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的这三个月

在新疆的这三个月
August 01, 2020

作者：xxxx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11037445/answer/1374412085

来源：知乎


武汉兄弟 答案被删 专栏复制了一下

先说身份后回答。毕竟涉及到新疆的问题，总是会有一群莫名其妙的人质疑你的身份和立场。


从刚刚开始7.15的时候的问题，我就准备回答的。陆陆续续总有人劝我，让我不要回答。究其原因给我说的最多的就是“这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


我总觉得，我们作为一个马列主义的国家，应该不会有真的完全不讲道理的地方吧。


我是武汉人。做基建设计的。所在集团公司响应国家号召（万亿新疆）17年就一直在新疆了。17-20年，每年在新疆的时间比在武汉还多。17年最严峻的时候，我就在喀什。之后18年以后一直在昌吉州昌吉市，离乌鲁木齐大概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所以，我作为一个武汉人，长期在新疆，我觉得，至少这几年，我对新疆的很多事情还是比较了解的，至少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下面，我尽可能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客观描述，讲一讲四月份以来，这几个月在新疆的所见所闻。


1.4月8号，武汉解禁，我接触了接近三个月的居家隔离。鉴于新疆三月份就逐渐放开，那边工作需要，领导要求尽快返疆。


2.南航的直达一直在推迟改签，最后逼不得已，从西安中转。去之前，所有信息上报了在昌吉市驻地的社区，社区给予的说法是，如果全部是绿码，并且有7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就只需要居家观察，不需要隔离。


3.连乘到西安中转，被当地地勤告知，必须从明珠经济舱降舱，到最后几排去坐，因为这是新疆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通知的。并且由于是临时降舱，我甚至要补贴差价，哪怕是降舱。


4.飞机的前若干排坐着西安去乌鲁木齐的，飞机的大概后五排，统一安排从湖北各地去乌鲁木齐的。当然，包括武汉，也包括不是武汉的。


5.飞机抵达地窝堡后，有留观组的人员上机登记，后五排的人，挨个登记了所有信息，收取了个人登机牌和身份证，通知需要集中隔离。然后我们就先行下了飞机，被几个救护车拉到了机场边缘。（第一个让我觉得很离谱的事情是，我们和前面从西安出发的人，并没有任何隔离和界限。期间正常派餐，前排的人也正常经过我们后排去上厕所。为什么我们后五排直接拖走了，而前面所有人直接就能放行。这个真的没有任何风险么？）


6.然后，我们就被放在机场的一个角落，等待，等待行李，等待另外一拨留观组接手我们，等待某个大巴把我们拖走。等了多久呢？大概四个小时。一群人。几个飞机下来的人。混在一起。没有任何说法。就是等待。


7.终于，凌晨四点多的时候，我们上了一个大巴。然后在大巴上，我们又被要求填了三个表格，扫了两个二维码。不停的开始重复的填各种信息。得到的说法是。在飞机上登记我们的人，和他们不是一波，也和留观的不是一波。他们彼此信息并不互通。更离谱的是。大巴司机直到开出机场，都不知道我们这批人送到哪里，路上开到一半，才接到通知。我们被隔离到昌吉。


8.等我们到了酒店，又每个人填了两次全部的信息。这已经是飞机落地以后的第七次了。然后等我们这批人全部办好入住进了房间后。已经天亮了。


9.集中隔离花了14天，这14天乏善可陈，就是每天三餐+量体温。值得一说的是四个事情。


1）隔离餐是真的很糟糕。全疆统一安排，但是并不会根据隔离酒店的人员不同，有什么不同的配餐。好多人都是第一次从湖北去新疆，几乎可以说14天都是饿着过来的。懂的人都懂。不过我无所谓，我来了很久了。不管是丸子汤，拉条，还是什么其他的。我都可以。虽然几乎一天都吃不到一顿饭。不过我还OK。


2）本来留观组是可以允许你定指定商店的东西的。吃喝，生活日用品。然后在每天派餐的时候，由留观组给你带上来。放在门口。整体上，我个人觉得，其实是符合规定的。但是，在某一天，突然就宣布不行了。哪怕是亲属送来的水果，也不行。原因嘛，因为有督导组检查。


为什么检查来了，就不能了呢？到底是这个事情违规了，还是没违规但是怕麻烦了呢？还是什么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3）机场坐我后面的一个哥们，他的故事真的可歌可泣，也真的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时代的一粒砂。这个哥们暂且就叫A吧。我也不知道他名字。他的父亲春节前滞留在乌鲁木齐了。结果突发脑溢血，说是脑袋里面有颗瘤，然后就一直在乌鲁木齐救治。这会武汉一解封，A就过来办理相关手续，续费，以及可能的转院之类的事宜。并且已经跟医院报备了。来到留观酒店，也跟酒店反应了。但是请求在医院隔离的请求被驳回了。又过了几天，父亲病危，进了ICU，需要他签字。A请求留观酒店给他先做核酸检测，如果是阴性，能放他去医院隔离，并且能办理手续照顾父亲。被拒绝了。又过了两天，父亲死了，医院又要签字，又被拒绝了。又过了几天，要火化了，还是被拒绝。全程都是授权给父亲的朋友签字。这位兄弟，过来是为了照顾父亲的。然后隔离了14天，做完核酸，放出去后，抱着父亲的骨灰盒直接回武汉了。别说最后一面了。遗体告别都没有。


我们整个一起被隔离进来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是什么铁一样的规定，就一定要隔离14天以后才做核酸，就一定非要在酒店隔离。以至于这种天伦都无法作为特例操作下？何况人家还有从武汉带来的7天内的核酸和双抗阴性的报告。


4）另外一个哥们，在我们楼上，比我们先进来，隔离完14天后，出了报告，可能通知上午就可以出去了，比较兴奋，然后可能出了走廊，多次观望什么时候才能走。然后被留观组直接通知，由于违反规定，报告取消，延长隔离14天。恩。同时用大喇叭，整个酒店广播了两个小时。我们所有人被迫不停的听留观组告知必须严格遵守一切规定，否则就会被强制继续隔离。


