，维吾尔在线反对发布任何主张独立、分裂及不负责任的煽动性言论，反对发布颠覆国家的言论。但不禁止直陈新疆或其他地方社会时弊的文章，只要其用意是好的，内容是真实的。
尽管如我事先所料，有时候汉族“愤青”和维吾尔族“愤青”在论坛上争论得不可开交，但我始终坚持认为，分歧与对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隔绝交流的机会，只要有交流，总会取得共识。事实上，尽管有过不少汉族网民也曾指责我言论过激或偏袒不公，但我还是赢得了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尊重：我不赞同你的看法，但我理解你的动机和良好用心。
“维吾尔在线”除了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和意见的平台，它还是一个公益事业的平台。近些年来，被犯罪分子拐骗、绑架和诱惑的维吾尔儿童，在内地从事扒窃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它不但对当地人的安全感构成威胁，也严重损及了维吾尔的整体民族形象。然而这个人所共知且成为日常关注度极高的社会问题，竟然因为敏感性，没有一家媒体敢于披露，没有一个组织和机构勇于系统性地解决这个问题。每个孩子都是国家的珍宝、社会的未来，无论他是何族群。
为此，我在“维吾尔在线”搭建了一个救助维吾尔流浪儿童的平台，积极与各地民间反扒组织联系，对流浪儿积极提供救助和法律援助。同时也促成《凤凰周刊》公开报道此事，使得新疆政府开始有了将救助流浪儿纳入议事日程的积极举动。
此外，我也将“维吾尔在线”作为一个影响和争取维吾尔社会意见的工具。今天的维吾尔社会，除了官方正统刻板的舆论外，能直面维吾尔社会面临的真实问题，同时又是一种理性的、温和的、建设性的声音，完全没有，而海外却从来不乏以煽动性言论“正视”社会问题的声音。在新疆面临着民族矛盾激化危险、讨论民族问题时观点容易极端化的大环境下，用我们理性、健康的声音与极端化的声音争夺观念的市场，影响社会情绪向好的反向发展，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之一。
因为“维吾尔在线”的独立性以及维吾尔社会完全没有类似的网站，它还是在不断的争议中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它的社会功能和效果，网站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日渐增强。在创办“维吾尔在线”的过程中，我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网站一次次被强行关闭或遭到无端攻击，我也经常因此被关心被谈话。正是因为同类性质中唯一的网站，我坚信“维吾尔在线”这个网站的价值无可替代，我是在做一项正确的事业。
结语
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天然对自己的民族心怀强烈的感情，尤其是历史和环境的原因，她的落后，她的困苦，使我时刻无法心安。我对自己的国家，同样心怀强烈的感情，尤其是当我游历了几十个国家后，才更能体会，强烈的家国情怀早已溶入我的血液。无论是我的民族还是我的国家，她的痛苦她的荣耀，就是我的痛苦我的荣耀。
今天的新疆，以及其他的地方，民族问题在特殊的时代成为前所未有的特殊考验。无论是基于情感还是基于理性，我都很难接受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被分离出去。在民族问题上，我不反对民族的自然融合，因为这是社会的自然规律，就历史而言，汉族、维吾尔族都是多个民族源头融合的产物，但我反对安排和设计出来的民族融合。本质上，以行政塑造的民族融合，是在以强力制造分裂，以宽容鼓励的多元化，才是促成互相融合影响的纽带。
解决民族问题，只能从探索民族自治之路的方向着眼，使中国成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国家。
从今天中国的社会治理角度来说，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现状，增加了社会转型时期问题和困难的复杂性，但从文化和创造力的角度来说，则对其中的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笔无法估量的共同财富。无论是纵向看中国自身的历史，还是横向看今天的世界，越是有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国家，就越有强大而丰富的创造力。
而任何一种刻意强调其文化独特性和优越性，而不断对其固化统一或排他的观念，都是封闭部落社会的思维，它必然导致被刻意强调和保护的文化的内在生命力的死亡。
中国宪法中关于民族自治的规定，为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并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框架，但在实践层面，还需要逐渐摸索探讨，在法律法规上逐步落实。我们应当勇于借鉴国外各种成功经验中的规律，总结出适合中国的办法。
我深信，只要有面对未来的智慧和胸襟，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中国一定能探索出一条尊重中国历史、符合中国国情、在国家的统一完整和民族自治之间取得一种理想平衡的民族自治的路径。
虽然，我已连续几年受限不能到新疆，但我深信，我亲眼见到中国最近几十年来深刻而巨大的进步和变化不会就此止步，我深信我的努力和探索，会成为这个国家进步的一部分，我将以此为傲。
伊力哈木•土赫提
2011年1月17日
星期二, 8月 13, 2013
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 弘扬维吾尔族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阿扎提·苏里坦
来源：阿克苏日报
发布日期：2013/8/13
http://www.aksxw.com/daca9f49-25b5-4ede-b91b-e8bb17055032_1.html
自治区文联党组副书记、主席：阿扎提·苏里坦
作为一名文学和文化研究者，我一直在学习我国各民族的文化史，维吾尔文化以及文学一直是我的关注点。
维吾尔族和其他各民族一样，是一个有着丰富的灿烂的文化的民族。维吾尔十二木卡姆及维吾尔文学历史悠久，都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还有维吾尔人自古以来就酷爱的绘画、雕刻、工艺美术，闻名中外的玉雕、铜器、地毯、民族花帽，以及建筑艺术都具有独特的风格；维吾尔族的服饰文化源远流长，从公元前的赵武灵王到中唐时期的中原大地上，就屡屡掀起“穿胡服”的热潮。新疆自古盛产丝绸，其中维吾尔族的艾特莱斯绸，俗称和田土花绸，用纯正生丝织成，图案鲜艳和谐，纹样粗犷奔放，用这种绸子缝制成的筒裙，成了维吾尔妇女的盛装礼服。表现了较高的审美意识。令人惊叹的是，丝绸这样精美华贵的纺织品，能在干旱的大漠绿洲中千年传承发展起来，从而形成美仑美奂、热情奔放的艾特莱斯绸纺织文化及服饰文化。可以说，维吾尔族在服饰文化的价值取向上从来没有落伍过，一直是在跟其他民族同步发展的；还有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自古以来就在各民族中享有极高的声誉。维吾尔族善于学习语言，一直有着学习多种语言的渴望与追求，很多维吾尔人都能掌握双语（母语及汉语），有的人甚至还能掌握三、四种语言。中世纪时，很多维吾尔作家都能用双语写作，阿拉伯语、古波斯语、古突厥语、汉语、梵语等等。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盛行的中亚、西亚，当时人们普遍认同阿拉伯语是学术的语言，波斯语是艺术的语言。而维吾尔先驱们，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使突厥语（维吾尔语属突厥语族）与波斯语抗衡，成为走在时代最前列的两匹骏马；维吾尔族的舞蹈轻盈、优雅，为其他民族所称羡，唐时的长安，以跳回纥人的胡旋舞为时髦……
为什么我们的祖先能走在文化自觉创新的前沿，始终站在正如我们今天倡导的先进文化意义上的前列，推动社会发展、推动各项事业进步？倡导学习先进的文化，努力学习先进的文化，自古就是我们各民族的一个光荣传统。但是，文化发展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有一些极端的、顽固的保守势力来干扰。特别是对宗教教义的解释解读方面。他们利用一些人的无知，逆潮流而动，使社会发展倒退。
仅举阿曼尼莎罕搜集整理十二木卡姆这个例子来谈。叶尔羌汗国时期，阿曼尼莎罕搜集整理十二木卡姆，就受到当时一些伊斯兰苏菲派有极端思想的人的极力反对和迫害。但是，人民对艺术的热爱，对真善美执着的追求，最终战胜了那些落后的思想势力，使维吾尔民间艺术得到了广泛、系统的搜集整理，才有了今天璀璨夺目的十二木卡姆艺术。阿帕克·霍加是一个有野心的阴谋家，代表着一股邪恶势力，他勾结准噶尔外援，使具有开放心态的叶尔羌汗国灭亡。这些人在野心的驱动下，阻碍着文明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采取愚民政策，恨不得人民永远生活在愚昧、落后的意识观念里，为其罪恶的统治服务。叶尔羌汗国之后，整个民族分成黑山派、白山派，陷入到无休止的宗教斗争中。人民成了准噶尔叛乱分子和和卓们欺凌剥削的奴隶，新疆也沦为列强野心家们浑水摸鱼的乐园。这是新疆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历史的教训决不能忘记，它告诉我们：我们永远不能再陷入内乱、内耗以及宗教是非当中去了。每一个有良知的文学艺术家，每一个对自己民族负责的有志之士，对此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时代的发展趋势是必然走向现代社会、步入现代文明。阿不都卡德尔大毛拉(1870～1924），是一位著名的社会贤达和启蒙活动家，也是维吾尔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出生于阿图什乡村，求学的足迹遍布喀什、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他在一些伊斯兰宗教学院深造并讲学。他热爱祖国，学识源博。当他看到当时中亚、西亚都已经发生的变化，而新疆还处在落后愚昧的状态，勇敢地提出：宗教不是代表愚昧的。他在以对话体形式写成的著作《必要的信仰》中写道：“问：人类贫穷和受苦的原因是什么？答：是两样东西。一是愚昧和野蛮，二是分裂和争斗。问：尊敬和威信以及力量是由什么构成的？答：知识和团结。”
热孜万古丽，一个像男人一样戴上棉军帽、打上绑腿穿上靴子，拿起武器冲到战斗最前线的维吾尔姑娘，战死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沙场上。她的思想动机绝不会是来源于：女人是男人的私有财产，是女人就必须戴面纱，只能让自己的男人看到自己，不能在外抛头露面；女人唯一的幸福只能是伺候男人，为男人生孩子，不然死后会下地狱……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像热孜万古丽这样的优秀女性，她们没有被那些条条框框的枷锁锁住，她们为了自身的解放，为了像男人一样平等地创造、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奋斗。她们坚信“奋斗改变命运”、她们懂得“爱国无上光荣”、“愚昧遗恨终生”。
现如今，我们的民族文化又遇到了挑战，一些极端宗教思潮很猖獗。社会上一些奇谈怪论让人吃惊、忧虑：在有些地方，结婚不能唱歌、跳舞，不准娱乐！婚礼与葬礼已经很难区分了。还有些人居然说，所有人的婚礼都应该在清真寺举行……
试想一下，如果按那些人的极端思想搞下去，我们民族的音乐、舞蹈、绘画等等艺术门类都会连根拔起，全部消亡。难道说尤素甫·哈斯·阿吉甫、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艾力希尔·纳瓦衣、阿曼尼莎汗等先驱的求知火炬要在我们手里熄灭吗？要葬送我们追求进步求取新知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吗？我们决不答应。整个21世纪，是各民族争先恐后走在现代文明的康庄大道上的世纪，我们祖先曾希冀的梦想正在一个个地变为现实，让历史倒退的倒行逆施绝不能够得逞！
一些很有艺术天赋的孩子，本来可以通过特长生的专业考试，加上要求不必很高的文化课分数，就能够进入艺术类院校去深造，为民族培养出更多更好的艺术家或专业人才。这是党和国家为繁荣发展各民族文化所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可惜，有些家长的曲解偏见，说穿了是他们的愚昧，不同意孩子将来从事这些行业，这些孩子们就失去了深造、成材的机会。如果长此以往，我们民族优秀的音乐、舞蹈、绘画等等领域怎么还能后继有人？我们还能产生像康巴尔汗那样的舞蹈家吗？能产生像哈孜·艾买提、阿不都克里木·纳斯尔丁这样一些在世界上都有影响的大艺术家吗？
哈孜·艾买提的油画，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他在伊朗、土耳其、法国办过画展，他的画更走到了伊斯兰世界，得到了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为祖国、为自己的民族争了光。他就出生于一个宗教官吏的家庭。他的太祖父艾力江·阿吉是当时伊斯兰教宗教大师，他的父亲艾合买提·卡孜阿訇也是喀什有名望的宗教人士，难道他的父亲就不懂得这其中利害关系吗？从小允许他在墙上乱涂乱画，作为卡孜阿訇的他又是怎样考虑的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在文学艺术的春天到来，文学艺术得到空前发展繁荣的今天，还有这样极端思想披着宗教的外衣从文艺方面做文章，迷糊群众，企图又一次把人民群众引入文化荒漠中、黑暗中去，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历史的滚滚车轮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人类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也要发展自身。文化艺术在其中，就像空气和水一样。这个“哈拉木”（不清真），那个也“哈拉木”（不清真）地加以指责，不是同一个宗教或不信教的人生产出来的东西也不能用，那我们坐着去朝觐的汽车、火车、飞机是谁造的？连路也分“哈拉力”（清真）和“哈拉木”（不清真）的吗？人民币也分“哈拉力”和“哈拉木”的吗？显然这些极端分子别有用心地诱导一些无知的年轻人变成罪犯，把人民群众引入到黑暗的中世纪去，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无数的事实足以说明，只有选择了进步的方向，也就是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民族文化、民族的各项事业才能大力发展。在这一场有关发展与倒退，进步与愚昧，发展我们民族文化与葬送我们民族文化前途的殊死斗争中，热爱自己民族、有责任感的、有良知的正义之士绝不能坐视不管，也决不允许这些歪风邪气成了气候。
维吾尔古典文学的一大特征就是梦的性质，人们梦想着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人人过着和谐、幸福的生活。在过去的黑暗社会中，无论在文学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都渴望奇迹出现、美梦成真，但是梦想却总被现实所禁锢。当今，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飞速发展，很多人的梦想在今天得到实现，如果在这样的时代，还有人要把我们来之不易的生活破坏和毁灭，让我们失去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绝不答应！我们也决不允许！当下，全国人民都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奋发拼搏。我们维吾尔族是祖国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和其他民族一道，怀抱梦想和使命，在这个世纪洪流中做出自己卓越的努力，为中国梦的最终实现做出更大贡献！
来源：阿克苏日报
发布日期：2013/8/13
http://www.aksxw.com/daca9f49-25b5-4ede-b91b-e8bb17055032_1.html
自治区文联党组副书记、主席：阿扎提·苏里坦
作为一名文学和文化研究者，我一直在学习我国各民族的文化史，维吾尔文化以及文学一直是我的关注点。
维吾尔族和其他各民族一样，是一个有着丰富的灿烂的文化的民族。维吾尔十二木卡姆及维吾尔文学历史悠久，都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还有维吾尔人自古以来就酷爱的绘画、雕刻、工艺美术，闻名中外的玉雕、铜器、地毯、民族花帽，以及建筑艺术都具有独特的风格；维吾尔族的服饰文化源远流长，从公元前的赵武灵王到中唐时期的中原大地上，就屡屡掀起“穿胡服”的热潮。新疆自古盛产丝绸，其中维吾尔族的艾特莱斯绸，俗称和田土花绸，用纯正生丝织成，图案鲜艳和谐，纹样粗犷奔放，用这种绸子缝制成的筒裙，成了维吾尔妇女的盛装礼服。表现了较高的审美意识。令人惊叹的是，丝绸这样精美华贵的纺织品，能在干旱的大漠绿洲中千年传承发展起来，从而形成美仑美奂、热情奔放的艾特莱斯绸纺织文化及服饰文化。可以说，维吾尔族在服饰文化的价值取向上从来没有落伍过，一直是在跟其他民族同步发展的；还有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自古以来就在各民族中享有极高的声誉。维吾尔族善于学习语言，一直有着学习多种语言的渴望与追求，很多维吾尔人都能掌握双语（母语及汉语），有的人甚至还能掌握三、四种语言。中世纪时，很多维吾尔作家都能用双语写作，阿拉伯语、古波斯语、古突厥语、汉语、梵语等等。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盛行的中亚、西亚，当时人们普遍认同阿拉伯语是学术的语言，波斯语是艺术的语言。而维吾尔先驱们，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使突厥语（维吾尔语属突厥语族）与波斯语抗衡，成为走在时代最前列的两匹骏马；维吾尔族的舞蹈轻盈、优雅，为其他民族所称羡，唐时的长安，以跳回纥人的胡旋舞为时髦……
为什么我们的祖先能走在文化自觉创新的前沿，始终站在正如我们今天倡导的先进文化意义上的前列，推动社会发展、推动各项事业进步？倡导学习先进的文化，努力学习先进的文化，自古就是我们各民族的一个光荣传统。但是，文化发展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有一些极端的、顽固的保守势力来干扰。特别是对宗教教义的解释解读方面。他们利用一些人的无知，逆潮流而动，使社会发展倒退。
仅举阿曼尼莎罕搜集整理十二木卡姆这个例子来谈。叶尔羌汗国时期，阿曼尼莎罕搜集整理十二木卡姆，就受到当时一些伊斯兰苏菲派有极端思想的人的极力反对和迫害。但是，人民对艺术的热爱，对真善美执着的追求，最终战胜了那些落后的思想势力，使维吾尔民间艺术得到了广泛、系统的搜集整理，才有了今天璀璨夺目的十二木卡姆艺术。阿帕克·霍加是一个有野心的阴谋家，代表着一股邪恶势力，他勾结准噶尔外援，使具有开放心态的叶尔羌汗国灭亡。这些人在野心的驱动下，阻碍着文明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采取愚民政策，恨不得人民永远生活在愚昧、落后的意识观念里，为其罪恶的统治服务。叶尔羌汗国之后，整个民族分成黑山派、白山派，陷入到无休止的宗教斗争中。人民成了准噶尔叛乱分子和和卓们欺凌剥削的奴隶，新疆也沦为列强野心家们浑水摸鱼的乐园。这是新疆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历史的教训决不能忘记，它告诉我们：我们永远不能再陷入内乱、内耗以及宗教是非当中去了。每一个有良知的文学艺术家，每一个对自己民族负责的有志之士，对此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时代的发展趋势是必然走向现代社会、步入现代文明。阿不都卡德尔大毛拉(1870～1924），是一位著名的社会贤达和启蒙活动家，也是维吾尔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出生于阿图什乡村，求学的足迹遍布喀什、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他在一些伊斯兰宗教学院深造并讲学。他热爱祖国，学识源博。当他看到当时中亚、西亚都已经发生的变化，而新疆还处在落后愚昧的状态，勇敢地提出：宗教不是代表愚昧的。他在以对话体形式写成的著作《必要的信仰》中写道：“问：人类贫穷和受苦的原因是什么？答：是两样东西。一是愚昧和野蛮，二是分裂和争斗。问：尊敬和威信以及力量是由什么构成的？答：知识和团结。”
热孜万古丽，一个像男人一样戴上棉军帽、打上绑腿穿上靴子，拿起武器冲到战斗最前线的维吾尔姑娘，战死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沙场上。她的思想动机绝不会是来源于：女人是男人的私有财产，是女人就必须戴面纱，只能让自己的男人看到自己，不能在外抛头露面；女人唯一的幸福只能是伺候男人，为男人生孩子，不然死后会下地狱……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像热孜万古丽这样的优秀女性，她们没有被那些条条框框的枷锁锁住，她们为了自身的解放，为了像男人一样平等地创造、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奋斗。她们坚信“奋斗改变命运”、她们懂得“爱国无上光荣”、“愚昧遗恨终生”。
现如今，我们的民族文化又遇到了挑战，一些极端宗教思潮很猖獗。社会上一些奇谈怪论让人吃惊、忧虑：在有些地方，结婚不能唱歌、跳舞，不准娱乐！婚礼与葬礼已经很难区分了。还有些人居然说，所有人的婚礼都应该在清真寺举行……
试想一下，如果按那些人的极端思想搞下去，我们民族的音乐、舞蹈、绘画等等艺术门类都会连根拔起，全部消亡。难道说尤素甫·哈斯·阿吉甫、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艾力希尔·纳瓦衣、阿曼尼莎汗等先驱的求知火炬要在我们手里熄灭吗？要葬送我们追求进步求取新知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吗？我们决不答应。整个21世纪，是各民族争先恐后走在现代文明的康庄大道上的世纪，我们祖先曾希冀的梦想正在一个个地变为现实，让历史倒退的倒行逆施绝不能够得逞！
一些很有艺术天赋的孩子，本来可以通过特长生的专业考试，加上要求不必很高的文化课分数，就能够进入艺术类院校去深造，为民族培养出更多更好的艺术家或专业人才。这是党和国家为繁荣发展各民族文化所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可惜，有些家长的曲解偏见，说穿了是他们的愚昧，不同意孩子将来从事这些行业，这些孩子们就失去了深造、成材的机会。如果长此以往，我们民族优秀的音乐、舞蹈、绘画等等领域怎么还能后继有人？我们还能产生像康巴尔汗那样的舞蹈家吗？能产生像哈孜·艾买提、阿不都克里木·纳斯尔丁这样一些在世界上都有影响的大艺术家吗？
哈孜·艾买提的油画，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他在伊朗、土耳其、法国办过画展，他的画更走到了伊斯兰世界，得到了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为祖国、为自己的民族争了光。他就出生于一个宗教官吏的家庭。他的太祖父艾力江·阿吉是当时伊斯兰教宗教大师，他的父亲艾合买提·卡孜阿訇也是喀什有名望的宗教人士，难道他的父亲就不懂得这其中利害关系吗？从小允许他在墙上乱涂乱画，作为卡孜阿訇的他又是怎样考虑的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在文学艺术的春天到来，文学艺术得到空前发展繁荣的今天，还有这样极端思想披着宗教的外衣从文艺方面做文章，迷糊群众，企图又一次把人民群众引入文化荒漠中、黑暗中去，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历史的滚滚车轮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人类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也要发展自身。文化艺术在其中，就像空气和水一样。这个“哈拉木”（不清真），那个也“哈拉木”（不清真）地加以指责，不是同一个宗教或不信教的人生产出来的东西也不能用，那我们坐着去朝觐的汽车、火车、飞机是谁造的？连路也分“哈拉力”（清真）和“哈拉木”（不清真）的吗？人民币也分“哈拉力”和“哈拉木”的吗？显然这些极端分子别有用心地诱导一些无知的年轻人变成罪犯，把人民群众引入到黑暗的中世纪去，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无数的事实足以说明，只有选择了进步的方向，也就是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民族文化、民族的各项事业才能大力发展。在这一场有关发展与倒退，进步与愚昧，发展我们民族文化与葬送我们民族文化前途的殊死斗争中，热爱自己民族、有责任感的、有良知的正义之士绝不能坐视不管，也决不允许这些歪风邪气成了气候。
维吾尔古典文学的一大特征就是梦的性质，人们梦想着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人人过着和谐、幸福的生活。在过去的黑暗社会中，无论在文学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都渴望奇迹出现、美梦成真，但是梦想却总被现实所禁锢。当今，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飞速发展，很多人的梦想在今天得到实现，如果在这样的时代，还有人要把我们来之不易的生活破坏和毁灭，让我们失去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绝不答应！我们也决不允许！当下，全国人民都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奋发拼搏。我们维吾尔族是祖国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和其他民族一道，怀抱梦想和使命，在这个世纪洪流中做出自己卓越的努力，为中国梦的最终实现做出更大贡献！
星期三, 8月 07, 2013
维吾尔知识界的现状
作者：海来特·尼亚孜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363566.html
说到国内的维吾尔民族，许多人，也包括我们一些具有汉语教育背景的维吾尔人，都有这样一个误解，即维吾尔的知识界和知识分子都被伊斯兰宗教思想所控制，维吾尔民族的文化人都是宗教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认识，与目前维吾尔民族社会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究其原因，还是人们头脑中的惯性思维模式在作祟，没有看到一个多世纪以来维吾尔社会的深刻变化和发展。
不错，维吾尔民族自从信仰伊斯兰教之后，一般来说，社会上的所谓有知识的人，基本都是宗教学校培养出来的。公元十世纪末，维吾尔民族创建了伊斯兰世界上的第一所宗教大学，即喀什葛尔的萨其也买德列斯。紧接着，巴格达也创办了宗教大学。从那以后，维吾尔民族的宗教学校开始发达，几乎每个清真寺都有一个讲经班或是学校，乡村清真寺有讲经班，县城清真寺有宗教学校，东都喀什葛尔有宗教大学，形成了维吾尔民族独特的民族教育系统，大凡所有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包括历史上著名的诗人和作家，都是这些宗教学校培养出来的。
另外，维吾尔民族还有一个造就知识分子的途径，那就是传统的行万里路，伴随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周游当时可知的世界。我们不能小看这个传统的学习和积累知识的途径，因为在文字不太发达的古代，周游可知和未知的世界，是人类古代认知这个世界和积累传闻（知识信息）的主要方式之一，走得地方越多，见识越广。其中，著名的默哈穆德·喀什葛里，就是以这种方式获取知识的典型代表。
言归正传。自从1884年（这个年代我记不清了，请网友们核实一下）阿图什大商人木沙耶夫兄弟在阿图什县上阿图什乡依克萨克村创办了第一所维吾尔现代学校之后，这种宗教学校统治维吾尔教育的状况开始得到改变。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维吾尔富豪都开始出资，在全疆各地创办了许多所谓的“新式”学校。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一位我们维吾尔民族要永世感谢的伟大的塔塔尔现代女教育家——古兰丹姆，自己筹措资金，在伊犁和东疆的吐鲁番、奇台和哈密一带，创办了许多新式学校。至此，维吾尔人几乎没有花费政府的一分投资，完全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打造了民族现代教育的大厦，维吾尔民族已经初具现代教育体系，一举打破了宗教学校一统天下的维吾尔民族教育格局。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盛世才政府委派了一批优秀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到苏联留学，从此，维吾尔知识界就有了一个新概念——“塔什干其”。 “塔什干其”们学成回国后，大部分都各级政府和学校任职，立刻向维吾尔民族知识界吹来一股西方现代民主、自由和革新的清新春风，使维吾尔知识界比较彻底地摆脱了宗教教育的束缚，开始了维吾尔知识界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新文化运动。维吾尔知识界现代两位著名的牺牲者阿不都哈力克·乌依古尔和黎·木塔力甫，都是接受现代教育和“塔什干其”的教诲成长起来的，他们是为了反抗暴政、民族的觉醒和争取民主自由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而不是为了宗教利益。当代许多著名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比如托合提·巴克、依敏·吐尔逊和已经去世的买买提敏·阿不都许库尔，都在不同场合说过，“塔什干其”是我们当代绝大部分维吾尔知识分子的启蒙之师。以他们为主导，于上个世纪末，维吾尔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思运动，比较全面地讨论和解决了维吾尔民族社会转型期间的各种问题。真希望我们这一代维吾尔知识界人士再来这么一场更为深刻的反思运动。到时候，也希望维吾尔在线论坛将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当然，现代维吾尔知识界人士一般不干预宗教事务，因为他们明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使再小的麻雀，还是请屠夫来宰吧。
最近，记者有幸结识了几位从埃及艾孜哈尔等国外宗教大学留学回来的青年阿訇，其思想很开明，学识渊博，眼界开阔，而且也更为世俗，目前都是乌鲁木齐著名的汗腾格里寺、拜托拉寺（洋行寺）和枣园寺的助理主持阿訇或主持阿訇，讲经布道基本接近圣主的本意，也非常贴切地接近普通穆斯林的现代生活，努力解决穆斯林的各种现实问题。记者在感到庆幸的同时，也认为他们就是维吾尔宗教界的“塔什干其”，但愿这种“塔什干其”多一些，再多一些，遍布维吾尔民族所有的清真寺。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363566.html
说到国内的维吾尔民族，许多人，也包括我们一些具有汉语教育背景的维吾尔人，都有这样一个误解，即维吾尔的知识界和知识分子都被伊斯兰宗教思想所控制，维吾尔民族的文化人都是宗教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认识，与目前维吾尔民族社会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究其原因，还是人们头脑中的惯性思维模式在作祟，没有看到一个多世纪以来维吾尔社会的深刻变化和发展。
不错，维吾尔民族自从信仰伊斯兰教之后，一般来说，社会上的所谓有知识的人，基本都是宗教学校培养出来的。公元十世纪末，维吾尔民族创建了伊斯兰世界上的第一所宗教大学，即喀什葛尔的萨其也买德列斯。紧接着，巴格达也创办了宗教大学。从那以后，维吾尔民族的宗教学校开始发达，几乎每个清真寺都有一个讲经班或是学校，乡村清真寺有讲经班，县城清真寺有宗教学校，东都喀什葛尔有宗教大学，形成了维吾尔民族独特的民族教育系统，大凡所有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包括历史上著名的诗人和作家，都是这些宗教学校培养出来的。
另外，维吾尔民族还有一个造就知识分子的途径，那就是传统的行万里路，伴随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周游当时可知的世界。我们不能小看这个传统的学习和积累知识的途径，因为在文字不太发达的古代，周游可知和未知的世界，是人类古代认知这个世界和积累传闻（知识信息）的主要方式之一，走得地方越多，见识越广。其中，著名的默哈穆德·喀什葛里，就是以这种方式获取知识的典型代表。
言归正传。自从1884年（这个年代我记不清了，请网友们核实一下）阿图什大商人木沙耶夫兄弟在阿图什县上阿图什乡依克萨克村创办了第一所维吾尔现代学校之后，这种宗教学校统治维吾尔教育的状况开始得到改变。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维吾尔富豪都开始出资，在全疆各地创办了许多所谓的“新式”学校。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一位我们维吾尔民族要永世感谢的伟大的塔塔尔现代女教育家——古兰丹姆，自己筹措资金，在伊犁和东疆的吐鲁番、奇台和哈密一带，创办了许多新式学校。至此，维吾尔人几乎没有花费政府的一分投资，完全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打造了民族现代教育的大厦，维吾尔民族已经初具现代教育体系，一举打破了宗教学校一统天下的维吾尔民族教育格局。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盛世才政府委派了一批优秀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到苏联留学，从此，维吾尔知识界就有了一个新概念——“塔什干其”。 “塔什干其”们学成回国后，大部分都各级政府和学校任职，立刻向维吾尔民族知识界吹来一股西方现代民主、自由和革新的清新春风，使维吾尔知识界比较彻底地摆脱了宗教教育的束缚，开始了维吾尔知识界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新文化运动。维吾尔知识界现代两位著名的牺牲者阿不都哈力克·乌依古尔和黎·木塔力甫，都是接受现代教育和“塔什干其”的教诲成长起来的，他们是为了反抗暴政、民族的觉醒和争取民主自由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而不是为了宗教利益。当代许多著名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比如托合提·巴克、依敏·吐尔逊和已经去世的买买提敏·阿不都许库尔，都在不同场合说过，“塔什干其”是我们当代绝大部分维吾尔知识分子的启蒙之师。以他们为主导，于上个世纪末，维吾尔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思运动，比较全面地讨论和解决了维吾尔民族社会转型期间的各种问题。真希望我们这一代维吾尔知识界人士再来这么一场更为深刻的反思运动。到时候，也希望维吾尔在线论坛将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当然，现代维吾尔知识界人士一般不干预宗教事务，因为他们明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使再小的麻雀，还是请屠夫来宰吧。
最近，记者有幸结识了几位从埃及艾孜哈尔等国外宗教大学留学回来的青年阿訇，其思想很开明，学识渊博，眼界开阔，而且也更为世俗，目前都是乌鲁木齐著名的汗腾格里寺、拜托拉寺（洋行寺）和枣园寺的助理主持阿訇或主持阿訇，讲经布道基本接近圣主的本意，也非常贴切地接近普通穆斯林的现代生活，努力解决穆斯林的各种现实问题。记者在感到庆幸的同时，也认为他们就是维吾尔宗教界的“塔什干其”，但愿这种“塔什干其”多一些，再多一些，遍布维吾尔民族所有的清真寺。
“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及对策
作者：吴福环
来源：200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三个主义”指的是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
民族分裂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极端地强调本民族的利益，把本民族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和其他各民族利益之上，打着民族的旗号，制造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是在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影响下，在新疆特定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条件下形成的，以搞“东突厥斯坦独立”为目的，妄图把新疆从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分裂出去的一种反动政治主张、反动社会思潮和反动现实行动。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政治纲领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思想体系包含：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观、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观，以“东突厥斯坦独立论”为核心的国家观，杜撰歪曲篡改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以“共同突厥文化论”为基本特征的文化观，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
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传入新疆，与当地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的分裂活动相结合，产生了新疆民族分裂主义。20世纪30年代，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发展成为以“东突厥斯坦独立”为旗号的民族分裂政治行动。从而成为在新疆制造动荡和战乱的最主要的反动政治思想和反动政治势力。
宗教极端主义是把宗教和宗教利益视为至高无上，以世俗社会彻底宗教化为目的的一种社会政治主张、社会思潮和行动。宗教极端主义在本质上不是宗教信仰问题，而是政治主张、政治目标和政治活动问题。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又称“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它是以伊斯兰原教旨为旗号，打着“振兴伊斯兰教”的幌子，大肆宣扬和鼓吹“圣战”，排斥一切“异教徒”和世俗政权，企图建立以宗教领袖为首脑、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政教合一的政权，使一切社会生活都彻底伊斯兰化。历史上曾经有过各种形式的宗教极端主义或原教旨主义。当代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或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则是20世纪60—70年代在中东产生，并在1979年伊朗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中取得区域性胜利，而且至今仍在不断勃兴、扩散的一种强劲政治主张、社会思潮和政治行动。
新疆的伊斯兰教有着长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历史上曾经有过宗教狂热、发生过宗教战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泛伊斯兰主义传入新疆。新疆近现代史上的民族分裂活动都曾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新疆当代的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由中东、南亚、中亚传入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宗教极端主义传入新疆后，很快就与民族分裂主义结合一起，成为民族分裂主义欺骗煽动信教群众的幌子。
暴力恐怖主义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组织、团伙或个人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采取爆炸、暗杀、绑架、劫机、纵火、投毒等暴力手段，对特定或非特定的人员、场所、设施等进行攻击、杀害、破坏，从而制造社会恐怖的一种极端政治主张和极端行为。一般认为，20世纪70——80年代，暴力恐怖主义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起来，并呈现出上升和扩散态势。当今世界，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往往采用暴力恐怖主义的手段和方式。
20世纪90年代初，暴力恐怖主义传入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暴力恐怖主义相结合，形成了罪恶的“三位一体”。1990年4月发生的“巴仁乡反革命暴乱”事件是“三个主义”合流的重要标志。“三个主义”中，民族分裂主义是核心，它的要害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论”；宗教极端主义是蒙蔽和煽动群众的重要旗号；而暴力恐怖主义则是其在一定时期的主要破坏手段和行动方式。
长期以来，新疆教育领域就是“三个主义”渗透的重点，它所造的危害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本身，既直接影响了新疆当前的稳定，还深刻地影响到新疆未来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社会稳定和发展态势，是当代新疆潜在的最主要的不安定因素。
一、“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基本情况
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从国内方面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以后，我们党纠正了“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左的政治错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国各地各部门落实党的政策，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地富分子和右派分子摘帽，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得以落实。在这一过程中，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问题的请示》。其后直至198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进行了对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和错划人员的复查改正及安置工作；在文革期间参加“东突党”的绝大多数人员也予以甄别，安排了工作；还对在50年代因参加反革命暴乱被判刑的一些“反革命分子”予以平反、安置。这种“一风吹”，现在看来，是有失误的。新疆50年代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和70年代对“东突党”的处理，总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存在扩大化的错误。被平反、甄别、安排了工作人中的少数人，实际上当时就确实有分裂祖国的反动思想、有的还有反革命民族分裂活动。平反了、出狱了，但其思想并未得到改造。有的人被安排到文化教育部门。他们利用工作之便，通过讲课、作报告、写书、写文章，一有机会就宣扬民族分裂的思想、理论。这方面的典型人物是：出狱后被安排到新疆大学中语系当教师的阿吉亚阔甫、出狱后被安排到自治区文联当专业作家的吐尔贡·阿尔玛斯和出狱后被安排为叶城县最大的清真寺（加米清真寺）当依玛木（主持），后来又被选为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常委、叶城县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叶城县政协副主席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阿吉。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反华势力利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机，加紧对我进行渗透，针对我国搞“西化”、“分化”，各种社会思潮涌入。在其影响下，整个80年代，我们国内几度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核心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种情况在新疆的表现则具有自身的特点。70年代末，以1979年伊朗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胜利为标志，出现了世界性的伊斯兰教复兴浪潮，中东、西亚、中亚、南亚等地相继出现伊斯兰教的复兴和扩散，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在各地泛滥。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到新疆，加之我们在落实宗教政策过程中一度出现的管理工作跟不上，使得文革后新疆少数民族群众正常的宗教信仰“反弹”、宗教活动恢复后来在一些地区一度发展成宗教狂热，宗教极端主义通过各种渠道向新疆大举渗透。在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前苏联仍以毗邻新疆的中亚为基地，继续对我进行颠覆性宣传。
境内外的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就是利用上述的国内外形势，加紧了对新疆社会各层面，特别是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其主要表现是：
1、歪曲新疆历史，煽动狭隘民族情绪、反汉排汉，鼓吹民族分裂，宣传宗教极端意识，在校内信教、传教。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大量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通过非法印刷制作、邮寄、传播反动书籍、报刊、音像制品；书写、张贴反动标语、传单、小字报；利用课堂、报告会等形式，歪曲新疆历史、鼓吹民族分裂、宣扬宗教极端意识，叫嚣“圣战”、煽动狭隘民族情绪、鼓动反汉排汉；在课堂上、校园内、学生宿舍宣教讲经，鼓动师生穿戴具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服饰，甚至离校出走或非法出国朝觐；在各种非正规场合散布、传播对社会不满和具有明显民族分裂倾向的言论；境外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则向学校邮寄反动书报、利用电台进行“空中”反动宣传渗透、拉拢诱惑出国师生。
70年代末80代初起，全疆各地，特别是南疆，宗教极端势力的非法宗教活动对中小学的渗透十分严重。一方面是引诱中、小学生到地下经文班点学经文的情况较多。据喀什地区1981年统计，全地区有教经点588处，仅叶城县就有312处，学经人员5617人，其中在校中小学生1761人，占38.8%；伽师县有教经点85处。喀什地区1981年3月以后半年多时间，弃学念经儿童就从4000人增加18000人。宣传、教育、宗教等部门做了一些工作，但收效不明显。从1988年3月至该年底，喀什地区查知的学经人数从3006人增加到4000人。另一方面，是宣扬迷信和宗教极端的小册子、传单等泛滥，扰乱人心、破坏社会稳定和学校的正常秩序。如：1981年5月中旬，喀什市发现由土耳其寄来的名为“遗训书”的维文反动传单，假借“穆罕默德守墓人谢依哈买提”的名义，进行造谣、恐吓。说什么上一星期“死16000人中没有一个真正的穆斯林”，“现在出现世界末日到来的迹象，（你们）不要因背叛上帝而犯罪”；煽动“通知我们的信徒，将此遗训的内容传播给各地每一个人”，“凡是听到遗训而不抄发者，将成为罪人”，“不相信者是卡甫尔（异教徒）”，扬言“对异教徒不能手软”。该反动传单几经翻印，很快传遍了喀什各县市和克州、阿克苏、巴州、和田、乌鲁木齐等地，在一些地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恐慌。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将传单翻印后沿街散发，有的制成录音在公共场所播放，煽动宗教狂热，鼓励排斥异教徒（主要指汉族人）。一些学校也深受其害，喀什、库尔勒等地都有中小学生撕毁汉语课文、撕或烧毁红领巾、不去学校上学等现象发生。喀什一中有2个班的学生集体向老师告别，等待“世界末日来临”。学生去清真寺做“乃玛孜”（礼拜）的人数大幅度增加。有个别的阿訇在青少年学生中煽动说：“我们要为宗教而战，让汉人死于水中”，还诬蔑红领巾是“把人拉到地狱的绳索”，致使一些学生把红领巾和政治课本、汉语课本都烧了。
80年代民族分裂主义向高校渗透的“重灾区”是新疆大学。原新疆大学教师阿吉亚阔甫（于2001年死亡）是一个老牌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1980年“落实政策”时，阿通过各种渠道被安排到新疆大学作教学、研究工作。他到新大不久，就在学校小礼堂连续作了三场“学术报告”，大肆宣扬“维吾尔从来就是有自己的祖国的”、“新疆自古是独立的”等分裂主义思想，毒害青年学生和教师。接着，他以收集历史资料为名到南疆各地，广泛与一些老民族分裂分子接触、密谈。并在一些人的支持下，先后在喀什、阿克苏作了长达数小时的反动“学术报告”，公开讲：“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维吾尔人在历史上就有自己独立的祖国”，“长城以外从来就是独立的地方”，号召“维吾尔人要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要起来书写自己的历史……”等等。阿吉亚阔甫的“报告”，在新疆大学和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有害的影响。受他的提示，1980年5、6月间，新疆大学历史系两个高年级少数民族班学生私下刻印穆罕默德·伊敏的《东突厥斯坦历史》，这本歪曲新疆历史、鼓吹“独立”的大毒草，流向社会后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更严重的是，有的毕业生工作后，在中学课堂上公开向学生宣讲该书的内容。
80年代，新疆高校有多名赴土耳其等国探亲的教师被境外民族分裂组织拉拢、策反，有的人在外不归，成了民族分裂组织的骨干。境外以艾沙为首的民族分裂主义集团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对新疆高校进行渗透。他们利用回新疆探亲访友人员中的一些不法分子收集我有关情报，散布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境内外民族分裂组织、个人向新疆高校投寄、传播反动书刊、非法宗教宣传品的情况比较严重。同时，高校校园内也不断发现有张贴和书写的煽动民族分裂、反汉排汉、鼓吹民族独立内容的反动标语、传单、大小字报、匿名信等。
受上述各方面的影响，80年代中后期，新疆大学少数民族学生的社团组织“天山儿女诗社”、“大学生科学文化协会”先后搞了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的活动。如他们上演的话剧《追忆》，台词中有这样的话：“喂，贫苦的维吾尔，觉醒吧，不要再睡大觉，你已是一无所有，最多豁出命一条，如果你不拯救这死亡的命运，啊，那你将凶多吉少，凶多吉少”。这是明显的影射和煽动。新大“大学生科学文化协会”头目正是1988年“6·15”事件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2、建立发展民族分裂组织、团伙。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向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学校的师生中建立、发展民族分裂组织、团伙。20世纪80年代，新疆教育领域中师生建立民族分裂组织、团伙主要发生在喀什、和田两地的部分中学。如：1981年喀什市一些在校中学生、中专生成立了“中亚西亚维吾尔斯坦青年星火党”；1986年叶城县成立了由某乡团委书记为头目，有县小学教师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天山民主联盟”，其后又在莎车师范学生中发展成员；1986年叶城县一中的少数学生成立了“天山青年组织”；1988年喀什地区维吾尔高级中学高二年级的15名学生密谋成立了“母系突厥解放组织”；1988年喀什地区维吾尔高级中学的5名学生成立了“阿塔土尔克解放组织”；1988年和田地区墨玉县一中的4名学生成立了“TBT”（“腾格尔塔格联盟”或“天山联盟”），此年墨玉县一中又有13名学生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民族解放党”；1989年于田县兰杆乡中心小学一教师与他人共同成立“救国协会”，墨玉县某小学教师涉嫌组建“金圈伊斯兰”组织。另外，阿克苏师范学校、喀什师范学院都有师生建立或参加民族分裂组织的情况。上述反动组织、团伙的建立，从时间上看，主要是80年代后期；从地域上看主要是喀什、和田两地区；从学校级别上看主要是中学。分析起来，这种情况主要是与80年代初期喀什、和田发生的几起骚乱、暴乱事件有关，与非法宗教活动的泛滥以及境外反动宣传品的大量流入有关。值得重视的是，一些在中学参加了民族分裂组织的学生，高中毕业后，不少人考入了新疆或内地的大中专院校，继而在高校中发展成员，进行活动。甚至有在中学参加分裂组织，案破被判刑的人，刑满出狱后，又伪造档案、隐瞒身份，混入区内外高校学习的。
3、煽动组织群众性动乱闹事，危害安定团结。80年代初，南疆先后发生了数起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闹事骚乱事件和反革命武装暴乱。即：1980年阿克苏市“4·9”打砸抢骚乱事件、1981年叶城县“1·13”打砸抢骚乱事件、1981年伽师县“5·27”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1981年喀什市“10·30”打砸抢骚乱事件。上述四起恶性事件，参加者中有相当多是青年和在校学生，在有的事件中青年学生起了核心作用。如：伽师县“5·27”反革命武装暴乱，被抓获的157名成员中，最大的29岁，最小的15岁，80%以上是在校学生。仅该县一中就有59名学生参加了暴乱，其中共青团员44名。又如：喀什市“10·30”打砸抢骚乱事件，起组织策划核心作用的是“中亚西亚维吾尔斯坦青年星火党”反革命组织。该党成立于1981年8月，12名成员均为中学和中专学校的在校生，其宗旨是“通过文斗，促使维吾尔人民起来搞武装斗争，推翻黑大爷（汉人）政府，为建立独立的维吾尔国家而奋斗。”
而以高等院校大学生为主的群众性动乱闹事则集中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重点是新疆大学，也影响到乌鲁木齐市和南北疆的其它高校。主要的事件有：1985年“12·12”事件，1988年“6·15”事件、1989年5、6月间的动乱事件。这几起事件，都是新疆大学的少数深受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影响的大学生组织煽动新疆大学和其他高校的部分少数民族学生闹起来的。他们不听校领导、自治区领导的劝阻，上街游行，呼喊不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甚至是反汉排汉的口号，严重地破坏了新疆的社会稳定，在全疆全国造成了恶劣影响。
1985年的“12·12”事件是20世纪80年代新疆教育领域特别是大专院校思想政治方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迫不急待地跳出来，公开煽动群众（主要是大专院校的青年学生）与党和政府对抗。事件的社会影响极为恶劣，严重危害了新疆的社会稳定。“12·12”事件发生后，乌鲁木齐市和全疆各地煽动民族分裂和反汉排汉、破坏国家统一的标语、传单、匿名信等大幅度增加，主要内容是：“汉族滚出新疆去”、“新疆要独立、要自由、要主权”、“新疆独立万岁”等。以艾沙为首的境外民族分裂主义集团十分关注“12·12”、“6·15”事件。事件发生后，艾沙即派人到新疆刺探情报，并在土耳其搞“募捐声援”活动和集会游行。疆内其他高校以及北京、上海、西安、兰州等地高校中的一些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也有上街游行声援“12·12”事件和“6·15”事件的。
1990年1月至2001年12月这一阶段是境内外“三个主义”合流，暴力恐怖活动猖獗的时期。同时又是“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加剧，各种名目的民族分裂组织大量滋生，宗教对学校的影响扩大的时期，是“三股势力”与我们激烈较量、激烈争夺的时期。
1990年4月，发生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的以民族分裂为目的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是这一阶段的明显标志。这表明“三个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式合流，暴力恐怖活动成为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主要手段。“巴仁乡事件”之后，在整个90年代，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南北疆各地搞了200多起暴力恐怖活动，包括爆炸，暗杀、投毒、抢劫等，致使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受他们残害的主要是无辜的汉族群众、少数民族基层干部、少数民族爱国宗教人士和解放军战士、武警官兵。
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后十年世界的重大事件。原来多民族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特别是新疆周边的原苏联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于1991年先后独立，对新疆的影响很大。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认为，苏联的解体为他们搞分裂带来了希望，他们加紧了分裂活动。同时，“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当作他们的主要“敌手”，为遏制中国而大搞“西化”、“分化”战略。新疆是他们“分化”中国战略的重点。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在他们的支持下，加紧聚合，明确提出了“知识化，年轻化、武装化、国际化”的方向。他们宣称：“必须争取有知识的人，必须在高校中发展力量”。各级各类学校成为民族分裂势力渗透和争夺的重点。
这一阶段，“三个主义”向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主要表现是：
1、更猖狂地进行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宣传、煽动。进入90年代，由于新疆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对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三个主义”对教育领域的渗透变得更加隐蔽（高校尤其如此）、同时也更加猖狂（中小学更为突出）、更加广泛（扩及的中小学面相当大）。利用书刊和课堂，歪曲新疆历史，鼓吹民族分裂，煽动狭隘民族情绪，鼓动反汉排汉，宣扬宗教和宗教极端思想，在校内讲经传教、叫嚣“圣战”，损毁国旗、宣传栏、领袖像，张贴反动标语、传单的事屡有发生。特别是非法印制、传播反动书刊、音像制品，收听境外电台的反动广播，个别教师在课堂上宣讲宗教和散布对社会不满、具有明显分裂主义倾向的言论，少数学生宗教意识强烈，在校园内、宿舍中搞宗教活动。种种现象，十分严重。这方面的案例之多，数量之大，范围之广，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省，促人反思。据新疆公安厅有关人员介绍，仅90年代后期以来的几年间，全疆就收缴宣传民族分裂、非法宗教和“圣战”的各种印刷品上百万册、录音带、录像带100多万盒，光和田地区就收缴了30多万册（盒）。最近几年，境外民族分裂组织又通过Inter网向新疆发布反动信息，进行反动宣传，加紧对新疆大中专院校的渗透。
1991年，根据自治区党委的安排，各高校开展对吐尔贡·阿勒玛斯所著《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三本书的批判。这三本书出版于1986年至1989年，其主要的政治错误是歪曲新疆历史，鼓吹新疆在历史上就是独立的，维吾尔人在历史上就是独立的；把历史上中国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描写成敌对关系、战争关系；把历史上少数民族中主张国家统一、各民族和睦的人物说成是“叛徒”，而把反对统一，主张分裂的人物说成是“英雄”。三本书出版后，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学校师生中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在批判“三本书”的过程中，新疆大学的少数师生有明显的不满情绪和对抗情绪，也有一些人思想上不理解。如历史系某民族教师因积极投入对“三本书”的批判，在校内外作过多次批判发言，就被某些人嘲讽为“风派人物”，甚至辱骂他是民族败类。历史系、政治系、中语系、法律系、汉教部都发生过毁损、涂改批判“三本书”的标语、校报、在专题报告会上起哄、鼓倒掌、私下继续传阅“三本书”的现象。新疆大学汉教部89级的少数学生聚在一起议论，说什么：从原始社会开始，维吾尔族就在新疆，那时侯哪有汉族人？现在批判“三本书”，就是对我们彻底否定，我们坚决不承认汉族人写的维吾尔族的历史，“三本书”才真正反映了维吾尔族历史的真实情况；汉族人是解放以后通过支边才来新疆的，过去汉族人写的历史说是汉族人民、维吾尔族人民共同开发建设了新疆，事实上维吾尔族才是开发、建设新疆的主体民族，汉族人并未做出贡献；现在，我们要对批判“三本书”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制，所有的标语、黑板报都要把它撕掉、涂掉，以沉默的方式对待汉族人的压力；在这一段学习、开会时，可在会场上起哄、喧哗、看其它书；我们要对汉族人写的历史书籍进行更改，甚至烧毁。新疆大学中文系的个别教师公然叫嚷：校领导做的“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报告是“错误的”、“反动的”。
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反华势力和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加紧了对新疆各级各类学校的反动宣传。“美国之音”、“自由亚洲”、“中亚细亚之声”等十多个电台使用英、汉、维、哈等语言，全天候播放以反华、反共，煽动民族分裂、鼓吹新疆独立为主要内容的广播节目，大肆对我进行“心战”宣传。新疆各级各类学校的一些师生收听了这些反动广播后，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和毒害。有的学生就是收听了这样的反动广播宣传之后，而走上民族分裂道路的。境外民族分裂组织、宗教极端组织加紧向新疆高校投寄宣扬民族分裂的反动报刊、传单，如：《维吾尔之声》、《东土耳其斯坦青年报》等。有的报纸上刊登有“巴仁乡反革命暴乱”骨干分子的照片，还把这些人称之为“民族英雄”，号召“用血的代价一代一代不息斗争来换取新疆的独立”。有的反动传单恶毒攻击新疆历任和现任少数民族领导是“民族败类”。一些反动书刊、报纸、传单、信件、手抄本、录音带、录像带在师生中广泛传播。有的是一个宿舍的学生互相传看、传听，有的是一个班内许多学生互相传看、传抄，有的教师把学生召到自己家中看宣扬宗教极端主义的录像带，听宣扬民族分裂主义的录音带。这导致高校和喀什、和田、阿克苏、伊犁、克州、巴州等地的一些中专和中小学里，张贴反动标语、反动传单的案件屡屡发生。
90年代，宗教极端势力向新疆各级各类学校的渗透加剧。有的宗教极端分子混进校园，在学生宿舍，甚至是教室里给学生讲经，有的学校教师宗教意识浓厚，竞在课堂上经常地利用上课的头10分钟向学生宣讲伊斯兰教。非法宗教书刊、音像制品在许多学校的师生中流传。受其影响，少数师生成了宗教的俘虏，在学校做“乃玛孜”（礼拜）、穿戴有宗教色彩的服饰。更有甚者，个别教师弃职离校，追随宗教；有的学生离校出走，“献身”宗教；有的学校一度出现部分女学生集体穿黑色衣裤、戴黑色头巾、口罩、黑眼镜，掀起一股“黑色旋风”。以上情况从大学到中专中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社会上一些人办的地下讲经班点，屡禁不绝，在喀什、和田、克州、阿克苏等地区，县县都有，每年都查处一批，但不久又滋生出来。这些地下讲经点引诱了相当多的青少年儿童去学经，成为地下“塔里甫”（经文学生），其中中小学在校生占大多数，年龄最小的儿童只有4、5岁。如喀什地区1998年查处地下经文点60余处，地下“塔里甫”5000多人，1999年又查出地下教经点81处，在校学生参加学经的2521人，在校学生“封斋”、做“乃玛孜”的576人。又如，和田地区1997年查出地下教经点107处，学经人员872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小学生。和田地区墨玉县1998年查出地下教经点47处，学经人员432人，其中青少年占了97%；该县2000年查出一处地下教经点，有86名少年儿童在此学经。墨玉县还查出过一个地下电化教经点，学经人员40多人，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6岁。
2、在师生中大量建立和发展民族分裂组织、团伙。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疆的民族分裂组织、团伙大量产生。就教育领域而言，大专院校里有、中等专业技术学校里有、不少地区的中学里也有，并且呈现出不断滋生的态势。这类民族分裂组织大都冠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或什么“党”、什么“联盟”、什么“阵线”、的名称，其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色彩十分浓烈。这些组织的成员，有的几个人，有的十几人、几十人，多的达一、二百人。既有完全由学生组成的，也有学生和社会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相勾结而建立的。这些组织大都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纲领，即分裂祖国，实现“东突厥斯坦独立”或“新疆独立”。这些民族分裂组织大都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有领导机构和领导人、有吸收新成员的条件、程序，有的组织还要求其成员宣誓、交纳组织费。如“东突厥斯坦星火联盟”这一民族分裂组织的成员，在“誓词”中必须宣称：“我志愿加入联盟，执行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为组织献出终身，绝不背叛组织。如果背叛组织，让真主惩罚我。”由境外渗入而在新疆大中专院校发展起来的宗教极端组织“伊扎布特”，则要求其成员在加入前必须接受“授课”培训、正式加入时要“宣誓”，成为正式成员后要交纳“组织费”，还必须承担再发展成员的任务。凡此种种，都是在突出和强化“组织”的作用。而这正是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搞“知识化、年轻化”的最重要的措施。90年代以来，新疆各高校和阿克苏、喀什、和田、乌鲁木齐等地的一些中专、中学，几乎每年都有因建立或参加民族分裂组织的在校生被依法惩处，问题之多，危害之大，令人震惊。
新疆各高校中，新疆大学这方面的敌情最为严重，喀什师范学院、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医科大学、和田师专等学校也比较严重。既有高校学生在校内建立民族分裂组织、团伙的，也有在校生参加社会上的民族分裂组织、团伙的，还有在校大学生利用假期回到家乡原籍组建或参加民族分裂组织的。
90年代新疆大学的学生建立和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有：“东土耳斯坦民族解放组织”、“青狼青年联盟”、“阿扎马提”（意为“公民”）、“TBT”（“天山雄鹰联盟”）、“ATT”（“满月七星”）、“东土耳其斯坦子弹”、“兰狼解放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伊斯兰党”、“追求幸福者协会”、“伊扎布特”等。喀什师范学院学生建立和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有：“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民族联盟”、“雄鹰”、“民族解放组织”、“共同进步会”、“TBT”、“紫光”、“东土耳其斯坦星火联盟”、“兄弟会”、“山旦勒”（意为“铁砧”）等。新疆医科大学学生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有“阿扎马提”、“东土耳其斯坦民族解放党”、“东土耳其斯坦合作小组”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年至2001年，新疆医科大学有44名学生因为参加或涉嫌参加民族分裂组织而被国家公安、安全机关审查，涉嫌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达到十几个。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生成立或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有“昆仑通讯协会”、“青年星火联盟”（维吾尔青年联盟）、“天山号角”（又称“天山信号”）等。
在中学、中专层级上，民族分裂组织大量滋生的地区主要是阿克苏、喀什、和田等。阿克苏地区90年代各级各类学校师生建立或参加的民族分裂组有数十个，涉案成员数百人。其组织名称主要有“青狼青年联盟”、“伊斯兰足迹者党”、“泉”、“新星火联盟”、“新疆绿光青年联盟”、“觉醒”、“觉醒青年联盟”、“回声”、“东土耳其斯坦进步党”、“足迹者党“、“青松”、“东土耳斯坦开创伊斯兰”、“青狼”、“东土耳其伊斯兰”、“自由组织”、“伊斯兰反对党”、“伊斯兰战斗队”、“伊斯兰组织”等，成员大多数是在校学生。特别是阿克苏师范学校，自1985年到1994年的十年间，学生中就成立了27个民族分裂组织，这还是被破获的数目。主要涉及的中学有阿克苏地区一中、阿克苏市七中、沙雅县一中以及库车、新和、乌什的个别中学。喀什地区的中学、中专师生建立或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也达到数十个，涉案成员也在数百人以上。其组织名称主要有：“新月”、“消灭优惠条件下颓废联盟”、“青年建设者启蒙联盟”、“时代儿女”、“野狼”、“东土耳其斯坦真主党”、“恒心”、“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党”、“东突厥斯坦真主党”、“伊斯兰武装组织”、“宗教伊斯兰”、“伊斯兰党”、“夏依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独立党”等和一批分裂性团伙。涉及的主要中学、中专有：喀什地区维吾尔高级中学、麦盖提县一中、三中、泽普县石油一中、叶城县一中、伽师县一中、英吉沙县三中、莎车师范学校、喀什地区技工学校、喀什成人教育学院，以及疏附县、巴楚县的个别中学。和田地区中小学教师和中学生建立和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有十余个，涉案人员上百人。其组织名称主要有：“TBT”（“天山雄鹰联盟”）、“救国协会”、“金圈伊斯兰”、“东土耳斯坦民族解放党”等。涉及的学校主要有墨玉县一中、于田县中学、和田地区师范学校等。
在最近几年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向新疆大中专院校渗透的过程中，“伊扎布特”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且庞大的组织。“伊扎布特”，即“伊斯兰解放党”，是1953年在沙特阿拉伯成立的一个跨国伊斯兰极端组织。该组织鼓吹泛伊斯兰主义，公开宣称要建立世界统一的伊斯兰哈里发国家。由于其宗旨和活动的极端性，在沙特和许多阿拉伯国家都被取缔。苏联解体后，该组织进入中亚，获得较快发展，并于1998年1月开始向新疆渗透。进入新疆后，该组织采用“细胞繁衍”、滚动发展的方式，短短几年内就在新疆高校迅速生成。截止到2002年1月，仅被我公安机关掌握的“伊扎布特”成员已有300多名，受其影响的达2000多人，其中大多是学校师生，涉及到十余所大专院校、十余所中学和中专。新疆“伊扎布特”组织的骨干人员伊布拉音·乌斯曼是原新疆工学院建工系90级毕业生，1995年毕业后到土耳其上了两年学，归国后在乌鲁木齐市以办学讲课（阿拉伯语等）的方式发展“伊扎布特”组织。该组织规定，凡加入者都要举手宣誓。该组织向成员和发展对象传播宣扬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主义的书刊，如《伊斯兰章程》、《路》、《伊斯兰之国》、《你是谁》、《觉悟与意识》、《古兰经训诫》等数十种。以此作为教材，对发展对象进行单人或分小组的授课。授课内容主要包括：要认识“安拉”（伊斯兰教唯一的神，又称“真主”）的存在，坚持每天做五次“乃玛孜”（礼拜）；要坚决消灭异教徒，树立穆斯林大旗；要加强学习，掌握知识，提高宗教活动能力，达到“圣战”的目的；要加强体能锻炼，筹集资金，购买枪支，通过“圣战”最终把异教徒全部消灭。由此不难看出“伊扎布特”的真实面目和邪恶本质。该组织向各级学校渗透、发展成员的作法是：先利用上述反动教材，以个别授课的方式向学生灌输宗教知识和“伊扎布特”组织的极端宗教思想，将其培养发展成为“伊扎布特”组织的成员。一旦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就必须参加宣誓并交纳组织费。然后这些正式成员再在校园中物色新的对象，仍然采取个别授课的方式继续发展下线成员，形成一种扇形的滚雪球式的组织扩张。“伊扎布特”的宗教极端思想对大中学生的毒害很深，因其具有十分明显的民族分裂，反汉排汉性质，所以危害又十分巨大。“伊扎布特”不仅在乌鲁木齐地区各高校发展成员，而且把非法活动扩展到全疆各地，并把黑手伸向中学和中专学校。2000年自治区公安厅抽调干警连同各有关高校公安处的一些干部共同组成“4·10”专案组，经过一年的调查，至2001年底，共查实十余所高校（包括乌鲁木齐、喀什、和田等地高校）涉案“伊扎布特”组织的学生200多名，其中“宣誓”加入的140名，接受该组织反动宣传的上百名。情况比较严重的是新疆大学、新疆工学院（2000年12月30日与新疆大学合并）、新疆医科大学、和田师专与和田维吾尔医专等。2001年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组成的“6·6”专案组，又查实了涉案“伊扎布特”组织的十几所中专学校的100多名学生。经过两年多的清查、打击，和对涉案学生的教育挽救，“伊扎布特”的活动有所收敛。但到2002年下半年，又出现了“反弹”，仅新疆大学就查出参加“伊扎布特”活动的学生37人。
3、有师生参与的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暴力恐怖案件时有发生。90年代，新疆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搞的爆炸、暗杀、投毒、放火、抢劫等暴力恐怖事件频频发生，严重危害了新疆的社会稳定和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其中有些案件就有在校师生参与。如，1994年阿克苏地区发生“7·18”爆炸案，该案是一个由6人组成的民族分裂组织策划并实施的，这6人中有4人是中小学教师。1998年5月23日至5月25日，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策划组织在乌鲁木齐市8个商业网点实施了15起纵火案。新疆9所高校的68名学生参与了纵火犯罪活动或者涉案知情。新疆大学就有8个系的35名学生与案件有关或知情，其中一名中文系的维族女生，受境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唆使，在“5·23”系列纵火案中亲自投放纵火装置，构成放火罪。又如，伊犁地区某中学化学老师，在学校的实验室里为民族分裂分子配制炸药。某中学物理老师为民族分裂分子装制定时炸弹。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财经学院都查出过学生在宿舍里藏有配制炸药的物品和配方。
进入90年代，由于国内、新疆自治区内政治大局稳定，也由于新疆教育系统特别是各大专院校党组织进行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从而保证了高校的稳定，没出大的乱子。但是也偶尔发生有小规模的闹事或闹事苗头。如1992年、1993年、新疆工学院、新疆大学的部分少数民族应届毕业生对毕业分配去向不满，意欲集会、游行，经校系领导做工作未遂。这几年，还有的高校，少数学生为伙食问题、奖助学金未按时发放问题、不能正常毕业拿到毕业证的问题、学生伤病问题等而意欲闹事，均经学校教育说服。1995年，新疆财经学院个别学生以本校一名维吾尔族女生因病死亡为由，组织本校7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到自治区人民政府礼堂公开念经，严重扰乱了乌鲁木齐市的社会秩序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正常工作。2001年，新疆医科大学上百名少数民族学生集体签名上书校领导，袒护一名因打架受到学校处分的民族学生，显然是有人串联所为。在伊犁地区的个别县，还有部分学校教职工集体签名上书，公然为因参与暴力恐怖活动而被我司法机关逮捕并判处死刑的民族分裂主义骨干分子鸣冤叫屈。
二、“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途径方式、特点和规律
在系统考察了“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历史发展和主要情况之后，有必要认真分析其渗透的途径方式、特点和规律，以便于我们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途径方式
1、境外民族分裂主义组织和国外敌对势力通过邮寄和偷运反动书籍、报刊、音像制品、电台广播、国际互联网和人员交往、收买、策反我出国师生，加紧对新疆教育领域进行渗透。
2、新疆境内的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利用种种手段引诱拉拢学校师生参加民族分裂组织、团伙，进行民族分裂活动甚至暴力恐怖活动；招诱在校学生到地下经文班点学经，甚至窜至学校讲经传教。
3、极少数具有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宗教极端思想的教师，利用学校的课堂、讲台或在宿舍、校园向学生宣扬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宗教极端思想，或进行非法宗教活动。
4、社会环境与家庭的影响。学校不是世外桃源，学校师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20世纪百年间新疆的政治变迁、社会演变，特别是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所搞的一系列暴乱、骚乱、闹事，他们的宣传鼓噪，以及一些地方曾一度出现的宗教狂热、谣言流传、反动书刊和反动音像制品的泛滥，一些人在非公开场合或茶余饭后散布的不满现实或恶毒攻击的言论……凡此种种，无一不对生活其中的师生产生潜移默化的渗透和影响。
（二）“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若干特点
1、历史影响的延续性和顽固性。
2、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集中在意识形态战线，主要涉及新疆的历史以及各民族的语言、文化等方面。
3、渗透手段、方式的多样性、狡诈性和隐蔽性。
4、组织化、暴力化倾向明显。
5、渗透对象的重点化、知识化，同时逐渐呈现出低龄化、女性化趋势。
（三）“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一般规律
1、与国内外政治的“大气候”密切相关。当这种“大气候”适宜的时候，“三个主义”对教育领域的渗透就加剧。
2、与我们的各级领导，特别是教育战线上的各级领导的立场、态度密切相关。当我们的某些领导立场不坚定、态度不明朗、旗帜不鲜明的时候，“三个主义”对教育领域的渗透就加剧。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学校（单位）的领导立场动摇、态度暧昧，那个地方、那个学校（单位）“三个主义”的渗透就严重。
3、与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管理工作，特别是新疆各级各类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学生管理工作的状况密切相关。当我们某个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学生管理工作薄弱的时候，“三个主义”对这个学校的渗透就加剧。
4、与学校的地位、重要性、社会影响力密切相关，与“三个主义”的历史发展、历史影响密切相关。一般说来，地位重要、社会影响力大的学校，如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喀什师范学院和各地的师范类大中专院校，各地（州）、县（市）的少数民族中学特别是管理薄弱的学校，是“三个主义”渗透的重点；农村中小学则是宗教极端主义渗透的重要对象。
三、“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危害与原因
1、严重“污染”校园文化、严重毒害学校师生特别是少数民族青少年儿童的思想和心灵。
2、导致相当一部分少年儿童辍学，离校去地下讲经点学经。在大中专院校则是极少数学生离校出走，有的去搞非法宗教活动，有的甚至通过各种手段离境出国，投入境外民族分裂组织、宗教极端组织、暴力恐怖组织的怀饱。
3、受“三个主义”的毒害，特别是在地下经文点、习武点受到反动思想教育后，一些学生思想深处发生恶变，他们在中小学毕业或者大中专毕业走出校门后，遇有适当时机或突发性事件，很容易受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蛊惑煽动，参与分裂活动和打砸抢骚乱或反革命暴乱。
4、受“三个主义”的毒害，少数大中专学生和中学学生及个别教师组建或参加民族分裂组织、团伙，有的人发展演变成为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的骨干或头目。
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三个主义”的猖獗和合流，及其对新疆教育领域的猖狂渗透，绝不是偶然的，这既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也有国际国内大气候的影响、还有局部地区、学校自身小气候的环境氛围的作用；既有客观因素，也有我们工作中的失误等主观原因。
从国际大气候方面来分析，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变得异常复杂，有许多因素都直接导致或刺激新疆“三个主义”的产生和肆虐。
1、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重大挫折，处于低潮。我们党和国家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等都受到严重的挑战。