违反规定，无话可说，但是我想说的是，他无非是比较心急，多次开门探头出来观望，走廊里面没有任何人，他也做了报告全是阴性，他到底造成了多大危害呢？强行又隔离14天，又要多花费多少国家资源呢？


10.14天，我的隔离结束了，第15天做的检测，15天的晚上才出结果，16天的上午我们才被放出去。在要放出去前，我给社区汇报了情况。我也特地问了留观组。需要等待社区来接我么。给予的答复是不需要。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刻离开酒店。可以自行行动。这又苦了A，毕竟新疆回武汉的机票不是说定就定的。不过留观组不管你这些。要你走你就必须走。


11.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做的核酸报告，没有出结果，也不给予个人。我拿到手的是一个解除隔离的通知。


12.回到我租的房子后，又主动给社区打了个电话，汇报了自己的情况。社区通知我。需要额外居家隔离14天。我一脸黑人问号。因为来的时候反复确认了。就是集中隔离解除后就没问题了。也问了酒店留观组。然而没用。社区包楼干部，直接带着两个社区民警敲门进了我租的房子。要我签居家隔离的通知书。我向社区要相关通知文件。社区表示没有。这是口头通知。并且告诉我。疫情期间所有相关政策随时可能变动，哪怕之前告诉我不需要，现在告诉我需要，也就是需要。


13.我是和另外一个同事合租的，如果我居家隔离，另外一个本来不需要隔离的同事也要一起隔离。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我询问社区，我能否在社区指定的一般酒店，自行居家隔离。得到的答复是可以。并且社区让我自行在几个酒店中选择一个，自己去办入住就行了。


14.我选了一个离单位和驻地都最近的酒店。一番波折办理了入住。并且老老实实的在酒店隔离。所有吃喝都是点外卖。放在门口。我等人走了后开门去拿。结果，五天后，督导组到我们社区来检查。还特地翻看了我居家隔离的录像。发现我确实没有出过门。但是说我丢的垃圾，不是专门清理的。所以，酒店不符合要求。于是强制在第五天的晚上11点，要求我退房，并且直接救护车又拉着我去了集中隔离的留观酒店，让我在留观酒店里面继续隔离9天。。。


15.于是，没有任何解释，也不听任何需求的，我被昌吉市隔离了16+14=30天。足足一个月时间。4.21-5.21我才成为一个在新疆政府心目中正常的人。社区给了签了解除隔离观察通知书。给我发了健康证。我的大数据行程码也只留下了昌吉这一个地方，绿油油的。很健康。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核酸检测，依旧没有报告。


16.我以为我很健康了，很符合要求了。然而我太天真了。社区、街道、派出所、防疫中心、留观组、机场的信息居然是完全不共享的。在5.21-6.1这剩下的10天时间里面。我每天要接5个以上的电话，宣称自己是XX部门的，然后统计一次我的个人信息。包括什么时候来新疆，航班信息，隔离酒店信息，隔离时间，现在住哪里，为什么要来新疆。10天时间内，我至少给20个不同的人汇报了上面的这些信息。


17.进入了六月，我以为，应该没问题了。我还是太天真。为什么呢。因为我身份证是武汉的。虽然已经六月了。虽然所有工作人员告诉我，并没有地域歧视。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在任何需要查身份证的地方，哪怕我是绿码。不管是国务院还是行程大数据，还是新疆自己的入乌红山登记码。都没用。哪怕我拿出来我解除隔离的通知，也没用。不管我来新疆多久了。因为我身份证是武汉的。所以在六月份。我去任何一个地方。我需要额外的到旁边去接受登记。然后还要给社区打电话核实，给街道派出所打电话核实。大概至少半个小时。我去任何一个需要查身份证的地方，都要比别人多花半个小时，填一个填了无数遍的表格。接受询问盘查和核实。


就！因为！我是武汉身份证！哪怕我已经来新疆接近两个月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你身份证不是湖北的，哪怕是你是从武汉来的，只要有核酸报告，六月份来新疆也不需要隔离和审查了。然而我这个来了新疆已经两个月的人，还需要不停的被核查。


18.事情的爆炸点，来自6月中旬，工作原因要去一趟哈密。我特地先跟社区汇报，并咨询了防疫中心，能不能去，需要办理什么。得到的答复是，可以正常通勤，只要是绿码就没关系。


OK，去哈密没什么问题，虽然进站出站少不了又是半个小时的盘问。但是从哈密回乌鲁木齐就不一样了。用车站留观组的说法是，因为到乌鲁木齐就叫进疆，哪怕你是从新疆其他地州到的乌鲁木齐。和外地到乌鲁木齐是一样的。


然后我被扣留下来了。甚至还影响了我所在车厢的前后左右一票人。


然后我被带到一边开始询问。我问他们，我都是绿码，而且当天上午才从乌鲁木齐去的哈密，我下午就返程了，是什么原因需要盘查我。得到的答案是。我身份证是武汉的。我是从武汉来的新疆。


我说，我4.21就来了。隔离了一个月，顺带给他们看了我解除隔离的证明。顺带我所有的码都是绿码。并且行程信息只有昌吉。我甚至都没在乌鲁木齐和哈密停留超过4个小时。


但是没有用。我被从头到尾，从4.21开始，盘查了一遍。打电话给我武汉的社区确认，打电话给我昌吉的社区确认，打电话给街道确认，给机场确认。我一个人，在火车站，被滞留了一个小时。就为了给他们各种确认。


哪怕我有证明！哪怕我来了两个月！哪怕我有隔离接触报告！就因为我身份证是武汉的！


19.这之后，我回去给我们领导抱怨。我说，别派我出差了。我乌鲁木齐都不去了。我就在昌吉呆着哪也不去了。虽然大家都说没有歧视武汉人。但是反正我身份证是武汉的。整个新疆的防疫人员对我都是特别敏感的。浪费国家资源，耽误基层人员时间，也耽误我自己，还影响心情。


20.然后，我老老实实的在昌吉就一直呆着。突然，7.10左右开始，不停的又有不同的机构给我打电话确定我的信息了。我预感不对。7.11号，接到派出所又在半夜给我打电话，详细的从4.21开始询问了我在新疆三个月的情况。7.12号早上，我被社区通知，我需要隔离。


21.黑人问号一脸，我TMD已经来新疆三个月了！隔离了一个月了！你现在又通知我要隔离。而且不知道原因，不知道持续时间。就告诉我，赶紧收拾几件衣服，救护车马上来找我，去留观酒店隔离。


22.到了留观酒店，留观组手上有一份54个人的大名单，留观组告诉我，这是大数据推送的。具体我们这54个人，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要隔离，不知道，隔离多久，不知道，哪里推送的数据不知道。一问三不知，唯一知道的是，我在名单上，所以我需要隔离。不管我怎么讲道理，也没用。


23.我们一票人，站在门口想讨要说法。社区和街道人员没有办法，开始挨个挨个打电话询问这个大名单到底是为什么。一直问到自治区的防疫中心，也没有准确答复。最后协调结果是，我们隔离一天，然后立刻做核酸和双抗，如果没问题就可以走。我们最终妥协，办理了隔离手续。


这，是我在新疆办理的第三次隔离手续。


跟我一起进来的人，我们互相交流了下，发现并没有任何交集，也找不到任何共同点。我当时只能认为我可能是因为一个月前去了一趟哈密？


然后住了一天，半夜留观组带着护士进房挨个采集。第二天大早，我们还被带到医院做CT。做完CT，我们直接被原地解放。没有核酸+双抗的报告和结果，也没有CT的结果。我们只是被隔离起来一天，然后做了三项检查，然后就放了。


这是我来新疆后，做的第三次核酸+双抗了。依然没有报告。


24.我一直很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我看到了7.15的新闻。以及7.16乌鲁木齐通知封城。我豁然开朗。原来是这样。


25.乌鲁木齐7.16封城封小区后，昌吉和乌鲁木齐的道路就封锁了。但是昌吉内部并没有封闭。还是在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我们询问社区，这个时候能离疆嘛？社区说，只要有7天内的核酸报告并且能去机场能买到票就能离疆。询问，昌吉和乌鲁木齐隔断了，怎么去机场呢？社区表示不知道。


26.如果你的行程码没有乌鲁木齐，你在昌吉就是正常的。如果你的行程码有乌鲁木齐，那么你就需要居家隔离，等待上门核酸检测。时间一天天过去。10天了。乌鲁木齐每天的人数在缓慢增加，流调信息完全没有，昌吉并没有任何迹象的。突然在7.26通知。昌吉要封城了。于是大家一窝蜂的去屯物资。然后7.26晚上，小区被封锁了。


27.我们同事一共五个人。在小区里面租了三套房子。其中有一套是餐厅，是厨师和司机住的地方，刚刚开始隔离的时候，我们还是被允许去餐厅吃饭的。因为另外两套住房是没有开火条件的。大概在7.29，社区集中做了核酸检测。五人一组。但是7.30就通知了，说这次核酸检测，不出意料的也不会有报告。


28.7.30询问社区后，得到通知，昌吉州人民医院，昌吉州中医院，昌吉市人民医院，都能做核酸检测并且出报告。有核酸检测后，就可以申请离疆，统一安排车去机场。


然后我就联系爱心出租车，奔波这三个地方。得到的答案都是，做的人太多了。所以不做了。一下午，我给防疫中心，救治中心，等等不同的机构打电话，询问，哪里还能做。得到的答案是不知道。不是他们安排的。信息不确定。需要我反复询问医院。


29.7.30晚上，突然通知要封锁单元门，所有住户不允许出门了。核酸检测申请上报社区，然后填一个表，然后排队等通知看什么时候集中安排做。在询问我们能否去餐厅吃饭后，得到的答案是不能。要求志愿者送饭，我们给钱。得到的答案是否定。某位楼管干部在态度恶劣的挂了若干次电话后，给与了两个他认为“合理”的办法。


1.自己重新买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然后不会做饭就打开百度学着做。


2.我们所有人都搬到餐厅去，五个30多岁的男人，挤两张床睡觉。


他认为，这两个办法，都比我们餐厅做好了。麻烦志愿者给我们送到我们楼栋，我们为此支付一笔费用来的合理。


30.终于，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在7.31下午来到了。


1）可以送饭了。不用挨饿了。


2）所有申请离疆的人员，需要居家隔离满14天后，才能申请做核酸和双抗，然后排队，等做了是合格的后，统一安排离疆。


恩。先隔离满了再做。然后回武汉继续再隔离14天。NICE。又一个月没有了。


好了。经历说完了。我说点我自己对新疆防疫工作的看法。仅代表个人观点和推测。不一定是实际情况。


1.基层人员，特别辛苦，特别特别辛苦，特别特别特别辛苦。每天有大量的工作乃至重复工作要做，承担了太多责任，并且没有统一的标准和通知。


2.新疆防疫工作，特别糟糕。哪怕不考虑瞒报的情况，所谓的维持多久多久的零增长，不是来源于控制的好，而是来源于很少人去，并且完全不考虑GDP和经济发展的一刀切政策。


3.新疆的防疫工作特别乱，各个部门之间没有信息平台，数据完全不共享。于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站点，每一个街道社区派出所，每一个单位，都需要独立的统计，然后上报。导致了大量的毫无必要的重复工作。


4.明面上的通行绿码或者其他什么数字信息证明，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和重视。基层已经被繁重又反复的各类事务忙的冲昏了头脑。所以遇到任何事情，只能用最简单的一刀切政策。尽可能的减轻自己身上出错的压力和责任。


5.实际的检测我认为大多数是不合规范的。至少我认为咽拭子的采集就不太规范。更重要的是。不论是留观，还是集体做的，我做了五次检测了。没有任何一次给了我报告。没有任何一次告知了我结果。我们只能通过社区没有找我，说明我没问题，应该是阴性，这样来进行推断。