2、导致前苏联、南斯拉夫解体和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出现严重冲突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特别是毗邻新疆的原苏联中亚地区五国独立、车臣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库尔德人运动、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分离战争，以及西班牙巴斯克人、英国北爱尔兰人、加拿大魁北克人争取独立的运动等。
3、宗教极端主义主要是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兴起与猖狂，尤其是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在毗邻新疆的中东、中亚、南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的疯狂活动，以及由宗教极端主义而引发的冲突和战争。
4、国际性或地区性暴力恐怖主义和恐怖活动的猖獗，特别是本·拉登的“基地”恐怖组织在毗邻新疆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大肆活动。
5、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把社会主义中国视为最大敌人，对我搞“西化”、“分化”战略。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内的一些官员明里暗里接见境外“东突”组织头目，借口“人权”干预我国内政。美国等国的情报机构、宣传部门和一些团体对境内外新疆民族分裂势力提供多方面的资助、支持和指导。国际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机构和团体乃至一些国家的官员政客也对新疆的“三个主义”、“三股势力”给予支持。
6、散布在西亚、中亚、欧美等地的数十个新疆民族分裂组织，在西方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加紧聚合、加紧活动，利用电台、报刊、书籍、音像制品、互联网、派人潜入等途径和方式大肆对新疆进行“三个主义”的渗透，教育领域（特别是大中专院校）是他们渗透的重点，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是他们争夺的主要对象。
从国内原因来分析，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政治气氛日益宽松，我们各级党组织在抓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有失误，思想教育薄弱淡化，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想、思潮纷纷传入，国内一些人（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发生了数起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
从新疆区内的原因来看，主要是：
1、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由于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过程中，放松了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和对信教群众的思想教育，导致宗教（主要是伊斯兰教）由恢复、反弹发展到部分地区出现宗教狂热。形成只有信教的自由，没有不信教的自由；只有宣传宗教的自由，没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反常局面。对教育领域和学校师生形成巨大的精神压力。
2、在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的过程中，“一风吹”有失误，把一部分没改造好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宗教极端主义分子放出来，给予“平反”、安置工作，放到文化教育部门，甚至不适当地给他们的过高的荣誉、地位、待遇，客观上为他们从事民族分裂活动、非法宗教活动或打着宗教旗号搞破坏活动提供了便利。
3、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中央个别领导同志的不恰当讲话，导致在新疆工作的方针上出现失误。突出表现就是大批长期在新疆工作的汉族干部调回内地，特别是南疆各地农村乡镇一级基本上没有了汉族干部，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被严重削弱，党对新疆各项工作包括教育战线工作的领导被削弱。直到90年代后自治区党委才又选派汉族干部到南疆农村乡一级工作。在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这十年间，“三个主义”大肆传播，影响波及社会各个层面，教育领域深受其害，境内外“三股势力”则逐步生成。
4、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工作、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度放松。在新疆近现代历史上曾猖獗一时但却并未受到彻底批判的“双泛”思想又抬头、泛滥，在书籍、报刊、电台节目、文艺演出中均有表现。影响和毒害最大的就是1986——1989年间吐尔贡·阿勒玛斯出版的“三本书”。
下面我们着重对新疆教育系统，特别是一些问题严重学校的自身主观原因做一分析。
1、少数学校党组织不坚强，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政治立场不稳。
2、少数教师政治立场有严重问题，或宗教意识严重，甚至本身就是民族分裂分子或宗教极端分子。
3、一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爱国主义教育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宣传教育不到位，共青团组织先进性丧失。
4、各级各类学校部分师生特别是大中专院校师生理想信念淡漠，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信仰危机，是“三个主义”向新疆教育领域渗透蔓延的一个根本原因。
5、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民族分裂活动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学习教育放松、监管不严是“三个主义”向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又一重要原因。
6、有的地方、有的学校，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给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
7、在一些学校，狭隘的民族认同观和庸俗的民族认同感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消极的环境氛围，从而被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利用。
8、部分学生受到根深蒂固的宗教环境的严重影响，使“三个主义”向学校渗透有了基础。
四、21世纪初“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趋势及对策
我们预测，21世纪初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向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中心仍然是宣扬民族分裂、鼓吹“东突”独立、煽动反汉排汉和宗教极端、叫嚣“圣战”。渗透的主要途径是：境外反动电台的广播；利用国际互联网发布反动信息；投寄、传播反动书籍、报刊、音像制品；诱使师生参加或建立民族分裂组织团伙；引诱师生（主要是大中学生）参加“伊扎布特”宗教极端组织或非法宗教活动；引诱中小学生学习经文。渗透的方式是境内外勾结、校内外串联。渗透的活动将会更加隐蔽。渗透的重点是综合类、师范类大专院校、师范类中专、各地方（地、市、县、乡）完全由少数民族师生构成的重点中学、主要中学、中心小学。渗透宣传的主要内容将会是：歪曲杜撰新疆历史，宣扬“民族独立”意识，攻击我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毁谤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特别是新疆的资源开发，攻击汉族群众到新疆务工经商从事开发，夸大新疆少数民族未脱贫人口的贫困问题，攻击在少数民族教育中实行的双语教学和汉语教学，渲染新疆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困难。
针对“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历史、现状和趋势，为了更有效地对其进行抵制和防范，使新疆的各级各类学校培养出大批政治合格的高素质的各民族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现提出如下对策性建议：
（1）进一步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1、各级党政领导应该把教育领域反对“三个主义”渗透的问题提高到战略地位上加以认识。
2、健全党领导教育的组织体系。
3、按照“政治家办教育”的要求，切实加强教育机关和各级各类学校领导班子建设和党的组织建设。
4、加强反分裂、反渗透的制度建设。
5、教育系统、各学校党组织定期召开反分裂、反渗透和学校政治思想工作与学校稳定的工作会议或研讨会议。
6、建立教育、宣传、文化、出版、政法、公安、安全、民族宗教等有关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综合研究教育领域的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
7、设立一个教育系统反分裂反渗透研究中心，加强信息资料的收集，加强调查研究。
（二）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三）加强对学校教材、讲义的审查和对课堂教学的管理。
1、加强对学校教材、讲义的审查。
2、加强对课堂教学的管理。
（四）进一步提高教育战线广大党员、干部、教师对反分裂斗争的认识，加强学校“两课”建设和对各民族学生的“五观”教育、形势政策教育。
1、编印《新疆教育领域反分裂斗争学习手册》，把反分裂斗争的学习制度化、经常化。
2、加强学校“两课”建设，提高“两课”质量和实效，重点是加强对各民族学生的“五观”教育，同时要注重对师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
3、建设农村无神论教师队伍。
4、组织力量编写适合新疆少年儿童学习的少数民族文字中小学乡土教材和课外读物。
（五）加强对大中专院校考试招生工作的管理，特别要加强高考招生政审。加强对学校师生的政治思想考核和档案管理。
（六）严格把好选派留学生的政治审查关。加强对学校涉外学术交流的管理。
（七）加强学生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党对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加强对学生社团的领导和管理。
1、加强学生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建设，提高政治思想工作水平。
2、加强党对学校共青团组织的领导，抓好学校共青团工作。
3、加强对学校学生社团的领导和管理。
（八）从战略的高度重视抓好新疆少数民族教育问题。
（九）在新疆少数民族教育中，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尤其是要加强汉语教学，提倡民汉学生合校、合班。
（十）加强对高校出版社、出版物的管理，多方合作防堵“三个主义”通过书报和音像制品传播。
1、加强对高校出版社和学报、校报等出版物的管理。
2、多方合作，综合治理，防堵“三个主义”通过书籍、报刊、音像制品传入学校和在社会上流传。
（十一）加强学校文化建设，办好广播电视，加强学校网络安全。
1、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在各级各类学校推行广播、电视等“六进”工程。
2、办好新疆的广播电视，加强对境外敌对势力广播电台的干扰。
3、加强学校的网络安全工作，严防“三个主义”在网上传播。
（十二）加强学校公安政保队伍建设，强化综合治理，改善校园周边环境。
1、加强学校公安政保队伍建设，确保学校安全稳定。
2、强化综合治理，采取有力措施，改善校园周边环境。
（十三）加强“家校联系”，改善家庭教育环境。
（十四）抓重点、抓落实、抓督察
来源：200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三个主义”指的是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
民族分裂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极端地强调本民族的利益，把本民族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和其他各民族利益之上，打着民族的旗号，制造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是在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影响下，在新疆特定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条件下形成的，以搞“东突厥斯坦独立”为目的，妄图把新疆从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分裂出去的一种反动政治主张、反动社会思潮和反动现实行动。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政治纲领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思想体系包含：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观、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观，以“东突厥斯坦独立论”为核心的国家观，杜撰歪曲篡改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以“共同突厥文化论”为基本特征的文化观，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
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传入新疆，与当地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的分裂活动相结合，产生了新疆民族分裂主义。20世纪30年代，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发展成为以“东突厥斯坦独立”为旗号的民族分裂政治行动。从而成为在新疆制造动荡和战乱的最主要的反动政治思想和反动政治势力。
宗教极端主义是把宗教和宗教利益视为至高无上，以世俗社会彻底宗教化为目的的一种社会政治主张、社会思潮和行动。宗教极端主义在本质上不是宗教信仰问题，而是政治主张、政治目标和政治活动问题。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又称“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它是以伊斯兰原教旨为旗号，打着“振兴伊斯兰教”的幌子，大肆宣扬和鼓吹“圣战”，排斥一切“异教徒”和世俗政权，企图建立以宗教领袖为首脑、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政教合一的政权，使一切社会生活都彻底伊斯兰化。历史上曾经有过各种形式的宗教极端主义或原教旨主义。当代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或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则是20世纪60—70年代在中东产生，并在1979年伊朗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中取得区域性胜利，而且至今仍在不断勃兴、扩散的一种强劲政治主张、社会思潮和政治行动。
新疆的伊斯兰教有着长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历史上曾经有过宗教狂热、发生过宗教战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泛伊斯兰主义传入新疆。新疆近现代史上的民族分裂活动都曾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新疆当代的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由中东、南亚、中亚传入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宗教极端主义传入新疆后，很快就与民族分裂主义结合一起，成为民族分裂主义欺骗煽动信教群众的幌子。
暴力恐怖主义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组织、团伙或个人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采取爆炸、暗杀、绑架、劫机、纵火、投毒等暴力手段，对特定或非特定的人员、场所、设施等进行攻击、杀害、破坏，从而制造社会恐怖的一种极端政治主张和极端行为。一般认为，20世纪70——80年代，暴力恐怖主义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起来，并呈现出上升和扩散态势。当今世界，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往往采用暴力恐怖主义的手段和方式。
20世纪90年代初，暴力恐怖主义传入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暴力恐怖主义相结合，形成了罪恶的“三位一体”。1990年4月发生的“巴仁乡反革命暴乱”事件是“三个主义”合流的重要标志。“三个主义”中，民族分裂主义是核心，它的要害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论”；宗教极端主义是蒙蔽和煽动群众的重要旗号；而暴力恐怖主义则是其在一定时期的主要破坏手段和行动方式。
长期以来，新疆教育领域就是“三个主义”渗透的重点，它所造的危害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本身，既直接影响了新疆当前的稳定，还深刻地影响到新疆未来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社会稳定和发展态势，是当代新疆潜在的最主要的不安定因素。
一、“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基本情况
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从国内方面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以后，我们党纠正了“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左的政治错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国各地各部门落实党的政策，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地富分子和右派分子摘帽，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得以落实。在这一过程中，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问题的请示》。其后直至198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进行了对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和错划人员的复查改正及安置工作；在文革期间参加“东突党”的绝大多数人员也予以甄别，安排了工作；还对在50年代因参加反革命暴乱被判刑的一些“反革命分子”予以平反、安置。这种“一风吹”，现在看来，是有失误的。新疆50年代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和70年代对“东突党”的处理，总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存在扩大化的错误。被平反、甄别、安排了工作人中的少数人，实际上当时就确实有分裂祖国的反动思想、有的还有反革命民族分裂活动。平反了、出狱了，但其思想并未得到改造。有的人被安排到文化教育部门。他们利用工作之便，通过讲课、作报告、写书、写文章，一有机会就宣扬民族分裂的思想、理论。这方面的典型人物是：出狱后被安排到新疆大学中语系当教师的阿吉亚阔甫、出狱后被安排到自治区文联当专业作家的吐尔贡·阿尔玛斯和出狱后被安排为叶城县最大的清真寺（加米清真寺）当依玛木（主持），后来又被选为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常委、叶城县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叶城县政协副主席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阿吉。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反华势力利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机，加紧对我进行渗透，针对我国搞“西化”、“分化”，各种社会思潮涌入。在其影响下，整个80年代，我们国内几度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核心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种情况在新疆的表现则具有自身的特点。70年代末，以1979年伊朗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胜利为标志，出现了世界性的伊斯兰教复兴浪潮，中东、西亚、中亚、南亚等地相继出现伊斯兰教的复兴和扩散，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在各地泛滥。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到新疆，加之我们在落实宗教政策过程中一度出现的管理工作跟不上，使得文革后新疆少数民族群众正常的宗教信仰“反弹”、宗教活动恢复后来在一些地区一度发展成宗教狂热，宗教极端主义通过各种渠道向新疆大举渗透。在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前苏联仍以毗邻新疆的中亚为基地，继续对我进行颠覆性宣传。
境内外的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就是利用上述的国内外形势，加紧了对新疆社会各层面，特别是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其主要表现是：
1、歪曲新疆历史，煽动狭隘民族情绪、反汉排汉，鼓吹民族分裂，宣传宗教极端意识，在校内信教、传教。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大量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通过非法印刷制作、邮寄、传播反动书籍、报刊、音像制品；书写、张贴反动标语、传单、小字报；利用课堂、报告会等形式，歪曲新疆历史、鼓吹民族分裂、宣扬宗教极端意识，叫嚣“圣战”、煽动狭隘民族情绪、鼓动反汉排汉；在课堂上、校园内、学生宿舍宣教讲经，鼓动师生穿戴具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服饰，甚至离校出走或非法出国朝觐；在各种非正规场合散布、传播对社会不满和具有明显民族分裂倾向的言论；境外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则向学校邮寄反动书报、利用电台进行“空中”反动宣传渗透、拉拢诱惑出国师生。
70年代末80代初起，全疆各地，特别是南疆，宗教极端势力的非法宗教活动对中小学的渗透十分严重。一方面是引诱中、小学生到地下经文班点学经文的情况较多。据喀什地区1981年统计，全地区有教经点588处，仅叶城县就有312处，学经人员5617人，其中在校中小学生1761人，占38.8%；伽师县有教经点85处。喀什地区1981年3月以后半年多时间，弃学念经儿童就从4000人增加18000人。宣传、教育、宗教等部门做了一些工作，但收效不明显。从1988年3月至该年底，喀什地区查知的学经人数从3006人增加到4000人。另一方面，是宣扬迷信和宗教极端的小册子、传单等泛滥，扰乱人心、破坏社会稳定和学校的正常秩序。如：1981年5月中旬，喀什市发现由土耳其寄来的名为“遗训书”的维文反动传单，假借“穆罕默德守墓人谢依哈买提”的名义，进行造谣、恐吓。说什么上一星期“死16000人中没有一个真正的穆斯林”，“现在出现世界末日到来的迹象，（你们）不要因背叛上帝而犯罪”；煽动“通知我们的信徒，将此遗训的内容传播给各地每一个人”，“凡是听到遗训而不抄发者，将成为罪人”，“不相信者是卡甫尔（异教徒）”，扬言“对异教徒不能手软”。该反动传单几经翻印，很快传遍了喀什各县市和克州、阿克苏、巴州、和田、乌鲁木齐等地，在一些地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恐慌。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将传单翻印后沿街散发，有的制成录音在公共场所播放，煽动宗教狂热，鼓励排斥异教徒（主要指汉族人）。一些学校也深受其害，喀什、库尔勒等地都有中小学生撕毁汉语课文、撕或烧毁红领巾、不去学校上学等现象发生。喀什一中有2个班的学生集体向老师告别，等待“世界末日来临”。学生去清真寺做“乃玛孜”（礼拜）的人数大幅度增加。有个别的阿訇在青少年学生中煽动说：“我们要为宗教而战，让汉人死于水中”，还诬蔑红领巾是“把人拉到地狱的绳索”，致使一些学生把红领巾和政治课本、汉语课本都烧了。
80年代民族分裂主义向高校渗透的“重灾区”是新疆大学。原新疆大学教师阿吉亚阔甫（于2001年死亡）是一个老牌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1980年“落实政策”时，阿通过各种渠道被安排到新疆大学作教学、研究工作。他到新大不久，就在学校小礼堂连续作了三场“学术报告”，大肆宣扬“维吾尔从来就是有自己的祖国的”、“新疆自古是独立的”等分裂主义思想，毒害青年学生和教师。接着，他以收集历史资料为名到南疆各地，广泛与一些老民族分裂分子接触、密谈。并在一些人的支持下，先后在喀什、阿克苏作了长达数小时的反动“学术报告”，公开讲：“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维吾尔人在历史上就有自己独立的祖国”，“长城以外从来就是独立的地方”，号召“维吾尔人要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要起来书写自己的历史……”等等。阿吉亚阔甫的“报告”，在新疆大学和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有害的影响。受他的提示，1980年5、6月间，新疆大学历史系两个高年级少数民族班学生私下刻印穆罕默德·伊敏的《东突厥斯坦历史》，这本歪曲新疆历史、鼓吹“独立”的大毒草，流向社会后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更严重的是，有的毕业生工作后，在中学课堂上公开向学生宣讲该书的内容。
80年代，新疆高校有多名赴土耳其等国探亲的教师被境外民族分裂组织拉拢、策反，有的人在外不归，成了民族分裂组织的骨干。境外以艾沙为首的民族分裂主义集团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对新疆高校进行渗透。他们利用回新疆探亲访友人员中的一些不法分子收集我有关情报，散布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境内外民族分裂组织、个人向新疆高校投寄、传播反动书刊、非法宗教宣传品的情况比较严重。同时，高校校园内也不断发现有张贴和书写的煽动民族分裂、反汉排汉、鼓吹民族独立内容的反动标语、传单、大小字报、匿名信等。
受上述各方面的影响，80年代中后期，新疆大学少数民族学生的社团组织“天山儿女诗社”、“大学生科学文化协会”先后搞了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的活动。如他们上演的话剧《追忆》，台词中有这样的话：“喂，贫苦的维吾尔，觉醒吧，不要再睡大觉，你已是一无所有，最多豁出命一条，如果你不拯救这死亡的命运，啊，那你将凶多吉少，凶多吉少”。这是明显的影射和煽动。新大“大学生科学文化协会”头目正是1988年“6·15”事件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2、建立发展民族分裂组织、团伙。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向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学校的师生中建立、发展民族分裂组织、团伙。20世纪80年代，新疆教育领域中师生建立民族分裂组织、团伙主要发生在喀什、和田两地的部分中学。如：1981年喀什市一些在校中学生、中专生成立了“中亚西亚维吾尔斯坦青年星火党”；1986年叶城县成立了由某乡团委书记为头目，有县小学教师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天山民主联盟”，其后又在莎车师范学生中发展成员；1986年叶城县一中的少数学生成立了“天山青年组织”；1988年喀什地区维吾尔高级中学高二年级的15名学生密谋成立了“母系突厥解放组织”；1988年喀什地区维吾尔高级中学的5名学生成立了“阿塔土尔克解放组织”；1988年和田地区墨玉县一中的4名学生成立了“TBT”（“腾格尔塔格联盟”或“天山联盟”），此年墨玉县一中又有13名学生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民族解放党”；1989年于田县兰杆乡中心小学一教师与他人共同成立“救国协会”，墨玉县某小学教师涉嫌组建“金圈伊斯兰”组织。另外，阿克苏师范学校、喀什师范学院都有师生建立或参加民族分裂组织的情况。上述反动组织、团伙的建立，从时间上看，主要是80年代后期；从地域上看主要是喀什、和田两地区；从学校级别上看主要是中学。分析起来，这种情况主要是与80年代初期喀什、和田发生的几起骚乱、暴乱事件有关，与非法宗教活动的泛滥以及境外反动宣传品的大量流入有关。值得重视的是，一些在中学参加了民族分裂组织的学生，高中毕业后，不少人考入了新疆或内地的大中专院校，继而在高校中发展成员，进行活动。甚至有在中学参加分裂组织，案破被判刑的人，刑满出狱后，又伪造档案、隐瞒身份，混入区内外高校学习的。
3、煽动组织群众性动乱闹事，危害安定团结。80年代初，南疆先后发生了数起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闹事骚乱事件和反革命武装暴乱。即：1980年阿克苏市“4·9”打砸抢骚乱事件、1981年叶城县“1·13”打砸抢骚乱事件、1981年伽师县“5·27”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1981年喀什市“10·30”打砸抢骚乱事件。上述四起恶性事件，参加者中有相当多是青年和在校学生，在有的事件中青年学生起了核心作用。如：伽师县“5·27”反革命武装暴乱，被抓获的157名成员中，最大的29岁，最小的15岁，80%以上是在校学生。仅该县一中就有59名学生参加了暴乱，其中共青团员44名。又如：喀什市“10·30”打砸抢骚乱事件，起组织策划核心作用的是“中亚西亚维吾尔斯坦青年星火党”反革命组织。该党成立于1981年8月，12名成员均为中学和中专学校的在校生，其宗旨是“通过文斗，促使维吾尔人民起来搞武装斗争，推翻黑大爷（汉人）政府，为建立独立的维吾尔国家而奋斗。”
而以高等院校大学生为主的群众性动乱闹事则集中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重点是新疆大学，也影响到乌鲁木齐市和南北疆的其它高校。主要的事件有：1985年“12·12”事件，1988年“6·15”事件、1989年5、6月间的动乱事件。这几起事件，都是新疆大学的少数深受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影响的大学生组织煽动新疆大学和其他高校的部分少数民族学生闹起来的。他们不听校领导、自治区领导的劝阻，上街游行，呼喊不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甚至是反汉排汉的口号，严重地破坏了新疆的社会稳定，在全疆全国造成了恶劣影响。
1985年的“12·12”事件是20世纪80年代新疆教育领域特别是大专院校思想政治方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迫不急待地跳出来，公开煽动群众（主要是大专院校的青年学生）与党和政府对抗。事件的社会影响极为恶劣，严重危害了新疆的社会稳定。“12·12”事件发生后，乌鲁木齐市和全疆各地煽动民族分裂和反汉排汉、破坏国家统一的标语、传单、匿名信等大幅度增加，主要内容是：“汉族滚出新疆去”、“新疆要独立、要自由、要主权”、“新疆独立万岁”等。以艾沙为首的境外民族分裂主义集团十分关注“12·12”、“6·15”事件。事件发生后，艾沙即派人到新疆刺探情报，并在土耳其搞“募捐声援”活动和集会游行。疆内其他高校以及北京、上海、西安、兰州等地高校中的一些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也有上街游行声援“12·12”事件和“6·15”事件的。
1990年1月至2001年12月这一阶段是境内外“三个主义”合流，暴力恐怖活动猖獗的时期。同时又是“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加剧，各种名目的民族分裂组织大量滋生，宗教对学校的影响扩大的时期，是“三股势力”与我们激烈较量、激烈争夺的时期。
1990年4月，发生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的以民族分裂为目的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是这一阶段的明显标志。这表明“三个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式合流，暴力恐怖活动成为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主要手段。“巴仁乡事件”之后，在整个90年代，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南北疆各地搞了200多起暴力恐怖活动，包括爆炸，暗杀、投毒、抢劫等，致使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受他们残害的主要是无辜的汉族群众、少数民族基层干部、少数民族爱国宗教人士和解放军战士、武警官兵。
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后十年世界的重大事件。原来多民族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特别是新疆周边的原苏联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于1991年先后独立，对新疆的影响很大。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认为，苏联的解体为他们搞分裂带来了希望，他们加紧了分裂活动。同时，“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当作他们的主要“敌手”，为遏制中国而大搞“西化”、“分化”战略。新疆是他们“分化”中国战略的重点。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在他们的支持下，加紧聚合，明确提出了“知识化，年轻化、武装化、国际化”的方向。他们宣称：“必须争取有知识的人，必须在高校中发展力量”。各级各类学校成为民族分裂势力渗透和争夺的重点。
这一阶段，“三个主义”向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主要表现是：
1、更猖狂地进行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宣传、煽动。进入90年代，由于新疆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对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三个主义”对教育领域的渗透变得更加隐蔽（高校尤其如此）、同时也更加猖狂（中小学更为突出）、更加广泛（扩及的中小学面相当大）。利用书刊和课堂，歪曲新疆历史，鼓吹民族分裂，煽动狭隘民族情绪，鼓动反汉排汉，宣扬宗教和宗教极端思想，在校内讲经传教、叫嚣“圣战”，损毁国旗、宣传栏、领袖像，张贴反动标语、传单的事屡有发生。特别是非法印制、传播反动书刊、音像制品，收听境外电台的反动广播，个别教师在课堂上宣讲宗教和散布对社会不满、具有明显分裂主义倾向的言论，少数学生宗教意识强烈，在校园内、宿舍中搞宗教活动。种种现象，十分严重。这方面的案例之多，数量之大，范围之广，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省，促人反思。据新疆公安厅有关人员介绍，仅90年代后期以来的几年间，全疆就收缴宣传民族分裂、非法宗教和“圣战”的各种印刷品上百万册、录音带、录像带100多万盒，光和田地区就收缴了30多万册（盒）。最近几年，境外民族分裂组织又通过Inter网向新疆发布反动信息，进行反动宣传，加紧对新疆大中专院校的渗透。
1991年，根据自治区党委的安排，各高校开展对吐尔贡·阿勒玛斯所著《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三本书的批判。这三本书出版于1986年至1989年，其主要的政治错误是歪曲新疆历史，鼓吹新疆在历史上就是独立的，维吾尔人在历史上就是独立的；把历史上中国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描写成敌对关系、战争关系；把历史上少数民族中主张国家统一、各民族和睦的人物说成是“叛徒”，而把反对统一，主张分裂的人物说成是“英雄”。三本书出版后，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学校师生中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在批判“三本书”的过程中，新疆大学的少数师生有明显的不满情绪和对抗情绪，也有一些人思想上不理解。如历史系某民族教师因积极投入对“三本书”的批判，在校内外作过多次批判发言，就被某些人嘲讽为“风派人物”，甚至辱骂他是民族败类。历史系、政治系、中语系、法律系、汉教部都发生过毁损、涂改批判“三本书”的标语、校报、在专题报告会上起哄、鼓倒掌、私下继续传阅“三本书”的现象。新疆大学汉教部89级的少数学生聚在一起议论，说什么：从原始社会开始，维吾尔族就在新疆，那时侯哪有汉族人？现在批判“三本书”，就是对我们彻底否定，我们坚决不承认汉族人写的维吾尔族的历史，“三本书”才真正反映了维吾尔族历史的真实情况；汉族人是解放以后通过支边才来新疆的，过去汉族人写的历史说是汉族人民、维吾尔族人民共同开发建设了新疆，事实上维吾尔族才是开发、建设新疆的主体民族，汉族人并未做出贡献；现在，我们要对批判“三本书”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制，所有的标语、黑板报都要把它撕掉、涂掉，以沉默的方式对待汉族人的压力；在这一段学习、开会时，可在会场上起哄、喧哗、看其它书；我们要对汉族人写的历史书籍进行更改，甚至烧毁。新疆大学中文系的个别教师公然叫嚷：校领导做的“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报告是“错误的”、“反动的”。
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反华势力和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加紧了对新疆各级各类学校的反动宣传。“美国之音”、“自由亚洲”、“中亚细亚之声”等十多个电台使用英、汉、维、哈等语言，全天候播放以反华、反共，煽动民族分裂、鼓吹新疆独立为主要内容的广播节目，大肆对我进行“心战”宣传。新疆各级各类学校的一些师生收听了这些反动广播后，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和毒害。有的学生就是收听了这样的反动广播宣传之后，而走上民族分裂道路的。境外民族分裂组织、宗教极端组织加紧向新疆高校投寄宣扬民族分裂的反动报刊、传单，如：《维吾尔之声》、《东土耳其斯坦青年报》等。有的报纸上刊登有“巴仁乡反革命暴乱”骨干分子的照片，还把这些人称之为“民族英雄”，号召“用血的代价一代一代不息斗争来换取新疆的独立”。有的反动传单恶毒攻击新疆历任和现任少数民族领导是“民族败类”。一些反动书刊、报纸、传单、信件、手抄本、录音带、录像带在师生中广泛传播。有的是一个宿舍的学生互相传看、传听，有的是一个班内许多学生互相传看、传抄，有的教师把学生召到自己家中看宣扬宗教极端主义的录像带，听宣扬民族分裂主义的录音带。这导致高校和喀什、和田、阿克苏、伊犁、克州、巴州等地的一些中专和中小学里，张贴反动标语、反动传单的案件屡屡发生。
90年代，宗教极端势力向新疆各级各类学校的渗透加剧。有的宗教极端分子混进校园，在学生宿舍，甚至是教室里给学生讲经，有的学校教师宗教意识浓厚，竞在课堂上经常地利用上课的头10分钟向学生宣讲伊斯兰教。非法宗教书刊、音像制品在许多学校的师生中流传。受其影响，少数师生成了宗教的俘虏，在学校做“乃玛孜”（礼拜）、穿戴有宗教色彩的服饰。更有甚者，个别教师弃职离校，追随宗教；有的学生离校出走，“献身”宗教；有的学校一度出现部分女学生集体穿黑色衣裤、戴黑色头巾、口罩、黑眼镜，掀起一股“黑色旋风”。以上情况从大学到中专中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社会上一些人办的地下讲经班点，屡禁不绝，在喀什、和田、克州、阿克苏等地区，县县都有，每年都查处一批，但不久又滋生出来。这些地下讲经点引诱了相当多的青少年儿童去学经，成为地下“塔里甫”（经文学生），其中中小学在校生占大多数，年龄最小的儿童只有4、5岁。如喀什地区1998年查处地下经文点60余处，地下“塔里甫”5000多人，1999年又查出地下教经点81处，在校学生参加学经的2521人，在校学生“封斋”、做“乃玛孜”的576人。又如，和田地区1997年查出地下教经点107处，学经人员872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小学生。和田地区墨玉县1998年查出地下教经点47处，学经人员432人，其中青少年占了97%；该县2000年查出一处地下教经点，有86名少年儿童在此学经。墨玉县还查出过一个地下电化教经点，学经人员40多人，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6岁。