6.流调工作没开展或者无法开展？因为新疆的防疫是真的外紧内松。对外地来的人，特别严格。表面上都特别严格紧张。但是对自己内部居民，或者说身份证是新疆的人，防疫工作近乎摆设。他们这批人几乎是默认不需要检查的。绿码一晃而过，都不一定看了是APP还是图片，是多久前的绿码。各个地方，大爷大妈们小朋友们，都不戴口罩，聚集一起唠嗑下棋。归根结底就是，他的防疫工作就是一个表面的完成任务，完成上级交代的突入起来的，两个小时以后可能就改变的任务。基层的工作太繁重，以至于，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精细化管理。


7.目前是乌鲁木齐封城第16天，昌吉第6天。感染人员逆势越来越多。在乌鲁木齐完全封城16天后，感染人员一天比一天多。重症已经50+了。那么请问，乌鲁木齐到底感染了多少人？是每天增加100多例，还是每天放出100多例？


8.昌吉在乌鲁木齐封城的前10天，并没有跟随乌鲁木齐一起封城。而这16天一来，昌吉大概总体上报感染就不到5例？然后今天又多了一例，然后还是乌鲁木齐输入的？我就想知道，人家已经封城16天了。是怎么输入的？能公布一下么？如果到现在16天了。才一两例，还都是输入的。为啥昌吉突然要封城了？


9.整个新疆，防疫工作，完全不透明，居民没有任何知情权，甚至社区基层工作人员都不知情。各种防疫措施和上报人数在逻辑上就无法闭合。至今也没有公布任何一个人的流调。我就想问问。这个疫情要持续多久？多久才能公布这些早就该公布的数据和信息？

【區選前瞻】西貢區山頭林立 「撞區」全因無大台？

https://www.hk01.com/01%E8%A7%80%E9%BB%9E/392326/%E5%8D%80%E9%81%B8%E5%89%8D%E7%9E%BB-%E8%A5%BF%E8%B2%A2%E5%8D%80%E5%B1%B1%E9%A0%AD%E6%9E%97%E7%AB%8B-%E6%92%9E%E5%8D%80-%E5%85%A8%E5%9B%A0%E7%84%A1%E5%A4%A7%E5%8F%B0

西貢區選各黨派山頭林立，某程度反映民主派過去十年的派系鬥爭。本來將軍澳一直為傳統兩大政黨民建聯及民主黨，以及當地地區組織公民力量三分天下之局面。自以新界東支部為骨幹、西貢區議員范國威為首的民主黨少壯派2010年因不滿黨內主流派與中聯辦談判政改方案憤而退黨，民主黨於當區影響力已大不如前。民主黨雖有2008年劉慧卿帶領前綫系人馬來投，但自2016年劉慧卿交棒予林卓廷，林卓廷與黨內舊前綫系人馬之磨擦愈演愈烈。去年末新界東支部59人退黨，便直斥林卓廷「人格卑劣」、「毫無政治道德」，當中便以劉慧卿昔日愛將，將軍澳民生關注組主席柯耀林為首。

本屆派出十人參戰的將軍澳民生關注組亦於多區與民主派「撞區」，其中以都善選區關注組派出李栢棠對撼民主黨的莊榮輝，共同挑戰現任議員、專業動力的張展鵬，亦為觸發民主黨分裂之導火線。原因為多次出選中西區而高票落敗的莊榮輝，因轉投林卓廷空降將軍澳，而跟新界東支部的既有勢力發生齟齬，更在「撞區」問題上各不相讓，而令柯耀林最終率其團隊出走。另外本屆新增選區海晉，亦有將軍澳民生關注組之趙志民跟新民主同盟黎煒棠「撞區」，加上專業動力的林樂儀，以及取態不明的無黨派劉偉卓及何金榮，成為當區競爭最激烈之一的五人混戰。

拆大台下的協調之難

選前民主動力曾努力試圖協調各個黨派之「撞區」問題不果，最終拒絕為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給予認證支持，反遭關注組批評勿以「大台」自居。事實上民主動力身為一個第三方協調機制，不論基於何等標準認證某一位民主派參選人而非另一位同區民主派參選人，皆必然會惹來參選人及其支持者不滿，批評其厚此薄彼，對於民主動力公正中立的協調者形象，一定會受到削弱。然而一旦沒有民主動力這類角色存在，民主派「撞區」情況亦很可能會更加嚴重。沒有民主動力所謂的認證，選民亦未必有「棄保」的憑據，集中票源予某一民主派候選人，以防因分票而讓建制派漁人得利。此可謂民主動力存在及其角色所面對之矛盾及其值得深思之地方。

今屆選舉西貢區另一特色，在於當區有一個相當有實力的「第三勢力」方國珊。本為自由黨成員、田北俊弟子的方國珊於2010年脫黨後參選日出康城所在的環保選區報捷後，以有別於傳統建制派的激烈行動反對擴建將軍澳堆填區而贏取聲望，被視為既非民主、亦非建制的中間派代表，更在多次立法會選舉及補選中取得不俗成績，以其智庫專業動力之名義，繼續擴大其在區內影響力。方國珊之例子證明不採取強烈政治主張，走中間路線的民生實力派，確有其生存空間。不過在反修例風波的非藍即黃的氛圍下，區議會選舉勢必政治化，方國珊避談政治、只講民生的策略是否仍能奏效？

有趣的是，當民主動力為協調民主派各派系「撞區」而頭痛不已，標榜既非民主、亦非建制的方國珊，其專業動力竟未如上屆一般受到建制派挑戰，反而紛紛「讓路」予專業動力參選人。此種「巧合」是否一種「默契」，抑或是建制派向方國珊之「統戰」手段則不得而知。然而當方國珊本人於環保北面對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的陳展浚及獨立民主派何梓聰，其前助理張美雄於環保南面對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的姜新華及自稱「獨立素人」的吳可淇，張展鵬於都善面對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的李栢棠及民主黨莊榮輝，陳繼偉於維景面對將向天晴葉子祈及報稱獨立民主派的黃成光，幾乎都是以一敵兩名民主派。可以肯定的是，在民主派內訌，建制派讓路下，方國珊及其專業動力的勝算應可再添一籌。

西貢區有民主派、「素人」、建制派、「第三勢力」眾多黨派山頭林立，出現「撞區」局面實屬正常。然而在區議會選舉單議席單票制度下，候選人要以簡單多數決勝出選舉，便必須要尋求跟立場相近之人士合作，以免贏選票輸議席的情況出現，此值得從政者深思，畢竟投身政治，合作本來便是重要一課。建制派與方國珊既能達成得微妙的「協調」，民主動力身為協調民主派候選人之機制，實在有需要再下苦功。

【註】范國威同區候選人為無黨派楊聰、戴卓然、劉志成；柯耀林同區候選人為民建聯莊元苳。

“新疆文件”说明了什么？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91121/china-xinjiang-documents/

近日泄露给《纽约时报》的文件不仅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新疆政策的依据和执行情况，新疆是中国西北部一个名义上的自治区。它们还打开了一扇窗，表明中国如今如何运转，无论是在党国体制的顶层还是更接近底层。这揭示了中共的两个特点：它的可怕权力和它的根本弱点。

从摘录的文件和报道中，我们得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2014年春季的三起恐怖袭击作出了强烈反应。此前，对于新疆的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及其他主要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党的政策大体上基于这样的理论，即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将消除任何异议。这种想法源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家认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是由阶级关系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在2014年的袭击事件之后，习近平抛弃了这一想法，在一系列讲话中得出结论，事实证明，仅靠物质手段不足以平息新疆的分裂主义情绪。

习近平宣布，今后将有必要通过精神手段转变新疆穆斯林的思想。这引发了后来的一场大规模教化运动，清除习近平和中共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的“病毒”。在实际中，这一努力意味着针对伊斯兰信仰的日常表达（拥有《古兰经》、祈祷、戒烟戒酒、斋月期间禁食），甚至非汉族文化的世俗层面（比如维吾尔语和音乐）习近平还呼吁通过高科技系统和低技术的地面部队扩大监控范围。

在2016年8月，此前任西藏党委第一书记的陈全国接任新疆同一最高职位后的两年里，约35万人被捕和起诉，超过100万维吾尔和哈萨克人被法外拘禁以接受教化。一些被拘禁者后被转移到与拘禁营相关联的工厂，在那里他们被强迫低薪工作，有时甚至没有工资。

泄露文件中出现的一些最发人深省的启示，与接到强制执行习近平行动任务的当地汉族官员的反应有关。不出意外，当近2000英里外的北京党中央要求因涉嫌思想罪把数千名民众关起来时，在新疆生活和工作多年的官员犹豫了。例如，我们详细了解了新疆西南部约80万人口的莎车县党委书记王勇智是如何与这一命令作斗争的。

王勇智可能不应被视为英雄。他确实在莎车县的拘禁营和其他安全基础设施上花了1.8亿美元，最初拘禁了2万人。但他最终释放了约7000名被拘禁者。中共在公开谴责王勇智的声明中指责他腐败。然而，根据一份泄露的党的报告和王勇智的认罪书，他说外界对当地情况知之甚少。他写道：“上级的决策部署与基层实际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

由于莎车县如此之多的劳动力被关起来，王勇智担心它的经济会下滑，他将无法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从而影响他的职业发展机会。王勇智似乎还怀疑，长期大规模拘留不会让维吾尔人热爱中国共产党（我们从其他渠道得知，许多家庭被拆散，成千上万的孩子被送到公立寄宿学校和孤儿院）。

持怀疑态度的不只王勇智一人。新疆的报纸提到，邻近的阿克陶县委书记谷文胜也被清洗。报纸没有透露，当地汉人官员反对中共的大规模拘禁政策是否出于良心的苛责。但它们表明，官员们出于实际理由进行了抵制——并因此受到处罚。事实上，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文件提到，对被怀疑未充分履行北京命令的新疆官员的行为进行了逾1.2万项调查。

就此而言，泄露的文件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庞大权力：党可以逮捕成千上万的人，无限期地拘禁他们，同时让其他公民保持沉默，迫使官员服从。但它们也暗示了它的弱点。

官员们不仅在暗中抵制高层施加的政策——现在，他们还泄露了这些能证明有罪的文件。但在边缘化和处罚这些人的过程中，中共不仅在吞噬自己：它还在向专家的意见宣战，剥夺自己对新疆当地情况的第一手知识。就像毛泽东时代一样，中共再一次切断了与现实的联系，切断了执政所需的信息。

本文作者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是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历史学教授，著有《欧亚十字路口：新疆历史》(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和《丝绸之路：一部简史》(The Silk Road: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侍建宇：北京的反恐论述不符合新疆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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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10周年。2009年6月底，广东韶关某工厂发生的一起汉人与维吾尔人斗殴事件引发连锁反应，几天后演变成一场严重的族群暴力冲突。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字，这起事件共造成197人死亡，另有1721人受伤。此后十年，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监控日渐加强，封锁信息流通的同时，近年来更有国际媒体和人权团体披露，大批维吾尔人被非法关入一些再教育营。中国政府一度否认这些再教育营存在之后，承认在当地建立的是所谓职业培训中心。无论名称如何，这些封闭的中心关押的人数可能至少有上百万人。如此规模的非法拘押吸引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十年前的七五事件对中央政府的新疆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何理解中国新疆政策十年来的演变？新疆境内的反恐形势是否如当局所说那样严峻？我们电话采访了一直关注新疆问题的台湾中亚学会秘书长、目前在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任教的侍建宇先生。

七•五事件是一个分水岭

法广：2019年是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十周年。十年后再回首，这次事件究竟是一次什么性质的事件呢？这次事件对中央政府的新疆政策有什么影响？