2、在师生中大量建立和发展民族分裂组织、团伙。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疆的民族分裂组织、团伙大量产生。就教育领域而言，大专院校里有、中等专业技术学校里有、不少地区的中学里也有，并且呈现出不断滋生的态势。这类民族分裂组织大都冠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或什么“党”、什么“联盟”、什么“阵线”、的名称，其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色彩十分浓烈。这些组织的成员，有的几个人，有的十几人、几十人，多的达一、二百人。既有完全由学生组成的，也有学生和社会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相勾结而建立的。这些组织大都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纲领，即分裂祖国，实现“东突厥斯坦独立”或“新疆独立”。这些民族分裂组织大都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有领导机构和领导人、有吸收新成员的条件、程序，有的组织还要求其成员宣誓、交纳组织费。如“东突厥斯坦星火联盟”这一民族分裂组织的成员，在“誓词”中必须宣称：“我志愿加入联盟，执行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为组织献出终身，绝不背叛组织。如果背叛组织，让真主惩罚我。”由境外渗入而在新疆大中专院校发展起来的宗教极端组织“伊扎布特”，则要求其成员在加入前必须接受“授课”培训、正式加入时要“宣誓”，成为正式成员后要交纳“组织费”，还必须承担再发展成员的任务。凡此种种，都是在突出和强化“组织”的作用。而这正是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搞“知识化、年轻化”的最重要的措施。90年代以来，新疆各高校和阿克苏、喀什、和田、乌鲁木齐等地的一些中专、中学，几乎每年都有因建立或参加民族分裂组织的在校生被依法惩处，问题之多，危害之大，令人震惊。
新疆各高校中，新疆大学这方面的敌情最为严重，喀什师范学院、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医科大学、和田师专等学校也比较严重。既有高校学生在校内建立民族分裂组织、团伙的，也有在校生参加社会上的民族分裂组织、团伙的，还有在校大学生利用假期回到家乡原籍组建或参加民族分裂组织的。
90年代新疆大学的学生建立和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有：“东土耳斯坦民族解放组织”、“青狼青年联盟”、“阿扎马提”（意为“公民”）、“TBT”（“天山雄鹰联盟”）、“ATT”（“满月七星”）、“东土耳其斯坦子弹”、“兰狼解放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伊斯兰党”、“追求幸福者协会”、“伊扎布特”等。喀什师范学院学生建立和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有：“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民族联盟”、“雄鹰”、“民族解放组织”、“共同进步会”、“TBT”、“紫光”、“东土耳其斯坦星火联盟”、“兄弟会”、“山旦勒”（意为“铁砧”）等。新疆医科大学学生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有“阿扎马提”、“东土耳其斯坦民族解放党”、“东土耳其斯坦合作小组”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年至2001年，新疆医科大学有44名学生因为参加或涉嫌参加民族分裂组织而被国家公安、安全机关审查，涉嫌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达到十几个。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生成立或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有“昆仑通讯协会”、“青年星火联盟”（维吾尔青年联盟）、“天山号角”（又称“天山信号”）等。
在中学、中专层级上，民族分裂组织大量滋生的地区主要是阿克苏、喀什、和田等。阿克苏地区90年代各级各类学校师生建立或参加的民族分裂组有数十个，涉案成员数百人。其组织名称主要有“青狼青年联盟”、“伊斯兰足迹者党”、“泉”、“新星火联盟”、“新疆绿光青年联盟”、“觉醒”、“觉醒青年联盟”、“回声”、“东土耳其斯坦进步党”、“足迹者党“、“青松”、“东土耳斯坦开创伊斯兰”、“青狼”、“东土耳其伊斯兰”、“自由组织”、“伊斯兰反对党”、“伊斯兰战斗队”、“伊斯兰组织”等，成员大多数是在校学生。特别是阿克苏师范学校，自1985年到1994年的十年间，学生中就成立了27个民族分裂组织，这还是被破获的数目。主要涉及的中学有阿克苏地区一中、阿克苏市七中、沙雅县一中以及库车、新和、乌什的个别中学。喀什地区的中学、中专师生建立或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也达到数十个，涉案成员也在数百人以上。其组织名称主要有：“新月”、“消灭优惠条件下颓废联盟”、“青年建设者启蒙联盟”、“时代儿女”、“野狼”、“东土耳其斯坦真主党”、“恒心”、“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党”、“东突厥斯坦真主党”、“伊斯兰武装组织”、“宗教伊斯兰”、“伊斯兰党”、“夏依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独立党”等和一批分裂性团伙。涉及的主要中学、中专有：喀什地区维吾尔高级中学、麦盖提县一中、三中、泽普县石油一中、叶城县一中、伽师县一中、英吉沙县三中、莎车师范学校、喀什地区技工学校、喀什成人教育学院，以及疏附县、巴楚县的个别中学。和田地区中小学教师和中学生建立和参加的民族分裂组织有十余个，涉案人员上百人。其组织名称主要有：“TBT”（“天山雄鹰联盟”）、“救国协会”、“金圈伊斯兰”、“东土耳斯坦民族解放党”等。涉及的学校主要有墨玉县一中、于田县中学、和田地区师范学校等。
在最近几年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向新疆大中专院校渗透的过程中，“伊扎布特”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且庞大的组织。“伊扎布特”，即“伊斯兰解放党”，是1953年在沙特阿拉伯成立的一个跨国伊斯兰极端组织。该组织鼓吹泛伊斯兰主义，公开宣称要建立世界统一的伊斯兰哈里发国家。由于其宗旨和活动的极端性，在沙特和许多阿拉伯国家都被取缔。苏联解体后，该组织进入中亚，获得较快发展，并于1998年1月开始向新疆渗透。进入新疆后，该组织采用“细胞繁衍”、滚动发展的方式，短短几年内就在新疆高校迅速生成。截止到2002年1月，仅被我公安机关掌握的“伊扎布特”成员已有300多名，受其影响的达2000多人，其中大多是学校师生，涉及到十余所大专院校、十余所中学和中专。新疆“伊扎布特”组织的骨干人员伊布拉音·乌斯曼是原新疆工学院建工系90级毕业生，1995年毕业后到土耳其上了两年学，归国后在乌鲁木齐市以办学讲课（阿拉伯语等）的方式发展“伊扎布特”组织。该组织规定，凡加入者都要举手宣誓。该组织向成员和发展对象传播宣扬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主义的书刊，如《伊斯兰章程》、《路》、《伊斯兰之国》、《你是谁》、《觉悟与意识》、《古兰经训诫》等数十种。以此作为教材，对发展对象进行单人或分小组的授课。授课内容主要包括：要认识“安拉”（伊斯兰教唯一的神，又称“真主”）的存在，坚持每天做五次“乃玛孜”（礼拜）；要坚决消灭异教徒，树立穆斯林大旗；要加强学习，掌握知识，提高宗教活动能力，达到“圣战”的目的；要加强体能锻炼，筹集资金，购买枪支，通过“圣战”最终把异教徒全部消灭。由此不难看出“伊扎布特”的真实面目和邪恶本质。该组织向各级学校渗透、发展成员的作法是：先利用上述反动教材，以个别授课的方式向学生灌输宗教知识和“伊扎布特”组织的极端宗教思想，将其培养发展成为“伊扎布特”组织的成员。一旦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就必须参加宣誓并交纳组织费。然后这些正式成员再在校园中物色新的对象，仍然采取个别授课的方式继续发展下线成员，形成一种扇形的滚雪球式的组织扩张。“伊扎布特”的宗教极端思想对大中学生的毒害很深，因其具有十分明显的民族分裂，反汉排汉性质，所以危害又十分巨大。“伊扎布特”不仅在乌鲁木齐地区各高校发展成员，而且把非法活动扩展到全疆各地，并把黑手伸向中学和中专学校。2000年自治区公安厅抽调干警连同各有关高校公安处的一些干部共同组成“4·10”专案组，经过一年的调查，至2001年底，共查实十余所高校（包括乌鲁木齐、喀什、和田等地高校）涉案“伊扎布特”组织的学生200多名，其中“宣誓”加入的140名，接受该组织反动宣传的上百名。情况比较严重的是新疆大学、新疆工学院（2000年12月30日与新疆大学合并）、新疆医科大学、和田师专与和田维吾尔医专等。2001年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组成的“6·6”专案组，又查实了涉案“伊扎布特”组织的十几所中专学校的100多名学生。经过两年多的清查、打击，和对涉案学生的教育挽救，“伊扎布特”的活动有所收敛。但到2002年下半年，又出现了“反弹”，仅新疆大学就查出参加“伊扎布特”活动的学生37人。
3、有师生参与的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暴力恐怖案件时有发生。90年代，新疆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搞的爆炸、暗杀、投毒、放火、抢劫等暴力恐怖事件频频发生，严重危害了新疆的社会稳定和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其中有些案件就有在校师生参与。如，1994年阿克苏地区发生“7·18”爆炸案，该案是一个由6人组成的民族分裂组织策划并实施的，这6人中有4人是中小学教师。1998年5月23日至5月25日，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策划组织在乌鲁木齐市8个商业网点实施了15起纵火案。新疆9所高校的68名学生参与了纵火犯罪活动或者涉案知情。新疆大学就有8个系的35名学生与案件有关或知情，其中一名中文系的维族女生，受境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唆使，在“5·23”系列纵火案中亲自投放纵火装置，构成放火罪。又如，伊犁地区某中学化学老师，在学校的实验室里为民族分裂分子配制炸药。某中学物理老师为民族分裂分子装制定时炸弹。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财经学院都查出过学生在宿舍里藏有配制炸药的物品和配方。
进入90年代，由于国内、新疆自治区内政治大局稳定，也由于新疆教育系统特别是各大专院校党组织进行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从而保证了高校的稳定，没出大的乱子。但是也偶尔发生有小规模的闹事或闹事苗头。如1992年、1993年、新疆工学院、新疆大学的部分少数民族应届毕业生对毕业分配去向不满，意欲集会、游行，经校系领导做工作未遂。这几年，还有的高校，少数学生为伙食问题、奖助学金未按时发放问题、不能正常毕业拿到毕业证的问题、学生伤病问题等而意欲闹事，均经学校教育说服。1995年，新疆财经学院个别学生以本校一名维吾尔族女生因病死亡为由，组织本校7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到自治区人民政府礼堂公开念经，严重扰乱了乌鲁木齐市的社会秩序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正常工作。2001年，新疆医科大学上百名少数民族学生集体签名上书校领导，袒护一名因打架受到学校处分的民族学生，显然是有人串联所为。在伊犁地区的个别县，还有部分学校教职工集体签名上书，公然为因参与暴力恐怖活动而被我司法机关逮捕并判处死刑的民族分裂主义骨干分子鸣冤叫屈。
二、“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途径方式、特点和规律
在系统考察了“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历史发展和主要情况之后，有必要认真分析其渗透的途径方式、特点和规律，以便于我们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途径方式
1、境外民族分裂主义组织和国外敌对势力通过邮寄和偷运反动书籍、报刊、音像制品、电台广播、国际互联网和人员交往、收买、策反我出国师生，加紧对新疆教育领域进行渗透。
2、新疆境内的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利用种种手段引诱拉拢学校师生参加民族分裂组织、团伙，进行民族分裂活动甚至暴力恐怖活动；招诱在校学生到地下经文班点学经，甚至窜至学校讲经传教。
3、极少数具有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宗教极端思想的教师，利用学校的课堂、讲台或在宿舍、校园向学生宣扬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宗教极端思想，或进行非法宗教活动。
4、社会环境与家庭的影响。学校不是世外桃源，学校师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20世纪百年间新疆的政治变迁、社会演变，特别是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所搞的一系列暴乱、骚乱、闹事，他们的宣传鼓噪，以及一些地方曾一度出现的宗教狂热、谣言流传、反动书刊和反动音像制品的泛滥，一些人在非公开场合或茶余饭后散布的不满现实或恶毒攻击的言论……凡此种种，无一不对生活其中的师生产生潜移默化的渗透和影响。
（二）“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若干特点
1、历史影响的延续性和顽固性。
2、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集中在意识形态战线，主要涉及新疆的历史以及各民族的语言、文化等方面。
3、渗透手段、方式的多样性、狡诈性和隐蔽性。
4、组织化、暴力化倾向明显。
5、渗透对象的重点化、知识化，同时逐渐呈现出低龄化、女性化趋势。
（三）“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一般规律
1、与国内外政治的“大气候”密切相关。当这种“大气候”适宜的时候，“三个主义”对教育领域的渗透就加剧。
2、与我们的各级领导，特别是教育战线上的各级领导的立场、态度密切相关。当我们的某些领导立场不坚定、态度不明朗、旗帜不鲜明的时候，“三个主义”对教育领域的渗透就加剧。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学校（单位）的领导立场动摇、态度暧昧，那个地方、那个学校（单位）“三个主义”的渗透就严重。
3、与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管理工作，特别是新疆各级各类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学生管理工作的状况密切相关。当我们某个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学生管理工作薄弱的时候，“三个主义”对这个学校的渗透就加剧。
4、与学校的地位、重要性、社会影响力密切相关，与“三个主义”的历史发展、历史影响密切相关。一般说来，地位重要、社会影响力大的学校，如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喀什师范学院和各地的师范类大中专院校，各地（州）、县（市）的少数民族中学特别是管理薄弱的学校，是“三个主义”渗透的重点；农村中小学则是宗教极端主义渗透的重要对象。
三、“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危害与原因
1、严重“污染”校园文化、严重毒害学校师生特别是少数民族青少年儿童的思想和心灵。
2、导致相当一部分少年儿童辍学，离校去地下讲经点学经。在大中专院校则是极少数学生离校出走，有的去搞非法宗教活动，有的甚至通过各种手段离境出国，投入境外民族分裂组织、宗教极端组织、暴力恐怖组织的怀饱。
3、受“三个主义”的毒害，特别是在地下经文点、习武点受到反动思想教育后，一些学生思想深处发生恶变，他们在中小学毕业或者大中专毕业走出校门后，遇有适当时机或突发性事件，很容易受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蛊惑煽动，参与分裂活动和打砸抢骚乱或反革命暴乱。
4、受“三个主义”的毒害，少数大中专学生和中学学生及个别教师组建或参加民族分裂组织、团伙，有的人发展演变成为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的骨干或头目。
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三个主义”的猖獗和合流，及其对新疆教育领域的猖狂渗透，绝不是偶然的，这既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也有国际国内大气候的影响、还有局部地区、学校自身小气候的环境氛围的作用；既有客观因素，也有我们工作中的失误等主观原因。
从国际大气候方面来分析，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变得异常复杂，有许多因素都直接导致或刺激新疆“三个主义”的产生和肆虐。
1、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重大挫折，处于低潮。我们党和国家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等都受到严重的挑战。
2、导致前苏联、南斯拉夫解体和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出现严重冲突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特别是毗邻新疆的原苏联中亚地区五国独立、车臣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库尔德人运动、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分离战争，以及西班牙巴斯克人、英国北爱尔兰人、加拿大魁北克人争取独立的运动等。
3、宗教极端主义主要是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兴起与猖狂，尤其是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在毗邻新疆的中东、中亚、南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的疯狂活动，以及由宗教极端主义而引发的冲突和战争。
4、国际性或地区性暴力恐怖主义和恐怖活动的猖獗，特别是本·拉登的“基地”恐怖组织在毗邻新疆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大肆活动。
5、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把社会主义中国视为最大敌人，对我搞“西化”、“分化”战略。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内的一些官员明里暗里接见境外“东突”组织头目，借口“人权”干预我国内政。美国等国的情报机构、宣传部门和一些团体对境内外新疆民族分裂势力提供多方面的资助、支持和指导。国际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机构和团体乃至一些国家的官员政客也对新疆的“三个主义”、“三股势力”给予支持。
6、散布在西亚、中亚、欧美等地的数十个新疆民族分裂组织，在西方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加紧聚合、加紧活动，利用电台、报刊、书籍、音像制品、互联网、派人潜入等途径和方式大肆对新疆进行“三个主义”的渗透，教育领域（特别是大中专院校）是他们渗透的重点，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是他们争夺的主要对象。
从国内原因来分析，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政治气氛日益宽松，我们各级党组织在抓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有失误，思想教育薄弱淡化，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想、思潮纷纷传入，国内一些人（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发生了数起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
从新疆区内的原因来看，主要是：
1、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由于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过程中，放松了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和对信教群众的思想教育，导致宗教（主要是伊斯兰教）由恢复、反弹发展到部分地区出现宗教狂热。形成只有信教的自由，没有不信教的自由；只有宣传宗教的自由，没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反常局面。对教育领域和学校师生形成巨大的精神压力。
2、在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的过程中，“一风吹”有失误，把一部分没改造好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宗教极端主义分子放出来，给予“平反”、安置工作，放到文化教育部门，甚至不适当地给他们的过高的荣誉、地位、待遇，客观上为他们从事民族分裂活动、非法宗教活动或打着宗教旗号搞破坏活动提供了便利。
3、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中央个别领导同志的不恰当讲话，导致在新疆工作的方针上出现失误。突出表现就是大批长期在新疆工作的汉族干部调回内地，特别是南疆各地农村乡镇一级基本上没有了汉族干部，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被严重削弱，党对新疆各项工作包括教育战线工作的领导被削弱。直到90年代后自治区党委才又选派汉族干部到南疆农村乡一级工作。在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这十年间，“三个主义”大肆传播，影响波及社会各个层面，教育领域深受其害，境内外“三股势力”则逐步生成。
4、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工作、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度放松。在新疆近现代历史上曾猖獗一时但却并未受到彻底批判的“双泛”思想又抬头、泛滥，在书籍、报刊、电台节目、文艺演出中均有表现。影响和毒害最大的就是1986——1989年间吐尔贡·阿勒玛斯出版的“三本书”。
下面我们着重对新疆教育系统，特别是一些问题严重学校的自身主观原因做一分析。
1、少数学校党组织不坚强，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政治立场不稳。
2、少数教师政治立场有严重问题，或宗教意识严重，甚至本身就是民族分裂分子或宗教极端分子。
3、一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爱国主义教育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宣传教育不到位，共青团组织先进性丧失。
4、各级各类学校部分师生特别是大中专院校师生理想信念淡漠，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信仰危机，是“三个主义”向新疆教育领域渗透蔓延的一个根本原因。
5、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民族分裂活动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学习教育放松、监管不严是“三个主义”向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又一重要原因。
6、有的地方、有的学校，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给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
7、在一些学校，狭隘的民族认同观和庸俗的民族认同感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消极的环境氛围，从而被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利用。
8、部分学生受到根深蒂固的宗教环境的严重影响，使“三个主义”向学校渗透有了基础。
四、21世纪初“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趋势及对策
我们预测，21世纪初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向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中心仍然是宣扬民族分裂、鼓吹“东突”独立、煽动反汉排汉和宗教极端、叫嚣“圣战”。渗透的主要途径是：境外反动电台的广播；利用国际互联网发布反动信息；投寄、传播反动书籍、报刊、音像制品；诱使师生参加或建立民族分裂组织团伙；引诱师生（主要是大中学生）参加“伊扎布特”宗教极端组织或非法宗教活动；引诱中小学生学习经文。渗透的方式是境内外勾结、校内外串联。渗透的活动将会更加隐蔽。渗透的重点是综合类、师范类大专院校、师范类中专、各地方（地、市、县、乡）完全由少数民族师生构成的重点中学、主要中学、中心小学。渗透宣传的主要内容将会是：歪曲杜撰新疆历史，宣扬“民族独立”意识，攻击我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毁谤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特别是新疆的资源开发，攻击汉族群众到新疆务工经商从事开发，夸大新疆少数民族未脱贫人口的贫困问题，攻击在少数民族教育中实行的双语教学和汉语教学，渲染新疆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困难。
针对“三个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历史、现状和趋势，为了更有效地对其进行抵制和防范，使新疆的各级各类学校培养出大批政治合格的高素质的各民族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现提出如下对策性建议：
（1）进一步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1、各级党政领导应该把教育领域反对“三个主义”渗透的问题提高到战略地位上加以认识。
2、健全党领导教育的组织体系。
3、按照“政治家办教育”的要求，切实加强教育机关和各级各类学校领导班子建设和党的组织建设。
4、加强反分裂、反渗透的制度建设。
5、教育系统、各学校党组织定期召开反分裂、反渗透和学校政治思想工作与学校稳定的工作会议或研讨会议。
6、建立教育、宣传、文化、出版、政法、公安、安全、民族宗教等有关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综合研究教育领域的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
7、设立一个教育系统反分裂反渗透研究中心，加强信息资料的收集，加强调查研究。
（二）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三）加强对学校教材、讲义的审查和对课堂教学的管理。
1、加强对学校教材、讲义的审查。
2、加强对课堂教学的管理。
（四）进一步提高教育战线广大党员、干部、教师对反分裂斗争的认识，加强学校“两课”建设和对各民族学生的“五观”教育、形势政策教育。
1、编印《新疆教育领域反分裂斗争学习手册》，把反分裂斗争的学习制度化、经常化。
2、加强学校“两课”建设，提高“两课”质量和实效，重点是加强对各民族学生的“五观”教育，同时要注重对师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
3、建设农村无神论教师队伍。
4、组织力量编写适合新疆少年儿童学习的少数民族文字中小学乡土教材和课外读物。
（五）加强对大中专院校考试招生工作的管理，特别要加强高考招生政审。加强对学校师生的政治思想考核和档案管理。
（六）严格把好选派留学生的政治审查关。加强对学校涉外学术交流的管理。
（七）加强学生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党对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加强对学生社团的领导和管理。
1、加强学生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建设，提高政治思想工作水平。
2、加强党对学校共青团组织的领导，抓好学校共青团工作。
3、加强对学校学生社团的领导和管理。
（八）从战略的高度重视抓好新疆少数民族教育问题。
（九）在新疆少数民族教育中，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尤其是要加强汉语教学，提倡民汉学生合校、合班。
（十）加强对高校出版社、出版物的管理，多方合作防堵“三个主义”通过书报和音像制品传播。
1、加强对高校出版社和学报、校报等出版物的管理。
2、多方合作，综合治理，防堵“三个主义”通过书籍、报刊、音像制品传入学校和在社会上流传。
（十一）加强学校文化建设，办好广播电视，加强学校网络安全。
1、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在各级各类学校推行广播、电视等“六进”工程。
2、办好新疆的广播电视，加强对境外敌对势力广播电台的干扰。
3、加强学校的网络安全工作，严防“三个主义”在网上传播。
（十二）加强学校公安政保队伍建设，强化综合治理，改善校园周边环境。
1、加强学校公安政保队伍建设，确保学校安全稳定。
2、强化综合治理，采取有力措施，改善校园周边环境。
（十三）加强“家校联系”，改善家庭教育环境。
（十四）抓重点、抓落实、抓督察
星期五, 8月 02, 2013
我的两位维吾尔族上级
作者：陈新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经在两位维吾尔族干部领导下工作，近距离读维吾尔人，明白了许多汉文化所不理解的事情。后来从事史志工作研究历史，从历史学的角度回顾我与维吾尔族干部的交往，使我对新疆的维吾尔文化、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形成与许多汉族干部不尽一致的独有见解。
我属于“老新疆”，出生于喀什伽师县，中学毕业在兵团某团场当农工。在贫困团场工作18年，任职基建参谋（正连职）。1981年中央决定恢复在“文革”中被撤销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被调到喀什兵团农三师宣传处当新闻干事，后为副处长、文联主席。在师部工作15年，此间我的直接领导是两位维吾尔族副政委。与维吾尔干部的共事有许多感受，学到了许多书本上不可能有的宝贵知识。有的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有与维吾尔族领导长期共事，长期生活，以心换心地交流，才能真正理解维吾尔人；也才能理解北京来疆挂职干部感叹：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喀什不知治国之难。
1997年我调到乌鲁木齐兵团史志办工作。研究了新疆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再看看新疆今天的现实，想说的话很多，但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只能点到为止。
新疆的许多事需要解释，否则内地人看不懂。文中涉及几个新疆的专用术语解释一下：
民族感情就是千百年来各民族对本民族的深厚的感情；民族情绪就是维护本民族利益的强烈感情；地方民族主义就是把本民族利益凌驾于中华民族利益之上的政治主张；民族分裂就是主张成立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我们应当发自内心地尊重民族感情，充分理解民族情绪，教育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坚决反对民族分裂。
“三股势力”一为民族分裂主义，主张成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简称“东突”；二为宗教极端主义，主张排斥“异教徒”甚至发动“圣战”；三为恐怖主义，主张用恐怖手段达政治目的。美国的“911”事件即其例。
还有，“老新疆”指的是解放前后进疆的汉族人，大多懂点维语；“新新疆”指的是改革开放后来新疆的汉人，大多不懂维语。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敏感人物用化名。
维吾尔族的知识精英
我的直接领导先是A副政委，后是E副政委。岁数差不多，经历也差不多，年轻时在地方工作受到提拔重用，中年时调入兵团农三师担任领导干部的。A副政委二十出头就当巴楚总场皮卡克村分场团委书记，后经过自治区党校、中央党校学习培训，头脑聪明，口才很好，汉语精通，汉文可达初中水平。皮卡克村分场1969年划归兵团农三师改为某团。他任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他的两个儿子都先后娶了汉族媳妇。完全是自由恋爱，A副政委从不干涉子女婚姻，甚至不与亲家来往。
E副政委是典型的共产党培养的一代精通汉文化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他在喀什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被选送北大数学系，正逢“文革”兴起，认识了“全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的创造者聂元梓。在北大“造反”的漩涡里他被弄得晕头转向，几乎没有正规上课，后来居然拿到了数学研究生职称。实际上他半辈子学的政治而且是用他的话说“变化莫测的政治”。在北京时断时续学习8年，中央党校，中央民族学院等。他可以把《孙子兵法》里古汉语译成维文，可谓“汉学家”。在喀什那个时代一大批维吾尔知识分子中，他以高学历、敢讲真话、颇有锋芒而名重一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担任县级主要领导；九十年代初，他由喀什行署监察处处长调农三师任副政委。他调入时A副政委改任副师长。
两位副政委具有维吾尔领导干部的共同特点：头脑聪明，性格直率，正义感强，重感情，重家庭，重友谊，特别善于学习汉文化。同时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与汉族干部相处时特别明显。与汉族领导干部相比，他们没有工于心计玩弄权术，没有城府深沉喜怒不形于色，他们感情外露，直来直去，很好相处。
我在宣传处办了十几年的各种学习班，两位副政委都给维族干部学习班讲过课。我听过几次大部分可以听懂。A副政委讲话常用老百姓的语言，生动有趣，通俗易懂，学员们特别爱听。有次讲课讲到计划生育，他说，真主给了你们家一个馕，一个孩子吃吃不完，两个孩子吃刚吃饱，三个孩子吃都不够吃，四个孩子吃都饿肚子。你们说有几个孩子好？大家一片笑声说两个好。他接了一句：真主是支持计划生育的！又一片大笑。
E副政委讲课理论性强，观点尖锐鲜明，学员启发大。有一次讲课说到中央为什么在“文革”后恢复新疆兵团，他问大家一个椅子是三条腿稳当还是四条腿稳当？回答当然四条腿稳当。他说，对啦！必须四条腿！新疆的社会稳定就要有四条腿，党政军是三条腿，加上兵团就是四条腿，新疆的稳定就有了坚实基础。接着他幽默地说，以后你们坐椅子回头看看是三条腿还是四条腿，坐在兵团这个椅子上。回应一阵笑声。
他们对我友善信任，十分看重；私下称我“付康”即兄弟。E副政委知道我出生在伽师县，向他的维吾尔同事介绍我时常说，这位是陈处长，老新疆，我的伽师同乡，汉族同乡。这一介绍常常使维吾尔干部对我表示友善，同时发出惊叹：阿拉！“匈达吗？”（是这样吗）。因为解放前出生在新疆喀什的汉人非常少。
他们认为我是“老新疆”，为人正直，心底透明，懂维语，通维文，又是他们的下级，心里话愿意对我讲，心里的郁闷愤懑也可以对我当面宣泄。有时话题太敏感了旁边有汉族干部，就直接用维语与我交流。
透过他们偶尔敞开的心灵的缝隙我看到了许多汉族干部看不到的东西，听到了许多汉族人听不到的东西。我只能说两句：许多新疆的汉族人（更别说全国）没有真正了解维吾尔人；许多人不了解维吾尔文化更不可能了解汉维两种文化的差别有多大。
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越有知识的人自尊心就越强；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这一点在两位副政委身上表现特别明显。我赞成学者的意见，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即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也可以走向极端盲目排外。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自治区主席是铁木尔?达瓦买提。有一次，A副政委在乌鲁木齐开会回来，在车上愤愤不平地说一件事：在小组讨论上，一位汉族干部发言开口说，今天上午自治区那个铁……铁什么主席讲了话。我一听就火了！“铁”了半天了！“铁什么主席”？你是厅级干部，也五十多岁了，居然连自治区主席的名字叫不出来！我们如果称“王什么师长”“李什么政委”，你们听了会怎么样？
我们在场的几个维族干部气得脸色都变了。还有更可笑可气的，一位兵团组织部的干部，可能长期在汉族单位工作，不知道维族人的名字怎么念，宣布任命通知念到维族干部名字时，把名和姓中间的点也念出来了，“任命托乎提--点--库尔班，为副师长”。中间那个点不能念出来！没有人教给他吗？……
E副政委也是这样。有一年元宵节，喀什市与农三师联合举办灯会。协商会是我去参加的，会后向E副政委汇报并通知了有关单位。节前年头工作很忙乱，办个灯会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我没去检查落实。那天E副政委打电话问我“你去检查过各单位制作的灯没有？”我答没有。他有点火气了：“你现在就去！地方上有人给我说取消这个灯会！”我立刻去了几个单位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那年正逢猪年，有的单位扎了不少猪灯！穆斯林群众看了会反感的。我打电话给E副政委建议：元宵节灯会按计划办，猪灯不挂出去。E副政委冷冷地说，算了，不办了。市政府已经通知我们了。
还有一次是国庆节前，通知各单位挂标语。标语内容发了文件并要求汉维两种文字。那天，E副政委口气严肃地打电话给我说，你自已去看看某公司的标语。我以为标语内容出了什么问题，连忙骑车到某公司大楼前，一看才明白了，标语内容没有问题只是汉文在上维文在下。我找到公司经理说要把维文放上面，经理不以为然“钱都花了标语制好了，文字上下有什么关系？”我再三强调自治区有这方面的规定，经理勉强同意了。我向E副政委汇报，他叹了口气说，别忘了咱们这个地方是维吾尔自治区。我可以不计较这个事情；维吾尔群众会怎么看？
后来，他无意中漏出一句“怪不得我调兵团来工作时，朋友告诉我兵团有大汉族主义”
“那个汉族妇女如果懂得我们的习俗就好了”
1998年夏天，一件血案震惊喀什。一个年轻力壮的维族卖肉摊贩持刀砍伤6名无辜群众，又造成两名警察一死一伤，后被当场击毙。喀什各族群众为牺牲的汉族警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那时我刚调到乌鲁木齐工作，E副政委到兵团来开会特意来看我。谈到喀什发生的血案，他长叹一声：“那个汉族妇女如果懂得一点点维吾尔人的习俗，这个事根本不会发生。”
维吾尔人饮食有严谨的习俗，非清真不吃，非鲜活不吃。《古兰经》上有规定什麽可以吃，什麽不能吃。在喀什从未发生过市场上卖病死家畜肉的事。这一点很值得内地汉族人好好学习。牛羊肉是天不亮由阿訇念经后宰杀，天亮送到巴扎（集市），肉挂上架子十分新鲜，蜜蜂围着飞。肉贩子从不赶走蜜蜂，因为那是羊肉新鲜的标志。顾客尤其是汉族人不能用手摸肉，汉人饮食非清真。他们特别讳忌这一点。“你把肉摸脏了，我卖给谁去？你用眼睛看，看上了我给你割下来。”
那个汉族妇女不停用手摸肉，不理摊贩厉声制止。她挑了一块手摸过的肉叫摊贩切下来。过了秤后她却说不要了，转身就走。摊贩大怒追上去挥刀砍伤其胳膊，接着接连砍伤数名闻声而来的无辜群众。血案就因为一件小小的买卖纠纷发生了。
E副政委说，五十年代解放军进疆，首先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再加上纪律严格，很少有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事发生。所以，直到今天维吾尔群众还在说“老新疆好”。现在怎么样？内地大量汉族人进入新疆，谁对“新新疆”进行过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教育？他们不顾一切只知道赚钱，根本不知道少数民族的习惯。称呼少数民族“老维”、“皮帽子”，年轻的叫“巴郎孜”，年龄大的叫“老巴郎孜”，谁去批评教育纠正啦？还有“遥勒达西”（同志）只能在开会时称呼，出了会场不能用！在大街上你喊“遥勒达西买买提”是贬低人的……
我们少数民族最重感情；也最怕伤感情。感情一旦被捅一刀，伤口很难愈合??????