侍建宇：（政策）当然已经有了一些变动、一些调整。我想分几点来说。

如果从当地的情形来看，2009年的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过去，尽管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国的管治、统治可能有一些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但是当地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并不是那么恶劣。但在七五事件之后，新疆社会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变得非常清楚了。这是2009年七•五事件最重要的一点。当时，中国政府对应的策略，一方面是派遣张春贤担任党委书记，开始用怀柔策略，另一方面主要是想用经济发展的方法，来调试民族问题。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它认为七•五事件基本上是由于经济发展造成当地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后果。这是北京的角度看。北京认为，从１９７８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确在当地造成贫富不均，所以想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矛盾。可是，事实上问题并不是那么单纯。经济矛盾当然有，但是也不能忘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民族问题存在。当地少数民族感觉，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９年七•五事件发生的时候，当地的汉族移民和当地政府并没有好好地照顾他们，社会问题就转变成了民族问题。而这种民族问题基本上到七•五事件发生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重新调整过来。

北京当然希望用经济的方法去调整，但似乎成效一直不好。

后来，我们都知道，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新疆各种暴力事件频繁不断。再加上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开始，新疆当地少数民族大规模向外迁徙，经过中南半岛，也就是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往土耳其方面移动。人数规模非常大，至少有两万人。

这个情形之后，北京发现情况不如当初预期，也就是在西部的跳跃式发展的经济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可能自２０１６年开始，就有了新疆再教育中心的设计。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解决。

当然，从２００９年的乌鲁木齐事件，到现在（的发展）来看的话，这些再教育中心的设立，对于北京政府来讲，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的措施，它必须要通过这样方式来维持当地社会的稳定。但从当地人民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一种不公平、也不人道的做法。

法广：为什么中央政府以发展当地经济为主的措施没有奏效？

侍建宇：这又牵扯到几个问题。在２０１０年张春贤接任新疆党委书记之后，他使用的一些政策可能使得当地原来的统治阶级，也就是政府的干部不适应，完全没有办法知道怎么样去用怀柔政策统治当地。同时，中国从东部调用很大经济资源往西部流动的时候，这些资源是不是能够公平地、适当地分配到应该照顾的人身上，好像也不是那么成功。所以，这个策略到２０１４年的时候就完全失败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的时候，当地几乎每个月都有暴力事件发生。这就牵扯到当地干部可能完全放松了管治，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怀柔”，就干脆不管了，产生了某种怠工的情形。甚至当时还产生了各种阴谋论。再加上当时有很多伊斯兰教（思潮）从外部传入，（当地）基本上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又有那么多人向外迁徙，这都已经被证实了。所以，２０１４年，中央的一次工作会议决定，这个政策推不下去了。事后我们也发现，张春贤被换掉了。现在的党委书记陈全国上台，开始了现在这种全面的再教育中心政策的实施。

中国政府的反恐论述不符合当地真实情况

法广：2013年、2014年开始有大批维吾尔族人向外迁徙，这些迁移的流向是哪些地方？他们只是想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生活的环境呢？还是也有人流向了一些，比如冲突严重的地区？

侍建宇：向外迁移的原因很多。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对当地的社会生活环境不满，希望找到另外的好的生存地方。在一般维吾尔族人的心目中，可能土耳其是最好的去处。当然，他们到那里之后，可能不再这么认为，但在向外移出的时候，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很多人迁往土耳其。还有很少一部分人可能因为过去二、三十年受到了某些不公平对待，心怀对政府的不满，就加入了叙利亚反抗军的一些运作，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战场出现。

法广：再教育营措施和中央政府的反恐措施、和打击极端势力的政策有怎样的关联？

侍建宇：中国可能从（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之后，都是用反恐的话语论述，来讨论新疆的社会不安定情况。这不完全正确。因为在２０００年的时候，或许有很少部分人，大约几十个人，加入巴基斯坦或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但人数非常、非常少。那时候根本没有太多维吾尔武装分子存在。但中国通过联合国、通过美国，加入全球反恐战争的话语论述之后，把（新疆）问题往这边推，实际上这并不符合当地的真实情况。２００９年的七•五事件，因为是一次暴力冲突，政府又往这个话语论述上推，说有很多的恐怖分子……当时所指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这个组织。但这个组织事实上并不是我们所了解的定义上的恐怖组织。

这种论述一直延续到现在。对于那些再教育中心，中国政府依然说这是反恐措施，要想办法把这些所谓被恐怖主义影响的老百姓去极端化。当然，这种“去极端化”非常狭义，主要是针对他们的伊斯兰宗教信仰。但是，信伊斯兰教的人是不是都是恐怖分子？当然不是。只是中国政府在２０１４年以后，一直用这样的话语论述，来讨论再教育营的内容。

我们不能否认，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开始有人向土耳其、叙利亚等地流动迁徙的时候，有些人加入了叙利亚反抗军的战场，也有非常少的人进入了所谓的伊斯兰国武装的阵地。的确有这些人存在。可是，这些人到底有多少能力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这是值得质疑的。毕竟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有非常致命的威胁或攻击产生，反而是叫嚣的成分、国际宣传的成分、威吓的成分，大于实质的危害。这才是现实状况的描述。

法广：伊斯兰国武装节节败退的形势，造成不少圣战分子回流。这种形势与中国政府近年来大批关押维吾尔人的行动是否有什么关联？

侍建宇：这也不是很正确的说法。因为（圣战分子）回流很可能，需要经过层层关卡，各个国家的层层管制，并不是那么容易往中国回流、流窜。有些人可能流窜到东南亚，比如菲律宾南部或印尼等地。但人数也是非常少，能流窜会中国的更是极少数，真正的问题可能还是停留在叙利亚和土耳其。但是，中国以此作为总政策论述，来把再教育中心、再教育营政策合理化。