也谈“三股势力”等敏感话题
我与两位维吾尔族领导共事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疆“三股势力”猖獗一时，动乱和严重恐怖活动多次发生。尽管他们对“敏感问题”比汉族干部更加敏感，尽管他们在汉族干部面前表态谨小慎微，但出于对我的信任、出于我们之间比较深的感情，他们不自觉地把对一系列“敏感问题”的真实看法在我面前流露出来。在整个师机关也只有我这个汉族干部明白这些事。
1990年4月，阿克陶县巴仁乡发生由“三股势力”策动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奉党中央国务院命令，农三师民兵参加了平暴战斗。我随民兵到了现场。
A副政委从北京学习回来，听我讲了民兵参加平暴的情况。在会上，他的表态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会后与少数民族干部交谈时基本不提“三股势力”“反革命组织”等，而说：“那些人是‘苕子（精神不正常）’，他们可能吸了麻烟，不知道共产党多么强大？共产党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军，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国。远的不说，去年北京百万人上街游行闹事，结果怎么样？……”“碗豆跳得再高也砸不烂铜锅”！他们私下谈论最多的是巴仁乡乃至整个南疆的贫困落后??????
1996年5月，喀什艾提尕尔大清真寺大阿訇阿荣汗?阿吉和儿子遇刺重伤，震惊全疆。阿荣汗大阿訇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新疆伊斯兰教协会主席，在穆斯林群众中威望很高。案件发生的第二天师党委召开机关干部大会，通报了情况，定性为“三股势力策动的严重刑事案件”。会后，我与E副政委两人相遇单独交谈。我把此案说得很严重，而他淡淡一句“这不过是教派之争。”
新疆的伊斯兰教属于逊尼派的教法学派之一哈乃斐派，该派是正统派。但也有极少数人信奉神秘主义的苏菲派，在新疆称为依禅派也称“十二伊玛目派”。在历史上两派争斗，血案不绝。
他们认为阿荣汗大阿訇被刺是依禅派所为。但在公开场合，他们会“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为这是“三股势力”所为。
不久，传达中央文件指出对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小组讨论会上有的汉族干部发言表达不准确，似乎少数民族在搞分裂。E副政委很不高兴说“汉族也有搞分裂的，台湾的陈水扁就是。不要一提反分裂就扯上某个少数民族。”
我思索这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尽量避免使用“三股势力”一词？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或者保留不同看法？在新疆，当少数民族干部保持沉默或者一字不落把上级文件重复一遍时，就是他们有不同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不愿表达之时。
后来在与E副政委的多次个别交流中，我把他的片言只语连接起来，分析归类，终于明白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念：
“三股势力”之间有联系，但要具体分析。一个最简单的历史事实：维吾尔人没有建立独立国家的历史至少近几百年来没有。“东突”理论在民国时期传入新疆，仅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传播，广大老百姓没有文化根本不知“东突”是怎么回事。1949年前，“东突”出现过两次。一次是1933年，沙比提大毛拉利用战乱在喀什成立了“东突伊斯兰国”，一百多天就垮台了。二次是1944年底，“三区革命”爆发，苏联出动军队，在伊宁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一年半后，斯大林担心引发中亚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连锁反应，改变了主意，撤销了“东突”，以“三区民众参政会”名义与国民党和谈成立了新疆联合政府。新中国建立后中苏友好“东突”理论基本销声匿迹了。近年来，在国外敌对势力煽动下，“东突”分裂理论死灰复燃。但是，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是反对“东突”的，因为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国家。而且，“东突”的疆域包括了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国土，他们能接受吗？不能把所有闹事都往“东突”上扯。即使有极个别人想搞“东突”，在他的头脑里没有行动你怎么反？
接着说极端主义。宗教信仰；宗教狂热；宗教极端主义；这些概念在现实中界限怎么划分？你怎么判断一个穆斯林对宗教是虔诚还是狂热？甚至到了极端主义？他不付诸行动没法反。
我们应该集中力量狠狠打击恐怖主义，依法严打。不管他是“东突”还是宗教极端主义，也不管他是报复社会，只要搞恐怖活动露头就打；让他不敢搞。
况且，有的动乱是社会矛盾没有及时化解长期积累引发的，与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没有什麽关系。换言之，是“三股势力”利用了社会矛盾。长期贫困；贫富悬殊；失业增多；官僚主义严重；特权思想等等；这些问题不能及时化解，给“三股势力”提供滋生的土壤。
“你们要求少数民族不要把所有问题都往民族问题上扯，你们也不要把所有闹事都往民族分裂主义上扯，新疆的许多事很复杂。许多闹事的人连什麽是‘东突’根本不知道！”
我理解了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观念。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可惜，我人微言轻，发挥不了什麽作用。如果我们的民主制度很有效，能让每个人自由发表个人的看法，多数人能听到少数民族干部的不同意见，新疆的局面可能比今天好得多。
“新疆的历史还是我们自己来讲”
我喜欢读书，每次和师领导下基层工作别人带着扑克，我带着书。有次我随E副政委下团场工作。他坐在越野车前排，回头问我这次下去带的什么书。我答《维吾尔族简史》。他一听来了兴趣说拿来我看看。我从包里翻出来递过去。他首先翻看版权页，边看边说你发现没有，讲维吾尔族的历史，五十年代出的书和八十年代说得不一样，现在出的和八十年代又不一样，以后再出书还不知道会怎么回事呢！
八十年代初，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曾经组织批判吐尔滚?阿勒玛斯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我认真读了那些批判文章。实话实说，我对那些批判文章持保留态度。即使批判也应该在学术范围内进行，没有必要在全社会开展，其结果是“吐尔滚理论”广为流传，影响比没有被批判之前更广。鉴于“文革”的深刻教训，我必须弄懂维吾尔族的历史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问这本书怎么样？他翻看说，书是八十年代出的，内容是五十年代的。五十年代的书可以看，后来的书就“白坎儿啦！（没有东西啦）”为什么？我追问一句。他说，五十年代编书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不少从苏联留学回来，又经历了金树仁、盛世才、国民党统治，知识面广，那时还没有阶级斗争为纲，大家还敢讲真话，写出的书可以看。包尔汉，精通维汉俄三种语言，在盛世才的监狱里编了《维汉俄大词典》。赛福鼎是大文学家，诗歌文章都好，精通历史。
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来，那时汉族知识分子精通维文的很少，几乎没有汉族人参加编写史书。
我说后来历史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越走越偏了。他连连点头，说政治是不断变化的，你看党的路线变化多大，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等等，而历史是永远不变的事实，“让石头跟着鸟儿一样飞！行吗？”他眼望着三岔口光秃秃的山说。
我不喜欢酒宴玩乐，到垦区一有空就看书。那天晚饭后，我陪E副政委散步，又说起《维吾尔族简史》。他说，汉人最早创造了文字，而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有的甚至是解放后才由政府组织专家去给他们创造了文字。他们更多是口头传说，在汉文史书上没有记载。还有，古代与汉王朝打过仗有交往的游牧民族，汉文史书上有记载；没有打过交道的没有记载。你们讲历史完全依据汉文史书这可能全面吗？
我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他又说了一句，我们民族的历史最好由我们自已来写。即使错了，由我们自己来修改。我明白，他是针对自治区党委组织对吐尔滚?阿勒玛斯的《维吾尔人》的批判说这番话的。
接下来他说的一番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你们说王洛宾是“西部歌王”，他的歌确实好听，我们也喜欢。但是，我们的音乐家说他是“纳和夏吾乎热（歌贼）”。他把少数民族的歌“偷”过去变成他的了。我们祖祖辈辈唱的歌，因为歌手不识谱，只会唱，他一听立刻把歌谱记下来，再编了歌词就成他的了。你们也就把他抬得高高的。我们认为真正的“歌王”是阿曼尼莎汗……
我无语了。阿曼尼莎是叶尔羌汗国的王妃，整理了著名的十二木卡姆乐谱，是维吾尔人最推崇的音乐家。
讲历史时突然跳跃到王洛宾，他们的内心怎么想的。
慰问宗教人士 喝“圣水”
A副政委的父亲曾经是小海子垦区的大阿訇，宗教造诣深，在穆斯林群众中很有威信。我跟随他去慰问垦区的宗教人士，每到一家，他进门首先介绍：我是白克尔大毛拉的儿子。那些宗教人士立刻喜形于色，热情招待。随行的团场维族干部接着介绍，师里的副政委。那些宗教人士肃然起敬，连连点头“认识认识，知道知道”。
阿訇的笑容先是发自内心，后是出于礼貌。
A副政委在慰问宗教人士时说的最多的事情是教育，小学的入学率是多少；有没有不去的？你们要教育群众送孩子上学。“先知说过，即使知识远在中国也当孜孜以求之”。还有，他接着强调宗教人士要发动群众勤劳致富，带头致富，“先知说过，最不能忍受饥饿和贫困”。
我很赞成A副政委的工作作风，少讲一些政策理论，少喊一些口号，多讲一些实际的东西，穆斯林群众容易接受的东西。教育，富裕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不论那个民族，不论那种信仰都是这样。
我开玩笑说，A副政委，你口才太好了。大家特别喜欢听。走了好几家你的话我可以背下来了。再到下一家你就说“我命令陈处长替我说”。
他天性乐观，哈哈大笑，好好好，下次你说。我自嘲道，我说没有用处，人家知道我的父亲不是大阿訇，把我当成赵本山的《卖拐》啦！人家一听唢呐怎么吹出达甫（手鼓）的声音啦？
又一阵笑声。维吾尔人天生喜欢热闹笑声。
我心里清楚，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只有少数民族干部来讲才有效果。他们属于同一个文化体系。他们确实不容易，既要坚持党性，又要与广大穆斯林密切联系；既要掌握汉文化的思维方式，又要坚守本民族的精神家园。
那天到了一家阿訇家，院子里几间大房子里挤满了人，过节般热闹。我们一行到来大家立刻恭恭敬敬让出一条路，一片“基勒克吗？（问候）”
原来，这位阿訇刚从麦加朝觐回来，亲友们都来庆贺。其中最隆重的仪式是每个人非常虔诚地抿一口“咋木咋木”泉水。
传说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初期，遭受麦加权贵们的迫害。妻子抱着婴孩躲避追杀，逃到麦瓦尔山时烈日干燥，孩子干渴哭泣。妻子放下孩子奔波找水，没有找到水回到孩子身边一看，孩子蹬着蹬着脚下涌出了泉水。从此，朝觐者来麦加必须在麦瓦尔山来回疾走七次，掬饮泉水。此泉为所有朝觐者的“圣水”。
这位朝觐者用一个大塑料桶装了满满一桶“圣水”，来客用一个精致的瓷碗逐一品饮。
只有我一个汉族干部；我必须尊重穆斯林的风俗。A副政委喝了一口把瓷碗递给了我，全场一片掌声。我虔诚地举碗过头，一饮而尽。众人注目赞叹。
坐在车上，余兴未尽。我说我读过汉文的《古兰经》，内容很丰富。A副政委沉默一会儿说，新疆的阿訇们有个观念，《古兰经》只能用古阿拉伯语来读，翻译成任何文字都可能背离原意。他们不赞成翻译成维吾尔文，也不赞成汉文的《古兰经》。不过，我赞成，不翻译过去其他民族怎么知道《古兰经》呢？怎么了解伊斯兰教呢？
闻所未闻。唉，我又白下功夫了！阿訇们可能是想垄断话语权吧。万一阿訇??????玄乎！
那位朝觐者带回的“圣水”因为天热，旅途七八天，我喝了腹泻。但我不后悔。我尊重所有信仰宗教并严格遵守教规的人，不论基督教，佛教，还是伊斯兰教。心诚则灵。我觉得世界上最可畏的是没有任何信仰的人。
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民族很难理解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一个无神论者很难真正了解一个有神论的人的内心世界。
酒后听真言
那次我跟A副政委到维吾尔群众聚居的小海子垦区，这里是A副政委的老家，亲戚朋友很多，一天吃五六家甚至通宵。
我有个小小的疑问：A副政委的儿子在这里娶了汉族媳妇，亲家在这里怎么不去看看。我私下问这里的汉族干部，说A在这里当政委时，他后来的亲家是机关的一个科长。他们基本上不来往。不同民族之间的婚姻一直是新疆不可涉及的敏感话题。
A副政委每到一家在介绍完我的职务后，总要加一句：他是“老新疆”，会维语。意思很明显，说话注意一点。
那天白天吃了三四家，晚饭在A副政委一个亲戚家吃。我们一行人中仅我一个汉族。主人家来了七八个维族干部。喝酒很猛，我假装醉了，不顾礼貌往大炕里边一滚躺下，谁叫都不答应。
他们看我醉了睡着了，交谈越来越热烈，越来越收不住缰了。
“上海浦东发展太快了，高楼非常漂亮。外国公司招牌十公里外就看得见。夜里我们坐船顺江游玩，灯光连着星光，又倒影水中，真像作梦，进了《一千零一夜》里的神话世界。深圳到处是高楼大厦，非常现代化。但是一回到新疆，我们这里太落后了。我们那里大部分人还在喝涝坝水，人均收入只有上海深圳十分之一，几十分之一。”
“我们为什么穷？他们为什么富？把我们的资源全拿走了！石油、煤、棉花，西气东输，西煤东运，西电东送，就这个样子西部大开发吗？我们的群众还在烧棉花杆！”
“你们口口声声兄弟民族，不错，你们是老大哥，但你们不是有一句话，亲兄弟，明算账吗？你们拿走了多少？还给我们多少？为什么不算清楚？”
“还要叫我们去向群众宣传要感恩！谁向谁感恩？搞错了吧？我们为全国的发展送出去多少资源？应该是所有用了新疆的石油、煤、电、气的省市向我们感恩！对！还有棉花！”
“他们说新疆的资源是全国人民的。”
“西湖、黄山、九寨沟都是全国人民的，你能把它们都搬到新疆来吗？在我们脚下的东西就是我们的！”
“内地的汉族人对我们确实太热情，把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全拿上桌子了。什么蛇、虫子（蚕蛹）、还上了一盘油炸蝎子！我心里一阵恶心想吐，什么都吃不下去了。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洗肠子，两三天光喝茶吃点干馕，不吃肉不吃炒菜。洗干净肠子再吃自已家里的饭。汉族人怎么什么都吃啊！他们自己说汉人是两条腿的人不吃，四条腿的桌子不吃，其他什麽都吃！”
谈到八十年代自治区两个副主席一个汉族，一个维族，因权色交易贪污腐败被查处，降为厅级非领导职务。两个副主席都被一个汉族女老板拉下水了。
“处理太轻了！该送监狱！那个汉族女老板为什么不追究？那个汉族女人真不要脸！”
“一个（产品）出疆证，一个火车皮，一个（价格）双轨制，你只要占上一条就可以发大财。把任何一只瘦羊拴在这三个圈里，不久就肥得走不动路了。”
“现在把两只肥羊拉走了，又换上了两只瘦羊，老百姓又得用血汗把瘦羊催肥。还不如就一只羊肥了不宰不换一直养到死……”
大家大笑又饮一杯。
在几届自治区主席里，他们认为最有威信的是司马义?艾买提，敢说真话，而且重感情。他六十年代在边防部队当兵，有一次去边防哨所回来遇到暴风雪，迷了路，在雪堆里挣扎。被一个维吾尔牧民发现了，把他背回家里。牧民很穷，炕上只有毡片子。吃了热馕，喝了奶茶，他恢复体力急着回部队。牧民有一双新靴子一直舍不得穿珍藏着，看见这位解放军战士的靴子被雪水泡坏了，他把新靴子套在这个子弟兵脚上。牧民一直把他送出山去。后来，他当了和田地区专员还专门派人去找这个牧民，没有找到。牧民不知跟着水草到哪里去放羊了。再后来，他当了自治区主席上任临走时，专门给和田地区朋友交代，一定要找到这个救命恩人。那一年，果然找到了。他自己掏钱买了飞机票把这个牧民接到乌鲁木齐，亲自陪同参观游玩天池吐鲁番。牧民回去时，他特地买了一双最贵的牛皮靴送给了救命的朋友，说我永远记得你给我的那双新靴子，记得你对子弟兵的热爱！
“这才是真正的维吾尔人！”大家谈笑直到深夜。
酒后真言，难得一闻。司马义?艾买提的故事令人感动。他们谈论这件事还有一层意思：司马义?艾买提主席调中央工作时，乌鲁木齐的7所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喊口号：“反对把司马义艾买提主席调走！”等。
“资源民族论”令人忧虑。流行甚广，难以纠正。
我只有心里一声叹息：新疆的事情积重难返……
别忘了一个基本规律：人是以自己的利益来对待理论的，马克思说过“几何公理如果触犯了人的利益也会被看成缪误的”。
“当官就得像个官”
汉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的产物，而维吾尔人先祖回鹘人曾长期在漠北游牧，唐朝时西迁吐鲁番建立高昌回鹘国，逐步向农耕文明转化，现代维吾尔族形成过程中又融合了西域的一些游牧民族，其文化烙上了浓重的游牧文明的印记。其特点之一，部落意识，头人意识很强。官就是“头人”，为部落负责，就要杀伐决断，敢作敢为，绝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个“迪罕（农民）”。
两位副政委私下都反感有的汉族领导的“研究研究”，他们说“研究研究”就是“抽完烟喝完酒再说”。他们在职责范围里敢于表态，口气威严，绝不拖泥带水。在涉及本民族利益时更是毫不含糊，态度明朗。
党管干部是一个原则。喀什各县党委书记都是汉族。在少数民族中，往往“汉族”和“共产党”“国民党”是一个概念。他们说，你们汉族思维用人提拔干部总是挑选老实听话的人；这样不行，“亚瓦西阿丹木（老实人）”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没有威信，说话没有人听。他们认为县长必须是有威信的乡长；地区专员必须是有威信的县长；自治区主席必须是有威信的地区专员。
但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权力高度集中，兵团又保留了部队的“首长责任制”。他们要想说话算数，言出必行，不太容易，而且常常把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不好办事。
那次在党校办少数民族干部学习班，学员是维吾尔族副团职干部。我忙着找教材，请教员，还要安排吃住。第二天就要开学上课了，按照兵团领导的惯例，报到那天首长要看望学员。E副政委叫我一起去党校看看学员。那些学员对他十分热情，争相握手。他问有没有什麽要求，那些学员说“纸拖鞋”穿着不舒服，洗脸间固定脸盆用着不习惯，还有人没有带牙具毛巾。
E副政委立即回头对我命令说，每人解决一套脸盆；塑胶拖鞋，牙刷，毛巾。我心里一咯噔，学习班经费预算没有这一项，但我深知E副政委的心理，立刻连连点头。所有当官的“面子”不可驳。
从党校回来已经下班了，我立即给管钱的师领导打电话请求追加经费。师里是“一支笔批钱”。因为我办一次事情就要一次钱，一年下来不知要了多少次钱，“一支笔”早就不耐烦了，答复说学习班的经费已经批过了，“办个学习班那有这么多事？谁答应给拖鞋脸盆你找谁要钱去。”
下级对上级没有道理可讲，只有服从。
“一支笔”的话不能讲出去，讲了影响师领导之间特别是汉族领导与维族领导的团结。而E副政委的领导权威必须维护。我立即给党校校长打电话，叫他们先把钱垫付，明天早晨必须落实E副政委的指示，解决拖鞋脸盆等。等我们下次再办学习班时把这个窟窿补上。那位校长笑着说你老给我们找麻烦。我说理解万岁，理解万岁。我给你打欠条，实在不行从我工资里扣除。
第二天开班E副政委作动员讲话，第一句话问拖鞋脸盆都解决了吗？大家笑了齐声说解决了，他满意地点点头也笑了。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我尽可能维护好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的威信，尽可能维护师领导班子的团结，也算是忍辱负重吧。
A副政委也十分看重自己的领导威性，而且对本民族文化有强烈自豪感。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兵团开会领回一项任务，自治区和兵团都要收集、整理、出版《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三套集成》，自治区成立了“三套集成”办公室，兵团也安排了这项任务，但没有专职人员也没有机构，文化处代管。经费各师自行解决。
我回师部向A副政委汇报，他突然问出不出维文的？我答兵团没有明确出不出维文的。他口气有点生硬了，兵团怎么回事？他们不知道我们师里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五十一吧？我们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丰富得很，有许多宝贝吗！为什么不出维文的？你马上向兵团请示。
我恭敬地点点头，心里说麻烦事又来了。
我的请示结果是：是否出版少数民族三套集成，你们师自定。好一个“自定”！他们也怕“谁安排的问谁要钱！”
A副政委不容商量地对我说，这件事你牵头具体负责搞。不出维文的怎么行呢？少数民族文化也要好好发展吗！
新疆的许多事情只要扯上民族问题就鬼神难测。汉文的三套集成已经搞得我头痛不已，要钱、聘人、到基层催稿等，维文的三套集成难度更大。
“一支笔”表态：兵团没有明确安排出维文三套集成；“谁安排的你找谁要钱。”
我又被夹在中间了。天无绝人之路，幸亏我与师机关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干部关系不错，他们极积帮我想办法，提供了重要线索：小海子垦区有几个五十年代的老翻译，爱好民间文学，收集了不少故事谚语歌谣。
我立即到小海子垦区诚恳拜访，他们同意让我复印收藏的资料。有的团场也征集了一些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的资料。
但是，谁来编辑审查把关呢？我的维文水平远远达不到，况且我是汉文三套集成的主编，忙得焦头烂额。
也算天助我也！党委办公室调来一位翻译，叫阿布拉江，来自基层，三十出头，初生牛犊不怕虎，正想到大机关创一番事业。我向A副政委推荐了他。A副政委立刻把阿布拉江叫来，把维文三套集成任务交给他。小伙子欣然领命。
党办室主任是我的老朋友，说你怎么挖自己朋友的墙角呢！阿布拉江是我的人，正要用他呢！我说我走投无路了。
A副政委很喜欢文学，年轻时是“帅哥”，被挑选到总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次我去他办公室，办公桌上摆着维文三套集成草稿。他正在认真审稿，抬头看我一眼，满面喜悦，啧啧称赞道：这里面真有好东西！
我正为维文的三套集成出版经费发愁时，E副政委从地方调来了，A副政委改任副师长，分工管教育、卫生、民政等，都是有“活钱”的口子。几万元的出版费不成问题。无需我“死猪不怕开水烫”去找“一支笔”要钱了。
农三师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三套集成出了汉维两本，受到兵团文化处口头表扬。全兵团有8个师出了三套集成，维文仅我们师的一本。其中甘苦，只有我心里明白：中国的官员们少一门社会科学——新疆少数民族心理学。
对汉文化的独特看法
自古以来汉人有天然的文化优越感，“远人不服，修文德以徕之”。新疆的汉族人有一个普遍的共同观念，少数民族越精通汉文化就越亲近汉族人。这个观念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因为你忘了辩证法，没有想想他们会怎么看待汉文化中的糟粕——他们称为“脏东西”。
还有，现代维吾尔族在形成过程中，融合了不少部落，族群，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于是，两个都有强烈文化优越感的民族迎面相遇了。没有隔阂，矛盾，甚至冲突那才是怪事呢！
两位维族领导精通汉文化；A副政委的两个儿子娶了汉族媳妇；对汉文化的精华十分推崇；但是，他们对汉文化中的“脏东西”非常敏感；比不懂汉文化的一般群众更加敏感。
有次我与A副政委去为一个团职汉族干部送葬。喀什汉族公墓在飞机场北的一大片石头滩上。出殡车上一路撒纸钱，下葬时亡者穿着新衣服，戴着手表，墓穴里赫然摆了五粮液等。
A副政委是参加葬礼的唯一维族干部。如果他不是去世干部的上级，他是不会去参加葬礼的。
回来的路上，A副政委终于忍不住了，长叹一声对我说，人死了还会看表吗？还会喝酒吗？还会花钱吗？维族人认为，人死了灵魂就升天去见真主，好人得好报，坏人得惩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赤条条的啥也没有，人走的时候为什么要带走那么多东西？真是??????