用反恐的论述当然有点太过夸张，不过，新疆伊斯兰教的发展可能的确对中国政府造成了一些“冲击”。我这里说的“冲击”是抽象的冲击，不是实质的损害。中国政府感觉没有办法管治这样的宗教形式发展，所以开始使用一种更极端的方法，想让他们把所有的伊斯兰宗教的运作和信仰方式全面去除掉。比如不许他们蓄留胡子，不准他们做礼拜，甚至还有消息传出来说强迫他们喝酒、吃猪肉、不准封斋等等。想用再教育营，告诉他们不能这样信仰宗教……这与其说是去极端化，不如说是去伊斯兰化，或去宗教化。当然，最后的目的，可能是希望他们变成所谓的“中国好公民”，让西部的人，尽管他们在民族识别身份上不同，但与汉人不要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有让他们学普通话或国语、让他们过北京认为的所谓“现代化的生活”，等等的措施。

强制同化政策能否得到预期效果值得怀疑

法广：就是一种强制性的汉化政策……

侍建宇：是强制性的同化政策，不一定是汉化政策。

法广：从这两年传出的消息，以及从各方媒体和人权组织的调查来看，新疆这些再教育营里可能有上百万人。还有说法人数更多。这些再教育营，真正走出来的人好像不多。这种政策的前途是什么呢？中国政府的目的是什么？要永久关押这些人么？

侍建宇：应该说再教育中心扩展到最大规模，大概是在２０１８年下半年。后来因为联合国的介入、一些人权组织的介入（新闻媒体对此可能并没有报道），情形开始有些放松。开始有一些比较“人道”的处理 当然不能说是“人道”，只不过是放缓了过去那种高压强制的情形。比如，开始有些人被释放回家，也有些人获得护照，如果当事人有些外国联系的话，他们可以离开中国，甚至回到中亚、去欧美等西方国家。是有一些放缓的措施，但让他们在这些再教育中心集体学习，不管是去宗教化，还是想办法把他们同化成北京理想中的中国公民的样子，这个步调并没有减缓。

从国际社会角度来看，在当前国际政治运作中，（国际社会）也很难去干预“中国内政“，毕竟新疆在法律上、在法理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一般西方国家，或者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只能想尽办法，让中国做出一些比较合理的调试，并没有办法让中国解散再教育营。

基本上在再教育营中的人都没有犯法。中国会不会关闭这些再教育营？目前看不太可能。这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同化或者说转化政策，中国政府似乎自2014起，直到现在，已经下定决心，想要实现这样的全面转化。这样的政策最后会不会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这是很令人质疑的。因为在过去，无论是在前苏联，或在其他地方，这样的转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带来一些改变，但是把一个民族完全同化、透过人类的这种大规模的高压政策的努力把他们完全转化，好像不太可能。

“一带一路”：新疆地位非常关键

法广：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与政府的新疆政策，两者之间有怎样的互动关系？

侍建宇：当然有非常大的影响。不能从短期来看，要从长期看。因为新疆在中国的“一带”，也就是丝路这个经济带上，地位非常关键。陆路向西，基本上都要经过新疆，然后进入中亚，或者向南，经过南亚，经过巴基斯坦、伊朗，再到土耳其。新疆的突厥族少数民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长远来看，如果能把这些人的政治身份、政治认同做一个完全的修改的话，中国将来可以透过他们在西部地区，也就是在欧亚大陆，做很多事情。当然这是中国希望得到的理想效果。实际上可不可以达到不知道。

另外，从区域或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新疆问题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一些关注。但有些国家也做出了妥协。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所谓的穆斯林国家都没有对中国新疆再教育营政策在国际上发声。他们可能一定程度也愿意配合中国政策这样的发展，他们可能有实质的经济上的利益考量。所以他们往往不会发出什么反抗的声音。这一点在过去两、三年体现得非常明显。

招募线人，强迫归国，扣押遣返：北京长臂伸向海外维族人

时间：2017年8月3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beijing-long-arm-control-overseas-uyghurs-20170802/3969939.html

华盛顿 — 流亡美国的维吾尔人伊利夏提不久前接到一通电话，一位在美国学习的维吾尔人说，有个自称新疆乌鲁木齐安全局的人给他打电话，以他在中国的母亲和姐姐做威胁。

“他们在电话中要求他要么回来，要么为他们工作。他说，你把知道的那边维吾尔人的情况告诉我。”

作为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过去几个月来，伊利夏提听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加州的一位维吾尔族学生也受到威胁，基本模式如出一辙。

“小伙子很着急，问我怎么办。我说拉黑，把微信从你的手机上去掉，切断和家里人的联系，”伊利夏提说，“我告诉他们全部通报给FBI，实际上也有两个人给FBI讲了，FBI也到他们家里。我要他们把对话录下来，全部转给了FBI。”

伊利夏提记得，以往中国安全部门也采取过类似手段，试图招募海外维吾尔人做线人，但是从来没有过像今年这样严重的情况，“特别是过去两个月，年轻人几乎每家都收到电话了。”

​“中共的手越来越长，”流亡德国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多力坤·艾沙对美国之音说。

多力坤最近在罗马被警方短暂扣押。当时，他受邀在意大利参议院就有关中国政府镇压维吾尔人的问题作证。

7月26日上午11点半左右，听证会前半个小时，多力坤来到参议院大楼门口，看到那里围了很多人，“我以为是记者，结果是意大利警察，”他说。

警察的手上都握着他的照片，核对过证件后，警察要多力坤跟他们走一趟。

他被带到三个多小时车程外的一个警察局，三四个警察在一间小屋子里向他问话。

“我问他们怎么回事，为什么带我来这里，我是德国公民。他说之前中国政府有accusation （指控），有个中国政府的通缉令，中国政府要求这样。”

2003年，中国公安部把多力坤列入“东突”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名单，并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了红色通缉令。但是目前国际刑警组织的网站上看不到通缉多力坤的信息。

两个多小时的问讯、按指纹、拍照、联络德国政府后，意大利警方对他说，还要再联系国际刑警组织，才能决定要不要放人。

“我跟他们说，联系也没用，国际刑警组织的负责人是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多力坤说，“他们说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必须这么做。”

三个半小时后，多力坤获释了。他在意大利参议院第二天的活动也因据称的中国压力被迫取消。

7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多力坤·艾沙是国际刑警组织和中国警方红色通缉的恐怖分子，将其绳之以法是有关国家应尽的义务。”

过去，多力坤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麻烦。2009年他在韩国机场被移民官员扣留四天；2016年他入境印度的电子签证被拒。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曾称多力坤为“某些国家滥用红色通缉令的受害人。”

但是多力坤说，他从来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欧洲国家。

“意大利是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法治国家，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发生这样的情况对我来说是很遗憾的，”他说。

不过，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认为，生活在西方的维吾尔人还是相对安全的，因为西方国家大都遵循法律，承认基本的人权价值观，不会听任中国政府摆布。

“但是亚洲的一些独裁国家，还有像埃及这种军政权国家，很容易被中国收买，中国政府给点钱，就要求他们逮捕、驱逐维吾尔人，”他说。

自2013年以来，马来西亚当局以“涉嫌恐怖主义”为名遣返了至少28名维吾尔人。2015年，泰国将100多名蒙着头套，带着手铐的维吾尔人押送回中国。

事态的最新的进展是，埃及安全部队正在大规模拘捕、遣返维吾尔留学生。

当地学生和活动人士对英国《金融时报》说，中国官员自5月起，向海外维吾尔族学生发出通知，要求他们立即回国。他们的父母往往已被当局扣押。

总部设在海牙的权益组织“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UNPO）的报告说，7月6日，埃及当局遣返了至少12名中国籍维吾尔族学生。目前仍有约150人被扣押，面临立即遣返。

报告说，“埃及各地的维吾尔族学生晚上不敢睡在自己的床上，害怕被从家中带走。这种恐惧也波及到那些已经在埃及生活了一段时间的维吾尔人家庭。他们担心无法继续获得合法居住的文件。”

该组织证实说，很多按规定主动回国的学生一到中国就立即被捕，家人无从知晓他们的下落。

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说： “ 有一个学生回去了，这是我知道的，回去以后就被放到学习班，然后就失踪。有一个是阿克苏（位于新疆西部）的维吾尔学生，他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学习。他的母亲不停要求他回去。回去他被抓了，被判了五年还是六年徒刑。”

“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获得的最新消息说，两名维吾尔族青年男子的尸体近日被交还给家人。他们是18岁的阿布都热西提和21岁的阿拉法特。二人回到中国后就进了学习班，目前尚不清楚他们为何死亡，死因为何。

该组织项目官员尼可莱塔·恩瑞莎从布鲁塞尔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强烈敦促结束这场运动，让这些学生能够在海外留学、生活。我们强烈谴责这些做法，”

中国和埃及官方对中国籍公民在埃及被拘押一事表示知情，但称这些人被拘押的原因是他们违反了移民法律。

聯手打擊東伊運 土耳其對華示好

http://hk.on.cc/hk/bkn/cnt/commentary/20170807/bkn-20170807003618621-0807_00832_001.html

土耳其外交部長恰武什奧盧日前訪華，正式決定將疆獨組織「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東伊運）列入恐怖組織名單。這是土耳其對華政策的一個重大改變，也是中土雙邊關係發展的重大進展。處於內憂外患的土耳其，終於向中國作出妥協。

東伊運是疆獨恐怖勢力中最具危害性的恐怖組織之一，其宗旨是通過恐怖手段在新疆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國」。過去二十多年，該組織在中國境內製造了上百宗襲擊，造成巨大的傷亡，包括在北京奧運期間該組織成員駕車輾斃邊防武警，以及製造駕車衝擊天安門事件。

東伊運被美歐等西方國家定性為恐怖組織，但土耳其卻長期拒絕。土國總統埃爾多安具有濃厚的奧斯曼土耳其情結，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夠恢復大土耳其榮光，因此將新疆的維吾爾族人視作「同宗兄弟」，對疆獨組織更是公開保護。二○○九年烏魯木齊駭人聽聞的七五事件爆發之後，全球只有土耳其政府站出來力挺製造屠殺的疆獨恐怖分子，指摘中國恢復秩序的措施為「鎮壓」。

更讓中國政府憤怒的是，土耳其政府駐東南亞各國的使館協助維吾爾族人偷渡到土國。過去五、六年間，不少維吾爾族人南下雲南、廣西一帶偷渡出境，進入緬甸、泰國、馬來西亞，從土國駐當地外交官手中獲得土耳其護照飛往伊斯坦布爾。二○一四年在雲南昆明火車站製造大屠殺的疆獨分子，就是因為出境被阻，就地搞「聖戰」。

土耳其之所以庇護疆獨勢力，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進一步壯大土族人口，與爭取獨立的庫爾德人進行「硬撼」；二是利用這些人為炮灰，為拓展奧斯曼土耳其的勢力範圍打前鋒。但埃爾多安沒有想到的是，過去幾年圍繞敍利亞戰局，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東伊運成為阿蓋德以及伊斯蘭國極端武裝的分支機構，變成窮兇極惡的國際恐怖主義勢力。

更重要的是，東伊運對曾經豢養它的土耳其政府反戈一擊，認為埃爾多安與俄羅斯、伊朗站在一起，背叛了穆斯林遜尼派。在今年初伊斯坦布爾發生的多宗爆炸襲擊案，便是由東伊運組織一手操辦，埃爾多安養虎不成反遭虎噬。

目前，土耳其處於風雨飄搖之際，內有居倫組織的叛亂、庫爾德工人黨的獨立運動、東伊運組織的暴亂；外有敍利亞戰爭的影響，捲入卡塔爾與沙特、阿聯酋等的內訌，以及歐盟難民危機。從某種意義上說，土耳其是國際環境最惡劣的國家之一，在這個敏感時刻，埃爾多安急需中國的幫助，因此用打擊東伊運作為見面禮，也是合情合理，但中國必須提防土耳其反覆無常。