我委婉地说，汉族人各个地方风俗不一样；他们老家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活着的人为了表示希望死去的人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活下去，他爱喝酒就送他酒，他爱那块手表就让他带走，这是寄托一个心愿希望。其实，谁都知道人死灯灭，什麽都没有了。
A副政委一声不响，只摇头。看着风中飞起的纸钱，突然回头问我，他不是共产党员吗？
我苦笑了一下，绕开这个问题，说我死了一定火葬，学周总理把骨灰撒了什麽都不留。我知道维吾尔人主张速葬薄葬，白布裹身，黄土为穴，没有任何陪葬品。我很赞成他们的生死观：我从真主那里来时一无所有，我回真主那里去时一无所有。
作为北大数学系研究生的E副政委对汉文化的看法更加深刻。有次我们聊天，他说，我上小学初中时对汉文化非常热爱，那时的教育都是正面宣传，英雄主义。但是，上喀什师范学院时，有一次去喀什纺织厂一个同学家里，有个汉族工人从老家把老母亲接来了，那老太太是小脚。我第一次看到小脚老太太走路，摇摇摆摆，随时可能摔倒。当时对我震动太大了。我第一次知道汉人的祖先曾经这样虐待妇女！我疑惑了：为什么书本上没有告诉我这些啊？
我说，汉文化里有糟粕，有“脏东西”，必须克服。各民族之间应该是互相学习优点，自己克服缺点，不断发展自己的文化。
他说，那是对的。新中国怎么样？妇女解放，反对缠脚丫子，新疆的妇女没有戴面纱的了。妇女是半边天啦！但是后来怎么样？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女人写的；第一个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的是女的；几个样板戏的主角都是女的；江青就更不用提了是个坏蛋女人！把“伟大领袖”的形象都损害了！
E副政委后来告诉我，“文革”运动特别是“批林批孔”全盘颠覆了汉文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小人和女子难养也”“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等，把汉文化中的糟粕“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使少数民族产生了极大反感和强烈排斥心理。原来汉文化这么多“脏东西”！你想，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父母兄弟之间都以阶级划线，“亲不亲，线上分”，提倡儿子批判父亲，兄弟互相斗争，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而我们这个民族重亲情，重感情，伊斯兰教提倡“信奉真主都是兄弟姐妹”，主张人与人，人的内心世界和谐纯洁。基督教也是主张“信奉基督都是上帝的子民”。不管他们能不能做到，至少他比“斗争哲学”“造反有理”“游街，抄家，打砸抢”合乎人性吧！
这就是“文革”结束后，你们说的“宗教狂热在南疆普遍兴起”的原因之一吧。
有一次，E副政委路过某县时要去看一个维吾尔族副县长。那个副县长很年轻，对我们非常热情，对E副政委非常亲切。
E副政委在这个县里当过县委书记，发现这个年轻人在乡里工作出色，就重点培养他，不久当了副县长。听说新上任的汉族县委书记，对这个年轻的副县长不满意，公开几次点名批评他工作不大胆，不敢严格管理下级。弄得这个“年轻干部好苗子”好没有威信，心情沮丧。
那个年轻干部诉说心里话，我才三十几岁，那些村长有的五六十岁，胡子那么长，我怎么能因为对他们工作不满意就训斥他们呢？他们是我的长辈啊！E副政委问那个县委书记批评你时你没有给他讲这些吗？他说讲了。书记怎么说的？书记说你是县级领导干部，不管你的下级胡子有多长，辈分有多高，该批评就批评，该收拾就收拾。
此前，我们在车上说了顺口溜：村干部是打出来的，乡干部是骂出来的，县干部是吹出来的，地州干部是送出来的。
E副政委对那个年轻干部说，你这样做是对的。怎么“收拾”？揪着胡子骂一通？他（汉族书记）就是这个意思！不能当了官就六亲不认。别忘了我们是维吾尔人！
话中有话：汉族领导为了“政绩”可以不讲亲情，有了“政绩”升官走人，我们祖祖辈辈还要在这里作人哪！??????
难忘的“高峰论坛”
听听那些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心里话是非常难得，也是非常宝贵的——不管他们说的对与错，能听到就是打开的另一扇天窗，让你知道除了汉文化的天地之外还有另一番天地。
E副政委上喀什师范时的同学都快六十岁了，不是县级就是教授；博导等等。有几个出过一摞子书，在喀什名气很大。
我在调到乌鲁木齐之前，参加过E副政委的一次老同学聚会，使我久久难忘。那是真正的“高峰论坛”。
只有我一个汉族，听了E副政委的介绍大家都很信任我，于是“提起闸门放水——想怎么流就怎么流”，畅所欲言。
在新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聚会，新疆问题民族问题是永恒的话题。
他们认为新疆的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是毛泽东时代，一是毛泽东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最高指示没有人敢不听。被神化为“救星”，代替了真主的权威。二是大家都讲阶级，民族界限模糊了，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不断，民族意识压下去了。全社会只讲阶级成份，不讲什么民族。三是那时新疆西藏工资在全国最高，再加上革命英雄主义，支援边疆虽然艰苦但很光荣。四是那时党风正，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融洽，基层政权稳固。没有公开的特权阶层，没有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五是各民族之间利益冲突很少，全党重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会积累社会矛盾，引发闹事。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全国大饥饿，新疆闹大事了吗？六是解放前南疆的大地主同时也是宗教上层，经过土改、镇反运动，宗教的影响力大大减少。许多村庄的清真寺坍塌了。
现在呢？不说了！谁心里都像一面镜子一样清楚。
他们对民族理论、民族区域自治等提出一系列质疑：
我国的民族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五六十年过去怎么民族越划分越细了越多了？民族之间界限越来清楚了？民族之间隔阂越来越深了？我们的民族理论是从苏联引进的，现在苏联解体了，我们还紧抱这个理论不放。根据这个理论，中华民族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搞错了吧？有的人群千百年生活在深山老林，几乎与世隔绝，处在原始部落阶段，还没有形成现代民族。把他们命名为什么什么“民族”，没有文字给你创造文字，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再成立什么什么“自治县自治乡”。“原始部落”怎么能与“现代民族”相提并论呢？
我们的路子是：根据斯大林提出的四个标准划分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五十六个民族组成中华民族。民族问题完全政治化了！
宗教的路子简单得多：信奉《圣经》你就是“上帝的子民”，信奉《古兰经》你是穆斯林“兄弟”。宗教跨越了种族、国家、民族等界限，形成强大文化力量。
民族问题尽可能不要政治化，要突出一点：文化！向宗教学习！要重文化，轻种族。
“都是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这把我们排除在外了！蒙古人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藏族人是松赞干布的子孙，我们是乌古斯汗的子孙，西南少数民族也各有祖先。你们算一算五十六个民族中有多少个祖先不是炎帝黄帝？难道他们都不属于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的图腾是龙”，这又把我们排斥在外了！我们的祖先回鹘人的图腾是狼。
一位老教授多次到内地、西藏考察。他的观点令人吃惊：什麽是中华文化？三部分组成，汉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新疆伊斯兰文化。凡是信奉这三种文化的都是中华民族。“西南那些少数民族是穿着祖先衣服的汉人，因为他们全盘接受了汉文化。”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华文化就是汉文化。我们承认汉族人最多，汉文化是主流文化，但我们的文化，藏族人的文化放在什麽地方？“民族融合是你融合我，还是我融合你？”
正好端上来了一盘香喷喷的油馕，那位教授即席发挥：“麦子，包谷，小米，大米，青稞等等，五十六种粮食糅在一起，烤成一个大馕，好不好吃？能不能拿得起来？那些研究民族理论的专家们先研究一下这个馕的问题。”一片笑声。
维吾尔人的语言天才不得不佩服。
新疆是十三个世居民族的新疆；维吾尔族是主体；不然为什么在自治区前面加了“维吾尔”？毛泽东说过，解放军进疆是“替历代汉族统治阶级还债的”；要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还说三区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八十年代的“西藏六条”最后一条是撤走汉族人，新疆也传达贯彻了。很快又停止了。
“我们现在不提汉族还债的话，就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我们欠了自己民族的债，该说的话没有说，该争取的利益没有争取。现在，我们要给本民族还债了。什麽叫自治？中央政府管三个权，军队，宪法，外交；其他权力归自治区”
“其实，他们心中非常清楚新疆是谁的新疆”
谈到苏联解体，大家都说是大好事。“八九十年前，苏联十月革命探索了一条新路子，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俄为师；现在，俄罗斯人又在探索一条全新的路子，走不通，我们不跟着走；走通了，我们再来一个以俄为师。有什麽不好??????”
他们还谈了斯大林支持“东突”；外蒙古独立等问题。
当时我想：为什么在我们的各级人代会上听不到这些声音呢？为什么不能以兄弟身份坐下来好好交心呢？
位卑未敢忘国忧
在南疆生活了四十九年，与少数民族干部共事，又经历了多次动乱，我成为一个充满忧患意识，责任意识的人。我和所有朋友交谈几乎都是新疆的民族问题，长治久安问题。我的记载南疆“文革”和一系列动乱的纪实文学《大漠足音》等，在网上点击率也比较高。
２００９年６月，我和几位喀什的朋友在乌鲁木齐黄河路聚餐，一直聊天到深夜。我预言新疆将可能出大问题而且就不出今年。
朋友笑我杞人忧天，说中央领导说了现在是新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我执拗地说，别忘了辩证法，“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现在是新疆历史上社会矛盾最复杂最集中的时期；物质的丰富代替不了文化的隔阂矛盾；况且，骄兵必败是永远的真理。
我特别讲了一本应当引起自治区高层重视的书《我的西域你的东突》，其中作者王力雄记载的“木合太尔”的“东突理论”；南疆维吾尔知识分子的心里话等等，我比作者早十几年就亲耳听到过。作者的立场，理论全错了，但其所见所闻是真实的。
我断言“如果邓玉娇是到内地打工的少数民族姑娘，暴乱将立即发生！”有朋友摇头“言重了。不会那么严重。”
结果，一个月后震惊世界的“七五事件”爆发了。6号上午，朋友从喀什打来电话：你的预言应验了！太可悲啦！太不可思议啦！把那本书《我的西域你的东突》传给我
其实，并非我有先见之明。我的两位维吾尔族领导启发了我，给我第三只眼以新的视角看待新疆问题，传达给我来自少数民族的真实信息。我身在乌鲁木齐却一直关注着南疆的社会动态，特别是各种复杂的社会群众心理倾向。
喊“狼来了”，狼不会来；喊“狼没有了”，狼会来的。这是常识。官员的“政绩”里不包括社会矛盾，社会群众心理。也没有多少官员好好下功夫去研究这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悲哀！
1997年5月30日，我到乌鲁木齐兵团机关报到。前一天，住在三师驻乌办事处。早饭与E副政委一起吃。他刚从北京要救灾款回来，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两个月前，喀什发生强烈地震。全国的救灾款及物资全部交给地方，兵团地震灾区被边缘化了。农三师组织一批干部赴京汇报受灾情况，要求单独给兵团灾区“切一块蛋糕”。
他说，如果我在家参加常委会，一定不同意放你走，建议师党委提拔重用你。我说，谢谢您对我的看重。我在三师工作了33年，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三师；三师也没有亏待我给我一个处长；我很感谢师党委。我现在49岁了，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在乌市工作。我离退休还有11年，这11年我要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这是人一辈子最好的归宿。E副政委点点头：从师里的工作出发，不放你走；从你家人团聚来讲，只好放你走了。
我与两位维吾尔领导共事的岁月是我宝贵的人生财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经在两位维吾尔族干部领导下工作，近距离读维吾尔人，明白了许多汉文化所不理解的事情。后来从事史志工作研究历史，从历史学的角度回顾我与维吾尔族干部的交往，使我对新疆的维吾尔文化、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形成与许多汉族干部不尽一致的独有见解。
我属于“老新疆”，出生于喀什伽师县，中学毕业在兵团某团场当农工。在贫困团场工作18年，任职基建参谋（正连职）。1981年中央决定恢复在“文革”中被撤销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被调到喀什兵团农三师宣传处当新闻干事，后为副处长、文联主席。在师部工作15年，此间我的直接领导是两位维吾尔族副政委。与维吾尔干部的共事有许多感受，学到了许多书本上不可能有的宝贵知识。有的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有与维吾尔族领导长期共事，长期生活，以心换心地交流，才能真正理解维吾尔人；也才能理解北京来疆挂职干部感叹：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喀什不知治国之难。
1997年我调到乌鲁木齐兵团史志办工作。研究了新疆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再看看新疆今天的现实，想说的话很多，但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只能点到为止。
新疆的许多事需要解释，否则内地人看不懂。文中涉及几个新疆的专用术语解释一下：
民族感情就是千百年来各民族对本民族的深厚的感情；民族情绪就是维护本民族利益的强烈感情；地方民族主义就是把本民族利益凌驾于中华民族利益之上的政治主张；民族分裂就是主张成立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我们应当发自内心地尊重民族感情，充分理解民族情绪，教育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坚决反对民族分裂。
“三股势力”一为民族分裂主义，主张成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简称“东突”；二为宗教极端主义，主张排斥“异教徒”甚至发动“圣战”；三为恐怖主义，主张用恐怖手段达政治目的。美国的“911”事件即其例。
还有，“老新疆”指的是解放前后进疆的汉族人，大多懂点维语；“新新疆”指的是改革开放后来新疆的汉人，大多不懂维语。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敏感人物用化名。
维吾尔族的知识精英
我的直接领导先是A副政委，后是E副政委。岁数差不多，经历也差不多，年轻时在地方工作受到提拔重用，中年时调入兵团农三师担任领导干部的。A副政委二十出头就当巴楚总场皮卡克村分场团委书记，后经过自治区党校、中央党校学习培训，头脑聪明，口才很好，汉语精通，汉文可达初中水平。皮卡克村分场1969年划归兵团农三师改为某团。他任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他的两个儿子都先后娶了汉族媳妇。完全是自由恋爱，A副政委从不干涉子女婚姻，甚至不与亲家来往。
E副政委是典型的共产党培养的一代精通汉文化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他在喀什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被选送北大数学系，正逢“文革”兴起，认识了“全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的创造者聂元梓。在北大“造反”的漩涡里他被弄得晕头转向，几乎没有正规上课，后来居然拿到了数学研究生职称。实际上他半辈子学的政治而且是用他的话说“变化莫测的政治”。在北京时断时续学习8年，中央党校，中央民族学院等。他可以把《孙子兵法》里古汉语译成维文，可谓“汉学家”。在喀什那个时代一大批维吾尔知识分子中，他以高学历、敢讲真话、颇有锋芒而名重一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担任县级主要领导；九十年代初，他由喀什行署监察处处长调农三师任副政委。他调入时A副政委改任副师长。
两位副政委具有维吾尔领导干部的共同特点：头脑聪明，性格直率，正义感强，重感情，重家庭，重友谊，特别善于学习汉文化。同时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与汉族干部相处时特别明显。与汉族领导干部相比，他们没有工于心计玩弄权术，没有城府深沉喜怒不形于色，他们感情外露，直来直去，很好相处。
我在宣传处办了十几年的各种学习班，两位副政委都给维族干部学习班讲过课。我听过几次大部分可以听懂。A副政委讲话常用老百姓的语言，生动有趣，通俗易懂，学员们特别爱听。有次讲课讲到计划生育，他说，真主给了你们家一个馕，一个孩子吃吃不完，两个孩子吃刚吃饱，三个孩子吃都不够吃，四个孩子吃都饿肚子。你们说有几个孩子好？大家一片笑声说两个好。他接了一句：真主是支持计划生育的！又一片大笑。
E副政委讲课理论性强，观点尖锐鲜明，学员启发大。有一次讲课说到中央为什么在“文革”后恢复新疆兵团，他问大家一个椅子是三条腿稳当还是四条腿稳当？回答当然四条腿稳当。他说，对啦！必须四条腿！新疆的社会稳定就要有四条腿，党政军是三条腿，加上兵团就是四条腿，新疆的稳定就有了坚实基础。接着他幽默地说，以后你们坐椅子回头看看是三条腿还是四条腿，坐在兵团这个椅子上。回应一阵笑声。
他们对我友善信任，十分看重；私下称我“付康”即兄弟。E副政委知道我出生在伽师县，向他的维吾尔同事介绍我时常说，这位是陈处长，老新疆，我的伽师同乡，汉族同乡。这一介绍常常使维吾尔干部对我表示友善，同时发出惊叹：阿拉！“匈达吗？”（是这样吗）。因为解放前出生在新疆喀什的汉人非常少。
他们认为我是“老新疆”，为人正直，心底透明，懂维语，通维文，又是他们的下级，心里话愿意对我讲，心里的郁闷愤懑也可以对我当面宣泄。有时话题太敏感了旁边有汉族干部，就直接用维语与我交流。
透过他们偶尔敞开的心灵的缝隙我看到了许多汉族干部看不到的东西，听到了许多汉族人听不到的东西。我只能说两句：许多新疆的汉族人（更别说全国）没有真正了解维吾尔人；许多人不了解维吾尔文化更不可能了解汉维两种文化的差别有多大。
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越有知识的人自尊心就越强；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这一点在两位副政委身上表现特别明显。我赞成学者的意见，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即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也可以走向极端盲目排外。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自治区主席是铁木尔?达瓦买提。有一次，A副政委在乌鲁木齐开会回来，在车上愤愤不平地说一件事：在小组讨论上，一位汉族干部发言开口说，今天上午自治区那个铁……铁什么主席讲了话。我一听就火了！“铁”了半天了！“铁什么主席”？你是厅级干部，也五十多岁了，居然连自治区主席的名字叫不出来！我们如果称“王什么师长”“李什么政委”，你们听了会怎么样？
我们在场的几个维族干部气得脸色都变了。还有更可笑可气的，一位兵团组织部的干部，可能长期在汉族单位工作，不知道维族人的名字怎么念，宣布任命通知念到维族干部名字时，把名和姓中间的点也念出来了，“任命托乎提--点--库尔班，为副师长”。中间那个点不能念出来！没有人教给他吗？……
E副政委也是这样。有一年元宵节，喀什市与农三师联合举办灯会。协商会是我去参加的，会后向E副政委汇报并通知了有关单位。节前年头工作很忙乱，办个灯会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我没去检查落实。那天E副政委打电话问我“你去检查过各单位制作的灯没有？”我答没有。他有点火气了：“你现在就去！地方上有人给我说取消这个灯会！”我立刻去了几个单位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那年正逢猪年，有的单位扎了不少猪灯！穆斯林群众看了会反感的。我打电话给E副政委建议：元宵节灯会按计划办，猪灯不挂出去。E副政委冷冷地说，算了，不办了。市政府已经通知我们了。
还有一次是国庆节前，通知各单位挂标语。标语内容发了文件并要求汉维两种文字。那天，E副政委口气严肃地打电话给我说，你自已去看看某公司的标语。我以为标语内容出了什么问题，连忙骑车到某公司大楼前，一看才明白了，标语内容没有问题只是汉文在上维文在下。我找到公司经理说要把维文放上面，经理不以为然“钱都花了标语制好了，文字上下有什么关系？”我再三强调自治区有这方面的规定，经理勉强同意了。我向E副政委汇报，他叹了口气说，别忘了咱们这个地方是维吾尔自治区。我可以不计较这个事情；维吾尔群众会怎么看？
后来，他无意中漏出一句“怪不得我调兵团来工作时，朋友告诉我兵团有大汉族主义”
“那个汉族妇女如果懂得我们的习俗就好了”
1998年夏天，一件血案震惊喀什。一个年轻力壮的维族卖肉摊贩持刀砍伤6名无辜群众，又造成两名警察一死一伤，后被当场击毙。喀什各族群众为牺牲的汉族警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那时我刚调到乌鲁木齐工作，E副政委到兵团来开会特意来看我。谈到喀什发生的血案，他长叹一声：“那个汉族妇女如果懂得一点点维吾尔人的习俗，这个事根本不会发生。”
维吾尔人饮食有严谨的习俗，非清真不吃，非鲜活不吃。《古兰经》上有规定什麽可以吃，什麽不能吃。在喀什从未发生过市场上卖病死家畜肉的事。这一点很值得内地汉族人好好学习。牛羊肉是天不亮由阿訇念经后宰杀，天亮送到巴扎（集市），肉挂上架子十分新鲜，蜜蜂围着飞。肉贩子从不赶走蜜蜂，因为那是羊肉新鲜的标志。顾客尤其是汉族人不能用手摸肉，汉人饮食非清真。他们特别讳忌这一点。“你把肉摸脏了，我卖给谁去？你用眼睛看，看上了我给你割下来。”
那个汉族妇女不停用手摸肉，不理摊贩厉声制止。她挑了一块手摸过的肉叫摊贩切下来。过了秤后她却说不要了，转身就走。摊贩大怒追上去挥刀砍伤其胳膊，接着接连砍伤数名闻声而来的无辜群众。血案就因为一件小小的买卖纠纷发生了。
E副政委说，五十年代解放军进疆，首先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再加上纪律严格，很少有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事发生。所以，直到今天维吾尔群众还在说“老新疆好”。现在怎么样？内地大量汉族人进入新疆，谁对“新新疆”进行过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教育？他们不顾一切只知道赚钱，根本不知道少数民族的习惯。称呼少数民族“老维”、“皮帽子”，年轻的叫“巴郎孜”，年龄大的叫“老巴郎孜”，谁去批评教育纠正啦？还有“遥勒达西”（同志）只能在开会时称呼，出了会场不能用！在大街上你喊“遥勒达西买买提”是贬低人的……
我们少数民族最重感情；也最怕伤感情。感情一旦被捅一刀，伤口很难愈合??????
也谈“三股势力”等敏感话题
我与两位维吾尔族领导共事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疆“三股势力”猖獗一时，动乱和严重恐怖活动多次发生。尽管他们对“敏感问题”比汉族干部更加敏感，尽管他们在汉族干部面前表态谨小慎微，但出于对我的信任、出于我们之间比较深的感情，他们不自觉地把对一系列“敏感问题”的真实看法在我面前流露出来。在整个师机关也只有我这个汉族干部明白这些事。
1990年4月，阿克陶县巴仁乡发生由“三股势力”策动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奉党中央国务院命令，农三师民兵参加了平暴战斗。我随民兵到了现场。
A副政委从北京学习回来，听我讲了民兵参加平暴的情况。在会上，他的表态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会后与少数民族干部交谈时基本不提“三股势力”“反革命组织”等，而说：“那些人是‘苕子（精神不正常）’，他们可能吸了麻烟，不知道共产党多么强大？共产党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军，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国。远的不说，去年北京百万人上街游行闹事，结果怎么样？……”“碗豆跳得再高也砸不烂铜锅”！他们私下谈论最多的是巴仁乡乃至整个南疆的贫困落后??????
1996年5月，喀什艾提尕尔大清真寺大阿訇阿荣汗?阿吉和儿子遇刺重伤，震惊全疆。阿荣汗大阿訇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新疆伊斯兰教协会主席，在穆斯林群众中威望很高。案件发生的第二天师党委召开机关干部大会，通报了情况，定性为“三股势力策动的严重刑事案件”。会后，我与E副政委两人相遇单独交谈。我把此案说得很严重，而他淡淡一句“这不过是教派之争。”
新疆的伊斯兰教属于逊尼派的教法学派之一哈乃斐派，该派是正统派。但也有极少数人信奉神秘主义的苏菲派，在新疆称为依禅派也称“十二伊玛目派”。在历史上两派争斗，血案不绝。
他们认为阿荣汗大阿訇被刺是依禅派所为。但在公开场合，他们会“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为这是“三股势力”所为。
不久，传达中央文件指出对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小组讨论会上有的汉族干部发言表达不准确，似乎少数民族在搞分裂。E副政委很不高兴说“汉族也有搞分裂的，台湾的陈水扁就是。不要一提反分裂就扯上某个少数民族。”
我思索这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尽量避免使用“三股势力”一词？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或者保留不同看法？在新疆，当少数民族干部保持沉默或者一字不落把上级文件重复一遍时，就是他们有不同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不愿表达之时。
后来在与E副政委的多次个别交流中，我把他的片言只语连接起来，分析归类，终于明白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念：
“三股势力”之间有联系，但要具体分析。一个最简单的历史事实：维吾尔人没有建立独立国家的历史至少近几百年来没有。“东突”理论在民国时期传入新疆，仅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传播，广大老百姓没有文化根本不知“东突”是怎么回事。1949年前，“东突”出现过两次。一次是1933年，沙比提大毛拉利用战乱在喀什成立了“东突伊斯兰国”，一百多天就垮台了。二次是1944年底，“三区革命”爆发，苏联出动军队，在伊宁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一年半后，斯大林担心引发中亚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连锁反应，改变了主意，撤销了“东突”，以“三区民众参政会”名义与国民党和谈成立了新疆联合政府。新中国建立后中苏友好“东突”理论基本销声匿迹了。近年来，在国外敌对势力煽动下，“东突”分裂理论死灰复燃。但是，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是反对“东突”的，因为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国家。而且，“东突”的疆域包括了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国土，他们能接受吗？不能把所有闹事都往“东突”上扯。即使有极个别人想搞“东突”，在他的头脑里没有行动你怎么反？
接着说极端主义。宗教信仰；宗教狂热；宗教极端主义；这些概念在现实中界限怎么划分？你怎么判断一个穆斯林对宗教是虔诚还是狂热？甚至到了极端主义？他不付诸行动没法反。
我们应该集中力量狠狠打击恐怖主义，依法严打。不管他是“东突”还是宗教极端主义，也不管他是报复社会，只要搞恐怖活动露头就打；让他不敢搞。
况且，有的动乱是社会矛盾没有及时化解长期积累引发的，与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没有什麽关系。换言之，是“三股势力”利用了社会矛盾。长期贫困；贫富悬殊；失业增多；官僚主义严重；特权思想等等；这些问题不能及时化解，给“三股势力”提供滋生的土壤。
“你们要求少数民族不要把所有问题都往民族问题上扯，你们也不要把所有闹事都往民族分裂主义上扯，新疆的许多事很复杂。许多闹事的人连什麽是‘东突’根本不知道！”
我理解了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观念。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可惜，我人微言轻，发挥不了什麽作用。如果我们的民主制度很有效，能让每个人自由发表个人的看法，多数人能听到少数民族干部的不同意见，新疆的局面可能比今天好得多。
“新疆的历史还是我们自己来讲”
我喜欢读书，每次和师领导下基层工作别人带着扑克，我带着书。有次我随E副政委下团场工作。他坐在越野车前排，回头问我这次下去带的什么书。我答《维吾尔族简史》。他一听来了兴趣说拿来我看看。我从包里翻出来递过去。他首先翻看版权页，边看边说你发现没有，讲维吾尔族的历史，五十年代出的书和八十年代说得不一样，现在出的和八十年代又不一样，以后再出书还不知道会怎么回事呢！
八十年代初，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曾经组织批判吐尔滚?阿勒玛斯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我认真读了那些批判文章。实话实说，我对那些批判文章持保留态度。即使批判也应该在学术范围内进行，没有必要在全社会开展，其结果是“吐尔滚理论”广为流传，影响比没有被批判之前更广。鉴于“文革”的深刻教训，我必须弄懂维吾尔族的历史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问这本书怎么样？他翻看说，书是八十年代出的，内容是五十年代的。五十年代的书可以看，后来的书就“白坎儿啦！（没有东西啦）”为什么？我追问一句。他说，五十年代编书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不少从苏联留学回来，又经历了金树仁、盛世才、国民党统治，知识面广，那时还没有阶级斗争为纲，大家还敢讲真话，写出的书可以看。包尔汉，精通维汉俄三种语言，在盛世才的监狱里编了《维汉俄大词典》。赛福鼎是大文学家，诗歌文章都好，精通历史。
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来，那时汉族知识分子精通维文的很少，几乎没有汉族人参加编写史书。
我说后来历史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越走越偏了。他连连点头，说政治是不断变化的，你看党的路线变化多大，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等等，而历史是永远不变的事实，“让石头跟着鸟儿一样飞！行吗？”他眼望着三岔口光秃秃的山说。
我不喜欢酒宴玩乐，到垦区一有空就看书。那天晚饭后，我陪E副政委散步，又说起《维吾尔族简史》。他说，汉人最早创造了文字，而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有的甚至是解放后才由政府组织专家去给他们创造了文字。他们更多是口头传说，在汉文史书上没有记载。还有，古代与汉王朝打过仗有交往的游牧民族，汉文史书上有记载；没有打过交道的没有记载。你们讲历史完全依据汉文史书这可能全面吗？
我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他又说了一句，我们民族的历史最好由我们自已来写。即使错了，由我们自己来修改。我明白，他是针对自治区党委组织对吐尔滚?阿勒玛斯的《维吾尔人》的批判说这番话的。
接下来他说的一番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你们说王洛宾是“西部歌王”，他的歌确实好听，我们也喜欢。但是，我们的音乐家说他是“纳和夏吾乎热（歌贼）”。他把少数民族的歌“偷”过去变成他的了。我们祖祖辈辈唱的歌，因为歌手不识谱，只会唱，他一听立刻把歌谱记下来，再编了歌词就成他的了。你们也就把他抬得高高的。我们认为真正的“歌王”是阿曼尼莎汗……
我无语了。阿曼尼莎是叶尔羌汗国的王妃，整理了著名的十二木卡姆乐谱，是维吾尔人最推崇的音乐家。
讲历史时突然跳跃到王洛宾，他们的内心怎么想的。
慰问宗教人士 喝“圣水”
A副政委的父亲曾经是小海子垦区的大阿訇，宗教造诣深，在穆斯林群众中很有威信。我跟随他去慰问垦区的宗教人士，每到一家，他进门首先介绍：我是白克尔大毛拉的儿子。那些宗教人士立刻喜形于色，热情招待。随行的团场维族干部接着介绍，师里的副政委。那些宗教人士肃然起敬，连连点头“认识认识，知道知道”。
阿訇的笑容先是发自内心，后是出于礼貌。
A副政委在慰问宗教人士时说的最多的事情是教育，小学的入学率是多少；有没有不去的？你们要教育群众送孩子上学。“先知说过，即使知识远在中国也当孜孜以求之”。还有，他接着强调宗教人士要发动群众勤劳致富，带头致富，“先知说过，最不能忍受饥饿和贫困”。
我很赞成A副政委的工作作风，少讲一些政策理论，少喊一些口号，多讲一些实际的东西，穆斯林群众容易接受的东西。教育，富裕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不论那个民族，不论那种信仰都是这样。
我开玩笑说，A副政委，你口才太好了。大家特别喜欢听。走了好几家你的话我可以背下来了。再到下一家你就说“我命令陈处长替我说”。
他天性乐观，哈哈大笑，好好好，下次你说。我自嘲道，我说没有用处，人家知道我的父亲不是大阿訇，把我当成赵本山的《卖拐》啦！人家一听唢呐怎么吹出达甫（手鼓）的声音啦？
又一阵笑声。维吾尔人天生喜欢热闹笑声。
我心里清楚，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只有少数民族干部来讲才有效果。他们属于同一个文化体系。他们确实不容易，既要坚持党性，又要与广大穆斯林密切联系；既要掌握汉文化的思维方式，又要坚守本民族的精神家园。
那天到了一家阿訇家，院子里几间大房子里挤满了人，过节般热闹。我们一行到来大家立刻恭恭敬敬让出一条路，一片“基勒克吗？（问候）”
原来，这位阿訇刚从麦加朝觐回来，亲友们都来庆贺。其中最隆重的仪式是每个人非常虔诚地抿一口“咋木咋木”泉水。
传说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初期，遭受麦加权贵们的迫害。妻子抱着婴孩躲避追杀，逃到麦瓦尔山时烈日干燥，孩子干渴哭泣。妻子放下孩子奔波找水，没有找到水回到孩子身边一看，孩子蹬着蹬着脚下涌出了泉水。从此，朝觐者来麦加必须在麦瓦尔山来回疾走七次，掬饮泉水。此泉为所有朝觐者的“圣水”。
这位朝觐者用一个大塑料桶装了满满一桶“圣水”，来客用一个精致的瓷碗逐一品饮。
只有我一个汉族干部；我必须尊重穆斯林的风俗。A副政委喝了一口把瓷碗递给了我，全场一片掌声。我虔诚地举碗过头，一饮而尽。众人注目赞叹。
坐在车上，余兴未尽。我说我读过汉文的《古兰经》，内容很丰富。A副政委沉默一会儿说，新疆的阿訇们有个观念，《古兰经》只能用古阿拉伯语来读，翻译成任何文字都可能背离原意。他们不赞成翻译成维吾尔文，也不赞成汉文的《古兰经》。不过，我赞成，不翻译过去其他民族怎么知道《古兰经》呢？怎么了解伊斯兰教呢？
闻所未闻。唉，我又白下功夫了！阿訇们可能是想垄断话语权吧。万一阿訇??????玄乎！
那位朝觐者带回的“圣水”因为天热，旅途七八天，我喝了腹泻。但我不后悔。我尊重所有信仰宗教并严格遵守教规的人，不论基督教，佛教，还是伊斯兰教。心诚则灵。我觉得世界上最可畏的是没有任何信仰的人。
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民族很难理解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一个无神论者很难真正了解一个有神论的人的内心世界。
酒后听真言
那次我跟A副政委到维吾尔群众聚居的小海子垦区，这里是A副政委的老家，亲戚朋友很多，一天吃五六家甚至通宵。
我有个小小的疑问：A副政委的儿子在这里娶了汉族媳妇，亲家在这里怎么不去看看。我私下问这里的汉族干部，说A在这里当政委时，他后来的亲家是机关的一个科长。他们基本上不来往。不同民族之间的婚姻一直是新疆不可涉及的敏感话题。
A副政委每到一家在介绍完我的职务后，总要加一句：他是“老新疆”，会维语。意思很明显，说话注意一点。
那天白天吃了三四家，晚饭在A副政委一个亲戚家吃。我们一行人中仅我一个汉族。主人家来了七八个维族干部。喝酒很猛，我假装醉了，不顾礼貌往大炕里边一滚躺下，谁叫都不答应。
他们看我醉了睡着了，交谈越来越热烈，越来越收不住缰了。
“上海浦东发展太快了，高楼非常漂亮。外国公司招牌十公里外就看得见。夜里我们坐船顺江游玩，灯光连着星光，又倒影水中，真像作梦，进了《一千零一夜》里的神话世界。深圳到处是高楼大厦，非常现代化。但是一回到新疆，我们这里太落后了。我们那里大部分人还在喝涝坝水，人均收入只有上海深圳十分之一，几十分之一。”
“我们为什么穷？他们为什么富？把我们的资源全拿走了！石油、煤、棉花，西气东输，西煤东运，西电东送，就这个样子西部大开发吗？我们的群众还在烧棉花杆！”
“你们口口声声兄弟民族，不错，你们是老大哥，但你们不是有一句话，亲兄弟，明算账吗？你们拿走了多少？还给我们多少？为什么不算清楚？”
“还要叫我们去向群众宣传要感恩！谁向谁感恩？搞错了吧？我们为全国的发展送出去多少资源？应该是所有用了新疆的石油、煤、电、气的省市向我们感恩！对！还有棉花！”
“他们说新疆的资源是全国人民的。”
“西湖、黄山、九寨沟都是全国人民的，你能把它们都搬到新疆来吗？在我们脚下的东西就是我们的！”
“内地的汉族人对我们确实太热情，把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全拿上桌子了。什么蛇、虫子（蚕蛹）、还上了一盘油炸蝎子！我心里一阵恶心想吐，什么都吃不下去了。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洗肠子，两三天光喝茶吃点干馕，不吃肉不吃炒菜。洗干净肠子再吃自已家里的饭。汉族人怎么什么都吃啊！他们自己说汉人是两条腿的人不吃，四条腿的桌子不吃，其他什麽都吃！”
谈到八十年代自治区两个副主席一个汉族，一个维族，因权色交易贪污腐败被查处，降为厅级非领导职务。两个副主席都被一个汉族女老板拉下水了。
“处理太轻了！该送监狱！那个汉族女老板为什么不追究？那个汉族女人真不要脸！”
“一个（产品）出疆证，一个火车皮，一个（价格）双轨制，你只要占上一条就可以发大财。把任何一只瘦羊拴在这三个圈里，不久就肥得走不动路了。”
“现在把两只肥羊拉走了，又换上了两只瘦羊，老百姓又得用血汗把瘦羊催肥。还不如就一只羊肥了不宰不换一直养到死……”
大家大笑又饮一杯。
在几届自治区主席里，他们认为最有威信的是司马义?艾买提，敢说真话，而且重感情。他六十年代在边防部队当兵，有一次去边防哨所回来遇到暴风雪，迷了路，在雪堆里挣扎。被一个维吾尔牧民发现了，把他背回家里。牧民很穷，炕上只有毡片子。吃了热馕，喝了奶茶，他恢复体力急着回部队。牧民有一双新靴子一直舍不得穿珍藏着，看见这位解放军战士的靴子被雪水泡坏了，他把新靴子套在这个子弟兵脚上。牧民一直把他送出山去。后来，他当了和田地区专员还专门派人去找这个牧民，没有找到。牧民不知跟着水草到哪里去放羊了。再后来，他当了自治区主席上任临走时，专门给和田地区朋友交代，一定要找到这个救命恩人。那一年，果然找到了。他自己掏钱买了飞机票把这个牧民接到乌鲁木齐，亲自陪同参观游玩天池吐鲁番。牧民回去时，他特地买了一双最贵的牛皮靴送给了救命的朋友，说我永远记得你给我的那双新靴子，记得你对子弟兵的热爱！
“这才是真正的维吾尔人！”大家谈笑直到深夜。
酒后真言，难得一闻。司马义?艾买提的故事令人感动。他们谈论这件事还有一层意思：司马义?艾买提主席调中央工作时，乌鲁木齐的7所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喊口号：“反对把司马义艾买提主席调走！”等。
“资源民族论”令人忧虑。流行甚广，难以纠正。
我只有心里一声叹息：新疆的事情积重难返……
别忘了一个基本规律：人是以自己的利益来对待理论的，马克思说过“几何公理如果触犯了人的利益也会被看成缪误的”。
“当官就得像个官”
汉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的产物，而维吾尔人先祖回鹘人曾长期在漠北游牧，唐朝时西迁吐鲁番建立高昌回鹘国，逐步向农耕文明转化，现代维吾尔族形成过程中又融合了西域的一些游牧民族，其文化烙上了浓重的游牧文明的印记。其特点之一，部落意识，头人意识很强。官就是“头人”，为部落负责，就要杀伐决断，敢作敢为，绝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个“迪罕（农民）”。
两位副政委私下都反感有的汉族领导的“研究研究”，他们说“研究研究”就是“抽完烟喝完酒再说”。他们在职责范围里敢于表态，口气威严，绝不拖泥带水。在涉及本民族利益时更是毫不含糊，态度明朗。
党管干部是一个原则。喀什各县党委书记都是汉族。在少数民族中，往往“汉族”和“共产党”“国民党”是一个概念。他们说，你们汉族思维用人提拔干部总是挑选老实听话的人；这样不行，“亚瓦西阿丹木（老实人）”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没有威信，说话没有人听。他们认为县长必须是有威信的乡长；地区专员必须是有威信的县长；自治区主席必须是有威信的地区专员。
但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权力高度集中，兵团又保留了部队的“首长责任制”。他们要想说话算数，言出必行，不太容易，而且常常把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不好办事。
那次在党校办少数民族干部学习班，学员是维吾尔族副团职干部。我忙着找教材，请教员，还要安排吃住。第二天就要开学上课了，按照兵团领导的惯例，报到那天首长要看望学员。E副政委叫我一起去党校看看学员。那些学员对他十分热情，争相握手。他问有没有什麽要求，那些学员说“纸拖鞋”穿着不舒服，洗脸间固定脸盆用着不习惯，还有人没有带牙具毛巾。
E副政委立即回头对我命令说，每人解决一套脸盆；塑胶拖鞋，牙刷，毛巾。我心里一咯噔，学习班经费预算没有这一项，但我深知E副政委的心理，立刻连连点头。所有当官的“面子”不可驳。
从党校回来已经下班了，我立即给管钱的师领导打电话请求追加经费。师里是“一支笔批钱”。因为我办一次事情就要一次钱，一年下来不知要了多少次钱，“一支笔”早就不耐烦了，答复说学习班的经费已经批过了，“办个学习班那有这么多事？谁答应给拖鞋脸盆你找谁要钱去。”
下级对上级没有道理可讲，只有服从。
“一支笔”的话不能讲出去，讲了影响师领导之间特别是汉族领导与维族领导的团结。而E副政委的领导权威必须维护。我立即给党校校长打电话，叫他们先把钱垫付，明天早晨必须落实E副政委的指示，解决拖鞋脸盆等。等我们下次再办学习班时把这个窟窿补上。那位校长笑着说你老给我们找麻烦。我说理解万岁，理解万岁。我给你打欠条，实在不行从我工资里扣除。
第二天开班E副政委作动员讲话，第一句话问拖鞋脸盆都解决了吗？大家笑了齐声说解决了，他满意地点点头也笑了。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我尽可能维护好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的威信，尽可能维护师领导班子的团结，也算是忍辱负重吧。
A副政委也十分看重自己的领导威性，而且对本民族文化有强烈自豪感。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兵团开会领回一项任务，自治区和兵团都要收集、整理、出版《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三套集成》，自治区成立了“三套集成”办公室，兵团也安排了这项任务，但没有专职人员也没有机构，文化处代管。经费各师自行解决。
我回师部向A副政委汇报，他突然问出不出维文的？我答兵团没有明确出不出维文的。他口气有点生硬了，兵团怎么回事？他们不知道我们师里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五十一吧？我们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丰富得很，有许多宝贝吗！为什么不出维文的？你马上向兵团请示。
我恭敬地点点头，心里说麻烦事又来了。
我的请示结果是：是否出版少数民族三套集成，你们师自定。好一个“自定”！他们也怕“谁安排的问谁要钱！”
A副政委不容商量地对我说，这件事你牵头具体负责搞。不出维文的怎么行呢？少数民族文化也要好好发展吗！
新疆的许多事情只要扯上民族问题就鬼神难测。汉文的三套集成已经搞得我头痛不已，要钱、聘人、到基层催稿等，维文的三套集成难度更大。
“一支笔”表态：兵团没有明确安排出维文三套集成；“谁安排的你找谁要钱。”
我又被夹在中间了。天无绝人之路，幸亏我与师机关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干部关系不错，他们极积帮我想办法，提供了重要线索：小海子垦区有几个五十年代的老翻译，爱好民间文学，收集了不少故事谚语歌谣。
我立即到小海子垦区诚恳拜访，他们同意让我复印收藏的资料。有的团场也征集了一些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的资料。
但是，谁来编辑审查把关呢？我的维文水平远远达不到，况且我是汉文三套集成的主编，忙得焦头烂额。
也算天助我也！党委办公室调来一位翻译，叫阿布拉江，来自基层，三十出头，初生牛犊不怕虎，正想到大机关创一番事业。我向A副政委推荐了他。A副政委立刻把阿布拉江叫来，把维文三套集成任务交给他。小伙子欣然领命。
党办室主任是我的老朋友，说你怎么挖自己朋友的墙角呢！阿布拉江是我的人，正要用他呢！我说我走投无路了。
A副政委很喜欢文学，年轻时是“帅哥”，被挑选到总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次我去他办公室，办公桌上摆着维文三套集成草稿。他正在认真审稿，抬头看我一眼，满面喜悦，啧啧称赞道：这里面真有好东西！
我正为维文的三套集成出版经费发愁时，E副政委从地方调来了，A副政委改任副师长，分工管教育、卫生、民政等，都是有“活钱”的口子。几万元的出版费不成问题。无需我“死猪不怕开水烫”去找“一支笔”要钱了。
农三师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三套集成出了汉维两本，受到兵团文化处口头表扬。全兵团有8个师出了三套集成，维文仅我们师的一本。其中甘苦，只有我心里明白：中国的官员们少一门社会科学——新疆少数民族心理学。
对汉文化的独特看法
自古以来汉人有天然的文化优越感，“远人不服，修文德以徕之”。新疆的汉族人有一个普遍的共同观念，少数民族越精通汉文化就越亲近汉族人。这个观念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因为你忘了辩证法，没有想想他们会怎么看待汉文化中的糟粕——他们称为“脏东西”。
还有，现代维吾尔族在形成过程中，融合了不少部落，族群，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于是，两个都有强烈文化优越感的民族迎面相遇了。没有隔阂，矛盾，甚至冲突那才是怪事呢！
两位维族领导精通汉文化；A副政委的两个儿子娶了汉族媳妇；对汉文化的精华十分推崇；但是，他们对汉文化中的“脏东西”非常敏感；比不懂汉文化的一般群众更加敏感。
有次我与A副政委去为一个团职汉族干部送葬。喀什汉族公墓在飞机场北的一大片石头滩上。出殡车上一路撒纸钱，下葬时亡者穿着新衣服，戴着手表，墓穴里赫然摆了五粮液等。
A副政委是参加葬礼的唯一维族干部。如果他不是去世干部的上级，他是不会去参加葬礼的。
回来的路上，A副政委终于忍不住了，长叹一声对我说，人死了还会看表吗？还会喝酒吗？还会花钱吗？维族人认为，人死了灵魂就升天去见真主，好人得好报，坏人得惩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赤条条的啥也没有，人走的时候为什么要带走那么多东西？真是??????
我委婉地说，汉族人各个地方风俗不一样；他们老家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活着的人为了表示希望死去的人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活下去，他爱喝酒就送他酒，他爱那块手表就让他带走，这是寄托一个心愿希望。其实，谁都知道人死灯灭，什麽都没有了。
A副政委一声不响，只摇头。看着风中飞起的纸钱，突然回头问我，他不是共产党员吗？
我苦笑了一下，绕开这个问题，说我死了一定火葬，学周总理把骨灰撒了什麽都不留。我知道维吾尔人主张速葬薄葬，白布裹身，黄土为穴，没有任何陪葬品。我很赞成他们的生死观：我从真主那里来时一无所有，我回真主那里去时一无所有。
作为北大数学系研究生的E副政委对汉文化的看法更加深刻。有次我们聊天，他说，我上小学初中时对汉文化非常热爱，那时的教育都是正面宣传，英雄主义。但是，上喀什师范学院时，有一次去喀什纺织厂一个同学家里，有个汉族工人从老家把老母亲接来了，那老太太是小脚。我第一次看到小脚老太太走路，摇摇摆摆，随时可能摔倒。当时对我震动太大了。我第一次知道汉人的祖先曾经这样虐待妇女！我疑惑了：为什么书本上没有告诉我这些啊？
我说，汉文化里有糟粕，有“脏东西”，必须克服。各民族之间应该是互相学习优点，自己克服缺点，不断发展自己的文化。
他说，那是对的。新中国怎么样？妇女解放，反对缠脚丫子，新疆的妇女没有戴面纱的了。妇女是半边天啦！但是后来怎么样？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女人写的；第一个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的是女的；几个样板戏的主角都是女的；江青就更不用提了是个坏蛋女人！把“伟大领袖”的形象都损害了！
E副政委后来告诉我，“文革”运动特别是“批林批孔”全盘颠覆了汉文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小人和女子难养也”“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等，把汉文化中的糟粕“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使少数民族产生了极大反感和强烈排斥心理。原来汉文化这么多“脏东西”！你想，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父母兄弟之间都以阶级划线，“亲不亲，线上分”，提倡儿子批判父亲，兄弟互相斗争，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而我们这个民族重亲情，重感情，伊斯兰教提倡“信奉真主都是兄弟姐妹”，主张人与人，人的内心世界和谐纯洁。基督教也是主张“信奉基督都是上帝的子民”。不管他们能不能做到，至少他比“斗争哲学”“造反有理”“游街，抄家，打砸抢”合乎人性吧！
这就是“文革”结束后，你们说的“宗教狂热在南疆普遍兴起”的原因之一吧。
有一次，E副政委路过某县时要去看一个维吾尔族副县长。那个副县长很年轻，对我们非常热情，对E副政委非常亲切。
E副政委在这个县里当过县委书记，发现这个年轻人在乡里工作出色，就重点培养他，不久当了副县长。听说新上任的汉族县委书记，对这个年轻的副县长不满意，公开几次点名批评他工作不大胆，不敢严格管理下级。弄得这个“年轻干部好苗子”好没有威信，心情沮丧。
那个年轻干部诉说心里话，我才三十几岁，那些村长有的五六十岁，胡子那么长，我怎么能因为对他们工作不满意就训斥他们呢？他们是我的长辈啊！E副政委问那个县委书记批评你时你没有给他讲这些吗？他说讲了。书记怎么说的？书记说你是县级领导干部，不管你的下级胡子有多长，辈分有多高，该批评就批评，该收拾就收拾。
此前，我们在车上说了顺口溜：村干部是打出来的，乡干部是骂出来的，县干部是吹出来的，地州干部是送出来的。
E副政委对那个年轻干部说，你这样做是对的。怎么“收拾”？揪着胡子骂一通？他（汉族书记）就是这个意思！不能当了官就六亲不认。别忘了我们是维吾尔人！
话中有话：汉族领导为了“政绩”可以不讲亲情，有了“政绩”升官走人，我们祖祖辈辈还要在这里作人哪！??????
难忘的“高峰论坛”
听听那些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心里话是非常难得，也是非常宝贵的——不管他们说的对与错，能听到就是打开的另一扇天窗，让你知道除了汉文化的天地之外还有另一番天地。
E副政委上喀什师范时的同学都快六十岁了，不是县级就是教授；博导等等。有几个出过一摞子书，在喀什名气很大。
我在调到乌鲁木齐之前，参加过E副政委的一次老同学聚会，使我久久难忘。那是真正的“高峰论坛”。
只有我一个汉族，听了E副政委的介绍大家都很信任我，于是“提起闸门放水——想怎么流就怎么流”，畅所欲言。
在新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聚会，新疆问题民族问题是永恒的话题。
他们认为新疆的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是毛泽东时代，一是毛泽东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最高指示没有人敢不听。被神化为“救星”，代替了真主的权威。二是大家都讲阶级，民族界限模糊了，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不断，民族意识压下去了。全社会只讲阶级成份，不讲什么民族。三是那时新疆西藏工资在全国最高，再加上革命英雄主义，支援边疆虽然艰苦但很光荣。四是那时党风正，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融洽，基层政权稳固。没有公开的特权阶层，没有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五是各民族之间利益冲突很少，全党重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会积累社会矛盾，引发闹事。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全国大饥饿，新疆闹大事了吗？六是解放前南疆的大地主同时也是宗教上层，经过土改、镇反运动，宗教的影响力大大减少。许多村庄的清真寺坍塌了。
现在呢？不说了！谁心里都像一面镜子一样清楚。
他们对民族理论、民族区域自治等提出一系列质疑：
我国的民族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五六十年过去怎么民族越划分越细了越多了？民族之间界限越来清楚了？民族之间隔阂越来越深了？我们的民族理论是从苏联引进的，现在苏联解体了，我们还紧抱这个理论不放。根据这个理论，中华民族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搞错了吧？有的人群千百年生活在深山老林，几乎与世隔绝，处在原始部落阶段，还没有形成现代民族。把他们命名为什么什么“民族”，没有文字给你创造文字，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再成立什么什么“自治县自治乡”。“原始部落”怎么能与“现代民族”相提并论呢？
我们的路子是：根据斯大林提出的四个标准划分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五十六个民族组成中华民族。民族问题完全政治化了！
宗教的路子简单得多：信奉《圣经》你就是“上帝的子民”，信奉《古兰经》你是穆斯林“兄弟”。宗教跨越了种族、国家、民族等界限，形成强大文化力量。
民族问题尽可能不要政治化，要突出一点：文化！向宗教学习！要重文化，轻种族。
“都是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这把我们排除在外了！蒙古人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藏族人是松赞干布的子孙，我们是乌古斯汗的子孙，西南少数民族也各有祖先。你们算一算五十六个民族中有多少个祖先不是炎帝黄帝？难道他们都不属于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的图腾是龙”，这又把我们排斥在外了！我们的祖先回鹘人的图腾是狼。
一位老教授多次到内地、西藏考察。他的观点令人吃惊：什麽是中华文化？三部分组成，汉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新疆伊斯兰文化。凡是信奉这三种文化的都是中华民族。“西南那些少数民族是穿着祖先衣服的汉人，因为他们全盘接受了汉文化。”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华文化就是汉文化。我们承认汉族人最多，汉文化是主流文化，但我们的文化，藏族人的文化放在什麽地方？“民族融合是你融合我，还是我融合你？”
正好端上来了一盘香喷喷的油馕，那位教授即席发挥：“麦子，包谷，小米，大米，青稞等等，五十六种粮食糅在一起，烤成一个大馕，好不好吃？能不能拿得起来？那些研究民族理论的专家们先研究一下这个馕的问题。”一片笑声。
维吾尔人的语言天才不得不佩服。
新疆是十三个世居民族的新疆；维吾尔族是主体；不然为什么在自治区前面加了“维吾尔”？毛泽东说过，解放军进疆是“替历代汉族统治阶级还债的”；要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还说三区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八十年代的“西藏六条”最后一条是撤走汉族人，新疆也传达贯彻了。很快又停止了。
“我们现在不提汉族还债的话，就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我们欠了自己民族的债，该说的话没有说，该争取的利益没有争取。现在，我们要给本民族还债了。什麽叫自治？中央政府管三个权，军队，宪法，外交；其他权力归自治区”
“其实，他们心中非常清楚新疆是谁的新疆”
谈到苏联解体，大家都说是大好事。“八九十年前，苏联十月革命探索了一条新路子，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俄为师；现在，俄罗斯人又在探索一条全新的路子，走不通，我们不跟着走；走通了，我们再来一个以俄为师。有什麽不好??????”
他们还谈了斯大林支持“东突”；外蒙古独立等问题。
当时我想：为什么在我们的各级人代会上听不到这些声音呢？为什么不能以兄弟身份坐下来好好交心呢？
位卑未敢忘国忧
在南疆生活了四十九年，与少数民族干部共事，又经历了多次动乱，我成为一个充满忧患意识，责任意识的人。我和所有朋友交谈几乎都是新疆的民族问题，长治久安问题。我的记载南疆“文革”和一系列动乱的纪实文学《大漠足音》等，在网上点击率也比较高。
２００９年６月，我和几位喀什的朋友在乌鲁木齐黄河路聚餐，一直聊天到深夜。我预言新疆将可能出大问题而且就不出今年。
朋友笑我杞人忧天，说中央领导说了现在是新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我执拗地说，别忘了辩证法，“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现在是新疆历史上社会矛盾最复杂最集中的时期；物质的丰富代替不了文化的隔阂矛盾；况且，骄兵必败是永远的真理。
我特别讲了一本应当引起自治区高层重视的书《我的西域你的东突》，其中作者王力雄记载的“木合太尔”的“东突理论”；南疆维吾尔知识分子的心里话等等，我比作者早十几年就亲耳听到过。作者的立场，理论全错了，但其所见所闻是真实的。
我断言“如果邓玉娇是到内地打工的少数民族姑娘，暴乱将立即发生！”有朋友摇头“言重了。不会那么严重。”
结果，一个月后震惊世界的“七五事件”爆发了。6号上午，朋友从喀什打来电话：你的预言应验了！太可悲啦！太不可思议啦！把那本书《我的西域你的东突》传给我
其实，并非我有先见之明。我的两位维吾尔族领导启发了我，给我第三只眼以新的视角看待新疆问题，传达给我来自少数民族的真实信息。我身在乌鲁木齐却一直关注着南疆的社会动态，特别是各种复杂的社会群众心理倾向。
喊“狼来了”，狼不会来；喊“狼没有了”，狼会来的。这是常识。官员的“政绩”里不包括社会矛盾，社会群众心理。也没有多少官员好好下功夫去研究这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悲哀！
1997年5月30日，我到乌鲁木齐兵团机关报到。前一天，住在三师驻乌办事处。早饭与E副政委一起吃。他刚从北京要救灾款回来，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两个月前，喀什发生强烈地震。全国的救灾款及物资全部交给地方，兵团地震灾区被边缘化了。农三师组织一批干部赴京汇报受灾情况，要求单独给兵团灾区“切一块蛋糕”。
他说，如果我在家参加常委会，一定不同意放你走，建议师党委提拔重用你。我说，谢谢您对我的看重。我在三师工作了33年，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三师；三师也没有亏待我给我一个处长；我很感谢师党委。我现在49岁了，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在乌市工作。我离退休还有11年，这11年我要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这是人一辈子最好的归宿。E副政委点点头：从师里的工作出发，不放你走；从你家人团聚来讲，只好放你走了。
我与两位维吾尔领导共事的岁月是我宝贵的人生财富……
星期日, 7月 14, 2013
十字路口的新疆
作者：黄章晋
来源：作者博客
鄯善、和田发生暴力事件时，我正在新疆骑车旅行，6月28日和田事发时，我正在去和田的路上，当晚抵达时，未见到外间担心的紧张局势，路遇围观的当地人皆态度友善，甚至有路人用不流利的汉语提醒我“今天和田的稳定不好”，劝我早点住进宾馆，不要在街上逗留。从我个人所见，民族关系未受暴力事件影响。
但是，从事件发生后的社会舆论看，要求新疆重回强力维稳状态的声音似乎颇为明显，隔日当地都市报数版评论和《环球时报》的文章都给人深刻印象。
从官方披露的信息看，鄯善、和田乃至此前巴楚发生的暴力事件，其实是互无影响的孤立事件，集中爆发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它并非新疆社会秩序正在恶化的证明，关于境外势力影响的报道也过于牵强附会。过分的联想不利于新疆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虽然官方对近期的暴力事件未能披露足够多的细节，但仍能清晰从中看到宗教思潮的影响。若不以历史和社会学角度剖析宗教思潮复兴的内外部因素，呼唤用单纯强力维稳来对抗这种思潮的声音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
【蔓延全疆的宗教保守主义】
2008年以来，我几乎每年都会到新疆，几年间可从维吾尔族女性身上看到服饰时日趋伊斯兰保守化的明显变化。在我的记忆中，1990年代以前，新疆维吾尔族城镇居民在装扮上看明显比汉族更时尚、洋气。1988年新疆本土民谣歌手艾斯卡尔主演的电影《西部舞狂》可窥见当时都市维吾尔社会的风貌。像伊宁这样的边境城市，历史上受俄罗斯、苏联影响，改革开放之初领风气之先，在着装上比东南沿海城市要更西化。但今天的伊宁，在不少新疆人的感观中已经是一座南疆城市了。
南疆社会素来观念风气较保守，近年宗教保守主义思潮兴起，几十年来世俗化影响的痕迹正迅速褪去。女性着装上的变化，在不少维吾尔人看来，新疆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阿拉伯化”。风气所及，南疆的学校也无法幸免。虽然官方禁止女生戴头巾，但离开校园后，大家都会戴上头巾，负有上街纠正学生着装之责的老师对此已无可奈何。这次我经过的民丰、和田，不知是否还有不戴头巾的维吾尔族女性，我在街上一个也没看到。
这种保守着装甚至传到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副教授伊力哈木惊讶地发现，他的课堂上都出现了浑身包裹严实的女生，对此，他只能以这是阿拉伯人而非我们维吾尔的民族服装委婉提示，并希望下次不要这样着装进入课堂。
保守着装虽由虔诚信徒家庭开始，但很快变成一种被大众肯定的时尚，当它的追随者达到一定比例，是否跟随这种潮流，就变成一种你是不是穆斯林、你是不是维吾尔人巨大的社会压力。它并不仅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压力，在南疆有些地方，穿牛仔裤、短袖连衣裙的年轻女性，上街可能会遭人训斥，甚至遭掌掴或被人用小刀划伤。
曾有在内地高校求学的维吾尔族女生抱怨，放假回家与父母回到乡村老家探亲时，为防传说中有人因穿着时髦而被人殴打的事情发生，父母严令其出门时必须着保守的“民族服饰”出门。
素以攻击大陆官方著称的“自由亚洲”曾报道“乌鲁木齐一追求传统道德的青年被官方击毙”的新闻，在简介事件经过时，无意中提到该“热爱传统道德”的男子当时在“劝告”两位女性注意着装时，打伤了两位试图制止其“说服”的过路人。这种“劝告”在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除了多年来官方始终打压不掉的地下传教，75事件后，清真寺里的人急剧增加，做礼拜时人满为患。尤其是年轻人的比例大幅增加。75事件刚结束一段时间，常有人忍不住在里面痛哭失声，绝大部分是年轻人。
虽然男性服饰上没有变化，但受宗教观念影响不喝酒、不抽烟的人比例大幅增加，不但餐厅、商店禁止顾客抽烟喝酒，有些售卖烟酒的小商店会在晚上被人破坏。
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复兴，并非只在维吾尔社会发生，回族、哈萨克族也在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只是尚未像维吾尔社会一样，已变成一种不得不从的社会压力。今天的维吾尔社会，集中了维吾尔族精英和受高等教育年轻人的乌鲁木齐和北疆几个汉族居多的城市，是宗教保守主义浪潮中的孤岛。
官方显然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但基层的应对措施显然带有新疆基层政权特有的专政惯性。譬如南疆不少地方挂牌禁止戴面纱的人上公交车、进医院、银行，甚至行政事业单位和国营企业的大院也挂牌禁止戴面纱者进入。从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看，这种打压，毋宁说它是对某些真心愿意戴面纱者的另一种精神褒扬。
今天，新疆维吾尔社会中的世俗主义群体，正处于宗教保守主义兴起与政府强力之间难以选择的痛苦夹缝中，而新疆社会的发展，亦在宗教保守主义思潮这个全新问题面前，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
【伊斯兰复兴主义溯源】
虽然宗教问题是新疆尤其是南疆基层政府日常工作的重点，但宗教保守主义兴起这一现象，只是在反“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时，作为一个背景被官方提及。有些版本的官方叙事中，清晰地谈到了其外部源头：苏联解体后，临近的中亚诸国出现意识形态真空，导致宗教保守主义兴起，然后随着边贸和人员往来传入新疆（由于这个原因，近年来维吾尔族25-40岁的居民很难获得护照）。
这种溯源，很容易变成一旦出现暴力事件，背后都有海外势力指挥的例行循词，而非真正从历史角度和社会学分析角度的结论。1990年代末以来，为遏制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扩展，新疆各级政府动员了一切行政手段和社会资源，不但完全未收预想成效，甚至助长了它的影响，其原因或许与这种简单归结于境外势力的认知有关。
在很多人看来，伊斯兰保守主义思潮的那套主张，是一批从未睁眼看世界、知识和信息最封闭落后的宗教人士的发明，它是一种古世纪思想的简单重现。然而，从观念史来看，伊斯兰世界的保守主义思潮，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现象。是伊斯兰社会被动进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时时，应对这种外部挑战的诸多思潮之一。
近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最早出现在距欧洲最近的北非。伊斯兰世界遭遇现代西方的第一次强烈刺激，是1789年拿破仑占领埃及。虽然为了安抚穆斯林，拿破仑曾宣称无比尊崇穆罕默德和《古兰经》，并象征性地头裹头巾宣布皈依伊斯兰。拿破仑后不到一个世纪，从北非到东南亚，广阔的伊斯兰世界纷纷成为西方殖民地。穆斯林世界在反抗西方殖民者时，宗教成为唤起反抗者团结一致的最便利工具，借助反抗运动，伊斯兰复兴运动诞生，其标志性的事件是马赫迪的反英起义，它是第一次把宗教做为全盘解决民族存亡手段的肇始。
马赫迪之后，受过更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接过了这面大旗，在伊斯兰世界面临全面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时，他们回归宗教正道的主张与世俗主义（主张者主要是青年军官团体）的主张，成为最重要的两类解决方案。前者，在今天被统称为“原教旨主义”。
“原教旨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家有阿富汗尼（Jamal al-Dinal-Afghani，1839-1898）、毛杜迪（Abu al-iala al-Mududy,1903-1979）、库特布（Sayyid Qutb,1906-1966）和霍梅尼（1902-1989）等人，今天，无论是普通保守主义民众还是新闻中常被提及的恐怖分子，其理论的源头，几乎都来自他们。
“原教旨主义”这个词会让人产生这些人是远离现代知识的印象，事实并非如此。现代“泛伊斯兰主义”的开山鼻祖阿富汗尼，曾游历过英、法、俄，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英语、法语和俄语，涉足过现代数学、工程学、医学、解剖学等领域。他对西方近现代思想毫不陌生，他批判伏尔泰和卢梭的启蒙主义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后的内乱，批判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西方弱肉强食的理论工具，其哲学与科学修养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中国思想家。
如果把阿富汗尼、毛杜迪、库特布等人的主张换成中国人更熟悉的词，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中国人不但毫不陌生，甚至会有强烈的亲切感，没错，他们非常喜欢用“社会主义”这个词，甚至库特布曾说过，他们与共产党人的分歧只有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被他们认为是导致西方堕落的根源之一。
他们对西方的描述、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对实现公平公正理想社会所用手段的描述，与中国人曾经听到和还能听到的那套话语非常相近。而今天中国人在开放时代面临的各种精神困扰，他们的批判力度也远较“新左派”或杂文家更深刻有力，你甚至不用怀疑，如果他们的著作被翻译成汉语，“乌有之乡”完全可能一夜变绿。
用更宽广的视角看，你不难发现，除了自身的宗教传统，他们应对西方世界挑战时开出的社会改造药方，与多数有着深厚文明的非西方国家中在面临相同困境时出现的理论有高度相似性，比如日本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理论鼻祖北一辉的理论。
或许是这些思想家们自身的学养，或许是伊斯兰世界始终未能摆脱被动现代化的困境，在传统社会日渐瓦解，如何规范道德、如何重塑价值、如何建立社会认同等一系列社会焦虑问题上，他们的观念和理论长时间都在社会中下层和年轻人当中具有强大说服力。
【新疆宗教保守主义的内因】
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直指两大命题：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对新疆维吾尔社会来说，最大的问题恰好是这两个。
而苏联解体、新疆民族关系渐趋恶化、维吾尔社会开始出现一系列社会转型问题，宗教保守主义思潮蔓延，几乎同步出现。但从时代的大环境来说，或许可以这么认为，即便没有外来宗教思潮的传入影响，宗教保守主义理论也会在本土被发明出来并大面积传播。
曾对新疆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宗教人士阿布里柯木，事实上扮演的正是库特布、霍梅尼等人的角色。由于官方对阿布里柯木的相关信息披露甚少，除了被巴基斯坦击毙的塔利班高级军官马合苏木是其弟子外，我只能知道1990年代的许多暴力事件也是他播撒的火种。
1997年初由地下宗教引爆的伊宁事件，是75事件前新疆最大的社会震荡。其发酵酝酿过程以及继后的社会影响具有典型的样板性。阿布里柯木的弟子到伊宁地区传教时，当地维吾尔社会正是一块宜于传教的土壤。当时因边贸等因素，伊宁崛起了一个富裕阶层，吸毒、酗酒、赌博、包二奶等现象泛滥，它是新疆艾滋病最严重的地区。阿布里柯木倡导的高尚的、有道德的生活方式的主张符合人们的期待，他们以郊外传统“麦西莱普”聚会的方式吸引了大批人，人们在戒毒、戒酒、戒赌的同时，亦被其极端主义观念俘获。
伊宁事件后，官方以强力方式清除了各种可能的暴力隐患，但地下宗教活动却并未因此销声匿迹。“塔里浦”（即“塔利班”在维吾尔语中的拼读）被人们认为是品行可靠值得尊敬者的称呼。如果一个人宣称因为宗教问题受打压，私下里会获得社会的尊敬。在追逐时尚和国际化上曾经领潮的伊宁人，很快变成北疆最保守的城市。
宗教是强化民族认同和向心力的最便捷方式，而民族问题导致少数民族不断强化宗教信仰以增进民族认同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苏联，有宗教意识原本并不强烈的犹太人在民族歧视政策下宗教意识不断强化的例子，在英国，则有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观念变得格外保守的例子。75事件后，维吾尔社会宗教热情加速，正是民族关系恶化的表现。
新疆宗教保守主义热潮的另外一个土壤，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困境和焦虑。
改革开放，逐渐打碎了束缚人们身心的旧体制，但从旧体制的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时，又带来了普遍的社会归属感问题，心灵寄托等社会焦虑。尤其是建立在熟人社会中互相评议、监督、制约基础上的道德体系、信用体系随着熟人社会的瓦解一并崩塌，而基于新的社会组织方式上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必然会出现道德沦丧、信用滑坡之类现象。除了可渴望自由的年轻人，人们会普遍怀念温情脉脉的旧时代，集体无意识地倾向于回归传统。
在新疆，这种社会焦虑和渴求更为迫切。因为内地汉族社会从清末就开始遭遇强烈的外来冲击，五四运动后，不断接受各种外来现代化思潮的洗礼，它在由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痛苦和困惑经历了一个更长的释放过程。而维吾尔社会几乎是瞬间、被动地迎来了这一社会巨变。此外，维吾尔社会在发展长期滞后，突然受内地现代化大潮冲击时，竞争中处于不断被边缘化的独特困境，而相对边缘化的集体处境，更容易转而投身宗教寻求心灵慰藉，以此来消解现代化的冲击。
某种程度上，新疆的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与内地汉族社会的宗教热、儒家热、汉服热、毛泽东热乃至地下非法宗教的盛行，是同一社会现象在不同环境中的表现。差别仅仅在于，穆斯林社会从未中断过自身的宗教传统，而中断了传统的汉族社会，只能从境外和各种坟堆里寻找精神资源。
顺带说一句，在新疆民间学者塔伊尔先生看来，五四运动以来的各种思潮冲击，使汉族与维吾尔族在遇到外来刺激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体系，汉族形成了一种不假思索的价值选择偏好，即在“西方的”和“中国的”、“现代的”和“传统的”、“国际的”和“民族的”这类对立标签中，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西方的”、“现代的”、“国际的”，而维吾尔族在面临新的外来事物时，很容易陷入接受它后，“我们是否还是我们”的纠结当中。
民族问题和转型中的社会问题（后者可参见我的《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一文），在今天的时代大背景下，很难看到根本好转的可能，民族关系的缓和尚有政策施展空间，而社会转型困境问题，汉族社会都未将自身问题真正纳入学术视野，更不要提以社会建设方式来解决它。
按这个趋势发展，或许有一天你将会看到，甚至在乌鲁木齐，你也难以看到不戴头巾的维吾尔女性。
【十字路口的选择】
张春贤主政新疆后，提出“现代文化”的概念（其完整的表述是“现代文化的内涵是现代知识、现代观念、现代制度、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现代艺术方式等等”），在我看来，这是今天中国地方大员提出的各种概念中最有新意也最有价值的。
然而，新疆官场差不多也是中国社会离“现代文化”最远的一群人。长期的边疆治理定位，让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严重落后于这个时代。几年前，曾有地方政法要员在系统大会中宣称，现在虽然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了，但不等于没有阶级矛盾，专政的武器绝不能丢。他的讲话刊之于书籍，可想他不认为此观点有何不妥。
张春贤履新后，曾在会议上希望各级官员为了社会发展，要有奉献精神和敬业精神时，用到“豁出去”三个字，不久，某地开发区便立起一块上书“豁出命去造福各族人民”巨大的标语牌，此句之上略小的口号是“以创造新的人间奇迹为目标”。
简单、粗暴的语言折射的是其行为方式。面对原因复杂的宗教保守思潮，他们理解和推行“现代文化”的方式，便是前述种种禁止着“罩袍”的穆斯林女性有限接触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的机会。在南疆有的县城，晚上十点（新疆夏季十点半日落），临街小巷的大门就统一落锁。
虽然不宜苛求今日新疆如履薄冰的为政者，但新疆长期以不出事为第一要务的严厉管制，导致新疆比内地对发展的理解更重物质而轻文化。尤其对维吾尔社会的文化发展来说，近十年来，可用荒漠化来形容。
不要说民族文化出版影视事业乏善可陈，甚至农村居民缺少足够的娱乐生活。即使有电视机的家庭也不愿看电视——译成维吾尔语的内地电视片，不但与维吾尔人的生活相去甚远无法理解，而且其较开放的生活方式也与保守的民风相牴牾。精神资源的极度匮乏，使人们只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要么是放纵欲望和感官的“堕落生活”，要么是沉浸在宗教体验中的“高尚生活”。
当现代文化缺少有效方式和传播力抵达广大农村社会，不但现代文化无从谈起，甚至在外部刺激下，它会逐渐趋于以保守的姿态来消解这种外来冲击。——电脑、VCD在新疆成为宗教思潮最强大的传播工具，无论如何是一种对现代化的反讽。
据当地消息说，最近新疆文化机构正与土耳其洽谈，试图翻译引进一批影视文化作品，如果此消息可靠，这对在新疆传播世俗化“正能量”来说，无疑是项值得大为称道的转变。不过，现代文化的建设终归要立足本土化，予新疆民族精英以更宽松的创作环境，重建世俗化的少数民族精英与大众之间文化、精神产品的桥梁，才是缓解新疆农村地区精神文化生活饥渴的根本之道。
可忧的是，在席卷新疆的宗教保守主义浪潮面前，维吾尔世俗精英显然是最焦虑痛心和急迫的，但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也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评论分析它。
放眼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应对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也是一个缺乏可靠成功样本的世界性难题。而前有伊朗，现有北非，或许都在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失败案例：一个仅有物质成就而未完成社会和制度的现代化重建的社会，它的发展便是脆弱和容易出现反复的。
七五事件次年的5月17日，北京首次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以经济、社会发展促新疆长治久安，这是从1997年将反三股势力作为新疆当地政府工作重心后的一次重大转折。但它清楚体现了这样一种自信，物质进步可以解决社会问题。
迄今为止，新疆出现的所有带有宗教色彩的暴力事件，尚未发现参与者当中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环顾世界，极端主义思潮最激进狂热的参与者，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911事件的参与者便是典型，他们在实施暴力袭击时，组织上和技术上都远非知识有限的农民可比。
将来有一天，失意的大学生毕业生人群中是否会出现这样的人？
来源：作者博客
鄯善、和田发生暴力事件时，我正在新疆骑车旅行，6月28日和田事发时，我正在去和田的路上，当晚抵达时，未见到外间担心的紧张局势，路遇围观的当地人皆态度友善，甚至有路人用不流利的汉语提醒我“今天和田的稳定不好”，劝我早点住进宾馆，不要在街上逗留。从我个人所见，民族关系未受暴力事件影响。
但是，从事件发生后的社会舆论看，要求新疆重回强力维稳状态的声音似乎颇为明显，隔日当地都市报数版评论和《环球时报》的文章都给人深刻印象。
从官方披露的信息看，鄯善、和田乃至此前巴楚发生的暴力事件，其实是互无影响的孤立事件，集中爆发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它并非新疆社会秩序正在恶化的证明，关于境外势力影响的报道也过于牵强附会。过分的联想不利于新疆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虽然官方对近期的暴力事件未能披露足够多的细节，但仍能清晰从中看到宗教思潮的影响。若不以历史和社会学角度剖析宗教思潮复兴的内外部因素，呼唤用单纯强力维稳来对抗这种思潮的声音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
【蔓延全疆的宗教保守主义】
2008年以来，我几乎每年都会到新疆，几年间可从维吾尔族女性身上看到服饰时日趋伊斯兰保守化的明显变化。在我的记忆中，1990年代以前，新疆维吾尔族城镇居民在装扮上看明显比汉族更时尚、洋气。1988年新疆本土民谣歌手艾斯卡尔主演的电影《西部舞狂》可窥见当时都市维吾尔社会的风貌。像伊宁这样的边境城市，历史上受俄罗斯、苏联影响，改革开放之初领风气之先，在着装上比东南沿海城市要更西化。但今天的伊宁，在不少新疆人的感观中已经是一座南疆城市了。
南疆社会素来观念风气较保守，近年宗教保守主义思潮兴起，几十年来世俗化影响的痕迹正迅速褪去。女性着装上的变化，在不少维吾尔人看来，新疆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阿拉伯化”。风气所及，南疆的学校也无法幸免。虽然官方禁止女生戴头巾，但离开校园后，大家都会戴上头巾，负有上街纠正学生着装之责的老师对此已无可奈何。这次我经过的民丰、和田，不知是否还有不戴头巾的维吾尔族女性，我在街上一个也没看到。
这种保守着装甚至传到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副教授伊力哈木惊讶地发现，他的课堂上都出现了浑身包裹严实的女生，对此，他只能以这是阿拉伯人而非我们维吾尔的民族服装委婉提示，并希望下次不要这样着装进入课堂。
保守着装虽由虔诚信徒家庭开始，但很快变成一种被大众肯定的时尚，当它的追随者达到一定比例，是否跟随这种潮流，就变成一种你是不是穆斯林、你是不是维吾尔人巨大的社会压力。它并不仅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压力，在南疆有些地方，穿牛仔裤、短袖连衣裙的年轻女性，上街可能会遭人训斥，甚至遭掌掴或被人用小刀划伤。
曾有在内地高校求学的维吾尔族女生抱怨，放假回家与父母回到乡村老家探亲时，为防传说中有人因穿着时髦而被人殴打的事情发生，父母严令其出门时必须着保守的“民族服饰”出门。
素以攻击大陆官方著称的“自由亚洲”曾报道“乌鲁木齐一追求传统道德的青年被官方击毙”的新闻，在简介事件经过时，无意中提到该“热爱传统道德”的男子当时在“劝告”两位女性注意着装时，打伤了两位试图制止其“说服”的过路人。这种“劝告”在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除了多年来官方始终打压不掉的地下传教，75事件后，清真寺里的人急剧增加，做礼拜时人满为患。尤其是年轻人的比例大幅增加。75事件刚结束一段时间，常有人忍不住在里面痛哭失声，绝大部分是年轻人。
虽然男性服饰上没有变化，但受宗教观念影响不喝酒、不抽烟的人比例大幅增加，不但餐厅、商店禁止顾客抽烟喝酒，有些售卖烟酒的小商店会在晚上被人破坏。
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复兴，并非只在维吾尔社会发生，回族、哈萨克族也在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只是尚未像维吾尔社会一样，已变成一种不得不从的社会压力。今天的维吾尔社会，集中了维吾尔族精英和受高等教育年轻人的乌鲁木齐和北疆几个汉族居多的城市，是宗教保守主义浪潮中的孤岛。
官方显然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但基层的应对措施显然带有新疆基层政权特有的专政惯性。譬如南疆不少地方挂牌禁止戴面纱的人上公交车、进医院、银行，甚至行政事业单位和国营企业的大院也挂牌禁止戴面纱者进入。从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看，这种打压，毋宁说它是对某些真心愿意戴面纱者的另一种精神褒扬。
今天，新疆维吾尔社会中的世俗主义群体，正处于宗教保守主义兴起与政府强力之间难以选择的痛苦夹缝中，而新疆社会的发展，亦在宗教保守主义思潮这个全新问题面前，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
【伊斯兰复兴主义溯源】
虽然宗教问题是新疆尤其是南疆基层政府日常工作的重点，但宗教保守主义兴起这一现象，只是在反“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时，作为一个背景被官方提及。有些版本的官方叙事中，清晰地谈到了其外部源头：苏联解体后，临近的中亚诸国出现意识形态真空，导致宗教保守主义兴起，然后随着边贸和人员往来传入新疆（由于这个原因，近年来维吾尔族25-40岁的居民很难获得护照）。
这种溯源，很容易变成一旦出现暴力事件，背后都有海外势力指挥的例行循词，而非真正从历史角度和社会学分析角度的结论。1990年代末以来，为遏制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扩展，新疆各级政府动员了一切行政手段和社会资源，不但完全未收预想成效，甚至助长了它的影响，其原因或许与这种简单归结于境外势力的认知有关。
在很多人看来，伊斯兰保守主义思潮的那套主张，是一批从未睁眼看世界、知识和信息最封闭落后的宗教人士的发明，它是一种古世纪思想的简单重现。然而，从观念史来看，伊斯兰世界的保守主义思潮，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现象。是伊斯兰社会被动进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时时，应对这种外部挑战的诸多思潮之一。
近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最早出现在距欧洲最近的北非。伊斯兰世界遭遇现代西方的第一次强烈刺激，是1789年拿破仑占领埃及。虽然为了安抚穆斯林，拿破仑曾宣称无比尊崇穆罕默德和《古兰经》，并象征性地头裹头巾宣布皈依伊斯兰。拿破仑后不到一个世纪，从北非到东南亚，广阔的伊斯兰世界纷纷成为西方殖民地。穆斯林世界在反抗西方殖民者时，宗教成为唤起反抗者团结一致的最便利工具，借助反抗运动，伊斯兰复兴运动诞生，其标志性的事件是马赫迪的反英起义，它是第一次把宗教做为全盘解决民族存亡手段的肇始。
马赫迪之后，受过更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接过了这面大旗，在伊斯兰世界面临全面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时，他们回归宗教正道的主张与世俗主义（主张者主要是青年军官团体）的主张，成为最重要的两类解决方案。前者，在今天被统称为“原教旨主义”。
“原教旨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家有阿富汗尼（Jamal al-Dinal-Afghani，1839-1898）、毛杜迪（Abu al-iala al-Mududy,1903-1979）、库特布（Sayyid Qutb,1906-1966）和霍梅尼（1902-1989）等人，今天，无论是普通保守主义民众还是新闻中常被提及的恐怖分子，其理论的源头，几乎都来自他们。
“原教旨主义”这个词会让人产生这些人是远离现代知识的印象，事实并非如此。现代“泛伊斯兰主义”的开山鼻祖阿富汗尼，曾游历过英、法、俄，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英语、法语和俄语，涉足过现代数学、工程学、医学、解剖学等领域。他对西方近现代思想毫不陌生，他批判伏尔泰和卢梭的启蒙主义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后的内乱，批判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西方弱肉强食的理论工具，其哲学与科学修养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中国思想家。
如果把阿富汗尼、毛杜迪、库特布等人的主张换成中国人更熟悉的词，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中国人不但毫不陌生，甚至会有强烈的亲切感，没错，他们非常喜欢用“社会主义”这个词，甚至库特布曾说过，他们与共产党人的分歧只有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被他们认为是导致西方堕落的根源之一。
他们对西方的描述、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对实现公平公正理想社会所用手段的描述，与中国人曾经听到和还能听到的那套话语非常相近。而今天中国人在开放时代面临的各种精神困扰，他们的批判力度也远较“新左派”或杂文家更深刻有力，你甚至不用怀疑，如果他们的著作被翻译成汉语，“乌有之乡”完全可能一夜变绿。
用更宽广的视角看，你不难发现，除了自身的宗教传统，他们应对西方世界挑战时开出的社会改造药方，与多数有着深厚文明的非西方国家中在面临相同困境时出现的理论有高度相似性，比如日本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理论鼻祖北一辉的理论。
或许是这些思想家们自身的学养，或许是伊斯兰世界始终未能摆脱被动现代化的困境，在传统社会日渐瓦解，如何规范道德、如何重塑价值、如何建立社会认同等一系列社会焦虑问题上，他们的观念和理论长时间都在社会中下层和年轻人当中具有强大说服力。
【新疆宗教保守主义的内因】
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直指两大命题：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对新疆维吾尔社会来说，最大的问题恰好是这两个。
而苏联解体、新疆民族关系渐趋恶化、维吾尔社会开始出现一系列社会转型问题，宗教保守主义思潮蔓延，几乎同步出现。但从时代的大环境来说，或许可以这么认为，即便没有外来宗教思潮的传入影响，宗教保守主义理论也会在本土被发明出来并大面积传播。
曾对新疆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宗教人士阿布里柯木，事实上扮演的正是库特布、霍梅尼等人的角色。由于官方对阿布里柯木的相关信息披露甚少，除了被巴基斯坦击毙的塔利班高级军官马合苏木是其弟子外，我只能知道1990年代的许多暴力事件也是他播撒的火种。
1997年初由地下宗教引爆的伊宁事件，是75事件前新疆最大的社会震荡。其发酵酝酿过程以及继后的社会影响具有典型的样板性。阿布里柯木的弟子到伊宁地区传教时，当地维吾尔社会正是一块宜于传教的土壤。当时因边贸等因素，伊宁崛起了一个富裕阶层，吸毒、酗酒、赌博、包二奶等现象泛滥，它是新疆艾滋病最严重的地区。阿布里柯木倡导的高尚的、有道德的生活方式的主张符合人们的期待，他们以郊外传统“麦西莱普”聚会的方式吸引了大批人，人们在戒毒、戒酒、戒赌的同时，亦被其极端主义观念俘获。
伊宁事件后，官方以强力方式清除了各种可能的暴力隐患，但地下宗教活动却并未因此销声匿迹。“塔里浦”（即“塔利班”在维吾尔语中的拼读）被人们认为是品行可靠值得尊敬者的称呼。如果一个人宣称因为宗教问题受打压，私下里会获得社会的尊敬。在追逐时尚和国际化上曾经领潮的伊宁人，很快变成北疆最保守的城市。
宗教是强化民族认同和向心力的最便捷方式，而民族问题导致少数民族不断强化宗教信仰以增进民族认同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苏联，有宗教意识原本并不强烈的犹太人在民族歧视政策下宗教意识不断强化的例子，在英国，则有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观念变得格外保守的例子。75事件后，维吾尔社会宗教热情加速，正是民族关系恶化的表现。
新疆宗教保守主义热潮的另外一个土壤，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困境和焦虑。
改革开放，逐渐打碎了束缚人们身心的旧体制，但从旧体制的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时，又带来了普遍的社会归属感问题，心灵寄托等社会焦虑。尤其是建立在熟人社会中互相评议、监督、制约基础上的道德体系、信用体系随着熟人社会的瓦解一并崩塌，而基于新的社会组织方式上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必然会出现道德沦丧、信用滑坡之类现象。除了可渴望自由的年轻人，人们会普遍怀念温情脉脉的旧时代，集体无意识地倾向于回归传统。
在新疆，这种社会焦虑和渴求更为迫切。因为内地汉族社会从清末就开始遭遇强烈的外来冲击，五四运动后，不断接受各种外来现代化思潮的洗礼，它在由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痛苦和困惑经历了一个更长的释放过程。而维吾尔社会几乎是瞬间、被动地迎来了这一社会巨变。此外，维吾尔社会在发展长期滞后，突然受内地现代化大潮冲击时，竞争中处于不断被边缘化的独特困境，而相对边缘化的集体处境，更容易转而投身宗教寻求心灵慰藉，以此来消解现代化的冲击。
某种程度上，新疆的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与内地汉族社会的宗教热、儒家热、汉服热、毛泽东热乃至地下非法宗教的盛行，是同一社会现象在不同环境中的表现。差别仅仅在于，穆斯林社会从未中断过自身的宗教传统，而中断了传统的汉族社会，只能从境外和各种坟堆里寻找精神资源。
顺带说一句，在新疆民间学者塔伊尔先生看来，五四运动以来的各种思潮冲击，使汉族与维吾尔族在遇到外来刺激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体系，汉族形成了一种不假思索的价值选择偏好，即在“西方的”和“中国的”、“现代的”和“传统的”、“国际的”和“民族的”这类对立标签中，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西方的”、“现代的”、“国际的”，而维吾尔族在面临新的外来事物时，很容易陷入接受它后，“我们是否还是我们”的纠结当中。
民族问题和转型中的社会问题（后者可参见我的《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一文），在今天的时代大背景下，很难看到根本好转的可能，民族关系的缓和尚有政策施展空间，而社会转型困境问题，汉族社会都未将自身问题真正纳入学术视野，更不要提以社会建设方式来解决它。
按这个趋势发展，或许有一天你将会看到，甚至在乌鲁木齐，你也难以看到不戴头巾的维吾尔女性。
【十字路口的选择】
张春贤主政新疆后，提出“现代文化”的概念（其完整的表述是“现代文化的内涵是现代知识、现代观念、现代制度、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现代艺术方式等等”），在我看来，这是今天中国地方大员提出的各种概念中最有新意也最有价值的。
然而，新疆官场差不多也是中国社会离“现代文化”最远的一群人。长期的边疆治理定位，让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严重落后于这个时代。几年前，曾有地方政法要员在系统大会中宣称，现在虽然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了，但不等于没有阶级矛盾，专政的武器绝不能丢。他的讲话刊之于书籍，可想他不认为此观点有何不妥。
张春贤履新后，曾在会议上希望各级官员为了社会发展，要有奉献精神和敬业精神时，用到“豁出去”三个字，不久，某地开发区便立起一块上书“豁出命去造福各族人民”巨大的标语牌，此句之上略小的口号是“以创造新的人间奇迹为目标”。
简单、粗暴的语言折射的是其行为方式。面对原因复杂的宗教保守思潮，他们理解和推行“现代文化”的方式，便是前述种种禁止着“罩袍”的穆斯林女性有限接触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的机会。在南疆有的县城，晚上十点（新疆夏季十点半日落），临街小巷的大门就统一落锁。
虽然不宜苛求今日新疆如履薄冰的为政者，但新疆长期以不出事为第一要务的严厉管制，导致新疆比内地对发展的理解更重物质而轻文化。尤其对维吾尔社会的文化发展来说，近十年来，可用荒漠化来形容。
不要说民族文化出版影视事业乏善可陈，甚至农村居民缺少足够的娱乐生活。即使有电视机的家庭也不愿看电视——译成维吾尔语的内地电视片，不但与维吾尔人的生活相去甚远无法理解，而且其较开放的生活方式也与保守的民风相牴牾。精神资源的极度匮乏，使人们只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要么是放纵欲望和感官的“堕落生活”，要么是沉浸在宗教体验中的“高尚生活”。
当现代文化缺少有效方式和传播力抵达广大农村社会，不但现代文化无从谈起，甚至在外部刺激下，它会逐渐趋于以保守的姿态来消解这种外来冲击。——电脑、VCD在新疆成为宗教思潮最强大的传播工具，无论如何是一种对现代化的反讽。
据当地消息说，最近新疆文化机构正与土耳其洽谈，试图翻译引进一批影视文化作品，如果此消息可靠，这对在新疆传播世俗化“正能量”来说，无疑是项值得大为称道的转变。不过，现代文化的建设终归要立足本土化，予新疆民族精英以更宽松的创作环境，重建世俗化的少数民族精英与大众之间文化、精神产品的桥梁，才是缓解新疆农村地区精神文化生活饥渴的根本之道。
可忧的是，在席卷新疆的宗教保守主义浪潮面前，维吾尔世俗精英显然是最焦虑痛心和急迫的，但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也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评论分析它。
放眼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应对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也是一个缺乏可靠成功样本的世界性难题。而前有伊朗，现有北非，或许都在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失败案例：一个仅有物质成就而未完成社会和制度的现代化重建的社会，它的发展便是脆弱和容易出现反复的。
七五事件次年的5月17日，北京首次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以经济、社会发展促新疆长治久安，这是从1997年将反三股势力作为新疆当地政府工作重心后的一次重大转折。但它清楚体现了这样一种自信，物质进步可以解决社会问题。
迄今为止，新疆出现的所有带有宗教色彩的暴力事件，尚未发现参与者当中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环顾世界，极端主义思潮最激进狂热的参与者，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911事件的参与者便是典型，他们在实施暴力袭击时，组织上和技术上都远非知识有限的农民可比。
将来有一天，失意的大学生毕业生人群中是否会出现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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